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水经注疏》后魏郦道元撰写 宜都杨守敬纂辑并作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订并作疏 《水经注》序 郦道元 《序》说：《易经》称“天以一生水”，所以水气在北方开始生成，并成为万物之先。《玄中记》说：天下各种事物中，水最多；它浮载天地，上下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万物没有不受到它滋润的。等到水气流动，触及山石，精微之气凝聚成极薄的水层，不到一个早晨，恩泽便合于神灵所居之处，神妙没有什么能与它相比。因此，通达的人也不能测量它深广的渊奥，穷尽它宏大的深度。过去《大禹记》记载山川海域，虽然周备却不完备；《地理志》所记录的内容简略而不周全；《尚书》《本纪》和《职方》都很概略；《都赋》所叙述的，也仅仅不能充分表达其意。《水经》虽大略缀述了水道的纲要，却又缺少旁支水道的贯通说明，所谓“各自陈述自己的见闻”，很少能够把前人所倡导的内容完备地说明。如今寻访地图、考察遗迹的人，最多只能听到州域方面的说法；而跋涉土地、游历四方的人，又很少能够通晓其中的建置和形势。即使大致仿佛前人所听闻的内容，也不能不仍然深感惶惧不安。我年轻时没有寻访山川的兴趣，长大后又缺少访求津要的性情；对于深奥的经典知识已经隔绝，对重要而广博的学问也日渐荒废。进取时没有由一点推知两点的机会，退处时也没有举一隅而能反三隅的智慧。独自求学而无人教诲，古人哀叹这种孤陋；抛弃并丧失了书本，通达之士又感叹这如同面墙而立。闭室默求深奥，关舟探问远方，所以本来就很困难。然而，以毫管窥测天空，以漏筒观察日影，也能时时有所明察；像饮河、酌海那样，各随本性而取用，便算尽力了。我私下以为闲暇很多，徒然消磨岁月，于是注释《水经》，广泛铺陈前人的文字。《大传》说：“大河彼此间隔，小河彼此相连，都向东流归于海。”于是考察各条支流的分合出入，诊察水道沿途所经过的地方，访求大渎、搜寻沟渠，把它们收集编缀起来。经文中有错误的，便考证后附带订正；文字没有记载的水道，以及不是经文所说水流通常源头的内容，不在本书记注范围之内。只是时代绵延久远而昏暗难明，华夏与夷狄相继更替，城郭有的已经空废倾圮，河流也遭到改道变化；名称不同，世代也各不相同，河渠有时隐没、有时显现，书籍和地图本身也有错杂。有的把分流混乱地合并，使用奇异的名称；有的水道直截中断，却产生了通行的称呼；弯曲的水洲彼此交错而呈现奇异形势，回旋的急流冲决曲折，水道盘绕，支流繁多，条理贯通而相互联系的分支很多。即使十二部经书都已通读，有些内容尚且难以说明；至于细小的流水和支汊，本来就难以辨析考究。我只能姑且呈献自己从路径和见闻中得到的见解，详尽陈述车夫、行旅之人的说法；至于自己不知道的，只能缺略不说。因此撰写考证来说明原《经》，并附列其支流要点，希望可以弥补记忆和传写中的错误，便于查寻省览罢了。校记 郦道元《水经注》原《序》（据卢文弨借用臧琳抄校的绛云楼宋本） 臧氏校本篇首没有“序曰”二字，《大典》本有这二字。《大典》本、宋本作“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都没有两个“所”字。赵氏据柳大中本校订，也没有这两个字。“泽合灵宇”：考察《大典》本、臧本都作“宇”。“宇”和“寓”意义相同。柳大中抄本也作“寓”。“《大禹记》”：考察《大典》本作“记”，臧本作“经”，卢氏校本从臧本。柳大中抄本也作“记”。“《尚书》《本纪》”：考察《大典》本“纪”作“记”，各本都作“纪”。“寻图访赜”：考察《大典》作“赜”，戴本沿用此字；臧本作“迹”。卢氏说：“我怀疑应是‘迹’字，如今看到臧本果然如此。”柳本作“赜”。“涉土游方”：考察臧本“涉”字上有“而”字，《大典》本缺少此字。柳本有此字。“屏营”：考察《大典》本作“汀营”，臧本作“屏营”，戴本相同。柳氏抄本在“不能不犹”以下至“洄湍决澓”之间有缺文。“观隅三反”：考察戴本、《大典》本作“三反”。卢氏说，这大概是熟读《论语》的人改成的。现在依从臧本，与上文“访一知二”相对照校正。[一 ○]“辄述《水经》”：考察《大典》本作“述”，卢氏校本依臧本作“注”。根据下文“布广前文”，作“注”是对的。戴本也作“述”。“书图自负”：考察《大典》本作“负”，戴本沿用。卢氏校本说：“怀疑应是‘贸’字。”考察起来，作“贸”在意义上更好。全本作“贸”。“枉渚交奇”：卢氏校本说：“本书中也常常把‘奇’字作‘歧’字。” “洄湍决澓”：考察《大典》本、柳氏抄本有注，‘澓’音伏。卢氏校本说：“新本书中多加水旁作‘澓’，旧本只作‘复’字，所以不采用新本。” “条贯系伙”：考察《大典》作“手”，全氏五校本作“手”，戴本作“系”，柳大中本作“系”。“撰证本经”：考察《大典》本作“三”，卢氏依臧本作“本经”，戴本作“本”。“忘误之私”：考察戴氏校本把“矜”作“私”，《大典》本、柳氏抄本作“矜”。