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译效法的体例有两种：一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二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任命官员有区别，卿与大夫各有名称和等级，这是《春秋》的体例。秦统一天下后，排列为帝王之国；谯周撰写《古史书》，记李斯被弃市时说：“秦国杀死自己的大夫，只是用天子丞相的名号来称呼诸侯的大夫。”这同《春秋》所说的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是一回事。《春秋》时代，各国分别记史；至于鲁国，只直接说“我”而已。等到“典午”已经统一天下，干宝《晋纪》每逢安葬，必定说“安葬我某皇帝”，既然没有两个君主，哪里来的“我”呢？这同《春秋》又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左传》说齐桓公使断绝继嗣的国家恢复，邢国迁徙如同归家，卫国忘却亡国之忧，意思是上下安居，未失旧有的财物。孙皓被擒时，干宝也说“吴国既已灭亡，江外忘却亡国之忧”，难道这是司马氏所能造成的吗？这同《左氏》又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春秋》各国都采用夏正，鲁国因为实行天子的礼乐，所以独用周正。至于“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年份是鲁君的年号，月份却是周王的月份。” 像曹氏、司马氏受命而亲自成为帝王，并不是以诸侯身份守卫藩国、奉行天子颁布的历法；但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必记“某年春帝正月”。年份既编入帝王纪年，月份又列出帝王的名号，这同《春秋》所说的又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春秋》三传各自解释经义，如《公羊传》屡次说“为什么这样记载这件事呢”，这是先引用经文，接着用解释的话说明，因体势所迫才如此，并不是史书的体例。吴均《齐春秋》每次记载灾变，也说“为什么这样记载异象呢”？事情没有别的议论，言语又出自自己，却动辄自问自答，难道这是叙事的体例吗？这同《公羊传》又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史记》《汉书》在列传开头常写出人的姓名，传中出现称字的地方，传首已经详细说明；但《汉书·李陵传》说“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说：‘少公回来很容易。’”上文没有说立政的字，却忽然说“字立政说‘少公’”，这是省略文字的做法。至于令狐德棻《周书》在伊娄穆传开头说“伊娄穆字奴干”，接着又说“太祖给他取字奴干，任命为仪同，面向我而坐”。上文已经写出他的字，下文又说“字”，难道是为了使事情简易、文辞避免重复吗？这同《汉书》又是外表相同而用意不同。世上那些撰述史书的人，喜欢编排古文来叙写当今的事情，可以说是宋人守株待兔一类的人了。俗话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治理方法也不同。”即使偶尔有所相合，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因此君父遭到杀害，是臣子和儿女不忍明言的。所以左氏叙述桓公在齐国的事情，只说“彭生趁桓公在车中去世时袭击他”。干宝《晋纪》叙述愍帝死于平阳，也说“晋人看见的人大多哭骂贼人，害怕皇帝驾崩”。这同左氏实在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一时所记的事情，有时详细叙述始末；如《左传》成公七年，郑国俘获楚国的钟仪献给晋国，到了九年，晋国把钟仪送还楚国以求和，就是这样。裴子野《宋略》叙述索虏逼近长江，太子劭派力士推击徐湛，江湛跌倒，于是开始同劭结怨。此后三年，徐湛、江湛被元凶杀害；这同左氏也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凡是列出姓名，很少同时写出字；如《左传》上文说羊斟，下文就称叔牂；前面称子产，后面就称国侨，都是如此。裴子野《宋略》也是如此：上文写桓玄，下文就称敬道；后面叙写殷铁，前面先写景仁；这同左氏又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左氏和《论语》叙述人物问答，有时删去对话中的“曰”“问曰”等字。例如裴子野《宋略》说：“李孝伯问张畅卿姓什么？回答说：姓张，是张长史吗？”这同左氏又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附带写见的事例，如《左传》说：“楚武王想攻打随国，熊率且比说：季梁在那里又有什么用？”萧方《三十国春秋》说，朝廷听说慕容隽死了，便说：“中原可以图取了。”桓温说：“慕容恪还在，他们的忧患正大着呢。”这同左氏又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事情应验的事例，如《左传》说：“叔辄听到日食而哭，昭子说：叔辄恐怕要死了吧？秋八月，叔辄去世。”王邵《齐志》说：“张伯德梦见山上挂着丝，占卜者说：他大概将要任幽州刺史吧？秋七月，授任幽州刺史。”