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译仿效前人史法的情形有两种：一是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二是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古代设置官职有区别，卿和大夫各有自己的名称和等级，这是《春秋》的体例。秦统一天下后，排列为帝王之事，谯周撰写《古史书》记载李斯被处死于市，说：“秦杀了它的大夫，却用天子丞相的名义来称诸侯的大夫。”这同《春秋》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一样。当《春秋》所记的时代，各国分别撰写史书，至于鲁国，只直说“我”罢了。像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已经统一天下，干宝《晋纪》每逢安葬，必定说“安葬我某皇帝”，而且并没有两个君主，哪里会有这个“我”呢？这同《春秋》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是一样的。齐桓公使断绝的诸侯国得以延续，《左传》说：“邢国迁徙，如同归家；卫国忘记了灭亡。”意思是上下安定，各自没有失去原有的事物。像孙皓被擒获时，干宝也说：“吴国已经灭亡，江外忘记了灭亡。”难道这是司马氏所能造成的吗？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是一样的。《春秋》所记各国都采用夏历，鲁国因为实行天子的礼乐，所以独自采用周历。至于记作“元年春王正月”的，年份是鲁君的年号，月份则是周王的月份。像曹氏、司马氏受命而亲自成为帝王，并不是以诸侯身份镇守藩国、实行天子的历法，但孙盛《魏晋二阳秋》每年必记“某年春帝正月”。年份既编入帝王纪年，月份又列出帝王的名号，这同《春秋》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是一样的。《春秋》三传分别解释经文的意义，如《公羊传》多次说“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这就是先引用经文，接着再加以解释，是文势使然，并不是史书的体例。像吴均《齐春秋》每当记载灾变，也说“为什么要记载这种异常现象呢”，事情本身没有别的议论，言语又出自作者自己，却动辄自问自答，难道是叙事的体例吗？这同《公羊传》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是一样的。《史记》《汉书》每逢列传开头都先写人物姓名，至于传中有称呼字的地方，传首已经详细写过了。然而《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人任立政，李陵以字称立政，说：少公回来就容易了”，上文没有说任立政的字，却突然说“以字立政称少公”，这说明文字有所省略，是可以看出来的。至于令狐德棻《周书》在伊娄穆传开头说“伊娄穆字奴干”，随后又说“太祖称呼他的字奴干，任为仪同，面向我而坐”，上文已经写了他的字，下文又说“字”，难道是因为事情从简、文字去掉重复吗？这同《汉书》所说的形式相同而实质不同又是一样的。世上的史家喜欢编排古文，用来撰写当代的事情，可以说像宋人守株待兔一样了。古语说：“时代不同，事情就不同；事情不同，治理方法也不同。”要想偶然与古法相合，哪里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所以君主和父亲遭到杀害，是臣子和儿子所不忍心说的。因此左氏叙述桓公在齐国的事情，只说“彭生在桓公死于车中后登上了车”。像干宝《晋纪》叙述愍帝死在平阳，只说“晋人看见的人大多哭泣，贼人害怕，皇帝驾崩了”。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确实一样。一时所记的事情，有时详尽叙述其始末。例如《左传》成公七年，郑国俘获楚国的锺仪，把他献给晋国；到成公九年，晋国把锺仪送还楚国，以求双方和平，就是这样。至于裴子野《宋略》叙述索虏逼近长江，太子劭派力士推击徐湛，江湛被撞倒，于是开始同劭结怨。此后三年，发生了徐湛、江湛被元凶杀害的事情，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也是一样的。凡是列举姓名，很少同时写出字。例如《左传》上文说羊斟，下文就称叔牂；前面称子产，接着就称国侨，都是这样。至于裴子野《宋略》也如此，上文写桓玄，下文就有敬道；后来叙述殷铁，前面先写景仁，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又是一样的。左氏和《论语》叙述人物问答时，有时删去“对曰”“问曰”等字。例如裴子野《宋略》说：“李孝伯问张畅卿：你姓什么？回答说：姓张，是张长史吗？”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又是一样的。附带记见的事情，例如左氏说：“楚武王想攻打随国，熊率且比说：季梁在，攻打又有什么益处？”萧方《三十国春秋》记载：“朝廷听说慕容隽死了，说：可以谋取中原了。桓温说：慕容恪还在，他们的忧患正大着呢。”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又是一样的。