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史通会要》，（明）陆深撰。《史通会要》上。第一 建置。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度。君王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政事的兴废，都可以用来垂示劝善惩恶的戒鉴、昭示后世，因此都应当如实记载而不加隐讳。所以从前各代凡是建立国家的，没有不把史官之职看得很重的。设置史官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从前黄帝时代，仓颉、沮诵确实担任这一职务。夏代有终古，商代有高势，孔甲、尹逸都是其中的人选。周代官制最为完备，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记录言语和记载事情的职务，几乎已经成为专门的官职。成王时的史佚，楚国的倚相，晋国的伯黡，鲁国的丘明，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是这样的人。秦代有太史令胡母敬。汉朝兴起后，武帝才设置太史公，职位在丞相之上，任命司马谈担任。天下各地的计簿文书，都先上报太史，再抄送给丞相。司马谈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司马迁去世后，宣帝把他的官职改为令，只负责办理太史公的文书罢了。至于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这些人，都是以其他职务来参与掌管史事。于是太史的官署不再是记录言语的机构。所以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人，虽然在任职时颇有声誉，却只负责占候而已。后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又征召杨子山到兰台任职。兰台，是当时撰述史书的地方。明帝诏令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共同编写《汉纪》；又诏令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充，并命侍中伏无忌、谏议大夫黄景共同编撰。和帝永元初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延笃接续编撰。章和以后，便有在东观编纂的史书，这些人统称为著作。灵帝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这里续写史书。到了晋代太始年间，秘书司马彪的《汉纪》才完成，华峤又删削订定为《后汉书》。魏氏建都邺城，黄初年间崇尚文章，尚书卫觊、缪袭，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都主管撰述。太和年间，开始设置著作郎，职务隶属于中书。晋元康初年，又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门掌管修史事务；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把“佐”的名称加在“著作”之下，因此佐郎的职责是广泛采集资料，正郎则凭借这些资料撰成篇章传记。如果正郎、佐郎有所失误，就由秘书监负责。那些才华足以撰述史书的人，即使担任其他官职，也兼领著作之职；也有已经担任秘书官而仍兼领著作的。像晋代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南渡后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代的徐爰、苏宝生，梁代的沈约、裴子野，都是著作官中的人选。晋康帝曾经让武陵王兼任秘书监，以此提高史事的地位。齐、梁两代于是设置修史学士，陈代沿袭了这一制度。起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绎担任撰史学士，又有刘涉、谢吴、许善心等人，也都参与其中。北朝元魏初年，有崔浩、高闾等人担任史官；迁都洛阳末期，则由綦隽、山伟相继掌管文史。