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七

译《冗篇》下 陆终氏娶了鬼方的女子，怀孕后却一直不能生产。过了十一年，剖开她的左胁，生出三个人；又剖开她的右胁，生出三个人。长子叫昆吾，名樊，姓己，封在卫；次子叫参胡，姓董，封在韩，周代时成为吴国，后来被楚国灭掉；第三子叫彭祖，名翦，姓彭，封在韩，大彭的废墟就是彭城；第四子叫会人，姓妘，封在郑；第五子叫安，姓曹，封在邾；第六子叫季连，姓芈，他的后代成为楚国。昆吾氏做夏伯，商汤讨伐夏桀时把它灭掉；彭祖氏做商伯，到商朝末年才灭亡。干宝说：“先儒大多怀疑这件事，谯周作《古史考》，认为这是妄说，因而废弃不论。”然而这六个人的后代世代拥有国家，几千年间交替成为霸王。上天将要使他们兴盛，必定会出现奇异的人物。至于前代史籍所传，修己剖裂脊背而生禹，简狄胸部裂开而生契，年代久远，没有什么足以相互验证。近来汝南有个叫屈雍的人，他的妻子王氏从右臂下方破腹生男，神色平和自若，足以相互证明。考察剖胸裂背之事，古代已有这样的记载；身体相连的双胎，是近来常常见到的。但从未有过两胁同时裂开、六个孩子全部出生的情况；古今迂诞怪异的文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谯周所驳斥的，确实有道理。干宝只举出一个方面就概括全部情况，是想用毫毛来衡量高山，错误啊。刘知几《史通》说：汲冢《琐语》称舜把尧放逐到平阳，而《尚书》说那里有一座城，以囚禁尧为名；有见识的人依据这种异说，很是怀疑禅让一事。又说：汲冢书称舜把尧放逐到平阳，益被启杀死；又说太甲杀伊尹，周文王杀季历。这几件事的说法都不同于正经，且这些书近来才出世，世人大多不相信。考察舜放逐尧、周文王杀季历的事，不必另外立说，已经足以验证其中的实情，我在本篇前后已经详细说过了。至于益和伊尹被杀，正经中也有记载，却仍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综合考论，像启杀益一事，仍然可以考核。以上都是刘知几的话。考察《汲冢书目》说：《琐语》十一篇，是记载各国梦占、卜筮、妖怪和相术的书，那么《琐语》大体如同后世的《夷坚》《齐谐》一类，并不是杂记商周逸事的书。这部书除了隋唐的史志以外，各家书目都没有记载，大概自从汲冢出土以后，很快就湮没了，这一点可以知道。只有《纪年》记载太甲杀伊尹，沈约确实怀疑是后人增添的；至于“王杀季历”，说的是商君文丁，并不是周文王。考察刘知几《史通》前后的议论，他一味根据《春秋》中乱臣贼子的成例来揣度前代圣人，所以妄自猜想周文王取得王位，也像商臣、许止那样行事，却不详细考察原书，任意发表臆说，真可说是谈论奸邪而善于辩说，记述丑事而自称博闻的人，难道能逃脱孔子的诛责吗？既然刘知几引用《纪年》都如此草率而不加考察，那么他所谓《琐语》如何如何的话，值得相信吗？（唐代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专门辨析前面十几件事，《通考》中有这部书的目录，可惜现在没有见到；如果确实如此，就不能说秦地没有人才了。） 武侯诸葛亮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管仲多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才能确实举世无双；但他辅佐的是齐桓公，使用的是齐国，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所处形势容易有所作为，接续施行也容易成功。