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卷一（1/7）

译《隋书·经籍志》著录《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诱注。这是《淮南子·墬形训注》中的文字。今本注释把“昆山”作“昆仑”，积石山的情况详见本篇卷二。按《山海经》，从昆仑到积石一千〔此处文字与删字说明相互嵌入，疑有版本问题〕七百四十里。守敬按：黄本有“一”字，各本也相同，戴震却凭臆删去。以后凡是开头称“一千”“一百”或“一十”的地方，戴震都删去一个“一”字。他的做法实在过于武断，所以特别在这里揭出，后文不再重复说明。七百四十里。守敬按：这是郦道元将《山海经·西次三经》各段里数合计后的文字。即使按今本《山海经》逐项计算，总数也是二千一百里。不过《续博物志》卷三引《山海经》，与《水经注》相同；《释迦方志》引用相关文字，也相同。因此这里并没有讹误，应当是今本《山海经》所叙里数有误字。从积石山流出，经过陇西郡到洛阳，按地理志推算可有五千多里。守敬按：北魏时陇西郡治所在襄武，在积石山以东。这里说到洛，是因为洛阳是当时的都城，嵩高山就在洛阳东南。所谓“按地理志”，是郦道元依据典籍约略推算的说法。按《续汉书·郡国志》，陇西郡在洛阳西南二千二百二十里。东汉后期郡治在狄道，在襄武西北一百多里。考察地图，魏代陇西郡向西距离积石山约一千多里。综合来看，从积石山到洛阳不过三千多里，这里的“五千”应是“三千”的错误。又据《穆天子传》，天子从昆仑山进入宗周。朱氏本在“昆”下有“仑”字，赵氏相同，戴震本没有。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没有“仑”字。《穆天子传》中“昆仑”共出现六次，没有单称“昆山”的；但是上文引用高诱的话时改称“昆山”，这里大概也是改称所致，实际上必定脱去了“仑”字。该传记载周穆王到昆仑的事情在卷一、卷二；“朝于宗周之庙”以及“乃里西土”等话在卷四。这里郦道元是概括《穆天子传》的文字，说从昆仑进入宗周。“乃里西土”的里数。守敬按：郭璞《注》说，“里”是计算道路的里程。从宗周的瀍水向西，向北到达河宗之国。全祖望把“北”字归到上句，说：“根据原本……〔下文残缺〕” “传”字，则是多余的文字，依沈炳巽本删去。赵一清、戴震也删去。守敬按：原传没有“北”字，可能是脱漏。《穆天子传》下文分别说向南到某处、向北到某处，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洪颐煊根据此注补入《穆天子传》，不应删去。《史记·赵世家正义》说，河宗在龙门黄河上游，即岚州、胜州一带。阳纡山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向西到河源，四千里。守敬按：《穆天子传》说，从阳纡向西到西夏氏，二千五百里；郦道元把传文合并起来说。合计七千四百里。守敬按：这是郦道元的总计语。《外国图》。守敬按：《后汉书·东夷传注》、《文选·郭璞〈游仙诗〉注》、《类聚》卷八十九、《通典》边防门都引用《外国图》。《寰宇记·四夷部》也多次引用《外国图》，但都没有说是哪一时代的人所撰。《史记·始皇本纪正义》称为吴人所作的《外国图》；这里的《外国图》又称“大晋”，所以是晋人的书。这样看来，《外国图》有两种。看下文引用《支僧载外国事》说“据”字，晋代说十里。它说晋代的说法与这一条相同，这难道是《支僧载外国事》中的图吗？又说：“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可以到达昆仑墟，那里是众仙居住的地方。”守敬按：《博物志》卷一引《河图括地象》说，昆仑是圣人、仙人聚集的地方。各种说法并不相同。道路险阻而且漫长。朱氏本把“阻”作“岨”，赵氏相同，戴震改回“阻”。经书记载年代久远，文字已经脱落散乱。朱氏本把“经”作“径”，《笺》说：“疑当作‘经记绵邈’。”赵一清改作“经”，说：“按‘褫’字没有错。”《易·讼卦疏》说，三处见到“褫脱”。大概“褫”有脱落的意思，是说经书记载年代久远，文字有所脱落。又如《巨洋水注》说“遗文沿褫”，用法也是如此。戴震也把“经”改回“经”。水路、陆路各不相同，路径又有差别；浅陋的见闻无法详尽考察，所以不能不姑且叙述所听所见，用来记下这些差异。会贞按：以上广泛引用各种书籍，解释《水经》所说距离嵩高五万里的说法。像高诱的说法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都不到五万里；《外国图》的说法则超过五万里，差距实在很大。郦道元曲折地加以解释，说经书记载年代久远，或许有类似“亥豕”一类的文字讹误；水路、陆路不同，又有迂曲和直达的差别，所以保存这些说法而不加判断。不过这也是因为他没有确切知道昆仑在哪里，所以不敢明确断言。它的高度是一万一千里。守敬按：这是《河图括地象》的文字，王逸《离骚注》和《博物志》卷一都引用过。《山海经》说，方圆八百里，高一万仞。守敬按：这是《海内西经》的文字。郭景纯认为，从山脚到山顶有二千五百多里。守敬按：郭璞在《宛传注》和《汉书·张骞传赞》中引用《禹本纪》的文字。〔《汉书》中的“余里”二字倒置了。〕《淮南子》说，高一万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赵一清依据《淮南子》校改，把“二尺”改作“三尺”，戴震也这样改。守敬按：这是《墬形训》的文字，庄逵吉校本《淮南子》作“二尺”，《汉魏丛书》本和日本刻本也都相同。不知赵氏看到了什么讹误的本子。这里引用《山海经注》和《淮南子》，作为证明《水经》所说昆仑高度的依据；但各家说法互相歧异，大概也只是姑且叙述所见所闻，用来记下差异，与上文相同。全祖望把“其东北陬”五字从“河水”条移到“河水”下面与下文相连，说：“这七个字绝没有分成两句的道理，旧本却妄自割裂《注》文，分别配列。”

译《春秋说题辞》说：“河”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荷”。守敬按：《广雅》说，河，就是“何”；“何”与“荷”相同。荷精分布，怀阴引度。守敬按：《古微书》也这样说。《释名》说：“河”的意思是“下”，是顺着地势低处贯通流动的水。守敬按：这是《释水》的文字。《考异邮》说：“河是水气，是四渎的精华，用来流布教化。”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六十一、《事类赋注》卷六都引用《考异邮》，文字相同。《元命苞》说：“五行由此开始，万物由此产生。”守敬按：《初学记》卷六引用《元命苞》作“信”，是错误的。河又是元气的腠液。守敬按：《文选·郭景纯〈江赋〉注》引用《元命苞》，作“凑”；《古微书》作“津”。《管子》说：“水，是大地的血气，就像筋脉一样贯通流动。”朱氏本没有“如”字，赵氏相同，戴震增补。守敬按：原书有“如”字。所以说，水能带来财利。朱氏本在“具”上有“其”字，赵氏相同，戴震删去。按原书没有“其”字，“财”作“材”。守敬按：以上是《水地》的文字。水又是各种事物中最大的。戴震删去“而”字，在上面增入“五害之属”四字。水有大小，也有远近；水从山中流出而流入海中，称为“经水”。引来别的水，守敬按：原书作“别”，流入大水或海中，称为“枝水”。从地上的沟渠流出，守敬按：原书作“出于他水沟”，流入大水或海中，又称为“川水”。守敬按：以上是《度地》的文字。《庄子》说：“秋水按时到来，百川灌入黄河，这是经流中最大的。”守敬按：《秋水》原文作“泾”，又作“径”，也有作“淫”的。《孝经援神契》说：“河是水的首领，在天上对应银河。”守敬按：《博物志》卷一、《类聚》卷八、《初学记》卷六、《太平御览》卷八、卷六十一、《事类赋注》卷六引用《援神契》，文字相同。《白帖》卷六引文作“汉”。《新论》守敬按：《后汉书·桓谭传》说，桓谭著书二十九篇，名为《新论》。《隋志》和新、旧《唐志》都著录十七卷，现已亡佚。说：“四条大河的源头中，黄河最高最长，从高处向下流，水势冲激陡峻，所以水流很急。”守敬按：《类聚》卷九引用《新论》这段话，末句作“所以成为平地上的灾害”。徐干。守敬按：徐干附载于《魏志·王粲传》。《齐都赋》说：“河流沟渎中，洪大的黄河水势浩荡，发源于昆仑，分成九条支流奔流而去。”朱氏本把“逝”作“游”，《笺》说：《玉海》引用此赋作“逝”。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逝”。北方深广的水域，惊涛汹涌猛烈，浮沫飞扬奔涌。朱氏本把“浮”误作“望”。全祖望校改，戴震、赵一清也改正。会贞按：《类聚》卷六十一节录《齐都赋》，前后四句都在，正作“浮”。《风俗通》说：“长江、黄河、淮河、济水是四渎。”朱氏本把“河”字放在“淮”字下面，赵氏相同，戴震调换了次序。会贞按：《风俗通》引用《尚书大传》《礼·三正记》，以江、河、淮、济为四渎，与《尔雅》相合。这里的《注》大概是传抄颠倒，戴震调换次序是对的。“渎”就是贯通，指用来贯通中原、排泄污浊之物的水道。守敬按：这是《山泽》的文字。《白虎通》说：“因为它的功德显著而广大，所以称为渎。”会贞按：这是《巡狩》的文字。“德”字作“功”字，《尔雅疏》引用时也作“功”。《释名》说：“渎”的意思是“独”，各自从自己的源头流出而进入大海。会贞按：这也是《释水》的文字。也就是《尔雅》所说的：四渎，是发源后流入大海的水道。从昆仑墟的东北角流出。孙星衍说：《说文》：“陬”是角落。董佑诚说：这里的河水，是从蒲昌海潜流后重新出露的河源，应当位于昆仑东北角。现在中国各山的山脉，都起于西藏阿里部落东北的冈底斯山，也就是梵文书籍所说的阿耨达山。山脉向东北绵延数千里，到达青海玉树土司的辖境，成为巴颜哈喇山，河源就从这里流出。河源两侧的山统称枯尔坤，是“昆仑”的转音。大概从冈底斯向东，都是昆仑的山脊；古代所称的昆仑墟，就在这里。《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丘发源出河水、赤水、洋水、黑水。郭璞《注》说，“洋”有的本子作“清”。《海内西经》说，海内的昆仑墟，赤水从东南角流出，河水从东北角流出，黑水从西北角流出。《大荒西经》说，在西海以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仑丘。《穆天子传》说，天子住在昆仑丘的山坳，在赤水北岸。现在金沙江上游有三条河，分别叫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河、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喀齐乌兰木伦河。蒙古语把红色称为“乌兰”，大概就是赤水。怒江上游有一个湖，叫喀喇池；向东流的河叫喀喇乌苏河。蒙古语把黑色称为“喀喇”，大概就是黑水。它向西流的水就是今天的青海，也叫西海。蒙古语称作库可诺尔，“库可”译成汉语是“青”，大概就是青水。流沙就是今天的戈壁，在安西州以南、青海以西。由此可见，青海西北濒临戈壁，黄河、金沙江、怒江三条河源之间的山名为昆仑，而向东延伸的山脊就是昆仑，这些都可作为证明。只是《水经》叙述四条水源所在方位，前后互相不同，这是传抄造成的错误。《海内东经》说，西胡的白玉山在流沙以西、昆仑墟以东。现在冈底斯山的北支是葱岭，戈壁应当在它的东面。《穆天子传》也说，先登上昆仑丘，随后向西远征到西王母之国；这说明向西延伸的山脊也都是昆仑的证据。昆仑原本在域内，《尔雅》把西王母与觚竹、北户、日下列为四荒，因此西王母也可能是国名。周代衰微以后，德化不能到达远方，怪诞迂曲的说法又兴起，于是说昆仑距离中原五万里，又把昆仑移到海外，把西王母说成仙人。后来的儒者被这些怪异事物震惑，连《禹贡》中的昆仑也产生了怀疑。

译《山海经》是秦、汉人依据古图编成的，后来又经历错乱，并加以附会，所以司马迁已经不敢轻易谈论它。不过其中遗留下来的文字和散见的句子，仍可用来考证。郦道元说：“若不是亲自登上两龙驾着的云车，驱驰八匹骏马行于龟道，等同于轩辕氏访求百神，又怎能比得上大禹召集会稽各地的大会？儒家、墨家的说法，谁能使它们得到辨明呢？”如今中原与边远地区已经合为一家，西部边疆万里都收入图籍；文书车轨制度的盛大，远远超过轩辕氏和夏禹，郦道元所说的情形正好符合今天。可惜古籍散佚，只剩下大概的轮廓。会贞按：董氏《水经注图说》极其精细，这一条关于昆仑的说法也相合。只是认为河水从蒲昌海潜流后在昆仑东北角重新流出，这一点错了，详见卷末。《山海经》说：“昆仑墟在西北，河水从它的东北角流出。”守敬按：这是《海内西经》的文字。《尔雅》说：朱氏《笺》说：这里下面应补“河出昆仑墟”五字。戴震依此补入。赵一清说：按《注》上文已经引用《山海经》说“昆仑墟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所以删节《尔雅》的文字，以免重复。朱氏想补入，是没有理解古人剪裁文字的妙处；戴震也误补。河水颜色洁白。守敬按：郭璞《注》说，水源处地势高峻洁净，水流汇聚，所以水色洁白。所汇合的水流共一千七百条，汇成一条河，颜色变黄。《物理论》。守敬按：《隋志》著录杨子《物理论》十六卷，为晋代征士杨泉所撰；新、旧《唐志》卷数相同，现已亡佚。说：“黄河颜色发黄，是因为众多河流汇入，使水变得浑浊。”戴震说：按这十六个字应是《注》中的小注，所以夹杂在所引《尔雅》文字之间；书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守敬按：戴震说得对。《尔雅》在“色黄”下面紧接“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两句；《类聚》卷八、《太平御览》卷六十一引用《物理论》这段话时，也带有下面两句，大概是以郦道元的书为依据，误把《尔雅》的文字认作《物理论》的话。没有注意到《尔雅》前面说“所汇合的水流共一千七百条”，所以后面总括说河流每百里有一个小弯曲、每千里有一处弯曲而又有一段直流。《物理论》只是解释河水颜色为什么发黄，与下面文字的意思并不相连。“每百里有一个小弯曲，每千里有一处弯曲而又有一段直流。”守敬按：这是《释水》的文字。汉代大司马张仲的《议》说：朱氏《笺》说：按张仲的事迹见于桓谭《新论》；但《汉书·沟洫志》中议论黄河水浑浊、不宜灌溉农田的人，是大司马史长安张戎，字仲功。现在称“大司马张仲”，恐怕有误。戴震说，脱去了“史”字和“功”字。赵一清依据《沟洫志》颜师古注增入“功”字，却漏增“史”字。黄河水很浑浊，澄清以后，一石水中有六斗泥。然而百姓争相引黄河水灌田，使黄河不能畅通。朱氏本把“令”误作“今”，戴震改正，赵一清相同。到了三月桃花水到来时，黄河就会决口。守敬按：《汉书·沟洫志》说，第二年春天桃花水盛大，黄河必然漫溢。颜师古说，《月令》记仲春之月开始下雨，桃花开始开放。大概桃花开放时又遇上雨水，山川冰雪融化，众多水流汇集，波涛盛大，所以称作桃花水；《韩诗传》则说是三月桃花水。这里说三月，与《韩诗传》相同。因为河水壅塞，不能泄流。守敬按：《说文》说，“噎”是食物堵塞；这里指水流壅塞。禁止百姓再引黄河水。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六十一、《事类赋注》卷六都引用张仲的话，“禁”字上有“可”字，这里应据此增补。因此，“黄河”也兼有“浊河”这个名称。守敬按：《战国策》说，齐国有清济、浊河，足以作为险固屏障。可见“浊河”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述征记》。守敬按：《隋志》著录《述征记》二卷，为郭缘生所撰；《旧唐志》有郭象《述征记》二卷，应当就是这部书，只是误题为郭象。说：“盟津的河水一向浑浊，河面像长江那样狭窄，比淮河、济水宽阔。天气寒冷时，冰层厚达数丈。冰刚开始封冻，车马不敢通过，必须等狐狸走过；据说狐狸善于听声音，听到冰下没有水声才通过。”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九节引郭缘生《述征记》，水字下面没有“声”字。《事类赋注》卷八抄作“水无声”。《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引作伏滔，《北征记》也说要听到水下没有声音才过，这里应据此补“声”字。人们看见狐狸走过去，才渡河。我考察《风俗通》说：“俗语说狐狸想渡河，却对尾巴没有办法。”守敬按：这是《正失》的文字。况且狐狸性情多疑。守敬按：《埤雅》说，狐狸性多疑；“疑”就是不能合群，所以“狐”从“孤”省声。所以民间有“狐疑”的说法。会贞按：《离骚》说：“心里犹豫而狐疑。”不过也未必完全像郭缘生所说的那样。会贞按：《颜氏家训》说，狐狸多猜疑，所以要听到河冰下没有流水声才渡河；现在俗语所说的“狐疑”就是这样。这样看来，又与郭缘生的说法相合。《水经》只说河水发源，郦道元于是引用《尔雅》关于水色洁白的说法，又兼引关于众多水流汇合而使河水变黄的说法，再引用《物理论》、张氏《议》和《述征记》，详细说明黄河浑浊，并且牵连铺叙狐狸渡河的事情；这些都是下游的情况，实在过于枝蔓。屈曲向东南流去，注入渤海。戴震删去“于”字。守敬按：《通典》引用时有“于”字。《海内西经》作“向西南流入渤海”，这里改称为向东南。可是《山海经》所说的渤海，实际上指蒲昌海。《水经》既依据《山海经》叙述黄河流入渤海，后来又依据《汉书·西域传》叙述葱岭、于阗之河注入蒲昌海，这是很大的错误。郦道元在这里以下叙述辛头河流入南海、恒水流入东海，《水经》的经文和注文实际上并不相合。

译《山海经》说：“南方。”守敬按：指昆仑墟的南面。就是从极之渊。孙星衍说：郦道元解释“从极之渊”，却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反而驳斥阳纡、秦数的说法，是错误的。一名中极之渊。守敬按：《山海经》作“忠极”，古代“忠”“中”相通。深三百仞。守敬按：《海内西经》也说昆仑南面的深渊深三百仞。只有冯夷居住在那里。赵一清说：按《山海经》原文作“冰夷”，郭璞《注》说，冰夷就是冯夷，也就是河伯。守敬按：《庄子·大宗师》说，冯夷得到道术后在大河中游历。《释文》引用司马彪的话说，《清泠传》记载，冯夷是华阴潼乡堤首人，服食八石之药，成为水仙，便是河伯；又有一种说法，说他在八月庚子日到河中沐浴，因溺水而死。《括地图》说，冯夷常乘云车，驾着两条龙。戴震说：按这十三个字也应是《注》中的小注，所以夹杂在所引《山海经》文字之间。守敬按：《山海经》说，冰夷长着人的面孔，乘坐两条龙。郭璞《注》说，图画中他四面各乘一辆灵车，驾着两条龙。《太平御览》卷六十一引用作“云车”。这是郭璞本《括地图》的文字。河水又发源于阳纡山、凌门山。朱氏本作“陵”，赵氏相同，戴震作“陵”。守敬按：《山海经》说，阳纡山中有河水发源，凌门山中也有河水发源。郭璞《注》说，这些都是河水支流的发源处。《类聚》卷八引用《山海经》作“陵门”。又在冯逸山下注释。守敬按：这句话也应是《海内北经》中散佚的文字。《穆天子传》卷一说：“天子向西征伐，到达阳纡山，这是河伯冯夷居住的地方。”赵一清说：按《穆天子传》原文作“无夷”。《注》说，无夷就是冯夷。这是河宗氏的地方。天子于是沉下圭璧作为礼物。河伯便和天子展开地图、查看典籍，以观看天子的宝器，有玉果、璇珠。戴震把“璇”改正。守敬按：郭璞《注》说，“璇”读作“旋”。还有烛银、金膏等物。守敬按：以上是《穆天子传》的文字。这些都记载在《河图》中，是河伯用来礼待周穆王的。守敬按：以上两句是郭璞《注》的文字。看过地图之后，河伯才为天子引路向西行进。守敬按：这句话是概括《穆天子传》的文字。到了伏羲时代，伏羲从黄河得到龙马背负的图，这就是八卦。守敬按：《周易正义序》以及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人都说，伏羲得到《河图》而创作《易》。《礼记·礼运疏》引用《中候注》，原文脱“注”字，说：伏羲氏统治天下时，有龙马背负图从黄河中出来，于是伏羲效法它，画出八卦。所以《命历序》说：《河图》是帝王登位的阶梯，其中绘载着长江、黄河、山川以及各州疆界分野的情况。后来尧在黄河边筑坛，接受《龙图》。守敬按：《路史余论》卷六引用孙氏《瑞图》说，帝尧即位后坐在黄河洲渚，神龙呈红色，背负图而来，图中详细记载山泽河海的形状以及国土的分界。此事在《洛水》篇也有记载。尧撰作《握河记》。守敬按：《初学记》卷九引用《帝王世纪》说，尧率领诸侯群臣把璧沉入洛水、黄河，得到图书。现在《尚书中侯》中的《握河纪》篇就是这件事。《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引用《帝王世纪》作《握河记》，与这里相同。考察《诗》《周礼》《礼记》三书的疏以及《路史》，都称作《握河记》。到了虞舜、夏、商三代，也都同样接受过这种图书。守敬按：此事又见《洛水》篇。李尤，守敬按：李尤见《后汉书·文苑传》。《盟津铭》说：“浩荡的黄河水，朝拜归向大海。经过中州，《龙图》所在之处。”守敬按：《类聚》卷八引此铭，“朝”作“赴”，“径”作“经”。《淮南子》说：“从前大禹治理洪水，亲自到阳【缺字】之河祈祷。”朱本“身”作“具”，赵、戴本相同。守敬按：《修务训》说：“禹治理水患，以自身在阳【缺字】之河解祷。”高诱注说：“这是为治理水患而解祷，以自身作为人质。”又《蜀志·却正传》注引作“以身请于阳盱之河”。《文选·应休琏〈与广川长岑文瑜书〉》注引作“以身解于阳盱之河”。根据各书都说“身”，可知这里的“具祷”确实是“身祷”的误文。原书“【缺字】”与“纡”音声不近，因此是“盱”字的误写；《蜀志》注作“盱”，可以证明。《文选》注作“旴”，又是因字形相近而写错。郦道元认为阳盱就是阳纡，所以直接引作阳纡。大概说的就是这里。高诱认为阳纡是秦地的薮泽，不对。守敬按：《修务训》高诱注说，阳盱河大概在秦地；又《墬形训》说九大薮泽之一是秦地的阳纡，注说大概在冯翊池阳。这就是高诱认为阳纡是秦地薮泽的原因。郦道元大概依据《山海经》《穆天子传》，认为阳纡距离秦地很远，所以驳斥秦地薮泽的说法；而郝懿行又斥责郦道元的说法错误。[一二]释氏《西域志》说：戴本把“志”改作“记”，下文同。守敬按：《类聚》卷七十六引释道安《西域志》三条，《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释道安《西域志》六条。《通典》卷一百九十一说，各家编纂西域事，多引道安《西域志》等书；卷一百九十三又说，各家记载天竺事，多记录法明、道安一类僧人的说法。这里注文屡次引用释氏《西域志》，毫无疑问就是道安的书。但这样看来，原本应作“志”；注文下文有时作“记”，又作“传”，只是为了行文变化。戴氏不但把“传”改为“记”，还把所有的“志”都改成“记”，实在是考察不周。又按《高僧释道安传》：起初，魏、晋时期的沙门依从师父的姓氏，因此姓氏各不相同。道安认为大师的根本没有比释迦更尊贵的，于是以“释”为氏。后来得到《增一阿含》，果然说四条河流入海后不再有河名，四种姓氏出家为沙门，都称为释种。既然与佛经完全相合，便成为永久的制度。这样看来，中国人以“释”为姓，是从道安开始的。又因为道安名望很高，大家都知道他，所以注文引用他的说法，只称“释氏”，后文论述昆仑一条时，甚至只称“释”。

译朱氏没有考察，认为“释”应当是僧人的名字，错了。阿耨达太山，赵本作“阿耨达大山”。山上有大渊水。会贞按：《大唐西域记》卷一说，阿那婆答多池，唐代称“无热恼池”，旧称“阿耨达池”，旧称是讹误。它在香山以南、大雪山以北，周长八百里。岸边用金、银、瑠璃、颇胝装饰，金沙遍布，水波清澈如明镜。大地菩萨由于愿力，化作龙王，潜居其中，流出清冷的水。因此，池东面的银牛口流出殑伽河，绕池一周，流入东南海；池南面的金象口流出信度河，绕池一周，流入西南海；池西面的瑠璃马口流出缚刍河，绕池一周，流入西北海；池北面的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绕池一周，流入东北海。有人说这些水潜行地下，从积石山流出，这就是徙多河的水流，也是中国河流的源头。阿耨达池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大渊水。因为池在山上，所以也有阿耨达山的名称。下文的新头河就是信度河，恒水就是殑伽河，下卷所说流出葱岭西面的水就是缚刍河，流出于阗南山的水就是徙多河。郦道元叙述四条大水，与《西域记》相合。这里不接着说山流出四条大水，而说流出六条大水，是因为这座山就是昆仑山，并采用《山海经》所说昆仑山流出的水来解释。宫殿楼观都十分宏大，这座山就是昆仑山。守敬按：康泰《扶南传》说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引文见后文。《括地志》说，阿耨达山又叫建末达山，也叫昆仑山。《穆天子传》卷二说：“天子登上昆仑丘，来观看黄帝的宫殿，并封葬丰隆。”[一五]朱本作“天子升昆仑，封丰隆之葬”，赵本相同，戴本依原书增字。守敬按：今本《穆天子传》作“而丰【缺字】隆之葬”，但《西山经》郭璞注引《穆天子传》，与本文相合，足以纠正今本脱文。全祖望说，吴中沈氏本“葬”作“莽”，认为雷师不应有葬地。丰隆就是雷公。守敬按：郭璞注说，丰隆占筮驾御云气，得到大壮卦，于是成为雷师。《初学记》说，雷神叫雷公。“雷电龙”三字，朱本笺说是误文。赵氏说：按三字应断为一句，“龙”就是“垄”字，古代通用。《沔水注》中“龙”字下面说的是地名，有丘、城郭和坟墟，就是这个意思。戴本改作“黄帝宫”。这就是阿耨达宫。山中流出六条大水。山的西面有一条大水，名叫新头河。会贞按：《海内西经》说，昆仑山的废墟，赤水从东南角流出，河水从东北角流出，洋水、黑水从西北角流出，弱水、青水从西南角流出。这大概就是注文所说的六条大水，但注文没有列出水名，只说山西有大水名叫新头河，下文又说山西南有恒水，大概含蓄地把新头河、恒水作为六水中的两条，却不直说这两水分别是《山海经》中的哪条水，这是郦道元谨慎之处。郭义恭《广志》说：这是甘水，在西域东部，名叫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面，水味甘美，所以叫甘水。水下有石盐，洁白如水晶。会贞按：《书钞》卷一百四十六引《吴时外国传》说，天竺国有新陶水，水味甘美，水下有石盐，洁白如水晶，与《广志》相合。但《梁书·海南诸国传》说，恒水味道甘美，水下有真盐，颜色洁白如水晶，这是把新陶水的文字混入恒水了。不是这样。《御览》卷五十九引《南州异物志》说，恒水又叫新陶水，水特别甘美芳香，水下有真盐，这是把恒水、新陶水两条水混成一条了。尤其不对。大段则破而用之。朱本笺说：“大段”应当是“火【缺字】”。全祖望、赵一清依此改，戴震认为朱说不对。康泰说：守敬按：注文下文称康泰《扶南传》；《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此书，但《御览》也多次引用。又《御览》卷三百五十九引康泰《吴时外国传》。据《梁书·海南诸国传》，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各国，他们所经过和听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于是撰写记传。因此，《吴时外国传》是总名，《扶南传》又是其中的一种。这句话说安息等国，应当是《吴时外国传》的文字。安息、月支，戴本作“安息、月氏”。守敬按：这两个字古代相通。安息、月氏，详见下卷。天竺，守敬按：《通典》说，天竺在后汉时与中国交通，就是前汉的身毒国，在葱岭南面，距离月氏东南几千里，地域三万多里。境内分为五个天竺：一是中天竺，二是东天竺，三是南天竺，四是西天竺，五是北天竺。各地都有几千里，城邑有几百座。南天竺濒临大海，北天竺北抵雪山，东天竺东面濒海，与扶南、林邑相接，只隔着小海；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位于四个天竺之间。到达伽那调洲，朱本“洲”作“御”，赵、戴本相同。会贞按：后文引康泰《扶南传》说，从伽那调洲向西南进入大湾，就是这里所指，因此“御”是“洲”的误字。各国都依靠这种盐。会贞按：《书钞》卷一百四十六引《南州异物志》说，盐水是万国都依赖的。释法显说：越过葱岭后，进入北天竺境内。沿着山岭向西南走十五天，道路艰险，朱本作“岨”，笺说一作“阻”，赵本沿用，戴本改作“阻”。山崖险峻陡绝，山上只有石头，石壁高耸千仞，靠近它就眼花，想前进却无处落脚。下面有条河，名叫新头河。从前有人凿石开路，架设倚靠的梯子；朱本“倚”作“傍”，赵本据黄本改，戴本作“倚”。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倚”。一共经过七百级梯子。走完梯子，朱本下一个“度”字作“渡”，把它放在“梯上”，赵本改换次序，戴本也改换次序；然后踩着悬空的绳索渡过河，朱本“悬”作“县”，赵本相同，戴本作“悬”。

译守敬按：慧琳《法显传音义》把“絙”改作“緪”，说读古恒切。《说文》说，“緪”是大绳，从“纟”，恒为声符。《传》作“絙”，读音为桓，不对，也是传写时脱去了“心”旁。河两岸相距总共八十步。守敬按：《佛国记》作“减八十步”；后文又称“减由旬”。《左传·昭公十四年》说：“叔鱼的罪，不为末减。”服虔把“减”读作“咸”，可见古字相通。九译所绝，朱本作“九驿”，笺说《法显传》作“九驿所记”。谢兆申说，“驿”应当作“译”。赵本改作“译”，说按谢说正确。《温水注》引《林邑记》说：“经过九译而来。”《旧唐书·张仲武传》载李德裕铭文说：“万里昆夷，九译而通。”李商隐诗也说：“还期九译通。”“九译所绝”是说道路险远，已经没有人行走的踪迹。“绝”字的意义很长远。戴本也改作“译”。汉代的张骞、甘英都没有到达这里。会贞按：以上是《佛国记》的文字。根据注文下文，是说法显所指的地方在罽宾境内，即县度。《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时才开始与罽宾交通；又说，汉元帝把罽宾使者放逐到县度。这样看来，罽宾往来经过县度是很清楚的。《张骞传》说，张骞到大夏后返回，沿着南山而行。大夏就是塞王所统治的罽宾。张骞从罽宾返回，不经过县度还能经过哪里？《后汉书·西域传》说，都护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面对大海；虽然没有说经过县度，但《班超传》说班超越过葱岭，直到县度。甘英跟随班超在西域，也未必不是走这条路。法显想夸耀自己到达的地方，却说张骞、甘英都没有到过，不能作为可靠依据。我查考各史传，所谓罽宾境内，有盘石的【缺字】。守敬按：《汉书》作“盘石阪”。徐松说，《西域记》载，从咀叉始罗国向东南走二百多里，越过大石门；道路狭窄，仅一尺多宽，行人或骑马或步行，彼此扶持，以绳桥相互牵引。守敬按：《汉书》作“绳索相引”。走二十多里，赵本据《汉书·西域传》把“二”改为“千”，戴震认为“千”字错误，应以“十”为正确，与齐召南说相同。守敬按：《唐西域记》说，乌刺尸国向东南登山涉险，走过铁桥，行进一千多里，到达迦湿弥罗国，也就是罽宾。由此可见，越过桥以及后来所走的路合计一千多里，才到罽宾。罽宾还在县度以西，这足以证明盘石阪不可能相距二千多里。才到县度。朱本作“县渡”，下文同。赵本把“渡”改作“度”，戴本相同；“县”作“悬”。守敬按：明抄本、黄本都作“悬”。道路险阻，危险祸害多得无法尽述。守敬按：从“盘石”一句到这里，是《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下的文字。郭义恭说：乌秅以西。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乌秅国以乌秅城为治所，向东北到都护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面与子合、蒲犁相邻，西面与难兜相接。北魏时为权于摩国。《清通考》说，当今巴达克山一带，在葱岭以西。有悬度之国。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县度距离都护治所五千二百里；把乌秅到都护治所的里程合计起来，可知县度在乌秅以西一百二十八里。又《后汉书》在德若国下说，从皮山向西南经过乌秅，渡过县度，经过罽宾，可见县度在乌秅与罽宾之间。这里山溪不通，要牵引绳索渡过，所以这个国家由此得名。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乌秅以西有县度；县度就是石山，山谷不通，要用绳索相互牵引才能渡过。这是郭义恭所依据的文字。那里的人住在山中，在石壁之间耕种田地。守敬按：《汉书》作“山居田石间”。他们层层垒石建成房屋，百姓彼此接手传递饮水，这就是所谓【缺字】饮。守敬按：《汉书·西域传》没有“所谓【缺字】饮”这一句。颜师古说，“如【缺字】”的意思是“这样”；这里应当是《汉书》古注的文字，所以郦道元能够引用，颜师古却盗用而隐去了原注作者的姓名。例证见我的《汉书古注辑存》。那里有白草、朱草；朱本误作“羊”，赵、戴本改正。有小步马。赵本依《汉书》在“小”字上补“出”字。守敬按：没有“出”字也通，郦道元抄录《汉书》时有所省略，不必补。有驴而没有牛。这就是悬度吗？守敬按：从“山居”到“有驴无牛”，都是《汉书·西域传》叙述乌秅的文字，郦道元只有“间【缺字】饮”一句。至于县度的事情，传文在后面接着叙述，郦道元却把这段概括归到县度名下，与《汉书》不合。释法显又说：渡过河。守敬按：指新头河。随即到达乌长国。[一六]朱本“长”作“苌”，下文同；赵、戴本改作“长”。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长”。《佛国记》说，法显从子合向南走四天，进入葱岭山，到达于麾国；“于”字上面应当有“权”字。又走二十五天，到达竭【缺字】国；再向西走一个月，越过葱岭；又向西南走十五天，渡过河到达乌苌国。《北史》说，权于摩国就是旧乌秅国。后来又记载乌苌国，可见乌苌与乌秅是两个国家，相距非常遥远。但《唐书》说，乌茶又名乌仗那，又名乌苌，向西距离罽宾四百里。《唐书》因为“苌”“茶”音近，便把乌苌写成乌茶；也可能因为“茶”“秅”音同，于是把乌茶、乌秅混为一国。它不知道《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向东到乌秅二千二百五十里，怎么会只相距四百里呢？乌长国就是北天竺。守敬按：这是《佛国记》的文字。《伽蓝记》说，乌场国北接葱岭，南连天竺，气候温和，地域几千里，是佛到过的国家。佛在这里留下足迹，足迹的长短随着人的心念而变化，到现在仍然如此。守敬按：《佛国记》说，《洛阳伽蓝记》载，乌场国王城以北八十里，有如来踩踏石头留下的足迹，建塔将它罩住。踩足迹的石头，像水踩泥一样，测量时有时不足，或长或短；连晒衣石也还在。

译守敬按：《佛国记》说，石头高一丈四尺，宽二丈多，一边平整。《伽蓝记》说，宋云走出乌场国城外，寻找如来留下的遗迹；水东面有佛晒衣服的地方。当初如来在乌场国传教时，龙王发怒，兴起大风雨。佛的僧伽黎内外都被打湿。雨停后，佛坐在石头下面，面向东边晒袈裟。虽然年代久远，颜色仍鲜明得像新的一样；不仅衣服的条缝清楚可见，连细线也像新的一样。乍一看，仿佛还没有完全干；即使刮削它，纹理反而更加清楚。佛坐过的地方和晒衣服的地方，都有塔作记。新头河又向西南流，转弯后向东南流，经过中天竺国。守敬按：中天竺详见上文。两岸都是平地，有一个国家名叫毗荼，佛法兴盛。守敬按：《佛国记》说，向南越过小雪山到罗夷国，再向南走十天到跋那国；从这里向东走三天，又渡过新头河，两岸都是平地，过河后有一个国家名叫毗荼，佛法兴盛。又经过蒲那般河。朱本没有“般”字，笺说“蒲”字《法显传》作“捕”；赵本改作“捕”，据黄本校补“般”字，戴本仍作“蒲”，也补入“般”字。河流两岸有二十座僧伽蓝。守敬按：这两句是《佛国记》的文字。玄应《大集日藏分经音义》说，“僧伽蓝”旧译为“村”，应当是讹误；正确说法是“僧伽罗磨”，意思是众人的园林。《翻译名义集》卷七称引《僧史略》说，这是众人的园圃。园圃是生长繁殖的地方；佛弟子则在那里生长道芽、圣果。这条水流经摩头罗国。朱本误作“径流”，赵本删去“径”字，戴本删去“流径”二字。守敬按：《佛国记》说，从毗荼国向东南走八十由延，到了一个国家，名叫摩头罗，又经过捕那河。既然把摩头罗、捕那河连续叙述，捕那河流经摩头罗是确定的。自这条河以西，守敬按：《佛国记》叙述捕那河时说，凡是沙河以西的天竺诸国，国王都虔诚信奉佛法。根据《佛国记》前文，渡过沙河是在炖煌与鄯善之间；郦道元嫌距离太远，于是改作“自河以西”，大概就是指捕那河；下文“从这里向南”，也是说捕那河以南。天竺诸国从这里以南，都属于中国，人民富足。守敬按：《佛国记》作“殷乐”。《后汉书·西域传论》注引《天竺国记》，也说中天竺人生活富足安乐。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衣服、饮食与中天竺相同，所以称为“中国”。守敬按：《佛国记》说，乌苌国是正北天竺，完全使用中天竺的语言；中天竺所谓的“中国”，平民的衣服、饮食也与中国相同。也就是说，北天竺的语言既与中天竺相同，衣服、饮食也与中天竺相同。这里的“中国”指中天竺，不是指中原诸夏。若按注文的解释，就是说衣食与中原诸夏相同，这不符合《佛国记》的原意。中天竺详见上文。自泥洹以来，圣众所实行的威仪、法则，一代代承传，从未断绝。自新头河。会贞按：《佛国记》说，渡过新头河便到乌苌国；又说，再渡新头河，有一个国家名叫毗荼。因此下文说“自渡新头河至南天竺”，是承接上文所说的那次渡河。注文引用这句话，只写作“自新头河”，省略了“渡”字，于是无法知道指的是何处。新头河源流几千里，环绕天竺北面、西面，怎么能笼统地说“自新头河到南天竺”呢？这是郦道元删节文字造成的错误。到达南天竺国。会贞按：南天竺详见下文。一直到南海，共四万里。朱本“四”下有“五”字，赵本相同，戴本没有。从“自泥洹以来”以下，都是《佛国记》的文字。《释氏西域记》说：新头河流经罽宾；罽宾详见上文。犍越、摩诃剌等国。朱本“诃”误作“河”，赵本改正，戴本相同。守敬按：摩诃刺，《唐西域记》卷十一作“摩诃刺佗”，说在南印度境内，王都西面临大河，周长三十多里。《佛祖统纪》《五印图》作“摩诃咤”。新头河流入南海，就是这样。董佑诚说：新头河，《注》引郭义恭《广志》说，甘水在西域东部，名为新陶水；佛典也作辛头河，《大唐西域记》作信度河；《梁史·诸夷传》把新陶河总称为恒水，都是不对的。现在的痕都斯坦有一条河，东西两条源流都发源于北部，向西南流后转向东南流，到达痕都斯坦人所居住的阿噶拉城北面汇合。然后向南流经城东，又向西南流，右侧汇入两条水；又向东南流，经得恳部落东面，再经斯布部落南面，流入南海。总称为札马讷必拉。“必拉”翻译过来就是“河”，怀疑就是新头河。会贞按：下文在恒水末尾引用释氏《西域记》，说的就是新头河：“恒水向东流入东海。”大概是两条水各自注入海中，分别位于东西两方；这两条水就是新头河、恒水。恒水在东，新头河在西，两条水都流入南海。这里说新头河流入南海，而恒水入海处在新头河以东，所以改称“流入东海”。阿耨达山西南面有条水，名叫遥奴；山西南稍偏东有条水，名叫萨罕；再稍偏东有条水，名叫恒伽。守敬按：明抄本“恒”字作“恒”，下文都相同，足以证明所据的是宋本。这三条水同出一座山，都流入恒水。守敬按：玄应《瑜伽师地论音义》说，殑伽河翻译为“天堂来”。因为根据印度以外的书籍，见它从高处流出，便说它是从天上来的。按佛经，此河从无热恼池东面流出，流入东海，旧称恒河，也叫恒伽河，有的写作恒迦河，都是讹误。这样，“恒伽”应当作“殑伽”，也就是恒水。此注文说遥奴、萨罕、恒伽三水都流入恒水，叙述次序似乎有些不合。难道恒伽是恒水的源头，另有遥奴、萨罕两水流入恒伽，汇合后成为恒水吗？康泰《扶南传》说：恒水的源头在极西北，出自昆仑山中，有五个大源。会贞按：上文说昆仑山流出六条大水，这里又说出自昆仑山的有五个大源，郦道元大概分别依据旧书记录，无法详细说明。《梁书·海南诸国传》却说，中天竺国临近一条大江，名叫新陶，源头出自昆仑山，分为五条江，总名叫恒水。

译既把恒水误作新陶水，又说它分为五条江、总名为恒水，也不对。根据下文所引释氏书籍说昆仑山流出五条水，与这里相同，足以证明“五个大源”是指从昆仑山四面分流出的水，不是专指恒水。各条水分流，都是从这五个大源流出。枝扈黎大江从山中流出，向西北流，又向东南注入大海。枝扈黎就是恒水。全祖望说：《通典》称恒河又名迦毗黎河。守敬按：《史记·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作“拔扈利水”。因此释氏《西域志》中有“恒曲”这一名称。守敬按：“故”字承接上文，恒水先向西北流，后来向东南注入大海，所以释氏《西域志》称它为“恒曲”。恒水以北有四个国家，最西面位于恒曲中部的就是其中之一。会贞按：“四国”二字疑有错误。这个拘夷那竭国，就是释氏《西域志》所说恒曲诸国中的一个。后文又引释氏《西域志》说，恒曲中部偏东有申迦扇柰揭城；又引释氏《西域记》说，恒曲中部偏东有瞻婆国。合计只有三个国家，因此“四国”应当作“三国”。而且《佛国记》说瞻婆国在恒水南岸，与这里所说在恒水以北不同。有一个国家叫拘夷那褐国。朱本“褐”作“竭”，下文相同；全祖望改作“喝”，赵本相同，戴本作“褐”。会贞按：玄应《如来记法住经音义》说，“拘尸”在旧经中有时作拘夷那竭，又作究施那城；因为梵语“那伽罗”就是城的意思。释义说“上茅城”，是因为那里有很多优良的茅草。《唐西域记》又称拘尸那揭罗国，在中印度境内。《法显传》说：恒水向东南流，经过拘夷那竭国南面；城北双树之间。会贞按：《翻译名义集》卷三引《大经》说：东方两棵树比喻常与无常，南方两棵树比喻乐与无乐，西方两棵树比喻我与无我，北方两棵树比喻净与不净。四方各有两棵，所以叫双树；每一方的两棵树都是一枯一荣。有条河叫希连禅河。朱本笺说：《观佛三昧经》作熙连河，《佛国记》作希连禅河，《佛本行经》作尼连禅河，《法显传》没有“禅”字。会贞按：“希”“熙”同音，“希”“尼”音近。玄应《胜天王般若经音义》说，“尼连禅”应当是“尼连禅那”，也有作“熙连禅”的；这里译作“尼”，意思是“不”。“连禅那”的意思是贪恋、执着，因此称为“不贪着河”。玄应又在《大般涅槃经》的“阿利罗跋提河”下注释，认为它就是熙连河。《翻译名义集》卷三称引章安的话说，跋提河大，熙连河小；熙连河在城北，跋提河在城南，两河相距一百里。河边。朱本“边”字上没有“河”字，笺说谢兆申认为疑有“河”字，赵、戴本增补。世尊在这里头朝北进入般泥洹。朱本“洹”作“涅”，笺说《佛国记》作“北首般泥洹”；远法师《不敬王者论》说，精神幽冥、断绝尘境叫作泥洹，旧本作“泥涅”是错误。各本都改作“洹”，下文同。守敬按：锺、谭本、项絪本、黄晟本收录此条笺文时，把《佛国记》的文字误作“泥恒”，又把末句改成“旧作泥涅误”，却没有标明是朱《笺》的说法。王先谦没有见到朱氏原本，只依据各本所载，直接题作“朱《笺》曰”，实在冤屈。王书中这样的情况很多，现在一律恢复朱《笺》的原貌。这里分配舍利的地方。会贞按：《翻译名义集》卷五说，舍利，新译为室利罗，或设利罗，意思是骨身，也叫灵骨，即遗留下来的骨头，通称舍利。支僧载《外国事》说：佛入泥洹后，天人用新的白【缺字】包裹佛身，以香花供养，满七天后，放入金棺。守敬按：《释迦谱》卷四说，用新的劫贝周围缠裹身体，身体放入金棺。送出王宫，渡过一条小水，水名叫酰兰那，距离王宫大约三里，在王宫北面；用栴檀木作为柴薪。朱本没有“檀”字，笺说脱去“檀”字。《中阿含经》说，各种树木香中，以赤栴檀为第一。《智度论》说，一切木香中，以牛头栴檀为第一。天人各自用火焚烧柴薪，柴薪烧尽了却没有烧着佛身。会贞按：《唐西域记》卷二说，天竺的葬法有三种：一是火葬，堆积柴薪焚烧；二是水葬，沉入水中随流漂散；三是野葬，抛弃在林野中供野兽食用。大迦叶从流沙返回。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说，大迦叶是释迦的弟子。《翻译名义集》卷二说，释迦弟子中有许多人名为迦叶，如十力迦叶、三迦叶等；在同姓的人中，尊者年龄最长，所以加“大”字以区别。不胜悲痛号哭，感动天地。从此以后，其他柴薪都不能燃烧，自然熄灭。国王收敛舍利，用金制成的斗来量，共得到八斛四斗。各国国王、天神、龙王、神王各自得到少许。会贞按：《唐西域记》卷六说，八王分舍利的地方建有石柱，刻记这件事。佛进入涅槃后，八国国王带领四种军队来到拘尸，请求分舍利，立即平均计量，准备分成八份。帝释对各国王说：“天界也应当有一份，不要特别争夺。”阿那婆答多龙王、文邻龙王、医那呾罗龙王又商议说，于是分成三份：一份给诸天，一份给龙众，一份留在人间；八国再行分配。各自带回本国，用来建造佛寺。会贞按：《类聚》卷七十六、《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支僧载《外国事》到这里为止，与注文相比，详略和文字互有不同。阿育王在佛入泥洹的地方建造浮屠，双树和佛塔如今都已经不存在了。会贞按：玄应《如来记法住经音义》说，阿输迦，意思是“无忧”；也有人说作阿育，这是讹略，是阿阇世王的孙子。《妙法莲华经音义》说，宝塔在各经论中有时作薮斗波，有时作塔婆、兜婆、偷婆、苏偷婆、支帝浮都，也作支提浮图，都是讹略；正确说法是窣覩波。“塔”字在各书中本来没有，只有葛洪《字苑》说“塔”是佛堂。按《金光明经》说，佛出生在迦维卫，在摩竭提成道，在波罗柰说法，在俱尸那入灭，所以这四处都建有窣堵波。这里说的就是建在俱尸那的塔。《佛国记》说塔现在还在，与这里说如今已经不存在不同。此树名叫娑罗树。朱本“娑”作“婆”，戴本改正，赵本相同。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娑罗”。

译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娑罗，意思是高远，因为这种树木高大挺拔，超过其他树林。旧译为“坚固”，是错误的。它的花名叫娑罗佉。朱本“佉”误作“法”，赵本改作“云”，说“佉”是梵音；戴本相同。这种花颜色洁白如霜雪，香气无比。竺芝《扶南记》说：朱本“芝”作“枝”，笺说一作“芝”；赵本改作“芝”，戴本认为“芝”是错误。守敬按：《御览》卷七百八十八、七百九十两次引竺芝《扶南记》，所以“芝”字是正确的。郦书本篇本卷有两处黄本作“枝”，下卷有一处，《温水》篇有两处黄本作“芝”；“枝”“芝”交错出现，似乎是两种写法并存。但本卷《大典》本作“芝”，因此作“枝”的是传抄错误。各本前后“枝”“芝”杂见，戴本全作“枝”，尤其不对；赵本全作“芝”，是正确的。林杨国，距离金陈国陆路二千里。守敬按：《文选·吴都赋》《南史·扶南传》作“金邻”；《御览》卷八百十二引《异物志》以及《通典》《寰宇记》作“金邻”，“邻”“潾”相通。《温水注》引《晋功臣表》作“金潾清径”。张籍诗说“行人几日到金潾”，其中“遴潾”又是“邻”的变文。《御览》卷十一引《扶南日南传》作金陈，又在卷七百九十引《异物志》说，金邻又名金陈，并引《外国传》作金陈。《类聚》卷二引《扶南传》作金障，是金陈的误字。这里引竺芝《扶南记》也作金陈；“邻”“陈”字形、字音都相近，应当是记录中早已出现的错写。《异物志》说金邻又名金陈，不对。《外国传》说，从扶南向西走二千多里到金陈；林杨则在扶南以西七千多里，见下文。因此金陈在扶南以西，林杨又在金陈以西。乘车马行走，没有水路，全国都信奉佛教。会贞按：《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引康泰《扶南土俗》说，扶南西南面有林杨国，距离扶南七千里，土地上的人信奉佛教，有几千名沙门。又引《南州异物志》说，林杨在扶南以西七千多里，土地平坦宽广，百姓有十多万家，男女都实行仁善之道，全都信奉佛教。有一位道人去世后，举行火葬，烧了几千捆柴；但他端坐在火中，后来又把他放入石室中，过了六十多年，尸体仍和原来一样，没有腐朽，这是竺芝亲眼看见的。朱本“目”误作“自”，赵本据孙潜校改，戴本作“目”。金刚之体常住不坏，这正说明它永远存在。守敬按：《晋起居注》说，晋武帝太康十三年，炖煌有人进献金刚宝，生长在金子中，颜色像紫石英，形状像荞麦，经过百炼也不会消失。舍利刹现。朱本“刹”作“利”，笺说一作“刹”，赵、戴本改作“刹”。它终天不朽，这就是所谓智慧空寂而无穷、大觉境界难以测度。会贞按：上文因为拘夷那褐国靠近恒水，引用《法显传》和《外国事》，叙述佛入泥洹的事情；又因为佛事中有焚烧柴薪的文字，连类叙及《扶南记》所记林杨道人火葬之事。林杨国距离恒水很远。它的水流杂乱地汇入恒水。朱本脱“注”字，赵、戴本增补。恒水又向东流，经毗舍利城北面。朱本“利”作“离”，戴本改作“利”，赵本相同。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利”。《维摩诘所说经》作“毗耶离”。玄应《音义》说，有的作毗舍离，有的作维耶离，也作鞞奢隶夜，都是梵语的讹转。正是说吠舍厘城在恒河以北、中天竺境内；但这里说恒水向东流经城北后汇合，而《唐西域记》卷七说：“向东北渡过殑伽河，走一百四五十里，到吠舍厘国。”又说：“从吠舍厘国向南渡过殑伽河，到摩揭陀国。”这样看来，吠舍厘国是在恒水以北。释氏《西域志》说：“毗舍利，就是维邪离国。”会贞按：《唐西域记》卷七称吠舍厘国，旧称毗舍利国，是讹误。“离”和“利”只是同音转写；据玄应把“毗舍离”“维耶离”并列，可知“毗舍利”就是“维耶离”。支僧载《外国事》说：“维邪离国，距离王舍城五十由旬。”朱氏误作“五千”，赵氏改为“五十”。十六里为一由旬，若是五千由旬，就有八万里，相距不可能这样遥远。戴氏也改作五十。守敬按：《类聚》卷七十六、《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外国事》，都作五十。王舍城就是罗阅祇国，详见后文。“由旬”也详见后文。城周长三由旬。守敬按：《唐西域记》说，城已经十分倾圮，旧城基周长六七十里。维摩诘。朱氏本没有“摩”字，戴氏、赵氏也相同。守敬按：《类聚》《御览》引《外国事》都有“摩”字，今据以增补。后秦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一说，鸠摩罗什解释：“维摩诘”，秦地语言是“净名”，是五百童子之一。僧肇说，秦地语言是“净名”，是法身大士。玄应《维摩诘经音义》说，有的称“毗摩罗诘”，也称“鼻磨罗鸡利帝”，译为“无垢称”，“称”就是名称；有的译为“净名”，意思相同。这也足以证明没有“维诘”这一名称。他的家在大城内、王宫南面，距离王宫约七里，房屋全都毁坏了，只能看见旧址。守敬按：《类聚》引《外国事》说，旧宅的基址和井还存在。又《维摩诘经》卷二说，毗耶离大城中有一位长者名叫维摩诘，曾供养过无量诸佛。《唐西域记》卷七说，吠舍厘宫城周长四五里。宫城西北五六里有一座伽蓝，伽蓝东北三四里有一座窣堵波，是毗摩罗诘旧宅的基址，常有灵异之事。按《唐西域记》，维摩诘的家应在宫城西北。释法显说：“城北有大片森林和重阁，佛住在那里；这里原是庵婆罗女的家，她施舍给佛后建塔。”

译戴氏把“庵”写作“奄”。会贞按：《佛国记》原作“庵”。再考察佛典，有的称“庵罗”，有的称“庵摩”（一作“磨”），有的称“庵没罗”，有的称“庵婆罗”。慧琳《大乘顶王经音义》还明确引《文字典》说，此字从“草”，以“奄”为声，因此应作“庵”；写作“奄”，只是省去了下部的“廾”。僧肇注《维摩诘经》说，庵罗是一种果树，果实像桃而不是桃。《大般涅槃经》称庵罗女，释云公《音义》说，庵罗果形状像柰。《温室经》所说的柰女，就是她。因为她依花受孕，所以称为“湿生”；她是频婆娑罗王的贵妃，也是名医耆婆的母亲。《翻译名义集》卷七引《阐义》说，这种树开花时，花中生出一个女子，国人惊异，就把园子封给她。园子既属于这个女子，又由女子守护，所以称为“庵罗树园”。她过去的善业在冥冥中熏习，见到佛后十分欢喜，就把园子奉献给佛，佛接受后住在那里。城西北三里有一座塔，名叫放弓仗塔。恒水上游有一个国家，国王的小夫人……朱氏写作“有一国王，王小夫人”，戴氏把“王”字移到“国”字下，赵氏相同。守敬按：戴氏依据《大典》本，明抄本也如此。］ 上一句大概只说“国”，下一句才说国王，这样在意义上更恰当。赵氏也采用戴氏的改法，却没有说明出处，大概是校刻者沿袭戴氏。看赵氏只在“王”字上依黄本增“国”字，而黄本上一句写作“国王”，没有辨明其错误，可知赵氏原来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小夫人生下一个肉胎。大夫人嫉妒她，说：“你生下这种东西，是不祥的征兆。”于是把肉胎装进木匣，扔到恒水中。下游有国王正在游览观赏，看见水面上的木匣，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千个小孩，容貌端正，格外美好。国王把他们收养起来，他们长大后都非常勇猛健壮，所到之处征战，没有不被他们摧毁降服的。朱氏作“摧伏”，赵氏同，戴氏改为“摧服”。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摧服”。后来他们要攻打生父的本国，国王十分忧愁。小夫人问：“为什么忧愁？”国王说：“那个国家的国王有一千个儿子，勇猛健壮，无人能比，他们要来攻打我国，所以我忧愁。”小夫人说：“不要忧愁，只要在城西修一座高楼。”朱氏把“西”误作“东”，赵氏据黄本改正。这里说的是出城向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之处，“西”字正确。戴氏也改为“西”。戴氏本“时”字下有“上”字，并把“置我”作“我置”。守敬按：《佛国记》原文作“置我”。“楼上”二字最为明白，戴氏改作“上我置楼上”，反而难以理解。小夫人说：“这样我就能击退他们。”国王照她的话做了。敌军到来时，小夫人在楼上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为什么反而做叛逆之事？”敌军说：“你是什么人，竟说是我们的母亲？”小夫人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就都张开嘴，仰面向上。”小夫人便用双手捋乳。朱氏把“捋”写作“将”，《笺》说：《佛国记》作“两手构乳”。按《大集月藏经》说，挤牛乳时流出醇厚清净的乳汁，“构”读音近“构”，二字可以通用。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将”为“捋”。《詩詁》说，用手指取物叫“捋”，本字作某字，音律。《说文》说，“捋”就是五指取物，字从爪、从又、从一，“一”表示物体。《佛国记》的“构乳”本来意义就难以解释，朱氏又引用《大集月藏经》以读音解释，反而更加偏离。‘将’和‘捋’字形相近，应作‘捋’。戴氏也改‘将’为‘捋’。乳汁分成五百道，分别落入一千个儿子的口中。敌军知道她是母亲，便放下弓仗。两个父王这样思考。戴氏改为“父母”。守敬按：《佛国记》作“二父王”：一个是他们的生父、本国国王；一个是收养他们的国王。他们都证得辟支佛果。守敬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辟支”梵语完整说是“毕勒支底迦”，意思是各自独行；“佛”就是觉悟，旧译为“独觉”，正合原意。如今两座塔还在。戴氏把“二”作“其”。守敬按：《佛国记》原作“二”。世尊成道以后，守敬按：《翻译名义集》卷一说，“路迦那他”译为“世尊”。《大论》说，译为“世尊”；《成道论》说，具备前述九种名号，受到众生敬重，所以称为“世尊”，因为天上人间共同尊敬他。这十号若总括解释，就是：没有虚妄，称“如来”；是良好福田，称“应供”；知晓法界，称“正遍知”；具足三明，称“明行足”；不再回来，称“善逝”；知晓众生和国土，称“世间解”；没有谁能与之相等，称“无上士”；能调伏他人之心，称“调御丈夫”；是众生的眼目，称“天人师”；知晓三类众生，称“佛”。具备这十种德性，称为“世间尊”。佛告诉弟子们：“这里是我过去放下弓仗的地方，后人为了使人知道这件事，便在这里建塔，所以用此事为塔名。”一千个小孩，就是贤劫的一千尊佛。守敬按：以上是《佛国记》的文字。释氏《西域志》说：“恒水曲流中部再向东，有申迦扇柰揭城。”赵氏依据下文所引《法显传》“恒水向东南流经僧迦施国南”，把“申”改为“僧”，戴氏也改了。守敬按：释氏《西域志》本来就写作“申迦扇”，不必一定与《法显传》的文字相同；正如上文释氏写“毗舍利”，法显写“毗舍离”一样，这里不应改。一作“僧迦舍”。《唐西域志》卷四说，劫比他国，旧称僧迦舍国，在中印度境内，周长二千余里；国都城周长二十余里。这里就是佛从天上下来的三道宝阶之国。朱氏把“即”作“也”，归入上句，并脱去“道”字；《笺》说：“也”疑当作“即”。赵氏改为“即”，又依据下文增“道”字。戴氏删去“也”字并增补相同文字。

译《法显传》说：“恒水向东南流，经由僧迦施国南面。”守敬按：《佛国记》说，经过捕那河，向东南走十八由延，有一个国家叫僧迦施，是佛亲自从忉利天向东降下三道宝阶、为母亲说法的地方。守敬按：《佛国记》先叙述佛上忉利天，后叙述从三道宝阶下来。据《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佛在忉利天安居三个月，为母亲摩耶说法。天帝释知道佛将要下来，便命鬼神修造三道宝阶。佛从宝阶走下，这就是《佛国记》的依据。郦道元先说从三道宝阶下来，后说为母说法，似乎次序颠倒。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忉利天”梵语正确说法是“怛唎耶怛利奢”；“怛唎耶”是“三”，“怛利奢”是“三十”。须弥山顶四方各有八座天城，中间有一座大城，是帝释所居，共有三十三处，所以以处所立名。《唐西域记》说，劫比他国城东二十余里有大伽蓝，大围墙内有三道宝阶，南北排列，向东下行，这是如来从三十三天降回人间的地方。数百年前，宝阶还依然存在。宝阶消失后，阿育王在宝阶所在处建塔，后来又立石柱，柱顶雕刻狮子像。外道不太相信，狮子便吼叫，使他们惊恐而心服。朱氏作“怖惧心伏”，《笺》说旧本作“怖效心诚”。《佛国记》说，狮子大声吼叫以作证明，于是外道恐惧，心服而退。赵氏说，朱氏所引旧本就是黄本。何焯说，“外道怖惧”本来就是因见证而心服，何必改动？全祖望说，黄本自通。吴本改字，朱本沿用，是因为与《佛国记》相合；但古人的文字不一定完全相同。戴氏采用旧本。恒水又向东流，经罽绕夷城，城南接近恒水。朱氏作“罽宾饶夷城南”，全祖望把“饶”改为“绕”，并引孙潜说吴本的“饶”是错误；又在“南接”上增“城”字，戴氏、赵氏相同。戴氏删去上面的“南”字。守敬按：黄本作“绕”，可知《注》原本就是“绕”字。《佛国记》原作“饶”，不能说“饶”是错误。只是《佛国记》说，从僧迦施国向东南走七由延，到罽饶夷城，没有“宾”字；各本有“宾”字，是错误的。此城在中天竺，距离罽宾很远，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城的西北六七里处，守敬按：《佛国记》没有“北”字。恒水北岸是佛为各位弟子说法的地方。恒水又向东南流，经沙祗国北面。朱氏《笺》说：《法显传》“祗”字下面有“大”字。守敬按：《佛国记》说，从罽饶夷城渡过恒水，向南走三由延，到一片名叫呵梨的树林；从这里向东南走十由延，到沙祗大国。《括地志》说，沙祗大国就是舍卫国，这是错误的，舍卫是另一个地方。出了沙祗城南门，向东的道路旁，佛嚼过的杨枝插入土中后长到七尺高，不再增高，也不再缩短，如今还在。恒水又向东南流，经迦维罗卫城北面。守敬按：《佛国记》说，从沙祗大国向南走八由延，到拘萨罗国的舍卫城；从舍卫城向东南走十二由延，到一个叫那毗伽的城邑；从这里向北走不到一由延，到一个城邑；再向东走不到一由延，到迦维罗卫城。《唐西域记》卷六说，劫比罗伐窣堵国，旧称迦毗罗卫国，是讹称，在中印度境内，国周长四千余里。王城已经倾圮，城内宫城周长十四五里，用土垒筑而成，基址高峻坚固，这就是过去白净王的宫殿。朱氏把“白”写作“曰”，各本都相同，戴氏删去。会贞按：《佛国记》作“白”。《十二游经》说，菩萨的父亲名叫白净王，所以这里写“曰”是“白”的错误。各本相沿而不加考察，戴氏认为是衍文而删去，尤其草率。《翻译名义集》卷三说，首图驮那又名阅头檀，译为“净饭”，也译为“真净”，或译为“白净”。城东五十里有一座王园。会贞按：《佛国记》园名为论民。园中有池水，夫人进入池中洗浴。会贞按：《唐西域记》卷六说，腊伐尼林中有释迦族的浴池，水清澄明净，杂花遍布。出了池的北岸二十步。朱氏在“出”字下面有“池”字，赵氏相同，戴氏没有。会贞按：《佛国记》原有“池”字，《唐西域记》作二十四五步。夫人面向东举手攀住树枝，生下太子。朱氏把“扳”写作“攀”，下文相同，赵氏、戴氏作“扳”。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扳”。太子落地后走了七步。会贞按：《大善权经》说，菩萨在地上走七步，不是八步，这是正士应当具备七觉、心意觉悟而不迷的象征。两条龙吐水为太子沐浴，于是形成两口井池，众僧汲取其中的水饮用。太子与难陀等人较量摔跤、角力，又射箭入地。如今那里还有泉水，供行旅饮用。会贞按：《十二游经》说，白净王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名叫难陀。《唐西域记》卷六说，劫比罗伐窣堵国城南门有一座窣堵波，是太子和释迦族人较力、投掷大象的地方。净饭大王心怀喜悦，将要返回时，车夫驾着大象，正要出城。提婆达多一向自负力大，把大象拉来，击打它的额头，又踢它的胸部，使它倒下堵住道路。难陀随后来到，把大象拖到偏僻处。太子到后，便把大象高高抛起，越过护城壕。大象落地，形成一个很深的坑，当地人相传称为“堕象坑”。城南门道路左侧有一座窣堵波，是太子与释迦族人较量射穿铁鼓技艺的地方。从这里向东南三十余里，有一座小窣堵波，旁边有泉水，泉水清澈如镜。这是太子与释迦族人较量拉强弓的地方，弓弦一响，箭穿过铁鼓，贯穿鼓背，射入地下，箭羽也没入土中，于是涌出清水，当时人称为“箭泉”。以上是抄略《佛国记》的文字。释氏《西域志》说：朱氏《笺》说，“记”字宋本作“志”。

译守敬按：应作“志”字，见前文。城北三里，朱氏没有“城”字，《笺》说宋本作“城北”，戴氏、赵氏增补。恒水上游有父王迎接佛的地方，建有浮图，塑造父亲抱佛的像。朱氏把“父”写作“佛”，《笺》说疑当作“父”；全祖望、赵氏、戴氏都改作“父”，赵、戴还作了相应改动。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父”。《外国事》说：“迦维罗越国。”戴氏说，按“罗卫”和“罗越”可以互相通称。会贞按：下卷的犍陀卫国也称犍陀越，情况相同。如今已经没有国王。城池荒废污秽，只剩空地。有优婆塞。会贞按：僧肇注《维摩诘经》说，优婆塞，义译为“信士男”。玄应《大菩萨藏经音义》说，“邬波索迦”也称“优波娑迦”，意为近侍；称作“优婆塞”是讹误。这个词译为“近善男”，也译为“近宿男”，意思是亲近三宝而住宿；又称“清信士”。“善宿男”是义译。当地人姓释的约有二十多家。会贞按：《佛国记》说，迦维罗卫城中已经完全没有国王和普通百姓，荒芜得很，只剩几十家僧人和民户。是白净王的后裔。朱氏把“白”写作“昔”，戴氏、赵氏相同。守敬按：《类聚》卷七十六引支僧载《外国事》说：“是白净王的后裔。”这里的“昔”是“白”的错误。因而属于四姓。朱氏《笺》说，详见《摩登伽经》。会贞按：《摩登经》说，世间有四种姓，都说是从梵天而生：婆罗门从梵天口中生，刹利从肩生，毗舍从脐生，首陀从脚生。因此婆罗门最为尊贵，可以娶四个妻子；刹利娶三个妻子，毗舍娶两个妻子，首陀娶一个妻子。《唐西域记》说，姓族不同的有四类：第一是婆罗门，即清净修行者，守道自持，品行洁白；第二是刹帝利，旧称刹利，是略称，是王族，世代统治，以仁慈宽恕为志；第三是吠奢，旧称首陀，是讹误，是农民，辛勤耕作，努力从事农业。他们住在旧城中，都是优婆塞，所以仍崇尚精进。会贞按：《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支僧载《外国事》作“如今仍然崇尚精进”，还保留着古代风俗。书中又说：“浮图已经毁坏殆尽，条王弥又重新修治。” 有一座浮图，是私诃条王送来财物资助修成的。朱氏把“送”误作“迸”，赵氏据孙潜所引柳佥本改正，戴氏也作“送”。如今有十二位道人住在其中。太子刚出生时，王后攀扶的树叫须诃。朱氏《笺》说，“须”字下面原来缺一个字。《因果经》说树名为无忧，或许就是这棵树。全祖望说，《史记正义》引《浮图经》说，太子的出生地名为祇洹精舍，是长者须达所建；那里有阿输迦树，夫人曾攀扶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万里〕 《翻译名义集》说，阿输迦译为“无忧”。《后汉书·法本内传》又称它为波罗树；那么，这里脱去的字 就是“迦”字，“输”和“须”可以通用。赵氏增补“迦”字，戴氏增补“诃”字。会贞按：《大典》本作“须诃”。阿育王用青石雕刻王后攀树生太子的像。过去的树已经没有了，后来各位沙门。会贞按：释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说，“沙门”是梵语，译为“勤劳”，是内道、外道的总称，都以出家人为说。古经写作“桑门”，有时写作“婆门”；鸠摩罗什法师认为原称不便，改作“沙门”。他们取过去树上的枝条栽种，辗转相传到今天，树枝仍和过去一样，还能遮蔽石像。又有太子走七步时留下的足迹，至今纹理仍清楚可见。阿育王用青石夹在足迹两边，又用一块长青石覆盖在上面。当地人如今仍经常用香和花供养，还能看见七个脚印，纹理清晰分明。如今虽然有石头覆盖，情况也没有不同。有人又用数层吉贝布。朱氏误作“古具”，《笺》说“具”，抄本作“贝”；赵氏、戴氏改为“吉贝”。会贞按：《宋书·夷蛮传》说，呵罗丹国在元嘉七年遣使进献天竺国的白迭古贝，叶波国进献古贝。“古贝”也是“吉贝”的误写。《南史·海南诸国传》说，林邑出产古贝。古贝是一种树的名称，花开成时像鹅毛，抽取花絮纺织，可以制成布。又《四分律》作“劫贝”，“劫”和“吉”音近。玄应《音义》说，有的称劫波育，有的称劫婆娑，正确说法是迦波罗，译为树花之名。罽宾以南，古贝长成大树；罽宾以北，形体较小，像土葵，剖开外壳便能取出花絮，像柳絮一样，可以捻成线织布，用来制作衣服。《翻译名义集》卷七说，这就是木棉。把它反复贴在石头上，就更加清楚了。太子出生时，龙王在太子左右夹护，吐水给太子洗浴；看见一条龙吐暖水，一条龙吐冷水。守敬按：《类聚》卷七十六引支僧载《外国事》说，太子出生时有两条龙王，一条吐冷水，一条吐暖水，与这里所引文字略有不同。《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作一条吐水、一条吐火，是错误的。《史记·大宛传正义》引《浮屠经》说，有两条龙王在左右夹护吐水，一条龙的水暖，一条龙的水冷，可以作为证明。

译于是形成两口池，如今仍然一冷一暖。太子出家前十天，出城到王田，在阎浮树下坐着。守敬按：《佛国记》说，城东北数里有王田，是太子在树下观看耕作的地方。《唐西域记》卷六说，城东北四十余里有一座窣堵波，太子曾在树荫下观看耕田。阎浮树就是赡部树，详见后文。树神拿七宝奉献给太子。守敬按：《翻译名义集》卷三说，佛教所谓七宝有两种：一是七种珍宝，二是七种王宝。七种珍宝是金、银、吠琉璃、颇胝迦、牟呼婆羯洛婆即砗磲、遏湿摩揭婆即玛瑙、赤真珠。七种王宝是金轮宝，名胜自在；象宝，名青山；绀马宝，名勇疾风；神珠宝，名光藏云；主藏臣宝，名大财；玉女宝，名净妙德；主兵臣宝，名离垢眼。按这里所说的七宝，是七种珍宝。太子没有接受。于是思考，想要出家。王田距离宫城一由旬。朱氏把“田”写作“曰”，《笺》说应作“田”，各本都已改正。“据”字下，朱氏本作“据左一据据右六字”，《笺》说“右”应作“左”。戴氏、赵氏改正，戴氏删去“据左一据”四字。晋代说法是一由旬十里。太子在三月十五日夜间出家。会贞按：《唐西域记》卷六有的说，菩萨在吠舍佉月后半第八日越城出家，相当于三月八日；有的说在吠舍佉月后半第十五日，相当于三月十五日。四大天王来迎接，各自托住马的一只脚。会贞按：《释迦谱》卷一说，车匿牵马而来，于是诸天托住马的四足；当时诸神、天人挤满空中，散下天香和天花。此时已经到达河南的摩强水，便在水边出家为沙门。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国北面，相距十由旬。这条水在罗阅祇国南面。会贞按：“瓶沙”二字应是衍文，“国”字下应脱“南”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十五日〕 据下文说，阅祇瓶沙相距很远，不能笼统说这条水与阅祇瓶沙相距三十由旬；大概是因为贝多树在阅祇，所以这里先提出阅祇国。由此可知“瓶沙”二字是衍文。上文说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面，这是说菩萨向北行进；下文说经过瓶沙，在白山住宿，白山北距瓶沙十里，又说前往贝多树，而树在阅祇北面，说明菩萨仍然向北行进。因此可知这条水在阅祇国南面，文字中应脱“南”字。而且从句式看，也应有“南”字，与上文的“北”相对。玄应《四分律音义》说，“罗”是王，“阅”是舍。《十二游经》说，这就是王舍城，正确名称是“罗阅”，意思是治理，因为用王来代表，表示能够治理人民。相距三十由旬。菩萨于是暂时经过瓶沙。会贞按：瓶沙又作萍沙，详见后文。国王出来见菩萨。菩萨在瓶沙的随楼那果园住了一天。天黑后便离开，在半达愁山住宿。半达，晋地语言是“白”；愁，晋地语言是“山”。白山北面距瓶沙国十里，第二天早晨便离开。晚上在昙兰山住宿，昙兰山距白山六由旬。于是直接前往贝多树。守敬按：玄应《广百论音义》说，多罗树形状像棕榈，笔直高耸；大的周长数围，生长一百年才开花结果。旧时称为“贝多”，是讹称。《翻译名义集》卷三仍说多罗树旧名贝多。按慧琳《仁王护国陀罗尼经音义》说，贝多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树，叶子可以裁成梵夹，用来书写佛经和典籍。这种叶子粗厚坚硬，难以使用；若用来书写，多用刀刻出文字，然后填入墨，比不上多罗树叶薄软光滑、洁白细致，远胜贝多叶。由此可知多罗、贝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树。贝多树在阅祇北面。朱氏本在下文有“贝多”二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距离昙兰山二十里。太子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得道；这里的说法与佛经不同，所以记载也各不相同。朱氏《笺》说：《普曜经》说，菩萨坐在树下，明星出现时豁然大悟，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增一阿含》《中阿含》《杂阿含》《长阿含》和《须密论》都说二十九岁出家；《佛祖统纪》确定为二十五岁出家；《梵网》《无相三昧宝藏》等经都说三十岁成道；《唐西域记》卷六说，有的说十九岁出家，有的说二十九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时三十岁，有的说三十五岁，两种说法并存。竺法维说：“迦维国。”全祖望把“维”作“卫”，并引孙潜说“卫”应作“维”。赵氏、戴氏在“维”下增“卫”字。守敬按：佛经多称迦维卫国。考《梁书·海南诸国传》只称嘉维，《翻译名义集》卷三有时称迦夷；“嘉”和“迦”同音，“夷”和“维”音近，这或许是省称迦维，正如下面的摩竭提国也简称摩竭国。这里是佛出生的天竺国。它是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的中央。朱氏《笺》说，“万”字一本作“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十三两〕

译赵氏说，按“万”字没有错误。《因果经》说，太子身呈黄金色，具有三十二相，放出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迦维卫国是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的中央。释道世《法苑珠林》甚至有一百万亿日月、四百万亿天地的说法；这是略举其大要，所以可知中华与外国的说法并不容易详尽统一。《海内经》说，身毒国是轩辕氏居住的地方。郭璞说，这就是天竺国。这样看来，说它是天地中央也不算过分。由此可知朱氏错了。会贞按：“迦维卫国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三句，见于《修行太起经》和《瑞应本起经》，《因果经》没有这段文字。《法苑珠林》引用《因果经》时接载了这段话，赵氏于是沿袭下来。又赵氏引用《珠林》时，在“四百万亿”下面脱去“天下”二字。按释云公《大般涅槃经音义》说，一个四天下由一个日月照临，叫作一个世界；一千个世界叫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所以称三千大千世界。又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以内共有百亿。依佛经所说，“亿”有三种算法，计数方法不同：如果以十万为一亿，计算起来有万亿；如果以万万为一亿，就只有十亿。如今依《华严经》以一百洛叉为一亿，所以有百亿。其余考据见《翻译名义集》卷三：亿分为四等，第一以十万为亿，第二以百万为亿，第三以千万为亿，第四以万万为亿。从十万为亿，就是万亿日月组成一个大千世界。法云依据的就是这种说法。从万万为亿，就是十亿日月组成一个大千世界；十万为洛叉，一百洛叉为千万，从千万为亿，就是百亿日月组成一个大千世界。这里说一百万亿日月，就不是按十万、千万或万万来计算“亿”，也不是按百万来计算“亿”。然而，一百万亿是四百万亿的四分之一，三千也是万二千的四分之一；夸大地说就是一百万亿日月、四百万亿天下，简略地说就是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因为一个四天下由一个日月照临。康泰《扶南传》说：过去范旃在位时，有个嘾杨国人叫家翔梨，曾从本国前往天竺，辗转经商流徙到扶南，向范旃讲述天竺的风俗：佛法流通，金银财宝堆积，山川土地肥沃，任意享用；周围的大国世代尊重它。范旃问：“如今从这里出发，什么时候可以到达，几年能够回来？” 家翔梨说：“天竺距离这里大约三万多里，往返大约三年多；真正出发后，四年才回来。”因此认为那里是天地的中央。朱氏把“地”误作“竺”，赵氏、戴氏改正，并说《梁书·天竺国传》作“天地之中”。守敬按：《梁书》说，吴国时扶南王范旃派亲信苏物出使天竺，天竺王派陈、宋二人回访范旃，过了四年才到达。当时吴国派中郎康泰出使扶南，见到陈、宋二人，详细询问天竺风俗。他们说，那里是佛道兴盛的国家，人民敦厚，土地肥沃，水陆交通通畅，商人云集，奇珍异宝丰富，可以任意满足心愿；周围的嘉维、舍卫等十六个大国，距离天竺有的二三千里，都共同尊奉它，认为它处在天地中央。这大概就是《扶南传》所记的事情，只是传闻说法不同，正可以据此订正本《注》的错误。这个家翔梨大概就是陈、宋二人中的一个。“宋”和“家”字形相近而错出，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个。这里的“山川”应作“土地”，“恣其”应作“恣心”，“天地之中”一句应移到“世尊重之”下面。又《史记·大宛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说，天竺国地方三万里，周围各大国都共同奉戴它，因为它处在天地中央；这也是应把“天地之中”移到“尊重”句下的证据。恒水又向东流，经蓝莫塔。会贞按：《佛国记》说，从佛出生的地方向东走五由延，有一个国家叫蓝莫。这个国家的国王得到佛的一份舍利，带回国后建塔，因此称为舍利塔。《唐西域记》卷六说，蓝摩国在中印度境内；旧城东南有一座窣堵波，高度不到一百尺，塔旁有池，池中有龙守护。阿育王想毁掉这座塔，用材料建成八万四千座塔，后来想到这是龙王供奉的，知道不是人世所有，便停止了。会贞按：《佛国记》说，阿育王想毁掉八座塔来建八万四千座塔，已经毁掉七座，接着要毁这座塔时，龙便现身，把阿育王带入龙宫。阿育王看完各种供养器物，龙对他说：“如果你的供养能够胜过这些，就可以毁塔带走，我不和你争。”阿育王知道这些供养器物并非人世所有，于是返回。郦道元删略过多，导致文意不明。这里空旷荒凉，没有人烟。朱氏没有“此中”二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又把“空荒”作“荒芜”。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空荒”。群象用鼻子取水洒在地上。会贞按：从蓝莫塔以下，是《佛国记》的文字。这就像苍梧、会稽一带传说的大象耕田、群鸟耘田。会贞按：《越绝书》说，舜葬在苍梧，大象替他耕田；禹葬在会稽，群鸟替他耘田。《御览》卷八十一引《帝王世纪》说，舜葬在苍梧九疑山南麓，即今营道县境内，有群象替他耕田；又卷八十二引文说，禹葬在会稽山阴南面，如今山下有群鸟耘田。恒水又向东流到五河口。朱氏在“河”下有“合”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何焯说，沈本没有“合”字。守敬按：《佛国记》有“合”字；《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没有“合”字。大概是五条水汇合之处，具体情况没有详记。阿难。守敬按：《十二游经》说，菩萨的叔父名甘露净王，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名阿难。从摩竭国前往毗舍离，戴氏、赵氏把“离”改为“利”。会贞按：不必改，见前文。想要入般泥洹时，诸天告知阿阇世王。会贞按：《翻译

译《名义集》第三卷说：“阿阇世”，这里译作“未生怨”。《妙乐》说：他的母亲怀孕时，他对瓶沙王已经产生恶意；在他出生以前就有怨恶，所以用此为名。国王追到河边，毗舍离的众梨车人戴氏认为“毗舍离诸”四字是衍文，删去。守敬按：《佛国记》有这四字，大概“诸梨车”就是毗舍离人，所以称作“毗舍离诸梨车”。“毗舍离”三字并非衍文。又《佛国记》上文说，向东南走到诸梨车人那里，想追寻佛入般泥洹之处；那么这里的“诸梨车”承接上文，不能因为下文只称“梨车”，就说“诸”字是衍文。戴氏删去四字，是错误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有“梨车毗童子”。慧琳《音义》说，这是梵语的讹写，正确梵音是“栗▯毗”，唐言即贵族公子。听说阿难到来，也来迎接，一同到了河边。阿难思量：向前，阿阇世王已经结怨；退后，梨车人又会怨恨。于是就在河中进入火光三昧，把两具遗身一并焚烧。朱氏本“具两”作“身而”，赵氏同，戴氏改之。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具两”。遗身分成两半，各落在一岸。两王各自取一半舍利回去，建立了两座塔。渡过恒河南行一由巡。朱氏作“延”，赵氏同，戴氏改为“巡”。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巡”。关于“由巡”，详见后文。到达摩竭提国。会贞按：《御览》第七百九十七卷引支僧载《外国事》说，摩竭提国在迦维罗城南面，相距三十由旬。《唐西域记》第七卷说，摩揭陀国，旧称摩伽陁，又称摩竭提，都是讹写，位于中印度。玄应《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此名译作“善胜国”，或作“无●害国”。到巴连弗邑。朱氏“弗”作“佛”，下文同，赵、戴二氏改正。会贞按：玄应《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音义》说，“波咤厘”也称“波咤梨耶”，旧称“巴连弗”，都是讹写。这是某种花树的名称，城也因这种花树而得名。邑就是阿育王所统治的城。会贞按：《唐西域记》第八卷说，此城在殑伽河边。如来涅槃以后第一百年，有一位阿输迦王，即旧称的阿育王，是频毗娑罗王的曾孙。阿育王从王舍城迁都到波咤厘，重新修筑外郭，环绕旧城。年代久远，只剩下旧城的地基。城中的宫殿都筑有墙垣和门阙，雕饰镂刻，叠垒大石造成山形。山下修筑石室，长三丈，宽二丈，高一丈多。有一位大乘婆罗门的儿子。会贞按：玄应《杂阿毗昙心论音义》说，“婆罗门”是讹略说法，完整说法是“婆啰贺拏”，意思是承习梵天之法的人。这一族自称从梵天口中出生，在四姓中最为尊胜，所以独取梵天之名。释氏公《大般涅槃经音义》说，《善见律》称，婆罗门是常修清净行、博学多闻的高贵人。名叫罗汰私婆，也叫文殊师利。会贞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文殊师利”正确说法是“曼殊室利”。“曼殊”译作“妙”，“室利”译作“德”。《唐西域记》说，“曼殊室利”唐言为“妙吉祥”。他住在城中，聪敏多智，没有什么事情不通晓，以清净自守。国王尊崇他，奉他为师；依靠这个人弘扬佛法，外道不能侵凌。朱氏《笺》说：应当作“外道不能陵”。守敬按：《佛国记》作“外道不能得加陵”，原文有“道”字。凡是各个中国，戴氏改“中国”为“国中”。守敬按：《佛国记》作“中国”。中天竺所说的“中国”，大概是中天竺的国土；称为“中国”的地方很多，所以说“凡诸中国”。戴氏改作“国中”，错了。只有这座城最大。守敬按：《唐西域记》第八卷说，城周七十多里，虽然荒废已久，地基尚存。百姓富足兴盛，争相行仁义。阿育王毁掉七座塔，建造八万四千座塔，最初建造的大塔在城南二里多处。朱氏作“三”，《笺》说“一”有版本作“二”；赵氏说黄慎中本作“二”，戴氏改作“二”。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二”。这座塔前有佛的足迹，建造了精舍。守敬按：《翻译名义集》第七卷引《释迦谱》说，息心修行者所居之处，所以叫精舍。《灵裕寺诰》说，不是粗暴之人所居，所以称为精舍。《艺文类聚》说，并不是因为房舍本身精妙，而是因为它是精勤修行者所居之处。北面的门朝向佛塔。朱氏作“户北”，赵氏同，戴氏改为“北户”。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北户”。塔南有一根石柱，粗大约四五围。朱氏作“围大四五”，赵氏同，戴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黄本都作“大四五围”。高三丈多。上面有铭文说：阿育王把阎浮提布施给四方僧众。守敬按：《唐西域记》第一卷说，南赡部洲旧称阎浮提洲，又称剡浮洲，都是讹写。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阎浮提”正确说法是“赡部提”。“赡部”是树名，“提”译作洲。香山上的阿耨池以南有一棵大树，名叫赡部，树叶上宽下窄；南洲的形状像它，所以取此为名。慧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音义》说，“赡部洲”正确梵音为●谟。《立世阿毗昙论》说，有一棵赡部树生长在此洲北边、泥民陀罗河南岸，正当大洲中央，北面临水；树下水底有赡部南金，古称阎浮檀金。树因金得名，洲因树得名。

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把“阎浮檀”作“阎浮提”，那么这里说的就是把这种金布施给四方僧众。后来又用钱把塔赎回。塔北三百步处。朱氏脱去“塔”字，戴、赵二氏增补。朱氏“三”字下又有四字，赵氏同，戴氏删去。阿育王在这里建造了泥犁城。朱氏《笺》说：《翻苑》称，梵语“泥犁”，秦言为“无有”，意思是再无赦免之处，是地狱的名称。会贞按：玄应《妙法莲华经音义》说，地狱梵语为“泥黎耶”，也作“泥啰夜”或“那落迦”，译作“不可乐”，又译作“非行”，即非法行止之处。有的在山间，有的在大海边，并不只在地下；“地狱”只是其中一种翻译。城中有一根石柱。朱氏本“中”字上没有“城”字，赵氏同，戴氏增补。守敬按：黄本有“城”字。石柱也高三丈多，上面有狮子柱和铭文，记载建造泥犁城的缘由以及年月日。恒水又向东南流，经过小孤石山。守敬按：《佛国记》说，从巴连弗邑向东南走九由延，到一座小孤石山。山顶有石室，石室朝南，佛过去曾坐在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件事询问佛，佛一一用手指在石上画出。画痕至今还在。朱氏没有重复“佛”字。赵氏说：孙氏暗中采用赵清常三校本，旁注作“佛以三指画石”。我认为古书凡是重复的字都写作“二”，这句开头应有“佛”字，与上面的“佛”字重复。后人传抄时于是拆成“一一”，赵本的三个字恐怕也是妄增。戴氏增入“佛”字，作“一一以指”。守敬按：《括地志》也作“佛一一以指画石”。画痕因此留存。守敬按：《唐西域记》第九卷《摩揭陀国》说，因陁罗势罗窭诃山，唐言为帝释窟。山岭有两座山峰，高耸突起；西峰南面岩壁间有石室，宽而不高。过去如来常在其中休息，当时天帝释以四十二件疑难之事在石上画出，请佛解答，佛为他演说解释，痕迹至今仍在。恒水又向西流，经王舍新城。守敬按：《佛国记》说，从小孤山向西走一由延，到王舍新城。李光廷《西域图考》说，现在的恒水没有向西流的地方；这里以及下文“向西经过迦那城南”，其中“西”疑当作“东”。《佛国记》所说顺着恒水向东向西，只是记游行路线，与河道无关。守敬按：李氏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不对。郦道元正是因为《佛国记》说向西走，才认为恒水向西流经此地；其误解的原因，大概是没有见到《西域图》，只是根据书文立说。这座城是阿阇世王建造的。守敬按：《唐西域记》第九卷《摩揭陀国》说，曷罗阇姞利哂城，唐言王舍城，周长二十多里。起初，频毗娑罗王的都城在上茆宫城，频繁遭受火灾，于是迁到寒林。当时吠舍厘王听说频毗娑罗王住在寒林野外，想乘其不备袭击他；边境侦察人员把消息报告上来，于是修筑城邑。因为国王先前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王舍城。也有人说，到未生怨王时才修筑此城。未生怨太子继承王位后，便定都于此。直到无忧王迁都波咤厘城，才把王舍城施给婆罗门。守敬按：这里的王舍新城就是王舍城，因为要与下文的旧城相对，所以称“新城”；说它是阿阇世王建造的，正是未生怨王筑城的说法。从城南出城走四里，进入山谷，到达五山之中。五座山环绕，形状像城郭，就是蓱沙王的旧城。朱氏作“蓱沙”，《笺》说：上文作“瓶沙”，这里作“蓱沙”，不知是一人还是两人。戴、赵二氏作“蓱沙”，戴氏说“瓶沙、蓱沙”可以通用。会贞按：玄应《四分律音义》说，“瓶沙王”是讹写，正确说法是“频婆娑罗”，译作“形牢”，是摩伽陀国的国王。《阿毗达磨俱舍论音义》说，“频毗娑罗”或作“频婆娑罗”，也作“蓱沙王”，其实是同一人。由此可证明瓶沙、蓱沙是一人。另外，《放光般若经》作“洴沙”，《释迦氏略谱》也作“洴沙”；“蓱”是“汫”的省写。《唐西域记》第九卷说，矩奢揭罗补罗城，唐言为上茆宫城，位于摩竭陀国正中，是古代先王建都之处。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蓱沙王旧城。东西长五六里，南北宽七八里。这里是阿阇世王最初想杀害佛的地方。会贞按：《佛国记》说，阿阇世王让黑象饮酒，想在这里害佛。城中空旷荒凉，也没有人行走的道路。会贞按：这四字，《佛国记》作“无人住”。进入山谷，沿山而行。朱氏作“搏山”，戴、赵二氏改为“傅山”。向东南走十五里，到达耆阇崛山。离山顶还有三里处有一座石窟，朝南，是佛坐禅的地方。会贞按：《唐西域记》第九卷说，南山崖边有一间大石室，如来过去曾在这里入定。西北三十步处。朱氏《笺》说“三”有版本作“四”；赵氏说黄本作“四”，戴氏改正。会贞按：《佛国记》作“三”。另有一座石窟，是阿难坐禅的地方。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来恐吓阿难。戴氏认为“天”是讹字，改作“夭”，并说“夭、妖”通用。会贞按：戴氏说法大错。各部佛经都作“天魔”，没有作“夭魔”的；实在是因为戴氏没有广泛涉猎佛典。本卷凡是删改，多凭主观臆断，因此错误很多，这是其中之一。《翻译名义集》第二卷引《大论》说，魔有四种，其中第一种是天子魔，也就是天魔。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天魔波旬”完整说法是“提婆魔啰播裨”。“提婆”译作天，“魔啰”译作障碍，“播裨”译作罪恶；意思是这类众生因果报应生在天宫，性情喜欢劝人作恶、退失善行，使人不能出离欲界。玄应《摄大乘论音义》说，波旬就是释迦佛出世时的魔王之名。《广雅》说，鹫就是雕。《玉篇》说，雕就是鹫。“鹫”有时写作“就”。颜师古《汉书·匈奴传注》说，“就”是大雕，黄头红眼，羽毛可以制箭；所以鹫就是雕，这里直接称作化成雕鹫。佛用神力隔着石壁伸手，抚摩阿难的肩膀，恐惧立即停止。

译鸟的足迹和手伸出的孔穴都保存着，所以称为雕鹫窟。这座山的峰势秀美端庄，是五山中最高的一座。会贞按：从恒水向东到这里，也是《佛国记》的文字。释氏《西域记》说：耆阇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向西望去可以看见这座山。朱氏《笺》说：旧本这里次序错乱，吴本也有误；现在据谢耳伯收藏的宋本改正。戴氏说：下文有“两峰双立”。从“双”字起，到“方石上东向坐”的“向”字止，这段文字被黄省曾刻本误排在后面，排在“即是佛外祖国也”的“祖”字下、“国”字上；原本没有错误。守敬按：明抄本没有错误。这里有两座山峰并立，相距二三里，中间的道路上常有鹫鸟栖居；当地人称它为耆阇崛山。“耆阇”就是鹫。守敬按：这里没有错误，因为承接上句，是说当地人把这座山称为耆阇，也就是中原所说的鹫。戴氏没有看出下条有脱文，把“胡语”二字移到这里，又删去“山名”二字。他没有想到，上句的“土人”就是指胡人；既然上句说土人称山为耆阇，这里怎么还能再说“胡语耆阇”呢？又竺法维说：王舍城，胡语称作罗阅祇国。朱氏没有“王舍城”三字和“云”字，赵氏同。会贞按：下文说“灵鹫山，胡语云耆阇崛山”，这里说“胡语云罗阅祇国”，却没有先说明是什么国，应该有脱文。根据《十二游经》，“罗阅祇”晋言为“王舍城”，所以这里应作“王舍城，胡语云罗阅祇国”，与下文相对。传刻本脱去了“王舍城”和“云”字。《括地志》作“王舍国，胡语云罗悦祇国”，可以作为证明。戴氏不知道有脱文，反而把“胡语”二字移到上文，错误了。这里有灵鹫山，胡语称作耆阇崛山。山是青色石头，山头形状像鹫鸟。朱氏没有重复“石”字，赵氏同，戴氏增入。守敬按：明抄本重复“石”字。《括地志》也相同。阿育王派人凿刻山石，仿照鹫鸟安置两翼和两脚，并凿治成鸟身，如今还保存着。远远望去像鹫鸟的形状，所以叫灵鹫山。各种说法不同，远近的记载也不一样。会贞按：《佛国记》说天魔波旬化作雕鹫，《释氏西域记》说鹫鸟栖居山岭，竺法维说山石像鹫鸟；这就是山名由来的不同。《佛国记》说山在王舍城东南十多里，《释氏西域记》说在王舍城东北，方位也不同。现在根据法显亲自住在这座山中、诵读《首楞严》并以香花供养的记载，会贞按：《佛国记》说，法显在王舍新城中买香、花和油灯，请两位年长的比丘送他上耆阇崛山，以香花供养佛，点灯续明，悲伤感慨，拭泪说道：佛过去曾住在这里，讲说《首楞严》；法显生在没有遇到佛的时代，只能看见佛留下的遗迹和处所。于是就在石窟前诵读《首楞严》，住了一夜，然后回到新城。这是亲自听闻和见到的依据。会贞按：玄奘也亲自游历天竺，他的《西域记》说，从宫城东北走十四五里，到姞栗陀罗矩咤山，唐言为鹫峰，也称鹫台，旧称耆阇崛山，是讹写。山峰孤立突起，既有鹫鸟栖居，又像高台，与《释氏西域记》大致相同。又说，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一块大盘石，尊者阿难曾在这里入定。魔王化作鹫鸟，蹲在石上恐吓尊者。如来伸手穿过石壁，抚摩阿难的头顶，阿难的心便安定下来。石上的鸟迹和山崖中的通孔，虽然年代久远，至今仍在。这就是法显的说法。但玄应《妙法莲华经音义》依据的是玄奘前面的说法。慧琳《三藏圣教序音义》也说，这座山高峻，是鹫鸟居住的地方。《翻译名义集》第三卷既引《大论》说，“耆阇”是鹫，“崛”是头，认为山顶像鹫鸟，这与竺法维的说法相合；又引用玄奘以前的说法，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所以最终仍没有定论。又向西经过伽耶城。朱氏《笺》说：“耶”有版本作“那”。戴、赵二氏改为“迦那”。守敬按：《佛国记》说，从蓱沙旧城向北再向东下行三里，然后向西走四由延到伽耶城。《唐西域记》第八卷说，渡过尼连禅河到伽耶，城势十分险固；城西南五六里到伽耶山，溪谷幽深，山峰岩石险峻，印度当地习俗称它为灵山。此城因迦耶山而得名。向南二十里。赵氏说黄本“二”作“三”，戴氏改作“三”。守敬按：《佛国记》说向南走二十里。《翻译名义集》第三卷说，伽耶城距菩提道场约二十里。也有作“二”的证据。赵氏把“以南”二字归入上句；全氏、戴氏则把这四字一并归入上句，都是错误的。到达佛苦行六年、坐在树下的地方，那里有林木。朱氏本作“其”，《笺》说：一作“坐”。《佛国记》作“本苦行六年处”，说那里有林木。全氏作“六年树”，并说“六年”下面有的本子有“其”字，有的本子有“坐”字；而《佛国记》又脱去“树”字，这些说法都不对。向西走三里，到达佛入水洗浴、天王扶着树枝让他攀出的池边。再向北走二里，到了弥家女子献乳糜给佛的地方。守敬按：《大宝积经》作“弥迦”，不作“弥家”。慧琳《音义》说：佛刚成道时，有个前来献乳糜的牧牛女，名叫弥迦。《法显传音义》说：“乳糜”就是用牛乳煮的粥，稠厚如糜；俗称乳糜，并不是经典用语。从这里向北走二里，佛在一棵大树下的石头上面向东方坐着、吃乳糜的地方。树和石头都还在，石头宽、长各六尺。守敬按：《佛国记》作“石可广长六尺”。石高不到二尺。守敬按：《佛国记》作“高二尺左右”。当地寒暑调和，树木有的能活几千年，甚至上万年。

译从这里向东北走二十里。会贞按：《佛国记》作“走半由延”，郦道元改作“走二十里”。一由延为四十里。到了一个石窟，菩萨曾进入其中，面向西方结跏趺坐。会贞按：慧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音义》说：“跏趺”都是俗字，正体写作“加跗”。郑玄注《仪礼》说，“跗”是脚背；顾野王说，是脚面。按《金刚顶经》和《毗卢遮那经》等经书所说，坐法有多种，现在略举两三种，以说明行、住、坐、卧四种威仪都有深意。结跏趺坐大略有两种：一是吉祥坐，二是降魔坐。凡是坐下，都先用右脚趾压在左腿股上，再用左脚趾压在右腿股上，这就是左脚压右脚；右手也放在左手上面，称为降魔坐，许多禅宗都传这种坐法。如果依照持明藏教的瑜伽法门，则传授以吉祥坐为上，降魔坐有时使用。吉祥坐是先用左脚趾压在右腿股上，再用右脚趾压在左腿股上，使两脚掌向上放在两腿股上；双手也是右手压左手，手掌向上，放在跏趺之上，称为吉祥坐。如来过去在菩提树下成就正觉时，身体安坐吉祥坐。手结降魔印。因此，如来常安坐这种坐法，转动妙法轮。如果依照秘密瑜伽法，身、语、意三业以及一举一动的威仪，无不是秘密印契；坐法各有差别，都必须由师父传授。有的称为半加，有的称为贤坐，有的称为象轮壬，有的称为住调伏；凡是与相应法门相合的，就传授相应的坐法，这些都是佛以秘密意旨有所显示。心里想着“如果我成道，就应当有神验”，石壁上随即出现佛的影像，高约三尺，如今还清晰明亮。当时天地大为震动，空中的诸天说道：“这里不是过去诸佛和未来诸佛成道的地方；从这里向西南走不到半由旬。”朱氏作“延”，《笺》说：古本作“减半由旬”。《佛国记》作“减半由延”。按《毗昙论》说，四肘为一弓，五百弓为一拘卢舍，就是现在的二里；八拘卢舍为一由旬，就是现在的十六里。又说，梵众天的身体长半由延，梵福楼天的身体长一由延，但没有说明由延的具体里数；怀疑它与“由旬”意义相同，只是字形不同。赵氏说：按“由旬”也写作“由巡”，又因“巡”转写为“延”。戴氏都作“旬”。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旬”。由旬有六万四千弓、九千六百弓、四千弓、八十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三十二里、三十里、十七里多、十六里等不同说法，详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今考《类聚》卷七十六引支僧载《外国事》说：“由旬”，晋人称为四十里。《佛祖统纪》卷三十二说：一由旬为四十里。郦道元在“从这里向东北走二十里”一句的注文中，把《佛国记》的“半由旬”改作“二十里”，可见他也是把一由旬定为四十里。贝多树下，是过去诸佛和未来诸佛成道的地方。诸天引导菩萨起身前行。离开树三十步，天神授给菩萨吉祥草。会贞按：《唐西域记》卷九记载，矩奢揭罗补罗城，唐代称为上茅宫城，盛产上等吉祥香茅；所以吉祥草就是茅草。菩萨接受了吉祥草。又走十五步，五百只青雀飞来，绕着菩萨向西飞去。朱氏作“而西”，赵氏据黄本改为“西”，戴氏也作“西”。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西”。菩萨走到贝多树下，铺开吉祥草，面向东方坐下。赵氏据黄省曾本把“而”改为“西”。守敬按：这样改也不对。《佛国记》作“而”。戴氏作“而”。当时魔王派遣三个玉女从北方来试探菩萨。朱氏本没有“菩萨”二字。赵氏同朱本，戴氏有这二字。守敬按：明抄本有这两个字。魔王亲自从南方来试探。朱氏《笺》说：一本没有“试”字；赵氏仍保留，戴氏删去。守敬按：明抄本没有“试”字。菩萨用脚趾按地，魔兵退散，三个女子变成老妇人，不能自己恢复原状。朱氏《笺》说：《佛国记》作“魔兵退散，三女变老”。“自上”以下，“又不”二字上面，疑心脱落了一个“莫”字。赵氏增补“莫”字。守敬按：不对。《瑞应本起经》作“不能自复”，《释迦谱》卷一也多次说“不能自复”。这里是说她们不能自行恢复为女子，应当增“能”字，把“服”改为“复”。佛在尼拘律树下的方石上面向东方坐着。守敬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尼拘律树的叶子像中原的柿树叶，果实像枇杷果；这种树很耐久，在各种树中最为高大。下文还会提到。梵天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朱氏作“诸”，《笺》说：疑当作“诣”。赵氏、戴氏改作“诣”。四天王捧着〔缺字〕，各处都建有佛塔。守敬按：《唐西域记》卷八说，尼拘律树旁、窣堵波附近有一座精舍，精舍中塑有佛的坐像。从前如来刚证得佛果时，大梵天王曾在这里劝请佛转妙法轮。又说，佛坐在树下，还没有进食；有两个商主各自带着旅途资粮和蜜来献给佛。世尊想着要用什么器皿接受它们，这时四天王从四方来，各自献上金制钵，世尊不接受。四天王舍弃金钵，改献银钵，直到颇胝、琉璃、玛瑙、车渠、真珠等各种钵，世尊都不接受。四天王于是献上石钵。世尊为了断除彼此分别，便把四只石钵合在一起接受，依次重叠，按成一个钵。那里有一座窣堵波。《外国事》说：毗婆梨。会贞按：《类聚》卷七十三引支僧载《外国事》说，摩竭提国在迦维越国南面，相距四十由旬。贝多树距摩竭提三十里，另一个名称是毗波梨。佛曾在这里一棵树下苦行六年。长者的女儿。会贞按：《释迦谱》常说“长者某某”。玄应《维摩诘经音义》说，天竺国的风俗多以经商为业；积累多年，必能获得珍奇异物，其中上等的献给国王，其余都归自己，财富达到一亿，品德行为又很高尚，于是称为长者，担任国王的辅佐。

译因此，这里说的是长者的女儿。她用金制〔器物〕盛着乳糜献给佛。会贞按：《翻译名义集》卷七说，“钵多罗”意为应器；《发轸》说，是合乎佛法的器皿，意思是器体、颜色、容量三方面都必须符合佛法规定。器体大致有两种，即泥制和铁制；颜色则熏成黑色、赤色，或孔雀咽部的颜色、鸽子的颜色；容量方面，大钵能容三斗，小钵能容一斗半，中等容量可以推知。佛得到乳糜后，前往尼连禅河洗浴。朱氏作“住足尼连河浴”，《笺》说：按《法苑珠林》引《佛本行经》说“往尼连禅河浴”，所以“住足尼连”应改作“往尼连禅”。守敬按：《类聚》卷七十三引支僧载《外国事》原本作“往尼连禅河浴”。戴氏增添“禅”字，却仍保留“住足”的文字，这是错误的。洗浴完毕，在河边吃完乳糜，把钵投入水中；钵逆流上行一百步，沉没在河中。朱氏本把“没”误作“投”，赵氏、戴氏以及黄本作“没”。守敬按：《类聚》卷七十三引支僧载《外国事》作“钵又随流在河中”，是错误的。迦梨郊龙王。守敬按：《类聚》引支僧载《外国事》把“迦”作“架”，是错误的。“郊”作“郍”。龙王接取了钵，在龙宫中供养；此前三佛也曾见到过这一情形。佛在河边，坐在摩诃菩提树下。守敬按：《唐西域记》卷八说，菩提树就是毕钵罗树。从前佛在世时，树高数百尺，虽屡经砍伐，仍有四五丈高。僧人坐在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因此称为菩提树。每到如来涅槃之日，树叶全都凋落，不久又恢复原状。摩诃菩提树距贝多树二里。守敬按：贝多树详见前文。在这棵树下思惟七日，成就佛道。守敬按：《佛祖统纪》说，摩竭提国属于中天竺境内，王舍城在该国境内。向西南渡过尼连禅河，就是伽邪城；城西六里到伽邪山，俗称灵山。菩提树在城西南，是佛成道的地方。魔兵曾来试探佛。全氏说：按下文有脱文。释氏《西域记》说：尼连水向南注入恒水；水的西面有佛树，佛曾在这里苦行，每天吃麻和米，持续六年。朱氏作“日食”。“日食糜”，全氏、赵氏、戴氏都这样作。会贞按：《菩萨处胎经》说，菩萨在尼连河边苦行六年，每天吃一粒麻和一粒米。《释迦谱》说，诸天供献麻米，太子净心守戒，每天吃一粒麻和一粒米。也有人说，有时每天吃一粒麻，有时每天吃一粒米，有时隔二日至七日吃一粒麻米；因此，释氏《西域记》应当作“日食麻米”。这里把“麻米”二字合成了一个“糜”字，是受上下文影响而造成的错误。戴氏、赵氏都没有发现这一点，现予订正。向西走五里左右，树在河的东岸，就是佛入水洗浴的地方。向东上岸，在尼拘律树下坐着修行。全氏把“衢立”改作“拘律”，戴氏、赵氏也这样改。会贞按：上文引《佛国记》作“尼拘律树”，大概是全氏所依据的版本。但释氏《西域记》未必与《佛国记》相同，应当保留原文才是。考《阿毗达磨俱舍论》作“诺瞿陀”；玄应《音义》说，旧称“尼俱陀树”，也作“尼俱律”，或称“尼俱类陀”，又称“尼拘屡陀”“尼拘卢陀”，这些都是同一个名称。可见这棵树的名称有多种异写，难道能够全部改掉吗？舍利女把乳糜献在这里。于是向西渡河，在苦行六年之树南面的贝多树下坐下。朱氏《笺》说：“于”字疑为衍文。赵氏说：按此字不应删去。降伏魔军而成佛。佛图调。守敬按：佛图调详见后文。佛图调说：“佛树中间曾经枯死；我来的时候，它又重新长出枝叶。”竺法维说：“六年树距佛树五里。”记载的是这件奇异之事。法显从这里向东南走，返回巴连弗邑。守敬按：《佛国记》说，法显从鸡足山返回，前往巴连弗邑，没有“向东南走”等文字，这是郦道元根据意思增写的。不过按照《佛国记》所记的方位，从巴连弗邑向东南走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再向西南走一由延，到那罗聚落；再向西走一由延，到王舍新城；再向南走四里，到蓱沙旧城；又从旧城向北向东走三里；再向西走四由延，到伽耶城；再向南走二十里；再向西走三里；再向北走二里；又向北走二里；再向东北走半由延；又向西南走不到半由延，到贝多树下；再向南走三里，到鸡足山。法显于是返回巴达弗邑。综合来看，鸡足山在巴连弗邑西南方，那么从鸡足山返回巴连弗邑应当向东北走，而不是向东南走；这里的“南”是“北”字的错误。沿着恒水向西顺流而下。守敬按：《佛国记》说，走十由延。到一座精舍，名叫旷野，是佛曾居住的地方。又沿恒水向西顺流而下。守敬按：《佛国记》说，走十二由延。到达迦尸国的波罗柰城。守敬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说，“迦尸”是西域的一种竹子，这种竹子可以制作箭杆；该国出产这种竹子，所以以此命名。这个国家就在中天竺境内，北面与憍萨罗国相邻，是十六大国之一。以下从“法显从这里”开始，是《佛国记》的原文。竺法维说：波罗柰国在迦维罗卫国南面一千二百里，中间有恒水，水向东南流。守敬按：《通典》《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都引用竺法维《佛国记》，作“波罗柰国在伽维罗越国南面一千四百八十里”，与这里的一千二百里不同。《唐西域记》作“婆罗●斯国”，旧称“婆罗柰国”，是讹误。该国在中印度境内，周长四千多里。国都大城西临殑伽河。佛转法轮的地方，在该国北面二十里。守敬按：《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释道安《西域志》说：“波罗柰斯国，佛转法轮处在该国境内。”

译《唐西域记》说：“婆罗●斯国向东北走十多里，到鹿野伽蓝。大围墙中有一座精舍，精舍西南有一座石窣堵波，就是如来成正觉以后最初转法轮的地方。”树名叫春浮，也是维摩诘居住的地方。法显说：城东北十里左右，就是鹿野苑。这里原本是辟支佛居住的地方，常有野鹿栖息，所以取名为鹿野。守敬按：玄应《善见律音义》说，鹿野在波罗柰国。从前如来和提婆达多都曾是鹿王，各自统领五百多只鹿，生活在这片林中。当时国王出来打猎，想把鹿全部杀死。其中有一只母鹿怀着幼鹿，临产将近，菩萨想用自己的身体代替它。国王被这种仁慈感动，便把鹿全部赦免，并把这片林子施给群鹿。鹿野这个名称就是从此产生的。法显从这里返回，居住在巴连弗邑。法显从这里返回巴连弗邑。守敬按：《佛国记》说，法显从波罗捺国向东走，返回巴连弗邑。又沿恒水向东走，恒河南岸有瞻婆大国。守敬按：《佛国记》说，沿恒水向东下行十八由延，恒河南岸有瞻波大国。《新唐书·南蛮传》说，瞻博也称瞻婆，北面距兢伽河。《唐西域记》卷十说，瞻波国在中印度境内，周长四千多里；国都向北背靠殑河，周长四十多里。释氏《西域记》说：恒水曲折处再向东，有瞻婆国；城南有卜佉兰池。朱氏作“有佉下兰池”，《笺》说：旧本作“有卜佉下兰池”。赵氏依据孙潜校本，删去“下”字，戴氏也这样作。守敬按：《唐西域记》说，瞻波城东一百四五十里、兢伽河南岸，凿山崖为居室，引水形成池沼，并不是这里所说的池子。恒水在北面。朱氏误作“池水恒在北”，赵氏也这样作，戴氏改正。守敬按：上文既然说城南有池，就不能又说池在北面。根据《佛国记》所说恒水南岸有瞻婆国，可知恒水在北面，戴氏改得对。佛在这里宣说戒律。朱氏把“下”作“不”。赵氏据孙潜本校改，戴氏也这样改。守敬按：《佛国记》说，佛清净舍、经行的地方以及四佛坐处，全都建有佛塔。恒水又流经波丽国，这就是佛的外祖国。朱氏《笺》说：元本从这里接着写“两峰双立”，现在移到前文。守敬按：《十二游经》说，菩萨的外家距迦维罗越城八百里，姓瞿昙氏，是一位小王，统治百万户，名叫一亿王。《御览》卷七百九十七引释道安《西域志》说，罗卫国东南四百里到波丽越国，就是佛的外祖国。《梁书·海南诸国传》说，婆利国国王姓憍陈如，自古没有同中国交往；白净王的夫人就是该国女子。只是该传说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瀛环志略》于是认为它就是今天的苏门答剌，这不对，因为它距离恒水太远。法显说：恒水又向东流到多摩梨帝国。赵氏把“梨帝”作“梨靬”，并说：《汉书·西域传》作“梨靬”，《史记》作“梨轩”。戴氏也改作“梨靬”。会贞按：《佛国记》说，从瞻波大国向东走，接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所以“梨帝”没有错。《唐西域记》卷十作“耽摩栗底”，说它在东印度境内，靠近海边。这就是法显所说的海口。俞浩《西域考古录》认为，它就是今天孟加剌部的古里噶达。假如大秦就是古代罗马，即今天的意大利，那么它离印度极其遥远。郦道元把多摩梨帝牵连到梨靬，已经是铺衍失实了。赵一清、戴震把“梨帝”改作“梨靬”，以符合下文，更是错误。这些地方说的就是海口。释氏《西域记》说：“大秦又名梨靬。”朱谋讹写作“梨帝”，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又名犁鞬，也就是梨靬，详见下卷。康泰《扶南传》说：“从迦那调洲向西南进入大湾，约七八里，便到枝扈黎大江口；渡过江后一直向西走，最远到达大秦。”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八、卷七百七十一引《吴时外国传》说：“从加郍调州乘大船，张起七面帆，顺着风航行一个多月，才进入大秦国。”枝扈黎大江就是恒水，见前文。又说：“从拘利口出发进入大湾，向正西北航行，大约一年多，便到达天竺江口。”守敬按：《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说，拘利国又称九离。由扶南经过金邻大湾，向南航行三千里，有拘利国。《梁书·海南诸国传》说，吴国时期，扶南王范旃派亲信苏物出使中天竺；他从扶南出发，驶入拘利口，沿着海上大湾向正西北航行，经过湾边数国，大约一年多，才到天竺江口；逆水航行七千里才到达那里。这与本注所引的话大致相同，大概也是取自《扶南传》，只是“拘利”上多了“投”字，《南史》也多了“投”字。《太平寰宇记·南蛮》卷二、卷四都没有“投”字。江名叫恒水。江口有一个国家，号称担袟。朱谋作“担袂”，下文同；戴震作“担袟”。守敬按：明抄本作“袟”。它隶属于天竺，天竺派黄门官兴任担袂王。释氏《西域记》说：“恒水向东流入东海，大概是两条水所汇注、两个海所承纳，所以分别形成东西两处。”赵一清说：周婴《巵林》说，昆仑墟的河水从东北角流出，恒水从西北角流出；恒水环绕西域，流达大秦。河水流入中国，注入东海；沔水流经小洲，彼此完全不相通。郦道元把恒水叙述在河水之后，大概是因为由昆仑而连带说到恒水吧？如果说他总括天下地脉水川，搜罗奇异事物，使六合之外也宛如呈现在眼前，三竺的水流仿佛环绕脚下，那么中国的地理志书，没有比这更瑰奇的了。

