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史书占毕》（明）胡应麟撰写 《史书占毕》第一 内篇 《尚书》《春秋》，是圣人的史书；《檀弓》《左传》，是贤人的史书；《史记》《汉书》，是文人的史书；《后汉书》《宋书》，是乱世之人的史书；《三国志》《元魏史》，是小人的史书；《赵宋史》《辽金史》，是北方人的史书。列举这些作者，就能清楚看出史书的得失和文章的高下了。《尚书》是史书中褒扬善行的，《春秋》是史书中贬斥恶行的。《尚书》难道没有诛伐桀、纣吗？但这是为了彰明放逐和征伐的正当性，仍然属于褒扬善行。《春秋》难道没有推重齐桓公、晋文公吗？但这是为了防止乱臣贼子，仍然属于贬斥恶行。刘知几把司马迁、班固看作褒扬善行，把南史、董狐看作贬斥恶行，已经说得很细致了。三皇以前，难道没有良史吗？可是孔甲的盘盂铭文，却被班固记载了下来。可惜啊，它没有流传下来。七国以前，难道都是良史吗？可是史墨的邪曲言辞，却被左氏记载了下来。可惜啊，它竟然流传至今。《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文章，随着时代递降，仿佛沿着台阶逐级走下。晋、魏、齐、梁诸史，繁杂琐碎，几乎没有不被称作史书的；但有李延寿的《六朝史》。唐、宋、辽、金诸史，偏僻泛滥，几乎不能称为史书；但有欧阳氏的《五代史》。李唐初年的史书，正如欧阳修《五代史》的兴盛；然而都不能同范晔、李延寿相比。才、学、识三种长处，足以写尽史书吗？还不够。还要有公心和直笔，五者兼备，仲尼就是这样的人。董狐、南史的著述，能够征验的只有公心和直笔，差不多可以说尽善尽美了。秦、汉以后，才、学、识三长并不缺少，但公心、直笔这两种善处却几乎听不到。左氏、司马迁的文章浩大开阔，差不多没有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以及金粟交关、沈传、裴略等篇，家门彼此错置。这样的书算史吗？算史吗？直笔便能公正，公正便能直笔，为什么还要区分呢？但有时二者并不能完全相符。张汤、杜周残酷无情，把他们附见于其他传记中，这是公正；但下笔却不能没有曲笔。裴松之、沈璞的文章彼此攻讦，一时之间看似直笔；但内心却不能没有私意。直笔有所不足，那么内心即使公正，仍然带有私意。公心有所不足，那么笔下即使直截，仍然带有曲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吗？记载子西并不妨碍其公正，记载鲁昭公也不损害其直笔。史书实在太难写了！一管笔搜集的材料，要容纳整个宇宙。如果不能把万人的见识汇成一人的见识，就无法做到。一字一句的褒贬，要流传于天地之间。如果不能把万人的内心汇成一人的内心，就无法做到。写百代史，搜集散佚的材料，很难；但实际写起来反而容易。写一代史，耳闻目睹的材料容易取得；但实际写起来反而困难。因为行止取舍、褒贬评判的权力是不同的。陈寿有写史的才能，却没有写史的学问；沈约、魏收有写史的学问，却缺少写史的才能。左氏、司马迁、班固足以称得上才学识兼备。他们的见解虽然彼此各有是非，但创始的困难，是因袭旧作的百倍，所以不是后人所能赶上的。《尚书》的《秦誓》，本是记录自我更新的誓言，却把它列为《周历》的终篇；这样看来，《尚书》也有流于谶纬的一面。《春秋》记载捕获麒麟，本是哀伤我道将绝，却把它说成素王出现的祥瑞；这样看来，《春秋》也成了符箓的开端。解说经书的人，怎么可以不谨慎呢！《春秋》用字来表示褒贬，《左传》用言辞来表示褒贬，司马迁、班固用史事来表示褒贬。用史事表示褒贬，内容比言辞繁多，这是文人所能做到的；用言辞表示褒贬，比用字显露，这是君子所能做到的；用文字表示褒贬，含蓄却彰明，简约却核实，不是大圣大贤不能做到。因此，《左传》以后有荀悦、袁宏，《汉书》以后有范晔、李延寿；《春秋》以后，略有朱熹，究竟还有谁能继承它呢？