俨山外集卷二十五

译区别统绪系统，以阐明大一统的意义；标明年岁，以仿效记载时序的体例；辨别名号，以端正名分和纪纲；记载即位、改元，以端正开始；记载尊立、去世、安葬，以叙述事情的始终；记载篡位、弑杀、废黜、迁徙，以声讨乱臣贼子；记载祭祀，以显示吉礼的得失；记载巡行、田猎，以显示巡游中的荒怠；记载恩泽、制诏，以显示命令的好坏；记载朝会、聘问，以显示宾礼的是非；记载封赏、任官、贬黜、罢免，以看出赏罚是否恰当；记载征伐、战斗、攻取，以记明用兵的正当与不正当；记载人事，以寄托褒贬取舍；记载灾异和祥瑞，以留给后人劝善惩恶的戒示。丛篇二。史书笔法的困难有五点：繁琐而不整齐，是第一点；流俗而不典雅，是第二点；记载不符合实录，是第三点；赏罚不恰当，是第四点；文辞胜过内容，是第五点。（袁崧文章。） 史家有三种长处：才、学、识。（刘知几文章。） 史书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辞直截，事实确实，像这样就可以了。古代的国史，遇到不同寻常的事情就记载。国史记载人的言语和行为，彰明法则规范；至于人情常理和日常事务，不值得全部备载。史书写作，有这件事就记载，没有这件事就缺略不写。所谓秉笔直书，就是不掩盖恶行，不虚夸美德；即使如此，也只是保存大体罢了。如果连琐碎细节都记录下来，像宋孝王、王劭这类人，专门谈论鄙俗的事情，把揭人隐私当作直书，我并不取法。古人刊定一部史书，编纂成一家之言，各自的体例和纲统都不同，旨趣和归宿也各有区别。史书以喜爱善行为主，憎恶恶行次之。司马迁、班固，是史家中赞美善行的人；《南史》的作者和董狐，是史家中憎恶恶行的人。兼有这两种长处，又加上文采的，大概只有左氏吧？史官掌管修撰国史。凡是天地、日月的详细情况，山川、封域的区分，昭穆和历代继承的次序，礼乐、军旅的事情，诛杀、赏赐、兴盛、废亡的政事，都以起居注为根本。记事的体例，要求简约而详尽，疏朗而不遗漏。如果繁琐就全部收录，简略就把一切都削减，这两种做法都过分了。评论史书繁简的人，只应当考察事实有没有错误记载，言语有没有遗漏不书，这就可以了。若一定要根据世事的多少来衡量篇章的厚薄，以篇数的多寡作为限制，就失去了适中的原则。张世伟著《马班优劣论》，认为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的事情，用了八十万字，这不是通达公允的评论。史家所记载的内容，以正道为主。像司马卿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颂》，就太费辞了。史论的立言，理应典雅端正。按年岁以第一年为起始，并根据年份来表明统绪；用大字书写以提纲挈领，用分注来完备说明。这样一来，年代的久近、国统的分合、史事记载的详略、议论的异同，都能贯通而清楚地分析，如同指看掌纹一样明白。这部书名叫《资治通鉴纲目》。自从纪传体创立兴盛以后，编年体的方法便废弃了；无论大小事情都不舍弃，琐碎之事也不加裁剪，策书体的方法便废弃了；是非取舍取决于个人一隅之见，不能不违背圣人的原则，而劝善惩恶的方法也随之废弃了。○丛篇三 修饰语言便成为文章，编排文章便成为句子。句子积累起来便形成篇章，篇章积累起来便成为篇。章句的语言，有显明的，也有隐晦的。显明的，是铺陈繁复、说理详尽，文中的道理已经说完；隐晦的，是省略字句、文字简约，事情的意义溢出于句子之外。看太史公创立表体，写帝王就叙述他们的子孙，写公侯就记载他们的年月。各行文字曲折连贯，编排的字句整齐相接。即使燕、越相隔万里，在方寸之内也能像犬牙一样相互衔接；即使上下相隔九代，在方寸之间也能像雁行一样次序分明。使读者读到文字便能看见内容，举目便能详察，这就是它令人称快的地方。史学的作用，是把古代的事情传给今天，并不是用今天的事情去附会、充实古代。比如《春秋》中各国赋诗，左氏只记录诗篇的名称。《史记》和《汉书》中所说的“语”在某篇传记中，也就是这样。《史记》《汉书》撰写传记，大多按照类别把人物排列在一起。像韩非、老子，因为他们著书，都有“子”的名号。