齐、周以及隋代，由大臣统领修史事务的，称为监修国史；其余史官则只称为自领。像魏收、柳虬、王邵、魏澹、诸葛颖、刘炫，也都是各自时代的史才。隋炀帝设置起居舍人二人，隶属中书省，如庾自直、崔浚、祖某、虞世南、蔡允恭等，当时都被认为任用得人。唐初沿袭这一制度，又增加设置起居郎二人，职掌与舍人相同。每天皇帝临朝，起居郎侍立在玉阶下的左边，起居舍人侍立在右边。皇帝有所命令，他们退下后便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起居注》按年代记事，记载言语最为详细审慎，后来修史的人都资取于此。当时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起居注》，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与著作郎共同编成《实录》。《实录》记载一位皇帝一生的事情，大概始于梁代。至于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大素、凌季友，这些都是当朝所任用的人。武德年间，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贞观年间，把史馆迁到门下省北面，由宰相监修，而著作局也就撤销了。龙朔年间改称左右史。到大明宫初步建成时，史馆又设置在门下省南面，负责修撰史事，有时由其他官职兼领，也有品级较低的官员参与。自武德至长寿年间，李仁宝、敬播才华优美，许敬宗、牛凤及其一类人则荒谬妄诞，优劣十分分明。韦执谊又奏请命令史官编撰《日历》。《日历》所说的“日历”，就像起草稿一样。宋代制度规定，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担任；修撰、直馆、检讨没有固定员额。修撰由朝官充任，直馆、检讨由京官以上充任，掌管编修《日历》和图籍。国史另设院署在宣徽北院东面，称为编修院。按照旧例，修撰官兼任直馆，分四季编撰《日历》，上报后由馆中判定并编次。大中祥符九年，任刑部郎中高绅为史馆修撰。天圣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的身份充任史馆修撰，又因为舆论认为他不参与史事而被罢免。仁宗重视史事，敕令宰相担任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担任修史官；同修国史由殿阁学士以上官员担任，编修官由三馆秘校及京官担任，书成后便罢职。元丰官制另设国史院。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官员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普通官员为编修。实录院的提举官中，像国史院的从官担任修撰，其余官员担任检讨。元祐初年，重新设置国史院，隶属门下省。第二年设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年间，又把国史院归属秘书省。高宗南渡初年，便在秘书省基础上重新建立史馆，由省官兼任检讨、校勘，由侍从官充任修撰。绍兴年间，把史馆迁到秘书省旁边，后来并入实录院。宰相负责监修，检讨负责校阅。当时专任史职的只有修撰。孝宗时召李焘、洪迈修撰五朝史，他们都奉京朝官之职，不兼任其他职务。绍熙末年，陈傅良任直学士院，请求把右文殿、秘阁的两名修撰和原史馆校勘都列为史官，又增加检讨官三人，以完成《高宗实录》。此后始终没有专任史职的官员，而傅伯寿、陆游都从外地召回，任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

译元世祖初年曾任命王鹗修史；到顺帝修撰《宋史》时，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徯斯为总裁官。任用偏重本族，难道是任用贤能的道路还不够宽广吗？到了本朝承接正统，高皇帝神圣英明，首先任命宋濂为起居注。洪武二年，诏令修撰《元史》，以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征召山林隐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为修史官。