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六

译设置史官一职，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从前黄帝时期，仓颉、沮诵确实担任这一职务。夏代有终古，商代有高势，孔甲、尹逸也都是其中的人选。周代官制完备后，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记言、记事的职务，几乎已经成为专职。成王时的史佚、楚国的倚相、晋国的伯黡、鲁国的丘明、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南史，都是这样的人。秦代有太史令胡母敬。汉朝兴起后，汉武帝开始设置太史公一职，地位在丞相之上，任命司马谈担任。天下各地的计书，都先上报太史公，再副上丞相。司马谈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司马迁去世后，汉宣帝把这个官职改为令，只负责办理太史公的文书罢了。像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这些人，都是以其他职务来参与掌管史事。于是太史署不再是记言的机构。所以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人，虽然因任职而得到称誉，却只懂得占候而已。后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又征召杨子山到兰台，于是兰台便成为当时著述的地方。明帝下诏让班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冀共同编写《汉纪》；又下诏让史官谒者仆射刘珍、谏议大夫李充参与，并再次命令侍中伏无忌、谏议大夫黄景共同编纂《汉纪》。和帝永元初年，又命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延笃续写。章和以后，便有东观撰集，参与其中的总称为著作。灵帝熹平年间，光禄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卢植在这里续写史纪。到了晋武帝太始年间，秘书丞马彪的《汉纪》才写成，华峤又删订为《后汉书》。魏氏定都邺城，黄初年间喜好文章，尚书卫觊、缪袭，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都主管撰述。太和年间，开始设置著作郎，职务隶属于中书省。晋惠帝元康初年，又改隶秘书省。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门掌管史职；又设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才把“佐”字加在著作郎之下，所以按旧例，佐著作郎负责广泛采集材料，著作郎则凭借这些材料撰成篇章传记。如果正、佐二职有所失误，就由秘书监负责。才才能够胜任撰述的人，即使担任其他官职，也兼领著作；也有原先任秘书而仍兼领著作的。像晋代的华峤、陈寿、陆机、束晳，南渡后的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代的徐爰、苏宝生，梁代的沈约、裴子野，都是著作郎的人选。晋康帝曾让武陵王兼任秘书监，以提高史事的地位。齐、梁于是设置修史学士，陈朝沿袭了这一制度。起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绎担任撰史学士，又有刘涉、谢吴、许善心之类的人参与其中。北朝元魏初年有崔浩、高闾等人任史官，洛京末年则由綦隽、山伟先后掌管文史。齐、周以及隋朝由大臣统领史事的，称为监修国史；其余史官则只称为自领。像魏收、柳虬、王邵、魏澹、诸葛颖、刘炫，也各自是当时的人才。隋炀帝设置起居舍人二员，隶属于中书省，像庾自直、崔浚、祖、虞世南、蔡允恭等人，当时都被称为任用得人。