译然而这些说法都依据法显的行踪，推想恒水的曲折回旋；其中水路、陆路尚未分清，道路里程也难以明确，估计误差很多，类别也很复杂，因此我把它们逐一比较。《法显传》说：渡过新头河到达毗荼国，向东南走八十由延，到摩头罗；从这里向东南走十八由延，到僧迦施国；又向东南走七由延，到罽宾饶夷城。城与恒水相接。渡过恒水向南走三由延，到呵梨林；又向东南走十由延，到沙祗；再向南走八由延，到舍卫城；又向东南走十二由延，到那毗迦；又向东北走不到二由延，到迦维罗卫；向东走五由延，到蓝莫；又向东走十九由延，到拘夷那竭；再向东走五由延，到毗舍利；又向东走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渡过河后向南走一由延，到巴连弗邑。从这里向东南走九由延，到小孤石山；又向西走二由延，到王舍新城。从这里向西走四由延，到迦耶城；再向南走二十里，到六年树。从这里返回巴连弗邑。这些都是法显翻越高原、渡过低湿地，仰望日影而远行，寻找道路投宿，历经风尘而亲自走过的路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两〕 《水经注》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写道：新头河流经中天竺的毗荼国，又流经摩头罗，与恒水汇合。恒水向东南流经拘夷那竭国，又向东流经毗舍利城，再向东南流经僧迦施；又向东流经罽宾饶夷，再向东南流经沙祗。恒水又向东南流经迦维罗卫北面，又向东流经蓝莫。恒水又向东流到五河谷口，渡过河后向南走一由延，到巴连弗邑。恒水又向东南流经小孤石山；又向西流经王舍新城，再向西流经迦耶城南二十里，到六年树。法显从这里向东南走，返回巴连弗邑。这样把原野上的急行路线，全都说成了水流所到之处。而且拘夷、毗舍利在蓝莫的左边，《水经注》却把它们放在伽施的西面。舍卫到毗伽，距离迦维罗卫北面还不到一由延；恒水如果向南流，必定经过这些地方，而郦道元却遗漏了。法显翻越雪山，经过沙河，又经过乌苌佛足迹和晒衣石，便到达陀卫尸罗国；《水经注》却把这些地方安排在葱岭以东、黄河流经之处。以上各点都与《法显传》大体相违。至于法显东西跋涉，所记各段大约多少由延，其中一定还有许多奇异之处，只是无法全部叙述；郦道元也没有把它们搜罗起来，完全没有加以补正。它只是改说恒水向东南流。又说恒水向东流经耳佳丽僧城，叙述多有重复。那里空旷荒凉，夷人居住的原野十分寂静，相隔千里，只用一句话便结束，难道不会使好古之士遗憾作者过于疏略吗？另外，法显从六年树返回巴连弗，顺着恒水向西而下，到旷野、波罗柰，大概是沿西岸行走；后来又返回巴连弗，顺着恒水向东走，到达瞻婆梨帝，大概是沿东岸前进。这个城邑，是恒水下游左右各国的尽头。《水经注》却先在巴连弗处说，恒水又向东南流经小孤石山，又向西流经王舍、伽耶。按地域广阔计算，怎么可能有两条恒河呢？由此可知，纵然是放笔略记的人，也可能忘记地理道路的准则；只图快意成书的人，更不会仔细考察旧史。我现在考证它的长处，也拾取它的一处短处，使人知道昆圃中堆积的美玉，其中一片也只是卫武公的玉圭；濯锦江中流淌的锦缎，数尺也不过是楚丘的衣服。如果说宏大的旨趣自有归宿，细微的情趣不足以用来驳难立言之旨，那么我又哪里能够测度它呢？全祖望说：黄宗羲说，《河水》篇开头都引用恒水曲折而没有根据的说法，这对河流有什么关系？按郦道元喜欢奇异，周婴不喜欢奇异，用周婴的话去诘问郦道元，不如黄宗羲的说法恰当。守敬按：周婴所指出的，确实击中了郦道元的缺失；全祖望却似乎认为这是多管闲事。我如今逐条详细解释，好像是在替他推波助澜，却不知道后人看到这些，又会作何评论。不过这正是因为在作注，所以又作疏解；悠悠众口，本来不是我所应计较的。董佑诚说：恒水之名，在佛教经典中最为著名。《大唐西域记》称它为殑伽河。东岸是秣底补罗国，属于中印度；向北是媻罗吸摩补罗国，属于北印度。北方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挐瞿呾逻国，东接土番，北接于阗，这就是今天后藏西部边境。它已经位于北天竺、中天竺诸国以北。阿耨达山就是今天后藏西部阿里部落以北的冈底斯山，是众山的大脊，东西绵延。康泰《扶南传》所说山中流出五条大水、诸水都由此分流，大概就是指槟榔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水的源头。如今冈底斯山南面的玛帕木达赖池，向西通到朗噶池；再向西称为狼楚河，流经阿里城最西部。拉楚河发源于僧格巴喀布山，向西流，转向南流来汇合；又向南转向东流，经阿里城南面。玛楚河发源于阿里北山，向南流经城东而来汇合。这些水合称冈噶江，向东南流经外夷达噶部落西面，又向东南流入南海，大概就是本注所说的恒水。按地图看，南海在冈噶、札马讷两水入海的地方，海水都向北涌出，东西相望，与《西域记》所说由两海承纳、分别形成东西两处的说法也正好相合。释氏论述说：佛图调列举《山海经》的话说：“西海以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一座大山，名叫昆仑。”守敬按：《大荒西经》的原文。又说：“钟山以西六百里有昆仑山，山中流出五条水。”守敬按：《西次三经》的原文。钟山以西一百八十里是泰器山，再向西三百二十里是槐江山，向西南四百里是昆仑之丘。

译这样看来，昆仑在钟山以西九百里。又据《经》文，昆仑流出的水有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只有四条水。郦道元是依据佛图调的传述。朱谋把“祖”写作“粗”，赵一清据孙潜校本改正，戴震也改作“祖”。如今又近来考得康泰《扶南传》所传昆仑山的说法，正好与佛图调相合。按照《扶南传》，从交州到天竺最近；康泰也知道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守敬按：《释迦方志》引《扶南传》说，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释氏说：“幸亏得到佛图调的传述，疑惑才豁然解开，于是写成《西域图》，把这些话告诉法汰。”守敬按：《高僧传》说，竺法汰是东莞人。法汰因为常常见到怪异之事，认为汉代以来各位名人不应说河水在敦煌南面数千里处，却不知道昆仑所在的位置。释氏又写信说：“……”朱谋在“释”字下有“云”字，“曰”写作“日”；《笺》说，这里可能没有“云”字。又说，“释云”应当是僧人的姓名。赵一清、戴震把“云”改作“曰”。守敬按：《高僧释道安传》说，道安与同学竺法汰一起住在飞龙山。又说，命法汰前往扬州。《法汰传》说，他年轻时与道安同学。又说，他与道安避难，走到新野，道安命法汰下京。可见释道安与法汰关系友善；这大概是他们分别后书信往来的话，所以这里的“释”指道安，“云”字是衍文，朱谋怀疑没有“云”字，是对的；但又认为“释云”是僧人的名字，就错了。按《穆天子传》卷三说，穆王在昆仑旁的瑶池上设宴款待西王母。守敬按：《穆天子传》卷三原文只说“天子在瑶池上宴请西王母”，没有说在昆仑旁。卷一说，河伯命穆王到昆仑之丘；卷二说，天子住在昆仑山的山坳；又说登上昆仑之丘，观看黄帝的宫室；又说，天子在昆仑驻守黄帝的宫室；又说，渡过洋水到达黑水。这两条水都发源于昆仑西北角，所以是因为到达昆仑，才游历昆仑附近的地方。这里的瑶池也与昆仑相近。因此郦道元承接《穆天子传》上文，说穆王在昆仑旁的瑶池上宴请西王母。又说，距离宗周瀍水一万一千一百里。守敬按：《穆天子传》卷四说，从宗周瀍水向西，到河宗之邦、阳纡山，共三千零四百里。从阳纡山向西到西夏氏，二千五百里；从西夏氏到珠余氏以及河首，一千五百里；从河首沿襄山向西南到舂山、珠泽、昆仑之丘，七百里；从舂山向西到赤乌氏的舂山，三百里；从那里向东北返回羣玉山，横越舂山以北的地方；从羣玉山向西到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总计一万一千四百里。本句说一万一千一百里，大概是没有计算从舂山返回羣玉山的三百里。怎么能说不如佛图调所言呢？如今我看到了康泰《扶南传》，并不是前人不知道这些事。可是从今以后才知道昆仑山就是无热丘，怎么能说它在胡国外面呢？守敬按：《海内东经》说，昆仑山在西胡以西。我考察释氏的说法，认为还不能算作很好的证据。《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和《山海经》都埋没已久，编联的竹简散乱残缺，篇章次序脱落，很难整理缀合；后人假托拼合，往往大大偏离原意。朱谋《笺》说：谢兆申认为“远”应作“违”，意思是“多有差违”。赵一清说：按正文自能通顺，这些纷纷的臆测终究只是多费辞说。至于“欲访地脉川”，朱谋想改作“若访”，《笺》说古本作“欲”。赵一清说：古本就是黄本，作“欲”也不对，不如仍按旧本。戴震改作“欲”。会贞按：黄本作“欲”，赵一清的说法不对。因为它与《山海经》的经文不相合，考验道路里程也无法对应，所以自然不能会通。释氏没有再追究那些宏大的旨趣。朱谋把“众”写作“艰”，赵一清也这样改。全祖望说：施廷枢认为“根其艰”三字可疑。戴震把“艰”改作“众”。会贞按：明抄本作“众”。如果再陈述其中细微的旨趣，来辨明它的错误，就不合适了。现在按《山海经》说：“昆仑墟在西北，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昆仑墟方圆八百里，高一万仞。”守敬按：这两句前面已经引过。山上有木禾；山的四面有九口井，以玉石作井栏；山的四面有九座门，每座门都有开明兽守护，是众神所在的地方。守敬按：这是《海内西经》的原文。郭璞说：这里另有一座小昆仑。守敬按：《山海经》说“海内昆仑之虚”，郭璞注说，特意称“海内”，是为了说明海外另有昆仑山，并没有“小昆仑”的说法。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据本注怀疑，今本郭璞注脱去了这句话。考《博物志》卷一说，汉使张骞渡过西海到大秦；西海岸边有一座小昆仑，高一万仞，方圆八百里。这与《山海经》所说昆仑方圆八百里、高一万仞相合，郭璞大概就是依据这一点立说的。至于《史记·司马相如传》正义所指肃州的小昆仑，则又是另一座小昆仑。又按《淮南子·墬形训》说，昆仑山上有木禾、珠树、玉树、璇树。朱谋把“璇”作“琼”，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又说，不死树在昆仑山西面；沙棠、琅玕在东面；绛树在南面；碧树、瑶树在北面。山旁有四百四十座门，每门之间四里，每里之间九纯，每纯一丈五尺。旁边有九口井，玉横位于它的西北角。北门敞开，用来接纳不周风。守敬按：《西次三经》说不周山，郭璞注说，此山形状有缺口、不周全的地方，所以命名为不周；西北风中的不周风，就是从这座山吹出的。还有倾宫、旋室。朱谋《笺》说，旧本作“掖室”。赵一清说，按《淮南子》正作“旋室”，不能依据错误的版本来改古书。还有县圃、凉风。朱谋《笺》说，古本“凉”作“阆”。守敬按：原书作“凉”。还有樊桐，在昆仑山的阊阖之中，是昆仑的疏圃；疏圃的池水，浸润着黄水。

译黄水绕行三周后又回到原处。朱谋作“原”，赵一清据黄本改作“源”，戴震也改作“源”。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原”。这水叫丹水，饮用它便不会死亡。守敬按：王念孙说，《淮南子》原作“白水”，这是后人擅自改的；《水经注》引文作“丹水”，也是后人依据通行本改的。《楚辞·离骚》说“早晨我将渡过白水”，王逸注说，《淮南子》称白水从昆仑的源头流出，饮用它便不会死亡。《文选·思玄赋》写作“以白水为桨”，李善就是引用王逸注。《太平御览》地部也引《淮南子》说，白水从昆仑源头流出，饮用它便不会死亡，由此可见旧本都作“白水”。河水从昆仑东北角流出，赤水从东南角流出，洋水从西北角流出。沈炳巽说：原文先说河水从东北角流出，赤水从东南角流出；又说弱水从穷石流出，到达合黎；洋水从西北角流出，所以说有四条水。现在删去弱水一句，就只剩三条水了。赵一清在“洋水”句下增加“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十字。守敬按：不对。河水、赤水、洋水都从昆仑各角流出，弱水则发源于穷石，所以郦道元删去不引，并暗中以丹水补足四水之数。沈炳巽认为删去弱水后只剩三水，赵一清径自增加关于弱水的十个字，岂不是违背了郦道元的意思吗？这四条水都是天帝的神泉，可以调和百药、滋润万物。昆仑之丘有的地方高出一倍，这叫凉风山，朱谋《笺》说古本作“浪风”；登上它便不会死亡。再高出一倍，这叫玄圃山。守敬按：原书“玄”作“县”，与上文相同。登上它便成为灵异之人，能够使风雨发生。再高出一倍，就到达上天；登上它便成为神，这就是太帝居住的地方。禹于是用息土填塞洪水，把它造成名山；又挖掘昆仑墟，把它作为低地。守敬按：以上是《淮南子·墬形训》的文字。高诱说，“地”有的版本作“池”。全祖望说：这七个字是注文中的注文，原来用双行夹写，后来传抄者连成大字，下文还有许多这种情况。朱谋在此下增加《山海经》“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门，以纳不周之风”十九字，赵一清也增加。孙星衍说，今本《山海经》没有这段。戴震删去十九字，认为《山海经》中提到不周山的地方也没有这句话，应是衍文。于是这一说法就接近佛图调的说法了。全祖望说：“以”和“已”通用。赵一清说：浮图调就是佛图调，戴震把“浮”改作“佛”，下文同。阿耨达山所出的六条水，以及葱岭、于阗作为两水分界的说法，与经史诸书完全不相合。又按《十洲记》说，昆仑山在西海的戍方、北海的亥方，距离海岸十三万里；有弱水环绕昆仑山。《大荒西经》说，昆仑丘下面有弱水的深渊环绕着它；东南连接积石圃，西北连接北户之室，东北临近大阔之井，西南靠近承渊之谷。朱谋把“十三州说”写作“十三州说”，《笺》认为应作《十洲记》，赵一清、戴震删改。朱谋在“昆仑山”下增加“有”字，《笺》认为“有”字是衍文，赵一清、戴震删去。朱谋把“北海”误作“东海”，赵一清据黄本改回“北海”，说西面与北面相连，戍方与亥方相近；戴震也改正。守敬按：原书作“北海”。这四座位于四角的大山，实际上是昆仑山的支脉和辅佐。积石圃南端，过去西王母告诉周穆王说：“距离咸阳三十六万里。”朱谋本没有“云”字，《笺》说《十洲记》作“西王母告诉周穆王说，咸阳距离这里四十六万里”。赵一清、戴震增加“云”字，戴震又把“三十六”改为“四十六”。守敬按：《释迦方志》引《十洲记》作“三十”，《续博物志》也作“三十”，与这里相同；可见今本《十洲记》作“四十”是错误的。古人书写“三”和“四”都用积画成字，所以容易混淆。山高出平地三万六千里，上面有三个角，每面方圆一万里。守敬按：《十洲记》没有“面”字。它的形状像倒扣的盆。会贞按：今本《十洲记》在“形如偃盆”以下还有“下狭上广，至于偃盆宽广之原固也不可俱记”一段，叙述昆仑山上有金台玉阙直到天帝居住治理的地方；其中三句另叙钟山，都在“方丈”一条之下。也就是说，有时说方丈，有时说昆仑，有时说钟山，彼此截然分开，并不混淆。本注却在“形如偃盆”下接“上有金台”三句，于是把说钟山的话归到了昆仑；又在“皆往来也”下接“上广故曰昆仑”一段，于是把说昆仑的话归到了方丈，这与《十洲记》大不相同。戴震见其不合，便把“上广故曰昆仑”一段移到“上有金台”之前，并在“上广”上增加“下狭”二字，又在“上有金台”上增加“其北海外又有钟山”八字，以下便全部与《十洲记》相合。但仔细推究本注前后文义，似乎有些地方应当仍按原文。前文说阿耨达山就是昆仑山，接着叙述新头河、恒水发源于昆仑山，一直说到“自为东西”为止；以下则申说昆仑不止一处。从“释氏论佛图调列《山海经》”到“何云乃胡国外乎”，引用释氏依据佛图调的说法，认为阿耨达山就是昆仑，距离中国不远；从“余考释氏之言”到“非所安也”，是郦道元从旁驳斥这种说法。接着从“今按《山海经》”到“全相乖异”，又引用古说昆仑并不遥远，似乎与佛图调的说法相合，但一条水发源于葱岭，另一条发源于于阗，并不是发源于阿耨达山，与经史不同。又从“按《十洲记》”开始，直到“难言康泰、佛图调之是矣”，引用古说昆仑距离中国很远，以此足以证明康泰、佛图调的说法未必正确。天下广大，同名之地很多；东海的方丈也有昆仑之名，西洲的铜柱又有九府治理之说。前面概括提出四句，以下分别回应：从东方朔《十洲记》到“不可具记”，实际说东海方丈也有昆仑之名；又从东方朔《神异经》到“帝之囿时”，实际说西洲铜柱有九府治理。末尾没有继续牵连，而是以六合广大、地域遥远、不能轻易断定作结。文辞旨趣典雅曲折，细心思考，仍然条理分明。这样看来，本注中“上广”一段……

译“皆往来也”以下的“上广”一段，大概是郦道元所见《十洲记》就是这样，所以朱谋、赵一清或许也看到了这一点，间或引用《十洲记》来订正讹字，却不敢移动正文。戴震把这一段移到“上有金台”之前，是引用东方朔《十洲记》的内容；但《十洲记》讲的是方丈，不涉及昆仑，这就与本注所说“东海方丈也有昆仑之称”不相应了。现在暂且沿用戴震的编排，再详细辨析。山下狭窄而上部宽广。因此说昆仑山有三个角：一个角正对北方，接近辰星的光辉，叫阆风巅；一个角正对西方，叫玄圃台；一个角正对东方，叫昆仑宫。那里有积金，形成天墉城，城面方圆千里。城上设置五座金台、十二座玉楼。守敬按：原书“十二”下有“所”字。城的北门通向承渊山；那里又有城墙、金台、玉楼，形制彼此相似，几乎完全一样。还有流精之阙。朱谋《笺》说，《十洲记》作“流精之阙”。赵一清说，按郦道元所引，仍是东方朔曼倩的原文；朱谋所见的版本，是唐人避讳而改动过的书。守敬按：赵一清的说法不对。如果唐人因避讳把“渊”改成“流”，那么上文的承渊谷、承渊山为什么仍然作“渊”？大概《十洲记》本来就作“流”，所以《文选·登楼赋》注引也作“流”，这是郦道元抄录时改写的。还有光碧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光彩照耀如同日光。朱谋作“锦云烛日”，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朱谋作“朱霞九光”，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八引《十洲记》作“流光”；《书钞》卷一百五十一、《文选》注卷三十一引仍作“九光”。这是西王母治理的地方，也是仙官仙灵所尊奉的所在。朱谋作“虚”，《笺》说《十洲记》作“灵”，赵一清、戴震改正。上通旋机。朱谋作“璇玑”，赵一清相同，戴震改作“旋机”。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旋机”。元气流布，五常玉衡，治理九天，调和阴阳。戴震把这十一字改作“玉衡常理，顺九天而调阴阳”。按《十洲记》与朱谋本相同。各种物类和群生之物，稀奇而特别，都在这里。天人与众仙济济一堂，无法全部记载。朱谋本把从“上广”到这里的文字放在“皆往来也”以下。张华叙述东方朔《神异经》说……赵一清相同，戴震据《十洲记》把这段移到这里。昆仑北面的海外，又有钟山。朱谋本没有这八个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增加。山上有金台玉阙，也是元气所含藏的地方。朱谋作“合”，赵一清、戴震改作“含”。这是天帝居住治理的地方。朱谋作“君”，下面多了“所”字，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并删去。会贞按：原书作“居治处”。考察东方朔的话以及《山海经》中“五万里”的文字，很难说浮图调、康泰的说法就是正确的。戴震在“之”下增加“传”字，守敬按：不必增加。六合之内，守敬按：《海外南经》说“六合之间”，郭璞注说，上下四方合称六合。水泽所藏的事物，大的不能说成巨大的，小的不能说成细微的；存在的不能全说成有，隐藏的也不能说成无；它所包罗的范围极其广大。其中同名而地域不同、名称互相混乱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比如东海方丈也有昆仑之称，西洲铜柱又有九府治理的说法。东方朔《十洲记》说：“方丈山在东海中央。”会贞按：《续博物志》引《十洲记》作“方丈在东海之中央”。群仙在那里治理，它就是昆仑山，有三个角，分别叫阆风、玄圃、昆仑宫。这里所引《十洲记》把方丈当作昆仑，与本注相同。这说明本注在方丈条下叙述昆仑三角，大概原书也是如此，今本是后人移接编排的。东西南北四岸彼此距离相等。方丈每面方圆五千里。上面专门是群龙聚集的地方，有金、玉、琉璃筑成的宫殿，是三天司命所治理的处所。不愿升天的群仙都往来居住在那里。张华叙述东方朔《神异经》说……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著录《神异经》一卷，东方朔撰，张华作注。这里或许应作“注”，但郦道元所引的都是《神异经》原文。昆仑山有一根铜柱，高耸入天，所谓天柱。守敬按：《艺文类聚》卷七引《龙鱼河图》说，昆仑山是位于天中的柱子。铜柱周围三千里，圆形周长像刀削一样。柱下有回屋，是仙人九府治理的地方。守敬按：原书“治”下有“之”字。柱上有一只大鸟，名叫希有，面向南方；左翼覆盖东王公，右翼覆盖西王母；背上没有羽毛的小块地方，长一万九千里。西王母每年登上鸟翼，前往东王公那里。所以铜柱上的铭文说：“昆仑铜柱，高耸入天；圆形周长，像刀削一样；柱体表面美好。”那只鸟的铭文说：“有鸟名叫希有，青绿和赤红光彩灿烂；不鸣叫，也不进食；向东覆盖东王公，向西覆盖西王母。西王母想向东去，登上它便能自然通达。阴阳彼此依存，只有会合才能更加完善。”《遁甲开山图》说：“五龙显现传授，天皇留下踪迹，所在是无外柱州昆仑山上。”会贞按：《艺文类聚》卷十一、《初学记》卷九、《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开山图》，都没有“望”字和“无外”二字，“柱州”作“下”。郦道元注说：“五龙治理五方，是五行之神。”朱谋本在“行”字上脱了“五”字，全祖望校补，赵一清、戴震也补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二卷〕

译赵一清、戴震也都补入。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十七引荣氏《解》说：“现在称为五行之神。”因此补“五”字是对的。五龙降临，天皇兄弟十二人把五方分为十二部，效法五龙的行迹，施行无为的教化；天下的仙人圣人，都在柱州昆仑山上治理。无外山在昆仑东南一万二千里，五龙、天皇都出自那里，是掌管十二时辰的神。《山海经》说：“昆仑之丘，实在是天帝在人间的下都；它的神是陆吾，掌管天的九部以及天帝园囿的时节。”赵一清把“囿”作“四”。会贞按：《西次三经》原文作“囿”。郭璞注说，陆吾主管九州的疆界和天地园囿的时节。然而六合之内所包罗的范围实在太远广了。幽深的旨趣和玄妙的道理，难以凭人的情感探究；万物的形象深远幽邃，思考也无法追寻根源。朱谋本在此下有“浑”字，《笺》认为“浑”字可能是衍文，赵一清、戴震删去。自己如果没有登上两条龙驾驭的云车，驾着八匹骏马走过龟形道路，又怎能与轩辕访求百神相比，或与大禹会集会稽相比？儒家、墨家的说法，谁能使它们得到辨明呢？守敬按：《魏志》注文末尾说，鱼豢说：“只是受困于牛蹄窝那么大的水洼，又没有彭祖那样长的寿命，无法借助景风来叙述远游，也不能驾着騕褭远观远方，只能抬头远望日、月、星辰，放飞思想到八方荒远之地。”这与郦道元的意思相同。又从海外出来，向南到积石山，山下有石门，河水从石门涌出后向西南流。戴震删去“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考《山海经·西次三经》说：“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从石门涌出，向西流。”如今黄河流到积石山南面，绕过山的东边，转而向西流，经山北，然后转向东北流，水势正相符合。石门应当在河流转向西行的地方，不能说向西南流。编写《水经》的人误以为河水从石门流出后潜行地下，进入葱岭，然后又重新流出，所以没有采用“冒以西流”的话。下文说河水进入葱岭，那么上文就不能说它已经流出；这大概是后人看到《山海经》“河水冒以西流”与下文“有石门”相连，便把这句话摘取到这里。又因为下文说河水向南进入葱岭，便凭臆测把“西流”改为“西南流”。杜佑《通典》两次引用《水经》，说“向南到积石山下有石门”，紧接着就是“又向南进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来向东北流”，完全没有“河水冒以西南流”七字；这清楚表明唐代版本中没有这七字。现在据《通典》订正，删去这七字。守敬按：这里的“南”应当作“北”；杜佑行文时截去七字，戴震便据此删掉，是错误的。《山海经》说：“河水流入渤海，又从海外出来，向西北进入禹所疏导的积石山。”朱谋讹作“出渤海又海水”，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全祖望说：按《山海经》原文是“河水向西南流入渤海，又从海外出来，先向西再向北，进入禹所疏导的积石山”。现在本注所引并不是完整原文。积石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的羌人地区。朱谋把“关”写作“闲”，《笺》说孙潜认为“闲”应作“关”；《汉书·地理志》说金城郡有河关县，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金城郡有河关县，积石山在县西南的羌人地区；《续汉书·郡国志》说该县属陇西郡。本句是合并两部《汉志》写成的，积石山和河关县都将在下卷详细说明。我考察群书，都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源头重重潜流，沉没于蒲昌海，又从海水中流出，所以《洛书》说：“黄河源自昆仑，流出于重野。”会贞按：《续博物志》卷三引《洛书》所记，作“出于重野”，说的就是这里。黄河经过积石山，才成为中国的黄河。因此成公绥，字子安，见《晋书·文苑传》，在《大河赋》中说：“纵览百川的宏大壮阔，没有什么比黄河更美；它潜藏于昆仑的极高山势之中，从险峻高耸的积石山流出。” 会贞按：《类聚》卷八引《大河赋》这四句，“潜”字作“发”。释氏《西域传》朱氏《笺》说：“李克家认为，‘传’应作‘记’。”赵云：“按《玉海》引文作‘传’，大概‘传’‘记’‘志’在古代本来就是可以通用的称呼。”会贞按：赵氏说得对，详见前文。原文说：“黄河从蒲昌海开始，潜行地下，向南流出积石山。”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黄河注入蒲昌海，水潜行地下，向南流出积石山，成为中国的黄河。”这是释氏所依据的材料。但《水经》把这段文字放在这里，似乎不相衔接，积石山大概应在蒲昌海下游。守敬按：《通典》极力诋毁《水经》，并讥刺郦道元；《禹贡锥指》对此作了详细辨析，认为《水经》只说积石这一座山，文字错简在渤海之下、葱岭之上，是后人窜改的结果；郦注中正误补缺的地方很多。《禹贡锥指》的考辨可说精密周详，赵氏采纳了它，全氏也引用过它，已没有必要再作多余讨论。只是全氏并不深信错简说，而认为《水经》开头几句话完全引自《山经》，大概是先说明河水的源头，接着又说明葱岭以下的情况，因而把开头几句话看作注文。董佑诚又认为，这一段以前所说的是黄河的东源，下面从葱岭流出的水是黄河的西源，到了蒲昌海伏流后又重新出现，才成为东源。这些说法都不对。开头所引《山经》的内容与葱岭没有关系，怎么能把它们混在一起谈？全氏的说法尤其荒谬：先叙述后来重新出现的东源，再叙述最初流出的西源，绝没有这样的道理。董氏的说法更荒谬；两家都没有看清问题的关键。关键在哪里？就在《水经》所说的“五万里”。《水经》拘泥于“五万里”的说法，认为昆仑、渤海、积石山远在葱岭以北，所以后文接着说河水向南流入葱岭。郦道元也受“五万里”说的迷惑，所以只反驳积石山在蒲昌海上游这一点不合情理，对其他地方却一句也没有说。全氏、董氏的推测，都是主观臆说。

译校记。[一]“《昆仑记》”。按：“记”字，《大典》本、朱氏《笺》本以及全、赵、戴校本都作“说”。杨氏根据《尔雅疏》所引《昆仑山记》，订正为“记”。杨氏直接改动注文正文的大字，这是《疏》中的一项惯例，不像朱氏《笺》那样只保留存疑意见。其惯例使用“订”字。另有《疏》中举证说明应当是某字，却不改正文大字的情况，用来表示不轻易改字。[二]“上曰增城”。按：赵本、戴本作“层”，《大典》本也作“层”。戴氏常常依据《大典》本改动朱氏《笺》本，这就是一例。（“增”字现在已经据台北本改为“层”。） [三]“北至于河宗之邦，阳纡之山”。按：“北”字，沈炳巽本没有；全氏依据《穆天子传》原文，认为是衍字而删去，赵、戴二氏也采用这一做法。《大典》本有“北”字。杨氏认为《穆天子传》脱文，于是补入“北”字。校者按：根据《穆天子传》原文，既然说“于是计算西土的里数”，阳纡山直到河源都在西土。原文又说：“阳纡山，是河伯无夷所居之处，这就是河宗氏。”阳纡山就是河宗之邦。“从宗周的瀍水向西到河宗之邦阳纡山，共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山向西到西夏氏，二千五百里；从西夏氏到珠余氏以及河源，一千五百里。”所以郦道元总计说：“合计七千四百里。”其中不可能有“向北转行三千四百里”的意思，“北”字确是衍文，删去为宜，不必保存所谓脱字。《大典》本、朱氏《笺》本误增了这个字。[四]“《淮南子》称，高一万一千里一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按：《大典》本作“一万一千一百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与《释迦方志》所引《淮南子》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四步〕 [五]“而水最为大”。按：全氏校订时删去“而”字，戴氏也如此；全、戴本在上面有“五害之属”四字，赵氏删去。《疏》采用赵氏的本子，但没有说明理由。[六]“经流之大”。按：杨氏《疏》引用《经典释文》中崔氏本等异文，与本文没有关系。注文引用《庄子》“经流之大”，是承接上文所引《管子·度地》篇关于“经水、杖水、川水大小之别”的话，又用《秋水》篇的语句证明黄河是“经流之大”；杨氏《疏》认为这不太符合郦道元的原意。注文在这里以后，依次引用《孝经纬》的“水之伯”、《新论》的“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直到《白虎通》的“其德著大”，意思相同。“水最为大”就是说水有大小，而经水最大；黄河就是河流中最大的水。[七]“那木齐图乌兰木伦河”。据董氏《水经注图说残稿》卷一，下面抄本脱漏“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河”九字，现据此补入。[八]“西胡白玉山在流沙西，昆仑墟东”。据《海内东经》，在“东”字下面还有“南”字。[九]“禁民勿复引河之名矣”。按：“之名矣”三字，是抄书人因涉下文而误增的，应当删去。[一〇]“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杨氏《疏》引用《初学记》《太平御览》的引文，其中有“水下有声”三字，认为这里应当据此补入“声”字，但没有直接改动注文正文的大字。按：“听”是听声音的意思。冰层很厚时，这种动物善于听声，能够知道冰下有没有水声，现补入“声”字。[一一]“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按：今本《风俗通》“里”字作“俚”，“如”字作“奈”。[一二]“而郝懿行斥其谬”。按：见郝氏《山海经笺疏》卷十二。郝氏说：“地点应当在秦地。” [一三]“旧曰阿耨达”。按：“达”字下面脱漏“池”字，现订正补入。注文说：“阿耨达大山，山上有大水渊……就是昆仑山。”池在山上，所以山、池都得到这个名称，不能省略“池”字。下文说池“在香山以南、大雪山以北，周长八百里，岸边用金、银、琉璃、颇胝（即玻璃）装饰”。山怎么会有岸？有岸的是池。下文《疏》又说：“因为池在山上，所以也有阿耨达大山的名称。”熊氏也误解了这一点。“阿耨达”译为“无热恼”，山名是“无热恼大山”，池名是“无热恼池”，并不是“无热恼大山池”。现在订正补入“池”字，并删去本行“大山”二字。[一四]“大地菩萨”。按：日本《大正大藏经》作“八地”，不作“大地”。[一五]“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按：戴氏依据《穆天子传》原文增补，朱氏《笺》所依据的本子有脱误。戴氏校语中所谓“原书”，就是《大典》本《水经注》；所说的“近刻本”则指朱谋玮所据的本子，全书都以此为准。《大典》本作“天子升昆仑，封丰隆之葬”。《穆天子传》原文作“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丰□隆 之葬”。戴氏约略删去“之丘”和“以”字。[一六]“便到乌苌国”。戴氏校语说，近刻本作“苌”，改为“长”。按：《佛国记》作“苌”，《大典》本作“长”。注文引用法显，应当依《佛国记》作“苌”。“长”“苌”都是音译字，不能算讹字。戴氏拘泥于《大典》本，连不必改的地方也改了，正如黄太冲所说，是“罗列琐细而没有发挥”。（“苌”字现在已经据台北本改为“长”。） [一七]“龙王瞋怒”。按：《伽蓝记》和《大典》本都作“龙王”，现据此改正。[一八]“佛僧伽▯衣”。按：“衣”字是衍文，据《伽蓝记》删去。[一九]“年岁彪炳若新”。按：“年岁”下面抄漏“虽久”二字，现订正补入。[二〇]“以新劫贝”。按：“劫贝”就是“吉贝”，见第三四页。[二一]“释者佛弟子中”。按：根据《翻译名义集》卷二，原文作“若约事释者”等语。熊氏删略了原文，导致句读失当；“释者”二字不必引用，现在删去。（“释者”二字现在据台北本保留。）

译[二二]“竺芝《扶南记》”。按：杨氏《疏》引用《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八和卷七百九十，两处都引《竺芝扶南记》，这就是杨氏所说的“两次引用竺芝《扶南记》”。抄本脱漏了“七百八十八”中的“七百”以及“七百九十”六字，现据此补入。[二三]“扶南之西南有林杨国”。按：《太平御览》引《扶南土俗记》和《南州异物志》都作“林阳”。[二四]“城已倾颓”。按：“已”字下面抄漏“甚”字，应当补入。[二五]“维摩诘”。按：《大典》本、朱氏《笺》本以及全、赵、戴三本都脱漏“摩”字。《西域记》作“毗摩罗诘”，并说旧称“维摩诘”是讹误省略的写法，足以证明这里有“摩”字。杨氏校订补入，是正确的。[二六]“什曰维摩诘经一”。按：（“什曰维摩诘”一句的上面）抄本重复了七个字，属于衍文，应删去。[二七]“戴改二父王作父母”。按：《大典》本和黄省曾本都作“父母”。杨氏依据《佛国记》原文订正，仍作“二父王”，是正确的。戴氏大概依《大典》本改动，全氏、赵氏则依黄本。杨氏校订后在意义上更为妥当。[二八]“大垣内有宝阶”。据《大藏经》本，“宝阶”上有“三”字，现据此补入。[二九]“城南接恒水”。按：《佛国记》没有“南”字，疑为郦道元根据下文“恒水北岸”而增入。[三〇]“朱白作曰，各本同，戴删”。按：熊氏订正注文正文的大字作“白净”。《佛国记》作“白”，“曰”是传抄造成的讹字。戴氏不读佛教典籍，所以删去“曰”字；“净王宫”这样读，文意不通。熊氏的订正是正确的。[三一]“至地没羽”。按：宋藏本作“地”，大正藏本作“池”。[三二]“观耕田于此”。按：《西域记》原文作“于此习定而得离欲”，“于此”二字属于下句。杨氏引用时把它归入上句，文意顺畅，也说得通，但与原文的句读不同；因此有人讥讽杨氏不懂句读，未免过于苛刻。[三三]“自山北去”。按：朱本作“白山此去”，《笺》说：“这里应当作‘白’。”作“白”是对的，是误抄为“自”；“此”是“北”字的讹误，《疏》漏作说明。[三四]“然后寘墨”。按：原文有“为叶厚故也”五字，这里脱漏了；删省文字后反而使文意不清。[三五]“荒芜无人”。按：《大典》本、朱本正文脱漏“此中”二字，但《笺》说“此中无人洒扫”，也是引用《佛国记》的话。全氏、戴氏据此补入“此中”二字，并把“荒芜”改为“空荒”，赵氏也作同样改动。（“荒芜”现在已经据台北本改为“空荒”。） [三六]“禹葬山阴县”。按：原文作“禹葬会稽山阴”。[三七]“沈本东至五河合口”。“何焯校曰：沈本无合字”。按：应当是吴中沈氏本，原文为“东至五河合口”。（现在据台北本已经删去上面这段文字。） [三八]“塔北三四百步”。按：朱氏《笺》本和《大典》本脱漏了下面的“塔”字。赵氏说：“从文意看，应当重复一个‘塔’字。”全氏、戴氏也补入。（“四”字现在据台北本删去。） [三九]“戴以天为讹，改作夭”。按：《大典》本误抄作“夭”，戴氏拘泥于《大典》本而改动。[四〇]“玄应《对法论音义》”。按：应当是《摄大乘论音义》，熊氏没有仔细核查。[四一]“原本不误”。按：这里有四百二十字的错简，朱氏《笺》依据谢兆中的意见改正，谢氏依据宋本，全氏、赵氏沿用这一改法。戴氏校语只说“原本不误”；所谓原本就是《大典》本。所谓旧本就是黄省曾本。戴氏没有说明依据宋本，或许《大典》本本身也是抄自宋本。[四二]“金刚顶及毗卢遮那等经”。按：熊氏引用佛经二百四十七字，内容都是说明佛教徒威仪的深奥意义，涉及迷信和无稽之谈，对理解郦氏注文没有帮助。熊氏讥讽戴氏不读佛书、借此炫耀博学，这段内容可以从略。[四三]“东向而坐”。按：黄本、《大典》本都误作“西坐”，赵氏错误地沿用了它；全氏、戴氏作“而”。其实“东向西坐”也说不通，朱氏《笺》本没有错误。[四四]“朱试下增菩萨二字”。按：这是杨氏没有核查朱氏《笺》而造成的错误记录，朱氏《笺》本没有这两个字。全本、戴本有这两个字，赵氏依朱氏《笺》本。戴氏校语说：“考察近刻本，没有这两个字。”这里的“近刻”就是指朱氏《笺》本，其他地方也一样。《大典》本有这两个字，戴氏依《大典》本增入。（“朱试下增”现在已经据台北本改为“朱无”。） [四五]“瞻婆大国”。按：《大典》本“瞻”作“赡”，与《佛国记》相同。[四六]“《淮南》之书《墬形训》”。按：“《墬形训》”三字是《疏》的文字，依照惯例应当用小字排写，这里误抄作正文大字。[四七]“守敬按《淮南子》作凉”。按：朱氏《笺》中已经有这句话，应删去“守敬按”三字。（“《淮南子》”现在已经据台北本改为“原书”。） [四八]“玄圃之山”。按：沈炳巽说：《淮南子》作“玄圃”，应是“县圃”，没有“之山”二字。[四九]“守敬按不必增”。按：戴氏依据“调传”“泰传”而增补，不能说是不必增补。[五〇]“五龙降”。按：沈钦韩《疏证》说：“‘降’字疑当作‘陟’。”‘陟’是死亡、崩逝的意思。抄本下面有《竹书纪年》所说的“帝崩为陟”。[五一]“及帝之囿时”。按：沈本引用郭景纯《注》说：“主管九城的区域界限，以及天地苑囿的时节。”这里“囿时”的说法就是据此而来。熊氏的校语嫌过于简略，所以补充说明。又按：沈钦韩《疏证》说：“殿本作‘囿’是错误的（赵氏改作‘四时’），大概只是根据今本《山海经》来改动这里的文字。”实际上，郦氏注文所引用的文字与今本不同之处不止一处，殿本都擅自改窜，这是它的缺点。

译[五二]“儒墨之说孰使辨哉？”这句话借用了韩非《显学》的意思，等于说：谁能使人“判定儒家、墨家学说的真伪”呢？也就是判定它们究竟真实还是虚妄。《水经注疏》卷二 后魏郦道元撰写 宜都杨守敬纂辑疏证 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 “河水二”。赵云：凡是《水经》正文在各篇开头出现“某水”二字的，都是后人加上的。汉人撰写《水经》时，本来每条水道自成一篇，怎么会预先料到郦道元要为它作《注》，而在每卷交接处先加上这两个字来区别篇章呢？如果说郦注写成以后，用这两个字作为提起下文的标志，那还可以；但它们不是《水经》原有的文字。“又南”。朱氏本“又南”上面有“河水”二字。全云：按《水经》正文的惯例不再重复水名，而这里说“河水又向南流入葱岭”，是因为要叙述黄河重新出现的源头。赵氏也说：本卷开头列出“河水”二字，是说黄河源头再次出现。戴氏删去“河水”二字。会贞按：戴氏删去是对的。至于“入葱岭山”，守敬按：《山海经》《尔雅》《淮南子》都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汉书》则说黄河一支出自葱岭，一支出自于阗南山，没有说到昆仑。直到康泰、佛图调，才把阿耨达山［即今冈底斯山。］当作昆仑山。《凉土异物志》又把葱岭作为《禹记》所说的昆仑。用今天的水道来考察，葱岭和冈底斯山绵延数千里，那么把葱岭、于阗南山以及古代昆仑看作相近的山地，意思也不算相差太远。但撰写《水经》的人受到昆仑距崧高五万里说法的迷惑，便把昆仑放在葱岭上游，却不知道葱岭、于阗以西的水都向西流，怎么会有向南流入葱岭的水呢？郦道元又受东方朔、《淮南子》以及这段《水经》文字的影响，所以杂引各书，弄得错综迷离，彼此不能统一。郦道元又把葱岭、于阗以西向西流的水也看作黄河源头，用来附会《水经》的文字。总的原因是，当时魏朝虽然已经同西域通使朝贡，但西域尚未纳入版图，所以无法明确考证。又说“从葱岭流出后向东北流”，朱氏本没有这九个字，赵氏本也没有。戴氏补入，并说：《通典》引用《水经》时有这段文字，大概唐代以后才脱漏。会贞按：《水经》下文说其中一条源头出于阗国南山，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正好紧承这句话。葱岭河从葱岭向东北流，于阗河向北流，才能与它汇合。如果没有这句话，葱岭河还没有流出葱岭，于阗河向北流怎么能与它汇合呢？戴氏补入是正确的。黄河重新出现的源头有三个，不只是两个。朱氏本作“惟”，全氏校改为“唯”，戴、赵二氏也改作“唯”。守敬按：所谓两个源头，指《水经》正文中的葱岭河和于阗河。郦道元又把从葱岭向西流的水算作黄河的一个源头，所以说重新出现的源头有三个。一条源头向西流出捐毒国。朱氏本“捐”字误作“身”，并说：《禹贡锥指》认为“身毒”应作“捐毒”。《汉书》说，捐毒国国王驻在衍敦谷，向东到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到疏勒，南面与葱岭相接；向西登上葱岭，就是休循国；向西北到大宛一千零三十里，北面与乌孙相接。前代儒者认为捐毒就是身毒，这是不对的。张骞说，身毒国在大夏东南，约有数千里，离蜀地不远。大夏就是大月氏所居之地；现在的捐毒在大月氏东北，向西距休循二百多里，难道会是身毒吗？郦道元大概沿袭了这个错误。戴氏本和柳佥本都作“捐”，可见《注》本原来作“捐”。胡氏因为讹误文字而归罪郦道元，是冤枉他的。王先谦《汉书补注》说，《后汉书》中没有捐毒。李光廷《西域图考》认为其地在今巴尔珲山以南，属于萨尔巴噶什布鲁特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三十里〕 “葱岭之上，向西距休循二百多里”。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捐毒国向西登上葱岭，就是休循国。休循国条下又说，向东到捐毒国的衍敦谷二百六十里。对照来看，就是捐毒向西到休循二百多里。所以郦氏依据休循国条的文字来解释捐毒国，只把“至”改成了“去”。考察《西域传》，凡是说东西南北距离某地多少里的，［只有鄯善国说“向西北距都护治所一千七百八十五里”；这里的“去”是“至”的误字。］其中的东西南北，都是以所说的那个地方为基准，表示到那个方向的某处有多少里。郦注叙述西域各国时，把“至”改成“去”，但东西南北的方向仍以所说的那个地方为基准。后文引用应劭的话，说析支向东距河关一千多里，以及浇河城向东北距西平二百二十里、黄河城向西北距西平二百一十七里之类，也是这样。《元和郡县图志》则有“至”和“去”两种例子。凡说东西南北到某处多少里的，东西南北也是以所说的那个地方为基准。例如说京兆府向东到东都八百三十五里，向东南到商州二百六十里，就是这种情况。凡说东西南北距某处多少里的，东西南北则以本地为基准。例如渭水在万年县北面，就说“渭水向北距县五十里”；渭水在咸阳县南面，就说“渭水向南距县三里”。《太平寰宇记》凡说“至”或“去”也是同样的规律。［一］阅读这些书时，应当分别考察，不能一概用郦注的规律来解释。［孙星衍校刻《元和郡县图志》，却不知道其中的例子，所以把“万年县渭水北去县五十里”改成“在县北五十里”。］又按：班固记载西域各国时，都详细说明从某个方向到某国的里数，也详细说明某方向与某国相接；郦道元则节略引用这些内容。这里叙述捐毒向西到休循的里数，接着叙述罽宾，大体上是根据黄河水流经过各国的先后，说明这些国家彼此接壤的关系。后文也有许多类似情况。“都是原来的塞种。”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捐毒国本来是塞种，休循国本来也是原来的塞种。所以郦道元把两国合说为“都是原来的塞种”。颜师古说，塞种就是所谓释种，只是语言有轻重不同。徐松《西域传补注》说，颜师古《张骞传注》认为，“塞”是西域国名，就是《佛经》所说的释种；“塞”“释”读音相近，本来是同一个姓。按：梁代荀济《论佛道表》说，《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塞种，本是允姓之戎，世代居住在敦煌，后来被月氏驱逐，于是逃往葱岭以南。又说悬度、贤豆、身毒、天毒等名称，都是讹误转写，把塞种说成释种；这种说法与颜师古不同。但考察《牟子书》说，汉明帝时，夜里梦见一个神人，身上有太阳般的光。第二天明帝广泛询问群臣，博学通达的傅毅回答说：“臣听说天竺有得道之人，称为佛，身体轻盈能够飞行，身上有日光，大概就是梦中的神灵。”于是派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前往大月氏国，抄取佛经四

译十二部，收藏在兰台石室。这说明释氏的教法确实出自大月氏。大月氏国就是塞王过去的土地。《元和姓纂》也说，塞姓是天竺胡人的释氏后裔，也就是释种。捐毒国南面与葱岭相连。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捐毒国南面与葱岭相接。徐松说，葱岭没有所谓南面；捐毒居于葱岭之中，大概靠近北部。葱岭高达千里。会贞按：《释迦方志》说，葱岭高一千多里。《太平御览》卷五十引《西域诸国志》说，登葱岭走十二天可以到达山顶。《西河旧事》。会贞按：《新唐志》的地理类中有《西河旧事》一卷。书中说：“葱岭在敦煌以西八千里，山势高大，山上生长葱，所以称为葱岭。”会贞按：《后汉书·班超传注》大略引用了《西河旧事》的文字。《唐西域记》说，葱岭位于赡部洲中部，南面连接大雪山，北面到热海千泉，西面到活国，东面到乌锻国，东西南北各有数千里；山崖重叠数百层，幽谷险峻，地上多生葱，所以叫葱岭。黄河源头潜藏着从葱岭发出，分成两条水流。董佑诚说：葱岭就是天山西南部的主干。《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南山、北山，都是葱岭分出的山脉。现在从西布鲁特部落西南起，直到喀什噶尔以西、叶尔羌西南的博洛尔拔达克山以及鄂克善各部落，都在葱岭之间。捐毒国应当在今天的西布鲁特地区。《注》说黄河水潜藏着从葱岭发出，分成两条水流，大概是说东西两个源头都出自葱岭，并不一定是说同一条水向东西分流。《注》引用《凉土异物志》说：“葱岭的水分向东西两方流，向西流入大海的，向东流的成为黄河源头。”这句话简明而概括。现在葱岭西部边界的水在山岭间曲折流动，汇成图斯库尔和伊西洱库尔；它们西北方向流入达里冈阿鄂谟。但其路程较近，又与下文所说经过安息流入西海的文字不合。因此，《注》所说葱岭向西流的一条水，应当指拔达克山以南的水；它向西北流到布哈尔部落，注入腾吉斯鄂谟，也发源于葱岭，只是相隔南北较远。大概向西流的水，是流入安息以西的大海的水，本来不是黄河源头。郦道元只是因为都与葱岭有关，才把它附带列入，和上文《注》叙述新头河、恒河的情况正相同。现在西布鲁特西南面直接连接葱岭，东面的山叫伊斯克里克，水叫赫色尔；西面的山叫吉布察 克，水叫哈喇库尔。两条水向南流，汇聚成哈拉库尔。“库尔”在回鹘语中是池的意思。向东流出的是喀什噶尔达里雅；回鹘语把大河叫作“达里雅”，这就是葱岭的河源。一条水向西流经休循国南面。守敬按：徐松说，《后汉纪》作“休修”。王先谦说：考察“修循”一名，《后汉书》以后不见记载。《西域图考》说，休循国在今那林河以南，喀尔提锦布鲁特境内。在葱岭以西。守敬按：《汉书·西域传》休循国条下有这段文字。郭义恭《广志》说：“休循国居于葱岭，山上多生大葱。”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七引《广志》相同；又卷五十引说：“葱岭的山岭上生长葱，比普通的葱茂盛。”又一条水向西流经难兜国北面。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以后，史书不再见到难兜国。《西域图考》说，该国在葱岭以西，即今巴达克山部西境。北面接休循国，向西南距罽宾国三百四十里。罽宾国详见下文。守敬按：这两句是《汉书·西域传》的文字，“四十”原作“三十”。黄河又向西流经罽宾国北面。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考察《注》叙述葱岭的水分向东西两方流，先记载葱岭分出的源流；向西流经休循、难兜、罽宾、月氏、安息而注入雷翥海的水，不能与《经》文混淆错乱，赵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德若传》下说，从皮山向西南经过乌秅，渡过悬度，经过罽宾。《魏志注》说，三国时期罽宾属于大月氏。后魏、唐代仍称罽宾，隋代称漕国。又《唐书·个失密传》说，个失密有时称迦释弥逻。《西域记》称迦湿弥逻，旧称罽宾，也可能是当时分成了两个国家。徐松说，罽宾在葱岭以南。《西域图考》说，在今阿富汗境内。月氏被击败后，向西统治大夏；塞王向南统治罽宾。朱氏本脱去“西君大夏”四字，全、赵、戴三本也相同。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过去匈奴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向西统治大夏，塞王向南统治罽宾。郦道元虽然节略抄录了这段话，但“月氏之破”下面应有“西君大夏”一句，意思才清楚，现在补入。夏氏国。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三引作“修鲜”。王先谦依据《唐书·罽宾传》和《册府元龟》都作“修鲜”，认为作“修鲜”是正确的。《后魏书》说，罽宾国都在善见城。《隋书》说，都城方圆四里。土地平坦安和，各种物产无不具备。金银珍宝、奇异牲畜和珍奇物产，超过中原的大国。山势险峻，有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还有赤土身热阪。守敬按：［二］《通典》说，头痛山在渴盘陀国西南；又引用宋膺《异物志》说，大头痛山、小头痛山都在渠搜以东、疏勒以西。经过这些山的人会身体发热、头痛，夏天不能通行，走过去就会死亡，只有冬天可以通行，但仍会呕吐。山中有毒药，是毒气造成的；到了冬天毒气才枯竭消散，所以才可以通行。人和牲畜都一样。守敬按：这是节略抄录《汉书·西域传》的文字。

译黄河又向西流经月氏国南面。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赵二氏也如此。守敬按：王先谦说，《海内东经》见“月支国”，就是月氏。《逸周书·伊尹朝献》说，正北方有月氏。《后汉书》有月氏传，说从莎车向西经过蒲犁、无雷到大月氏。三国、后魏时期仍称月氏。魏源《海国图志》说，大月氏今为爱乌罕、布哈尔两国，分占其土地。都城在监氏城。会贞按：《史记·大宛传》说，大月氏居住在妫水以北，其南面就是大夏；又说，大月氏攻打大夏并使其臣服，于是定都妫水以北，把那里作为王庭；还说大夏在妫水以南，其都城叫蓝市城。《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国国王驻在循鲜城。过去匈奴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向西统治大夏，塞王向南统治罽宾；大月氏国都在监氏城。综合这些记载来看，大夏原来定都妫水以南的蓝市城；月氏击败大夏后，大夏王另居罽宾，月氏则居住在妫水以北，所以月氏和大夏不是同一座城。《史记》说大夏都城是蓝市，《汉书》说月氏治所是监氏，《后汉书》作蓝氏。徐松认为蓝市城就是监氏城，虽然有道理，但仍没有解释妫水南北的区别。我私下认为，大夏居住在妫水以南的蓝市城，月氏迁到妫水以北，仍然沿用原来的国号。这就像楼兰以扞泥城为治所，汉朝另立国王、改称鄯善后，改以伊循城为治所，而《北史》却说鄯善都城在扞泥城一样。月氏的风俗与安息相同。匈奴冒顿单于。守敬按：《汉书》说，月氏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到了冒顿单于时，郦氏删去了月氏原来的城邑，所以下文说经过大宛便没有来由。“匈奴”上面应补“本居敦煌、祁连间”七字。冒顿单于攻破月氏，杀死月氏王，把他的头颅做成饮酒器，月氏国于是分裂。月氏向西远远超过大宛。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大宛北面与康居相接，南面与大月氏相接。后魏时称洛那，隋、唐时称石国。《西域图考》说，从疏勒向西，出了葱岭就是大宛、月氏；大宛在北面，今霍罕国的八座城都在其境内。王先谦说，就是今天的敖罕地区。其西北边境还包括今天布哈尔的土地，见《四裔考》和《海国图志》。敖罕近来被布哈尔吞并。大月氏向西居于大夏。其余不能迁徙的小部众，共同保聚在南山羌人之中，号称小月氏。守敬按：月氏国条下的文字见《汉书·西域传》。小月氏的情况详见本篇下卷，因此有大月氏、小月氏的名称。黄河又向西流经安息国南面。朱氏本把这七个字误作“《经》”，并脱去“国”字；戴氏改为“《注》”，补入“国”字，全、赵二氏也如此。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有安息传；后魏、周、隋、唐的纪、传中也有记载。后魏时称忸密，隋代称安国。《唐书》又称安国为布豁、捕喝。《西域记》称喝捍国为东安，捕喝国为中安，伐地国为西安。《西域图考》说，在今天波斯国北部八部的境内。城池濒临妫水。守敬按：徐松说，这就是《水经注》中发源于身毒的那条河。《通考》说，今天称为乌浒河。《西域图考》说，今天称为阿母河。唐代的乌浒河也叫缚刍河。安息国土地方数千里，是最大的国家。境内有商人驾车、乘船往来于邻国之间；书写文字横向排列在革上。朱氏《笺》说：《前汉书》作“书革旁行”。赵云：这里误引《汉书》，《史记》作“画”字。会 贞按：《御览》卷七百九十三引《汉书》作“画革”，与这里相同。“为书记也”这一句。守敬按：安息国这一条，出自《汉书·西域传》。颜师古说：如今西方的胡国以及南方林邑之类，文字都是横向书写，不是直行向下书写。徐松说：《法苑珠林》记载，创制文字共有三人：长者名梵，他的文字向右书写；次者名佉卢，他的文字向左书写；年少者名仓颉，他的文字向下书写。朱《笺》说：元本“也”字下面，接有“须菩提至俗与子合同”四百零三字，这是错简，现今在后文改正：又向西经过陀卫国。注文“或云悬”以下有缺文。河水和蜺罗跂禘水共同流入雷翥海。朱氏说：这十三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戴氏说：现在考察注文，关于葱岭以西向西流的水，叙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的改动。董佑诚说：葱岭以西的水都向西流，不是中国河流的源头。注文因谈到葱岭的源头，便把它们类推叙述，所以也称作河水。如今葱岭向西流的水盘曲于山中；其中向西北流入达里冈阿鄂谟的水，河道较近，与“安息国水流入海”的记载不合。现在巴达克山部落以南，有一条水源出自雅布塔尔，向西流，东南方向汇合厄尔古的一条支流；又向西流，东南方向汇合达里木的一条支流。这些水都出自西南面的葱岭。三水汇合后向西流，经科克伦回部以南；又向西经过瞻伊斯巴尔回城以南；又向西经过哈扎尔巴什红帽回部以南，向南汇合一条水；向西北流，又向南汇合一条大水；又向西北经过布哈尔部落西南；再向北流入腾吉斯鄂谟，与向北注入、向西流的河水较为相合。腾吉斯鄂谟周围有数千里，疑即所谓雷翥海。《唐书·突厥传》说，西突厥向西到达雷翥海，大概当时突厥的西部边界就到这里。《汉书·西域传》说，捐毒向西上行到葱岭，就是休循；难兜向西到无雷，北面与休循相接，西面与大月氏相接；罽宾东北到难兜，西北与大月氏相接；大月氏向西到安息，南面与罽宾相接；安息北面与康居相接。再用这篇注文来考证，那么今天的巴达克山，休循是其北部边界，难兜是其南部边界；痕都斯坦的北部边界是罽宾，科克伦诸部落是大月氏，布哈尔诸部落是安息。《西域传》说，大月氏都城在妫水以北，安息也靠近妫水。妫水难道就是葱岭向西流的水吗？释氏《西域记》说：蜺罗跂禘水，源出阿耨达山以北，向西流经于阗国。朱氏说：“西”字原在“之北”二字上面，赵氏同；“西”字下面旁注有一句。

译这几个字引全氏说：“之北”犹如说“如北”，如戴氏把“西”字移到“径”字上面。《汉书·西域传》在于阗国条下说：于阗以西，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戴氏把“以”改作“之”，删去“于”字。守敬按：戴氏依据《汉书》，但凡是引用书籍，不一定要完全同原文。又向西经过四大塔的北面。朱氏说：这七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考察注文，其中叙述葱岭向西流的水，因而连带叙及蜺罗跂禘水，经过于阗、四大塔、陀卫、安息，共同流入雷翥海，也不能同《经》文混淆。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改动。释法显所说的糺尸罗国，朱氏把“糺”误作“竺剎”，赵氏根据黄本改正，戴氏作“糺”。守敬按：《佛国记》说，从犍陀卫国向东走七天，有一个国家名叫竺剎尸罗；《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糺尸罗”，直到全本作“剎尸国”，却没有依据。汉语说就是“截头”。佛在做菩萨时曾把头施给别人，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进入干陀罗国境后向西走五天，到达如来舍头施人的地方，有塔寺，所以这个国家因此得名。国都东面有投身喂饿虎的地方，也都建有塔。赵氏把“饲”作“餧”，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饲”。《佛国记》说，从竺剎尸罗国向东走两天，到达投身喂饿虎的地方。又《伽蓝记》说，离乌场国城东南，翻山行走八天，到达如来苦行投身饿虎的地方。高山高耸，险峻的山峰直入云端；嘉禾和灵芝丛生其上。林木泉水婉约秀丽，花朵的色彩耀眼。又向西经过犍陀卫国北面。朱氏说：这句话误作《经》，脱去“犍”字。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相同。赵氏根据《法显传》校补“犍”字，全氏相同，戴氏也补入“犍”字。会贞按：《佛国记》说，从乌苌国向南到宿呵多国，又向东走五天到犍陀卫国。《北史》作干陀国，说在乌苌国西面。《伽蓝记》作干陀罗。《唐西域记》作犍驮逻。《唐书·天竺传》作干陀卫。这里是阿育王的儿子法益所治理的城邑。佛在做菩萨时，也曾在这个国家把眼睛施给别人，那里也建有大塔。会贞按：《佛国记》说“犍陀卫国，是阿育王子法益……”这一段，全本把它当作正文。又《伽蓝记》说，从辛头河向西走三天，到佛沙伏城；再向西走一天，到如来挑眼施人的地方，也有塔寺。又有弗楼沙国。朱氏把“弗”作“佛”，下文同；赵氏根据《法显传》改正，戴氏也改正。会贞按：《佛国记》说，从犍陀卫国向南走四天，到弗楼沙国。天帝释变成牧牛的小孩，聚土堆成佛塔，法王于是把它扩建成大塔，这就是所谓四大塔。会贞按：《佛国记》叙述四大塔时，列有犍陀卫的塔、竺剎尸罗的塔，以及该国东面的塔，另外还有宿呵多的塔，却没有列弗楼沙的塔；这里是参照其他说法补入的。《法显传》说：国中有佛［缺字］，月氏王大举兵众前来攻伐这个国家，想把它拿走，放在大象背上，大象不能前进；又制作四轮车装载它，八头大象共同牵引，仍然不能前进。国王知道时机还没有到，于是建塔，把它留下来供养。佛［缺字］容量二斗，颜色杂而以黑色为多，四边界限分明，厚约二分，非常光泽。穷人只投进少量花便装满，富人拿许多花来供养，即使正好有一百千万斛，最终也不能装满。朱氏把“花”作“华”，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佛图调曰：朱本没有“调”字，赵氏、戴氏补入。守敬按：大概就是依据本篇上卷。佛［缺字］是青玉，容量大约三斗，那个国家把它视为珍宝。供养时，如果愿望是整天投放香花而不装满，就会像所说的那样；如果愿望是投一把花便装满，也会立即如愿。守敬按：《类聚》卷七十三引《西域诸国志》说，佛［缺字］在干陀越国，是青玉制成，等等；这就是这里所引佛图调的话，那么佛图调所著书名应是《西域诸国志》。又按道士竺法维所说：佛［缺字］在大月支国，建有浮图，高三十丈，共七层，佛［缺字］在第二层，用金线交络、锁链悬挂。戴氏把“鏁”作“锁”。这是青石制成的。会贞按：《类聚》卷七十三引支僧载《外国事》。佛［缺字］在大月氏国，建有浮图，高四［原文疑当有“十”字］丈，共七层；四面墙内都有金银佛像，佛像全都和真人一样高。佛［缺字］在中央，位于第二层；上面用金线交络、炼索悬挂。佛［缺字］是石头制成，颜色青绿。它同这里所引法维的说法，可以互相参照，比较异同。有人说：悬［缺字］在空中。戴氏说：按“为书记也”中的“为”字起，到这句话“虚”字为止，近刻本误排在后面的“俗与子合同”之下、“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之前。会贞按：戴氏所说的错误，就是前面朱《笺》所说的错简。只是朱氏从“空”字以下来说，戴氏从“虚”字以上来说，所指不同罢了。“为书记也”中的“为”字起，疑心应是“为书记也”以下以“河”字起头的文字误置。须菩提把佛［缺字］放在金制的几案上。朱氏把“机”作“杌”；赵氏改正并说：《瑞应本起经》说，梵王、释王在下侍奉，四天王接住菩萨身体，把他放在金几案上。“杌”应当作“机”，全氏、戴氏相同改正。佛的一只脚印同佛［缺字］一起在一处。国王和臣民全都拿梵香、七宝、璧玉来供养佛塔和脚印。佛牙、袈裟［原文“四”字疑有误］、顶相舍利。朱氏把“裟”作“娑”。赵氏改正并说：“袈娑”的“娑”都应从“衣”旁，不应从“女”旁。《广韵》说，袈裟是胡人的衣服。下文“佛袈娑王城”也有同样的错误。戴氏也改正。会贞按：黄本作“裟”。玄应《四分律音义》说，袈裟，《韵集》注音为“加沙”，这个字本来从“毛”旁写作［字形缺失］。葛洪所著《字苑》才开始改为从“衣”旁。外国通常称作袈裟，有时称作缁衣。这些佛物都在弗楼沙国。释氏《西域记》说：犍陀越王城西北。朱氏把“犍”误作“捷”，下文相同；赵氏根据何焯本校改为“犍”，戴氏作“犍”。守敬按：上卷的迦维罗卫又作迦维罗越，那么这里的犍陀越和上文的犍陀卫，也就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称呼。《道行般若经》作干陁越。有［缺字］吐罗越城。守敬按：《唐西域记》卷三说，乌仗那国瞢揭厘城东北，翻越山岭、渡过山谷，逆着信度河向上行走一千多里，到达达丽罗川；从这里向东走五百多里，到［缺字］露罗国，在北印度境内，位于大雪山之间。大概就是［缺字］吐罗越。佛袈裟王城。东面有寺。反复沿着川水向西北走十里，有河，河中有步罗龙渊。

译守敬按：《唐西域记》卷三说，乌仗那国瞢揭厘城东北行二百五六十里，进入大山，到达阿波逻罗龙泉，这就是苏婆伐窣堵河的源头。这条龙在迦叶波佛时代生为人身，名叫殑祇，深通咒术，能够禁制恶龙，不让它暴雨成灾，国人依赖他，因此积蓄了多余粮食。每家纳一斗粮供给他，有人还拖欠赋税。殑祇心怀愤怒，发愿转生为毒龙，任意降下暴风雨，损害庄稼。他死后成为这个池中的龙。泉水流出白水，损伤土地的出产。释迦如来降临此地，想教化这条暴龙，手持金刚杵击打山崖，龙王震惊恐惧，于是出来皈依。龙说：“愿意每十二年收获一次粮食储存。”所以如今每十二年遭遇一次白水灾害。佛到龙渊上方洗涤衣服的地方。朱氏在“到”字下面脱去“渊”字，全氏校补，赵氏、戴氏相同补入。守敬按：《唐西域记》卷三说，阿波逻罗龙泉西南三十多里，又顺流而下三十多里，到如来洗衣石，袈裟的纹理清晰可见，仿佛雕刻而成。根据这段记载，洗衣处距离龙渊数十里，与这里不同；洗衣石还存在。它的水流到安息，注入雷翥海。戴氏说：按注文在这里叙述蜺罗跂禘水流到尽头。董佑诚说：葱岭向西流的水，向南汇合两条水流；它们的源头出自和斯替恒占等部落，都不经过于阗。于阗西南两面有葱岭环绕，也没有向西流的水。蜺罗跂褅水已经没有可以指证的地方。自新头河以下，地处荒远，传记记载简略，只有佛教典籍可以参考，但不能作为可靠依据，现在一并存疑。又说：犍陀越以西，西海中有安息国。竺芝《扶南记》说：朱氏把“芝”作“枝”，戴氏相同，赵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芝”，“芝”字是对的。相关说明见上卷。安息国距离私诃条国二万里。守敬按：私诃条详见上卷。这个国家土地濒临海边，就是《汉书》所说的安息国。朱氏在“安息”上有“天竺”二字，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注文叙述安息，与天竺没有关系。安息靠近西海，天竺不靠近西海；同上文也不相应，而且《汉书·西域传》并没有天竺国。因此“天竺”二字无疑是衍文，现删去。户数接近一百万，是最大的国家。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地方数千里，是最大的国家。没有“户近百万”这几个字。《后汉［下文缺失］ 书》说，户口和可供征发的士兵都很多，是最为富盛的国家。《汉书·西域传》又说：犁靬、条支濒临西海。戴氏把“犂”改作“梨”。守敬按：《汉书》原本作“犂靬”。《张骞传》又作“牦靬”，《史记》作“黎靬”，《后汉书》作“犁鞬”，都是形声相近而出现的异写。《汉书》说，乌弋山离国西面与犂靬、条支相接。行走大约一百多天，才到条支；这个国家濒临西海。下文说当地炎热潮湿、种植水稻，以及往往有小国君长而臣属于安息，这些都是叙述条支的事情。《汉书》所说濒临西海的，只是指条支一个国家。郦道元把上文的“犂靬”二字连同加在条支上面，这是笔误。长老相传，条支有弱水和西王母，但也没有人亲眼见过。从条支乘船向西航行，大约一百多天，就接近太阳落下的地方。朱《笺》说：古本作“西行可月余日，近可十日，日所入也”。赵氏说：按所谓古本就是黄本。这篇注文原文校对《汉书·西域传》时完全没有错乱，没有理由反而引用后人的错误本子来改动古书；凡遇到这种情况，都不采用。会贞按：《后汉书》引用班固文字，作“西行二百余日”。王先谦认为“可”字是“二”字的讹误，但这里同班固所引文字相同，疑心是范晔《后汉书》讹误。也可能是河水通向西海。会贞按：这里应当承接上面《汉书》所说“于阗以西，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的话。所以《凉土异物志》——会贞按：《隋书·经籍志》载《凉州异物志》一卷，《新唐书·艺文志》载二卷，都没有注明作者姓名——说：葱岭的水分向东西两方，向西流入大海，向东流的就是河水的源头；这就是《禹记》所说的昆仑。守敬按：《史记·大宛传》说，太史公说《禹本纪》记载黄河出自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多里，日月运行到那里便相互遮蔽而显出光明。根据下文说张骞探寻河源，认为河源到这里便已到达，却没有到昆仑，那么郦道元并不把葱岭当作昆仑，怎么能说它就是《禹记》所说的昆仑呢？“《禹记》”上面应当脱去“非”字。张骞出使大宛而探寻河源。守敬按：《史记·大宛传》说，张骞死后，汉朝使者探寻河源；《汉书·张骞传》相同。因此马融、班固的论赞也都说，自张骞出使大夏以后，才探寻河源。这里把探寻河源归给张骞，是删节造成的错误。这里写作“使大宛”而感到不同，是因为张骞［下文缺失］ 也到过大宛，所以通称为“张骞出使大宛”并无妨碍。说“河源到达这里却没有到昆仑”的文字，戴氏删去“者”字。也［原文语序残缺］ 河水从葱岭分出源流，向东经过伽含罗国。戴氏把“伽”改作“迦”。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喀什噶尔极西的葱岭中。《大唐西域记》称，朅盘陀国大厓东北，到奔攘舍罗葱岭东冈，位于四山之间。商旅往来，都从这里向东下葱岭。《唐志》说，疏勒西南有葱岭守捉，就是故羯盘陀国。羯盘陀国大概是今叶尔羌所属喀尔楚以西的地方。河源所在的哈拉库尔，正好在它北面。注文引用释氏《西域记》，称这里为万国交通的要道，大概商旅由此向东下葱岭。奔攘舍罗，大概就是迦舍罗。释氏《西域记》说：有一个国家名叫伽舍罗逝，这个国家地域狭小，却是各国交通的要道，没有不经过这里的。城南有一条水，向东北流出罗逝西山；这座山就是葱岭。水流经过岐沙谷，出了山谷后分成两条水。董佑诚说：考察今天的哈拉库尔水向东流，经喀什噶尔南面，成为喀什噶尔河，就是注文所说的北河；那条从叶尔羌西南绕过城池的水，是叶尔羌河，就是注文所说的南河。两水源头不同，而注文却说是一条水分流而成，与今天的水道不合。

译现在从喀什噶尔向西南延伸到英吉沙尔，再向西南延伸到叶尔羌西南的山，在回鹘语中称为“塔尔塔什达巴罕”，就是古代的葱岭。岐沙谷大概就在今天喀什噶尔以西的葱岭之中；从这里向东，出了山就是平地。英吉沙尔的居民大多引水渠灌溉田地，也可能原来有一条水流沿山向东南流下，与叶尔羌河相通，后来又淤塞，成为一条向东流的水。它流经无雷国北面。董佑诚说：这就是南河。《汉书·西域传》说，无雷南面到蒲犁、乌秅，北面与捐毒相接，大概位于葱岭之上。该传在难兜国条下说西到无雷，这是“西”字的错误；无雷应当在今天西布鲁特部落以南、博罗尔部落以北，即喀什噶尔西部一带。分流出来的水，大概就是沿山向东南流，经其北面的那一支。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难兜向西到无雷三百四十里。董氏知道“西”是错误，却没有明说。现在 对照《西域传》核查，就知道这是“东”字的错误。证据有几条：无雷向东北到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难兜向东北到都护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因此无雷在难兜以东，这是第一条证据。无雷南面与乌秅相接，难兜西南到罽宾；考察可知，乌秅西面与难兜相接，罽宾东北到难兜，因此无雷在难兜以东，这是第二条证据。无雷北面与捐毒相接，难兜北面与休循相接；考察可知，捐毒向西上葱岭就是休循，因此无雷在难兜以东，这是第三条证据。徐松不知道“西”是“东”字的错误，所以说无雷以东是难兜、乌秅，越过难兜才与无雷相接，又说无雷北面有大月氏境地，错误接连出现。《西域图考》说，无雷就是今天噶勒察回部的八达克山部东北境。治所在卢城。守敬按：《汉书·西域传》作“卢城”，相同。王念孙说，原文应是“无雷国王治无雷城”，就像且末国王治所在且末城、精绝国王治所在精绝城一样。隶书的“卢”字写作●，其上半部与“雷”字相似，所以把“雷”误写成“卢”，又脱去了“无”字。《太平御览》四夷部十八引《汉书》，正作“无雷城”。这样看来，这条注文写作“卢城”，是后人根据错误版本的《汉书》改成的。当地习俗与西夜、子合相同。朱氏说，“其”字错误地写在“俗与”二字下面；《笺》说：应当作“其俗与西夜”。守敬按：《汉书·西域传》无雷国条下的原文没有“西夜”二字。又据该传，西夜国王称为子合王。《后汉书》分列西夜、子合两个国家，纠正了前书把西夜、子合误作一国的错误。《西域图考》说，西夜在皮山以西，即今天干竺特以西的地区；子合在西夜以西，即今天噶勒察回部博洛尔部以南的地区。水又向东流，经过依耐国北面。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说，依耐国北面到疏勒。这条注文所说的依耐国在无雷以东、蒲犁以西，应当位于今天英吉沙尔南界一带。《西域图考》说，在今天簿洛尔的北境。距离无雷五百四十里，习俗与子合相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又东”二字下朱氏有“流”字，赵氏同，戴氏删去。守敬按：黄本没有“流”字。水又经过蒲犁国北面。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说，蒲犁东面到莎车，北面到疏勒；以这条注文相互印证，蒲犁应在今天英吉沙尔与叶尔羌之间。分流出来的水，应当从这里向东流到叶尔羌，与叶尔羌河汇合。现在叶尔羌河从叶尔羌西南的边境外曲折向东北流，经拉虎尔、克什米尔等部落，在左边汇入米勒台玉山之水。一条水流向东北，又分成两支，环绕叶尔羌城向东流，之后再次汇合。回鹘语称为“叶尔羌谔斯腾”；“谔斯腾”翻译过来就是“疏浚而成的河”。从这里以下，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南河了。守敬按：王先谦说，莎车国向西经过蒲犁，汉代以后无从考察。《西域图考》说，蒲犁在今天干竺特部北境。治所在蒲犁城。守敬按：徐松说，大概也是葱岭中的山谷。向北距离疏勒五百五十里，习俗与子合相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河水又向东流，经过皮山国北面。朱氏认为，这九个字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并说：考察注文，葱岭河在岐沙谷分成两支，这里先叙述南河，经过无雷、依耐、蒲犁、皮山，向东与于阗河汇合，不应与《水经》正文混淆。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的改动。现在改正。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称皮山为于阗所统辖，后来又重新设置，也见于《于窴传》《德若传》下。《后魏书》作“蒲山”，属于于阗。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称，皮山西南到乌秅，南面与天竺相接，北面到姑墨一千四百五十里。《唐志》说，于阗西南三百八十里有皮山城。应当在今天叶尔羌东南、和阗以西。治所在皮山城，向西北距离莎车三百八十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朱氏《笺》说，考察宋本，下文“其一源接此八十里”在此之后。赵氏说，《禹贡锥指》认为，从罽宾到陀卫，都是向西流入西海的水。《水经》是拙劣之人所作，叙述提纲不清，幸亏有郦道元的注文加以阐发说明，人们才知道葱岭之河向东西分流。否则，就好像河水从葱岭向西流到陀卫，之后又向东流返回葱岭，实在令人困惑不解。一清按：《水经》世代流传，存在脱漏和错误，而且《经》文与《注》文相互混杂，这一篇尤其严重。一经改正，眼界顿时开阔，才觉得东樵的说法仍然对前人过于冒失。其中一条源流发源于于阗国南山，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戴氏根据《通典》，在“河上”增加“所出”二字，在“东”字上增加“又”字。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河水有两条源头，一条出自葱岭山上，一条出自于阗。于阗在南山之下，其河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这是依照《汉书》原文，并没有脱漏。“即《经》所谓北注葱岭河也”，是对《水经》中“葱岭河”一句的正释。戴氏根据《通典》增字，是不对的。《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元年注文引《水经》，没有“所出”二字和“又”字，可以证明这一点。

译河水又向东流，与于阗河汇合。朱氏认为，这九个字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笺》说：谢兆申认为，从“其一源”以下到“与于阗河合”的三十个字，疑为注文。考察《玉海》所引《水经》，从“其一源”以下到“蒲昌海”都是《水经》正文，“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则是注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相同。赵氏说：考察《玉海》的引文，确实如此，谢氏的说法不对。从这里以下到“又东入塞”以上，只有“其一源”至“东注蒲昌海”二十一字是《水经》正文，其余都是注文。看下文“河水又东注于泑泽”，这就是《水经》所谓的蒲昌海。《水经》称蒲昌海，注文用泑泽来解释它；如果像今本这样处理，岂不是又混淆了吗？董佑诚说：这是南河。南河发源于于阗南山，当地称为仇摩置。董佑诚说：今天和阗以南的大雪山，绵延数千里，向东到达库尔坤，向南连接冈底斯，向西北延伸就是葱岭。《史记·大宛传》说，天子考察古代图籍，把河水发源之山命名为昆仑，就是这座山。大概因为山脉绵延不断，凡河水发源之处，通称昆仑。梵文佛典则把它们都称为阿耨达山。现在的和阗河，回鹘语称为“和阗达里雅”，发源于和阗所属皮什雅以南五十里的南山之中。上游向北流，东支是玉咙哈什河，西支是哈拉哈什河。从仇摩置向北流，经过于阗国西面。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有于阗传，也见于《魏志》的注文。晋、梁、后魏、周、隋、后晋、汉、宋、明各朝的纪传都写作“于阗”，有的写作“于窴”。《唐书·西域传》说，于阗有时称瞿萨旦那，也称涣那、屈丹，北方少数民族称于遁，各胡人称豁旦，今天设为和阗直隶州。董佑诚说：《魏书 《魏书·西域传》说，于阗国城东二十里有一条大水，向北流，名叫树枝水，就是黄河，另一个名称是计式水；城西五十五里也有一条大水，名叫达利水，与树枝水汇合，一同向北流。现在和阗城东是玉咙哈什河，城西是哈拉哈什河，都向北流，到喀提里什汇合，这与《魏书》的记载完全相同。这里说水流经过于阗国西面，是把哈拉哈什河作为正流。治所在西城。朱氏《笺》说：旧本作“西域”。赵氏说：杭世骏认为，西城见于《汉书·西域传》；作“西域”是错误。守敬按：徐松说，《后魏书》称，这个地方纵横一千里，群山相连，国都城方圆八九里。《新唐书》称其居城为西山城。会贞按：《寰宇记》也作西山城。山中多产玉石。朱氏把“山”误写成“上”。戴氏、赵氏改为“土”。守敬按：不对。《西域传》只说“多玉石”，《张骞传》也说“其山多玉石”，与《史记·大宛传》相同。由此可知，郦道元根据文意增加了“山”字，传抄时把“山”误写成“上”，现在订正。向西距离皮山三百八十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向东距离阳关五千多里。释法显从乌夷出发。朱氏作“乌帝”；《笺》说：《佛国记》作●夷，戴氏仍作原字，赵氏改字。守敬按：《佛国记》说，从鄯善国向西北走十五天，到达●夷国。黄本作“乌夷”。乌夷一名又见下文。向西南行进，途中没有居民，行走在沙漠中十分艰难。朱氏《笺》说：“沙行”，一本作“涉行”。赵氏说：“沙行”是说在沙漠中行走，“涉”字的意思不对。守敬按：《佛国记》作“涉”。所经过的艰苦，世间没有可比的。在路上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才到达于阗。该国富足繁盛，百姓笃信佛法。守敬按：《佛国记》作“全都奉行佛法”。郦道元抄录时改换了说法，“信”

译字下面应当有“法”字。那里有很多大乘佛教学者，仪容威仪整齐，法器无声。守敬按：《佛国记》记载到这里为止。城南十五里有利剎寺，寺中有一块石头。会贞按：《酉阳杂俎》卷十说，于阗国利 利寺有一块石头，写作“剎利”是对的。石头上有足迹。当地习俗说这是辟支佛的足迹；法显没有记载此事，因此怀疑并非佛迹。守敬按：郦道元因为《佛国记》没有记载这件事，便怀疑它不真实，十分谨慎。但《北史·西域传》说，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就是从前罗汉比丘卢旃为国王建造覆盆形浮屠的地方；石头上有辟支佛赤脚留下的足迹，两只脚的痕迹至今还在。这样就直接把民间传说当作依据了。而且这里说五十里，与此处说十五里不同。水又向西北流，注入河中。朱氏认为，这七个字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并说：现在考察上下文，这是注文中叙述于阗河流入葱岭南河的文字。全氏、赵氏也作同样改动。董佑诚说：现在和阗河从喀提里什汇合处起称为和阗达里雅，又向北流五百里，与叶尔羌河汇合，这就是南河。只是现在叶尔羌河在右边汇入和阗河，和阗河又在左边与北河汇合，合流总称塔里木河。而注文叙述南河与北河在且末水汇合处以下相合，这与今天的水道不一致。大概塔里木河流经的都是戈壁、沮泽一类地区，水道可能已经改道。会贞按：注文先叙述于阗河向西北流，在葱岭河南支的下游汇合；后来又叙述南河向东流经于阗，因此汇合处确实应在于阗西北。现在和阗河汇入南河的地方在和阗东北，由此可知水道已经发生了变迁。至于董氏说注文叙述南河与北河在且末水汇合处以下相合、与今天的水道不一致，这种说法不对，详见后文。这就是《水经》所说的向北注入葱岭河。南河又向东流，经过于阗国北面。朱氏认为，这句话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并脱漏了“国”字。戴氏改为《水经注》，又增加“国”字，并说：考察上下文以及注文中关于葱岭南河经过于阗、扜弥、精绝、且末、鄯善，流入牢兰海的叙述，不应与《水经》正文混淆。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的增改。董佑诚说：从这里直到合流成为注滨河，南河、北河本来相距不远，到今天已经合并为一条河了。会贞按：董氏这种说法，仍然是错误地认为郦道元所叙述的水道与今天不一致。《佛国记》说，从●夷向西南走一个月零五天，到达于阗国。释氏《西域记》说，河水向东流三千里到于阗，然后转向东北流。该书在《汉书·西域传》于阗国条下说，于阗以东的水都向东 流。守敬按：见《汉书·西域传》于阗国条下。南河又向东北流，经过扜弥国北面。朱氏认为，这十个字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相同。守敬按：徐松说，《史记》作“扜罙”，“扞”是“扜”的讹字，“弥”与“罙”读音相同。王先谦说，《后汉书》称为拘弥。又说，从玉门出发，经过鄯善、且末、精绝，三千多里到达拘弥。又见《莎车传》下。三国时期属于于窴，见《魏志》注文。晋代称拘睒弥，见《佛国记》；唐代称憍赏弥，见《大唐西域记》；又写作俱密，是拘弥的异体字，见《唐书·西域传》。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天和阗所属克尔雅城以东。治所在扜弥城，向西距离于阗三百九十里。会贞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后汉书》的里程数相同，而《史记·大宛传集解》引徐广的话说，《汉纪》记载拘弥距离于窴三百里，大概脱去

译了“九十二”这两个字。南河又向东流，经过精绝国北面。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称，从玉门出发，经过鄯善、且末，到达精绝；又说，精绝被鄯善吞并，后来重新设置。《魏志》注文说，三国时期精绝属于鄯善。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天和阗最东部的大戈壁中。向西距离扜弥四百六十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原文。

译南河又向东流，经过且末国北面。朱氏认为，这九个字错误地写成了《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相同。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称，从玉门出发，经过鄯善，到达且末；又说，且末被鄯善吞并，后来该国重新建立。《梁书》称为末国，《魏书》仍称且末。董佑诚说，今天这里也是大戈壁。《唐志》说，播仙镇以西五百里，到于阗东面的兰城守捉；再向西三百里到于阗，这与注文所说的距离于阗里数不相符。注文依据《汉书·西域传》，大概因为这是荒远地区，史书、地志记载的里程数多半没有得到实际考察。水又向东流，在右侧与阿耨达大水汇合。董佑诚说：这条水没有考证，详见下文。释氏《西域记》说：阿耨达山西北有一条大水，向北流入牢兰海。这条水向北流，经过且末南山；又向北流，经过且末城西面。该国治所在且末城，向西通往精绝，距离二千里。会贞按：这是《汉书·西域传》且末国条下的原文。向东距离鄯善七百二十里。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鄯善向西通往且末七百二十里。从且末方面来说，就是且末向东距离鄯善七百二十里，所以郦道元依据鄯善条下的文字来解释且末国，和前面说捐毒向西距离休循二百多里相同。这里种植五谷，习俗大致与汉地相同。朱氏把“其俗”误写作“其兵”。赵氏根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汉书》鄯善国条下说，从且末往后，各地都种植五谷，土地、草木、牲畜等物产大致与汉地相同。因此，作“兵”也是“其俗”的错误，但原文说的是从且末以西，并不专指且末。又说，且末河向东北流，经过且末北面，之后又向东北流，在左侧与南河汇合。董佑诚说：《隋志》称，且末郡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唐志》称，渡过且末河到达且末城。这些记载大概都指阿耨达大水。根据这条注文推测，应当在蒲昌海西南的大戈壁中。现在从和阗以东、塔里木河以南、西藏北山以北，直到青海西北境内，数千里之间都是大戈壁，河水都流入沙中，再没有大河从左方汇入塔里木河；所谓阿耨达大水，已经无法指实考证。按道理推测，流沙地区古今本来就可能不同。《汉书·西域传》说，从鄯善沿南山北麓西行，经过波河到莎车，称为南道。《唐志》记载，有一路从沙州寿昌县到阳关故城，又向西到蒲昌海南岸；再向西，从石城镇、播仙镇到于阗。《唐西域记》又说，玄奘归国时，从瞿萨昌那国，即于阗国，向东经过纳缚波故国，即楼兰。五代时高居诲《使于阗记》说，从阳关涉过沙碛，渡过陷河，到于阗，沿途都在大戈壁中。现在的驿道则从嘉峪关外出发，向西经过哈密、土鲁番、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到叶尔羌后转向东南，到达和阗，并不是汉代所说的南道。《西域传》所说的南道，自阳关以西，楼兰、且末、精绝、扞弥、小宛，都在今天的戈壁中，彼此城郭可以相望。玄奘所记载的情况是：从于阗向东进入大流沙。人和牲畜都昏沉迷乱，屡有死亡。走了四百多里，到达覩货逻故国；这个国家荒废已久，城郭全都荒芜。又走了六百多里，到达折摩那故国，也就是涅末之地；城郭还高高耸立，但人烟已经断绝。再向东北走一千多里到楼兰。可见唐代这里已经成为无人之境，与《汉志》所说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今则全都成了荒僻边远之地。唐代设置的各镇城，也都沦陷在沙碛之中。大概是风沙相互搏击，旧道有的被沙土淹没；戈壁中有十多个水泉汇成的淖尔，都潜流入沙。在古代，或许曾有向北流入河中的水道遗迹，汇流向东，统称为注滨河吧？董佑诚说：北河下游有注滨城，大概南北二河从这里汇流。以下所说的河流，与南河其实都是同一条水道。会贞按：郦道元说“统称为注滨河”，只是说南河流到这里也有注滨河的名称，并不是说南北二河汇合后通称为一条河。董氏却根据这句话，坚持认为南北二河到注滨城才汇流；因为郦道元的叙述与今天的水道不合，这种解释是错误的。详情见后文。注滨河又向东流，经过鄯善国北部。赵氏把“滨”都写作“宾”，后文也同。董佑诚说：鄯善国应当在蒲昌海南面偏西的地方，以伊循城为都治。会贞按：《汉书·西域传》只说鄯善国中有伊循城，并没有说以伊循城为治所。然而鄯善原本就是楼兰，治所在扜泥城。本注下文说当地人把这里称为东故城，由此可知鄯善后来不再以扜泥城为治所。所以徐松称其为伊循，认为那里土地肥沃，于是迁都于此。又说《冯奉世传》写作伊修城，是因为“循”和“修”字形相近而传写混淆。这就是楼兰的旧地。会贞按：鄯善国原名楼兰，治所是扜泥城，所以这里称伊循城为楼兰旧地。楼兰王对汉朝不恭敬。元凤四年，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另立后王。汉朝又立前王留在汉朝的人质尉屠耆为王。守敬按：《西域传》说，前王的人质在汉朝时因犯法被送入蚕室。前王死后，所以没有派遣他。尉屠耆应当是后王的人质，但《西域传》称尉屠耆为后王之弟，《傅介子传》却说应当改立留在汉朝的前太子，记载又略有参差。汉朝于是把这个国家改名为鄯善。百官在横门为他举行祖道送行。鄯善王亲自请求汉天子说：朱氏《笺》说：根据《汉书·西域传》……

译《西域传》中“王”字上面脱漏了文字。赵云按：《西域传》说，丞相、将军率领百官送到横门外，举行祖道仪式后送行。原文“王自请天子曰”，并不是“其王自请天子曰”。朱氏依据黄本而假托《汉书》作解释，是错误的。守敬按：黄本作“其”，不作“其王”，赵氏也错了。鄯善王说：我长期身在汉朝，恐怕被前王的儿子杀害；国内有伊循城，土地肥沃，希望汉朝派将领驻军屯田，积储粮食，使我能够依靠汉朝的威势。于是汉朝设置屯田来镇守安抚鄯善。守敬按：这段文字见《汉书·西域传》。敦煌人索劢，字彦义，有才干谋略。刺史毛奕上表，请他代理贰师将军，率领酒泉、敦煌两地士兵一千人，到楼兰屯田，建起白屋；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士兵各一千人，守敬按：焉耆、龟兹两国见《后汉书·西域传》。鄯善的精兵有二千九百一十二人，焉耆有六千人，龟兹有二万一千七十六人。他们横向截断注滨河。河流被截断时，水势奋激，波涛冲高，漫过堤岸。索劢厉声说：王尊树立旌节。朱氏把“尊”误作“遵”。赵氏改说：《汉书》作“王尊”，不应改作“王遵”。王遵是后汉人，见《隗嚣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九百十二人〕 戴氏作“尊”。会贞按：明抄本作“尊”。本篇卷五及《谷水》篇也作“尊”，与《汉书》本传相合。洪颐依据潘岳《西征赋》、张景阳《杂诗》以及李善《注》所引《汉书》，都作“王遵”，便说“尊”“遵”是古代通用字。不知道原本就是“尊”，凡作“遵”的都是传抄错误。王尊的事迹详见本篇卷五。索劢又说：王霸以精诚感动神灵，呼沱河便不再流动。会贞按：《后汉书·王霸传》说，光武帝南行驰赴下曲阳，命王霸去察看滹沱河。王霸回来跪奏说冰层坚硬，可以渡过。光武帝到河边时，河冰果然也冻结了。水的神明灵异，朱本“明”字上脱“神”字，《笺》说应补“神”字。耿恭说：“汉朝的德行神明广大，难道会有穷尽吗？”索劢的话就是取意于此。古今道理是一样的。索劢亲自祈祷祭祀，河水仍没有减少，于是列阵披甲，击鼓呐喊，边刺边射，激战三天，河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卷〕 河水这才回旋减退，灌溉了肥沃平坦的土地，胡人把他称为神人。大规模屯田三年，积粮达到百万，声威使外国降服。何焯说：这件事没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全祖望说：这是《后汉书》的事情，但范晔的《后汉书》和袁宏的《后汉纪》都没有记载，所以何焯对此表示怀疑。我却认为这是虚构的。范晔、袁宏对于西域之事记载并不少，索劢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没有专门的传记，也不应当在其他纪传中完全不见。况且“贰师”是汉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大宛时，因想攻破大宛的贰师城而得到的将军名号。李广利死后，直到西汉结束，从来没有再任命过贰师将军，东汉怎么会重新设置这一官职呢？在楼兰屯田，却用大宛的地名来命名官职，实在荒谬。而且将军官位尊贵，哪里是刺史能够上表推荐代理的？这些全是燕地人的妄说。守敬按：此事一定是华峤、谢沈等人的著作中记载过，只是今天失传了。全氏认为此事根本不存在，也未必正确。那条水向东流入湖泽。戴氏说：按本注叙述，葱岭南河与于阗河汇合，最终流到这里。湖泽位于楼兰国北部；楼兰治所在扜泥城。朱本没有“治”字，赵、戴本相同。赵氏把“扜泥城”接在上文，排成大字，以下“其俗云”等排成小字，因此把“扜泥城连泽在楼兰国北”看作一句。徐松于是节略引用，写成“泽在扜泥城”。会贞按：说湖泽在城中，文义不通。考察《汉书·西域传》，楼兰国治扜泥城，郦道元原文应当是“治扜泥城”，这与前后叙述某国南北相接并说其治某城的体例相同。今本脱去“治”字，读者没有察觉，便误把上句合成一句了。现在补正。董佑诚说：城应当在蒲昌海南面，湖泽就是蒲昌海。《注》引《西域记》说，南河从于阗向东，再曲折向北三千里到鄯善，流入牢兰海。《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蒲昌海也叫牢兰海。详情见北河一段。当地人把这里称为东故城，距阳关一千六百里，西北距乌垒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一千三百六十五里。赵氏把“三”改为“八”，说《汉书·西域传》作“八”；戴氏也跟着改。会贞按：《汉书》作“三”，不作“八”，大概是赵氏误改，戴氏又沿袭其误。西北距车师一千八百九十里。会贞按：车师在今吐鲁番，按地望推断，这里的“西北”应作“东北”。当地土地沙化而盐碱，田地很少，依靠邻近国家的粮食。当地出产玉石，还多有芦苇、柽柳、胡桐和白草。这个国家位于东部边缘，正当白龙堆，缺少水和草，通常负责派人引导道路，带着水和粮食迎送汉朝使者。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的文字。赵云按：这里有脱文。会贞按：下句远承“泽在楼兰国”一句，并没有脱文。何况赵氏既然把文字分成大小字，怎么又忘了自己的体例？所以当地人把这个湖泽称为牢兰海。朱本把“泽”作“海”，赵本相同；戴氏根据上文“其水东注泽”改正。守敬按：徐松说，“海”因楼兰国得名，“牢”“楼”只是同音转写。释氏《西域记》说：南河从于阗向东曲折北流三千里，到达鄯善，流入牢兰海。北河从岐沙向东分出，南河就是释氏《西域记》所说的两支向北流的水，经过屈茨、乌夷、禅善，流入牢兰海。会贞按：屈茨就是龟兹，详见下文。朱本把“乌夷”改作“●”，戴本仍作“乌夷”。会贞按：黄本作“乌”。《唐西域记》卷一说，阿耆尼国，旧称乌耆。慧琳《音义》说，古代称婴夷，也称乌夷或乌耆。《西域图考》认为就是焉耆，焉耆见后文。朱氏《笺》说：李克家认为“禅”应作“鄯”。赵云按：何焯说“禅”“鄯”音相同，可以通用；秦地与胡地语言不同，不必改字。这条水流入牢兰海。会贞按：郦道元上文说南河流入湖泽，称为牢兰海；后文又说北河流入泑泽，即蒲昌海，因此叙述的入海地点名称各不相同。胡渭于是把牢兰海、蒲昌海画成两个湖。不知道《水经》说发源于于阗的河流和发源于葱岭的河流，都汇入蒲昌海。《注》写南河时，既引用《西域记》说它从于阗向东北流入牢兰海，接着叙述北河时又引用《西域记》说两支向北流入牢兰海。由此可见南北二河共同流入一个湖，牢兰海就是蒲昌海，这是确定无疑的。

译[相关内容详见后文。]这些名称有时互相错杂，大概是郦道元喜欢搜采奇闻，广泛杂引材料来增广见闻；全书的体例都是如此，这里特意说明这一点。凡是本书中出现这种情况的，都可按此理解。北河又向东北流，分成两条水道，另有支流从这里分出。会贞按：支流详见下文。北河从疏勒流过，位于南河以北。朱本把以上二十五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作《注》，并说：考察本注，葱岭河从岐沙谷分成两条水道；这里叙述北河经过疏勒、温宿、姑墨、龟兹、墨山、注滨、楼兰，流入蒲昌海，不应同《经》文混淆。全氏、赵氏也改作《注》，现在据此改正。守敬按：王先谦说，疏勒在《后汉书》中有传，也见于《魏志注》和后魏、隋、唐的纪传。《唐书》说，疏勒又叫佉沙。《西域记》说，佉沙国就是旧称疏勒的国家，但“疏勒”是它的城名；正确的名称应为室利讫粟多底。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南到莎车，捐毒国东到疏勒，莎车国西到疏勒，所以疏勒在莎车西北、捐毒以东，是葱岭河向东流经的地方。《唐志》称，疏勒镇三面环山；从于阗镇向西北到疏勒镇一千二百三十里，又说从疏勒向西南进入葱岭，因此就是今天的喀什噶尔。至于耿恭据守的疏勒城，并不是疏勒国的治所，《通鉴注》的辨析十分准确。本注引用这些材料，大概是偶然没有核查。现在的哈喇库勒向东流出，到喀什噶尔城南，称为喀什噶尔河。会贞按：疏勒今为疏勒直隶厅。《汉书·西域传》说：葱岭以东，南北有山，相距一千多里，东西长六千里，河流从山间发源。朱本在“西域”上有“释氏”二字，《笺》说孙汝澄认为《汉书·西域传》没有这段话，应当是释氏《西域记》。赵氏依此改正。戴氏删去“释氏”二字，说上文大致引用《汉书·西域传》，这两个字是衍文。河流到达温宿南面，与左方流来的支水汇合。守敬按：温宿国详见下文。朱本“左合枝水”不重复“枝水”二字，赵本相同，戴氏增补。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尉头国南面与疏勒相接，但山路不通；温宿国西到尉头三百里。疏勒距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温宿距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所以温宿、疏勒两地东西相距大约一千里，与今天乌什到喀什噶尔的距离大致相同。两地之间有大山连绵不断，尉头在温宿以西，所以与疏勒之间山路不通。现在的固勒扎巴什诸山就是这些山。喀什噶尔河向东流，经过叶尔羌北面，又向东流经乌什南面。它在疏勒以西承接北河，向东北流经疏勒国南部。朱本把“东”和上文的“西”字互相倒置，赵、戴本相同。会贞按：上文先说北河分为两条水道，有支流分出；后文又说北河到疏勒，流在南河以北。因此支流应当在疏勒以西分出。本句应作“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东北流，径疏勒国南”，是传抄者把“西”“东”二字颠倒了。它又向东北流，与疏勒北山流来的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北面的山溪，向东南流经疏勒城下。董佑诚说：现在喀什噶尔城北山麓有水，同源而分流；北支叫赫色勒，南支叫特尔墨楚克，向东南流后又合在一起，注入喀什噶尔河。另有木什河、特们河，都流入赫色勒河，应当就是本注所说的疏勒北山水。疏勒南距莎车五百六十里。全氏在“南”字上增加“《汉书·西域传》曰”六字，认为以下三句引用《汉书》，所以应当有这些字。赵氏同意这一改法。守敬按：郦道元叙述西域各国，大多依据《汉书·西域传》，常常不标明书名，全氏、赵氏为什么偏偏在这里凭空增加呢？当地有集市，向西是通往大月氏、大宛、康居的道路。朱氏《笺》说：宋本没有“西”字。赵云按：《汉书·西域传》有“西”字，朱氏错误地引用了宋本。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从玉门、阳关出西域，有南北两道。从鄯善沿南山北麓西行，经过波河到莎车，是南道；南道向西越过葱岭，通往大月氏、安息。从车师前王庭出发，沿北山经过波河西行到疏勒，是北道；北道向西越过葱岭，通往大宛、康居、奄蔡。疏勒正是北道所经过的地方，向西通往大宛、康居。这里又把大月氏列入，可能是因为疏勒西面靠近葱岭，南道越过葱岭后也经过其境。释氏《西域记》说：国内有佛陀沐浴用的床，用赤真檀木制成，方圆四尺，国王在宫中 供奉它。汉永平十八年，耿恭任戊己校尉，被匈奴左鹿蠡王逼迫。耿恭因为这座城靠近山涧和水边，便从金蒲迁居到这里。守敬按：《耿恭传》说，耿恭任戊己校尉，驻守后王部的金蒲城。后王是车师后王，所以左鹿蠡王攻打车师，杀死后王后又进攻金蒲城。后来耿恭据守疏勒城，车师反叛，与匈奴共同进攻耿恭。后王夫人祖先是汉人，常常暗中把匈奴方面的情况告诉耿恭。这说明疏勒城确实在车师境内。胡三省辨析说，它在车师后部，并非疏勒国的城，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郦道元的说法错了。洪亮吉又把它指作安西州白墩子旁的疏勒泉，但那里还在玉门关以内；《耿恭传》说范羌跟随王蒙一同出塞迎接耿恭，怎么可能在那里？更不对。《后汉书注》说，金蒲城就是延州，即蒲昌县城，在今天阜康县境内；那么疏勒城也应在阜康县境内。匈奴又来攻打疏勒城，堵塞水道，使水源断绝。耿恭在城中凿井，井深一十五丈，仍然没有水。官吏士卒干渴缺水，只好挤压马粪中的汁液饮用。耿恭于是仰天叹道：“从前贰师将军……”守敬按：《耿恭传》中章怀太子的注说，贰师是大宛境内的一座城名。

译从前武帝派李广利征伐大宛，约定到达贰师城，因此以此作为将军名号。耿恭拔出佩刀刺向山壁，飞泉涌出。守敬按：李广利拔刀刺山的事情，《汉书》本传没有记载。耿恭引用的话见《东观汉记》。又《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引《汉书》说：李广利任贰师将军，征伐大宛，军中没有水，他拔出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与《耿恭传》略有不同，难道今天的《汉书·李广利传》有脱文吗？《寰宇记》说，悬泉水又名神泉，在炖煌县东一百三十里，从龙勒山腹中流出。考《凉州异物志》说，汉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回来时，士卒口渴缺水，李广利便拔出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靠它得以渡过难关。又敦煌石室新发现的《沙州志》说，悬泉水在州东一百三十里，从石崖腹中流出。泉水从旁边流出细流，走一里左右就断绝。人马到得多，水就多；人马到得少，水就少。《西凉异物志》说，汉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回来 到达这座山时，士兵们大都口渴缺水。李广利便用手掌抵住山壁，仰天悲叹发誓，用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此救济三军。人多时水足，人少时水就不满。泉水从悬崖侧面流出，所以叫悬泉。由此可见，贰师将军刺山而涌泉，确实有这件事，也确实有这个地方。耿恭又说：“如今汉朝的德行神明广大，难道会有穷尽吗？”他整理好衣服，向着井拜了两拜，为官吏士卒祈祷。不久，泉水奔涌而出，众人都高呼万岁。耿恭于是扬起水给大家看，匈奴人以为神异，便立即退走。后来车师反叛，与匈奴共同进攻耿恭。粮食吃完，困窘到了极点，只好煮铠甲和弩，吃其中的筋和皮革。耿恭与士卒同生共死，大家都没有二心。匈奴围攻耿恭，却不能攻下城池。关宠上书请求救援。建初元年，章帝采纳司徒鲍昱的意见。朱本把“章帝”误作“明帝”。赵云按：建初是章帝年号，郦道元记错了。《后汉书·耿恭传》说，当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刚刚即位，所以“明帝”二字显然是错误。戴氏改作“章帝”。章帝派兵救援。援军到达柳中，校尉关宠分兵进入高昌壁。会贞按：《汉书·西域传》在车师后城长国条下记载了高昌壁。元代欧阳圭斋《高昌偰氏家传》说，高昌就是今天的哈剌和绰。徐松说：现在称为哈喇和卓的地方，在吐鲁番广安城东六十里，就是后汉的柳中。援军进攻交河城。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车师前国以交河城为治所，因河水分流环绕城下，所以称为交河。《后汉书》记载相同。徐松说：现在吐鲁番广安城西二十里的雅尔湖有一座古城，周长七里，就是古代的交河城。车师投降。汉朝派耿恭军中的属吏范羌率领二千人迎接耿恭，途中遇到一丈多深的大雪，只能勉强到达。城中夜里听到兵马声，非常恐惧。范羌在远处喊道：朱本把“遥”误作“径”，《笺》说《后汉书》作“遥”，戴、赵二氏已改。我是范羌。城中人都高呼万岁，打开城门相互扶持，流泪哭泣。当时还剩二十六人，衣服鞋子都破烂不堪。守敬按：据《耿恭传》，二十六人以下还有“随路死没，至玉门惟余十三人”两句，然后才接“衣屦穿决”等语；这里删去了部分文字，所以意思不完整。他们形容枯槁，互相依靠着返回。守敬按：从汉永平年间到这里，都是《后汉书·耿恭传》的文字。枝河又向东流，经过莎车国南部。朱本把这九个字排作《经》文，并把“枝”写作“北”。戴氏改作《注》，改“北”为“枝”。戴氏说：现在考察本注，北河到温宿与枝河汇合，因而叙述枝河经过疏勒、莎车，到温宿后流入北河；这里所写的是枝河所经过的地方，不可能是北河。大概原本把《注》误作《经》，于是枝河、北河相互混乱，后人又妄加改动。全氏、赵氏也改作《注》，但仍作“北”。守敬按：仍作“北”也不对。王先谦说：《后汉书》有莎车传；《魏志注》说三国时莎车隶属疏勒；后魏时称渠莎国。董佑诚说：《西域传》记载，疏勒南到莎车，莎车西到疏勒，南到蒲犁。本注说枝河向东流经莎车国南部，说明汉代莎车城在叶尔羌北部，也在北河以北，大约是今天叶尔羌所属的巴尔楚克等地。其境南面有叶尔羌之地，所以疏勒向南到莎车。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莎车国距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北到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疏勒国距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向东到都护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按这些里数，莎车距长安和都护都比疏勒远，似乎莎车在疏勒以西。因此《后汉书·西域传》沿用了这种说法。莎车国条下说，向东到洛阳一万九百五十里；疏勒国条下说，距洛阳一万三百里，并且都说莎车东北到疏勒。不知道《汉书·西域传》中的里数有许多错误，不能完全据此判断。实际上莎车确实在疏勒东南，这一点可以由《西域传》本身确定。《传》说莎车西到疏勒五百六十里，疏勒南到莎车五百六十里。就莎车来说，莎车在疏勒以东；就疏勒来说，莎车在疏勒以南。合起来看，莎车在疏勒东南，毫无疑问。还有旁证：蒲犁北到疏勒五百五十里，东到莎车五百四十里；依耐北到疏勒六百五十里，东北到莎车五百四十里。疏勒在北，莎车在东，所以莎车位于疏勒东南，十分清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二百十里〕 [《后汉书·班超传》说从莎车返回疏勒是向西返回，这也足以证明莎车在疏勒以东。]所以郦道元叙述北河支流从疏勒向东经过莎车，是很有见识的。只是汉代从车师前国出发，沿北山经过波河向西到疏勒，是北道；从鄯善沿南

译山北麓经过波河向西到莎车，是南道；这样看来，疏勒在河河北岸，莎车在河南岸。[《西域传》说葱岭只有一个源头，大概没有计算葱岭南河。]各地的地志都把叶尔羌视为莎车，而本注叙述北河支流经过莎车南部，说明莎车在河北，这与《汉书》所说南道到莎车的说法不合。董氏曲意调和，认为莎车城在北河以北，同时南面还有叶尔羌之地，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应当是郦道元这里记错了；又怀疑这句话原本是叙述北河的文字，原文应作“北河又向东流经莎车北”，位于“径流南河之北”之后，后来错杂到这里。现在这里是莎车直隶州，治所在莎车城，西南距蒲犁七百四十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下的文字。蒲犁国条下说，向东到莎车五百四十里。徐松说，“五”应作“七”，大概是根据莎车国条下的文字。但考察蒲犁与依耐相近，《传》说蒲犁北到疏勒五百五十里，依耐北到疏勒六百五十里，那么依耐在蒲犁以南。传文又说依耐到莎车五百四十里，蒲犁到莎车怎么会是七百四十里呢？所以蒲犁国条下作“五”是对的，莎车国条下作“七”不对。徐氏的原本经过了详细考订。汉武帝开通西域后，曾在这里屯田。守敬按：后文叙述轮台时说迁移屯田人员到莎车，就是这件事。《汉书·西域传总序》说，迁徙屯田，耕种于北胥鞬。徐松说：下文说“披莎车”，所以《水经注》认为是从轮台迁到莎车屯田。但遍查《汉书》，完全看不到莎车屯田的事情，而且莎车距离乌垒一千多里，不符合都护和田官相近的情况，怀疑“莎车”是“车师”的讹误。“徙田北胥鞬”就是下文所说的另行在车师屯田；只是《水经注》已经这样写了，说明郦道元所见的《汉书》本子就已经和今天的本子相同。当地有铁山，出产青玉。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莎车国条下的文字。徐松说：今天叶尔羌河流经的密尔岱山出产青玉。《穆天子传》说，周穆王西征到达剞闾氏，便命剞闾氏在铁山下供养六师的人员；天子还祭祀铁山。《太平御览》认为这就是莎车国的铁山。枝河又向东流经温宿国南部。朱本把这句话误作《经》文，又误作“北河之东南径温宿国”。戴氏改作《注》，并把“北”改为“枝”，把“之”改为“又”，把“南”移到“国”字下面，说：考察上下文，都是叙述枝河 所经过的地方。全氏、赵氏也改作《注》，把“之”改为“又”、把“南”移位，与戴氏相同，只是仍然保留“北”。守敬按：仍作“北”也不对。王先谦说：《后汉书》记载，从莎车向东北，经过尉头到温宿。后来温宿隶属龟兹，见《魏志注》和《北史·西域传》。现在这里是温宿直隶州，治所在温宿城，土地和物产与鄯善相同。向北到乌孙的赤谷六百一十里。会贞按：《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下说，治所在赤谷城。徐松说：《后魏书》记载乌孙居住在赤谷城，后来向西迁入葱岭之中，这是乌孙在山南的证据。现在阿克苏城北的盐山，土色纯红，怀疑就是那个地方。他又说，《河水注》记载，水从姑墨西北发源，经过赤沙山东南流，经过姑墨国西部。赤沙山可能就是赤谷，即今天的盐山。姑墨在温宿西北，正好位于温宿以北，所以徐松认为盐山就是乌孙居住的赤谷，在汉代北山以南。但是考察《西域传》，乌孙东面与匈奴相接，西北与康居相接，西面与大宛相接，南面与各城郭国家相接；乌贪訾离国西面与乌孙相接。匈奴、乌贪在北山以北，康居、大宛在北山西北，因此乌孙的领地全在北山以北，不应当只有其城在山南。它南面虽然与龟兹、温宿等国相接，实际上中间隔着山。考察《唐志》说，有大石城；又说温肃州向西北三十里到粟楼峰，再四十里越过拔达岭，[就是木素尔岭。]又五十里到顿多城，即乌孙所治的赤山城。据此可知赤谷在山北无疑，也足以说明徐松的说法错误。只是《唐书》所记温肃州到赤谷的里数与《汉书》不合，大概汉代温宿城远在唐代温肃州以南。温宿向东通往姑墨，二百七十里。会贞按：这是《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的文字。枝河在这里从右方流入北河。戴氏说：按本注叙述，枝河就在这里终止。董佑诚说：现在的喀什噶尔河从喀什噶尔城南向东流，经过巴尔楚克城南，进入乌什南部边界；附近没有从北面大山流来的支流。因此根据本注，应当是从喀什噶尔城南分出一条支水向北流，然后向东沿山麓流行，经过巴尔楚克城一带，到乌什南界，最终汇合为一条河。古今水道或许发生过变迁。北河又向东流经姑墨国南部。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作《注》，说：现在考察以下内容，都是本注叙述葱岭北河所经过的地方。全氏、赵氏也改作《注》，只是对“南”字的分属不同。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记载，从莎车向东北，经过尉头、温宿到姑墨；《莎车传》下也有记载。《魏志注》说后来隶属龟兹。《后魏书》作“姑默”。《唐书》说，从龟兹向东六百里，越过小沙碛，有跋禄迦小国；又称亟墨，就是汉代的姑墨国，今天是拜城县。《西域图考》认为是今天阿克苏所属的哈喇裕勒衮军台一带。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温宿向东二百七十里通往姑墨；姑墨向南到于阗，骑马需十五日。今天阿克苏城到乌什城的距离大致相同。从阿克苏城南渡河，沿和阗河有道路通往和阗城，这就是骑马十五日的道路。《唐志》说，拨换城又称姑墨州，向西二百里到温肃州；从拨换城向南到于阗镇城，这些记载都与《汉书》和今天的地理相合。现在喀什噶尔河向东流，从乌什南面经过阿克苏南面，又向东南流，在那里与叶尔羌来的南河汇合，合流后成为塔里木河。