说《国语》出自左氏，有什么根据呢？丘明作《左传》以后，有些文章超出记载史事的范围，有些文字也超过编排史事的需要。把它附在经书之后，难道不会使燕、郢混杂吗？把它收入《左传》，难道不会成为多余的赘疣吗？所以另行创立篇名。辅助《春秋》的称为内传，把《国语》称为外传，就像《庄子》有内篇、外篇，文集有内集、外集一样。内传、外传有时互相矛盾，仍然把二者都保存下来，以备考察。有的人因此产生疑问，其实不是这样。《战国策》的文章粗疏，《国语》的文章细密；《国语》的气势柔弱，《战国策》的气势雄健。《国语》是左氏晚年力量衰竭时的作品吗？《战国策》是司马迁以前的先声吗？汲冢出土的四部书，都是史书。《竹书纪年》相当于《春秋》；《周书》相当于《尚书》；《穆天子传》相当于起居注；《盛姬录》属于记载逸闻的史家著作；《山海经》虽声称是禹、益所作，实际上是周末的都邑簿籍。它们的文章都胜在合乎体例。史书厌恶繁杂而崇尚简朴。什么叫繁？就是丛杂琐碎、冗余烦琐，并不是说文字多。什么叫简？就是峻拔洁净、谨慎严整，并不是说文字少。因此，文章的繁简可以用来判断史书的优劣，但也并非必然如此。若只比较卷帙的厚薄，计算年代的远近，那样的议论就错了。司马迁长于叙事，喜欢纵情驰骋，所以文辞芜杂蔓延的地方较多，说它比班固繁复，可以。然而它胜过班固之处，正在于这种驰骋。班固叙事重视剪裁，所以文辞芜杂蔓延的地方较少，说它比司马迁简约，可以。然而它逊于司马迁之处，正在于这种剪裁。执守前一种说法，可以用来概括评论各史的是非；执守后一种说法，可以用来比较这两部史书的优劣。读它，觉得宏大奔放、深沉雄浑，确实有司马迁的气势；但它又规整严谨，哪怕增损一个字也没有由来。推究它，觉得精密严谨、简约深奥，确实深得左氏之法；但它又像长谷大川那样，包含万般怪异，使人惶惑难测。而且它的义理合乎《春秋》，主旨符合《尚书》，没有稍许违背。这就是史书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班固各自成就一部史书，他们的史书写百代历史也绰绰有余。若把司马迁、班固合在一起写一部史书，那么这部史书连一代历史也写不够。可见写史不能没有专门的人。司马迁不只是像谈迁，他家世代担任太史；司马迁开始成书后，还要靠褚少孙补写。班固不只是凭借班彪、班固父子的力量，其中一半承袭太史公；班固开始成书后，还要靠班昭续成。可见写史不能没有长久的时间。晋、梁、陈、齐、周、隋六史，都是唐人撰写的。梁、陈二史由姚察撰写；北齐史由李百药撰写；周史由令狐德棻撰写。他们各自专门治一家之学，文章也各出于一人之手。其中只有晋史、隋史是群贤共同修撰的；晋史大多杂乱，隋史则较为精详，是因为委任是否恰当、人才与任务是否相称的缘故。李延寿的《南北诸史》问世以后，沈约、魏收的史书便不再流行；欧阳氏的《新唐书》《五代史》完成以后，刘昫、卢逊的史书也都被废置了。李延寿删削了沈约、魏收的繁杂，欧阳修振救了刘昫、卢逊的不足。大体说来，后出的史书比前出的好，也是因为有所承袭，较容易取得成功。

译《旧唐书》姑且不论大义上的乖谬抵牾，它的辞藻过于俚俗而缺少文采，体制过于冗长而没有节制。《新唐书》虽然晦涩而追求奇异，但这两种弊病大概避免了。增加史事、减少文字，是写史的名言，难道能因为文字风格而废弃《新唐书》吗？说《后汉书》的文章不如《三国志》质朴，是不懂“质朴过了头就会流于粗野”这句话。说《新唐书》的简约不如《旧唐书》的丰富，是不懂“丰富而不污杂”这句话。然而，《后汉书》并不是真正善于写文章，真正善于写文章的是《左传》；《新唐书》并不是真正善于简约，真正善于简约的是《檀弓》。简约胜过繁复，要根据简约所取得的长处来评判；繁复逊于简约，要根据繁复所造成的缺点来评判。关键在于各自是否恰当。繁复具有长处，遇到简约也有长处的作品，便是简约胜出；简约有缺点，遇到繁复有长处的作品，便是繁复胜出。用这个道理来评论繁简，才差不多正确。