唐初沿袭这一制度，又增设起居郎二员，职掌相当于舍人。每天皇帝临朝，他们侍立在玉阶之下，起居郎在左，起居舍人在右；皇帝有命令，他们退下后便记录下来，作为《起居注》。《起居注》按年月编排、记载事情，言辞最为详尽审慎，后来修史的人都取资于此。当时工部尚书温大雅首先撰写《起居注》，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与著作郎共同编成《实录》。《实录》记载一位皇帝一生的事情，大概始于梁代。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大素、凌季友，这些人都是当朝任用的史官。武德年间，史官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贞观年间，把史馆迁到门下省北面，由宰相监修，著作局才废止。龙朔年间改名为左史、右史。大明宫初建时，又把史馆设置在门下省南面，修撰史事，有时由其他官职兼领，品秩较低的人也可以参与。从武德年间到长寿年间，李仁宝、敬播才华优美，许敬宗、牛凤及其文辞则虚妄，优劣美丑十分分明。韦执谊又上奏，命令史官撰写日历。所谓日历，就是起草稿本。宋代制度规定，监修国史一人，由宰相担任；修撰、直馆、检讨没有固定员额。修撰由朝官充任，直馆、检讨由京官以上充任，掌管修撰日历和图籍之事。国史另外在宣徽北院东面设置院署，称为编修院。按旧例，修撰官、直馆分季节撰写日历，上报后由馆中判定编次。大中祥符九年，任刑部郎中高绅为史馆修撰。天圣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任史馆修撰，却因舆论认为他不参与史事而被罢免。宋仁宗重视史事，下诏让宰相担任提举，让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担任修史官；共同修史的人由殿阁学士以上担任，编修官由三馆秘阁校理以及京官担任，事情完毕后便罢免。元丰官制另行设置国史机构。实录院以首相为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其他官员为编修。实录院的提举官中，像国史院的侍从官担任修撰，其余官员担任检讨。元祐初年恢复设置国史院，隶属于门下省。第二年设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年间又把国史院归属秘书省。宋高宗南渡初年，依托秘书省重新建立史馆，由省官兼任检讨、校勘，由侍从官充任修撰。绍兴年间把史馆迁到秘书省旁边，后来合并为实录院。宰相监修，检讨负责校阅；在这时，专任史职的只有修撰。宋孝宗时召李焘、洪迈修撰五朝史，他们都以京朝官身份任职，不兼任其他职务。绍熙末年，陈傅良任直学士院，请求把右文殿、秘阁的两名修撰和旧史馆校勘一并设置为史官，又增加三名检讨官，以完成高录。此后最终没有专任史官，而傅伯寿、陆游都从外地召回，任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官。

译元世祖初年任命王鹗修史；到顺帝修撰《宋史》时，以托克托为都总裁，特穆尔、达实、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掲徯斯为总裁官。偏偏任用国族，难道是任用贤能的途径还不够广吗？到了皇朝承继正统，高皇帝圣明，首先任用宋濂担任起居注。洪武二年下诏修撰《元史》，任命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又征召隐居山林的士人汪克寛、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十六人为修史官。洪武三年续修时，参加者有赵埙、朱右、贝琼、朱世廉、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张宣、李汶、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十五人；宋濂、王祎又担任总裁。