译姑墨川水注入北河。朱本在“姑”字上有“入”字，全氏认为“南入”二字成句，赵氏也如此。戴氏删去“入”字。守敬按：戴氏删去是对的。水从姑墨西北的赤沙山发源。朱本脱去“水”字，戴、赵二氏增补；戴氏又在“赤”字上增加“历”字。守敬按：姑墨川就是从赤沙山发源，有什么不可以？戴氏何必增加“历”字？水向东南流经姑墨国西部，治所在南城。朱本脱去“南城”二字，赵氏依据《汉书·西域传》校补，戴氏也同样补入。向南到于阗，骑马需十五日。土地出产铜、铁和雌黄。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姑墨国条下的文字。这条水又向东南流，从右方注入北河。朱本在“河”字上有“波”字，赵本相同。赵云：北波河，是说沿河以北而行。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波”是旁边的意思，音读为“诐”；《西域传》作“陂”。章怀注说沿河而行称“陂”，音读为“波义反”。守敬按：作“右注北河”，意思直截明白。“波”字显然是衍文，赵氏曲意解释，不对。戴氏把“波”改成“河”，把“河”字归入下句，增加“北”字作“北河”，也通。董佑诚说：《唐志》记载，拨换城西有拨换水，应当就是姑墨川水。现在的阿克苏河发源于阿克苏西部的 北山，向东南流经阿克苏城西南。乌什河发源于乌什西山，经过乌什城北，向东流来汇合。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支流，注入塔里木河。天山的主脉现在称为汉腾格里山，位于阿克苏城、库车城以北，向东延伸。库车北山出产硇砂，赤砂山大概因此得名。下文所说的龟兹水也经过赤砂山，那么赤砂山脉绵延的范围应当很远。又向东流经龟兹国南部。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记载，从莎车向东北，经过疏勒、尉头、温宿、姑墨到龟兹；《莎车国传》下也有记载。直到宋代仍称龟兹。《唐书》说，龟兹又称邱兹、屈兹。《唐西域记》作屈支，都是语音转变。元代称别失八里。《明史》说，别失八里是西域大国，有时称焉耆，有时称龟兹。《明一统志》作亦力把力，现在是库车直隶厅。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姑墨向东六百七十里通往龟兹。《寰宇记》说，唐显庆三年，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故国；它正好在于阗城的正南面，与于阗城守捉南北相对。向正西到拨换五百六十里，再从拨换向西北经过拔达岭到碎叶城。《大唐西域记》说，屈支国旧称龟兹，向西走六百多里到跋禄迦国，旧称姑墨。《唐志》说，于阗东面的兰城守捉，距于阗三百里。今天的库车城向西到阿克苏南部，正好在和阗以东；从阿克苏向西北翻越冰山，可以通往伊犁。这些方位和道路里程都相符合。《魏书·西域传》说，龟兹在白山以南一百七十里，向南三百里有一条大河向东流，称为计式水，也就是黄河。白山就是城北的天山，计式水就是北河，即今天的塔里木河。从阿克苏城南向东流，经过库车所属的沙雅尔南面，也就是额尔句河。又向东流，左方汇入龟兹川。龟兹川有两个源头：西源发源于北方大山南麓。释氏《西域记》说：屈茨以北二百里有一座山，夜里有火光，白天只有烟。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一引《西域诸国志》说，屈茨国有一座山，夜里有火光，白天总是冒烟，说的就是这里。又《隋书·西域传》说，白山又名阿羯山，常常有火和烟。这里就是出产硇砂的地方。人们采取这座山上的煤，冶炼这座山上的铁。会贞按：《唐西域记》说，这里出产黄金、铜、铁、铅、锡，常常供三十六国使用。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西域在汉孝武帝时才开始通达，原有三十六国，后来逐渐分裂为五十多个国家。所以郭义恭《广志》说：龟兹人能够铸造和冶炼。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龟兹人能够铸造和冶炼。郭氏所依据的就是这段话，道元不引用《汉书》而引用《广志》，大概是有意显示博洽。那条水向南流，经过赤沙山。释氏《西域记》说：国都以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叫雀离，极为清净。守敬按：《唐西域记》说，屈支国城北四十多里，靠近山坡，隔着一条河水，有两座伽蓝，同名昭怙厘。它们位于国都以北，里数与这里所说的寺大致相同；“厘”与“离”读音也相近，昭怙厘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雀离。又按：《北史·西域传》说，干陁国都城东南七里有一座佛塔，高七十丈，周长三百步，就是所谓的雀离佛图。《集古录》载有武平元年《龙华寺浮图碑》，称建造爵离一区；这样看来，“爵离”是寺院的通称，并不只是赤沙山的寺院有这个名称。《后汉书·班勇传》又说，张朗攻打焉耆，抵达爵离关，大概是以寺名作为关名了。水又从山东南流出，有一条支水从左侧分出。水又向东南流，分成三股；右边的两股水都向东南流，注入北河。“朱本”的“北”字误作“此”，戴震、赵一清改正。东川水三字上面，朱本有“又”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会贞按：这里说的是龟兹川两个源头中的东源。“东川水”三字是水名，与下文省称的“川水”不同；“东”字上不应有“又”字，因为要与下文“又东”连接成义，戴震删去是对的。水从龟兹东北流出。朱本“龟”字上有脱文，赵一清依何焯校本补“径”字，戴震补“出”字。会贞按：戴震补字是对的。赤沙积梨。朱本没有“历”字，赵一清据何焯校本补入，戴震也补入。水向南流。支水从右侧流出，向西南流入龟兹城。“龟兹”读作屈茨。全祖望说：这四字在注文的注文中。这里就是旧日的延城。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龟兹国以延城为治所。徐松说，《后汉书·班超传》的注文引用作“居延城”。《唐书》称王居伊逻卢城。《唐西域记》说，屈支国大城周长十七八里，向西距姑墨六百七十里。

译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姑墨向东与龟兹相通，距离六百七十里。这是郦道元依据姑墨国的记载来解释龟兹。川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轮台的东面。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说，轮台以东，连接枝渠犂，都是旧国；土地广大，水草丰饶。指的是今天喀喇沙尔所属的布古尔城等地。根据这段注文推断，轮台在库车河以西，靠近今天的库车城。守敬按：徐松说，轮台就是今天的玉古尔地，在库车城东三百二十里。过去汉武帝刚开始通达西域时，曾在这里设置校尉屯田。粟都尉桑弘羊上奏说：过去轮台以东。会贞按：徐松说，轮台国被贰师将军屠灭，所以称作“故轮台”。那里土地广大，水草丰饶，可以灌溉田地五千顷以上。朱本“可”字误作“有”，全祖望校改，赵一清、戴震也改作“可”。那里气候温和，田地肥美，可以进一步疏通沟渠，种植五谷，收获与中原相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渠犂国条下的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八里〕 当时匈奴势力衰弱，不敢接近西域。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总序》的文字。于是迁徙莎车，相距一千多里。守敬按：详见前文莎车国条。这里就是轮台。那条水又向东南流，右侧汇入西川的支水。支水有两个源头，都发源于西川。董佑诚说：一个源头就是西川水，即从左侧分出的支水；另一个源头就是西川分成三股水中的一股。水向东流，经过龟兹城南，合并成为一条水。水流之间有一座旧城，大概是屯田校尉所驻守的地方。水向东南注入东川水。[一二]董佑诚说：今天拜河有两个源头，东源叫哈布萨朗河，西源叫穆萨尔河，都发源于阿克苏所属拜城西北的山中，在城西南合流，向东流经城南，汇合从北面来的察罕水；又经过赛里木南面向东流。赫色尔河发源于它北面的山中，三条水合流后向南流来会合。水又向东流经库车城南。然后向东流。库车河从城东北的山中流出，两条水合流后向南流，经城东流来会合。又向东南注入塔里木河。拜河应当就是《水经注》所说的西川，库车河应当就是《水经注》所说的东川。西川水直接流入北河，支流又分成四股，其中两股与东川相通，所以旧有河道大多已经无法考察。至于龟兹城，应当就在今天库车城附近，这一点确实没有疑问。《水经注》在北大山处引用《西域记》说，屈茨以北二百里有山，夜晚有火光，白天只见烟雾。考察《回疆通志》，火焰山从喀喇和卓经过吐鲁番、喀喇沙尔，延伸到库车以北一带；山色都呈红色，形状像火焰，其中出产硇砂，常有烟雾涌起，到傍晚时光焰像火炬。大概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北大山。东川水又向东南流，经过乌垒国南面。会贞按：《汉书·西域传》只称“乌垒”，没有说“国”。王先谦说：《后汉书·莎车传》下说，莎车王贤把龟兹分为乌垒国，迁徙妫塞王驷鞬为乌垒王。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建国始末，似乎西汉时只是专门取此地作为都护的治所，到东汉才正式建立国家，所以《汉书》本传没有“国王”二字。今天的策特尔地是哈喇沙尔的属地。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向东到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它应当在今天库车城以东，西南面连接库车河。以乌垒城为治所。会贞按：《汉书·西域传》乌垒条下没有“治乌垒城”的文字，而是说与都护同治；大概是以都护治所为主，所以没有说乌垒的治所，并不是有脱文。《西域传·总序》则说都护治乌垒城。郦道元于是截取“治乌垒城”四字来解释乌垒。向西距龟兹三百五十里。会贞按：《汉书·西域传》龟兹国条下说，向东到乌垒城三百五十里。这是郦道元依据龟兹国的记载来解释乌垒。徐松说，《西域记》记载，从焉耆向西南走二百多里，越过一座小山，再越过两条大河，向西到达平川，走七百多里到达屈支国。这样，焉耆到龟兹共九百多里；焉耆到乌垒四百里，那么乌垒到龟兹应当是五百五十里。向东距玉门、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会贞按：《汉书·西域传》没有“玉门”二字，这是郦道元增入的。但考察《汉书》记载蒲昌海时说距离玉门、阳关若干里；记载婼羌、鄯善时，则都只说距离阳关若干里。玉 门、阳关的情况详见后文。与渠犂的田官相近。守敬按：渠犂国详见后文。土地肥沃丰饶，在西域中部，所以都护把治所设在那里。汉使侍郎郑吉兼任护卫北道之职。朱本“侍郎”作“持节”，戴震、赵一清本相同。会贞按：《西域传》只说郑吉兼护北道，没有说他此前担任何种官职。《郑吉传》说，宣帝时，他以侍郎身份在渠犂屯田。《百官表》说，侍郎的秩禄相当于四百石。郦道元大概兼采《郑吉传》，写作“侍郎”；今本作“持节”，是由于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因此号称都护，都护这一官职的设置，是从郑吉开始的。会贞按：从“自阳关”一句到这里，都是《汉书·西域传·总序》的文字；“起置”二字应当互换位置。[一四]那条水又向东南注入大河。大河又向东流，左侧汇入敦薨水。朱本作“右会”，戴震、赵一清本相同。董佑诚说：“右”应改作“左”。《水经注》从这里以下，有时称“大河”，有时称“河水”，不再称“北河”，大概是两河在此汇合了。如今的塔里木河，有一支从沙雅尔向南向东流，到喀喇沙尔所属库勒尔城南面，汇合开都河。

译这条水发源于焉耆以北的敦薨山。守敬按：焉耆国详见下文。董佑诚说：今天的裕勒都斯河是西源，发源于喀喇沙尔西北的楚尔达山；哈布齐哈河是东源，发源于喀喇沙尔以北的和屯博克塔山，二者都属于天山主脉，这就是敦薨山。它位于匈奴以西、乌孙以东。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置僮仆都尉，派他统领西域，通常驻在焉耆、危须、犂闲。又说，焉耆北面与乌孙接壤。徐松说，乌孙的东部边界止于此处。敦薨山在焉耆北面，所以正处在匈奴以西、乌孙以东。徐松说，今天的天山以东属于镇西府管辖，是汉代匈奴蒲类王的地区；向西属于伊犂管辖，是汉代乌孙的地区。《山海经》说：敦薨山，敦薨水从这里发源。朱本没有“敦薨之山”四字，赵一清本相同，全祖望、戴震补入。水向西流，注入泑泽。会贞按：这是《北山经》的文字。《说文》说，泑泽在昆仑山下，详情见后文。它发源于昆仑山东北角，确实就是黄河的源头。守敬按：这是《北山经》的文字。《山海经》虽然说敦薨水发源于昆仑山东北角，确实是河水的源头，但它不像葱岭、于阗的水那样源远流长，所以《水经》采用《汉书》的说法，而不采用《山海经》的说法。郦道元对于敦薨水，也只是引用这一说法，没有加以评论。孙星衍却专门依据《山海经》把敦薨水当作黄河源头，并说后人妄自产生了其他说法，这是为什么呢？两个源头都沿着同一道路流行。西源向东流，分为两条水；左水向西南流，从焉耆以西流出，朱本脱去“左水”二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补入。经过焉耆的郊野，朱本“径”作“经”，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水流转弯向东南流，朱本“而”误作“南”，《笺》说疑当作“而”，戴震、赵一清改为“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二”。注入敦薨水边的沙洲。董佑诚说：左水如今已经无法考察。根据今天的水道推断，西源应当有两条：一条是向西南流的裕勒都斯河，就是这段注文所说的左水；另一条是向东流的达赖克河，就是这段注文所说的右水。注文说“注于敦薨之渚”，是说二水合并成为敦薨水。“东流分为四”四字，疑有错误。右水向东南流。董佑诚说：今天的裕勒都斯河从楚尔达山向西南流，到喀尔噶图北面转向东流，达克赖河向东流来与它汇合，水流转弯后向东流。又分成两条，分别环绕焉耆国的左右两侧。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中有《焉耆传》。又说，从莎车向东北经过尉头、温宿、姑墨、龟兹到达焉耆。魏、晋、后魏、周、隋、唐仍称焉耆。《西域记》写作阿耆尼，只是语音有增减。董佑诚说：今天的裕勒都斯河向东流时分成两条，流过一百多里后又合流。《后汉书·西域传》说，焉耆四面有大山，又有海水曲折流入四山之间，环绕城池。这段注文说城处在四水之间。如今喀喇沙尔城在海都河环绕之中，四面又有天山环抱，焉耆的员渠城大概就在这里。城池位于四条水之间。守敬按：《唐西域记》说，城周长六七里。

译位于河水中的沙洲上。守敬按：《唐书 《郭孝恪传》说，焉耆四面都是水，命令将士渡水而过。这与《水经注》相合。以员渠城为治所，向西距乌垒四百里。守敬按：这两句话是《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下的文字。《汉书》作“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这里“西”字下面应当有“南”字。乌垒与都护治所是同一处。两条水在南面汇合，一同注入敦薨水湾。董佑诚说：今天的海都河两条水合流后向东南流成为海都河，左侧又与哈布齐哈河合流，一同注入博斯腾淖尔。东源向东南流，分成两条水。朱本“澜”字前衍有“但”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水势湍急深广，都向东南流。董佑诚说：今天的哈布齐哈河向东南流，在喀喇沙尔东北处分成两条水，与海都河汇合。水流经过焉耆以东，发源于危须国西面。朱本“国”作“城”，赵一清改为“国”，说下文既然说危须国以危须城为治所，这里也应作“国”，戴震同改。守敬按：王先谦说，《后汉书》见于《焉耆传》下。《魏志注》说，三国时危须隶属焉耆；又见《晋书·宣帝纪》。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危须国西至焉耆，南至尉犂。大概就是今天的喀喇沙尔。会贞按：就是今天的焉耆府。危须国以危须城为治所，向西距焉耆一百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危须国条下的文字。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敦薨水湾。会贞按：“敦薨之渚”“敦薨之浦”“敦薨之薮”是同一个地方。郦道元故意交替使用不同名称，以显示行文变化。各条水流汇积起来，潭水于是上涨。朱本“潭”误作“浑”，赵一清据孙潜校本改为“潭”，戴震作“浑”。守敬按：明抄本作“潭”。水溢出而形成湖海。朱本“而”作“流”，《笺》说古本作“溢海为海”，吴本改作“溢流”，谢兆申依据宋抄本作“溢而为海”，是正确的；赵一清仍作“流”，戴震改作“而”。董佑诚说：今天的海都河在喀喇沙尔南面汇聚，形成博斯腾淖尔。湖东西宽三百多里，南北宽度约为东西的一半，这就是所谓的敦薨之薮。《史记》。守敬按：徐松说，冯商等人编撰《汉书》时，在汉哀帝、平帝之间仍称它为《史记》，到汉明帝时还称班固私自撰作《史记》。郦道元在焉耆渠犂条下两次引用《史记》，其实都是《西域传》的文字。书中说：焉耆靠近海，多鱼。守敬按：《汉书·西域传》没有“鸟”字。东北隔着大山，与车师相接。会贞按：《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下只说北面与乌孙相接；而车师前国条下说，西南到焉耆八百三十五里，因此焉耆的东北面与车师相接。考察敦薨山，它蜿蜒分布在车师前国以及车师都尉辖地的西面和北面；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则在山北，所以焉耆与车师之间隔着大山。这座大山就是汉代所说的北山，即今天的天山。敦薨水从海的西面流出，向西经过尉犂国。朱本“海西”二字倒置为“西海”，戴震、赵一清本相同。守敬按：这里的“海”没有“西海”这个名称，今天的开都河正从博斯腾淖尔向西流，足以证明“西海”是“海西”的讹误，现予订正。王先谦说，尉犂在《后汉书》中见于《莎车传》《焉耆传》，也见于《和帝纪》。《魏志注》说，三国时尉犂隶属焉耆。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向东与尉犂、焉耆相通，向南到尉犂；再根据这段注文考察，尉犂大概在博斯腾淖尔以西、库车以东。东汉班超征讨焉耆时，由西向东行进，先到尉犂，焉耆人砍断芦苇桥来抵抗汉军。今天喀喇沙尔所属的布古尔城有苇湖，只有一座土桥可以渡过，那么尉犂正应当在今天的布古尔一带。《西域图考》说，它在危须以南，即今天喀喇沙尔所属库尔勒军台以东、博斯腾淖尔与罗布淖尔之间的地方。尉犂国以尉犂城为治所，向西距都护治所三百里。守敬按：这是《汉书·西域传》尉犂国条下的文字。向北距焉耆一百里。守敬按：《汉书·西域传》焉耆国条下说，南至尉犂一百里。这是郦道元依据焉耆国的记载来解释尉犂。那条水又向西流出，穿过沙山铁关谷。董佑诚说：今天博斯腾淖尔的水向南流出后向西流，仍称海都河；又向西流经库勒尔山北面，山的东面连接额格尔齐山，现在仍沿用汉代名称，称作沙山。它在博斯腾淖尔以南一百二十里。《晋书·西戎传》说，沙州刺史杨宣经营治理西域，以张植为前锋；焉耆王熙在贲仑城拒战，被张植击败，张植进军屯驻铁门，就是所谓的铁关谷。水又向西南流，经过连城。朱本脱去“径”字。戴、戴、赵一清补入，赵一清又改“别”为“引”。董佑诚说：连城应当在今天喀喇沙尔西南、库勒尔城以西。从连城向西到轮台，都是过去屯田的地方。把它们分割出来作为田地。桑弘羊说：臣愚昧地认为，连城以西可以派人屯田，以威慑西方各国。守敬按：《汉书·西域传》渠犂国条下的文字。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条水又转弯向南流，经过渠犂国西面。会贞按：《汉书·西域传》渠犂条下说，西面有河。由此可知，这段注文叙述敦薨水经过渠犂西面，是承接古书“西面有大河”的话，正是依据《汉书》来说明。徐松却认为这里的渠犂是尉犂的错误，难道《汉书》也会错吗？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又东南流径渠犂国”下面脱去了“南”字，以为下文才开始说水流经过渠犂，所以认为这里不应先说经过渠犂西面。董佑诚说，《汉书·西域传》记载，渠犂城东北与尉犂相接，西面有河。今天的海都河向西南流，转向南面经过喀喇沙尔所属的车勒尔城，这里就是汉代的渠犂国。《西域图考》说，在今天喀喇沙尔所属的策特尔，车尔楚军台以南。过去《史记》因此说：西面有大河。

译就是这条水。会贞按：《汉书·西域传》没有“大”字。据此注文，渠犂在敦薨水以东，大河就是敦薨水，没有疑问。但徐松认为渠犂在敦薨水以西，所谓“西面有河”不是敦薨水，而是龟兹东川。这是误读《汉书》文字造成的。《汉书》说“渠犂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意思是渠犂国西面有河，渠犂国向西到龟兹五百八十里，两句本来并不相属；徐松误以为是从河到龟兹五百八十里，于是认为敦薨水不能流到龟兹，另举龟兹东川作为这条河，结果把渠犂与这条河都错误地移到了敦薨水以西。水又向东南流，经过渠犂国南面。朱本没有“下南”二字，赵一清、戴震本也没有。会贞按：这里应当有“南”字。上文说水向南流经过渠犂国西面，这里说水向东南流经过渠犂国南面。下文称渠犂西北距乌垒三百三十里，那么渠犂在乌垒东南，距离北河不远；而注文叙述北河时没有说经过渠犂，可知渠犂确实在敦薨水北面，虽与北河接近，但中间隔着敦薨水，所以叙述北河时没有涉及渠犂。董佑诚说：今天的海都河转向东南，经过库勒尔 城南面。以渠犂城为治所。守敬按：《汉书·西域传》渠犂条下没有“治渠犂城”的文字。向西北距乌垒三百三十里。守敬按：《汉书·西域传》乌垒条下说，其南面三百三十里到渠犂。郦道元依据乌垒的记载来解释渠犂，所以说渠犂西北距乌垒三百三十里。徐松认为郦道元所见的《汉书》作“东南”，是对的。董佑诚认为《汉书》所传“南至渠犂”中的“南”字应当是“东”字的错误，不妥。汉武帝开通西域时，在渠犂屯田，就是这个地方。南面与精绝相接，东北面与尉犂相接。守敬按：从“武帝”以下，是《汉书·西域传》渠犂条下的文字。郦道元只在其中参入“就是这个地方”一句。水又向南流，注入河中。董佑诚说：今天的海都河向南流入塔里木河。《水经注》中所称天山南部各条大水流入蒲昌海的情况，已经全部列举，没有遗漏。在北魏时期，玉门以外的地区早已长期沦为异域。郦道元广泛考察史传记载，写成这部《水经注》。如今葱岭以东全部登记在户籍之中，虽然河流因古今变迁而有所不同，但用地图来验证，大体形势清楚明白，仿佛符节相合。比如敦薨水，注文叙述得详尽周密，与今天河道的曲折完全相符。郦道元这部书，可以说即使等待百世，也不会使人迷惑。《山海经》说：敦薨水向西流，注入泑泽。守敬按：这是《北山经》的文字。大概是河流发生紊乱，水从西南方流入。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墨山国南面；墨山国以墨山城为治所，向西到尉犂二百四十里。赵一清说：考察《汉书·西域传》，只作“山国”，说鄯善国西北距都护治所一千七百八十五里，距山国一千三百六十五里。颜师古说，这个国家居住在山中，所以叫山国。又说，山国距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相接。颜师古说，它常住在山下，并没有城作为治所。《汉书》脱去了“墨”字，颜师古仓促地凭臆测作了解释，甚至不知道他们居住的是哪座山、治所是哪座城。看郦道元的注文，记载十分清楚，可以补足史书传文的缺漏，纠正小颜的曲解。董佑诚说：赵一清根据这段注文，认为《汉书》中的“山国”脱去了“墨”字，从而纠正小颜的错误。考察这段注文称“墨山国，以墨山城为治所，向西到尉犂二百四十里”，大概这些都是《西域传》的文字。这样看来，今天的《汉书》还脱去了“治墨山城”四字。《西域传》说，向西北到焉耆，东南到鄯善，向西到尉犂、危须。墨山国应当在今天库勒尔东南、塔里木河岸边。会贞按：王先谦说，《后汉书·和帝纪》和《焉耆传》下都作“山国”，那么就不是抄写脱漏，大概是所依据的版本不同。又《魏志注》说，山王国隶属焉耆。《西域图考》说，它在今天罗布淖尔以北、广安城西南。河水又向东流，注入宾城南面。董佑诚说：宾城大概因位于滨河之处而得名，应当在墨山以东。水又向东流经楼兰城南面，然后向东注去。朱本从这里以上十九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董佑诚说：注文称这是屯田士卒驻扎的地方，所以旧城只是借用了楼兰国的名称；大概是楼兰屯田士卒驻扎在这里，并不是楼兰国的治所。大概只是屯田士卒驻扎的旧城，借用了楼兰国的名称。朱本误作“发田土”。赵一清、全祖望说：应当作“墢田士”，就是屯田士卒，赵一清、戴震改同。只是旧城借用了楼兰国的名称。全祖望说：“禅”与“擅”通用。河水又向东流，注入泑泽。[一五]朱本把这里八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并说：现在考察北河，从岐沙向东分出南河，到这里就是注文中叙述葱岭北河的终点。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作《注》。这就是《经》中所说的蒲昌海。会贞按：《西次三经》郭璞注说，泑泽又名蒲昌海，这是郦道元所依据的材料。考察今天的雅璊雅尔河，就是郦道元所说的葱岭河北支；今天的托隆河，就是郦道元所说的葱岭河南支。今天两条河向东流，到阿克苏东南汇合和阗河，合流成为塔里木河，再向东流一千多里，注入罗布淖尔。郦道元则分别叙述葱岭河南支向东流，与和阗河汇合成为南河，向东流入牢兰海；葱岭河北支成为北河，向东流入蒲昌海。乍看起来，似乎与今天的河道不同，于是汪士铎绘图认为南、北二河分流而注入蒲昌海，董佑诚又认为南、北二河到注宾城南才合流。考察葱岭河与和阗河的汇合处，到罗布淖尔有一千多里，到注宾城也有一千多里；即使古今水道有所变迁，也绝不至于相隔一千多里，差异如此悬殊。大概

译郦道元虽然分别称说南河、北河，但自从与和阗河汇合以后，实际上已经贯通成为一条河。这种互相借用通称的例子，从《禹贡》就开始了。《禹贡》说江水、汉水朝宗于海，大概因为两条水都很大，不是一条水能够独自专用这个名称，所以兼称为江、汉。班固知道这个例子，所以湖汉水、豫章水同流，却分别说它们流入长江。西汉水、潜水同流，也分别说流入长江。其他流入河、海的水，像这种情况尤其多。《水经》中淇水、漳水、圣水、巨水等，也都说流入海，同样是这个例子。郦道元书中说互相借用通称的情况，更是数不胜数。这段注文叙述葱岭河南支与和阗河汇合成为南河，又引用《西域记》说，南河从于阗东北三千里到鄯善，注入牢兰海；那么这里的南河本来是指和阗河，也就是《经》所说河水两个源头中的南源。葱岭河南支自从与和阗河汇合后有了“南河”的名称，于是连同它的上游也一并被称作南河。所以注文叙述北河时说，从岐沙向东分出南河；又说，北河向东流，经过南河的北面。相对于葱岭河南支来说，葱岭河北支称为北河；相对于和阗河、葱岭南北两支合称的葱岭河来说，也都称为北河。这就是《经》中所说河水两个源头中的北源。南、北两个源头水势相当，合流注入蒲昌海，正与《禹贡》所说江水、汉水朝宗于海相同，是汪士铎、董佑诚等人没有审察清楚。水汇积在鄯善东北、龙城西南。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敦煌郡正西的关外有蒲昌海。徐松说，如今回部语言称它为罗布淖尔，在吐鲁番城西南。龙城是旧日姜赖的废墟。朱本“虚”作“灵”，《笺》说应作“虚”，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魏志注》引用《魏略》说，车师后部王在赖城设治所，大概不是这里。它是胡人中的大国。蒲昌海泛滥，冲毁淹没了这个国家；城墙基址还存在，而且规模很大。朱本“大”误作“元”，赵一清据孙潜校本改正，明抄本和戴震本都作“大”。早晨从西门出发，傍晚就能到达东门。水流冲刷它的崖岸。朱本“崖岸”误作“岸岸”，全祖望说应作“崖岸”，赵一清、戴震改正。剩余的水流被风吹动，渐渐带有咸味，形状像龙，西面朝向海面，因此得名龙城。朱本“西”字上衍有“皆”字，戴震、赵一清删去。土地方圆千里，全都因盐分而坚硬。朱本《笺》说：这段注文有错误，难以凭意思解释；根据《太平御览》所引《凉州异物志》说：姜赖的废墟如今称为龙城，长久没有水道，以此感动上天。上帝大为震怒，海水泛滥冲毁倾覆了这里；千里之地成为坚硬的盐碱地，形状像蒺藜，下面有盐，像棋子一样层层生长。这就是所说的事情。行人经过的道路上，牲畜都铺着毡子卧下。挖开地下，能得到大块的盐，方形像巨大的枕头。朱本误作“桃”，《笺》说宋本作“枕”，戴震、赵一清改正。盐块依次层层堆积，像雾气升起、云朵浮动。朱本“起”误作“气”，赵一清据姜宸英本改，戴震作“起”。守敬按：《大典》本作“起”。“类”字应当是衍文。这里很少看见星辰和太阳，禽鸟很少，鬼怪很多。西面连接鄯善，东面连接三沙。董佑诚说：三沙大概就是今天敦煌西部境外的沙漠，古代称为白龙堆。《三国志注》引用《魏略》说，从玉门关向西出去，经过都护井，返回三陇沙北端。大概三陇沙就是注文所说的三沙。这是海的北部关隘。所以蒲昌海也有盐泽的名称。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蒲昌海又名盐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里、百里〕 考察蒲昌、牢兰、泑泽、盐泽这四个名称，在本书中共见四名。《括地志》却说，蒲昌海又名泑泽、盐泽、辅日海、牢兰，也叫临海，这样就共有六个名称。《山海经》说：不周山。会贞按：此山见本篇上卷“不周风”条下。王逸《离骚注》、高诱《吕氏春秋·本味》注都说，不周山在昆仑山西北。根据《山海经》，它在昆仑山东南一千七百四十里。向北可以望见诸毗山，靠近岳崇山；向东可以望见泑泽，河水在那里潜入地下。它的源头水势浩大，水流翻腾。会贞按：这是《西次三经》的文字。向东距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朱本“去”作“至”，赵一清据黄本改，戴震作“去”。有人说：考察《汉书·西域传》，蒲昌海距离玉门、阳关三百多里。《后汉书》也相同。只有《水经注》作一千三百里，足以证明这两部书都脱去了“千”字。守敬按：《汉书》说，楼兰距离阳关一千六百里，蒲昌海在楼兰北面；这可以确证《汉书》“三百”上原本有“千”字。又《佛国记》说，从炖煌渡过沙河，走十七天，约一千五百里，到达鄯善国。蒲昌海靠近鄯善，玉门、阳关靠近炖煌，这也可以作为《汉书》原有“千”字的证据。郭璞《西山经注》和《尔雅音义》引用《汉书》时都没有“千”字。王念孙认为是后人根据《汉书》删去的，是对的。全祖望却说，郭璞注作“三百余里”，与《汉书》相合；赵一清也引用他的说法，仿佛认为《汉书》正确而郦道元的注文错误，这是不对的。《汉志》说，龙勒县有玉门、阳关。《括地志》说，阳关在寿昌县西六里；玉门关在龙勒县西北一百一十八里。[一七]唐代寿昌在今天敦煌县西面。东西、南北广阔三百里。朱本作“广袤三百里”，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把“袤”改作“轮”，把“三”改作“四”。守敬按：今天的《汉书》作“袤三”。《大典》本、明抄本作“轮”“四”，《太平御览》卷七十二引用此文也相同。王念孙又根据郭璞《尔雅音义》《禹贡正义》引用《汉书》的文字，认为原本应作“三四百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六百里、十七日、千五百里、六里、百十八里〕

译《河源纪略》说，罗布淖尔东西二百多里，南北一百多里；北面有三个圆池，南面有四个方形或椭圆形池。湖水清澈而深，冬夏水量都不减少。会贞按：从“东去玉门阳关”一句到这里，都是《汉书·西域传·总序》的文字。《汉书》“减”字上面有“增”字，《山海经》郭璞注也相同，大概是依据班固的说法；但《初学记》卷六引用《汉书》没有“增”字，与这段注文相同，也有脱文。《太平御览》引用这段注文时也脱去了。推究文义，原文说的是夏天不增加，冬天不减少；没有“增”字，意义就不完整。由于蒲昌海地势最低，沙道下有暗流相通，有水排出，也有水流入，所以经历冬夏，水量不增加也不减少。湖中回旋的急流像闪电般转动。朱本《笺》说：《太平御览》卷七十二引用此文，“电”作“雷”，赵一清改作“雷”。这是潜伏在地下的水脉；在它回旋水流的上方，飞禽在空中奋力振翅飞行，没有不坠入深水波涛中的。这里就是河水潜入地下、又从积石山流出的地方。会贞按：《汉书·西域传》说，蒲昌海的水潜行地下，从南面流出于积石山，成为中原的河水。《河源纪略》说，天山向东延伸，到哈密尽头，转向南行，直达肃州；群山转向西南，连接到安西以南的南山，又由南山向西延伸，直到沙漠尽头。这是北干，在罗布淖尔东北面；中原大河以北的群山，没有不从这条山脉分支进入的。和阗从东面流来、行经沙漠中的群山，属于南干，在罗布淖尔西南面；中原大河以南的群山，也没有不从这条山脉分支进入的。南、北两条山脉之间明显横断，东西相对，构成大河伏流潜入青海的正道。这是天然形成的，不能假借。只是两条山脉的尽头，山根彼此交错牵连；再加上沙漠中人迹罕至，所以不容易寻找到它的踪迹。董佑诚说，天山以南、葱岭以东的水，都汇入塔里木河，蓄积在罗布淖尔，伏流从那里重新涌出，成为大河的第二个源头。又向东进入关塞，经过敦煌、酒泉、张掖三郡的南面。河水从蒲昌海开始，有潜伏隐没的证据；至于它潜伏流入关塞的起点，从这里《水经》原文应当探求实际情况。[一八]河水的第二个源头，又从西部关塞之外发源，出于积石山。董佑诚说：积石山见上文。河水从蒲昌海潜伏流动，到噶达素齐老山重新流出。《水经注》说它发源于积石山，大概是因为积石山以西在古代属于荒远地区，所以把积石山作为界限。守敬按：《汉书·西域传》说，水从南面流出于积石山，成为中原的河水。大概积石山见于《禹贡》《山海经》，是古代著名的山，所以特意举出它来标明河水的出处；这就像衡山距离江水、汉水汇合处很远，《地说》却称汉水与江水在衡山北面的翼际山旁汇合。［见《江水注》。］至于噶达素齐老山，是后来才有的名称；在郦道元的时代没有可供标志的名称，并不是说积石山以外古代就是荒远之地而将其排除。而且积石山在羌人地区，古代也同样是荒远之地。会贞按：徐松说，罗布淖尔的水潜入地下，向东南流一千五百多里，到今天敦煌县西南六百多里的巴颜哈喇山麓，伏流才重新流出。山麓有一块巨石，高数丈。山崖和土壁全都是黄红色。蒙古语把石头称为“齐老”，把北极星称为“噶达素”，把黄金称为“阿勒坦”。山脚下的石头，远远望去像北极星，所以蒙古人把这个地方称作“阿勒坦噶达素齐老”。伏流从石壁上的天池涌出，喷散成百道水流，全都呈黄金色。向东南流称为阿勒坦河，随后又向东北流三百里，汇入鄂敦搭拉之中；那里的泉水有数百泓，就是《元史》所说的火敦脑 儿，译成汉语就是“星宿海”。水又向东南流一百三十里，汇聚成札凌淖尔；又从淖尔东南流出，转向南流五十里，汇聚成鄂凌淖尔。又从淖尔东北流出，向东流十五里，转向东南流一百四十里；又向南流二百六十里，转向东南流三百里；又向东北流二百四十里，经过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南麓，这就是大积石山。《山海经》说：“积石山的下面有石门，河水从石门中冒出，向西南流。”戴氏删去了“南”字。郦道元按语说：原书没有“南”字。《艺文类聚》卷八、《初学记》卷六引用时都有“南”字。现在河水从西南流来，向东北绕山后转向西北流，“冒”字最能形容这种情状。“南”字应当是“北”字。这座山上各种事物无不具备。[一九]朱氏本“有”字下有“焉”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郦道元按语说：这是《西次三经》的文字。《禹贡》所说的“导河自积石”就是这里。郦道元按语说：《禹贡》没有“自”字，解释者多因此提出不同意见；郦道元引用时有“自”字，怀疑是隋唐之间传抄脱漏。山在西羌之中。会贞按语说：《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县西南的羌地。《西山经》的郭璞注也这样说。山在羌地之中，那么它确实不属于河关县境。郦道元对此说得确凿，和古书相吻合。自唐代章怀太子开始，误把龙支的积石山当作《禹贡》所说的积石山，辨析见后文《唐述山》之下。《水道提纲》说，大雪山就是古代的积石山，在西宁边外西南五百三十多里，是烧当羌居住的地方。会贞按语说：《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从烧当到滇良，世代居住在黄河以北的大允谷，并没有说住在积石山。郦道元这样说，难道另有依据吗？还是因为段颎追击烧当直到积石山，才这样说的？延熹二年，西羌烧当侵犯边塞，护羌校尉段颎讨伐他们，追出塞外到积石山，斩首后返回。郦道元按语说：《后汉书·桓帝纪》和《段颎传》记载此事在延熹三年，这里的“二年”是误把三年写成二年。司马彪说：西羌人从析支以西，靠近河源两岸居住。朱氏本把“左”误作“在”，赵氏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作“左”。会贞按语说：《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左”。《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五引《续汉书》

译这条文字也相同。《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的祖先出自三苗，是姜姓的一支；他们的国家靠近南岳，舜把四凶流放后，又把他们迁到三危，这就是河关以西南的羌地。他们靠近赐支，一直到河源，土地绵延千里。赐支就是《禹贡》所说的析支的首部。河水转弯向东北流，经过析支之地。朱氏本在“径”字下有“于”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这里就是河曲。董佑诚说：现在黄河绕过阿木柰玛勒占木逊山向东，然后向西经过蒙古和硕特前头旗、土尔扈特南前旗以南；再向西北流经和硕特南左翼中旗以南、阿里克土司以北；又向东北流经土尔扈特南中旗以东；再向北流经和硕特南左翼次旗东南；又向东流经和硕特南右翼末旗辉特南旗以南；再向东流入贵德厅境内。河曲之中，是和硕特前头旗、南左翼中旗、南右翼中旗、土尔扈特南前旗以及察汉诺们罕喇嘛的游牧地，也就是析支之地。郦道元按语说：《河源纪略》认为析支虽靠近积石山，但积石山本来就在析支的西北方。司马彪说，西羌从析支以西靠近河源，那么河源和积石山就在析支以西。应劭说，河源和积石山南面连接析支，那么河源和积石山就在析支以北。大概西羌依靠析支居住，在今天大雪山东南转向北流的地方，所以称为河曲羌。其地应当在今天乌兰莽奈多浑岭东南一带。《一统志》说，今天大雪山东南黄河回旋环绕的地方，俗称“出外河套”，就是所说的析支河曲之地。这样看来，析支在积石山东南，仅凭“河曲”二字就可以确定范围。又考察《新唐书·党项传》，党项首领赤辞归附唐朝，唐朝把他的土地设置为懿嵯、麟、岢三十二州。这样，从河源、积石山向东，便都成为中国的土地。《通典》说党项在古代析支之地，由此可知析支在积石山东面。按照这个说法，析支距离今天贵德厅很远；何况下文说迷唐居住在大、小榆谷，直到永元五年，贯友在河峡修桥渡兵，迷唐于是远远迁到河曲。大、小榆谷在贵德以南，迷唐从谷地远迁到河曲，说明河曲离谷地很远，离贵德更远。董佑诚所指的析支之地与贵德相接，恐怕不确。应劭说：《禹贡》中的析支属于雍州，在河关以西。郦道元按语说：《汉书·武帝纪》注文引用了应劭的话。《禹贡释文》引用马融的话，也说析支在河关以西。析支 在河关以西南；说“西”，可以概括西南。向东距离河关一千多里，是羌人居住的地方，称为河曲羌。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五引用《续汉书》说，如今河关以西约一千多里有河曲羌，称为赐支，这本来就是应劭的说法。向东北经过敦煌、酒泉、张掖三郡以南。朱氏本在“北”字下有“径”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郦道元按语说：这三郡都是汉武帝设置的，后汉、魏、晋、后魏沿用。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记载有蒲昌海。冥安县，南籍端水从南羌中流出，向西北流入蒲昌海，灌溉民田。应劭说，冥水从北方流出，流入蒲昌海。龙勒县，氐置水从南羌中流出，向东北流入蒲昌海，灌溉民田。效谷县，颜师古说，本来是鱼泽障。桑钦说，孝武帝元封六年，济南人崔不意任鱼泽尉，教导百姓努力耕田，因为勤劳而获得粮谷，于是以此建立县名。渊泉县，颜师古说，阚骃认为此地泉水很多，所以取名渊泉。广至县，宜禾都尉驻治昆仑障。酒泉郡，应劭说，那里泉水的味道像酒，所以称为酒泉。颜师古说，旧俗传说城下有金泉，泉水味道像酒。禄福县，呼蚕水从南羌中流出，向东北到会水，流入羌谷。会水县，北部都尉驻治偃泉障，东部都尉驻治东部障。颜师古说，阚骃认为众水汇合之处称为会水。乐涫县，《说文解字》说，“涫”字意为沸腾，酒泉有乐涫。又说，“涾涫”就是水满溢出的样子。如今河朔一带的方言把沸腾溢出称为“涾涫”。张掖郡觻得县，千金渠向西流到乐涫，流入泽中。羌谷水从羌地流出，向东北到居延，流入海，经过两个郡，流程二千一百里。删丹县，桑钦认为禹治理弱水就是从这里开始，向西到酒泉与合黎山相会。居延县，居延泽在县东北，古书认为这里是流沙，都尉驻治于此。这就是三郡的水道。应劭《地理风俗记》。郦道元按语说：《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此书，已经散佚。书中说：敦煌。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敦煌郡下的注文引用应劭说，敦是大的意思，煌是盛的意思。这与酒泉、张掖的解释都是仲瑗的说法，因此这里不应唯独遗漏。刘昭《郡国志补注》在敦煌郡下引用《耆旧记》说：敦煌国处在乾位，土地位于艮方的空旷之地；水有悬泉之神异，山有鸣沙之奇景；河川没有蛇虫，泽中没有犀 牛虎，华夏与戎族交往之地，是一个大都会。酒泉，因为那里的水味道像酒，所以得名。张掖，是说张开国家的臂膀来威服羌、狄。郦道元按语说：《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注文引用应劭说，水味像酒，所以称酒泉；张掖郡注文引用应劭说，张开国家的臂膀，所以称张掖。这里是抄录时删略了原文。《说文解字》说：郡的制度。郦道元按语说：《说文》“制”字上有“周”字。《艺文类聚》卷六、《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引用《风俗通》时，依据《说文》作解释，也有“周”字，这里大概脱漏了。天子统治方圆千里的土地，把它分为一百个县；县下设四郡。所以《春秋左氏传》说：上大夫受封县，下大夫受封郡。郦道元按语说：《左传·哀公二年》中赵简子说，能战胜敌人的，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今本《说文》作“上大夫受郡”，脱去了“县下大夫受”五字。这里的注文又脱去两个“受”字，都应依《左传》补正。到秦代才开始设置三十六郡，以监察各县。“郡”字从“邑”，以“君”为声。《释名》说：郡，就是群聚的意思，是人们聚集的地方。郦道元按语说：这是《释州国》的文字。黄义仲《十三州记》。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引用黄恭《十四州记》，文字相同。

译这里称黄义仲，大概“义仲”是黄恭的字。以应劭《十三州记》和阚骃《十三州志》相互验证，这里作《十三州记》是正确的，《太平御览》作《十四州记》是错误的。《艺文类聚》卷六又误作黄苗恭《十四州记》，《玉海》沿袭了这一错误。黄恭生活时代和籍贯无从考证。把这部书附在《晋地道记》之后，大概是认为他是晋代人。书中说：郡的“郡”字与“君”相通；改用“君”来称呼公侯的封地，是因为君最为尊贵。郡守拥有专权，君臣之间的礼制也更加尊崇。现在“郡”字左边是“君”，右边是“邑”；君是元首，邑用来承载百姓，所以取名于“君”，称为郡。孙星衍说：郡字不是会意字，郦道元的解释错了。《汉官》。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引用应劭《汉官仪》的这条文字，全文如此；《艺文类聚》卷六引用时稍有删略，也作《汉官仪》。本注文“官”字下应有“仪”字。书中说：秦采用李斯 的建议，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郦道元按语说：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不过这里追溯秦代制度时所说的郡，并不全是秦代的郡。有的以原来的诸侯国为名，如陈、鲁、齐、吴；郦道元按语说：齐郡是秦代设置的，鲁国是前汉设置的，陈国、吴郡都是后汉设置的。有的以旧城邑为名，如长沙、丹阳；郦道元按语说：长沙郡是秦代设置的。《史记·越世家》说，复雠、庞、长沙是楚国的粮仓。《正义》把长沙解释为楚国的城邑。丹阳郡是前汉设置的，班固在丹阳县下说，这是楚国先祖熊绎受封的地方。应劭称为旧邑，就是依据这一说法。不过楚国的丹阳在秭归，不在吴地，《江水注》已经驳正了这一点。有的以山陵为名，如太山、山阳；郦道元按语说：这两个郡都是前汉设置的。有的以河川平原为名，如西河、河东；郦道元按语说：河东郡是秦代设置的，西河郡是前汉设置的。有的以物产或名称来源为名，如金城，因城下发现黄金；酒泉，因泉水味道像酒；豫章，因庭院中生长樟树；雁门，因是雁鸟繁育之地。郦道元按语说：金城郡是前汉设置的。应劭说，最初筑城时发现了黄金，所以称为金城，详见后文金城县下。酒泉的解释见上文。豫章郡是前汉设置的，因庭院中生长樟树，所以以此命名郡名，《赣水注》也引用《汉官仪》作过说明。雁门郡由赵国设置，秦代沿用。孙星衍说，雁门山见于《山海经》，那么这里也应当是以山陵命名。有的以号令命名，如禹召集诸侯，在东冶山举行会计大典，于是命名为会稽。朱氏本把“因”误作“国”，并在“计”字前衍有“会”字。赵氏引用全祖望的话说：原文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可见注文所引文字有错乱；而且“东冶”的名称出现得比会稽晚，大概自欧冶子死后才有，仲瑗反而把它当作古地名，也是错误。戴氏改正并删去。会贞按语说：会稽郡是秦代设置的。《渐江水注》引用太史公的话说，禹在这里会合诸侯并计议大事，命名为会稽；会稽就是会计，起初以山命名，后来成为地名，就是这个意思。河水经过它的南面，随后迂回流远了。董佑诚说：黄河从蒲昌海潜流后，重新发源，再次流出塞外，因此举出敦煌、酒泉、张掖三郡来标明这一带。敦煌郡，就是今天安西州一带；酒泉 郡，就是今天肃州一带；张掖郡，就是今天甘州一带。《经》文合起来说河水经过三郡以南，《注》文说河水迂回流远，说明黄河离三郡还很远。《通典》一定要在三郡之中寻找黄河，是错误的。河水从河曲又向东流，经过西海郡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又误写成“河水又自东河曲”；戴氏改作《注》，并调整了文字次序。全氏、赵氏依从这一改法，说：考察注文的意思，这是承接上文河曲的内容；全氏、赵氏都改作《注》，只是依据胡渭的校勘，把“自东”改为“东自”。会贞按语说：戴氏调整次序是对的。董佑诚说：下文注文引用《十三州志》说，龙夷城在临羌新县以西三百一十里，王莽时期西海郡治就在这里，应当在今天青海南部。汉平帝时，王莽掌握政权，想显示威德以使远方归服，便暗中劝说羌人献出西海之地。郦道元按语说：西海的情况详见后文《湟水》篇。于是设置西海郡，并筑造五座县城。沿着海边，亭和烽燧彼此相望。全氏说：五县是修远、盐羌、兴武、罕虏、顺砾。郦道元按语说：全氏大概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在王莽时改称西海，而所属县中只有这五县是王莽改过名称且接近西海。然而王莽的西海郡是羌人献出的土地，郡治设在龙夷城，并不是把金城郡旧名改掉。《汉书·地理志》或许有误，那么所筑的县城也未必正好就是这五县。会贞按语说：《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四年设置西海郡。《王莽传》记载得更加详细。郦道元则完全采用了《后汉书·西羌传》的文字。王莽篡夺政权后天下混乱，西海郡也被废弃。全氏说：据《王莽传》，居摄二年，西羌怨恨王莽夺取他们的土地，攻打并赶走西海太守程永。会贞按语说：事情发生在居摄元年，不是二年；而且传记说王莽杀死程永，派护羌校尉窦况攻打西羌，居摄二年春天才击破他们，因此居摄时期西海郡还没有废弃。考察《后汉书·西羌传》，王莽末年，四方夷族向内侵扰，等到王莽失败后，各部羌人又返回占据西海作乱，可见西海郡是在新朝与东汉之间被废弃的。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允川，沿着大榆谷、小榆谷北面流过。朱氏本把这十五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相同。董佑诚说：《资治通鉴注》认为大、小榆谷就是唐代的九曲，在积石军以西二百里。《宋史·地理志》说积石军向北到西宁

译州八十里，那么榆谷应当在今天贵德厅以西。是羌人迷唐和锺存居住的地方。会贞按语说：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说迷唐居住在大、小榆谷。锺存只见于曹凤的奏书，称他在迷唐南面。迷唐入侵时，只说他率领本部人众，没有提到锺存这个名字。郦道元下文引用曹凤的说法，却称永元九年迷唐与锺存向东侵扰。这里直接说是迷唐、锺存居住的地方，大概兼采了其他版本的《后汉书》，所以与范晔《后汉书》略有不同。《通典》说，锺存是另一支羌人。永元五年，贯友代替聂尚担任护羌校尉，攻打迷唐，斩杀和俘获八百多人，收割他们已经成熟的麦子数万斛，在逢留河上。会贞按语说：《资治通鉴》汉永元五年注文说，逢留大河就是黄河，黄河流到这里有逢留之名，在二榆谷以北。贯友筑城来储存麦子，又在河峡修造大船，架桥以便军队渡河。迷唐于是远远退居河曲。永元九年，[二一]朱氏本误作八年，沈炳巽说：《后汉书·西羌传》原文是九年，赵氏、戴氏改正。迷唐又和锺存向东侵扰后返回。永元十年，谒者王信、耿谭向西攻打迷唐，使他投降，诏令允许他返回大、小榆谷。迷唐。朱氏本在这里下面有“种人”二字。赵氏说：按这里看，似乎“种人”二字是多出的。《后汉书·西羌传》说，和帝命令迷唐带领本部人众返回大、小榆谷，迷唐认为汉朝修造河桥，军队随时可能到来，所以原来的土地不能再居住；他以饥饿、不能远行作为推辞，后来又背叛，如此等等。这样说来，背叛的只有迷唐一人。因此下文才有“与羌人为仇”和“本部人众与官兵攻击他”的话。所谓攻击，是攻击迷唐。哪里会有本部人众背叛、本部人众又反过来攻击他们的道理呢？文中说“与羌人为仇”，据《后汉书》记载，迷唐后来又返回赐支河曲。起初，累姐种人归附汉朝，迷唐怨恨他们，于是攻杀其首领，因此与各部羌人结仇。郦道元的注文删略了这些内容，所以难以理解。因为汉朝修造了河桥，戴氏把“以”改作“谓”。军队来去没有固定时间，所以原来的土地不能居住；迷唐又叛离，居住到河曲，与羌人为仇；他的本部人众和官兵在允川攻击他。郦道元按语说：《西羌传》作“允州”，是错误的。军队距离迷唐几十里时扎营停驻，派轻兵挑战，随后引军退回；迷唐追赶到汉军营地，双方交战，迷唐战败逃走。于是西海以及大、小榆谷。朱氏本脱去“谷”字，戴氏、赵氏补入。再也没有聚落。隃糜县令曹凤上书说：自建武以来，西戎屡次犯法，通常都是从烧当部落开始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居住在大、小榆谷，土地肥沃，又靠近塞内，与其他部落相邻；南面有锺存，可以扩大他们的势力。郦道元按语说：《通典》说锺存是另一支羌人。北面有大河作为屏障，又拥有西海的鱼盐之利，沿着山地和河岸扩大耕田、畜牧。朱氏本把“河”误作“水”，赵氏据黄本改正，明抄本和戴氏本都作“河”。所以能够强盛，常常成为各部羌人的首领。现在党羽和援助已经离散。朱氏本作“坏沮”，赵氏据黄本作“沮坏”，戴氏相同。郦道元按语说：《大典》本作“沮坏”。亲属离散反叛，其余能作战的不过几百人，应该趁这个时候重建西海郡县，谋划巩固大、小榆谷，广泛设置屯田，阻断塞外羌、胡相互往来的道路，使粮食增殖、边地富足，减少运输劳役。朝廷任命曹凤为金城西部都尉，于是开设屯田二十七部。[二二]各屯排列在河流两岸。朱氏本没有“列屯”二字，戴氏、赵氏补入。郦道元按语说：《西羌传》中有这两个字。与建威营彼此首尾相接。后来羌人反叛，于是屯田被撤废。郦道元按语说：从永元五年到这里，抄略《后汉书·西羌传》的文字，间或参用了其他版本的《后汉书》。据段国《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人在黄河上修桥，称为河属。会贞按语说：《诗经·卫风》有“在彼淇厉”的话，桥原本就有“厉”这个名称。《一统志》说，河厉在今天西宁边外西南方。桥长一百五十步，两岸层层堆石筑成台阶。赵氏把“累”作“垒”。郦道元按语说：《初学记》作“累”。石阶一节一节相接，大木纵横交错，再互相压镇。郦道元按语说：《初学记》卷七引用段国《沙州记》到这里。桥两边都很平。朱氏本作“俱来”，沈炳巽改作“往来”，赵氏相同，戴氏改作“俱平”。桥两边相距三丈，用粗大的木材横向铺设，又设置钩栏，装饰得十分严整华美。这座桥在清水川以东。会贞按语说：《通典》记载，吐谷浑有四座大戍，其中一座在清水，怀疑就是这里所说的水。河水又向东流，经过陇西郡河关县北面。全氏说：施廷枢认为，《水经》全部采用后汉的地名；否则，河关本来是金城郡所属，也不会这样称呼。上曲阳县称为中山，也是一个证据。由河关属于陇西郡，可以知道《水经》是东汉时写成的，这个论证非常精审。我曾经认为《山经》也是后汉时成书的，所以它称河关为陇西。会贞按语说：全氏还不知道《水经》是三国魏人所作，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详见《漾水》篇。洮水从东南流来，注入黄河。全氏说：朱谋认为，观察注文中的浇水，可以知道《经》文中的“洮”字是传抄错误。胡渭本因此把洮改为浇。何焯对此表示怀疑，但还没有能够驳倒这种错误。大概由于《经》和《注》混淆，这一条《经》文说洮水流入黄河，而第十六条又有洮水流入黄河，于是便像是有两条洮水。胡渭因此把这里的洮水改掉以避开重复，却不知道只有这一条是《经》文，以下十五条都是《注》文；所以这里正是解释这条洮水的注文，并不是另有一条洮水。至于浇水，它只是沙州一带水道的通称，滥水、漓水、洮水都属于这一名称，并没有另叫浇水的一条河。因此郦道元根本没有说明它发源于哪座山、在哪里汇入黄河，怎么能另外标出一条浇水呢？《说文解字》说，“浇”是水名。由此可知，汉代并不是水名，到西晋末年才有浇河这一名称。胡渭一生研究《水经》，却产生了这样的错误。

译河水右侧经过沙州北面。朱氏本把“右”作“又”，戴氏改正。董佑诚说：《晋书·地理志》记载，前凉把敦煌、西域都护等三郡三营设置为沙州，所以这里的沙州在今天安西州境内。《西秦录》说，乞伏炽盘任命沙州刺史曲景镇守西平。《资治通鉴》说，呼卢古等人攻打沙州刺史出连虔于湟河。由此看来，当时西平、湟河等郡都属于沙州，也就是这里注文所说的沙州，大概是乞伏氏迁移设置的。乞伏炽盘在宋文帝元嘉年间。《隋书·经籍志》称宋朝新亭侯段国；这里引用段国所撰《沙州记》，其中有吐 谷浑河桥、嵹台山和垫江源，那么今天贵德、循化以南各番部的地区，直到松潘厅北部，都应当是当时的沙州地。《沙州记》中又有临洮城。临洮与枹罕、西秦同属陇西郡。按照《沙州记》的说法，当时北河州虽然镇守枹罕，但临洮却属于沙州。各地志书都没有记载黄河所经过的沙州，幸亏保存了这段注文，还可以据此考证。沙州治所应当在今天贵德厅以西，所辖城址已经无法考定。详细推究注文，似乎就是汉代的河关县。段国说：浇河。朱氏《笺》说：段国《沙州记》记载，洮水和垫江水都发源于嵹台山；这里注文说浇水，可知“洮”字是传抄错误。郦道元按语说：朱氏的说法不对，见下文。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地南北长一百二十里，东西宽七十里。西面到达大杨川。董佑诚说：浇河见下文，大杨川应当在今天贵德厅西南。远望黄沙，好像有人把干粮碎屑撒在地上。朱氏本作“干糒”，《笺》说：《太平御览》引用段国《沙州记》，作“若人委干糒于也”。何焯说：晋人的书札中有时把“干”写作“干”，大概“干”和“干”古代通用，《初月帖》中“淡闷干呕”就是如此。那里完全不生长草木，满眼都是空旷的黄沙，周围数百里，因此沙州由此取名。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七十四引用段国《沙州记》有这段文字。《地理志》说：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河关县。赵氏说：齐召南认为，今本《汉书·地理志》把这段文字放在破羌县下，难道是误移到河关县下吗？还是原来两处都有，只是一处保存、一处脱落呢？全氏考证说：郦道元在破羌县下也有这句话，但引用的是应劭的话，由此可知这里是班固《汉书·地理志》河关县的原注文，而应劭又在破羌县下重新作注。今本《汉书》在河关县下丢失了原注，在破羌县下又脱去了“应劭曰”三个字，幸亏这段文字还可以考证。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县西南。《续汉书》记载它属于陇西郡，县治应当在今天贵德厅境内，大概是因黄河的关塞而得名。《风俗通》说：方圆百里称为同，统称为县。县，就是玄的意思，也是首的意思；字形从“系”，倒置的“●”，抬起头来就容易偏斜。[二三]朱氏本把“举首”作“与县”，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并说：这一句 有脱漏和错误，意思不详。大意是说，应当使政事玄静，平定徭役。朱氏本没有“平”字，《笺》说：《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引用时作“玄静平徭役”。朱氏《笺》又说：今本《风俗通》缺少这段话。《释名·释州国》又说：“县，就是悬，悬挂在郡之下。”朱氏本“也”字下脱“县”字，赵氏补入，并说：“县也”的“县”读音与“悬”相同，可以通用；戴氏也补入。黄义仲《十三州记》说：县如同弦。弦以坚贞正直为特点，这是说处在下位的行政机构，位于百姓之间。沈炳巽说：“邻”应当作“临”。不要轻视誓约，施行绳墨和法度，像弓弦一样不弯曲。“弦”与“县”读音相近，所以取此命名；现在字形中“系”字在下半部。朱氏本把“系”作“县”，赵氏相同，戴氏改正。郦道元按语说：黄义仲的说法略见于《太平御览》卷五十七。汉高祖六年，命令天下各县、邑修筑城池。朱氏本把“六”误作“元”，《笺》说：按《汉书》，高祖六年十月命令天下县邑筑城。全氏、赵氏、戴氏都改为“六”。张晏说：这是命令各地自行修筑城池。郦道元按语说：《汉书》注文引用张晏的话也是这样。河水又向东北流，进入西平郡境内。郦道元按语说：西平郡的情况见后文《湟水》篇。左边汇入两条河，向南流入黄河；又向东北流，济川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把上面二十七字误作《经》，又把“平”误作“卑”。《笺》说：谢氏认为，根据后文注文，“西卑”应当作“西平”。戴氏改作《注》，并改“平”字；全氏、赵氏相同。董佑诚说：《晋书·地理志》记载，西平郡领有西都、临羌、长宁、安夷四县。《元和郡县图志》说，后汉献帝时从金城郡分置西平郡。后魏把它设置为鄯善镇，大概在黄河北岸。现在从贵德以北都是西平郡的地域。郦道元按语说：两条河应当在今天西宁县西南。又据下文说水发源于滥渎，《隋书·地理志》也说河津县有滥水，似乎这里的“济”应当作“滥”。但考察《通典》，达化县有洪济镇，是北周武帝驱逐吐谷浑后修筑的，在县西二百七十里。洪济这个名称大概取自济川，所以“济”字没有错。水从西南方的滥渎流出，向东北流入大谷，称为大谷水。向北经过浇河城西南。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说，南凉秃发乌孤以西平、河南设置浇河郡。下文注文说有两座城，东西两面相互依靠，东北距西平二百二十里。郦道元按语说：“倚”应当作“犄”。《太平寰宇记》引用这里作“掎角”。《太平寰宇记》说，廓州到鄯州一百八十里，达化县以西三十里；浇河城在达化县以西一百二十里。由此可知浇河城在今天西宁县西南。水向北流，注入黄河。董佑诚说：今天贵德厅东面有野桥下必拉，西面有和卓兰台必拉，都从厅南流出，向北注入黄河，不知道哪一条是济川水。郦道元按语说：上文已经说河水进入西平郡境，董氏所指的两条水离西平郡还很远；现在把龙池河当作济川水，较为吻合。

译河水又向东流，经过浇河故城北面。朱氏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又把“又东”误作“东又”。戴氏改作《注》，改为“又东”；全氏、赵氏相同。董佑诚说：就是济川水经过的城。这里有两座城，东西两面相互依靠。会贞按语说：“倚”应当作“犄”。《太平寰宇记》引用这里作“掎角”。城东北距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年间，授予吐谷浑首领阿豺。[二八]赵氏说：《资治通鉴·宋纪》作阿柴。会贞按语说：《宋书·吐谷浑传》开头称阿柴虏，后面又称吐谷浑的后代阿▯即位；可见“阿柴虏”是吐谷浑的总称，“阿▯”是一个人的专名。▯、豺二字通用，《北史》和《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八都作“豺”。授任他为安西将军、浇河公。朱氏《笺》说：《宋书·吐谷浑传》记载，少帝景平年间，阿▯上表进献土产，诏书嘉奖他仰慕大义，授予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之职。这里说的就是这座城。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黄川城。董佑诚说：这座城无从考证。《唐书·地理志》说，达化县东面有黄沙戍，怀疑就是这里，应当在今天贵德厅东面。河水又向东流，经过石城南面。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廓州化城县县郭之下，本来是后魏的石城县。黄河在县南八十步，就是这里所说的石城。大概在今天西宁县正南，南面临近黄河。《地形志》中没有石城县，大概属于鄯州，今本脱漏了。左边汇入北谷水。朱氏本把上面二十二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相同。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天西宁县南面。过去段颎在石城攻打羌人，投河和坠坑而死的有八百多人，就是在这里。郦道元按语说：范晔《后汉书·段颎传》说，延熹年间分兵攻打石城羌，斩杀和淹死的有一千六百多人，与这里所说的死亡人数不同，而且没有“投河坠坑”的明文；这里应当依据的是其他版本的《后汉书》。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黄河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相同。董佑诚说：《通典》记载，廓州一带，前凉把它设置为湟河郡。《张猛龙颂》中有“凉黄河太守”，各书没有黄河郡，因此黄河郡就是湟河郡。《太平寰宇记》引用《周地图记》说，湟河郡在后魏太平真君十六年设置为洮河郡，隶属鄯州。今本《地形志》在鄯州之下，郡县名称都缺失。这里的注文说，黄河向西北距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应当在今天西宁县东南、巴燕戎格厅西部一带。会贞按语说：“湟”和“黄”二字通用，详见《洛水》篇黄水之下。有人认为这里的黄河是湟河的讹字，这是不对的。今天巴燕戎格厅以西四百多里有金刚城，南面临近河岸，怀疑就是湟河郡故城。《西宁府志》说它在碾伯县东南，与郦道元注文不合。黄河向西北距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广违城北面。全氏说：先司空公认为，广违就是广威，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宇文氏大概取这座城为县名。董佑诚说：《通典》记载，廓州广威县本来是后魏的石城县。因此广威与石城相近。唐代的广威，大概就是因这座广违城而得名，应当在今天循化、贵德两厅之间。会贞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后魏孝昌二年，在邯川戍城设置广威县。根据下文“河水经过邯川城南面”，这里说“河水经过广违城北面”，可知郦道元所说的广违城与后魏设置的广威县，中间隔着黄河。又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化隆县，旧魏时称为广威县。全司空说宇文氏取这座城命名县名，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右边汇入乌头川水。朱氏本把上面十六字误作《经》，并把“右”误作“又”；戴氏改作《注》，改为“右”；全氏、赵氏也改作《注》，但仍作“又”。水从远川发源，汇合纳支津，向北经过城东，又向北流入黄河。董佑诚说：现在有清水河，从贵德厅南部流出，向东流并汇合另一条从南面流来的北向河流；河流以东属于循化厅境，以西属于贵德厅境，随后向北注入黄河，怀疑就是乌头川水。那条从南面流来的水，怀疑就是所谓支津。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寰宇记》记载，河州枹罕县的乌头川在郡东，这是错误的。宋代枹罕县就是今天的河州；今天巴燕戎格厅西面的小积石山，是古代的唐述山。注文下文在临津溪、白土川等水之后叙述唐述山，仍在今天河州西北方，因此乌头川不可能在枹罕以东。董氏把贵德厅南部的水当作乌头川，也不合适。上文所说的石城在今天西宁县正南，这条水不可能反而在西宁西南方；应当在贵德厅东面、靠近循化厅境内。黄河又向东流，经邯川城南。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邯川城应当在今巴燕戎格厅所属土司的辖境内。《元和志》说，合川郡守捉在鄯州以南一百八十里。邯、合二字音近，怀疑是同一个地方。守敬按：《元和志》说，米川县向西到廓州一百里，前凉张天锡曾在这里设置邯川戍。城的左右，山谷中有两条水，朱氏把“二”写作“三”。全氏说：应当作“二”。杜佑说：“东西邯水”这一名称，是分流后在左右两边的水，正是如此。赵氏说：《后汉书·马武传》的章怀太子《注》说，因为这条水分流，所以称为东西邯水。董佑诚说：如今巴燕戎格厅西部，东边有克欠河，西边有克羣河，怀疑就是东西邯水。水源出自北山，向南流经邯亭，注入黄河。会贞按：邯亭就是上文所说的邯川城，大概亭设置在城中，所以城、亭是同一个地方。因此古书常把城、亭通称，如下文湟水又称西平亭，也称西平城。《隋书》说东城就是旧亭，这是明确的证据。全书常常把城、亭交错称说，读者不了解这种体例，恐怕难免把它们误认为两个地方。黄河又向东流，临津溪水注入黄河。朱氏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水源出自南山，向北流经临津城西。董佑诚说：《晋志》记载，永宁年间，张轨划分西平郡的辖界，设置晋兴郡，所统辖的县中有临津县。《地形志》没有记载此县。它应当在今循化厅西北部的土司辖境内。水继续向北流，注入黄河。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循化厅以西。

译黄河又向东流，经临津城北、白土城南。朱氏本把这十三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两《汉志》中的白土都属于上郡，不是这里的白土城。《晋志》记载，金城郡有白土县。《三国志》记载，正始九年，叛乱的羌人驻扎在河关白土故城。由此可知，汉朝末年已经有这座城了。《地形志》没有记载此县。这篇《注》引用《十三州志》说，左南津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应当靠近今巴燕戎格厅治所。《十三州志》原文说：“左南津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朱氏本脱去“有”字，赵氏根据孙潜校本补入，戴氏也补入。会贞按：《通鉴》晋太和二年《注》引用此文，也有“白土城”三字。考察左南津位于漓水、洮水两水汇入黄河之间，距离这里很远，不可能只有六十里。按照地理位置推测，“六十里”上面应当脱去“二百”两字。白土城在黄河以北，是沿河渡口所在的地方。朱氏本“处”字下面还有“北”字。全氏把“处”改作“地”，并说：“北”字是“地”字的错误。现在依据《通鉴·注》所引文字校正。《通鉴·注》按语说，这里的晋太和二年是晋义熙八年，隋大业五年。戴氏、赵氏删去“北”字。守敬按：《晋书·吕光载记》说，彭奚念在白土津垒石筑堤。魏国凉州刺史郭淮。何氏说：根据《三国志》，郭淮当时统领雍州，并不是凉州刺史，这大概是史传记载简略造成的。戴氏说：这里写作“凉州”，是错误的。破羌县的遮塞就在白土，这里就是那个地方。朱氏本把“塞”误作“寒”，《笺》说：《魏志》作“塞”。戴氏、赵氏改正。黄河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合白土川水。朱氏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水源出自白土城西北的山岭。朱氏本作“西北”，孔刻戴本增加“山”字。[再查孔刻]会贞按：《通鉴》记载，唐大中四年，吐蕃在鸡项关以南架桥，准备攻击尚婢，尚婢的军队驻扎在白土岭。因此，与其增加“山”字，不如增加“岭”字更有依据。水向东南流，经白土城北，又向东南注入黄河。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巴燕戎格厅治所附近。黄河又向东北流，汇合两条水；右边汇合两道水。朱氏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全氏、赵氏、戴氏改为《注》。会贞按：下文说两岸夹着水，那么黄河南北两岸都有水，“会两川”上面应当有“左”字。董佑诚说：地方应当在今巴燕戎格厅以西。两岸的山高低错落，土地相连，依凭险要地势彼此相望。黄河北岸有层层山岭，山势非常灵秀。山峰之上，竖立着几百丈高的巨石，一块块高耸挺立，争相比高，远远望去，【缺字】仿佛聚集的图画托在云霄之上。山下层层岩石陡峭高耸，石壁、岸壁没有可以攀登的台阶。悬崖之间有很多石室。石室中好像积藏着书卷，但世上的人很少有能够进入探访的。何氏说：归太仆家抄本作“津造”。戴氏作“津达”。守敬按：黄本、吴本作“逮”，“逮”字没有错误，毛氏《津逮秘书》的书名就是取自这里。因此把它称为积书岩。岩洞内，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见神人来往。大概是穿着鸿毛衣、羽毛裳的人，或是修炼精气、服食养生之物的人罢了；世俗之人不了解他们是仙人，便称他们为神鬼。羌人把鬼称为“唐述”，于是又根据这个名称把山叫作唐述山。朱氏本把“之为”误作“作为”，戴氏、赵氏改正。全氏说：夏允彝本“述”作“迷”。守敬按：其他书多作“述”，有的作“术”，没有作“迷”的；那么夏本作“迷”无疑是错字。全氏只是引用它来表示版本异同，实在失当。指着那座岩堂幽密的居所，称为唐述窟。那些心怀道术、尊崇玄理的人，以及戴皮冠、清洁头发的人，也常来这里栖息寄居。所以《秦州记》说：朱氏本把“州”误作“川”，赵氏依据黄本改正。[三二]《秦州记》是郭仲产撰写的。戴氏作“川”。黄河峡谷的崖壁旁有两个洞窟：一个叫唐述窟，高四十丈。守敬按：《书钞》说，唐述窟深四十丈、高四十丈。《御览》说，唐述窟深四十多丈、高四十多丈。《注》文在叙述时亮窟时既说高、又说宽，还说深；但写唐述窟只说高度，显然有脱文，应当依据《书钞》《御览》补足。向西二里有时亮窟，高一百丈，宽二十丈，深三十丈，藏有古书五卷。朱氏本作“五字”，《笺》说：应当作“五笥”。戴氏、赵氏改作“笥”。守敬按：《御览》作“五卷”，按照上文“好像积藏书卷”的说法，《御览》正确，现据此订正。时亮是南安人。会贞按：《御览》卷五十五引用《秦州记》，《书钞》卷一百五十七也引用过，文字稍简略。《御览》原注说，唐术、时亮都是古代以孝行著称的人。赵氏说：《地理今释》记载，积石山在今河州以北一百二十里，《水经注》称它为唐述山。积石山以西五十里有积石关，唐朝在这里设置积石军。《山海经》说，积石山在金城郡河关县西南境内。杜佑《通典》说，大禹治水从积石山开始向东，今西平郡龙支县境内的山就是它。考察各家所说的积石山，多数把这里看作小积石，认为另有大积石，距离这里还有一千多里。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汉书·西域传》：书中说黄河源出于阗，向北流与葱岭河汇合，向东注入蒲昌海，潜入地下，向南从积石山流出，成为中国境内黄河的源流。其实，大禹治水开始施工的积石山就是这里，并没有所谓大积石。欧阳忞《舆地广记》说，班固记载张骞穷究黄河源头的事情，只是推测，并非亲眼见到蒲昌海与积石山水道相通。他说得很正确。黄河源头在吐蕃境内，汉朝时吐蕃尚未同中国交往；汉武帝因为于阗山出产玉石，查考古代图书后，便把黄河源头称为昆仑山，后人于是连积石山的真实位置也弄错了。至于《水经注》说积石山在葱岭以北，则又错得更远了。有人讥讽杜佑以龙支县的积石山为依据，是因为唐朝在浇河故城设置积石军而造成的错误。考察《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陇西郡河关县西南有积石山；《桓帝纪》记载，烧何羌叛乱，段颎在积石山追击他们。《注》说，这就是《禹贡》所说的“导河积石”，在鄯州龙支县以南。可见河州积石山的名称，并不是唐朝才开始有的。一清按：这里关于积石山的说法以《通典》为依据，与《禹贡锥指》不同。《锥指》以《水经注》为依据，不认为杜佑的说法正确。

译守敬按：《汉志》说积石山在河关县西南的羌人地区，不过是借县名来标示方位，难道是说它就在河关县境内吗？《续汉志》所说的内容，就是依据《汉志》，只是删去了“羌中”二字。大、小榆谷在《西羌传》中屡次出现，汉朝怎么会不与中国相通？郦道元《注》把河曲作为积石山，和《史记》《汉书》的记载相合。这座山本来叫唐述山，起初根本没有积石山这个名称。自从章怀太子给《桓帝纪》作注，称积石山在龙支县以南，名称和位置已经混淆不清。唐仪凤年间，在鄯州以西一百二十里设置河源郡，又在浇河城设置积石军，于是积石山的名称便移到了唐述山。可是李吉甫、张守节仍把河曲称为大积石，把唐述山称为小积石。到了杜君卿，竟直接把龙支县的积石山当作《禹贡》的积石山，这是杜氏的大错误。赵氏不能纠正这一点，为什么呢？如今小积石山在河州西北、黄河北岸、巴燕戎格厅以西。下封有水。朱氏《笺》说：“下封”应当作“崖下”。全氏说：不是这样。“下封”就是“下邽”，字没有错误。赵氏说：据《元和志》，后魏为了避道武帝的名讳，把它改作“夏封”；但魏收《地形志》没有记载这个县，只在冯翊郡莲勺县下说有下邽城，可见后来这个县被废除并省并了。不过《元和志》在秦州天水郡的“上封”条下说，为了避道武帝名讳而改名，那么“夏封”这个名称的说法，也不能说李宏宪毫无依据。戴氏说：“下封”不详，怀疑是地名。董佑诚说：赵氏引用全氏的意见，认为下封就是下邽，是为了避道武帝的名讳。但下邽与这里相距极远，应当采用戴氏存疑、不强作解释的意见才对。水源出自这座山，溪水向南流入黄河，称为唐述水。董佑诚说：水应当在巴燕戎格厅以西。黄河又向东流，到达野亭以南。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南”字有讹误。此下叙述野亭水源出的文字也有脱漏。全氏、赵氏同样改为《注》，并把“得”改作“径”。会贞按：《注》所叙述的研川水在黄河南岸；如果按全氏、赵氏的说法作“河水径野亭南”，那么野亭就在黄河北岸，便和研川水隔河相对。研川水注入黄河的地方，怎么能称为野亭口？而且上文不先说明研川水的源头，下面突然说水又向东北流，也不合文章的写法。应当作“河水又东会野亭水，水出野亭南方合”。《通鉴》记载，宋元嘉六年，秦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守罕谷，以响应河西，乞伏暮末将他们击败，进军到治城。“治”是“冶”的错误，“冶”“野”音近，冶城就是野城，也就是野亭。它在今河州西北。水又向东北流，经研川，称为研川水；又向东北注入黄河。董佑诚说：水应当在今河州以西。称为野城口。戴氏把“城”改作“亭”，以与上文相合。会贞按：《注》中常常把亭、城交错称说，见上文邯亭一节，这里不必改动。《宋书·氐胡传》说，赫连定率领部众到达治城峡口渡河。“治”也是“冶”的误字，就是野城口。黄河又向东流经凤林山北。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凤林是山名。守敬按：《隋志》说，抱罕县有凤林山；《元和志》说，山在县北三十五里；《通典》说，凤林有凤林关，大概就是依山设置关隘。山在今河州以北。五座山峰都高高耸立。年长博学的人说：朱氏本把“彦”作“谚”。赵氏改作“云”，并说：“耆彦”就是“耆旧”的意思。戴氏也改同。守敬按：《渐江水》篇作“耆彦”。从前有凤凰飞翔游憩于五座山峰之间，所以这座山有了这个名称。《秦州记》说：枹罕原北面有凤林川，川中就是向东流的黄河。守敬按：《御览》卷六十八引用了《秦州记》的这段文字。黄河又向东流，与漓水汇合。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漓水发源于塞外羌人地区。董佑诚说：这条水现在叫大夏河，源头在循化厅西南边境以外，山叫荅苏尔海阿林，水叫和尔藏必拉。守敬按：《汉志》只说水出塞外，郦道元增加了“羌中”二字。考察《汉志》说河关县的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临洮县的洮水出西羌中；羌道县的羌水出塞外；又有破羌县、临羌县，都靠近漓水发源地，大概这里原本就是羌人的地区。详见《后汉书·西羌传》。所以《地理志》说：漓水从西部边塞以外流出。守敬按：《汉志》在白石县条下引用此文，详见后文。水向东北流，经野虏地区。守敬按：野虏就是吐谷浑，详见后文洮水一节。流经消铜城西。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用此文作“销铜城”。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水又向东北流，经列河城东。朱氏本脱去“北”字，并把“列河”误作“河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北”字，删去“河”字。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通鉴》记载，宋永初三年，秦王乞伏炽盘在汁罗修筑列浑城。《方舆纪要》说，列浑城在河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怀疑就是列城。会贞按：列浑城在河州西南，与《注》所叙述的城位置相合，毫无疑问就是这座城。“浑”与“河”字形相近，因而造成错误；朱氏本又把“河”字错写在“列”字上面。下文只称列城，是又一次省略文字。看水只称列水，就可以明确证明这一点。考察《地说》没有记载，可能是出自戎人地区。漓水在左边汇合列水。朱氏本把“合”误作“右”，戴氏、赵氏改正。列水出自西北的溪谷，向东北流。会贞按：上句的“西北”疑为“西南”的错误。水经列城北面，从右侧汇入漓水。朱氏本把“右”误作“又”，赵氏相同，并在下面增加“东”字；戴氏改回“右”。董佑诚说：现在循化厅西南有山叫达那阿林，山南有一条水向东流，汇合和尔藏必拉，怀疑就是列水。列城坐落在两条水汇合的地方。漓水又向北流，经可石孤城西。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河州西南。

译这是西戎人的名称。水又向东北流，在左边汇合黑城溪水。朱氏本把“左”误作“右”，《笺》说：疑当作“右”。戴氏、赵氏改作“右”。董佑诚说：应当作“左”。会贞按：董氏说得对，因为黑城溪水位于漓水左侧。水源出自西北山下。朱氏本把“山”误作“溪”，赵氏相同，戴氏改正。水向东南流，经黑城南面。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守敬按：《元和志》说，曜武军在廓州以南二百里的黑硖川。黑硖川就是这里的黑城溪水，曜武军大概就设置在黑城。水又向东南流，有一条支水从左边流出。守敬按：枝水详见下文。水又向东南流，汇入漓水。董佑诚说：水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漓水又向东北流，经榆城东。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榆城溪水注入漓水。水源出自素和细越西北山下，向东南流，经细越川。朱氏本在“径”下有“于”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细越是夷人乡里的名称。守敬按：上文称“素和细越”，这里单称“细越”，大概“素和细越”四字是一个乡名，此处只举后两个字，以省略烦琐文字；如列河城又称列城，榆城溪又称榆溪。水又向东南流出狄周峡。董佑诚说：这些地方都应当在今循化厅西南。水向东南流，在右边汇合黑城溪水的支流。支流上游承接黑城溪水，向东北流经黑城东面，又向东北注入榆溪。会贞按：“之”字应当作“于”。董佑诚说：水应当在今循化厅以南。水又向东南流，经榆城南面，向东北注入漓水。守敬按：现在循化厅西南有一条水，发源于骟马城北，向东流入和尔藏必拉，怀疑就是榆城溪水。漓水又向东北流，经石门口。山势高峻险绝。朱氏《笺》说：《御览》引用此文作“高崄峻绝”。戴氏增加“峻”字。会贞按：宋本《御览》卷五十引用此文没有“峻”字，《寰宇记》引用时也相同，《元和志》文字同样如此。因此《注》原文并没有脱漏，不知道朱氏见到的是哪一种错误的《御览》本，以致戴氏也受到误导。戴氏把“崄”作“险”，全书都如此。两岸山崖相对，好像一道门，所以这座峡谷因此得名；怀疑就是皋兰山门。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石门山在凤林县东北二十八里，就是皋兰山门。关于凤林县，《元和志》说县城向东南到河州八十里，《寰宇记》说在河州西南八十里，《寰宇记》的说法正确。山在今河州西南。汉武帝元狩三年，骠骑将军霍去病从陇西出发，到达皋兰。守敬按：这里应是《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的文字。《史记·建元以来侯者表》《霍去病传》也都作二年。《汉书》本传有作三年的，是错误；这里写作三年，也是后人依据错误的《汉书》版本改成的。皋兰指的就是这座山的关塞。应劭《汉书音义》说：皋兰在陇西白石县塞外，是河的名称。守敬按：白石县详见下文。孟康说：皋兰是山关的名称。守敬按：《武帝纪》颜师古《注》同时引用了应劭、孟康的说法。如今这座山离黄河不远，所以论说者怀疑皋兰是指黄河与山之间的地方。朱氏本在两个“皋兰”下面都有“应”字。《汉书音义》上文没有“应劭”二字，赵氏删去并补注说：两个“皋兰”下的“应”字都是衍文；《汉书音义》上文脱去了“应劭”二字。《隋书·经籍志》记载，应劭《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孟康《汉书音义》九卷。如今《注》引用两家的话，各自加上姓名来区别，后来传抄时发生脱误，书中文字散失，只能随笔补缀；现在《汉书·武帝纪·注》的文字完整存在，可以考察并知道这一点。“谓是山之关塞也”一句，是郦道元自己的解释。大概皋兰本来是山名，应劭却认为是河名，孟康认为是山关名，所以郦道元又用“论者疑目河山之闲”来解释。守敬按：《汉书·霍去病传》说，霍去病经过焉支山一千多里后，与匈奴短兵相接，在皋兰山下激战；这样看来，皋兰山离汉朝边境很远。师古《霍去病传·注》虽然也记载应劭的说法，却又引用苏林说，皋兰是匈奴境内的山关名称。可见他已经知道这不是白石县塞外的皋兰。况且皋兰是山名，应劭却把它当作河名；白石县属于金城郡，应劭却把它说成属于陇西郡，师古也明确指出了他的错误。漓水又向东北流，皋兰山的水从山的左右两翼流出，注入漓水。董佑诚说：地方应当在今河州西南。漓水又向东流，白石川水注入漓水。水源出自白石县西北山下。朱氏本没有“山”字，赵氏增加并说：就是白石山。戴氏也增加。董佑诚说：这里的县就是白石县。会贞按：赵氏增加“山”字，是正确的；但说它就是白石山则不对。下文明确说白石山在县东，那么它不在西北，方位各不相同，怎么能混为一谈？水向东南流，有支流向东注入。会贞按：枝津详见下文。白石川水又向南流，经白石城西。董佑诚说：就是下文所说的白石故城。《汉志》说白石县属于金城郡，《续志》说属于陇西郡，晋朝废除了这个县，所以后文称为故城。《元和郡县志》说，凤林县原是汉代白石县的地界。下文《注》引用阚骃的话，说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那么应当在今河州西南。水注入漓水。董佑诚说：水应当在今河州西南。会贞按：《晋书·载记》说，乞伏炽盘派昙达等人在白石川击破休官、权小郎、

译吕破胡，进军占据白石城。现在洪州河从河州西南流出，大概就是白石川水，但如今只有一条水道向东流，到河州以南注入大夏河，也就是《注》所叙述的枝津；此外没有另一条支流向南注入大夏河，可能是经白石城西的主流已经淤塞了。漓水又向东流，经白石县故城南。朱氏本脱去“漓”字，戴氏、赵氏补入。王莽改名为顺砾。阚骃说：白石县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漓水流经县城北面。如今漓水流经县城南面。朱氏本误作“径东南注之”，赵氏只删去“径”字，戴氏把“东”改作“其”，并删去“注之”二字。守敬按：戴氏改得对。因此水并不流经县城北面。漓水又向东流，经白石山北面。董佑诚说：山应当在今河州西南。守敬按：“北”字疑有错误。白石山应当靠近白石水；据《注》所说，白石水在漓水北面，白石城也在漓水北面。如果漓水经白石山北面，那么白石山就在漓水南面，便不相合。应当改作“南”才对。应劭说：白石山在东面。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这座山与下文狄道的白石山不是同一座。罗溪水注入漓水。朱氏本脱去“水”字，戴氏、赵氏补入。罗溪水源出西南山下，向东流入漓水。漓水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合罕【缺字】南溪水。朱氏本脱去“漓”字，戴氏、赵氏补入。水源出罕【缺字】以西。朱氏本脱去“水”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水向东南流，经罕【缺字】以南。董佑诚说：这里大概是罕【缺字】羌人居住的地方，应当在今河州以西。水注入漓水。朱氏本把这两个字误置在前文“漓水径东南”之下，赵氏相同，戴氏移正。董佑诚说：水应当在今河州以西。《十三州志》说：广大阪在枹罕西北。会贞按：《河州志》说，现在河州以北二里有万顷原，又名广大原，四面看去都宽阔平坦，东西八十里，南北四十里。罕【缺字】就在这里。赵氏说：考察这句话，应当有脱字。《方舆纪要》说，罕【缺字】谷在河州以西；《水经注》说白石县以东有罕【缺字】渡，再向东就是枹罕。就是枹罕故城。大概是误把“溪”写成了“渡”。守敬按：《通鉴》记载，宋元嘉六年，秦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据守罕【缺字】谷，以响应河西。胡三省《注》引用《水经注》说，原文作罕【缺字】溪，顾炎武所依据的版本也是如此，只是刊刻时误作“渡”。《通鉴》又说，秦西安太守莫者幼眷占据【缺字】川而叛乱。《注》说，这个【缺字】川不是扶风的【缺字】，也应当在枹罕附近。我怀疑【缺字】是【缺字】的错误，就是这里的罕【缺字】溪。从前慕容吐谷浑从燕地经过阴山向西奔驰，后来开始居住在这里。守敬按：《宋书·吐谷浑传》说，弈洛韩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吐谷浑，少子叫若洛廆，另立为慕容氏。由此可知，吐谷浑不应称为慕容氏。又说，吐谷浑向西依附阴山，遇到晋朝战乱，于是上陇，经过罕【缺字】西零；西零就是今天的西平郡，罕【缺字】就是今天的枹罕县，阴山详见本篇下卷。漓水又向东流，经枹罕县故城南。董佑诚说：《汉志》记载，枹罕县属于金城郡；《续汉志》记载，属于陇西郡。《地形志》记载，河州治所在枹罕，但没有枹罕县。《元和志》说，后魏设置枹罕镇，太和十六年改为河州。这篇《注》称枹罕故城，下面又另外列出枹罕城，那么后魏的枹罕城就不是两汉时期的故城了。各家地志都认为，从汉、魏直到唐朝的枹罕，就是今天的河州治所。这篇《注》引用《十三州志》说，漓水在城南门前向东流过；从这里到今天的大夏河，向北到州城还相距四五里。而洪水河流经州城南门外，向东注入大夏河，似乎与白石川的枝津相合。怀疑今天的河州城是北魏以后设置的枹罕城，而两汉时期的故城还在今河州治所的南面，靠近漓水。应劭说：这是原来罕羌侯的封邑。赵氏把“故罕”改作“枹罕”，并说：今本《汉志·注》也有错误，顾景范已经校正。考察《寰宇记》枹罕县条下引用《周地图记》说，枹罕就是原来的枹罕侯封邑。我怀疑“故”字下面脱去了“枹”字。戴氏把“罕羌”改作“枹罕”。守敬按：《寰宇记》作“故罕羌侯邑”，与《汉志·注》《水经注》相同，不如赵氏所说。又《元和志》也相同，所以全氏仍采用朱氏本，说师古把罕羌、【缺字】羌看作两种羌人，而【缺字】又分为大【缺字】、小【缺字】；这样看来，枹罕是中国与罕羌相接的地方，并不是完全属于罕羌地区。仔细阅读《赵充国传》就能看出这一点。《十三州志》说：枹罕县在郡治以西二百一十里。会贞按：枹罕县汉代属于金城郡，后汉属于陇西郡，这里所说的“郡”就是陇西郡，全氏、赵氏也相同。看下文《注》说到安故县，安故是陇西郡所属县，并引用《十三州志》说安故县在郡治以南四十七里，这就是明确的证据。漓水在城南门前向东流过。漓水又向东北流，故城川水注入漓水。水有两个源头：南源出自西南山下，向东北流，经金纽大岭北面。朱氏本作“金细北岭”，全氏说：《隋志》记载大夏县有金纽山，“细”字是错误。《寰宇记》说金纽山在大夏县西二十里。[三五]会贞按：金纽山在今河州东南；那里有金柳城，见后文大夏水一节。水又向东北流，经一座故城南面。会贞按：城应当在今河州以南。水又向东北流，与北源汇合。北源从西南方流来，经故城北面，从右侧汇入南源；两水乱流向东北，注入漓水。董佑诚说：现在河州东南有广通河，有两个源头，在和政驿以东，向西北流，汇合为一股，注入大夏河，怀疑就是故城川水，但方位略有不同。漓水又向东北流，在左边汇合白石川的枝津水。枝津上游承接白石川，向东流经白石城北面。董佑诚说：应当就是前文的白石故城。

译枝津又向东流，横过罕【缺字】溪；又向东流，经枹罕城南面。董佑诚说：这是后魏的枹罕城，怀疑就是今天的河州治所。又向东流入漓水。董佑诚说：如今河州西南的洪水河，源出大沟河，流经州治南门外，又向东注入大夏河，怀疑就是白石川的枝津。会贞按：如今洪水河的上游是白石川的主流，从流经古白石城北面以下，才是枝津。漓水又向东北流出峡谷。董佑诚说：峡谷在今河州东北。水向北流，注入黄河。董佑诚说：如今漓水发源于循化厅西南的边地，向东流经循化厅南面，又向东北流经河州南面，转向北流，经河州东面及东北面注入黄河。《地理志》说：漓水。守敬按：《汉志》把“漓”写作“离”。漓水出白石县西部塞外，向东到枹罕注入黄河。黄河又流经左南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晋志》记载，永宁年间，张轨设置左南县，隶属于晋兴郡。《地形志》没有记载。这里《注》引用《十三州志》说，石城以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应当在今巴燕戎格厅以东、大夏河口以北。《十三州志》说：“石城——石城详见后文——以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渡口也因此取名。”董佑诚说：《晋书·载记》记载，张瑁从左南渡过黄河，袭击麻秋军队的后方。这大概是黄河上的渡口。会贞按：《十三州志》称为左南津，前文白土城下已经引用。黄河又向东流，经赤岸北面。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全氏、赵氏、戴氏改为《注》。这里就是河水夹在两岸之间的地方。董佑诚说：《晋书·载记》记载，张瑁驻扎在河夹岸，麻秋袭击并击败了他。地点应当在今河州东北、大夏河与洮河两河河口之间。守敬按：《方舆纪要》说，赤岸戍在河州西北，并引用这段文字，认为就是赤岸戍，略有错误。《秦州记》说：枹罕有河夹岸，河岸宽四十丈。义熙年间，乞佛在这里的黄河上修建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才建成。会贞按：这件事《晋书·载记》没有记载。黄河又向东流，洮水注入黄河。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朱谋《笺》在前面的《经》文中想把“洮水”改为“浇水”，是因为没有看出这里属于《注》文。全氏、赵氏改法相同。《地理志》说：洮水出自塞外羌人地区。会贞按：《汉志》临洮县条说，洮水出西羌中。《御览》卷六十五引用《汉志》也作“西”。这是郦道元抄录时改变了说法；大概漓水出自塞外，而洮水源头还在漓水源头以南，所以也说出自塞外。《沙州记》说：洮水与垫江水都出自嵹台山；山南面就是垫江的源头，山东面就是洮水的源头。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御览》卷六十五、《寰宇记》都引用《沙州记》的这段文字。《初学记》把“嵹”作“强”。《山海经》说：白水出自蜀地。会贞按：这是《海内东经》的文字。郭景纯《注》说：白水从临洮以西的西倾山流来，向东南流入汉水。会贞按：郭氏《注》原文作“从临洮之西西倾山来，经沓中，东流通阴平，至汉寿县入潜”。郦道元抄录时删略了文字；这里的“汉”指西汉水，也就是潜水。白水详见《漾水》篇。白水流到垫江。会贞按：垫江县见《羌水》篇和《梓潼水》篇。所以段国把它当作垫江水。会贞按：《魏书·吐谷浑传》说，阿豺登上西强山，观察垫江的源头，问群臣：“这条水向东流，还有什么名称？经过哪些郡国？流入哪条水？”他的长史曾和回答：“这条水经过仇池，流过晋寿，出宕渠，才开始称为垫江，到巴郡流入长江。”垫江县离嵹台山很远，大概因为下游有垫江县，所以称为垫江，连上游也一并使用了垫江这个名称。洮水与它同出一座山，所以知道嵹台山就是西倾山的另一个名称。董佑诚说：西倾山在今洮州厅西南，按今属青海的蒙古地区推测，应在和硕特前头旗以东。山脊南北横贯，洮水从山的东面流出，叫巴尔巴必拉，向东南流，转而向东流，成为洮河。西倾山的西面，就是黄河在积石山东面先向东流、转而向北流、又转向西北流的地方。山脊向南迤逦，向东伸出；有一条水从山脊南面流出，叫祥楚必拉，就是垫江的源头。下游汇合西汉水后流入长江。西倾山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所以《禹贡》叙述导山时，把西倾山列在次阴山系的首位。会贞按：《汉志》记临洮县，《禹贡》说西倾山在临洮西南。《括地志》说，西倾山就是今天的嵹台山，在洮州临潭县西南三百三十六里。《元和志》说，洮水出临潭县西南三百里的嵹台山，就是《禹贡》所说的西倾山。《寰宇记》说，西倾山在金城西南，又名西强山、嵹台山。洮水向东北流，经吐谷浑境内。朱氏本脱去“径”字，戴氏、赵氏补入。董佑诚说：今洮州厅西南一带都是吐谷浑的旧地。吐谷浑本来是东燕慕容氏的庶支后裔，后来因沿用祖先的名字作为氏族名称，成为这一支族类的名称。所以称他们为野虏。会贞按：《晋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庶长兄。他的子孙占有西零以西、甘松一带的边界，远至白兰，方圆数千里；逐水草搭帐篷居住，以肉和酪作为食物。西北各族把他们称为阿柴虏，也有称作野虏的。吐谷浑的孙子叶延说：《礼记》说，公孙的子孙可以用祖父的字作为姓氏。我们的祖先起源于昌黎，光大居住在这里。现在以吐谷浑为姓氏，是尊奉祖先的意思。洮水、嵹台山南北三百里之间，地上的草遍地都是龙【缺字】。会贞按：《本草》说，石龙刍又名龙须。《山海经》[《中次九经》。]说的龙修，郭璞《注》说就是龙须，形状像莞草而细，生长在山石洞穴中，茎向下倒垂，可以编席。这里却没有可以砍伐的柴薪。洮水又向东北流，经洮阳曾城北面。朱氏本在“阳”字上脱去“洮”字，戴氏、赵氏补入。董佑诚说：《晋志》记载，洮阳县属于狄道郡，晋惠帝时设置，后来废除。《元和志》说，后周设置洮州，唐朝仍为洮州，州治在临潭县，城的东、西、北三面都靠着洮水。嵹台山在县西南三百里。这与《注》引用《沙州记》所说的“嵹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正好相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三十六里〕 洮水又向东北流，经吐谷浑境内。朱氏本脱去“径”字，戴氏、赵氏补入。董佑诚说：今洮州厅西南都是吐谷浑的旧地。吐谷浑是东燕慕容氏的庶支后裔，因沿用其祖先的名字，作为这一支族类的名称，所以称为野虏。会贞按：《晋书·吐谷浑传》说，吐谷浑是慕容廆的庶长兄。他的子孙占有西零以西、甘松一带，远至白兰，地域达数千里；逐水草搭帐篷居住，以肉和酪为食。西北各族称他们为阿柴虏，也有称野虏的。吐谷浑的孙子叶延说，《礼记》说公孙的子孙可以用祖父的字为姓氏。我们的祖先本出自昌黎，后来在这里兴盛居住。如今以吐谷浑为氏，是尊奉祖先的意思。洮水、嵹台山南北三百里之内，土地上的草遍布龙【缺字】。会贞按：《本草》说，石龙刍又名龙须。《山海经》[《中次九经》。]所说的龙修，郭璞《注》说就是龙须，形似莞草而细，生在山石洞穴中，茎向下倒垂，可以用来编席；但这里没有可供砍伐的柴薪。洮水又向东北流，经洮阳曾城北面。朱氏本在“阳”字前脱去“洮”字，戴氏、赵氏补入。董佑诚说：《晋志》记载，洮阳县属于狄道郡，晋惠帝时设置，后来废除。《元和志》说，后周设置洮州，唐朝仍为洮州，州治在临潭县，城的东、西、北三面都靠着洮水。嵹台山在县西南三百里。这与《注》引用《沙州记》所说的“嵹城东北三百里有曾城”正好相合。

译今洮州厅西南七十里的故城，就是洮阳城。会贞按：《方舆纪要》说，古洮阳城也称曾城，是一座城有两个名称；这里把洮阳、曾城合并称说。《沙州记》说：嵹城（会贞按：《寰宇记》卷一百八十八引《沙州记》说，西弘城当作西强城；东面有西强城，因山得名，可容八百多人。这里就是《沙州记》详细叙述此城的文字。《水经注》“嵹”字上脱“西”字，《通鉴》魏景元三年注文引作嵹城，大概就是依据郦道元的书。此城应在今洮州厅西南的西倾山上）。东北三百里有曾城（会贞按：二酉堂辑本据此注文作“层城”，大概张氏根据字义改写）。这座城临近洮水。建初二年，羌人攻打南部都尉驻地，皇帝派行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前去救援，各部羌人退聚到洮阳。就是这座城。洮水又向东流，经洪和山南面。朱氏把“洪”误作“共”，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会贞按：下文说到城，却没有先明确指出城名，文意不连贯，这里也可能有误。据《地形志》，魏代有洪和郡；又据《寰宇记》，这是吐谷浑的镇，称洪和城。这里应作洪和郡，或者作洪和城。《通鉴》魏景元三年引文作共和山，说明讹误流传已久。城在四座山之间。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贞观四年洮州从洮阳城迁到旧洪和城治所，贞观八年又迁回旧处。美相县向西到州治七十五里；贞观年间州治迁移，县治也随之迁移。这样看来，洪和在洮阳以东七十多里。现在是洮州厅治所。《方舆纪要》说，魏代邓艾在侯和打败姜维；凉州张骏设置侯和屯护军；苻秦王猛讨伐叛羌，派别将镇守侯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后魏太和十五年，吐谷浑修筑泥和城，设置戍守，魏军攻下了它。侯和、洪和、泥和、迷和，其实是同一座城，只是读音发生了转变。考察下文注文说洮水又向东流经迷和城北，可知迷和城在洮水南面，与洪和城在水北面不同。洪、侯二字音近相转，侯和应当就是洪和；泥、迷二字音近，泥和应当就是迷和。洮水又向东流，经迷和城北。董佑诚说：此城应在今岷州以西。会贞按：《通鉴》齐永明九年泥和城注文说，泥和就是《水经注》所说的迷和城，正是如此。但它又引宋白的话说，洮州临洮郡城本名洮阳，在洮水北面，是吐谷浑所筑，南临洸水，地势极其险峻，今称洪和城。这样又把本注文所说的洮阳、洪和、迷和三城混为一城。赵氏依据这些材料，也受到迷惑。迷和是羌人的名称。洮水又向东流，经甘枳亭（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此文把“枳”作“根”，是错误的）。注文把甘枳亭、望曲连续叙述，望曲在临 洮西南面，因此甘枳亭也应当在今岷州西南。洮水流经望曲。董佑诚说：注文说望曲在临洮西南，说明洮水从它北面流过。《通鉴》后汉建初二年记载，马防攻破临洮的包围，布桥等驻扎在望曲谷，不能攻下。注文引用这段话作证明，望曲应在今岷州西南。这里“在临洮西南”，朱氏脱去“临洮”二字，《笺》说“在”疑当作“右”。赵氏根据《后汉书·马防传》注文所引文字补入二字，戴氏也补入。距离龙桑城二百里。朱氏脱去“城”字，戴、赵二氏补入。会贞按：《马防传》注文所引文字有“城”字。龙桑城将在下文详述。洮水又向东流，经临洮县故城北。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说临洮县属陇西郡，《晋志》属狄道郡，《地形志》有临洮郡而没有临洮县，大概郡治设在龙城，所以这里说“故城”。《元和志》说，岷州城就是秦代临洮城。考察可知，唐代州治就是今天的州治。大禹治理洪水，向西到洮水上游，看见长人，在这条水边得到黑玉书。孙星衍说：这就是《尚书》所说的禹赐玄圭。守敬按：《尚书璇玑钤》说，大禹开通龙门，疏导积石山，玄圭出现，上面刻着：“延喜玉，受德天赐佩。” 这些文字见《类聚》卷十一所引。《遁甲开山图》说，大禹游历东海，得到一块碧色玉圭。这段话见《后汉书·张衡传》注文。又说大禹游到龙门口，神人把玉简授给他；大禹拿着玉简，平定了水土。这段话见《路史后纪》注文卷十三。这些记载都没有说大禹到洮水接受黑玉书，郦道元所依据的材料不详。《寰宇记》说，溢乐县本是秦代临洮县，岷山在县南一里，山体黑色而没有树木；山的西面有天女神，洮水流经其下，就是夏禹看见长人、接受黑玉书的地方。洮水又向东北流，转弯经过索西城西面。建初二年，马防、耿恭从五溪、祥□谷出发，与羌人交战，击败羌人，修筑索西城。会贞按：《通典》“和政”条说，后汉索西故城在县东；又迁陇西南部都尉到那里驻守。会贞按：《后汉书·马防传》说，马防带兵在索回与羌人交战并击败他们；《西羌传》说，马防修筑索西城，迁陇西南部都尉驻守。两书都没有说从五溪、祥□谷出发。

译当地俗称赤水城。朱氏没有“俗名”二字，戴氏补入，赵氏也补入。全祖望说：《隋志》记载，河源郡设置在古赤水城。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赤水县属河州临洮郡，在今岷州东北。守敬按：《马防传》注文、《通典》都作赤城；根据魏代赤水县来看，作赤水城是正确的。全氏引用《隋志》的赤水城则是错误的。考察《隋书·宇文述传》可知，大业三年，隋炀帝命宇文述率军屯驻西平的临羌城，吐谷浑向西逃走，隋军追到曼头城并攻下，乘胜到达赤水城，又攻下它。由此可见，曼头城在临羌城以西，赤水城又在曼头城以西。《唐书·吐蕃传》所说的河源故城在青海南部，本来就是吐谷浑的赤水城。此城在今岷州东北，那么它应在古临羌城东南数百里，显然不是同一座城。此城又称临洮东城。《沙州记》说：从东洮到西洮一百二十里。守敬按：《后汉书·马防传》注文引《沙州记》也这样说；东洮就是此城，西洮就是临洮城。洮水又转向北流，经龙桑城西面，然后向西北流去。马防在建初二年从安故五溪出发，经过龙桑，开通旧有道路。会贞按：这几句话不见于范晔《后汉书》，也是其他版本《后汉书》的文字。建武年间，来歙在五溪击败羌人。司马彪说襄武县有五溪聚，这里说安故五溪，二者不同。不过襄武的西北就是安故，两地实际相连。当地俗称龙城。赵氏说：龙桑城，六朝史书也作桑城，《通鉴》沿用了这一名称，可能是省略文字；否则郦道元既说俗称龙城，怎么又会有桑城这个名称呢？董佑诚说：《魏书·地形志》有临洮郡龙城县，太和十年设置。城址应在今岷州东北麻童里一带各土司辖境。守敬按：龙桑城在洮水东面，当地只简称龙城，所以魏代据此设置龙城县。如果桑城在洮水西面，郦道元将在下文另行叙述，那就是另一座城。赵氏错误地把它们混为一谈。洮水又向西流，经步和亭东面。董佑诚说：步和亭应在今洮州厅东北。步和川水流入洮水。守敬按：《寰宇记》说，步和川，羌人称为天泉；水从西山下流出，向东北流出山外，经过步和亭北面，再向东北注入洮水。董佑诚说：步和川应在今洮州厅北部的土司辖境。洮水又向北流出门峡。董佑诚说：门峡应在今狄道州南界。会贞按：《地形志》记载，临洮郡有石门县，太和九年设置，因这座门峡而得名。洮水流经求厥川。朱氏注文作“求”，一作“东”。赵氏改作“东”，又把“厥”改作“历”，说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历水。蕈垲川水注入洮水。赵氏在“蕈”下脱去“垲”字，说下文注文可以证明。守敬按：洮水向北流，蕈垲川水向西北注入洮水，位于洮水东面；蕈川水向东流入洮水，位于洮水西面。两水截然不同，源流既不相同，又隔着洮水，怎么能认为是同一条同名水流？拿彼水来证明此水，是赵氏考订的疏漏。蕈川水从桑岚西溪流出，向东流经桑岚川，又向东流经蕈川北面，向东注入洮水。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河州洪和郡有蕈川县，延兴四年设置，就是注文所说的蕈川。《隋志》说，水池县后魏时称蕈川。水池故城在今洮州厅东北一百六十里，蕈川水应当在它北面。洮水又向北流经一处峡谷。董佑诚说：今狄道州南六十里有锁林峡，洮水流经此处，两岸山崖高悬险绝，疑即这里所说的峡。洮水经过偏桥，从夷地流出，架桥渡水。会贞按：这两处都应在今狄道州西南。洮水右侧汇入蕈垲川水。董佑诚说：今狄道州南有南川水，源头出自州东南渭源县界的露骨山，向西北流，经抹邦山，称抹那河，到州南六十里处流入洮水，疑即蕈垲川水。蕈垲川水从东南方石底横下流出。朱氏作“东南石底岭下”，《笺》说宋本作“右底横下”。全祖望说“石”字没有错误。戴氏补入“水”“出”二字，把“岭”改作“横”。水向北流经蕈垲川，向西北注入洮水。洮水又向东北流，经桑城东面。赵氏在“桑”上加“龙”字。守敬按：桑城没有错误，与上文的龙桑城无关。赵氏增加“龙”字并非原文讹误，大概是刊刻者所为；全本也承袭了这一错误。董佑诚说：《晋书·载记》记载，刘曜攻陷安定，南阳王保迁到桑城。《通鉴》注文说，南阳王保想从桑城逃往河西。城址应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辖境。洮水又向北流，与蓝川水汇合。蓝川水源出求厥川西北的溪流。朱氏把“求厥”作“来历”，戴氏改正，赵氏改作“东历”。朱氏下文又有“南流历川”四字。赵氏说“流”字下有脱文；戴氏删去这四字。蓝川水向东北流，经蓝川。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河州洪和郡有蓝川县，真君八年设置郡，后来改制。就是注文所说的蓝川，位置应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辖境。蓝川水流经水池城北。朱氏误作“水城城”，赵氏删去下一个“城”字；戴氏把“水”改作“桑”，也删去一个“城”字。守敬按：《地形志》记载洪和郡有水池县，真君四年设置郡，后来改为此名；只有上面的“城”字应改作“池”，并无其他衍误。《隋志》说，后周把蕈川改为水池，大概是后周废除蕈川县，把水池县迁到蕈川城。魏代水池城应在蕈川以北，即今狄道州西南。水池水向东注入洮水。守敬按：今狄道州西南有恒水，源出双投堡西面，向东北流入洮水，大概就是蓝川水。洮水又向北流，经外羌城西面。董佑诚说：城址应在今狄道州南。

译洮水又向北流，经和博城东面。董佑诚说：城址应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辖境。城在山中，左侧汇入和博川水。朱氏把“水”也作“川”，赵氏相同，戴氏改正。董佑诚说：和博川水应在今狄道州西南土司辖境。州西南有一条水出自蕃界山，名叫札噶尔阿林，向东北流，经八角城北面，注入洮水，不知道它是蓝川水还是和博川水。会贞按：董氏所指就是恒水。现在既然把恒水当作蓝川水，那么和博川应在恒水北面。和博川水从城西南山下流出，向东北流经和博城南面，再向东北注入洮水。洮水向北流经安故县故城西面。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说安故县属陇西郡，晋代撤销；《十六国春秋》记载，前凉重新设置，并兼置安故郡；西秦也称安固郡。《地形志》中没有记载，说明此县已经废除。注文引用《十三州志》说，县在郡南四十七里。这里的郡指陇西郡，东汉、西汉都以狄道为郡治。故城应在今狄道州南。它是《地理志》所说的陇西郡属县。朱氏在“志”下衍“曰”字，赵氏相同，全氏、戴氏删去。《十三州志》说：县在郡南四十七里。盖延转而进攻狄道、安故和五溪的叛羌。朱氏把“反”误作“及”，戴、赵二氏改正。盖延大败羌人。守敬按：《后汉书·盖延传》只说平定街泉、略阳、清水等屯聚，进攻河池未能攻下，因病撤回，没有记载这件事，大概是其他版本《后汉书》的文字。就是这里所说的安故城。洮水又向北流，经降狄道故城西面。戴氏根据《汉书》删去“降”字，下面也都如此。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说狄道属陇西郡；《晋志》记载惠帝设置狄道郡；前凉设置武始郡。《寰宇记》说，晋惠帝时把狄道称为降狄道。《十三州志》说，降狄道今称武始。《地形志》记载，河州武始郡统辖狄道县。这里说故城，可能是后来迁移了治所。戴氏根据《汉书》删去“降”字。现在考察《寰宇记》所引《十三州记》，就是注文所说的阚骃之说，可知原本作“降”；但下文引用《汉书》时本来没有“降”字，后人因前后文相同而误加。今狄道州城南一里左右有一座旧土城，俗称番城，应当就是狄道故城；城北的武始故城，则是后魏武始郡的治所，即勇田者所说的城。会贞按：《通鉴》晋建武元年注文引此文没有“降”字，大概是胡三省误删。《渭水注》中陇县称降陇，与这里相同。阚骃说：现在称为武始。洮水在城西北向下流。朱氏在“北”上有“东”字，戴、赵删去；全氏、戴氏把“下”改作“流”。守敬按：《大辽水注》引《魏土地记》说，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向东北流，沿着城的东北面向下流，因此这里的“下”字没有错误。洮水又向北流，陇水注入它。朱氏把“陇”误作“垄”，戴、赵二氏改正。陇水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滥水。孙星衍说：陇水源出渭源县界，向西北流经狄道州，向东注入洮水。《山海经》说滥水流入汉水，这是错误的引用。董佑诚说：今本《山海经》说滥水向西流，注入汉水；“汉”字应当有误。会贞按：《博物志》所说的温水注入汉水，郦道元在《漾水》篇记载过。《西次四经》所说的滥水收入本篇，认为它向西北注入洮水，这与《山海经》所说的向西流相合。足以证明《山海经》原文说的是注入汉水，后人误写成注入洮水。毕沅却认为是同一条水，不知道滥水向西流，不能注入汉水。这条水与前文所说发源于滥渎的齐川水不同。《隋志》记载河津县有滥水，那是另一条水；全氏把它引到这里，是错误的。滥水从鸟鼠山西北的高城岭流出。董佑诚说：今渭源县北面的分水岭，就是鸟鼠山的主脉；向东是渭水的源头，向西是滥水的源头，当地称东峪河。会贞按：鸟鼠山、高城岭，详见《渭水》篇。滥水向西流经陇坁。朱氏脱去“陇”字，把“坁”误作“底”；《笺》说宋本作“西径陇坻”。赵氏补“陇”仍作“底”，戴氏补字并改正。董佑诚说：此处应在今狄道州东面。这与天水的陇坁不同，地点不同，字形也不同。注文引用扬雄《解嘲》“响若坁颓”一语，《文选》注文引应劭说，天水有大坂，名叫陇坻；“坻”读作丁礼切。韦昭说，“坁”的读音如“是理”的“是”。《尚书》说，巴蜀把名山崩落称为“坁”。依照应劭的说法应作“坻”，依照韦昭的说法应作“坁”；颜师古注文采用韦昭说法，是正确的。至于《西京赋》“右有陇坻之隘”，则应当写作“坻”字。山岸崩塌坠落时，声音能传到几百里之外。全氏、赵氏把“岸”改作“崖”。会贞按：这两句话见于《说文》“氏”字条，原文作“岸”。所以扬雄说“声音如山坻崩塌”。会贞按：这是扬雄《解嘲》的文字，《汉书》本传作“向若阺隤”，《文选》作“响若坻隤”，这里是正确的。滥水又向西北流，经白石山下。《地理志》说：降狄道县东面有白石山。赵氏说：考察狄道称“降狄道”，《渭水》篇的陇县也称“降陇”。《寰宇记》说，晋惠帝把狄道称为降狄道，可知这是晋代改称。郦道元引用班固《地理志》也称“降”，这是错误。守敬按：《一统志》说，此山原在今狄道州东面；自从《寰宇记》说山上有梁泉，后人就把皋兰县东南的山当作此山，是错误的。滥水又向西北流，经武街城南。朱氏把“街”误作“阶”，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通鉴》晋永和二年、唐开元二年注文引此文都作“街”。董佑诚说：《晋书》记载，晋惠帝分狄道县设置武街县；又说，咸和五年张骏设置武街护军。城址应在今狄道州东面。