这同左氏又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至于《左传》叙述晋军在邲地战败，先渡河的人受到赏赐，只说“上军、下军争夺船只，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并不说攀船争乱、用刀砍断手指，只说“船中的手指可以捧起”，读者自然就能看见那种情景。王邵叙述高季式在韩陵击破敌军、追赶败军，只说“半夜才回来，槊上的血沾满衣袖”；并不说他夺槊深入、击刺了很多人，只说“槊血满袖”，听到的人也就知道其中的意思了。这同左氏又是外表不同而用意相同。○隽永。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必须有余音和足以承接句意的字句，来构成开头和结尾，所以“伊”“惟”“夫”“盖”是发语的开端；“焉”“哉”“矣”“兮”是断句的助词。删去它们就显得不足，增加它们又显得多余，其中自有一定的道理，史书叙事有时也类似这样。所以想叙述晋灵公横征重税、雕饰宫墙，就先用“不君”来称说；想说司马安四次做到九卿，就先用“巧宦”作为题目。这就是说明事情的开端。记载重耳攻打原邑以表示守信，接着说一战便建立霸业，这是文章的教化作用。记载匈奴制作偶人，仿照郅都，让人骑马射击，却没有一箭射中，便说郅都受到他们如此畏惧。这就是议论事情的辅助。把褒贬抑扬寄托在片言只字之间，便有含蓄隽永的意味了。○篇目。《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采录《左氏》《国语》，删取《世本》《战国策》，依据楚汉时期的史事，上起黄帝，下至获麟，撰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称为《史记》。书藏于名山，副本存于京师。到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继承并阐述这部书，于是将它公布流传。但其中有十篇没有完成，只有篇目记录而已。元成时期，会稽人褚先生重新补足其中的缺漏，撰写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但文辞多鄙陋，并非司马迁的本意。

译《西汉书》一百卷。汉代司徒掾班彪认为太初以后撰写的史记不够完善，于是采集旧事，搜求异闻，撰成《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续写的内容还不详备，于是上起元年、汉高皇帝，终于新莽，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撰成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书还没有完成，恰逢有人告发他私自撰写史书，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拘押。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陈，说明班固是在续成父亲旧书，明帝的怒意于是消解，便下诏让班固到校书处完成著作。到章帝建初年间，书才完成。后来班固因窦氏之事获罪，死于洛阳狱中，书稿颇为散乱。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而能写文章，奉诏整理校订，又选取才学优异的郎官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学习。有人说其中的八表、天文志，是待诏马续所作，但《古今人物表》与其他部分很不相类。这是本书所说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由宋代宣城太守范煜撰写。全书有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共一百篇。他广泛查阅旧有文集，删去繁杂内容，补充缺略之处。后来因获罪被捕，十志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梁代刘昭根据旧本补作注三十卷。《三国志》，晋代著作陈寿汇集撰成，把三国史事编为国志，共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书郎裴松之为它补注。《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序例一卷、目录一卷。唐代房玄龄等奉诏修撰，当时唐太宗也参与其中，所以又总称为“御撰”。《宋书》一百卷，包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由梁代沈约撰写。河东人裴子野又删略编成二十卷。宋代治平年间，南丰曾巩等奉诏校订。政和年间，颁行给学官。《南齐书》五十九卷，由梁代萧子显撰写。包括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宋代曾巩等校订。《梁书》五十六卷，由唐代姚思廉撰写。包括六本纪、五十列传。姚思廉名简，以字行世。他是梁代史官姚察的儿子。《陈书》三十六卷，由唐代姚思廉撰写。包括六本纪、三十列传。姚察在陈朝时，曾经删取编撰梁、陈两朝史事，尚未完成便将去世，于是嘱托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唐代贞观年间，他与《梁书》同时进呈。宋代曾巩等校订。《后魏书》一百三十卷，由齐代魏收撰写，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十二卷、志十卷；宋代刘恕等校正。