记载应验的事情，例如左氏说：“叔辄听到日食便哭，昭子说：叔辄恐怕要死了吧。”到了秋八月，叔辄去世。王邵《齐志》说：“张伯德梦见山上挂着丝，占卜者说：他大概会任幽州刺史吧。”到了秋七月，张伯德被任命为幽州刺史，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又是一样的。至于左氏叙述晋军在邲地战败，先渡过河的人得到奖赏，说：“上军、下军争抢船只，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并不说他们攀住船只争乱，用刀砍断手指，只说“船中的手指多得可以捧起来”，读者自然就能看见当时的情形。王邵叙述高季式在韩陵击破敌军，追赶败逃者，只说：“半夜才回来，槊上的血沾满了衣袖。”并不说他夺槊深入敌阵、击刺了很多人，只说“槊上的血沾满衣袖”，听到的人也就明白其中的意思了。这同左氏所说的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又是一样的。隽永 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必定要有余音和足以成句的文字来交代始末，所以“伊”“惟”“夫”“盖”是开头发语的词。“焉”“哉”“矣”“兮”是断句的语气助词。删去它们，文意就不足；增加它们，文意又显得有余。这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史书叙事有时也类似这样。所以将要叙述晋灵公加重赋税、雕饰宫墙时，先用“不像君主”来称说他；想说司马安四次升任九卿，却先用“善于钻营的官吏”作为题目。这就是叙说事情的开头。记载重耳攻打原国来表示守信，接着又写他凭一战建立霸业，这是文章安排上的作用。记载匈奴制作偶人，仿照郅都让人骑马射击，却没有人能够射中，接着说郅都就是这样被人畏惧。这就是议论事情的辅助语句。在片言只字之间寄托抑扬褒贬，这就是所谓意味深长。篇目 《史记》一百三十卷。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的材料，删取《世本》《战国策》的内容，根据楚、汉时期的史事编排，上起黄帝，下至“麟止”。撰成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称为《史记》。书稿收藏在名山，副本藏在京师。到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继承并阐述这部书，于是流传开来。但其中有十篇没有完成，只有目录而已。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又补充了其中的缺漏，撰成《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文辞大多鄙陋，不是司马迁原来的意旨。

译《西汉书》一百卷。汉司徒掾班彪认为太初以后所作的史记不够完善，于是采集旧事，搜求异闻，撰成《后传》六十五篇。他的儿子班固认为所续内容还不详备，于是从元年、高皇帝写起，终于新莽，记十二世、二百三十年，撰成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书还没有完成，恰逢有人控告他私自撰写史书，朝廷下诏将他逮捕拘禁。班固的弟弟班超到宫阙前自陈，说明班固是在续写父亲的旧书，明帝的怒意于是消解，便下诏让班固到校书处完成著作。到章帝建初年间，书才完成。后来班固因窦氏的事情获罪，死在洛阳狱中，书稿颇为散乱。他的妹妹曹大家博学而能写文章，奉诏整理校订，又选拔才华出众的郎官马融等十人，跟随曹大家学习诵读。其中八表、天文志，有人说是待诏马续所作；但古今人物表很不相同。本书如此记载。《后汉书》一百三十卷，南朝宋宣城太守范晔撰写。全书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共一百篇。范晔广泛阅览旧有著作，删去烦琐内容，补充简略之处。后来因获罪被捕，十志还没有完成就死了。梁代刘昭依据旧本补作注释三十卷。《三国志》由晋代著作郎陈寿汇集撰成，记述三国史事，编为国志，共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书郎裴松之补充注释。《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序例一卷、目录一卷。唐代房玄龄等奉诏修撰，当时唐太宗也参与其中，所以又总称为御撰。《宋书》一百卷，包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由梁代沈约撰写。河东人裴子野又删略为二十卷。宋代治平年间，南丰曾巩等奉诏校订。政和年间，颁行给学官。《南齐书》五十九卷，由梁代萧子显撰写，包括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宋代曾巩等校订。《梁书》五十六卷，由唐代姚思廉撰写，包括六本纪、五十列传。姚思廉名简，以字思廉行世，是梁代史官姚察的儿子。《陈书》三十六卷，由唐代姚思廉撰写，包括六本纪、三十列传。姚察在陈朝时，曾经删取、撰写梁、陈两代史事，尚未完成便去世了，于是嘱托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唐贞观年间，《陈书》与《梁书》同时进呈。