洪武十四年确定制度，以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又有秘书监、弘文馆以及起居注、应奉等官，后来都废除了。直到现在，修史以勋臣中官位高的一人为监修，由内阁官员充任总裁，学士等官充任副总裁，詹坊、经局都参与纂修事务，只有修撰、编修、检讨称为史官。自古以来，各诸侯国和偏处一方的朝廷都各自设置史官，如史克、史苏、史赵、史墨之类，都是世代承袭的官职。韩宣子出使鲁国，看到《易》的卦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在这里了。”晋国的屠黍把记载法度的图册带回周国；渑池会盟时，命人记录“某年某月”，以及击鼓、弹瑟、击缶等事，就是这种情形。王莽取代汉朝后，改置五名柱下史，秩禄与御史相同，处理政事时侍立在旁，记录君臣的行迹言语。蜀汉称王崇、许靖为史官，大概又有郄正任秘书郎；陈寿评论诸葛亮时说没有设置史官，是诬妄之说。吴大帝时有太史令可孚、郎中湏峻；孙吴归命时有韦曜、周昭、薛荣、梁广、华核，又有周处，从左国史升任东观令。伪汉嘉平公师彧以太中大夫兼领左国史；前赵有和苞，后赵有徐光，前燕有杜辅，后燕有董统，前凉有刘庆，南凉有郎韶，李成有常璩，这些大致都可以考见。前秦初年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取得这些书来看，把它们的底本焚毁了。后秦扶风人马僧虔、河东人卫隆，景夏有天水人赵思群、北地人张渊，都撰写了国史。周朝建立六官制度，于是改称著作正郎为上士，著作佐郎为下士，大概是有意仿效古制。唐朝的武则天、武三思、祝钦明都主持史事，刘知几曾任著作佐郎。后唐的张昭远，后晋、后汉的贾伟、柴，后周的王溥，后蜀的李昊，以及南唐的高远、徐铉，各自都有所记载；毛文锡记述蜀地之事，范垧、林禹记述吴越之事，也姑且足以备存一方史实。至于史愿叙述辽朝灭亡，刘祈记载金朝灭亡，也保留着不忘故国的意义。红管记史的传统仍然存在，这就是所谓女史。古代君主，外朝有国史，内朝有女史。从前楚王出游，蔡姬答应跟随；汉武帝时，宫禁之中有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写《明帝起居注》，这大概就是女史的职责吧？隋朝王邵请求设置女史，隋文帝没有理会，因此事情没有施行。至于汉代的班婕妤、唐代的上官婉儿、蜀地的花蕊夫人，都以嫔妃身份掌习文史，难道也属于这一类吗？宋代制度规定，内夫人共六人，轮流按日记录起居，到了晚上封存后送到史馆，这才是女史的正职。也有本人并非史官，却私下撰写国史的，例如汉魏的陆贾、鱼豢，晋宋的张璠、范煜；当时又依赖山林之士来记载史事，此外还有野史，如《太和记》《甘露记》。这些书有书名却没有作者，对于正史有时也能有所补益。以上把历代史官中姓名尤其显著的列在篇中；他们的史学事业有高下，学识有深浅，连同世道的变迁，大致都可以从中看到。○家法第二 自古以来，史书的体裁，其流派有六种：一是《尚书》一派，二是《春秋》一派，三是《左传》一派，四是《国语》一派，五是《史记》一派，六是《汉书》一派。《尚书》产生于上古，孔子得到虞、夏、商、周的典籍后，删订为一百篇。孔安国说：“因为这是上古的书，所以称为《尚书》。”有人说：“尚，就是上。上天垂示文书来颁布节度，就像天体运行一样。”王肃说：“上面所说的话，下面由史官记录，所以叫《尚书》。”它的意义就是这样。《尚书》主要记载号令，所以所载都是典、谟、训、诰、誓、命一类的文辞。像《禹贡》《洪范》《顾命》所陈述的，各自只记一件事。还有一种体例说：到了晋代，鲁国孔衍删定编次汉、魏诸史，因此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共二十六卷。另有《汲冢周书》，共七十二章，语言惭愧而不雅驯，大概是好事者所作。太原王邵的《隋书》共八十卷，也仿照《尚书》的体例。考察《尚书》的记载方式：如果君臣言论有值得称道之处，就把当时的言论全部记载下来；如果事情没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宁可简略，也不铺陈文饰。