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译区别正统系统，以彰明大一统的意义；标明年岁，以仿效以开头标记时间的体例；辨析名号，以端正名分和纪纲；即位、改元，以端正开端的记载；尊立、死亡、安葬，以叙述事情的始终；记载篡位、弑君、废黜、迁徙，以声讨作乱和弑逆之人；记载祭祀，以显示吉礼的得失；记载巡行、田猎，以显示巡游中的荒怠；记载恩泽、制诏，以显示命令的好坏；记载朝会、聘问，以显示宾礼的是非；记载封爵、任官、贬黜、罢免，以显示赏罚是否恰当；记载征伐、战攻，以记明用兵的正当与否；记载人事，以寄寓褒贬取舍；记载灾异和祥瑞，以流传劝善惩恶的鉴戒。丛篇二。记史的笔法有五种弊病：繁琐而没有条理，是第一种；庸俗而不合典雅，是第二种；记载不符合实录，是第三种；赏罚不恰当，是第四种；文辞胜过内容，是第五种。（袁崧文） 史书有三种长处：才、学、识。（刘知几文） 史书叙述事情，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文辞直截，事实核实，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古代的国史，遇到异闻就记录下来。国史记录言行，彰明法式；至于人情事理中的日常事情，不值得一一完备列举。史书的写法，是有这样的事情就记录，没有这样的事情就空缺不写。所谓直笔，就是不掩盖恶行，不虚夸美德；即便如此，也只是保存大体而已。若连细碎琐事也记录下来，像宋孝王、王劭这一类人，专门记说鄙俗之事，把攻讦别人当作直笔，我不取这种做法。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成一家之言，体例各不相同，旨趣也全都不同。史书以喜爱善行为主，憎恶恶行次之。子长、孟坚，是史家中赞美善行的人；《南史》和董狐，是史家中憎恶恶行的人。兼有这两种长处，又加上文采的，大概只有左氏吧？史官掌管修撰国史。凡天地、日月的详细情况，山川、封域的区分，昭穆和世代承继的次序，礼乐、军旅的事务，诛罚、赏赐、兴废的政事，都以起居记录为根本。记录事情的体例，应当简要而详尽，疏略却不遗漏。如果繁琐就什么都收取，简省就全部损失，二者都是过失。议论史书繁简的人，只需考察是否错误记载了事情，是否遗漏了言论，这就够了。若一定要衡量世事的多寡厚薄，以篇章数量来限定多少，就失去了折中的原则。张世伟著《马班优劣论》，认为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用了八十万字，这并不是全面恰当的论断。史家所记载的内容，以正统为主。像马卿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羽猎》，班固的《两都》，马融的《广成》，就过于铺张了。史论提出论点，按理应当典雅端正。按年份列出岁数，以年岁显示统绪；用大字书写来提纲挈领，用分注来完备说明。这样使年代的远近、国统的分合、事情和文辞的详略、议论的同异，都能贯通而清楚地分析，像指着手掌一样明白。这部书名叫《资治通鉴纲目》。自从纪传体兴起以后，编年体的方法就废弃了；无论大小事情都不舍弃，琐碎而没有纲领，策书体的方法也废弃了；是非取舍只凭一方面的见解，不能不违背圣人的原则，于是惩恶劝善的方法也废弃了。丛篇三。修饰语言成为文章，编排文章成为句子。句子积累起来形成篇章，篇章积累起来形成篇目。章句的语言，有显明的，也有隐晦的。显明的，是词语繁多、议论铺陈，道理在篇中已经说尽；隐晦的，是省略字句、文辞简约，事情的意义溢出于句子之外。看太史公创制表的时候，对于帝王就叙述他们的子孙，对于公侯就记录他们的年月。各行的次序曲折而相互连接，文字编排密集而彼此排列。即使燕地和越地相隔万里，在方寸之间也能像犬牙一样相互衔接；即使昭穆相隔九代，在方寸之中也能像雁行一样有条理。使读者读到文字便能看见内容，一举目就可以详尽了解，这就是它令人称快的地方。