“求其寻省之易”：赵本“注”字以下缺文，卢氏校本以下有“耳”字，并说《大典》本没有“耳”字，臧本有。考察起来，应当有“耳”字才能句意完整，并不是缺文。附录：赵一清《水经注释》所收郦氏原《序》《跋》。这是郦亭的原本，孙潜夫从柳大中抄本录得，可惜已经散失大半。然而即使只是吉光片羽，也终究是天下至宝。从篇首到“鸿深也”为止，詹氏《小辨》能够举出这些文字，可知到了明代中叶，这篇《序》还没有亡佚。可是杨用修、黄勉补辑家藏书信时反而遗漏了它，这是为什么？从前义门何氏以博览著称，深深遗憾没有见到这篇《序》，只能从《玉海》中摘取《大禹记》的几句话，并说一定要得到宋本才能成为完整的一篇。这样看来，我今天所得到的，和前代贤正相比，岂不是多得多了吗？东潜民识。

译《水经注疏》凡例 杨守敬 自从阎百诗说郭璞注《山海经》时所引用的是《水经》，郭璞撰写《水经》的说法便废止了；自从《水经注》问世以后，不再说《水经》作于桑钦，而认为后人增益的说法也不足凭信。前人确定它是三国时代的人所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我又找到了几条证据。《沔水经》说：“向东流经魏兴、安阳县南。”魏兴是曹氏设置的郡，《注》中明白说到了这一点。赵氏怀疑这一条是后人续增的，却不知道这正是魏人作《经》的明确证据。古代淇水流入黄河，到建安十九年曹操才筑堰使淇水向东流入白沟，而《经》明明说“向东流经内黄县南，成为白沟”，这又是魏人作《经》的确切证据。刘璋分巴郡设置巴东、巴西郡，而《夷水经》《漾水经》的文字只称巴郡。蜀先主设置汉嘉郡、涪陵郡，而《若水经》《延江水经》的文字不称汉嘉、涪陵。其他如吴国撤并沙羡县，而《经》仍称江夏、沙羡；吴国在始安设置始安郡，却仍称零陵、始安；大概是因为这些制度由敌国改定，所以《经》将其排除在外。这又是魏人作《经》且时代不晚于晋代的证据。至于《注》中有些文字出自郦道元之后，例如《漾水》篇中的长松县，这是隋开皇十八年才设置的，已经被赵氏指出。现在我又复核《夷水》篇中的宜都县，它是陈天嘉三年设置的。（《蕲水》篇中的齐昌郡，明白称为后齐，是戴氏增改的。）其他像梁武帝新制定的郡县，《注》中记载的很多，并不只是引用吴均的话而已。这些全都是后人夹杂进去的。古书记载水道，名称错杂出现，源流也参差不齐；郦氏用水道彼此承受、可以互称的道理来解释，于是便像冰雪融化一样豁然明白。这一体例实际上源自《禹贡》。《禹贡》说“江汉朝宗于海”，大概是因为这两条水都很大，不是任何一条水可以独占“江”或“汉”的名称，所以合起来称说。班孟坚懂得这一体例，因此湖汉水、豫章水同流，却各自说流入江；西汉水、潜水同流，也各自说流入江。其他流入河、流入海的水道，像这样的尤其多。《水经》中淇水、漳水、圣水、巨水等都说流入海，也属于这一体例，都是郦氏所谓彼此承受而通用名称的情况。前人引用了这一道理却没有阐发，到郦氏才明白说出，真可说是好学深思、从内心领会其意义的人。也有班氏没有说到、而郦氏加以引申的地方。班氏说恒水流入滱水，卫水流入滹沱，以恒水、卫水解释《禹贡》，又以滱水、滹沱水连接说明《职方》。郦氏说恒水就是滱水，卫水就是滹沱水。现在的本子缺少《滹沱水》篇，按照《滱水》的体例，必定原来有这样的说法。懂得水道名称可以彼此通称，才知道《禹贡》记载恒、卫而不说滱、滹沱的缘故。近代儒者说，恒水虽然小，曾经有人治理它，所以记载下来；滱水、滹沱水虽然大，却没有显示治理功绩，所以略去。我不知道恒水所在地区代代山陵谷地变化之间，古代究竟发生过什么泛滥；难道沽淀这些低洼之地，到今天才形成泽国吗？由此可知郦氏每树立一个义例，便能上下贯通千古。顾亭林推重朱氏《笺》是明代的一部重要著作，赵氏却多有驳斥，实在是因为朱氏著书太多，没有全力专门从事此书，所以难免有得有失。然而，能够征引秘传文献，如果不是胸中包罗九流学问的人就办不到；而且不轻易改动古书，在明人中实属少见。比如郦氏引用《地理志》，并且记载王莽改名之事，其中与今本《汉志》不同的地方，赵氏都一定逐一依据今本改掉。怎么能看出今本《水经注》一定错误，而今本《汉志》一定正确呢？自朱氏校订这部书以后，项骃又重新刻印，并把功劳掩为己有，还多有删削，所以朱氏清除尘垢的功劳大多被遮蔽。黄晟本沿袭了项本，于是朱氏原本更加隐微。王氏《合校例》说“全部载录朱氏”，但遗漏很多，想来他依据的是黄氏本，没有见到朱氏原本。赵氏、戴氏似乎也没有见到。全氏的书出现最晚。王氏说慈溪林颐山斥责它为伪书。我考察它的精华，已经有很多见于赵氏的书；至于它改订的字句，则与赵氏有十之八九相同。全氏为赵氏的书作序，采纳赵氏的说法本来就在情理之中。只有戴氏独自见到的内容，偶尔也与全氏相同，这或许是王梓材所为。然而其中有赵氏没有记载的内容，虽然未必一条条都正确，却不是沉浸钻研此书的人不能做到的；如果说全部都是虚构，也太过分了。王氏《合校本》一概不予收录，实在可惜。全氏、戴氏、赵氏彼此沿袭，人人都对此怀疑，却一直没有定论。