自周朝衰落以后，这种体例便废弃了。君懋所撰《隋书》，可以说是想画虎却没有画成。至于帝王没有纪，公卿缺少传，便会导致年月次序失乱，爵位和乡里难以详考；这些都是典籍体例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春秋》开始编写，源自三代，所以有《夏春秋》《殷春秋》。它们记载的是太丁时期的事情。孔子说：“联缀文辞、比较事情，是《春秋》的教法。”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它们的义理是相同的。”墨子所见到的，大概有一百国的《春秋》。到孔子遵循鲁国史书修撰《春秋》，作为一代君王的法典，所以能够流传千年而不废，足以与六经相比。按照儒者解释《春秋》的说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说春，是把夏也包括在内；举秋，是把冬也包括在内。大概是错举四时来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国史本来应该遵循这种法则。像晏子、虞卿、吕氏、陆贾的著作，本来没有年月，却也称作《春秋》，这又是为什么呢？到太史公撰写《史记》，颇为遵循这一旨意，可惜其中谨严而寓褒贬的用意已经微弱，不过是整齐旧事罢了，又怎么能与《春秋》相比呢？

译《左传》出自左丘明。孔子既然撰作《春秋》，左氏又为它撰写传，这大概就是训释经文的意义吧？看左氏解释《春秋》，经文中只见文字，事情在传中才详细；有时经文缺失而传文保存，确实是圣人的辅助。到汉代刘歆才开始传布这部书。《史记》《汉书》流行于世后，有人厌烦其繁杂，汉献帝才命荀悦依照《左传》撰写《汉纪》三十篇。晋代著作郎乐资又搜集《战国策》《史记》的材料，撰成《春秋后传》共三十卷。至于张璠、孙盛、干宝、徐爰、裴子野、吴均、何元之、王邵等人，著作名称虽然各不相同，却都以《左传》为准则。《国语》也出自左氏丘明。他在传述《春秋》的同时，又考察其中散佚的文字和遗留的事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起于周穆王，终于鲁悼公，编成《国语》，共二十一篇；这也属于经传一类，后来又有《战国策》，包括二周、三晋、秦、齐、燕、楚、晋、宋、卫、中山十二国，共三十三卷。称作“策”，大概是因竹简而得名，也有人说是游士的谋略。孔衍又删定为《春秋后语》，大概删去了二周、三晋以及宋、卫、中山，只留下七国。到司马彪时，才记录汉末之事，编为《九州岛岛春秋》，每州一篇，共九卷，也采用《国语》的体例。三国鼎立时，各地实际都是诸侯所在之地，史官分别记载各国的事情，本来想追赶班固、司马迁，和荀悦、袁宏并列；但《国语》的传统却衰落了。《史记》出自司马迁，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用本纪、列传统摄君臣，用书、表谱列年代和爵位。司马迁沿用鲁国史书的旧名称，命名为《史记》，创立新的体例，打散编年叙事，使隐微的事情显明，使断绝的史事接续，使正统与变故各得其所；文字在这里出现，意义却从那里产生，最终成就一家之言，可以说是杰出而独立的才士。班固的《汉书》继而兴起，可惜失去了贯通全局的宗旨，于是司马氏一家的传统衰落了。后来续作的史书，如梁朝的《通史》、元魏的《科录》、李延寿的《南北史》，都是《史记》的后裔。《汉书》出自班固。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从汉高祖写起，到王莽被诛结束，分作纪、志、表、传，题名为《汉书》。它制作精美，后世没有能够超过它的。考察它的创制，都以司马迁为准则，只是把“书”改称为“志”罢了。东汉以后，史书相继沿袭，有的称“记”，有的称“志”，体制全都相同。史书的各种流派，大概也发展到这里就完备了。至于概括记载一代历史，编成一部书，文字精练，史事详备严密，所以学者查考起来容易见效。以上六家都保存着淳朴的传统；在这些传统散失之后，能够继承并加以阐述的，只有左氏、班氏两家。