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五

译○外篇 开创天下的是伏羲、神农吗？治理天下的是尧、舜吗？建立家天下的是大禹吗？征伐天下的是成汤、周武王吗？成仙的是广成子吗？成为圣人的是孔子吗？上古帝王兼具其中两三项，便是极盛了；而轩辕氏六项都具备。难道他的德行不神奇吗？他的时代不奇异吗？轩辕氏的时代真是盛大啊！但也略有遗憾。伏羲、神农想治理天下却没有做到，尧、舜能够开创局面却没有遇上合适的时势，这都是时代造成的。轩辕氏恰好处在有熊氏之时，赶上榆罔衰败、蚩尤暴虐。黄帝征伐的功绩大于成汤、周武王，但揖让禅代的事迹又少于唐尧、虞舜，这也同样是时势造成的。葛洪说：“古代圣人中，有轻视天下的，有治理天下的，只有黄帝兼具二者；但不知道有熊氏所兼具的还不止这些。” 世人只知道项槖八岁就拜孔子为师，却不知道蒲衣子八岁就拜舜为师。甘罗十二岁任上卿，已经很年少了；伯益五岁掌管火政，更加年少。唐尧十八岁开创帝业，已经很年少了；放勋十六岁就配享上天，更加年少。王融的才华艳丽，邓禹又算什么呢？三代以前，享有国运最久的是周；三代以后，享有国运最久的是汉。周朝积累德行、累积仁政已经很久，汉朝铲除残暴、讨伐暴君也很正当。夏、商是汤、禹从民间崛起，周朝则是两位圣人相承。唐、宋、隋、周都有重臣辅佐，汉朝却是平民没有官位而兴起。周朝有周公辅佐，汉朝有光武帝辅佐。这就是三个文王、两个高祖。他们享国长久，是应当的。皇帝、王、霸，是古今盛衰升降的分界。时代有兴盛和衰败，所以称号有等级差别。称号依附于时代，时代却不依附于称号。某种称号沿用久了，人们熟悉了，于是称号的等级差别便成了时代盛衰的标志。虞、夏、商、周奉承天命而革命，各代都自行建立称号，没有沿袭旧称。三代以后，只有汉朝得以如此。魏、晋、六朝、五代的君主，大多沿用旧称号；唐、宋统一天下，也都沿袭旧称号。为什么呢？因为“汉”这个名称，就像地名一样。昭代建立国号，近代没有因袭，远古也没有沿袭；它的体制如冠裳般端正，它的意义宏大深远，伟大啊，光辉超过百代。三代以前成为帝王的，要看他的德行；三代以后成为帝王的，要看他的才能。汉高祖刘邦的才能高超，光武帝刘秀的才能缜密，文皇帝李世民的才能俊伟，项羽的才能雄强，先主刘备的才能疏略，孟德曹操的才能俊逸。三代以后，儒者能够参与世事并有所作为的，只有两个人：汉光武帝和蜀汉忠武侯诸葛亮。光武帝是以儒者身份称帝的人，忠武侯是以儒者身份为相的人，而且二人都能领兵作战。儒者的功用，达到这个程度就是最为显著的了。唐文皇帝的文治，已经能领兵，也能称帝，成康之治正是由此而实现的。他又能够任相治理国家，但他是才士而不是儒者。帝王接受天命，必定有祥瑞符应。芒砀山的云气，能够显现五彩文字，已经接近这种情形了。蛇横在道路上，是鱼腹中出现文字一类的事吗？老妇人夜里哭泣，是丛祠中发出的啸声一类的事吗？至于郦食其这样杰出的谋士，沧海君、黄石公之类的传说，为什么纷纷出现呢？世祖刘秀通达明察，赤伏符显现光明，难道反而使家法受到牵累吗？唐、宋昭代兴起时，也都有祥瑞传闻。人们没有不相信，是因为它们确实足以令人相信。汉高祖轻视士人，汉武帝兼用霸道，这大概是西汉功业由此酝酿而成的吧？光武帝礼敬贤士，明帝奉养老人，这大概是东汉节义由此酝酿而成的吧？唐朝重视文艺，所以唐一代以诗歌著称；宋朝重视艺文和仁政，所以宋一代以理学著称。汉文帝缩短丧期，魏文帝却实行完整的丧期；梁武帝谄媚佛教，北周武帝却铲除佛教。这两位文帝、两位武帝都是英主，但得失相差如天壤。拓跋氏、宇文氏同样都是夷狄，在三代以后寻求王政，只有这两件事足以作为凭证，难道不会使中原感到惭愧吗？世人知道汉武帝表彰六经，却不知道梁武帝训释六经，尤其勤勉用力。两位武帝的才略相同，文艺相同，喜好方外之术也相同（一个喜爱仙道，一个信奉佛教）。汉武帝穷兵黩武，后来一念悔悟而得以善终；梁武帝停止用兵，后来一念改变主意却导致祸乱。汉朝即使是夷狄而没有君主了，南北朝仍有魏文帝、北周武帝；唐朝即使是夷狄而没有君主了，金、元仍有金世宗、元仁宗。它们能够兴盛，是应当的。左丘明把尹氏说成隐公的母亲，《公羊传》把尹氏说成世代卿相，《史记》把共和说成相国的称号，《竹书纪年》却把共和说成一个人的名字。尹氏明明是男子，却有人说是妇人；共和明明是一个人，却有人说是两个相。这是史书中极其矛盾、非常可笑的事，究竟应当听信谁呢？四书的文字，没有其他典籍可以取来作证，但它的文义顺畅与否，却是明白可见的。我只取其文义顺畅的说法罢了。（胡安国、罗泌各有辨析。） 楚庄王、秦穆公的事迹已经很微小了，宋襄公又没有能力，哪里顾得上称霸，怎么能说是霸主呢？昆吾、大彭、豕韦属于不同的时代，似乎存在，又似乎已经灭亡。等到它们灭亡以后，用悼惜来替代宋襄公，或许还说得过去。（班固把齐、晋、秦、楚以及吴王阖闾列为五霸。） 齐桓公、晋文公等五位霸主称霸，都尊奉周天子，却都挟持天子、使用诈术，所以都称为霸主。但霸有两种：一种凭功业，一种凭力量。齐桓公、晋文公功业有余而力量不足；至于蚩尤、共工、后羿、秦政、楚羽，这五人可算霸业最盛，古今之中没有谁的力量能超过他们。楚国衰弱以后，吴国开始强盛；吴国强盛不久，越国也随即强劲起来。辽国衰败以后，金国开始强横；金国强横不久，蒙古也逐渐兴盛起来。天道真是可怕啊！宋国实在太可笑了！宋襄公在前面图谋称霸，却败在楚国手中；宋偃王在后面图谋称霸，却被齐国灭掉。