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六

译拿史书所说的“驯服鸟兽”来考察《尚书》，那么掌管火政、担任虞官的，就是益官。既然如此，《尚书》所说的伯益，不是伯翳又是谁呢？《秦纪》所说的伯翳，不是把伯益写错了吗？大概“伯”和“栢”读音相同，“益”和“翳”声音相近。所以《史记》错误地把同一个人分成了两个人。幸而虽然把这个人说成了两个人，但他的事迹还是同一个人的事迹。然而，为什么又称作“大费”呢？我曾读《汲冢纪年》，从中得到答案：“《竹书纪年》记载，夏启即位第二年，费侯伯益出外就国。”《史记》先称“大费”，后来又称“柏翳”。如果柏翳是人名，那么“大费”就是封国名；如果“大费”是国名，那么“柏翳”就是伯益。只凭《竹书》中的一条简文，柏翳、伯益、大费三者的关系就不用辩论而自然明白了。但司马贞、张守节都搁置不谈。那些称作“索隐”的，哪里体现了索隐？那些称作“正义”的，哪里体现了正义？他们在《秦本纪》中把“栢”字校正为“正”也是如此（《正义》在《陈纪》下也说二人本来是一个人，但《秦纪》《陈纪》和《世家》都没有说明。按《山海经》刘歆的序文，先称伯翳，后来又说伯益，二者是同一人已经十分明白；这样一来，太史公的错误也不用辩论便自然显露了）。然而，《正义》也没有引用这段话。苏子瞻评论周朝的失策，认为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了，却拿周灵王神圣、诸侯服从并进贡来作证；这只是依据子朝一派的说法，而没有详细考察灵王那个时代。灵王在位时，孙宁驱逐国君，却没有人能够讨伐他；崔庆弑杀国君，却没有人能够诛讨他；陈生、伯舆争夺政权，也没有人能够裁断；甚至还要借列国大夫来王庭听讼。那时的纪纲和名分几乎完全崩溃，没有一点 ಉಳ存。榖水、洛水之战，周王想堵塞河道，太子晋的劝谏可以说深切而严厉，但周王最终还是不能采用。灵王终身的政事，也只看得出曾经出使齐国、传达王命这一件事。所谓神圣、诸侯服从进贡，究竟在哪里呢？唐代李翱说得好：神尧凭一旅之众取得天下，后世却不能凭整个天下收复河北；唐朝不能振兴，难道也是东迁造成的吗？如果太子晋只说了一句话，晋国人就立即打算归还侵占的土地，使他不早死，那么成王、宣王的治理就可以恢复，谁能说东迁的策略是错误的呢？自从周文王解除羑里囚禁，纣王赐给他弓箭，允许他专门征伐之后，世人便把文王称为西伯。至于攻打黎国这件事，众人都说文王发动这次行动，是要震慑纣王，使他萌生悔改之心。唉！文王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服事殷朝，孔子感叹他有极高的德行，大概正是对此念念不忘。可是他一旦刚被释放出囚禁，就立即发动攻打黎国的行动，这就像勾践用美女奉养吴王，而军队却紧随其后，谁能说文王的德行反而会这样做呢？况且在文王时期，三位仁人还没有死亡，天命还没有断绝，八百诸侯还没有会合，而文王却突然出兵，在纣王都城郊外进行征伐；这同后世乱臣贼子举兵攻打晋阳、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臣，有什么不同呢？元代儒者金吉甫独自引用胶鬲的话，直接把攻打黎国的事归于武王，这才使文王的心迹在天下后世完全显露出来。然而，胶鬲的话足以证明西伯是武王，却不足以证明攻打黎国的是武王。我考察《汲冢竹书》：帝辛四十一年，西伯昌去世；四十二年，西伯发从吕尚那里接受丹书；四十四年，西伯发攻打黎国。从武王即位直到灭亡殷朝，始终只称“西伯”，没有另外的称号。于是我才确信，攻打黎国的行动确实出自武王；而文王终身服事殷朝，清白得没有丝毫可疑之处，这足以洗刷百代以来的疑问了。