○品流第三 除正史之外，其他流派又有十种：一是偏记，二是小录，三是逸事，四是琐言，五是郡书，六是家史，七是别传，八是杂记，九是地理，十是都邑簿。陆贾的《楚汉春秋》、乐资的《山阳载记》、王韶的《晋安陆纪》、姚梁的《后略》，属于偏记；戴逵的《竹林名士》、王粲的《汉末英雄》、萧世诚的《怀旧志》、卢志行的《知己传》，属于小录。大体说来，偏记、小录一类的书，都是记录当日当时的事情；从各国史书中寻求材料，它们最接近实录。但其中言辞多半粗俗质朴，事情缺乏条理，只能成为后来作者删削取材的材料。又有一些喜好奇异的士人，乐于补充亡佚之事，如和峤的《汲冢纪年》、葛洪的《西京杂记》、顾协的《琐语》、谢绰的《拾遗》，这叫作逸事。逸事都是前代史书遗漏的内容，大多有助于撰述；但如果由妄人编造，就会杂乱而难以凭据。世上有郭子横的《洞冥》、王子年的《拾遗》，全是虚构的言辞，只是用来惊吓愚昧世俗之人，这种弊害实在太严重了。刘义庆有《世说》，裴荣期有《语林》，孔思尚有《语录》，阳松玠有《谈薮》，这叫作琐言。琐言是嘲弄戏谑、调笑取乐之余，用来作为谈资，也可以帮助写作。至于轻佻猥亵、鄙陋污秽，出自闺房床第，却编在史书记录之中，就会有伤名教。至于乡人、学士所编写的记载，如周称的《陈留耆旧》、周裴的《汝南先贤》、陈寿的《益部耆旧》、虞预的《会稽典录》，这叫作郡书。郡书，就是一郡的史书。流传到其他地方，知道并珍爱它的很少。像常璩那样详尽审慎、刘炳那样广博完备，能够流传不朽的，大概没有几部。扬雄的家谱、殷敬的世传、孙氏的谱记、陆宗的系历，这些都出自子孙之手，用来彰显祖先的功业，这就是所谓家史。家史只适合在一家之内流传，难以传播到乡里和国中。如果家族的薪火已经断绝，那么这些文字也就随之亡佚了。刘向记录列女，梁鸿记录逸民，赵采记录忠臣，徐广记录孝子，这些称为别传。它们都广泛采集前代史书的材料，再稍加新的说法；孤陋寡闻的后学之人，便从中取材。记载怪异之事的有祖台，搜集神异之事的有干宝；刘义庆有《幽明》，刘敬叔有《异苑》，都称为杂记。它们所谈神仙之道、幽冥之事，像服食、炼气能够延年益寿，善有善报、淫恶有祸等说法，姑且可以取来劝善惩恶。如果只是谈论怪异，专门叙述妖邪，这种意义又有什么可取呢？地理类的书，如盛弘的《记荆州》、常璩的《志华阳国》、辛氏的《三秦》、罗含的《湘中》，就是这一类。至于朱赣所采集的材料，遍及九州；阚骃所撰写的，详尽涉及四国。它们的言辞都雅正，记事没有偏私。有些不同于此的地理书，竞相夸美自己所居之地，言辞超过事实；又把城郭山川从街巷传闻中搜取来，作为旧闻根据，实在鄙陋！至于潘岳的《关中记》、陆机的《洛阳记》、三辅的《黄图》、建康的《宫殿记》，这就是所谓都邑簿。宫殿、宫闱、陵墓、宗庙的规制，必然要说明门观、街道、店铺的制度；这些难道不是史书不可缺少的内容吗？至于论述屋梁栋木，连尺寸都一一记录；记载草木，连根株也必定列数，这对学者又有什么益处呢？以上十类，把史书的各种流派完备地列举出来了。至于吕氏、淮南、玄晏、抱朴等书，都以叙事为宗旨，难道也可以算作史书中的杂类吗？既然它们另有名目，就不再编入这一类别。○义例第四

译考察《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亮得如日月星辰。史书是《春秋》的继承之作，怎么可以有所缺失呢？大凡只是师法它的精神，而不拘泥于它的具体形式，所以分别按类别加以论述。史书设置本纪，是为了纲纪各种事物，包罗万象；论篇目规模，没有比本纪更大的。司马迁撰写《史记》，首先排列天子的行事，以“本纪”命名篇章，后世沿袭这一做法，守住而不改变。至于把项羽列入本纪，名分和实际就不相符了。本纪这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文，以年月贯联而形成岁时，记载君主来彰显国号。本来像陆机《晋书》列写三位祖先，却始终不按年月编排，这还能称作本纪吗？所谓纪，原则上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有大事，就按年月记载；那些琐碎曲折的事情，则交给列传记述。