宋襄公说的是“王道”，宋偃王说的也是“王政”。一个是祖，一个是孙，难道他们的路数相同吗？春秋时代，真正能够使楚国柔服的，是晋悼公；晋桓公、晋文公都不能与他相比。战国时代，稍微能够抗衡秦国的，只有赵国；齐国、楚国都不值得讥评。晋国的岸贾夷灭赵氏宗族，他的罪行是专擅，但用意却是扩张公室。后世把他与费无极并列，又把鲁行父驱逐莒仆相比；费无极的话表面正当，但实际却是窃取君上的权力。后世又把他与臧孙辰相提并论；汉代翟方进构陷陈咸等人，也援引这句话。当臧文仲提出这种言论时，难道是要为奸雄制造借口吗？战国时代，诸侯几乎没有君主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赵国有赵武灵王、赵惠文王，燕国有燕昭王，楚国有楚威王，齐国有齐宣王，他们都能够振兴国家。赵武灵王使国家强盛，赵惠文王任用人才，燕昭王洗雪耻辱，楚威王联合诸侯，齐宣王礼敬贤士，这些事都值得记载。但赵武灵王死于非命，其余几人也都早逝。难道上天有意帮助秦国吗？还是人的缘故？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译战国时代，能够与秦国抗衡的，只有赵国。赵主父曾改换服装秘密进入关中，怀有图谋秦国的心思。假如他不是死在沙丘，六国的形势还很难预料。赵惠文王任用廉颇，降服齐国时任用赵奢，援救韩国时任用蔺相如，因而挫败秦国。渑池会盟一事，足见赵惠文王的强盛，丝毫没有怯懦。他是战国时代贤明的君主。廉颇、赵奢、蔺相如，都是从卑微地位中拔擢出来的。赵惠文王了解他们而任用，任用后又不疑忌他们，最终取得了成效。这些功业不超过五霸的事迹。赵孝成王继承其后，国势便衰落了。可惜啊！战国时代令人凛然生敬的人，我找到了两个，就是王蠋、申包胥；不是说豫让。战国时代超然脱俗的人，我找到了两个，就是鲁仲连、张孟谈；不是说范蠡。范蠡侍奉越国，时间并不短。吴王阖闾强盛时，没有听说范蠡采取行动，因为那时越王勾践正在整治国家。吴王夫差发怒时，也没有听说范蠡采取行动，因为越王勾践已经获得释放。越王勾践退居会稽时，只是幸亏有伯嚭在吴国。若不是这样，计策从哪里出呢？用美色迷惑别国，以阴谋铲除别国的社稷。难道这就是凭借言辞、掌握权术的人吗？吴国寻求讲和时，句践心里仍然有自己的打算；顺势加以赞助，用来报答往日的仇怨，也就可以了。若拿起鼓槌跟随吴国出兵，非要把吴国灭掉才罢休，为什么这样残忍呢？他把乌喙看作自己的君主，又用货财玷污了自身。到了齐国，又被田常篡夺了他的国家。人喜欢制造祸乱，真是太厉害了！（范蠡的事情与伍子胥大不相同，吴国不能放过越国，越国也不能不放过吴国。） 鲁仲连以坚持道义为由不尊秦王为帝，甘愿投身东海而死；鲁仲谈奋不顾身地救护赵王，超然离开而游于五湖。他们并不是有所畏惧；范蠡离开越国，只是畏惧自己的内心。范蠡三次迁徙，却没有一件善行可说，只不过凭借货财闻名。他使文种杀人而又救人，这件事很污秽，他的见识也很悖谬。晋国的衰败，是从士匄开始萌发的吗？楚国的衰败，是从屈建开始萌发的吗？晋国的卿大夫从衰弱中兴起又灭亡，并不是贤者。士匄执政而使名义改变，韩起、魏舒相继执政，也都是扰乱国家的人。余斗筲之才，已经不值得计算了。屈建暗中整治军队，想借此求得诸侯支持；楚国被围攻偷袭而更加衰弱，最终祸及国家。战国四公子，谁不轻视平原君呢？然而秦人凭借豺狼虎豹般的强势，把魏齐掌握在股掌之间，来索取困窘无所归依的魏齐，最终却没有把他交出去，这样的人是谁呢？长平之战，责任在赵括，不在接受冯亭投降。假使廉颇坚持抵抗，武安君率全国军队出动，诸侯乘机攻入，秦国看函谷关就会像看大洞一样。春申君是辩士，不是侠士；孟尝君是侠士，不是义士；信陵君是义士，不是迂曲之士。（秦国前后出兵，只有长平之战最为竭尽全力，大概攻赵的军队不下六十余万，关中的精锐士卒全都用尽了。像王翦攻打楚国时，秦国已经得到天下的一半，说军队倾国而出还不足以说明情况。） 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才能相当，真是优秀啊！李牧扶助弱小的赵国，击退强大的秦国，才能超过前三人。至于他极其忠诚却遭到杀戮，即使宋朝的武穆岳飞也不能超过他。白胜、黄歇、田文、田忌，才德相当，真是伟大啊！田忌振兴残破的魏国，驱逐暴虐的秦国，才能超过前三人。至于他极其诚信却受到怀疑，也和魏国的陈思王曹植相同。李牧一死，难道只是赵国灭亡吗？田忌一死，难道只是魏国灭亡吗？六国也一并灭亡了。■〈氏鸟〉夷、望诸，都是旧臣。伍员留下而被杀，乐毅离去而得以保全。乐毅这样做是对的吗？淮阴侯、留侯，都是功臣。韩信留下而遭灭族，张良离去而得以保全。张良这样做是对的吗？唉，这很难说。伍员和吴王阖闾，君臣之间亲密如手足腹心，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比喻。他亲眼看见吴国的沼泽，却无动于衷，这符合对外国的感情吗？若不是应该以死相殉，怎么可以这样？乐毅离去，就很好了。汉高祖把韩信看作项羽那样的敌人，韩信只要有一天留在汉，就会有一天忧惧吧？即使向北逃到胡地，向南逃到越地，难道就能免祸吗？替韩信谋划得最好的人，不是像范蠡那样祈求退隐，便只能像文信侯那样服药自尽而已。可悲啊。太史公为刺客作传，列举了五个人，他们的道义全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他们的志向和事迹，则各有得失、难易之别。