卷四
否？”公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従二人为实。”又问：“隋代谁作起居舍人？”公对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见虞南说，祖浚作舍人时，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
译“是吗？”魏徵回答说：“现存的极少。”太宗说：“起居注既然已经没有了，为什么现在还能编成史书呢？”魏徵回答说：“隋朝的旧史，遗失遗漏的很多。等到我们撰写记录时，都是靠访查采访，或者是他们的子孙自己提供家传资料来参校，三人传述的内容，以两人说的一致为真实。”太宗又问：“隋朝谁担任过起居舍人？”魏徵回答说：“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和虞世南等人。我常听虞世南说，崔祖浚担任起居舍人时，很想记录皇帝言行，只是隋朝皇帝的心思不在这方面，每次需要书写时，掌管文书、笔墨的部门大多不能立即供应，因此，他私下用笔抄录，不仅因为战乱而散失零落，当时也没有全部具备。”
○对帝王有盛衰
太宗谓侍臣曰：“观古来帝王，有盛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其过，以至于灭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遍览天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公对曰：“自古亡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等滥当重任，今又亲蒙诫勖，唯知自励，敢不尽心。”
○对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时百姓，假有财物，岂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所科差，人人皆得营产业，守其资财，即我所赐。向使我徵求无已，虽数赏赐，亦不如不得。”公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于其间哉。”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晋文公出畋，逐兽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従出我且厚赐汝。’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大海之中，厌而数移徙之小泽，则必有缯弋之忧；鼋鼍保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网罗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大远也。’文公曰：‘善。’谓従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于诸侯，内逆人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对月令早晚有
太宗谓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对曰：“今《礼记》所载，《月令》起自吕不韦。”太宗曰：“但为政专依月令，善恶复皆如所记否？”公对曰：“秦汉已来，圣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设教，劝人为善，所行皆欲顺时，善恶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时，三皇五帝并是圣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对曰：“计《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书》云：‘敬授人时。’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对读书善事
太宗问曰：“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数人，何因政化犹不及文景？”公对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于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方圣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为政者皆欲比于尧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终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尽心竭力，及得富贵，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确论至理，诚如公言。”
○对弘演内肝
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对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护之，谓让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为智伯，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何患无人。”
○对怀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常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减隋时。怀洛已东雕残，人不堪命，而畋猎尤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游畋，是不得复至洛阳矣。’夫四时搜狩，既是帝主常礼，今幸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争，自有常准。臣贵有辞，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公对曰：“国家开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极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片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丑词。