金氏《前编》多次引用《竹书》，唯独这件关系重大、并非小事的事情，《纪年》记载得明白显著，尤其足以使人心畅快，他却偶然没有引用，难道是考察核实还不够周全吗？太严重了！三代以前的事情，史家的说法实在不足以凭信。司马迁列传七十篇，把伯夷列在第一篇；但他写伯夷传，开头用的是伯夷逃避尧的说法，结尾又写伯夷劝阻武王伐纣的事。大概历经数百上千年，从来没有人核实这些事情的真实情况。逃避尧的错误，有见识的人大多能够辨别；唯独劝阻伐纣一事，牵涉极大，本应记载得特别详细。然而司马迁所采用的证据，竟然一条也没有。世上的儒者却众口一词地相信它。即使是博览群书、自信见解的宋代罗泌一类人，也只是开了个头，最终没有把论说完成。关于三代的书籍，司马迁用来取证的，不过是六经、孔孟之书，以及《国语》《战国策》《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几部书罢了。孔子谈到伯夷，只称许他是贤人；孟子谈到伯夷，则称许他是圣人；但都没有概略提到拦住武王马匹的事情。孔子谈伯夷，说他挨饿；孟子谈伯夷，说他清白；也都没有概略提到叩马劝谏的话。《采薇》一歌，足以说明武王的作为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但孔子却删去了它；以食周粟为耻，其严重性大于不听难听的话，但孟子也把它搁置不谈。按照事理推究，这些说法为什么会如此错乱呢？先秦的文章中，详细记述文王、武王的，应该没有超过左氏的；勇于非难汤、武的，应该没有超过庄周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可是《左氏》一类书都没有引用这件事；《庄子》《列子》一类书虽然提到相关内容，却没有说叩马劝谏。成书于汉代以后、却足以证明周代以前事情的，是《汲冢竹书》；但《汲冢竹书》各篇从头到尾也没有一句提到这件事。那么，叩马劝谏的说法，太史公究竟是根据哪部书采录的呢？关于三代的书，流传到后世的常常很少；而三代的事迹，在上古失传的却常常很多。至于圣贤的大节，从来没有不完整记载在六经中，同时又在诸子、史书中互相见到的。为什么把六经、诸子、诸史合起来考察，竟然找不到一点证据呢？所以我断定，伯夷、叔齐没有叩马劝谏的说法。不过，这个说法并不是司马迁创作的，大概是战国游说之士的传言，而司马迁过于轻率地相信了它。战国时代的谈论，起因是看到伯夷、叔齐让出君位，便怀疑武王曾经争夺君位；听说伯夷、叔齐居住在周地，便怀疑他们本应阻止武王伐纣。于是曲折附会，编造出叩马劝谏这一节故事。叩马劝谏这件事，对于伯夷、叔齐来说确实很适合表现他们的品格；而其中关于君臣、父子的道理，也足以树立天地古今的大戒。只是把它作为垂示后人的教训，意义很伟大；把它作为真实史实记载，却很疏略。所以君子读这篇传记时，是否也应该只取其中的道理，而姑且略去其中的事实呢？

译孔子说：“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挨饿。”所谓“挨饿”，大概是说伯夷、叔齐因为让出国君之位而贫困，不像齐景公擅有国政而富裕；哪里曾经说他们是饿死的呢？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间挨过饿，灵辄在翳桑挨过饿，但都没有因此死亡，为什么伯夷、叔齐偏偏要在首阳山下饿死呢？关于吃周粟、采薇的说法，难道是因为一个“饿”字而附会出来的吗？武王不是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的人，伯夷、叔齐的难处，在于让出国君之位，并不在于叩马劝谏；在于保持无怨，也不在于采薇。庄周说伯夷、叔齐在咸阳见到武王讨伐殷，说：“天下混乱，周德衰微，不如躲避它。”