近代魏、齐两部史书，在各帝本纪中，有时杂记臣下之事，有时兼说其他事情，大事小事全都记载，完全类似列传体，为什么会这样？这是迷惑而不自知。史书设置世家，难道不是因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继，像古代诸侯那样吗？古代诸侯都在即位时建立年号，有世代可以传承，有家国可以居处。周朝东迁以后，王制大为崩坏，五霸七雄直到楚汉时期，情况已经不同了。司马迁记载各诸侯国，编次体例与本纪不同，大概是想压低诸侯的地位，使他们有别于天子，所以借用了另一个名称罢了。至于把陈涉列入世家，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史书设置列传，列传就是分列事迹。所谓分列事迹，是记录人臣的行状，就像《春秋》有传一样。《春秋》的传是用来解释经文，《史记》《汉书》的传是用来解释本纪。这种体例最初由司马迁创立，到班固时更加精密。列传的体制大体相同，只是有时会有所不同。比如两个人的事迹前后相连，就合写在同一篇传中，合为一体成篇，陈胜、吴广就是这样。也有人的事迹虽然不多，但名声和品行值得尊崇，虽寄托在别人的篇章中，却把他的事迹列在篇首；商山四皓的事迹列在王翦传之首，庐江毛义的名声列在刘平传之前，就是这样。此后史家相承，有人说“传”就是流传。古人认为，凭借传记获得不朽是很难的。史书设置表，是用来标明和记录时事。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没有共主，群雄交错对峙，各自统治并使用自己的年代，把这些写入表中，以统摄当时的历史，诸国分立的情况便一眼都能看见。像两汉奉行统一的历法，四海已经成为一家，又何必设置表来记载那些王侯呢？班氏设置人物表，又是另一回事。他区别九品，网罗千年人物；论时代则彼此间隔，谈姓氏又各不相同，这又凭什么编成表呢？而且其中有些与汉代史事无关，却编入《汉书》，可以说是多余至极。何法盛虽改作注本，芜杂烦冗之处仍然很多。晋朝流离播迁，五胡纷扰鼎沸，崔鸿撰写表，颇能甄别明辨；与《史记》《汉书》相比，更切合实际需要。史书设置“志”，大概始于太史公的《八书》吧？班固称为“志”，东观称为“记”，华峤称为“典”，张勃称为“录”，何法盛称为“说”，鱼豢称为“略”；名称虽不同，实际内容却是一回事。细分讨论，大致有礼乐、刑法律、历法、郊庙、食货、天文、艺文、五行、百官、舆服、地理、符瑞、祥异、释老等十五六类而已。贯通其中沿革变化的道理，汇集各种名物制度的数目，确实是史家著述的渊海。至于名目与实际是否相称，则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天文志的体例分述混沌初开、天色青苍、月亮会合星辰而占验，以及浑天、裨灶等学说；这些内容施用于国史，哪一代不能采用？艺文志的篇目多有雷同，反复出现；像《四部》《七录》《中经》《秘阁》之类的书目，集中于一代，颇不合乎体例，简直是画蛇添足，难道也能这样做吗？凡是撰写史书的人，都应删去这一篇。如果一定要设置志，只需记载当时的彗星、孛星、妖气、灾气、晦暗、光明、日月薄蚀，以及荧惑退舍、月亮犯少微之类即可。名贤的著述、文士的校勘，集中于一时，应该收录，例如宋孝王《关东风俗记》只记邺中风俗之类即可。大体说来，史书最值得设置志的内容有三类：第一是都邑，第二是氏族，第三是方物。为什么呢？宫殿城阙的制度、朝廷的规范，都是前代君王所制定、后代君王所取法的，所以应当撰写都邑志，列在舆服志之前。五材的需要、百货的丰盛流布，以及根据土地出产征收贡赋、掌管会计的职掌，所以应当撰写方物志，列在食货志之前。帝王的后裔、公侯的子孙，祖先积累的余庆所集中之处，百代相传而不断绝，所以应当撰写氏族志，列在百官志之下。诸如此类，都应当分别加以阐明褒扬，所以说“纪传容易，志最难写”，确实如此！史书有体例，就像国家有法律一样。从前孔子修订经书，开始阐明凡例；左丘明作传，明确列出条目。像干令升编成《晋纪》，可以说是史书体例的复兴了。虽然如此，凡是天子的庙号，都应写在卷末，而晋孝武帝却不称“烈宗”；凡是以字行世的人，都应同时写出姓名，而齐国斛律氏却不称“明月”。