曹沫使军队受挫、土地丧失，罪责不能免于诛杀。葵丘会盟时，并不是陈列大批甲兵，而是提剑劫持齐桓公；成功只是侥幸，若失败而死，也不算白死。像蛇鼠一样的小聪明，壮士是不屑于做的。聂政在严仲子手下做事，受恩并非平素积累，却能等到母亲终年之后，又想到姐姐被杀之辱，于是毁容刺杀，志向足以令人怜惜赞叹。而且事情仓促间一呼而起，行动还比较容易。荆轲藏着匕首进入虎狼般的秦国，面对万戟和九重关卡，神色声音都没有改变，直到肢体被分裂，仍然谈笑自若。若不是盖世的勇气，谁能做到这样呢？专诸刺杀王僚，是为了吴王光；他的志向和事迹都很琐碎，不能与荆轲、聂政相比。至于豫让，我另有详细的论述。刺杀是造成大乱的道路；万不得已而使用它，也只能看刺杀本身是对是错。曹沫劫持齐桓公，是以逆犯顺；专诸弑杀王僚，是以下犯上；聂政杀死严仲子，是以私害公；曹沫借乱逃避刑罚，专诸借乱成就恶行，聂政借乱痛快地报仇，这些都是在混乱中制造混乱。况且，齐桓公可以用道义夺取权力，最终却引发忿怒争斗；吴王光如果不是为了刺杀废黜、放逐三位公子的人，难道也可以罢休吗？可悲啊！燕太子丹，当时燕国社稷早晚就要成为废墟了。太子丹思考救济国家的办法，却完全没有策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次刺杀上，怎么能算得上万不得已呢？聂政诛杀韩傀的后代苏嗣，可以使百姓得以安息、延续周王朝的命脉；燕国却还没有到彻底灭亡的时候，荆轲刺秦王眼看要刺中却没有刺中，这是天意。世人只看成败，不看是非，所以把荆轲当作笑柄，却把曹沫看作大勇之人。可悲啊！项羽看见秦始皇时说：“那个人是可以取而代之的。”刘邦看见秦始皇时说：“大丈夫就应该像这样。”刘邦、项羽的志向，由此可以知道了。立义帝怀王，并不是项籍的意愿。项羽击败汉军、汉朝兴起之后，怀王如果仍然安然无恙，汉王能有一天终止面向北方称臣的礼义吗？有人说：“汉王即使不臣服于楚，也未必会像郴侯那样起兵。”那么秦国对周赧王、魏国对魏献公，也能有辩解之辞吗？况且淮阴侯、彭越，君臣名分已经确定，汉王从未把他们置于君主的位置。何况义帝本来就是项羽一向奉为君主的人。汉高祖通过战争取胜、攻取土地，治理国家、实现太平，事情做得不如唐文皇；然而唐文皇也不能成为汉高祖。汉高祖的神机妙算远远超过唐文皇，平定叛乱、任用平勃本来就是小事，曹欢也能做到。侯景、彭乐、库狄干、斛律金、慕容绍宗等人，都像被明镜照见一样。唐文皇的智慧笼罩一世，最终却因功业而失去人才。知人难道真是容易的吗？唐文皇派遣李绩出征，大概是有原因的。李靖、李卫公那样的才干，如果没有遇到唐文皇，也都能够凭自己的本领立足。唐文皇年少于诸将；到他晚年时，当时征伐的功臣几乎都已不在，只有李绩还活着，而唐高宗又软弱。唐文皇大概有所顾虑，所以派李绩出征来试探他的内心；如果他因循不动，就杀掉他。唐文皇大概不能不疑忌李绩，却又不愿做汉高祖杀韩信、彭越那样的事。李绩出征以后，唐太宗的疑虑就消除了，而且再杀他也没有正当名义了。侯景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武氏此时还完全没有显露出来。唐文皇派李绩出征，是为了防备李绩，不是为了防备慕容绍宗。大概是想用高官厚位来笼络他的心，并不是希望借用他的力量。唐文皇难道只是局促地仿效北魏神武帝吗？

译做将领的方法，只在于智慧和勇气。古今在勇气方面达到极致的，大概是项籍吧；在智慧方面达到极致的，大概是韩信吧？有勇气却被智慧所困，即使力量有万钧，仍然只是匹夫。项羽的勇气没有施展谋略的地方，而敌人的谋略也没有施展的机会。有智慧却凭借勇气，即使百战百胜，仍然只是寻常本领。韩信的智慧不需要依靠武力，而敌人的武力也没有使用的地方。汉高祖却还能使项籍失去勇气，使韩信失去智慧。才能越高，内心越隐秘；功业越盛，道德反而越衰败。垓下之战时，楚国的事情已经败坏了。并不是韩信凭借智慧就能覆灭项羽；然而汉军如果没有韩信，也未必能知道结果。以完整的智慧对付完整的勇气，双方的形势必然都完整，优劣大概才能确定。双方形势都完整，就一定会交战得很坚决。刘曜被石勒擒获，高昂死于宇文氏之手，难道是双方形势有强弱之别吗？只是交战有坚决与不坚决的区别。宋义与秦、赵交战，实际上是害怕秦将章邯，只想观察成败罢了。章邯举兵攻打赵国，宋义又打算弃军逃走，谁来承受他的失败呢？至于他不体恤士卒，置酒举行盛会，大言不惭地凌辱项羽，终于因口舌惹来灾祸，真是个狂妄平庸的小人。项羽杀宋义，自己的刀刃也被玷污了。凌敬劝说窦建德不要救援郑国，尤其荒谬。唐军攻克郑国，早晚郑国一破，夏国就会望风披靡了。项王怒声大喝，千人都为之惊惧失措。然而东城之战时，灌婴率五千人追击项羽，虽然杀伤超过了相应的比例，项羽最终还是自刎，这是形势所造成的。垓下之战，汉军也有六十万；如果不是淮阴侯在军中，汉军很少不会像灵壁那样失败。只是韩信也不是项羽的敌手，楚国的谋臣只有亚父范增而已。然而他的谋略有得有失，大概相互抵消。他谋略的失误，一是拥立义帝；他的谋略得当之处，一是谋划对付沛公。凭陈涉那样的平庸才能，仅仅在大泽乡高呼一声，跟随者就有百万；梁如有智慧，项籍如有勇气，却让楚怀王被拥立为君主。项梁死后，项籍苦战以平定天下，却没有给怀王一点尺寸之地。即使如此，既然已经奉他为君主，又杀害他来成就汉王的名声，可以吗？