他们向北到了首阳山，于是饿死在那里。这就是太史公说法的来源，出自庄子的言论；而这也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叩马劝谏的事情。春秋时代的混乱，怎么能忍心说呢？大概君臣之义已经断绝了。晋国栾书、中行偃拘捕厉公，召韩厥来。韩厥说：“你们几个人不能侍奉国君，还用得着我韩厥做什么？”齐国崔杼弑杀庄公，有人问晏婴是否会为庄公而死，他说：“国君如果是为国家社稷而死，我就为他死；如果只是为自己的私事而死，除了亲近的人，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呢？”韩厥、晏婴，难道不是《春秋》所说的贤者吗？国君和父亲的仇恨，按义理不能共存于天地之间；臣子弑君、儿子弑父，都应当杀无赦，不必说他们官职大小。韩厥、晏婴身为大夫，突然听到君父遭难，应当率先带领众人，奉行大义讨伐叛逆，诛杀首恶以安定国家，这是上策。如果做不到，就应当为此而死；再做不到，就应当离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厉公被拘捕、栾书和中行偃召韩厥时，韩厥挺身极力争辩，还差不多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挽回局面。即使实在无可奈何，也应当在嗣君执政时献出生命、竭尽力量。可是他开始时却站在郤克一边，静观事变；后来又成为赵盾的同党，帮助他完成奸谋。晋国难道还算有人吗？大概韩厥已经不是臣，悼公也已经不是他的子了。做人臣的道义，是享受俸禄就不能逃避君主的灾难。晏婴所享受的俸禄，是谁给他的俸禄呢？庄公被弑时他没有跟随赴死，这还可以说得过去。庄公还没有被弑时，难道不应当劝谏吗？等到庄公已经被弑，难道不应当讨伐吗？劝谏而没有被采纳，或者讨伐而没有成功，难道不都应当离去吗？这四种道义，晏婴一件也没有做到；活着时享受他的俸禄，死后却把他置之不顾，这样还要臣子做什么？春秋时代，君臣之道已经断绝了。像韩厥、晏婴这样做，世人却认为他们贤明，后世也始终没有人非难他们，可见大义实在难以彰明。豫让把漆涂在身上、吞炭改变声音，用来使那些心怀二心的臣子感到惭愧。豫让大概以义士自许。当时的人肃然称义，后世的人也一致称许他为义士。苏氏、胡氏甚至直接把他的行为说成圣贤大学之道，宋人的浅陋实在太严重了。我认为豫让不过是一个喜欢沽名的刺客，不仅不懂义，几乎连羞耻也不懂。他所说的话，正是在教臣子怀有二心，又有什么可使人惭愧的呢？君臣、父子是同一个道理：父亲可以不把儿子当儿子，儿子却不能不把父亲当父亲；君主可以不把臣子当臣子，臣子却不能不把君主当君主。孟轲论述手足、腹心之间报答施与的道理，已经很充分了；但他的话可以用来训诫天下的君主，不能用来训诫天下的臣子；可以陈述在唐虞、桀纣以前，却不能谈论于春秋战国之世。因此这些话虽然出自孟氏，豪杰之士仍有人非难它。然而孟子所说的犬马、土芥、国人、寇雠，轻重等级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范氏、荀氏被知氏灭掉，知氏又被赵氏灭掉；那么知氏对于范氏、荀氏是正当的，赵氏对于知氏也是正当的。豫让以普通人的身份报答范氏、荀氏，那么范氏、荀氏灭亡后改仕他姓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在旧主的仇人手下做官，并且为他竭尽力量呢？这不是近于以寇雠的方式报答仇敌，以报复对方把自己视为犬马吗？智瑶还没有失败时，既然豫让知道他将要失败，仍然选择侍奉他；又怎么能因为知道智瑶将要失败，却默默促成他的失败，就说豫让贤明呢？智瑶灭亡时可以死，豫让却没有死；赵襄子被拘捕时可以死，豫让也没有死。