洪武三年续修时，任用赵埙、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张宣、李汶、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十五人，宋濂、王祎仍任总裁。洪武十四年确定制度，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弘文馆以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来都废除了。直到现在，修史时由勋臣中官位较高的一人为监修，内阁官员充任总裁，学士等官充任副总裁，詹事府、坊局、经筵局都参与纂修事务，只有修撰、编修、检讨称为史官。自古以来，各个诸侯国和偏远朝廷都有各自的史官，像史克、史苏、史赵、史墨这一类人，都是世代担任此官的。韩宣子出使鲁国，看到《易》的卦象和《春秋》，说：“周代的礼制全都在这里了。”晋国的屠黍把有关图籍法制的文书送归周王室；渑池会盟时，命令史官书写“某年某月”，以及击鼓、鼓瑟、击缶等事，都是这种情况。王莽取代汉朝后，改设柱下五史，秩禄与御史相同，处理政事时侍立左右，记录皇帝的事迹和言行。蜀汉称许王崇，大概又有郤正担任秘书郎；陈寿评论诸葛亮时说没有设置史官，是错误的。吴大帝有太史令可孚、郎中湏峻；归命侯时期有韦曜、周昭、薛荣、梁广、华核，又有周处从左国史升任东观令。伪汉嘉平公师彧以太中大夫兼领左国史；前赵的和苞、后赵的徐光、前燕的杜辅、后燕的董统、前凉的刘庆、南凉的郎韶、李成的常璩，大致都可以考见。前秦初年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述，苻坚取来阅读，把它们的原本焚毁。后秦有扶风人马僧虔、河东人卫隆；景夏有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都撰写了国史。北周建立六官制度，于是改称著作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大概是有意仿效古制。唐代的武则天、武三思、祝钦明都曾掌管史事，刘知几也曾任著作佐郎。后唐的张昭远，后晋、后汉的贾伟、柴某，后周的王溥，孟蜀的李昊，以及南唐的高远、徐铉，各自都有所记载；毛文锡记载蜀地的事情，范垧、林禹记载吴越的事情，也姑且可以作为一方的补充。至于史愿记述辽朝灭亡，刘祈记载金朝灭亡，也都保存着故国遗民不忘故土的情义。红色笔管的遗风流传下来，便有了所谓女史。古代君主，外朝有国史，内朝有女史。从前楚王出游宴饮，蔡姬请求随从；汉武帝时，宫禁之中有《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这大概就是女史的职务吧？隋代王邵请求设置女史，文帝没有省察采纳，事情没有施行。至于汉代的班婕妤、唐代的上官婉儿、蜀地的花蕊夫人，都以嫔妃身份掌习文史，难道属于这一流吗？宋代制度规定，由内夫人共六人轮流按日修撰起居注，到傍晚封缄后送到史馆，这才是女史的正职。也有本人并非史官却私自撰写国史的，例如汉、魏的陆贾、鱼豢，晋、宋的张璠、范晔。当时正依赖山林之士的纪载，另外还有野史，例如《太和记》《甘露记》等，有书而没有作者姓名；它们对于正史有时也能有所补益。以上把历代史官中姓名尤其显著的人记载在篇中。他们的职务有高下，学识有深浅，再加上世道的变迁，大致可以浏览了解了。第二 家法。自古以来，史书的体裁，其流派有六种：一是《尚书》一派，二是《春秋》一派，三是《左传》一派，四是《国语》一派，五是《史记》一派，六是《汉书》一派。《尚书》产生于上古，孔子得到虞、夏、商、周的典籍，删削订定为一百篇。孔安国说：“因为它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有人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辞来颁布法度，就像天体运行一样。”王肃说：“上面所说的，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尚书》。”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尚书》主要记载号令，所以其中记载的都是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辞。像《禹贡》《洪范》《顾命》所陈述的，各自只记一件事。