繁简配合得当，简约的作品就简练而周详，繁复的作品就丰富而整饬；配合不当，繁复的作品就猥琐冗长，简约的作品就艰涩枯槁。《檀弓》《左传》都是繁简兼得的作品，所以《左传》高明，而《檀弓》更为独胜。《旧唐书》《新唐书》则都是繁简兼失的作品，所以《新唐书》偏僻，而《旧唐书》也不如意。过去有人说《史记》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似乎有道理。但如果只根据一件事情叙述得繁简不同来判定三家作品的等级，那就不对了。文章本来就有简约的未必精工、繁复的未必拙劣的情况。精工和拙劣，难道可以只据此比较等级吗？即使是一件事，我尚且不敢这样判断，何况只比较一件事的繁简呢？总观全书，抓住大要，齐整根本，推究末节，才可以谈论古人。《檀弓》相比《左传》，胜在意趣；《左传》相比《史记》，胜在体例；《史记》相比《汉书》，胜在气势；《汉书》相比《后汉书》，胜在事实；《后汉书》相比《三国志》，胜在文采；《三国志》相比六朝史书，胜在质朴。难道这就是说《檀弓》《史记》没有体例，《左传》《汉书》没有文采吗？并不是这个意思。卫青、李广都是武夫。李广一生的事迹叙述得如同亲眼所见，而卫青的事迹却很简略。曹沫、荆轲都是刺客。荆轲的事迹千年之后仍如同刚发生，曹沫的事迹却很简略。这是因为叙述有详略。那么史书本来就以繁复为贵吗？回答是：还是简约好！但繁复也有恰当的时候。也要看看太史公怎样叙述仓公吧？连篇累牍，没有不使人厌烦的地方。相如盗取女子，曼倩诙谐滑稽，虽然文章瑰伟可喜，但从全书大体看，也不能说没有违失。诗人多困穷，确实如此！史家多遭厄运，为什么呢？世人因为史家见识高明而憎恨他们，鬼神窥伺他们的褒贬，天也降下刑罚。天网虽然广大，史家却帮助它堵塞疏漏；鬼神的责罚虽然幽微，史家却揭露其中隐情。他们参赞天地、参与阴阳，功劳本来很大，为什么反而获罪呢？一定是因为记载失实、赏罚徇私；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失明呢？陈寿受腐刑，魏收遭灭族，许敬宗又如何呢！这其中一定有缘故。诗能够潜通天地、贯通神明，是文章的精华，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史能够赞助天地阴阳，包举天、地、人三才，是文章的宏大形态，也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诗人摘取文章的精华，精神消耗过度而衰竭，所以诗人多困穷而且多早夭；史家承担文章的重任，负荷过度而倾覆，所以史家多遭厄运而且多受刑罚。诗是用一个字流传千秋，史是用千秋岁月凝聚为一个字。它们的声名超过王公，寿命计算到元会那样长，难道还能免于困穷和厄运吗？左丘明失去史官职位，司马迁受辱，班固被官府拘系，张衡入狱，陈寿被放逐，范晔被杀，魏收被剖杀，崔浩被灭族。这实在说明唐以前史家的厄运太深了。韩愈退避而不承任史职，难道是因为心中还留有过多畏惧吗？但他不知道后世担任唐史、宋史的史家，如刘昫、宋祁、欧阳修、欧阳修等二欧阳，显赫得特别厉害。唐以前写史的人身份轻微，但他们的史书分量重大；宋以后写史的人身份尊重，但他们的史书分量轻薄。身份轻而史书重大，那么身份轻微的人也因史书而显贵；身份尊重而史书轻薄，那么身份尊重的人也因史书而受轻视。然而，即使让司马迁转生到唐、宋，也不能写出《春秋》《史记》；而唐、宋史书大多不像样，是因为当时缺少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人。史书的体制，实际由司马迁创立；它的义例纤细完备，则从班固开始。可是文章雄伟跌宕的气势也因此衰弱了。司马迁列传，叙述一个人的始末，有时称他的名，有时称他的字，有时连他的姓一起称，有时举出他的官职，既不是《春秋》的义例，又取法于《左传》的规矩。