等到两次行刺、两次被擒，他仍然没有死。这样说他勇敢又有什么根据呢？假使赵襄子再次释放他，他是要以行刺结束，还是以不再行刺结束呢？如果行刺成功，死后凭什么去见赵襄子？如果行刺不成功，生前凭什么去见赵襄子？如果最终停止行刺，他凭什么在天下后世立身呢？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认为，豫让不仅不懂义，而且近于不知羞耻。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舍不得一死，竭力想成就自己一次行刺的名声罢了。这同臣子不怀二心有什么关系呢？即使臣子怀有二心，想借豫让的事作口实，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替豫让谋划，应该怎样做呢？可以说：为范氏、荀氏而死，是上策；在知伯灭亡时死，是次一等；在赵襄子被拘捕时死，又次一等。用行刺来报答旧主，已经是很卑下的做法了；两次行刺都没有成功，最终也不死，却想用漆身吞炭来使怀有二心的臣子惭愧，这就困难了！至于“知氏无〔人而让无为而为者尤谬。夫聂政尚不欲显其名，而要离致戮妻子，奚为也〕”一段，原文疑有脱漏、错乱。自从山东遭受秦国祸乱以来，诸侯中能够实现志愿的有三人，而苏氏的合纵并不在其中：孟尝君抵达函谷关，信陵君保存大梁，赵奢救援阏与。孟尝君、信陵君都是尊贵的公子，率领列国军队攻打秦国；只有赵奢从小吏中崛起，率领孤军，大败秦军，他的事情非常伟大，功劳也非常奇特。然而读史的人往往只知道赵奢获胜，却不知道他取胜的原因。秦国围攻阏与时，赵惠文王拿这件事询问廉颇，廉颇认为很难救援，为什么呢？阏与位于秦、韩、赵三国交界，秦国攻打韩国后转兵攻阏与，大概是出于赵国意料之外。赵国这时才派兵救援，如果秦军已经占据险要来抵挡赵军，就像魏太祖驻军柴壁那样，赵军就会受阻；如果秦军扼守险要来截击赵军，就像唐太宗袭击美良那样，赵军就会全军覆没。这两种情况都是熟悉兵法的人所忌讳的。廉颇身为赵国上将，声威闻名于诸侯，本来不肯轻易使用自己的名声，在像鼠穴一样狭小的地方赌战斗成败。赵奢却从未有过征战功勋，一旦想要显身立名，势必不能不拼死用力来显示自己的奇才。况且赵奢刚从卑微地位被提拔出来，也容易用计蒙蔽秦军，于是他在邯郸停留军队，增筑营垒来显示我军弱小，以松懈敌人的防备；

译他又加固营垒来积蓄我军的威势，等待敌军出现间隙。过了二十八天，秦军已经疲惫，而赵军正强盛；于是赵奢乘秦国间谍前往之时，卷起铠甲迅速进军。秦军想在险要之外抵挡赵军，但赵军已经进入险地；想在险要之内截击赵军，但赵军已经冲出险地。等到秦人全军出动来进攻时，赵军的营垒已经建成，士卒都有必死的决心；赵军以长期蓄积的锐气，乘秦军刚到时的疲惫，激发必死的勇气，向疲劳而暴露在外的秦军奔驰攻击。这种在战前谋划中已经形成的胜势，是在赵国一方还是在秦国一方，不用等智者判断也很清楚。有人说，赵奢取胜是用了许历的谋略。许历所说的“集中优势兵力布置阵势，先占据北山”，都是兵家常理，只是恰好与赵奢的做法相合，而赵奢采用了它。可见许历的计谋说明了赵奢如何取胜，却不是赵奢取胜的根本原因。赵奢受命出兵、战胜秦军，本来就已经明察如烛照，难道还要等待许历吗？那么，廉颇的意见错了吗？廉颇是秦国所忌惮的人，赵奢却是秦国所轻视的人。赵奢担任将领，敌军相信他而不怀疑；廉颇担任将领，敌军怀疑他而不敢相信。因此，赵奢所做的事，即使廉颇勇敢也未必能够实行；廉颇所说的话，即使赵奢取胜也不能推翻。道路遥远，地势险狭，廉颇的话确实不能算错；但长平之战，也有赵奢使赵国习惯轻敌这一因素，真令人悲叹。乐毅没有攻下两座城，夏侯玄却认为这差不多可以同汤、武相比，这是多么浅陋啊！