还有一种体例：到了晋代，鲁国孔衍删削编次汉、魏各史，于是有了《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另有《汲冢周书》，共七十二章，文辞惭愧而不典雅驯正，大概是好事者所作。太原王邵的《隋书》共八十卷，也仿照《尚书》的体例。推究《尚书》的记载方式，如果君臣的言论有值得称道之处，那么同一时代的事情就都予以记载；如果事情没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宁可简略而不铺陈文饰。自从周代衰落以后，这种体例就废弃了。君懋的《隋书》，可以说是画虎不成。至于帝王没有本纪，公卿缺少传记，那么年月就会失去次序，爵位和籍贯也难以详考，这些都是典章要务中最急需解决的事情。《春秋》开始编作，源自三代，所以有《夏殷春秋》。其中记载的是太丁时期的事情。孔子说：“连缀文辞、比次史事，是《春秋》的教法。”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墨子所见的，大概有一百国的《春秋》。到了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把它作为一代王者的法典，所以能够流传千年而不磨灭，与六经相提并论。按照儒者解释《春秋》的说法，以事情系于日，以日系于月；说春，是概括夏；举秋，是兼及冬。大概是错举春秋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国史本应以此为准则。像晏子、虞卿、吕氏、陆贾的著作，本来没有年月，却也都称为《春秋》，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于太史公撰写《史记》，很是遵循这个旨意，只可惜其中谨严褒贬的意义已经微弱，不过是整齐旧事罢了，又怎么能同《春秋》相比呢？

译《左传》出自丘明。孔子既然作了《春秋》，左氏又撰写传来阐述它，这大概就是训释的意义吧？看左氏解释《春秋》，经文中只见简略记载，事情在传中却很详尽；有的经文已经缺失，而传文仍然保存，这确实是圣人的辅翼。到了汉代，刘歆才开始传播这部书。由于《史记》《汉书》流行于世，有人嫌它们繁冗，献帝时才命令荀悦依照《左传》撰写《汉纪》三十篇。晋代著作郎乐资追溯采录《战国策》《史记》，撰成《春秋后传》三十卷。至于张璠、孙盛、干宝、徐爰、裴子野、吴均、何元之、王邵等人，作品名称虽然各不相同，却都以《左传》为准则。《国语》也出自左氏丘明。它既传述《春秋》，又考察其中遗漏的文字和遗失的史事，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列为《国语》，合计二十一篇，也属于经传一类，后来又有《战国策》，包括二周、三晋、秦、齐、燕、楚、晋、宋、卫、中山十二国，共三十三卷。称作“策”，大概是因为用简策来命名，也有人说是游士的谋略策划。孔衍又删编为《春秋后语》，大概删去了二周、三晋以及宋、卫、中山，留下的只有七国。到了司马彪，才记录汉末的事情，编成《九州岛春秋》，每州一篇，共九卷，也采用《国语》的体例。三国鼎立，土地实际上就是诸侯所在之地，各国史官分别记载本国的事情，大概是想追赶班固、司马迁，和荀悦、袁宏并列；于是《国语》的传统便衰落了。《史记》出自司马迁，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用本纪、世家、列传统摄君臣，用书、表来谱列年代和爵位。因袭鲁国史书原有的名称，把它命名为《史记》，却创立了新的体例，打破编年形式；把隐微的事情写得显明，把断绝的史事接续起来，把正统与变故都加以记载，文字在这里显现，意义却从另一处生发，最终成就一家之言，可以说是豪杰中独自崛起的人。班固的《汉书》接着兴起，不幸失去了贯通会合的旨趣，于是司马氏这一派的传承衰落了。后来续作的史书，如梁代的《通史》、元魏的《科录》、李延寿的《南北史》，都是《史记》的后裔。《汉书》出自班固。班固承继父亲的事业，从汉高祖写起，终于王莽被诛，分为本纪、志、表、列传，题名为《汉书》。它制作精工，后世没有谁能超过。考察它的创制，全都以司马迁为准，只是把“书”改称为“志”罢了。东汉以后，后世相继沿袭，有的称记，有的称志，体制全都相同。史书的各类体制，大概也发展到这里就穷尽了。至于包举一代而撰成一书，言辞精练，事情记载周详严密，所以学者查考探寻，容易取得功效。以上六家都保存着淳朴的风格；在这些体例散失以后，后世所承继的，只有左氏、班氏两家。第三 品流。