译滥水又向西北流，经降狄道故城东面。《百官表》说：有蛮夷的县称为“道”，列侯食邑称为“国”，皇太后、皇后、公主食邑称为“邑”。朱氏误作“有公主谓之邑”。全祖望说：按原表文字是“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现在抄本删割改动，已经无法理解。戴氏依照原书改正。应劭说：蛮夷说话舌头反卷，和华夏不同，必须有翻译才能沟通。守敬按：《汉表》颜师古注文没有记载应劭的说法。这里是汉代陇西郡治。守敬按：《续汉志》说郡治在狄道，大概沿袭前汉旧制。秦昭王二十八年设置。守敬按：《汉志》只说秦代设置。应劭说：它的东面有陇坻，所以称为陇西。守敬按：今本《汉志》颜师古注文作“应劭说，有陇坻在它的西面”，文意不通；据此可知脱去了“东故曰陇”四字。《神仙传》说：封君达是陇西人，服食炼制的水银，活了一百岁。守敬按：原书作“服朮百余年”。看上去还像三十岁左右。守敬按：原书“三”作“二”。他骑着青牛，所以号称青牛道士。王莽更改郡县名称，把郡改称厌戎，把县改称操虏。过去马援担任陇西太守六年，为狄道开凿渠道，引水灌田种植粳稻，郡中百姓安居乐业。会贞按：《后汉书·马援传》说，建武十一年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他开导水田，劝民耕种放牧，郡中百姓安居乐业；任职六年后，被征召入朝任虎贲中郎将。这里说的就是这条水。滥水又向西北流，注入洮水。朱氏在“流”下衍“径”字，戴、赵删去。董佑诚说：今东峪河从渭源县北面向西北流入狄道州境，经过州城东面，又经过城北，注入洮水。洮水右侧汇入两条水。董佑诚说：今洮水在汇合东峪河之后，右侧汇入的水有打壁水；再向北有好水，再向北有东结河，再向北有沙泥河，再向北有石井泉，都在狄道州北部一带，不知道这里的“两水”指哪两条。守敬按：这两条水大概就是打壁水、好水。它以东的东结河以下，则是下文所叙洮水又向北流时从旁汇入的水。只是好水在三岔河之后才流入洮水，而注文先叙好水、后叙大夏川水，次序不同，也许是水道后来发生了变化。洮水左侧汇入大夏川水。朱氏把“左”误作“右”，戴氏改正，赵氏根据黄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左”。大夏川水从西山流出，两条源流汇合后散乱奔流。守敬按：《寰宇记》说，大夏水又名白水，出自大夏县西南的大谷中。现在称三岔河，源出河州东南麻山关、大马家滩、火石界以内，三股水汇流。大夏川水散乱流经金柳城南面。全祖望说：金柳也是金纽的转音。《地形志》说，大夏县有金柳城。戴氏把下文的“柳”都改作“纽”。董佑诚说：《隋志》记载大夏有金纽山；《寰宇记》说大夏县西二十里有金剑山，也有金剑故城，另一个名称是金柳城。现在考察，金纽、金柳、金剑都是同一处，位置应在今河州东南。会贞按：《寰宇记》“一号金柳城”下面有“前凉曾在其中设置金剑县”一句，这正是金柳城名称的由来。董氏引用《寰宇记》作为证据，不应删去。原本作“金纽”的句子，写作“金柳”是因为读音相同而通用；写作“金剑”则是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错误。董氏笼统地说金纽、金柳、金剑是同一处，也失于裁断。至于戴氏凭臆测把“柳”改作“纽”，甚至没有顾及《地形志》，就更加疏漏了。《十三州志》说：大夏县西面有旧金柳城，距县四十里，原为都尉治所。守敬按：《汉志》大夏县条下漏载都尉治所。大夏川水又向东北流，经大夏县故城南面。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说大夏县属陇西郡；《地形志》说金城郡统辖大夏县。这里称故城，说明县治应已迁移。《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大夏县向西北到河州七十里。金剑山在县西二十里，而注文引用《十三州志》说县西有金纽城，距县四十里，原为都尉治所。由此可知，唐、宋时期的大夏县就是元魏大夏城；两汉故城还在它东面二十里。城址应在今河州东南，接近狄道州边界。守敬按：汉代大夏县，晋代废除。《寰宇记》引用《十六国春秋》说，张骏十八年分武始、晋兴、广武三郡，设置大夏郡和大夏县。这个县的迁徙，是由张骏造成的。魏代沿用了这一建置。《地理志》朱氏本在“志”下有“曰”字，戴、赵删去。王莽时期称为顺夏。守敬按：汪氏本《汉志》作顺陵，毛氏本作顺夏。《晋书·地道记》说：县中有禹庙，是禹出生的地方。守敬按：大概因为金纽与石纽名称偶然相同，所以有这种说法。不过禹生于石纽，是人们熟知的事；说禹出生于金纽，可以说是奇异的传闻。《金楼子》也说，禹在陇西大夏县长大。大夏川水又向东北流出山谷，注入洮水。董佑诚说：今三岔河从河州界向东北流，经狄道州西北，又向东北流入洮水。洮水又向北流，旁边汇入三条水。守敬按：今洮河向西北流，左边有改河川，右边有东结河、沙泥河、石井泉，共四条水交错从两侧注入。洮水以散乱的水流向北进入黄河。守敬按：洮水如今从巩昌府洮州厅西面向东南流，转向东北，经过厅治南面，又经过岷州北面，转向北流，再向西北流，经过洮州厅东面，继续向北流，经过兰州府狄道州西面，又向北经过皋兰县西面、河州东面，注入黄河。《地理志》说，洮水向北到枹罕，向东注入黄河，就是这种情况。守敬按：临洮以下的注文，在上文和这里被分成两段引用。全祖望说：按郦道元依次叙述河关一带的水流，最后以洮水注入黄河作结；各版本都沿袭了传抄造成的错误，把注文分割出来当作《经》，于是形成十六条。胡渭因此怀疑洮水不应再次出现，反而把《经》文河关县条下的“洮水”改作“浇水”以避开重复，实在非常荒谬。洮水又向东流，经过金城郡允吾县北面。

译这里是金城郡治所，汉昭帝始元六年设置。守敬按：这是《汉志》的文字，《昭帝纪》也相同。《元和志》说，昭帝分陇西、天水、张掖三郡，设置金城郡。王莽时期称为西海。王莽又把允吾改名为修远县。黄河从它南面流过，并不在它北面。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说允吾是金城郡治所，晋代废除。《元和志》说，广武县是前凉设置广武郡、开皇年间撤郡后设置的县。允吾故城在县西南一百六十里。又说，龙支县本来是汉代允吾县，后魏在这里设置金城县。这样看来，允吾在后魏时称广武、金城，而《地形志》都没有记载，怀疑它们都属于鄯州。唐代广武县，就是今庄浪厅治所。允吾故城应在厅西南，黄河以北；西面接巴燕戎格厅界，南面接皋兰县界。会贞按：《经》文说黄河经过允吾县，在洮水注入黄河之后；这样允吾似乎应在今洮水入黄河处的东北面。然而注文引用阚骃的话，说小晋兴城在允吾县西四十里；注文叙述湟水时说，湟水向东南流经小晋兴城北面，又向东与合门河汇合，再向东经允吾县北面。由此小晋兴城应在合门河注入湟水处的西面。根据今地图，洮水入黄河处在大通河注入湟水处的东南面，约五六十里；如果允吾再位于洮水入黄河处东北面，那么它向西距小晋兴城就有七八十里，与阚骃所说的四十里不相合。考察洮水注入黄河的地方，向西距河关四五百里，而《经》文说黄河向东流经过河关县北面，洮水从东南流来注入黄河。仔细玩味文意，可以知道《经》文专门说洮水的发源地，不是说洮水注入黄河的地方。现在依据阚骃的说法，把允吾确定在洮水入黄河处的西北面。允吾县南面有湟水。赵氏把“南”改作“西”。董佑诚说：下文湟水经允吾县北面，与这里不合。《元和志》说，鄯州湟水县治就在郭下，本是汉代破羌县的地界；龙支县本是汉代允吾县，向北距州治一百三十五里。由此可知允吾在破羌以南。再根据下文湟水经破羌城南面，以及注文叙述涧水时不说经允吾县来推断，这里的“南”应作“北”。湟水从塞外流出，向东流经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盐池北面。董佑诚说：《汉志》记载，临羌县向西北到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湟水从其北面发源。这就是注文的依据。僊海就是西海，今称青海，蒙古语称库克诺尔；盐池在青海西南面，蒙古语称达布逊诺尔。“库克”意为青色，“达布逊”意为盐，“诺尔”是湖泊的名称。现在湟水从青海东北流出，实际上并不经过青海、盐池的北面。《汉志》说“北则湟水所出”，大概是指县城北面，与上文“西北”同一用法，并非承接上文的僊海、盐池；郦道元偶然没有核查清楚。守敬按：《晋书·张骏传》记载，酒泉太守马岌上书说，酒泉南山就是昆仑山的主体。周 穆王曾见到西王母，快乐得忘了回去，说的就是这座山。山上有石室、玉堂，用珠玉雕饰，光彩灿烂如神仙宫殿，应当在这里建立西王母祠。《沮渠蒙逊载记》说，蒙逊袭击卑和的胡人，于是沿着湖向西走，到达盐池，在西王母寺祭祀；寺中有《玄石神图》。这些都可以作为《汉志》相关记载的证明。因此阚骃说：它的西面就是湟水的源头。《地理志》说：湟水发源于此。戴氏删去“也”字。赵氏说：按《汉志》，临羌县向西北到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盐池，湟水从北面发源，向东到允吾注入黄河，西面有须抵池。郦道元所引文字似乎有割截错误，而且先引用注文，后说临羌县，也不合适。“僊海”疑当作“●海”，僊、●二字字形相近而造成讹误。湟水又向东南流，经龙夷城。董佑诚说：龙夷城就是黄河流经的西海郡城。《后汉书》记载，永元年间，曹凤请求收复西海郡，准备把士卒迁到龙耆屯驻。“耆”“夷”大概是读音转变。湟水虽然不经过城北，但根据上文盐池、下文卑禾羌海，以及黄河从河曲向东流经郡城南面来推断，城址应在今青海南部；黄河向北转弯，再向东流入蒙古游牧地区。守敬按：龙夷城下脱“北”字。《西羌传》说，曹凤带领迁来的士卒屯驻龙耆。《注文》说，龙耆就是龙支，即鄯州的县。《通典》《寰宇记》都说，龙支是汉代允吾县的地界，后汉设置龙耆县（《续志》没有龙耆县，大概是脱文），其地在今碾伯县西南。曹凤任金城西部都尉，屯驻龙耆，是为了谋划重新设置西海郡县，尚未实际屯驻西海郡县。如果龙夷就是西海郡治所，那么它在临羌新县西三百一十里，远在龙支以西。董氏认为龙夷就是龙耆，是错误的。又《元和志》说，龙夷城就是今河源军西一百八十里的威戎城，也不准确。唐代河源军在鄯州以西一百二十里，鄯州治所在湟水，即今碾伯县治所；这样河源军仍在古临羌新县以东，龙夷城不可能只在河源军西一百八十里。会贞按：上文说黄河经西海郡南面，却不说经西海，说明西海郡城距离黄河比西海更近。这里说湟水向东南流，先经龙夷城，后经卑禾羌海，说明龙夷城一定在卑禾羌海以西。综合前后文仔细考察，西海郡应在西海西南面，董氏说在今青海南部，是错误的。《一统志》说在青海东面，更加错误。顾祖禹没有考得其确切位置，只说在青海之上，也是不加考察。这里是古代西零的地方。因此

译《十三州志》说：城在临羌新县西三百一十里。王莽接受塞外羌人献上的土地，把这里设置为西海郡，郡治就在这座城。守敬按：钱大昕《养新录》说，古人把“西”读作“先”，郦道元所说的西零就是《汉书》中的先零。元始四年，王莽诱使塞外羌人献出鲜水海、允谷、盐池，设置西海郡。先、鲜读音相近，鲜水就是先零水，鲜水海就是今天的青海。会贞按：《晋书》《宋书·吐谷浑传》都作“西零”；王莽设置西海郡的事，前面黄河经西海郡处已经详细说明。湟水又向东南流，经卑禾羌海北面。董佑诚说：卑禾羌海就是西海。现在湟水从青海东北流出，有两条源流，位于和硕东上旗以南、南右翼后旗以南、左翼末旗之间。西面一条叫博罗冲克克必拉，另一条叫昆都仑必拉，两水汇合后向东南流，下游称西川河，都在青海东部。那里有盐池。守敬按：盐池详见上文。阚骃说：县西面有卑禾羌海。赵氏说：按《汉志》，临羌县颜师古注文引阚骃的话说，县西有卑和羌海，就是献给王莽、后来设置西海郡的地方。世人称它为青海，向东距西平二百五十里。会贞按：西平将在下文详述。《魏书·吐谷浑传》说，青海周围一千多里。《隋志》说，西海郡有青海。《一统志》说，在今西宁府西五百多里。赵氏说：考察《太平寰宇记》甘州张掖县条下说，甘峻山又名绀峻山。《水经注》说，弱水流经甘峻山南面，与张掖河汇合，就是鲜水。今本没有这段文字。守敬按：《括地志》说，兰门山又名合黎山，又名穷石山，在甘州删丹县西南七里。《淮南子》说，弱水发源于穷石山，又名合黎，又名羌谷水，又名鲜水，也叫张掖河，流到吐谷浑境内后注入张掖县。由此可知，这里的鲜水在张掖。《寰宇记》所引《水经注》，大概是《弱水》篇或《黑水》篇的文字，现已散佚。赵氏因为青海也有鲜水的名称，就怀疑这段应当列在青海条下，这是错误的。湟水向东流，经湟中城北面。董佑诚说：湟中城也称小湟中。《通鉴》注文 湟水两岸的地区，通常都称为“湟中”。这座城原是小月支的土地，因此称为“小湟中”。后汉建安十九年，夏侯渊派遣别将张郃渡过黄河，进入小湟中，说的就是这里。这座城应当在今青海东部、湟水以南，是古代小月氏的土地。《十三州志》说：“在西平、张掖之间。”守敬按：《后魏书》说，小月氏起初居住在西平、张掖之间，是大月氏分出的一支，即小月氏之国。范晔《后汉书》说：“湟中的月氏胡人，他们的王被匈奴杀死，余下的部众四散，有的向西越过葱岭；其中弱小的一支向南进入山中，和羌人杂居，所以获得了小月氏的名称。”守敬按：这是《西羌传》的文字。《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无弋爰剑，在秦厉公时以奴隶身份逃亡到三河。”守敬按：章怀太子的注说，三河就是黄河、赐支河和湟河。羌人惊异于他的神异，把他推举为首领。河、湟之间有很多禽兽，他们以射猎为业，因此受到羌人的敬重和信任，依附他的人非常多。赵云：沈炳巽说，道元引用这段文字，意思并不十分明白。爰剑曾遭火焚却没有死，所以羌人把他视为神；他又教导百姓耕田和畜牧，所以羌人敬重并信奉他。这些内容不应删去。他的曾孙忍于是留居湟中，成为湟中的羌人。湟水又向东流，在右岸控制着四条水流；这四条水流分别发源于四条溪谷，向东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四条水流应当在今青海东南部、绰罗斯南右翼头旗以东。湟水又向东流，经过赤城北面。董佑诚说：《隋书》记载，大业年间，宇文述出兵西平，到达临羌城，进军攻取吐谷浑的曼头、赤水两城。疑心赤水城就是赤城，正当临羌城以西。城应当在今绰罗斯南右翼头旗以东。守敬按：宇文述驻扎在临羌城，吐谷浑向西逃走，他追击到曼头城并攻下，乘胜到达赤水城，又攻下了它。因此赤水城距离临羌城很远。《唐书·吐蕃传》说，请求同吐谷浑和解，并要求赤水 地作为牧马之地，可见赤水城在青海南部，距离吐蕃很近。这里的赤城在青海东部，距离临羌城较近，是另一座城。董氏怀疑赤水城就是赤城，是考证失误。湟水向东流入，经过戎峡口。朱本“径”作“经”，戴本沿用，赵本改为“径”。右岸汇合羌水。羌水发源于西南山下，经过护羌城东面。董佑诚说：《通鉴注》记载，汉宣帝设置护羌校尉，治所在金城郡令居县；东汉初年，治所设在安夷；建初二年，迁治临羌，这应当就是此城。城应在今绰罗斯南右翼头旗以东、辉特南旗以北，是旧护羌校尉的治所。羌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临羌城西面。董佑诚说：这就是下文所说的临羌县故城。两《汉书·地理志》都说它隶属金城郡。《晋书·地理志》说它隶属西平郡，后魏时废除。《水经注》另处还记载临羌新县故城，因此这里应是两汉的旧县城。《水经注》引用《十三州志》说，临羌新县在郡城以西一百八十里，龙夷城在临羌新县以西三百一十里；故县与新县之间隔着湟水，彼此相距不远。西平郡就是今天西宁府城。按里程推算，临羌城向东到今天西宁县大约二百里，越出边塞一百里，向西到西海郡大约三百里。

译它应当在西宁县以西、镇海堡边塞之外，辉特南旗东北方、图尔根察罕必拉流入湟水的地方。羌水向东北流，注入湟水。朱本脱去“注”字，赵本据孙潜校本补入，全文同样补入。董佑诚说：如今边塞之外有一条水叫图尔根察罕必拉，发源于西南山地，向东北流入博罗冲克克河，应当就是羌水。湟水又向东流，经过临羌县故城北面。汉武帝元封元年，将这里封给孙都，作为侯国。朱本把“元封”误作“元狩”。赵云：沈氏说，据《史记》《汉书》的功臣表，应是封临蔡，不是临羌；年份是元封，不是元狩。全氏说：临蔡在《汉书·功臣表》中隶属河内，应当是乡、亭的名称。守敬按：全氏《汉志稽疑》说，汉人分封土地的制度，西面不过西河、上郡，北面不过涿郡、中山，就是这个道理。我认为临羌距离西河、上郡更远，应是郦道元所见史书文字写作“临羌”，没有再详细考察，所以率然写下。下文说把西平封给公孙浑邪作为侯国，也同样是错误。王莽时改称监羌。守敬按：今本《汉志》作“盐羌”。王念孙说，应依此作“监”。凡是县名第一个字作“临”的，王莽大多改作“监”。称为绥戎城，是不对的。湟水又向东流，卢溪水注入其中。卢溪水发源于西南的卢川，向东北流，注入湟水。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化隆县有卢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西宁县以西的边塞外，接近青海境内。湟水又向东流，经过临羌新县故城南面。董佑诚说：临羌迁徙治所的年代没有考证，《水经注》称为故城，应当是魏、晋之间迁徙的。《水经注》引用《十三州志》说，它在郡城以西一百八十里；郡就是西平郡，城应当在今西宁县以西的边塞外，接近青海境内。阚骃说：临羌新县在郡城……守敬按：这里说的是下文的西平郡。四百八十里，湟水从城南经过。城有东西两门，西北角有内城。湟水又向东流，右岸汇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等四条水流，向东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四川应当在今西宁县以西。左岸汇合临羌溪水。临羌溪水发源于新县西北，向东南流，经县城北面，向东南注入湟水。董佑诚说：今和硕特南左翼末旗东南有一条水，汇合四条水流后向东南流，到西宁县西面的镇海堡注入湟水，疑即临羌溪水。湟水又向东流，龙驹川水注入其中。龙驹川水从右侧发源于西南山下，向东北流，经过龙驹城。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西宁县以西。《水经注》没有说水从城的哪一侧经过。《明西宁卫志》说城在镇海堡以东，那么水应当从城东经过。龙驹川水向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西宁县以西。湟水又向东流，长宁川水注入其中。长宁川水发源于松山。守敬按：《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五年，炀帝从拔延山进入长宁谷。董佑诚说，长宁水如今叫北川河，有两个源头，东源就是这条水，西源则是养女川水。会贞按：把北川河的西源看作长宁川、东源看作养女川，是正确的。大概西源向东南流，正与《水经注》叙述长宁水向东南流相合；东源向西南流，与《水经注》叙述养女川向南流也相差不远。西源如今发源于青海和硕特东上旗东北，称为布库克必拉，山叫莎拉克图山，也就是松山。水向东南流，经过晋昌城。朱本把“城”误作“川”，戴、赵二本改正。守敬按：城应当在今和硕特南左翼末旗以北。《水经注》没有说水从城的哪一侧经过；由晋昌川在西面推断，应当从城东经过。晋昌川水注入其中。守敬按：这条水如今叫沙库克必拉，发源于和硕特南左翼末旗北部，向东流入布库克必拉。长宁水又向东南流，养女川水注入其中。养女川水发源于养女北山，有两个源头，都从远处长距离流来，向南汇成一条河。水经过养女山，称为养女川。赵云：《太平御览》说，那里的羌人多祈祷求女。会贞按：《寰宇记》也说，养女岭是当地羌人多祈祷而求得女儿的地方。如今北川河东源有两条水，发源于大通县东北的阿尔坦阿林，向南汇合流注；两侧山峰连绵曲折，就是所谓的养女山。阚骃说：长宁亭北有养女岭，就是浩亹山，是西平北面的山。朱本“亹”下作“之”，赵本据孙潜校本在“之”下补“西”字，戴本把“之”改作“山”。守敬按：此山向东临近大通河，即浩亹河，所以也有浩亹山的称呼。山的南面正对西宁县，也就是古代西平的北面。水流散乱地流出峡谷。董佑诚说：如今北川河东西两条水，在西宁县西北汇合。向南流，经过长宁亭东面。城有东西两门，东北角有金城。董佑诚说：《晋书·地理志》记载，长宁隶属西平郡，后魏时废除；也可能曾隶属鄯州，但今本《地形志》缺载。《水经注》说它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应当在今西宁县西北、北川土司境内，在西平西北四十里。朱本“西平”上有脱文，赵本补入“去”字，戴本补入“在”字。守敬按：戴本正确。《十三州志》说是六十里，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对。守敬按：原文只说在西平西北四十里，而《十三州志》认为是六十里，两者不合，所以郦道元加以驳斥。长宁水又向东南流，与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西山，向东南流。水南山上有风伯祠。朱本“南山上”前多出“水”字。沈炳巽认为“水出南山”四字都是衍文，全祖望据此删去；戴、赵二本只删去“出”字。守敬按：删去“出”字是正确的。风伯祠在山上，春秋两季祭祀它。这条水向东南流，经过长宁亭南面，向东注入长宁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西宁县西北。长宁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今北川河在西宁县西北注入湟水。湟水又向东流，牛心川水注入其中。牛心川水发源于西南的远山。朱本把“西”误作“其”，赵本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也改正。董佑诚说：牛心川水如今叫南川河，发源于西宁县西南土司境内。水向东北流，经过牛心堆东面。朱本“堆”作“川”。《笺》说：古本作“牛心堆”。《太平御览》引用《湟水注》说，牛心堆是湟水的源头，也是山名。吴本改作“牛心川”，不对。董佑诚说：牛心堆也叫牛心山。《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在曼头山击败吐谷浑，又进军在牛心堆击败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六十里〕

译应当在今西宁县西南。水又向北流，经过西平亭西面。董佑诚说：这是西平郡的亭。会贞按：下文说东城就是旧亭，可见城和亭是同一处，所以这里称西平亭，下文又称西平城。董氏说是西平郡的亭，似乎成了两个地方。水向东北流入湟水。董佑诚说：如今南川水向东北流，经西宁县西面，再向北注入湟水。湟水又向东流，经过西平城北面。朱本没有“东”字，赵本同，戴本增补。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后汉献帝设置西平郡，与《水经注》所说魏黄初年间设置略有不同。后魏在这里设置鄯州，西平郡应当是鄯州所属的郡，但今本《地形志》的鄯州条下缺载。隋、唐时期鄯州治所在湟水县，在西平旧郡东面。唐仪凤年间，从湟水设置鄯城，因此与旧郡相接。《元和郡县图志》说，湟水县本是破羌县的土地，土楼 山在县城以西一百三十里。鄯城县向东到州治一百二十里，北面临靠湟水，西面就是土楼山。根据《水经注》所说土楼在西平亭东北五里推断，土楼正好在旧郡北面，鄯城在东面，两地彼此相接。《寰宇记》鄯城县条下说，西平故城在今县城以西一百三十二里；这大概是从湟水县的位置说的。正如《元和郡县图志》把土楼记在鄯城以西，而在湟水县条下又说土楼在县西一百三十里一样，都是误录旧图经的文字，没有来得及改正。《舆地广记》说，鄯城县在唐代陷于吐蕃，皇朝收复后改为西宁州。朱本所说的西宁州城，就是唐代鄯善县城，不是隋、唐鄯州的治所。州城以西，就是西平故城，两地相接。今天的西宁府治所，就是宋代的州城、明代的卫城。考察《陕西行都司志》，其中说从卫城向西再向南，斜向东大约八里多就是古城，确实如此。东城就是旧亭。汉景帝六年，把陇西太守北地人公孙浑邪封为侯国。赵云：沈氏说，据《史记》《汉书·功臣表》，都作“平曲”；他的儿子贺的传记也作“平曲”，这是东海郡所属的县。全氏说，《索隐》说《汉表》记在高城，那么就是渤海郡，不是东海郡；今本已经脱去这段文字，大概是散失了。《寰宇记》说，它在霸州永清县。《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海郡有两个平曲县。齐召南说，县、邑同名的，都是不同郡的地方，所以有时加上东西二字来区别。东海一个郡中有两个同名的平曲县，实在难以理解。根据王莽改名后一个叫平端、一个叫端平来推测，也许第二个平曲其实是曲平？郦道元认为是西平，大概是误把“曲”看成“西”。一清按：《后汉书·万修传》说，永初七年，邓太后追封万修的曾孙万丰为曲平亭侯；这样把第二个平曲看作曲平，并非没有根据。守敬按：西平距离太远，不符合汉人分封土地的制度，所以应当以东海郡为正确。又考《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有西平县；如果这里果真是西平县，为什么不把它归到汝南郡的县名下呢？魏黄初年间，设置西平郡。守敬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九年，韩遂被夏侯渊击败，逃往西平。《杜畿传》说，建安年间，荀彧向太祖推荐杜畿，太祖让他持节兼任西平太守。《通典》和《元和郡县图志》都说西平是在建安年间设置的，这是正确的。《晋书·地理志》序说是魏武帝设置的，应当是因为建安年间政令出自魏武帝。依靠旧亭，在南、西、北三面增筑城墙，作为郡治。湟水又向东流，经过土楼南面。董佑诚说：土楼在今西宁县北面。楼的北面靠着山原，山峰高三百尺，像削成的一样。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湟水有土楼山；《新唐书·地理志》说，鄯城有土楼山。楼下有神祠，雕刻的墙壁和旧墙还保存着。阚骃说：西平亭北面有土楼神祠。如今它在亭东北五里。右岸有五泉注入。五泉发源于西平亭北面，像雁群一样依次相连，向东北流到土楼南面，再向北注入湟水。董佑诚说：五泉应当在今西宁县西北。湟水又向东流，右岸汇合葱谷水。葱谷水有四个源头，各自出自一条溪流，水流散乱地汇入湟水。董佑诚说：葱谷水应当在今西宁县东面。湟水又向东流，经过东亭北面。董佑诚说：这是西平郡的东亭，应当在今西宁县东面。会贞按：它就是上文的西平亭；上文又说东城就是旧亭，所以这里称为东亭。水向东流出漆峡，这是山峡。董佑诚说：应当在今西宁县东面。守敬按：《汉书·赵充国传》说，汉宣帝时在金城屯田，秦代治所湟陿以西的道路和桥梁。《明一统志》说，峡口山在西宁卫城东面，地势极其险要，是湟水、鄯州往来的咽喉，汉代称为湟陿。这个漆峡正在西宁县东面，就是《汉书》所说的湟陿，也就是《明一统志》所说的峡口。水向东流，右岸有漆谷、常溪注入，左岸有甘夷川水汇入。董佑诚说：这两条水应当在今西宁县东面。湟水又向东流，安夷川水注入其中。安夷川水发源于远山，向西北流，控制并汇集众多水流。朱本把“流”误作“径”，并脱去“引”字，赵本同，戴本改补。水向北转弯，经过安夷城西北。董佑诚说：这座安夷城在湟水南面，就是下文所说的安夷县故城。两《汉书·地理志》都说该县隶属金城郡。《晋书·地理志》说隶属西平郡；秃发利鹿孤镇守安夷，大概就是这座城，后来废弃。下文《水经注》说它在西平亭以东七十里，阚骃说是四十里。由下文宜春水向西南流到安夷城南面注入……

译由湟水的流向推断，可知另有一座城，在湟水北岸。此水以“安夷”命名，说明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它所经过的城，正是旧城。应当在今西宁县东面，接近碾伯县界。《明西宁卫志》认为，卫所东七十里的平戎驿就是此城。会贞按：安夷只有一座城，在湟水南岸；董氏说湟水北岸另有一城，是错误的，详见下文。水向东流入湟水。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在今西宁县东界。湟水又向东流，经安夷县旧城。董佑诚说：《注》没有说明水流经城的南面还是北面，按照安夷川水推断，应当流经城北。城有东西两门，在西平亭东七十里；朱本将“在”误作“去”，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通鉴注》卷四十六引文作“在”。阚骃说：四十里。守敬按：上文实际指长宁亭在西平西北四十里，并斥责阚骃所说六十里的错误；这里实际指安夷城在西平东七十里，却又引阚骃所说四十里，显然不相合。推测郦道元一定还有驳正的话，如今已经脱落。湟水又向东流，左岸汇入宜春水。宜春水出自东北方的宜春溪，向西南流到安夷；戴本删去“于”字，并在“夷”字下增加“城”字。董佑诚说：这座安夷城在湟水北岸，不是两汉时期的安夷县旧城。安夷县废弃的情况，地理志书没有详细记载；或许后魏时还设置县，隶属鄯州，所以《地形志》缺载了它？城应当在今西宁县东北、碾伯县以西。会贞按：这里的“安夷”就是指安夷旧县，是说水流到安夷后向南注入湟水，应当在“安夷”处断句。戴本擅自在“夷”字下增加“城”字，又错误地把下文“南”字接在上文，董氏也因此受到误导，所以认为湟水北面另有一座安夷城。水向南流入湟水。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在今碾伯县以西。湟水又向东流，勒且溪水注入其中。勒且溪水出自县东南的勒且溪，向北流经安夷城东面，再向北注入湟水。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在今碾伯县西南。它所经的安夷城就是前面所说的旧城。湟水有“勒且”的名称，推测这条水也曾以此为名。朱本《笺》说：《后汉书·耿恭传》记载，耿恭讨伐尚未归服的西羌，勒姐、烧何羌等十三种羌族 共计万人，都到耿恭那里投降。《注》说，“姐”读作“紫”。[五一]由此可知，这里的“勒且”就是“勒姐”。守敬按：《西羌传》作“勒姐”，另有“牢姐”。阚骃说：金城河；金城河就是大河，详见下文。它起初与浩亹河汇合，浩亹河也详见下文；后来又与勒且河汇合。会贞按：浩亹水注入湟水，湟水注入黄河，按照今天的地图验证也是如此，因此应当改作“勒且河起初与浩亹河汇合，后来又与金城河汇合”才相合；如果按照今本文字，便与水道不符。湟水又向东流，左岸汇入承流谷水，水向南流；右岸汇合达扶东西两条溪水，它们交错向北注入，乱流向东流出；期蝢、鸡谷两条水又向北流，注入其中。朱本在“期”字上有“六山名也”四字，并在“东流”二字前有“六”字。赵本相同，并说：“六山名”应作“六谷山”；下文的六谷水出自南方，破羌川出自北方，水源出于此山，所以得名。戴本删去“东流”二字，把“六山名也”四字移到下文。又向东流；朱本没有这二字，戴本、赵本增补。吐那、孤长门两条川水向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这些水应当都在今碾伯县西境、湟水两岸。——这是六座山的名称。——朱本把这四字放在“乱流东出”句下，戴本移到这里，并说：考察上文，六条水都出自六山的溪谷，都是以山名来命名水，所以总括说明；这也是《注》中的小注。湟水又向东流，经乐都城南。赵云：考察《后汉书·马武传》，记载“又战于洛都谷”。章怀太子《注》说，湟水又名洛都水，从西面的吐谷浑境内流入，在今鄯州湟水县。洛都就是乐都。孙星衍说：《穆天子传》中的温谷乐都，就是这里。董佑诚说：《汉书·赵充国传》记载，夜间带兵到达落都，就是乐都。后凉设置乐都太守田瑶，所以这个郡是吕氏所置。南凉秃发乌孤在乐都筑大城并居住在那里。后魏设置鄯州，所辖县名已缺。隋、唐时期为湟水县。各地理志都认为乐都就是今碾伯县治，而《后汉书注》《舆地广记》都说破羌县旧城在湟水县以西，这与本《注》先经乐都、后经破羌的记载不合。应当以本《注》为正确，大概两座城彼此相近。水向东流，右岸汇入来谷、乞斤两条水。朱本将“右”误作“又”，在“斤”字下衍有“流”字；全本、戴本改正并删去衍字，赵本改“又”但仍保留“流”字。左岸汇合阳非、流溪、细谷三条水。守敬按：后文“逆水”下的阳非亭，是另一处阳非。董佑诚说：这些水都应当在今碾伯县治附近。水向东流经破羌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时期破羌县属金城郡，晋代废置，应当在今碾伯县东面。《明西宁卫志》说，就是碾伯县东四十里的老雅驿。应劭说：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守敬按：《汉志》记载，破羌县为宣帝神爵二年设置。全祖望根据这里的《注》认为这是应劭的注文，而不是班固原文。王念孙则说，本《注》所引的是应劭《地理风俗记》，并以《淇水》篇引用《地理风俗记》“汉宣帝地节三年置”作为例证。又根据班固《志》中西河郡鸿门县下记有“天封苑、火井祠，火从地中出”，日南郡下记有“原为秦代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开辟”；《河水》及《温水注》都认为这些是《地理风俗记》的文字。这样看来，《水经注》中确实有不引用班固《志》而引用《地理风俗记》的情况。

译城南门。《十三州志》说：湟水河在南门前向东流过。六谷水从南面来，破羌川从北面来，分别从左右两侧注入湟水。会贞按：这两条水也应当在今碾伯县东面。《水道提纲》说南川河就是古代的六谷水，北川河就是古代的破羌水，这是错误的。这两条水在今西宁以西，不在碾伯以东。水又向东南流经小晋兴城北面。董佑诚说：《晋志》记载，张轨划分西平郡边界，设置晋兴郡。[五二]《一统志》说，小晋兴大概就是晋兴郡治所在的晋兴县，正如沛郡的沛县又称小沛一样。后魏废除。按《注》中引用阚骃的说法，城在允吾县以西四十里，应当在今碾伯县南面。这里是旧都尉治所。全祖望说：齐召南考证，宣帝神爵二年设置金城属国都尉，却不知道治所在何处。我认为应当在破羌县，大概前一年任命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到这一年才平定羌人并设置破羌县，那么都尉舍弃破羌而另行安置，难道合理吗？等到读到这段《注》，果然说是“旧都尉治所”，我才相信自己的记忆 是正确的。阚骃说：允吾县，县的情况详见下文。县西四十里有小晋兴城。戴本删去“也”字。湟水又向东流，与合门河汇合，这就是浩亹河。水出自西北塞外；朱本脱去“水”字和“北”字，赵本增补“水”字并删去“北”字，称《汉志》可作校证，戴本同样删去“北”字。守敬按：若从浩亹县来说，浩亹河注入湟水的地方而言，它的源头确实在西北。郦道元大概依据地图，明确说是“西北塞外”；虽然本于《汉志》，却没有完全依从《汉志》。“北”字不是衍文。董佑诚说：浩亹河今称大通河，发源于青海西北的阿木尼厄库阿林山，水名为乌兰木伦必拉，应当在安西州东部正南方。向东流入塞内，经过敦煌、酒泉、张掖三郡南面。会贞按：前面《经》文说，黄河向东流入塞内，经过敦煌、酒泉、张掖三郡南面。《注》解释《经》文并辨析说，水道迂回绵长。这里叙述浩亹水向东入塞，以三郡标明它所经过的地区，所以应当紧贴三郡境界南面。董佑诚说：今当在肃州、甘州府南部境外，即青海北部。水向东南流经西平郡鲜谷塞尉旧城南面。守敬按：称作“西平郡的鲜谷塞”，那么应当在今青海东北部，南面连接西宁的大通，北面连接甘州的张掖境界。大概张掖河就是鲜水，鲜谷就是鲜水发源的山谷。董氏说城在青海北部，与地理位置略有偏差。水又向东南流，与湛水汇合。湛水有两个源头：西源出自白岭山下，东源发自白岸谷，二水汇合成为一条河，向东南流到雾山，注入合门河。守敬按：《通鉴》宋文帝元嘉元年记载，秦王炽盘派太子暮末率木弈干等人攻打河西的白草岭。《注》引用这段文字作“白草岭”，大概是胡三省因史书文字按意增添了“草”字。《隋志》记载，昌松县有白山。《寰宇记》说，白岭山在昌松县西南，山顶冬夏都积雪，远望一片洁白；[五三]寒气不同于其他地方，深冬时无人行路，鸟也飞不到山下。会贞按：《注》叙述白岭在浩亹河向东流经张掖之后、经过养女北山之前，因此白岭应在张掖东南、养女北山西北。如今张掖县东南青海境内有阿木尼冈噶尔山，大概就是白岭。有水从山南流入大通河，大概就是湛水。只有一个源头，这一点与古代记载不同。《一统志》称，旧志记载雾山在西宁西北三百里。雾山应当在阿木尼冈噶尔山以南、大通河岸边。合门河又向东流，经养女北山。会贞按：养女北山见上文。水向东南流，左岸汇入南流川水。南流川水出自北山；朱本“出”字上缺“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水向南流入合门河。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在今大通县西境。会贞按：应当在县东北境。合门河；朱本脱去“浩亹”二字，赵本相同，全本、戴本增补。水又向东流。守敬按：应当作“向东南流”。水流经浩亹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地志》和《晋志》都记载浩亹县属金城郡，后来废除。《元和志》说，浩亹旧城在广武县西南一百三十里，允吾旧城在广武县西南一百六十里，说明水流经过这两个县之间。应当在今平番县西南土司辖境。守敬按：董氏说浩亹水流经两个县之间，是错误的。湟水向东南流，汇合浩亹水以后才经过允吾，所以允吾在浩亹水东南；浩亹水流经浩亹县南面，并不经过允吾县北面。王莽改名为兴武。阚骃说：“浩”读作“合”，所以也称为合门水，两个名称兼用。朱本《笺》说：孟康《汉志注》说，“浩亹”读作“合门”。赵云：颜师古说，“浩”读作“诰”；浩是水名。亹，是水流经过峡谷山地，两岸深峭如门。如今俗称这条水为合门河，大概是快速连读时把“浩”读成了“合”。水又向东流。守敬按：应当作“向东南流”。注入湟水。董佑诚说：今大通河从青海西北流出，向东流经和硕特前左翼头旗北面，又向东流经和硕特右翼前旗南面，再向东流经和硕特东上旗北面，又向东流经大通县南面，又向东南流经碾伯县东面、平番县西面，又向东南流经庄浪厅西南、碾伯县东南，注入湟水。因此《地理志》说，浩亹水向东流到允吾，注入湟水。又向东流经允吾县北面，形成郑伯津。守敬按：郑伯津，见《汉志》。与涧水汇合。

译朱本将“涧水”误作“润水”。《笺》说：《汉志》作“涧”。戴本、赵本改正。涧水出自令居县西北塞外；朱本在“出”字下衍“县北”二字，赵本据《汉志》校改，戴本同样删去。守敬按：《汉书·张骞传》说，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道路。《后汉书·西羌传》说，汉武帝向西驱逐各羌族，于是渡过河水、湟水，修筑令居塞。水向南流经令居县旧城西面。令居县为汉武帝元鼎二年设置。守敬按：汉代令居县属金城郡，后汉、魏沿袭，晋代废除；前凉重新设置，属广武郡；后魏废除。董佑诚说：旧城应当在今平番县西北土司辖境。王莽时改名为罕虏。水又向南流经永登亭西面。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平番县西面。《十六国春秋》记载，晋愍帝建兴四年，张寔划分金城郡的令居、枝阳二县，设置永登县，合并三县设置广武郡。后魏废除，因此郦道元称其为亭。水流经黑石谷。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庄浪厅西面。水向南流，注入郑伯津。董佑诚说：现在有可可川，发源于古浪县西南，向东南流经平番县西面，又向南流经庄浪厅东南，注入湟水，应当就是这条涧水。《汉志》说，涧水出自令居县西北塞外，流到县城西南，注入郑伯津。湟水又向东流，经允街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和《晋志》都记载允街县属金城郡，后来废除。《寰宇记》说它在昌松县东南。考察允街是湟水流经之地，不可能越过广武而进入昌松，城应当在今庄浪厅西南。允街县为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守敬按：这是《汉志》的文字。王莽时改名为修远亭。赵云：《汉志》没有“亭”字，但王莽把允吾县改为修远，因此这里应当有“亭”字，以区别于郡治；如今《汉书》有脱文，应当用《水经注》补足。县中有龙泉。守敬按：《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元嘉二年，金城郡报告在允街见到黄龙，不知是否因为县中有龙泉而附会成说？龙泉出自允街谷。泉眼中水纹交错旋转，像蛟龙；朱本将“交”误作“蛟”，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文选·金谷集诗注》引用 这段文字作“蛟”，也是错误的。根据《酉阳杂俎》卷十，允街县有一眼泉，泉眼中的水交错回旋，像盘龙，所以作“交”字是对的。有人试着用船桨搅破水纹，过了一会儿水面又平复，形成龙的形状。守敬按：《酉阳杂俎》作“随手形成龙的形状”。牲畜将要来饮水时，都害怕躲避而逃走，因此称它为龙泉，向下流入湟水。湟水又向东流经枝阳县。董佑诚说：两汉《志》记载枝阳县属金城郡，晋代废除，前凉重新设置，后魏又废除，应当在今庄浪厅南面。逆水注入湟水。逆水出自允吾县的参街谷。董佑诚说：“允吾”应当作“允街”。允吾在湟水南面，不可能越过允街、令居等县而成为逆水的源头。《寰宇记》所引也有错误。大概因为允吾、允街相近，王莽又都改名为修远，所以《汉志》误把它编入允吾县下。后人于是据此错误改写。汉代尚未设置广武县，如今平番县西南向北延伸直到县西北一带，都应属于汉代允街县地界；庄浪厅就是枝阳县旧地。守敬按：董氏说“允吾”应当改作“允街”，很正确。钱坫、陈澧把郦道元所叙的涧水改作逆水，又把逆水改作涧水，于是令居、枝阳等县的位置全被调换了。陈氏还说，涧水注入的郑伯津是黄河渡口，这是按照今天的水道来解释《汉志》，却不顾其中已经发生的变迁，于是认为郦道元的说法全是凭空捏造。陈氏的通病就是如此。水向东南流，经街亭城南面。董佑诚说：《十六国春秋》记载，秃发乌孤在街亭击败吕光的将领，就是这里。《寰宇记》说，允街旧城在昌松县东南，城临丽水，就是逆水。《舆地广记》也说在昌松县东南。推测这里的街亭城就是这座城，而不是允街旧城，应当在今平番县西北。会贞按：《通典》说，昌松县的街亭旧城，是沮渠蒙逊所筑，地势险要狭窄。水又向东南流经阳非亭北面；朱本将“亭北”误作“北亭”，戴本、赵本改正。会贞按：《通鉴》记载，晋太元元年，凉将马建从杨非退兵，驻屯清塞。胡三省《注》引用这段文字作“亭北”。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平番县西面。水又向东南流，经广武城西面。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广武本是汉代枝阳县，前凉设置广武郡。《隋志》记载，后魏设置广武县及广武郡，但《地形志》中没有记载。城应当在今平番县南面，接近庄浪厅治所。所以这是广武都尉的治所。郭淮击破羌人，戴本在“羌”字上增“叛”字。治所没有“戴”字，朱本误作“故无载”；《笺》说：据《魏志·郭淮传》，应作“治无戴”，“戴”是羌人的姓名。这一地点，城西南二十多里，水的西面有马蹄谷。会贞按：应当在今平番县西南。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派李广利讨伐大宛，才得到这种马；马有角，十分奇异。所以汉武帝《天马之歌》说：“天马来兮历无皁，径千里兮巡东道。”朱本“武帝”二字作“赋”字，戴、赵改。《笺》说：《汉书·礼乐志》作“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戴本把“巡”改为“循”。何焯说：“皁”与“草”相通，“巡”与“循”相通。胡马感受到北风之思，于是挣脱羁绊，昂首奔驰。早晨从京城出发，吃早饭时便到达敦煌北面的塞外。朱本“食”下没有“时”字，《笺》说：脱漏“时”字。赵本增入，戴本把“食时”改作“夕”。会贞按：《御览》作“食时”，《寰宇记》也作“食时”。平旦是寅时，食时是巳时。戴本改“食时”为“夕”，是没有考察。马长鸣而去，于是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候马亭。

译如今这里在晋昌郡南面。会贞按：晋昌郡在今安西州东面。以及广武的马蹄谷，巨石上马蹄的痕迹好像踩在泥中一样，具有天然形成的形状。会贞按：从汉武帝到这里的记载，见《西河旧事》，收入《御览》卷一九四，只是没有载录歌辞。《寰宇记》在寿昌县条下引用得较为简略。因此当地习俗把这里称作天马径。夷人在边地仿效着刻下马迹。朱《笺》说：“是”字疑当作“足”。赵本改为“足”，戴本仍作“是”。马迹有大的、小的，形体和形状各不相同，一看便能分辨。逆水又向东流，经过枝阳县故城南面，向东南流入湟水。守敬按：《元和志》说，广武县本是汉代枝阳县，乌逆水在县西南二十多里。董佑诚说：今庄浪河发源于平番县北，向东南流，绕过庄浪厅西面后向南流，应当就是逆水。但它流入河而不流入湟水，或许是古今水道有所变迁。《地理志》说：“逆水。”守敬按：《汉志》“逆”字上有“乌亭”二字。水出自允吾。朱本没有“出”字，戴、赵增补。全祖望、赵一清都在“吾”字下增“参街谷”三字。向东流到枝阳，注入湟水。湟水又向东流，朱本把“湟水”二字误作“河”字，赵本改并说：《汉志》所说的“湟水向东流到允吾，注入河水”，就是指这里。湟水注入金城河。董佑诚说：今天的湟水从青海东北部、和硕特东上旗南面、和硕特南右翼后旗北面向东流，经过和硕特南左翼末旗南面，又向东进入边地，经过西宁县北面；再向东，经过碾伯县北面；又向东南，经过巴燕戎格厅东南，最后在庄浪厅西南注入河水。这就是积石山一带的黄河。阚骃说：河水流到金城县，称作金城河，是随所在地方而命名的。释氏《西域记》说：“牢兰海……”守敬按：牢兰海就是蒲昌海，见上文。河水向东在龙沙堆下潜流。屯皇。赵一清说：“屯皇”就是敦煌。颜师古说：“敦”音屯。《汉志》说，敦煌郡有白龙沙堆。向东南四百里到阿步干。朱本把“阿步干”误作“河步于”。全祖望说：阿步干是鲜卑语。慕容廆思念他的兄长吐谷浑，于是作《阿干之歌》；大概胡人称兄长为阿步干，“阿干”是“阿步干”的省称。今天兰州有阿干峪、阿干河、阿干城、阿干堡，金人设置阿干县，都因《阿干之歌》而得名。阿干水至今仍能灌溉利民，称作溥惠渠。又有沃干岭，也是阿干的转音。胡三省说：阿干岭在晋兴郡大夏县东南、洮水西北，又称大干。《元和志》说，文水县有大干城，本是刘元海所筑，让他的兄长延年镇守。胡语称长兄为大干，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于”字是误字。赵一清说：考《通鉴》《晋纪》，有魏冀州刺史阿簿干。胡三省《注》引《魏书·官氏志》说，内入诸姓中有阿伏干氏，后来改为阿氏。“薄”“伏”都与“步”音相通转，而人们又取山名作为姓名。——鲜卑山。赵一清说：这三个字当在注文中，属于注文。水向东流到金城，成为大河。河水发源于昆仑山。朱本不重复“河”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昆仑山就是阿耨达山。全祖望说：考察这两句，疑为衍文。河水又向东流，经过石城南面。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这里称作石城津。董佑诚说：《晋书·载记》记载，苻坚派苟苌等讨伐凉州，从石城津渡河，就是这个津渡。应当在今庄浪厅南面，接近皋兰县界。阚骃说：石城津在金城西北。守敬按：《通鉴》晋太元元年注文引用了阚骃的说法。河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金城县故城北面。董佑诚说：《二汉志》和《晋志》中，此县都隶属金城郡。《元和志》说，后魏在允吾设置金城县，那么县城就在河北，所以这里说“故城”。城在今皋兰县西四十里，名叫西古城，北面临近黄河。应劭说：当初筑城时得到金子，所以称作金城。《汉书集注》中，薛瓒说：守敬按：宋景文《笔记》说，《易》家有蜀才，《史记》中有臣瓒。颜之推说，范长生自称蜀才，因此是蜀人。臣瓒就是于瓒。考察裴骃《史记集解序》和《汉书音义》，都称臣瓒，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氏。小司马氏说：考察起来，他就是傅瓒，而刘孝标认为是于瓒，不对。根据何法盛《晋书》，于瓒在穆帝时任大将军，被诛杀，并没有说他曾为《汉书》作注。况且他的《汉书》注文中引用《禄秩令》和《茂陵书》，但这两部书在西晋以前的于瓒不可能见到。可以肯定是傅瓒的原因是：考察《穆天子传目录》，说傅瓒任校书郎，与荀勖共同校定《穆天子传》，正是在西晋时期；他比于瓒早，还能看到《茂陵书》等书。又称他为“臣”，是因为他主管秘书之职。据此，臣瓒就是傅瓒，没有疑问。桂馥《札朴》又说，《汉书注》中有臣瓒，《水经注》却称薛瓒；考察《后秦记》，姚襄派参军薛瓒出使桓温，就是这个人。李信按：陈霆《两山墨谈》说，晋代中书监和峤曾奉命校正五卷《穆天子传》，瓒是他的校书属官，即郎中傅瓒。后人采用他的说法来解释《汉书》，所以有“臣瓒注”的称呼。这个说法确实解释了“臣”字，但《穆天子传》的文字与《汉书》没有可以相互印证之处，因此薛瓒之说更为可靠。会贞按：《史记·萧相国世家集解》引用臣瓒的话说：“现在是南乡酇县。”据《宋志》，魏设置南乡郡，晋武帝改名为顺阳；成帝咸康四年又恢复设置南乡，后来又恢复旧名。臣瓒所说的南乡，是成帝重新设置的南乡，不能认为他是西晋时人。于瓒是庾翼的部将，正处在成帝、康帝时期。庾氏凭借外戚关系，正值晋室播迁之时，或许带着内府的秘籍向南迁徙，其中有《禄秩令》《茂陵书》，于瓒得以看到，也不是不可能。

译薛瓒在后秦任官，没有办法看到这些书。我私下认为于瓒的说法较为合适。所谓“金”，是取坚固之意，所以《墨子》中有“金城汤池”的说法。守敬按：今本《墨子》没有这段文字；〔五七〕以上应劭、阚骃的说法，都见于《汉志》颜师古注文的金城郡条下。王莽时改名为金屏。《世本》说：“鲧筑城。”守敬按：《礼·祭法疏》和《意林》卷四都引用了《世本》的这句话。《风俗通》说：“城，就是盛大的意思。从土，成声。”守敬按：今本《风俗通》脱漏这两个字，见《意林》卷四所引；下面四字本出《说文》。《管子》说：“里面筑城，城外筑郭，郭外筑土阆。”朱本作“外之为郭”，戴本依《管子》增改，以下相同。朱本作“郭外之上开”，赵本把“上”改为“土”，戴本改作“为之土阆”。地势高就挖沟，朱本把“地”作“池”，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地势低就筑堤，朱本没有这四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守敬按：这是《度地》篇的文字。于是把它命名为金城。《十三州志》说：大河在金城北门外，向东流，有梁泉注入；梁泉发源于县南的山中。朱本没有“泉”字，赵本据《名胜志》所引文字校补，戴本也增补。考察当地老人传说：梁晖，字始娥，是汉代大将军梁冀的后代；梁冀被诛杀后，他逃入羌地。后来他的祖父被羌人推举为渠帅，便居住在这座城里。当时土地荒芜，百姓混乱，梁晖将要迁居枹罕，出行时停留在这座山中，被各部羌人围困逼迫，又没有水喝。梁晖用手里拿的榆木鞭插入坚硬的土地，以青羊祭祀山神，神泉便从山中涌出，榆树也长成了树林。守敬按：《御览》卷七十引用《郡国志》记载此事，没有说明梁晖是什么时代的人。《寰宇记》认为他是后周将领，《名胜志》也称他为宇文周的将领。根据这些说法，本注文写在郦道元之前，大概只是传闻各不相同。全祖望斥责梁晖的故事荒诞，确实如此。但郦道元喜欢搜录奇闻，既然听到了，姑且把它写下来保存罢了。又考察《后汉书·梁冀传》，说梁冀家无论老少都被弃市，因此梁晖是梁冀后代的说法也不足相信。这股水从县北流出，注入河水。董佑诚说：泉水应当在今皋兰县境内。《明一统志》把东南八十里的白石山泉认作梁泉。会贞按：《寰宇记》已经说白石山有梁泉。河水又向东流，经过榆中县北面。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金城郡有榆中县，二汉和晋代都隶属该郡。《通鉴注》说，榆中在兰州东五十里，即今皋兰县东部，接近金县界。过去蒙恬替秦国向北驱逐戎人，开拓了榆中地区。守敬按：这是《史记·项羽本纪》的文字。考察《地理志》，朱本“志”下多了“曰”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榆中是金城郡所属的县。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榆中，在金城。”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用了徐广的说法。榆中的情况，和下卷互相详见。它就是阮嗣宗《劝进文》所说的“榆中以南”。赵一清说：考察任氏《广书叙指南》，说《水经》记载河州地区，有地名叫榆城。《寰宇记》说，河州枹罕县有榆城溪，在郡东。〔五八〕《方舆纪要》说，兰州有榆中城，是汉代县城。杜佑认为它就是旧日的大榆谷、小榆谷，这是错误的。守敬按：《劝进文》见《晋书·文帝纪》，又见《文选》，“以南”都作“以西”。榆城、榆城溪都见于上文《漓水》篇，与这里的榆中没有关系。赵氏把它们牵混在这里，难道是偶然忘了那段文字吗？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天水郡北界。董佑诚说：勇士县据《汉志》隶属天水郡，大概榆中以东就是勇士县界。守敬按：前汉的天水郡，据《续汉志》，永平十七年改名为汉阳。《晋志》说晋代才重新把汉阳改回天水。考察《魏志·明帝纪》《曹真传》《邓艾传》和《蜀志·姜维传》，都称天水，可见魏代已经把汉阳改为天水，并不是晋代才恢复旧名。这里称天水，是《水经》成书于三国时期的确证。董氏只根据《汉志》作解释，论述并不完整。天水郡见《渭水》篇。苑川水发源于勇士县子城南面的山中。朱本“苑”作“菀”，以下相同；赵本仍作“菀”，戴本改正。董佑诚说：勇士县据《汉志》隶属天水，据《续汉志》隶属汉阳，晋代废除。《十六国春秋》说，苻秦设置勇士护军。汉代故城应当在今金县东北。这里说的子城，大概是西秦以后设置的。《舆地广记》称苑川城，乞伏国仁据有此地，后来称子城县，就是这里；位置应当接近今金县县治。会贞按：勇士县不见于《晋志·地形志》，可见它已经废弃很久。这里仍称勇士县，大概因为当时此地尚未设置县，没有别的名称可指，所以借用旧县名来说明。由此可知，注文中所说的县，不一定在当时仍然存在，应当分别考察。水向东北流，经过这里的成川，世人称作子城川。又向北流经牧师苑，这是汉代牧苑的旧地。守敬按：《汉书·景帝纪》引如淳说，《汉仪注》记载，太仆所属牧师诸苑共有三十六处，分布在北边、西边，以郎官担任苑监，有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这里是西边的牧苑。羌族豪帅迷吾等一万多人。朱本把“迷”误作“述”，《笺》说：《后汉书》《通典》都作“迷吾”，戴、赵改正。他们到达襄武、首阳、平襄、勇士，在这里抄掠牧苑的马匹。朱本把“抄”字置于“此”字上，马作“焉”；《笺》说：“焉”应当作“马”。赵一清说：按文意应是“至此抄苑马”，朱氏的校笺还没有说尽。羌人焚烧亭和驿站。守敬按：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说，建初二年，羌人迷吾与封养种豪帅布桥等五万多人共同侵犯陇西、汉阳。这就是这里所说到襄武等县的事情。据《续汉志》，襄武、首阳隶属陇西，平襄、勇士隶属汉阳；但《后汉书》说人数是五万多人，与这里的一万多人不同，也没有记载抄掠苑马、焚烧亭驿，这段文字大概取自另一家《后汉书》。就是这个地方。又有记载说：“苑川水一带……”守敬按：这里有“又曰”二字，可见上文必定先引用了书名，只是书名脱漏了。这里是养育龙马的肥沃土地，所以马援请求把田地和户口分给自己一半，用来供养自己。守敬按：这几句话不见于范晔《后汉书·马援传》，也出自另一家《后汉书》。

译这里有东西两座苑城，相距七里。戴本在“七”字下增“十”字。会贞按：不对。《通鉴》晋太元十年注文引用这段文字时没有“十”字。一般说来，古代同名而有两座城的地方，两城都相距不远。《通典》说，五泉县有苑川故城。西城就是乞佛所建都的地方。〔六〇〕水又向北流，注入河水。董佑诚说：今金县南面有一条水，发源于马寒山峡中，向东北流经县南门外，再向北流经县西，最后向北流入河水，俗称浩亹河，应当就是苑川水。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武威郡媪围县东面。朱本作“又北过武威媪围县东北”。赵一清说：“又”字下脱“东”字，“东北”中的“东”是衍文。河水向东流，不应突然转向北流；如果斜向东北流则可以。应依下文天水勇士县《经》的文字校改。戴本也在“又”字下增“东”字，把“东北”改为“南”。董佑诚说：《二汉志》中，此县都隶属武威郡，晋代省并，在今皋兰县西北。河水经过该县边界，向东北流；县西南有泉源，向东流经县南，又向东北流入河水。全祖望说：胡三省说，秃发傉檀抵抗赫连时，他的臣子焦朗劝他从温围水向北渡河；“温围”这个名称可能因媪围县而来，是把“媪”误写成“温”。在此以前，晋代马隆讨伐凉州鲜卑，渡过温水，这是省略文字的说法。在此以后，拓跋氏讨伐沮渠氏，李顺说从温圉水到姑臧，又把“围”误写成“圉”。这就是郦道元所说从县南流入河水的泉源。董佑诚说：泉水应当在今皋兰县西北。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天水郡勇士县北面。《地理志》说：“蒲福。”守敬按：《汉志》把“蒲”作“满”。属国都尉的治所。赵一清说：《汉志》在勇士县条下说“属国都尉治满福”，似乎“满福”是另一座城；郦道元颠倒引用了这句话，存在错误。王莽改名为纪德。有水发源于县西。朱本脱“有”字，把“西”作“山”；全祖望说：这句有脱文，应当是“有水出县西”。《后汉书·西羌传》说，赵冲再次追击羌人，追到建威鹯阴河。章怀帝的注文说，《续汉志》“建威”作“武威”；“鹯阴”是县名，隶属安定郡，后汉时隶属武威郡。宋白说，这就是《水经》所说河水向东北流经过勇士县的地方。守敬按：《通典》说，鹯阴故城在姑臧县东南。按照地理位置推算，应当在今中卫县西面、靖远县北面，在河水北岸，经过袓厉县下方，并不在经过勇士县的地方。全氏这一条与注文没有关系，而且还有错误，赵氏为什么也把它当作依据呢？世人称这条水为二十八渡水，向东北流，溪流曲折盘绕，道路从其中穿过，经过二十八处渡口，行人频繁跋涉，所以因此得名。水向北流经该县，注入河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金县东北。又有赤晔川水，从南面的赤蒿谷流出，向北流经赤晔川，又向北流经牛官川，再向北流经义城西北。守敬按：义城应当在今靖远县南面。水向北流，经过三城川，又向北流入河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金县东北，接近靖远县界。又向东北流，经过安定郡北界的麦田山。河水向东北流，经过安定郡袓厉县故城西北。朱本把这十五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本相同。董佑诚说：《汉志》中袓厉县隶属安定郡，《续汉志》中隶属武威郡，晋代省并。《元和志》说，前凉张轨收集袓厉县的人口，在旧武威县附近另行设置袓厉县，所以前凉的袓厉县在今凉州。《地形志》中陇东郡有袓厉县，又在今平凉，这两处都不是河水所经过的地方。故城在今靖远县西南一百三十里。汉武帝元鼎五年，戴本改作三年。守敬按：《汉书》记为元鼎五年，戴本错误。〔六一〕汉武帝巡幸雍地，于是越过陇山，登上空同山，向西临视袓厉河后返回。守敬按：这是《汉书·武帝纪》的文字。就是这里。王莽把它改名为乡礼。李斐说：“袓厉”音赖。朱《笺》说：《汉志》中安定郡有袓厉县。《本纪》李斐注文说，“袓厉”音嗟赖。赵一清说：这五字是注文中的注文。全祖望说：这个“袓”字从衣旁，不从示旁；从示旁的是“阻”声。河水又向东北流，袓厉川水注入河水。水发源于袓厉县南面的山中。董佑诚说：今会宁县就是汉代袓厉县的土地，川水发源于县南。水向北流，经过袓厉县，再向西北流，注入河水。朱本“河”字下有“水”字，戴、赵删去。董佑诚说：袓厉川今天叫南玉河，发源于会宁县东南，向西北流，经过县南、县西，又向西北流经靖远县西南，注入河水。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麦田城西面。董佑诚说：《十六国春秋》记载，西秦乞伏傉大寒从苑川迁到麦田无孤山，就是这里，在今靖远县东北。河水又向北流，与麦田泉水汇合。朱本把这十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本相同。泉水发源于城西北，向西南流，注入河水。董佑诚说：泉水应当在今靖远东北。会贞按：今靖远县的水都向西北流入河水，没有向西南流的；疑心《注》原本作“西北流”，抄写者因为注文前面连续说“西北”，以为这里重复，便把下句的“西北”改成了“西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三十里、五年、三年〕 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麦田山西面的山谷。朱本把上面十字误作《经》，又脱去“谷”字和下面的“山”字。《笺》说：谢兆申说，宋钞本“西”字下有“谷川”二字。赵一清说：考察起来，这十字是把《注》误作《经》；谢氏所说的“谷川”中的“川”字，是“山”字的误写。按文意应作“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麦田山西面的山谷”。山在安定郡西北六百四十里。《经》《注》被割裂，所以产生这种错误；其实这些都是注文。戴本把上面十字改作《注》，增补“谷”字和下面的“山”字，并说：现在考察上述注文，它记述河水从西南流来所经过的地方，正是《经》所谓“向东北流经过安定北界麦田山”的地方。董佑诚说：在今靖远县东北。山在安定郡西北六百四十里。守敬按：汉代安定郡治所在高平，即今固原州治。后汉、魏、晋时郡治在临泾，即今镇原县南五十里。东晋、后魏时郡治在安定，即今泾州北五里。郦道元所说的安定，是指今泾州北面的安定。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于黑城北面。全祖望删去“于”字，认为是衍文。守敬按：《潕水》篇有“于东山”，《水注》中有“于延水”；或许城以于黑为名，这就是同类例子。董佑诚说：应当在今中卫县南。河水又向东北流，高平川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这十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本相同。这就是苦水。朱本把“苦”误作“若”，以下相同；赵本改正，说《方舆纪要》作苦水，因为水味苦，所以得名；戴本也改作“苦”。水发源于高平大陇山的苦水谷。朱本把“陇”误作“垄”，戴、赵改正。守敬按：《汉志》说，安定郡乌氏县有乌水，发源于西北，流入河水；《水经注》没有记载它。陈澧认为乌水就是固原州的清水河，那么也就是这里所说的高平川。高平川因高平县得名，就像奢延水因奢延县得名一样。《十六国春秋·西秦录》说，乞伏国仁的五世祖有一个叫佑邻的人，晋初率领五万户迁居高平川，可见这个名称在魏、晋之间已经出现。此水起初叫乌水，是按颜色命名；又叫苦水，是按味道命名；又叫高平川，是另按县名命名。如今称作清水河，仍然是按颜色命名。董佑诚说：现在的清水河发源于固原州西南的六盘山，也就是大陇山。建武八年，世祖征讨隗嚣，汉军从高平第一苦水谷进入。朱本“从”字上有“汉”字，“一”字下有“城”字；戴本在“汉”字上增“吴”字，仍保留“城”字。赵一清删去并说：《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八年闰月，皇帝亲自征讨隗嚣；河西太守窦融率五郡太守，在高平与皇帝会合。《隗嚣传》说，这一年皇帝率领诸将向西征讨隗嚣，分几路登上陇山。王遵持节，监领大司马吴汉，留屯长安。又说，皇帝派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包围西城。《吴汉传》说，这一年吴汉跟随皇帝登陇，于是把隗嚣包围在西城。大概吴汉起初屯驻长安，皇帝亲自到高平以后，才命令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共同包围西城；“汉”字显然是衍文。黄本没有“城”字，朱氏据《续汉志》增补；但范晔《后汉书》都作“高平第一”，正不必增“城”字。会贞按：《窦融传》称“高平第一”。这就是这个谷。水向东北流，经过高平县故城东面。董佑诚说：高平在二汉时期都是安定郡的治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四十里、五十里、五里〕

译《地形志》说：原州在太延二年设置镇。正光五年改置州，同时设置郡县，治所在高平城，统领两个郡；高平郡统领高平县。《元和志》说，平高县是后魏太延二年在今县治设置的，隶属平高郡。因此《地形志》中的“高平”应当作“平高”。原州的高平是汉代县，《地形志》没有作注；而“高平在二汉时隶属安定”的记载，反而列在新平县移置的高平县条下，这是错误。各类志书都把今固原州城当作汉、魏直到唐代的城，但这篇注文既然说是故城，《元和志》又明确说在今县治设置平高县，那么魏代的城就不是汉代的城。下文注文说长城在高平北十五里，而《元和志》作十里，今州志也相同；因此高平故城应当接近今固原州治而稍微偏南。地方志大多把高平说成在镇原，这是错误。守敬按：《地形志》往往不在旧郡县条下注明沿革，而在新设置的郡县条下注明，董氏没有详察这个体例。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是安定郡治所。朱本“年”下没有“置”字，全祖望校补，戴、赵也增补。守敬按：《汉志》说，安定郡在元鼎三年设置。《汉志》在高平县条下没有说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入“置”字并断句，于是转而把高平县解释成元鼎三年设置的县，这就与《汉志》相矛盾。疑心原文应作“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此”，今本脱去“置”字，又把“此”误作“也”。王莽把这个县改名为铺睦。守敬按：《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引用《汉志》，“睦”作“陆”。向西十里有独阜，阜上有旧台，台旁有风伯坛，所以世俗称这座阜为风堆。守敬按：应当在今固原州西南。水又向北流，龙泉水注入其中。龙泉水发源于县东北七里的龙东，向东北流，注入高平川。全祖望引用《续汉志》说，乌枝县薄落谷有龙池山。会贞按：乌枝在高平东南，这股泉水发源于高平东北，与乌枝之间隔着高平，而且还被重山阻隔，绝不是乌枝的龙池。董佑诚说：今州北五里有暖泉，流入清水河，疑即此泉。川水又向北流，从秦长城流出。朱本把“长”字误置于“城”字下，《笺》说：谢兆申说，宋本没有“又”字，“秦城”作“长城”。戴、赵在“秦”下增“长”字，赵本删去“又”字。守敬按：《元和志》说，秦长城在平高县北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周书·文帝纪》说：魏大统十四年，奉送魏太子出安定，登上陇山，到达原州，经过北长城，举行大规模狩猎。董佑诚说：注文说长城在县北十五里，今固原州西北十里有遗址。城在县北十五里。赵一清说：朱本上面脱去“城”字，黄本校补。守敬按：朱本有“城”字，并没有错。水又向西北流，经过东西两座太楼故城门北面。朱本作“二太娄”，《笺》说“太”字疑误。赵一清说：考察《寰宇记》，原州萧关县本是隋代他楼县的土地；《方舆纪要》说，平凉府镇原县有他楼城，本是汉代高平县的土地。晋太元十六年，乞伏干归攻打鲜卑部帅没奕干，没奕干逃往他楼。可见过去确有这座城，隋代因而设置县；“他”“太”是声韵转变，“楼”“娄”是字形相近，不能说是误字。戴本改作“土楼”。董佑诚说，“太”字依赵本，“楼”字依戴本，认为城应当在今固原州北。水与另一条水汇合。这条水有五个源头，都发源于陇山西面。东水发源于县西南二十六里的湫渊，湫渊在四山之间。湫水向北流。守敬按：《史记·封禅书》说，湫渊是祭祀朝那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汉书·郊祀志》记载相同。苏林说：湫渊在安定郡朝那县，方圆四十里，水停聚而不流，冬夏水量不增不减，也不生长草木。董佑诚说：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西南接壤。现在固原州西南六盘山北坡，山腰有泉，水面宽约一里，名叫西海，下流称海子河，就是这里所说向北流的水。水从长城以西北流出，向北到长城以北，与第二条水汇合。第二条水发源于县西南四十里长城西面的山中。董佑诚说：就是今天的硝河，发源于固原州西山。水向北流，经过魏代行宫旧殿东面。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固原州西北的硝河上。又向北流，第二条水注入其中；这条水发源于县西南四十里的山中。朱本“出”字上脱“水”字，戴本相同，赵本增补。董佑诚说：就是今天的须灭都河，发源于硝河西面。水向北流，经过行宫旧殿西面，又向北与第二条水汇合；第二条水发源于县西南四十八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二年、十五里、三年〕 董佑诚说：就是今天的小黑河，发源于须灭都河西面。水向东北流，又与第二条水汇合。第二条水发源于县西南六十里的酸阳山。朱本“酸”字漫漶不清，《笺》说：谢兆申说，宋本作“酸”；戴、赵改正。董佑诚说：就是今天的大黑河，发源于小黑河西面。水向东北流，左边汇合右边的水。会贞按：“左”字是衍文。水既然在右水的左边，说“会右水”就是右边汇合，并不是左边汇合；然而“右会右水”又不合这种文法。五条水总合为一条河。董佑诚说：今天五条水在固原州西北汇合。水向东流经西楼北面。朱本把“楼”作“娄”，戴本改正；赵本在“西”下增“太”字，在“北”上增“城”字。董佑诚说：这是太楼的西城，两座城应当夹在清水河两岸。水向东注入苦水。会贞按：上文说高平川水与一条水汇合，一条水有五个源头；这里说五条水总合为一条河，向东流入苦水；下文又说苦水向北与石门水汇合，后来又说石门水注入高平川。因为高平川就是苦水，郦道元所以交错叙述，就像《温水注》说郁水右边有留水注入，下面又说留水注入潭水一样。又如《谷水注》，有时称谷水，有时称阳渠水，也是同样的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七里〕 董佑诚说：现在五条水在固原州北汇合成清水河。段颎任护羌校尉时，在安定、高平、苦水一带讨伐先零羌，在这条水上斩杀敌人八千人。守敬按：范晔《后汉书·段颎传》说，延熹六年，段颎再次任护羌校尉；建宁元年，率一万多人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各部在逢义山交战，斩首八千多人。这就是这里所指的事情，但没有说苦水；这段文字大概取自另一家《后汉书》。苦水又向北流，与石门水汇合。石门水有五个源头。东面的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八十里，向西北流，第二条水注入其中。第二条水发源于县西一百二十里的如州泉，向东北流，右边注入东水；诸水乱流，左边汇合三条水，水流参差交错而汇合，向东北共同成为一条河。混浊的水流经过峡谷，峡谷就是陇山北面的边缘，称作石门口。会贞按：《地形志》说，高平县有石门山。《通鉴》记载，唐元和三年，沙陀酋长朱邪尽忠和他的儿子执宜重新归附唐朝。吐蕃追兵大批到来，他们转战到石门。《通鉴》注文说，唐朝在这里设置石门关。《一统志》说，须弥山在固原州北九十里，山上有古石门关遗址。水名叫石门水，在县西北八十多里。石门水又向东北流，注入高平川。董佑诚说：考察各地方志和舆地图，都没有石门水，只能暂且存疑，等待广泛访求。川水又向北流，自延水注入其中。水从西面的自延溪流出。朱本没有“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水向东流，经过峡谷，称作自延口，在县西北一百里。朱本脱“在”字，县下多“之”字，戴、赵增删订正。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延城南面。董佑诚说：延城应当在今固原州北。水向东流入高平川。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就是旧州志所谓的甜水河，《一统志》对此作了辨析。守敬按：《一统志》只说甜水河距州城很远，恐怕不是自延水，却不知道自延水从西向东流入高平川，今天的甜水河则从东向西流入清水河，水流方向正好相反。川水又向北流，经过廉城东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一十五里、元十六年、二十六里〕

译董佑诚说：注文说，考察《地理志》，北地郡有廉县等，说明下文河水所经过的才是汉代廉县故城；这里的廉城应当在今固原州东北。考察《地理志》，朱本“志”下有“曰”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北地郡有廉县。朱本“廉”下多“城”字，赵一清说：考察《汉志》，北地郡是廉县，并不说廉城县；下卷也见。戴本删去“城”字。阚骃说，廉县在富平县北。守敬按：富平详见下卷。过去匈奴侵犯汉地以来，新秦的土地大多成为狄人的牧场，旧城的城墙和堡垒全都随着胡人的称呼而改变。朱本把“胡”误作“故”，赵本据孙潜校改，戴本作“胡”。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胡”。地理区域不断变迁，已经无法重新辨认；这大概是世人错误考证的结果。守敬按：廉县本来在富平县北面，而这里也有廉城之名，所以说这是世人的错误考证。川水又向北流，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一里、四十八里〕 董佑诚说：现在的小黑河，发源于须灭都河的西面，向东北流，又与次水汇合。此水发源于县城西南六十里的酸阳山。朱氏本“酸”字作【缺字】，注文说：“谢兆申说，宋本作‘酸’。”戴震、赵一清改正。董佑诚说：现在的大黑河发源于小黑河的西面，向东北流，左边汇入右水。会贞按：‘左’字是衍文。因为该水在右水的左边，所以说‘会右水’就是‘右会’，不是‘左会’；但‘右会右水’又不合这种文法。诸水总合为一条河流。董佑诚说：现在五条水在固原州西北汇合。向东流经西楼北面。朱氏本‘楼’作‘娄’，戴震改正；赵一清在‘西’字下面增‘太’字，在‘北’字上面增‘城’字。董佑诚说：太楼在西城的西面，这两座城应当夹在清水河两岸。水向东流入苦水。会贞按：上文说高平川水汇合一水，该水有五个源头；这里说五水总合为一条河流，向东流入苦水；下文又说苦水的北面与石门水汇合，后来又说石门水流入高平川。因为高平川就是苦水，所以郦道元特意错综安排文辞；如《温水注》说，郁水右边有留水注入，下面又说留水注入潭水，与这里相同。又如《谷水注》，有时称谷水，有时称阳渠水，也是这个意思。董佑诚说：现在五条水在固原州北面汇合为清水河。段颎担任护羌校尉时，曾在安定、高平、苦水一带讨伐先零，曾在这条水的上游斩首八千级。守敬按：《后汉书·段颎传》记载，延熹六年，段颎再次担任护羌校尉；建宁元年，率领一万多士兵，从彭阳径直进攻高平，与先零各部在逢义山交战，斩首八千多级。这里指的就是这件事，但没有说苦水；这大概是依据另一家《后汉书》。苦水又向北流，与石门水汇合。石门水有五个源头。东水发源于高平县西面八十里的地方，向西北流，次水注入其中。次水发源于县城西面一百二十里的如州泉，向东北流，在右边汇入东水；两水乱流，又在左边汇合三条水，彼此交错汇流，向东北共同成为一条河流。混浊的波涛流经峡谷，这座峡谷就是陇山的北部边缘，称为石门口。会贞按：《地形志》记载，高平县有石门 山。《资治通鉴》记载：唐元和三年，沙陀部酋长朱邪尽忠和他的儿子朱邪执宜，再次归附唐朝。吐蕃追兵大举赶到，边战边退一直到石门。《资治通鉴》注文说，唐朝曾在这里设置石门关。《一统志》说，须弥山在固原州北面九十里，山上有古石门关的遗址。这里的水称为石门水，位于县城西北八十多里。石门水又向东北流，注入高平川。董佑诚说：按各地方志和舆地图，均没有石门水这一名称，姑且存疑，等待广泛查访。川水又向北流，自延水注入其中。自延水向西发源于自延溪。朱氏本脱‘水’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增补。水向东流经峡谷，称为自延口，在县城西北一百里。朱氏本脱‘在’字，并在‘县’字下面衍有‘之’字；戴震、赵一清增补、删削。又向东北流经延城南面。董佑诚说：延城应当在今固原州北面。水向东流入高平川。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就是旧州志所说的甜水河，《一统志》对此作了辨析。守敬按：《一统志》只是说甜水河距离州城很远，恐怕不是自延水；却不知道自延水从西向东流入高平川，而现在的甜水河则从东向西流入清水河，两者的流向正好相反。川水又向北流，经廉城东面。董佑诚说：《水经注》说，考察《地理志》，北地郡有廉县如此等等；大概下文所说河水流经之处，才是汉代廉县的故城，这里的廉城应当在今固原州东北面。考察《地理志》，朱氏本在‘志’字下面有‘曰’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北地郡有廉县。朱氏本在‘廉’字下面衍有‘城’字；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北地郡有廉县，并没有说‘廉城县’，下卷也有记载。戴震删去‘城’字。阚骃说廉县在富平县北面。守敬按：富平县的情况详见下卷。自从古代匈奴侵扰汉朝以来，新秦的土地大多成为狄人的活动场所，因此旧城的墙垣，全都按胡人的称呼来命名。守敬按：新秦的情况也详见下卷。朱氏本‘胡’字误作‘故’，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改正，戴震作‘胡’。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代抄本都作‘胡’。土地变迁，地名沿革，已经无法重新辨认，这应当是后世人误作考证依据了。守敬按：廉县原本在富平县北面，而这个地方也有廉城之名，所以认为是后世人误作考证依据。川水又向北流，苦 《水经》说到此水。守敬按：上文称高平川水就是苦水，接着又说水出苦水谷，并引用东汉的事来证实；它是苦水无疑。如果这里果真又是另一条苦水，就应当说是苦水的另一源头，或称小苦水，以便区别；但《水经注》都没有这样说，因此这里的“苦”无疑是“误”字。水发源于县城东北一百里处的山中。戴氏说：这里应有文字讹误脱漏。守敬按：《明一统志》记有干川，在固原州东北一百六十里，有人怀疑就是这条水。水流入高平川。川水又向北流。朱本误作“流注高平，高平又北”。赵氏根据孙潜校本改为“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戴氏也作同样修改。水流经三水县西。董佑诚说：三水县见下文。肥水注入这里。肥水发源于高平县西北二百里的牵条山以西。[六四]赵氏说：考《方舆纪要》卷五十八，平凉县有牵屯山，名称见于《北史·尔朱天光传》和《贺拔岳传》，也就是《地理志》中的幵头山。颜师古说，“幵”音“苦见反”，又音“牵”。由于当地俗语讹变，称为汧屯山。杜佑说，笄头山讹作牵屯山。这里的“牵条”，大概是它的异名。

译董佑诚说：今固原州西北二百一十里有海喇都堡，堡西有水，牵条山应当就在这里。水向东北流，与若勃溪汇合。水有两个源头，朱本把“水”字误置在“合”字上，戴氏、赵氏调换了字序。两水总合为一条水道，向东北流入肥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向东北流，违泉水注入其中。泉水发源处在若勃溪以东，向东北流入肥水。董佑诚说：这条水应当在今固原州西北。肥水又向东北流出峡谷，注入高平川。董佑诚说：今海喇都堡西面的水，向东北流，右边汇合一条小水，再向东北流入清水河，应当就是肥水。水的东面有山，山的东面有三水县故城。董佑诚说：《二汉志》中，三水县属安定郡；后来后魏把三水县迁置于新平，所以这里称为故城。[六五]故城应当在今固原州东北、清水河东面，隔山与环县交界。《通典》说它在安定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十里〕 《元和郡县图志》说它在良原。也许魏、晋废置该县时又有迁徙，但这些地点都不是汉代的三水县。三水县原本是属国都尉的治所。守敬按：见《汉志》。王莽时称广延亭。县城西南距安定郡三百四十里。议郎张奂，朱本把“议”误作“侍”，赵氏依据《后汉书·张奂传》改正，戴氏也改同。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治所就在这里。羌人有献金、马的，张奂召主簿张祁进来。在羌人面前，张奂用酒洒地，说：“即使马像羊一样多，也不把它们放进马厩；即使金子像粟米一样多，也不把它们放入怀中。”于是把礼物全部退还，丝毫不接受，威望和教化大为推行。会贞按：从“议郎”至此，详细内容见范晔《后汉书·张奂传》；但该传没有标出张祁的姓名，只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四引《续汉书》记有。某一《御览》本作张郴，是字的讹误。守敬按：《光武帝纪》和《盖勋传注》中都有安定属国都尉，并不只有《张奂传》记载。《皇甫规传》中的属国都尉也就是此职，而《续汉志》没有记载安定属国，是略去了。县城东面有温泉，温泉东面有盐池，所以《地理志》说：“县有盐官。”守敬按：见三水县条下。如今城的东北面还有一座故城，城北有三处泉水，疑心就是该县的盐官所在。全祖望说：《续汉志》记载，安定郡阴盘县有温水。考察《前汉志》，安定郡卤县有濯水，后来便没有相关记载了。怀疑温水就是濯水，因为两字字形相近，可能是“濯”字讹写成“温”。卤县大概也因靠近盐官而得名，到《后汉书》中改称阴盘。守敬按：《山海经》说，温水注入河水，位于华阳北面；又据《元和郡县图志》，阴盘城在宜禄县西北二十五里。这样看来，阴盘的温水距离这里很远，不能混为一谈。前汉的卤县无从考定。若说后汉把阴盘并入这里，则与此处的盐官无关；即使是濯水，也与这里的温泉无关。全氏的说法都不正确。高平川水又向北流，注入黄河。朱《笺》说：宋本“河”字下有一个“汭”字。[六七]赵氏说：考黄本没有“汭”字。董佑诚说：如今的清水河从固原州向北流，至中卫县以东、灵州鸣沙堡以西注入黄河。黄河又向东北流，经眴卷县故城西面。朱本把这十二字误作《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今本《汉志》把“眴”写作一个字书不收的字。[六八]董佑诚说：《汉志》记载，该县属安定郡，后汉时废省。故城在今清水河入河口处，位于灵州西南，靠近鸣沙堡。《地理志》说：“河水分出一支成为河沟，向东流至富平县北面注入黄河。”守敬按：见眴卷县条下。董佑诚说，河沟应当就是下游的支津。黄河在这里有“上河”的名称。会贞按：《后汉书·安帝纪》称“富平上河”，章怀太子注引用了这段文字。《西羌传》作“富平河上”，《资治通鉴》沿用这种写法，不对。薛瓒说，上河在西河郡富平县，所引文字见下卷。

译校记。[一]“《寰宇记》凡言至、言去者亦同”。按：熊氏这条疏文考订得很精细，分别说明《汉书·西域传》、郦道元《注》、《元和郡县图志》和《寰宇记》中“至”和“去”所指的地点不同，读者应当了解这个例子。《寰宇记》说“去”时，也以该地为参照点，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同。例如《寰宇记》卷二扶沟县条下说：“郑庄公庙去县二十里。” [二]“赤土身热之阪，守敬按”。按：沈钦韩也引用了《通典》。[三]“《逸周书·伊尹朝献》”。按：这段文字在《逸周书·伊尹朝献》篇中，王氏误把“伊尹朝献”记成了“王会解”。[四]“袈裟”。按：《慧苑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卷上《净行品》注说：“完整的名称应作迦罗沙曳，这里说的是染色的衣服。西域的俗人都穿白色衣服。” [五]“尔羌，合”。按：这里脱去了“尔羌之间，分流之水，当自此东流至叶”十五个字，现今补入。[六]“‘叶尔羌谔斯腾’以下”。按：抄本脱去了“谔斯腾”三个字，现今补入。[七]“西去扜弥四百六十里”。按：朱《笺》说：“《前汉·西域传注》说‘扜’音乌。” [八]“从鄯善南水北”。按：《西域传》作“从鄯善傍南山北”，现据此校正。[九]“高居诲使于阗记”。按：见《五代史·四夷附录》。[一〇]“此必华峤、谢沈等书所载”。按：全氏的说法从文义上看较为妥当；杨氏说一定出自华峤、谢沈等书，没有依据却断然如此认定，难以相信。[一一]“自于阗东于北三千里”。按：董佑诚稿本的“于”字作“迤”，据此改正。[一二]“其水东南注东川”。按：赵氏校记说，“东川”下面脱了“水”字，现据此补入。熊氏也说，“东川水”三个字是水名。[一三]“侍郎郑吉”。按：熊氏改字并不正确。《郑吉传》说，宣帝下诏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百官表》说：“都骑尉，秩比二千石。”这是明确的证据。[一四]“起置二字当互移”。按：《汉书·西域传》作“都护之起自吉置也”，并没有错误，不必改动。原文的意思是：都护这一官职的创设，是从郑吉开始设置的。[一五]“河水又东，注于泑泽”。按：这里上面抄掉了一小段，应补入《水经注》文字三十字：“河水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共十九字；朱本误作《水经》正文，全氏、赵氏、戴氏改为《水经注》。“盖墢田士所屯”，朱本误作“发田土故城禅国名耳”。全氏说：考察“墢田士”，就是屯田的士卒；“禅”和“擅”通用。《疏》的校记文字也应按这个意见补入。（以上文字现在已经依据台北本补入三十字《注》文。） [一六]“恒溪无道”。按：《太平御览》引文有小注：“恒溪，是国王的字。”沈钦韩《疏证》手稿把《太平御览》的注语全部抄录下来，抄本 有的版本省去了其中一个字。[一七]“玉门关在县西北百十八里”。按：《疏》引用《括地志》的两条文字，分合不清。这里的“县西”究竟是哪一个县，容易被误解为玉门县。“阳关”一条也有错误。应当依据辑本改为：《汉志》说：“龙勒县有玉门、阳关，玉门关在县西百八十里。”又说：玉门关在寿昌县西六里；唐代寿昌在今敦煌县西。[一八]“自此《经》当求实致也”。按：郦道元特别重视黄河曲折流转、进入塞内的起点。在这以前，他广泛引用《昆仑记》《禹本纪》《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中原旧籍，以及佛教徒《西域记》、法显《佛国记》和康泰等所记录的国外传说；同时又说：“至于想要寻访地脉水道，却与《水经》不相符合；考验行程、核准道路，也始终无法会合。”他深深感叹：“若不是像轩辕氏访求百神、像大禹汇集各地会计那样，儒家、墨家的说法，谁能使它们得到辨明呢？”这些话委婉地说明相关情况难以考证、难以相信。对于西域各国，他恭敬地相信班固《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到了这里，才明确指出《水经》应当寻求事实依据，把虚实疑信清楚地告诉读者。杜佑直到黄宗羲，都不满意郦道元引用稽考荒诞的材料；其实郦道元生活在北魏元氏统治、佛教盛行的时代，不能不受到影响，这一点可以理解。[一九]“万物无不有焉，戴氏删去‘焉’字”。按：《山海经》原文有“焉”字；有这个“焉”字，语气才完整。戴氏删去它，却没有说明依据，实际上是依据《大典》本；《大典》本抄漏了这个字，戴氏竟然跟着删去原本所有的“焉”字，可见他拘泥于《大典》本。杨氏、熊氏没有采用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焉戴删焉字”五字，现据台北本删改。） [二〇]“且作大船”。按：《后汉书·西羌传》和《资治通鉴》都作“航”，据此改正。[二一]“永元五年、永元九年”。按：朱本误作“元年”和“八年”，吴管本没有错误。[二二]“遂开田二十七部”。按：“田”字上脱了“屯”字，全氏、赵氏也有同样脱漏。朱《笺》引用《后汉书》作“开屯田二十七 部”，据此补入。[二三]“总名为县，县，玄也”。按：影印本作今体的“县”字，因而使开头的意义不明，所以必须另行铸成古体“县”字。下文也是这样，现已订正。[二四]“《御览》一百五十七”。按：这里抄漏了“一百”两个字，应补在“五十七”之前。[二五]“朱《笺》云”。按：朱《笺》中本来已经有这段文字，现依据“守敬按”改作“朱《笺》云”。[二六]“释州国”。按：这三个字是《疏》的小注，误抄进正文，应当排作双行小字。[二七]“东北流入大谷”。按：“谷”字下面应补《疏》文：“董佑诚说：‘谷应当在今贵德厅南。’”共十二字，排作双行小字。

译[二八]“拜吐谷浑阿豺”。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记载：“宋少帝景平元年二月，吐谷浑王阿柴派使者入贡，诏令任命阿柴为督塞表诸军事、安西将军、沙州刺史、浇河公。”由此可见，“阿柴”是当时吐谷浑王的名字，是熊氏所说的一个人的专名。根据《宋书》，吐谷浑是其氏族名称，所谓“以王父之字为氏”。叶延传位给儿子碎奚，碎奚传位给孙子视速，视速传位给曾孙视罴。视罴的儿子树洛干，义熙初年即位；树洛干死后，弟弟阿豺即位。熊氏误把“阿豺立”理解成了他的名字。阿豺为首领时，吐谷浑占据数千里土地，西北各杂种部落称其为阿豺。《水经注》作“豺”，《宋纪》作“柴”，两字相通。熊氏《疏》的文字不够清楚，所以详细说明。熊氏所谓“总号”，是其他部落对它的称呼，并不是总号。“阿豺立”一句的断句有误。[二九]“广违即广威”。按：《疏》依据赵氏转引的文字，七校本“即”字作“疑当作”。据此改正。[三〇]“杜佑曰”。按：《通典》卷一百八十九说：“邯，是水名，分为东西两支。”据此改正。[三一]“孔刻、戴本增作‘山’字[再查孔刻]”。按：杨氏有这条《疏》，但熊氏漏查。现在考察：殿本只作“西北”，与朱本相同；孔刻本增作“西北山下”，正如杨先生所说。这也是孔刻本胜过殿本的一个证据。熊氏引用《资治通鉴》增入“岭”字，说这样更有根据，也正确。[三二]“赵据黄本改”。按：“改”字下面的“守敬按”三个字应当删去。赵氏校记说：“‘秦川’，黄省曾本作‘秦州’。《秦州记》由郭仲产撰写，刘昭《郡国志补注》引用了它。” [三三]“李吉甫，张守节”。按：李吉甫的说法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河州》条下；张守节的说法见《史记·夏本纪》“禹导河自积石”句下的《正义》。[三四]“又东北，径榆城东”。按：戴氏在“又”字上重复了“漓水”二字，应依照下文《注》的文例删去。[三五]“《寰宇记》说，金纽山在大夏县西二十里”。按：《寰宇记》作“金剑山”，另一个名称作“金柳城”，就是前文《注》所说的“金剑悬于其中”。《元和郡县图志》也说“金剑山”；《清一统志》卷一百九十八认为“金剑”就是“金纽”。[三六]“嵹台山”。按：《寰宇记》作“西嵹台山”。《魏书·吐谷浑传》说：“阿豺在西强山耕种，观察垫江的源头……他的长史曾和说：……垫江县距离嵹台山很远……” [三七]“依照韦氏的说法，应当作‘坁’”。按：这句话上面有同样的七个字，属于衍文，现已删去。[三八]“在今狄道州东”。按：这句话上面有同样的六个字，属于衍文，现已删去。“隋志河津县”。按：熊氏《疏》的文字不清楚，现于“《隋志》”上增加“全引”二字。[三九]“《百官表》”。按：“《百官表》”下面的“《汉书》”两个字应排作双行小字，是《疏》注中的小注。（“汉书”二字 现据台北本删去。） [四〇]从“应劭曰”到“译言乃通也”。按：这应当是应劭解释“有蛮夷曰道”中“道”字的意义；如今《汉表》颜师古注没有引用它。这段《水经注》引文，可以用来校正《汉书注》中讹误、脱漏的例子。这里有误脱；下文引用应劭说陇西的文字，也有误讹和脱字。[四一]“又北有东结河”。按：董氏原书在这句话下面还有“又北有沙泥河”六个字，应补入。〔四二〕“黄省曾本写作‘左’”。考据：全氏七校本说：“黄本误写成‘右’，吴（管）本已改正；朱本仍写作‘右’，孙潜本已改正。”（“作左”二字已依据台北本改为“改”。） [四三]“又东北入洮水”。按：董氏原书在这句话下面还有“当即大夏川水也”七个字，不应删去。[四四]“《昭帝纪》同”。按：《疏》引用《元和郡县图志》，但没有说明分属哪一个县。《汉书·昭帝纪》说：“因为边塞地域辽阔，从天水、陇西、张掖各取两个县，设置金城郡。”《一统志》说：“治所设在允吾，统辖金城、榆中。” [四五]“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按：董氏原书如此；查《元和郡县图志》作“百三十五里”，据此改正。[四六]“大月氏的一支”。按：《后汉书·西羌传》中也有这句话。[四七]“原为护羌校尉的治所”。按：董氏引用《资治通鉴注》说：“汉宣帝设置护羌校尉。”《资治通鉴》神爵二年记载：“起初设置金城属国，用来安置投降的羌人。下诏举荐可以担任护羌校尉的人。”胡三省注说：“护羌校尉这一官职，最早见于这里。”范晔说：“汉武帝时，各羌部落与匈奴相通，进攻令居、安故，包围枹罕，汉朝派李息、徐自为将其击败平定，开始设置护羌校尉。”据此，护羌校尉始置于汉武帝时；胡三省的注引用了这段史实，董氏没有仔细考察。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说：“开始设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羌人。” [四八]“进军，在牛心山击败了他们”。按：《资治通鉴》作“牛心堆”，董氏沿袭《清一统志》的错误。《新唐书》和《旧唐书》都作“堆”，没有作“山”的，现据此改正。“山”字的写法没有依据，现已改作“堆”。[四九]“东北五里推之”。按：这句话下面重复抄录了从“则土楼山”到“里推之”的十九个字，现已删去。[五〇]“《通典》《元和郡县图志》都说西平是在建安年间设置的”。按：《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一与《通典》相同，也说“建安年间设置”；《元和郡县图志》则说“汉献帝时分置”。[五一]“姐，音紫且反”。按：《后汉书》和朱《笺》都作“音紫”；《后汉书注》说：“另一音为子也反。”现删去“且反”二字。[五二]“张轨分割西平郡的疆界，设置晋兴郡”。按：《晋志》说是在永宁年间；《一统志》卷二百七引用《十六国春秋》说：“永嘉五年，张轨分表。”根据《晋书·张轨传》，武兴郡是在愍帝成为皇太子以前设置的，即永嘉六年；《十六国春秋》说晋兴郡是在永嘉五年建立，这才是正确的。

译[五三]“远望一片明亮洁白”。按：《记》原文在这句话下面还有“于是称它为白岭山”六个字，说明这座山得名的原因，不应删去。引文与《一统志》相同，《一统志》也引用《寰宇记》，所以《疏》似乎是转引而来。[五四]“又向东流经和硕特”。按：这里下面抄漏了“右翼前旗南，又东径和硕特”十一字，现据校补。[五五]“《通典》说昌松县有街亭故城”。按：今本《通典》作“衙亭”。[五六]“逆水发源于允吾”。按：朱《笺》说：“《汉地志》说：‘逆水发源于允吾参街谷。’”全氏、赵氏据此增入“参街谷”三个字。现在考察《资治通鉴》页三二七五的注，其中引用《水经注》也有这三个字，可以作为证据。[五七]“所以《墨子》中有‘金城汤池’的话。守敬按：今本《墨子》没有这段文字。”熙仲按：《意林》卷四引用应劭《风 俗通》说：“孙子说：‘即使有坚固如金的城池、滚烫如汤的护城河，如果没有粮食，太公、墨翟也不能守住它。’”可见这句话出自《孙子》，只是涉及墨翟，所以善长误笔写成了《墨子》。[五八]“榆城溪在郡城东面”。按：《寰宇记》作“在本邑，即枹罕县的境界内”。[五九]“《晋志》说晋代才恢复汉阳为天水”。按：董氏引用《三国志》的纪传作为证据，说明魏代已经把汉阳改称天水，并不是晋代才恢复旧名，这是正确的。如今的校点本有校记说：“晋”应作“魏”。魏代确有天水郡，见《三国志·姜维传》及其注、《杨阜传》《曹真传》《张既传》《阎温传》。这一说法比董氏的考证更严密，附记于此。[六〇]“西城就是乞佛部的都城”。按：这里下面抄漏了“又北入于河也”六个字，现据校补。“乞佛所都”下面抄漏了董氏的说明：“《十六国春秋》说，乞伏国仁设置苑川郡，乞伏干归从金城迁都西域，这两座城应当都在今金县境内。”现据校补。[六一]“戴氏改作三年……戴氏依据《大典》的讹文，却没有复核原书，所以误改。”按：查《大典》本作“五年”，戴氏并不是依据《大典》把“五年”改成“三年”；杨氏《疏》说错了，大概是没有见到《大典》本。（“据《大典》”以下的一句，现据台北本改为“误矣”。） [六二]“河西太守”。按：永平五年，窦融被授予凉州牧，光武帝赐给窦融玺书说：“命你兼任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 [六三]“方志、舆图”。按：董氏依据《清一统志》卷二百一《石门水》条下的文字；他引用《十六国春秋》也是这样。[六四]“牵条山”。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登鸡头”句下，《正义》引用《括地志》说：“笄头山又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舆地志》说：“有的认为就是鸡头山。”郦道元说：“大概是大陇山的异名。”又《寰宇记》卷三十三《平高县》条下也说：“笄头山又名崆峒山，在县西一百里。”并引用《史记》“黄帝西至于崆峒，登鸡头”，所说就是这座山。《水经注》说：“大概只是大陇山的异名。” 《水经注》又说：“大概只是大陇山的异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里〕 [六五]“董佑诚说……所以这里称为故城”。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三《邠州》三水县条下说：“后魏在今县治西二十八里重新设置三水县，取用汉代旧名，隶属新平。”不应把它说成泾州良原县条下所说的：“这里原是汉代三水县的土地，属安定郡，如今安定县境内的三水故城就是它。” [六六]“羌人有献金、马的”。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四引用《续汉书》说：“羌人离湳把二十匹马献给张奂，大豪尝以八枚金渠赠给张奂，张奂召主簿张祁，后文云云，最后全部退还，拒不接受。”据此，应在“金”字下加顿号。“尽还”是指把金和马都退还；张奂也分别针对马和金发誓。《张奂传》中记有这件事。[六七]“宋本‘河’字下有一个‘汭’字”。按：全氏引用谢兆申的话，说“汭”字根据宋本补入。但重校本删去了“汭”字，却说谢氏依据宋本补了“汭”字，并不是这样。[六八]“今本《汉志》把‘眴’写成一个字书不收的字。”按：《汉志》应劭注作“ ”，“ ”音同“旬日”的“旬”；如此看来，旧本并没有错误。现在的标点本也作“ ”。《水经注疏》第三卷。后魏郦道元注。宜都杨守敬纂集疏文。枝江熊会贞补充疏文。“河水三”三字，戴氏本没有。又向北流。朱本在“又”字上衍有“河水”二字，赵氏本也相同，戴氏删去。水流经过北地郡富平县西面。河水两岸有两座山相对，水从两山之间流出，这就是上河峡。朱本没有“也”字。全氏增“谷”字，说是根据宋本补入；赵氏依据《太平御览》的引文增“也”字，戴氏也增“也”字。守敬按：全氏没有查出《太平御览》是假托宋本，不知道“峡”和“谷”意义相近，不能把两个字连在一起说。古书从没有称作“上河峡谷”的。这与《浊漳》篇“滥水”条下全氏所说的宋本一样，都不可信。会贞按：河水流到富平时有“上河”的名称，所以峡也有“上河”的称呼。世人称它为青山峡。朱本脱去“峡”字，赵氏依据《寰宇记》的引文增入，戴氏也增同。守敬按：《资治通鉴》记唐武德九年，安州大都督李靖在灵州的硖石与突厥交战；又记长庆元年，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在大石山击败吐蕃。乐史说，大石山就是上河峡。

译《明史·地理志》说，灵夏卫西南有峡口山，黄河流经其中，又名青铜峡。董佑诚说，峡口山在灵州西面。黄河流过峡谷后向北注入，分出一条支流向东流。董佑诚说：这就是下游的支津。赵氏说：《寰宇记》记庆州乐蟠县马岭山，俗称箭筈岭，与青山相连绵延；有马岭坂，左右有河流，相传是汉代的牧地；有水发源于县西北。《水经注》说它与青山水汇合；今本没有这段文字。乐蟠县是汉代北地郡富平县的土地。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青山在北地郡参䜌县境内，是青山水的发源地。《续志》说，北地郡参䜌县原属安定郡，有青山。马岭水也见于补附的《洛水》篇。守敬按：《寰宇记》所说乐蟠县的青山，在今环县西面，距离黄河很远，与这里的青山峡无关。赵氏把它当作青山峡，错误极大。马岭水就是汉代的泥水，青山水注入泥水；所谓“与青山水合”，大概是《泾水》篇散佚的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元年〕 洛水与泥水被重重山岭隔开，赵氏补入“洛水”，也是把不相干的文字混入其中。黄河又向北流，经富平县故城西面。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并说：现在考察《水经》列举的是当时的郡县；到了郦道元时代，有的已经废弃，有的已经迁徙，所以《注》中把它称为故城，后文也都如此。全氏、赵氏也作同样改动。会贞按：《注》中称“县故城”，始见于上卷叙述漓水流经白石县故城的文字；戴氏这一条应当移到那里。《汉志》没有记载该县设置的时代。根据《注》下一句“治县城”的文字来看，应是秦代设置的。汉代该县属北地郡，后汉时迁徙、废除，其地在今灵州西南。秦代设置北地郡，治所在县城。朱本作“北地都尉治县城”；赵氏把“地”改为“部”，说：《汉志》作北部，北部都尉治神泉障，并不治县城，是郦道元误记。戴氏也改同。守敬按：这里有误文，应作“秦置北地郡，治县城”。“都尉”二字是“郡”字的讹误，现已订正。王莽把该郡改名为威戎。守敬按：今本《汉志》作“威成”，是讹字。县名作持武。朱本把“持”作“特”，《笺》说：《汉地志》作“恃”。戴氏改为“持”，赵氏也相同。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持”。建武年间，曹凤，字仲理，任北地太守。守敬按：《曹全碑》说，曹凤的祖父曾任张掖属国都尉丞、右扶风郡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和北地太守。曹凤的政治教化尤其出色，黄龙在九里谷高冈亭出现，龙角长三丈。朱本误作一尺，戴氏、赵氏也作一尺；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三丈”。《太平广记》卷四百十八引文也相同。黄龙身围大十围，龙角的梢端长到十多丈。朱本把“梢”作“稍”，赵氏、戴氏校改。天子认为这是祥瑞，赏赐丝帛一百匹，并给曹凤增加秩禄至中二千石。守敬按：范晔《后汉书》没有曹凤的专传，只在《西羌传》中提到他，也没有涉及他任北地太守时的事情；《水经注》大概依据其他家编写的《后汉书》。黄河又向北流，北面有薄骨律镇城。朱本把这句话误作《水经》正文，又脱去“有”字；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也相同。全氏采纳胡渭的说法，在“北”字下增加“径”字，赵氏也增加了。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说，《十道志》引用《水经》记载：“黄河北面有薄骨律镇城。”《十道志》为唐代梁载言撰写，引用《水经注》却作《水经》，足见《经》《注》混淆的情况从唐代就已经存在。《寰宇记》引用时也相同。根据这两部书的引文，“北”字下面脱了“有”字，现已补入。《魏书·刁雍传》记载，太平真君五年，刁雍任薄骨律镇将。《地形志》说，太延二年设置薄骨律镇，孝昌年间改为灵州。董佑诚说，这座城就是唐、宋时期的灵州城，在今灵州西南十多里。城在河中洲渚上。朱本在“在”字上有“城”字，全氏、赵氏也有，戴氏删去。会贞按：《括地志》说，城在河中洲渚之间，随着水势上下浮动，却从未沉陷。这是赫连果城。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赫连勃勃设置果园；后来后魏平定赫连昌，设置薄骨律镇。但《括地志》说，镇最初在黄河北面的胡城，大统六年又在果园重新筑城，这大概是错误的。《水经注》说镇城就是赫连果城，可见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治所就在果园，不必等到大统年间。而且《水经注》下文叙述胡城时，也没有说它曾经是镇的治所。桑树、果树的残余林木仍然排列在洲上。守敬按：《十道志》和《寰宇记》引用这句话，都作“桑果榆林，列植其上”。但这句话出自戎人地区，朱本把“戎”误作“诸”，赵氏、戴氏改正，却没有考究城名。访问当地的老人，大家都说：朱本在“言”字下面多出“故老宿彦言”五个字，赵氏、戴氏把“言”改作“云”。全氏说：考察起来，这五个字是重复文字，现删去。赫连勃勃时代，有一匹骏马死在这里，人们取马的毛色作为地方名称，所以把这座城称为白马骝。朱本把“马”字误作一个不可辨的字，赵氏、戴氏也相同。守敬按：《寰宇记》灵州条下称白马骝城，《十六国春秋》说，赫连勃勃时有一匹骏马死去，便取它的毛色作为名称，所以把城命名为白马骝。由此看来，《水经注》中的“白口”是“白马”的讹误。“韵转”一词的解释有误；朱本没有“转”字，《笺》说：“韵”字下面应有“转”字，意思是“白口骝”转读作“薄骨律”。赵氏增入“转”字。守敬按：朱氏仍然不知道“口”是讹字。于是仍沿用当时的称呼，具体情况未详。赵氏说：《汉志》记载，北地郡灵州县有河奇苑，名称作“非苑”。颜师古说，“苑”就是牧马之地。所谓骏马的名称，也许是因汉代旧有的牧苑而得名。守敬按：赵氏的说法足以纠正俗传的错误。黄河又流经典农城东面。朱本把这八个字误作《水经》正文，戴氏改为《水经注》，全氏、赵氏也相同。赵氏又在下面增加“北”字，并再次依据《寰宇记》引用《水经注》的文字，在“典农城”上增加“朔方郡宏静县”六个字，依此增入，只是把“县”改作“镇”。孔刻戴本也增加了这些字。全氏增加“宏静镇”三个字。董佑诚认为，典农城既然出现过两次，而宁夏也不是朔方郡的土地，《寰宇记》的引文应当不是原文。现在删去“朔方郡”以及“典农城”六字。

译会贞按：董氏说宁夏不是朔方郡的土地，这是正确的。但宏静镇就是汉代的城池，[详见下文。]不能又把这座城当作宏静镇。《寰宇记》也不足以作为依据，大概是杂采后世地志，却误认为是郦道元《注》的文字。董氏增加“宏静镇”三个字，反而删去“典农城”三个字，尤其不对，详情见下文。世人称它为胡城。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灵武县条下说，后魏攻破赫连昌后，收取胡人户口并迁徙他们，因此称为胡地城。书中又说，胡地城东南到灵州八十八里，因此应在今灵州西北。黄河又向北流，经上河城东面。董佑诚说：在今宁夏县南面。世人称它为汉城。会贞按：《寰宇记》引用隋代《图经集》说，汉城位于黄河以外三里，是旧薄骨律镇的仓城；后魏设置弘静镇，把关东的汉人迁来充实屯田。《元和郡县图志》也说，后魏设置弘静镇，俗称汉城。薛瓒说：上河在西河郡富平县，就是这里。冯参曾任上河典农都尉，治所就在这里。赵氏说：《巵林》记载，《汉书》说冯参任上河农都尉；《百官表》说，农都尉是汉武帝设置的官职。《后汉书·百官志》说，汉武帝时，边郡设置农都尉，主管屯田和种植粮食。建武六年，边郡常常设置都尉。《注》引用《汉官仪》说：“农都尉不治理百姓。”《御览》引用《魏略》说：“曹公设置典农中郎将，秩禄为二千石；典农都尉，秩禄为六百石；典农校尉，秩禄相当于二千石。”这样看来，汉代官名中没有“典”字，到当涂时才改称。因此，《水经》[周氏认为此处的《经》有误。]和《注》都写作“典农”，全都不对。《梁统传》说，光武帝任命梁腾为酒泉典农都尉，蔚宗也错了。一清按：《续汉志注》中，农都尉以下没有《汉官仪》这一条；《御览》所引用的《魏略》文字，则见于《大司农》条下，[一]作《魏志》。《魏略》一说仍有疑问：裴世期注《三国志》引用《先贤行状》说，陶谦上表任命陈登为典农校尉，这已经在曹氏以前，可见当时已有“典农”的称呼。这一点也可以和《巵林》所引用的范《书》相互参证。守敬按：《冯参传注》中，师古说：“上河是西河郡富平县一带的地方，在这里设置农都尉。”齐召南说，《地理志》中西河郡有富昌县，没有富平县；而且富昌县条下也没有说农都尉驻治于此。颜师古注《叙传》又说：“上河是地名；农都尉，是掌管农业事务的官。” 《注》前后自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两个：一个属平原郡，原名厌次，宣帝时改名；一个属北地郡，也没有说农都尉驻治于此。只有张掖郡番和县有明文记载说设有农都尉治所。我考察《通典》，黄河经过灵武郡西南，随即向北流一千多里，汉人称它为西河。薛瓒因为“上河”是河流名称，便以西河、富平来解释它，并不是说西河郡。师古注《冯参传》采用了薛瓒的说法；他注《叙传》时又说上河是地名，只是偶然没有照应罢了。《冯参传》和《叙传》都称上河为农都尉治所，那么富平有农都尉治所便毫无疑问。《汉志》没有记载，自然是遗漏了。有人说这是北地都尉治所，或许是偶然改了名称，《汉志》没有详细记载。殊不知《汉志》明明说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的浑怀障，并不在这里治所。黄河又向北流，经由典农城东面。朱氏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此城应当在今宁夏县东面，俗名吕城，都是陈参分兵屯驻、办理农业生产的地方。朱氏脱去了“甿”字，《笺》说宋本“农”字下面有一个“毗”字。赵一清说：按“毗”字毫无意义，应当是“甿”字。守敬按：《方舆纪要》把上面三座城合在一起，认为是陈参分兵屯驻之处，这是对的。典农城大概有三座：黄河最初经过典农城，称为胡城；又向北经过上河城，称为汉城，也就是陈参治理的典农城；再向北经过典农城，称为吕城。所以说都是陈参分兵屯驻的地方。这也说明董氏删去“河水初径典农城”是不对的。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廉县故城东面。朱氏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两部《汉志》中，廉县都属北地郡，汉末废置。《注》在高平川水下引用阚骃的话说，它在富平以北，应当在今宁夏县北部境内。王莽时改称西河亭。《地理志》说，卑移山在县西北。钱坫说：怀疑就是今天的贺兰山，在宁夏府城西北五十里。黄河又向北流，与枝津水汇合。朱氏把上面七个字误作《经》文，并把“北”字误置在“与”字下面。《笺》说宋本“津”字下面有“合”字。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作“北与枝津合”。枝津水承受黄河水，向东北流经富平城，沿途分成许多支流，用来灌溉田地。后来向北流入黄河，现在已经没有水了。董佑诚说：现在灵州的汉伯渠，从青铜峡山麓分引黄河水向东流出，传说是汉代开凿的，应当就是枝津，也就是《汉志》所说的河沟。下游多次改道，在郦道元时代已经没有水了，那么今天的水渠也不全是古代旧迹。会贞按：《史记·河渠书》说，汉代掌事的人争相谈论水利，西河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指的应当就是这里，并不是说西河郡的土地。看“西河”和“河西”连举，“河西”并不是郡名，便可以证明这一点。《元和志》说，汉渠在灵武县南五十里，从汉渠向北流四十多里，才形成千金大陂；它的两边又有胡渠、御史渠、百家渠等八条水渠，灌溉田地五百多顷。与《注》所说沿途分流相合，大概到唐代已经重新通水。《尔雅·释水》说：“灉，就是决口后回流。”意思是黄河决口后又重新流回河道。黄河有“灉”，就像长江有“潜”一样。守敬按：这三句是郭璞的注，原书作“犹江之有池”。从这一条可以知道，郦道元把凡是河水决口后重新汇入的情况，都称为“灉”。因此，《瓠子河》篇再次引用《尔雅》，就没有疑问了。

译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浑怀障西面。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文，把“障”写作“鄣”，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又改回“障”字，后文也都如此。董佑诚说：《注》说它距北地三百里；《元和志》说废灵武城在怀远县东北，隔黄河一百里，此城本是蒙恬所筑，古代称为浑怀障。考察起来，浑怀障应当在黄河东面的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境内。《地里志》“志”字下面朱氏衍出“曰”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这里是浑怀都尉驻治的塞外之地。守敬按：《汉志》说，北地郡富平县有浑怀都尉，驻治塞外的浑怀障。太和初年，三齐平定后，把历下的百姓迁到这里。守敬按：《魏书·献文帝纪》说，皇兴三年，东阳陷落，俘获沈文秀，把青州百姓迁到京师。沈钦韩据此驳斥这条《注》，认为不是魏文帝太和年间的事。我认为太和初年一定也有迁民之事，只是史书记载简略而遗漏了。郦道元追溯它的来由，所以说“三齐平定”，只是特意放在“太和初年”下面，因而造成语病。于是便有了历城这个名称。朱氏把“城”写作“地”，全祖望、赵一清、戴氏都改正。守敬按：《通典》作“遂有历城之名”，那么《注》中“地”误作“城”无疑。《隋志》灵武县条下说，后周设置历城郡，可见后来又以城名为郡名。它向南距北地三百里。朱氏把“北地”写作“北城”，《笺》说：《汉志》记载浑怀都尉治所在北平，这里的“北城”错了，应当作“北平”。赵氏说：按《汉志》，此地在北地郡，“北城”是“北地”之误。朱氏认为治所在北平，实在太荒谬了！下文也同样。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石崖山西面。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应当就是今天的阿尔布斯诸山，在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境内。距北地五百里。朱氏把“北地”误作“北城”，《笺》说“城”应当作“平”，与上文同样是错误。山石上天然形成的纹理，全都像虎、马的形状。朱氏误作“战马”。赵氏说：《御览》卷五十引文作“兽马”；“兽马”原本作“虎马”，是唐代避讳而改。邺中的三台把“金虎”改称“金兽”，可以作为证明。纹理灿然清晰，类似图画。因此也叫作画石山。朱氏《笺》说应当作“颇似图画”。赵氏说：依照原文意思已经通顺，没有必要改动。又向北流过朔方郡临戎县西面。黄河向东北流，经过三封县故城东面。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记载三封县属朔方郡，汉末废置。《元和志》说，汉代三封县在今丰州以西一百里。又说，夏州长泽县本是汉代三封县的土地，也就是今县城以北二十里的三封故城。这两种说法 互相矛盾。长泽在今榆林，并不属于汉代朔方地区；而且《元和志》说夏州西北到丰州七百五十里，长泽又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显然彼此冲突。《元和志》又说丰州治所在九原县，本是广牧县；丰州以西一百六十里的永丰县，本是临戎县；三封县又在临戎县以西，那么所说的“丰州以西一百里”也有文字错误。这里《注》引用《十三州志》说，三封县在临戎县西一百四十里，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中旗西北、黄河以外。汉武帝元狩三年设置。守敬按：《汉志》说武帝元狩三年筑城。《十三州志》说在临戎县西一百四十里。朱氏把“四”写成“三”，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和黄本都作“四”。黄河又向北流，经过临戎县故城西面。朱氏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两汉时，临戎县属朔方郡，《注》说它是旧朔方郡治所。但《元和志》说朔方郡治在三封县。赵氏根据《续汉志》，认为郦道元《注》所说的是后汉治所；然而郦道元《注》多详述前汉事迹，而《前志》所记每郡列在第一位的县，不一定都是郡治。况且《汉志》说元朔二年开置朔方郡，而临戎县在元朔五年筑城，应当与郡同时设置。三封县的设置，《汉志》和这里的《注》都说在元狩三年。朔方郡治所在临戎县，两汉应当没有改动。《元和志》说永丰县在丰州以西一百六十里，本是汉临戎县旧地，后汉末废置。北方人称它为贺葛真城，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部境内，与三封城隔河相望。元朔五年设置。赵氏据黄本，在“元朔”上增“汉”字。守敬按：《汉志》说武帝元朔五年筑城。旧朔方郡治所。赵氏说：按《续志》，凡是县名先列出的，就是郡治所在。这是东汉时的郡治。王莽时所谓的推武县。黄河又向北流，有一条支渠向东流出，称为铜口。向东流经沃野县故城南面。朱氏把这四句误作《经》文，又脱去“县”字；戴氏改为《注》，并补入“县”字。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两部《汉志》都记载沃野县属朔方郡，汉末废置，应当在广牧、临戎两县之间，今为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部境内。《元和郡县志》所说的天德军北面的沃野故城，应当是北魏的镇城，不是汉代旧县。《注》把支渠叙述在黄河经过临戎县故城西面之后、转为南河之前，因此可以知道沃野县在临戎县东北、南河以南。但在南河条下没有说经过沃野县北面，怀疑是文字不明。会贞按：《注》说黄河支渠向东流出，向东经过沃野县南面，那么沃野县在黄河东岸。《一统志》说汉代沃野、三封、窳浑三县都在河套以外，大概是误把“向东经过沃野县南面”理解成黄河本身经过沃野县南面。汉武帝元狩三年设置。守敬按：《汉志》说武帝元狩三年筑城。王莽时改称绥武县。支渠向东分流，用来灌溉田地。会贞按：《史记·河渠书》说汉代掌事者争相谈论水利，朔方引黄河水灌溉田地；《汉书·食货志》又说朔方开凿灌溉渠，动用数万人。这条水渠在朔方地区，应当就是汉代开凿的那条渠。董佑诚说，水渠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境内。所谓智慧和通达，就在于能够认识这些情况。