宋代曾巩等校订。《后魏书》一百三十卷，由齐代魏收撰写，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十二卷、志十卷。宋代刘恕等校订。《北齐书》五十卷，由唐代李百药撰写，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当初，李德林在北齐时，曾经撰写纪传体史书。贞观初年，李百药续成父亲的著作，进献给朝廷。《周书》五十卷，由唐代令狐德棻等撰写，包括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宋仁宗时，取出太清楼本，合并史馆本、秘阁本，又取夏竦、李巽家藏本进行校订。后来林希、王安国把它进献给朝廷。《隋书》八十五卷，由唐代魏征等撰写，包括本纪五卷、列传五十卷，由长孙无忌等撰写；志三十卷。《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由唐代李延寿撰写。南朝部分起于宋，终于陈，共一百七十年；北朝部分起于魏，终于隋，共二百四十二年。《唐书》一百三十卷，由唐代韦述撰写。当初，吴兢撰写《唐史》，记载到开元年间为止，共一百一十卷。韦述依据吴兢的底本，删去酷吏传，编成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增补肃宗纪二卷，令狐峘等又按照纪、志、传的次序继续增补编纂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卷、一百十二卷〕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年间，曾公亮等奉诏删削修订，欧阳修撰写纪、志，宋祁撰写列传。《五代史》七十五卷，由宋代欧阳修撰写，记载梁、唐、晋、汉、周五代的事情。《宋史》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和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辽史》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金史》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以上三部史书，是元代至正年间中书右丞相托克托等奉命修撰的。《元史》包括本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传六十三卷、目录二卷，共计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学士宋濂等奉诏修撰。《俨山外集》卷二十五。《史通会要》下。《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卷二十六。丛篇一。人的爱憎感情要先忘却，之后是非的评判才能确定，所以史书一定要由后代来修撰，难道只是因为人才难得吗？《尧典》叙述尧的德行，却题作《虞书》，这是圣人的意旨。重华辅佐帝尧，难道不是亲自参与删定史书吗？《禹贡》是夏后氏的书，有人说是伯益记录的。《虞书》中的两篇典章，不只是记载事情，还把其中深远精微的意义一并传下来。大概因为当时执笔的人，都是圣人的门徒。又说：古代的优秀史官，才智足以通晓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遍用于天下，见识足以通达难以知晓的意义，文才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感。（以上并见曾巩文章。） 古代的君王，每一代都有史官，以日系联月份，组织文辞、排比事实，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必须记载，使后世有所遵循的法则。虽然记载了事情，却没有法则可循，这就叫空话；可见褒贬是极其重要而必须谨慎的。（苏颋文章。） 国史，能够明白地显示成败得失的事迹。（《诗》大序。） 国史的兴起，是要阐明得失，使一代的典章制度鲜明地呈现出来，足以观览。（温峤表。） 劝善惩恶，秉持正直的言论和笔法，记载圣朝的功德，叙述忠臣贤士的事业，记录奸臣佞人的丑行，把这些流传到无穷后世，是史官的职责。（李翱文章。） 上天生人，有贤能的，也有不肖的。如果一个人的恶行可以用来警戒世人，他的善行可以用来示范后代，可是到死时却没有人能够称述他，这是谁的过错呢？大概是史官的责任。史书的意义在于，不隐瞒恶行，不虚夸美德。对于有美德的人，就根据他的美德来赞美他；即使他有恶行，也不额外加以诋毁。对于有恶行的人，就根据他的恶行来贬斥他；即使他有美德，也不额外加以赞誉。史书的作用，是记载功绩，掌察过失，彰明善行，揭露恶行；一个朝代的是非得失，可以流传千年的荣辱。如果违背这套原则，怎么能说是称职的史官呢？自古设置史官，记载事情是为了使人明白可以借鉴和警戒的道理。君主只要做善事，不必担心史官不记录。如果所作所为违背正道、触犯原则，即使史官不写，天下人也会记录下来。通过大臣被任用或罢免，可以了解君子、小人的进退和消长规律；通过政事的沿袭或改革，可以了解选取士人、养育百姓、治理军队、管理财赋的方法。（陈君举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