他谋划对付高祖，是看清天下大势，即使项羽也比不上。世俗的浅陋儒生，固执地把这件事当作笑柄。沛公死至今已有数千年，当时再也没有第二个沛公，这一点在当时就应该看得出来。有人说：“上天将要启用他了。”难道可以废掉他吗？唉！这句话，别人说可以，亚父却不能说。沙丘中的一次袭击，使张子房报答韩国的道义完全尽到了。秦始皇死后，秦国失去天下，天下的形势不是归刘邦，就是归项羽。即使有一百个韩国，难道也足以辅佐他们吗？烧毁、断绝栈道，把自己装作韩信，作为韩国臣子的做法，实在太迂腐了。假如韩成还在，又怎么能兴起汉朝而恢复韩国呢？所以封侯才符合张良的志向。项羽灭亡、韩信被诛杀，张良为什么还不离去？祸患将要轮到他了，难道只是为了韩国吗？张良、陈平都是策士中的杰出人物。所谓汉初三杰，首推留侯；而六次奇谋中，专门归于曲逆侯陈平的却很多，这是为什么？张良洞察天下的关键，陈平巧妙地应对一时的变故。捐出黄金、准备粗食，云梦假装出游，这些事情张良不屑于做；若不是陈平，谁又能做到呢？昭烈帝讨伐吴国时，孔明叹息说：“如果法正还在，就不会让主上走到这一步。”真正了解张良、陈平事迹的人，就可以用来解释诸葛亮这句话了。淮阴侯登坛拜将，文成侯凭借计策，武乡侯分割三国鼎立的形势，都是在事情尚未显露之前便作出判断，而且丝毫没有差错，这有什么不同呢？汉高祖回答吕后，诸葛亮嘱托后主，曹欢嘱托文襄帝，都是预见身后之事，丝毫没有差错，又有什么不同呢？汉高祖推举平勃，吕后再次追问，汉高祖却不回答。诸葛亮推举费祎、董允，李福再次追问，诸葛亮却不回答。后来果然任用平勃，汉朝就安然无事了，还需要回答什么呢？后来果然任用费祎、董允，蜀汉几乎灭亡了，还需要回答什么呢？汉高祖真是有智慧啊，诸葛亮真是可悲啊！武乡侯多次称赞姜伯约，评论者认为这是失误。看诸葛亮临终的遗言，只举荐费祎、董允，却没有提到姜维，可见他的判断很审慎。然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姜维终究没有辜负他的知遇。凭刘禅的平庸、刘皓的奸佞，如果不是姜维，蜀汉早就灭亡了。邓艾又能怎么样呢！陈豨不是黥布一类的人。征讨陈豨时，平阳侯曹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已经出兵，而汉高祖最终亲自统率军队。淮阴侯的死也就可以知道了。他难道还能用吕后作为自己的辩解吗？淮阴侯落入汉高祖的计谋可以理解，后世的人也落入了这个计谋。为什么呢？章邯，是仅次于白起的人，却败在项羽手下，名声没有得到称扬。龙且、黥布之流，灭亡于韩信之手，功勋没有得以建立。楚国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只有龙且而已。他破九江，救田横，其他事情都不能担当。龙且死于潍水，项羽才大为恐惧，派人去劝说韩信。等到英布反叛梁地，楚国没有可以派遣的人，项羽只好亲自前去攻击，最终失去成皋。楚国因此灭亡，我曾经说过：范增离去，楚国就没有大臣；龙且死去，楚国就没有良将，再难用平庸之道来维持了。汉高祖的智慧真是太高了！杀死丁公，使天下人警戒做臣子的行为；这其实是让天下人都受到欺骗。杀死丁公，使后世人赞许做君主的行为；这其实是让后世人都受到欺骗。荀吴杀死鼓人，我赞许他的正义。句践杀死吴国宰相，我赞许他的公正。这是为什么呢？鼓人以城邑反叛，而吴国从未接受他的投降。伯嚭保存越国，是因为收受货财；他使吴国灭亡，是因为进谗言。所以伯嚭对于越国没有亲近之情，对于吴国却是严重的祸害，杀掉他是应该的。至于丁公对汉高祖，是为了谋利吗？对项氏，是为了进谗吗？季布使刘邦脱离困厄，是施恩吗？还是报仇吗？按照法律，他与荀吴、句践的行为没有一点相合之处。汉高祖在刑罚上的暴虐，大概超过政治本身了。孔子说：“用正直报答怨恨，把雍齿封侯算是正直吗？用恩德报答恩德，杀丁公算是施德吗？”汉高祖借封雍齿来表示恩赏，借杀丁公来表示法令。假借这些事情而足以成就自己的私意，那么隐藏怨恨也可以，狠下心来也可以。汉高祖晚年，叛乱者大概先后有九起，最终又死于黥布的箭下。他与光武帝、唐太宗相比怎么样呢？由此可见，依靠欺诈的人，确实有时会陷入穷途。项伯因为偏袒汉王而被封赏，难道不该诛杀不忠吗？郑君因为顾念项籍的名声而被驱逐，难道不该诛杀不忠吗？项羽失去天下，原因很多。难道可以说是由于丁公帮助项籍吗？如果在关中建都，任用亚父，即使不与汉王发生战争也可以。季布忠于楚国却被剃去头发，钟离眛忠于楚国却被杀戮，丁公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真正值得惋惜的，是后世被汉高祖欺骗了。百战百胜而取得天下的，是唐太宗；项籍却因胜利而失去天下。百战百败而取得天下的，是汉高祖；昭烈帝却因失败而失去天下。这固然是人的缘故，也同样是天意。昭烈帝在袁绍、吕布、刘表、曹操之间辗转奔波，处境困窘而气势不衰，屡遭失败而志望不挫。魏武帝把他推许为天下英雄，鲁肃称他为天下枭雄，周瑜、陆逊、程昱、郭嘉都对此忧惧不安。为什么他的声势先发就能这样振动天下呢？考察昭烈帝平生的言论和旨趣，大概仍有帝王的气度，远远不是孙权、曹操之流可比。虽然他的才能比不上他们，难道也是汉朝德运将要终结的缘故吗？