班固从每篇开头总括人物的姓字，后来只写名，于是成为固定体例，百代都遵循。这样的例子很多，举出这一例来说明其余，大概是因为前人已经创作在先，后人容易有所增删改变。（《史记》中廉颇、蔺相如，窦婴、田蚡，刺客，货殖等数人合为一传，也是史书的变体；班固开始让每个人各自立传，后世沿袭了这一做法。） 史书中的论赞，难道可以随便写吗？人物一生的经历，以及后世的劝善惩恶，都系于其中。司马迁各篇列传并没有完全废弃这个原则。至于称项羽有重瞳，记载纪信营造坟墓，这些与大体无关的内容，颇为接近稗官小说了。自汉以后，历代史臣一概以班固为规范，难道他们全都耳聋眼瞎吗？关键在于是否合乎适中。近来有人推重司马迁，不寻求史书的大体，专门搜寻深奥僻怪之处，夸说那是神奇，我恐怕太史公如果有灵，也不会不笑吧。《史记》《汉书》二书，自魏、晋以来，议论纷纷而没有定论。替班固说话、偏袒班固的，大概十之七。唐代从韩愈、柳宗元开始，才有人推崇司马迁，而稍稍贬低班固。到了宋代，郑樵、刘恕又褒贬过分，不足以凭信。明代各家评论，才比较得到适当的分寸。自晋、隋以前，学习班固、司马迁著作义理的人不下百家，却忽略文辞；唐、宋以后，学习他们文辞的人也有近百家，却疏于义理。因此，《史记》《汉书》的学问在六代以前兴盛，而它们的文章在六代以后受到珍重，大概到明代达到了极点。（从六代到唐代，研究班固之学的，著述并流传下来的几乎有数十家，《史记》的研究其次。） 唐以前写史的人专心于史，把文章看作史学余波；唐以后能写文章的人泛滥于文坛，把史书当作文体的一种。赋和诗也是如此，所以赋的成就到左思便达到尽头，史的成就到陈寿便达到尽头，他们都是汉代遗风。后来曹、刘、李、杜、韩、柳诸人出现，天下的见闻和眼界又有了新的面貌。唐以前，写史的人专一，所从事的学业精纯，所以史书没有不成就的，也没有不好的。唐以后，写史的人分心于多种事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史书有写得不好的，却没有完全不能成书的。唐代，写史的人混杂，品秩低微，责任小而遭受的诋毁很大，所以作者未必能成书，成书者也未必写得好。刘知几的奏启，萧相国、韩吏部的答复，柳州的叹息，都可以想见其中情形。

译文章的难处在于赋，似乎是这样；但出自魏收之口，便带有私心。史书的难处在于志，似乎是这样；但出自郑樵之口，也带有私心。魏收用赋来恐吓温子昇、邢邵，但若拿左氏、司马迁同司马相如比较，文章并不一定要写成赋。郑樵用志来讥笑陈寿、范晔，但若拿范晔、陈寿同沈约相比，史书也不一定非写志不可。至于魏收是否善于作赋、郑樵是否善于作志，我还没有时间辨析。司马迁的赋没有见于《艺文志》，范晔的志不也是因为按体例尚未完成吗？关键在于不能只据此评判。（《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迁有赋八篇。） 专门任用一个人，容易取得成功吗？我可以从司马氏所修史书中得到证明。兼任多种事务，容易成就事业吗？我也可以从司马氏所修史书中得到证明。后世却不是这样：任用一个人，却专任其主观臆断；兼任其职务，却专用其笔墨。因此班固、范晔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班固、王充有伯仲相称的说法，但班固凭《汉书》卓然崛起，同司马迁争雄；到了晋、唐之间，几乎与司马迁并列。王充的传记淹没在崔骃、蔡邕之间，不能自立门户。颜延之、谢灵运的文章日日显耀于江左，范晔的声誉远非他们所能匹敌。而《后汉书》超过李延寿、接近班固，范晔于是成为文辞之士。过去有人说诗另有一种特殊才能，我也说史书另有一种特殊才能。凭韩愈《毛颖传》那样的笔力纵横驰骋于古人之间，怎么会担心不能写史呢？但《顺宗实录》有取舍不当的讥评，《曹王碑》又多有生硬拙涩的语调。柳宗元把韩愈推许为具有史笔，对他的推崇已经到了极点，但韩愈却不能胜任史职。