我如今核查此事，赵氏校订的字句，一一列出原书依据；这不是取自他人，没什么可疑议的。全氏、赵氏在世时，本来互相推重，赵氏记载全氏的说法，毫不掠取；其中有些与近刻全书不同，是因为五校、七校本有所不同。全书采用赵氏订正之处，却一概不注明出处，未免掠夺了他人的美名。这或许是后人校改的结果，未必都是全氏的旧说。赵氏沿袭戴氏的地方很少，但也偶尔有一两处。由于赵氏所订正的内容都注明出处，没有注明出处的，难道不是戴本吗？应当是梁氏兄弟所作，卢抱经的话应该不是没有根据。只是《经》和《注》混淆的缘故，戴氏的条例划分清楚而确凿，不容易改变。赵氏的订正大略说来，始终不够明白。因此段懋堂《经楼集》竭力把校正《经》《注》的功劳归给戴氏。又看到赵氏校定字句都有根据，也不能没有疑问，只好专门向梁伯子询问。可惜我得到的《清白士集·元蜕稿》，不知道其中回答如何；或许也有难以说出的隐情，竟然没有回答。至于戴氏沿袭赵氏，则清楚得像揭开布幕一样。现在看王氏《合校本》，即使长出百张嘴也无法替它解释。如果说赵氏见过的书戴氏都能读到，因而暗中完全相合，从情理上说也许如此。然而我认为，事情相同、见解相合，容许有一两处；怎么会成百上千处，像出自同一张嘴？我如今所订正的内容，赵氏没有查出的何止几百处，而且都是旧书雅记，并非僻典，为什么戴氏也没有订正它们呢？况且有些赵氏没有查到原书、凭臆测而定下并且弄错的地方，戴氏也立刻贸然跟从，这又怎么解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戴氏所作的订正，只说是近刻本的讹误，也没有把自己订正的内容一一称作《大典》本所有；但他进呈的序文却说全都是《大典》本的内容，这是欺骗世人的极端表现。看孔继涵所作《戴氏遗书序》，说东原治理《水经》开始于乾隆乙酉年夏天，过了八年到壬辰年刊刻于浙东，尚未完成四分之一便奉召进入京师，参与修纂《四库全书》，又得到《永乐大典》中的本子，于是把平日所得详细加以订正等等。由此可知孔氏所刊的是戴氏重新订定次序的本子（戴氏恢复了《水经注》的篇目），也就是浙东刊刻的未完成底本。当时戴氏还没有见到《大典》本，为什么他所作的订正却一一与官本相同？由此可知戴氏看到了赵本，因赵氏的书尚未刻印，便略加改订，冒称为自己的成果，同时又全部删去赵氏的校语，以掩盖痕迹。后来得到《大典》本，便把它据为奇货；这件事实在无法追问。如果说《大典》本是宋代刊刻的善本，所以多处与赵氏订正相同，这也不对。这部书的宋本，明代谢耳伯见过，孙潜见过，本朝钱遵王收藏过，乾隆年间沈大成也见过。如果它果真有与赵氏订正相同的地方，为什么谢耳伯、孙潜等人校出的字不过百余处，而且也没有与《大典》本相同？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曹石仓藏书最丰富，他所撰《名胜志》几乎把《水经注》全文汇入其中；他订正的内容中，赵氏没有收录的还有一千数百字，而沿袭朱本错误的地方也不少。难道说曹氏没有见过宋本吗？如果没见过，为什么又会间或出现异同，而且还有遗文？如果说曹氏见过宋本，为什么又不能与赵氏、戴氏相同？由此可知，《大典》本与朱本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异，张石洲的说法自然不是没有根据。戴氏所说删正四五千字，并认为都是从《大典》本出来的，这究竟是真的吗？如果说《大典》本还早于谢氏、孙氏等人所见的本子，那么《寰宇记》《长安志》所引用的《水经注》各种逸文，为什么不能全部收备？由此可知，《大典》本也是缺少五卷的残本，不可能早于《崇文总目》。而把三十五卷分成四十卷，是何圣从所为；《大典》本并没有说是三十五卷的旧本，可知它所见的本子也不可能早于何圣从。何况抄本脱漏讹误一定很多，有时戴氏改动的地方反而不如朱本，也正是这个缘故。孙伯渊是擅长词章的文士，对地理学非常疏略。王氏《合校本》把他的校语收录进去，是因为看重他的名望。我考察他所校的内容，大多引用《山海经》，与毕氏校本相合。毕本原本出自伯渊之手，因此应当不是伪作；但他对地望多有疏漏，不值得与赵氏、戴氏并列。他却自称打开书就能知道《经》《注》的错乱，又说用《史记索隐》等校勘，却不知道《索隐》引用此注的地方极少。顾千里作跋说他用功很深，对客人滔滔不绝地讲说，不须查对原本；这也是因为顾千里地理学造诣不深，见到段懋堂《经楼集》，所以推重过头。王氏虽然收录了他的校语，也略有微词。我很惋惜王氏没有替伯渊掩饰短处。（按：这是评论孙星衍校本。） 在郦氏生活的时代，滇、黔地区沦入爨、谢之地；两汉设置的州郡所在地，未必都能一一考实。然而距离古代还不远，必定仍有户籍簿册等可以查寻。从桥温乱流、豚郁异氏等处看，郦氏曲折寻求与《班书》相合，必定不是凭空会合。只有叶榆水截断温水向下流，浪水的支流却逆着东江向上流，更始水向下流入酉阳，谷水向东流经乌伤，这些颇违背地势，必定是因为他所依据的地图不够精确，才导致这些错误；其他地方本来不能凭主观臆测随意移动改易。