武侯扶持的是弱主，凭借的是偏僻小国，人心已经离开汉朝，情势完全不能相比。至于谋划的规模和气度，囚车迎接、三次顾访，所受宠辱和所持看法不同；五亩之地、三次归还，宏大与狭小更是处于不同境域，这些不用说也知道。乐毅只是谋士中的雄杰，内有燕昭王的锐意，外因齐湣王的昏暴，中间又利用苏代的离间；即使换成其他将帅领兵逼近临淄，反掌之间又有多难，难道武侯能够同他匹敌吗？大抵这是孔明当时的说法，不便把话说得太尽；否则，说陈寿认为孔明长于言辞而不长于将略，便同样是诬蔑和错误，并非事实。莘野躬耕南阳，抱膝而居，处境相同。成汤三次聘请伊尹到豫州，出仕的情形相同。讨伐夏桀、慰问百姓，与出兵恢复汉室，志向相同。以德感动继承王位的君主，以诚意感通庸碌的君主，所行之道相同。伊尹在百世以前奋发有为，所以后人对他没有异议。诸葛亮在三代以后崛起，所以世家大族任意发表臆说。杜工部说：“在伯仲之间，可以看出伊尹和吕尚。”大概评论孔明千年之久，到这时才确定下来。谁说文人的笔端迂远，便不能看重事实和情理呢？《抱朴子·逸民篇》说：“魏武帝刑法严酷，果断杀戮，却一心想任用孔明。孔明自己说不喜欢出仕。魏武帝谢绝并遣送他说：‘按道义，不能让高尚之士在污浊君主的朝廷受辱。’他鞭挞九州，草创皇业，是理所当然的。”葛洪离魏代不远，孔明的传记注释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姑且记录在这里。汉末诸葛氏分处三国，都显著表现忠诚；人们认为蜀国得到的是龙，吴国得到的是虎，这种说法本来就是有根据的议论。到了魏国，才曲意加以诋毁，这只是晋人为奉承君上而说的话。诸葛瑾的儿子是诸葛恪，孙子是诸葛竦；诸葛亮的儿子是诸葛瞻，孙子是诸葛尚；诸葛诞的儿子是诸葛靓，孙子是诸葛恢。几代人都声名显著，诸葛氏的才干，何其盛大啊！诸葛恪凭才干，诸葛诞凭节操，却都使宗族覆灭，所遭祸害大致相同。诸葛瑾依靠诸葛乔使后嗣延续于蜀，诸葛诞依靠诸葛靓使后嗣延续于吴。上天不使贤者绝后，又是多么巧合相似啊！诸葛瞻为君主而死，诸葛尚为父亲而死。伟大啊，武乡侯诸葛亮大概确实有后代了。诸葛恪才思敏捷、辩才出众，光耀一世。他讨伐魏国，是乘魏国出现裂隙之机，难道能说是喜好战争吗？看他论述军队的文章，和他的叔父诸葛亮有什么不同？世人大都只按成败评论他，可惜啊。考察史书，诸葛诞与诸葛瑾、诸葛亮虽都被称为丰厚之后，却没有说明他们的辈分。诸葛恪曾经同诸葛诞对抗，东关一带的诸葛氏似乎并不是近亲。然而诸葛恪死后，临淮人臧均上表请求收葬他，大意说：“已故太傅诸葛恪能够承继祖先的风流遗业；伯叔诸父在汉朝国运终结、九州鼎立之后，分别寄托于三方，都显著表现忠诚，使家族世业兴盛隆盛。考察魏公曹休以前，没有显赫的人。所谓忠诚勤勉、光大世业的人，除了诸葛诞还能是谁？”这样看来，诸葛诞是诸葛恪的诸父，正属于诸葛瑾兄弟这一辈。史书说诸葛诞想保有淮南，这是晋人的笔法。钟会称赞姜维说：“伯约是名士，曹休、文钦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钟会把当世人物看得很高，却把诸葛诞放在曹休、文钦二人之间，由此可以想见诸葛诞是什么样的人。寿春被攻破时，至死抵抗的人有几百人，难道不伟大吗？