史书这种方法，是用古代的事情传给今天，而不是用今天的事情来广泛附会古代。比如《春秋》中各国赋诗，左氏只记录诗篇的名称；《史记》《汉书》中的言语，也只是记载在某人的传记中罢了。《史记》《汉书》撰写列传，大多按照人物类别编排。像韩非、老子，因为他们著书，都有“子”的名号。董卓、袁绍同在汉末出生，只不过都被称为英雄罢了。庄青翟、刘舍官位升到丞相，班固的史书却没有为他们立传；姜诗、赵壹一生只做到掾吏，谢氏的史书却为他们立传。后代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官位显赫的必定亲自下笔为他们作传；但立传时只写具列官职履历和赠赐典礼，难道这样就够了吗？司马迁的《史记》、子云的《太玄》都各自形成一家之言，把它们流传下去以传世，是可以的。至于篇幅短小的小说，却大量收入传记之中，实在太烦琐了。像梁孝元帝撰写一卷《同姓名人录》，就是这种情况。宇文氏起初学习华夏的风尚，事情由苏绰主持；至于军国方面的文书诏令，全都以《尚书》为准。当时这种风气盛行，很是去除了浮艳文辞。不过，矫枉过正的情况也很多。所以那些文章华美却不切实，典雅却没有约束，真正的手迹很少，而矫饰的客套话尤其繁多。汉武帝对司马迁发怒，议论完毕后，收取《景帝纪》和《武帝纪》两篇，亲自把它们毁掉了。《司马相如传》中，子长抄录了司马相如的自叙，孟坚因袭了它。《宋书》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的传记，都是孝武帝亲自撰写的，但叙事多有虚假。晋、宋以前，帝王接受传授，开始于接受锡命，结束于登上帝位，其中的笺疏、诏书、策文等，全都是伪饰之作；然而细节周详繁多，仍可说是具备了相应的文物制度。至于梁武帝居于江陵、齐宣帝处在晋阳时的事迹，修史者本来就应当删去，以显示体例。○丛篇四 史才难道不是很难得吗？班固评论司马迁说：论述大道，就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而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就贬低处士而抬高奸雄；记述货殖，就崇尚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傅玄评论班固说：论述国家体制，就粉饰君主的过失而贬抑忠臣；叙述世道人教，就以善于取悦容纳为贵，而以正直守节为贱；记述当时的事务，就谨慎修饰辞章而略去事实。刘知几评论王孙、令狐二人说：论述帝王基业，就偏袒悖逆者而诬陷忠义之士；叙述国家，就压抑正直顺从者而褒扬篡夺者；记述风俗，就夸耀外夷而鄙视华夏。君子都不认为这些评论过分。唯独《新唐书》完成后上表进呈时说：其中的史事比前代增加了，文辞却比旧本减少了。评论者认为，欧阳修、宋祁的失误，正是由于这一点。元人进呈《宋史》的表文说：声势仪容盛大而武备衰弱，谋划建设很多而成效很少。宋朝的国策，确实符合这句话。我朝丘文庄公浚拟题于国学，撰写进呈《元史》的表文说：并不是没有一件善事可以称道，终究还是三纲不正。听到这话的人也都感到痛快。○丛篇五 监修国史，所谓“监”，就是总领其事；明确职责，制定条规，使各人都承担相应的任务，那么人人都会想着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编成了。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如左氏、司马氏，因此能够流传后世而不朽。汉代东观聚集众多儒者，著述和编纂才开始可以议论了。因此伯度讥讽它不真实，公理认为它可以焚毁，并不过分。