可是陈氏没有弄清水道可以互相承受、通用名称的例子，也没有考虑其中存在迁徙流移，只根据今天的地图与郦氏记载不太相合，另作《水经注西南诸水考》来驳斥郦氏，把豚水向南移动，又把郦氏所指的两汉故县全部改换位置，却没有想到汉武帝征伐南越时，是由夜郎顺牂柯水而下，必定不能越过南、北盘江之后才登船。王氏《合校本》没有收录陈氏此书，似乎另有微妙用意。陈氏所著《汉志水道图说》，弊病也与这部书相同。（按：这是评论陈澧的书。） 郦氏所称的故城，用《括地志》《后汉书注》《元和志》《寰宇记》等书加以考证，其中有很多实际上没有迁徙过。段懋堂于是说，只要是旧县，就称作故城。我认为并不是这样。拿北魏《地形志》来对照，如易阳有易阳城，馆陶有馆陶城，清渊有清渊城，这些都是汉、晋时期的故县；而各书往往把北魏的县仍然称为故城，这是由于没有旧籍可以征引，但不能说魏收这样记载没有根据。由此可知，郦氏所称故城，绝不是随手写下的。也有确实不是故城却称作故城的，本来是废县却不称故城的，或许是传抄造成的差错。大体都可以通过钩稽考察得到答案，实在不必拘执于一种说法。郦氏书中左右错置、东西换位的地方，也不止一处。这类错误往往是字形相近而容易讹误造成的，按照地图考察，可以十有八九得到正确结果。也有由于水道变迁造成的情况，只要顺着水脉追寻源头，是否相合立即可以看出。汪氏绘图时任意倒置，并不能算作论证。郦氏对于两条水的支流彼此相通的地方，常常交互叙述，读者却往往忽略；即使赵氏、戴氏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点。不过，这些津渡水道不能有丝毫差错，所以我也多加记载，以提醒读者。郦氏本来就喜欢搜奇，同时也是有意借此显示博学。凡是引用故事而各书说法有异同的，他多半截取错综的材料，贯串成一条。如果不把它所引用的出处全部查遍，只根据一两部书来解释，很少有不出错的。不过，也有最终查不到出处的情况；天下博学雅正的人如果能够教正我，也就是我的老师。全氏因为《汾水注》引用《左传》“台骀实沈”一条，便说郦氏的经学很疏略。他没有想到，郦氏广泛采集贾逵、服虔的说法，又征引京房、杜预的解释，而且还有独自提出的见解，是四家都不能分别说明的；他精研《左传》，几乎不是专门家所能达到的。至于他的史学，在征引《史记》记载封国的地方，也有许多是司马贞所不知道的。我曾说郦氏这部书，固然是地理学的专家著作，也是经学、史学的关键，不是虚妄之言。

译全书排版时，《经》文顶格，注释水道的文字低一格（杨氏《疏》抄本仍然如此），泛泛引用故事的文字再低一格，以便眉目清楚；但古人没有这种体例。赵氏把注释水道的文字排作大字，与经流无关的文字排作小字。这种格式始于许相卿《史汉方驾》和李元阳刊刻《十三经注疏》。然而古书实际上没有这种例子，往往把原本的一部书割裂成大小两种字体，所以我的书完全沿用旧式。至于《注》中还有《注》的情况，古书中很多，不妨再排作双行。郦氏引用的书，有很多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大体上从元魏以前的地理书，他几乎搜罗殆尽。明人的刻本在第一册列举所引书目，还不到实际所引的一半。何义门没有详细审察，便称赞刘昭博学。现在另编一篇目录，置于书首，这才知道《续志补注》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按：明代黄省曾本保存的引书目录只有一百七十种。杨先生所撰、原拟刻在卷首的目录，如今已经散佚，因为先生来不及把这部疏稿付梓；而这部影印抄本也不是杨、熊两位先生的手稿，杨先生去世后，熊先生的续校也没有完成，这份另编的书目遂告缺失，实在可惜。但《门大学图书馆报》一卷二期曾刊载近代研究《水经注》的学者郑德坤所撰《水经注引书类目》。郑氏通晓刘、班之学，对于《注》中所引各书按类别归并，共列郦氏所引书四百三十七种，“其中以史籍最多”。现在仍将它列入《疏》的卷首。） 全氏、赵氏、戴氏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才华和学问都不是守敬敢于企望的；而守敬这部书却竭力驳斥他们，未免有苛责古人的过失。然而，各家考证古事的功劳和寻求水脉的努力，确实都有尚未达到之处。双方的情况都摆在这里，别人了解我或责怪我，都不是我所计较的。总的来说，这部书中属于郦氏原本错误的，大约十分之一二；属于传抄、刻印错误的，大约十分之四五；也有原本并没有错误，却被赵氏、戴氏改订后反而错了的，大约十分之二三。这些正是我不能不据理力争的地方。《水经注》在唐代似乎还没有广泛流行，所以颜师古、魏王泰、太子贤、司马贞等人都不太重视这部书；杜君卿还妄加讥评，说它是偏僻的文体；徐坚、欧阳询、李善、李吉甫也只是略加引用考证。只有张守节《史记正义》大力搜集采用。到了宋代，乐史、宋敏求才把它看作重要典籍；后来王伯厚、胡身之奉为准则，但他们所见的本子已经有很多讹误。明代，孙潜、杨慎、谢耳伯、朱郁仪都曾致力于此，却还没有扫清荆棘；最后，曹石仓把古代的州郡割截后纳入明代的府县，如果不是用力很深，也做不到这一点。