译三国时期的人才几乎都进入曹氏的罗网之中；吴、蜀有智谋的人往往并不少，为什么文学人才却如此寥寥？除了祢正平、[原文“自文举”疑有脱误]、德祖之外，几乎没有值得提起的人，于是还相当提到张子布。张昭在文学方面的用意和成就很明显，必定有可观之处，可惜后世终于没有流传。虞翻、陆续、顾邵父子之间，都有显著的美誉，但在风雅文学方面似乎都不熟习。韦曜、薛莹略有涉猎，此后便不再有五言诗了。蜀国的许靖、秦宓、谯周、郄正等，大多是文士，诗歌于是完全绝响。（韦曜传的注释说：他本名韦昭，史臣为了避晋讳而改了这个名字；这种说法不对，如果是避讳，张昭为什么不改？大概是韦曜自己改的。） 鲁肃身处军旅之间，手不释卷，谈论文章，思虑谋划深远。三国的将帅中有儒者风度的，除了诸葛亮，就只有他一人，可是世人很少知道。假如鲁肃不死，关羽就不会灭亡；乘着襄樊战事的锐势，与蜀国共同建立平定中原的功业，汉室就可以复兴了。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他，与孙权、陆逊制定袭取关羽的计策，蜀国失去荆州，大事于是败坏。烈火燃尽只剩灰烬，吕蒙是千古以来毁灭汉室的贼人，不配给张承业做奴仆。（鲁肃极不愿意夺取关羽的地盘，详见他的本传。） “当涂”指魏，“典午”指晋，世人大多知道这一点，但其中的意义和出处有时还不明白。考察“代替汉朝的，是当涂而高”，这是《春秋谶》中的话。自西汉末年起，这句话广为流传。光武帝给公孙述的书信中曾提到它，但最终没有应验。等到曹氏僭越称号，谯周询问杜琼，杜琼说：“魏是一个缺字的名称。‘当涂而高’，谶语已经应验了。但怎么知道不是老瞒专擅国政的时候，故意把国号封为魏，以应合这句谣言呢？”谶语不值得相信，这件事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典”是主管，“午”是马；这见于周所作的谶文，后来果然应验。史书说杜琼另有几种术数，只是假借谶语来发表自己的说法罢了。世人传说天策府有十八学士，以为唐代全部人才都在其中。然而当时隐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各自延揽人才、互相倾轧，秦王府不可能兼收全部人才。考察史书，武德初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齐王的权势地位互相冲突，争相招致名流来帮助自己。太子府有詹事李纲、窦轨，庶子裴矩、郑善果，友贺德仁，洗马魏征，中舍人王珪，舍人徐师谟，率更令欧阳询，典膳监任璨，直典书坊唐临，陇西公府祭酒韦挺，记室参军事庾抱，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秦王府有友于志宁，记室参军事房玄龄、虞世南、颜思鲁，咨议参军事窦纶、萧景，兵曹杜如晦，铠曹褚遂良，士曹戴冑、阎立德，参军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签苏干，文学姚思廉、褚亮，炖煌公府文学颜师古，右元帅府司马萧瑀，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司马窦诞，天策府长史唐俭，司马封伦，军谘祭酒苏世长，兵曹参军事杜淹，仓曹李守素，参军事颜相时；齐王府有记室参军事荣九思，户曹武士逸，典签裴宣俨，文学袁朗及其堂弟承序。这样看来，秦王府几乎有云台功臣那样的规模，也不止十八个人。