《段秀实传》只有一小段值得珍惜，其余则完全看不到。李习之、李翱锐意以史家自居，可是唐代一朝的史家，难道只有高适、杨炎这两位女子吗？宋代王曾、苏氏以重名担任馆职，也只是留下旧例。《隆平集》如今流传，却不是荀悦、袁宏一流的作品。史书另有一种特殊才能，逐一比较唐、宋诸家，更加可以相信。让颜师古等人负责纪传，让李淳风等人负责表志。唐代任用人才，有值得效法之处，但不必把他们的史书全部评论一遍。欧阳修疏于史事，却负责表志；宋祁偏于文辞，却负责纪传。宋代任用人才，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也不必把他们的史书全部评论一遍。这是各自任用人才的标准。李延寿曾经参与修撰诸史，为什么南史、北史却不像他个人所作的《南北诸史》呢？欧阳修曾经参与修撰《唐书》，为什么又不像他的《五代史》呢？这就是只任用一个人的衡量标准。孔甲，是黄帝的史官；尹佚，是成王的史官。刘歆《七略》、班固《汉志·艺文志》都明白记载了这些。可是刘知几把孔甲说成夏代人，把尹佚说成商代人，难道不是抄取夏帝的名字，附会有熊氏的辅佐者吗？尹佚说自己是周人，又是成王时代的人，那么就是史佚，没有什么可疑。刘知几先是误说，后来又重复称述，于是使两个孔甲合成一个人，又把一个史佚分成两个人，都是因为没有考察清楚的缘故。陈寿的《三国志》所说的魏、吴、蜀是三国；而唐代丘悦的《三国典略》所说的三国，则是后周、北齐、南梁。欧阳修的《五代史》所说的梁、唐、晋、汉、周是五代；而唐代张询的《古五代新说》所说的五代，则是梁、陈、北齐、后周和隋。（按：五代这个名称，实际上起于唐太宗命群臣修撰从梁、陈到隋的五部史书，所以当时称为五代；《晋书》因是御撰，不列入其中。杨用修把唐末五代当作这里所说的五代，实在浅陋；晦伯只说张询有《古五代新说》，也没有说完整。） 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刘孝标给《世说新语》作注，都广泛记录杂说，旁搜博采，直到今天还凭借这些注本得以流传。这不只是对裴、刘二人有功，对各家也大有裨益吧？至于他们综合考核精密严谨，辨驳公允平正，真可以说是史学的忠臣、古人的益友啊。刘孝标有《续世说》十卷，刘义庆有《小说》十卷。可惜，这两部书都没有流传下来。若不是凭借它们，晋、梁两代的雅正言辞如今还能充满耳边吗？临川王刘义庆的书，各种目录都称作《世说》。如今题作《世说新语》，把“新语”系在“说”字上，为什么要这样多加一层呢？《世说》这个名称起于刘向；刘义庆的书问世时，刘向的书已经失传了，但二者都是刘氏之作。刘孝标的注，加上孟会明的评论，难道就是刘氏的三绝吗？刘知几论史，确实深明史学。我读他的论史文字，却知道他不能真正作史。他的文章接近浅薄鄙俗，却远离驯雅；他的见识精于琐屑细节，却迷失于深远宏大；他的内心多有攻讦逼迫之意，却缺少端正平和。子京说得好：“责备古人时很精工，自己写作时却很拙劣。” 唐人的浅陋实在太严重了！刘知几《史通》说：“舜囚禁尧，禹放逐舜，启诛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成汤假意谦让，仲尼炫耀才智而自矜聪明、轻视愚人。”这几句话，战国时确实有人说过，但有见识的人没有不认为它们是虚妄的。为什么胡子玄却轻率地把它们当成事实？甚至说舜、禹、汤、文与曹操、司马懿、刘裕、萧衍相同，又说《尚书》《春秋》的荒诞超过沈约、王沈，这真是最先应当受到诛责的名教罪人了。《史通》这部书，文章方面像刘勰，但文采不如他；见识方面像王充，但轻率攻讦几乎超过王充。它所指摘的地方虽然很多，也大多切中古人；只是文章义理粗疏，体例末细，却自以为能够穷究王道、阐明人伦、包罗万事、吞纳一切。真是这样吗？《史通》所谓“惑”，像赤眉军堆积铠甲、史家文饰过多、文鸯飞瓦、街巷鄙俗之说，这些本来都不是应当疑惑的地方；至于《竹书纪年》所说杀死伊尹、《汲冢书》所说放逐尧，却正应当疑惑而没有疑惑。