本朝初年，顾亭林、阎百诗、胡渭生、顾景范虽然还没有达到正堂的程度，却已经大大打开了门径。可惜刘献廷《水经注疏》、黄子鸿《水经注图》都没有见到传本。到了全谢山、赵诚夫、戴东原，才全力从事此书，因此特别突出。当时还有沈炳巽的《集释订》，《四库全书》著录过，偶尔可在赵氏书中见到引用。（按：全谢山实际上是最先引用它的人。）根据四库馆臣的订正，其中也有很多错误。近来有沈文起的注疏稿本、汪梅的《水经注释》，都没有刊刻，我没有能够见到。然而我看沈氏的《左传补注》，发明的新义并不多。（按：沈氏以戴氏的书为底本，所见意见批在书眉行间；手稿现藏南京图书馆。沈氏注《左传》时极力攻击杜预，而杨先生尊崇杜预，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沈氏是史学名家，手稿中对于史事很能补正全、赵、戴、杨四家的疏漏。）我又看过汪氏《水经注图》，它与郦氏原书多不相合；他改订错简，也任意移动安置。即使他的书流传下来，恐怕所见仍赶不上所听闻。只有周方叔《巵林》考古功力深厚，是郦亭的诤友；董方立的遗稿，考察水脉的内容周密，也可说是郦氏的忠臣。可惜周氏没有校完全书，董氏只有残稿。至于张匡学的《释地》，完全没有心得；杨希闵的汇校，只相当于抄写人员，正是所谓“自郐以下无讥”的人。（辑录自杨氏《水经注疏·要删》） 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 有清一代，名儒层出不穷，著作多如树林。想要撰写《水经注疏》的，只有刘献庭、毕秋帆、王益吾等几人，却没有成书流传于世，由此足见此事的困难。先生没有见过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本书各卷凡是说到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的，不能归到先生名下。原本都应删去“残宋本作某句”“《大典》本作某句”“明抄本作某句”等说法。现在拟暂不删。依先生的说法，改作“岭香孙世兄补疏”。全书各卷中，凡先生按残宋本作某字，或《大典》本、明抄本作某字的，都改为“先梅按：残宋本作某字，《大典》本作某字，明抄本作某字”。每卷开头的题名增加一行，作“孙先梅补疏”。（此处版框上端〔天头〕说：“共有十余卷，前二十卷中，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都批在朱《笺》各卷的书眉，也见于各卷之后。”） 重新审阅这份全稿，知道其中有很大的错误。不久便生病，来不及修改。请后来接手此事的君子，依照本卷末附录数纸第四页所说的体例修改。删去许多姓名，是很容易的。（此处版框上端说：“本卷之后附有数纸，应当仔细看。给岭香孙世兄。”） 王氏《合校本》以戴氏校文作为正文，赵氏校语附列其中。（朱氏《笺》也包括在内。） 根据《提要》，戴氏大体都依据《大典》本，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多依据《大典》，有些是自己订正的。） 赵氏不说明依据哪一种本子，大概是自己刻意整理成定本。《合校本》既然不是并列各本，就不另加评论。这部《疏》据此起草。起初，全氏、赵氏、戴氏的说法都列举，并加以裁断，全文体例都是这样。后来觉得全氏的书并不完全可靠，凡是赵氏书中引用并说明的全都采用；对于全氏原书则斟酌采用，所以后来多只称赵、戴，只有辨析《经》《注》时仍称全、赵。

译《合校本》以戴氏为主，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现在有所变动，则以朱氏为主，再依据赵、戴的订正，或者依据自己的订正。全书中朱氏正确的作为正文，不正确的依照赵、戴等改作正文。不能像《合校本》那样一概把戴氏校文作为正文。这一点最为重要。会贞已经衰老，不能再把全书通体修改，全靠您大力相助。一定要这样做，全书才有明确宗旨。（此处版框上端说：“以下没有次序。”） 起初，全、赵、戴三家都列举，后来多删去全氏的内容。因为戴氏名望超过赵氏，所以写作“戴、赵改”。又觉得不引用书证的校字似乎多出自赵氏，而戴氏沿用了它，因此称“赵、戴改”。凡是引用书证的，先说赵氏改动，接着载录他的说法，后来再说其他人；戴氏改动的也同样处理。起初，各条有的写作“朱本这几个字讹作《经》，全、赵、戴改作《注》”。戴氏说：“这是《注》，不能和《经》混淆。”大略如此。后来因为要订正《经》《注》，只有戴氏的功劳最大，于是写作“戴改《注》”，并说“这是《注》，不能和《经》混淆；全、赵改同”。阮元看到写作“戴改《注》”，或许认为全、赵本沿用了它；其实只有一句话，而各家文字有时不同，逐一细分也过于琐碎。其他说法相同的地方，大多也是这个意思，不必明说是谁沿袭谁。朱本作某个讹字，《笺》说：“《宋本》作某个正确字。”全氏后来删去这个字，赵、戴加以改订。后来老师在一两卷中删去全、赵、戴改订的句子，暂时另行放置，还没有告诉会贞。