董卓、袁绍都出生在东汉末年，只不过都被称作英雄罢了。庄青翟、刘舍官位升至丞相，班固的《汉书》却没有为他们立传；姜诗、赵壹终身只是属吏，谢承的史书却为他们立了传。后世修史的人却不是这样，官位显赫的必定亲自执笔，他们为人立传，也只是列具官历和赠典，难道这样就算完了吗？司马迁的《史记》、子云的《太玄》，都各自成为一家之言，传之后世是可以的。至于短小的编录和小说，大多载入传记之中，实在太烦琐了。梁孝元帝撰写一卷《同姓名人录》，就是这种情况。宇文氏初开始学习华夏风俗，事情由苏绰主持，至于军国方面的文书诏令，都以《尚书》为准。当时这种风气流行，很是去除了淫靡华丽的文风。可是矫枉过正的情况，也太多了。所以他们的史书文辞华美而内容不实，典雅却没有法度，真实的事迹很少，客套浮饰的言辞尤其多。汉武帝恼怒司马迁，议论完毕后，便收取《景帝纪》《武帝纪》，亲自加以毁弃。《司马相如传》中，子长记录了司马相如的自叙，孟坚沿用了它。《宋书》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的传记，都是孝武帝亲自撰写的，但叙事多有虚妄。晋、宋以前，帝王的传授，从开始接受赐命，到最后登上帝位，其中的笺疏、诏书、策命，全都是虚饰伪作；然而文辞委婉周详、仪式繁多，还可以说是完备了礼文制度。至于梁武帝居于江陵、齐宣帝在晋阳的情况，修史者本来就应当删去，以此表明体例。○丛篇四 史才难道不是很难得到吗？班固批评司马迁说：议论大道，推崇黄老而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贬低退隐的处士而抬高奸雄；叙述货殖，尊崇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傅玄批评班固说：议论国家体制，粉饰君主的过失而折损忠臣；叙述世道人教，尊重逢迎取容而轻视正直节操；叙述当时事务，谨慎铺陈文辞而略去实际。刘知几批评王孙、令狐二人说：议论帝王事业，偏袒悖逆者而诬蔑忠义；叙述国家，压抑正统顺理者而褒扬篡夺者；叙述风俗，夸耀外族而鄙视华夏。君子都不认为这些批评过分。只有《新唐书》成书进表中说：“它的史事比以前增加了，文辞却比旧书减少了。”评论者认为欧阳修、宋祁的失误，正是由于这一点。元人进呈《宋史》表说：“声容盛大而武备衰弱，谋划建设很多而成效很少。”宋朝的国是，确实符合这句话。我朝丘文庄公浚拟定在国学作进呈《元史》表说：“并不是没有一件善事可以称道，终究是三纲不正。”听到的人也都感到痛快。○丛篇五 监修国史，所谓“监”，就是总领其事；意义明确，制定条规，各人都安排到适当的职任上，那么人人都会想着自我勉励。史书就可以很快编成了。古代的国史，都出自一家之手，像左氏、司马氏就是如此，所以能够流传而不朽。汉代东观集中许多儒者，著述和编纂才开始受到议论。因此伯度讥讽它不真实，公理认为可以焚毁，并不过分。

译唐代修撰《晋书》《隋书》，仍然采用众人分工的办法。志由李淳风、于志宁负责，纪传由颜师古、孔颖达负责。不过任用与他们的才能相称，没有埋没各自的长处。宋代修撰《唐书》，欧阳文忠负责表、志，宋景文公负责纪、传，各自署名，以显示撰述有工拙之别。《五代史》由一人之手完成，欧阳修可以赶上班固、司马迁了。如今史馆选取人才越来越多，各人自比荀、袁，各家各自处理政事。骏每当记载史事、铺陈文辞时，他们便停笔相视，含着笔不下笔，等到头发白了也可以预期，史书却不知何日才能写成。○丛篇六 史官对善恶都必须记载，使骄横的臣子和作乱的子孙感到畏惧。这种权力难道还轻微吗？班固接受钱财，陈寿索求粮米，我却把这些看得如浮云一般。司马迁的性情本来就喜好奇异，又因议论政事而遭受刑罚，心中多有愤激，所以葛洪评论他说：“把伯夷列在列传之首，是认为行善却没有得到报偿；把项羽列入本纪，是认为身居高位并不一定同有德行有关。”评论者又说，汉武帝表彰儒术，而天下凋敝，反而不如文帝、景帝恭敬俭朴；他把黄老放在前面、六经放在后面，是因为武帝刻薄严酷，群臣多被诛杀，而本应受刑的人却能用钱财免罪；他把贫贱视为可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抬高奸雄，大概是感叹当时没有鲁朱家那样的人能够使自己脱离祸患罢了。