除正史之外，另外的史书流派还有十种：一是偏记，二是小录，三是逸事，四是琐言，五是郡书，六是家史，七是别传，八是杂记，九是地理，十是都邑簿。比如陆贾的《楚汉春秋》、乐资的《山阳载记》、王韶之的《晋安陆纪》、姚察的《梁后略》，这类称作偏记；戴逵的《竹林名士》、王粲的《汉末英雄》、萧世诚的《怀旧志》、卢志行的《知己传》，这类称作小录。大体说来，偏记、小录一类的书，都是记载当日当时的事情；拿它们同各国国史相比，最为符合实录。但它们的言辞大多鄙俗简朴，事情又缺乏条理，不过是给后来作者删削取舍的材料罢了。于是有些喜好奇异的人，乐于补充亡佚的史事，和峤的《汲冢纪年》、葛洪的《西京杂记》、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这类称作逸事。逸事都是前代史书遗漏的内容，大多有助于撰写史书；但到了妄加编造的人手里，就会错乱而难以凭据。世上有郭子横的《洞冥》、王子年的《拾遗》，全是编造虚妄之辞，只是用来惊吓愚昧世俗之人罢了，这种弊端太严重了！刘义庆有《世说》，裴荣期有《语林》，孔思尚有《语录》，阳松玠有《谈薮》，这类称作琐言。琐言，是在嘲谑调笑之余，用来作为谈资，也可以帮助写作。至于那些亵渎亲昵、粗鄙污秽，出自闺房床第之事，却编入史书之中，就会损害名教了。至于乡里人和学者所编写的书，如周称的《陈留耆旧》、周裴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部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类称作郡书。郡书，就是记载一郡之事的书。流传到其他州郡，很少有人知道并珍视它的独特之处。像常璩那样详尽审慎、刘炳那样广博的，能够流传不朽的，大概没有几部。扬雄的家谱、殷敬的世传、孙氏的谱记、陆宗的系历，这些都是他的子孙编写的，用来彰显先人的功业，所谓家史。家史只适合在一家之内流传，很难传播到乡里和国家。若是编写它的书稿已经亡佚，那么这种文献也就随之消亡了。刘向的《列女录》、梁鸿的《逸民录》、赵采的《忠臣录》、徐广的《孝子录》，称作别传。这些书都是广泛采录前代史事，稍加新的言辞；孤陋寡闻的后学之人，便可以从中取用材料。记述怪异之事的，有祖台；搜集神异之事的，有干宝；刘义庆的《幽明录》、刘敬叔的《异苑》，都称作杂记。其中所议论的神仙之道、幽冥之事，如果不涉及服食丹药、炼气等内容，或者还能用来说明可以益寿延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姑且取其劝善惩恶的意义。如果只是谈论怪异，一味记述妖邪，这种意义又有什么可取呢？地理书，如盛弘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记》、罗含的《湘中记》，就是这类书。至于朱赣所采录的内容，遍及九州；阚骃所撰写的内容，穷尽四方诸国。它们的言辞都雅正，记事没有偏私党同。与此不同的，有的竞相夸耀自己的居处，言谈超过事实；又把城郭山川从街巷传闻中搜取来，当作故实，真是鄙陋啊！至于潘岳的《关中记》、陆机的《洛阳记》、三辅的《黄图》、建康的宫殿记，这些称作都邑簿。宫殿、宫门、陵墓、宗庙的规制，必然要把宫门、城观、街道和店铺的制度说明清楚，这难道不是史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吗？至于论述椽子栋梁，连尺寸都一一记录；记载草木，连根株都必定数清，这对求学者又有什么益处呢？以上十类已经把史书的流派列举完备了。至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玄晏、抱朴子等书，都以叙事为宗旨，难道也可以算作史书的杂类吗？因为它们已经另立名目，所以不再编入这一类。○义例第四

译考察《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鲜明得如同日月星辰。史书是继承《春秋》的著作，怎么可以有所缺漏呢？大体是为了师法它的意旨，而不拘泥于它的具体形式，所以分别按类别加以论述。史书设有本纪，是用来纲举各类事物、包罗万象的，篇目的规模没有超过它的。司马迁撰写《史记》，开始按天子的行事来排列，以“本纪”作为篇名，后世沿袭这一做法，遵守而不改变。至于把项羽列入本纪，名分和实际就不相合了。大体说来，本纪这种体例，就像《春秋》的经文，以年月联系起来形成岁时，记载君主来彰显国号。像陆机的《晋书》列出三位祖先为纪，却始终不按年代编排，这还算什么本纪呢？