既然《宋本》作某字，就依《宋本》作正确字，这样比较简洁清楚。然而其他没有《笺》说明的条目，多写作“全、赵、戴改”，没有能够统一；又仍然按照原来的做法改写，以归于一律。起初，各条有的写作：“朱本某字为正确字，却讹作某字；宋本作某字，正确。”戴氏改动，赵氏根据黄本改动。△ △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某字，且为正确字。因为赵氏常常把朱本称为宋本，并认为它是伪本；有人又认为戴氏说自己出自《大典》本是欺骗，所以特意标出，并不是重复。后来把“戴改”二字移到“赵据”句下，写作“戴改某字为正确字”。下面接着写：△ △按，等等。因为戴氏的校文出自宋本、《大典》本，文义比较通顺。（此处版框上端说：“起先只看到《大典》前二十卷的校录，这里所说的是前二十卷；后来意识到先生没有见过残宋本、《大典》本，不能写作先生按。”版框下端〔地脚〕又说：“全文体例务必统一。”） 记下老师最初的说法：《疏》想要写得详细，赵、戴等人的说法可以一概载入。后来因为篇幅太长，不能全部收录。又说，等书完成后一起删节；不能删节的，可以根据所见略说几句。起初，各条有的写作：“朱本某字正确，却讹作某字；赵氏改为某字，并说应当作某字；戴氏改同。”全书大多如此。这些都没有引用书证。因为戴氏名望超过赵氏，本来拟在“赵改”以下省作“戴、赵改”；后来知道订正似乎多出自赵氏，才改作“赵、戴改”。凡是《经》文在《注》中说明的，开始都说水出自今天某县的某山（有的在“水”字下加“源”字），到末尾说水从今天某县流经某某县，流入某水；有水道发生变迁的，就看地图说明；有些今天已经没有水的，就说水出自今天某县，流经某某县，到某县流入某水，如今已经湮没。小水也用今天的水名解释，说明它从哪里流出、流入哪里；有实在无法指明的，就说水在今天某县以西或以东，或者说应当在今天某县境内。（此处版框下端说：“可以查阅《一统志》和《方舆纪要》。”） 前面叙述各县沿革时，说汉代的县隶属某郡；后来由于历代县名多有不同，先说明《汉志》作某字、其他志书作某字，再叙述沿革。既然说汉县隶属某郡，就不能反过来加上“前”字，所以全书统一删去“前”字。又，前面叙述沿革时，有的说两汉、魏、晋、宋、齐时县隶属某郡，后魏时隶属某郡，过于简直；后来改作“汉县隶属某郡，后汉、魏、晋、宋、齐沿袭，后魏时隶属某郡”。全书应当统一体例。《渭水注》第二处补入四百余字，还需要仔细校勘。《沔水注》第三处叙述南江，因为没有这条水道，所以编到这里暂时停下；可以先把桐水等水道实际叙述清楚，水向北流的情况以后再说。如果按照郦氏原来的叙述，就成了倒流入南江，错误很严重。阮元《揅经室集》中的《浙江图考》文字可以采用。各篇引用的书很多。有的书引用了几十次，应当在第一次引用的《疏》中说明，后面再引用时删去这项说明。必须把全书通查一遍。凡是《经》文，有的写“朱本这几个字讹作《经》”，有的写“朱本上面几十个字讹作《经》”，有的写“朱本上面几句讹作《经》”，有的写“朱本某句以下讹作《经》”。应当对照戴、赵二本斟酌处理。也必须把全书通查一遍，以免出现分歧。（只有万不得已需要变通的地方才变通。） 凡赵、戴引用书证，句末都有“曰”字，有的作“云”字，现在一律保留。只有引用自己说法的，一概没有“曰”“云”字，必须把全书通查并统一体例。现在书中有的写“详见某水注”，有的写“详见某水篇”，应当统一作“篇”字。全书叙述沿革都不详细，只有《汾水篇》所载董佑诚的说法特别详细，应当删改，使体例统一。董佑诚叙述水道，每每说水在今天某县以南或以北。有几卷都采用董氏的说法，提到董氏姓名；全书都依照董氏说法。现在想来，似乎可以直接提出水名，作为已经说明的内容。全书凡是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直接提出水名。先生起初说，这部书由两个人共同撰写，文字各占一半。所以初稿有几卷题作：“宜都杨守敬疏，门人枝江熊会贞疏。”后来改作：“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补疏。”这样就是先生的书。全书凡是先生的说法，只写“按”字，不必提出先生姓名；会贞的说法则写“会贞按”三字，以表示是附载的意见，这样比较合适。每篇开头的标题写作：“宜都杨守敬纂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把‘补’改作‘参’）。”文字中先生的内容占三分之二，会贞的内容占三分之一。（此处版框上端说：“全书确定应当依此改正。古人著书，往往多次改变体例，凡例必须说明；将先生姓名和会贞姓名删去，只保留‘按’字即可。只有会贞姓名见于《要删》《补遗》《续补》的地方，查对后保留，以昭示可信。”版框下端又说：“稿中姓名太多，显得琐碎，所以必须改变体例。”）