《史通》所谓“疑”，像克明峻德、帝典所传、家家都可受封，这些都是盛世的征象，本来没有什么可疑；至于《山海经》的诡异言辞、《论衡》的邪僻说法，却正应当怀疑而没有怀疑。我认为，刘知几有史学而没有史笔，有史才而没有史识。（唐代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门驳斥刘子玄的谬误，宋代还存在，如今却没有刻本。刘知几的书一定要和它并行流传，或许才不至于损害名教。否则，恐怕所得很少，所受损害却很大。） 何法盛，是剽窃者中的魁首；许敬宗，是奸邪者中的首领。世人只知道郭象剽窃《庄子》，却不知道何法盛剽窃晋史；只知道魏收使《魏书》污秽不堪，却不知道许敬宗使唐史污秽不堪。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何法盛的书后来没有广泛流行，而许敬宗的书早在当时就已经被毁掉了。柳宗元喜爱《国语》的文章，并不是认为《国语》的义理都正确。义理诡异偏僻的地方，他就不赞同；文章杰出奇异的地方，他就喜爱，二者并不相互遮蔽。喜爱它而又知道它的缺点，柳宗元对《国语》正是如此。评论者说柳宗元是手持武器闯入自己家门，却没有考察其中的道理，其他人又一齐附和。那么，凡是文章写得精工，却伤害义理、违背大道的，都可以不加评论吗？（虞盘作《非非国语》，我想作《非非非国语》来替柳宗元解嘲，只是还没有见到虞盘的原书。） 班孟坚推崇太史公，做到极致了。他也驳正过太史公。前人的著作，有优点却加以掩盖，是偏私；有缺点却加以隐匿，同样是偏私。班孟坚以太史公为法式，若说他怀有争胜之心，我不敢相信。

译圣公刘玄凭借新市兵众，盆子刘盆子依靠赤眉军众，他们乌合之众的性质相同。刘玄登上尊位时汗流浃背；刘盆子建立年号时畏缩得像要哭泣。他们承担帝位而不能胜任，也是相同的。光武帝的臣下中，刘玄也算是高祖刘邦的君主；义帝熊心则是蔚宗所说的后汉人物。后汉贬斥刘玄，与刘盆子一同起兵。光武帝以东京为首都，符合班孟坚的旨意。刘知几认为不应贬低刘玄、不应把光武帝列在前面，难道不是悖谬吗？司马迁把项羽列入《项羽本纪》，班氏把项羽列入《项羽传》，各自都有恰当之处。司马迁写通史，涉及前代，即使秦、楚也不容许贬低；班固只写当代史，即使唐尧、虞舜也不能详细叙述。读沈约、魏收等人的史书，就知道李延寿作史的长处在于浮泛的言辞简略；读范晔、陈寿两人的史书，就知道李延寿作史的缺点在于琐碎的说法过于详细。晋史的文章，鄙陋而杂乱；宋、梁、陈三史，鄙陋而浮泛；宋、辽、金三史，鄙陋而浅薄。古今具有史才而又能兼擅各种文体的，是班氏吧？辞赋和杂文，没有不擅长的。诗也有作品，左思、司马相如等人说过，兼取各家优点的，大概就是他了。范晔、陈寿在史书之外的著作，没有听说过；沈约、魏收的著作偶尔还能见到，但写史并不是他们所长。欧阳修对于班固，是否就像桓温、司马光对于刘知几、刘知几对于司马迁那样呢？韩愈有意避开史笔，柳宗元批评他是对的。但当时确实有他的理由：撰写《淮西碑》被认为失实而倒掉，后来由段文昌改写；撰写《顺宗实录》被认为不合适而废弃，后来由韦处厚续写。《毛颖传》足以继承太史公，然而当时人却讥笑它诙谐滑稽；裴晋公的文章，后世又指责它有错乱。假如韩愈担任史官，他所遭遇的祸患变化恐怕会比这些更严重。柳宗元只是责备韩愈，却不能在当时奋起改变这种局面，所以事情也就难以改变。唐代接近史书体例的文章，有三篇：韩愈的《毛颖传》对于太史公，柳宗元的《逸事》对于班孟坚，紫微的《燕将》对于《战国策》。宋代以后，就很少听说了。唐代的才士不能胜任史官，而不作史的史学人才本来也不少。颜师古对于汉史，精密；司马贞对于史学，考核详实；刘知几的《史通》，通达善辨；魏玄成的史论，志识广博；但他们也都不能没有遗憾。纪传体史书，由司马迁创立，由班固完成。编年体史书，由司马光完备，由朱熹精益求精。