所谓纪，意义上以编年为主，只叙述一位天子；有重大事情，就记在相应年月之下，琐碎曲折的事情，则交给列传记载罢了。近代魏、齐两部史书，在各位皇帝的篇章中，有的杂记臣下之事，有的兼记其他事情，无论大小全都记载，完全像列传的体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迷惑而不觉悟。史书设有世家，难道不是因为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世代相传，如同古代诸侯吗？古代诸侯都即位、建元，有世代可以传承，有家国可以安居。周朝东迁以后，王制大为破坏，五霸、七雄，直到楚汉时期，情况已经不同了。司马迁记载各国，编排体例与本纪不同，大概是想把那些诸侯置于不同于天子的地位，所以假借了另一个名称罢了。至于把陈涉列入世家，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史书设有列传，“传”就是排列记载事迹。所谓排列事迹，是记录人臣的行为状况，就像《春秋》有传一样。《春秋》的传是用来解释经文，《史记》《汉书》的传则是用来解释本纪。这种体例草创于司马迁，到了班固时更加精密。传这种体裁，大体相同，只是有时会有所不同。比如两个人的事迹首尾相连，就合写成一传，合并成篇，陈胜、吴广就是这样。也有的人事迹虽然不多，但名望和品行值得尊崇，虽寄托在别人的篇章中，却把他的姓名列在篇首，如商山四皓的事迹列在王阳传的开头，庐江毛义的姓名排在刘平之前，就是这样。从此以后，史家相承，有人说“传就是传承”。古人认为让事迹凭借传记流传不朽是很难的。史书设有表，是用来标记时事的。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没有共同的君主，群雄交错对峙，各自统治并使用自己的年代，再把它们列入表中，以统摄当时的情况，这样各国分立的局面一眼就能看清。像两汉已经奉行统一的历法，四海成为一家，又何必要制作表来记载那些王侯呢？班固制作人物表，又是另一回事。他区分九品，网罗千年人物；谈论时代就彼此间隔，谈论姓氏又各不相同，这又凭什么制作成表呢？而且其中有些与汉代事情无关，却编入《汉书》，可以说是多余到了极点。何法盛虽然改作注本，杂乱冗繁之处仍然很多。晋室播迁，五胡纷乱，崔鸿撰写表，颇能加以甄别明辨，比起《史记》《汉书》来，更切合实际而重要。史书设有志，大概始于太史公的八书吧？班固称作“志”，东观称作“记”，华峤称作“典”，张勃称作“录”，何法盛称作“说”，鱼豢称作“略”，名称虽然不同，实际内容却是一样的。分别来说，内容有礼乐、刑法律、历法、郊庙、食货、天文、艺文、五行、百官、舆服、地理、符瑞、祥异、释老，大体不过十五六类。贯通这些制度沿革的适宜之处，汇集名物制度的条目，确实是史家知识的渊海。至于名目和实际相合的问题，也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天文志把天地混沌之状分列说明，描绘青苍之色，记载月亮会合、星象占验，以及浑天、裨灶一类的说法；把这些施用于国史，哪个朝代不可以呢？艺文志的篇目大多相同，反复出现；像《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一类的书目，汇集在一个朝代之中，很不合乎条理文饰，简直是画蛇添足，难道也能算作这一类吗？凡是撰写史书的人，都应当删去这一篇。若一定要作志，只须记载当时的彗星、孛星、氛气、灾气、晦暗明亮、日月薄蚀，以及荧惑退舍、月犯少微之类，就够了。名贤的著述、文士的校勘，集中出现在一个时代，应该加以收录，如宋孝王的《关东风俗记》、专门记述邺中的一类书，就是这样。大体说来，史书中值得设志记载的，最重要的有三类：一是都邑，二是氏族，三是方物。为什么呢？宫阙制度、朝廷规范，是前代君王所制定、后代君王所取法的，所以应当撰写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前。五材所需、百货丰富流布，按照土地出产征收贡赋，掌管会计和职方，所以应当撰写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前。帝王的后裔、公侯的子孙，是祖先余庆所汇聚的，百代也不断绝，所以应当撰写氏族志，列在百官志之下。像这些内容，都应当分别加以表彰，所以说“本纪、列传容易编写，志却难作”，确实如此！史书有体例，就像国家有法律一样。