府内颜思鲁、颜师古、颜相时是父子兄弟，褚亮、褚遂良是父子，薛收、薛元敬、杜淹、杜如晦是叔侄，同一时期共同显达，盛况可观。《天策十八学士像》由阎立本绘制，如今收藏在兵科。原本在中原的大内，相传永乐年间收得，交付兵科。每当翰林诸臣中有供职廷试的人，必定留在兵科饮酒，索取一件观赏品，把这当作旧例。万历初年，周公瑕游历燕地，得到摹本，知道原卷是沈存中的家藏之物，而卷尾题跋的书迹不及原作，于是为它补录。琅琊两位王公都写有题跋，大学士淮南李公的弟子繁将它刻在石上，曾经把一本送给我父亲，我也得以见到。沈存中的题跋说，图中姓名和官职品秩与史书多有不合，例如姚东字思廉，史书写作姚思廉；[原文“柬之苏壹陆元朗薛庄”疑有串误]，史书都把字当作姓名；李玄道大概是文达；于志宁、许敬宗、蔡允恭在史书中都没有字；房玄龄字乔年，史书却把房乔作为字玄龄；孔颖达字仲达，史书却把颖达作为字。大概《唐书》成于后人之手，这些才是当时记录的实情。以上都是沈存中题跋中的话。然而按我所见，图中最可疑的，没有比颜相时更甚的。图中记载颜相时字师古；考察史书，颜师古和颜相时是兄弟，颜师古字籀，颜相时字睿。颜师古也曾任秦王府文学，声望和实际地位都高于颜相时，可天策府的入选名单却没有颜师古，反而有颜相时。《新唐书》《旧唐书》都说，武德年间颜相时与房玄龄等人任秦王府学士；《旧唐书》在记载瀛洲学士一事的末尾又说颜相时有兄颜师古，记载十分清楚。当时入选的人确定是颜相时而不是颜师古，却把师古当成了他的字。沈存中博览群书，对于各位学士的官名相同或不同，全都考订后列在题跋中；这是其中最大的矛盾，他为什么完全不提呢？我曾经猜想，摹本不是沈存中的旧本，后人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把其中姓名与史书不同的人物仿造进这幅图，却不知道颜相时是什么人，便以为颜相时就是颜师古。只是沈存中所考察的史传本身也有很多互相不同之处：《唐书·薛收传》认为画像上是薛收，沈存中却认为是薛思收；考察薛收在武德四年入馆，到武德七年去世，后来由刘孝孙补入；在绘制画像以前，刘孝孙已经被召入任学士，并不是因为薛收去世才由他补入。新旧《唐书》的《褚亮传》都把赞语作者写作杜，如晦传也这样说，而沈存中认为是于志宁；考察于志宁本传却没有这件事。不过褚亮和于志宁各自都有赞语，文字风格很不相同；如果根据褚如晦传和沈存中的说法，那么二人必有一人正确，这件事也值得怀疑。沈存中引用苏世长被召到玄武门应对，太宗讥笑他说：“名字很长，意思却很短。”他认为苏世长任学士时改了名字。考察史书，苏世长入唐后，高祖责备他担任屯监，不久在玄武门召见他，同他谈论平生。于是高祖调侃他说：“为什么名字这么长，意思却这么短？”这时苏世长还没有进入秦王府，沈存中大概是把高祖误认为太宗了。《唐书》记载孔颖达，原名仲达，并没有说字颖达。沈存中平素以不妄言著称，但他所采用的证据竟然都这样互相抵牾，大概完全凭记忆，没有查阅书册。考察前代学者，往往都有这种毛病。只是各人的字史书没有记载，王太常认为可以补足当时的缺漏，这确实有道理。不过按颜相时这个例子来推断，恐怕并非所有内容都是真实记录。（于志宁字仲谧，李元道字符阳，蔡允恭字克让，许敬宗字延族，刘孝孙字德祖，盖文达字文达。）