译○ 关于帝王有兴盛衰败
太宗对侍臣说：“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有兴盛也有衰败，就像早晨和傍晚一样，都是因为遮蔽了他们的耳目，忠诚正直的人不说话，奸邪谄媚的人却日益进用。既然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以至于走向灭亡。我身处深宫之中，不能遍览天下，所以把你们布置在各地，作为我的耳目，不要因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放在心上。”公回答说：“自古以来亡国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理政务时忘记混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明安定，于是能留心政道，常常像临深渊、履薄冰一样谨慎，国家的国运，自然会长久。我们滥担重任，现在又亲自受到您的告诫勉励，只知道自我激励，怎敢不尽心竭力。”
○ 关于隋末百姓不能保全自己
太宗说：“隋朝时百姓，假使有财物，岂能保全自己？自我拥有天下以来，用心抚养百姓，没有苛捐杂税，人人都能经营产业，守住他们的资财，这就是我所赐予的。假使当时我征敛无度，虽然多次赏赐，也不如不赏赐。”公回答说：“尧舜在位时，百姓也说：‘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着食物，拍着肚子说：‘帝王在其中有什么功劳呢？’现在陛下这样养育百姓，可以说是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晓了。”又上奏说：“从前晋文公外出打猎，追逐野兽进入大泽，迷路不知道从哪出去。其中有渔夫，文公对他说：‘我是你的君主，路从哪里出？我且重重赏赐你。’渔夫说：‘臣有献言。’文公说：‘出了沼泽再接受。’于是渔夫送出沼泽。文公说：‘你想教给我的是什么？我愿意接受。’渔夫说：‘鸿鹄栖息在大海之中，厌倦了而多次迁徙到小泽，就一定有被射杀的危险；鼋鼍栖息在深渊，厌倦了而出现在浅滩，就一定有被网罗钓射的危险。现在君主追逐野兽，竟然进入这里，为什么走得太远了。’文公说：‘好。’让随从记下渔夫的名字，渔夫说：‘君主为什么要记名字？君主如果尊天事地，敬重社稷，巩固四方，慈爱万民，薄赋敛，轻租税，臣也参与其中；君主如果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巩固四方，对外对诸侯失礼，对内违背人心，国家流亡，渔夫虽然有厚赐，也不能保全。’于是推辞不接受。”太宗说：“你说得对。”
○ 关于《月令》早晚有
太宗对侍臣说：“《月令》早晚有吗？”公回答说：“现在《礼记》所载，《月令》起源于吕不韦。”太宗说：“如果为政专门依据《月令》，善恶也都像所记载的那样吗？”公回答说：“秦汉以来，圣主依据《月令》行事很多；如果完全依照，也没有好的结果，只是古人设教，劝人为善，所行都想要顺应时节，善恶也未必有这种规定。”太宗说：“《月令》既然起源于秦时，三皇五帝都是圣主，为什么不行《月令》？”公回答说：“估计《月令》起源于上古，所以《尚书》说：‘敬授人时。’吕不韦只是修撰古《月令》，未必是始于秦代。”
○ 关于读书善事
太宗问说：“我近来读书，所见善事，都立即施行，毫无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辨，所以知人极为不易。我近来任用你们数人，为什么政教还不及文景之治？”公回答说：“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超过古人，正是由于臣等庸碌短浅，不能辜负陛下所寄托；如果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像今日这样的。至于文景，不足以比拟圣德。”公又说：“自古人君，刚开始为政者都想比于尧舜，等到天下安定，就不能终其善事。人臣刚开始被委任，也想尽心竭力，等到得到富贵，就想保全官爵。如果让君臣常不懈怠，哪有天下不安的道理？”太宗说：“确切的论断至理，诚如公言。”
○ 关于弘演内肝
太宗对侍臣说：“狄人杀卫懿公，吃尽他的肉，只留下他的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己取出肝而放入懿公的肝。现在想求这样的人，不可得了。”公回答说：“在于君主对待他们而已。从前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住他并保护他，对豫让说：‘你过去不侍奉范中行吗？智伯把他们全部消灭，你才委身智伯，不为范中行报仇，现在为智伯，为什么？’豫让回答说：‘臣过去侍奉范中行，中行以众人对待我，我以众人回报他；智伯以国士对待我，我以国士回报他。’在于君主礼遇他们而已，何必担心没有人。”
○ 关于怀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去怀州，有上封事的人说：‘为什么经常派遣山东众丁在苑内营造，现在徭役似乎不减隋时。怀洛以东凋残，人不堪命，而畋猎尤其频繁，是骄逸之主。现在又来到怀州游畋，是不能再至洛阳了。’四时搜狩，既是帝王常礼，现在幸临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是上书谏争，自有常准。臣贵在有辞，主贵在能改。像这样诋毁，有似咒诅。”公回答说：“国家开正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极多。陛下亲自披阅，或许希望片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以肆行丑词。”
臣谏其君，甚难折衷，従容讽动使行之。孔子曰：‘凡谏有五，吾従讽谏。’汉元帝尝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前，免冠顿首曰：‘宜従桥。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颈血汗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勋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不可不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従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能谏其君者也。”