译魏武帝凭借弱小的力量转为强大，没有凭借一尺土地，几乎统一天下；这个人的品格不值得评论，才能却值得称道。孙权不过是自守的俘虏，凭借父兄留下的基业，不能扩展一寸土地。假使昭烈帝处在孙权所取得的地位，难道也会止步于此吗？苏轼认为刘备不如孙权，是不对的。眉山父子在议论历史方面真是太勇于发表意见了！他们责怪昭烈帝不能战死于敌手，又说他放弃荆州进入巴蜀；由此我知道他们是没有能力判断事情的。汉朝的气运已经如灰烬般消散，曹氏的基业也已经形成，情况并不亚于暴秦、新莽，怎么能拿汉高祖、汉光武帝的事情来责备他呢？刘虞不接受帝号，一心向着汉室；他讨伐公孙瓒，只要能让人擒取公孙瓒，几乎就会成为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的行为，难道这样不能救济天下吗？不能。先主、武侯都是人杰，难道能要求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只讲小节吗？东汉末年，曹操所忌惮的是刘备，不是孙权；孙权所忌惮的是关羽，不是曹操。所以昭烈帝早先不能占有荆州，后来又不能凭忠义保住荆州。赤壁一战之后，吴国君臣不再忧虑曹操，而忧虑刘备了。襄阳攻克之后，吴国君臣不再害怕曹操，而害怕关羽了。然而昭烈帝忘记了这一点，关公忽略了这一点，武侯也姑且把它放在一边。难道是天意吗！一支军队进驻宛、洛，另一支军队进驻秦川。诸葛亮起初的谋议，什么时候曾经想放弃荆州呢？然而荆州地盘狭小，地势又是四面受敌。用来进攻可以，凭什么守住它呢？必须兼有益州的富饶，依靠汉川的险要，这样才有希望进攻时能够收复中原，退守时能够巩固三足鼎立。这是豪杰万全的见识，后世却反而纷纷争论。司马徽因此轻视那些腐儒。荆州是天下的重要地区，是豪杰们急于争夺的地方。然而从来没有谁凭借荆州取得天下。不必说刘表、萧铣、马殷之流，即使是楚成王那样成就霸业的、楚庄王那样强盛的、楚灵王那样称霸的、楚玄王那样贪婪的、陈友谅那样横暴的君主，也都不能从中原取得一寸土地。蜀地确实只是偏处一隅，然而秦国得到它，便轻视诸侯；汉朝得到它，便统一四海。诸葛亮自昭烈帝去世后，六次出兵祁山，怎么能说他是想长期守在蜀地呢？司马徽斥责的腐儒，难道是吕温、苏洵等人吗？可惜没有人坚持我的说法来驳倒他们。至于像薛能、郑如几、俞文龙之流这样琐碎的人，我又有什么可讥刺的呢？扰乱汉朝的贼人，我不说是董卓、李傕，而说是贾诩；使汉朝灭亡的贼人，我不说是曹操、孙权，而说是吕蒙。等到董卓被诛杀时，汉朝几乎就要安定了；贾诩却谋划让李傕袭击、杀害王允，于是汉朝的纲纪像瓦片一样崩解，直到曹操商议迁都时，汉朝才几乎又要复兴。吕蒙谋划让孙权袭取荆州，于是汉朝的社稷被瓜分。收复汉关，不是一个人能够承担的；攻取襄阳、樊城，就扼住了曹操的胸口。吴、蜀两条手臂夹攻曹魏，即使曹操能够守住关隘，中原也不会归魏国所有。收复宋朝的失地，一个人就足以担当；攻打汴京、洛阳，就能夺去金人的魂魄。韩世忠、吴玠等将领彼此配合追击，即使金人能够堵绝关塞，中原也不会归金国所有。然而吕蒙用诡计袭取荆州，秦桧又用议和加以阻挠。天啊，真是残酷！诸葛亮的才能胜过关羽十倍。然而从蜀地攻打魏国，形势的便利程度相差万倍，所以他六次出兵，最终为此献身。岳飞的才能低了几个层次，而以宋朝谋取金国，力量相差百倍，所以他三次失败，国家也随之受到影响。荆州被攻破后，吕蒙就死了。上天想使汉朝灭亡，所以先让吕蒙出生，又替汉朝使吕蒙灭亡。关公精忠而有大节，世上却有人责备他；吕蒙留下鼠窃狐踪，世上却有人称赞他的才能。这正是我放下书长叹的原因。姜维讨伐贼人，伟大啊！中原难以恢复，这一点人人都能辨明。姜维竭尽一生来为此献身，即使失败，也仍然胜过那些不为此努力的人。李训诛杀宦官，坚强啊！宦官势力难以铲除，这一点人人都能辨明。李训冒着万死来谋划这件事，即使其中有私心，也仍然属于公义。郁离子说：“六朝、五代的君主，如果遇到汉高祖，连同黥布、彭越并列都做不到，何况能面向南方称帝呢？”这是青田先生说的本色话啊！不过其中也有等级差别。刘裕的才干力量很强，属于仅次于曹孟德、司马仲达的人；如果处在宋太祖的位置，难道不会比宋太祖更好吗？齐、梁、陈三氏更差。至于隋文帝治理国家、安抚世道的能力，也不容易轻视。五代各位君主，不过是鼠窃之徒的余党，气象和作为又比齐、梁、陈三氏更差。只有柴氏的气度和谋略颇为值得一看。北魏太武帝的力量足以统一天下，而南朝的君主却不是陈后主那样的人。尔朱荣的才干足以统一天下，而北朝的君主却不是隋文帝那样的人。假如隋文帝遇上的是陈后主，即使想统一天下，也不可能做到。苻坚夺取东晋，是因为急迫而失败；隋文帝夺取陈朝，是因为从容而成功。苻坚凭六十万军队出战却败奔，可以说是不善于使用众多兵力；隋文帝凭两万八千人取胜，可以说是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原因是什么呢？隋朝有良将，秦朝没有良将；晋朝有防备，陈朝没有防备。苻坚有器量，魏孝文帝有文治；如果说夷狄没有君主，我不相信。慕容恪忠贞，斛律光刚毅；如果说夷狄没有臣子，我也不相信。世人称说这四个人，着眼于才干；我推举这四个人，着眼于德行。江左诸人风流闻名，和北方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然而朝廷之上，有王景略这样的人吗？帷幄之中，有崔伯深这样的人吗？王景略足以登堂比肩诸葛亮，崔伯深足以入室比拟张良。难道不只是六朝，连唐朝以后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吗？