译黄河又向北流，转弯形成南河。守敬按：南河的情况详见下文。黄河又向北偏西流，在窳浑县故城东面漫溢。朱氏把这二十五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赵氏在下面增加“屠申泽”三字。守敬按：这句话与下文“黄河又转弯向东流，形成北河”相同，并没有脱文。赵氏增加“屠申泽”三字，很不对。况且下文说黄河又向北流，才漫溢形成屠申泽，那么屠申泽更在南河西北，也不在这里。董佑诚说：《汉志》记载窳浑县属朔方郡，后汉省并。故城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北、黄河以外，腾格里鄂谟以西。汉武帝元朔二年开置朔方郡，窳浑县就是西部都尉治所。朱氏把“县即”误作“治”，又多出“三”字。全祖望说：汉代守尉和县城并不相同，窳浑也不是郡的首县，这里一定是没有学问的人看见文字脱落，妄自填补。现在根据 《汉志》改正为：“开置朔方郡，以窳浑县为西部都尉治所。”这样才合乎事实。守敬按：这是赵氏所引用的文字，戴氏删改为“县即西部都尉治”。现在全祖望本相同，大概刊刻全书的人又依照戴氏改过。有道路从县城西北通出，经过鸡鹿塞。守敬按：这是《汉志》的原文。鸡鹿塞见《匈奴传》。《唐志》说以奚结部设置鸡鹿州。《明志》说榆林卫西北有鸡鹿塞，东北为光禄塞。王莽把郡改名为沟搜，把县改名为极武。这里的水积聚成屠申泽，湖泽东西长一百二十里。所以《地理志》说：“屠申泽在县东。”指的就是这个湖泽。阚骃称它为窳浑泽。朱氏脱去“窳”字，赵氏补充说：《寰宇记》引用此文作“窳浑泽”，县名就是因窳浑泽而得名。全祖望、戴氏也补入。董佑诚说：今称腾格里鄂谟，在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部，黄河西岸。黄河转弯，从县城北面向东流。朱氏把这句话误作《注》文，漏掉“东”字；戴氏改正并补入“东”字。戴氏说：现在考察文意，这是承接上文经过临戎县的《经》文，不合《注》的文体。全祖望、赵一清也一同改动；全氏补入，赵氏没有补。守敬按：《大典》本有“东”字。黄河又转弯向东流，形成北河。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戴氏说：现在考察它的脉络，这是承接上文“转弯形成南河，又向北偏西流”的文字。孙星衍说：杜佑说，黄河经过灵武郡西南，随即向北流，总共一千多里，经过九原郡后才向东流，汉人称为西河。从九原以东，汉人称为北河。守敬按：《史记·秦本纪》说，惠文王后五年，游历北河；昭襄王二十年，秦王到上郡北河，可见战国时已经有北河这个名称。况且郦道元专门就黄河分流的地方来说，把相对于南河的河流称作北河，这与杜佑笼统称为北河也不同。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越过梓岭，架桥渡过北河，就是这个情况。朱氏把这二十个字 放在后面，王莽时称为监河。赵一清相同，戴氏把它移到上面。守敬按：见《史记·卫青传》。黄河向东流经高阙南面。董佑诚说：《括地志》说，临戎县北面有连山，俗名高阙。应当就是今天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北、黄河以外的阿尔坦山。《史记》说：“赵武灵王接受胡人服饰以后，从代地兼并阴山，在山下修筑防守设施，一直到了高阙，作为边塞。”守敬按：代地详见《水经注·河水》篇，阴山详见下文。守敬按：这段见《匈奴传》。《汉书·窦融传》称为高阙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一带，群山相连，直插云天；山体在中间断开，两岸如同两座高耸的阙门，巍峨高入云端，远望就像宫阙一样。正因为形状像阙，所以叫高阙。朱氏把“峨然”写作“善能”，又把“即”误作“节”。《笺》说《大事记注》引用此文作“峨然云举”，“节”作“即”。全祖望、赵一清改正，戴氏只把“节”改成“即”。守敬按：“善能”二字无法解释，戴氏为什么不依朱氏所说改正呢？所以有了高阙这个名称。从高阙向北进入荒野，阙口有一座城，跨山修筑，称为高阙戍。守敬按：《通鉴》说，梁普通五年，魏广阳王元深上奏说，高阙戍主将治理部下失和。自古以来直到现在，朱氏把“自”写成“上”，《笺》说《大事记》引用此文作“自”；赵氏仍用“上”，戴氏改正。这里常常设置重兵守卫，用来防守边塞道路。汉武帝元朔五年，卫青率领十万人在高阙击败右贤王。各本作元朔四年。守敬按：《汉书·武帝纪》和《卫青传》记载，事情发生在元朔五年，现在订正。就是这个地方。黄河又向东流，经过临河县故城北面。董佑诚说：《汉志》记载，临河县属朔方郡，后汉省并。《元和志》说，西受降城就是汉代临河县旧治所。大概临河县还兼有黄河以北的土地。故城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北部、两河之间。汉武帝元朔三 某年，封代恭王的儿子刘贤为侯国。全祖望说：代恭王的儿子都封在西河，这里或许就是西河的临水县。赵一清说：考察西河一带的情况，近代应当就是这样。但《史记》和《汉书·王子侯表》都写作“临河”，即王莽时期的监河。朱谋说这一句以下原有“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绝梓岭，梁北河，是也”二十字，赵一清同意，戴震将其移到了上文。一直到河目县以西。朱谋说，这五个字误入注文之中，戴震改入《经》文， 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河水从临河县向东流，经过阳山南面。朱谋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并说：现在考察文义，这应当是承接上面注文中的“临河县”。董佑诚说：应当就是今天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北部、河外翁金硕隆以东的达尔德尔诸山。《史记音义》说：朱谋本作《汉书注》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赵守敬按：这是徐广《史记音义》中的文字，不是《汉书注》，详见下文。所谓阳山，就是在黄河以北所指的这座山。向东流，经过石迹阜西面。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天乌喇特旗西部境内、大河以东。此山阜上的破石上，到处都有鹿、马的足迹，所以纳斯称它为石迹阜。朱谋作“故斯阜纳称焉”，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了文字。

译向南转弯，经过河目县旧城西面。朱谋本缺“故城西”三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都缺。赵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正义》引文有这三字，是对的，现补入。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记载该县属五原郡，后汉时撤省，应当在今天乌喇特旗西部境内、大河以东，位于北假之中。朱谋作“左北假”，有脱误；全祖望在“左”字下增“历”字，与董熜本相同，但也不对。赵一清把“左”改为“在”，在“假”下增“中”字，并说：《史记·匈奴传正义》引《括地志》说，五原郡河目县旧城在北假之中，这是正确的。戴震也作同样的改、增。赵守敬按：《始皇本纪正义》所引，正作 “在北假之中”。这是一个地名。戴震说：这三字是注文中的小注。赵守敬按：《史记·匈奴传索隐》引韦昭的话说，北假是地名；《汉书·元帝纪注》中晋灼的说法也相同。从高阙以东，山脉夹在两侧，黄河贯穿其间，阳山以外，朱谋作“阳山以去”，《笺》说谢氏本作“阳山以西”，赵一清同，戴震改为“阳山以往”。会贞按：“西”与“东”相对，似乎应当是“西”。但注文叙述河水向东流，先说阳山，后说北假，那么北假就不能只在阳山以西；戴震作“以往”较为妥当。这些地方都是北假。赵守敬按：《汉书·王莽传》说，五原、北假土地肥沃，适宜种植谷物，过去常设置田官。董佑诚说：今天从阿尔坦山向西直到乌喇特，向南到黄河，都是古代北假的地域。《史记》说：秦国派蒙恬率领十万人向北攻打胡人，渡过黄河，夺取高阙，占据阳山、北假之中。[一〇]赵守敬按：这是《匈奴传》的文字。《始皇本纪》和《蒙恬传》中的“十万”都作“三十万”。这就是所说的地方。北河又向南流，与南河汇合。南河上游承接西河。朱谋本脱去“南河”二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增补。赵守敬按：《史记·卫青传》记载，元朔二年，卫青渡过西河，到达高阙，击破匈奴。这里的西河就是这个西河，见上文北河之下。董佑诚说：今天的河水从鄂尔多斯右翼后旗西部境内、腾格里鄂谟以南分出支流，向东流，经过临戎县旧城北面，又向东流，经过临河县南面。董佑诚说：相关说明都见上文。又向东流，经过广牧县旧城北面。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的广牧县都属朔方郡；魏、晋时迁徙设置，属新兴郡，并不是这里的旧城。《元和郡县图志》说，丰州九原县治所所在地，就是汉代广牧县旧地，应当在今天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境内。这里是中部都尉的治所。各本“中”字都作“东”，上面还多出“有”字，戴震只删去“有”字。会贞按：河水向东流，先经过广牧，后经过渠搜，那么广牧在西、渠搜在东；但广牧下文说是东部都尉治所，渠搜下文又说是中部都尉治所，这样东部反而在中部以西。查考《汉书·地理志》也是如此，应当是《汉 书·地理志》中“东”“中”二字在传刻时互相错置，后人又据此改动《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说，九原县是汉代广牧县旧地，为中部都尉治所。[一一]由此可确定，广牧是中部都尉治所，渠搜是东部都尉治所。这里是王莽时期的盐官所在地。河水流了二百多里，向东与黄河汇合。董佑诚说：今天的南河流经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北部，向东与北河汇合。河水又向东流，经过马阴山西面。朱谋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并都把“东”改作“南”。赵守敬按：根据水流的形势，“东”字下面应当增补“南”字，不应把“东”改成“南”。董佑诚说：今天从乌喇特旗西北的噶札尔诸山向东，经过茂明安旗、四子部落旗，南面连接归化城诸山，都是古代的阴山。这就是侯应所说的东西绵延一千多里的阴山。《史记音义》说：阳山在黄河以北，阴山在黄河以南。赵守敬按：《史记·蒙恬传集解》中徐广说，五原郡西安阳县北面有阴山，阴山在黄河以南。《匈奴传索隐》也引用徐广这三句话。郦道元下文引用“西安阳”一句时作《史记音义》是对的，但上文引用阳山一句时作《汉书注》，这里引用阳山、阴山两句时又作《汉书音义》，都是错误的。现在订正。所谓的就是这座山，但实际上它并不在黄河以南。会贞按：《史记·始皇本纪》说，向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连接到阴山。这里所说的阴山很笼统；又说蒙恬渡过黄河，夺取高阙，进入阳山、北假之中。[原文“阳”字误作“陶”，依《匈奴传》改。山以北、北假之中，似乎是把阴山、阳山分作两座山。水的北面称阳，水的南面称阴，这就是“阳山在黄河以北、阴山在黄河以南”说法的由来。然而《史记》《汉书·匈奴传》说，赵武灵王修筑长城，从代地沿阴山山脚直到高阙作为边塞；代地和高阙都在黄河以北，由此可以知道，马融、班固把阴山说成在黄河以南。《始皇本纪》所说的“沿黄河以东连接到阴山”，确实可以证明它指的是黄河以北的山，而不是黄河以南的山；只是徐广作《音义》时没有来得及参互考核罢了。胡渭说：阳山就是阴山。此山位于中原的最北边，所以称为阴山；水的北面称阳，而山在黄河以北，所以也称作阳山。《史记音义》说：五原郡安阳县北面有马阴山。赵守敬按：《集解》作“阴山”，《续汉书·郡国志》也说，西安阳县北面有阴山，由此可知，“马阴山”省略说就是“阴山”。安阳县的详情见下文。如今的县在黄河以北，朱谋误作“今山在县北”，赵一清、戴震也相同。赵守敬按：如果说山在县北，这与徐广所说的“安阳县北面有阴山”没有区别，怎么足以驳斥阴山在黄河以南的说法呢？考察河水经过西安阳县旧城南面，可知县确实在黄河以北；山又在县北面，那么就可以知道阴山不在黄河以南。现在订正。这里是郦道元巧妙而诙谐的解释，不知什么时候被平庸妄人改成“山在县北”；赵一清、戴震竟然笼统读过，毫不怀疑，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把阴山说成在黄河以南，并且世代传疑，也是错误的。我按：南河、北河以及安阳县以南，全都是沙丘土阜，没有其他不同的山。所以《广志》说：朔方郡北面有七处沙地迁移，却没有山可以与之相比，这说明《音义》的说法是偏误。朱谋把“音义”作“仪志”，赵一清改作“义志”，并说：“议志”就是上文的《音义》；《广志》旁边加“言”字，并不是这样。戴震也作同样的改动。赵守敬按：“我按”以下是郦道元确实指出黄河以南没有山，并引用《广志》作为证据；既然是据《广志》来驳斥《音义》，就不能把《广志》说成偏误，应当作“这是《音义》的偏误”。

译说阴山在黄河东南面，这样才可以。会贞按：阴山本来在黄河以北，只是从河水曲流之处来说，河水经过马阴山西面，那么山就在河水东面；郦道元说到这里，又回过头来替《音义》中“南”字的说法辩护，所以迁就原文，说阴山在黄河东南面也可以。河水又向东南流，经过朔方县旧城东北面。朱谋把这十三个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中的朔方县都属朔方郡，汉末废除，应当在今天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境内。注文引用《魏土地记》说，县中有大盐池，应当就是今天的哈拉莽乃鄂谟。《汉书·地理志》说盐泽在县南，那么旧城应在鄂谟以北。《诗经》所说的“城彼朔方”，指的就是这里。赵守敬按：这是《小雅·出车》篇的文字。汉武帝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夺取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派校尉苏建修筑 朔方城。赵守敬按：见《史记·卫青传》，就是这座城。王莽时期把它改称为武符。赵一清说：《寰宇记》在夏州朔方县下引用《水经注》说，有蒙水与金河汇合后流去。《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说，朔方县有蒙水、紫河，但今本已经没有这些文字。《陕西行都司志》说，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甘州以西五百里到肃州，渡过金河，再向西一百里出天关，就是这个金河。《方舆纪要》说，紫河在大同府西北塞外。杜佑说，胜州榆林县有金河、紫河，它们从马邑郡善无县流入境内，汇合后沿金河南流入大河。北魏道武帝攻打刘卫辰时，从五原金津渡河，就是金河的渡口。赵守敬按：唐、宋时期的朔方县与汉代朔方县不在同一地点，所以蒙水、金河、紫河不在这里。至于肃州的金河，又是另一条金河，更是毫不相干。据《隋书·地理志》确定，定襄郡大利县有紫河，在今天归化城境内，因此《方舆纪要》的说法是对的。但考察归化城有两条大水，就是本注文所说的荒干、白渠、中陵、树颓等水，下文详细叙述；其中没有蒙水、金河、紫河的名称。应当是后世名称发生了改易；这件事见于其他家的《水经注》，而徐坚、乐史把它记载了下来。考察《地理志》说：金连盐泽、青盐泽都在县南。朱谋《笺》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朔方县有金连盬泽、青盬泽，都在县南。赵一清说：两个“盬”字，今天的《汉书》都写作“盐”，是朱谋误引。又考察《魏土地记》说：县中有大盐池，盐粒大而呈青白色，名叫青盐，又叫戎盐，可以入药。汉代设置典盐官。赵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与《魏土地记》相同。又说，胡洛盐池在长泽县北五百里，周长三十里，也称独乐池，名称读音相近。汉代设有盐官。《水道提纲》说，套中出产盐池，以喀喇莽尼为最大，就是古代的金连盐泽和青盐泽，唐代称为胡洛盐池。盐池距离平城宫一千二百里，朱谋把“宫”误作“地”，《笺》说：疑当作“平城”。赵一清、戴震都作了改动。会贞按：平城宫见《水》篇。在新秦之中。服虔说：新秦是地名，在北方，方圆千里。如淳说：在长安以北、朔方以南。薛瓒说：秦国驱逐匈奴，收取黄河以南的土地，迁徙百姓来充实那里，因此称为新秦。会贞按：《史记·平准书集解》引用服虔、如淳、薛瓒的说法，与这里相同。《匈奴传索隐》也引用如淳的说法，记得更详细。[一二]《正义》引用服虔的说法，把“方千里”作“地广六七百里”。向南转弯，经过五原郡西安阳县南面。朱谋把这十个字误入注文，戴震改入《经》文，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河水从朔方县向东转弯，经过渠搜县旧城北面。朱谋把这十四个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渠搜县属朔方郡，后汉时废除，应当在今天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东部，接近左翼后旗边界。《地理志》记载朔方郡有渠搜县，是东部都尉治所。朱谋把“东”误作“中”，各本都相同，[一三]相关说法见上文。这里是王莽时期的沟搜亭。赵一清说：今本《汉书》脱去“亭”字。会贞按：赵一清认为《汉书·地理志》脱“亭”字，是对的。大概王莽把朔方郡改称沟搜，因此这里的县名后面应有“亭”字，以区别于郡名。凡是王莽改郡名、县名而使二者同名的，县名后通常都有“亭”字。《礼·三朝记》说：“北方征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这里是以北方与南方相对举。朱谋把“举”误作“与”，戴震改正，赵一清也相同。赵守敬按：明抄本作“举”。《禹贡》所说的析支、渠搜，就是这里的渠搜。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记载，傅同叔说，陆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朔方郡有渠搜县，《武帝纪》说“北方征发渠搜”，就是这个渠搜。根据我的考察，汉代朔方郡的渠搜，不是这里所说的渠搜；这里所说的渠搜，应当是金城以西的戎族之地。后世各族部落迁徙，所以汉代有居住在朔方的人。如果禹时代的渠搜就居住在朔方，那么就不应当说他们漂渡积石山；陆氏的说法是不对的。胡渭按：《水经》说，河水从朔方县向东转弯，经过渠搜县旧城 北面。《水经注》说，《礼·三朝记》记载：“北方征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这里以北方与南方相对举，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析支、渠搜。错误起于郦道元，陆氏又沿袭了这一说法。《大戴礼》和《汉武诏》中都有《三朝记》的这两句话；渠搜与交趾相对举，可知渠搜不在朔方。《凉土异物志》说，古代渠搜国在大宛北部边界。《隋书·西域传》说，鏺汗国都城在葱岭以西五百多里处，就是古代的渠搜国。渠搜位于西域是很明确的。赵守敬按：《汉武帝纪》说“北方征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这里是以北方、南方相对为文。《禹贡》中的渠搜在雍州西北，[应当作“此”，归入下文。]渠搜在朔方。现在考察《大戴礼》，只有“北方征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两句话。“这里以北方与南方相对举”以下，都是臣瓒的说法，他已经明确说《禹贡》中的渠搜在西方。这个渠搜在北方；一个在西方，一个在北方，显然是两个地方，因此臣瓒并不认为在北方的渠搜就是《禹贡》中的渠搜。郦道元采用臣瓒的说法，怎么能说它就是《禹贡》中的渠搜呢？注文原文在“《禹贡》”上面一定有一个“非”字，但今本脱落了。

译另外，“《礼·三朝记》”上面，应当有“臣瓒说”三个字。会贞按：钱大昕说，《大戴礼·少闲》篇记载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归服的文字，一共出现四次；而“南方安抚交趾”只出现一次，且这句话与前文并不相连，所以不能据此认为南北相对举。[卢辩注《大戴礼》，把北发解释为北狄的地名。]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所作《三朝记》共有七篇，今存于《大戴记》中，即《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臣瓒为什么不加以考察，却妄自作出这种说法呢？只有《公孙宏传》记载元光五年的诏书，其中有“北方征发渠搜，南方安抚交趾”的话，明确把南北相对，这实际上是诏书的错误。渠搜是西域的国家，把它解释成北方之地，也不合地理。既然如此，臣瓒承袭使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虽然取自《三朝记》的文辞，却不是《三朝记》的原意；又不知道《三朝记》中的渠搜就是《禹贡》中的渠搜，错误地把它当成朔方的渠搜。郦道元没有来得及参互考察，便沿袭了这种说法。河水又向东流。朱谋本缺“东”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增补。经过西安阳旧县城南面。朱谋本缺“县”“南”二字，赵一清、戴震增补。赵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也作“西安阳”。汪校说，代郡有东安阳，阚骃说，五原郡有安阳，所以这里加“西”字。根据这一点，不应当有“西”字。然而《水 引《地理风俗记》说，五原有西安阳，所以这里加“东”字；那么这里应当作“西安阳”。因此，上文引用《史记音义》时虽然省称为“安阳”，《集解》仍作“西安阳”。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乌喇特旗南面，北距阴山，南临河水。王莽改名为鄣安。赵氏依据《汉志》把“鄣”改作“漳”，戴氏也改作同样的字。会贞按：不是这样。汪本《汉志》作“鄣”，与“障”相同。西安阳本来靠近成宜县的田辟城，也许西安阳自身就有障塞，这也未可确定。[稒阳也有石门障。]赵氏竟依据毛本《汉志》改作“漳”，戴氏跟从了他，但也应想一想，“漳安”有什么意义呢？河水又向东流，经过田辟城南面。朱氏本没有“又”字，赵氏同样没有，戴氏增补。董佑诚说：它也应当在乌喇特旗南面，是西安阳的东边。《地理志》说：这里原是西部都尉的治所。守敬按：见成宜县条下。河水转向东边，经过九原县南面。朱氏本把这七个字误排入注文中，戴氏改入《经》文，全氏、赵氏也同样处理。河水又向东流，经过成宜县旧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并说：现在考察成宜县、宜梁县都在九原县以西，河水又向东流，是承接上文注文中的田辟城。全氏、赵氏也作同样改动。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王莽改名为艾虏。守敬按：颜师古说，“艾”读作“刈”。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原亭城南面。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阚骃《十三州志》说：这里是中部都尉的治所。赵氏说：原亭，今本《汉书》作原高，怀疑《汉书》中的文字有误。大概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辟”与“壁”相同，都是城障的名称。这两句话都是班固的自注，道元不应当一处引用班固《汉书》，另一处又引用阚骃《十三州志》。似乎在“《十三州志》说”以下另有阚骃的话，但现在已经缺失。已经散失了。会贞按：郦道元喜欢搜求奇异材料，往往一件事本出自同一本书，却又引用其他书来显示见闻广博；这里不引用《汉志》而引用阚骃的说法，正是这个用意。赵氏却说“下文另有阚骃的话而今已缺失”，没有理解郦道元的用意。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宜梁县旧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阚骃说：它在五原郡西南六十里，今人称为石崖城。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副阳城南面。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把“副”写作“稒”。《笺》说：稒阳，旧本作副阳。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一同改作稒。戴氏说：考察《汉志》五原郡条，东部都尉治稒阳，就是这里的稒阳城；也称作稒阳塞，另有稒阳县旧城，稒阳塞在县西北。董佑诚说：旧本都作副阳，也许郦道元所见的《汉书》版本作副阳，但也不能确定；现在姑且存疑，仍依旧本。自西安阳以下的各城，应当都在今乌喇特旗南面、大河以北，东西排列。守敬按：《汉志》中的都尉不一定治所在县城内。例如上郡匈归都尉治在塞外的匈归障，西河郡南部都尉治在塞外的翁龙、埤等处，都是因为没有县，所以记在郡条下。这里副阳有城而无县，因此也记在郡条下。如果是稒阳，就应当记在县条下；而《汉志》和郦道元《注》在稒阳县条下都没有说东部都尉治在那里，那么副阳正确、稒阳错误，就很清楚了。戴氏不知道稒阳是副阳的讹误，却根据《史记·魏世家》中“塞固阳”的文字，把稒阳城当作稒阳塞。然而《正义》明确指出说的是固阳县，《汉志》又为什么不说东部都尉治在稒阳塞呢？董氏说也许郦道元所见的《汉书》版本作副阳，这仍然是两种看法；实际上应当依据《注》的旧本，来校正今本《汉志》的错误。东部都尉治此。赵氏说：《汉志》这句话在五原郡条下，而稒阳县条下反而没有。道元在临沃县条下又重复记载河水向东流、经过稒阳县旧城南面；同一地点出现两次，难道是另外一座城吗？[一六]实在无法明白。守敬按：副阳城在河阴、九原、临沃三地以西，稒阳旧城在河阴、九原、临沃三地以东，《注》文的叙述次序清清楚楚，分明是两座城。赵氏因为今本《汉志》把副阳误作稒阳，今本郦氏《注》也有错误，于是把它同稒阳县城混为一谈。几乎不敢确定究竟是一座城还是两座城，也太缺乏辨别了。河水又向东流，经过河阴县旧城北面。朱氏本在“径”字上有脱文，戴氏增补“又”字；赵氏增补“又东”二字。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境内。

译河水又向东流，经过九原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五原郡治在九原县，东汉末年废弃。《元和志》说，敬本记载旧城在中受降城北四十里。贾耽《古今述》说，按照地理考察，这是前代九原郡城。其地当在乌喇旗东南境内。秦始皇设置九原郡，治所在这里。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拓展疆土，西到九原。《汉志》记载五原郡即秦代的九原郡。《通典》说，九原郡由赵国设置，秦朝沿用。汉武帝元朔二年改名为五原。守敬按：全祖望《汉志稽疑》说，汉初这里已被匈奴占据，汉武帝时才同朔方一起设置，并不只是改名而已。王莽时改为获降郡成平县。西北面连接着另一座城，大概是五原县的旧城。董佑诚说：两《汉志》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乌喇特旗东面，接近茂明安旗边界。王莽时改为填河亭。《竹书纪年》说：戴氏删去“云”字。魏襄王十七年，今本《竹书》作周隐王十三年。邯郸命令官吏、大夫、奴隶迁到九原，又命将军、大夫的嫡子以及戍守的官吏都穿貉服。朱氏本把“戍”写作“伐”，把“貉”写作“貂”。《笺》说：今本《竹书》作“适子代史”。全氏说：“伐吏”应当是“戍吏”，“貂服”应当是“貉服”的错误。貉服就是胡服，北方的兽类中有一种叫貉。戴氏、赵氏改“伐”为“戍”，改“貂”为“貉”。守敬按：《大典》本作“戍吏”。这座城南面是长河，北面背靠连绵的山。守敬按：这两句是进一步说明，五原的长河就是大河，连山就是阴山。上文说河水经过九原县南面，九原西北面连接五原；下文说阴山在五原北面。这样，五原南面是长河，北面是连山，所以说城南面对长河，北面背靠连山。秦始皇驱逐匈奴，把黄河以东直到阴山的地区划归秦朝，在河上修筑亭障作为要塞。徐广《史记音义》说：阴山在五原北面，就是这里的山。朱氏本把“阴”都写作“陶”。赵氏说：《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向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河向东直到阴山，把那里设置为三十四县，在河上筑城作为要塞。徐广说，阴山在五原北面。这里的“陶山”是“阴山”的错误，阴、陶二字字形相近，所以造成这种错误，并不是另有一座陶山。刘向《七略》说，古文有时把“见”误作“典”，把“陶”误作“阴”，这类错误很多。秦始皇三十三年。朱氏本误作二十四年。全氏说：《史记·年表》作三十三年。赵氏、戴氏改为三十三年。守敬按：《年表》作三十三年，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在河上修筑长城，因此全氏的说法是对的，赵氏、戴氏也依从了他。但《始皇本纪》作三十四年，记载征发治理案件不公正的狱吏，修筑长城并开发南越地区，《年表》也相同。《注》下文明确引用了这段话，因此怀疑三十三年是三十四年的错误。长城起自临洮，向东直到辽海。守敬按：这两句详见下文。向西并连阴山，修筑长城并开发南越地区。赵氏、戴氏在下文增入“开”字。守敬按：《史记》没有“开”字，《史记志疑》认为“及”字应作“取”。白天戒备，夜间劳作，百姓疲劳、怨恨而困苦。守敬按：这两句不详出自何处。所以杨泉《物理论》说：秦始皇派蒙恬修筑长城，死者接连不断。百姓歌唱说：生了男孩千万不要抚养，生了女孩还可以喂养；守敬按：《意林》《御览》作“脯”。不要让他看见长城下，尸骸相互支撑。守敬按：《意林》作“白骨”。按：《意林》卷五、《御览》卷五百七十一都引用了《物理论》的这段话。百姓的冤屈和痛苦竟到了这种程度。蒙恬临死时说：从临洮起，到辽东为止，修筑城墙和壕堑一万多里。按：《蒙恬传》“堑”作“壍”。按：《括地志》，秦代临洮县就是今天的岷州城，秦长城从州城西十二里开始，延伸一万多里，向东进入辽水。不能不截断地脉，这确实是我应当获死的罪过。守敬按：从“蒙恬临死”以下，是《史记·蒙恬传》的文字。河水又向东流，经过临沃县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五原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乌喇特旗东南，接近归化城土默特界，在苏尔哲河以西。王莽时改名为振武。河水又向东流，有一条分支水道从这里流出。董佑诚说：分支水道见下文。河水又向东流。石门水向南注入河水。朱氏本把这十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石门水发源于石门山。《地理志》说：向北流出石门障。赵氏、戴氏把“鄣”改作“障”。守敬按：见稒阳县条下，就是这座山。董佑诚说：其地当在今茂明安旗南面、乌喇特旗东面。石门水向西北流到光禄城。赵氏说：《汉志》记载，五原郡稒阳县，向北出了石门障，到达光禄城；再向西北到支就城；再向西北到头曼城；再向西北到虖河城；再向西北到宿虏城。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回归，汉宣帝下诏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人，率领一万六千骑兵，送单于到幕南，驻守光禄城。朱氏本把“保”写作“堡”，赵氏依据黄本改为“保”，戴氏作“保”。守敬按：明抄本作“保”。以上是《汉书·宣帝纪》的文字。光禄城是徐自为所筑的城。守敬按：这句话是孟康的注文。《汉书·武帝纪》记载，太初三年，汉武帝派光禄大夫徐自为在五原塞外修筑列城，向西北直到卢朐。因此旧城得到光禄之名。城的东北面就是怀朔镇城。守敬按：怀朔镇是北魏六镇之一。《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八年八月，孝文帝巡幸怀朔镇。《地形志》说，朔州本是汉代五原郡，延和二年设置为镇，后来改为怀朔镇；孝昌年间改为州。《通典》说，怀朔镇在马邑郡北三百多里。董 佑诚说，《元和志》记载，光禄城东北有怀朔古城，在今中受降城境内，靠近向北的化栅。光禄城当在今乌喇特旗境内，怀朔城当在今茂明安旗境内。石门水从石门障向东南流，经过临沃城东面，向东南注入河水。孙星衍说：石门水，民间认为就是皇甫川，在今府谷县北面，向东流入河。会贞按：孙氏所说的地望相差很远。这里还在今归化城以西，距离府谷非常远，怎么能把它当作皇甫川呢？董佑诚说：今苏尔哲河从茂明安旗南面向南流入河，当即是石门水。

译河水又向东流，经过稒阳县旧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汉志》记载该县属五原郡，后汉省废。其地当在今归化城所属萨拉齐厅西境，苏尔哲河以东，南临大河。王莽时改名为固阴。这里以下，朱氏本有“《地理志》曰自县北出石门障”十一字，因与上文重复，是衍文，现在删去；戴氏本仍有。河水从稒阳县旧城西南角决出，又向东南流，有分支水道注入。此水在临沃县承接大河，向东流七十里，向北灌溉田地，南北长二十里，注入河水。全氏把“南北”改作“南流”，赵氏跟从。会贞按：不对。《注》叙述河水向东流，又向东南流；这条分支水道既然向东流七十里，如果又向南流二十里，怎么能注入河水？我认为这句话没有错误，只是上文“北溉田”的“北”字应移到下文“注”字上面，作“北注于河”，这样才符合水道。董佑诚说：此水当在今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北境。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塞泉城南面，向东注入河中。朱氏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董佑诚说：这座城当在今萨拉齐厅西境。河水又向东流，经过云中的桢陵县南面；又向东流，经过沙南县北面，从县城东面转向南方，经过沙陵县西面。大河向东流经咸阳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云中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萨拉齐厅西境。王莽时改名为贲武。河水转弯向南流，白渠水注入河中。朱氏本把这两句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也相同。朱氏本又脱去“南”字，赵氏同样脱去，官刻戴氏本也相同；孔刻戴氏本增补“南”字。守敬按：增补“南”字是对的。《经》文称“屈南”，《注》文叙述河水转弯，也应当有“南”字与《经》文相合。全氏却增入“西”字，与水道不合，可能是刊刻错误。白渠水发源于塞外。守敬按：《汉志》武进县条说，白渠水发源于塞外。董佑诚说：白渠水应当就是今天的黄水河，蒙古语称西拉乌苏，发源于托克托城东山。白渠水向西流经定襄郡武进县旧城北面。董佑诚说：《汉志》记载该县属定襄郡，《续汉志》属云中郡，东汉末年废弃。县城当在今托克托城附近。西部都尉治此，《汉志》如此记载。王莽改名为伐蛮。戴氏本把“名”改作“曰”。汉世祖建武年间，封随宪为武进侯国。朱氏本把随宪写作赵虑，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后汉书·卢芳传》记载，建武十二年封随宪为武进侯，这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现在订正。白渠水向西北流，经过成乐城北面。朱氏本脱去“城”字，戴氏增补。赵氏增补“固”字，说黄本有“固”字。《方舆纪要》说，盛乐城在大同府西北三百多里。汉代设置成乐县，为定襄郡治所。后汉改属云中郡，后来废弃。鲜卑拓跋力微开始居住在这里。晋元康五年，拓跋禄官把他的国家分为三部，其中一部居住在定襄郡盛乐旧城。建兴初年，猗卢在盛乐筑城，把它作为北都；后来被石虎打败，部族向东迁徙。到拓跋翳槐在咸康初年重新修筑盛乐城并居住在那里。他的弟弟什翼犍在咸康六年开始以云中的盛乐宫为都城。第二年，在旧城南八里筑盛乐城。这就是汉代成乐县旧地。董佑诚说：《汉志》记载成乐县属定襄郡，《续汉志》作盛乐，属云中郡。北魏初年，定都于此。《魏书》中有云中的盛乐，也有定襄的盛乐。《通鉴注》认为定襄的盛乐就是云中的盛乐。《魏书》记载，什翼犍即位三年，迁都到云中的盛乐；第二年，在旧城南八里修筑盛乐城，那么这座城已经不是后汉的盛乐城了。怀疑所谓定襄的盛乐，就是前汉的成乐城。云中、定襄的地名混乱，但盛乐只有一个。现在考察：这里的注文作“成乐”，又引用《郡国志》关于“成乐旧属定襄”的话，可知两者在同一地点。再考察，定襄郡的县在东面，云中郡的县在西面；怀疑这里是定襄的盛乐，下文所说的云中宫才是云中的盛乐。城址当在今归化城南面。《郡国志》说：成乐旧属定襄。《魏土地记》说：云中城东八十里有成乐城，今为云中郡治所。守敬按：《地形志》说，云州有云中郡，永熙年间寄治于并州境内，在今祁县东面，并不是这里。又名石卢城。白渠水又向西流，经过北魏云中宫南面。《魏土地记》说：云中宫在云中旧城东四十里。赵氏、戴氏在“故”字上增入“县”字。守敬按：《通鉴》晋咸康六年注、唐贞观四年注引用这段话时，都没有“县”字。《魏书·太宗纪》记载，登国七年，太宗出生于云中宫。永兴五年，太宗巡幸云中旧宫的大室。《寰宇记》说，云中故宫是北魏所筑的都城，在旧城东四十里。董佑诚说，按《注》引用《魏土地记》所载，成乐在云中城东八十里，云中宫在云中城东四十里，那么云中宫在成乐以西四十里。白渠水又向西南流，经过云中旧城南面。赵氏在“故”字上增入“县”字。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云中郡治在云中县。北魏时，云中郡治在盛乐，因此这里说“故城”，其地当在今归化城西南。现在的黄水河从托克托城北面流过，向左汇合一条从南面来的水，向西北流到归化城西南，汇入黑水河后进入湖中；它不向西南流，也不是直接流入湖泊，或许是古今水道不同。这里是旧云中郡的地域。《虞氏

译《记》说：守敬按：《虞氏记》没有考证可知。怀疑是虞喜的《志林》。另外，卢植有《冀州风土记》，这段注文也可能指卢植的书。“卢”“虞”字形相近，所以造成讹误。《寰宇记》在冀州条下引用作“虞植《冀州风土记》”，正是证据。但此地在后汉时属并州，卢植大概是根据古代冀州的范围来说明吧？赵武侯。朱氏本脱“武”字，何焯说：应作“赵武侯”。会贞按：《寰宇记》胜州条下、《通鉴》唐贞观四年注引用时，都作“武侯”。赵武侯从五原河曲修筑长城，向东到阴山；又在河西修筑大城，有一座城墙坍塌而未能完工，于是改在阴山河曲另行选址，并在那里祈祷。白天看见群鹄。会贞按：《寰宇记》把“鹄”作“鸿”。[一九]群鹄在云中游翔，盘旋了一整天，看见它们下面有强烈的光。朱氏《笺》说：“大”一作“火”。赵氏说：“大光”是说光芒非同寻常，作“火”不对。黄本作“大”字。会贞按：明抄本作“大”。《寰宇记》《通鉴》周赧王四年注、《天中记》卷十二都作“大”，《通鉴》唐贞观四年注作“火”。[二〇]武侯说：这里是要筑城吗？朱氏本把“城”写作“我”，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寰宇记》作“城”。[二一]于是就在那个地方筑城，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云中城。会贞按：《寰宇记》“城”上有“古”字，《通鉴》唐贞观四年注有“故”字。秦始皇十三年，设置云中郡。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击破林胡、楼烦，设置云中郡，因此云中郡是赵国设置、秦朝沿用。王莽把郡改名为受降。朱氏本没有这七个字。赵氏说：考察《汉志》，云中郡是秦朝设置，王莽时改名受降；云中县，王莽时改名远服。现在《注》中只说到郡名，应该有所缺失。戴氏增补。县改名为远服。白渠水又向西北流，经过沙陵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云中郡，东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归化城西南、黑水河以南。王莽时改名为希恩县。守敬按：毛本《汉志》相同，汪本作“希思”，是错误。白渠水向西流入沙陵湖。董佑诚说：湖泊见下文。又有荒干水。朱氏本作“芒于”，戴氏改“于”为“干”，全氏、赵氏依据《汉志》改作“荒干”，下文也相同。守敬按：黄本作“芒”，而上文作“荒中”，下文作“芒中”，朱氏因此沿用。考察《史记·历书》中的“大荒落”，《索隐》本把“荒”作“芒”，可见荒、芒通用；郦道元喜欢求异，或许故意交替使用，现在各自保留原文。荒干水发源于塞外。守敬按：《汉志》说荒干水发源于塞外。董佑诚说：今天的黑水河，蒙古语称哈喇乌苏，发源于绥远城东北境，接近四子部落旗边界。黑水河南流经过钟山，这座山就是阴山。守敬按：《山海经·海外北经》说，钟山的山神名叫烛阴。郭璞注说，就是烛龙，也就是烛九阴，因此得名。考察《淮南子·墬形训》，烛龙在雁门北面，那么钟山就是雁门北面的山。它的山神烛九阴，因此知道这座山就是阴山。《一统志》说，翁公山在归化城北三十五里，山势最高最险峻，就是阴山。如今黑水河发源后向西南流，经过锡拉德布色克山，大概就是《注》所说的钟山。这座山西面与翁公山山麓相连，是阴山山脉向外延伸的部分。阴山的情况详见前文马阴山条下。所以郎中侯应对汉朝说：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是单于的苑囿。自从汉孝武帝出兵以来，汉军把它从漠北夺取过来。匈奴失去阴山，经过这里时没有不哭的。守敬按：见《汉书·匈奴传》。这里说的就是这座山。荒干水向西南流，经过武皋县。守敬按：县名下可能脱去“故城南”三字。董佑诚说：《汉志》记载该县属定襄郡，后汉省废。其地当在今绥远城东北、四子部落旗南面。王莽时改名为永武。水又向南流，经过原阳县旧城西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云中郡，后汉末年省废。其地当在今绥远城东北、黑水河西面。水又向西南流，与武泉水汇合。武泉水从东面的武泉县旧城西南流出。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云中郡，后汉末年废弃。其地当在今归化城东面。武泉水可能就是今天的哲尔德必拉。武泉县就是王莽所说的顺泉县。武泉水向南流，又向西转弯，经过北舆县旧城南面。董佑诚说：两《汉志》都记载该县属云中郡，汉末废弃。其地当在今归化城东面、哲尔德必拉北面。——按《地理志》说：五原郡有南舆县。[二二]守敬按：今本《汉志》作南兴，与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不同。王莽时改名为南利，所以这里加“北”字。——原来是中部都尉的治所。[二三]守敬按：见《汉志》。《十三州志》说：广陵郡有舆县。王本载朱氏《笺》说：“舆”字上应有“南”字。守敬按：朱氏本没有这段话，锺本、谭本却有；王先谦没有见到朱氏原本，所以误以为是《笺》语。而且两《汉志》都作“舆”，本来没有“南”字，这种说法也不对。戴氏说：考察“舆”县，《汉志》记载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所以这里加“北”字。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用阚骃的话，阚骃所见《汉志》中五原郡下的县一定是南舆，因此拿广陵郡的舆县与云中郡的北舆县相对说明。怀疑这种说法相距太远。武泉水又向西南流入芒干水。董佑诚说：今天的哲尔德必拉向西流到归化城东境，与哈喇乌苏汇合，合称图尔根必拉。

译芒干水又向西南流，经过白道南谷口。朱氏本在“西南”上有脱文，赵氏相同，戴氏增补“芒干水又”四字。守敬按：按照全书的惯例，只增一个“又”字就够了，上文不必标出水名。右边有一座城。朱氏本多出“长”字，赵氏依据黄本删去，戴氏本没有。守敬按：《通鉴》唐贞观四年注引用此文时没有“长”字，《大典》本、明抄本也都没有“长”字。城墙曲折环绕，连接着长城。朱氏本把“萦”写作“侧”，赵氏相同，戴氏改作“萦”。守敬按：明抄本作一字难辨，《通鉴注》作“策”，都是“萦”的错误。城背靠山、面向湖泽，所以称为白道城。朱氏本在“白道”下多出“南谷口有”四字，戴氏、赵氏删去。董佑诚说：此城当与今归化城相近。从城北出去有一座高坡，称为白道岭。会贞按：《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四年，太宗西行到云中，越过白道北，在辱孤山猎取野马。《寰宇记》阴山道引用《冀州图》说，想要登上山，路上有一块一千多步的土地，土色白得像石灰，远在百里之外也能看见，就是阴山路。从这里向西到紫河以东，凡是位于阴山北面的地方，只有这条道路能够通行车辆；其他道路都狭窄而且多有断绝。《辽史·地理志》说，大同府德州有白道坂。《一统志》说，白道在归化城北面。沿路只有土穴中涌出泉水，取之不尽。我每次读《琴操》，看到《琴慎相和雅歌录》说“饮马长城窟”。守敬按：《文选·饮马长城窟行》中，李善标为古辞，说不知道作者姓名。《玉台新咏》认为这首诗是蔡邕所作，而郦道元引用《琴操》时也有这个名称，《琴操》正是蔡邕编撰的。等到我攀登这条道路，远远追怀古代的事情，才知道这句话确实可信，并非虚言。赵氏说：李善《文选注》引用郦道元《水经注》说，我到长城时，长城下面往往有泉穴可以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所说的事情，确实不是虚言。这是概括引用原文，是引用书籍时改写文字的例子。环顾左右，山顶上 山上靠近道路的地方，有一千多步宽的土地，土色白得像石灰；从远处离开百里就能看见，这就是阴山路。从这里向西，到紫河以东，凡是位于阴山以北的地方，只有这条道路可以通行方轨车辆。其他道路都狭小，而且多半路况失序。《辽史·地理志》说，大同府的德州有白道坂。《一统志》说，白道在归化城北面。沿路只有土穴中涌出泉水，取之不尽。我每次读《琴操》，看到《琴慎相和雅歌录》中说：“饮马长城窟。”守敬按：《文选·饮马长城窟行》中，李善标作古辞，说不知道作者姓名。《玉台新咏》说这首诗是蔡邕所作；而郦道元引用《琴操》时有这个名称，《琴操》正是蔡邕所撰。等到我攀登这条道路，戴氏将“扳”改作“跋”。远远追怀古事，才知道这话确实可信，并非虚言。赵云：李善《文选注》引郦道元《水经注》说：“我到长城时，长城下面往往有泉窟可以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的话，确实不是虚言。”大概是概括引用原文，这是引用书籍时摘录改写的例子。环顾左右，山顶之上，“朱椒”误作“树”；《笺》说：谢氏云，宋刻本作“椒”。白道中溪水向南流，经过武川镇城。朱氏本脱去一个“城”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武川镇是北魏六镇之一。《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八年八月，孝文帝巡幸武川镇。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武川镇今名里城，在东受降城北三百里，当在今归化城西北。今天的克鲁伦必拉从归化城西北流出，接近茂明安旗边界，向西南流经城西境，与图尔根河汇合，怀疑就是白道中溪水。会贞按：《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白道川应当在原阳镇北面。原阳镇就是原阳县旧地，荒干水经过那里。这大概是把荒干水当作白道川，与这里的注文不合。董氏怀疑白道中溪水就是克鲁伦必拉；考察可知，克鲁伦必拉就是下文的塞水。现在克鲁伦河东面有一条水叫哈尔几，当即是白道中溪水。武川镇城在景明年间修筑，用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沈炳巽说：景明是宋少帝的年号。全氏说：不对，善长怎么会使用南朝年号？这是北魏世宗的年号。守敬按：《世宗纪》没有记载筑城之事。白道中溪水向西南流，经过山谷，流经魏帝行宫东面。董佑诚说：行宫当在今归化城西面。“朱”字脱漏了一个“城”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这是北魏六镇之一。《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八年八月，孝文帝驾临武川镇。董佑诚说：《元和志》称，武川镇今名里城，在东受降城以北三百里，应当位于今归化城西北；如今克鲁伦必拉从归化城西北流出，接近茂明安界，向西南流经城西境，与图尔根河汇合，疑即白道中的溪水。会贞按：《寰宇记》引《冀州图》说，白道川在原阳镇北面。原阳镇就是旧原阳县，荒干水流经此地。大概把荒干水当作白道川，这与本《注》不相合。董氏怀疑它就是克鲁伦必拉，考察可知，克鲁伦必拉就是下塞水。如今克鲁伦以东有一条水叫哈尔几，应当就是白道中的溪水。此城在景明年间修筑，用来防御北狄。沈炳巽说：景明是宋少帝的年号。全祖望说：不对，善长怎么会采用南朝的年号呢？景明是魏世宗的年号。守敬按：《世宗纪》没有记载筑城之事。那条水向西南流经山谷，从魏帝行宫东面经过。董佑诚说：应当位于今归化城西面。东北面，因此源头距离很远；现在只有克鲁伦必拉足以与它相当。塞水向南流，经过广德殿西面的山下。董佑诚说：广德殿应当就在行宫中，东西两水夹在它两侧。我在太和十八年随高祖北行。守敬按：《北史》和《魏书·道元传》都没有记载太和十八年随行之事，或许是略写。到达阴山的讲武台。守敬按：《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甲辰日，高祖巡幸阴山；丁未日，临幸阅武台，亲自观看讲武。讲武台东面有《高祖讲武碑》，碑文是中书郎高聪所撰。守敬按：《魏书·高聪传》记载，高聪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十年后转任侍郎。根据《官氏志》，有中书侍郎，没有中书郎；这里“郎”字上当脱“侍”字。从讲武台西面出去，向南登山。山上没有树木，只有光秃的山丘。这里就是广德殿所在之处。广德殿四面出檐、两层。朱氏本把“注”误作“柱”，赵氏相同，戴氏改正。戴氏又把“”作“夏”，说“夏”“”相通。守敬按：明抄本作“注”，作“夏”。殿堂屋宇有彩绘的藻井。朱氏本把“井”误作“栱”，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说“绮井”一词见左思《魏都赋》。戴氏作“井”。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井”。殿中绘有奇禽异兽的图像。殿西北面就是焜煌堂，雕刻的楹柱和镂花的椽子，形制仿照古代的温室殿。会贞按：《三辅黄图》说，温室殿由汉武帝修建，冬天在那里居住取暖。《西京杂记》说，温室殿用花椒涂墙，墙上覆盖彩绣，以香桂木作柱子，设置火齐屏风，悬挂鸿羽帐，用罽宾氍毹铺地。当时魏帝巡幸北方荒远地区，游历北方；南秦王、仇池的杨难当放弃藩属身份，诚心归附，经过多重翻译到宫阙拜见，接见他的地方就是这里。所以这座殿以“广德”为名。会贞按：《魏书·世祖纪》记载，太平真君三年，世祖巡幸阴山以北，南秦王杨难当到行宫朝见。此前已在阴山修建宫殿，宫殿刚完工杨难当就到了，于是命名为广德殿。杨难当见《北史·氐传》。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立碑，记载当时的事情。碑颂说：肃清帝王之道，震慑四方荒远地区。戴氏把“摄”改作“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十年〕

译有蛮族，有戎族，来自那些氐族、羌族；没有谁不服从，经过多重翻译叩头朝拜。恭顺的南秦，谦恭地推尊已经灭亡的旧国。高峻的广德殿，光辉灿烂的焜煌堂。这是侍中、司徒、东郡公崔浩所作的辞文。会贞按：《魏书·崔浩传》记载，始光年间崔浩进爵东郡公，后来加授侍中，又升任司徒。石碑早已散失，现在只见到这段文字。碑阴题有宣城公李孝伯、尚书卢遐等人的名字。会贞按：《魏书·李孝伯传》记载，世祖时李孝伯进爵宣城公。卢遐没有传记。随从大臣的姓名，就像刚刚镌刻上去一样清晰。水流经山谷，向南流出山外。朱氏本在“山”字上多出“阴”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水向西南流入芒干水。芒干水又向西南流入沙陵湖。赵氏说：《汉志》记载荒干水向西流到沙陵县，注入河中。《南齐书·魏虏传》说，平城南面有干水，发源于定襄境内，流入海中，距离平城五十里，世人称为索干都。干水就是荒干水，但《南齐书》说它流入海，这与《汉志》《水经注》不同，大概是南方人不熟悉北方地理的缘故。守敬按：桑干水也简称干水，正是在平城南面流入海中；两个“干”字同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这就是《南齐书》所说的干水。赵氏误以为是荒干水，反而说南方人不熟悉北方地理，实在疏忽。董佑诚说：今天的图尔根必拉流经萨拉齐厅南境，又向西南汇聚成泽，向西流入河中，这片泽就是沙陵湖。湖水向西南流入河中。董佑诚说：《汉志》记载，白渠水发源于武进塞外，向西流到沙陵县，注入河中；荒干水发源于武皋塞外，向西流到沙陵县，注入河中。可见汉代两条水各自注入河中。这里的注文说两条水都流入沙陵湖，是因为白渠下游改道向东北流，与荒干水汇合。现在黄水河与黑水河汇合的位置，又在沙陵湖的上游，是白渠进一步向东改道的结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 这就是《南齐书》所指的干水。赵氏误以为是荒干水，反而说南方人不熟悉北方地理，实在疏忽。董佑诚说：现在的图尔根必拉，流经萨拉齐厅南部，又向西南汇聚成湖泽，向西流入河中；这个湖泽就是沙陵湖。湖水向西南流入河中。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记载，白渠水从武进塞外流出，向西到沙陵注入河中；荒干水从武皋塞外流出，向西到沙陵注入河中。可见汉代两条水流分别注入河中。本《注》说两水都流入沙陵湖，是因为白渠的下游改道向东北流，后来与荒干水汇合。如今黄水河与黑水河汇合处，更在沙陵湖的上游，说明白渠又向东改道了。河水向南流入桢陵县西北。朱氏认为“此九字”讹作《经》，又把“桢”讹作“槙”；戴氏改《注》，并把“槙”改为“桢》，全氏、赵氏同意。沿着胡山流过沙南县东北。董佑诚说：桢陵县，《汉书·地理志》属云中郡，后汉时撤省。《志》说缘胡山在县西北，应当就是今天托克托城西北、临近河流的群山。桢陵城应在托克托城西南。《太平寰宇记》说在榆林县西北，不对。两山从两个县之间显现出来。朱氏《笺》说：“而”字一本作“南”；赵氏改字，戴氏说：“从这里以上二十六字应当断句。”全氏说：“‘东北两山’四字疑为衍文；看上文只说沿胡山一山，下文则说东西二山，不应说东北。”郦道元按语：全氏说法不对。桢陵县西北有缘胡山，沙南县东北有两山，两处正相对为文；由于沙南县东北的山没有名称，所以笼统说“两山”，这四字不是衍文。“东北”是就县的位置而言，下面的“东西”是就山的位置而言，不能混同。余在太和年间任尚书郎。会贞按：《魏书·道元传》说，太和年间任尚书主客郎。随从高祖北行，亲自走过这些地方。赵氏改“北”为“陟”。守敬按：不对。县在山南。守敬按：上文依据《汉书·地理志》说桢陵县西北有缘胡山，这里实际是说县在山南，那么山就在县北；说“北”可以概括西北。这里是王莽时的桢陆县，向北距云中城一百二十里。守敬按：云中城见上文。县南六十多里有东西走向的大山。守敬按：这东西大山就是上文所说的两山。因为叙述桢陵县北面的山，接着又说县南六十多里有这座山，也就是沙南县东北的山。山的西面靠着黄河，河水向南流；考察水流经行的次序，和河流实际离去的顺序很不相合，似乎并非真正的考证。全氏说：胡渭考证，桢陵故城在河东岸，沙南故城在河西岸，《经》文应当写作“又南径桢陵县西，又南径沙南县东”，这样才相合。戴氏也说：这是驳正《经》文所说“东过桢陵、沙南”的错误。会贞按：《经》说河水向东流过桢陵、沙南，《注》叙述两县，一次说“河水南入”，另一次说“河水南流”，以“南”字驳正《经》的“东”字，这是对的，但还没有说尽。《经》说先经过桢陵、沙南，后来经过沙陵；《注》说白渠水流经沙陵后注入黄河，黄河才到达桢陵、沙南境内。这样，河水实际是先流经沙陵，后流经桢陵、沙南，与《经》所说的先后次序不合，所以《注》加以驳正，说它违背了河流经过的次序。全氏、戴氏没有察觉这一点。

译河水又向南流过赤城东面。全氏说：胡三省说，后魏明元帝泰常八年，在长川南面修筑长城，起自赤城，向西直到五原，延伸二千多里，就是这座城。但考察登国二年，拓跋珪到赤城；三年又到东赤城，怀疑有两个赤城，只是现在无法考定。赵氏说：据顾祖禹说，赤城堡在万全指挥司东北二百里，当地相传是蚩尤居住的地方。后魏主拓跋珪登国二年到广宁，随后到赤城；拓跋嗣神瑞二年也到赤城。这就是东赤城。万全指挥司治所就是今天的宣化府。史书说到广宁后又到赤城，肯定是东赤城。东赤城见《沽水》篇《注》。河水所经过的赤城在朔州西北。守敬按：全氏把泰常年间修筑长城所起点的赤城当作这里的赤城，错了；又不知道有两个赤城，更加疏漏。赵氏虽然加以辨析，也没有说尽，互见《沽水》篇。董佑诚说：城应当在今天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境内。河水又向南流过定襄郡桐过县西面。两部《汉书·地理志》都说该县属定襄郡，汉末废弃。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天托克托城西南、乌兰木伦河以北。定襄郡在汉高帝六年设置。朱本没有“帝”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只说“高帝置”。王莽时改名为得降。桐过县就是王莽改名为椅桐的县。河水在这两个县之间，有一处渡口以“君子”命名。朱本把这十三字讹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意。全氏说：两个县是定襄郡治所成乐县和桐过县。赵氏说：据《太平寰宇记》，云州云中县下引用《冀州图》说，云中郡南面有君子津，就是黄河的渡口；又据胜州河滨县下说，那里原是汉代沙南县地，有君子济，并引用《水经注》这段话。如今《注》说“河水在二县之间”，似乎是指云中郡的沙南县和定襄郡的桐过县。守敬按：沙南在河西，桐过在河东，赵氏把“二县”解释为沙南、桐过，是对的。若是前面白渠水所流经的成乐县，它离黄河很远，而且成乐、桐过都在河东，渡口也不可能在这两个县之间；全氏说法错误。董佑诚说：今称湖滩河朔。皇魏桓帝十一 年。朱本讹作“昔汉桓帝十三年”。赵氏说：《巵林》说，《后汉书》记桓帝两次到函谷，一次到云梦，皇帝的车驾仪仗都没有到榆中；况且京城洛阳居中，代地的田野不在东方。年号多次更换，纪年不可能是十三年。这里说君子之名，必定不是蠡吾侯桓帝的事。考察魏收的书，以“猗𩨗”为桓帝；幽州、并州之间逐水草而行，渡过沙漠饮马，依据参合地来张设毡帐，所以把榆林作为西方，把桑乾作为左方。再考察他的后代，多次游历这处渡口，那么桓帝就是猗𩨗，基本没有不合。但猗𩨗统治各部只有十一年，这里说十三年，又不能作为有力证据。况且桑氏已经记载了君子济之名，那么这件事应发生在汉桓帝以前。戴氏把“昔汉”改为“皇魏”，把“十三”改为“十一”。向西到榆中，向东行经代地。洛阳的大商人携带金银财货跟随皇帝出行，夜间迷路，前往投奔津长，津长名叫子封。朱氏《笺》说：《太平御览》按七十一。《太平御览》引用这段文字时没有“曰子封”三字，怀疑原文应作“田子封”，这是津长的姓名。赵氏说：据《资治通鉴·晋纪》胡三省注，也引用此文作“曰子封”。古人的文辞简略，记名字时不写姓氏的情况很多，何必改成“田”字来补足呢？守敬按：究竟还是朱氏的说法较好，否则就不应有“曰”字。《太平御览》引文作“往投津长，津长送之渡河”，大概是因为“曰子封”三字错乱难通，所以改作“津长”二字。津长送他渡河。商人突然死亡。守敬按：“卒死”是仓促死亡的意思。津长把他埋葬了。他的儿子前来寻找父亲的尸体，掘开坟墓取出尸体，财物袋子一点也没有损失。朱本把“囊”讹作“费”，赵氏改为“囊”，并说《通鉴注》引作“资货”，《太平寰宇记》作“资囊”，从后者。戴氏也作“囊”。他的儿子把全部金钱送给津长，津长不肯接受。事情传到皇帝那里，皇帝说：“这是君子。”朱本脱去一个“帝”字，《笺》说《太平御览》有两个“帝”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太平寰宇记》也有两个“帝”字。于是就把这处渡口命名为君子济。君子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多里。守敬按：云中城见上文。河水又向东南流，左边汇入一条水。朱本把这九个字讹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意。孙星衍说：“左”字疑为“右”字。会贞按：孙氏说法不对。河水向东南流，这条水向西流入黄河，那么这条水位于黄河左侧，所以说“左合”是准确的。这条水发源于契吴东山。守敬按：应当在今天清水河厅西北。向西流经故城南面。朱本“南”下衍“而”字，赵氏、戴氏删去。守敬按：“里”字疑是“亭”字的错误，也应当在今天清水河厅西北。北方人俗称它为契吴亭。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契吴山在朔方县北七十里。《夏录》说赫连勃勃向北游历契吴，感叹道：“美啊！面对广阔的湖泽，带有清澈的流水；从马岭以北、大河以南，从来没有这样好的地方。”又说，契吴城在朔方县北一百二十里。契吴山是赫连昌依山修筑、用来建立赫连勃勃庙的地方。这里《注》称契吴东山、契吴亭，似乎就是指赫连氏的事。但赫连氏所说的契吴在黄河南岸，这里《注》所说的契吴在黄河东岸，明显不合。难道真如孙氏所怀疑的那样，“左合”是“右合”的错误，而“西径”“西流”中的“西”也都是“东”的错误吗？

译但按照地理位置推算，它在唐代朔方县以北八九百里处，和《元和郡县图志》终究不能完全相合，现在仍保留原文，并把这些意见附记在这里。又考：《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引用郦道元《水经注》说，朔方县有契吴山，赫连勃勃向北游历并登上此山，感叹说了上述的话。文字与《夏录》相同。考察汉代的朔方县不在这里，唐代虽有朔方县，又不是郦道元所能见到的县名，《注》不应标出朔方县的名称。根据《太平御览》上面两条引文：一条引用《十六国春秋》，记赫连勃勃在朔方修筑大城；另一条引用《水经注》，记统万城。怀疑这一条原本承接《十六国春秋》，说朔方有契吴山，传抄者误加“县”字，又错抄到《水经注》下面。此水又向西流入黄河。董佑诚说：此水应当在今天湖滩河朔以南、乌兰木伦河以北。河水又向南流，树颓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这九个字讹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意。赵氏说：《史记·周本纪》说：“我听说犬戎树敦。”韦昭解释说，“树”是建立的意思，是说犬戎建立的地方，性质敦厚。又据《方舆纪要》，《志》说周穆王时，犬戎树惇 居住在这里，有一座城，在西宁卫以西。《周书》说，凉州刺史史宁说：“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魏书·地形志》说，朔州神武郡统辖殊颓县。现在《注》写作树颓，大概是戎人称呼的词，读音不同。守敬按：顾氏明明说犬戎树惇居住地在西宁卫以西；根据史宁的话，树敦城应当在今天青海境内，距离这里的树颓水很远。这里既然不是犬戎的地方，不知道赵氏为什么把两者混为一谈。考察《周书·杨忠传》，高祖元寿时，杨忠家族在魏时居住于神武树颓，可见县名本来就是树颓，可能因树颓水得名；《地形志》写作殊颓，是改换文字的写法。水发源于东山。守敬按：今天有一条水从清水河厅东南流出，疑即树颓水。向西南流，右边汇入中陵川水。水发源于中陵县西南山下。朱本脱去“西”字，《笺》说县字下黄本缺一字，吴本补作“东”字；谢氏说宋本作“西”字；赵氏、戴氏增补“西”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西”字。今称兔毛河，发源于平鲁县西南。北方人俗称此山为大浴真山。朱本脱去“真”字，山字下多出“其”字；赵氏同，戴氏增补“真”字并删“其”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大浴真山”。水也因此得名。向东北流，经中陵县故城东北，俗称北右突城，是王莽时的遮害县。《十三州志》说：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世祖建武二十五年设置。赵氏说：班固《汉书·地理志》已经有中陵县，不应说是光武帝时才设置。司马彪《郡国志》说，定襄郡的中陵县原属雁门郡；若说改属某郡则可以。会贞按：建安末年废弃，在今天平鲁县北。此水又向西北流，右边汇入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东山。朱本把“出”讹作“自”，戴氏改正，赵氏同意。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出”。今天有一条水从右玉县东南山中流出，大概就是此水。北方人俗称此山为贷敢山，水也因此得名。此水向西北流。朱本在“水”下衍“自”字，赵氏同，戴氏删去。水注入中陵水。又向西北流，经 善无县故城西面，即王莽时的阴馆县。《十三州志》说：这里原是定襄郡治所。《地理志》说，是雁门郡治所。朱本在“志”下衍“曰”字，赵氏同，戴氏删去。守敬按：“地理志”三字应当在《十三州志》上方。《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汉书·地理志》说是秦设置的。大概是赵国设置而秦国沿用了。前汉时善无县是郡治，《续汉书·郡国志》说定襄郡治在善无，这正是《十三州志》所说的后汉情况。灵帝末年，县废弃；后魏重新设置。《地形志》说，天平二年设置善无郡，可见这是郦道元以后发生的事。在今天右玉县南。此水又向西北流，右边汇入一条水。朱本“右”作“又”，全氏、赵氏、戴氏改正。这条水发源于东山下，北方人俗称它为吐文水。孙星衍说：疑似今天的蔚文水，在保德州南。守敬按：孙氏说法在地理位置上差得很远；而且今天的蔚汾水在岚县、兴县交界，也不属于保德。今天有一条水从右玉县东山流出，大概就是这条水。山也以水得名。向北流经锄亭南面。赵氏把“锄”作“鉏”。守敬按：亭应当在今天右玉县东北。又向西流，经土壁亭南面。朱本脱去“又”字和“径”字。戴氏增补，赵氏只增补“径”字。守敬按：土壁亭也应当在今天右玉县东北。水向西流出峡谷，左边汇入中陵水。朱本脱去“中陵”二字，赵氏同，戴氏增补。会贞按：按照通常体例，这一句本来不必有“中陵水”三字；但朱本既然已有一个“水”字，那么“水”字上面就应有“中陵”二字，句子才完整。戴氏增补是对的。水又向北分成两条，一条水向东北流，称为沃水。朱本把“沃”讹作“流”，赵氏依据下文改正，戴氏同。会贞按：这是中陵水分出的支流。沃水在今天右玉县东北；根据下文向东北流入盐池来看，原来应当和今天宁远厅的代哈池相通，如今从中陵水分出的水道已经淤塞。水又向东流经沃阳县故城南面。朱本把“故”讹作“坎”，《笺》说应当作“故”，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汉代沃阳县属雁门郡，后汉废弃；后魏重新设置，属善无郡，在今天右玉县东北。北方人俗称它为可不城，是王莽时的敬阳县。又向东北流经沃阳县城东面，又向东汇合可不水。

译可不水发源于县东南六十里山下。朱本没有重复“水”字，也没有“县”字；赵氏依据《资治通鉴》注引文增补。戴氏只增补“水”字。水向西北流入沃水。守敬按：此水应当在今天右玉县东面。两水合流后向东流。朱本把“合流而”三字讹作“又会”二字，赵氏依据《资治通鉴》注引文改正，戴氏改作“沃水又”三字。向东流经参合县南面，魏朝因参合陉而命名。守敬按：汉代已经有参合县，属代郡，不在这里。参合陉大概就是今天右玉县东北的长城。北方人俗称它为仓鹤陉。道路从陉中经过，也称作参合口。陉在县西北。朱本“在”讹作“左”，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在”。这就是《燕书》所说的。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燕书》二十卷，记慕容隽的事迹，由燕尚书范亨撰写。《史通·正史》篇说，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禄撰《燕记》；后燕董统开始编撰《后燕书》三十卷，后来申秀、范亨各自取前燕、后燕史料，合编成一部史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年〕 这说明董统有《后燕书》，申秀、范亨也都记载了后燕的事情。所谓“太子宝自河……”赵氏在“河”下增“西”字，说：《水经注》引用《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宝从黄河以西领兵返回，在参合战败；戴氏也增补。守敬按：慕容宝还没有到达黄河以西，《水经注》引用《燕书》原本作“自河而还”；赵氏、戴氏在那一篇把“而”改成“西”，这里又增“西”字，都是错误。慕容宝率军返回参合，三军溃败，就是这里。魏朝设置县，属凉城郡。守敬按：《地形志》说该县属梁城郡，在今天左云县北。考察“梁”“凉”读音相同，常可通用。《资治通鉴》陈太建八年说，周主派凉城公辛韶镇守蒲津关；注说，这是凉城郡公。凉城郡详见下文。向西距沃阳县故城二十里。守敬按：应当在今天右玉县东北。县北十里有都尉城。守敬按：应当在今天宁远厅西。《地理志》说：沃阳县是西部都尉的治所。守敬 按：见沃阳县条下。北方人俗称它为阿养城。此水又向东汇合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县东南六十里山下，北方人俗称它为灾豆浑水，向西北流入沃水。守敬按：此水应当在今天宁远厅南。水又向东北流，注入盐池。《地理志》说：盐泽在东北。今天盐池西南距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朱本没有“县”字，赵氏同，戴氏增补。守敬按：陈澧说，盐泽就是今天宁远厅的代哈池。池水清澈静止，深而不流，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守敬按：今天代哈池东西狭、南北宽，但都没有郦道元所说的里数，大概是泥沙淤积造成的。池北七里。朱本“七”作“十”，赵氏同，戴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七”。这里就是凉城郡治所。朱本把“治”作“注”，《笺》说疑当作“治”，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治”。《地形志》说，梁城郡在天平二年设置。这大概是指天平二年恒州寄治秀容郡城时的情况；根据《注》文，先已有凉城郡，在今天宁远厅东北。池西有旧城，俗称凉城，凉城郡就以此得名。《地理志》说：盐泽设有长、丞。守敬按：在沃阳县条下，戴氏说，汉代官制有令、有长，令和长都设有丞。这座城就是长、丞的治所。城西三里有小土丘，土丘下有泉水，向东南流入池中，北方人俗称它为大谷北堆。朱本把“北堆”讹作“此佳”，《笺》说“此佳”二字疑误。戴氏改正，赵氏也把“佳”改作“堆”，并将“此”字调到下句。全氏又把“佳”改作“阜”，也把“此”字调到下句。守敬按：不对。北方人的俗称既然改变了“阜”的名称，就不能仍然称作阜。上文说“水也因此得名”“水也因此受名”，都没有说成“此水”。水也因此获得这个名称。中陵川水的支流向西北流，在连岭北面右边汇合一条水。守敬按：连岭大概就是今天右玉县北面的长城。这条水发源于沃阳县东北山下。朱本脱去“水”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应当是今天杀虎口 北面的水。北方人俗称这座山为乌伏真山。朱本把“谓”作“名”，赵氏同，戴氏改正。水称诰升袁河。朱氏《笺》说：“袁河”应当作“缘河”。赵氏说：据《晋书》，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儿子叫诰升爰；《魏书》说，铁弗刘虎是南单于的后裔、左贤王去卑的孙子，刘虎的父亲诰升爰又名训兜诰。因此这条河因人得名。“爰”“袁”音相同，可以通用。水向西南流，经沃阳县，左边汇入中陵川；水流交错向西南流，又和一条水汇合，北方人俗称它为树颓水。这条水发源于东山下，向西南流，右边汇合诰升袁水。会贞按：上文已经叙述树颓水的上游，这里“西南与一水合”以下二十七字只说“西南与树颓水合”就够了，不应再重复。郦氏大概想补出树颓是北方人的俗称，又因为所汇合的中陵川水也有诰升袁水的名称，所以改变通常写法来记述；但“水出东山下”一句终究是重复的。水流交错向西南注入，分成两条水。官刻戴本把“为”作“谓”，不对，孔刻本没有错误。左边的水分出支流向南流。守敬按：应当在今天清水河厅西北分流。北方人俗称它为太罗河。守敬按：太罗河详见下文。右边的水向西流经故城南面。守敬按：这正是树颓水的主流。北方人俗称它为昆新城。朱本把“谓”作“名”，赵氏同，戴氏改正。这条水从城西南流出，注入黄河。守敬按：今天这条水流到清水河厅西北，称为乌兰穆伦河，向西南流入黄河。河水又向南流，太罗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这九个字讹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意。水源头承接树颓河，向南流后转向西，经过武县故城南面。朱本“武”字上下有脱文，赵氏作“武州”，下文也同。赵氏说：据《禹贡锥指》，黄河转向南流，经过废弃的胜州东面进入边塞；东岸是平卤卫。杜佑说，胜州东到黄河四十里，北到黄河五里，西北到黄河二十里。平卤卫在山西大同府西偏南二百四十里，是汉代雁门郡武州县之地，隋、唐以后属朔州。

译今天山西朔州有武州城，也称河套。《地形志》说，恒州代郡统辖武周县。戴氏增“州”字。会贞按：《地形志》没有武县，赵氏、戴氏因此改成武州县。考察《水经注》，武州川向北流，经武州县故城西面。武州川就是今天大同县西面的十里河，向西距树颓水数百里；即使向东流入黄河，也还在武州以西。树颓水向西流入黄河，怎么能向西经过武州县南面？所以这里肯定不是武州县。胡渭说平卤卫是武州县的地域，并不是说从平卤卫以西直到黄河全都属于武州县。赵氏、戴氏找不到这个县，于是随意用“武州”填补。据《十三州志》，此县在善无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应当在汉代定襄郡境内。定襄郡所属有武进、武要、武皋等县，但都不在树颓水边；又有武城、都武两县，今天已失去所在地。此县必定是其中一个，但无法确定，不敢凭臆测增字。《十三州志》说：武县在善无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朱本脱去“城”字、“南”字，戴氏增补，赵氏只增“城”字。北方人俗称它为太罗城。会贞按：《魏书·太宗纪》说，永兴三年，诏令将军束州侯尉古真率兵五千镇守西境太洛城；五年，皇帝车驾向南驻留在定襄太洛城。“洛”“罗”读音相近，文字错出。《资治通鉴》晋义熙九年注根据《汉书·地理志》，以定襄郡骆县解释大洛城。城应当在今天清水河厅西南。水也借此得名。这条水向西南流，另一条水注入其中。朱本把“一”作“右”，赵氏同，戴氏改正。这条水发源于故城西北五十里。守敬按：这是另一座故城，不是上文武县的故城。看下文北方人的俗称不同，就可以知道。向南流经城西，北方人俗称它为故盘回城。朱本脱去“俗”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故”与“俗”字形相近，疑传抄者把“俗”误作“故”，又把“曰”字错移到它下面。水又向南流，注入太罗河；太罗河又向西南流，注入黄河。守敬按：此水应当在今天清水河厅西南、长城以北。河水又在右边得到湳水河口。朱本把这八个字讹作《经》，又把“右”讹作“左”。戴氏改为《注》，但仍作“左”，全氏、赵氏同。孙星衍说：“左”字疑为“右”字。会贞按：孙氏说法正确。湳水发源于西河郡美稷县。守敬按：汉代该县属西河郡，后汉沿袭，汉末废弃。段玉裁说，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东南。《说文》说，湳水是西河郡美稷县东北的水。还不能确定今天是哪条水。考察今天府谷县北有黄甫川，发源于鄂尔多斯境内，大概就是湳水。向东南流。《东观汉记》说：郭伋，字细侯。朱本没有“字”字，《笺》说应当作“字细侯”；赵氏仍作原文，戴氏增补。郭伋任并州牧。在此前任职州中时，平素很有恩德，老人和孩子相互搀扶着在道路上迎接他。他巡行部属到西河郡，美稷县几百个儿童各自骑着竹马迎拜。郭伋问：“你们这些孩子为什么从远处来？”孩子们说：“听说使君到了，很高兴，所以来迎接。”郭伋道谢后出发。孩子们又把他送到城外，问使君哪天回来，郭伋计算日期告诉他们。等他回来时，比约定日期早了一天。他想到孩子们，便停在野亭，等到约定的日期才继续前往。守敬按：《后汉书·郭伋传》记载大致相同。这条水又向东南流，羌人因这条水而以水名为氏。会贞按：《文选·潘岳〈关中诗〉》注说，湳是羌人的称呼，羌人因水而得姓。汉冲帝时，羌人湳狐奴归顺教化，大概是他们的首领。会贞按：《后汉书·西羌传》说，冲帝永嘉元年，左冯翊梁并用恩德和信义招诱反叛的羌人，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多户到并州投降，陇右平定。这样看来，他们不在西河。又传中说，安夷县的官吏略妻卑湳种的羌族妇女；“离湳”应当与“卑湳”相近，这也是离湳不在西河的证据。郦氏所说的情况，大概是有羌族迁徙到这里。此水俗称遄波水，向东南流入长城东面。守敬按：今天黄甫川在府谷县北流入长城。咸水发源于长城西面的咸谷，向东流入湳水。守敬按：根据内府地图，黄甫川有两个源头，南源从西面流入长城，和《注》相合，应当就是咸水。又向东南流，浑波水发源于西北面的穷谷，向东南流入湳 水。守敬按：这条水也应当在今天府谷县北面。《注》没有说它流入长城，大概是因为它发源于长城以内。湳水又向东流，经西河郡富昌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西河郡，后汉废弃。段玉裁说，在鄂尔多斯左翼前旗境内。王莽时改名富成。湳水又向东流，注入黄河。朱本把“河”讹作“湳”，下面又脱去“河”字，并把“水”字接到“湳”字上。全氏、赵氏把“入于湳水”改作“谓之湳口”；戴氏把“湳”改为“河”，并在下方增“河”字、重新断句。守敬按：戴氏正确，赵氏不对。黄河在左边汇合一条水，这条水发源于善无县故城西南八十里。这里的一条水大概就是今天的六道河，但它发源于今天神池县西南，距离古善无城西南约二百里；《注》写八十里，不相合，“八”字上面应有脱文。水向西流，经过吕梁山，形成吕梁洪。那里的山岩层层重叠，山峰绵延。朱氏《笺》说：古本作“巖層岫行”，疑应作“岫复”。赵氏说：“衍”字没有错，只是它下面增了“山”字；戴氏也增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衍”，下面不必增字。《江水注》说“重岩迭嶂”，正是这种文辞格式。山涧曲折，山崖深邃；巨石高耸，岩壁像立起来一样高达千仞；河水冲激荡漾，波涛涌起，水势相连，如雷奔电泄。朱本把“电”作“云”，《笺》说一作“电”，赵氏、戴氏改正，声势震动天地。从前吕梁还没有开通时。朱本把“昔”作“曰”，《笺》说应当作“昔”，赵氏、戴氏改正。全氏增作“《淮南子》曰”。守敬按：全氏大概根据下卷孟门山下的文字，但郦氏引用古话，不一定要注明书名；而且下卷所说的《淮南子》是《尸子》的错误，全氏也没有考察。黄河从孟门山上方流出。守敬按：这两句是《尸子》的文字，详见下卷。大概是大禹开凿疏通，用来使黄河通行。司马彪说：吕梁在离石县西面。守敬按：《庄子·达生》篇释文引用司马彪说，吕梁是黄河中有石头横断的地方。如今西河郡离石县西面有这样的断崖，世人称为吕梁。考察吕梁有两处：一处在彭城，一处在离石。《列子·黄帝》

译篇记载孔子观看吕梁的事情，张湛注说在彭城，这是对的。《说符》篇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停下车驾在河桥上观看，实际上是同一件事。《庄子》所说的吕梁就是孔子观看的地方，应当在彭城；但司马彪却用离石的吕梁来解释。《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吕梁尚未开通，这本来指离石的吕梁；高诱注却说在彭城，这就是彼此错杂。郦道元在这里记载司马彪的说法，却在泗水篇引用孔子观吕梁的故事，真是见识卓绝。如今在县西经过山地寻找黄河，并没有险阻。朱本作“乃无过峘”，《笺》说“过峘”二字讹误，应当作“遏岨”；赵氏、戴氏依此改正。赵氏又根据黄本把“乃”改为“并”，戴氏同。直到这里才成为黄河的大险要。朱本脱去“河之”二字，赵氏据黄本校补，戴氏同。守敬按：《大典》本有“河”“之”二字。这就是吕梁。在离石县北面偏东处，大约二百多里。朱本没有“也”字，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戴氏本有。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有“也”字。赵氏说：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郦道元说吕梁的水势和龙门相同，却认为它在离石。离石，就是明代的石州，后来改名为永宁州的地方。如果一定要寻找它的实际地点，那么永宁州东北一带就是今天静乐、岢岚州的地方，向西距离黄河约二百里，那里并没有所谓河流。当地人想把它比定为河曲县西南二十五里的天桥峡，那里也有大禹开凿的遗迹，天气将要阴雨时，激浪像雷鸣，和这里所说的略有相似；但那里没有所谓高达千仞的巨石，而且向南距离离石四百多里，都和郦道元《注》中的记载不合，应当存疑。《禹贡锥指》说，吕梁就是《禹贡》所说的梁山，也就是龙门以南的山。《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先说龙门，后说吕梁，它是夏阳县的梁山无疑。董佑诚说：今天河曲县西南的天桥峡，黄河从其中经过，激浪如雷，声音传到几十里以外，就是《注》所说的吕梁。河水又向南流过西河郡圁阳县东面。全氏说：《汉书·地理志》记西河郡有圜阳、圜阴两县。颜师古说，“圜”字本来作“圁”，读音为银；县在圁水北岸，因此取名圁阳。王莽改名为方阴。这样看来，当时已经误写成“圜”字了。如今有银州、银水的称呼，就是旧名仍然存在，只是字形变了 而已。但看郦道元所见的版本却没有写错，难道是后人因为王莽有“方阴”这个名称，便擅自改成“圜”字来附会吗？董佑诚说：圁阳县，两部《汉书·地理志》都作圜阳县；《少室开母石阙》所刻的圜阳、圜阴，字都从“▯”，这是汉代已经写作“圜”字的证据。至于银州的水，就是这里《注》所说的奢延水，与这里的圁水完全不同。《元和郡县图志》说银州治所在儒林县，原是汉代圁阴县的地域，这和颜师古一样错了。儒林县在奢延水以北，应当是汉代龟兹、肤施等县的地域，今天属于米脂县境。圁阴县就是今天的葭州。只有麟州有银城县，那么它应当是因圁水得名。西河郡在汉武帝元朔四年设置。守敬按：这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戴氏说，汉代西河郡治所在平定县，见《东观汉记》；《元和郡县图志》说治所在富昌县，是错误的。《续汉书·郡国志》说治所在离石。王莽改名为归新。圁水发源于上郡白土县的圁谷。守敬按：汉代该县属上郡，后汉沿袭，汉末废弃。《一统志》说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南面。今天称屈野河，发源于左翼中旗西北的台石坡。向东流经白土县南面。《地理志》说：圁水从西面流出，向东注入黄河。戴氏说：东字，现刻本作南，可能是后人擅自改动。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东入河”，朱本、黄本都相同，只有锺本、谭本作“南”，大概是刊刻错误。王先谦校本却说朱本讹误、赵氏改正，不知道朱本并没有错，也不是赵氏改的。然而按照今天的水道来考证，应当作“东南入河”。郦道元叙述这条水时，笼统说向东而不说向南，也是被《汉书·地理志》误导了。王莽改名为黄土水。水向东流到长城。守敬按：今天屈野河在中旗东南流入长城。又和神衔水汇合。朱本把“衔”讹作“御”，下文同。《笺》说古本作“衔”。赵氏本作“仍”，戴氏改作“衔”。郦道元按语：《大典》本、黄本都作“衔”。水从县城南面的神衔山流出。朱氏本脱去“神”字，赵氏、戴氏补入。水流出峡谷，向东到达长城。朱氏本误作“峡山东出至长城”，赵氏将“峡”改为“夹”，戴氏把“出”字移到“峡”字上面，并删去“山”字。郦道元按语：《沮水注》中有“夹山”的文字，但那里先说向东南流，后来转弯夹山向西流；此水向东流，不能说有夹山。因此赵氏改字不对，戴氏校订是正确的。水流入圁水。郦道元按语：此水应当在今左翼中旗东南、长城以外。圁水又向东流。向东流，经过鸿门县，县城原为鸿门亭。郦道元按语：汉代的鸿门县属于西河郡，后汉废除，降为亭。依照文意，这里应作“又向东流经鸿门亭”，鸿门亭原来就是鸿门县城，这样才合适。郦氏改变文辞书写，不称“故城”；下文圁阴、圁阳也不称“故城”，这是郦氏下笔简略所致。鸿门亭在今神木县西南。《地理风俗记》说：“圁阴县以西五十里有鸿门亭、天封苑、火井庙。”朱氏本把“苑”误作“宛”。《笺》说：张衡《南都赋》说“天封、大狐，列仙之陬”。赵氏、戴氏改作“苑”。火井庙中有火从地下冒出。郦道元按语：天封苑以下三句，原本出自《汉地理志》和《郊祀志注》，如淳引用《地理志》时文字相同。今本《地理志》作“祠”，脱去了“中”字。圁水又向东流，梁水注入它。梁水从西北面的梁谷流出。赵氏本在“出”字下有“县”字。水向东南流，注入圁水。郦道元按语：今神木县南有曲源水，从长城以内流出，向东注入屈野河，就是梁水。圁水又向东流，经过圁阴县北面。圁阴县于汉惠帝五年设置。郦道元按语：这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汉代此县都属西河郡，后汉沿用，汉末废除，在今神木县南。

译王莽改名为方阴。圁水又向东流，桑谷水注入它。桑谷水从西北面的桑溪流出。朱氏本在这里衍有“东北桑溪”四字，赵氏、戴氏删去。水向东南流入圁水。朱氏本把“南”作“北”。戴贞按语：上文说水从西北流出，那么这里应作向东南流，“北”是“南”的讹误无疑，现予订正。今有秃尾河，从神木县西南的长城外流出，向东南注入屈野河，就是桑谷水。圁水又向东流，经过圁阳县南面。朱氏本把“阳”误作“阴”，赵氏沿用，戴氏改正。戴贞按语：上文说圁水又向东流，经过圁阴县北面，怎么能在这里又向东经过圁阴县南面呢？所以戴氏改作“阳”是对的。汉代圁阳县属于西河郡，汉末废除。钱坫说，在今葭州以北、屈野河以北。圁水向东流，注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端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相同。端水向西从号山流出。郦道元按语：《山海经》说，诸次山以北八十里是号山，号山应当在今葭州西北。《山海经》说：“号山上的树木多漆树和椶树。”朱氏本在“其”字下衍有“山”字，赵氏沿用，戴氏删去。号山上的草木多芎穷。全氏依原书作“芎穷”，赵氏作“芎藭”，戴氏作“穹穷”。郦道元按语：黄本作“穹穷”。山中多【原文疑字】石。朱氏本作“冷”，《笺》说：《山海经》作【原文疑字】。郭璞注说，或许读音为“今”，意义不详。端水从这里流出，向东流入黄河。郦道元按语：这是《西次四经》的文字。《葭州志》记载有宁河，从州北八十里的王元沟流出，向东南注入黄河，疑即端水。黄河又向南流，诸次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相同。诸次水从上郡的诸次山流出。孙星衍说：诸次山应当在榆林府北面的套外。戴贞按语：《元和郡县图志》说，真乡县的茄芦水源出县治西北。《水道提纲》称它为沙河，就是诸次水。但考察下文，黑水经过沙陵，与交兰水相会；诸次水从诸次山向东经过沙陵，到达龟兹县西北，那么诸次水应当从黑水、交兰水以西北流出，大概在今榆林府西北的鄂尔多斯境内。如今沙河从府治以东流出，可能上游已经淤塞。 《山海经》说：“诸次山，诸次水从这里流出。”朱氏本脱去“之”字和“焉”字，赵氏、戴氏补入。山上树木很多，草木没有，鸟兽不能居住，蛇却很多。赵氏把“众”改为“象”，并说：施廷枢认为“众”应作“象”，今本《山海经》也误作“众”。戴氏同样改作“象”。郦道元按语：“象蛇”是鸟名。《北山经》说，阳山有一种鸟，形状像雌雉，身上有五彩花纹，而且雌雄同体，名叫象蛇。这大概是施氏所依据的说法。不过本经上文说鸟兽不能居住，如果是象蛇，便是鸟很多，岂不是相互矛盾吗？施氏没有来得及综合考校，以致赵氏、戴氏都被他的说法迷惑。俞樾《俞楼新纂》也沿袭了这种说法。这里的《经》本来就是指蛇说的，只是“众”和“多”重复，应该是文字讹误。以上也是《西次四经》的文字，到本节末尾又引用《经》来作结。诸次水向东流经…… 榆林塞，后世又称榆林山，就是《汉书》所说的榆溪旧塞。郦道元按语：《卫青传》说，卫青向西平定河南地，查寻榆溪旧塞。如淳说：“案”就是寻查；榆溪是旧塞的名称。《通典》说，榆溪塞在胜州榆林郡南界。《元和郡县图志》说，榆林县地北面邻近榆林，就是汉代的榆溪塞。《一统志》说，塞在鄂尔多斯左右翼交界处。从榆溪向西，遍地都是榆树、柳树形成的沼泽。朱氏本把“柳”作“林”，赵氏据黄本及《资治通鉴》注文改正，戴氏作“柳”。郦道元按语：《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柳”。水流经沙陵。郦道元按语：据下文，黑水经过沙陵后向东南注入奢延水，因此沙陵应当在今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东北。水到达龟兹县西北。朱氏本把“北”误作“出”，赵氏沿用，戴氏改正。郦道元按语：龟兹县早已废除，这里应脱去“故城”二字。该县的情况详见后文交兰水条下。旧称这里为广长榆。戴贞按语：《史记·淮南王安传》记伍被说：“广长榆，开朔方。”《汉书·伍被传》也有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王恢说：“种植榆树作为边塞。”戴贞按语：《汉书·韩安国传》记载王恢说：蒙恬替秦国侵伐胡人，开拓数千里，以黄河为边界，堆石筑城，种榆树作为边塞。说的就是这里。苏林认为榆中在上郡。戴贞按语：《汉书·项羽传》颜师古注引用了苏林的说法，《史记·项羽本纪索隐》也引用过。这个说法不对。考察《史记·始皇本纪》，秦始皇向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直到阴山。戴贞按语：这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的事。但榆中在金城以东五十里左右。戴贞按语：《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说，榆中在金城。本书上卷已经引用过。阴山在朔方以东，由此推断，榆中不可能在上郡。《汉书音义》中苏林的说法是错误的，确实如此。朱氏本“失是”误作“是失”，赵氏沿用，戴氏改正。全氏说：胡三省认为，苏林的说法固然不完全正确，但郦道元所谓榆中在金城以东五十里，也不对。卫青夺取河南地，查考榆溪旧塞…… 查考榆溪旧塞，正好在唐代麟州、胜州的交界处；它的西面连接古代上郡的疆界。况且诸次水从上郡流出，经过榆林塞后注入黄河，那么榆中在上郡以东就很明显了。诸次水没有向西流到金城、榆中的道理。详细考察其缘由，郦道元只是因为金城郡有榆中县，便把两者牵强联系起来。他不知道这种错误比苏林的错误更严重。郦道元按语：榆中有两个，一个在金城，秦汉时设置为县，属于古代西羌地区；另一个在上郡。《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向西巡视胡地到达榆中。《赵策》记载相同。又说，从楚国扞关到榆中有一千五百里。因此《汉书》中卫青、伍被、韩安国各传所说的榆塞，都指这个榆中。但《史记·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向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直到阴山。《集解》引徐广说，榆中在金城，阴山在五原以北。《项羽本纪》说，蒙恬作为秦将，向北驱逐戎人，开拓榆中地区数千里。《索隐》引服虔说，榆中是金城县治所在；苏林说在上郡；崔浩说，蒙恬种榆树作为边塞。两种说法都记载了下来，已经无法裁定。

译考察《蒙恬传》，蒙恬向北驱逐戎狄，收取河南之地，渡过黄河，占据阳山，驻扎在上郡。而且修筑长城，从临洮起，直到辽东，并没有到达金城的榆中。郦氏在叙述诸次水时引用《史记》《汉书》，实际上采用的是苏林的说法，为什么又说苏林的说法不对，前后自相矛盾？我私下认为，郦氏原文一定是“苏林认为榆中在上郡，是正确的”，而《汉书音义》说榆中在金城以东五十里、不可能在上郡；郦氏随后又引用《蒙恬传》说蒙恬向北驱逐戎狄、收取河南、渡河、占据阳山、驻扎上郡，用来驳斥《音义》。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删去了郦氏的驳语，后人又把驳斥苏林的《音义》文字接在郦氏文后，于是把《音义》中驳斥苏林的话误认为郦氏的原话，实在荒谬。诸次水向东流入长城。郦道元按语：在今榆林县东。小榆水汇入诸次水。朱氏本在“榆”字下衍有“林”字，赵氏、戴氏删去。小榆水流经西北面。朱氏本误作“源”，《笺》说古本作“涧”，赵氏、戴氏改作“涧”。郦道元按语：明抄本作“涧”。它的源头在穷谷。郦道元按语：今葭州西北有一条水，向东南流入沙河，大概就是小榆水。诸次水又向东流，与首积水汇合。首积水从西面的首积溪流出。朱氏本脱去“水”字，重复了一个“溪”字，戴氏补“水”删“溪”。赵氏只补入“水”字。首积水向东注入诸次水。郦道元按语：今葭州以西有一条水，向东流入沙河，大概就是首积水。向东流入沙河。郦道元按语：如今沙河向东南流，到葭州南面注入黄河，大概就是首积水。诸次水又向东流入黄河。《山海经》说：“诸次水向东流入黄河。”说的就是这条水。黄河又向南流，汤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相同。《山海经》说：水从上申山流出。山上没有草木，却多有硌石。郦道元按语：毕沅说，“硌”应当作“落”，见《玉篇》。山下多榛树和楛树。汤水从这里流出，向东流入黄河。孙星衍说：如今有水从米脂县桃花茆流出，向东流经葭州南面注入黄河，就是汤水。米脂县北面的群山，应当就是上申山，如今民间称为白云山、冯家山。郦道元按语：这也是《西次四经》的文字。黄河又向南流，陵水注入其中。陵水从陵川北面的溪流流出，向南流经陵川，转向西面注入黄河。朱氏本把这二十二个字错放在下文奢延水条“《山海经》曰，生水东流注于河”之下，又把“河水又南陵水注之”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这八个字作《注》，全氏、赵氏也相同，但仍然错放在奢延水条下。郦道元按语：陵水注入黄河的位置，在黄河流过离石县之前，现在把它移到这里。今名为湫河，从临县东北流出，向西南流到永宁州西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经过离石县西面。朱氏本脱“过”字，戴氏补入，赵氏也补入。全氏补“径”字，并把这一句改作《注》。郦道元按语：全氏的改法不对。黄河又向南流，到达离石水的入河口。朱氏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相同。离石水从离石北山流出。朱氏本脱去“水出”二字。何焯说：各本都没有这两个字，但应该有，赵氏、戴氏补入。郦道元按语：《元和郡县图志》说，离石山今名赤洪岭。《水道提纲》说，北川河就是古代的离石水，从永宁州北面的赤坚岭流出，那么山名已经发生变化。离石水向南流，经过离石县故城西面。郦道元按语：汉代离石县属于西河郡，后汉时为郡治，灵帝末年废除；魏代又恢复设置，属于西河郡。晋代属于西河国，后来因战乱废除。今为永宁州治所。《史记》所说秦惠王攻打赵国、夺取离石，就是这里。朱氏本作“秦昭王”，赵氏、戴氏沿用。郦道元按语：这是《赵世家》所记赵肃侯二十二年的事，当时是秦惠文王十年，不是昭王年间，现予订正。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之子刘绾为侯国。郦道元按语：《史记》《汉书》的侯表记载相同。后汉时这里又是西河郡治。郦道元按语：《续汉书·郡国志》记西河郡时，县名首先列离石。离石水又向南流后转向西，经过隰城县故城南面。郦道元按语：汉代隰城县属于西河郡，后汉废除，在今永宁州西面。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之子刘忠为侯国。郦道元按语：见《史记》《汉书》的侯表。王莽时改为慈平亭。因胡人语言讹变，至今还有“十城”的称呼。朱氏本误作“千城”，戴氏沿用，赵氏将“千”改为“十”。全氏也改为“十”，并说“十”是“隰”的讹字。戴贞按语：全氏改得对。《大典》本原作“十”，明抄本也作“十”，戴氏不采纳，真是近在眼前却错过了。离石水向西流，注入黄河。考订：汉代时，离石县属西河郡，东汉时为西河郡郡治；灵帝末年撤废，魏时又重新设置，仍属西河郡。西晋时属西河国，后来因战乱而撤废。如今为永宁州的州治。《史记》说：秦惠王攻打赵国，夺取离石，就是这件事。朱本误作昭王，赵本、戴本也相同。守敬按：这是《赵世家》所载赵肃侯二十二年的事，当时为秦惠文王十年，并非秦昭王时期，现据此订正。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之子刘绾为离石侯国。守敬按：《史记》和《汉书·王子侯表》的记载相同。东汉时，这里又是西河郡的郡治。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记载西河郡各县时，县名首先写作“离石”。这条水又向南流，转而向西，经过隰城县旧城的南面。守敬按：隰城县是汉代县名，属西河郡，东汉时撤废。故城在今永宁州以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之子刘忠为隰城侯国。守敬按：见《史记》和《汉书·王子侯表》。王莽时称为慈平亭。由于胡人习俗语言的讹变，至今还保留着“十城”的称呼。朱本误作“千城”，戴本也作“千城”，赵本将“千”改为“十”。全本改作“十”，并说“十”是“隰”字的讹误。会贞按：全本这样改是对的。《大典》本原来就作“十”，明代抄本也相同，戴氏却不采从，真可说是错误就在眼前却没有看见。此水向西流，注入黄河。郦道元按语：如今北川河在永宁县西面注入黄河。朱氏本把这段离石水条接在上文陵水条后面，也错放在奢延水条下，现在把它移到这里，与《经》中“经过离石县”的文字相对应。黄河又向南流，奢延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没有“又南”二字，把“奢延水注之”五字作《经》，置于“离石县西”之下。赵氏沿用，戴氏改作《注》，并说：现在考察《水经》，一定说某水从某处流来而注入某水；不说从某处流来的，才是《注》文。全氏也作同样改动。董佑诚说：旧刻本都把这五个字作《经》，戴氏因为没有“从某处来”而改作《注》。而且《注》文中奢延水入黄河，本来就在陵水、离石水之上。考察离石即今永宁州，离石水即今州西的北川河，奢延水即今绥德州的无定河。奢延水注入黄河，实际上在离石水注入黄河的下游；黄河东西两侧都在群山之中，水口应当没有改动。详细解释《经》文，黄河先向南经过离石县西面，然后向右汇合奢延水，那么这五个字仍作《经》文，正好。

译与水道相符合。至于没有说奢延水从何处来，可能是文字脱落；而《注》中的奢延水一条应移到离石水入河口之下，这样《经》《注》也都相符。郦道元按语：董氏把奢延水一条移到离石水入河口之下，以符合水道，这是对的。但他把“奢延水注之”作《经》，也不对。现在仍作《注》，补入“又南”二字，就没有不相合的地方了。奢延水从奢延县西南的赤沙阜流出。戴贞按语：《水道提纲》说，无定河的西源名为额图浑河，就是古代的奢延水，发源于河套右翼前旗的贺通图山，那么这里的山就是赤沙阜。孙星衍却说今榆林县北有江山，就是赤沙阜，这是错误的。水向东北流。这就是《山海经》所说的生水从盂山流出。戴氏把“盂”改作“孟”，下文同。郦道元按语：这是《西次四经》的文字。郭景纯说：“盂”有的本子作“明”。赵氏说：这八个字属于《注》中注文，而且《山海经注》没有这段文字。《西山经》说：“又向北二百二十里，是盂山。”郭璞说，读音为“于”。黄本把“盂”误作“孟”，后来的读书人只听说孟津又称盟津、孟猪又称盟猪，便认为这两个字可以通用，于是改郭璞注来迁就这种说法，却不知道原文不可掩盖。这八个字都不是郦氏《注》的原文。郦道元按语：赵氏的说法最为审慎，所以全氏采用了它。毕沅、郝懿行都说郭璞注有脱文，这种说法不对。汉代破羌将军段颎在奢延泽击破羌人，羌人逃到洛川。戴贞按语：这两句出自《后汉书·段颎传》，传文作“落”，是错误的。洛川在南面。戴贞按语：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归德县的洛水，郦氏本来应有《洛水》篇，只是已经亡佚，今称洛河。当地人因所属县土而俗称它为奢延水，又称为朔方水。朱氏本脱“方”字，赵氏根据《资治通鉴》晋义熙九年注文所引文字补入，戴氏也补入。戴贞按语：奢延水发源于奢延县，两汉时属上郡，向西北距离朔方很远。《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却因此把夏州说成汉代朔方郡，所以要辨明它们的错误。但《地形志》既有朔方郡，又有朔方县，正是这个地方；《注》中的“又”承接上文，大概是民间先因奢延县而称为奢延水，后来设置朔方县，又有人称为朔方水。因此作“朔方”是很明显的。《通鉴注》的文字最为准确，《元和志》两次称为朔水，都是受误本影响。误本《水经注》造成的。奢延水向东北流，经过奢延县故城南面。戴贞按语：汉代奢延县属于上郡，后汉沿用，汉末废除，在今怀远县西北的鄂尔多斯境内。王莽时改名为奢节。赫连龙升七年，在这条水的北面、黑水的南面。郦道元按语：《北史·僭伪传》说，黑水距离统万城二十多里；黑水详见下文。赫连勃勃派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朱氏本作“叱于阿梨”。赵氏说：“叱干”是姓，“于”字错误，“梨”应作“利”。何焯据《晋书·载记》校正。沈氏说：这一年三月，赫连改年号为凤翔，随后任命阿利统领将作事务。赫连勃勃改筑大城，命名为统万城。郦道元按语：《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用《夏录》说，赫连勃勃下书道：如今都城已经建成，应当有一个美好的名字。我正要统一天下，统治万国，可以取名为“统万”。《魏书·胡方回传》记载，胡方回作《屈丏统万城铭》，流行于世。用蒸土加固，城墙和城垛虽然年代久远，高大的城墙却像新建的一样。郦道元按语：《元和郡县图志》说，城土颜色白而坚固，有九座城楼，险峻难攻，不是人力所能攻下的。并且铸造五种兵器，器物锋利精良，都是经过百炼的。又铸造龙雀大镮，号称“大夏龙雀”。在它的背面刻铭文说：“古代的利器有【缺字】、楚国的湛卢；大夏龙雀，名声冠绝神都，可以安抚远方，可以使逃亡者归顺。”全氏说：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早已失传，明代人抄撮成篇，文字并不十分准确。例如《夏录》所载铭文作“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只是为了对偶，却不知道还要押韵，因此造成错误。把“九区”改作“九域”，下面四句便不再有铭文的音韵了。至于崔鸿原文被引入各种书籍的部分，大多没有重新整理。郦道元按语：我曾怀疑明人所传《十六国春秋》就是崔鸿的原书；如果说它只是抄撮而成，那么其中所征引的事实却有许多出自今天仍存的古书之外。例如《圣水注》记慕容垂谋划返回上京一事，只有这部书保存了它。只是书中没有《赞》《表》，这与刘知几《史通》的说法不相合。因此笼统地斥为伪书，未免过分。若有人能把其中事实逐一考察其出处，来解决这个疑问，也是一件快事。比如…… 风吹草木般使人归服，威势使九州都服从。世人非常珍爱这件兵器。又铸造铜制的大鼓以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都用黄金装饰，排列在宫殿前面。郦道元按语：从这里起，水的北面直到此处，《晋书·载记》的记载大致相同。这里就是今天夏州州治所在。郦道元按语：《地形志》说，夏州是赫连屈孑的都城，始光四年平定后改为统万镇，太和十一年改置州，州治在大夏。奢延水又向东北流，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源头从西北面的沙溪流出。郦道元按语：如今有西拉乌苏河，从右翼前末旗南面流出，疑即温泉水的源头。温泉水向东南流，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向东流，黑水注入其中。黑水从奢延县黑【缺字】流出。朱氏本脱“水”字，《笺》引谢兆申说，宋本有“水”字；戴氏、赵氏补入。郦道元按语：《资治通鉴》晋义熙九年注文引用此文时有“水”字。《元和郡县图志》说，乌水从朔方县黑【缺字】流出，原名黑水，因避周太祖名讳而改名。今名哈柳图河，从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东面流出，向东南流经沙陵，注入奢延水。

译奢延水又向东流，与交兰水汇合。交兰水从龟兹县的交兰谷流出。朱氏本脱“水”字和“县”字，赵氏、戴氏补入。郦道元按语：汉代龟兹县属于上郡，后汉沿用，汉末废除，应当在今榆林县北面的鄂尔多斯境内。交兰水向东南流，注入奢延水。郦道元按语：如今有他克拉布河，从右翼前旗东南流出，注入无定河，疑即交兰水。此《注》说温泉、黑水、交兰水分别注入奢延水；如今西拉乌苏河、哈柳图河、他克拉布河合流注入无定河，可见水道已经发生变化。奢延水又向东北流，与镜波水汇合。镜波水源出南邪山南面的山谷，向东北流，注入奢延水。郦道元按语：镜波水应当在今怀远县东北。奢延水又向东流，经过肤施县。帝原水从龟兹县西北流出。郦道元按语：如今这条水在榆林县西面，名叫西河，从县北鄂尔多斯境内的葫芦海流出。水向东南流，县名因这里有龟兹降…… 胡人而得名。郦道元按语：龟兹国属于西域，详见本书第一卷。《汉书·冯奉世传》说，上郡属国归义的降胡一万多人反叛离去。奢延水又向东南流，注入奢延水；又向东流。朱氏本脱“东”字，赵氏、戴氏补入。水流经肤施县南面。肤施县于秦昭王三年设置，是上郡郡治。戴贞按语：《史记·秦本纪》说，秦惠文王十年，魏国把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大概是魏国设置而秦昭王沿用了它。《汉书·地理志》只说秦国设置。秦代和两汉时，肤施县都作为上郡郡治，汉末废除，应当在今榆林县东南。汉高祖兼并三秦后，又把这里恢复为郡。戴贞按语：《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把关中分成三部分，封秦国降将为王：立章邯为雍王，建都废丘；立司马欣为塞王，建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建都高奴。后来又说汉王回来平定三秦，就是所谓“并三秦”。《汉书·地理志》说，高帝元年改为翟国，八月恢复原制。王莽任命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附世祖后，世祖任命他为上郡太守。戴贞按语：《后汉书·马援传》说，王莽败亡时，马援的兄长马员任增山连率，离开郡治。世祖即位后，马员先到洛阳，皇帝派他重新恢复上郡。章怀太子注说，王莽把上郡改为增山，“连率”也是太守的称号。王莽《法典》说：郡的长官称“公”，侯国长官称“卒正”，伯国长官称“连率”，没有封爵的地方长官称“尹”。后汉各郡的名称和官制都恢复旧制。司马彪说：增山是上郡的别名。全氏说：朱氏本有“谋”字。《汉书·地理志》中西河郡本来另有增山县。我认为班固没有记载王莽改上郡名称的事情，是文字脱落；或许王莽就是以“增山”为上郡的名称，所以司马彪才这样说。今本有所缺失，应当用《水经注》来补正，这并不妨碍西河郡另有增山县。奢延水向东流入五龙山。郦道元按语：《地形志》说，襄乐郡肤施县有五龙山。考察北魏时期的肤施县，在今庆阳府境内，距离汉代肤施县很远；魏收把五龙山归入此地，大概是依据旧地名来说明。《一统志》说，合龙山在绥德州西南五里，疑即五龙山。孙星衍也说山在州南五里；根据《注》文考察，应当在今榆林县东南。《地理志》说：县境有五龙山。朱氏本在“山”字下衍有“也”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县境有帝原水。戴贞按语：《汉书·地理志》说，肤施县有五龙山、帝原水…… 以及黄帝祠等四处。钱大昕说：《郊祀志》记载，汉宣帝在肤施设置五龙山仙人祠，以及黄帝、天神帝、原水三祠，共四祠。五龙山仙人祠是一处，帝即天神帝，是第二处，原水是第三处，黄帝祠是第四处。钱氏的说法很详确。根据《郊祀志》又说，黄帝、天神、原水之类的祠都被废止，可见只称“原水”，不称“帝原水”。从这里往下也通称为原水。郦道元按语：《汉书·地理志》有帝原水，却没有奢延水；那么《注》中奢延水的下游就是帝原水，所以郦氏说从这里往下通称原水。水流经长城东面，出现在赤翟、白翟之间。全氏说：考察《史记》，晋文公把赤狄、白狄驱逐到圁水、洛水之间。张守节说，赤狄在潞州境内，白狄在延州、银州、绥州境内；如今又说赤狄也居住在圁水、洛水之间，这一点不清楚。考察《国语》也只说齐桓公把白狄驱逐到西河，没有提赤狄，因此张氏的说法是对的。郦道元大概也是依据《史记》。戴氏删去“赤狄”二字。郦道元按语：晋文公驱逐戎狄，使他们居住在黄河以西、圁水和洛水之间，号称赤翟、白翟，见《史记·匈奴列传》，《汉书》记载相同。司马贞说：《左传》记载晋国灭亡赤狄潞氏。杜预注说，潞是赤狄的一个支族，今为上党郡潞县。潞州的赤狄应当在赤狄的旧地；晋文公把他们驱逐到黄河以西、圁水和洛水之间，所以《史记》《汉书》都说他们号称赤狄、白狄。郦氏依据《史记》《汉书》写成此文，并没有错误。梁玉绳认为“洛”应作“潞”，却没有想到潞并不在黄河以西。又有平水。朱氏本把“平”作“年”，《笺》引谢兆申说宋本作“平”，赵氏、戴氏改正。郦道元按语：《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平”。平水从西北面的平溪流出，向东南注入奢延水。戴贞按语：《隋书·地理志》说，大斌县有平水。今名大理河，从怀远县东南流出，向东流后转向南，到绥德州北面注入无定河。奢延水又向东流，走马水注入其中。走马水从西南面的长城以北流出。戴贞按语：今名怀宁河，从安定县东北流出，经过阳周县故城南面的桥山。戴贞按语：汉代阳周县属于上郡，后汉废除，在今安定县北九十里。《汉书·地理志》说，阳周县南有桥山。从前秦二世在这里赐死蒙恬。

译戴贞按语：《史记·蒙恬传》说，秦二世把蒙恬囚禁在阳周，蒙恬服毒自杀。王莽改名为上陵畤，因为山上有黄帝冢。戴贞按语：《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去世后葬在桥山；《汉书·地理志》说，桥山有黄帝冢。钱坫说，山在今安定县东北，民间称高柏山；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都说桥山在罗川县东八十里的子午山。《通典》也说，罗川县有桥山，是黄帝安葬的地方。如今子午山在庆阳府真宁县东北，是黄帝冢所在的山之一，这又是一个错误。 《册府元龟》记载，大历四年四月，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奏说，坊州有黄帝陵阙。坊州就是今中部县，这又把黄帝冢所在的山弄错了一次。钱氏的考证很周密。考察《地形志》，赵兴郡阳周县有桥山和黄帝冢。北魏的阳周县在正宁县北面，却记载有桥山、黄帝冢，大概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旧说，唐人又沿用了它。黄帝去世后只留下弓和剑，所以世人称他为黄帝仙人。戴贞按语：《列仙传》说，黄帝死后葬在桥山，山崩之后棺材空了，尸体不见，只剩下剑和靴子。走马水向东流。从前段颎追击羌人，从桥门出来，到达走马水，听说羌人在奢延泽。戴贞按语：这三句出自《后汉书·段颎传》，说的就是这里。桥门就是桥山上的长城门。秦始皇命令太子扶苏和蒙恬修筑长城，从临洮开始，直到碣石。戴贞按语：秦始皇三十五年，派扶苏到上郡监督蒙恬，见《史记·秦始皇本纪》。蒙恬修筑长城，从临洮起，连接到辽东；本卷上文已经引用《蒙恬传》的说法。《太康地志》又说，乐浪郡遂城县有碣石山，是长城的起点。[见《夏本纪索隐》的引文。]这里又兼采这一说法以显示材料广博，但仍以长城起于临洮为主，所以把“起碣石”改写为“至于碣石”。这里就是那道长城。走马水又向东北流，进入长城；再向东北注入奢延水。戴贞按语：如今怀宁河在绥德州南面向东南注入无定河，疑“东北”是“东南”的错误。奢延水又向东流，与白羊水汇合。白羊水从西南面的白羊溪流出，沿着溪流向东北流，注入奢延水。戴氏把“循”改作“沿”。戴贞按语：如今有白家河…… 从清涧县东二十里的吐谷岭流出，向东北流入无定河，疑即白羊水。奢延水又向东流，注入黄河。戴贞按语：如今无定河在清涧县东北注入黄河。《山海经》说：“生水向东流入黄河。”郦道元按语：这是《西次四经》的文字。朱氏本在这里接入陵水条和离石水条，现在把它们移到前面。黄河又向南流，经过中阳县西面。中阳县故城在黄河东面。朱氏本把“东”误作“南”，《笺》说孙氏认为“中南”疑当作“中阳”，赵氏、戴氏改正。黄河东侧有汾水，隔着重重山岭，不能与黄河相邻。董佑诚说：中阳县在两汉时都属于西河郡，汉末废除。《一统志》说，西河郡前汉治富昌，后汉治离石，所辖各县都分布在黄河两岸，从来没有向东连接汾水的县。汉末盗贼战乱，各郡荒废；曹魏时期才开始把郡治迁到黄河以东，县治也随之迁移。《元和郡县图志》说，曹魏把中阳县迁到兹氏县境内，就是这种情况。郦氏反而把魏代迁移后的城当作两汉故县，这是错误的。考察《经》文所说“黄河流过中阳县西面”，两汉的中阳县应在今宁乡县西面；《文水注》所说文湖流经中阳县故城东面，则是曹魏迁治后的中阳县，在今孝义县北面。《注》在文湖流经的中阳县故城下，只引用晋代地志，并没有把它当成两汉的中阳县；在原公水条下，又明白说魏代设置西河郡，从太原郡分出四县作为一个邦国。但这里却错误地以此来证明《经》文不对，大概是偶有前后不照。戴贞按语：戴氏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认为孝义县的中阳县是曹魏迁移设置的；又见《河水》篇《经》文说“向南流经过中阳县西面”，应当在今宁乡县，这一点见戴氏所作《汾州府志》，段玉裁《说文注》也引用了他的说法，董氏因此沿用。黄河又向南流，经过土军县西面。这里是吐京郡治。全氏说：考察《地形志》，真君九年设置吐军郡。按照行文体例，这里应当有“今”字。郦道元按语：依全氏意见，应以“治”字断句，“治”字下面的“故”字应当是衍文。故城就是土军县的旧城。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土军县属于西河郡，后汉省并。《元和郡县图志》说，石楼县原是汉代土军县，今石楼县治就是唐代旧治。戴贞按语：《方舆纪要》说，土军城在石楼县西三十里。胡人和汉人的译音发生讹变，读音也随之变化。朱氏本把“讹”作“皆”，又把“伪”误作“为”，戴氏改正，赵氏沿用；“皆”改作“讹”也一样。土军城呈圆长形，不是方形。戴贞按语：《元和郡县图志》石楼县条说，县治城就是汉代土军城，城形圆而不方，民间称为团城。《寰宇记》记载相同。两书都作“圆而不方”，又称团城，似乎不应有“长”字。考察《水经注》有“圆【缺字】而不方”的文字，这里的“长”难道是【缺字】的讹误吗？汉高祖十一年，把武侯宣义封为侯国。赵氏说：考察《汉书·诸侯王表》，谥号作“式”；这里沿用《史记·年表》的说法。又《索隐》说，按照爵位次序应称信成侯。县境有龙泉，从城东南道路左侧的山下牧马川流出。赵氏根据《九域志》引用的文字，作“牧龙川”，把“马”改为“龙”，又把“川”字重复并接到下句。戴贞按语：《元和郡县图志》说，龙泉水从石楼县东南流出，距离县城十里。如今称为屈产水，从县城东南的石楼山流出。山上多产名马。赵氏把“名”作“川上”，全氏删去“名”字，并把下文的“骏”字接在这里。戴贞按语：《寰宇记》说，传说有白马饮用此泉水，生下龙驹。春秋时晋献公借屈产地所产的良马向虞国借道，以攻打虢国；大概是因为这一带出产良马。屈产水的骏马，和滇池、天马河的骏马相同。朱氏本误作“滇池元河”，《笺》说“元”字下脱“马”字。全氏改为“天马”，并说《续汉志注》和《华阳国志》都误作“元马”。赵氏、戴氏也改作“天马”。戴贞按语：朱氏说脱“马”字，是对的，但不知道“元”字本身是误字。全氏、赵氏、戴氏作“天马”，是对的，但不知道“河”字不能删去。这里是举两件事作为证明，说屈产水的骏马与滇池、天马河的骏马相同。滇池出产骏驹，天马河也产骏驹，见《华阳国志》卷三、卷四，《温水》《若水》两篇记载了这些事。屈产水向西北流，到达土军城东南；土军水……