译臣子劝谏君主，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应当委婉含蓄地讽喻感化，促使君主施行。孔子说：“大凡劝谏有五种方式，我采用讽谏。”汉元帝曾经在宗庙举行酎祭，从便门出来，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挡在御车前，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走桥。陛下如果不听从臣下，臣就自刎，用颈血弄脏车轮，陛下就不能进入宗庙了。”元帝很不高兴，光禄勋张猛进言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敢直言，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险。薛广德的话不可不听从。”元帝说：“晓谕人难道应当像这样吗？”于是改走桥。由此说来，张猛可以说是能够劝谏君主的贤臣了。
○对百姓安否
公拜埽还乡，太宗遣三卫二十人従，仍借殿中马三十匹，赐物七百段。并给传乘。至是还，奉见焉，太宗劳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谓喜也。”公再拜谢。太宗乃问所经百姓安否，公对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并得安居乐业。”太宗曰：“朕存心爱养，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猎一事耳。”时桂阳主在座，奏称：“陛下出游，唯将近亲左右及给使等，何关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旧，有儿子无赖，破其产，虽不关已，然心必恶之。”又曰：“去冬暮，従怀州还，有人言陛下复欲幸关南，在外悉装束讫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谢。
○对守文创业
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文，孰难？”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天地草昧，群雄竞逐，功破乃降，战败乃服。由此言之，草创为难。”公对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乐推，同心协力，为物除害，天授人与，翻为不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人乐安静而行役不休，人已雕残而裒敛不息，有国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太宗谓房玄龄曰：“卿所对，不如徵之切也。”
○对君臣治乱
太宗谓侍臣曰：“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公对曰：“君心向理，则照见下非；若诛一劝百，谁敢不畏若昏暴于上，忠谏不従，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吴虞，不救其祸。”太宗曰：“必如此也。齐文宣惛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对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人物，才得免乱，亦甚艰辛，于圣主严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语。”知
○对山崩川竭
太宗谓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为灾。比来水旱不调，抑亦由人事”。公谢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为灾。”太宗曰：“然。”
○对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五桀纣之行。然而行事，即与言相违，何也？”公对曰：“自古称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战，虽聪明圣哲，以黈纩冕旒垂耳目。隋主虽有俊才，无人君之量，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太宗曰：“然。昔汉武征役不息，户口减半，中涂能改，还得传祚子孙。向使隋主早寤，亦不至灭亡也。”
○对往岁马料
太宗曰：“往岁马料甚厚，今唯料麸三升，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准计所费，与旧当减半，何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对曰：“往岁所须，皆于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于仓库出供，所用虽多，不扰百姓；所以用虽少于往时，而供进时有所阙。”
○对古今人同异
太宗问曰：“今人与古人同邪。”公对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浇浮。以臣量之，势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为化，唯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帝王，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朕今与公等，虽不及古，然须以百姓为心，不得有损于物而自奉也。”
○对庆善乐为文舞