李方叔说这是用意深远，说的就是这一类情况。陈寿曾经做诸葛亮的书佐，受到鞭打一百下；他的父亲也被诸葛亮施以髡刑，所以《蜀志》中多有诬妄之辞。丁仪、丁廙在魏国很有声望。陈寿对他们的儿子说：“可以找一千斛米给我，我就替令尊写一篇好的传记。”丁氏没有给他，陈寿最终也没有为他们立传。魏收生性憎恨胜过自己的人，又喜欢记念旧日的怨恶；名门中的盛德之士只要同他有怨，没有不被他加上丑恶言辞、抹去善行的。怒气所到之处，甚至毁谤高祖、曾祖。尚书令杨遵是一代显贵大臣，权势压倒朝廷内外，魏收撰写他的家传时却写得非常美好，世人称之为“秽史”。魏收当初得到杨休之的帮助，便道谢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您的恩德，我应当替您写一篇好的传记。”他又收受尔朱荣儿子的金钱，于是减少他的恶行而增加他的善行。前后有一百多人伏地申诉，依靠仆射杨素、髙德正才得以解脱。宋朝有朱墨史。○丛篇七 司马文正公六次担任闲散官职，都随身带着书局。小人想要中伤他，便倡言说书局中的人贪图尚方所供给的笔墨、绢帛，以及御府赏赐的果饵、金钱。柳子厚说：“冒充居住在馆阁之下，接近机密之地，享受供养和役使，掌管旧例，贪图纸笔，拿来写私人的书信，以供给子弟的费用。” 刘知几说：“史官机构高门深院，深深依附于宫禁。虽然地处宫禁之中，人员却同方外之人一样，可以借此养拙，可以借此藏愚。有的人终年到岁末，竟然没有删改撰述，人们也不知道；有的人动辄不自量力，轻率地摆弄笔端，人们也看不见。绣衣直指使者不能约束他们，强项申威也不能管到他们这里。这本来就是白吃俸禄者的窝巢、尸位素餐者的渊薮。” 丘文庄公浚论说史官，大意是：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史书，也一天不能没有史官。百官所负责的是一时的事务，史官所负责的是万世的事务。唐、宋的宰相都兼任史官，史官的重要性就是如此。我朝的法制可以说简明扼要了，然而史官这一职务，关系着是非的权衡，也是公议所系。若推究根本，必须任用像元代揭徯斯所说的那种人：有学问、有文章、懂得史事而且心术正直；这样以后，才能任用他们。如此文采与质实相称，本末兼备，足以成为一代的良史。我又曾听王文恪公鏊说：“台谏官代表一时的公论，史官代表万世的公论。”这也都是名言。《俨山外集》卷二十六。附录：《史通会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代陆深撰写。陆深有《南巡日录》，已经著录。陆深曾认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刊本错误很多，于是加以校订。总共补正残缺、磨损和错误若干处文字。又因为《史通》上篇因袭旧文而有缺佚，于是订正《曲笔鉴识》二篇的错简，把它们合为一篇以恢复原貌。又选取其中的精华，另行编纂为《会要》三卷。此外还采录后人评论史学的话，有时也参入自己的见解。陆深文集中另载有《史通》二跋，大意说刘知几的是非判断任凭性情，往往搜取贤人圣人的过失，这是他的短处。至于评论文章体裁，也可以说恰当。他又说刘知几曾认为国史叙事以简约为主，但他的《史通》却颇为冗长。考察他的议论，可以看出他取舍的宗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评类存目》） 《史通会要》（明）陆深撰。●《史通会要》上。（《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俨山外集》卷二十四） ○建置第一。史书，是国家的典章法则。君王的善恶、功过，以及各种事务的兴废，凡是可以流传下来作为劝诫、昭示后世的，都应当直书而不隐瞒。因此，自前代建立国家以来，没有不重视史官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