译友人黄陂徐恕，字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其喜爱这部编著；每当得到秘籍，必定拿来送给我供考证使用，使我获益很多，我永远发誓不会忘记他的恩德。郦道元的体例是：每当说“某水注入这里”时，便接着说“水出自某处”；说“某水流入这里”时，也接着说“水出自某处”。但也有突然直说“某水出自某地”的情况，这属于变例。例如《河水注》卷三说：“荒干水又向西流，塞水出自怀朔镇东北的荒野中。”赵一清没有理解这一体例，竟改成“荒干水向西流出塞外，出自怀朔镇东北的荒野中”。又如《渭水》卷三，前后两处依据《诗经》写作“镐”，中间一处依据《春秋后传》写作“鄗”，各有根据。戴震没有理解，便一律改作“鄗”。又如《谷水注》，有时称“谷水”，有时称“阳渠”，是为了表明同一条水有两个名称。全祖望没有理解，竟说原来的水流分合多有错误。又如《淯水注》，有的地方依《汉志》写作“堵阳”，有的地方依后世文献写作“赭阳”。全祖望没有理解，竟说一会儿是堵、一会儿是赭，难道不是令人迷惑吗？又如《漾水》篇，两处写“平洛”，与《地形志》的平洛县相合，戴震却都依《汉志》改作“平乐”。又如《江水注》和《若水注》写作“蜻蛉”，与《华阳国志》相合。戴震没有理解，竟都依《汉志》改作“青蛉”。又如《叶榆水注》，有时称“叶榆水”，有时称“榆水”，是为了显示名称的变化。戴震没有理解，概都增作《叶榆水》。可见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还没有真正窥见郦道元著述的门径。又如《洛水注》，“山出竹，可用来制作律管”被误作“山出多重固在韩”。又如《渭水注》，“周召”被误作“尹商”。又如《江水注》，“亦曰绵虒县”以及“两弱关”中的“字”，都是衍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没有看出这一点，也属于疏漏。顾亭林推许朱谋的《笺》是明代的一部重要著作。只是朱氏著书太多，没有全力投入此书，所以难免有得有失，因而招致后来冯定远、黄梨洲的抨击。他所征引的秘本文献，如果不是胸中博通九流的人，不能做到既不轻易改动古书；这样的学者在明代实在罕见。戴震在《提要》中说，他校订的本子盛行于世，实际上只是沿着朱《笺》加以纠正。赵一清在序中说，指出人们难以发现的疑点，发明前人未发之处，珍爱并尊重它，所以为它作《释》。因此，戴震、赵一清都是在朱《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密补正的。现在以朱《笺》为祖本，依据戴、赵二氏加以订正，有时也自行订正，使它更加严密。全书都依照这一原则。幸而见到了残宋本卷五的第三十二页至末页、卷六至卷八、卷十六至卷十九、卷三十四、卷三十八至卷四十，这些本子为黄陂徐氏收藏。又见到了校录《大典》本的前二十卷，为南林蒋氏收藏。还见到了校录的明抄本和残宋本；明抄本应当是出自宋本。（这里版框上端写着：“这几部书，先生都没有见过，最初编入。后来发现是后人补编的，才可以采用。如果岭香孙世兄撰写补疏，可以把它作为凡例使用。”） 现在一并采录进来。朱氏每次称引宋本，现在也重新载入宋本；戴震说出自《大典》，现在也重新标明《大典》。这并不是重复。赵一清常把朱氏所称的宋本斥为伪录，反而说明朱氏的材料足以凭信。若其中有不同，是因为所见的本子不同。很多人因为戴震说材料出自《大典》，便认为他是在伪造记录；这正说明戴震虽然多以《大典》为依据，却并不完全依照《大典》。戴震所受的冤屈由此可以大白于天下，而戴震的伪误之处也将充分显露于天下。原件共十三页，没有题目，影印收入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第一册正文之前。这个题目是我加的，详情见《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

译桥驿附志 《水经注疏》卷一 “河水”：戴震删去一个字，说：“近刻本‘河水’下面有‘一二’等字，是明人凭空增添的。” “昆仑墟在西北”：赵一清把“墟”改作“虚”，下文同。戴震也把下面《山海经》的文字改作“虚”。守敬按：谈论河源，应当把《汉书·西域传》视为不可更改的典据。用今天的地图验证，若把各处位置层层对应，撰写《水经》的人只是说到葱岭、于阗，尚且没有说明白；说到昆仑，更不可能知道昆仑究竟在哪里。又见《史记·大宛传赞》说“哪里看得到所谓昆仑”，《汉书·张骞传赞》也这样说。于是后人把昆仑放在葱岭以西，郦道元又广泛采集传记来使之相合，结果与《水经》的经文一样，都成了荒谬的说法。会贞按：《一统志》说，西藏有冈底斯山，在阿里达克喇城东北三百一里；这里是天下的脊梁，群山的山脉都从这里发源，这就是佛教《西域记》所说的阿耨达山，也就是昆仑。又据齐召南《水道提纲》，巴颜喀喇山就是古代的昆仑山；它的山脉向西接自金沙江源头的犂石山，蜿蜒向东，结成这座山。山石呈黑色，蒙古语把富贵称为“巴颜”，把黑色称为“喀喇”，也就是唐代刘光鼎所说的“紫山”，又名“枯尔坤”，是“昆仑”的转音。戴震《水地记》说，它从山东北部延伸到西宁府界，长一千四百多里。