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诏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药等为之词。太宗谓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朕观前王有功于人者，作事施令，有即为法所贵，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内，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终，自我作古，何虑不法。若遂无德于物，后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后法不法，犹在朕耳。”公对曰：“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已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对太子师保古难其选
太宗谓侍臣曰：“太子师保，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化，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
译○ 关于百姓是否安定的对答
魏征拜祭扫墓后回到家乡，唐太宗派遣三卫二十人跟随，并借给殿中马三十匹，赐给物品七百段，同时提供传车。等到他回来，朝见太宗，太宗慰劳他说：“今天你到来，真可以说是令人欣喜。”魏征再次拜谢。太宗于是询问沿途百姓是否安定，魏征回答说：“百姓都蒙受您的养育之恩，都能安居乐业。”太宗说：“我用心爱护养育百姓，不输给古人，百姓议论中唯一没有免去的，只有打猎这一件事罢了。”当时桂阳公主在座，上奏说：“陛下外出游玩，只带着亲近的亲属、左右侍从以及供役使的人，这与百姓有什么关系？”魏征说：“这好比人的老朋友，有个儿子无赖，败坏了家产，虽然不直接关涉自己，但心里必定厌恶他。”又说：“去年冬天，我从怀州回来，有人传说陛下又想前往关南，外面的人都已经收拾行装完毕，但最终没有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太宗笑着说：“当时确实有这个念头，只是怕你生气，于是就没有去。”魏征再次拜谢。
○ 关于守成与创业难易的对答
唐太宗对侍臣说：“帝王的事业，是创业难，还是守成难？”左仆射房玄龄上奏说：“天地初创时混沌未开，群雄竞相争夺，攻破城池才投降，战败才臣服。由此说来，创业更难。”魏征回答说：“帝王的兴起，必定依靠仁德，天下人乐于拥戴，同心协力，为万物消除祸害，上天授予使命，人心归附，反而不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志趣变得骄奢淫逸，百姓渴望安静却劳役不止，百姓已经凋敝残破而赋税征收不停，国家的弊病，常常由此产生，由此说来，守成更难。”太宗对房玄龄说：“你的回答，不如魏征的深刻。”
○ 关于君臣治乱的对答
唐太宗对侍臣说：“君主在上作乱，臣子在下治理；或者臣子在下作乱，君主在上治理，这两种情况如果发生，哪一种更严重？”魏征回答说：“君主的心趋向治理，就能照见下面的过错；如果诛杀一人以劝诫百人，谁敢不畏惧？如果君主在上昏庸暴虐，忠言劝谏不听，即使有百里奚、伍子胥在虞国和吴国那样的处境，也无法挽救祸患。”太宗说：“必定是这样。齐文宣帝昏庸暴虐，杨遵彦用正道扶持他，得以治理，这是怎么回事？”魏征回答说：“杨遵彦弥补暴君的过失，拯救治理百姓，才勉强免于动乱，也非常艰辛，这与圣明君主严明法纪，臣下畏惧法律，不可同日而语。”
○ 关于山崩川竭的对答
唐太宗对侍臣说：“山崩河竭，自古以来被视为灾祸。近来水旱不调，大概也是由于人事所致。”魏征谢罪说：“山有腐朽的土壤所以崩塌，古人不把它当作祸患；只有政教出现失误，才把它当作灾祸。”太宗说：“对。”
○ 关于隋炀帝博学有才的对答
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的文集，博学多才，也知道喜爱尧舜的风范，厌恶桀纣的行为。然而他的行事，却与言论相违背，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自古以来称颂君主的美好，在于有驾驭君主的度量，能够任用人才，让有智慧的人为他谋划，让勇敢的人为他作战，即使是聪明圣哲，也要用黄丝绵塞住耳朵，垂下旒冕遮蔽耳目。隋炀帝虽然有出众的才能，但没有君主的度量，依仗才能骄傲待人，所以导致灭亡。”太宗说：“对。从前汉武帝征发劳役不停，户口减少了一半，中途能够改正，还能将皇位传给子孙。假使隋炀帝早点醒悟，也不会落到灭亡的地步。”
○ 关于往年马料的对答
太宗说：“往年马料非常丰厚，现在只给麸皮三升，几年来又放出宫女三五千人，计算费用，与过去相比应当减半，为什么过去人多料厚却常常充足，现在人少料薄反而供应不足，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说：“往年所需，都是从百姓那里取足；现在所用，都是从仓库里支出供应，虽然用得多，但不骚扰百姓；所以虽然用得比过去少，但供应时常有所欠缺。”
○ 关于古今人同异的对答
太宗问：“现在的人与古代的人相同吗？”魏征回答说：“人们大多认为古代人淳朴，现在人浇薄浮华。以我的衡量，形势也差不多。”太宗说：“现在的人固然不及古代，古代的君臣施行教化，只以百姓的心为心；近代的帝王，只损害百姓来适从自己的欲望。我现在与你们，虽然不及古代，但必须以百姓为心，不能损害万物来供养自己。”
○ 关于庆善乐为文舞的对答
《庆善乐》作为文舞，《破阵乐》作为武舞，诏令魏征及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人撰写歌词。太宗对侍臣说：“从前周公辅佐成王，制礼作乐，很久才完成。等到我即位，几年之间，完成了这两种乐舞；五礼又再次修订确定，不知道能否成为后代的法则？我看前代君主对人有功的，做事施令，立即成为法则，所珍贵的是不忘记他们的恩德。我既然平定了天下，使海内安定，如果恩德惠泽不懈怠，有始有终，我自己开创古制，何必担心不被效法。如果最终对万物没有恩德，后代还有什么可遵循继承的？由此说来，后代效法与否，还在于我。”魏征回答说：“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代，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像陛下这样的人。再创新乐，兼修大礼，自己开创古制，万代取法，岂止是子孙而已。”
○ 关于太子师保古代难以选任的对答
太宗对侍臣说：“太子的老师保傅，古代难以选任。成王年幼，以周公、召公为保傅，左右都是贤人，足以培养仁德、实现教化，被称为圣主。等到秦朝的胡亥，秦始皇所宠爱的赵高担任太傅，教他刑法，等到他篡位时，诛杀……