司马迁、班固之后，汉代以后写纪传体史书的就没有能超过他们的了；司马光、朱熹之后，宋代以前写编年体史书的也就被废弃了。李仁父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继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吕伯恭的《大事记》，是辅翼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庐陵人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眉山人苏轼的《古史》，以及孙之翰、范祖禹所作的《资治通鉴》评论，都各有价值。宋朝与唐朝相比，虽然才情有所不及，但著述制作却颇有余力。胡康侯传述《春秋》，胡明仲续写各代史书。宋人的叙事远远比不上汉人，但他们论述史事却比唐人考核得更严密。《纲目》既已完成，再看它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了。考察它最初的编纂过程，确实难以言说。陈寿、魏收，不值得一提；王仲淹续写《春秋》，却把元魏奉为帝统；司马氏修《资治通鉴》，却把曹魏奉为帝统。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它把曹氏贬为盗贼，把元氏贬为夷狄，贬武曌而在房州一事上书“帝”。除此以外的大义，数十处都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至于其中有些迂回难合、琐碎细微的地方，读者只需寻求其中的变化，略去粗疏部分即可。不必在言辞上耗费工夫了。司马光写唐末史事，叙述平定裘甫时，全部采用王式的家传；叙述高骈受惑时，又全部抄录罗隐的《广陵》。这与《资治通鉴》的体制相比，实在大不相同。而且考察当日的实际情形，也颇不相合。说家传好阿谀，野史好报仇，确实如此；但司马光没有详细考察，也有因为流言的缘故。文士的笔、谗人的舌、武人的兵，真是三种利器啊！文公《纲目》记载扬子云，责备得很严；记载狄仁杰，则推究他的本心而加以宽恕。孔子说臧孙有三件事不仁、三件事不智。然而《春秋》时代久远，超过臧文仲的人，孔子还屡屡称赞；但即使像臧文仲这样贤能的人，也不稍加隐讳，这不是近于苛刻吗？唉！这件事不能用浅近的观点来评论。丘文庄续写《史纲》，朱子《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有所局限，他就把没有完成的地方加以引申，把有所积蓄却没有发明的地方曲折地阐发出来。那些小的矛盾，正是大的符节。所​​以我常说，《春秋》之后有朱氏，《纲目》之后有丘氏。陆文裕辑录《史通》，十七分因袭刘知几，十三分续补刘知几；繁琐的加以删削，错误的加以刊正，俚俗的加以修饰。真可以说是刘子玄的忠实臣子啊。自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以来，汉、唐以前的历史就清楚明白了；自《资治通鉴》写到司马光为止以后，宋、元以下的历史却又模糊不清了。间或有几家续作，但都不能详尽。皇朝的《纲目》已经续写了，而这里仍然缺少续编，怎么可以落后呢？献吉论史，想要总括蔚宗以下的史学，而他的笔法又加以删削。元美论史，想要上溯子长以上的史学，而又加以删改润色。他的见识确实伟大，难道千年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人吗？我不敢知道。即使有这样的人，会不会年寿不长？会不会被日常事务困住？会不会被造化、鬼神所忌恨？我也不敢断定。唉！《少室山房笔丛》第五卷。●《史书占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