难道是实行这些原则很困难吗？史书有区别，大概是因为职掌分为左右两端。纪是记事，传是说古代；以言论为主的写作成《尚书》，以事迹为主的写作成《春秋》。所以桓公、文公的盟会，是大事，《尚书》却没有记载；秦穆公的告诫誓言，是重要言论，《春秋》却没有记录。二者的分界就可以看出来了。左丘明作书，文章兼记言语和事迹；《史记》《汉书》却不能这样。例如贾谊、鼌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传记，只注重记录言论而已。后来的史家相承沿袭，也没有改变这种路径。后来干宝议论撰写《晋史》，认为应当准依左氏体例；臣下的曲折详情，仍然作为谱注，颇为当时人所尊崇。史书有断限，大概是为了划定疆界、区别源流罢了。从前孔子编定史书，以舜为开端，却说“考察古代帝尧”；左丘明为经书作传，以隐公为开端，却说“惠公的元妃”。这些都是文理上为了合乎义理，并不是泛滥越界。至于《汉书》设立表、志，难道近于侵犯职掌、分离体例吗？为什么呢？司马迁的《史记》以史书制度命名，所以记载数千年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容纳；班固的书特意标明是汉书，只记十二位皇帝的时代，本来界限到此为止。超过这一范围以后，不就杂乱了吗？《宋史》向上包举魏朝，《隋书》向上包括梁代，难道不是越界吗？又有一代的史书，上下时代彼此交错；如果已经见于别的史书，就不应重复叙述。所以子婴向沛公投降，详细情况取证于《秦纪》；伯符死于汉代，其事便归入《吴书》。沈约的《宋书》记金德一朝，上面牵涉刘主；魏收的书记水德一朝，下面列及高王。只有蜀与齐各自有国史，却越过次序而记载，谁说这样合宜呢？

译史书有题目，大多要委婉而形成文辞，先表明体例。上古的坟典，流传已经很久了。到了《史记》《汉书》，篇目颇有条理。姑且就列传来说：有些姓名文字较少的，完整写出姓名，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有些姓名文字繁多的，只写姓氏，如毋将、盖、陈、卫、诸葛；又有许多人姓氏相同的，就用数目来概括，如二袁、四张、二公孙。到了范蔚宗，才开始把姓名全部写出，把短小的行状列在卷中，把细小的字体集中在题目里，子孙代代出现，附在祖先名下。魏收沿袭这一做法，就更加过分了。题目中称司马氏为僭越晋室，把刘宋称为岛夷；所谓万世公论，究竟在哪里呢？序，是用来说明作者意图的。《尚书》列载典谟，《诗经》包含比兴，如果确实想把其中旨意讲明白，就必须借助序言。如今《史记》《汉书》的表、志和杂传，有时也设置序。史书以记事为根本，自然与《诗》《书》的体例不同。至于文苑、儒林等篇，在篇首列序，难道不是像把床一张张重叠起来吗？从范蔚宗以后，文饰越来越多了。史书设置论，大概是为了省略正文。例如太史公说：“看张良的相貌，不过像个美妇人罢了。”又说项羽有重瞳，难道是舜的后裔吗？班孟坚说：“万石君作为父亲，亲自洗衣服，君子并不以此非难他。”又说王杨孙裸葬，比秦始皇强得多了。这些都是用来补充本传，事情并没有重复出现。后来的作者却每卷都设置论，篇末还有“赞曰”“序曰”“铨曰”“评曰”“议曰”“述曰”“撰曰”“奏曰”等名目，有的特意显出自己的姓名，有的列出自己的号，有的通称为史臣，都在夸耀文采，哪里知道史书应当载录并删削的宗旨呢？史书有附出，是攀附在别人的传记之后，以显扬自己的名声。像纪季归入齐国，颛臾之事附见于鲁国，都是寄托于附庸，正所谓依附青云、攀附骥尾。如今邵平、纪信、沮授、陈容，有的运用一条奇谋，有的树立一种奇节，因而得以流传不朽，难道还要借助编排姓名、另作传记才行吗？史书有补注，大概是古代传注的遗法。“传”取的是转述之义，“注”取的是流传之义，意义是相同的。看那些搜集各史不同说法、补足前书缺漏的著作，如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陆澄和刘昭的《两汉书》、刘彤的《晋纪》、刘孝标的《世说》，都颇有补益。至于拾取被抛弃的琐碎之事，专门务求文辞润饰，那大概就是它的过失了。