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唯柴绍窦诞，然则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禹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言之，复不由染，何也？”公对曰：“中人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兆人之命，旋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传》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慎。”太宗称善。
译功臣、杀害亲戚，酷烈不止，很快也就灭亡了。由此说来，人的善恶，确实是由亲近的人影响的。我年轻时结交的朋友，只有柴绍、窦诞，然而窦诞等人作为人，既然不是益友，等到我登上皇位，治理天下，虽然比不上尧、禹的圣明，大概也能避免孙皓、高纬那样的暴虐，由此说来，又说不受沾染，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引导他行善，也可以引导他作恶。然而上智之人，自然不受沾染。陛下受命于天，平定寇乱，拯救亿万百姓的生命，很快便实现了太平盛世，难道柴绍、窦诞这类人能够拖累圣德吗？只是《传》中说：‘排斥郑国的靡靡之音，疏远奸佞之人。’在亲近的人中间，尤其应当深切谨慎。”太宗称赞他说得好。
○对汉代常以八月选子女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褒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慎。”
○对帝王之兴有天命
太宗问侍臣曰：“帝王之兴，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龄对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观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势如神，不行而至；其无天命，终至灭亡。昔周文王、汉高祖，启洪祚，初受命，则赤雀来；始发迹则五星聚。此并上天垂示，徵验不虚。非天所命，理难妄得。朕若仕隋朝，不过三卫，亦自惰慢，不为时须。”公对曰：“《易》云：‘潜龙勿用。’言圣德潜藏之时，自不为凡庶所识，所以汉祖仕秦，不逾亭长。”
○对封禅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封禅是帝王盛事，比表请者不绝，公等以为何如？”公对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已来，近泰山州县，雕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全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曰：“封禅之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譬如玄龄等功臣，虽有益于国，能自谦让归之于朕，岂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归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公等评议。”
○对积德累仁
太宗问公曰：“朕为人主，实仰止古先帝王。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优劣？”公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于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内之乱，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复生业，是陛下之利。”
○对贤人出仕
太宗谓侍臣曰：“夫贤人出仕，进则利物荣主，退则官达名成，勤于此事，闻之益少。唯有见恶如崩，淫酒是务，此皆不学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恶人居多。古人称百年一贤，谓之比户企伫，奇才常不可得。”公对曰：“夫贤人居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其物。是以明圣求之，不有懈怠。”
○对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贼盗不作，内外宁静，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乐饮。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辅。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臣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公对曰：“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圣明，所以致化；臣等驽蹇，不称陛下所任，然臣等虽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贤臣，但令君不思化，亦无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万机事重，岂得不思。公可语起居郎，常书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对加蔺谟罪
太宗与大将军蔺谟语，谟不对，太宗怒而系之，后知其聋，乃释不问，谓侍臣曰：“我昨发怒蔺谟，若遂加其罪，岂不枉滥。”公对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滥其赏罚。今陛下思怒蔺谟，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对凌敬乞贷责所举
有司奏：“近臣所荐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公等滥进何也，公对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产，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其为人作碑文，教人读书，即附托官人，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事实未乖。陛下未用其长，唯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甘心。”