译土军水从道路左侧的高山流出。戴贞按语：《方舆纪要》说，土军川在石楼县西五十里，从县西北的团圆山流出。土军水从西南方注入屈产水。龙泉水又向北流，曲折地经过土军城东面，向西北注入黄河。戴贞按语：如今屈产水在石楼县西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与契水汇合。朱氏将“河水又南合契水”以下七字误作《水经》原文，戴氏改作《水经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契水沿溪向东流入黄河，溪流尽头的深谷就是它的源头。黄河又向南流到禄谷水入河处，禄谷水的源头在向东延伸的这条溪流尽头。孙星衍说：这两条水应当在石楼县以南。会贞按：应当在县城以西。黄河又向南流，得到大蛇水。朱氏将“河水又南得大蛇水”以下八字误作《水经》原文，戴氏改作《水经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大蛇水发源于溪流尽头，向西流入黄河。会贞按：此水应当在今永和县西北。黄河又向南流，在右侧接纳辱水。朱氏将“河水又南右纳辱水”以下八字误作《水经》原文，并把“右”作“又”；《笺》说，旧本作“河水又右纳辱水”。戴氏改作《水经注》，改“又”为“右”，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山海经》说：辱水出自鸟山。朱氏本“出”字下有“于”字，赵一清本相同，戴氏删去。会贞按：《一统志》说，泰重岭在安定县西三十里，高耸入云。毕沅说，鸟山可能就是泰重岭。山上多桑树，山下多楮树；山的北面多铁，南面多玉。水向东流，注入黄河。会贞按：以上是《山海经·西次四经》的文字。当地俗称它为秀延水。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称它为吐延川，今天仍叫秀延河；它发源于安塞县北王家掌，下游称清河。秀延河向东流，流到浣水入口；浣水沿溪向西转流，溪流尽头就是浣水的源头。会贞按：今安定县西北有黑牛河，向东北流入秀延河，疑即浣水。延水又向东流。戴氏把“延”改为“辱”，赵一清在“延”字上增加“秀”字，以下相同。会贞按：这些改动都不对。戴氏大概认为俗称不足凭信，所以把“延水”改成“辱水”。然而考察《清水注》，仓水俗称雹水，后来又称“雹水入清水”，与这里的情况相同。因此这里不必把“延”改成“辱”。《水经注·延水》篇中，“延水” 有时简称为延河，也正如这里的秀延水省称为延水一样，所以这里不必增加“秀”字。郦道元喜欢追求奇异，往往交替使用不同名称，以显示变化，赵一清、戴震没有仔细考察罢了。会根水。朱氏本“会”字下有“于”字，赵一清本相同，戴氏删去。会根水从西南方的溪流流出，向东北注入延水。会贞按：今安定县西南有马儿河，向东北流入秀延河，疑即会根水。又向东南流。朱氏本脱“又”字，赵一清、戴震增补。露跳水出自西露溪。朱氏本作“西出”，赵一清、戴震改换字序。它向东流，又向东北流入延水。会贞按：今有站川水，出自延川县西山，向东流入清河；有人怀疑它就是这里所说的会根水。现在把它认作露跳水较为合适，因为下文再没有别的水可以对应露跳水。各水交错汇流，注入黄河。会贞按：今天的清河在延川县东南汇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在左侧汇合信支水。信支水发源于东露溪。朱氏本脱“溪”字，赵一清、戴震增补。它向西流入黄河。守敬按：此水应当在今永和县以西。黄河又向南流，在左侧汇合石羊水。石羊水沿溪向东流入黄河，戴氏把“巡”改为“循”。水源从深谷尽头流出，向西流入黄河。朱氏本把“注于”误作“注入”，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此水应当在今永和县西南；但《一统志》说，石羊水在石楼县西南。旧志称它一名沙河，向西南流经县城西南十五里，又向西流九十里注入黄河，似乎指的是今天的屈产水。不知屈产水就是上游的龙泉，并不是石羊水。赵一清说：考《汉书·地理志》，西河郡谷罗县的武泽在县西北。武泽原名虎泽，唐人因避讳而改名。后汉建武二十六年，诏令南匈奴居住在西河郡美稷县的虎泽，就是这个湖泽。胡三省说，虎泽应当在五原、曼柏以北，即今榆林镇东北一带。但本《注》没有记载。黄河又向南流，经过上郡高奴县的东面。域谷水向东开通荒原。朱氏本把“原”误作“源”，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今称仙芝河，发源于石楼县翠金山。它向西流经长溪，再向西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汇合孔溪水口。朱氏本脱“河”“孔”二字，赵一清、戴震增补。孔溪水出自孔山南面，此山的情况详见下文。水流经溪谷向西流，注入黄河。会贞按：此水应当在今大宁县西北。孔山上有三个洞穴，形状像车轮。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也作“三所”，《太平寰宇记》作“二所”，错误。根据下文说洞穴彼此相距各约二丈来看，不会只有两个。三个洞东西相对，各相距约二丈，南北贯通，所以称为孔山。孔山在蒲城。会贞按：蒲城见下文。距其西南三十多里。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楼山县有孔山。《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孔山在大宁县西北二十五里。《方舆纪要》说在县西北三十里。黄河又在右侧汇合区水。《山海经·西次四经》的开头说：朱氏本把“西”误作“曰”，赵一清、戴震改正。阴山。会贞按：毕沅说，山在今甘泉县南二十里，《汉书·地理志》称为雕阴山。向西北二百七十里是申山。朱氏本脱“二百七十里”二字，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会贞按：郝懿行说，从阴山到申山二百七十里，今据以补入。毕沅说，申山可能就是安塞县北的芦关岭。山上多谷树、柞树，山下多杻树、橿树，山的南面多金玉。朱氏本脱“其阳”二字，赵一清依据《山海经》校补，戴氏也补入。区水从这里发源，向东流入黄河。会贞按：以上都是《山海经》的文字。世人称它为清水。会贞按：《隋书·地理志》《通典》都说金明县有清水，今天称延水。《水道提纲》说，它发源于保安县北境的山中，向东流入上郡长城。

译朱氏本把“上郡”二字误置在“东流”之前，并把“入”字下的“于”字误衍出来。戴氏改换并删去，赵一清依据《太平寰宇记》所引，在“上郡”之前增加“清水出”三字。会贞按：《太平寰宇记》是抄录时改动过的文字，赵氏据此增补，并不正确。以上文记载辱水为例，先引用《山海经》说明水的发源和流向，后来实际指出俗称为秀延水，接着叙述它向东流到浣水入口，不再重复说明秀延水的源头。这里引用《山海经》说明区水的发源和流向，后来实际指出世人称为清水，接着叙述它向东流入上郡长城，正是同一个例子，怎么能又重复说明清水的源头呢？清水经过老人山下，又向东北流。会贞按：今延水向东南流，并非向东北流，疑“北”是“南”字的错误。流到老人谷。会贞按：《太平寰宇记》引用这段文字时，在“老人谷”下有“俗谓老人谷水”一句。水沿溪向北流出，溪流尽头就是水源。会贞按：此水应当在今保安县东北、延水以北，那么老人山、老人谷也都在延水以北。清水又向东流，流到龙尾水入口。龙尾水发源于北地郡神泉障北山的龙尾溪，向东北流，注入清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北地郡治所在富平，北部都尉治所在神泉障。这就是《注》所指的地方。只是富平在今灵州，距离这里很远，地域并不相连。但考察灵州以东的定边、靖边、保安诸县，那里山岭连绵不断，郦道元大概只是就山势概括而言。今有洧水发源于保安县东北山中，向东流入延水，疑即龙尾水。清水又向东流，汇合三湖水。三湖水发源于南山三湖谷，向东北流入清水。守敬按：今有杏子河，发源于保安县东山，向东流入延水，疑即三湖水。清水又向东流经高奴县，该县详情见下文。汇合丰林水。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周宣帝将广武县改为丰林县，大概就是取这条水的名称命名。《地理志》称它为洧水。守敬按：《注》说清水先汇合龙尾水、三湖水，随后又汇合洧水。今地图上有洧水，在保安县东北，距离清水源头不远。如果说它就是古代的洧水，那么清水源头与洧水之间便没有别的水可以对应龙尾水、三湖水等。现在把洧水认作龙尾水，把洧水 以南的杏子河认作三湖水，再把杏子河以南的水认作洧水，就完全相合了。所以书中说：高奴县有洧水，水中有肥，可以取用。朱氏《笺》说：古本“可”字后当有“然”字。赵一清说：按俗本《汉书》漏掉了“肥”字。水面上有肥状物，可以接取使用。会贞按：“接”字疑为“采”字之误。《酉阳杂俎》卷十说，高奴县有石脂水，油脂状物漂浮在水面，可以取来涂车和点灯，光亮极强。《博物志》说，酒泉郡延寿县南山有泉水涌出，大如竹筥，流到地面形成沟渠；水中有像肉汁一样的肥状物，取出放在器皿中，起初呈黄色，后来变黑，像不凝结的膏脂，点燃后光亮极强。朱氏本脱“不”字和“之”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初学记》，都作“如不凝膏，然之极明”，今据以订正。它与膏脂没有区别。用来涂车和水碓的釭，非常好。朱氏本把“釭”误作“缸”，赵一清、戴震也相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釭”。“釭”从金旁，是水碓所用之物；若作从缶的“缸”，怎么能用在这里？戴氏不依《大典》本改正，是偶然疏忽。今据以订正。当地人称它为石漆。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博物记》，与这里详略不同，但也作“石漆”。《初学记》卷八所引也相同。只有《书钞》卷一百三十五在“入泽”二字下作“石泽”，是错误的。孔广陶校勘时反而把“漆”字当作错误，错上加错。水中这种肥状物各地都有，并不只存在于高奴县洧水。项羽曾封董翳为翟王，让他居住在那里；三秦之一就是这里。会贞按：《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立董翳为翟王，定都高奴。三秦的情况详见《渭水》篇“槐里”条下。汉高祖攻破并把它改置为县。会贞按：《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二年向东攻取土地，翟王董翳投降。《舆地广记》说，高奴是秦代县名，汉代沿用了秦代旧制。汉代属上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在今延安府西北一百里。王莽时期改名利平县。后来民间读音讹变，称为高楼城。会贞按：“楼”和“奴”读音相近。丰林川水流长，津流倾泻，向北流去汇入清水。朱氏本把“清”作“洧”，下文也相同，并脱“水”字；戴氏改正并增补。清水又向南流。“南”字朱氏本误作“有”，赵一清、戴震改正。奚谷水注入清水。朱氏本把“奚”误作“溪”，赵一清依据下文“奚川”改正，戴氏也改正。水从西面的奚川流出。会贞按：今称清化水，发源于肤施县东北。它向东南流入清水；清水又向东流，注入黄河。会贞按：今延水在延长县东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蒲川水发源于石楼山。朱氏把这两句及下一句误作《水经》原文，且脱“水出”二字；戴氏改为《水经注》，增补“水出”二字，全祖望、赵一清也作同样改动；“又南”下戴氏又增加“径”字。守敬按：戴氏增补是对的。按文意应当说：“黄河又向南流，蒲川水注入黄河，水发源于石楼山”，这样才相合。但《注》中不先说某水注入，下面立即接着叙述该水的情况，这种写法很多，如《洞过水》篇“又西北”以下接“黑水出西北”，又“又西”以下接“蒲水南出蒲谷”等，都是这种例子。赵一清却在“又南”下增加“径”字，于是把《注》中实际叙述蒲川水，误认为叙述黄河流经之地。《资治通鉴》梁承圣三年注文引用此文，作“河水东径蒲川石楼山南”，更加错误。《元和郡县图志》说，石楼山在石楼县东南六十里，蒲水发源于此。

译今称罗儿沟，发源于永和县佶北山，大概与石楼山山麓相连，只是名称不同。孙星衍却说石楼山在兴县东北，与地理方位不合。黄河向南流经蒲城东面，这就是重耳出奔的地方。守敬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侯让重耳居住在蒲城。僖公四年，重耳逃奔蒲地。杜预注只说蒲就是今天平阳郡蒲子县，郦道元实际上把蒲与蒲子看作两座城，考证更加严密。《括地志》说，蒲邑故城在隰川县北四十五里，在今隰州西北五十里。黄河又向南流经蒲子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汉代县属河东郡，后汉沿袭，魏属平阳郡，晋代沿袭，后魏废除。《隰州志》说，故城在州东北八十里，俗称蒲子村。如今北魏的汾州治所就在这里。守敬按：《魏书·地形志》说，汾州在太和十二年设置，治所在蒲子城；又说孝昌年间陷落，迁治西河，那已经是郦道元之后的事了。徐广《晋纪》。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说，《晋纪》四十五卷，为宋中散大夫 徐广所撰。书中说：刘渊从离石迁到蒲子。守敬按：《晋书·载记》说，刘元海最初定都离石，不久迁到左国城。永兴二年，离石发生大饥荒，他迁往黎亭，依靠邸阁的粮食；后来又迁都蒲子。《晋纪》的记载更详细。离石见前文。左国城隶属离石县，在今永宁州东北二十多里。黎亭在今长治县西南三十五里。阚骃说：蒲城在西北，是汉武帝设置的。会贞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说，这是旧蒲反的故邑；颜师古已经斥责这种说法错误。又说是汉武帝设置的，这就是阚骃说法的依据。水向南流出，在黄卢水入口处汇合；黄卢水向东流出，经过蒲子城南面。戴氏在“东”字上增加“水”字，并删去“历”字。会贞按：不对。郦道元这段文字是变例，大概是从黄卢水入口处逆流追溯进入山谷，山谷尽头就是黄卢水的源头；这是按照人的行程来叙述，并不是说黄卢水发源于蒲子城南。正如上文叙述小榆水，说“经过西北方，溪谷尽头就是源头”；叙述契水，说“沿溪向东流入，深谷尽头就是源头”；叙述浣水，说“沿溪向西转流，溪谷尽头就是浣水的源头”，都是这种情况。向东北流入山谷。赵一清在“入”字下增加“黄卢”二字，并说：《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称，黄栌水发源于隰川县东北的黄栌谷；任广《书叙指南》称，《水经》叙述隰川时说“紫川黄谷”，黄谷就是黄卢谷。这是北宋当时通行的本子，应当可以作为依据。会贞按：两书所引都是抄录时改动的文字，因为隋代才开始有“隰川县”这个名称。这里的“谷”虽指黄卢谷，但仔细推敲《注》的文意，“东北入谷”已经十分明确，并没有脱文。然而《元和郡县图志》也沿袭《初学记》的说法，称黄栌水发源于隰川县东北的黄栌谷。溪流尽头就是水源。会贞按：大概就是今天的义泉河，发源于隰州东部山谷中。又向南流，汇合紫川水。紫川水发源于东北方的紫川谷。朱氏本此处衍有“出”字，赵一清删去；戴氏删去“水”字下的“出”字。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说，紫川水源出隰川县东面的紫谷。虽然这是抄录时改动的原文，但足以证明“北”字下面没有“出”字。赵一清删去是对的；全祖望、戴震删去“水”字下的“出”字，则不对。《一统志》说，黄卢水在隰州北面，但没有确指它今天是哪条水，却把义泉河认作紫川水。考察义泉河以南的第一条河，它的流程比义泉河还长，郦道元 不应当遗漏它。现在把义泉河认作黄卢水，把发源于蒲县东北的第一条河认作紫川水，这样才相合。黄河向西南流，汇合江水。江水发源于江谷，向西北流入紫水。赵一清、戴震在“紫”字下增加“川”字，下文也相同。守敬按：不必增加。《注》中水名常常省略通名。今有南川河，发源于蒲县东南，向西北流入第一条河，应当就是江水。紫水又向西北流入蒲水，蒲水又向西南流入黄河。赵一清依据《太平寰宇记》的引文，在“又西南”上增加“出石楼山”五字。守敬按：不对。《太平寰宇记》所引的正是上文“出石楼山”的文字。赵一清误以为上文说的是黄河流经石楼山，所以这里又错误地增加“出石楼山”五字。赵氏的错误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今罗儿沟下游称昕川，在大宁县西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朱氏本把“又”误作“入”，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又”。黑水发源于定阳县西山。朱氏本重复了一个“水”字；戴氏在“黑”字上增加“合”字，使其与上文的“合黑水”相接；赵一清删去一个“水”字。会贞按：赵氏是对的。《太平寰宇记》说，黑城是赫连勃勃设置的，在临真县东二十五里、库利东流川交会处，城名就是取自这条水。今称麻洞川，发源于甘泉县东部。两条源流突然汇合，共同倾泻入一条山壑。水向东南流经该县北面，又向东南流，在右侧汇合定水，俗称白水。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后魏太和十八年在白水川设置永宁县，指的就是这条水。《魏书·地形志》说，定阳郡临真县有白泉，“泉”字可能是“水”字的错误。定水从该县南山的定水谷向西流出。会贞按：《一统志》说，定水在宜川县西北，应当发源于麻洞川源头以南。它向东流经定阳县故城南面。朱氏本把“东”误作“更”，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汉代县属上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在今宜川县西。应劭说：县在定水的北岸。会贞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有应劭的说法。定水又向东流，注入黑水；黑水交错汇流向东南，注入黄河。会贞按：今麻洞川下游称汾川水，向东流，在宜川县东北注入黄河。

译校勘记。“则见于大司农之下”：按，《太平御览》在“大司农”下面没有这段文字；但在“典农校尉”下面引用《魏略》说，太祖设置此官，秩禄相当于二千石，并没有写作《魏志》。赵氏误作校记。“城当在今宁夏县东”：按，董说大概依据《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灵州废弘静县”条下的记载：“典农城，据《水经注》说，黄河又流经典农城东面，就是这里。”《疏》中没有收录这段话。“黄河又向东流，向北经过石崖山西面，距离北地五百里”：按，《太平御览》卷五十“石崖山”条引用《水经注》说：“塞外经过城，有石崖山，向西距离北城五百里。”据此可知，《太平御览》所依据的《水经注》已经写作“北城”。又根据上文“向南距离北城三百里”，这里不应在“西”字处断句，而应读作“向西距离北城五百里”。“前代志书所记，每郡的第一县不一定都是郡治”：按，清代阎若璩《潜邱札记》说：“汉武帝元朔二年，收取河西地区设置朔方郡，派校尉苏建修筑城池，因此朔方郡治在朔方县。该县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为第二县。列为第一县的三封县，确实如《注》所说，是元狩三年筑城的地方。董氏说朔方郡治在临戎县，两汉应当没有改变，这是错误的。” “应当是后魏的镇城”：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丰州”条下记天德军说：“沃野故城，就是后魏时期六镇以西的第一镇。”据此，“当是”二字可以删去，改成“即”字。“言也”：按，这句话上面多出了同样的两个字，现删去。“向东经过高阙南面，董佑诚说”：按，原文作：“《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等语，下面接“应当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等语。杨氏把它节取后收入按语。董佑诚说：“应当移到前面；‘误作径耳’以下才是正文。”后来又查到《括地志》没有这条，《史记·匈奴传正义》引用此文时作《地理志》。董氏书中误刻为《括地志》，据此改正。“善能”两个字无法解释：按，“善能”是朱氏《笺》依据《大事记》推定的文字，应当是“峨然”的错误。《大典》本也误作“善能”，戴氏拘泥原文而未改。“卫青率领十万人”：按，《卫青传》作“率三万骑”。“秦国派蒙恬率领十万人，向北攻打胡人，渡过黄河夺取高阙”：按，这是杨氏根据《匈奴传》所作的按语。现在考察《匈奴传》，其中没有“夺取高阙”这句话；《始皇本纪》有此语，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的事。杨氏误以为出自《匈奴传》，错误地增入“取高阙”三字。“中部都尉所治理的地方”：按，聚珍本作“东部”，不作“中部”。不知道熊氏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正文中熊氏直接改为“中部”，还需考察；而且即使《元和郡县图志》有此孤立记载，正文也不应轻率改动。暂且把疑问保存在《疏》中。“《索隐》引用的说法较为详细”：按，该文引用《汉书·食货志》的话说：“迁徙贫民来充实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就是这个意思。事情发生在元狩三年。“朱氏本把‘东’误作‘中’，各本都相同”：按，《汉书·地理志》作“中”是正确的，熊氏认为是误字，直接改成“东”。“南抚交趾”：按，《大戴礼记·三朝记·少间》篇说：“朔方、幽都来归服，南方安抚交趾。”这段文字把“朔”和“南”相对举，却没有说“渠搜”。《少间》篇又说：“海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前来归服”，没有说“南方”，而 “肃慎”与“氐羌”“渠搜”“北发”并列，“北发”应当是地名。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征贤良诏》见于《汉书·武帝纪》，说：“教化通达四海，海外的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前来归服。”它记录了《三朝记》的话，却没有把“南抚交趾”与“北发渠搜”相对举。《汉书·韩安国传》说：“北发、月氏可以招来使其臣服。”其中“北发”与“月氏”并列，可见是北方少数族群的国名。只有《公孙弘传》记载元光五年再次征求贤良时的制诏，把“北发月氏”与“南抚交趾”相对成文。臣瓒的注首先发生错误；郦道元《注》引用“北发”“南抚”两句话，又引用臣瓒“这是把北方与南方相对举”的说法，接着又引用臣瓒的一半话。臣瓒说：“《禹贡》中的渠搜在雍州西北。《地理志》说渠搜在朔方”，但后一句没有引用。《禹贡》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于是安定。”昆仑以下的三个国家都是西戎。“《汉武纪》记作北发渠搜”：按，这是记录臣瓒《汉武纪》“元光元年北发渠搜”下面的注语；“《汉武纪》”下面应当补“臣瓒注”三字，不必像杨氏《疏》那样在正文“《礼·三朝记》曰”处补入三字。“难道是另外一座城吗？”按，赵氏与戴氏相同，不知道“稒阳”是“副阳”的误字，所以产生了这个疑问。杨氏依据《汉书·地理志》的体例——郡下所记的都尉治所，因都尉不一定驻在县城、且没有县名，所以列在郡名之下——考证出这是“副阳”的误字，考订精密。赵氏的疑问反而为杨氏的说法提供了有力反证。“《意林》”：按，《意林》卷五引《物理论》作“白骨相互支撑”，杨氏遗漏了这几个字，现校补。“南北二十里”：按，这句话下面抄漏了正文“注于河”三字，现据校补。《疏》引用董氏说法时又抄漏十字，原作“北注于河”才与下文相合，现校补“董佑诚曰，水当在今鄂尔”十字。“《太平寰宇记》作鹄，作鸿”：按，陈兰森本仍作“鹄”，局刻本作“鸿”。“《资治通鉴》唐贞观四年注文作火”：按，今本作“大”，不作“火”。“《太平寰宇记》作我，作城”：按，陈本作“我”。也可能已经依据《水经注》校改过。

译“南舆县”：按，今本《汉书·地理志》作“南兴，王莽时改名南利”，杨氏认为与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不同。现在考察《注》下面引用《十三州志》说：“广陵有舆，所以这里加‘北’字。”这仍然是在解释“北舆”的“北”字。由此可知，《汉书·地理志》应当作“南舆”，这样才与《注》中两次引用异说来解释“北舆”相合；如果作“南兴”，就不符合郦道元的意思。《注》文没有错误，而是今本《汉书·地理志》误作“南兴”，并非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不同。“旧中部都尉治”：按，“旧中部都尉治”一句承接“北舆县故城”而言。《注》从“按《地理志》，五原有南舆县，王莽时改名南利，所以这里加‘北’字”三句开始，是在解释“北舆”二字，也就是注文中的注文。点校者在这里使用破折号，以区别《注》正文与《注》中注文。《汉书·地理志》在“北舆县”下的注文作“中部都尉治”，可以证明这一点。“疑为赵武灵王所筑”：按，《史记·匈奴传正义》引用《水经注》说：“白道长城北山有长城垣，仿佛已经坍塌毁坏；它沿着溪流横贯山岭，东西绵延无尽，大概是赵武灵王修筑的。” “水注称”：按，“水”字上脱掉了一个字，现据校补。“振摄四荒”“戴氏把‘摄’改作‘慑’”：现在考察，“摄”是通假字，不必改。《大典》本就是这样写的，所以戴氏据此改动。“两种《汉书·地理志》都说县属定襄郡”：按，董氏原书作：“《汉书·地理志》说县属定襄郡。《续汉书·郡国志》说属云中郡。”查《续汉书·郡国志》，仍属定襄郡，董氏误记为云中郡。《疏》本知道他的错误，直接改成两种《汉书》都说属定襄郡。现校正，并把“董佑诚曰”四字移到“当在今……”之前。“似乎指云中的沙南、定襄的桐过”：按，《太平御览》卷七十一正作：“云中郡与定襄郡之间，有渡口叫君子济。”这也是赵氏说法的旁证。“从马岭以北”：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引《十六国春秋》时，在“从马岭以北”之前有“我所行经的地方很多了”五字；“未之有也”作“没有像这样好的地方”。《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所引也相同，而《水经注》没有这段文字。杨氏怀疑是传抄者误把“县”字衍入，并错放在《水经注》下面，是对的。《元和郡县图志》也明确说出自《十六国春秋》，正是证明。“全祖望、戴震改动相同”：按，全祖望本与原文相同；戴氏改作“沃水又向东”，说“会”字是衍文。（“全、戴改同”这句话，今据台北本改作“戴改作沃水又”三字。） “会贞按：孙氏的说法是对的”：按，《疏》下面脱掉了“董佑诚曰，左当作右”八字。“老人和孩子相互搀扶着走在道路上”：按，郦道元《注》把文字省略了，所以这句话难以理解。《后汉书》在“道路”二字前有“逢迎”二字，不应省略。现据以补入“逢迎”二字。“安夷县吏”：按，事情发生在肃宗建初元年。章怀太子注说：“安夷县隶属金城郡。” “雷渀电泄”：按，赵氏本作“雷奔”。“银州治所在榆林县”：按，据聚珍本《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作“儒林”，现据此改正。“朱氏本误作西出”：按，《资治通鉴》卷三胡三省注引用时也作“出”，可见宋代时已经讹误。（“朱讹作西出”这一校记，今据台北本改作“朱北讹作出”。） “见《玉篇》”：按，查检《玉篇》没有找到，暂待考证。“水发源于永宁州北面的赤坚岭”：按，原文下面还有“一名离石山”，《疏》中省略了。现在考察，这句话明确说明“赤坚岭”就是“离石山”；“赤洪”与“赤坚”是同一座“离石山”的不同名称，不应省略。“叱干阿利”：按，戴氏说，近代刻本误作“叱于阿梨”。所谓近刻本指朱氏《笺》，但《大典》本也作“叱于阿梨”。下文“水出龟兹县交蓝谷”，戴氏也只说近刻本如此，《大典》本同样如此。“《十六国春秋》只是没有《赞》《表》，所以它与《史通》的记载不相合”：按，《史通·表论赞》篇说：“崔鸿所著《表》颇有辨明之处。”但今本没有《表》，所以说它与《史通》不相合。《史通·论赞》篇没有提到崔鸿的书有《赞》。《魏书·崔鸿传》记载崔鸿的儿子上奏父亲的著作，其中有“为之作赞序”一句。“谢兆申说，按宋本作‘黑水流入，水发源于奢延县的黑……’”：这里脱掉了“宋刻无‘焉水’二字”九字，下面接着是“赵氏增补水字”等语。按，《大典》本作“奢延水又向东，黑水流入；黑水发源于奢延县的黑……”，正好缺少“焉水”二字。（“赵增水字”以下十四字，今据台北本删去。） “因避周太祖的名讳而改”：按，宇文泰原名黑獭，所以这样说。“朱氏本脱‘水’字和‘县’字”：按，《大典》本也相同。“黄河又向南流，在右侧接纳辱水”：按，全校本引用谢兆申的话说：“宋本没有‘南’字。” “又向南流，经过上郡高奴县东面”：按，董佑诚说，高奴县在两种《汉书·地理志》中都属上郡，晋代废除。《元和郡县图志》说，延州治所就是汉代上郡高奴县的城址。考察起来，唐代延州城在今肤施县城东北、延水东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山在大宁县西北二十五里”：按，《太平寰宇记》作“三十五里”。《水经注疏》第四卷。后魏郦道元注。宜都杨守敬纂辑、疏证。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河水四”：戴氏本没有“四”字。黄河又向南流。朱氏本在“又”字上有“河水”二字，赵一清本相同，戴氏删去。黄河经过河东北面的屈县西面。

译上述叙述尚未完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二年、七年、四年、二十一里、三十五里〕 汉代的狐讘县，再往北就是汉代西河郡的辖地。大概汉末土地荒芜，西河郡的中阳等县既已迁治太原，狐讘、北屈也迁治平阳。关于狐讘，《寰宇记》记载曹魏另行设置此县，人们还知道它曾迁治，但迁治所在已经无法考定，于是县名尚存而实际情况已模糊不清。北屈迁治一事，世人更无人知晓。然而《地形志》既说禽昌就是北屈，《寰宇记》又说禽昌在白马城；与两种《汉书·地理志》所说北屈有壶口山、采桑津相参照，显然是两个地方，因此是实际地点尚存而名称已经模糊。互相参证考察，仍可得到大致情况。《司马子政庙碑》说：西河旧时处在山林之间，汉末动乱，百姓失去了安居之所。狐讘、北屈大概靠近西河，所以它们迁治必定在同一时期。晋代以后都沿袭魏代的旧制。魏世祖设置的禽昌，就是魏、晋时期迁治后的北屈；到延兴年间，才在汉代屈北县的地方设置定阳郡和定阳县。唐代慈州城就是今天的吉州，那么北屈故城也应在州城以北。城北十里有风山。朱本在十里上有脱文，赵本相同，戴本增补了西四二字。郦道元按语说：戴本是凭臆增补的，并不对。《初学记》卷八、《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文都作十里。考察宋白《续通典》，汉代北屈县在吉乡县以北二十一里。《元和郡县图志》说，风山在吉昌县以北三十里。唐代的吉昌县，后唐改为吉乡县，就是今天的吉州治所。因此风山大约在北屈城北十里，《水经注》只是脱去了北字。现予订正。山上有一个像车轮一样的洞穴，风气萧瑟，持续不断。郦道元按语说：《初学记》引文没有习字。当风从洞口正面吹来时，风势飘荡，几乎没有草木生长。朱本略字上有而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朱本常字脱漏，赵、戴二本增补。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引文有常字。这里是众风汇聚出入的门户。风山以西四十里，河水向南流出孟门山，孟门山与龙门山相对。朱本作河南孟门山五字。赵本据《寰宇记》引文增补与龙门山相对六字。郦道元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御览》卷四十引文都作河水南出孟门，与龙门相对。《太平御览》又作南出孟门山，赵本增补得还不完整。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文城县东南到慈州六十五里；孟门山俗名石槽，在县西南三十六里。按：山在河中，所以称为河南，在今天吉州的西面。在今陕西宜川县东北、山西乡宁县北面，是河流经过的地方。《山海经》说：孟门山上多产苍玉和金，山下多产黄土和湼石。郦道元按语说：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尸子说：龙门还没有开辟，吕梁还没有凿通；龙门见后文，吕梁见前文。黄河从孟门山上方流出，大水泛滥，逆流而上，没有丘陵高地能够挡住它，称为洪水。大禹疏导使它通畅，称作孟门。所以《穆天子传》卷四说：向北登上孟门，九河的……朱本作蹬，赵本据孙潜校改为登，又把登改为升；戴本仍作登，改字与赵本相同。郦道元按语说：明抄本作登。孟门就是龙门的上游入口。董佑诚说：孟门距离龙门向南大约二百里。会贞按：孟门在龙门上方，所以称为龙门的上游入口，详见下文。实际上是黄河巨大的……，朱本作实谓黄河之巨……，赵、戴二本把谓改为为，并删去黄字。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四十引文作作为，没有黄字。这里也兼有孟门津这个名称。朱本作孟津。全祖望说：按《魏土地记》是说孟门通向孟津的河口罢了；若认为孟门兼有孟津之名，就是错误。王氏《困学纪闻》说，林成已《春秋论》认为孟门就是孟津，这是错误的。只是他不知道林成已大概仍沿袭了郦道元的错误。赵本增补门字，并说：孟字下面有门字，《太平御览》引文可以校正。这里的孟门山，在陕西宜川县东南二十里，和山西乡宁县的孟门山相互错落相对，与洛阳的孟津不同。《寰宇记》说，孟门关在定胡县西一百步，后周大象元年在这里设置孟门津。全祖望、戴震本也都增补门字。这里的石壁经过大禹开凿，河道中……很宽。

译两岸高峻而幽深，倾斜的山崖回折相护，巨石悬临险处，仿佛将要坠落却又倚靠在那里。古人说过，水若不是凿石之物，却能穿入石中，确实如此！这里水流交相冲击，白色水气像云一样浮动；从远处往来观看的人，常常觉得雾气露水沾湿了身体，向深处窥视便惊悸失魄。朱本作魂，戴本改作魄，赵本相同。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魄。这里的水还奔腾崩落，浪高万寻，悬流千丈，浑浊洪大的水势像发怒的赑屃一样，鼓荡着仿佛山岳腾起；深急的波涛倾泻而下，一直到下游出口。会贞按：后面的《水经》只称龙门口，郦道元则分为上口、下口。孟门就是龙门的上游入口，因此所谓河水流出龙门口，就是指下游出口。胡三省说，龙门上口在北屈，龙门下口在皮氏，他的说法本于这段注文。《元和郡县图志》说，倚梯故城在昌宁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其西南角就是龙门上口；又说黄河向北距龙门县二十五里，就是龙门口，指的是下口所在。唐代昌宁县在今乡宁县西，唐代龙门县在今河津县西。由此才知道《慎子》所说的下龙门，水流漂浮竹箭，即使四匹马追赶也赶不上。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十引《慎子》说：黄河流经龙门下方，水流迅疾如竹箭，即使四匹马追赶也不能赶上。又有燕完水注入这里，它从不同源头流出而汇合，向西流入黄河。会贞按：《一统志》说，清水河在吉州南面，就是古代的燕完水。考察可知，清水河其实是下文所说的羊求水，不是燕完水；燕完水应当在今天吉州西北。河水又向南流，得到鲤鱼……，朱本把上面七字误作《经》，下面有脱文；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赵本增水字，戴本增……字。水沿山涧向东流入，走到溪流尽头便是它的源头。郦道元按语说：这条水也应当在今天吉州西北。《尔雅》说：鳣就是鲔。郦道元按语说：《尔雅》原文把鲤、鳣分作两种东西，有人怀疑这与前后训释的体例不合。根据《说文》，鲤就是鳣。《诗经疏》引舍人的话说，鲤又名鳣。这是先儒的旧说，都认为《尔雅》是在解释两个名称，用鳣解释鲤。郦道元大概是…… 沿用了旧说，因上文说到鲤鱼，便用《尔雅》的鳣来解释它；又把鲔看作鳣的一类。《尔雅》郭璞注见相关处。下文说鱼从巩穴出来，经过三月便渡过龙门而化为龙，这是鲔的事情，所以连起来说成鳣鲔。《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六引郦道元注文，认为《尔雅》没有明文说鳣鲔，便删去《尔雅》曰三字，并在鲔字下增鲤字，但没有理解郦道元的意思。鱼从巩穴出来，三月时便向上游渡龙门，渡过龙门就能化为龙；否则额头碰在龙门上，只能返回。郦道元按语说：《汉书·司马相如传》李奇注说，鲔从巩山的洞穴中出来，三月时逆河而上，能够渡过龙门的界限，就化为龙。《通典》在龙门山下引《三秦记》说，鱼鳖游上龙门，便成为龙，否则额头碰伤后返回。龙门见后文，巩穴见下卷。若不是往来于龙门的机会，怎么会有这种称呼呢？河水又向南流，羊求水流入其中。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水从羊求川向东流出。朱本脱去水字，赵、戴二本增补。会贞按：《寰宇记》说，羊求水出自羊求川，距吉乡县五十三里。《吉州志》也说，它在州南五十里。州南几十里有一条水，是《水经注》下文所说的崿谷水；只有清水河从州东北流来，经过州南五十步，可以与这条水相当。怀疑《寰宇记》所说五十三里是五十三步的错误。《州志》沿用了这个说法，后来便笼统地认为它在州南五十里。水向西流，经北屈县故城南面；这座城就是夷吾逃奔的城邑。郦道元按：《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侯派夷吾居住在屈；僖公四年，夷吾逃奔到屈。王莽时称朕北县。《汲郡古文》说：翟章救援郑国，驻军在南屈。郦道元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隐王七年，翟章救援郑国，驻军在南屈。《汉书·地理志》臣瓒注引作《汲郡古文》，把次作至。应劭说：因为有南屈，所以另加北字。郦道元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把加作称。《国语》说：二五对献公说，蒲和二屈，都是君主的疆土。郦道元按：这是《晋语》的文字。《左传》二屈杜预注说，是今天的平阳北屈县。有人说，二字应当是北字，大概因为夷吾逃奔的是北屈，所以这样说。不知道二五是把南、北二屈合起来说，未必不能这样解释，不能断定是错误。否则，《左传》和《国语》为什么会完全相同呢？它向西流入黄河。郦道元按：古代的羊求水应当在今天吉州西面流入黄河。如今清水河在州西南注入黄河，见于下游，已经不是古道了。黄河又向南流，形成采桑津。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官刻戴本脱去水字。董佑诚说：《左氏传》杜预注说，北屈县西南有采桑津。《史记·晋世家》作啮桑，《集解》引服虔说，是翟地；《索隐》说，是卫地。按：啮桑有两个地方，晋国与翟国交战的啮桑就是采桑，在北屈西南，也就是今天乡宁县西面。秦国张仪与齐、楚会盟的啮桑，徐广认为在梁地和彭城之间。《汉武帝瓠子歌》说，啮桑漂浮，淮水、泗水满溢。东汉王梁在楚、沛之间攻打佼疆、苏茂，攻取大梁、啮桑，都是梁、楚之间的啮桑。

译《索隐》又说，平阳西南七十里有采桑津，也是因为迁治而造成的错误。会贞按：平阳应当是平昌，文字发生了讹误。唐初有平昌县，在今天乡宁县东北八十里。又据《寰宇记》，古北乡城在宝鼎县北三十一步，汾阴的北乡城就是采桑津。这样却把采桑认作在今天荣河县，错误很严重。《春秋·僖公八年》说：晋国里克在采桑击败狄人。会贞按：郦道元书中所说的《春秋》，通常是指《春秋经》；这里却在《左传》文字前冠以春秋二字，说明是泛指春秋时代，这种情况后来很多。《左传》作采字，是正确的。朱本又把南过皮氏县西七字《经》文错放在这里，赵本沿袭其误，戴本移到了后面。赤水从西北方的罢谷流出，向东流称为赤石川。朱本在罢谷下作川东二字，赵、戴二本相同。郦道元按：罢谷应当断句，川东应当改为东流并归入下文，现予订正。《寰宇记》说，赤水川在宜川县西北二里。就是今天的仕望川，源出甘泉县东境；有人把源出神道岭南面的川水当作它，这是不对的。水向东流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与蒲水汇合。朱本把这七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蒲水向西有两个源头同时发源，都从同一座山导出。郦道元按：…… 《一统志》说蒲水无从考定，大概就是今天宜川县城南的丹阳水。但蒲水有两个源头，这条丹阳水却只有一个源头，发源于县西南的山中，大概另一个源头已经湮塞了。蒲水发源于西河郡阴山县。郦道元按：汉代的阴山县属西河郡，后汉废置，在今天宜川县东南。王莽时称山宁县。水从阴山的东麓向南流。郦道元按：这是蒲水的南源。向东北流，与长松水汇合。长松水从西丹阳山东面流出。朱本把丹误作三，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并把出西改作西出。会贞按：不必改动。《水经注》有时说东出、西出，有时说出东、出西，本来就有两种说法，详见《浊漳水》篇。《穆天子传》说，天子向南返回，登上长松之……。洪颐说，《水经注》的长松水，可能因这处……而得名。《旧唐书·地理志》说，丹州咸宁县在景龙二年迁治长松川，指的就是这条水。现在有石堡川，发源于宜川县西南，怀疑就是长松水。山详见下文。水向东北流，从左边汇入蒲水。郦道元按：这里的蒲水是指南源。蒲水又向东北流，与北溪汇合。郦道元按：这是蒲水的北源。两水合成一条河，向东北流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丹水从丹阳山向西南流出。朱本把这十二字截取上面的九字误作《经》，又在南字下衍出径字，并脱去出字；戴本改作《注》、删去径字、增补出字。赵本也改作《注》，但把径改作得，删去西南二字，增补水出二字。会贞按：黄本原来没有径字，吴本才凭臆增入。西南与下文的东北流相照应，这两个字尤其不应删去，全祖望、赵一清都没有看出这一点。戴本只分作两句，在丹水下断开；只要增补出字就合适，大概是明白郦道元的行文规律。《地形志》说，定阳郡临真县有丹阳山；今天宜川县南几十里也有丹阳山和丹阳水，发源于雒川县东面的山中，大概就是丹水，那么丹阳山就在雒川县东面。水向东北流，经冶官城东面。朱本脱去官字，全、赵、戴二本增补。当地俗称它为丹阳城。郦道元按：应当在今天宜川县南面。城的左右至今还留有…… 遗留下来的铜。朱本《笺》说：《汉书·食货志》注说，金有三等，丹阳铜属于赤金。《神异经》说，丹阳铜像金，可以锻炼后制成错涂器。赵一清说：按班固、孟康、东方朔所说丹阳出铜，都是指扬州。郦道元注中丹阳山在晋代河东境内，两者相距极远，毫无关系。朱氏据此来证明彼处，错误很大。郦道元按：铜出丹阳，这一点在古代镜铭中常常见到。《汉书·食货志》只说赤金是下等金。孟康注也只说赤金就是丹阳铜，凭什么断定是扬州的丹阳？《神异经》说，丹阳铜在西方太阳宫之外，更不能把它当作扬州的丹阳。郦道元明说这里有冶官，又说至今还有遗铜，从考察古迹、验证今地来看，都没有不合之处。朱氏引用《食货志》注和《神异经》，本来没有错误；赵氏把它解释成扬州的丹阳，反而成了武断之论。至于丹阳山在河西，赵氏却说在晋代河东境内，也是不对的。这条水向东北流，在白水口与白水汇合；白水从丹山东面流出，向西北注入丹水。会贞按：这里的山就是丹阳山。《一统志》说，今天雒川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川，因为水色特别白而得名，在丹水下游，就是这条水。只是白水向东北流，怀疑《水经注》所作西北，其中的或字是讹误。丹水又向东北流入黄河。朱本重复了一个东字，全、戴二本删去。会贞按：《水经注》说赤水、蒲水、丹水分别流入黄河；如今仕望川和两条丹阳水都汇入黄河，大概是水道发生了变迁。黄河又向南流，黑水从丹山东面向西流出。朱本把河水又南黑水六字误作《经》，下面衍出注之二字；朱本《笺》说，宋本、抄本都没有注之二字。戴本改作《注》，删去注之二字；全、赵二本也作同样改删。黑水向东北流入黄河。会贞按：《地形志》说，华山郡夏阳县有黑水城，大概因这条水而得名。黑水应当在今天韩城县北面。黄河又向南流到崿谷。会贞按：《左传·隐公六年》说，将他们安置在鄂地；杜预注说，鄂是晋国的别邑。姚培谦《左传附注》说，鄂在今天山西平阳府乡宁县南面，大概就是把这里的崿谷当作鄂地。水沿崿谷向东北流，直到溪涧尽头。朱本把这两句截取上面的八字误作……

译《经》，下面脱去谷字。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全祖望说：傍字下面应当有合崿谷水四字。戴本增补谷字。这里是水源发出的地方。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昌宁县有崿山，就是今天所称的鄂山，在乡宁县东三十里。鄂水从山的北面流出，向西南流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洛水从猎山分出一支，向东流，另一支向东南流入黄河。朱本把这十八字误作《经》，《笺》说：一本在河字上有大字。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郦道元按：《淮南子·墬形训》说，洛水出于猎山；高诱注说，猎山在北地郡西北的夷人地区。因此，猎山是洛水的源山，不是洛水中途分流的山。郦道元说洛水从猎山分支，只是概括地说罢了。《山海经》两次记载洛水，一支流入黄河，一支流入渭水。《汉书·地理志》沿用了这种说法，在归德县下说洛水流入黄河，在褱德县下说流入渭水。郦道元《洛水》篇虽然散佚，但《渭水》篇说洛水流入渭水；《洛水》篇必然记述流入渭水一支，因此采用《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入渭之说。这里说向东的一支注入黄河，则采用《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入河之说。段玉裁、王念孙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凭主观臆测解释《汉书·地理志》。然而如今中部县以东、韩城县以西一带，处处有高山阻隔，洛水与黄河实际上没有可以相通的水道。《水经注》的叙述次序含混，也只是姑且保存古代的说法罢了。从前魏文侯在洛水北面修筑馆舍。郦道元按：《史记·魏世家》作筑雒阴，应该是筑城，馆字是衍文。后文合阳县城下再次引用这件事时没有馆字，可以证明这一点。指的就是这条水。黄河又向南流，经过皮氏县西面。朱本把这句《经》文误放在前面赤水从西北罢谷流出之前，赵本沿袭其误，戴本将它移到这里。皮氏县。郦道元按：汉代皮氏县属河东郡，后汉沿袭，魏代属平阳郡，晋代沿袭；后魏改名龙门，属高凉郡。在今天河津县二里处。与《汾水》篇互相参见。王莽时称延平县。故城在龙门东南，龙门见下文。若不经过皮氏县，怎么能到达龙门呢？朱本把这段注文误放在上文指谓是水之下，赵本沿袭其误，戴本移到这里。黄河又向南流出龙门口。郦道元按：龙门口详见前文所说的下口。汾水从东面流来，注入黄河。孙星衍说：东字应当作西。郦道元按：汾水源头在黄河以东，这是毫无疑问的。孙氏想把东改成西，颠倒了方位，实在错误。从前大禹疏导黄河经过积石山，疏通决开梁山。郦道元按：这两句话本于《禹贡疏》；决开梁山就是《禹贡》所说的洽梁。梁山详见下文。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也就是《水经》所说的龙门。《魏土地记》说：梁山北面有龙门山。赵一清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夏阳县的梁山在西北，龙门山在北面。会贞按：《括地志》说，龙门山在韩城县北五十里。《禹贡锥指》说，这是黄河西岸的山。自从后魏把汉代皮氏县改名为龙山以后，龙门这个名称便传到了东岸。但《禹贡山水泽地》篇已经说龙门山在河东皮氏县西面，大概所谓龙门，本来就兼指两岸。《一统志》说，在今天韩城县东北，跨越河津县界。大禹开凿的地方，打通了孟津河口，宽八十步。郦道元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李奇的话说，这是禹开凿打通河水的地方，宽八十步。岩石边缘还刻有遗迹，大禹留下的功业至今存在。岸上还有庙祠。朱本作并，赵本说《玉海》引文作并。祠庙前有三通石碑：其中两碑文字紊乱磨灭，已经无法辨认；另一碑是太和年间所立。会贞按：《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孝文帝驾临龙门，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夏禹，又下诏修缮禹庙，这通碑大概就是修庙时所立。《元和郡县图志》说，禹庙在昌宁县西南一百零五里、龙门东岸的山上，碑是后魏孝文帝所立。《竹书纪年》说：晋昭公元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景王十四年。黄河在龙门以南三里处变红。朱本《笺》说：谢氏本作河水赤于龙门。赵本增补水字。会贞按：明抄本、黄本都没有水字。梁惠成王四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二年。黄河水在龙门变红，持续三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里〕 京房《易妖占》说：黄河水变红，百姓会怨恨。会贞按：《隋书·经籍志》记载，《周易妖占》十三卷，为京房所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黄河又向南流，在右侧与畅谷水汇合。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畅谷水从溪流向东南流。郦道元按：今天称为盘水，发源于韩城县西北的朱砂岭。它流经夏阳县西北，向东南注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经梁山原东面。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原水从山的东南面流出，直到黄河。朱本把原自误作自原，赵本据黄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作原自。梁山是晋国所望祀的名山。郦道元按：《尔雅·释山》说，梁山是晋国所望祀的山。在冯翊郡夏阳县西面。郦道元按：这句以及下句都是郭璞注的文字，郭注作西北；依据《汉书·地理志》，这里应当有北字。山临近黄河。郦道元按：《公羊传》说，梁山是黄河岸边的山，这是郭璞注所依据的文献。《括地志》说，梁山在韩城县东南十九里。《禹贡锥指》说，在韩城县西北九十里。《合阳县志》说，在县西北四十里。各书记载不同。根据这段注文下文说崌谷水、陶渠水、徐水都发源于梁山，可知此山绵延很远，所以《一统志》说，如今从合阳县西北向北曲折延伸，直到韩城县西北的麻线岭，都属于梁山。梁山崩塌，堵塞黄河，三天水流不通。郦道元按：这两句与《公羊传》《谷梁传》的记载大致相同。晋侯因此询问伯宗。朱本在下文衍出此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郦道元按：晋侯询问伯宗，见《左传》。这里上面合并《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来叙述，下面又明引《谷梁传》，是故意炫博。就是这个地方。《春秋谷梁传》说：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朱本没有公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堵塞黄河，三天水流不通。于是召见伯尊。伯尊遇到乘车的人，那人没有避让，伯尊便让车右用鞭子打他。乘车的人说：鞭打我的人，所要走的路还远着呢。伯尊因而询问他。乘车的人说：君主穿着白色丧服，率领群臣哭祭梁山，这样河水就会流通。伯尊照他的话做了，河水便流通了。朱本《笺》说：李克家认为，伯尊就是伯宗，只是声音相转。会贞按：末句是郦道元增写的，用来补足《谷梁传》的意思。

译黄河又向南流，崌谷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水从县西北的梁山流出。郦道元按：《寰宇记》说，崌谷水在韩城县南一里。今天称为澽水，发源于韩城县西北的麻线岭。水向东南流，横溪水注入其中。朱本脱去水字，赵、戴二本增补。横溪水出自三累山。朱本出字下有于字，赵、戴二本删去。郦道元按：《大典》本、黄本都没有于字。疑即今天的白马潭，水发源于韩城县西面的麻林山。有人说县西北的三峡山就是三累山，因为那座山层层密接，共有三层，所以民间用三累为山名。按《尔雅》，山有三层称为昆仑丘。朱本没有仑字，下文也相同；赵本增补并说《尔雅》作昆仑丘，《寰宇记》引文有仑字，戴本也增补。难道这座山也可以称为昆仑丘吗？朱本作昆丘，赵本改作昆仑，戴本增补仑字。山下水边有两间石室，大概是隐士旧日居住的地方。细水向东流，注入崌谷水。会贞按：细水一名很少见，怀疑是这条水的误写。不过，也可能因为是涓涓细流，所以改称细水；郦道元的称名并没有固定格式。守敬认为应当作溪水，就是横溪水。横溪山旁边的南面有一间石室，西面有两间石室。朱本把西面误作面西，赵本据黄本校改，戴本也改作西面。北面有两间石室。这些石室都顺着山势凿成窗牖，门扉相连，这就是所谓石室彼此相距相连。东厢石头上还传说留有舂米杵臼的痕迹。庭院中也有旧屋的遗址，还隐约可见原来的基址。北面坎室的上方有细小的涓流石沟，水量只够用丰周那样的瓢来饮用，看来是隐居游息、读书学习的地方。从前子夏在西河讲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朱本没有授字，赵本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校补，戴本也增补。怀疑就是这里，但没有办法考定。朱本脱去以字，赵、戴二本增补。赵一清说：按《寰宇记》，相州安阳县西有西河；《隋图经》说，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游历过的地方在那里。因为魏、赵两地多有儒学，齐、鲁以及邹地都说这里是西河，不是龙门以西的西河。郦道元按：《礼记·檀弓》说，子夏退隐后在西河之上养老。郑玄注说，西河是从龙门到华阴的地区。郦道元怀疑这些石室是子夏讲学的地方，下面又把河水经过之处说成子夏石室，大概都在古代西河境内，无法确定，所以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寰宇记》说，韩城县有子夏石室，指的就是这里。应当在今天韩城县西北。溪水又向东南流，经夏阳县故城北面。郦道元按：汉代夏阳县属左冯翊，后汉属华山郡，在今天韩城县西南。这里原来是少梁。郦道元按：少梁原属梁国，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九年》；秦国夺取它，见于僖公十九年；秦国称它为少梁，见于文公十年。秦惠文王十一年，改用现在这个名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石、二石〕 郦道元按：改名之事见《史记·秦本纪》。以上三句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王莽时称冀亭县。水向东南流入黄河。朱本没有注字，《笺》说：疑当脱去注字。赵本增补，戴本把流改作注。从前韩信袭击魏王豹时，曾经用木制的罂缶从这里渡河。郦道元按：《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在夏阳埋伏军队，用木罂缶渡军，袭击安邑，于是俘获魏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十九年、十年、十一年〕 黄河又向南流，在右侧与陶渠水汇合。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赵二本相同。陶渠水从西北的梁山流出。赵本在出字下增县字，戴本没有。会贞按：今天称为芝川河，发源于韩城县西面的梁山。水向东南流，经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南面。朱本《笺》说：旧本作尚，谢氏说宋本作尚在，吴本改作南，似乎有误。赵本认为南字正确，戴本说《大典》本已经作南。会贞按：明抄本也作南。殷济无从考定，根据下文永嘉四年的记载，应是晋代人。精舍在今天韩城县西面。民间称为子夏庙。会贞按：这是因为下文有子夏庙，且与这里相近，因而造成了错误。陶水又向南流，经高门南面。朱本把陶误作河，赵本改渠，并说：《寰宇记》引文作陶水，按照下文应是渠水；高门下又脱去原字。郦道元按：《大典》本作陶。大概是层层土阜崩塌残缺，所以有高门这一水流名称。朱本作东门，赵、戴二本改为高门。赵一清说：按《寰宇记》同州韩城县条下引《水经注》说，高门原南面有层层土阜，高耸秀出云表，民间称为马门原。今本没有这段文字。《名胜志》引注文说，层层土阜相连，秀出云表。水又向东南流，经华池南面。华池方圆三百六十步，在夏阳城西北约四里。所以《司马迁碑》说：高门、华池，都在这里的夏阳。朱本下面有西城北汉阳太守殷济精舍四里所十四字，赵本把西城改为城西。戴本认为这十四字是上文衍文重复出现在这里，因而删去。会贞按：戴本删去是对的。如今高门向东距离华池三里。会贞按：《史记·自序》说，司马靳葬在华池，司马昌等葬在高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索隐》按：《司马迁碑》说，华池在夏阳西北四里，高门在夏阳西北，距离华池三里。《括地志》说，高门原在韩城县西南十八里，华池在县西南七十里；唐代的韩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溪水又向东南流，经夏阳县故城南面。赵本把溪水改作渠水，并说就是陶渠水，下文也相同。会贞按：上文《崌谷水注》又改称溪水，这里也把这条水称为溪水，说明只是变换文辞，并不是讹误，不必改动。服虔说：夏阳是虢国的城邑，在大阳以东三十里。朱本下面衍有城南二字，戴本删去。《笺》说：《春秋·僖公二年》记载，虞国军队和晋国军队灭亡下阳。杜元凯说，下阳是虢国城邑，在河东大阳县。孙氏按《汉书·地理志》弘农郡陕县注说，旧虢国在大阳；冯翊郡夏阳县注说，旧少梁，龙门山在北面；所以这是两个地方，即下阳和夏阳。《公羊传》把下阳作夏阳，服虔沿用了它，错了。会贞按：《谷梁传》也作夏阳，《左氏传》作下阳。据服虔的说法，他所见的本子作夏阳，因此解释夏阳并没有错；如果把它当作夏阳县，那就大错了。看下卷叙述下阳县时，郦道元明明引用《纪年》灭下阳的事，难道不知道服虔所说的夏阳就是下阳吗？怎么能把它引来作证？服虔这一段话，应该是后世不学之人的增附。又考《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服虔说作下阳，大概裴骃因为《史记》正文作下阳而改写。既然是下阳，后人怎么会妄自把服虔的话加在这里呢？水又流经高阳宫北面。郦道元按：高阳宫应当在今天韩城县西南。又向东南流，经司马子长墓北面。会贞按：《括地志》说，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韩城县志》说，在县南芝川镇东南的司马岭。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司马迁遗文，赞叹其功德伟大，于是修建石室，立碑并竖立桓表。朱本误作柏。赵本改作桓，并说《隶释》所载作树垣。何焯说：应当作桓，指的是竖立标表。《说文》说，桓是亭传的标表。徐锴《系传》说，表柱两根并立称为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十步〕 汉代制度规定，亭传的标表有四角，竖立大木，用方形木板贯连，称为桓；它是标志县治所在的表，两边各竖立一根。所谓立碑树桓，就是标表的制度。宋人抄本避庙讳，缺笔写成●，后来辗转讹作柏字。戴本作桓。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桓。《太史公自叙》说：司马迁生在龙门，这里就是他的坟墓所在。溪水向东南流入黄河。会贞按：《水经注》记述崌谷水、陶渠水分别流入黄河；如今溪水、芝川河的下游共同流入黄河，大概水道已经发生了变迁。从前魏武侯和吴起乘船沿黄河漂流而下，赞美黄河山川的险固，就是在这里。朱本把武侯误作文侯，赵、戴二本相同。会贞按：《史记·吴起传》说，吴起任西河守时，文侯曾有相关事迹；吴起乘船沿西河而下，在河流中段对魏武侯说，山河的险固美妙啊，这是武侯的事。这里把文侯写成武侯无疑是错误，现予订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里、三里、十八里、七十里、三十里、二年〕

译黄河又向南流，徐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又把南字误作西。戴本改作《注》，把西改为南，全、赵二本相同。徐水从西北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里、四年〕 按照汉代的制度，亭的标志设在四角，竖立大木，用方形木板贯连起来，称作“桓”，用来标明县的治所，两边各竖立一根。立碑、树桓，不过是标示界限的制度罢了。宋人的抄本因避庙讳，缺笔写成“●”，后来讹误为“柏”字。戴震本作“桓”。赵守敬按：《永乐大典》本和明代抄本都作“桓”。《太史公自叙》说：“司马迁生于龙门。”这里就是他的坟墓遗址所在之处。溪水向东南流，注入黄河。会贞按：《水经注》叙述崌谷水、陶渠水分别流入黄河；如今溪水、芝川河的下游也都汇入黄河，大概是水道已经发生变迁了。从前魏武侯与［此处疑脱人名］乘船顺河而下，赞叹黄河山川险固，说的就是这里。朱震本将“武侯”作“文侯”，赵一清、戴震本也如此。会贞按：《史记·吴起列传》说，吴起担任西河郡守，这是魏文侯时的事；吴起乘船顺西河而下，在河流中部对魏武侯说：“山河的险固真美啊！”这是魏武侯时的事。因此这里把“文侯”写成“武侯”，无疑是错误的，现予订正。黄河又向南流，徐水注入黄河。朱震本将这八个字讹作《经》，把“南”误作“西”。戴震改作《注》，并把“西”改为“南》，全祖望、赵一清本也作如此改订。水源出自西北方。梁山。（赵氏认为“出”字下衍“县”字。）守敬按：郦道元称崌谷水出县西北的梁山；在记述陶渠水、徐水时，也都说它们出于县西北的梁山，大概也是相对于县城而言，正应合梁山在夏阳西北的说法，并不是笼统地相对于下游在东南而言，所以指出在西北。不过，徐水就是今天的桥头河，发源于合阳县北梁山东面的峪谷，实际上在古夏阳的西南方。郦道元严格遵守古说，所以也说它出于西北梁山。水向东南流，经汉武帝登仙宫的东面。守敬按：《合阳县志》说，今有宫城村，在县东北三十里；又有仙宫乡、仙宫里，在县北，都是因汉代旧宫而得名。这样看来，宫址应当在县北偏东一带。水向东南流，穿过疆梁原。（朱本把“原”误作“石”。赵氏改，并说《寰宇记》引文作“原”。）疆梁原在今朝邑县。《汉书·地理志》在左冯翊褱德县下说，《禹贡》所称北条荆山在县南，山下有强梁原。《方舆纪要》说，俗称朝坂，就是荆山的北麓。戴氏增“原”字，并把“石”改为“右”，下接后文。会贞按：《寰宇记》在朝邑县条下引《水经注》说，洛水向东南流经强梁原，俗称朝坂。这显然是《洛水》篇的文字，但今已散佚。所说的强梁原，就是《汉书·地理志》褱德县的强梁原，也就是顾祖禹认为的荆山北麓。赵氏也知道它在朝邑县。既然徐水所经之地不属于朝邑县，为什么要牵连到这里呢？这个原野应当在今合阳县东北，大概与朝邑县的原野相连接。水经刘仲城北面。守敬按：《通典》说，河西县有刘仲城。《合阳县志》说，城在县西二里，与此注文不合，应当在县北。这是汉高祖兄刘仲的封邑，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合阳，是国名。”朱本作“邵阳”，《笺》说孙星衍认为应作“合阳”。按《史记·高祖本纪》，代王刘仲抛弃封国逃亡，后来自己到雒阳归降，被废为合阳侯。《索隐》说，合阳属于冯翊；《正义》说，因为它在合水北岸而得名。戴氏改作“合”。赵氏说，按《史记·年表》，合阳侯名喜，徐广说又名嘉，那么“仲”是他的字。《索隐》说，属冯翊。又《汉诸侯王表》作“合阳”，《王子侯表》也作“合阳”。《寰宇记》说，冀州信都县有合阳城，是汉县；汉高祖时，代王喜弃国投降，被降封为合阳侯。后汉时并入扶柳县。旧的地理书都已失去其所在记载，大概在今郡的东部边界。《地理志》说，平原郡有合阳县，是侯国；王莽时改名宜乡。乐史的记载因此是错误的。守敬按：汉代三辅地区，通常不把侯国作为县的附注，所以三辅各县都没有注明侯国。刘仲的封邑应当在平原郡，指汉高祖八年封刘仲为侯一事。赵氏认为“是也”上应增“元年”二字，并说：“是也”二字，黄本作“元年”；“元年”以下有脱文，“是也”大概是衍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原作“高祖八年，侯刘仲，元年”。全本、《史表》似乎没有脱文。吴本把“元年”改成“是也”。朱本相同，戴氏也从之，文意可以通。赵氏改成“元年是也”，又提出有脱文和衍字的推测；后来的各家校改，都是由此而来。《史记志疑》说，刘仲降封为侯，应在高祖七年，《史记》和《汉书》的表都误作八年。因此注文写八年，是沿袭《史记》《汉书》的错误。此句以下，全部依据曹学佺本增入“又径姚武壁南”六字；赵氏也以曹本为依据，认为今本没有“姚武壁”，是有脱漏。不过《名胜志》引《水经注》作“河水又径刘仲城北，又径姚武壁南”，而郦道元原书说的是徐水经过刘仲城，并不是河水。这里也有不相合之处，姑且保存下来等待考证。水向东南流经子夏陵北面。会贞按：陵墓应当在今合阳县东北。向东流入黄河。

译黄河又向南流，经子夏石室东面。（朱本把这十个字误列为《经》，并把“水”误作“入”；戴氏改为《注》，将“入”改为“水”，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南北两处有两座石室，临近河岸山崖，就是子夏的庙室。孙星衍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谒泉山又名隐泉山，在汾州隰城县北四十里。《水经注》说，山崖陡峭如墙，崖壁半腰有一座石室，距离地面五十丈；山顶是十多顷的平地。《隋国集记》说，这就是子夏石室。子夏晚年退居西河住在这里，有卜商神祠，现在还存在。守敬按：《正义》所引《水经注》见于《文水》篇，并没有说是子夏石室。《正义》以《隋国集记》为依据，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但《索隐》却说石室在河东郡西部边界，大概靠近龙门；又引刘氏的话说，如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和学堂，指的就是这里。又说它在河东郡西部边界，大概靠近龙门；并引刘氏的话说，今同州河西县有子夏石室、学堂，指的就是这里。《合阳县志》记有子夏洞，在县东南的飞浮山。黄河又向南流，经过汾阴县西面。黄河东岸临接汾阴脽。（朱本把“脽”误作“睢”。）守敬按：汾阴脽详见《汾水》篇。县的古城在脽旁。守敬按：《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说，汾阴县治在脽丘之上。汉代县属河东郡。后汉、魏、晋沿袭，刘渊时废除，后魏重新设置，成为北乡郡治，在今荣河县北十里。汉高祖六年，封周昌为侯国。守敬按：见《史记》《汉书》的侯表。《魏土地记》说，河东郡以北八十里有汾阴城。会贞按：后魏河东郡在今永济县东五里，汾阴故城在今荣河县北十里。唐代及宋初的宝鼎县，就是今荣河县县治。《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宝鼎县距河东一百一十里；这样看来，按唐、宋里数计算，汾阴故城也大约距河东一百二十里。后魏的里程可能较短，这里所说的八十里必定有误。城北距汾水三里。城西北角叫脽丘。孙星衍说：在今荣河县西北。丘上有后土祠。守敬按：《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说，后土祠在汾阴县西。《地形志》说，泰州北乡郡的汾阴县有后土祠。《元和郡县图志》说，后土祠在宝鼎县西北十一里。《封禅书》说：“元鼎四年，开始在汾阴脽丘建立后土祠。”说的就是这件事。守敬按：《史记·封禅书》说，天子于是向东行，开始在汾阴脽丘建立后土祠。根据《汉书·武帝纪》，事情发生在元鼎四年，所以徐广用它来注《史记》，这里也兼采了这一说法。又有万岁宫。守敬按：《三辅黄图》说，汾阴有万岁宫，是汉武帝所建。《寰宇记》说，万岁宫在宝鼎县北九里。汉宣帝神爵元年，驾临万岁宫，向东渡过黄河，这时神鱼在河中跳舞了。（守敬按：以上四句是《汉书·宣帝纪》的文字。）从前赵简子沉杀栾激。朱本《笺》说，《吕氏春秋》作“栾徼”；戴氏改作“徼”。守敬按：见《吕览·骄恣》篇，而《说苑·君道》篇作“栾激”，《金楼子》卷六也相同；《寰宇记》宝鼎县条、《名胜志》荣河县条也都作“栾激”。《汉书·扬雄传》作“徼名当世”，颜师古说，“徼”有的版本作“激”。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字字形相近而发生讹误。赵简子在这里说：“我喜欢声色，这个人却使我得到声色；我喜欢贤士，六年中却没有进用一个人；这是增长我的过错而压抑我的优点。”朱本脱去“长吾”二字，把“绌”误作“点”。《笺》说，《吕氏春秋》作“是长吾过而绌吾善”。赵、戴二氏补“长吾”，戴改“黜”，赵改“绌”。君子认为他能够责罚自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里〕 黄河又经过合阳城东面。（朱本把这八字误列为《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守敬按：汉代该县属左冯翊，后汉、魏时属华山郡。《合阳县志》说，今县东南西河乡有合阳里。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攻打秦国，到达郑地后返回，修筑雒阴、合阳二城。（朱本误作“汾阴合县”，赵氏把“县”改成“阳”，并说依据黄本；戴氏作“阳”。）守敬按：明抄本作“阳”，考《史记·魏世家》可知。又按《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向西攻秦，到郑地后返回，修筑雒阴、合阳。赵、戴只知道“合县”是“合阳”的错误，却不知道“汾阴”也是“雒阴”的错误。又考《六国表》，魏文侯十七年正是周威烈王十八年，这里的“十七”是“十八”的错误。只是《六国表》记载魏国这一年筑洛阳，并不正确，应当是“洛”字下脱去“阴合”二字。这就是此城。这里原有莘邑，是太姒的封国。守敬按：《括地志》说，古莘国城在河西县南二十里。《世本》说，莘国为姒姓，是夏禹的后代。《合阳县志》说，县东南有有莘里。《诗经》说：“在合水的北面。”守敬按：《说文解字》“合”字下引文也作“合”，现在的《诗经》作“洽”。“在渭水的岸边。” 又说：“继承女子的，是莘国；长子，是太姒。”守敬按：以上都是《大雅·大明》篇的文字，说的就是这里。城北有瀵水。（朱本把“有”误作“在”，下又衍“北”字；赵氏依据孙潜改正并删去，戴氏也改删。）水向南流，距离另外两条水各有几里。全祖望说：就是指渭水、合水。会贞按：瀵水就是合水。说指合水是对的，说指渭水则不对；渭水距离这里一百多里，怎么能说只有几里？仔细推究注文，原来指的是下文所说城内、城南的两条瀵水。此水向东流经城内，向东注入黄河。又在城内中部一侧有瀵水。（朱本把“内”误作“南”，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内”。瀵水向东南流出城，注入黄河。城南又有瀵水，向东流注入黄河。（朱本在“流”字下衍“东”字，赵氏根据《寰宇记》引文删去，戴氏也删去。）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引文没有“东”字。水的南面还有文母庙。守敬按：《寰宇记》合阳县条说，今有文母祠，列在祀典中。《陕西通志》说，太任、太姒二圣母祠，在合阳县东南四十里的夏阳镇。庙前有碑。（朱本脱“庙”字，赵、戴二氏补入。）

译距离城十五里，水就是合水。《合阳县志》说，洽河在今县西北三十里，源头出于梁山西面的山谷；汉明帝永平年间断流，后来又恢复。当地人很重视它，称为金水。守敬按：注文叙述瀵水共有五处，三处在黄河西岸，一处在黄河东岸，一处在黄河中的沙洲上。这里上面说的三条水，是黄河西岸的水。考察《元和郡县图志》，中瀵水、蒲池瀵水和南瀵水，都在今合阳县境内。蒲池瀵水大概就是这座城北的水，中瀵水大概就是城内的水，南瀵水大概就是城南的水；这样称为黄河西岸的三条水，与注文相合。但《合阳县志》说，洽河之外又有王村瀵、鲤瀵、东鲤瀵、渤池瀵、夏阳瀵五水，都从县东南四十里的平地涌出；这样黄河西岸的瀵水共六处，与注文不同。合阳县就是因此水而得名。所以应劭说：“它在合水的北面。”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上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也相同。黄河又向南流，瀵水汇入其中。会贞按：下文说这条瀵水经过蒲坂西面注入黄河，那么它应当在陶城南面。注文先叙述瀵水注入黄河，后叙述黄河经过陶城，大概是因为上文连续叙写瀵水，所以类及此处。不过这样看来，注文不应实写作“黄河又向南流，瀵水汇入其中”，应当写作“黄河向东流，又有瀵水汇入”，才相合。水发源于汾阴县南四十里，向西距黄河三里。在平地上开出源头，泉水从地下喷涌而上。（朱本把“濆”作“溃”，《笺》说应作“濆”，赵、戴二氏改正。）大小大约如车轮，深度深不可测，俗称瀵魁。守敬按：《寰宇记》说，瀵水出临晋县西三十八里。《一统志》说，瀵魁泉在荣河县南赵村。古人堵塞水流，把它蓄成陂塘，用来种稻。会贞按：《隋书·杨尚希传》说，杨尚希任蒲州刺史时，引瀵水、筑堤防，开垦稻田数千顷，百姓依靠它获利，大概是沿用了古人的旧迹。东西长二百步，南北宽一百多步。赵氏说：按《九域志》，河中府古迹条引《水经》说，瀵水发源于汾阴县南四十里，周长一百八十步，冬暖夏凉，清澈见底。今本似乎有所缺失。（与合阳瀵水隔河相对。）河中的沙洲上，朱本没有重复“河”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又有一条瀵水。守敬按：这条瀵水如今已无法考察。各条瀵水都在地下相互连通。（朱本把“潜相通”作“相潜通”，赵氏依据《尔雅注》校改，戴氏也改同。）所以吕忱说：《尔雅》称，水源虽从不同地方涌出而同归一流的，叫作瀵水。赵氏说：按荣河县原属汉代汾阴县，道元为什么不采用郭璞《尔雅注》的原文，只摘录吕忱《字林》几句话，致使与经典完全违背，大概是故意用来显示博闻。现在把有关文字列在左边，以纠正他的错误。《尔雅·释水》说：“瀵，大水从底部涌出。”郭璞注说：“如今河东汾阴县有一个像车轮那么大的水口，水沸腾般涌出，深不可测，称为瀵。冯翊合阳县也有瀵水，也是这样；两处相距几里，夹在黄河两岸。黄河中的沙洲上，又有一处瀵水。各瀵水的源头都在地下相通。汾阴的瀵水，人们堵住水流把它蓄成陂塘，用来种稻；人们把水源涌出的地方叫作瀵魁，就是这里。‘尾’仍然是底部的意思。”守敬按：郦道元上文所解释的内容，就是抄录并改写郭璞的注文；因为郭本《尔雅》“瀵，大出尾下”难以理解，所以改用吕忱所引《尔雅》的文字。虽然这样可以显示博闻，却有很深的用意。赵氏竟然因此责难郦道元，是疏于考察。瀵水向西南流，经过蒲坂西面，向西流入黄河。黄河又向南流，经陶城西面。（朱本把这八字误列为《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守敬按：《括地志》说，陶城在河东县北三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说，在县北四十里。今永济县北有陶邑乡。舜曾在黄河岸边制陶。守敬按：这是《史记·五帝本纪》的文字。皇甫士安认为陶城是定陶。守敬按：皇甫氏的说法详见《瓠子河注》，但陶城不在这里。可是陶城在蒲坂城北，蒲坂城就是舜所建都的地方。守敬按：详见下文蒲坂县。这里向南距离历山不远。守敬按：历山也详见下文。舜有时耕作，有时制陶，地点在哪里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在定陶才算“陶”呢？舜制陶的地方，这里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孟津有“陶河”的称呼。守敬按：见下卷孟津条。这个名称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守敬按：《魏书·孝庄帝纪》说，皇帝巡视黄河，向西到达陶渚。根据《北史·尔朱荣传》，陶渚在河阴西北三里，位于南北长堤以西，也就是孟津的上游。郦道元说陶河之名从陶城开始，并不是没有根据。南面正对蒲津关。守敬按：《魏志》说，曹操西征马超、韩遂时，夜间渡过蒲津关，就是这里。《元和郡县图志》说，蒲坂关又名蒲津关，在河东县西四里。《新唐书·地理志》说，河中府河西县有蒲津关。《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名为大庆关；现在称新大庆关，在朝邑县东北。《汲冢竹书纪年》说：魏襄王七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隐王三年。）秦王到蒲坂关来会见。四月，越王派公师隅来进献乘舟、始罔以及舟三百艘、箭五百万支，还有犀角、象牙。（朱本《笺》说：《竹书纪年》作“越王使公师来献舟三百，箭五百万，及犀角、象齿”。） 沈炳巽说：今本《竹书纪年》没有“乘舟始罔及”五字，我认为“始罔”可能是乘舟的名称。后来看到何焯再次校订的本子，也这样说。黄河又向南流，经过蒲坡县西面。守敬按：汉代班固《地理志》作“坂”，该县属河东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时成为河东郡治，在今蒲州府城东五里。

译《地理志》说：“这个县原来叫蒲。”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原名蒲，秦代改名；王莽又改名蒲城。应劭说：秦始皇东巡时，看见有一条长坂。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长原又名蒲坂，在河东县东二里；原上出产龙骨。因此加上“坂”字。孟康说：晋文公把蒲邑作为财礼送给秦国，秦人又把蒲还给魏国，魏人高兴地说“蒲返回来了”，所以称为蒲反。全祖望说：孟康的解释，是把魏寿余的事情和其他说法混杂在一起。薛瓒注《汉书》说：《秦世家》把垣地称为蒲反。戴氏说：按《汉书》原文作“《秦世家》云，以垣为蒲反”，这是《史记·秦本纪》的话。《索隐》说，“为”应当是“易”，大概是字形讹误。这样看来，这个地方本来并不叫蒲。守敬按：以上是应劭、孟康、薛瓒的说法，颜师古的注中都收录了，并认为应劭的说法正确。王先谦《补注》说，《秦纪》《魏世家》都称蒲坂，在秦始皇以前就有此名，所以应劭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考察经书和史传，既然没有蒲这个名称，那么魏地改用秦名又是在什么时代？班固《地理志》所依据的材料已经无法考明。皇甫谧说：这里是舜建都的地方。有人称它为蒲坂，有人称它为平阳。守敬按：《汾水注》在平阳条下说，尧、舜都曾在这里建都，本于此说。又有人说是潘县。（朱本把“潘”误作“瀵”。）赵氏说：按舜都在广宁，就是今天直隶的怀来县，汉代属上谷郡的潘县。颜师古说，读音为“普拌反”。胡三省《通鉴注》说，根据《水经注》，“潘”应当改作“瀵”。但是他引用皇甫士安的书时，又说有人称蒲阪，有人称潘。由此可知，宋代刊本《水经》已经把潘误作瀵。梅文鼎不能决定应当从哪一种说法，只是给后学增添了疑惑。《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都作“潘”，《水经注·汾水》篇的注文也可见到这一点，大概因为瀵水位于黄河中央的沙洲上，不可能作为建都之地。守敬按：皇甫谧的说法，见于《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作“潘”。这里的注文旧本把“潘”误作“瀵”，而《水经注·汾水》篇仍作“潘”。（《集韵》中有潘县，没有瀵县。）梅文鼎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七时见到这里的“瀵”字，不能审定并改正。全祖望却以为自己发现了独到之处，把它收入《水经注校》本，还特别标记在《经史问答》中；没想到这样一个单字讹误，像梅文鼎、谢山这样精于考订的人也被它蒙蔽了。如今城中有舜庙。守敬按：《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戴延之《西征记》说，蒲坂城中有舜庙。《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永初山川记》也这样说。《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巡幸蒲坂，派使者祭祀虞舜，修缮尧、舜、夏禹的庙宇。魏代秦州刺史治所在太和年间迁都后，州被撤除。按钱大昕《考异》认为“秦州”应是“泰州”的错误，但这个说法很有辨析而仍未完全合适。大概雍州、秦州都是关西地区的州名；魏先在这里设置雍州，后来又在这里设置秦州，这些记载相互承接，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试用《资治通鉴》来考察这件事：宋文帝元嘉五年二月，魏改年号为神䴥。三月，夏人重新攻取长安。雍州原本治所在长安；当时夏人夺取长安，魏仍想得到它，于是就在这里设置雍州。又过了九年，元嘉十四年正月，魏改年号为延和；六月，杨难当任命儿子杨顺为秦州刺史，驻守上邽。元嘉十三年条下说，赫连定向西迁徙时（在元嘉八年），杨难当于是占据上邽；秋季，魏军讨伐他。杨难当害怕了，收集上邽的守军，退回仇池。这样看来，赫连定西迁以后，秦州被杨难当占有；这一年才进入魏的控制范围，应当是魏太延二年，在延和元年之后四年。因此延和初年魏想取得秦州，所以在这里设置秦州；这与神䴥初年想取得雍州，先在这里设置雍州的情况相同。钱大昕却说，延和元年秦州刚刚纳入版图，没有再次设置秦州的道理，这是考察不周。只是《地形志》在北华州条下说，太和十五年设置东秦州，其地在这里西北；那么当时这里的秦州显然已经改名。大概是在取得原秦州之后，把这里改为泰州，所以史书多称泰州。隋代《太仆卿元公墓志》说，元公的曾祖元忠曾任相州、太州刺史。“太”与“泰”通用，这也是魏代有泰州的证据。《地形志》和此注文都略述了泰州改名的事情，钱氏专据“泰州”立说，也没有考察清楚。设置河东郡。会贞按：河东郡旧治所在安邑，见《涑水注》。《寰宇记》在蒲坂故城条下说，后魏神䴥元年，把郡治从安邑迁到这座城，并不是太和年间才在蒲坂设置郡治。大概当时撤销州，只保留郡。郡中有许多流徙杂居的居民。（朱本把“流杂”误作“流离”。赵氏改正，并说黄本作“流杂”，后卷注文中多次出现，可能是魏、晋时期的用语；戴氏也作“杂”。）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杂”。《济水》《汾水》两篇注文也误作“流离”，而《沔水》篇三次作“流杂”，都没有错误。考察《齐书》，北兖州东平郡淮安县，划出直渎、破釜以东的地区，在淮阴镇下游安置流徙杂居的一百户。又《吕安国传》说，郢州、司州之间，流徙杂居的人很多，这些都可证明“流杂”是指迁徙居民。这里称作流徙居民。居民中有一个姓刘名堕的人，向来擅长酿酒。他汲取河水酿酒，酒酿成后香美醇厚；在悬食同枯枝之年，排在桑落之时。（朱本《笺》说“悬食”二字有误，且有脱字。）

译按《洛阳伽蓝记》，河东人刘白堕善于酿酒。六月中，用瓦罂盛酒放在太阳下曝晒，经过十天，酒味仍不改变，饮起来香美。朝廷贵人相隔千里馈赠这种酒，把它命名为鹤觞。《齐民要术》说，十月桑叶落下、天气刚开始结冰时取水酿酒，是酿造上等春酒的时节；正月晦日取水，是酿造中等春酒的时节。赵氏说：按宋代李垕注《东坡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引用《水经注》的这两句话完全相同，可见这种说法流传已久。因此这种酒便得到桑落的名称。守敬按：《魏书·汝南王悦传》说，曾用桑落酒侦候元义。庾信诗中也有“蒲城桑落酒”。然而这种香酒的颜色清白，像淘米水一样；另有一种香气，不同于其他酒。像兰花和麝香一样芳香，自然形成清逸的香味。赵氏说：《通鉴注》作“馨远”。各地进贡选送的酒中，这是最好的酒。无论王公还是普通朋友，凡是牵衣拂袖相互招邀的人，常说：“索郎有顾，希望与你同游。”索郎是“桑落”的反切语。这个名称又成为文人笔记中的佳句和中书省文士间的雅谈。郡南有历山。（朱本在“山”下衍“也”字，赵氏相同，戴氏删去。）称为历观，是舜耕种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也”字应删去。有舜井。守敬按：《瓠子河》篇引郑玄说，历山在河东，现在还有舜井；又引扬雄《河东赋》说，登上历观远望，姑且在黄河岸边游览。《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戴延之《西征记》说，蒲坂城南二十里有历山，是舜耕种的地方。晋灼说，历观在蒲坂县。颜师古说，历山上有观。《括地志》说，历山南面有舜井。《一统志》称引旧志，说历山在蒲州东南三十里。会贞按：曾巩《齐州二堂记》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于历山，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制陶，在寿丘制造器物，又到负夏谋求生计。郑康成解释说，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是卫地。皇甫谧解释说，寿丘在鲁国都城东门北面；所谓河滨，是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按我考察，耕作、制陶、捕鱼都是舜早年的活动，应该发生在同一时期，所以地点不应相距很远。郑、皇甫两家的解释中，雷泽、河滨、寿丘、负夏都在鲁、卫之间，彼此可以相望；这样历山就不应独自在河东。孟子说舜是东夷人，那么历山应当在齐地。可是按《图记》，都说《禹贡》所称的雷首山在河东，妫水从那里发源；而这座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之一。我考察《虞书》和《五帝本纪》，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后来居住在妫水弯曲处，那么舜耕历山和居住妫汭大概不是同一时期，地点也应当不同。世上那些好事的人，只因为妫水发源于雷首山，就迁就附会，说历山是雷首山的别名，实在没有考察事实。妫水、汭水从这里发源：南面的一条叫妫水，北面的一条叫汭水。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河东县有妫汭水。《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地记》说，河东郡首山东北的山中有两股泉水，向南流的叫妫水，向北流的叫汭水。现在有妫水，从历山北面发源，向南流，汇合从东面来的汭水，再向南流入黄河；大概不是注文所指的水。注文下文说水向西经过历山，又向西流入黄河，而今水却向南流入黄河，方向不同。这是因为古代的妫汭水后来被涑水夺流，后人便另指一条水来充当它，详见后文涑水条下。水向西流经历山下。（朱本把“西”误作“乃”，赵氏依据沈炳巽校改为“西”，戴氏也改同。） 山上有舜庙。守敬按：《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山上有舜庙，大概郦道元就是依据这条记载。《通典》说，河东有妫汭水，今天那里还有舜庙。这座庙是北周宇文护所建，应当是宇文护重修或改建的。晋代周处《风土记》说。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记载，《风土记》三卷，为晋平西将军周处所撰；《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作十卷。旧说舜葬在上虞。又记载说，舜在历山耕作；而在始宁、剡二县交界的山上，舜耕作的田地下有许多柞树，越地之间把柞树称为枥，所以叫历山。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风土记》说，舜是东夷人，生于桃丘、妫水弯曲处、损石以东。旧说舜是上虞人。桃丘就是姚丘，与损石都是确指地点；但引文没有记载舜葬在上虞以及在历山耕作的事，与郦道元所引文字互有删节。《寰宇记》引《郡国志》说，上虞县东有姚丘，就是舜的葬地；再向东有谷林，就是舜出生的地方；又有历山，舜曾在那里耕作。这与周处的说法大致相同。我考察认为，周处这篇记载不合情理，作为传闻还可以，作为确证则不行。怎么能借用树木的异名，把不同地方的山名强行附会在一起，来牵合大舜，就像把宁壤当作舜都一样？朱本作“宁怀”，《笺》说“宁”字有误，应作“宁怀”。《括地志》说，河内郡获嘉县有宁城；怀县也属河内郡；妫州怀戎县西面又有舜井。《路史·国名记》说，阳处父出使卫国，经过宁地，宁又作宁。全祖望说，“宁怀”应作“宁壤”。“宁”与“宁”通用，就是指舜都广宁。朱氏强行引用河内的宁城，这与舜有什么关系？又引用妫州怀戎的舜井来解释“怀”字。郦道元在世时，哪里有怀戎这个地名？大概是说，把历山在东越，正如把广宁的土地说成舜都一样。赵氏说：“宁”与“宁”读音相同，可以通用。朱氏引用《路史》时本来就这样说，后来为什么又把它当作误字？这更是违背地方志记载的本体，也偏离了实录的一般原则。说历山、妫汭在这里既然正确，那么把它们放在彼处就不对了。《尚书》所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汭”，指的就是这里。会贞按：这是《尧典》的文字。孔安国说：居住在妫水之内。会贞按：《书传》作“妫水之汭”，《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和《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也都相同。《释文》说，“汭”是水的内侧。

译郦道元难道是用训诂解释来代替原来的字吗？下文王肃、皇甫谧、马融的说法，都见于《太平御览》。王肃说：“妫汭，是虞地的名称。”皇甫谧说：“把两个女儿嫁到妫水的弯曲处。”马季长说：“水流汇入的地方叫汭。”朱本把“入”作“出”，赵、戴二氏相同。守敬按：《禹贡》雍州篇说“泾水属于渭水的汭”。《释文》说，马融认为“属”就是“入”。《说文解字》说，汭是水流相互汇入。因此马融《尚书注》应当是：“属，就是入；水流汇入的地方叫汭。”《太平御览》引文也作“入”。现在订正。这样看来，汭似乎不是水名。守敬按：汭本来就不是水名。阎若璩广泛引用《左传》中的汉汭、渭汭、洛汭、雒汭、夏汭、罗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等名称来说明这一点。但现在所见有两条水，源头不同而共同汇流，混合后向西注入黄河。黄河向南流经雷首山西面。（朱本把这八字误列为《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朱本在“南”字上有“又”字，戴氏删去。）守敬按：明抄本、黄本都没有“又”字。山临近黄河，北距蒲坂三十里。《尚书》所说的壶口、雷首山就在这里。（朱本脱“也”字，全、赵、戴三氏增补。）守敬按：这是《禹贡》的文字；壶口详见《汾水》篇。俗称它为尧山。守敬按：《寰宇记》说，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山上有旧城，世人又称尧城。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故尧城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阚骃说，蒲坂是尧的都城。（张澍说：按皇甫谧说，蒲坂是舜的都城；阚氏认为是尧都，不知依据何在。）按《地理志》说，县内有尧山、首山祠。（朱本把“首”作“有”，下缺“山”字；赵氏依《汉书·地理志》改正并增补，戴氏也改增。）守敬按：《郊祀志》记首山，晋灼说，《地理志》所称首山属于河东蒲坂。这是《地理志》确实作“首山”的证据。郦道元说雷首山俗称尧山，是把雷首山当作尧山；而《汉书·地理志》却明确列出尧山、首山两座山。所以钱坫说，尧山在今蒲州府城东南十五里，首山在府城南三十里。王先谦说，《地理志》记载有两座祠，首山大概是祭祀伯夷、叔齐的祠，尧山就是祭祀尧的祠。雷首山在南面。守敬按：《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作“东南”，但郦道元称山北距蒲坂三十里，显然是完全依据《汉书·地理志》，以在南面为准。事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情况。（戴氏作“似”。）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详细考察。会贞按：《海内东经》郭璞注说，各地山川有的同名而实际不同，有的实际相同而名称不同，有的同一实际却有多个名称；似是而非，似非而异，而且年代久远，古今发生变化，语言有楚、夏之别，名号也不一样，无法详尽考察。郦道元所依据的，大概是雷首、尧山、首山的名称互相错杂，真伪难以确定，所以说无法详考。又向南流，涑水注入黄河。（朱本把这六字列为《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水发源于河北县的雷首山。河北县的情况，详见后文永乐涧水条下。全祖望说：这里是河北县的另一条涑水，不是闻喜县的涑水。因为闻喜县的涑水，《水经·涑水》篇说发源于东山黍葭谷，《注》说流到周阳与洮水汇合。《通鉴地理通释》所说的、位于陕州夏县北四十里的，就是这条水。河北县的涑水就是雷水，也就是阳安涧水；《地理通释》所说的、位于河中府临晋县东十二里的，就是这条水。近人把两条水合并为一条。乐史说，涑川从闻喜县连接到黄河。如今《涑水》篇只说涑水流入张泽，却没有说张泽流入哪里；又说涑水向西北距蒲坂十五里。这样看来，闻喜县的涑水流入之处，正好与河北县涑水的发源处相接，而且都称为涑水。郦道元没有仔细分辨，把两处都引用《左传》“伐我涑川”的话，已经造成混淆。等到读《唐书·地理志》，才知道虞乡县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贞观十七年由蒲州刺史薛万彻开凿，从闻喜县引水流入临晋县，用来灌溉田地。于是恍然大悟地说：“这就是两条涑水汇合的地方。”《盐池图说》说：“涑水的中下游多狭窄，到了临晋，小溪各水都汇入其中。”但它不知道，涑水本来流到张阳就止了；所谓“中下游多狭窄”，是人工开通河道造成的。过了这里，才又是另一条涑水。至于《左传》所说的涑川，则在闻喜，不在蒲坂，大概因为王官城也在闻喜的缘故。郦道元按：全祖望的说法考辨得很详细，但涑水实际上并不是有两条。涑水的别名叫洮水，而把它截分为两段，则是从金天氏开始的。《左氏传》说：“台骀能够治理他的职事，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使人居住在太原，帝因此嘉奖他，把他封在汾川。”那么，张阳泽就是台骀留下的遗迹，所以《禹贡》说：“已经治理太原，直到岳阳。”这大概是治理汾水、洮水。所谓“修”，是修治鲧的功业，工程到岳阳为止。岳阳，就是霍太山的南面；由此可知，治理并没有到达黄河。鲧尚且没有毁掉台骀的功业，到唐代才开沟使水道贯通，这是几千年间水道的一次变化。又可用杜预的话来证明。《左传·成公十三年注》说：“涑水出自河东闻喜县，向西南流到蒲坂县，注入黄河。”这说明两条涑水本来就有相通的水道，所以杜预才这样说。杜预又在郦道元之前，正因为有水道可以沟通，唐人才能开沟使它们汇合。如果两条涑水各不相同，源流截然分开，怎么会说名称相同并且汇合呢？郦道元按：全祖望、赵一清两人的说法，都怀疑闻喜和河北的两条涑水之间有相通的水道，但始终没有实际证据。全祖望说，闻喜涑水的入河处正好与河北涑水的出水处相接，这是对的；但他说《唐志》从闻喜引水流入临晋，可以作为开沟沟通的证据，就不对了。

译因为把水引到临晋，是把水引向北方，并不是开凿河道使它向南流。赵一清引用《左传》所说“疏导汾水、洮水，堵塞大泽”，只能作为张阳泽的证据，不能作为两条涑水相连的证据。引用杜预的话是对的，但也没有说明两水异同的原因。难道是说《水经》记载的涑水流到张阳泽就停止，竟然没有下游吗？大概郦道元是依附《水经》原文进行解释，这并不是他最大的错误，所以不必改写。闻喜涑水的《经》文写到张泽为止，《注》也写到张泽为止。但《河水经》原文却有“又有涑水注入”的文字，郦道元于是就在这里据此作注。他说“水出河北雷首山”，原本应当是“水自河北雷首山……”之类的文字，用来遥相承接《涑水》篇写到张泽的内容。下文又引用《左传》称它为涑川，用以证明它与闻喜的涑水是同一条水，所以不怕再次出现。浅陋的人没有核对《涑水》篇并无下游，便改成“出自雷首山”。无论把涑水划分为两条，还是郦道元两次引用《左传》中关于涑水的文字，他实在都像是健忘了！大概今天涑水从张泽向西流入黄河的河道，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妫汭水河道。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郦道元叙述妫汭水入河在涑水之前，涑水又在渭水入河之前；如果像今天所指称的妫汭水那样，在虞乡南面，那么它入河的位置就远在渭水入河处的下游，与古书和《雅记》都不相合。张泽既然夺取了妫汭水的河道而流入黄河，涑水于是就不再向南流，妫汭水也就没有可以安置的位置了。这样一来，河北涑水也竟然无从着落。涑水改道入河，无法确定是在什么时候，大概发生在宋代以前。《寰宇记》在河东县条下所引用的文字，已经是改写的版本，但又说它经过桑泉县界，这同样是把闻喜、河北两条涑水看作一条。有人怀疑，今天涑水入河的河道在蒲坂，与杜预的说法相合；河北涑水入河，似乎与杜预的说法不同。其实不知道涑水经过河北以后仍向西南流，到蒲坂入河，这与杜预的说法原本并不矛盾。县城北面与蒲坂以山为界。郦道元按：山在河北县北面、蒲坂县南面，横贯两县之间，所以说两县以山分界。这里有夷、齐庙。郦道元按：《御览》卷四十引戴延之《西征记》说，现在河东蒲坂南面的首阳山有夷、齐祠。《寰宇记》说，祠在河东县北三十五里。《一统志》说，在永济县南面的首阳山，并引用《魏书·宣武帝纪》：“正始元年，下诏在首阳山建立夷、齐庙。”又引用蔡邕所撰《夷齐碑记》，其中说此事源自苏腾，这就不对了。魏诏还在首阳山建立周旦庙。《水经注》下卷叙述首阳山时，明确记载苏腾等人所立的碑，因此说的都是河南的首阳山，怎么能把它们牵混到这里呢？只是说汉代已经祭祀它，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汉书·地理志》已经称那里有首山祠。阚骃《十三州志》说：“山又名独头山。”郦道元按：独是兽名，形似猿；这里大概是因山形相似而得名。《初学记》卷二十二引《遁甲开山图》说：“河东有独头山，山上多青檀，可以供良工使用。”《括地志》也说，薄山一名雷首山，一名独头山，是夷、齐隐居的地方。郦道元按：《吕氏春秋·有始览》高诱注说，首山在蒲坂南面、黄河曲折处的中间，是伯夷隐居的地方。山南有古墓，陵墓上的柏树茂盛，墓丘聚集而高大，民间称为夷、齐墓。朱谋误把“也”字写在“其水”之下，赵一清、戴震将其移正。赵一清说：阎若璩《四书释地》指出，《史记正义》说首阳山共有五处，王伯厚考察《曾子》一书，认为在蒲坂、舜都附近的那一处才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比郦道元的《注》更值得征信，但其中已经并存两种说法，大概是无法确定了。郦道元按：钱坫说，马融认为首阳山在蒲坂、华山北面、黄河曲折处的中间，是伯夷隐居的地方。考察古籍，关于夷、齐隐居的首阳山有三种说法：曹大家《幽通赋注》说在陇西，即陇西郡首阳县，在今渭源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说在洛阳东北。《水经注》说，有人认为夷、齐是在这里饿死的，在今偃师县西北二十里。说在这里的这一说法，只是夷、齐所唱的歌自称在西山，而蒲坂的山没有“西山”这个名称。如果以周朝都城以西来解释，那么说在陇西的说法是对的。不过唐代以后，人们都以马融的说法为依据，建祠定祭；考证古迹的人因袭旧说而不加改变，实在很难辨明它真正的位置。这里的水向西南流，也叫雷水。《穆天子传》卷四说：“壬戌日，天子到达雷首。犬戎人在雷首山的山弯处以酒食宴请天子。”郦道元按：《书钞》卷八十二引文也作“雷首”，今本《穆天子传》作“雷水”。于是献上良马四组六匹，天子派孔牙在雷水岸边接受，这就是所说的情形。朱谋《笺》说：《穆天子传》“良马”作“食马”，“受之于雷水之干”作“受之于雷水之平”。赵一清说：按“良马”见于经典。“良马四六”是说所献马二十四匹。“雷水之干”的“干”是水边。《诗经·魏风》说：“把它放置在黄河岸边。”《传》说：“干，就是岸。”朱谋所引用的文字都错了。郦道元按：《左传·闵公二年》说，虢公在渭水曲处击败犬戎。杜预注说，犬戎是西戎中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外的一支。雷首山与渭汭只隔着一条河，所以这里有犬戎并没有什么奇怪。董增龄作《国语疏》，因为韦昭说犬戎在荒服之地，便认为郦道元引用《穆天子传》与犬戎在荒服的说法相矛盾，这是很粗疏的。从前赵盾在首山打猎，在桑树荫下给祁弥明食物。朱谋《笺》说：《左传》作“提弥明”。全祖望说：祁、提读音相近，所以造成讹误。但给食物的另有其人，是灵辄，并不是提弥明。《史记》却把在桑树荫下挨饿的人写作祁弥明，这正是郦道元有意舍弃《左传》而采用《史记》的地方，义门先生所说的“故意这样写以显示博洽”。赵一清说：《公羊传》作“祁弥明”，这里是郦道元有意立异，并不是传抄错误。《史记》作“示眯明”，邹诞生注音说“示眯”读作“祁弥”。郦道元按：提弥明见于《左传·宣公二年》，祁弥明见于《公羊传·宣公六年》。《汉书·古今人表》卷五也作“祁弥明”，“示眯明”见于《史记·晋世家》。《左传·宣公二年释文》和《续汉志注》引用《史记》时又作“祇”，说的就是这里。涑水又向西南流，注入黄河，就是《春秋左传》所说的涑川。郦道元按：《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说：“讨伐我国的涑川。”民间称它为阳安涧水。

译水又向南流，到达华阴。郦道元按：华阴见于《禹贡》，华阴县详见《渭水》篇。至潼关，渭水从西面流来，注入其中。汲郡。朱谋本作“冢”，《笺》说：旧本作“汲都”，是“汲郡”的讹误。吴本改为“冢”，戴震、赵一清改为“郡”。《竹书纪年》说：“晋惠公十五年……”全祖望说：沈炳巽指出，晋惠公在十四年去世，并没有十五年；这里是周襄王十五年。这一年秦国迎纳重耳，第二年才到达黄河《经》文所记的地方，也就是周襄王十六年。《涑水》篇也有同样的错误。郦道元按：《春秋经》记载，晋国里克弑杀国君卓子，在鲁僖公十年正月。晋国使用夏历，这实际上是鲁僖公九年十一月。国君去世后经过一年才改元，所以鲁僖公十年就是晋惠公的元年。到鲁僖公二十四年冬，《春秋》记载“晋侯夷吾去世”。这样，晋惠公实际在位十五年，所以《晋语》也说，十五年十月惠公去世。郦道元在《河水》和《涑水》中两次引用《竹书》，都作“十五年”；但《左传》却把晋惠公去世系在鲁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明显与《春秋经》相矛盾。杜预把《春秋经》的记载放在第二年，按照鲁国报丧的日期作了解释，却不知道实际是《左氏》记错了。《史记》又沿袭了《左氏》的错误。秦穆公率军送公子重耳，从黄河曲处渡河。《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四年》说，秦伯把重耳送回晋国，到了黄河边，子犯把玉璧交给公子，说：“臣下带着羁绁，郦道元按：古卷本《左传》作‘绁’，《说文》引用时也作‘绁’，都与这里相同。《唐石经》为了避庙讳，偏旁改作‘绁’，今本沿用，正如《论语》中的‘缧绁’，今本也作‘绁’。跟随君主巡行天下，臣下的罪过很多。臣下尚且知道这一点，何况君主呢？请允许我从这里逃走。”郦道元按：今本《左传》也作“亡”，古卷本作“逃”。公子说：“如果有不与舅父同心的情况，就让河水作证。”于是把玉璧投入这里。朱谋把“投”误作“授”，《笺》说：《左传》作“投”。赵一清、戴震改正。子推笑着说：朱谋把“笑”误作“哭”，赵一清同样作“哭”，戴震改正。上天开启了公子的命运，子犯却把这看作自己的功劳，我不忍心与他同列，于是逃走了。全祖望说：按此文前半都是《左氏传》的话，子推以下则是《史记》的话。它只说把上天的功劳贪来作为自己的力量是不对的，并且在重耳还没有进入晋国以前就逃走，并不是因为没有得到禄位；这比其他书的说法高明。郦道元按：末句《史记·晋世家》作“于是自行隐遁”。郦道元抄录时改变了原文措辞。黄河流经船司空县，与渭水汇合。朱谋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如此。《汉书·地理志》：“朱谋本‘志’下有‘曰’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原来是京兆尹所属的县。”朱谋把“尹”误作“郡”，赵一清、戴震改正。赵一清说：既然引用《汉志》，就不应说“原来”。郦道元按：船司空县在后汉时废除。其地在今华阴县东北五十里。相关内容又见《渭水注》。古语说：朱谋本作“左丘明《国语》说”。《笺》说：按巨灵的故事见于薛综《西京赋注》，只是引用“古语说”而已，并不是《左氏》或《国语》，这里是误记。郦道元按：《初学记》卷五、《御览》卷三十九引用薛综《注》，也作“古语说”，不仅本书可以作为依据。《史记·封禅书正义》作“谓说”，是错误的，官刻本把“谓”改成“注”，也不对。华山本来是一座山，正当黄河经过的地方；黄河经过这里而曲折流行。河神巨灵，郦道元按：《地形志》说华阴县有巨灵原。用手推、用脚踏，把山劈开成为两半。郦道元按：扬雄《河东赋》说“河灵矍踢，瓜华蹈衰”，可见西汉已经有这种传说。如今手掌和脚的痕迹仍然存在。郦道元按：薛综《注》作“手足之迹”，说到现在还存在。《初学记》引用作“如今在华岳上看见手的痕迹”，手掌的形状都在，脚印在首阳山下，也还存在。《封禅书正义》作“如今脚印在东首阳山下，手掌在华山”。《遁甲开山图》各本的“遁甲”都作“华岩”。郦道元按：《文选》李善注引用作《遁甲开山图》，今据此订正。书中说：“有一个叫巨灵胡的神。”郦道元按：《御览》卷一引用时没有“胡”字。他偏偏得到大地本元的道术。朱谋作“偏得神元之道”，赵一清相同。戴震改“偏”为“徧”，改“神”为“坤”。郦道元按：《文选》李善注和《御览》引用时都作“徧”。但考察《封禅书正义》引用的文字作“偏”。《庄子》有个叫庚桑楚的人，说他“偏得老聃之道”，与这里的意义相同。“神元”《封禅书正义》作“神仙”。《御览》又作“元神”，也不对。《文选注》作“坤元”；“坤元”出自《易经》，全祖望、戴震改为“坤”，是对的。能够创造山川，开出江河。朱谋脱去“江”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增补。郦道元按：《文选注》和《封禅书正义》都有“江”字。这就是所谓巨灵负重用力、头顶灵山的情景。郦道元按：这两句话出自左思《吴都赋》，见《文选》。“赑”字原本作〔字形缺损〕。常有好事的人，于是登上华岳来观看他的遗迹。由山下的庙宇出发，经过成行的柏树，向南走十一里。郦道元按：《渭水注》记载，华山脚下，晋太康八年，弘农太守卫叔始、华阴县令裴仲恂役使闲散民力修建坛庙，在道路两旁种植柏树，一直到山阴。向东转行三里，到达中祠；又向西南走出五里，到达南祠，称为北君祠。凡是想登山的人，到这里都要祈祷请求。会贞按：《初学记》说，这两句话在“又屈一祠”之下。从这里向南进入山谷七里，朱本作“北”，完全依据孙潜校改。赵、戴本也作相同改动。又到达一座祠，称为“石养父母”，石龛和木制神主牌位都还保存着。又向南走出一里，到达天井。朱本把“又”误作“入”，《笺》说：克家认为，疑当作“又”。赵、戴本改作“又”。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又”。井中仅能容一人，洞穴空旷而曲折，连续弯曲向上，朱本把“顿”误作“倾”，赵本依据《初学记》引文改正，戴本也作相同改动。井高六丈多。山上又有微小的涓流细水，流入井中，但水也并不多。上山的人都从这里经过，戴本把“涉”改作“陟”。此外再没有别的道路。想走出井时，抬头望见洞顶的空隙和光亮，就像在屋里从窗户向外窥视一样。走出井后向东南行二里，陡峭的山坡忽上忽下。

译下行此坡约二里，又向东登上百丈崖；上升和下降都必须攀着绳索、拉着葛藤才能前行。向南上行四里，道路到达石壁，沿着石壁旁边稍向前行，经过一百多步的小径。从这里向西南走出六里，又到达一处神祠，名叫胡越寺。朱本作“胡趋寺”，《笺》说：郭缘生《述征记》把“神”作“祠”，把“趋”作“越”。戴本改作“祠”，并改作“越”。全祖望说：《地形志》在县名之下通常都记载有祠，但这里只径直写作“神”字，疑心这是北方人竟把“神”字当作“祠”字使用罢了。[三四]郭缘生是南方人，自然应当说“祠”。郦道元则沿用了当地的方言，有时说“神”，有时说“祠”，交替使用。朱本《笺》对此还没有广泛考证。赵一清说：胡越寺无从考证。守敬按：《魏书·灵皇后传》说，灵皇后驾幸嵩高山，废除了各种不合礼制的祠祀，而胡天神不在被废之列。这里的胡越寺，大概也是胡天神的祠祀吧？神像具有童子的形貌。从祠向南经过两山之间的山岭，宽仅三尺多，两侧都是数万仞高的悬崖；朱本没有“悬”字，《笺》说：宋本有“悬”字。赵、戴本增补了“悬”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悬”字。向下窥视也看不见底。祭祀祠神如果得到感应，就说云雾会与祭祀者相平；朱本有“也”字，《笺》说：宋本没有“也”字。戴震、赵一清删去“也”字。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没有“也”字。这样以后才敢通过这里；但仍须骑着山岭，收缩身体，逐渐向前行进，所以世人称这道山岭为搦岭。走过这里二里，便到了山顶。朱谋作“复”，赵一清据黄本改为“便”，戴震也作“便”。全祖望说：孙潜本作“便”。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便”，《初学记》也相同。山顶上方七里有两处灵泉。郦道元按：两泉又见《渭水》篇。一处名蒲池，向西流入山涧；一处名太上泉，向东流入涧下。上宫神庙靠近东北角，里面塞满了各种杂物，情况很难详细记载。从上宫向东北走四百五十步，有屈岭；向东南望巨灵的手迹，只看见高大的赤色山崖罢了，完全看不出山下和山上所说的掌足痕迹有什么分别。朱谋《笺》说：“山下上观”几个字有误，大概是说在山下向上观看，似乎有手掌和脚的痕迹；到了上宫再望掌足痕迹所在的地方，却只见高大的赤色山崖，不再有明显的掌足痕迹。《唐文粹》载王涯《仙掌辨》说：华岳的最高峰有五面山崖，靠近山谷，岩石破裂而排列开来，从山下远远望去，偶然像手掌的形状，旧俗便说这是巨灵的遗迹。我曾去观看过，难道这种说法是真的吗？郦道元按：这段文字明明说的是望见巨灵手迹，朱谋却把手掌、脚迹并列来说，是错误的。从“自下庙历列柏”以下直到这里，郭缘生《述征记》和《华山记》的文字，见于《初学记》，内容较为简略。《华山记》又引用《渭水注》下文。黄河在关内向南流，冲击潼关山岭，因此称为潼关。郦道元按：“潼”字《广韵》读同，《集韵》也读同，又读冲。《寰宇记》引用《三辅记》说，潼关原名冲关，黄河从龙门冲击流到华山东面，所以因此得名。郦道元于是直接写作“潼激关山”，称为潼关。《元和志》说，潼关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九里。现在设为潼关厅，潼关的情况见下文。灌水注入黄河。戴震根据《山海经》把“灌”改为“濩”。郦道元按：“灌”“濩”字形相近，怎么知道不是今本《山海经》的错误？为什么不把两种写法都保留？水出自松果山。朱谋把“山”误作“上”。赵一清改作“山”，并说：锺伯敬说“水出松果之上”，是奇特景致、奇特文辞。《卮林》说，《山海经》记载，太华山向东六十里有松果山，濩水从那里流出，向北流入渭水。因此“灌水”应作“濩水”，“之上”应作“之山”。松果是山名，锺伯敬难道把它当成悬泉树梢、水波尽头了吗？戴震作“山”。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山”。《寰宇记》说，松果山在华阴县东南二十七里。《文选·长杨赋注》又作松梁山。现在这条水叫潼水，发源于潼关厅南三十里的潼谷。向北流经通谷，世人也称它为通谷水。郦道元按：《广韵》《集韵》都说“潼”又读“通”，所以这里写作“通谷”，是字随读音而改变。水向东北流，注入黄河。郦道元按：《山海经》说它注入渭水，这里说注入黄河，是因为华阴、潼关之间正是黄河与渭水汇合之处，水名采用了通称。现在这条水也流入黄河。这就是《述征记》所说的潼谷水。郦道元按：《寰宇记》说，潼谷水在华阴县东四十里。有人说，是因为水而给地方命名。郦道元按：《寰宇记》说，潼关有潼水。《三辅记》说，关因水得名，水距关一里。按照《三辅记》的文字，这里应当是“因水而给关命名”，其中“地”字是错误的。大概上文说黄河冲击关山，称为潼关；又有说法认为关因潼水而得名，所以兼采两种说法来增广异闻。若作“地”字，就没有着落了。黄河从潼关以北向东北流。朱谋把“北”字误置在“东”字下，赵一清、戴震相同。郦道元按：《西征记》作“北东”，意思是从潼关北面向东流，今改正次序。水边有一条长坡，称为黄巷坂。朱谋把“巷”误作“卷”，赵一清、戴震依此改。郦道元按：这三句是《西征记》的文字，见于《文选·西征赋注》。旁边是绝壁。赵一清、戴震在“傍”字上增加“坂”字。郦道元按：这句话紧承上文，不必增字。以下三句是《述征记》的文字，见于《书钞》卷一百五十七。走过这道坡登上潼关，就是所谓沿黄巷上行以渡过潼关。朱谋在“潼”字下增加“关”字，《笺》说潘岳《西征赋》作“沿黄巷以渡潼”。