从前孔子修订经书，首先创立凡例；左氏为经书作传，明确规定了条目。像干令升编成《晋纪》，可以说是史书体例的中兴了。虽然如此，凡是天子的庙号都应当写在卷末，而晋孝武帝却没有写作“烈宗”；凡是以字行世的人，都应当同时写出姓名，而齐国斛律却没有写“明月”。难道是实践成说很困难吗？史书有区别，是因为职分有左右之分。纪载有事，言论古事；言论方面属于《尚书》，记事方面属于《春秋》。所以桓公、文公的盟会，是大事，《尚书》却没有记载；秦穆公的诫告誓言，是重要言论，《春秋》却没有记录。它们的分界就可以看出来了。左氏著书，文章兼记言语和事情；《史记》《汉书》却不能这样。比如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记，只是着重记录言论罢了。后来的史书沿袭这种做法，没有改变道路。到了干宝建议撰写《晋史》，认为应当以左氏为准；至于臣下的详细事迹，仍然作为谱注，颇为当时人所推崇。史书有断限，是为了确定它的疆界，区别它的源流罢了。从前孔子确定经书，以舜为开端，却说“考察古代帝尧”；左氏为经书作传，以鲁隐公为开端，却说“惠公的元妃”。这些都是在文字和义理上有其依据，并不是滥加逸出的内容。像《汉书》设置表、志，难道不是侵夺职掌、混淆篇局吗？为什么呢？司马迁所记的书以“史”为名，所以可以记载数千年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班固的书特意标明“汉”的名称，只记十二位皇帝的时代，界限到此就应当终止。超过这个范围，不就驳杂了吗？《宋史》向上包括魏朝，《隋书》向上包举梁代，难道不是滥杂吗？也有一代的史书，上下时代相互交错；如果已经在别的史书中见过，就不应重复叙述。所以子婴向沛公投降，详细情况取证于《秦纪》；孙策死于汉末，其事就断入《吴书》。沈约所录的金德一朝，上面牵连记到刘主；魏收所刊的水德一朝，下面列入高王。唯有蜀和齐，各自有国史，却越过次序而记载，谁说这是合宜的呢？

译史书有篇题，是为了委婉而成章，先行说明体例。上古的坟典，流传由来已久。到了《史记》《汉书》，篇目已经颇有条理。姑且拿列传来说明：篇名文字较少的，完整写出姓名，如司马相如、东方朔就是这样；篇名文字较多的，只写姓氏，如毋将、盖、陈、卫、诸葛就是这样。又有多人同姓的，就确定数字来概括，如二袁、四张、二公孙就是这样。到了范蔚宗，才开始完整记录姓名，把历代短小的行状写在卷中，把丛杂细小的文字列在篇题之内，子孙代代出现的，也附在祖先名下。魏收沿用这种做法，就更加过分了。篇题称司马氏为僭越晋室，称刘宋为岛夷；所谓万世公正，究竟在哪里呢？序，是用来说明作者意图的。书中排列典谟，诗中包含比喻和寄托，确实想要畅达地表达其中旨意，就必须借助序文来先行说明。现在《史记》《汉书》的表、志和杂传，有时也另立序文。史书以记事为根本，自然与诗书的体例不同。至于文苑、儒林等篇，在篇首排列序文，难道不是像床上再叠床一样吗？从范蔚宗以后，这种文饰就越来越过分了。史书有论，大概是为了省略文字。例如太史公说：“看张良的相貌，只像个美貌妇人罢了。”又说项羽有重瞳，难道就是舜的后裔吗？班孟坚说：“万石君作为父亲，不过是替孩子洗衣服的君子，不能算什么。”王杨孙裸葬，比秦始皇强得远了。这些都是用来补充书中本传的，事情不再重复出现。后来的作者每卷都立论，篇末有的称“赞曰”、有的称“序曰”、有的称“铨曰”、有的称“评曰”、有的称“议曰”、有的称“述曰”、有的称“譔曰”、有的称“奏”，有的显出自己的姓名，有的列出自己的字号，有的统称“史臣”，全都以文采自我炫耀，哪里知道载录应当删削的宗旨呢？史书有附出，是依附在别人的传记中来显扬自己的名声。比如纪季逃入齐国，颛臾臣属于鲁国，都依托于大国，所谓依附骐骥尾部而登上青云就是这样。如今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有的运用一条奇谋，有的树立一种奇节，得以凭此流传不朽，哪里需要借助编排姓名、专门作传呢？史书有补注，大概就是古代所谓的传。传取的是传递之意，注取的是流布之意，意义是相同的。考察那些搜集各史不同说法、补充前代书籍遗漏的著作，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和刘昭的《两汉书》注、刘彤的《晋纪》注、刘孝标的《世说》注，都颇有补益。至于拾取被丢弃的内容，专门务求使文章润饰美观，大概就是它们的过失了。以上关于体例的十多项，撰写史书的人能够参酌运用、灵活变化，详尽而通达地掌握著述之道，大概就差不多了。