《尔雅》说“河水出自昆仑墟”，并没有说是山。考察当地地势，山脉从紫山向西连接犂石山，又向南曲折向西延伸，连接到恒水发源的山。现在番语称冈底斯，译成汉语就是“群山和水的根源”。把它放在西宁府边界以外五千五百多里的地方，绵延二千里，这些都是古代所说的昆仑墟。“三重就称为昆仑丘。”赵一清说：见《尔雅·释丘》。赵琦美根据《河水》卷四《注》，在“三成”上增添“山”字，这是不对的。守敬按：赵一清的说法是对的，但赵氏刻本却有“山”字，恰好与他的说法相矛盾，应当是刊刻者擅自加上的。王校本于是把赵一清的说法改成：“赵琦美依据《尔雅》，在‘三成’上补‘山’字，以使文字相合。”这实在是冤枉了赵氏。郭璞《注》说，“成”仍是重叠的意思。昆仑山有三重，所以这样命名。《尔雅》是因为昆仑有三重，取此为三重之山的名称。郦道元依据《尔雅》解释昆仑，正是把昆仑丘的“三成”落实为昆仑山有三重；大概《山海经·大荒西经》也称昆仑山为昆仑丘。《昆仑记》说：朱氏本作“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都如此。守敬按：《昆仑说》一书没有听说过。《尔雅疏》引《昆仑山记》说，昆仑山又名昆丘，有三重，这与本文说昆仑山有三级相合。因此，“昆仑说”应是《昆仑记》的误写，现在订正。昆仑山有三级，下层叫樊桐。守敬按：樊桐见《淮南子》，下文将引用。一名板桐。朱氏本把“桐”作“松”，《笺》引《广雅》的“板桐”和嵇康《游仙诗》中“结友家板桐”的话，说没有听说过“板松”，怀疑是字误。守敬按：《楚辞·哀时命》称“板桐”，那么“松”作“桐”无疑。赵一清、戴震改作“桐”，全祖望仍作“松”，这是错误的。孙星衍说，“樊”也是“扳”字。按：“攀”和“扳”相同，那么“樊”应是“攀”的省写，“板”应是“扳”的误字。第二层叫玄圃。守敬按：《山海经·西山经》作“平圃”，《穆天子传》作“县圃”；郭璞注《山海经》时引用《穆天子传》作“县圃”，又引作“玄圃”。“玄”和“平”字形相近，因传抄而混出；“玄”和“县”读音相同，可以通用。一名阆风。守敬按：《楚辞·离骚》说“登上阆风而……马”。上层叫层城。朱氏本把“层”作“增”，赵一清、戴震改回“层”。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层”，可知原来就是“层”字。“层”与“增”意义相同。《淮南子·墬形训》说，昆仑墟中有九层增城；又说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因此下文引用时不再列举增城。《广雅》说昆仑墟有三座山：阆风、板桐、玄圃；它也把玄圃、阆风分别列为两座山，不再列增城，与这里不同。《十洲记》则说昆仑有三角：一名阆风巅，一名玄圃台，一名昆仑宫。后文又引用它，所说又不同。又一名天庭，是太帝居住的地方。戴震把“谓”改作“为”。守敬按：《淮南子》中有“是谓太帝之居”这句话，后文将引用。高诱说，太帝就是天帝。距离嵩高五万里。守敬按：这是沿袭《禹本纪》的错误。古代中原与外域尚未交通，各种传闻说法不同，后来互相附会，荒诞而不合常理。因此《禹本纪》说昆仑距嵩高五万里，《水经》把它作为依据，郦道元也深信不疑。看本卷后文，考察东方朔的话以及《水经》所说五万里的说法，很难说康泰、浮图调的说法是对的。下卷《异物志》说，葱岭的水分向东西两方流，向西流入大海，向东流成为河源；原文此处疑脱一字。《禹纪》所说的昆仑，张骞出使大夏而寻到河源，只说河源到此为止，却没有到达昆仑，这就是明证。所以《禹本纪》错了一次，《水经》错了两次，郦道元又错了三次。推究其发生错误的原因，是受地理条件限制，也受时代条件限制。现在按地图考察，两地相距不过一万里；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保存其说而不加讨论也就可以了。这里所说的是大地的中央。《禹本纪》与这里说法相同。会贞按：《史记·大宛传赞》称引《禹本纪》。梁玉绳《史记志疑》说，《困学纪闻》记载，《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难道就是太史公所说的《禹本纪》吗？我又考察郭璞《山海经注》，也引用《禹大传》；《汉书·艺文志》有《大禹》三十七篇。颜师古说，“禹”是古代“禹”字的写法。《列子·汤问》篇引用《大禹》，恐怕都是同一本书，只是篇名不同罢了。守敬按：《山海经·海内西经》郭璞注说，距离嵩高五万里，大概是天地的中央，见于《禹本纪》。在郦道元时代，《禹本纪》未必还存在，可能是依据郭璞的书。又考《初学记》卷五引《河图括地象》说，昆仑是大地的中央。《水经》沿用《禹本纪》的说法，省略成“地之中”，大概又参照了《河图》的说法吧？高诱说，河水出自昆山，在地下潜流一万三千里，禹疏导使它贯通，从积石山流出。会贞按：高诱是涿地人，见《易水》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