译唐朝修撰《晋书》和《隋书》，仍然采用众人分工的办法。志由李淳风、于志宁撰写，纪传由颜师古、孔颖达撰写。不过任用适合他们的才干，没有埋没各自的长处。宋朝修撰《唐书》，欧阳文忠公负责表、志，宋景文公负责纪、传，各自署名，以表明撰述有精巧和拙劣之别。《五代史》成于一人之手，欧阳修可以在成就上追踵班固、司马迁了。如今史司选取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各自成为荀悦、袁宏，家家都各自撰写一部史书。骏每当记载事情、铺陈言辞时，他们便停下笔来相互观望，含着笔不肯下笔；等到头发白了可以预期，史册却仍不知何日才能完成。○丛篇六 史官对善恶一定都要记录，使骄横的臣子和作乱的逆子感到畏惧。这种权力难道反而轻微吗？班固接受金钱，陈寿索取米粮，我却把这些看得如同浮云罢了。司马迁本来就喜欢猎奇，又因评论政事而遭受刑罚，心中多有愤激之情，所以葛洪评论他说：“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是认为行善却没有得到报偿；把项羽列入本纪，是认为身居高位并不取决于是否有德。”评论者又说，汉武帝表彰儒术，但天下凋敝，反而不如汉文帝、汉景帝恭谨节俭；司马迁把黄老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是因为这样认为汉武帝刻薄深酷，群臣多被诛杀；至于应当受刑的人却可以用财货免罪，他之所以鄙视贫贱，大概是因为感叹当时没有鲁朱家这样的人能够使自己脱离祸患；他之所以抬高奸雄，大概也是这个缘故。李方叔认为司马迁用意深远，说的就是这一类情况。陈寿曾经担任诸葛亮的书佐，受过一百下鞭打；他的父亲也被诸葛亮剃去了头发，因此《蜀志》中多有诬妄之辞。丁仪、丁廙在魏国享有盛名。陈寿曾对他们的儿子说：“可以找一千斛米给我，我就替令尊写一篇佳传。”丁氏没有给他，陈寿最终也没有为他们立传。魏收生性嫉恨胜过自己的人，又喜欢记念旧日的怨恶；凡是名门盛德而与他有仇怨的人，没有不被他加上丑恶言辞、抹去善行的。他的迁怒所及，甚至诋毁了高曾尚书令杨遵。杨遵是一代显贵大臣，权势压倒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时却写得非常美好，世人因此称魏收所修之史为“秽史”。魏收当初得到杨休之的帮助，便道谢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恩德，我将替您写一篇佳传。”后来他又收受尔朱荣儿子的金钱，所以减轻了对他的恶行描写而增加了善行描写。前后有一百多人伏地申诉，依靠仆射杨素、高德正才得以解脱。宋朝有朱墨史。○丛篇七 司马文正公六次任职于闲散官职，每次都把书局随身带着。小人想要中伤他，便倡言说书局中的人贪图尚方所供给的笔墨、绢帛以及御府赏赐的果品、食物和金钱。柳子厚说：“冒充居住在馆舍之下，接近宫禁亲密之地，享受俸禄供养和役使，掌管旧例的人贪图纸笔，拿来写私人的书信，用所得供给子弟的费用。” 刘知几说：“史曹高居于门禁森严的高大屋宇，深深依附于九重宫禁。虽然地处禁中，人员却同于方外之人，因此可以苟且养拙，也可以藏愚避过。有的人终年到岁末，竟然没有删削编述，人们也不知道；有的人动辄不自量力，轻率地舞弄笔端，人们也没有看见。绣衣直指使者不能绳治他们，强项申威也不能管到他们。这实在是尸位素餐者的住所，是尸禄者聚集的渊薮。” 丘文庄公浚论述史官，大意说：天下不可以一天没有史书，也不可以一天没有史官。百官所承担的是一时的事务，史官所承担的是万世的事务。唐、宋的宰相都兼任史官，史官地位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我朝的法制可以说简明扼要了，然而史官这一职务，关系到是非的权衡，也关系到公论。如果推究根本，就必须选用像元代揭徯斯所说的那种人：有学问、有文章、懂得史事而且心术端正，然后任用他们。这样文质相称、本末兼备，足以成为一代的良史。我又曾听王文恪公鏊说：台谏官代表一时的公论，史官代表万世的公论。这些都是名言。《俨山外集》卷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