译何焯校订时认为“关”字是衍文。赵一清说：按今本《西征赋》“泝”作“愬”。《通典》在虢州弘农县条下有黄巷陌，引用《西征赋》也作“黄巷”。《寰宇记》在陕州阌乡县条下说，黄巷坂就是通往潼关的道路；引用《述征记》《西征赋》都作“黄巷”，怀疑“巷”字是近代传写错误。郦道元按：颜师古《匡谬正俗》说，黄巷大概是指潼关之外有一条深路，形如巷子，土色正黄，所以称为黄巷。经过这条长巷，就到了潼关。有人却说“巷”应作“卷”，读音为去权反，今天黄天原就是它。不知道道路是在平坦的川地上，并不是原地。唐代李元谅《颂》又说：“北面连接绎台，南面抵达黄巷。”金石文字尤其可以作为依据。《元和志》说，黄巷坂在阌乡县西北二十五里。即今潼关厅东南、黄河南岸。经北面出去就是东崤。朱谋把“崤”误作〔字形缺损〕，《笺》说：《西都赋》说“左据函谷，二崤之阻”，那么这里应作“东崤”。郦道元按：《元和志》引用这里作“东崤”，东崤就是土崤，相关说明见《谷水》篇。总称为函谷关。两岸深邃，天空高远，空旷的山谷幽深，道路处在峡中，车辆不能并行通过，所以称为天险。郦道元按：《寰宇记》在灵宝县条下引用崔浩《汉志注》说，东起崤山，西到潼津，通称函谷，号称天险。华阴县条下引用《三辅记》说，从函谷到潼关，高耸出云，幽谷深邃，深林大树茂密，即使白天也昏暗。《元和志》在永宁县条下只说，东崤有几里长的山坡，山势险峻、溪涧断绝，车辆不能并行。按照这里的《注》，不只是东崤如此。所以《西京赋》说：“岩石险峻而四周牢固，像衣襟和衣带一样容易防守。”郦道元按：这是张衡《西京赋》的话，见于《文选》。这就是所谓秦国凭借险要形势，得到二百个天下的优势，吞并诸侯。朱谋《笺》说：“秦得百二”两句，是张载《剑阁铭》的话。郦道元按：《铭》见于《晋书》本传。因此王元对隗嚣说：“请给我一丸泥，把函谷关从东方封闭起来；图谋称王不能成功，凭借这种形势也足以称霸了。”郦道元按：这是《后汉书·隗嚣传》的文字。章怀太子认为“图霸”等话出自前汉徐乐的说法，但考察《史记·越世家》，其中已经有这句话。全祖望说：按何焯的意见，函谷关、潼关大概是同一个地方而名称不同。《通典》说，汉武帝把函谷关迁到新安；到汉献帝西行避难出关时，关还在新安。建安十六年，曹操在潼关击败马超；这就是后来在中间迁移了关址。如此重要的国家防线，不是小事，史官却遗漏了记载。因此杜佑也直接说函谷关就是潼关，只是把关址迁移了。然而《通典》在新安县条下说，魏明帝景初元年，河南尹卢延请求把函谷关退置到崤山下。弘农太守杜恕议论说，应把函谷关向东迁到潼关，并将其记在郡县条下，撤去函谷关；又把蒯关迁到卢氏县。正始元年，弘农太守孟康请求迁移函谷关，改称大崤关，又称金关。《地理志》说，这一年废除了函谷关。这样看来，潼关是在后汉设置的，而函谷关在魏正始年间废除；杜佑前面的说法未经修订，郦道元也跟着犯了同样的错误。王元所说用泥封闭关口，难道指的是华阴的潼关吗？郭缘生《记》说：郦道元按：《隋书·经籍志》记载，《述征记》二卷，郭缘生撰。《新唐书·艺文志》也相同。《旧唐书·经籍志》有郭象《述征记》二卷，应当就是这部书，只是误题为郭象。汉末发生战乱，魏武帝征讨韩遂、马超，双方军队在这里连续交战。郦道元按：《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六年，马超、韩遂等屯兵潼关，曹操亲自西征，与他们夹关驻军，最终击败了他们。现在黄河以西，在河岸边有曹操的营垒。郦道元按：《元和志》说，曹公旧垒在阌乡县西二十五里；《方舆纪要》说在县西二十里。道路在东面高原上。朱谋把“东”误作“来”，赵一清、戴震改正。赵一清说：吴本作“东”。按吴本也错，只有项絪本作“东”。说是李典的营垒。郦道元按：“云”应作“有”。《魏志·李典传》没有记载他随军征讨马超、韩遂的事情。义熙十三年，晋军曾占据这座营垒。郦道元按：《通鉴》记载，晋义熙十三年，王镇恶率兵抵达潼关，檀道济、沈林子也到达潼关，击败秦国鲁公姚绍，但没有说占据曹公旧垒。到义熙十四年，王敬先戍守曹公旧垒，那是攻克长安以后的事情，并不是郭缘生所指的情况。《西征记》说：郦道元按：《隋书·经籍志》记载，《西征记》二卷，戴延之撰；又有《西征记》一卷，戴祚撰。章宗源《考证》说，《封氏闻见记》称戴祚在晋末随刘裕西征姚泓；《水经·洛水注》说戴延之随刘武王西征，因此戴祚就是戴延之的名字，只是按字行世。两部《唐志》中只有戴祚，没有戴延之。书中说：沿着道路曲折前行，进入函道六里。全祖望说：柳佥本作“函谷道”。这里有一座旧城。朱谋脱去“有”字，赵一清据《方舆纪要》校补，戴震也补入。城墙周长一百多步，北面临近黄河，南面对着高山，姚氏设置关口来守卫峡道。郦道元按：《十六国春秋》作“崄”。《通鉴》说，秦主姚泓派鲁公姚绍统率姚鸾等人守卫潼关，姚绍不久派姚鸾驻守大路，截断檀道济的粮道。此城在道路中间，大概就是姚鸾所筑并驻守的城。宋武王进入长安。戴震把“王”改作“帝”。郦道元按：《洛水注》也称刘武为武王，大概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篡夺晋朝，所以称为武王。进入长安是在义熙十三年。檀道济、王镇恶有时据山设营，有时在平地筑垒。朱谋把“地”误作“城”，赵一清、戴震改正。他们共建大小七座营垒，沿着黄河险要地势分布。郦道元按：《宋书·檀道济传》说，檀道济进军占据潼关，与各军共同击败姚绍。《王镇恶传》说，王镇恶径直占据潼关，与敌军相持。《寰宇记》说，宋武帝的七座营垒

译都在阌乡县西面沿河一带。姚氏也据守山地高原，在丘陵高阜之上。朱谋脱去“陵”字，赵一清据《十六国春秋》校补，戴震也补入。至今还流传着遗迹。潼关正北隔着黄河有一座层层隆起的山阜，高耸而独秀，孤立在黄河北岸，世人称为风陵。全祖望说：《史记》作“封陵”。郦道元按：《战国策》作“封陵”，《史记·秦本纪》《魏世家》《年表》也都相同。《竹书纪年》作“封谷”。戴延之称为风塠。朱谋《笺》说：“风塠”《御览》作“风堆”。又引用戴延之《西征记》说，伏羲、女娲都姓风，这里应当是女娲的墓。《九域志》说，女娲墓在今潼关口的河滩上，高高立在河中间，有几棵树，即使河水暴涨也不会冲走淹没。郦道元按：“塠”是“堆”的俗体字，今本《御览》卷五十六作“埏”，也是“塠”的讹字。《元和志》说，风陵堆山在河东县南五十五里，与潼关相对。《一统志》称，旧志说风陵坡在蒲州南六十里的风陵乡。南面就是河岸边姚氏的营垒，与晋军隔河相对。郦道元按：就是指上文所说的营垒。黄河又向东北流，玉涧水注入其中。朱谋把这十六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玉涧水从南面的玉溪流出。郦道元按：《隋志》说阌乡县有玉涧。现在称为玉溪河，发源于阌乡县西南的秦山。向北流经皇天原西面。郦道元按：《通鉴》记载，隋大业九年，宇文述等人在皇天原追赶杨玄感，就是这里。《一统志》说，在今阌乡县西南四十五里。周固《记开山》说东边的山头，山顶平坦宽阔。郦道元按：周固《记》没有听说过。所谓“周固记开山”五字，疑为“《开山图》曰关”五字颠倒错乱。上文已经详细叙述潼关，并说到关的正北面；这个地方在潼关东面，所以知道这里说的是关东的山头。周围大约一里多，三面山壁直立，高约一千仞。汉代在这里祭天。郦道元按：这件事两部《汉志》都没有记载。把它命名为皇天原，上面有汉 武帝思子台。郦道元按：这与后文所说的归来望思台不是同一个地方，汉武帝思念儿子的事情详见后文。玉涧水又向北流经阌乡城西面。戴震把“阌”改作“閺”，下文同。郦道元按：《阌乡县志》说，县城在县西四十里。《郡国志》说：“弘农郡湖县有闅乡。”全祖望说：按颜师古说，“阌”本来从〔字形缺损〕，读许密反，后来误作“受”，又错误地读为汝授反。现在俗读为“闻”，是因为“闅”与“阌”相近而造成讹误，口耳相传失去了本来的读音。赵一清说：按《后汉书·郑兴传》说“客授阌乡”，章怀太子注说“阌”音闻，建安年间改作“闻”。现在世上只有“闻”的读音，许密反的读音已经消失了。李宏宪又说，“阌”是古代“闻”字。《说文》说它从“门”，“受”声，由此可知“阌”就是“闻”。世人称为阌乡水。郦道元按：《宋书·柳元景传》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魏军将领杜道生率众到达阌乡水。魏尚书仆射、阌乡侯河东人卫伯儒的旧邑。朱谋《笺》说：《魏志》说，卫觊字伯儒，文帝时任尚书，封阳吉亭侯；明帝即位后，进封阌乡侯。这条水向北流，注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经阌乡城北面，向东与全鸠涧水汇合。朱谋把这十六个字误作《经》，又把“城北”作“侯河”。《笺》说孙潜认为“侯河”应作“城南”。戴震改为《注》，改作“城北”。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为《注》，但改作“城南”。郦道元按：阌乡城是玉涧水流经的地方，确实在黄河南岸，黄河怎么能流经城南？戴震改为“城北”，是对的。水从南山流出。朱谋把“出”误作“北”。赵一清据吴本改正，戴震作“出”。郦道元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出”。《汉书·戾太子传》说，戾太子向东到湖县，藏匿在泉鸠涧。师古说，泉鸠水在阌乡县东南十五里。《隋志》作全鸠涧。《阌乡县志》说，水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大概就是发源于秦岭的十二涧河。向北流经皇天原东面。《述征记》说：“全节，是地名。”朱谋《笺》说：《图经》说，全节就是《汉书》所说的全鸠里，是戾太子死去的地方，在阌乡县东十里的鸠涧西面。郦道元按：《笺》引用的是《文选·西征赋》“纷吾既迈此全节”一句的注释文字。但“全节即《汉书》”以下三句是李善的话，最后一句才是李善引用《图经》的文字；《笺》把这些都说成《图经》的说法，是错误的。锺本、项本又删去了最后一句，更是错误。全节以西叫桃原，就是古代的桃林。郦道元按：《西征赋注》引用时相同，只是《述征记》误作《东征记》。周武王攻克殷以后，在这里放牛休息。郦道元按：《周书·武成》篇说，在桃林的野外放牛，以向天下表示不再使用武力。《西征赋》说，询问在休牛的旧林中这样做的缘故。《西征赋》说：“都是因此在桃园取得名声的。”戴震把“原”改作“园”。郦道元按：潘岳《西征赋》见于《文选》，作“园”；把“咸”作“感”是错误的。《晋太康地记》说：桃林在阌乡南面的山谷中。郦道元按：《山海经》郭璞注也这样说。这条水又向北流，注入黄河。朱谋把“又北流”作“入北河”，《笺》说孙潜认为“北河”疑当作“河北”，大概是指河北县。赵一清依此改作“入河北”。戴震改为“又北流”。郦道元按：如果按孙潜的说法，那么注文中应当有“县”字；既然没有“县”字，显然就不是指河北县。戴震改得对。黄河又向东流，经过河北县南面。县与湖县以河流为界。守敬按：河北县在黄河北岸，湖县在河南岸，两县以黄河为界，所以说“分河”。湖县的情况详见下文。蓼水发源于襄山的蓼谷，向西南流入黄河。朱本删去了“注”字，戴本将“流”改为“注”，赵本增补“注”字。守敬按：《一统志》说，河北故城在今芮城县东北一里多的地方。据此注所叙黄河向东流，从河北城南经过，向东经过芮城，又向东经过湖县故城北面；又说湖水经湖县东面向北流入黄河。湖水在今阌乡县西面，今芮城县在阌乡县东北，黄河先经河北、芮城，后来才经过湖县，说明芮城在今芮城县以西，河北县更在芮城以西。《元和志》说，芮城县[唐代芮城即今芮城县治所。]本为汉

译河北县的土地。魏国旧城在芮城县北五里。旧芮城在县西二十里。两者区别十分清楚，与这段注文相吻合。后人没有详细考察，把魏城、芮城、河北县混为一谈，说河北县在今芮城东北五里，或者说在东北七里，都错了。《一统志》说在东北一里多，也错。黄河又向东流，永乐水注入黄河。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水从北面的薄山发源，向南流经河北县故城西面，这里就是旧魏国。晋献公灭掉魏国后，把这里封给毕万。卜偃说：“魏，是一个大名号。毕万的后代大概会昌盛吧？”守敬按：见《左传·闵公元年》。后来这里设置为县。因为在黄河北面，所以叫河北县。现在城的南面和西面，都距离黄河二十多里。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魏国在晋国以南的黄河曲处。所以《诗》中说“把它放在黄河旁边”。向北距首山约十里。守敬按：首山详见上文。它处在黄河与山之间，土地狭窄。守敬按：《魏风·葛屦》篇序说，魏地狭窄。因而《魏风》中写有《十亩》一诗。守敬按：《诗序》说，《十亩之间》是讽刺时政的诗，意思是魏国日益削小，百姓没有地方居住。城中有龙泉，向南流出城外，继续向南流，后来断绝而不再流。永乐溪水又向南流，注入黄河。我考察《中山经》，朱本脱去“山”字，赵本、戴本增补。这里就是《渠猪之水》。守敬按：详见下文。太史公《封禅书》称，华山以西的名山有七座，薄山是其中之一。朱本“山”下多了一个“有”字，赵本、戴本删去。守敬按：华山以西怎么会有河东的山？徐广说，可能是文字错误。薄山就是襄山。徐广说：蒲坂县有襄山。守敬按：《集解》引用了徐广的话。《山海经》说：“蒲山的山系首列，朱本作“甘桑”，《笺》说，今本《山海经》作“甘枣之山”。《括地志》说，蒲州河东县的雷首山，一名中条山，又名历山、首阳山、蒲山、襄山、甘枣山、猪山。赵本、戴本改作“甘枣”。共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入黄河。东面则是渠猪山，渠猪水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黄河。如果依照《封禅书》，两水都没有向西南流入黄河的道理。朱本作“注”，赵本相同，戴本改作“流”。现在考察蓼水河流的趋向，赵本作“趋”，它与共水相互会合；永乐溪水发源后流入黄河，又与渠猪水的水势相合。“蒲山”是统括性的名称，与襄山也没有区别。所以扬雄《河东赋》说：“河神玃踼，赵本改作“玃踢”，戴本改作“矍踢”。掌华蹈襄。”赵本说：沈氏认为，原赋作“华蹈衰”。苏林说：“衰”就是衰山。师古说：“ ”是古代的“掌”字。注中说：襄山在潼关北十多里。会贞按：这是应劭的说法，见《封禅书索隐》的引文。由此推断，可以知道襄山在蒲坂，溪水就是渠猪水。朱本把“溪”误作“蓼”，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综合上文蓼水与共水相互会合、永乐溪水与渠猪水水势相合的情况考察，戴本的改动是正确的。但《寰宇记》说，渠猪水又名蓼水，可见乐史所见的《水经注》已经有误。黄河从河北城南面向东流，经过芮城。朱本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两座城之间有段干木墓。守敬按：《寰宇记》说，段干木墓在芮城县东北十五里、古魏城东面，坟高三尺，祠堂还保存着。唐贞观十年，下诏禁止砍柴采薪。可是《元和志》又说，在李义县东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段干木是晋国的贤人。魏文侯经过他的门前，总要凭轼表示敬意。戴本把“轼”改作“式”。守敬按：“轼”和“式”相通。这正所谓德行尊重万古，声名芳香超过古今了。守敬 按：《史记·魏世家》说，魏文侯以段干木为宾客，经过他的里门时，没有一次不凭轼致敬。《正义》引用皇甫谧《高士传》说，文侯称：“段干木是贤人，德行先于众人，义理胜过财富；权势不如德行尊贵，钱财不如义理高尚。”汲冢《竹书纪年》说：“晋武公元年。”会贞按：今本《竹书》记为周桓王五年。“尚一军。”会贞按：今本《竹书》中，“尚一军”三字在桓王四年，曲沃庄伯去世、其子称继位，即武公名下；这一年是庄伯十五年，在武公元年之前一年。所以何焯说，这是庄伯十五年的事。全祖望反驳说，武公晚年才开始设置两军，怎么能据此纠正《竹书》？这是没有核实清楚，反而完全误解了何焯的意思。何焯说的是“尚一军”不在这一年，并不是说当时只有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也都叛乱；荀国见《汾水注》。并不只是大荔的旧芮国，这里也有一个芮国。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临晋是旧大荔，芮乡是旧芮国。全祖望说：大荔之戎也叫芮戎，在北地；芮伯的国家则在临晋。后来，大荔被秦国灭掉，其部落大概有居住在临晋的，于是汉人把芮戎和芮伯的国家合并为一个，说临晋就是旧大荔，这是大错。只有郦道元稍作辨析，说“不只是大荔的旧芮国，这里也有一个”，这样两个芮国就清楚了；但读他这段注文的人很少知道这一点。《纪年》又说：“晋武公七年。”守敬按：今本《竹书》记为周桓王十一年。“芮伯万的母亲芮姜驱逐芮伯万，芮伯万逃奔魏国。”守敬按：今本《竹书》只有“芮伯万出奔魏”六个字，这里所引文字与《左传·桓公三年》大致相同。“八年，周桓王十二年。周军、虢军包围魏国。”朱本把“围”作“图”，《笺》说，今本《竹书》作“围”。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今本《竹书》作“王师、秦师”。据《左传·桓公四年》说，秋季秦军侵入芮国，战败；冬季王师包围魏国，把芮伯擒回去。看来今本《竹书》作“秦师”是对的。不过《路史·国名纪》也引作“虢师”，怀疑《竹书》和《左传》只是传闻不同。今本《竹书》作“秦师”，可能是后人依据《左传》改的，把芮伯万带到东面。戴本删去了“之”字。守敬按：不对。《竹书》有“之”字，《左传》也有。

译九年，周桓王十三年。戎人到郏地迎接芮伯万。赵本说：《左传·文公三年》记载秦伯攻打晋国，夺取王官和郊；“郏”字有误。守敬按：各本《竹书》都作“郊”，《路史·国名纪注》却引作“郏”，与这里相同。《竹书》上文说，周军、虢军把芮伯万带到东方；东方就是戎人迎接芮伯万的地方。考察《左传·桓公七年》，周王把盟于向地的百姓迁到郏地。杜预注说，郏就是王城。昭公十二年，原伯绞逃奔郊地，注说郊是周邑。因此作“郊”、作“郏”都可以讲通，应当两种都保留。赵本把“郏”看作错误，不对；又拿晋国的郊地来解释，更不对。既然说把他带到东方，就一定不再是在晋国境内。这座城也许是芮伯万的旧疆界。戴本把“伯万”改作“芮伯”。朱本《笺》说：“画”字有误，怀疑应为“疆”字。赵本说：“画”是界限的意思。《左传》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所以“故画”仍可解释为“旧疆界”。黄河在右边汇合盘涧水。朱本把这句误作《经》，把“右”作“又”，并脱去“水”字；戴本改为《注》，把“又”改为“右”，并增补“水”字。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通鉴》说，隋大业九年，杨玄感进军盘豆，大概是靠近水的地方。盘涧水发源于湖县的夸父山。会贞按：注文中盘涧水、湖水都发源于夸父山。注文先叙述盘涧水从山北流入黄河，后叙述黄河向东经过湖县故城北面，湖水从山北流入黄河；这说明盘涧水发源于湖县西南，湖水发源于湖县南面。《元和志》说，夸父山在湖城县东南三十五里，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全部情况。现在这条水叫盘豆河，发源于阌乡县西南的秦山，就是夸父山。向北流经汉武帝思子宫、归来望思台东面。朱本把“望思”误作“望子”，赵本据《汉书》改作“望思”，戴本相同。守敬按：《汉书·戾太子传》说，太子与江充有矛盾，恰逢巫蛊之事发生，江充便到太子宫中，挖出桐木人。太子无法为自己申辩，于是杀死江充，与丞相刘屈牦交战；兵败后向东逃到湖县，自缢而死。车千秋为太子申诉冤屈，皇帝怜悯太子无罪，便修建思子宫，并在湖县修筑归来望思台。《元和志》说，思子宫故城在阌乡县东北二十五里。颜师古说，台在今湖城县西面、阌乡县东面，台基遗址仍然存在。《河南通志》说，宫城在阌乡城东北二十里，台在宫城西北面。水又向北流，注入黄河。守敬按：注文叙述盘涧水入黄河，在永乐涧水入黄河之后；现在盘豆河在妫水之前入黄河，大概是河道已经改动了。黄河又向东流，经过湖县故城北面。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汉代湖县隶属京兆尹，东汉隶属弘农郡，魏、晋沿袭。《地形志》没有记载湖县。这段注文下文引用《魏土地记》，称弘农湖县，可见魏代有这个县。又据《隋志》，阌乡旧名湖城，开皇十六年改名阌乡。《元和志》说，宋代加“城”字，称湖城县。《一统志》说，后魏改名湖城。根据注文下文称黄河经过湖县，可见郦道元当时仍称湖县。《方舆纪要》说，故城在阌乡县东四十里，那是阌乡的旧县治。《三省黄河全图》说，乾隆年间阌乡县向东迁移四十里。按照这些地望推断，湖县故城应在今阌乡县西南。近人不知道阌乡县曾经迁移县治，所以谈论湖县时多有错误。从前范叔入关，曾在这里遇到穰侯。守敬按：《史记·范睢传》说，王稽载着范睢进入秦国，到了湖关；当时秦相穰侯向东巡行县邑，看见从西面来的车马。湖水发源于桃林塞的夸父山。守敬按：《隋志》说，朱阳县有湖水。《括地志》说，湖水发源于湖城县南三十五里的夸父山。现在水发源于阌乡县西南秦山谷中。山的广度和周围面积有三百里。朱本作“三百仞”，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山海经》说，夸父山的北面有树林，名叫桃林，范围三百里。[见下文所引。]《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文也作“广员三百里”。《赵世家正义》引作“广阔三百里”，《留侯世家索隐》引作“广三百里”。虽然各本有脱误，但都作三百里。这段注文作三百仞，与“广圆”的意思不合，显然错误，现予订正。周武王讨伐商纣，天下平定以后，周王巡行五岳四渎。朱本作“王及岳滨”，《笺》说，应作“王巡岳渎”。《周颂·时迈》所谓“及河乔岳”。全祖望说：《笺》既然引用《诗》，那么“及”字并没有错。守敬按：《诗》说“怀柔百神，及河乔岳”，这是由遍祭百神推及黄河和高山，并不是直接说“王及”。所以朱氏引用诗句后想改掉原字，戴本于是依照改正。把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散放在桃林野外。守敬按：《尚书·武成》篇说，把马归还华山南面，把牛放到桃林的原野，就是这里。这里有很多野马。守敬按：《山海经》说，其中有很多马。郭璞注说，是丰富的野马。造父在这里得到骅骝、绿耳、盗骊等良马，把它们献给周穆王。周穆王让造父驾车，带他去见西王母。守敬按：这是《史记·赵世家》的文字。湖水又向北流，经湖县东面，然后向北流入黄河。《魏土地记》说：“弘农湖县。”会贞按：《地形志》漏载湖县。[四五]这里有轩辕黄帝登仙之处。黄帝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鼎，有龙垂下长须缠绕在鼎上。黄帝登上龙身，跟随登天的有七十人，于是升入天上，所以把这个地方叫作鼎湖。赵本、戴本改“胡”为“湖”。会贞按：从黄帝以下，是《史记·封禅书》的文字，《汉书·郊祀志》也相同。荆山在冯翊，首山在蒲坂。会贞按：这两句本于《郊祀志》晋灼注。荆山详见《渭水》篇，在今朝邑县，不是今富平县。

译首山详见本篇上文。但《新唐志》说，湖城县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元和志》说，荆山在县南，这些都是后起的说法。荆山与湖县相连接。赵本把“湖”改为“胡”。《晋书·地道记》和《太康记》都说是胡县。汉武帝改称湖县。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建元元年改名为湖。民间传说说，黄帝从这里乘龙升天。《地理志》说：“京兆湖县有周天子祠两所。”守敬按：《寰宇记》引用《四夷县道记》说，周天子旧祠在湖城县西南十里。所以叫作胡县。朱本作“湖”，赵本说：这是《汉书·地理志》原文，“湖”应作“胡”；戴本相同。守敬按：汪本《汉书·地理志》也误作“湖”，毛本作“胡”。《地理志》没有说黄帝登龙升天。守敬按：郦道元因为《魏土地记》有黄帝登仙的说法，详细叙述黄帝的故事，说明荆山、首山本来靠近湖县，又把黄帝乘龙升天说成民间传说，并用《汉书·地理志》没有说升龙来加以证明；大概是暗示鼎湖在这里，但不相信乘龙升天的荒诞说法。因此魏王泰、乐史、永言等人都说鼎湖在湖县，近代儒者大多沿袭这一说法。可是朱珔依据《羽猎赋》晋灼注以及《索隐》引用的《黄图》，认为鼎湖宫在蓝田，辨析湖县与鼎湖没有关系。我认为，汉代的鼎湖宫确实在蓝田；黄帝的鼎湖，《史记》《汉书》明明说在荆山下，因此不在蓝田，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考察《西京赋》薛综注，已经说鼎湖在华阴东面，华阴以东就是湖县，可见湖县有鼎湖的说法由来已久。《山海经》说：“向西九十里有夸父山。”朱本“里”下脱去“曰”字，赵本、戴本增补。守敬按：《大典》本、黄本有“曰”字。山上的树木多为椶树、柟树，竹箭也很多；山的南面多玉，北面多铁。山北面有树林，名叫桃林，其中马很多。湖水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黄河。守敬按：这是《中次六经》的文字。所以《三秦记》说：桃林塞在长安以东四百里，如果有军队和马匹经过，行军顺利时就在华山放牧，休息时就在桃林中；如果行军不顺利，就决开黄河，使水漫延开来，军队和马匹便无法通过。守敬按：《元和志》引用《三秦记》也如此。黄河又向东流，汇合柏谷水。朱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柏谷水发源于弘农县南面的石堤山。朱本把“南”误作“两”，赵本据《名胜志》引文改正，戴本相同。会贞按：《寰宇记》引作“南”。《通鉴》汉武帝建元三年注又引作“西”。《隋志》说，弘农县有石堤山。《寰宇记》说，山在弘农县西南十七里。又灵宝县的柏谷水也叫壑涧。现在这条水叫稠桑河，发源于灵宝县西南。弘农县详见下文。山下有《石堤铭祠》，铭文说：“魏甘露四年，散骑常侍、征南将军、豫州刺史兼领弘农太守、南平公所经行修建。”

译守敬按：《历代史表》说，魏甘露四年，豫州刺史先是州太，后来是陈骞；太任征东将军，骞任安东将军，都不是征南将军，也没有说兼领弘农太守、封南平公，怀疑这里有文字讹误。柏谷水向北流，经过柏谷亭下。守敬按：《九域志》说，朱阳县有柏谷。《一统志》说，柏谷亭在灵宝县西南的朱阳镇。晋公子重耳逃亡时到达柏谷，卜筮决定是投奔齐国、楚国，还是狄国。狐偃说：不如投奔狄国。会贞按：见《晋语》。汉武帝曾经隐姓微服出行到这座亭，遇到亭长的妻子供给食物。会贞按：《汉武帝故事》说，汉武帝即位后曾微服出行，到过柏谷。夜里想投宿亭长家，亭长不接纳他，于是住进旅店。旅店主人招来十多个年轻人，都拿着弓箭、刀剑，让店主老妇人出去接待客人。老妇人对丈夫说：“我看这个男子不是普通人，而且有所防备，不能谋害他。”天气寒冷，老妇人斟酒多给丈夫喝，丈夫醉后，老妇人把丈夫捆起来，几个年轻人都逃跑了。老妇人出来向客人道歉，杀鸡做饭。天亮后，皇帝离开回宫，便召旅店夫妻进宫相见，赏给老妇人黄金千斤，提拔她的丈夫为羽林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李善《西征赋注》也引用了这个故事，因此这里说的是供给食物给旅店客人的妻子，不是亭长的妻子，应当另有依据。所以潘岳《西征赋》说：“在柏谷让客人长久等候。”朱本《笺》说，今本《西征赋》作“征客”，不是“傲宾”。妻子看见客人的相貌，便献上饭食，说的就是这座亭。柏谷水又向北流入黄河。赵本据上文，在“谷水”上增“柏”字。黄河又向东流，在右边汇合门水。朱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门水就是洛水分出的支流。洛水从上洛县向东北流，在拒阳城西北面分为两条水道。朱本脱去“阳”字，并在“城”下多了“之”字；赵本增补“阳”字、删去“之”字，说《禹贡锥指》作“拒阳城”，“之”字是衍文。《方舆纪要》说，商州洛南县有拒阳城，在县东南，东晋时曾在这里设置县。《旧唐书》说，隋代把拒阳改为洛南，旧县治在拒阳川，就是这座城。守敬按：晋初设置拒阳县，不久撤销，后魏又恢复设置，隶属上洛郡。拒阳城还见《洛水》篇。洛水分为两条，向东北分出的支渠就是门水。门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阳华山。朱本“即”字下衍有“华阳”二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山海经》所说的“阳华山，门水从这里发源”，就是此山。守敬按：这是《中次六经》的文字。《吕氏春秋·有始》谈九薮时说，秦国的薮泽是阳华。高诱注说，有人认为阳华在华阴西面。刘昭称高诱又说，桃林县西面的长城就是阳华。《方舆纪要》说，阳华山在雒南县东北。考察《山海经》说，华阳山有杨水发源，向西南流入洛水；又说门水从这里发源，向东北流入黄河。现在雒南县东北有宏农河，向东北流入黄河，就是门水；又有文峪河，向西南流入洛水，大概就是杨水。郦道元明明引用《山海经》说门水发源于阳华山，却先叙述洛水向东北分出门水，这是把杨水、门水合并为一条水，并把杨水向西南流的方向倒过来，认为它与门水相通。根据《洛水注》，又向东流，门水从这里发源。这就是《尔雅》所说的“洛水分流成为波水”。郦道元大概贯通引用了《尔雅》和《山海经》的文字，所以有“门水从洛水分出、注入黄河”的说法。详情互见《洛水》篇。门水又向东北流经峡谷，称为鸿关水。水的东面有城。朱本在“东”字上脱去“水”字，赵本、戴本增补。会贞按：《通鉴》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北伐，冠军司马柳元景等进据洪关，就是这里。胡三省注引文有“水”字，《寰宇记》引文没有“水”字，也是脱漏。明代《地理志》说，灵宝县西南有洪关。这里就是关亭。水的西面有堡，叫鸿关堡。朱本误作“ ”，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通鉴注》引作“堡”。世人又说这里是刘邦、项羽划分地界的地方，不对。守敬按：刘邦、项羽分界的鸿沟，见《济水》篇。我考察上洛有鸿胪围池，这条水是水道和沟渠沿途汇注之处，所以把这条河称为鸿胪水。会贞按：《元和志》说，鸿胪水在弘农县北十五里，流入 灵宝县，灌溉田地四百多顷。《寰宇记》说，鸿胪川又名鸿胪水。鸿关这个名称就是由此产生的。门水又向东北流经邑川。守敬按：邑川城见下文。烛水注入门水。全本把“烛水”改作“二水”。[五〇]全本说：这里的“烛水”是“二水”之误；否则下文会重复出现。现据先赠公本校正。赵本、戴本相同。赵本说：“二水”就是下文的左水、右水。守敬按：下文说●姑水是烛水的通称。又向东北流经邑川城南，烛水向北流入门水，似乎与这里“门水向东北流经邑川，烛水注入门水”的文字相应。但这里没有接着叙述烛水，而到下文才叙述，所以“烛水”显然是误字。然而改为“二水”也不对。无论有名称的水，都不应笼统称为“二水”；况且左右两水汇合成为烛水，又汇合田渠水，之后才流入门水，怎么能说是“二水注入门水”？应当改作“●姑水注入门水”，并增补“水有二源”一句，才相合。左水发源于阳华山北面。朱本把“阴”误作“阳”，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孙星衍说：左水就是《山海经》的杨水。向东北流经盛墙亭西面，继续向东北流，与右水汇合。右水发源于阳华山南面。朱本把“阳”误作“阴”，赵本相同，戴本改正。

译右水向东北流经盛墙亭东面，继续向东北流，与左水汇合。朱本脱去一个“东”字，赵本、戴本增补。这就是《山海经》所说的●姑水。朱本把“●姑”误作“绪茹”，又作“●姑”；“●”读作“藉”。赵本、戴本改作“●姑”。赵本说：《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灵公十三年筑籍姑城；《正义》说，《括地志》云，以下同。沈炳巽说：籍姑故城应在同州韩城县北面，大概是因水而得名。会贞按：韩城距离这里很远，因此《史记》中的籍姑城与《山海经》中的●姑水没有关系。赵本于是说因水得名，是错误的；也可能是《括地志》有误。●姑水发源于阳华山北面，向东北流入门水。守敬按：这是《中次六经》的文字。今本《山海经》脱去“北”字。●姑水有两个源头，《山海经》所说发源于阳华山北面，只是指左水而言。又向东北流，烛水注入其中。赵本把“烛”改作“ ”。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 ”，《续汉书·郡国志》作“烛”，“ ”是“烛”的俗体。烛水有两个源头。左水向南发源于衡岭。赵本、戴本都依据《汉书·地理志》把“衡”改作“衙”，下文也一样。守敬按：《汉书·高帝纪》文颖注说，当时函谷关在弘农县的衡岭。《史记·项羽本纪》注作“衡山领”。《续汉书·郡国志》弘农条刘昭注也作“衡山领”，大概是把“岭”析为两个字，但都作“衡”，不作“衙”。全本、赵本、戴本依据《汉书》误本改动注文，错了。武功县的衙领与这里没有关系。《寰宇记》说，岭在恒农县西南三十五里，那么烛水就在今灵宝县南面。世人称这里为石城山。守敬按：此山互见《洛水》篇。左水向东北流，经过石城西面。守敬按：石城应在今灵宝县西南。左水向东北与右水汇合。右水发源于石城山，向东北流经石城东面，再向东北流入左水。《地理志》说，烛水发源于衙岭下的山谷。守敬按：见弘农县条下。《开山图》说，衙山在函谷山西南。守敬按：函谷山详见下文。这条水漫流向东，注入●姑水，因此两水都可以通称为烛水。守敬按：●姑是烛水的通称，所以下文说烛水流入门水，也就是●姑水注入门水，暗中与前文“●姑水注入其中”相呼应。水流经山涧向东北流出，称为开方口。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九引孙严《宋书》说，柳元景统率军队北伐，到了弘农，在开方口扎营。沈约《宋书·元景传》也相同。水边有土阜，称为方伯堆。朱本作“名”，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元和志》说，方伯堆在弘农县东南五里，在今灵宝县西南。宋代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等，和建威将军柳元景一起向北进入，在方伯堆驻军。朱本把“建武”误作“建威”，赵本据《宋书》和《南史·薛安都传》改正，戴本相同。会贞按：这是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事，见《宋书·柳元景传》。堆字作“▯”。《广雅》说，“▯”是“堆”的本字。堆上有城，就是鲁方平所筑。朱本把“方平”误作“方伯”，赵本改并说：就是鲁方平。戴本相同。守敬按：《元和志》作“方平所筑”。门水又向东北流经邑川城南。朱本把“邑”误作“入”，《笺》说，谢氏本作“邑”；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邑”。《隋志》说，朱阳县下有邑阳县，开皇末年改名为邑川，以此为名。邑川在今灵宝县南面。这里就是汉代封窦门的旧邑。守敬按：窦门的事详见后文。河川因它而得名。这里也叫窦门城，在函谷关南七里。守敬按：函谷关详见下文。门水又向东北流，田渠川水注入其中。赵本、戴本删去“川”字。田渠水发源于衡山的白石谷。朱本脱去“水”字，赵本、戴本增补。守敬按：《寰宇记》称它为五阳水，说在玉城县西十五里。现在叫坝底河，发源于灵宝县东南的干山。向东北流经故丘亭东面。守敬按：故丘亭应在今灵宝县东南。这是薛安都军队所筑的城。守敬按：《宋书》《魏书》《南史》《北史》的薛安都传都没有记载筑丘亭城的事。水又流经鹿蹄山西面。孙星衍说：此山《山海经》也有记载。守敬按：《中次四经》开头说，鹿蹄山有甘水发源。此山见《甘水经注》，《洛水注》也有记载，在今宜阳县东南，与这里不是同一地点，不能混为一谈。《寰宇记》说，山在玉城县西南二里。《金史·地理志》说，虢略县有鹿蹄山。《一统志》说，在灵宝县东南四十里。山石上有鹿蹄，天然形成清晰的形状。朱本作“者”，赵本改作“着”，并说：这与《沁水》篇注文完全相同。会贞按：本篇上卷叙述石崖山时，也有“粲然成着”的文字，都是这种文例。不是人力雕刻出来的。会贞按：《寰宇记》引用《九州要记》说，弘农县有鹿山，山中石头上有天然形成的鹿蹄印，不是人工刻成的。水流经田渠川，称为田渠水，向西北流入烛水。烛水又向北流入门水，门水的左右两侧就是函谷山。会贞按：《汉书·高帝纪》注中，颜师古说，

译现在桃林县南面有洪淄涧水，就是古人所说的函谷。《元和志》引用《西征记》说，道路在山谷中，深而险峻，像竹箱一样，所以叫函谷。谷中道路很难通行，东西长十五里，两岸悬崖陡立，岩石和柏树遮蔽谷中，几乎看不见太阳。门水又向北流经弘农县故城东面，这座城就是旧函谷关校尉的治所。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弘农是秦代函谷关。《百官公卿表》说，关都尉是秦代官职。这里却作“校尉”，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地理通释》说，函谷关在灵宝县西南十二里。《方舆纪要》说，在县西南三十里。终军曾在这里弃繻。会贞按：《汉书·终军传》说，终军初次入关时，关吏给他一块繻，说回来时还要凭它合符验证。终军说：“大丈夫向西游历，终究不会再传递文书返回。”于是弃掉繻离去。燕丹、孟尝君也曾在这里因义气感动鸡鸣。会贞按：燕丹的事见《燕丹子·上篇》，孟尝君的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真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受感动，意志和诚心难以改变。从前老子向西进入函谷关时，关令尹喜也曾在这里观察云气。会贞按：下文把关令尹喜望气说成另一种说法，因此这里前一种说法显然不是指尹喜望气。《列子》说，杨朱向南到沛地去，老聃向西游历秦国，在郊外受到邀请，到了梁地遇见老子。老子在途中仰天叹息说：“我起初以为你可以教导，现在看来你已经不可教了。”杨朱说：“请告诉我我的过错。”老子说：“你目光傲慢，你气势张扬，你还能和谁相处呢？”李善注《赵至与嵇茂齐书》引用了这段话，那么这里大概说的是杨朱的事，应当作“杨朱在这里邀请他”。然而《列子》没有说函谷关，大概有脱文或讹误。所以《赵至与嵇茂齐书》说：“李叟进入秦国，到了关口便叹息。”又有一种说法见于《赵至与嵇叔夜书》。会贞按：赵至此书见《晋书》本传，也见《艺文类聚》卷三十；《艺文类聚》同时收录《嵇茂齐答赵景真书》。《文选》题作《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但篇首称“安白”。李善注说，出自《嵇绍集》的《赵景真与从兄茂齐书》；当时人误称为《吕仲悌与先君书》，所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列出。赵至字景真，是代郡人；州府征召他任辽东从事。他的堂兄是太子舍人，字茂齐，与赵至同年，关系亲密。赵至刚到辽东时，写了这封信给茂齐。干宝《晋纪》认为是 《吕安与嵇康书》，两种说法不同。所以篇题写“景真”，正文却说“安”。考察《嵇绍集》的记载最详细可靠，何况又有明确的《茂齐答书》，它是《赵至与茂齐书》还有什么疑问？所以《晋史》直接把这封书收入赵至传中，但当时已经误作《吕安与嵇康书》。干宝又因此把它收入《晋纪》，所以《文选》两种说法都采用了。这里的注文也把两种说法并列保存，这正体现了郦道元的谨慎。又说“亦言”之后，应当有“吕安”二字才相合；否则看起来就像是在说《赵至与嵇叔夜书》。考察古籍，没有这种说法。这里是关令尹喜观察云气的地方。会贞按：关令尹喜望气的事详见《渭水注》。各种说法纷纷杂陈，仍不知道哪一种可以确定。汉武帝元鼎三年。朱本作“四年”。沈炳巽说：应当是“三年”。把函谷关迁到新安县，以旧关地设置弘农县，作为弘农郡治所。守敬按：这三句见《汉书·武帝纪》。弘农郡的郡治。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弘农郡在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汉代弘农县是弘农郡治所，东汉、魏、晋沿袭；后魏把县改名为恒农，作为西恒农郡治所。王莽改名为右队。守敬按：《汉书·王莽传》记有右队大夫宋纲。刘桓公任郡守时，老虎跟随他渡河，光武帝听说后，戴本作“闻”，一作“问”。光武认为这件事很好。守敬按：刘昆，字桓公，事迹见《后汉书·儒林传》。这条水在城北向北流，注入黄河。黄河在这里有“浢津”之名。朱本把“浢”误作“洹”，《笺》说：根据下文详察，应作“浢”。赵、戴二本改作“浢”。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浢”。《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年注引此文作“郖”，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注引作“浢”。考《说文》作“郖”，《魏志·杜畿传》作“郖津”，《穆天子传》作“浢津”。“郖”“浢”二字相通。《元和郡县图志》说，浢津在灵宝县西北三里。唐代灵宝县，就是今天的县治。各种记载都说：汉武帝微服出行到柏谷时，曾在窦门受到侮辱。守敬按：根据前文所说微服出行柏谷亭，接受亭长妻子的馈赠，以及下文感念她深知自己身份等情形，窦门应当是柏谷亭长的名字。后来又感念这位妻子能够深切识别自己并馈赠食物，回到玉阶之后，给予她丰厚的赏赐，把河津赐给她，让她经营渡船收取渡资。守敬按：这件事与《汉武故事》的记载不同。今天仍称作窦津。朱本在“津”下有“者”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七十一引文没有“者”字。因此潘岳《西征赋》说：“酬答一个普通妇人，已经很优厚了。”守敬按：《文选》本《赋》“酬”作“畴”，李善注说：“畴”同“詶”。胡厥夫之类的错误官员，以及袁豹等人，都认为确实如此。守敬按：袁豹字士蔚，事迹附见《晋书·袁瓌传》和《宋书·袁湛传》。考察下文引用《西征赋》也称袁豹，可知袁豹应当有《西征赋注》，只是《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李善也没有引用，大概早已亡佚。我考察黄河南岸，水边夹岸有渡口。朱本作“有测”，《笺》说：“测”一作“涧”，有的版本作“津”。赵本改作“涧”，戴本改作“津”。守敬按：孙潜校本作“津”。这个渡口叫浢津。黄河北岸的河北县有浢水、浢泽，浢水向南流入黄河。朱本把“泽”写作“津”，赵本相同，戴本删去“浢津其水”四字。守敬按：“其水南入于河”一句，《寰宇记》引文相同。因此今天的版本只有把“浢津”误作“浢泽”这一处，不是多余的文字。

译戴本删去这句话，是不对的。浢水在今芮城县东五十里，另名仪家沟，发源于中条山麓，向南流入黄河。黄河因此原本就有浢津之名，并不是从窦门才开始这样称呼的；大概是事情相似而名称相同，所以作者认可了这种说法。戴本把“是”改作“疑”，不对。守敬按：这里的“是”承接上文潘岳、袁豹的话，不应改作“疑”。[五四]《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卷五说：“天子从窴軨出发，住宿在浢水北岸。”会贞按：窴軨就是巅軨，见下文沙涧水条。丁亥日，进入南郑。会贞按：《传》中的“南”是“西”字的错误，郦道元沿用了它。南郑见《渭水注》下文。考察穆天子所经过的道路，正好沿着这条渡口通过；由此推知，浢津并不是因为窦门才得名。民间有时把它叫作偃乡水。黄河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入一条水。朱本把“东”误作“有”，把“合”误作“右”。戴本改正；全、赵二本改作“又合左右二 水”。会贞按：赵本这样改不对。下文明确说两条水汇合成为一条川流，这里不能说汇合左右两条水。这条水有两个源头疏导流来。朱本“二”作“三”，下文同，全、赵、戴三本改正。两个源头都发源于薄山。朱本把“山”误作“水”，赵、戴二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山”。薄山见前文。这条水在今平陆县西，一名南侯涧。南流后汇合成一条川流。两条水之间，世人称作闲原。会贞按：《括地志》说，闲原在河北县西六十五里；《寰宇记》说，这片原野东西七里、南北十三里；《方舆纪要》说，在平陆县西六十里。这里就是虞、芮两国争夺的田地。会贞按：《诗经·大雅·绵》篇说“虞、芮质厥成”。毛传说：虞、芮两国国君互相争田，长久不能解决，于是说：“西伯是仁德之人，何不去请他评判？”两国国君便一同朝见周文王。进入周境后，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行路的人互相让路；进入城邑，男女分道而行，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必亲自提拿物品；进入朝廷，士人让位给大夫，大夫让位给卿。两国国君受到感动，互相说：“我们这些小人，不能踏入君子的庭院。” 于是互相谦让，把原来争夺的田地作为闲田。具体情形已经无法详知。水又向南流，注入黄河。黄河右岸有曹水注入。朱本把“之”误作“水”，把“曹”误作“会”。戴本改正，赵本在“水”上增加“谷”字并删去“注之”二字，说它就是谷水从南山通入黄河的水。守敬按：下文的谷水指七里涧，与这里的水无关，赵本据此作证是错误的。“会”与“曹”字形相近，显然是“曹”的讹字。戴本改得对。曹水发源于南山。守敬按：今天称好阳河，发源于灵宝县东南三十五里的岘山。向北流经曹阳亭西。陈涉派周章进入秦地，少府章邯在这里将他斩杀。守敬按：《史记·陈涉世家》说，周文向西进攻秦国，抵达戏地，被秦少府章邯击败；出关后停在曹阳，章邯追击并再次击败他；周文又逃到渑池，章邯进攻，大败周文，周文自杀。《秦二世本纪》则说，章邯在曹阳杀死周章，这是郦道元所依据的记载。《高祖本纪》索隐引应劭说，章邯字文。魏氏认为曹阳就是好阳。[五五]守敬按：《汉书·陈胜传》颜师古注引晋灼说：魏武帝将它改名为好阳。《晋书·地道记》说：曹阳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弘农有曹阳亭。《汉书·陈胜传》注引晋灼说，亭在弘农县东十三里，《晋书·地道记》即据此而来。《括地志》说，在桃林县东南十四里；《元和郡县图志》说，在灵宝县东南十四里；《灵宝县志》说，曹阳亭就是今天的好阳铺，在县城东十里。曹水向西北流，注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菑水注入黄河。菑水发源于常烝山。守敬按：《山海经·中次六经》说，菑水发源于常烝山。这里“水出”上面应有“《山海经》曰”四字，因为下文又重复叙述。《隋书·地理志》说桃林有淄水，就是菑水。《灵宝县志》说，水在县城东二十里。常烝山的详情见下文谯水条。菑水向西北流经曲沃城南。守敬按：《魏书·地形志》说，陕州恒农郡北陕县有曲沃城。《括地志》说，在陕县西南三十二里，今有曲沃店。《一统志》说，在陕州西南四十里。又曲折流经曲沃城西，向西北流入黄河。各家注释都说曲沃在黄河北岸。守敬按：晋国的曲沃本在黄河东岸，详情见《涑水注》，这里说的不是那个地方。魏司徒崔浩认为，曲沃只是地名。守敬按：潘岳《西征赋》有“登上曲沃而惆怅”的句子。崔浩注释《西征赋》，见《洛水》篇，这里大概是他的注语。我考察《春秋·文公十三年》说，晋侯派詹嘉守卫桃林塞。守敬按：这是《左传》的原文。桃林塞详见上文。在那里防备秦国。守敬按：杜预注说，守卫桃林塞是为了防备秦国。当时由曲沃的官员负责守卫，所以“曲沃”这个名称便成为流传已久的说法。黄河又向东流，汇入七里涧。七里涧在陕西七里处。朱本《笺》说：在陕县以西。戴本在“陕”下增加“城”字。守敬按：《公羊传》说，从陕地向东，由周公负责；从陕地向西，由召公负责。所以有“陕东”和“陕西”的称呼。《宋书·柳元景传》说，庞季明率军进向陕西七里谷，说的就是七里涧。这正是本注所说“涧在陕西七里”的明确证据。《北史·魏孝武帝纪》、《旧唐书·太宗纪》、《肃宗纪》、《回纥传》也都称“陕西”，[五六]都指今天陕州以西，详见《日知录》。戴本增加“城”字，虽然通顺，实际上是多余的。《元和郡县图志》说，涧在陕县西南七里。《方舆纪要》说，好阳在陕州西南七里，今名石桥沟，向北流入黄河。所以因此得名。这条水从南山通入黄河。朱本作“谷水”，赵本相同，戴本改作“其水”。也称作曹阳坑。守敬按：《史记·陈涉世家》正义引崔浩说，曹阳是坑名，从南山向北通到黄河，大概就是崔浩《西征赋注》中的话。下文所说的地点并没有错，所以据此立论。因此潘岳《西征赋》说：“行走在漫渎的出口，休息在曹阳的废墟。”守敬按：《文选》本两句的“于”都作“乎”。《元和郡县图志》说，曹阳墟俗称七里涧。

译袁豹、崔浩也没有认为这个地点不对。我考察《汉书·地理志》说，从前汉献帝向东迁徙，因盗贼祸乱而受逼迫，李傕、郭汜在弘农涧交战，天子于是露宿在曹阳。杨奉、董承在外面联合催和，内里又召来白波军李乐等人，击败李傕。守敬按：《后汉书·献帝纪》范晔注引薛莹《后汉书》说，黄巾军郭泰等人在西河白波谷起兵，因而称为白波军。皇帝的车驾因此得以继续前进。李傕等人又来交战，杨奉等大败，双方军队连绵四十多里，才得以抵达陕地。守敬按：此段抄略《后汉书·董卓传》的文字。由此推断，交战地点似乎不是曹阳；但是按照《山海经》考察，朱本“《经》”下有“曰”字，赵、戴二本删去。菑、曹二字形体相近，这里或许确实有曹阳之名。赵本说：王世懋《读史订疑》说，灵宝以西、函谷关以东，有一条直下黄河的涧水，名为弘农涧。《一统志》说，宋代避英宗讳，改称鸿芦。我私下怀疑宋代是避宋太祖之父赵弘殷的讳，何必要连“农”字也改掉呢？英宗初名以及后来改用的名字，都不触犯这两个字；说是避英宗讳，尤其错误。后来读到王得臣《麈史》，才知道这种说法大错特错。王得臣曾修《陕州志》，说灵宝以西有一条涧，叫洪溜，不知道这个名称的由来。等到看到《水经注》说，县中有鸿胪围池，这条水沿津渠流注，所以称此川为鸿涧，才知道“洪溜”是讹传。顿时明白，当时的俗名是“洪溜原”，并不是所谓“鸿胪”；王得臣在援引《水经》修志时，或许因此改了名称。他自己说的是“鸿胪”，不是“鸿芦”。王得臣在政和年间已八十岁，他所著的书正处在英宗前后，哪里有什么避讳之说？大概陕州古名“宏农”，而这条涧先叫“洪溜”、后来叫“鸿胪”，读音接近“宏农”，某些读书人强行解释，便凭主观附会，说是恢复古名而改称。世间有些说法只是习惯相传而不是真实情况，我特意指出这一点，以纠正这条涧的错误名称。如今灵宝人也顺口称作“宏农”，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仍然以称“鸿胪”为是；否则称“洪溜”，也还是宋代以前的名称。一清按：王世懋的说法不对。据郦道元的注，鸿胪围池在上洛县；上洛隶属商州，距离陕地四百多里，怎么能随便把鸿胪说成宏农呢？《后汉书·献帝纪》说，十一月庚午日，李傕、郭汜等追赶皇帝车驾，在东涧交战，王师战败。壬申日，皇帝到达曹阳，露宿在田野中。章怀太子注说，曹阳是涧水之名，在今天陕州西南七里，俗称七里涧。《董卓传》说，李傕、郭汜共同追赶皇帝车驾，在宏农东涧大战，天子于是露宿曹阳。《寰宇记》陕州陕县条说，曹阳墟俗名七里涧，在县城西四十五里。魏武帝改称好阳涧。原本叫曹阳，是因为位于曹水之北。这样看来，李傕、郭汜交战的地方，是宏农的东涧，也就是另名七里涧的那条水。现在版本删去了“东”字，直接说宏农涧，这是当地人的称呼，郦道元沿用了它，并没有错误。若把它解释成鸿胪围池，反而更加偏离事实。况且“洪溜”作为涧名见于《汉书》注，颜师古说，桃林县南有洪溜涧水，就是古代的函谷关。各种纷纷考辨，实际上都是徒费辞说。又全祖望说：善长怀疑曹阳就是菑阳，但颜师古注《陈涉传》说，曹水发源于陕县西南的岘头山，向北流入黄河，今天称作好阳涧，在陕县西四十五里。这样看来，菑水之外另有曹水，并不像郦道元所说的那样。守敬按：献帝露宿曹阳，就是上文所说曹水流经曹阳亭西的地方，因此距离陕地有四十多里；郦道元受七里涧说法牵连，也称它为曹阳坑，与四十多里的距离不合，于是怀疑菑、曹二字形近而发生讹误，反而造成了纠葛。但他对曹水、曹阳亭完全没有提及，实在无法解释。全祖望引用《陈涉传》注，又好像认为郦道元不知道曹水、好阳涧的存在；其实他没有查阅郦道元的叙述，曹水、曹阳以及《陈涉传》的引用，就在这一段前面十多行。赵氏广泛称引资料，却不知道七里涧、好阳涧是两条不同的水：七里涧在陕西七里处，好阳涧在陕西四十多里处。赵氏引用章怀太子注，说七里涧在陕州西南七里，这是对的；却又引用《寰宇记》，说七里涧在陕县西四十五里，魏武帝改称好阳，于是把陕西七里的水当作陕西四十多里的水。既不考虑这与“七里涧”的含义不合，也不想想郦道元为什么还要作这样的辨析。这种错误实在太严重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月〕 黄河又向东流，与谯水汇合。朱本没有“又”字，把“谯水”误作“谯谯”。赵、戴二本改正，并把下一个“谯”字改作“水”。戴本增加“又”字，把“谯”改作“潐”。谯水发源于常烝山，俗称干山。朱本把“干”误作“于”，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作“干”。守敬按：明抄本作“干”，大概是前后异名。常烝山在陕城南八十里。会贞按：《山海经·中次六经》说，潐水发源于常烝山。《名胜志》说，谯水发源于陕州城南三里，平地涌出，向北流入黄河，俗称三里涧。其流程很短，又发源于平地，与本注所述不合，不是古代的谯水。如今陕州以南百里有干山，干头河发源于此山；如果这就是干山，那么干头河就是谯水。它的河道有两个源头同时流出，共同注入一个山谷，然后向西北流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经陕县北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里、四十五里〕 橐水发源于橐山。守敬按：《山海经·中次六经》说，橐水发源于橐山。橐山在今陕州东九十里，橐水发源于此，另名永定涧。橐水向西北流，又有崖水汇入。朱本把“崖”误作“于水”，赵本把“于”改作“干”，戴本改作“崖”。守敬按：下文说干山之水注入崖水，所以这里应先叙述崖水；戴本改得对。崖水发源于南山北面的山谷。朱本把“谷”误作“合”，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也改作“谷”。守敬按：今天有青龙河，发源于陕州东南的明山，大概就是崖水。青龙河流经崖峡，向北流，与干山的水汇合。朱本把“干”写作“于”，下文相同，赵、戴二本改正。干山的水发源于干山东谷。朱本脱去“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加。两条河流汇合后，一同注入崖水。守敬按：这条水应当在今陕州东南。崖水又向东北流入橐水，向北流出山谷，称作漫涧。会贞按：《方舆纪要》说，因为水势漫流，所以称漫涧。《陕州志》又说，山涧各水汇聚，水势非常猛烈。漫涧与安阳溪水汇合。安阳溪水发源于石崤以南。会贞按：石崤详见下文石崤水条。安阳溪向西流经安阳城南。会贞按：《寰宇记》说，安阳城在硖石县西四十里，位于今陕州东南。汉昭帝把上官桀封为侯国。朱本作“武帝”，并在“全国”下有“也”字，赵本相同。赵本说：据《史记》索隐，表中说安阳侯国在荡阴，地理志说隶属汝南。《地理志》汝南郡安阳县下注明“侯国”，就是这个地方。《方舆纪要》说，彰德府安阳县本是纣王的朝歌之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里、三里、百里〕 战国七国时期，这里是魏国的宁新中邑。秦昭襄王五十年，王龁跟随张唐攻取此地，改名为安阳。汉代撤销建置，并入荡阴县。汉昭帝把上官桀封为侯邑。因此，这不是陕地的安阳城。《外戚恩泽侯表》说，上官桀在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壬寅日受封；朱本把“昭帝”误作“武帝”。戴本改作“昭帝”，删去“也”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安阳县下注“侯国”，是王音受封之地，不是上官桀的封地。《外戚恩泽侯表》说，安阳侯上官桀封在荡阴。颜师古注说，荡阴是上官桀享用的食邑。汉代封侯国，常常封国所在地与食邑所在地不同。田蚡封为武安侯，而《沟洫志》说他的奉邑食邑在鄃县，鄃县隶属清河郡。这就是封国与食邑不一定在同一地方的证据。所以颜师古认为荡阴是上官桀的食邑。郦道元认为上官桀的封地在陕地，一定是有所依据的。赵氏因为这与《外戚恩泽侯表》不合而否定它，是错误的。潘岳所说“我徂安阳”，就是指这里。会贞按：这是《西征赋》的文字。漫涧水向西流，与安阳溪汇合。朱本把“西”误作“东”，赵、戴二本相同。会贞按：漫涧在西，安阳溪水向西流并与之汇合，因此“东合”显然是“西合”的错误。《寰宇记》说，硖石水在硖石县东二 里，发源于土岭，向西流经硖石山，与橐水汇合，就是安阳溪水。如今在陕州东南。水的北面有逆旅亭，朱本脱去“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加。这里称作漫口客舍。会贞按：《资治通鉴》说，唐上元二年，史思明驻在鹿桥驿，史朝义住在逆旅。胡三省注引用这段文字说，郦道元只是根据一时经过时所见来记述。从北魏到唐代乾元、上元年间，相隔三百多年，漫口客舍一定已经不存在了；这里的“逆旅”只是泛指旅舍。我认为，虽然时代相隔，房屋仍可能重新修建；但从地点看，郦道元所说的逆旅亭在陕城东南，史思明当时退兵驻扎在永宁，虽然想进攻陕地，却还没有到达陕地，因此这座逆旅亭不可能是史朝义住宿的逆旅，事实很清楚。水又向西流经陕县旧城南。朱本把“又西径陕县故城南”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上下文，这是《注》中叙述橐水所经过的地方。全、赵二本也作同样改动。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陕县北有利人渠，隋开皇六年苏威引橐水入城，百姓从中获利。根据本注，橐水流经城南，并没有进入城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

译汉代陕县隶属弘农郡，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时成为恒农郡的治所。就是今天的陕州治所。橐水又汇合一条水，称作渎谷水；渎谷水从南面的近溪流出，向北流入橐水。会贞按：这条水应当在今陕州城南。朱本把“橐”改作“其”。橐水又向西北流，经陕城西面，向西北注入黄河。戴本说：按本注叙述，橐水的流程到这里结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 战国时期，这里是魏国的宁新中邑。秦昭襄王五十年，王龁跟随张唐攻取了它，改名为安阳。汉代将它省并入荡阴县。汉昭帝把这里封给上官桀作为侯邑。不过，这并不是陕地的安阳城。《外戚恩泽侯表》记载，上官桀在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壬寅日受封，称武帝，字也有误。戴震改作“昭帝”，删去“也”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安阳县下的注文说是侯国，乃是王音所封，并非上官桀。《外戚恩泽侯表》所说的安阳侯上官桀，封地在荡阴。颜师古注文说，荡阴是上官桀所食邑。汉代封侯为国，往往封国在此处，而食邑却在另一处。田蚡封为武安侯，但《沟洫志》说他的奉邑在鄃县，鄃县属于清河郡。这就是封国与食邑不一定在同一地点的证据。因此颜师古把荡阴看作上官桀的食邑。郦道元说上官桀所封之地在陕，必定另有所据。赵一清因为这与《外戚恩泽侯表》不合而加以否定，是错误的。潘岳所说“我徂安阳”，就是这个意思。会贞按：这句话见于《西征赋》。水流向西与漫涧水汇合。朱氏本作“东”，赵一清、戴震也都作“东”。会贞按：漫涧在西面，安阳溪水向西流并与它汇合，因此“东合”显然是“西合”的错误。《太平寰宇记》说，硖石水在硖石县以东二十里，源出土岭，向西流经硖石山，与橐水汇合。这就是安阳溪水。如今位于陕州东南。水的北面有逆旅亭。朱氏本没有“水”字，赵一清本也没有，戴震增补了“水”字。这里叫作漫口客舍。会贞按：《资治通鉴》记载，唐上元二年，史思明驻在鹿桥驿，史朝义住在逆旅。胡三省注文引用本文说，郦道元只是根据一时经过时所见到的情况来叙述。我认为，从北魏到唐代乾元、上元年间，相隔约三百年，[五七]漫口客舍必定已经不再存在；这里的“逆旅”只是泛指旅舍罢了。我又认为，时代相隔虽久，房屋也可能重新修建；但从地理位置来看，郦道元所指的逆旅亭在陕城东南，而史思明当时退军驻扎在永宁，虽然想进攻陕地，却还没有到达陕地，所以这座逆旅亭并不是史朝义所住的那所逆旅，这是确定无疑的。又向西经过陕县旧城的南面。朱氏本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上下文，这是《注》中叙述橐水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也都作同样的改动。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陕县北面有利人渠，隋开皇六年苏威引橐水入城，百姓依靠它获得便利。根据注文，橐水经过城南，并没有流入城中。汉代时，陕县属于弘农郡；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时成为恒农郡的治所。现在是陕州州治。又汇合一条水，叫作渎谷水，从南面的近溪发源，向北流入橐水。会贞按：这条水应当在今天陕州城的南面。注文中的“橐”，戴震改作“其”。又向西北流，经过陕城西面，向西北注入黄河。戴震说：考察注文，这里叙述的是橐水在此处汇入黄河。黄河北岸与茅城相对，这里原来有茅亭。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的注文说，茅亭就是茅城亭，详见下面。这里是茅戎的城邑。守敬按：《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用这段文字作“茅戎号”，大概是错误的。《春秋左氏经·成公元年》作“茅戎”，杜预注文说，茅戎是戎族的一个别支。《公羊传》说：“就是晋军在大阳击败它的地方。”朱氏本把“之”误作“入”，赵一清根据《公羊传》改正。戴震作“之”。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之”。《公羊传·成公元年》说：“周王的军队在贸戎遭到失败。”是谁打败了他们？大概是晋军打败了他们。贸戎就是茅戎。茅亭在大阳县，出自《春秋释例》，下面引用的注文中可以看到。《公羊传》大概参照了杜预的说法，但《公羊传》说的是周王的军队败于晋军，并不是说晋军打败了茅戎。这段文字很不明白。渡口也因此取名为茅津。《春秋·文公三年》说：“秦伯攻打晋国，从茅津渡河，封埋崤山战死者的尸体后返回。”守敬按：见《左传》。今本《左传》把“崤”写作“殽”。《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元年，亲自率军从茅津出兵，战胜了茅戎，可见茅津在文公三年以前就已见于记载。杜预注文说，茅津在大阳县西面；又《春秋释例》说，大阳县西南有茅津、茅亭。《括地志》说，茅津和茅亭在河北县西二十里。《春秋地名考略》说，平陆县东南有茅城，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就是茅津。它向南距陕州州治三里，确实是黄河的重要冲要，在今天陕州西北三里处。东面有咸阳涧水流入。水发源于北虞山。[五九]守敬按：“虞”“吴”是古代通用字。这里以及下文中，虞山、吴山交替出现，又称虞坂，都是同一座山。《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大阳县西面，只是就其中一处而言。

译按照郦道元把相关内容归类叙述的方式来看，这座山从县城西北绵延到县城东北。山在今天安邑县东南三十二里，跨越夏县、平陆县的边界。咸阳涧水则发源于平陆县北面的山。向南流到陕津，注入黄河。守敬按：《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说，太祖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河东的卫固等人派兵截断陕津，使人无法渡河，就是这里。《广志》说，陕县有大阳故关，就是茅津，又叫陕津。黄河以南就是陕城。过去周公、召公分掌诸侯时，以这座城作为东西的分界。会贞按：《公羊传·隐公五年》说，从陕地向东由周公主管，从陕地向西由召公主管。《续汉书·郡国志》说，陕县有陕阳。《注》引用《博物记》，说这里是周公、召公二伯分治的地方。《括地志》说，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并不是以这座城为界，而是以陕原作为界线。东城就是虢国都城的上阳。守敬按：《左传·僖公五年》说，晋侯包围上阳。杜预注文说，上阳是虢国国都，在弘农郡陕县东南。虢仲所建都的是南虢。三虢之中，这是其中之一。赵一清说：考察《地理志》陕县下的记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连同这里在内就是四个虢国，大概陕县与大阳县隔着黄河相对，南虢就是北虢，所以 有上阳、下阳的区别，也有南虢、北虢的称呼。陕县是虢国的都城，大阳县是虢国的边塞城邑。《谷梁传》和杜预的注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阳失守而虢国不能守住，因此《春秋》记作“灭”。何焯说：考察杜预说法，陕县东南有虢城，就是西虢国。这里的“南”字或许是“西”字的错误。大概虢仲受封的并不是雍州的虢国。他的说法与班固《汉书·地理志》不同。宋代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僖公五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后代，这两个虢国都是西虢。虢仲的封地在今天陕州陕县，又为了区别于凤翔的虢国，所以也称南虢。虢叔的封地在今天凤翔府虢县，因为虢国位于中原以西，所以又称西虢。隐公元年所说的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这是东虢，就是今天郑州荥阳县。由此看来，北虢就是南虢，并不是西虢。《春秋分记》的说法本于班固，足以证明何焯的说法错误。守敬按：自古以来关于虢国的说法非常混乱。《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三个虢国，以及《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在虢州条下的说法，都是相同的。但《太平寰宇记》引用《帝王世纪》，把虢州说成西虢的所在地，把成皋说成东虢，把平陆说成北虢。它所说的东虢、北虢与《汉书·地理志》相同，而西虢则不同。杜预《左传》注文把制说成东虢，把陕说成西虢。他所说的东虢也与《汉书·地理志》相同，但西虢又与《帝王世纪》相同。贾逵说，虢仲封在东虢，虢叔封在西虢；这一说法见于《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疏，韦昭《国语·郑语》注文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六〇]皇甫谧却反过来说，周王把虢仲封在西虢，把虢叔封在东虢。《续汉书·郡国志》也说，荥阳是虢叔的封国，陕县是虢仲的封国。各种不同的议论纷纷出现，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姑且各自保存这些说法。郦道元把陕县作为虢仲的都城，大概是沿用了司马彪的说法。他说有三个虢国，则是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本，又参考了其他书籍。班固说北虢、东虢、西虢，郦道元另列出南虢。下阳是虢国的边塞城邑，班固重视边塞城邑，所以说北虢在大阳；上阳是虢国都城，郦道元以都城为主，所以说南虢在陕县。南虢与北虢虽然是两个地方，实际上却是同一个国家。既然是一个虢国，所以把南虢列为三虢之一。考察《渭水注》，其中也把上阳说成南虢，足以证明南虢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何焯却因为杜预指陕县为西虢，就说这里的“南”字可能是“西”字的错误，没有想到郦道元说三虢，是依据班固《地理志》；《地理志》中已经有雍州的西虢，如果这里写作西虢，岂不是又与《地理志》的西虢重复了吗？陕原本来就有西虢的称呼，何焯只执着于杜预的一种说法来驳斥南虢，这就拘泥了。至于《春秋分记》原本说西虢也称南虢，只是赵一清引用 战国七国时期，这里是魏国的宁新中邑。秦昭襄王五十年，王龁跟随张唐攻取此地，改名为安阳。汉代撤销建置，并入荡阴县。汉昭帝把上官桀封为侯邑。因此，这不是陕地的安阳城。《外戚恩泽侯表》说，上官桀在昭帝始元二年正月壬寅日受封；朱本把“昭帝”误作“武帝”。戴本改作“昭帝”，删去“也”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汝南郡安阳县下注“侯国”，是王音受封之地，不是上官桀的封地。《外戚恩泽侯表》说，安阳侯上官桀封在荡阴。颜师古注说，荡阴是上官桀享用的食邑。汉代封侯国，常常封国所在地与食邑所在地不同。田蚡封为武安侯，而《沟洫志》说他的奉邑食邑在鄃县，鄃县隶属清河郡。这就是封国与食邑不一定在同一地方的证据。所以颜师古认为荡阴是上官桀的食邑。郦道元认为上官桀的封地在陕地，一定是有所依据的。赵氏因为这与《外戚恩泽侯表》不合而否定它，是错误的。潘岳所说“我徂安阳”，就是指这里。会贞按：这是《西征赋》的文字。漫涧水向西流，与安阳溪汇合。朱本把“西”误作“东”，赵、戴二本相同。会贞按：漫涧在西，安阳溪水向西流并与之汇合，因此“东合”显然是“西合”的错误。《寰宇记》说，硖石水在硖石县东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步、二十九年、十丈〕 里，发源于土岭，向西流经硖石山，与橐水汇合，就是安阳溪水。如今在陕州东南。水的北面有逆旅亭，朱本脱去“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加。这里称作漫口客舍。会贞按：《资治通鉴》说，唐上元二年，史思明驻在鹿桥驿，史朝义住在逆旅。胡三省注引用这段文字说，郦道元只是根据一时经过时所见来记述。从北魏到唐代乾元、上元年间，相隔三百多年，漫口客舍一定已经不存在了；这里的“逆旅”只是泛指旅舍。我认为，虽然时代相隔，房屋仍可能重新修建；但从地点看，郦道元所说的逆旅亭在陕城东南，史思明当时退兵驻扎在永宁，虽然想进攻陕地，却还没有到达陕地，因此这座逆旅亭不可能是史朝义住宿的逆旅，事实很清楚。水又向西流经陕县旧城南。朱本把“又西径陕县故城南”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上下文，这是《注》中叙述橐水所经过的地方。全、赵二本也作同样改动。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陕县北有利人渠，隋开皇六年苏威引橐水入城，百姓从中获利。根据本注，橐水流经城南，并没有进入城中。汉代陕县隶属弘农郡，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时成为恒农郡的治所。就是今天的陕州治所。橐水又汇合一条水，称作渎谷水；渎谷水从南面的近溪流出，向北流入橐水。会贞按：这条水应当在今陕州城南。朱本把“橐”改作“其”。橐水又向西北流，经陕城西面，向西北注入黄河。戴本说：按本注叙述，橐水的流程到这里结束。

译黄河对岸是茅城，原为茅亭。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注说，茅亭就是茅城亭，详见下文。这里是茅戎的城邑。守敬按：《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此文作“茅戎号”，大概是错误。《春秋左氏经·成公元年》作“茅戎”，杜预注说，茅戎是戎人的别种。《公羊传》说：“晋国在大阳打败了他们。”朱本把“之”误作“入”，赵本依据《公羊传》改正。[五八]戴本作“之”。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之”。《公羊传·成公元年》说：“王师在贸戎处战败。”是谁打败王师的？大概是晋国打败了王师。贸戎就是茅戎。茅亭在大阳县，见《春秋释例》，下文注中将引用。公羊传大概参照了杜预的说法，不过《公羊传》说的是王师败给晋军，并不是说晋军打败茅戎。这里的文字很不清楚。这个渡口也因此取名为茅津。《春秋·文公三年》说，秦伯讨伐晋国，从茅津渡河，封葬崤地战死者后返回，就是这件事。守敬按：见《左传》。今本《左传》把“崤”写作“殽”。《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元年亲自率军攻打茅津并取胜，可见茅津在文公三年以前已经存在。杜预注说，茅津在大阳县西；《春秋释例》又说，大阳县西南有茅津、茅亭。《括地志》说，茅津和茅亭在河北县西二十里。《春秋地名考略》说，平陆县东南有茅城，黄河流经城南，就是茅津。茅津南距陕州治所三里，确实是黄河交通的要冲，在今陕州西北三里。东面有咸阳涧水注入。咸阳涧水发源于北虞山。[五九]守敬按：“虞”“吴”是古代通用字。这里以及下文交替出现虞山、吴山，又称虞坂，都是同一座山。《汉书·地理志》说吴山在大阳县西，只是就一个地点而言。如果像郦道元这样将相关记载连类叙述，那么这座山就从县城西北绵延到县城东北。山在今安邑县东南三十二里，跨越夏县、平陆县的边界。咸阳涧水则发源于平陆县北山。向南流至陕津，注入黄河。守敬按：《魏志·杜畿传》说，太祖任命杜畿为河东太守时，河东的卫固等人派兵截断陕津，使人不能渡河，就是指这里。《广志》说，陕县有大阳旧关，就是茅津，又称陕津。黄河以南就是陕城。过去周公、召公分掌诸侯，以这座城作为东西的分界。会贞按：《公羊传·隐公五年》说，从陕地向东由周公负责，向西由召公负责。《续汉书·郡国志》说，陕县有陕阳。《注》引《博物记》说，这是二伯分治的地方。《括地志》说，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并不是以陕城为界，而是以陕原为界。东城就是虢国都城上阳。守敬按：《左传·僖公五年》说，晋侯包围上阳。杜预注说，上阳是虢国国都，在弘农郡陕县东南。虢仲所建的都城称南虢。三虢中的一个就是它。赵氏说：按《地理志》陕县条，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年、五丈、二十四万斤、千石〕 连同这里便成了四个虢。大概陕县与大阳县隔河相对，南虢就是北虢，所以既有上阳、下阳的区分，也有南虢、北虢的称呼。陕是虢国都城，大阳是虢国的边塞城邑。《谷梁传》和杜预注可以证明这一点。下阳失守而虢国不能守住，所以《春秋》记作“灭”。何焯说：考杜预说，陕县东南有虢城，就是西虢国。这里的“南”字或许是“西”字的错误。大概虢仲受封之地不是雍州的虢国。这个说法与班固《汉书·地理志》不同。宋代程公说《春秋分记》说，僖公五年，虢仲、虢叔是王季的后代，这两个虢都是西虢。虢仲受封地在今天陕州陕县，为了区别于凤翔的虢国，所以也称南虢。虢叔受封地在今天凤翔府虢县，因为虢国位于中原以西，所以又称西虢。隐公元年记载，制地势险要，是虢叔的封国，属于东虢，今为郑州荥阳县。由此看来，北虢就是南虢，不是西虢。《春秋分记》的说法本于孟坚，足以证明何焯说法错误。守敬按：历来谈论虢国，歧说非常混乱。《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三个虢，以及《通典》《元和郡县图志》虢州条的说法，都是如此。但《寰宇记》引用《帝王世纪》，把虢州说成西虢之地，把成皋说成东虢，把平陆说成北虢。它所说的东虢、北虢与《汉书·地理志》相同，但西虢不同。杜预《左传注》把制地说成东虢，把陕地说成西虢；其中东虢与《汉书·地理志》相同，西虢又与《帝王世纪》相同。贾逵说，虢仲受封于东虢，虢叔受封于西虢，见《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疏，韦昭《国语·郑语注》也采用这种说法。[六〇]皇甫谧反过来说，周王把虢仲封在西虢，把虢叔封在东虢。《续汉书·郡国志》也说，荥阳是虢叔的封国，陕地是虢仲的封国。各种异说纷纷出现，无法统一，姑且各自保存其说即可。郦道元把陕地作为虢仲的都城，大概依据司马彪。他说三虢，则本于班固《汉书·地理志》，并参酌其他书籍。班固说北虢、东虢、西虢，郦道元另列出南虢。下阳是虢国边塞城邑，班固着重边塞，所以说北虢在大阳；上阳是虢国都城，郦道元以都城为主，所以说南虢在陕地。南虢、北虢虽是两个地方，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国家。既然是一个虢国，所以把南虢列为三虢之一。考察《渭水注》，其中也把上阳称为南虢，足以证明南虢说是有依据的。何焯却因为杜预把陕地指为西虢，便说这里的“南”字或许是“西”字的错误，没有想到郦道元说三虢是依据班固《汉书·地理志》，而《地理志》已经有雍州的西虢；如果这里写作西虢，岂不是又与《地理志》的西虢重复了吗？陕原有时确实称作西虢，但何焯只执着于杜预的一种说法来驳斥南虢之说，就失于拘泥。至于《春秋分记》原本说西虢也称南虢，赵氏却引用它反而说不是西虢，以此驳斥何焯所谓西虢的说法，不仅没有理解程氏的本意，也不足以说服何焯，错误很严重。大城中还有一座小城，所以这里就是故焦国。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陕县有焦城，是故焦国。《括地志》说，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方向一百步处。周武王把神农氏的后代封在这里。守敬按：见《史记·周本纪》。《续汉书·郡国志》陕县注引《史记》，与郦道元说法相同。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焦国为姬姓；杜预注说，在陕县。《括地志》《寰宇记》沿用此说，与郦道元不同。《通典》说，周王把神农氏后代封在谯郡谯县，又是一种说法。王莽改名为黄眉。戴延之说：城南靠着山原，北面临近黄河，悬崖高一百多仞，靠近它的人都感到恐惧。会贞按：这四句是戴延之《西征记》的文字，《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也引用过。城西北角的黄河水涌起，范围有几十丈宽，[六一]水中有东西存在。当地老人说：这是铜翁仲被投下去的地方。赵、戴二本把“投”改作“没”。守敬按：《后汉书·伏皇后纪》注引此文作“没”。只是郦道元在下文写作“沉没”，所以这里用“投”字，避免重复。又说：石虎运载铜人经由这里时，铜人沉没了。两件东西同时存在。守敬按：两件东西指两尊翁仲。[六二]水流所以涌起，具体原因已经无法详知。有人说，翁仲的头发发髻常常露出水面，水位上涨或下降，发髻总是与水面平齐。守敬按：官刻戴本把“与”作“以”，是错误的。孔刻本仍作“与”，《太平御览》也作“与”。晋军将要到达时，发髻不再露出水面，如今只看见水色异常。守敬按：《太平御览》“异”字作“黑”。水中发出叹息般的声音，声音能传到几里之外。会贞按：从西北方向沿着黄河直到声音传到数里之外，也是《西征记》的文字，《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三引载，文字比这里略少。考察起来，“数里”以下还有“翁仲本来在司马门外，被贼人迁徙到这里而沉没”等几句。石虎曾把长安的翁仲迁到邺地，[详见下文；]又把洛阳的翁仲迁到邺地，[见《晋书·载记》。]长安的翁仲长久放在霸城，洛阳的翁仲则在司马门南，详见《洛水》篇。这里说翁仲在司马门外，指的是洛阳的翁仲。把它迁到邺地，经过陕地并不是便利的路线。民间传说常常这样牵强附会，往往没有加以考察。考察秦始皇二十六年，长狄十二人出现在临洮，高五丈多，秦人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于是铸造十二个金人来仿照他们。守敬按：从“秦始皇”至“仿照他们”一句，是《汉书·五行志》引用《史记》的文字。如今《始皇本纪》只说，二十六年收缴天下兵器，熔化后铸成十二个金人。每个重二十四万斤。守敬按：这句话出自《三辅旧事》，《史记》正义引用的文字相同。《索隐》引文作“二”重“三”万斤，是错误的。《始皇本纪》作每个重千石。金人坐立在宫门前。守敬按：《始皇本纪》说置于宫廷之中；《三辅黄图》说立在宫门。称作金狄。守敬按：《文选·张衡〈西京赋〉》说，高门上有闶，排列着金狄。金人的胸前都刻着铭文说：[六四]会贞按：《三辅黄图》作“铭其后”。《汉书·王莽传》称铜人胸上有文字，因此这里作“胸”字是对的。铭文说：“皇帝二十六年，开始兼并天下，设置郡县，整齐法律。”会贞按：《三辅黄图》“正”字作“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统一度量衡。大人来到临洮，身高五丈，脚长六尺。会贞按：铭文见《三辅黄图》，是李斯所书。会贞按：《三辅黄图》作“李斯篆，蒙恬书”。因此卫恒《叙篆》说：秦代的李斯，号称擅长小篆；各山的碑铭以及铜人的铭文。朱本脱去“碑”字，把“人”误作“山”，《笺》说：“铜山”应当作“铜人”。赵本改正，并增加“碑”字；戴本也作同样改动。会贞按：《晋书》也脱去“碑”字，把“山”作“人”。这些文字都是李斯所书。会贞按：这是卫恒《四体书势》的文字，见《晋书·卫恒传》。汉代从阿房宫把金人迁到未央宫前。朱本脱去“宫”字，赵本相同，全、戴二本增加。会贞按：《后汉书·董卓传》注引《三辅旧事》说，秦代铜人立在阿房殿前，汉代迁到长乐宫中大夏殿前。本注说迁到未央宫前，大概另有根据。不过《汉书·王莽传》也称长乐宫铜人，因此以长乐宫的说法为是。民间称它们为翁仲。会贞按：《史记·始皇本纪》索隐引谢承《后汉书》说，铜人就是翁仲，翁仲是它的名称。地皇二年，王莽梦见铜人哭泣。会贞按：《汉书》作“起立”，不作“泣”。王莽厌恶此事，想到铜人铭文中有“皇帝初兼天下”的文字，便让尚方的工匠把梦中铜人的胸部铭文凿毁。会贞按：见《汉书·王莽传》。后来董卓毁掉其中九尊，将铜熔化铸钱，剩下三尊。会贞按：下文说苻坚毁掉两尊铸钱，又有一尊被推入黄河，因此董卓毁九尊而存三尊。魏明帝想把它们迁到洛阳，但重量无法承受，运到霸水以西便停下。会贞按：《史记·始皇本纪》正义引《关中记》说，魏明帝想把金人运往洛阳，运到霸城后因太重而无法继续。相关内容又见《渭水》篇霸城县条。《汉晋春秋》说：有人说金狄哭泣，所以把它们留在那里。会贞按：《魏志·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作“金狄或泣”。石虎把它们取来放置在邺宫，苻坚又把它们迁到长安。朱本“苻”作“付”，下文相同；《笺》说：旧本作“符”字，吴本作“付”，都是错误。赵氏说：苻坚的“苻”从草字头，不从竹，见《晋书·载记》，朱氏也写错了。《金石文字记》说：考察汉代碑刻隶书，大多把“符”写作从竹的字，少数写作竹字头，如“符”“节”等字都是这样。如今《汉书》中“符瑞”的“符”多写成另一种形体。魏、晋以后，楷书碑刻中也有把“符节”写作“苻节”的，大概古代这些字本来可以通用。考察“符节”的“符”有时可以写成另一种形体，但苻坚的姓不能改写成竹字头。戴本也改作“苻”。苻坚毁掉两尊，将铜铸成钱；另一尊还没有运到目的地，苻坚便发生变乱，百姓把它推入陕地以北的黄河，于是金狄就消失了。我认为黄河这样的巨大河流，本来不应被细小的东西阻碍而使水流受阻。朱本在“湍”下有“流”字，《笺》说宋本没有“流”字，赵、戴二本删去。“宽阔的渡口和巨大的波浪，不可能因为微小的物体而阻塞水流。”赵氏说：按《史记》索隐引《三辅旧事》，十二个铜人中，董卓毁掉十个铸钱，剩下两个还在。石季龙把它们迁到邺地，苻坚又把它们迁到长安，并将其销毁。这样看来，存世的铜人只有两尊，不是三尊；也不是百姓推入河中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枚〕 河水流经河中，确实如郦道元所说，足以堵住那些荒谬说法的嘴了。守敬按：《三辅黄图》说，董卓捶破了铜人，剩下两尊。《魏志·董卓传》只笼统地说全都捶破了铜人。《史记正义》引《魏志·董卓传》，却说捶破了十尊铜人；又引《关中记》说，董卓毁坏铜人，剩下两尊，后来石季龙把它们迁到邺，苻坚又迁入长安并熔化了。因此，董卓毁掉十尊、留下两尊的说法最为确切，所以郦道元不相信把铜人推入河中的说法。这里水势之所以波涛汹涌，大概是《史记·魏世家》所说的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塌、堵塞河水造成的。[六五]会贞按：《括地志》说，虢山在陕县以西二里，临近黄河，有冈阜，似乎是山体崩塌后的残余。《寰宇记》说在县西三里。即今陕州城西。汉献帝东迁时，早晚都秘密渡河。“朱日”讹作“自”。赵云：孙潜本校改为“日”。据《后汉书·董卓传》“夜乃潜议过河”的文字来看，作“日夕”是对的；“日夕”二字本于《史记·项羽本纪》，戴震也改作“日夕”。坠入坑中的人争抢渡船，船中可以捧起被砍断的手指，也就是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二枚〕 守敬按：《后汉书·献帝纪》说，兴平二年，皇帝车驾向东返回，进至陕地，夜里渡过黄河。《董卓传》说，李傕、郭汜把献帝迁到陕地，当时人们已经有了离心。董承、杨奉等人在夜里秘密商议渡河，派李乐先渡过去，准备船只，以举火作为信号。皇帝来到河边，河岸高十多丈，便用绢帛系着皇帝放下去。其他人有的匍匐在岸边，有的从上面自行跳下，死伤残废者很多；争着奔向船只的人无法制止。董承用戈击打驱赶他们，船中甚至可以捧起被砍断的手指。又向东流经大阳县南面。交涧水发源于吴山，向东南流入黄河。会贞按：这条水有“交涧”之名，应当是两条源流汇合后合称一水，《注》笼统说水出吴山，是省略的说法。现在这条水在平陆县，另名“三涧”，发源于中条山，两条沟水汇流后，向东南注入黄河。河水又向东流，路涧水也发源于吴山，

译向东流经大阳城西面，再向西南流入黄河。朱本“流”字下有“注水”二字，《笺》说：“西南流注”一句疑有脱文。赵本在“流”字下增加“中涧”二字，说：按《方舆纪要》，平陆县的交涧水发源于中条山，东西两条沟水汇流后与中涧水合流，注入黄河。大概交涧、路涧就是东西两条沟水，汇流后注入中涧水，再流入黄河。因此，“注”字下面脱去了“中涧”二字。戴本删去“注水”二字。会贞按：顾祖禹说，东西两条沟水与中涧水汇合，是说两条源流合为一条河川，所指都只是交涧水，与路涧水没有关系。而且《注》明明说交涧水、路涧水各自流入黄河，怎么能说它们合流后入河？赵氏的说法不对，戴本删去“注水”二字是正确的。这条水就是今天平陆县东十里的盘南涧，发源于中条山，经石槽沟向南流入黄河。河水又向东流，经大阳县旧城南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本也相同。守敬按：汉代大阳县属河东郡，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时为河北郡郡治。[见下文。]在今平陆县东北十五里。《竹书纪年》说：晋献公十九年，今本《竹书》作周惠王十九年。晋献公会合虞国军队攻打虢国，灭掉下阳。守敬按：《史记·晋世家·集解》中服虔说，下阳是虢国的城邑，在大阳县东北三十里。《续汉志》说，大阳县有下阳城。《地形志》作“夏阳城”，这是依据《公羊传》《谷梁传》的写法。《元和志》说，下阳故县在平陆县东北二十里。即今平陆县东北。虢公丑逃奔卫国。全祖望说：郦道元的书往往不引用《春秋》三传而引用《竹书》，但晋国灭下阳是一件事，发生在鲁僖公二年；灭虢又是一件事，发生在鲁僖公五年，三传中记载得很清楚。现在《竹书》把两件事混在一起说，是不对的。而且虢公丑逃奔京师，并不是逃奔卫国。晋献公命令瑕父吕甥把虢国都城作为封邑。《地理志》说：这是北虢。会贞按：《汉志》在陕县条下说，北虢在大阳县。那里有天子的宗庙。会贞按：这是《地理志》在大阳县 县条下的下文。王莽改名为勤田。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朱本没有‘曰’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城在大河的北岸。”朱本“在”字误作“南”，全祖望、赵一清据孙潜校本改正，戴震本也改正。会贞按：明抄本作“在”。《汉志》颜师古注引用这段文字时只称“应劭曰”，可知颜师古所载的是应劭的说法，并没有把《汉书》原文全部作为集解。河水又向东流，沙涧水注入黄河。朱本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这条水向北发源于虞山。朱本没有“水”字，赵本据孙潜本校改“北”为“水”，戴本增补“水”字。守敬按：《括地志》《寰宇记》引用这句话都作“沙涧水北出虞山”，可见今本是脱去了“水”字，而不是把“水”误作“北”。这条水在今平陆县东三十里。《县志》说，发源于中条山东南的山谷。向东南流经傅岩，经过傅说隐居的洞室前，俗称圣人窟。守敬按：傅岩见《尚书·说命》篇。《后汉书·董卓传》注引《十三州志》说，傅岩在大阳县境内，现今隐居的洞穴仍然存在。《史记正义》说，傅说隐居的洞穴名叫圣人窟，在河北县北七里。《寰宇记》说，隐居洞穴就是沙涧水西面的悬崖，距离水边一丈。《平陆县志》说，傅岩洞穴在县东北二十里，[六七]今名隐贤社。孔安国《传》说：傅说隐居在虞、虢两国之间。守敬按：孔安国《传》说傅氏之岩在虞、虢交界处，傅说是一位贤人，隐居于此。这里就是那个地方。傅岩东北十多里，就是巅軨坂，即《春秋左传》所说从巅軨进入的地方。守敬按：《左传·僖公二年》记载，晋国荀息说：“冀国不守道义，我们从巅軨进入。”杜预注说，大阳县东北有颠軨坂。这里各本都写作“巅”，这是俗字。《通典》说，平陆县有巅軨坂。《元和志》说，在平陆县东北四十五里。即今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这里东西两侧是断绝的山涧，左右都是幽深空谷，地势深陷成壑；中间筑成道路，作为南北方向的通道，称为軨桥。朱 《笺》说：《穆天子传》中“窴軨”的郭璞注说：“今称軨桥，西南面悬绝，中间有两条道路。”会贞按：《元和志》《寰宇记》都说，颠軨坂如今称为軨桥。傅说曾在这里做佣工隐居、停留休息，高宗因梦中得到他的启示而寻找到他，正是这件事。守敬按：这是约略引用《尚书·说命》篇的文字。桥的东北面有虞原，原上道路东面。朱本脱去一个“原”字，赵、戴本增补。有虞城。守敬按：《汉志》说，大阳县吴山上有吴城。《续汉志》说，山上有虞城。《括地志》说，虞故城在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上。即今平陆县东北六十里。传说尧把女儿嫁给舜，让她以妫姓女子的身份嫁到虞国。全祖望说：厘降二女于妫汭的地方在蒲坂，郦道元明明已经在前面记载了妫水、汭水，和虞地有什么关系？这是张冠李戴，不是很荒谬吗？守敬按：这是赵氏所载全祖望的话，属于初校本。赵氏第七次校订本又说，嫔妫于虞的城邑本来就在蒲坂，不在大阳。如今因为仲雍后人的封地而牵强附会地把它拉到这里来，其错误源自皇甫士安《帝王世纪》，而《续汉志》注、《水经注》也都沿袭了这种说法。赵氏明知郦道元的说法有根据，却最终仍然维护了前面的说法。

译他们没有想到，《尚书》说把两个女儿降嫁到妫汭、嫁给虞国；妫汭和虞虽然是两个地方，妫汭在蒲坂，虞在虞乡，两地原本相近，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全祖望驳斥郦道元的《注》，却把《经》文也忘记了。全祖望大概认为，虞仲受封于此以后，这个地方才得名为虞，于是用虞仲的名字命名此地。周武王把太伯的后代虞仲封在这里，这就是虞公。朱本“后”字作“弟”。赵云：按《汉志》河东郡大阳县条下说，周武王把太伯的后代封在这里，这就是虞公。这是班固的错误。《史记·吴世家》说，太伯去世，没有儿子，弟弟仲雍继位；仲雍去世，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儿子周章继位。当时周武王攻克殷，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君，于是就封他在那里；又把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朝北方的故夏墟，这就是虞仲。这样看来，虞仲是仲雍的曾孙、周章的弟弟，明确是两个人。小司马认为祖父和孙子同用一个名号。《古今人表》中有“中雍”，列在上中，排在太伯之后；又有“虞仲”，列在中中，说是周章的弟弟，这与《史记》相合。现在《注》写成“太伯弟虞仲”，郦道元也错了。应当写作“太伯弟之后虞仲”。戴本把“弟”改为“后”。会贞按：段玉裁说，《吴世家》说，武王把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朝北方的故夏墟，这就是虞公。《史记》中的“公”字如今作“仲”，是不对的。《史记》说寻找太伯、虞仲的后代；《汉志》说太伯的后代。太伯没有儿子，虞仲就是太伯的后嗣。《史记》兼而说之，《汉志》专门说其中一层，都可以说明兄弟之间相承为后的意义。周章既然已经做了吴君，又把虞仲封在虞地，是为了扩大太伯的后代，也就是扩大虞仲的后代。因此只应依《汉志》作“后”，不必再增加“弟”字。《晋太康地记》所谓北虞。会贞按：《汉志》说虢国有东虢、西虢、北虢之分，虞国大概也有这种区别。《渭水注》叙述西虞，这里叙述北虞。汉代梁国的虞地，应当是东虞。因此唐初在虞城设置东虞州。城东有一座山，世人称为五家冢，坟冢上有虞公庙。会贞按：《一统志》说，虞公祠在芮城县东北七十里。[七〇]《春秋谷梁传》说：晋献公将要攻打虢国。荀息说：“君王为什么不拿屈地产的良马、垂棘的璧玉，向虞国借道？”晋献公说：“这些是晋国的宝物。” 荀息说：“这不过是把内府的宝物取出来放进外府罢了。”晋献公听从了他。等到取得虢国、灭掉虞国之后，才把马牵回来、把璧玉拿回来；璧玉还和原来一样，马的牙齿却已经长大了。会贞按：这是《谷梁传·僖公二年》的文字。就是宫之奇所说的“虞、虢难道不像车的两辅相互依存吗？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虢国灭亡，虞国也会灭亡”。朱本“所”字下有“以”字。全祖望校说是衍文，赵、戴本删去。会贞按：这是《左传·僖公五年》的文字。虞城北面正对着长坂，相距二十多里，称为虞坂。守敬按：《续汉志》大阳县注引《博物记》说，颠軨坂在县城池东、吴城北，就是今天的吴坂。这说明后世的吴坂就是古代的颠軨坂，郦道元却把它们分开叙述。大概山麓相同，但山岭各自不同。考察《注》的文字，虞坂在颠軨坂东北。戴延之说：从上到下，七座山重叠相连。守敬按：《元和志》说，吴坂从上到下有七座山重叠，这本于戴延之的说法。《战国策》说：从前骏马驾着盐车向东走，上虞坂时，缓慢地拉着车辕，却不能前进。守敬按：今本《楚策》说，骏马驾着盐车登上太行；又说“外坂迁延”。姚本作“中坂”。所谓外坂、中坂，就像说中途一样。不过，从盐池到太行，确实要经过虞坂。郦道元说虞坂，大概是所见版本不同。因此《文选·刘孝标〈广绝交论〉》注引《战国策》时，也与郦书相同。这大概就是骏马困顿的地方。軨桥东北方向有溪水流出。朱本“溪”误作“水”，赵、戴本改正。有一条小水，向西南流入沙涧水。朱本没有“注”字，全祖望、戴震改“流”为“注”，赵一清增加“注”字。守敬按：《平陆县志》有圣人涧，发源于县东北三十里的马跑泉，另外又有两眼泉水，三股水汇流，绕过傅岩南面后流入黄河，就是这条小水。水流散乱地经过大阳城东面，这里是河北郡郡治。赵云：按河北郡见《地形志》，是拓跋氏设置的。《隋志》在河东郡河北县条下说，原先设置河北郡，开皇初年郡被废除。这样看来，郡治又似乎在河北县。而且《魏志》说大阳县也位于河北郡，列为第四县，第一县是北安邑。守敬按：赵氏认为河北郡是拓跋氏设置的。考察《晋书·载记》，姚泓时有河北太守薛帛；《北史·薛辩传》说，薛辩在姚兴时任职，历任河北太守。这样看来，河北郡并不是拓跋氏设置的。《寰宇记》说，河北原本是汉代的大阳县；周保定二年撤销大阳县，把河北县从旧魏城迁到这里。因此，魏代的大阳就是隋代的河北，而魏代的河北在芮城县东北，并不是郡治所在。赵氏没有核查《地形志》中郡治往往不在第一县，也没有考察《寰宇记》所说隋代的河北就是魏代的大阳，所以一路推论都错了。涧水向南流入黄河。朱本“流”字下衍有“径”字，赵、戴本删去；又在“涧水”上都增加“沙”字。河水又向东流。朱本“东”字下有“右”字，《笺》说“右”字一作“南”。赵本改，戴本删。会贞按：《大典》本只作“东”。河水流到这里时，大体向东北流，并非向东南流，笼统说向东，是为了与上下文相合。左边汇合了积石溪、土柱溪。朱本“合”字误作“右”，赵本据黄本改，戴本作“合”。守敬 按：《大典》本作“合”。两条水都向北发源于大阳山，向南流入黄河。会贞按：就是今天平陆县东北的马头涧。《县志》说，发源于中条山麓，两条山谷中的两道源流环绕山麓汇合后流入黄河。这座山也通称为薄山。会贞按：薄山详见前文。因此《穆天子传》卷六说：天子从盬出发。[七二]朱本《笺》说：“盬，旧本作临。”赵云：按“盬”就是盐池，“临”是什么地方呢？己丑日，向南登上薄山巅軨坂。朱本脱去“山”字，赵、戴本增补。会贞按：孙潜校本有“山”字。于是住宿在虞地，就是这个地方。又向东流经砥柱山之间。会贞按：《禹贡》写作“底”，《史记·夏本纪》写作“砥”。

译砥柱，是山的名称。会贞按：这是《禹贡》孔安国《传》的文字。从前大禹治理洪水时，凡是山陵挡在水道上的，就把它凿开，所以劈开山体来疏通河道。会贞按：《汉书·沟洫志》说，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在道路上，就毁掉它，因此劈开了底柱山。河水分成几股，环绕山体流过，山体显现在水中，好像柱子一样。会贞按：以上四句话是孔安国《传》的文字。所以称为砥柱。三处穿凿之地已经决开，水流疏分，山石的形状可以指认、像标志一样显现，因此也称为三门。全祖望说：赵冬曦说，砥柱山的六座山峰都生长在河流中央，是夏后氏凿开的；最北面有两根石柱相对，隔着山崖矗立，就是所谓三门。都穆说，砥柱在陕州东五十里的黄河中，沿河到三门，中央的叫神门，南面的叫鬼门，北面的叫人门。水流从三门之间通过，声音激荡如雷，其中鬼门尤其险恶。船只一旦进入，很少有能够逃脱的。三门宽约二十丈。三门以东一百五十步就是砥柱，山高约三丈，周长数丈；把三门当作砥柱，是错误的。守敬按：《左传·僖公二年》说，从巅軨进入，攻打鄍地的三门。郦道元既然把巅軨定在大阳，却不在砥柱的三门处引用《左传》，而在下文才引用鼋咬住左骖的故事，这正是他喜欢猎奇的地方。都穆的说法本于唐代王翰的《游三门记》。砥柱山在虢城东北、大阳城东。虢城、大阳城的情况都已在上文详述。守敬按：《禹贡山水泽地》篇说，砥柱山在河东大阳县东面的河中。《隋志》说，陕县有砥柱，河北县有砥柱山，分别从黄河南、北两岸的县来记述，和这里的《注》相同。《括地志》说，底柱山俗称三门山，在陕石县东北五十里的黄河中。即今陕州东北四十里、平陆县东南五十里。《搜神记》说：齐景公渡过江沅一带的河水时，鼋咬住左边的骖马，把它拖入水中，众人都惊恐警惕。朱本没有“惊”字，《笺》说脱去“惊”字。守敬按：《御览》卷四十二作“惊惕”，卷九百三十二作“惕惧”。古冶子于是拔剑跟随鼋潜入水中，斜行五里，逆流行三里，来到砥柱山下，原来是鼋。他左手抓住鼋头，右手夹住左骖马，像燕子飞跃、天鹅腾起一样冲出水面，仰天大喊，河水倒流三百步，观看的人都以为他是河伯。也有版本把“江沅”写作“江沅”二字中的“沅”字。按：今本《搜神记》已经失载此条，这段文字两次见于《御览》卷四十二和卷九百三十二，都写作“江沅”。如果是根据地名来命名，那么就应该在蜀地或长沙。守敬按：这是根据“江沅”二字来解释的：江水发源于蜀地的岷山，沅水流到长沙注入江水。考察《春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齐景公所到之处，古冶子也没有理由在那里施展他的勇力。刘向为《晏子春秋》作叙。守敬按：《汉志》说《晏子春秋》有八篇。[七四]张守节引《七略》说，《晏子春秋》有七篇，列在儒家。汉代刘向校订并进呈此书，书首有刘向的叙文，所以郦道元称“刘向叙《晏子春秋》”。这里《注》所引，是《谏下》篇的文字。文中称古冶子说：“我曾经渡过河，鼋咬住左骖，把它拖进砥柱的水流中。当时我跟随下去把它杀死，仔细一看，原来是鼋。”这里没有说“江沅”。又考察司马迁《史记·齐世家》说：齐景公十二年，齐景公会见晋平公；十八年，又会见晋昭公。仪仗旌旗和车驾所指向的道路，正直通这个渡口；从鼋、砥柱的故事来看，事情或许就发生在这里。又说观看的人把他当作河伯，这比“江沅”的说法更能证明地点在黄河；河伯本来就不是江神，而且也可以由“河”字知道这一点。朱本《笺》说：旧本作“又何可知也”，“何”字也是衍文。赵云：“又河可知”是用来证明并非江沅，“河”字没有错误。会贞按：《大典》本没有“河”字，明抄本有，黄本又作“何”。这句话总觉得难以解释。因此戴震姑且依朱本，不作说明。经过多次推敲，怀疑应当作“又沅可知也”。黄河右岸有崤水注入。朱本这八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又把“则”改为“侧”；全祖望、赵一清本也改为《注》，但仍作“则”。守敬按：戴本改作“侧”不对。这条水发源于河南的盘崤山。朱本没有“水”字，赵、戴本增补。孙星衍说：崤山在陕州东三十里。崤水向西北流，水上有桥，俗称鸭桥。流经山涧后向东北流。朱本“涧”下有“水”字，赵、戴本删去。它与石崤水汇合。石崤水发源于石崤山。山上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北陵是周文王避风雨的地方。守敬按：《括地志》说，周文王避风雨的地方就是东崤山，俗称文王山，在夏后皋墓北面约十里。所谓山路曲折深邃、峰岭交错遮蔽，所以能够避风雨。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山谷深而曲折，山峰相互高耸遮蔽，所以可以避风雨。秦国将要袭击郑国，蹇叔进谏，秦穆公却拒绝了他的意见。蹇叔哭着对儿子说：“我只看见你出征，却看不见你回来。晋国人一定会在崤山抵御秦军，我将到那里收拾你的尸骨。”守敬按：从“有二陵”一句以下，是《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的文字，其中几句兼采杜预注而抄改。孟明果然在这里使秦军覆没。守敬按：事情发生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崤水又向北流，左边汇合西水。朱本“左”字下面衍有“右”字，赵、戴本删去。两水乱流后注入黄河。河水又向东流，千崤水注入其中。朱本这十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这条水向南发源于千崤山，水流向北，缠绕着两条道路。汉建安年间，曹操向西讨伐巴、汉地区，厌恶南路的险峻，所以另行开辟北道。从此以后，行旅大多走这条路。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巴、汉地区全部投降。杜预《左传》注说，古道在二崤之间的南面山谷中。魏武帝向西讨伐巴、汉，厌恶道路险峻，于是另开北山的高道。《通典》说，永宁县的崤山有二陵。汉代以前，春秋时期的道路都经过这个县。《括地志》说，周文王避风雨的地方在夏后皋墓北十里左右。汉代把道路迁到嵚岑山南面，在夏后皋墓南约五里。曹操另开的北道，就是重新利用春秋时期的旧路。后周初年，又重新把道路南迁。隋大业三年废弃。武德初年，又打通这条道路。贞观十四年再次废弃。这条道路从西面进入县境后分为两道：南道向东南进入福昌县境，北道向东进入渑池县境。如今山旁附路上有石刻铭文说：“晋太康三年，宏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

译朱本《笺》说：按《玄晏春秋》说，梁柳是皇甫士安姑母的儿子，曾任城阳太守。守敬按：《晋书·皇甫谧传》记述梁柳的事情在晋泰始改元以前，因此他是先任城阳太守，后来才任宏农太守。晋代和后魏都走北道，郦道元说路旁有记载梁柳修复旧道的石铭，大概是北道逐渐荒废，而梁柳曾经修整过它。太崤以东。会贞按：没有听说过“太崤”，土崤见于《谷水注》；“太”和“土”字形相近，应是“土”字的讹误。西崤以西，明确说明并非同一座崤山。西面有两块石头，再向南五六十步。戴本删去“六字”。守敬按：各本都作“五六十步”，这是约略的说法；戴本删去“六字”，未免擅自处理。[七六]溪水边有《恬漠先生翼神碑》。守敬按：恬漠先生不清楚是哪一代人，此碑欧阳修、赵明诚都没有著录，大概已经散佚。大概他曾隐居在这座山中。这条水向北流入黄河。河水两岸夹着山，巍峨的山峰高高耸立。朱本“峻”字误作“岐”，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峻”。群山秀丽，重重山岭直冲云霄。郑玄考释《地说》说：河水向东流，贯穿砥柱山，冲击阏流山。守敬按：《古微书》称《河图·绛象》说，河水向东流，贯穿砥柱山，冲击阏流山；阏流山是山名，也是地势的咽喉。今天世人所说的砥柱，大概就是阏流山。砥柱应当在西河，具体情况不清楚。会贞按：林之奇《尚书全解》引用郑玄的话也相同。《东京赋》说“底柱辍流”，朱珔认为“辍流”就是“阏流”的意思。大概汉代有这种说法，所以郑玄也提到它。守敬按：班固没有说砥柱在哪里，郑玄引用《地说》说向东流的河水贯穿砥柱、冲击阏流，所指就是三门以下、五户以上的河段。郑玄却说砥柱应当在西河，实在令人无法理解。何秋涛认为，郑玄所说的西河是“南河”的错误；如果这样，就和《地说》相同，又为什么说“未详”呢？我认为：郑玄的说法不对。西河本来没有可以与砥柱相当的山。朱本“是”作“自”，“拟”作“碍”。赵本据《禹贡锥指》改，戴本也改。会贞按：王鸣盛说，郑玄在《礼记·檀弓》注中把西河解释为从龙门到华阴的地方；如果在华阴以上寻找砥柱，不但没有可以相当的山，在《经》文的次序上也不合适。从砥柱以下到五户以上，中间相距一百二十里。赵本“已”作“以”。河水中有高耸突出的岩石。朱本“中”字作“水”，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山势连绵到襄陆，大概也是大禹凿开山体以疏通河道的地方，怀疑这就是阏流山。山体虽然已经被劈开，仍然阻碍着急流；水流冲击岩石，回旋成云状水花，环绕的波涛愤怒地翻涌。总共有十九处险滩，水流迅疾，形势和三峡相同。会贞按：三峡详见《江水》篇。这里冲毁、损坏船只，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忧虑的事。会贞按：《后汉纪》说，献帝东归时，李乐想让皇帝乘船经过砥柱，从孟津出发。杨彪说：“我是宏农人，从这里向东有三十六处险滩，不是万乘之尊可以登临的地方。”刘艾说：“我从前做过陕县县令，知道这里险要；过去本来有河师，尚且会倾覆危险，何况现在没有河师呢？”这是黄河险滩造成祸患的证明。汉鸿嘉四年，杨焉说：“从黄河上下游通行，砥柱狭窄是祸患，可以把它凿宽。”皇帝于是命令杨焉凿开它，但工程刚刚沉入水中，便无法再取出，反而使水流更加湍急暴怒，造成的危害比平时更严重。魏景初二年二月，皇帝派都督沙丘部。朱本“丘”作“兵”，《笺》说谢氏本作“丘”，赵、戴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丘”；沙丘是复姓。又派监运谏议大夫寇慈。朱本作“寇兹”，赵本据《元和志》所引改，戴本也改正。率领五千名工匠。朱本没有“工”字，《笺》说脱去一个“工”字；赵本据《元和志》所引增加“又”字，把“五”改作“三”；戴本有“工”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工”字。每年都进行修治，以平息河道的阻塞。朱本脱去“以”字，赵本据《元和志》所引增补，戴本也增补。晋泰始三年正月。朱本误作“秦始皇三年五月”，《笺》说应作“晋泰始三年”。赵本依《笺》改正，但仍保留“五月”。戴本作“晋泰始”，并作“正月”。守敬按：戴本与《大典》本、明抄本相合，赵本只依据《笺》，所以不知道“五月”是错误的。武帝派监运大中大夫赵。赵云：按这里缺少人的姓名。都匠中郎将河东人乐世，率领五千多人，修治河滩，这件事见于《五户祠铭》。虽然历代不断加以治理，水流仍然轰鸣奔腾，波涛还在聚集；商船来到这里时，很少有不〔原文“踟”后疑有脱字〕艰难渡过的，所以有“众峡诸滩”的说法。五户，是险滩的名称。会贞按：《禹贡锥指》说，今天陕州东一百六十里有五户滩，位于河中，是水势湍急冲激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河道渐渐变得宽阔。有神祠，通常称为五户将军祠，也不知道这种称呼的由来。会贞按：《寰宇记》说，五户神在渑池县北一百二十里；又说五户祠在垣县西十七里。《一统志》说，祠如今已经废弃，不清楚祭祀的是哪位神。根据这里的《注》，应当是祭祀五户滩的水神。至于“将军”的称号，则是民间流传附会而来的。又向东流经平阴县北面。朱本这句话下面有“又东至邓”四字。全祖望说：“又东至邓”四字是各本错简，误插入清水条。清水就是濝水，并不流到邓地；流到邓地的是湛水。《注》在清水条下没有记载邓地的位置，而在下卷湛水条下说洛阳西北有故邓乡。合起来看《湛水》篇的《注》，就更加清楚了。赵一清也采纳全祖望的说法，把这四字移到下卷；戴震把它们移到本卷末。清水从西北方流来，注入黄河。

译清水发源于清廉山西面的山岭。守敬按：《地形志》说，清廉县有清廉山。今称亳清河，发源于垣曲县西北横岭山下。世人也称它为清营山。朱本没有“之”字，赵、戴本增补。守敬按：清营山详见《涑水》篇洮水条下。清水向东南流出峡谷。峡谷左边有一座城，大概是古代的关防。守敬按：这座关没有考证，当在今垣曲县西北。清水沿城南向东流，经皋落城北面。守敬按：《通典》说，垣县有古皋落城。《元和志》说，城在垣县西北六十里。唐代的垣县就是今天垣曲县的县治。服虔说：这是赤狄的都城。此说出自佚失的《左传解谊》。世人称它为倚亳城。会贞按：《寰宇记》说，皋落城又名倚箔城。《元和志》垣县条下说，周武成元年，把白水县改为亳城，名称取自这座城。大概是读音相近，流传过程中失去了真实情况。[七七]戴本把“传”改作“转”。《春秋左传》所谓晋侯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就是这里。守敬按：文字见于闵公二年。杜预注说，赤狄是其中的一个支族，皋落是其氏族名。又《续汉志》注引《上党记》说，东山在壶关城东南，是晋申生讨伐的地方，今名平睪。又《隋志》说，乐平县有皋洛山。《方舆纪要》认为，皋落氏大概在山下建立了城邑。这些说法都与这里不同。沈钦韩认为，刘昭所引只是单独的一条证据；现在考察《隋志》，也不清楚它依据什么，应当以郦道元《注》为 正确。清水与倚亳川水汇合。倚亳川水发源于北山的矿谷。守敬按：今垣曲县西北七十里有折腰山，相传山谷中旧时有铜矿，有一条水从那里流出，就是倚亳川水；它位于亳清河源头以西。水向东南流入清水。清水又向东流，经清廉城南面。守敬按：后魏设置清廉县，属邵郡，在今垣曲县西北五十二里。清水又向东南流，右边汇合南溪水。朱本“右”误作“又”，“水”误作“溪”，戴本改正；赵本把“右”改为“左”，并把“溪”字归入下文。南溪水发源于南山，向东流入清水。清水又向东流，与干枣涧水汇合。朱本脱去“干”字，赵本据《初学记》卷八引文增补，戴本也增补。守敬按：现在亳清河源头以西又有一条水，发源于西北山地，向东南流入亳清河，大概就是南溪水。此水发源于石人岭下。朱本“石”误作“左”，赵本据《初学记》引文改，戴本也改。会贞按：《一统志》说，干枣涧就是白水涧。《垣曲县志》说，白水涧在县西。今天的亳清河就是清水，向东南流经县西的干枣涧，再向西南注入清水；这样看来，它在清水以东，就不可能位于县西。它的发源地石人岭如今虽无法考察，但根据地理位置推定，应当在垣曲县北面。水向南流，俗称扶苏水。又向南流经奸苗北面。会贞按：后文《濝水》条下说，苗亭离这里不远，只隔着山岭。难道是苗邑的人迁徙到这里，仍沿用了原来的名称吗？水又流经马头山。守敬按：《地形志》说，邵郡白水县有马头山。《方舆纪要》说，在垣曲县东北。朱本“亦”作“赤”，《笺》说疑当作“亦”，戴、赵本改正。朱本《笺》说，宋本没有“曰”字。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有“曰”字。水又流经白水原。守敬按：《地形志》有白水县，县名就是取自这条水。向西南流经垣县旧城北面。守敬按：汉代垣县属河东郡，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废除。在今垣曲县西北二十里。《史记》说，魏武侯二年，修筑安邑城、称王于垣。朱本作“至垣”，赵、戴本相同。守敬按：《魏世家》作“王垣”。徐 广说，垣县有王屋山，所以称为王垣。《史记年表》作“王”，《竹书纪年》也相同。《括地志》说，垣故城是汉代垣县的县治，本来就是魏国的王垣。这样看来，这里的“至”确实是“王”字的错误，现予订正。这里就是垣县。水向西南流入清水。朱本把“流注”二字误放在“初会清流”一句下面，这里作“入”字；赵本据孙潜校本改，戴本也改。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流注”。水色白而浑浊。朱本脱去“水”字，赵、戴本增补。最初与清水汇合时，便出现黑白、清浊相异的现象。清水又向东南流，经阳壶城东面。会贞按：《史记·六国表》《魏世家》作阳狐，《资治通鉴》周安王元年作阳孤，“孤”是“狐”的误字。《魏书·裴庆孙传》作阳胡，“狐”“胡”“壶”读音相同。《寰宇记》说，古阳壶城南临黄河。即今垣曲县东南。这里就是垣县的壶丘亭。朱本“壶丘亭”上重复有“城东即垣县之壶”七字，赵本据《寰宇记》删去，全祖望、戴震本也删去。会贞按：《续汉志》说，垣县有壶丘亭。《释例》晋地条说，垣县东南有壶丘亭。这是晋国迁置宋国五位大夫的居所。会贞按：《左传·襄公元年》说，晋国把原在彭城的宋国五位大夫带回来，安置在瓠丘。瓠丘就是壶丘。清水注入黄河。水又向东南流。黄河又向东流，与教水汇合。朱本把这八个字讹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水发源于垣县北面的教山。朱本没有“水”字，赵本据《名胜志》所引文字增补，戴本也增补。会贞按：《寰宇记》说，教山今名效山，也叫罩山，在绛县东南八十五里。此山在今绛县东南，接近垣曲县界，又名历山。《水道提纲》所说的历山水，就是教水。向南流经辅山。会贞按：《寰宇记》说，东辅山在沁水县西南九十二里；它与西辅山、析城山相连，形势如相互辅佐。考察《沁水》篇，上涧水发源的辅山是东辅山；这里教水流经的辅山，则是西辅山，在今垣曲县东北。