北魏有崔浩，难道仅仅相当于留侯吗？他广泛通晓典籍，精研文章书法，通晓星象历法，博习方术医书，在技艺才能的优长方面，几乎接近诸葛亮。然而，他超然出众的智慧不如诸葛亮，宽广豁达的器量也不如诸葛亮。这就是他达到的程度。崔浩完备地记载国史，是为了记录事实；排斥佛教，是为了尊崇儒学。从六代到唐朝，史书难道有不虚饰的吗？儒者难道有不排斥异端的吗？齐史记载崔浩、孟轲排斥墨家，足以使百代后人仰望。崔浩因秉笔直书而使宗族覆灭，人们只知道他的才艺，僧侣甚至说这是释氏的报应。拓跋焘也很快死去，有盗贼从他腹中刺杀而出，痛快啊，看来确实有天道。邢峦是北魏的儒者，却功名显赫。世人只知道他是将领。杨愔是北齐的文士，却长于才干和办事。世人只知道他是宰相。邢峦如果不是以将领身份显名，就会和樊深、刘焯等人一样；杨愔如果不是以宰相身份显名，就会和邢劭、魏收等人一样。到最后，北魏的良将没有超过邢峦的，北齐的贤相没有超过杨愔的。世人认为儒者少有通才，文士缺乏实际才能，我唯独惋惜这两个人，他们一生的成就被将领和宰相的名位掩盖了。马援在功绩方面竟不能被遗忘吗？是因为云台之外另有嫌疑吗？班超在武功方面竟不能被记录吗？是因为麒麟殿中另有节制吗？他们自以为处理得极其公正，却都没有做到尽善。把马援排在邓禹、吴汉之后，把班超排在霍去病、丙吉之后，难道不是更加公允吗？至于瀛洲阁，竟把李敬宗也列入其中，我不能因此珍视他的才干。补入孝孙后共有十九人，黜去许敬宗后仍是十八人。后世一定会有人认为我的话正确。

译秦朝那样的邪恶，却没有杀周赧王；秦政那样的残暴，却没有杀戮六国国王。刘裕呢，对旧君却两次加以弑杀，对投降的君王又并杀于一处。刘裕的邪恶超过嬴政，残暴也比秦政更为酷烈。古今杀害投降者最严重的，莫过于唐高祖；项羽和白起都不能与他相比。薛仁杲投降，唐高祖便杀了他；王仁本投降，也杀了他；萧铣投降，又杀了他。其他类似的事大概数也数不清。项羽从未杀沛公，白起也从未再次屠杀已经投降的士卒。有人说这是唐太宗的意思。颉利可汗被擒后，唐太宗却没有杀他。然而为什么他不能救下这些人呢？连刘文静的死都不能挽救，更何况这几个人呢？论谋略，唐高祖不如李密；论勇武，不如窦建德；论诈术，不如王世充，却凭借儿子战胜了他们。刘武周、薛仁杲，不过是一群盗贼罢了，不能和窦建德一类相比。李密有英雄的气度，却一次失败便不能振作。窦建德本来就不是唐太宗的对手，然而当时如果援救郑国，形势本来必然取胜，怎么会轻易得胜到如同拾取小草一样呢？帝王是否受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唐太宗对于高丽，从未不是早晚都放在心上。辽东归来以后，他整顿军队、激励士卒，史书对此记载不断。只要推迟一年半载，平壤一定能够攻取，盖苏文一定会被处以磔刑。这并不像汉高祖被冒顿困住，只好置之度外而不再计较。可是儒生们往往认为这是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以后，读史的人就少了。三代以后，身负重大责任却不为所动的人，能数出哪些呢？汉朝是博陆侯霍光，唐朝是梁国公狄仁杰，宋朝是忠献韩琦。至于司马光，几乎无人能比；盛德自然接近于纯正。论人物的端正，我一定把汾阳王郭子仪列在武乡侯诸葛亮之后。司马光内心精纯，范仲淹气度宽广。他们任用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可惜啊！评论唐虞以后历代的宰相，伊尹、周公、诸葛亮已经达到最高境界。汉朝的萧何、曹参、丙吉，魏晋的王导，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朝的吕蒙正、李沆、王旦、文彦博、富弼、韩琦、范仲淹、司马光，也算是接近这一境界。汉朝的宰相以质朴厚重取胜，唐朝的宰相以才干取胜，宋朝的宰相以气度体统取胜。西汉的将领凭才干取胜，东汉的将领凭德行取胜。汉高祖凭才干取胜，所以他任用的将领没有不是有才的。汉光武帝凭德行取胜，所以他任用的将领没有不是有德的。声气相互感应，难道不是像鼓槌一击便应声吗？西汉的将领多是群盗出身，汉高祖的起兵也不过是凭三尺剑。东汉的将领多是儒生出身，汉光武帝的起兵也不过是凭一部经书。德行也好，才干也好，都各有其来由。唐朝的将领凭才干取胜，接近西汉，却不如西汉雄健；宋朝的将领凭德行取胜，接近东汉，却不如东汉雅正。唐太宗的才干超过他的德行，宋太祖的德行超过他的才干。下位者随从上位者，实在太厉害了。义军不崇尚诈谋，成安君已经死在泜水之上了。诸葛亮的八阵图，是何等堂堂正正啊！唐朝郭汾阳统率军队，宽大而公正；宋朝岳鄂国用兵，合乎义理而严整。评论三代以后的用兵，三位君子难道算是最高一等吗？评论三代以后的将领，三位君子的德行难道算是最高的吗？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是天地间大奸臣的首领吧？奸臣误国，有的是掌权却没有才干，有的是有才干却没有权力，有的是既有权力又有才干却不能长久。李林甫、秦桧兼具这些条件，所以造成的祸害特别酷烈。李林甫在朝廷专权，安禄山因此畏惧，不敢轻举妄动。张浚、韩世忠等将帅的军队一旦被秦桧解散，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才干，比卢杞高出多少呢？