译武曌凭借淫乱的妇人之身玷污、扰乱唐室，实在是旷古劫难中所没有的变故。然而一代英才杰士都低头称臣，没有人敢出声指责她的罪行。只有骆宾王在广陵所发的一篇檄文，文辞严厉、义理正大，足以使奸猾叛贼胆寒。他大概是唐初第一流的人物了。可是他生前受到浅薄浮躁的讥评，死后又遭到怨恨非议。史家因循旧例，把他列入《文苑》，连他的字也遗漏了，于是使得乡里的祭祀典礼千年来寥落无闻。从前我登记为弟子员时，曾把这件事禀告给督学建安滕公。滕公十分急于举用人才，已经准备举行会试，选拔任用我，却因他调离任所而没有办成。苏观察君禹后来到任，很赞同我的意见，便发文在乡里祭祀骆宾王。这一举动不只是替当时的节义之士伸冤，也是替万古以来的文坛吐气。唐代郗云卿说：“宾王在高宗朝做官做到侍御史，天后临朝后，他多次上书讽谏，因此获罪，被贬为临海丞，后来便同李敬业在广陵起兵。这样看来，宾王刚劲的气概和正直的节操，自始至终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地方。自从裴行俭先前迷惑众人，魏元忠后来帮助桀纣一般的武后，使忠义的操守长久被湮没而得不到昭雪，这实在是人世间的一大缺陷，我不能不公开直言，并不是因为他与我是同乡。” 唐人称说宾王上书讽谏武氏而获罪，必定是责怪他后来参与复辟庐陵王之事；否则，为什么称作讽谏？为什么会导致获罪？而且宾王又为什么终于同敬业起兵呢？用修说：“孔北海有远大的志向和正直的节操，却同建安七子并列称誉；骆宾王有刚劲的文辞和义烈的举动，却同垂拱四杰并列。竟然用文章这种末技遮蔽他们立身处世的大节，实在可叹。君子应当把它表彰出来。”杨氏这番评论很公允，但说大节被末技遮蔽，恐怕不应该这样说。妖妇武曌窃取唐朝政权，唐朝臣子全都歌颂她的功德，恐怕只有宾王；自从宾王一篇檄文，痛斥她的奸邪，大声揭露她的罪恶。武曌虽然逃脱了当时的法网，但千年之后她的罪孽仍历历在目，即使在都市中车裂肢解她，又怎么能说只是末技呢？况且当时跟随敬业起兵的人，难道只有宾王一个吗？如今那些人都湮没无闻，只有宾王因为一篇檄文的缘故，名声流传天地之间。这究竟是说文章传播了气节，还是气节成就了文章呢？” 宾王起兵反抗，人人都知道，却不知道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他的文集中有三篇写给上官的启，都以捧檄负米之事为说。后来裴行俭征召他担任记室，他便以母亲年老、不能远行推辞，情意酸楚，言辞旨趣真挚笃厚，字字像在滴泪，即使李令伯的《陈情表》也不过如此。道王用王命来劝他出仕自陈，他便抗言不答；半千用求取仕进来劝诱他，他仍然坚守自己的道义而不回头。宾王的全部操守品行，大多超过唐代文士；他的遗文清楚可考，学者们为什么只拘泥于裴行俭的话呢？” 骆宾王答复裴行俭的信说：“义士出自壮士，忠臣出自孝子。既然不能推诚尽心地奉养母亲，又怎么能够为节义而死、侍奉他人呢？”骆宾王的器量见识就是如此，而裴行俭却认为他浮躁浅露。他正在武氏朝廷中效力，哪里能与骆宾王相合呢？（裴行俭虽然死了，但高宗末年实际上是武后掌权的时代。） 凡是称得上能够识人的人，只应辨识一个人的善恶正邪罢了；至于困穷还是显达、长寿还是短命，那只是姑布子平一类的小术，君子不谈这些。裴行俭凭器量见识评价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幸而偶然说中，直到今天儒者还乐于称道这番过头的话。裴行俭所称许的王勮、王勔、苏味道，都落得败坏自身、逃窜除籍的下场，凭什么来衡量四人的优劣？我认为这其实不必争辩：假使王勮、王勔果真有奇异的节操和卓越的品行，即使裴行俭的话没有说中，我仍然会认为他的评论确实有道理。