以上所说的体例有十多项，撰写史书的人能够参酌错综、灵活变通，曲尽其意而贯通史书制作的道理，大概就差不多了。至于能够神妙地掌握并阐明这些道理，本来就如同捕鱼的工具和过河的筏子，只是达到目的的凭借罢了。《俨山外集》卷二十四。●《史通会要》中。（《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书凡。荀悦曾说：“建立典章有五项宗旨：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彰明法式，三是贯通古今，四是彰显功勋，五是表彰贤能。”干宝解释说：“关于治理国家、规划田野的言论，应当记载；关于用兵征伐的权宜，应当记载；忠臣烈士、孝子贞妇的节操，应当记载；诏诰文书和专门应答的言论，应当记载；才力、技艺有特殊异能的，也应当记载。”刘知几又用三类来扩充它：一是叙述沿革，二是彰明罪恶，三是表扬奇异。礼仪的采用与废弃、制度文饰的升降，应当记载；君臣的邪僻、国家的丧乱，应当记载；幽明之间的感应、祸福发生的征兆，也应当记载。○修辞。传中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能久远。”这话确实如此。诏命和专门应答，是古人所看重的。比如《尚书》所载伊尹的训诫、皋陶的谋议、《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春秋》所载吕相与秦绝交、子产献俘报捷、臧孙劝谏国君、纳鼎、魏绛回答戮扬干等事；《史记》所载苏秦促成合纵、张仪推行连横、范雎施行反间以辅佐秦国、鲁仲连排解纷争而保全赵国，后来世代的文章就每况愈下了。因此，选择言辞、铺陈谋略的人，即使有所润色讨论，最终仍应保存原有的体质和大概。后人看今天，也如同今人看古代，而作者却都胆怯，记录当今的语言反而大胆仿效古人的言辞，这不是迷惑吗？所以喜爱丘明的人，便一味模仿《左传》；喜爱子长的人，便全部学习《史公》；结果使周秦时代的言词出现在魏晋，楚汉时代的应答流行于宋齐之时。裴少期因此讥讽孙盛：孙盛记录曹公平日的言语，却把夫差灭亡的话完全写了出来；虽然言语相似，事情却大不相同。世间议论者又认为北朝众多著作中，周史写得最好，大概是欣赏它记载言语的体例多与古代相同。却不知道，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挑选对象而施行治理，所以风俗无论精粗，都受到他的教化；善于写史的人也不挑选事情才加以记载，所以言语无论美丑，都完整地传给后世。如果事情都没有错误，言语一定接近真实，那又何止是得到古人的糟粕呢？○叙事。史书以叙事为根本，而史书叙事以简洁为高明。所以《尚书》所记载的，力求少写事情；《春秋》改变体例，贵在省略文辞。如果文辞简约而事情丰富，那尤其是著述的美处。自汉代以来，这种文章日益繁琐，可以说是浪费了。大体说来，史书叙事有四种方式：有的直接记载人的才干品行，有的只记载事情经过，有的由言语推知事情，有的借助评论使事情显明。《尚书》称尧以诚信恭敬、能够谦让为标志，《左传》叙述大叔时以美丽秀雅而有文采来评价他，这就是直接记载才干品行。左氏记载申生被骊姬诬陷，自己缢死；《汉书》称纪信被项籍围困，代替君主而死，这就是只记载事情经过。武王声讨独夫，只说他焚烧烤炙忠良、剖腹残害孕妇；随会评论楚国的事情，只说“披着破衣、拉着柴车，开辟山林”，这就是由言语推知事情。《史记》在卫青传后说：“苏建曾责备大将军不推荐贤能、礼待士人。”《汉书》在孝文帝纪末说：“吴王假称有病不来朝见，便赐给他几案和手杖。”这就是借评论使事情显明。如果四种方式兼用而全部写出，文字就更加繁多了。简约之中，又有两类：一是省略句子，二是省略字词。《左传》记载华耦说“先人得罪于宋”，鲁国人认为这话机敏；把鲁国人的评价写成“机敏”，这就是省略句子。《春秋》记载“宋国陨落五块石头”：听见它坠落，观察它是石头，数出是五块；这就是省略字词。大体说来，省略句子容易，省略字词困难。能够深入明白这种用心，才可以和他谈论史书。○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