○对高丽等三蕃僧求学
高丽等三蕃僧，求学至中国，游莱州，莱州以闻。太宗曰：“不须遣来，此非为学问，但觇国家虚实耳。”公对曰：“陛下所为，若善此等，固当取则；若不善，虽拒蛮夷，亦无益也。”
○对可爱非君
太宗曰：“《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之主，无
译○关于汉代常在八月挑选宫女的事
太宗对侍臣说：“汉代常在八月挑选洛阳城中姿色端庄美丽的宫女，用车载回后宫，这种做法不可效法。然而如今宫内，有很多被配给劳役的宫女，让她们为诸王生育子女，这也不合适。根据这些情况来讨论选拔补充宫女的事，按理应当依照礼制。”房玄龄回答说：“人大多被美色迷惑，从而导致败乱。周幽王被褒姒迷惑，晋献公被骊姬迷惑，沉溺于宠爱与欲望，废黜正妻所生的嫡子而立庶子，周幽王因此身死，于是丧失了西周；晋献公虽然自身得以善终，但祸患延续了好几代。在嫔妃侍御之间，应当深深谨慎。”
○关于帝王的兴起有天命
太宗问侍臣说：“帝王的兴起，必定有天命，不是侥幸得到的。”房玄龄回答说：“王者必定有天命。”太宗说：“这话是对的。我观察古代的帝王，有天命的人，他的气势如同神灵，不用行动就能到达；没有天命的人，最终走向灭亡。从前周文王、汉高祖，开启宏大的福运，刚接受天命时，就有赤雀飞来；刚开始发迹时，就有五星聚合。这都是上天垂示，征验不虚。如果不是上天所命，按理难以妄得。我如果在隋朝做官，不过是个三卫，也会自己懒惰怠慢，不被时世所须要。”房玄龄回答说：“《易经》说：‘潜龙勿用。’说的是圣德潜藏的时候，自然不被凡俗之人所认识，所以汉高祖在秦朝做官，不超过亭长。”
○关于封禅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封禅是帝王的盛事，近来请求封禅的人络绎不绝，你们认为怎么样？”房玄龄回答说：“帝王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封禅。自从战乱以来，靠近泰山的州县，凋敝残破最为严重。如果车驾前往，不能完全没有使役，这便是因为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说：“封禅的事，不是自己夺取功绩归之于天；比如玄龄等功臣，虽然对国家有益，能自己谦让归之于我，难道不像不说话而想自己夺取吗。现在去泰山，功绩归之于天，与此类似。然而我的意思常认为嵩高，既然是中岳，何尝不如泰山。你们评议。”
○关于积德累仁
太宗问房玄龄说：“我作为君主，实在仰慕古代的帝王。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这四样我都实行了，哪一种优劣？”房玄龄回答说：“德仁功利，陛下都实行了。至于功利这两样善行，所益居多。平定海内的战乱，消除戎狄的祸害，这是陛下的功；安定百姓，各自恢复生计，这是陛下的利。”
○关于贤人出仕
太宗对侍臣说：“贤人出仕，进则有利于事物荣耀君主，退则官职显达名声成就，勤于此事，听说的人越来越少。只有见恶如崩，以酗酒为务，这些都不学而能，所以善人常少，恶人居多。古人说百年出一个贤人，叫做比户企伫，奇才常不可得。”房玄龄回答说：“贤人隐居时修养自身，显达时兼济万物。所以明圣之君求贤，没有懈怠。”
○关于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自古帝王，也不能常化。假如内部安定，必定有外部骚扰。如今远方夷族都顺服，百谷丰收，贼盗不作，内外宁静，我欢喜得到这些事，所以与你们一起快乐饮酒。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也是由你们共同辅助。然而安不忘亡，理不忘乱，虽然知道今日无事，也必须思臣终始，常得如此，才是可贵。”房玄龄回答说：“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有时君主圣明臣子就不贤，有时遇到贤臣就没有圣主。如今陛下圣明，所以致化；臣等驽钝，不称陛下所任，然而臣等虽然不堪任用，陛下放逐黜退即可；如果有贤臣，但让君主不思教化，也没有益处。如今天下太平，臣等以为喜，这是由于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说：“万机事重，岂得不思。你可以告诉起居郎，常在笏上写：‘居安思危。’我如果不思，就向我说。”
○关于加蔺谟罪
太宗与大将军蔺谟说话，蔺谟不回答，太宗发怒把他关押，后来知道他聋，于是释放不问，对侍臣说：“我昨天发怒蔺谟，如果遂加其罪，岂不枉滥。”房玄龄回答说：“古代帝王多因喜怒遂滥其赏罚。如今陛下思怒蔺谟，遂能却更思审，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关于凌敬乞贷责所举
有司奏：“近臣所荐凌敬，乞贷之事。”太宗责问房玄龄等人滥进何也，房玄龄回答说：“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产好经营，是其所短。如今他替人作碑文，教人读书，就依附官人，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的话事实未乖。陛下未用其长，只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在不甘心。”
○关于高丽等三蕃僧求学
高丽等三蕃僧，求学来到中国，游历莱州，莱州上报。太宗说：“不需要遣来，这不是为了学问，只是窥探国家虚实罢了。”房玄龄回答说：“陛下所为，如果善此等，固当取则；如果不善，虽然拒绝蛮夷，也没有益处。”
○关于可爱非君
太宗说：“《尚书》说：‘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之主，无”
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公对曰：“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译如果治国之道被世人抛弃而不加采用，确实令人畏惧。”魏征回答说：“古语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陛下认为百姓可畏，确实符合圣明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