蔡京哪里敢望其项背？汉朝有董卓，梁朝有朱温，唐朝有朱温，情况大致相同：造成的混乱相同，罪恶相同，所受的报应也相同。他们大概是古今大恶人的首领吧？曹操、司马懿、刘裕、苻坚，对国家的危害重，对百姓的危害轻；安禄山、史思明、黄巢、朱勋，对百姓的危害大，对国家的危害小；王莽则兼有这两方面，而且起初还加以文饰。罪恶贯通天地、横亘古今的人，究竟是谁？就是武曌。我在数千年的史册中寻找哪怕稍微接近她万分之一的人，却再也没有见到。或许在数千劫以前曾有这样的人吗？我知道只有武曌一人。把蚩尤、商纣、王莽、董卓、曹操、朱温、萧鸾、赵高、李林甫、秦桧合在一起，足以抵得上武曌吗？还远远不够。（“曌”是武则天所造的字，后人沿用它，这是不对的。） 鲁国有两个姜氏，世人知道这一点。世人知道唐朝有武氏，却不知道唐朝有两个武氏。世人知道北魏有冯氏，却不知道北魏有两个冯氏。两个武氏都杀了自己的儿子，两个冯氏几乎都曾两次弑君。武氏受到折辱，冯氏受到诛杀，所以事情没有显扬。女祸如此容易接连发生，实在太严重了！但继起的女祸都没有善终。天道已经让一件事过分了，难道还能再来一次吗？鲁国的两个姜氏、北魏的两个冯氏、唐朝的两个武氏，姜氏弑君、冯氏淫乱、武氏杀子，仿佛出自同一条路数。这些事情确实有所承袭；然而姜氏在齐国被杀，冯氏在魏国被诛，武氏在唐朝受挫，结果都不如前者那样成功。冯氏之后有灵太后，武氏之后有韦后；她们虽然成功了，却不能享有成果。可见天道确实不允许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灭亡秦朝的是胡人，秦朝却不知道真正导致灭亡的是胡亥；灭亡唐朝的是武氏，唐朝却因为君羡而不知道真正导致灭亡的是武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胡亥所造成的祸患尚小，而匈奴的威胁显著，本来就不是秦始皇所能预料的。君羡能做什么，而武曌将成为武氏、成为女子，却已经明明白白。何况淳于风的话已经传到宫中，以唐太宗的英武，明察照彻万里，却连眼前的睫毛都不能看见。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汉朝以后，贤后与不贤后大概各占一半吧？吕后的罪恶，马皇后、邓皇后足以抵消。唐朝以后，像武后、韦后这样的，没有一个不邪恶；但长孙皇后没有临朝听政，所以她的贤德没有显扬。宋朝以后，像高太后、曹太后这样的，没有一个不美善；但杨太后没有临朝听政，所以她的德行没有显扬。宋朝创建基业和中兴时的君主，都不像汉、唐君主那样英明，而母后们的贤德却格外兴盛。宣仁太后的美德，难道还在和帝的阴皇后、熹宗的刘皇后之上吗？杜太后在金匮盟书中的一句话，几乎使国家丧亡。宋人只称道高太后、曹太后、向太后、孟太后，是有原因的。战国士人中著书立说的人，为什么如此众多？而他们没有流传下来的，难道曾经有意要使自己的言论流传吗？不用说孟子、荀子，即使庄子、列子、管子、商鞅、申不害、韩非、韦、翟，他们真正想传下来的，是自己的学术，只不过把它寄托在言论中罢了。然而他们的学术没有流传，是因为学术有所偏颇；他们的言论能够流传，是因为言论合乎古道。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晋、郑、楚、宋之间，文章文采多么兴盛啊！秦国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文采，最终因此取代周朝。文采发展到极点，便会反过来归于质朴。单说李斯一个人，他在《谏逐客书》中有文采，在峄山刻石中却没有文采。唉，这个道理可以由此推知了！

译叔度是闵子骞、冉耕一类的人物，但世人很少称道他的著述。范仲淹是子游、子夏一类的人物，但世人很多称道他的著述。受到冷落的人会感到遗憾，受到推重的人又令人惋惜。汉朝末年是崇尚节义的时代，即使不著书立说，推重他的人也会推重他，挽救他的人也会挽救他；叔度从容有余而声誉美好，他享有这样的声誉是应该的。唐朝初年是追逐功利的渊薮，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难道没有能力自我表彰吗？师德确实明白这一点，不把没有的说成有，难道是范仲淹吗？确实，有些话不能不说。曹操的谋略超过孙武、吴起，而诸葛亮只能仿佛接近孙武、吴起；李白的才华超过庾信、鲍照，而杜甫只能拿来和庾信、鲍照相提并论。古人虚心尊重前代贤哲，所以成就越来越高；后人轻视前代贤者，所以成就越来越低。说文人没有操守，是真的吗？太史公为李陵辩雪，杜少陵为房琯解救，都是极其艰难的事！陈思王曹植忧虑国事，韩愈进谏纠正君主，暂且不论李白跟随永王李璘这一点，虽显得疏忽，却不是叛逆。柳宗元支持王叔文，虽然急躁，却不是奸臣。《少室山房笔丛》卷六 ●《史书占毕》第三 ○冗篇上 学者大多谈论五霸，却不能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外说明其余三霸，于是把夏代的昆吾、商代的豕韦和大彭拿来，与周代的齐桓公、晋文公合称为五霸。自从司马迁的《夏本纪》《殷本纪》已经断缺而不再记载以后，《春秋》、秦汉杂传和诸子书又常常只拾取其中一件而遗漏另外两三件，所以后世的疑惑越来越严重。我读了《汲冢纪年》后，才开始得到其中的说法。