至于能够神妙地理解并灵活运用它，当然只能说是捕鱼的筌和过河的蹄罢了。《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史通会要》中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书凡 荀悦曾说：“确立典制有五项宗旨：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彰明法式，三是贯通古今，四是显扬功勋，五是表彰贤能。”干宝解释说：“有关治理国家、规划土地的言论，就应当记载；有关用兵征伐的权宜之策，就应当记载；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就应当记载；文告和专对之辞，就应当记载；才力、技艺特别出众的事情，就应当记载。”刘知几又用三类来加以扩充：一是叙述沿革，二是说明罪恶，三是表彰怪异。礼仪的采用或废弃、制度文饰的升降，就应当记载；君臣的邪僻、国家的丧乱，就应当记载；幽明之间的感应、祸福的萌芽征兆，就应当记载。○修词 传中说：“言辞没有文采，所做的事情就不能流传久远。”这话确实如此。外交辞令和应对之辞，是古人所重视的。比如《尚书》所记载的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春秋》所记载的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劝谏国君、纳鼎、魏绛回答戮扬干；《史记》所记载的苏秦联合六国合纵、张仪推行连横、范雎施行反间以辅佐秦国、鲁仲连排解纷争而保全赵国，这些以后，文章风格就日益降低了。因此，选择言辞、陈述策略的人，即使有所润色和推敲，最终仍保留言语的本质和大概。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人看过去；而作者们却胆怯，不敢记载当时的语言，反而仿效古人的言辞，这不是很糊涂吗？所以喜爱丘明的人，就一味模仿《左传》；喜爱子长的人，就完全学习《史公》，把周、秦时代的言辞用在魏、晋时代，把楚、汉时期的应对用在宋、齐时期。所以裴少期讥讽孙盛记录曹公平日的言语，却完全写成夫差灭亡时的辞说；虽然言语相似，事情却大不相同了。世上议论的人又认为北朝众多著作中，周史写得好，大概是赞赏它记载言辞的体例多与古代相同。却不知道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挑选人而后治理，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受到他的教化；善于撰写史书的人也不挑选事情才记载，所以言辞无论美丑，都完整地流传给后人。如果事情都没有错误，言辞又一定接近真实，那么所得的就不只是古人的糟粕了。○叙事 史书以叙事为根本，而叙事以简洁为高明。所以《尚书》所记载的事情务求少，《春秋》改变体例，贵在省略文字。如果文字简约而事情丰富，尤其是著述的美处。自汉代以后，这种文章日益繁复，可以说是浪费了。大体说来，叙述史事有四种方式：有的直接记载才能品行，有的只记载事迹，有的从言论中使人知道情况，有的借助评论使情况显明。《尚书》称尧以诚信恭敬、能够谦让来标明其品行；《左传》叙述叔段，称他容貌美好、才华文雅，这就是直接记载才能品行。左氏记载申生受到骊姬诬陷，最终自缢而死；《汉书》称纪信被项籍围困，代替君主而死，这就是只记载事迹。周武王声讨独夫，只说他焚烧烹炙忠良、剖腹残害孕妇；随会评论楚国之事，只说“穿着破旧衣服，披荆斩棘，开辟山林”。这就是从言论中使人知道情况。《史记》在卫青传后说：“苏建曾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能、礼待士人。”《汉书》孝文纪末说：“吴王假称有病不来朝见，便赐给他几案和手杖。”这就是借助评论使情况显明。如果四种方式兼用而全部记载，文字就更加冗费了。简约之中又有两类：一是省略句子，二是省略文字。《左传》记载华耦时说他的祖先曾在宋国获罪，鲁国人认为这句话机敏；把鲁国说成机敏，这就是省略句子。《春秋》记载“陨石于宋五”，听到的是陨落，看到的是石头，数到的是五块，这就是省略文字。大体说来，省略句子容易，省略文字困难；能够洞察其中的用心，才可以同他谈论史书。○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