河汾先生接着奉承他，眉山先生又接着反驳他。这些人都对乐毅没有攻取两城感到疑惑，却从未仔细考察古今攻守的大势。按我的看法，即墨的守卫，不一定要有田单那样的智慧才能保全；而两座城的攻取，不只是乐毅做不到，即使将领的力量和才能比乐毅强一倍，也未必一定能够做到。为什么不从战国的事例来推论呢？燕国与秦国相比，士卒谁更锐利？乐毅与武安君白起相比，将略谁更高明？燕国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秦国坑杀赵国四十余万，造成的震慑谁更强烈？燕国谋取即墨，同秦国谋取邯郸相比，哪一方更急迫？平原君、安平君应对形势变化的能力，谁高谁低？有智慧的人自然明白。然而白起凭借百战的威势，挟持秦国的军队，乘着长平之战的势头，逼迫濒临灭亡的赵国；一次围攻不能攻下邯郸，第二次接受命令却不肯出兵，第三次被逼迫时甘愿伏剑死于杜邮。看他坚决拒绝应侯范雎的请求，即使事情未必完全如此，但邯郸不容易攻克，确实已经明明白白。偏偏对乐毅却要怀疑，难道可以吗？齐国与燕国的形势相互抗衡；田单与乐毅的谋略大致相当。然而主客双方的形势不同，懈怠和奋发的军心不同，再加上继承王位的燕惠王狐疑不定，邻国施行反间，逃亡的臣子合力，战士思念归乡，以及骑劫取代乐毅，大概乐毅还有天幸相助！如果不是这样，他怎么能够完成军事行动并全军返回呢？所以我说，即墨的守卫，即使没有田单也会保全；两座城的攻取，却不是乐毅所能做到的。评论事情的人，必须明确看见古今攻守的大势，然后才可以发表意见。攻守双方的形势相差悬殊，实在太厉害了。因此，守城一方的将领未必一定要有才能，军队也未必一定要多；而进攻一方，即使将领有才能，也可能无处发挥，军队人数众多，也可能无处施展。王莽以百万军队包围昆阳，结果却被消灭；隋炀帝以一百一十三万军队包围平壤，结果却溃败。这时军队不能算不多，于是有人说是将领没有才能。诸葛亮以十万军队包围陈仓却不能攻下，孙权以十万军队包围合肥，几乎反而被擒。这时将领不能算没有才能，于是有人说是军队不够多。光武帝集合汉军良将攻取天水，却败退；神武帝集合北齐精锐军队包围金墉，最后丧身。这时将领不是没有才能，军队也不是不多，但仍然可以说是敌军坚固。拓跋英、杨大眼率四十万军队包围钟离，结果一辆战车也没有返回；郭子仪、李光弼率六十万军队包围相州，结果九位主帅全都逃奔。这时将领不是没有才能，军队不是不多，敌军也不是不脆弱，却仍然可以说是援军到了。至于北魏太武帝在宋境驻扎百万军队，唐太宗把天下军队聚集到辽地，那不仅将领的才能超越古今，而且是帝王亲自统率；不仅军队人数多到遍及海内，而且精锐（王莽、隋炀帝的军队未必精锐）。再加上盱眙只是小城，安市只是夷狄的将领，敌人并不是强敌。刘义隆已经吓破胆，拓跋延寿望风而逃，援军也已经断绝。然而最终还是自行解围了，是什么原因呢？所以说：攻守双方的形势相差实在太悬殊了。只要有善于防守的一方，就不会有善于进攻的一方。更何况是乐毅这样的将领，率领燕昭王的军队，去进攻田单的防守呢？两座城怎么可能攻得下来？夏侯玄认为这差不多可以同汤、武相比，难道对吗？不对。白起在长平坑杀四十万赵军，古今都把罪责归于赵括。赵括轻浮急躁、缺少谋略，确实可以归罪。但长平之战的情形，却有许多难以言说之处。世人沿袭旧说，类多把赵括看作狂妄无能的小人，这是极其不加考察的。为什么呢？四十多万人的军队，并不是容易抵御的军队；被围四十多天，也不是容易支撑的困境。假使赵括果真像宋义、刘秩、李元平那类狂妄无能之人，那么两军交锋便会立即溃败，哪里能凭借他的军队作战呢？敌军一发动伏兵便会全军覆没，哪里能凭借他的军队防守呢？凭四十万军队陷入必死之地，坚守营垒四十多天之久，而且没有一个人叛逃，直到赵括战死以后才投降，那么赵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也就可以知道了。