所谓霸主，大致有两种含义：诸侯对王室有功劳，王赐给他茅土，使他能够专门征伐，并使众人服从他，如周文王担任西伯，这就是霸，是凭功劳称霸；诸侯不共同奉事王室，依仗自己强大，擅自征伐，使众人畏惧他，如共工称霸九州，这就是霸，是凭力量称霸。自徐偃王、宋襄公窃取仁义之名，最终削弱灭亡，成为天下笑柄，而战国君主大力凭借甲兵、土地相互欺凌，于是孟轲出世，大力阐明王道来驳斥他们；这样一来，所谓霸，只被当作崇尚力量的事情，与三代盛世所说的霸相距甚远。考察《竹书纪年》所记载的三件事，它们开始称霸时，大体都是凭功劳取得的；到了最后灭亡时，则都是失误在凭借力量。夏仲康六年，赐给昆吾，命其建立霸业。帝芬三十三年，把昆吾氏的儿子封在有苏。帝癸元年，昆吾氏出居许地。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讨伐商。三十年，商军征讨昆吾。三十一年，商攻克昆吾。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昆吾氏的始末。夏孔甲元年，废除豕韦氏，让刘累饲养龙。帝昊元年，让豕韦氏复国。商外壬四年，邳人、侁人叛乱。河亶甲元年，彭伯攻克邳。五年，侁人进入班方。彭伯、韦伯讨伐班方，侁人前来归服。祖乙元年，王即位，从相迁都到耿，任命彭伯、韦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亡大彭。五十年，征伐豕韦，攻克了它。这就是《竹书纪年》所记载的豕韦氏、大彭氏的始末。把前后记载合起来比较，昆吾、豕韦、大彭的具体情况虽然无法得知，但它们兴起和灭亡的大概情况已经具备了。昆吾氏在仲康时代称霸，到桀时灭亡；豕韦、大彭在河亶甲、祖乙时代称霸，到武丁时灭亡。昆吾氏兴起的情况无法考察，但从彭伯、韦伯接受商的任命这一点，可以知道昆吾氏的情况；大彭、豕韦灭亡的情况无法考察，但从昆吾氏被商攻克这一点，可以知道豕韦、大彭的情况。那么，世人谈论五霸，是因为它们开始时都凭功劳称霸，因而把它们和齐桓公、晋文公合在一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能因为它们最后凭力量称霸，便把它们和齐桓公、晋文公合在一起吗？那就不可以。齐桓公、晋文公本来确实崇尚力量，但他们的功劳实际上不能掩盖。考察三氏开始时的情形，它们相似；考察三氏末期的情形，则不相似。这就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文士喜好奇闻异说，实在太严重了！自古以来中兴的功业，没有比夏少康更大的了。他从襁褓之中就遭逢大难，流离逃亡、藏匿四十多年，最后凭一成、一旅的力量，恢复夏朝旧有的基业并使之光大。他在有虞、仍、鬲之间经历艰险，所作的施德布恩、谋划大事，大概没有不做到极致的；可是司马迁的本纪把这些文字全都遗漏了，后人无法寻求，于是便拿《离骚》《天问》中荒诞悠远的说法来填补。夏朝从太康到夷羿、寒浞在有穷氏篡夺政权，其间丧乱接连发生，世代已经更替三次；寒浞又和过浇相互凭借狡诈与武力，灭掉斟氏，杀死相氏，占据都邑，其祸害比王莽、桓玄造成的祸乱不止大十倍，哪里是一名刺客或一个虞人的力量所能承担的呢？少康的经历只见于《左传》，但首尾不详；只有汲冢《纪年》对复兴夏朝的事情记载得较为完备，只说伯靡从鬲地率领斟鄩、斟灌的军队讨伐寒浞，世子少康派女艾讨伐过，杀死过浇；伯子杼率军灭掉戈，少康从纶地回到夏邑。这些事情虽然不能详细考察，但总的来说都是王者堂堂正正的军队。至于《离骚》所说的袭击女岐、放出田犬等事，在简册典籍中完全没有见到。《离骚》所追问的，大概只是齐东里社、鬼巫墟墓一类的传说。屈原被放逐后无聊，感触之下写下来，以此询问后世。世上的儒者不能辨析并驳斥它，而像沈约这样喜好奇异的人，又引用它来解释《纪年》，于是使少康、伯靡、女艾中兴夏朝的功绩，降低到和孟尝君、郭解一类人的水平，我不能不加以辨正。三代以前，史书中人名的讹误很多。其中最严重、最可疑，而且可疑到不能不加以辨析的，没有比伯翳和伯益更甚的了。自从史书说伯益辅佐禹、伯翳成为秦的先祖以来，司马贞、张守节等人都怀疑这是错误，却没有人能够援引明确证据加以折中裁定，所以历代纷纷争论，直到今天仍把伯翳、伯益看作两个人。假如伯翳、伯益像共工、苍颉、栗陆、容成、鸿蒙、云将、啮缺之类人物一样，事迹荒诞模糊而无关紧要，那也就罢了。既然他们确实是禹的辅佐、舜的臣子，又是秦的先祖，那么他们所关系到的世道和历史是怎样的，怎么可以不把他们确定为同一个人呢？司马迁《秦本纪》说：“大业娶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辅佐禹平治水土，辅佐舜驯养鸟兽。舜把姚氏的玉女嫁给他，这就是柏翳，是秦的先祖。”禹担任司空，是天下的重大责任；辅佐禹疏浚河川，是天下的大功劳。假如那个人不是伯益，而是另一个人，那么《尚书》记载他时，就应当把他和皋陶、后稷、契并列。如今考察虞廷的臣下和百官，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类，没有不完备地记载在书中的，唯独伯翳的事迹从经书中看不到。把史书所说的“平治水土”拿来和《尚书》核对，替舜进献鲜食，才是益所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