如今只拿他们仕途职位的通达或阻塞来验证，那么裴行俭所掌握的，真只是姑布子平一类的术数罢了。何况王勃等人即使如裴行俭所说，只是浮浅的小节，那么苏味道一类人模棱两可、邪曲谄媚，享受武氏朝廷的荣宠，他们的器量见识又在哪里？裴行俭这样取舍人物，难道足以混淆文坛、欺骗通达之士吗？” 方万里说：“裴俭凭富贵之人的骨相来取舍人物，而把这种看法文饰成器量见识的说法，我没有看出它能够同四人的实际相合。”宾王的一篇檄文，气势盖过万古，即使失败了又有什么妨害？杜甫说：‘你们这些人的身体和名声都将一同消灭，却不能使江河万里长流废止。’说得好啊！” 史书称骆宾王失去官职后怏怏不乐，于是便同徐敬业起兵。武氏这个罪孽深重的后妃临朝，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即使狄仁杰一类的人尚且被诬陷为谋反，何况宾王倡导义举、准备舍身，又怎么能凭这个来责备他，难道足以作为根据吗？况且文人失意、内心愤懑，本来就是常事；屈原怀沙自沉，贾谊早死，后世都哀悼他们的忠心。宾王首先倡导大义，难道可以因此诋毁他吗？《骆集》十卷，现今还保存着。除了《畴昔》《书愤》两篇以外，没有一篇说到怏怏不平的话。至于其中忠孝之气和义烈之情充沛郁积，许多作品之间有足以令人惊异之处，详见另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万历戊子年秋天，苏君禹巡视婺中，我特意替骆宾王上书陈述如下：我私下看到，已故唐临海县丞、义乌人骆宾王，气概刚劲，风采高迈，才华奇伟，品行卓绝，文章冠绝一代，志向事业超出众人。他挺然生于景龙、垂拱年间，却突然振兴了天宝、开元的文轨。雕琢篇章、绘饰文句，就像云雾舒卷、彩霞展开；拿到纸笔挥写，就像星辰飞流、电光横扫。杨炯、卢照邻也要逊色于他的浑厚博大，沈佺期、宋之问也把他当作驰骋文场的范式。他逃避荣华，在给裴行俭的信中表明心志，退处沉沦而不后悔；他洁身自守，拒绝员半千的邀请，像峭壁一样难以攀登。他一生至孝，刚开始做官便竭尽孤忠。他官职微小却奉养母亲，任武功簿也不推辞；他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被贬为临海丞后反而更加奋发。正值牝鸡司晨、妇人掌国，三纲败坏、九法沦丧，他与功臣贵胄一起勤王，一篇檄文发出，众人便聚集响应。他感慨一抔黄土之下的先帝，又追问六尺遗孤的命运。他历数屠杀兄长、诛杀儿子的奸恶，使元凶丧魂；急切揭露毒杀母亲、弑杀君主的罪行，使巨奸胆寒。他既已首先树立义旗，将要在七庙前撕裂渠魁；不幸自身被叛逆的刀刃杀害，但他的英灵仍将在千秋之后飞扬。伟大啊，国士无双，怎么能说文人没有品行！可痛惜史家因循苟且，没有搜集他的义烈事迹；于是乡人浅陋，直到如今仍停止了对他的四时祭祀。这实在是万古以来未能昭雪的沉冤，也确实是一代人应当兴办的大典。伏望褒奖记录遗留下来的忠节，阐明发扬大节，赶快修复废弃的祭祀，广泛激励美好的风俗，使乾坤间的壮烈正气在崇正的朝代昌明，使海内的英魂在重视文教的时代得到振奋。以上这些话是论说宾王的事情，附载于此。（如今宾王已经在郡城受祀；我曾汇集骆宾王诗文中有关此事的篇章，以及前人的遗论，编成《骆侍御忠孝辩》，另有刻本。） 《少室山房笔丛》卷八 ●《史书占毕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