《北齐书》五十卷，由唐代李百药撰写。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当初，李德林在北齐时，曾经撰写纪传。贞观初年，李百药续成父亲的书，将它进献朝廷。《周书》五十卷，由唐代令狐德棻等撰写。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宋仁宗时，取出太清楼本，汇合史馆本、秘阁本，又取夏竦、李巽家藏本校订。后来，林希、王安国将它进呈。《隋书》八十五卷，由唐代魏征等撰写。其中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由长孙无忌等撰写；志三十卷。《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由唐代李延寿撰写。南朝部分起于宋，终于陈，共一百七十年；北朝部分起于魏，终于隋，共二百四十二年。《唐书》一百三十卷，由唐代韦述撰写。当初，吴兢撰写《唐史》，记载到开元年间为止，共一百一十卷。韦述根据吴兢的原本，删去《酷吏传》，编成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增补《肃宗纪》二卷，令狐峘等又分别接续纪、志、传之后增补编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一百十二卷〕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代嘉祐年间，曾公亮等奉诏删定，欧阳修撰写纪、志，宋祁撰写列传。《五代史》七十五卷，由宋代欧阳修撰写，记载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史事。《宋史》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和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辽史》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金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以上三部史书，是元代至正年间中书右丞相托克托等奉命修撰的。《元史》包括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共计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学士宋濂等奉诏修撰。《俨山外集》卷二十五。《史通会要》下。《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卷二十六。丛篇一。人的爱憎感情，要等到忘却之后，是非的评判才能确定，所以史书一定要由后代来修撰，难道只是因为人才难得吗？《尧典》记述尧的德行，却题作《虞书》，这就是圣人的意旨。重华辅佐帝尧，难道不也是亲自参与删定史书吗？《禹贡》是夏后氏的书，有人说是伯益记录的。《尚书》中的两篇典，不只是记载事情，还把其中深奥微妙的意义一并传下来。大概当时执笔记录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又说：古代优秀的史官，才智足以通晓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遍用于天下，知识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意义，文辞足以阐发难以显明的情感。（以上并见曾巩文） 古代的君王，各代都有史官，以日联系月份，以言辞连缀事情，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一定记录下来，用来保存法则。记录下来却没有法则可循，就叫作空话。大概这是因为褒贬之事十分重大，必须谨慎。（苏颋文） 国史，是明白显示得失事迹的著作。（《诗》大序） 编修国史，是为了阐明得失，使一代的典章制度焕然一新，值得观览。（温峤表） 劝善惩恶，秉持正论，直笔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把这些传于无穷，这就是史官的职责。（李翱文） 上天生人，有贤能的，也有不肖的。如果一个人的恶行可以用来警戒世人，他的善行可以用来示范后世，但到他死的那一天，却没有人能够称述他的善恶，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史书的意义，在于不隐瞒恶行，不虚夸美德。对于有美德的人，要根据他的美德加以赞美；即使他有恶行，也不额外诋毁。对于有恶行的人，要根据他的恶行加以贬斥；即使他有美德，也不额外称誉。史书的作用，是记载功绩，掌明过失，彰显善行，揭露恶行。一朝的得失，可以影响千年的荣辱。如果违背这一原则，难道还称得上能够任职为官吗？自古设置史官，就是要记录事情，以便显示鉴戒。君主只要做善事，不必担心史官不记录。若所作所为违背正道、触犯原则，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来。通过大臣的任免，可以了解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键；通过政事的因革，可以了解选取士人、养育百姓、治理军队、管理财赋的方法。（陈君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