赵括当时所率军队与之对阵的，是什么人呢？秦军的强盛，天下没有敌手；白起所攻击的，天下没有坚固难破之处。秦军又因丧失土地的愤怒，激励起精锐强壮的军队，这不是可以同阏与之战中秦军失去军队、名将和锐气的情形相比的。在白起还没有统率秦军时，廉颇抵御秦军已经战战兢兢了。等到武安君白起出兵，秦军扫荡全国兵力，暗中相继调集，而秦王又亲自到了河内，征发老弱之兵催促进军，这大概不只是宋人所谓“全国出动来作战”了。唉！当时的事势是多么危急啊！我认为，如果赵国当时立即让信平君代替赵括，即使马服君赵奢复生，也未必能够这样说。赵括如果果真像李元平一类人，那么秦王纥一出手就能举兵将他击败了。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由白起以少击多、以正兵进攻，不能取胜就罢手，而又为什么要动用众多军队？为什么要使用奇兵？又为什么一早不能把赵军消灭？为什么竟然这样持久？只是因为白起必须亲自统率，必须动用大军，必须使用奇兵，而对手是赵括。

译秦国故意散布反间计，只是想让赵国任用赵括；赵国的士卒拥立赵括为将，结果赵括终于使全军覆没。哪里是秦国巧妙、赵国拙劣，而赵括愚蠢呢？赵孝成王接受上党时，曾在平原君那里商议，平原君认为应当让廉颇抵御秦军，他的谋划也很审慎。等到廉颇接连失利，坚守营垒，赵孝成王责备他，而秦国的反间计传入赵国，正是说廉颇容易对付，并且将要使廉颇投降。统率四十万军队，外受敌军攻击，内受国君逼迫，这正是章邯在巨鹿所处的形势。即使廉颇的才能足以坚守，赵国君臣听到这种话，难道能不惊惧而有所动摇吗？而在当时，谁可以代替廉颇呢？马服君赵奢已死，安平君赵成已亡，李牧正在边塞守卫，名声尚未显著。大概六国的将领，全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并不只是赵国如此。唯独赵括平素喜好兵法，当时也以能统兵而被推举。此前他的父亲赵奢又曾代替廉颇击退秦军，所以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很快推举他，并不感到疑惑。秦国的利益在于除掉廉颇，不在于任用赵括；赵国的失误不在于任用赵括，而在于罢免廉颇。廉颇一被替换，四十多万人的性命就已经悬在白起手中了。当时赵国的老将，除了廉颇，外有乐乘、庞暖二人而已。赵国不任用赵括而任用这两人，也未必不会成为芒卯、扈辄的后继者；而且他们的失败或许比赵括更快，这也不能确定。赵括坚守了四十天，援军却没有到，最终以身死于敌军之手；这虽然不足以赎清他使军队溃败的罪过，但同误国而投降的人相比，仍然有所不同。可是世人给赵括定的罪，比给赵葱、骑劫定的罪还重；又把赵孝成王、平原君看得同王迁、郭开一样。我因此为此感到悲哀。说司马相如献封禅之文是在阿谀奉承，是真的吗？他不是在生前献媚，而是在死后献媚。他想从中求得什么呢？说扬雄赞美王莽的新朝、[原文“渔进”疑有讹误]，是真的吗？他不是在年轻时逢迎，而是在晚年道路将尽时逢迎。他想从中得到什么呢？封禅被认为是获得盛名，却不知道圣王并不遵行这种做法。赞美新朝被认为是明智通达，却不知道有节操的人并不喜欢这种做法。这就是这两个人受到蒙蔽的地方。汉代风俗急于追求功利，轻躁而得志的人很多。唯独这两个人安然自守，像宋人一样；只是因为他们是文士，便被加上恶名，而不追究他们的内心。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实在可悲。（等待考证） 《少室山房笔丛》卷七 《史书占毕》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