译山高约三十里。朱本没有重复“山”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山上有泉源。朱本没有“源”字，赵本据《名胜志》所引文字增补，戴本也增补。泉水深度无法测量。山顶周围五六里，草木很少。赵云：《寰宇记》在泽州沁水县条下说，害水发源于西辅山。《水经注》说，害水出于垣曲县境。今本没有“害水”这一条，可能是缺失了。《山海经》说：孟门东南有平山，平水从山上流出，潜伏到山下。会贞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又说这是王屋山的次序。会贞按：《经》文把王屋山叙述在平山之前，怀疑这里的山就是平山。水向南流。会贞按：以下重新叙述教水。毕沅引用这段文字，认为是承接平水而说，不对。水流经鼓锺山上峡。会贞按：《寰宇记》说，鼓钟山在垣县东北六十里。《垣曲县志》误作瞽冢山。瀑布悬落五丈，飞流注入山谷；两岸深峭高耸，石壁直立而上，轻巧的山崖秀美挺拔，高达一百多丈。朱本把“轻”误作“经”，赵本据孙潜校改，戴本也改同。山峰依次排列，青松生长在岩石之间；中间悬挂着赤红色的石头，错落之间又生有翠柏。山岩青红相间，像锦绮分布，远望如同图画刺绣。水面宽约十步，向南流经鼓锺川，分成两道山涧。一道向西北流出，流程约一百六十里；山峰沟壑曲折险阻，仅仅能够通行马匹和行人。今闻喜县东北的谷口，仍有干河里旧沟渠的遗迹，如今已经没有水了。赵云：据《续汉志》闻喜县《注》引用《史记》的话，伐韩时到达干河。郭璞说，县东有干河口，只剩旧沟渠，没有水了。但《注》下文又有冬季干涸、夏季流水的说法，那么它并非始终完全干涸。会贞按：“一道向西北流出”以下，是叙述教水的支流，《浍水注》所说的紫谷水与干河汇合，就是教水的支流。根据地图，如今只有诸冯山水向南流入历山水，没有向北流出的水，也没有与向北流入浍水的水道相通，因此支流旧道已经无法考察。另一道水。守敬按：这里说的是教水的正流。向西流经冶官的西面，世人称它为鼓锺城。守敬按：《周书·武帝纪》载，建德五年，派尹升镇守鼓锺镇，大概就是鼓锺城。城在教水东面，应当在今垣曲县东北。如今县北五十里的瞽冢镇在水西，是另一个地方，大概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城的左右还留有铜器和铜钱。城西山丘下面有一股大泉，向西流入山涧，与教水汇合，潜入石头下面，向南到达下峡。《山海经》说：鼓锺山，是帝台用来向百神敬酒的地方，就是这座山。守敬按：见《中次七经》。毕沅说，《中山经》记载，鼓镫山盛产赤铜，就是今山西垣曲县的鼓钟山。“锺”和“镫”的声音、字形都相近。《水经注》说教水向南流，经鼓锺上峡；又说冶官左右还留有铜器和铜钱，指的就是这座山。《中次七经》所说的鼓锺山，今名钟山，在河南陆浑县西南三十里。《水经注》引用这部经书，认为就是山西的鼓钟山，不对。教水的水源重新涌出。朱本把“又”误作“双”，赵本据黄本改，戴本也改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又”。向南流到西马头山，在东面截坡下流过。朱本把“截”作“载”，《笺》说谢氏认为应当作“截”，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西”字应当放在“南”字上面。因为马头山是干枣涧水流经的地方，位于教水西面；教水在马头山东面，教水流经之处不能称为西马头山。而且马头山只有一座，也没有东西之分。又潜伏流动十多里后重新出现，又叫伏流水，向南流入黄河。《山海经》说：教山，教水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黄河。朱本把“而”误作“又”，《笺》说今本《山海经》作“西”，赵本改为“西”，戴本改为“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二”。这条水冬季干涸、夏季流水，实际上就是干河。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如今世人仍把它叫作干涧。黄河又与畛水汇合。朱本把这七个字讹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水发源于新安县。守敬按：该县情况详见《谷水》篇。发源于青要山。守敬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子朝率领郊要、饯地的甲士。梁履绳认为这里的“青要”应作“要”，是正确的。《新安县志》说青要山在县西北七十里，山势陡峻，可以俯视黄河。畛水从山中发源流入黄河，流程很短，所以现在的地图略去不载。如今称为疆山。朱本作“强”，下文同；赵本相同，戴本作“疆”。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疆”。《御览》卷四十二引作“强”，大概是传抄错误。《隋志》在新安县条下也作“强山”，同样错误。水向北流，注入黄河。朱本把这七个字作“《山海经》曰，河长涧水北流入于河”十三字。赵云：孙潜校勘时删去了这十三个字。守敬按：《山海经》没有“河长涧”的说法，显然是衍文。但这里确实叙述了水流入黄河的话，不能全部删去。戴本只删去“《山海经》曰河长涧”七字，保留下句，并在“水”字上增加“其”字，是正确的。《山海经》说：青要山，畛水从这里发源，就是这条水。朱本《笺》说：这里有错误，应当作：“《山海经》说，青要山，畛水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黄河。”就是这条水。守敬按：这是《中次三经》的文字。黄河又向东流，正回水流入其中。水发源于騩山。会贞按：《山海经·中次三经》说，正回水发源于騩山。毕沅、郝懿行都引用《国语·郑语》中的“主芣騩”，这是错误的；那是《潩水》篇所说的大騩山。《隋志》说新安县有魏山，就是这座山，在今新安县西北。它是疆山东面的山阜。水向东流，俗称疆川水，与石瓜畴川汇合。朱本误作“与石等瓜川合”，赵本、戴本改正。水从西北面的石涧中流出。朱本脱去“水”字，赵本、戴本增补。会贞按：这条水从正回水左侧流出，也应当在今新安县西北。向东南流，注入疆水。赵本依照上文，在“水”字上增加“川”字，下文相同；戴本也增补。会贞按：《注》叙述水名时，往往省略“水”字，并非脱落，这里不必增补。

译疆水又向东流经疆冶铁官的东面。会贞按：《隋志》说新安县有冶官，应当在今县西北。向东北流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与庸庸水汇合。朱本把这九个字讹作《经》，《笺》说《山海经》作“滽滽”。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水发源于河南垣县的宜苏山。赵本据《汉志》说垣县属河东郡，把“南”改为“东”，戴本也改同。会贞按：作“河南”并没有错误，只是“垣”字上脱去了“东”字。《宋志·司州总叙》说，武帝北伐平定关中、洛阳，河南郡辖有东垣县。《通鉴》晋太元十一年胡三省《注》说，宋武帝进入洛阳后设置东垣县。大概汉代和西晋的垣县在黄河以北，属于河东郡；东晋的东垣县侨置在黄河以南，因此属于河南郡。赵、戴知道有河东的垣县，却没有想到庸庸水在河南；又没有考察《宋志》所说河南郡辖东垣县，便凭主观臆测改动文字，实在疏忽。东垣县在今新安县境内。《地形志》新安郡的东垣县，就是这里。《山海经》说，滽滽水发源于宜苏山。《寰宇记》说，此水在河清县西南六十里；今属孟津县境，或许说的是下游。根据《注》所说它发源于东垣县，那么源头应在今新安县境内。俗称长泉水。《山海经》说：这里的水中有很多黄色贝类。守敬按：这是《中次三经》的文字。是伊水、洛水的门户。守敬按：这条水距离伊水、洛水很远，彼此不相通，而且中间隔着谷水。郦道元认为它是伊水、洛水的门户，详情不明。水向北流，分成两条：一条向北流入黄河，另一条又向东北流入黄河。黄河又向东流经平阴县北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讹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汉代平阴县属河南郡。钱坫说，在今河南府城北五十里。《地理风俗记》说：河南郡的平阴县，原是晋国的阴地，是阴戎所居之处。全祖望说：阴戎就是阴地的戎人。杜预说，阴地在河南山北，从上洛向东直到陆浑。考察《左传》所说蛮子逃奔晋国阴地，杜预说得正确；上洛即此地，郦道元却认为是平阴县，错了。又说：它在平城南面，所以称为平阴。守敬按：这是《汉志》颜师古《注》所引应劭的话。汉代有平县，在平阴县东面，那么平阴县应在它西面，不在它南面；而且城南也不能称作“阴”。根据《史记·高祖纪》“南渡平阴津”，以及《周本纪·正义》引用《十三州志》所说“平阴在平津，在大河以南”，这里的“平城”应是“平津”的错误。这里也是三老董公向高祖进言的地方。守敬按：见《史记·高祖纪》。陆机所说“皤皤董叟，谟我平阴”，指的就是这件事。守敬按：《汉高祖功臣颂》见《文选》，其中“谟”作“谋”。魏文帝把它改名为河阴。守敬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孟康的话，《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用《十三州志》也相同。《宋志》也说是魏代改名。考察《魏志·夏侯惇传》的注文引用《魏书》说，韩浩的舅舅杜阳曾任河阴县令。这件事发生在东汉末年。可见东汉已经改称河阴，魏、晋时期该县也属河南郡。《地形志》说，大象二年设置河阴郡；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这里仍属河南郡。黄河在左岸与濝水汇合。朱本把这六个字讹作《经》，把“左”作“西”，《笺》说“西”一作“右”。戴本改为《注》，并将“西”改为“又”；全本、赵本也改作《注》，全本作“西”，赵本改为“右”。会贞按：黄河向东流，不能说向西与濝水汇合。濝水在黄河左岸，也不能说向右汇合，应当作“左会”。水发源于垣县王屋山西面的濝溪。戴本把“西山”倒作“山西”。守敬按：《通鉴》汉建武二年注文引用此文作“西山”。王屋山详见《济水》篇。《隋志》说济源县有淇水，“淇”是“濝”的省写。《一统志》说濝水在济源县西面。这里《注》称它发源于垣县，即今垣曲县；大概在垣曲县的是源头，流经济源县的是下游。水夹着山向东南流，经过旧城东面，就是濝关。守敬按：《方舆纪要》说，箕关在垣曲县东北七十里，又叫濝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派 司空王梁向北镇守濝关、天井关。会贞按：《东观汉记》说，王梁当时任中郎将。《后汉书》本传说，王梁任中郎将，代理执金吾的职务。他担任大司空是在前一年。〔根据《宋弘传》，宋弘在建武二年接替王梁担任大司空。〕这里称他为司空，大概沿用了旧称。但《祭遵传》称其为骑都尉，不知道为什么唯独此处不同。王梁本传又说，他向北镇守箕关；他镇守天井关，是在世祖尚未即位以前。《东观汉记》则写作镇守天井关。这里说镇守两关，大概是杂采不同材料来显示记载广博。天井关详见《沁水》篇。他攻击赤眉军的别校部众，全部使他们投降。会贞按：这是《王梁传》的文字。献帝从陕县出发，向北渡过安邑。守敬按：事情见《后汉书·献帝纪》兴平二年。向东出了濝关。守敬按：见《魏志·董卓传》，其中“濝”作“箕”。就是这座关。濝水向西弯曲，流经关城南面。守敬按：指上文所说的濝关。又流经轵关南面。守敬按：《元和志》引《述征记》说，太行山有八条通道，第一条叫轵关陉。《地形志》说轵县有轵关。《隋志》说王屋县有轵关。《方舆纪要》说，轵关在济源县西北十五里，关处于轵道的险要之地，因此称为轵关。濝水流经苗亭西面。会贞按：《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徐广说，修武县、轵县有茅亭，就是苗亭。《易经·泰卦》说“拔茅连茹”，郑玄读“茅”为“苗”，这是证据。《释例》说，轵县南面有苗亭。《怀庆府志》说，在今济源县西面。这个亭是周代的苗邑。会贞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声子说，贲皇逃奔晋国，晋国把苗邑给了他，让他担任谋主。杜预注说，苗是晋国的城邑。这里称为旧周邑，是按照它最早的名称来说的。又向东流入黄河。《经》文写作清水，不对，这其实是濝水。戴本说：清水入黄河的地方在平阴县西面，濝水则在县东面。《经》文在“大河东过平阴县北”下面才说濝水注入黄河，因此郦道元辨明《经》文有误。又向东流到邓。朱本把这四个字误置在上句“清水从西北来注之”上面。戴本说：考察濝水流入黄河以后，黄河才流到邓；而平县又在它东面。今济源县西面有濝水和苗亭，孟县西南有邓城。

译郦道元叙述黄河又向东流经平县故城北面，随即说黄河在这里有“盟津”的名称。盟津在今孟县南面；上文《注》没有指出《经》文错误，可见这两句话上下倒置，是郦道元以后造成的。现在订正如下。在洛阳西北四十二里，原来是邓乡。朱本把这十二个字误置在下卷开头条目的注文“南临孟津河”之下，全本、赵本相同，戴本移到这里。守敬按：《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错攻取轵和邓。《集解》说南阳有邓县，这是错误的。邓与轵相近，应当在这里。《括地志》说，邓故城在河阳县西三十一里，即今孟县西南。邓在《湛水》篇中也有记载。校记 〔一〕“略无生草”：按：《御览》卷四十五引用时，“略”字上有“而”字，据此增补。《大典》本也有“而”字。〔二〕关于“其上有金玉”一句，考订原文应为：“那里有很多仓玉，也盛产黄金。” 〔三〕“《尸子》”：按：《群书治要》中的《尸子》没有《君治》篇，也没有见到引用这段文字。但《御览》卷四十引用《淮南子》，文字与《注》相同，末尾有“大禹道之孟门”，这一点存疑。《山海经·北次三经》的郭璞注则与《注》相同，但作《尸子》。《穆天子传》卷四注文也说：“盟门山如今在黄河北，《尸子》说，黄河从盟门山上发源。” 〔四〕“北登孟门”：按：《穆天子传》卷四作“升于盟门九河之……”，郭璞注也作“盟门”，据此改正。盟、孟相通，是声母转变造成的。〔五〕“《三秦记》”：按：《御览》卷四十六所引《括地志》卷二的文字更为详细。〔六〕“《国语》二五”：按：见《国语·晋语》一。“二五”指晋献公宠爱的大夫梁五和东关五。〔七〕“这是《左传》的文字，却在开头冠以‘春秋’二字，所以是指春秋时期”：按：汉代人引用《春秋传》，往往也称作《春秋》，把《传》当作《经》，这已经成为习惯，不一定要分别理解为指时代还是指经典。〔七续〕并不能据此断定它一定是指春秋时期，或一定是指《春秋》这部经书。〔八〕“《注》中有时说向东流出、向西流出，有时说从东面流出、从西面流出，原本就有这两种例子，说明见《浊漳水》篇”：按：《浊漳水》篇“又向东流经壶关县北面”的注文中说“（绛水）向西流出谷远县东面”，下文又说“（冻水）从西面的发鸠山流出”，就是这种例子。〔九〕“指的就是这条水”：按：《魏世家·正义》说：“城在水南。” 〔一〇〕“细水罕见”：按：本书叙述华岳没有井时，也有“微涓细水”的说法；熊氏说“罕见”，是没有对照查考。这里指横溪水，不必改字；杨氏说“应当作‘水’”，也不必改。〔一一〕“在兹夏阳”：按：戴本删去十四个字，认为是上文重复衍文。《索隐》也引用《司马迁碑》，《正义》引用《括地志》说“在夏阳故城西北四里”。这十四个字似乎不是重复文字，唐开元时期的版本已经这样写了。〔一二〕“故虢国在大阳东”：按：《汉志》作“故虢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故虢国”一句到此结束。朱本《笺》引用孙潜校文，孙潜断句错误，把“东虢”的“东”归到上句；“东”字应删除，朱本《笺》因孙潜误校又错误地增出了“东”字。〔一三〕“《索隐》说，合阳属冯翊”：按：这句话出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正义》则引自《高祖纪》。朱本《笺》引用孙氏的话，把两处合为一处，是错误的，应当区别。〔一四〕“又流经姚武壁南面”：熙仲按：《寰宇记

译》卷二十八“夏阳县”条有“姚武壁”一条，引用《十六国春秋》说：“姚苌在此山僭越称号，大概因为凭武功建立事业，所以取名姚武壁。”这一条之前是“刘仲城”条。《名胜志》引用《水经注》作“黄河又流经刘仲城北面，又流经姚武壁南面”，佚文应当在这里。〔一五〕“崖边有一座石室”：按：“畔”应当作“半”。下文说“距离地面五十丈”，作“半”才正确，现已校改。〔一六〕“神鱼在水中舞动”：按：《汉书·宣帝纪》原文作“舞河”。《注》作“舞水”，应当是郦道元为了避免与上文“河”字重复而改写的。现据原文改正。〔一七〕“今本似有缺失”：按：冯集梧本缺少此处。朱彝尊说，昆山徐氏收藏的宋刻本中，府、州、军、监都有“古迹”一门。冯本卷三“河中府”条下也缺失，赵氏所说的内容应当在“临晋县”条下；从原注文“有瀵水”可以知道这一点。〔一八〕“又有一条瀵水，彼此都在地下相通”：按：《寰宇记》卷二十八“夏阳县”条引用郭璞注文说，河东郡汾阴县的瀵魁泉向下与冯翊郡合阳县相接，那里又有一处同样的泉水；两处相距数里，夹在黄河两岸，河中沙洲上又有一条瀵水，彼此都在地下相通。〔一九〕“流经蒲坂西面”：按：朱本《笺》误作“朔坂”，孙潜校说：“朔板”应作“蒲板”。这里没有记录这一校改。〔二〇〕“城就是舜的都城……这或许是其中一个”：按：出自《史记·五帝本纪》，是张守节《正义》引用《括地志》的文字。〔二一〕“夜间渡过蒲津关”：按：《魏志》没有记载这件事，《通鉴》卷六十六有记载，作“蒲坂津”，见《徐晃传》。《疏》实际引用的是《元和志》，只是转引《魏志》。《徐晃传》中没有“夜”字，可以作为证明。〔二二〕“流杂”：按：全氏说：“流杂”犹如说“流冗”。〔二三〕“朱本没有‘也’字，全本、戴本增补”：按：朱本《笺》其实有“也”字，只有赵本没有。《疏》记载错误。〔“朱本没有‘也’字，赵本、戴本删去”，现据台北本改为“赵本删去‘也’字”。〕 〔二四〕“都在鲁、卫之间”：按：查考《曾巩集》，作“都是东方的土地”。熊氏引用《清一统志》时没有核对原文，现予订正。此外，他所引用的文字往往沿用《一统志》原文“今，某地”的格式；其中“今”字都应当依据清初的时代来理解，是熊氏直接看到的内容。这里先说明这一点，下面不再逐条说明。不再一一说明。〔二五〕“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之一”：按：这九个字也见于《寰宇记》卷四十六。〔二六〕“六朝何时有过‘怀戎’这个称呼呢”：按：原文作“郦道元当时哪里有‘怀戎’这个地名呢？”下句“作为历山”的“历山”，原文作“舜都”，现已订正。杨氏《疏》往往引用全氏《校》的话，但只是从赵氏那里转录；因为王氏《集校》不收全氏的话，只收录赵氏所引用的内容。〔二七〕“阚骃说蒲坂是尧的都城”：按：《史记·秦本纪》说：“昭襄王四年攻取蒲坂。”《正义》引用《括地志》说：“蒲坂故城在蒲州河东县南二里，就是尧、舜建都的地方。”这应当是依据《十三州志》而来。

译〔二八〕“曹大家《幽通赋注》说在陇西……在今渭源县西二十里”：按：曹大家的注文见《史记·伯夷传》正文所引用的材料，《文选·幽通赋》中没有这条注文。《汉志》记载“陇西郡首阳县”，《水经·渭水》篇说：“首阳县的首阳山，是渭水发源之处。” 〔二九〕“于是进献良马四组六匹”：按：所谓“四六”，是因为天子驾六匹马，所以进献马匹时这样说；就像说“四马”即“一驷”一样。《水经注》作“良马”，今本《穆天子传》误作“食马”，可以据此校正。〔三〇〕“《石经》为避庙讳，把偏旁写作绁”：按：“《石经》”上面应补“唐”字。开成《石经》为避唐太宗的庙讳，所以把“绁”改写成“绁”。〔三一〕“《禹贡锥指》说，在今华阴县东北五十里”：按：《锥指》依据《通典》卷一百七十三“华阴郡华阴县”条说：“汉代船司空故县在今华阴县治所东北五十里。”〔“《禹贡锥指》”四字，现据台北本删去。〕 〔三二〕“掌华，蹈衰”：按：“衰”误作“襄”。苏林说：“衰，就是衰山。”标点本作“衰”，但没有校记。〔三三〕“这两句话出自左思《吴都赋》，见《文选》”：按：核查《吴都赋》，其中作“巨鳌”，不作“巨灵”，这是郦道元记错了；杨氏《疏》和《要删》中已有说明。〔三四〕“《地形志》在各县条下经常记载有祠……最后竟然把‘神’字当成‘祠’字”：按：《地形志》记载神祠，有时称“庙”，有时称“神祠”，单独称“神”的情况较少。〔三五〕“守敬按：《山海经》说注入渭水……水接受这种通称”：按：杨氏《疏》本于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西山经·松果之山》条下的注文。〔三六〕“黄河从潼关向北流后向东流”：按：朱本《笺》、沈本、全本、赵本、戴本三家本都作“东北”。《寰宇记》卷六引用《述征记》作“黄河从关向东北流”。《元和志》卷七引用时也作“东北”。〔三七〕“《寰宇记》……黄巷坂就是潼关道路，引用《述征记》《西征赋》都作黄巷”：按：金陵局刻本《寰宇记》卷六这一条中的“巷”字都作“卷”。《书钞》卷一百五十七也作“卷”。〔三八〕“应当作‘有’”：按：不必改字。“云”犹如说“曰”，相当于“人们说这是李典的营地”。《魏志》没有记载此事，但当地老人相传这里是李典的营地，所以郦道元特意写作“云”。〔三九〕“周固记载开山”：熙仲按：《一统志》卷一百七十五“皇天原”条引用《水经注》作“阌山东首上平博”等语。阌山是泰山的一座别峰，县名也由此而来，在县西南七十里。据此怀疑“开山”是“阌山”的讹误。〔四〇〕“魏国的尚书仆射”：按：《魏志》只说担任尚书，而晋代《职官志》中有“尚书仆射”这一官职，这条材料足以补充史书的缺文。〔四一〕“藏匿在泉鸠涧”：按：《汉书》作“里”，颜师古《注》说“坟墓在涧东”，因此应当作“涧”。〔四二〕“把‘咸’作‘感’就是错误”：按：《文选》作“感”，并没有错误。《文选注》又引用《东征记》说：“它的西面名叫桃原，是古代的柈林。”戴本改为“原”是正确的。〔四三〕“原赋作‘爪华蹈衰’，苏林说：‘衰，就是衰山’”：熙仲按：本篇校记第三十二条已经据此把“襄”改为“衰”。杨氏《疏》收录赵氏《校》时引用沈炳巽的话，却仍然保留苏林的解释，不知道为什么不作判断。上文又引用徐广的话以及《括地志》所列雷首山的七个别名，却不改正文中的“襄”字，难道是存疑吗？郦道元引用徐广说“蒲坂县有襄山”，杨氏只说《集解》引用徐广的话；其实《集解》原文还有“或者是字写错了”一句，为什么不引用？反而把它引在“薄山是其中之一”一句下面，并说：“华山以西，怎么会有河东的山？”按徐广的意思，是说“襄山”这个名称有误，认为“衰”和“襄”可能有一字错误。张守节《正义》说：“薄，音白落反；襄，音色迷反。”按照张守节的读音，“襄”是“衰”的讹字。《集韵·六脂》中的“衰”字，字形与“襄”相近。另外，黄奭本《括地志》在陕州芮城县条下说，薄山也叫衰山；这样看来应当作“衰”，标点本把“襄”改作“衰”是正确的。苏林所见的《河东赋》版本也可以作为证据。《玉篇·衣部》说，“衰”字有三种读音；如今作“蓑”音，切音为先和；训释为等次、衰次时，切音为初危；训释为微小时，切音为史追。《广韵·六脂》说：“衰，意为微小，切音为所追。”《正义》作色迷切。〔四四〕“为什么说还只有一军，而不是说这一年不止一军”：按：何氏说这是庄伯十五年的事情，是正确的。诸侯刚继位，要过一年以后才改元。今本《竹书纪年》把“尚一军”系在桓王四年，说曲沃庄伯去世，儿子武公即位，曲沃仍只有一军。第二年，沈约《注》说是曲沃武公元年。熊氏又说，这并不是说当时不止有一军。今本《竹书纪年》在周庄王元年，即曲沃武公灭翼之后八年，经过的时间已经二十年，仍大书“曲沃尚一军”，说明它不同于晋国；因此武公长期保持一军。历时很久。厘王三年，武公灭掉晋国，把宝物献给周王，周王命武公以一军为晋侯。武公在位三年后去世，前后一军共维持了二十九年，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改变。惠王十六年，《竹书纪年》才开始记载晋献公设置二军，此时又过了十五年。全氏说武公晚年才设置二军，是错误的；熊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四五〕“会贞按：《地形志》漏载湖县”：按：上文“黄河又向东流经湖县城北面”，杨氏《疏》已经说《地形志》没有湖县。这里注文下文引用《魏土地记》称“宏农湖县”，说明魏代确实有这个县，内容更为详细。熊氏的按语属于重复，应当删去。

译〔四六〕“也没有说他兼领宏农太守、封南平公”：按：《历代史表》记魏景元二年陈骞任征南将军。《晋功臣表》说陈骞封高平郡公，寿春平定后转任豫州刺史。《晋书·文帝纪》说甘露四年派陈骞都督豫州。怀疑这里的“南平”可能是“高平”的错误，“南”和“高”的字形相近。陈骞先后任征南将军和豫州刺史，可惜铭文记载不详细。〔四七〕“在柏谷让宾客骄傲”：按：朱本《笺》已经说明赋文作“傲宾”，郦道元引用时把“宾”写作“客”，意思可以通；“征”字应改为“傲”，现已订正。〔四八〕“在拒阳城西北”：按：赵氏引用《禹贡锥指》和《方舆纪要》增补“阳”字，是正确的。《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八月”胡三省《注》已经引用此《注》，作“在拒城西北分为二水”，说明宋代末年的版本已经很早脱去了这个“阳”字。“之”字赵氏认为是衍文，是错误的，应当补入。现已订正。〔四九〕“门水又向东北流经阳华山”：按：胡三省《通鉴注》引用此文作“又向北流”，没有“东”字。〔五〇〕“全氏把烛水改作二水”“向东北流入门水”：这里的后一句指下句《注》文。按：“把烛水改作二水”，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用《注》时也作“历邑川二水注之”。“向东北流入门水”方面，今本《山海经》脱去了“北”字。〔五〇续〕郝氏说：“今本没有‘北’字，大概是脱去了。”杨氏《疏》没有涉及此事，现予补入。〔五一〕“向东北流，与右水汇合”：按：“向东北流”与“与右水汇合”之间，抄写者脱去了“流经盛墙亭西面，向东北流”八个字，现予补入。〔五二〕“大概是因为水接受了这个名称”：按：孙氏校勘的岱南阁本《括地志》作“以受氏”，现订正。〔五三〕“全本、赵本、戴本依据《汉书》的错误版本改动《注》文，错了”：按：《寰宇记》作“衙山岭”，并非没有依据。《寰宇记》此条下接《汉书·地理志》“宏农县衙山岭镇下谷，某水所出”，可见乐史所见版本作“衙”。〔五四〕“所以作者认为这是对的……这里的‘是’字承接上文潘岳、袁豹的话，不应改为‘疑’”：按：杨氏的意思是，袁豹和潘岳就是《注》中所说的作者。本卷下文又说“袁豹、崔浩也不认为这个地方不对”，其中“不非”与“是”构成对举，可以证明这里说的正是《注》所指的作者。《世说新语·文学》篇说：“假如殷仲文读书达到袁豹一半的水平，便可知道这个人学问渊博。” 〔五五〕“魏氏认为是好阳”：按：《元和志》卷七说：“后来曹公改名为好阳。” 〔五六〕“《北史·魏孝武帝纪》《旧唐书·太宗纪》《肃宗纪》《回纥传》都称为陕西”：按：《北史》说“高昂率领精锐骑兵在陕西追上皇帝”；《旧唐书》说“贞观十一年九月黄河在陕西决口”；《肃宗纪》说“任命王倕为陕西节度大使”；《回纥传》说“至德二年十月广平王郭子仪与叛军在陕西交战”，这些都是例证。详见《日知录》卷三十一“陕西”条。〔五七〕“从元魏到唐上元年间三百多年”：按：胡三省《注》原文在“上元”前还有“乾元”二字，明确说的是唐肃宗上元二年，即公元七六一年。唐高宗时也有上元年号，其上元二年是公元六七五年，两者相差八十多年，似乎不应删去，现予补入。〔五七续〕现已补入“乾元”二字。〔五八〕“赵氏说是依据《公羊传》改的”：按：《音义》说：“《史记》和《三传》都作‘贸戎’。”这里不应写“云”，应作“据”或“依”。考察《公羊传》并没有这段文字，赵氏的说法没有根据。《公羊传》也没有参考杜预的说法，这或许本来是左氏学的说法。现把“云”改为“据”。〔五九〕“水发源于北面的虞山”：按：沈炳巽本也这样写。《要删补遗》说水向北发源于虞山。《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用《水经注》说沙涧水向北发源于虞山。因此“北”字不能改。〔六〇〕“韦昭的《郑语注》以此为依据”：按：韦昭《注》说：“虢，是虢叔的后代，即西虢。” [六一]“西北角河水涌起，方圆数十丈。”按：《寰宇记》卷六《陕县》下引《周地图记》说：“城西北角，河水沸涌，方圆数十丈，声音传到数里之外。”据此，“带”字是讹误，应依此改为“角”。郦道元《注》中的“西北”二字承接上句“西南倚山，厚北临黄河”所说的城。应以“西北角河水涌起”为一句。又《御览》卷三百七十三引《西征记》也作“角”，今据此订正。[六二]“二物”是指两个翁仲。按：“二物”恐怕应当指上文石虎所载的《石经》和翁仲而言。《石经》也在这里沉没，所以投入铜制翁仲后，二物便都存在于水中；水流湍急，是因为受到这两件物体阻挡，水才涌起。[六三]“官刻戴本‘与’作‘以’。”按：聚珍本仍作“与”。[六四]“都在胸前刻着铭文。”按：《三辅黄图》的铭文与本《注》略有不同：“初兼天下，以为郡县”作“改诸侯为郡县”，“身长”作“其大”，“足六尺”作“足迹六尺”。[六五]“这条水所以形成波涛……是虢山崩塌堵塞黄河造成的。”按：道元的这一解释见识卓越，不相信翁仲的说法，彻底扫除了 鬼神和水中怪异之事的荒诞说法。[六六]“《括地志》《寰宇记》引用此文，说沙涧水向北发源于虞山。”按：查考各家辑录的《括地志》，都没有这段文字；《寰宇记》却有。[六七]“《平陆县志》说傅岩穴在县东北二十里。”按：《方舆纪要》作县东三十五里。[六八]“朱《笺》说：《穆天子传》的窴軨郭注。”按：查《穆天子传》卷五，郭璞《注》作：“就是軨坂，如今在河东大阳县。”《传》中说：“进入窴軨。”《传》卷六“窴軨之……”下，郭《注》说：“如今称軨桥，西南面险绝，中间有两条道路。”朱《笺》引用了这些内容。

译[六九]“《晋太康地记》。”按：朱《笺》本把“康”误作“原”，赵氏校改，全氏、戴氏本相同。《疏》本直接改正，没有写作“记”。[七〇]“《一统志》说虞公祠在芮城县东北七十里。”按：《一统志》所属为芮城县，《疏》误作平陆，今订正。[七一]“北周保定二年撤省大阳县。”按：《寰宇记》卷六说：“北周天和二年撤省大阳县，仍将原属北魏的河北县迁到郡治。”《疏》误作保定。[七二]“天子从盬出发。”按：郭璞《穆天子传》注说：“盬是盐池，在今天河东解县。盬读作古。” [七三]“赵冬曦说……都穆说。”按：赵冬曦的说法见其《三门赋序》。都穆的说法见《禹贡锥指》卷十三中卷上引述。王翰《游三门记》见《唐文粹》，也是都穆所依据的材料。[七四]“《汉志》说《晏子春秋》八篇。”按：杨氏误引。《汉志》作“《晏子》八篇”。《史记·管晏列传》的《正义》是他所引用的依据；其实际出处是《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赞说：‘我读《晏子春秋》。’” [七五]“按《括地志》说，周文王躲避风雨……大约十里左右。”按：如今岱南阁本、槐庐丛书以及黄奭辑本都没有这一条。永宁县有三殽山，又名嵚岭山，在洛州永宁县西北二十里，就是古代的殽道。《秦本纪·正义》引用了它。《疏》所引的内容见《通典》卷一百七十七洛州永宁县条下的引文，可以用来补充遗文。[七六]“戴氏删去六字，必定是依据《大典》本。”按：查《大典》本，果然没有这六个字；但《疏》说“必”，语气似乎表明他并没有见过《大典》本。点校时常见这种按语，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都可以认为杨氏没有见过《大典》本。到卷二十以后，语气已经改变；熊氏重新校订到那时，《续古逸丛书》已经刊出，因而能够参校《大典》复印件。（“必《大典》本之说”，今据台北本改作“未免专辄”。） [七七]“大概是读音相近，传抄时因此失实；戴氏把‘传’改作‘转’。”按：《方舆纪要》卷四十一说：“世人称它为倚亳城，大概是因为读音相近。”所以把“传”改作“转”。[七八]“《御览》卷四十二引此文作强山。”按：《十道志》也这样写。《水经注疏》卷五 后魏郦道元撰写 宜都杨守敬纂辑并作疏 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 “河水五”中，戴氏本没有“五”字；朱氏本在这里下面又有“漯水”二字作为标题，赵氏本相同，戴氏删去。又向东流经平县北面。朱氏写作“河水又东过平阴县北”。全氏说：这九个字与上卷《清水》条重复出现，应是衍文，应把“又东至邓”四字移到这里；《注》中有“洛阳西北四十二里故邓乡”的话，且可与《湛水》篇《注》相互参证。赵氏也把四字移到这里。戴氏删去“河水”二字和“阴”字，说：现在考察上文说经过平阴，清水流来汇入；这里就不能再说经过平阴、湛水流来汇入了。后人习惯看到“平阴”，很少见到“平”，于是妄加一字。然而湛水汇入黄河在邓地，并不在平县故城东面；道元在“河水经平县故城北”下面随即说“又向东流，湨水流入其中”。在《湛水》中又说：“这才是湨川的来源，并不是湛水曲折流经的地方。”可以证明此处《水经》原文作“平县”。守敬按：戴氏订正是对的。湛水从北面流来汇入。湛水另有专篇。黄河又向东流，经过河阳县故城南面。朱氏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说：考察河阳、临平、洛阳都在平阴以东、平县以西，不可能与《经》文混杂。全氏、赵氏也改作《注》。守敬按：汉代河阳县属河内郡，后汉、魏、晋、后魏沿袭不变，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春秋经》记载“天王到河阳巡狩”。壬申日，鲁僖公朝见天王所在之处。晋侯拘捕卫侯，把他带回京师。朱氏本“侯”字下面有“而”字，赵氏、戴氏删去。会贞按：郦《注》所引《春秋》，除了下文开头戴氏列出的一条本于《公羊传》《谷梁传》外，都是依据《左氏经》；这里是鲁僖公二十八年《经》文。“春秋”二字在下文重复，应删去。“僖公二十八年”六字应放在这里“春秋”二字下面。《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冬季，在温地会盟，拘捕卫侯。这次会盟，晋侯召襄王来，让诸侯朝见他，并且让周王巡狩。孔子说：“臣下召见君王，不能作为后世法则。”所以《春秋》记作“天王巡狩于河阳”，说明那里并不是天王本来巡狩的地方。会贞按：《左传》最后一句的意思是：那里不是天王巡狩之地。杜预《注》说，河阳属于晋国，不是周王巡狩的地方。服虔、贾逵说：河阳就是温。守敬按：《史记·周本纪》的《集解》引贾逵说，河阳是晋国的温邑。《谷梁传》说，温就是河阳。因此服虔、贾逵才有这种说法。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朱山松写作“崧”字，赵氏、戴氏改正，后文也同。赵氏说：《通鉴·晋纪》记载，吴国内史袁崧；胡三省《注》说，崧应作山松，这里本是《晋书·列传》的说法。按《列传》，袁山松有名而无字，各种版本也有写作袁崧的，难道山松就是崧的字，而是以字行世吗？《晋太康地道记》《十三州志》说：河阳是另一个县，并不是温邑。戴氏说：考察河阳故城在今孟县西三十五里，温故

译城在今温县西南三十里，所以道元才加以辨析。守敬按：《汉志》《续汉志》都有河阳、温两个县，郦氏大概是因为服虔、贾逵的说法，担心后人误以为温就是河阳，所以详细引用古籍，辨明河阳和温各是一个县。不过春秋时期，河阳是晋国温邑的土地，因此提到温也可以概括河阳；这就是下文又明确说明服虔、贾逵称温的原因。汉高帝六年，封陈涓为侯国。守敬按：《史记》《汉书》的侯国表相同。王莽时称为河亭。《十三州志》说：县治在河上；这里所说的“河”，是孟津河。守敬按：孟津详见下文。郭缘生《述征记》说：践土就是今天的冶坂城；名称与《春秋》不同，这是错误的。朱氏把“冶”误作“治”，下文也如此；赵氏、戴氏改正。赵氏说：《魏书》作冶坂，也作野坂。《宋书·王镇恶传》说，索虏野坂戍主黑弰公的游骑在芒山上，就是此处。野、冶读音相同。戴氏说：考察冶坂城，下方是冶坂津，在今孟县西南；而践土在今荥泽县西北王宫城之内，所以道元辨说郭氏不对。会贞按：践土有两个地方。《春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鲁僖公与诸侯在践土会盟。杜预《注》说，践土是郑国的地方。《括地志》说，荥泽县西北十五里有王宫城，就是《左传》所说在践土修建王宫的地方。又在僖公二十八年冬季，周王巡狩到河阳。壬申日，鲁僖公到周王所在之处朝见。《史记·周本纪》则说，晋文公召襄王，周王在河阳践土会见他。《晋世家》也说，壬申日，晋文公率诸侯在践土朝见周王。《集解》引贾逵说，践土是郑国地名，在河内。《索隐》引刘氏说，践土一处在河南，一处在河北，就是这样。只是把元城县以西的践土驿当作河北的践土，未免太迂远了。郭缘生所说的践土，大概是亲自考察所得。郦氏因为冶坂这个名称与《春秋》的践土不同，认为郭氏错误，是由于不知道河北的践土就在这里。戴氏只知道河南有践土，所以他的说法又失去了郦氏的本意。《寰宇记》说，冶坂城在河阳县西北三十五里，就是这里的冶坂城；但又记载践土城，引用《冀州图》说在县东七里、洛阳西北四十二里。把冶坂、践土分成两个地方，这是错误的。如今河北一侧所见的河阳故县城，在冶坂西北，大概是晋国 的温地，所以各位儒者才有关于温的说法。《魏土地记》说：冶坂城旧名汉祖渡。守敬按：《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二年向南渡过平阴津。冶坂在平阴以东，彼此相距不远。又《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更始元年，光武从洛阳向北渡河；建武元年八月，驾临河阳，十月进入洛阳，这里正是他渡河的地方。城池险要坚固，南面临近孟津河。朱氏本此下有“洛阳西北四十二里故邓乡”十二字，赵氏本相同，戴氏移到上卷末。黄河向右流经临平亭北面。朱氏把这八个字误作《经》，“右”作“又”；戴氏改为《注》，并改“又”为“右”。全氏相同。戴氏、赵氏改作《注》，但仍作“又”。守敬按：亭应当在今孟津县西北。《帝王世纪》说：光武葬在临平亭南面，向西望见平阴。守敬按：《续汉书·礼仪志》的《注》引《帝王世纪》也这样说。又《后汉书·明帝纪》的《注》引文说，光武帝原陵在临平亭东南，距离洛阳十五里。《一统志》称，旧志所记地点在今孟津县西十五里。平阴详见上卷。黄河又向东流，经过洛阳县北面。朱氏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相同。守敬按：该县详见《洛水》《谷水》两篇。黄河南岸有一通碑。朱氏写作“二”，《笺》说：宋本作“一”。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一”。碑的北面题写：“洛阳北界，津水的两个水洲分别属于它。”朱氏漏了“津”字，把“属”误作“为”。赵氏根据《名胜志》引文补入“津”，依全氏校改“属”，戴氏增改相同。守敬按：《通鉴》记载，晋永嘉六年，刘聪派王粲在三渚进攻傅祗。胡三省《注》认为这里的两个水洲就是这两个水洲和陶渚。这里原来有河平侯祠。守敬按：这里的河平侯应当是河神。祠前有碑，如今不知道在哪里。郭颁《世语》说：晋文王在位时，大鱼出现在孟津，身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 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守敬按：这八个字应当断为一句。《通鉴》梁中大通元年记载，有夏州义士替元颢守卫河中渚，说的就是这座祠。黄河又向东流，经过平县故城北面。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说：现在考察上面的《注》文，记载黄河从西面流来所经过的地方，至此正好就是上面《经》文所说的“又向东流经平县北”。全氏、赵氏改法相同。守敬按：汉代平县属河南郡，后汉属河南尹。魏时废除，在今孟津县东面。汉武帝元朔三年，封济北贞王之子刘遂为侯国。赵氏说：沈氏说，《汉表》作“济北式王之子”，这里依《史表》。《史表》记济北贞王有十一子，其中五人《汉表》认为是式王之子，已无法考证。守敬按：济北王的十一子，封地多在魏郡、泰山、平原之间，刘遂为什么独自封在河南？梁玉绳说，汉元帝封菑川孝王之子刘服为平侯，《表》说封地在齐，这应是齐郡平广县；刘遂的封地也应在那里。王莽时称为治平。民间称为小平。守敬按：《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设置八关都尉一职。《注》说，小平津是其中之一。这说明汉代已经以民间称呼作为津名。又《曹真碑》碑阴有“小平农都尉安定某”字样，可见小平在魏代又进入了金石文字。

译这里有汉高祖讲武的场地。会贞按：《魏书·高祖纪》说，太和二十年九月，魏高祖向东驾临小平津阅兵。《通鉴·齐明帝纪》称，魏主在小平津讲武。平县在黄河南岸，《注》说县内有讲武场，那么也应当在河南，所以后文另行叙述河北的两座城。可是《怀庆府志》说它在下孟州河边，民间称为蜀王城，似乎是错误的。黄河北岸有两座城相对而立，设置北中郎府。朱《笺》说：郑樵《通志》说，后魏灵太后时，以东中郎将统辖荥阳，南中郎将统辖鲁阳，西中郎将统辖弘农，北中郎将统辖河南。选用亲近贤能的人担任，配备 精锐军队。迁徙各地徒属府户。朱氏把“徒”误作“从”，赵氏、戴氏改正。又由羽林、虎贲领队加以防守。黄河南面对着首阳山。会贞按：《后汉书·顺帝纪》说，阳嘉元年，派大夫、谒者到首阳山祈雨。《元和志》说，山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河南府志》说，在县西北十五里。《春秋》所说的首戴，大概就是这里。会贞按：《公羊传》《谷梁传》僖公五年记载：夏季，鲁僖公与诸侯在首戴会见周王太子。《左氏》作首止。杜预《注》说，是卫国的地方。陈留襄邑县东南有首乡。《续汉志》说，已吾县有首乡，在今睢州东南。郦氏把首阳当作首戴，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夷齐之歌之所以说“登彼西山”。朱《笺》说：谢兆申说，宋本作“夷齐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赵氏说：按原文自身通顺，没有必要借宋本改写。戴氏采用宋本。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所矣”，没有末尾的“矣”字，与谢氏所说的宋本不同。歌辞详见《史记·伯夷列传》。山上有夷齐庙。会贞按：《史记·伯夷列传·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洛阳东北的首阳山有夷齐祠，在今偃师县西北。庙前有两通碑，都是后汉河南尹、广陵人陈导，雒阳令徐循，以及处士平苏腾、南阳何进等人所立，事情见于碑文。全氏说：按《续汉书·五行志》的《注》引蔡邕《夷齐庙碑》说，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祈祷名山。处士平阳人苏腾，字玄成，梦见登上首阳山，有神马的使者在道路上；醒来后思考此梦，把梦见登山的事上报朝廷。皇帝下诏派使者登山进入祠庙，不久天就下了雨。这就是善长所说“事情都记在碑上”的内容。不过这里写作平阳，不是平原。考察洪适《隶释》所引，写的是平原。赵氏、戴氏增补作“平原”。会贞按：这里作“平”，是对的。《续汉志·注》作平阳，《蔡邕集》和《隶释》作平原，都不对。大概首阳在平地，理由之一；苏腾梦见登首阳而被称为处士，必定是本县人，理由之二；郦氏既说碑在庙前，又说事情全记在碑中，必定亲眼见过此碑，理由之三。惠栋《后汉书补注》独自采用郦氏的说法，他的见识很高，可惜论述不够详细。又有周公庙。守敬按：《魏书·世宗纪》说，正始元年，下诏在首阳山建立周旦、夷齐庙。又《刘芳传》说，周公庙之所以另在洛阳，是因为姬旦创建并完成洛邑，所以后世洛阳一直尊崇祭祀，香火不断。夷齐庙也世代作为洛阳境内的神祠。由此可见，这两座庙并非始建于魏代，只是周公庙未必也在首阳山；大概年代久远，两庙一并废毁，到了魏代才与夷齐庙一起在首阳山重建。魏氏在芒山边修建玄武观。守敬按：《魏志·辛毗传》说，明帝想铲平北芒山，下令在山上修筑台观，这样就能望见孟津；因辛毗进谏而停止。据此可知，虽然没有铲平北芒山，确实已经大兴土木。《通鉴》说，魏正元元年，高贵乡公到玄武馆。胡三省《注》引用了这段文字。芒山详见《谷水》篇。张景阳《玄武观赋》守敬按：赋文详见《类聚》卷六十三。文中说：“高楼特然耸起，高峻挺立而高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直直地高耸，孤独地挺立，迎来千里之外的清风。”守敬按：《类聚》“延”作“迎”。朝廷又在这座山丘上设置冰室。朱氏把“又”作“有”，《笺》说：应作“又”。赵氏、戴氏改为“又”。冰室内有冰井。《春秋左传》说：“太阳运行到北陆时，就收藏冰。”会贞按：这是昭公四年的文字。通常在十二月于河津狭窄处、峡谷石壁的边缘、北向背阴的地方采冰。会贞按：杜预《注》说，夏历十二月，太阳运行在虚、危二宿，冰已经坚硬，于是收藏起来。这里仿照古制在十二月采冰。正如《邠诗》所说：“二之日凿冰冲冲。”然后把冰放进井室，这就是所谓“藏入冰阴之处”。会贞按：“二之日”七字和“纳于”四字，见《幽风·七月》篇。毛《传》说，凌阴就是冰室。黄河南岸有钩陈垒。守敬按：《孟县志》说，钩陈垒在县西南四十里。相传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八百诸侯会聚于此，正是《尚书》所说的“不约定时间却同时到来”的地方。紫微垣有钩陈星宿，主管争斗诉讼和军阵，所以遁甲术中关于进攻夺取的办法，是使所攻之神与钩陈同气，从下方制约其所临之辰，便能次第擒获敌人。朱《笺》说：“秩”字恐怕有误。赵氏改作“祑”，并说：《集韵》说“秩”是祭祀有次序，也作“祑”。戴氏改作“决”。守敬按：明抄本、黄本都作“秩”。因此堡垒借此命名。黄河在这里流过。朱氏作“至”，《笺》说：谢氏本作“由”，一作“于”。赵氏仍作“至”，戴氏改作“于”。守敬按：《大典》本作“于”，明抄本也作“于”。这里有盟津这一名称。《论衡·感虚篇》说：周武王讨伐纣王，登舟渡河时，阳侯掀起大浪，狂风逆流而来。朱氏把“逆”误作“疾”，《笺》说：应作“逆”。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逆”。武王手持黄钺挥动，风浪便全部平息。船行至河中央，有白鱼跃入船中，便把它拿来祭告上天；又与八百诸侯共同订立盟约，大家都说同样的话。这就是《尚书》所说的“不曾商议却说出相同的话”。守敬按：这是《书疏》引用马融《书序》的文字。

译[六]又《文选·任彦升〈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注》引《周书》说：武王将要渡河时，河中央有白鱼进入武王的船，武王俯身把它取出，拿到水边祭祀；没有商议却说出相同的话，没有约定却同时到来，一天之内在郊外会合于武王之下的有八百诸侯。所以称为孟津，也称为盟津。守敬按：见《史记·周本纪》。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向东到达孟津”。守敬按：这是《禹贡》的文字。又称为富平津。《晋阳秋》说：杜预在富平津修造黄河桥。朱氏漏掉“河”字，何焯校补；赵氏、戴氏也补入。会贞按：《元和志》卷六引《晋阳秋》，有“河”字。这就是所谓“用船连结起来造桥”。守敬按：这是《诗·大明》篇的文字。《类聚》卷九引王隐《晋书》说，杜预上奏请求在富平津修建河桥，众人都认为不可。杜预说：“从前用船连结成桥，就是所谓河桥。”于是建桥，终于建成。因此《晋阳秋》叙述杜预的事迹时，本来应当有《诗经》的话；郦氏 抄录时改变了它的措辞，于是看起来像是郦氏自己引用这句话来作证明。《魏书·孝庄帝纪》说，永安三年，尔朱兆等人从富平津上岸，率领骑兵渡河，袭击京城。《新唐志》说，偃师县有旧富平津。又称作陶河。戴氏说应改为“为”。魏尚书仆射杜畿因为皇帝到许地，朱氏把“幸”作“将”，《笺》说：《魏志》说，皇帝将要到许地。赵氏、戴氏补入“幸”字。会贞按：杜畿的事迹详见《魏志》本传，称皇帝到许昌，杜畿留守；这说明皇帝已经出发，并不是将要出发。又《文帝纪》说，黄初七年皇帝将到许昌，许昌城南门却崩塌，于是没有进入；这也说的是已经出发、将要进入许昌而尚未进入。若这里作“杜畿因为皇帝将要到许地”，就是皇帝还没有出发，与事实不合。大概《注》误把“幸”写成“将”，不是漏掉“幸”字，今订正。试验楼船时，船在陶河中倾覆，说的就是这件事。会贞按：《魏书·孝庄帝纪》说，皇帝车驾巡行黄河，向西到达陶渚；这里又是取这条河的名称来命名水洲。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在黄河边观察水势，看见一个白面人身鱼身的长人从水中出来，说：“我是黄河之精。”他把《河图》交给大禹，然后返回深渊。会贞按：这是《尚书中侯》的文字，见《御览》卷八十二、卷八百七十二所引，文字略有不同。后来子朝篡夺王位，与敬王交战，于是把周王室的宝玉投入黄河，以祈求福佑。过了两天。会贞按：根据《左传》，宝玉沉河在癸酉日，打捞到是在甲戌日，那么实际上只是过了一天。津渡的人在河边捞到它，准备把它卖掉时，宝玉却变成了石头。等到敬王的王位确定下来，得到宝玉的人把它献上去，石头又变回了玉。会贞按：这是抄录并改动《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文字。黄河又向东流，湨水流入黄河。朱氏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把“湨”误作“浿”。戴氏改为《注》，并改“湨”字。全氏、赵氏也改为《注》，但仍作“浿”。会贞按：戴氏改“湨”是对的。湨水详见《济水注》第一篇，下面还会说明。《山海经》说：和山上没有草木，却有很多瑶、碧玉石，实际上是黄河的九条支流发源之处。这座山有五道曲折。朱氏作“典”，《笺》说：《山海经》作“曲”。赵氏、戴氏改正。九条水从这里流出，汇合后 向北流，注入黄河。山的南面有很多苍玉。赵氏把“苍”作“仓”。吉神泰逢主管此事；这里是萯山南面，神灵出入时都有光。守敬按：这是《中次三经》的文字。《吕氏春秋》说：夏后氏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守敬按：《竹书纪年》说，孔甲三年，在萯山打猎。遇到大风雨，迷失方向，进入百姓家中。守敬按：这是《音初篇》的文字。皇甫谧《帝王世纪》认为这就是东首阳山。守敬按：《续汉志》说，南城县有东阳城。刘昭引用《吕氏春秋》孔甲的故事，与皇甫谧的说法不同。《隋志》说，巩县有东首阳山，就是这里，大概在今巩县西北。这或许是同一座山的不同名称。如今首阳山东山没有水流可以与记载相应，应当是古今相隔久远，河流地域的形势已经改变了。朱《笺》说：一作“或山川改状”。赵氏说：按原文没有错误。全氏说：按《地形志》，武德郡温县有浿水。我认为善长尚且不能详细说明浿水的源流，那么《地形志》所说的，也只是沿袭旧文书罢了。我私下怀疑这就是湨梁的湨水，只是误写成了“浿”字。大概湨水主流正流入黄河，支流流入济水，恰好位于温县原野一带。善长偶然没有仔细考察，便突然引用《山海经》的话，把事情混淆了，并说这里没有水来与之相应；其实是没有认识到“浿水”是误文。会贞按：全氏认为“浿水”是“湨水”的误写，这是对的；[“贝”也是“湨”字脱烂形成的。]但他没有理解郦氏的意旨。凡是《注》的体例，对于水道在其他篇中有详细记载的，这一篇只提出一句来相互照应，或者说与某水会合，或者说与某水汇合，或者说某水流来注入，或者说某水流入其中，全书都可以互相考察。这里《注》说“湨水流入其中”，没有叙述湨水的源流，是因为湨水详见《济水》篇，所以本来就是一条文字。《山海经》以下的内容，则另是一条。大概《注》前面叙述首阳山，这里因为《山海经》说到和山、萯山，《吕氏春秋》说到东阳萯山，《帝王世纪》认为它就是东首阳山，而其地正在首阳山东面，所以在这里一并详细叙述。又因为《山海经》所说的九条水发源于和山，到郦氏时代已经没有这些水了，所以说首阳山东山没有水可以与记载相应。这条文字与上面的湨水并没有牵 连关系。如果郦氏把湨水当作九条水之一，那就是有水了，怎么会说没有水呢？原来全氏错误地把两条文字看成一条，反而讥讽郦氏不知道“浿水”是“湨水”的误文，实在荒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引用郦《注》时，把湨水的两句话连在一起引用，他的错误与全氏相同。从前帝尧在河洛修筑祭坛，选择吉日商议沉祭，率领舜等登上首山，沿着河洲前行。朱氏把“遵”误作“导”，赵氏相同，戴氏改正。有五位老人游览于此，彼此说《河图》将要到来，并把日期告诉帝尧；他们说，真正了解我的人是重瞳者。五位老人于是化作流星升入昴宿，就是在这里。朱《笺》说：《论语比考谶》说，尧与舜等游览首山，观看河洲，有五位老人游于河边。一位老人说：“《河图》将要到来，把日期告诉帝尧。《河图》将要浮出水面，有龙衔着玉匣，玉版上刻着文字，题写着天命；用金泥封缄、玉匣封印，书写完毕。真正了解我的人是重瞳的黄姚。”歌唱完毕，五位老人飞入昴宿。

译又向东流，泲水注入黄河。朱氏把这六个字误作《经》，把“泲”误作“沛”；《笺》说：“沛水”应作“泲水”，“泲”与“济”相同。此后《济水》中凡是出现“沛水”的地方，都是误字。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相同。赵氏改作“泲”，戴氏改作“济”。全氏说：按《经》文说济水从成皋流入黄河，《注》却说济水从温地流入黄河，这是水道发生了变迁。因此这里预先写下济水注入黄河的情况。到了成皋下面，才说如今济水从温地流入黄河，并不在这里汇入。这只是济水的旧河道。文字意思很清楚，只是从抄书人妄自割裂开始，才把这段《注》当作《经》，历经千年没有得到订正。唉！守敬按：全氏说明济水《经》《注》记载不同的原因，意思清楚明白。赵氏本没有收入，说明这是晚年定本。又向东流，经过巩县北面。会贞按：巩县详见《洛水注》。黄河在这里有五社渡，也称五社津。赵氏说：按《后汉书》章怀《注》引《水经注》，五社津又名土社津，大概是异名。守敬按：章怀《注》应当作“五社渡，一名五社津”，是传抄错误。又《通典》说有五社渡，一名五渡津，也错了。在今巩县西北。建武元年，朱鲔派遣持节使者贾强、讨难将军苏茂，率领三万人从五社津渡河，进攻温县。冯异派校尉与寇恂合兵攻击他们，大败朱鲔军，追到黄河边，活捉一万多人，投入河中淹死的有几千人。守敬按：这件事详见范晔《后汉书·寇恂传》，但那里称贾强为偏将，说从巩县渡河攻打温县，说冯异派兵救援，说追到洛阳，都是冯异的事迹。这段文字本于其他人的《后汉书》。又按：五社津这个名称，见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记载派耿弇率陈俊的军队驻于五社津，那是另一件事。县北有一座山，临近黄河。朱氏把“河”作“城”，赵氏改作“河”，并说：《寰宇记》引文作“河”，就是所谓直穴有水洲。戴氏改法相同。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注》、 《御览》卷五十三、《通鉴》晋永和十年《注》引文都作“河”。称为崟●邱。戴氏把“●”作“原”。守敬按：《御览》引文作“岑原邱”，又引《十道志》作“岑”，说在巩县西北三十三里。《寰宇记》也作“岑”，说在县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洞穴，称为巩穴，说它暗中通向淮浦。朱氏漏掉“淮”字，赵氏补入，并说：《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注》引文作“潜通淮浦”。张衡《东京赋》说“王鲔岫岩”，薛综《注》说，山中有洞穴叫作“岫”。老人们说，王鲔从南方而来，从这个洞穴出来，进入黄河水中，就是这样。戴氏增补相同。守敬按：《御览》《寰宇记》引文都作“淮济”，而陆玑《诗疏》说，河南巩县东南的山崖上，山腹中有洞穴，旧说与江湖相通，王鲔从这个洞穴而来，向北进入黄河。又是一种说法。向北通达黄河。直穴中有水洲，称为鲔渚。成公子安《大河赋》说：鳣、鲤、王鲔在暮春时节来游。朱氏漏掉“春”字，戴氏增作“春暮”，赵氏作“暮春”。守敬按：《寰宇记》引文作“暮春”。《周礼》说：“春季进献王鲔。”守敬按：《周礼·天官·▯人》作“春献王鲔”，《礼记·月令》作“荐鲔”。不过非当令时节以及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鱼。所以黄河从鲔穴以上，又兼有鲔的名称。《吕氏春秋》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到达鲔水，纣王派胶鬲去侦察周军。朱氏漏掉“周师”二字。《笺》说：原书有这两个字。戴氏补入。守敬按：这是《贵因篇》的文字。就是这个地方。朱氏漏掉“处也”二字，赵氏根据《禹贡锥指》引文校补，戴氏增补相同。洛水从县西面流来，向北流入黄河。会贞按：洛水另有专篇。洛水在巩县向东流经洛汭。朱氏在“县”字下面衍有“而”字，赵氏、戴氏删去；又漏掉“径”字，赵氏根据《寰宇记》引文补入，戴氏相同。会贞按：洛汭详见《洛水》篇。北面与琅邪渚相对。守敬按：《山海经》所说的琅邪，注中说山势高峻突起；这里的琅邪大概是因形状相似而得名吧？此地与琅邪县相隔，不知道水洲为什么有琅邪之名。郦氏对琅邪渚已经没有解释，大概只是把民间流传的说法姑且记录下来。流入黄河，称为洛口。守敬按：隋代在这里设置洛口仓。洛水从县西流来，向北流入黄河。朱氏把“河”误作“洛”，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这句话解释《经》文“从县西北流注之”的意思。清水和浊水各自流动，界限清楚，明显不同。应玚《灵河赋》。朱氏把“灵”误作“虚”，下文也如此；《笺》说：应作“灵”。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应玚《灵河赋》见《古文苑》卷三。赋说：“承接灵川遥远的源头。”会贞按：《类聚》《初学记》“资”都作“咨”。“发源于昆仑的神山。”按：《类聚》《初学记》“出”都作“于”。“渡过津洛的险峻泉流。”朱《笺》说：《初学记》“峻”作“阪”。按：《类聚》作“峻”，把“洛”作“路”。这就是“在中州分布九条道路”的意思。又向东流经成皋县北面，济水从北面流来注入黄河。会贞按：济水另有专篇。黄河从洛口又向东流，向左流经平皋县南面。朱氏把“皋”误作“高”，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平皋县详见《济水注》。又向东流，经过怀

译县城南面。守敬按：县的情况详见《沁水注》。这是济水故道流入的地方。守敬按：就是下文所说流入奉沟水的地方。它同成皋以黄河分界。朱本“河”字下衍“水”字，赵、戴删去。守敬按：成皋详见下文。平皋在黄河北岸，成皋在黄河南岸，两县以黄河为界，所以说“分河”。黄河从右侧向北流经黄马坂。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文，将“右”作“又”。戴改为《注》，并改“右”。全、赵也改为《注》，全改“右”，赵仍作“又”。守敬按：《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引潘尼《恶道赋》说：“若其长坂，则成皋黄马。”《艺文类聚》也有引用。《初学记》卷八引戴延之《西征记》说：“从前面再往前到黄马坂，距离计素渚十里。”这里“十”字前应有脱文。这里称为黄马关。会贞按：《资治通鉴》记载，晋咸和三年，刘曜听说石勒渡过黄河，便商议增设荥阳戍守，并堵塞黄马关。黄马关在泛水县以西十五里。孙登辞避杨骏时，曾写信给洛阳城中的旧友，事情就发生在这里。朱《笺》说：《晋书》记载，晋武帝去世后，杨骏辅政，百官都归附于他，皇室怨恨不满，天下人愤怒。杨骏自知一向没有好的声望，于是征召隐士孙登，送给他一床布被。孙登在门口把布被割断，大声喊道：“砍啊，刺啊！”过了十天，他假托有病，诈称已经死去。后来杨骏果然失败，死在马厩里。守敬按：孙登的书信如今已经失传。《神仙传》说，孙登在黄马坂，写信给洛阳城下的旧友。朱《笺》只引用《晋书》中他假托疾病、诈死的故事，却没有查考《神仙传》。黄河又向东流，经旋门坂北面。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这里就是今天成皋以西的大坂。会贞按：薛综《东京赋注》说，旋门在成皋县西南十多里。《续汉书·郡国志注》说，在西南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说，旋门关在泛水县西南十里。《泛水县志》说，就是今天崤关南面的峡口。登上这道坂向东，便通往成皋。曹大家《东征赋》说——会贞按：此赋见《文选》——“眺望黄河、洛水交汇之处，看那成皋的旋门。” 黄河又向东流，经成皋大伾山下。朱本把这句误作《经》文，且脱去“又”字。戴改为《注》，并补“又”字。全本同，赵也改为《注》，但不补“又”字。朱《笺》说：孙氏按《史记·括地志》认为，大伾山如今叫黎阳东山，在卫州黎阳南面；张揖说今成皋的山不是大伾山。赵氏说：孙汝澄所称的《史记·括地志》，就是《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用的《括地志》。把大伾说成黎阳东山，见于臣瓒的《汉书音义》，魏王泰的书又叙述了这一说法。朱《笺》的说法只依据《史记》的注文，却不说《正义》，而称作“《史记·括地志》”，实在错误。《尔雅·释山》说：“山形成一层，叫作伾。”守敬按：《释山》原文作“坯”。许慎、吕忱等人都认为是丘形成一层。守敬按：今本《说文》作“坏”，解释为丘形成两层，不作“坯”。根据郦道元《注》，许慎原书也应作“丘一成者”；段玉裁、桂馥都认为后人依据孔安国《传》改成了现在的文字。孔安国认为山形成两层叫作“伾”。守敬按：《尚书传》的说法与《尔雅》不同。也有人认为“伾”是地名。守敬按：《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大邳山在河南成皋县北面。这是不对的。《尚书·禹贡》说：“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会贞按：见《导河》条。郑康成说：“这是地的肱部。”朱本把“肱”误作“喉”，赵、戴同。会贞按：《古微书》称《河图绛象》说，黄河向东流到大伾山，山名叫“地肱”。这里的“喉”是“肱”的错误，现予订正。沇水从大伾山边流出。朱本把“沇”作“流”。朱《笺》说：宋本作“沇”，全、赵、戴改回。朱本在此句下有“然则大伾”四字，赵本同，戴删去。它位于河内郡修武县和武德县的交界处。守敬按：《尚书疏》和《汉书·沟洫志注》都引用郑氏这句话。修武详见《清水》篇，武德详见下文。济水、沇水同荧播泽的水流都从这里出入。朱《笺》说：克家认为“荧”应作“荥”，赵、戴改作“荥”。守敬按：作“荧”是对的。“荧”从三个火，见《隋书·王劭传》。唐代以前的石刻没有不作“荧”的，克家反而说应作“荥”，是错误的，戴氏也没有考察清楚。不过 这样看来，大伾确实就是山。赵氏说：《禹贡锥指》记载，郑玄说大伾山在修武、武德交界处；张揖说是成皋县的山。《汉书音义》中有个臣瓒，认为修武、武德之间没有这座山；成皋县的山又不是一层形成的。如今黎阳县的山临近黄河，难道不是大坯山吗？又说，薛士龙认为大坯山就是许慎《说文》所说的、今天黎阳的黎山，因此这种说法并不始于臣瓒。现在考察：“岯”和“●”两个字，《说文》都没有。“伾”字下面引用《诗经》“以车伾伾”；“坯”字下面说“丘再成者”，与孔安国《传》相同，并没有薛士龙所说的那段话。许慎有《五经异义》，这段话或许出自其中。但宋代时此书已经亡佚，薛士龙怎么能够见到？况且郑康成出生在许慎之后，张揖是三国魏人，可见汉、魏时期还没有人把黎山指作大伾山。实际是臣瓒首先提出这种说法，郦道元仍不采用；后来从臣瓒说法的，是孔颖达开始的，这正是后人胜过前人的地方。薛士龙所说的内容，疑似徐锴《说文系传》中的话，原话出自徐铉，误说成许慎。又说，大岯山在泛水县西一里，有大涧九曲，又名九曲山，向西距离洛口仅四十里，显然不是《禹贡》所说的大伾山。

译大伾山北面，就是《水经》所说济水从北方流来、注入黄河的地方。如今泲水从温县流入黄河。会贞按：这就是《济水注》所说济水经温县故城西南注入黄河的地方。并不是在这里注入。这里流入的只是奉沟水。朱本把“沟”误作“济”，朱《笺》说旧本作“沟”，赵、戴改正。会贞按：《永乐大典》本、黄本都作“沟”。这就是济水、沇水的故道。朱本把“济”误作“沟”，朱《笺》说旧本作“济”，赵改作“泲”，戴改作“济”。会贞按：《永乐大典》本、黄本都作“济”。这就是《济水注》所说济水故道与奉沟水汇合，流到平皋城南注入黄河的地方。成皋县的故城在大伾山上。朱本脱去“城在”二字，赵增补并说：下文《注》说“于是修筑虎牢城”，大概是修补旧城，可以作为证据。戴增补相同。会贞按：汉代属河南郡，东汉属河南尹，魏沿袭，晋属河南郡，北魏属荥阳郡。《地形志》说，西成皋有成皋城。城在泛水县西北。它环绕大伾山丘，四周是陡峭的断岸，高约四十丈，城势张开收拢而险峻，山势崎岖而不平。《春秋左传》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会贞按：这是《左传·隐公元年》的文字。隐公五年称为北制。杜预注说是郑国的城邑。就是今天河南成皋县，也叫虎牢。它就是东虢国。会贞按：杜预注说，虢叔是东虢国君。《汉书·地理志》说，东虢在荥阳，详见本卷陕城下。《济水一》所说的虢亭，就是这里的虢。鲁襄公二年七月，晋成公——会贞按：《左传》原文是晋国荀罃，并不是晋君。这里硬说晋成公，根据《史记·年表》，晋成公在鲁宣公时期，和鲁襄公年代不相合。鲁襄公二年其实是晋悼公二年。“成公”二字是错误中的错误——与诸侯在戚地会盟。朱本作“咸”，朱《笺》说《左传》作“戚”，赵、戴改正。于是修筑虎牢城来逼迫郑国，求得和平。这一条是抄改《左传·襄公二年》的文字，大概是修缮旧城。《穆天子传》说：“周天子在郑圃射鸟猎兽，命虞人搜掠林野，发现一只老虎在芦苇中。”朱本“于”作“乎”，朱《笺》说旧本作“于”，赵、戴改正。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于”。天子将要到来，七萃之士高奔戎活捉老虎，献给天子。朱本把“擒”改作“捕”。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注》《续汉书·郡国志注》《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六、卷八百九十一都引作“捕”。今本《穆天子传》又作“搏”。天子命人给老虎制作笼子，把它养在东虢。朱本把“虢”误作“虞”。全氏说：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作“东虢”，是对的。《元和志》引用此文作“东隅”。戴改作“东虢”。守敬按：郦道元引用《穆天子传》，正是为了证明“就是东虢”的说法，可知《穆传》原本作“虢”，所以《续汉书·郡国志注》也引作“虢”。直到唐初，颜师古所见的本子仍是这样。后来传抄者竟把“虢”误作“虞”，所以《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卷二十都引作“东虞”；今本《穆传》作“东虞”，就是明证。这条注文作“东虞”，也是后人根据错误的《穆传》本改成的。这就是虎牢名称的由来。守敬按：以上内容见《穆天子传》卷五。《竹书纪年》记周穆王十四年作 “虎牢”。这样看来，“虎牢”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秦代把这里设置为关。守敬按：贾至《虎牢关铭序》说，汉高祖守住这里来控制崤山以东。《新唐书·地理志》说，泛水有虎牢关，也叫成皋关。《元和郡县图志》说，成皋关在泛水东南二里。汉代于是把它设为县。城西北角有一座小城，周长三里，北面排列着楼观，临近黄河，高高地孤立而上。朱《笺》说：应作“岧岧”，戴依此改字。赵氏说：沈名荪认为，《诗经·苕之华》中的“苕”，就是今天的凌霄花，依附树木向上攀援，最能长得高。“苕苕孤上”的意义取自这一形象，没有可疑之处。《渐江水注》说“苕苕孤危”，也是这种用词例子。守敬按：张衡《西京赋》形容亭台“亭亭以苕苕”。薛综注说，“苕苕”是高的样子，也是一个证据。《名胜志》引作“岩岩直上”，大概是曹氏凭空改动的。北魏景明年间，我在寿春任职。守敬按：《北史·道元传》说，景明年间，他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洧水注》说，景明年间，他任颍川郡长社县令；这里说景明年间在寿春，也应是出外任官。行路经过这个县，登高远眺，清旷幽远，直到视野尽头都是山川陆地；羁旅途中游览到这里，深深触发了伤感之情。黄河南面对着玉门。朱本把这六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过去汉高祖和滕公秘密出逃，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的。会贞按：《汉书·高帝纪》记载，汉三年，项羽包围成皋，汉王逃出，只和滕公从成皋玉门出来，向北渡过黄河。《史记》称为成皋北门，所以《汉书注》引张晏说，玉门就是成皋北门。《史记集解》引徐广说法相同。《方舆纪要》却认为是成皋西门，不仅与《史记》所说的北门不合，也与本《注》“黄河南面对着玉门”的记载不合。玉门东面正对黄河，岸边有土穴。北魏攻打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驻守的虎牢。朱本把“宋司州”误作“此同州”。朱《笺》说：此处宋本作“宋”。赵改“此同”为“北司”，并说：《宋书·州郡志》记载，宋武帝平定北方的关隘和洛阳，河南地区安定后，设置司州刺史，治所在虎牢。宋少帝景平初年，司州又被北魏占领。宋文帝元嘉末年，侨置司州于汝南，

译不久也省并废弃了，等等。这样看来，当时把治所在虎牢的司州称为北司州，把侨置于汝南的司州称为南司州。《地形志》把宋明帝在南豫州义阳郡重新设置的司州称为南司州，所以郦道元把刘裕所设置、治所在虎牢的司州称为北司州。朱氏如果把这里改成“宋”，大概没有弄清“北”字的含义。而且他也没有解释“同州”的“之”字，怎么说得通？戴改作“北司州同”。守敬按：宋本作“宋”，是对的。因为上文说“魏攻”，如果下文说“北司州”，便不知道指什么了。而且只有在宋代，才可以称为“北司州”；从北魏的角度不能称为“北司州”。况且虎牢陷落是在宋少帝景平年间，当时汝南的司州还没有设立，不能称为北司州。《元和郡县图志》说魏将奚斤攻打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也证明这里应作“宋司州”。赵氏反驳朱《笺》，没有考察清楚。德祖，《宋书》没有专传，附载在《晋书·毛安之传》中。战争持续了二百天，魏军不能攻克。城中只有一口井，井深四十丈；山势陡峭，无法进行防守，于是秘密挖掘地道，夺取这口井。会贞按：《魏书·太宗纪》记载，泰常八年正月，魏军包围虎牢。刘义符任命的守将毛德祖抵抗坚守，城池没有攻下。四月，魏帝到成皋城，观看虎牢；城内缺水，只能悬挂井绳到黄河取水。魏帝命人把战船连接起来，在船上设置轒辒，截断守军取水的道路，又挖掘地道夺取城中的水井。闰月，虎牢城溃败，俘获毛德祖。据《魏书》记载，从正月到闰四月只有一百多天。我前些时候因公事到那里，所以特意前去寻找，那个地穴的位置至今还在。黄河又向东流，与汜水汇合。朱本把这七字误作《经》文。朱《笺》说：“汜”音似。戴改为《注》，全、赵同。汜水从南面的浮戏山流出。会贞按：《山海经·中次七经》说，浮戏山中流出汜水。《续汉书·郡国志》说，成皋有汜水。《地形志》说，西成皋有汜水。如今此水从泛水县西南四十里的浮戏山流出。世人称它为方山。会贞按：《洧水注》说，方山就是浮戏山，所以《太平寰宇记》引用《郡国县道记》称，泛水出自方山。汜水向北流，与东关水汇合。朱本脱去“合”字，把“东”误作“车”。赵改“东”，并说：《济水注》作“东关”，《太平寰宇记》引用《济水注》也作“东”字，下文都一样。戴补“合”字，改“东”字，均同。守 敬按：《资治通鉴》后唐同光二年注文引这里作“东关关”。水从嵩渚山流出。朱本脱去“水”字，作“出于嵩渚之山”。赵本同。戴增删。守敬按：此山详见《济水注》，在今天荥阳县西南。泉水从层层山丘上涌出，一条源头分成两支，分流倾泻，世人称为石泉水。向东流的成为索水。戴删去“流”字。守敬按：索水详见《济水》篇。向西注入的成为东关水。朱本脱“水”字，赵补，戴删“注”字，补“之水”二字。水向西北流，杨兰水注入其中。杨兰水从非山流出，向西北流，注入东关水。朱本“注”下有“为”字，戴删去，赵改作“于”。守敬按：这条水应在今天汜水县东南。又向西北流，蒲水汇入其中。赵、戴将“蒲”改作“清”。水从东浦向西流，与东关水汇合。守敬按：这条水也应在今天汜水县东南。两水乱流注入汜水。汜水又向北流，右侧汇合石城水。石城水从石城山流出。石城山重重山岭相叠，倾斜处像城墙。山顶有泉水流出，形成瀑布悬空倾泻，下面有滥泉，向东流泄。守敬按：《一统志》说，石嘴在汜水县东南十里，古名石砥山。汜水东面都是土丘，只有这里山脉相连，大石山脚盘踞在水中，上面有泉水，汇成深潭。潭边有几十块石田，每块石田中只有几种野菜。朱本把“数”误作“声”，朱《笺》说宋本作“数”，戴改正。沈炳巽校勘认为“声”字衍，赵删去。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有“数”字；大概因为是石田，所以野菜并不多。岩石旁有几个石窟，隐约还留有遗迹，但不知道是谁最初开凿的。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汜水。汜水又向北流，与鄤水汇合。朱本把“又”误作“下”，赵同，戴改正。鄤水从娄山向西流出。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成皋有漫水，应当在今天汜水县西南。到了冬天水仍然温暖，所以世人称为温泉。水向东北流，经由田鄤谷。会贞按：《左传·成公三年》记载，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公子偃派 向东边的鄤地把他们覆盖起来。这处田鄤谷在郑国西北，大概是另一个地方。这里称为田鄤溪水，向东流入汜水。汜水又向北流，经虎牢城东面。会贞按：就是上文所说的成皋县故城。汉军在这条水上击败司马欣、曹咎。会贞按：见《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汜水又向北流，注入黄河。会贞按：如今汜水从汜水县西南流出，向东北流入黄河。《征艰赋》。朱《笺》说：卢谌有《征艰赋》。守敬按：《洞过水注》《淇水注》《清漳水注》都引用卢谌《征艰赋》，这里原本应有“卢谌”二字而脱落。卢谌见《晋书》，附在《卢钦传》之后，书中称他撰有文集，流传于世。所谓“走过汜水口的芳草地，凭吊周襄王的边地馆舍”就是指这里。我考察过去儒者的说法。朱本“儒”字前有脱文，朱《笺》疑脱“先”字，赵、戴增补“昔”字。周襄王居住的地方在颍川襄城县，那是城名，不是水名。会贞按：周襄王居住地的汜，是襄城县的汜城，详见《汝水注》；《太平寰宇记》在襄城县下称作汜水，是错误的。

译推究造成错误的原因，都是因为“汜”和“郑”同为名称，所以把它们混淆了，这是很大的错误。守敬按：“汜郑”应作“郑汜”，意思是这里的汜水和周襄王居住的汜都在郑地，所以卢谌把两处混为一谈。又《汉书·高帝纪》说曹咎从汜水渡兵。颜师古注引如淳说，《左传》所说的鄙在郑地汜。 《续汉书·郡国志》说成皋有汜水，刘昭注引《左传》说周襄王居住在郑地的汜。这些说法都同这里一样错。又考察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都说汉高祖在这条水的北岸即帝位。朱本脱“之”字，朱《笺》说应有“之”字，赵、戴补入。如今已经不知道旧坛的位置了。卢谌、崔云也这样说。我认为，高皇帝是在定陶的汜水接受天命。会贞按：汉高帝即位时所在的汜水在定陶，详见《济水》篇。《太平寰宇记》说，汉高祖坛在济阴县东北二十里；汉高祖五年在定陶汜水北岸即位，因此修筑了坛。又说，高祖即 位时的坛在定陶县南十里，位于今天定陶县西北十里。它也不在这里。戴删去“又”字。会贞按：“又”字是承接上文说的：周襄王居住的汜既然不在这里，汉高祖即位的汜也不在这里，不应删去。于是寻找那座坛，所以已经没有一点模糊的踪迹了。朱本把“无”误作“为”，赵据黄本改正，戴作“无”。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无”。《地形志》又说，西成皋有汉高祖坛，但这只是依据旧籍记载而说。可是魏收也不知道汉高祖坛并不在这里。黄河又向东流，经板城北面。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守敬按：《太平寰宇记》说，板渚在板城东北三十里；这样城离水边很远，同以城名为渚的意思不合。我认为应是城距水渚三里，《太平寰宇记》多出了“十”字。此地应在今天汜水县东北十多里。有渡口，称为板城渚口。会贞按：《初学记》卷七引戴延之《西征记》称板渚津。《隋书·炀帝纪》说，大业元年从板渚引黄河水沟通淮水，大概就是利用板渚口开导水道。《元和郡县图志》说，板渚在汜水县东北三十五里。《一统志》说在县东北二十里。黄河又向东流，经五龙坞北面。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五龙坞临近长河。朱本把“坞”字放在“河”字下面，赵同，戴移正。这里有五龙祠。应劭说：“昆仑山的神庙在河南荥阳县。”朱本把“南”误作“东”，赵、戴改正。会贞按：《风俗通》卷十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昆仑山神庙在河南。荥阳县有河堤谒者，掌管四渎的礼祠，礼制与五岳相同。这里大概就是那座祠，但具体情况未详。黄河又向东流，经过荥阳县北面，蒗荡渠从这里分出。朱本脱去“北”字，赵据《太平寰宇记》引用的这段文字增补，戴也增补，并把“荡”改作“▯”，下文同。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狼汤”。本书《河水》《颍水》《阴沟水经注》以及《济水》《阴汳水》《睢水》《淮水注》都作“蒗荡”。《经》文必然如此作，是因为郦道元所见的《汉书·地理志》作“蒗荡”，所以他也跟从该字，并且在《睢水注》中引用《汉书·地理志》时也作“蒗荡”。《太平寰宇记》在襄邑县下引用《水经注》，同样作“蒗荡”。如今《汉书·地理志》作“狼汤”，《说文》“濄”字下作“浪汤”，又《括地志》作“莨荡”，《元和郡县图志》作“莨宕”，都是因读音相近而通借。戴氏没有根据地把《经》《注》中的“荡”全改作“▯”；考察《说文》《玉篇》都没有“▯”字，难道是《永乐大典》本的误字吗？全本也作“▯”，应是刻书者按照戴氏的改法改的。蒗荡渠就是渠水，详见后面的《渠水》篇。大禹堵塞荥泽，开通水道，使它沟通淮水、泗水。全氏说：把荥泽说成大禹所堵塞，是郦道元极大的错误。赵氏说：按《禹贡》豫州说“荥波既猪”，是说大禹筑堤蓄水成为泽。所以郦道元在《济水注》中说“大禹堵塞它泛滥的水”，指的就是“既猪”而言。这里说“大禹堵塞荥泽”，措辞虽然不够妥当，但也不算大错。只有说开通它来沟通淮、泗，指把鸿沟说成大禹的遗迹，才是错误。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蒗荡渠。汉平帝时期，黄河、汴渠决口毁坏，来不及修复；汴渠向东侵溢，时间越久，范围越大，原来门闾所在的地方全都在水中。赵氏依据《王景传》把“水”改作“河”，戴仍作“水”。守敬按：黄本作“水”。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朝廷商议治理汴渠，皇帝于是召来乐浪人王景，询问河道地势和治理的便利。朱本“水”字上有“理”字，赵同，戴删去。守敬按：《永乐大典》本、黄本都没有“理”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卷六引文也都相同。王景陈述利害，回答敏捷，皇帝非常赞许他。于是赏赐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又赏给钱帛。后来修筑堤坝，征发士卒几十万人，下诏命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治理水渠，修筑堤防、修整水坝。朱本把“吴”作“昊”，把“治渠”误作“共防”，又脱去“堤”字下的“防”字。朱《笺》说：《后汉书》和《玉海》都作“王吴”。《太平御览》引用这里

译也作“吴”，下面作“治渠防堤筑修堨”。戴氏改字并增补。赵改“吴”字相同，下面作“共筑堤防修堨”。工程起自荥阳。守敬按：荥阳详见《济水》篇。向东到达千乘海口。守敬按：千乘详见《河水》篇。全长一千多里。王景于是考察、测量地势，凿开山岭，疏通山涧，防守和控制水势冲击的要害，疏导决开淤塞积水的地方，每十里设置一座水门，使水流彼此回注。朱本把“回”改作“洄”，赵同，戴作“回”。守敬按：《太平御览》《事类赋》引文都作“回”。从此不再有渗漏的忧患。朱本把“渗”作“溃”，赵据《太平御览》引文改正，戴同。第二年，水渠建成，皇帝亲自巡行，下诏命沿河的郡国设置河堤员吏，依照西京旧制。王景因此声名显著，王吴以及各位从事人员——朱本脱“及”字，朱《笺》说脱“及”字，赵、戴补入——都提升俸禄一级。守敬按：从汉平帝以下，都是《后汉书·王景传》的文字。汉顺帝阳嘉年间，又从汴口以东——朱《笺》说《太平御览》作“自汴河口以东”。守敬按：《太平寰宇记》也作“汴口”——沿黄河堆积石块筑堰，疏通水渠。朱本作“缘积石为堰河通淮古口”。朱《笺》说：宋本“缘”下作“缘河”，堰下没有“河”字，“淮古”疑应作“古淮”。又说《太平御览》作“缘河积石为堰通淮”。戴、赵把“河”字移到“缘”字下，赵把“淮古”改作“古渠”。戴也把“淮”改作“渠”，删去“古口”二字。都称为金堤。朱《笺》说：《太平御览》作“曰金堤”。会贞按：此事发生在顺帝阳嘉三年，详见《济水注》。汉代的河堤大都称为金堤。汉代又有一次黄河在酸枣决口，冲毁金堤；汉成帝时黄河在馆陶以及东郡金堤决口，可见金堤这一名称由来已久。阳嘉年间的堤坝只是沿用旧称。《元和郡县图志》说，金堤在荥泽县西北二十二里，是堤坝的起点，正好在汴口以东。灵帝建宁年间，又增修石门来拦住渠口。朱本把“渠”误作“淮”，朱《笺》引《太平御览》作“渠”，赵、戴改正。会贞按：此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四年，详见《济水》篇。水量充足时就开闸通流，水津耗竭时就停止流动。赵氏说：《禹贡锥指》说，司马彪没有记载河渠，东汉以后便没有可供考据的材料，幸亏还有《水经注》保存下来。他所叙述当时正在通行的黄河水道，从凉城县长寿津向东，经过铁丘南面，到达东北方，经过甲下邑北面，又向东北流入海，都是东汉以后黄河所走的河道。又说，王景修渠筑堤，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海口一千多里，那么他治理的就是东汉以后黄河的主流。可是史书称修治汴渠，又说汴渠建成，始终都不提黄河，大概是因为都城建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完全依靠汴渠，自古以来只有这件事最为紧急。黄河与汴渠分流，运输道路就没有忧患；治理黄河，实际上也是治理汴渠。汉平帝以后，汴水向东侵溢，日益严重。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上书说，黄河决口日久，侵毁济水渠道，冲漂了大约十多个县。可见那时济水也已经决坏。王莽时期黄河流入济南、千乘，侵入济水的地方更多，所以才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海口修筑一千多里的堤坝。永平十三年诏书说：“黄河、汴水分流，恢复旧有河道；陶丘以北，逐渐成为坟墓般的高地。”永平十五年，王景随皇帝向东巡行到无盐，皇帝赞美他的功劳，任命他为河堤使者，并赏赐车马、缣帛和钱。陶丘就是今天的定陶，无盐就是今天的东平，都是济水流经的地方。两条水渠建成后，东南方向的漕运由汴水进入黄河，东北方向的漕运由济水进入黄河，船只连接千里，运输不绝，京城没有物资匮乏的忧虑了。赵氏又说，汉武帝疏于讨论水利，执意把北方的水道当作大禹治理的黄河；到汉哀帝、平帝时期，人们才开始知道大禹所治理的黄河经过哪里，想要恢复大禹的旧河道，但国事危急，已经无法施行了。永平年间距离平帝只有六十多年，旧河道怎么会突然淤塞消失？王景治理黄河，只从事汴水、济水的疏导，大概是因为当时最紧急的是漕运，只能先治理便利之处，无暇作长远规划。史书说王景凿开山丘，截断沟涧，防御控制冲要，疏通排除壅塞，每十里设置一座水门，费用据说达到百亿；财力充足到这种程度，假如当时能够考察大禹的旧河道并加以恢复，那么黄河就会回到北方旧道，汴水、济水也会不费力而得到治理，功绩将流传到今天。五代以来，河水决口泛滥、横流成灾的祸患，也就可以避免了。可惜王景的见识没有达到这一点！黄河虽然从周定王时期开始改道，但从东光以下直到章武入海，仍然走的是徒骇水的故道。到王莽时期才改道从千乘入海，王景于是沿用了这条河道。大禹留下的河道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君子对此深感遗憾。黄河又向东北流，经卷县的扈亭北面。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守敬按：根据下文白马 渎经白马县凉城北面、漯水经阳平县冈成城西面的例子，“卷”字下应有“县”字。《左传》杜预注说，卷县西北有扈亭。《续汉书·郡国志》也说，卷县有扈城亭。所以郦道元说的卷县扈亭，在今天原武县西北。卷县详见下文。《春秋左传》说：鲁文公七年，晋国赵盾和诸侯在扈地结盟。会贞按：《春秋·庄公二十三年》已经说鲁君在扈地与齐侯会盟；只是那一条注文只说扈是郑地，这里则明确指扈亭，所以郦道元因叙述扈亭而引用这段传文。《竹书纪年》说：晋出公十二年。朱本作二十二年。赵氏引用何焯的话说，上面两个字是衍文。《竹书纪年》记载周贞定王六年，晋国黄河在扈地决口，正是晋出公十二年。守敬按：《史记·年表》说晋出公在位只有十八年，所以这里确实不应作二十二年。黄河在扈地决口。就是在这里。赵本作“即于是也”。黄河又向东流，经八激堤北面。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汉安帝永初七年，命谒者太山郡人于岑在石门以东堆积八处石堤，每处都像小山一样，用来抵挡急冲的水波，称为八激堤。守敬按：《济水注》说于岑在河阴修筑八激堤。《方舆纪要》说在河阴县西面。位于今天武原县西面。

译黄河又向东流，经卷县北面。朱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守敬按：汉代，卷县属河南郡；东汉、魏属河南尹；晋属荥阳郡；北魏沿袭。位于今天原武县西北七里。晋、楚交战时，晋军争着渡河，船中被砍下的手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楚庄王祭祀黄河，报告战胜后回国。守敬按：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就是这里。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赤岸固北面，然后向东北注流。朱本把这句误作《经》文，并在“注”下衍“之”字。戴改为《注》，删去“之”字。全本同，赵也改为《注》，但保留“之”字。会贞 按：赵本保留“之”字是不对的。赤岸固应当在今天原武县北面。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武德县东面，沁水从西北方流来，注入黄河。朱本脱去“西北来注”四字。赵据《禹贡锥指》引文增作“西来注”三字，戴同，并都补入“北”字。守敬按：《沁水》篇见后。黄河从武德县开始。守敬按：汉、魏时期该县属河内郡，东汉、魏沿袭。《晋书·地理志》没有这个县。但《石勒载记》说石勒攻打冠军渠巨于武德，可见西晋时还没有废县。位于今天武陟县东二十里。——汉献帝延康元年，封曹叡为武德侯国。朱本脱去“侯”字。赵增补并说：《魏志·明帝纪》记载，曹叡十五岁时被封为武德侯。戴增补相同。曹叡就是魏明帝。——黄河向东流到酸枣县西面。守敬按：酸枣县详见《济水注》第二卷。武德县向东到酸枣一百多里，卷县在两地之间。郦道元上文叙述河南的汴渠，因而类叙卷县及其附近古迹；叙到武德县以下已经进入酸枣境内，这里又依照《经》文解释武德县，所以不再说“黄河经武德县”，而用“从武德县向东到酸枣”一句连接起来。濮水从这里向东流出。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改为《注》，全、赵同。赵氏说：战国时期黄河在酸枣泛滥，汉代又曾决口，汉文帝堵塞了决口，所以没有濮水。但东汉时期仍然存在的濮水，是在陈留郡封丘县承接济水，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说“濮渠水源头承受济水，向东北流到都关，流入羊里水”的，就是这条水。应劭却认为濮水向南流入巨野，郦道元也采用了他的说法。关于濮水，《水经》说它流入济水和瓠子水，并把它称为新沟；这一条《注》是用来补充《经》文的，应当同有关文字互相参照验证。守敬按：濮水详见《济水》第二卷，这就是该篇所说从酸枣县承接黄河的另一条濮水。赵氏的说法不够清楚。《济水注》叙述濮水从封丘承接济水，引用《汉书·地理志》“源头承受济水”的说法；下游分成两支，其中叙述正流入巨野，引用应劭的说法，把分出的水流称作北濮，也叫枝津。《瓠子河注》叙述枝津流入瓠河，又引用《汉书·地理志》所说流至都关、注入羊里水的话，这是兼采班固和应劭的说法，并不是专门采用应劭的说法。至于《水经》称瓠子河流到句阳县为新沟，又 流经廪邱县后称为濮水。这大概是因为瓠子河上游有“新沟”之名，到了下游汇入濮水，又恢复称为濮水，并不是新沟又称濮水；而《济水经》的文字也没有记载濮水。汉高祖兴起后的第三十九年，即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郦道元按：《元和志》说，金堤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唐代酸枣县就是今天的县治。于是征发大批士卒堵塞决口。郦道元按：此事见《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记载相同。所以班固说：“文帝堵塞枣野，武帝作《瓠子歌》。”郦道元按：这是《汉书·叙传》的文字，意思是说堵住了这个决口。如今已经没有水了。黄河又向东北流，通常都称为延津。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郦道元按：本《注》在记述黄河流到酸枣县西时，接着说“黄河又向东北流，通常称为延津”；后来又说滑台城下有延津；还说如今称此津为延寿津。延寿津也是延津的别名，因此可以看出，黄河从酸枣到滑台一段，总名为延津。说延津在酸枣，是根据《左传·隐公元年》杜预注，只有杜预说在酸枣以北，郦道元说起于酸枣以西，略有不同。《括地志》说延津在清淇县西南二十六里；清淇县即今浚县西南。《元和志》说在灵昌县东北二十二里；灵昌县即今滑县西南。《寰宇记》说新乡有延津城，新乡即今新乡县县治。这些记载合起来可以证明郦道元的说法，即今延津县以西、东北至滑县一带。这里又有灵昌津、棘津、石济津、南津等名称，大概延津是总名，其余名称只是随时间和地点而改变的名称。石勒袭击刘曜时，军队从这里经过；他把河冰融解看作神灵相助，于是称此处为灵昌津。会贞按：《御览》卷七十一引《异苑》说，石勒元初十一年，在洛阳讨伐刘曜，从黄河以南渡河。冰将要封冻时，军队到达，冰却自行融解，船只通行无阻，于是活捉了刘曜。石勒认为这是神灵相助，便改名为灵昌津。《晋书·载记》记载大致相同。《元和志》又说，延津就是灵昌津，在灵昌县东北二十二里。起初，石勒讨伐刘曜，到了河洲不能渡河；当时流冰顺流而下，因风结成冰，军队渡完后冰才融化。把“冰泮”解释成结冰，是不同的说法。从前澹台子羽携带价值千金的玉璧渡河，阳侯掀起波涛，两条蛟龙夹住船只。子羽说：“我可以用义理求取，不能用威势强夺。”朱氏误作“却”，《笺》说应作“劫”，戴氏、赵氏改作“劫”。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劫”；《史记·仲尼弟子传正义》《事类赋注》卷六引文也相同。子羽拔剑斩蛟，蛟龙死去，波涛平息，于是把玉璧投入河中；连续投了三次，玉璧每次都跃出水面，他便毁坏玉璧离去，以表示自己并不吝惜。会贞按：《御览》卷九百三十引《博物志》记载澹台子羽的故事，比这里略简。这段应当是郦道元依据《博物志》全文写成的，《御览》则删节了；现存《博物志》与《御览》相同，大概是后人辑录《博物志》时采自《御览》这一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原书已经散佚，好事者搜集各书所引《博物志》重新辑成，并非虚言。赵氏建武年间，在津上修造浮桥，采集石块作为中间桥墩，但石块无论大小一放下去就被水冲走，耗费工役百万人。郦道元按：《十六国春秋》作“五百余万”，《晋书·载记》也相同。

译《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八引《录异记》也这样记载。这里应当脱漏了五个字。工程多年不能完成。石虎亲自巡视工程，把玉璧沉入河中。第二天，玉璧漂到河洲上，波涛把它冲到岸边。石虎于是斩杀工匠后返回。郦道元按：此事见《十六国春秋·后赵录》建武十年。黄河又向东流，经过燕县北面，淇水从北面流来汇入黄河。朱氏误作“河水又东，燕县故城北，则有济水自北来注之”。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把这条看作《注》，在“东”字下面的“燕”字上增“径”字，戴震又删去“则有”以下九个字。郦道元按：这些做法都不对。这两句本来就是《经》文，只是有衍文和脱文。怎么知道呢？可以从《注》文看出。济水在河南，不在河北，而且这里没有济水流入黄河，“济”字显然是误字。但既然有这一句，就必定确指某条水流。考察前汉的南燕县，后汉、魏时称燕县。燕县北面，燕城详见《济水注》，正是淇水从北面流来汇入黄河的地方。因此可知《经》原文应为：“又东，过燕县北，淇水自北来注之。” 下文《注》说“河水又东，淇水入焉”，正好与《经》文“淇水自北来注之”相应，足以证明这条文字是《经》而不是《注》。由于传抄错乱，《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三省注所引，已经是错误的本子。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看到上句与《经》文不合，便把《经》改作《注》，戴震又凭臆测删去下句；现在订正之后，真相顿时显现，也是一件快事。黄河在这里又有棘津之名，也称石济津。朱氏脱去“石”字，赵氏、戴氏增补。全祖望说：按常山的济水，是与衡漳相通并汇入的水，本名石济，而应劭误把它当作四渎之一的济水。滑台的济水就是黄河的支流，本来也叫石济，但胡三省也误把它当作四渎之一的济水。郦道元按：全祖望不知道上文的“济水”是“淇水”的误写，却认为是黄河的支流，又把石济当作水名，他的错误比胡三省更严重。考察《初学记》卷八引《述征记》说，黄河中有一块积石，称为石济。《元和志》说，黄河从西面由新乡县流经汲县南，距县城七里，称为棘津，也称石济津。《方舆纪要》说，石济旧在胙城县东北，如今属于平陆，过去就是南津。会贞按：田融把棘津称为石济南津，见后文张甲河右渎下。《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朱氏误作“一年”，沈氏说应是僖公二十八年，赵氏、戴氏改正。晋国将要攻打曹国，曹国在卫国东面。朱氏把“卫”误作“县”，《笺》说此句杜预注作“曹在卫东”，赵氏、戴氏改正。晋国向卫国借道，卫国人不答应，晋军返回时从南河渡过，就是这里。朱氏把“济”字放在“即此”下面，《笺》说宋本作“济即此也”。赵一清说，按《左传》原文作“还自南河济”；戴震调换了文字。会贞按：这里兼采《左传》及杜预注的文字，是用来证明南津的。朱氏下文又有“河水于是亦有棘津之名”十字，赵氏把“棘津”改为“石济”，戴氏删去。按上文说棘津也称石济津，即旧南津，大概是一处而有三个名称，分别引用三件事来证明，层次十分清楚，这里不应再次出现“棘津”之名，显然是衍文；赵氏的订正也不对，戴氏删去是正确的。晋国讨伐陆浑时，也在这里渡河。会贞按：《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晋国荀吴率军从棘津渡河，举行祭祀后灭掉陆浑。此文还见后文张甲河右渎下。陆浑详见《伊水》篇。此条是用来证明棘津。宋文帝元嘉年间，朱氏把“中”误作“年”，赵氏依据黄本改正，戴氏作“中”。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中”。宋军派辅国将军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北进，宣威将军垣护之。朱氏误作“桓”，赵氏依据《宋书》改正，戴氏作“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垣”；《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胡注引文也相同。宋军以水军守卫石济，就是这里。会贞按：《宋书·文帝纪》说，元嘉二十七年派宁朔将军王玄谟北伐。《王玄谟传》说，王玄谟率前锋进入黄河，接受辅国将军萧斌节制。《垣护之传》说，垣护之升任宣威将军，跟随王玄谟入河，以百艘船为前锋，进军占据石济；石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这一条是用来证明石济。黄河又向东流，淇水汇入其中。会贞按：淇水与清水汇合后流入黄河，称为淇水口，见《淇水》篇，也见《清水注》。黄河又向东流，经遮害亭南面。朱氏把这十五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汉书·沟洫志》说，遮害亭在淇水口以东十八里。会贞按：《沟洫志》中贾让说，从黎阳向南七十里到淇水口。《方舆纪要》说，遮害亭在浚县西南五十里。这里有金堤，堤高一丈；从淇水口向东，地势逐渐低下，堤也逐渐加高，到遮害亭时高达四五丈。朱氏脱去“高”字，赵氏依据《汉书》增补，戴氏也增补。郦道元按：以上都是《沟洫志》的文字。这里又有宿胥口，是旧日黄河向北流入的地方。朱氏没有“处”字，赵氏、戴氏增补。戴震说：按这里所说的旧河，就是《禹贡》所记的古黄河。会贞按：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这就是《注》以下所叙述的河道；这里说的是黄河改道以前的河道。《战国策·燕策》中苏代说：“决开宿胥口，魏国就没有外黄、顿丘。”宿胥口在今浚县西南。禹时的黄河旧道从这里向北到内黄，就是淇水所循的河道。郦道元所说的魏武帝开凿白沟，是因循宿胥旧河道并加以疏浚。黄河又向北流经邺县，就是《汉书·地理志》邺县条所说的“故大河在东”。再向北，从列人县以下，就是浊漳水的河道。《禹贡》说“北过降水”。张洎说，降水就是浊漳水。

译黄河又向东流，右岸经过滑台城北面。朱氏把这句上面的九个字误作《经》，又脱去“北”字；戴氏改为《注》并增补“北”字，赵氏也作同样改动，据《寰宇记》引文增补。何焯说，从滑台城北到长寿津，都是古代的漯水；胡东樵也认为如此。详情见后文“大河故渎又东北至东光县故城西而北与漳水合”以下。会贞按：《方舆纪要》说，晋太元九年，谢玄北伐，派别将郭满占据滑台；滑台之名从此开始见于记载。每当黄河以北发生变乱，滑台常常成为重要城镇，大概因为这里控制河津，地势险固可以凭恃。自从黄河向南改道后，滑台故城已经沉没在河中，就是今天的滑县县治。城有三重。朱氏没有“城”字，赵氏增补并说《寰宇记》引文作“城有三重”，戴氏也增补。会贞按：《元和志》和《寰宇记》都相同，但都不是明确引用本《注》。中间的小城称为滑台城。旧传滑台人自己修筑此城，因而得名。会贞按：《元和志》说有都城，周长二十里，相传为卫灵公所筑；小城原是滑氏修筑的堡垒，后来人们增修成为城池，十分高峻坚固险要，临河有台。这座城就是旧日郑国的廪延邑。会贞按：《左传·隐公元年》说“至于廪延”，杜预注说是郑国城邑，陈留郡酸枣县北面有延津。《方舆纪要》《一统志》直接说是郑国的廪延邑，也称酸枣，因此这是郑国之地，在今延津县。如果滑台附近是卫国的漕邑，则《通典》说滑州春秋时属卫国，《元和志》《寰宇记》说春秋时属于卫国，这里就是卫地而不是郑地。而且下文《注》明确说卫国的平阳亭在…… 廪延以南的故城，就是卫国的平阳亭。会贞按：《释例》说，卫地内燕县东北有平阳亭。《寰宇记》说，平阳城在韦城县西二十里，在今滑县南。如今人们称此津为延寿津。宋文帝元嘉年间，右将军到彦之。朱氏脱去“将”字，赵氏据《南史·宋文帝纪》增补，戴氏也增补。会贞按：《南史·朱修之传》也误作“右军”，与此相同；考察《宋书·百官志》，应作“右将军”。宋军留下建威将军朱修之守卫这座城。魏军南下攻伐，朱修之坚守持节，不肯投降。他的母亲悲伤忧虑，一天突然惊见乳汁流出，便号哭跳跃，对家人说：“我年纪老了，本不该有乳汁，如今忽然这样，我的儿子一定已经死了。”朱修之援军断绝，果然就在那天城陷身亡。会贞按：《宋书·朱修之传》记载大致相同，《南史》也有记载，《魏书·毛修之传》也有记载，但都称朱修之为司徒从事中郎，没有说他是建威将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年、十六年〕 这座城原是东郡的治所。会贞按：秦代设置东郡，郡治在濮阳，《瓠子河注》记载过此事。到晋代改为濮阳国；这里说的是东晋重新设置的东郡。《元和志》滑州条说，宋武帝取得黄河以南地区后，在这里设置兖州，同时设置东郡。《地形志》说东郡属于司州，只说秦代设置东郡并以滑台城为治所，这是错误的。郦道元说此城过去是东郡治所，如果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东郡治所已改变，下面引用延熹九年河水变清的事情，又似乎没有意识到后汉东郡仍以濮阳为治所，未免疏忽。《续汉书》说：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四郡河水变清。会贞按：《后汉书·桓帝纪》记载相同。沈炳巽认为这是延熹八年的事，错了。襄楷上疏说：“《春秋》的注记中，从来没有河水变清的事，而今天却出现了。《易干凿度》说，上天将要降下吉祥的应验，河水先变清。”会贞按：《初学记》卷六引《干凿度》的说法。京房《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太平。”如今上天显示异象。朱氏误作“翼”，赵氏据全祖望校本改为“异”，戴氏也改同。会贞按：明抄本作“异”。大地吐出妖异之物，百姓遭受疾病，这三种现象同时发生，河水才变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七年、十一月〕 《春秋》中麒麟本来不应出现却出现了，孔子把它记下来，认为是异象。河水象征诸侯。朱氏作“相”，《笺》说宋本作“象”；赵氏说《渭水注》中“非人臣之相”，大概文例就是这样；戴氏作“象”。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象”。河水清澈，是阳气光明的征兆，难道只是诸侯有图谋窥伺京城的打算吗？会贞按：《后汉书·襄楷传》载有这篇奏疏，略去了《干凿度》的说法，其余也有一些异同。第二年，皇帝驾崩。会贞按：《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永康元年桓帝去世。征召解渎侯继承汉统，这就是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一次变清。会贞按：此事见《后汉书·灵帝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八年〕 廪延南面的故城，就是卫国的平阳亭。会贞按：《释例》说，卫地内燕县东北有平阳亭。《寰宇记》说，平阳城在韦城县西二十里，即今滑县南。如今人们称这个津渡为延寿津。宋文帝元嘉年间，右将军到彦之。朱氏脱去“将”字，赵氏增补，戴氏也增补。魏军南下攻伐，朱修之坚守此城。魏军围攻，朱修之持节不降。他母亲悲伤忧虑，一天突然惊见乳汁流出，便号哭跳跃，说：“我已经年老，不应再有乳汁，今天忽然这样，我的儿子一定死了。”朱修之援军断绝，果然当天城陷。会贞按：相关史事见《宋书》《南史》《魏书》，但各书对其官职记载略有不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二月〕 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黎阳县南面。

译黎是侯国，《诗经·式微》所说的黎侯寄居在卫国，就是这件事。会贞按：《邶风·式微》篇序的文字。《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刘澄之《山川古今记》说，黎阳是古代黎国。《诗经》说黎侯寄居在卫国，也是这个意思。考察《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县条，应劭说：“这是黎侯国，现在的黎亭就是。”《左传·宣公十五年》杜预注也这样说。东郡黎县条，孟康说是《诗经》中的黎侯国；魏郡黎阳县条，晋灼说黎山在县南等。郦道元在《浊漳水注》壶关县处认为那里是黎侯国，在《瓠子河注》黎县处认为那里是黎侯寄居的地方，这种说法是对的。这里的黎阳也引用晋灼关于黎山的说法，同时又认为它是黎侯寄居卫国的地方，大概是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晋灼，会贞按：《汉书·叙例》说，晋灼是河南人，任晋尚书郎。《新唐书·艺文志》有晋灼《汉书集注》十四卷，另有《音义》十七卷。晋灼说：“黎山在黎阳县南。”会贞按：《地形志》说黎阳县有黎阳山。《括地志》说，大邳山现在名为黎阳东山，又叫青坛山，在黎阳县南七里。《一统志》说，黎阳山在浚县东南二十里。黄河流经山的东面。山上的碑文说：“县名取自山名，又取水北岸之阳来命名。”会贞按：《汉书·地理志》黎阳条颜师古注引晋灼的话也相同。王莽时改名为黎蒸。朱氏把“黎蒸”误作“魏丞”，赵氏据《汉书》改正，戴氏也改同。如今黎山东北面的故城，大概是黎阳县故城。会贞按：汉代该县属魏郡，后汉、魏、晋沿袭，后来废除。《地形志》说，孝昌年间恢复设置黎阳郡，以此为治所；这大概是郦道元成书以后发生的事。故城在浚县东北。山在城西。会贞按：郦道元上文说黎山东北的故城，所以山显然在城西南。晋灼说山在南，这里说山在西，都是从一个方向而言。城依山为基，东面被黄河阻隔。朱氏把“于”误作“为”，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经》说黄河经过县南，《注》说城东被黄河阻隔，大概是因为黄河向东北流，先经过县城南面，后来又经过东面。所以刘桢《黎阳山赋》说：“南面背靠黄河，左边覆盖金城；青坛承受祭祀，高碑歌颂神灵。” 会贞按：《类聚》卷七收录这篇赋。《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上说，山上有青坛。汉光武帝平定王郎后，返回黎阳，修筑祭坛祭告天地百神。从前慕容玄明从邺城率众向南迁往滑台，因为没有船只，打算据守黎阳；流冰在夜间合拢，他们渡过河去，天亮时冰又融化，燕地百姓便把这里称为天桥津。会贞按：慕容德字玄明。《御览》卷七十一引《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德正月渡黎阳津，流冰合拢。邺县令韩轨对慕容德说：“光武帝渡呼沱河时，流冰自行合拢；大王渡河，天桥自然形成，这是神灵扶助、天命相应的征兆。”慕容德非常高兴，改黎阳津为天桥津。这与《注》说冰合相同，但《注》说燕地百姓称为天桥津，而这里说是慕容德因韩轨的话改名，两者不同。《晋书·载记》记慕容德的事与《注》大致相合，也说慕容德改称天桥津。按事情经过判断，以慕容德改名的说法较为合理。东岸有一座故城，险要地势夹临长河。戴延之，会贞按：戴延之有《西征记》。戴延之称它为逯明垒，周长二十里；所谓逯明，是石勒十八骑中的一人，城垒因他的名字而得名。朱氏把“逯”误作“逮”，并脱去“之一”二字。赵氏改正并增补说：《晋书·载记》记载，石勒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八骑，成为一群盗贼。后来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人又来投奔，号称十八骑。“逮”应作“逯”，十八骑中脱去了“之一”二字。又写作六明。《资治通鉴·后周纪》说，黄河在灵河、鱼池、酸枣、阳武、常乐驿、河阴、六明镇、原武等八处决口。胡三省说，六明镇就是大通军，大通军就是胡梁渡。“六”“逯”读音相同，只是字形变化。会贞按：《寰宇记》说，逯明垒就是石勒部将修筑的城垒，因逯明的姓名而得名，遗址如今还在，在今滑县东北。郭缘生说，这座城是袁绍时修筑的。会贞按：《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率军从黎阳渡河，在延津南面扎营，所以郭缘生才有袁绍修筑此城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都不对。我考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三年，赵〔原文至此截断〕。赵氏把“三”改为“一”，并说：“《竹书》作十一年，应把‘三’改为‘一’。”戴氏也改同。会贞按：今本《竹书》记在周显王十一年，正当梁惠成王十三年。《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一年胡注、《地理通释》引文都作十三年，所以《注》文没有错。郭厘侯，会贞按：郑就是韩，迁徙到郑地，所以称为郑。派许息来交付平邱、户牖、首垣等地。会贞按：平邱、户牖、首垣，均详见《济水》篇。等到郑国驰地，赵氏改“道”字说：《竹书》作“驰道”，《资治通鉴》《地理通释》相同，戴氏也改同。会贞按：各本《竹书》都作“驰地”，《地理通释》也作“驰地”，不知道赵氏为什么前后都与原书相反；戴氏也没有查检原书，因此受到误导。我取枳道。会贞按：枳道在河内，就是《济水注》中的轵县。与郑鹿，朱氏在此下重复“郑鹿”二字，赵氏、戴氏删去。就是这座城。如今城内有旧台，仍称鹿鸣台，又称鹿鸣城。王玄谟从滑台逃到鹿鸣城，就是这里。会贞按：沈约《宋书·王玄谟传》说，元嘉年间北伐，王玄谟包围滑台，魏军援兵到达后，他便败退。

译《南史》说王玄谟连夜逃走，没有记载逃到鹿鸣城的事情。这一记载本出自其他版本的《宋书》，其中的散佚文字如今见于《元和志》。《元和志》说，鹿鸣故城在白马县北三十里；《宋书》说宋将王玄谟据守滑台，发布命令退到鹿鸣城，就是此事。又考察《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一年，黎阳太守滕括之向南攻打鹿鸣城，还在王玄谟之前。因济水而得名，所以也称鹿鸣津。会贞按：《方舆纪要》说，胡梁渡在滑县东北，接近开州边境，是旧时黄河渡口；有人说就是旧鹿鸣津。又有人说是白马济。会贞按：《史记·郦食其传》说“守白马之津”。《元和志》说，黎阳津又名白马津，在白马县北三十里，位于鹿鸣城西南角。胡三省说，黄河从黎阳、遮害亭向东北流，经过黎阳县南面；黄河西岸是黎阳的辖境，东岸是滑台的辖境。这个津口就是白马津。津口东南有白马城。会贞按：这就是下文所说的白马县故城。秦代设置白马县，两汉、魏时属东郡，晋时属濮阳国。下文说神马亭西面的白马津相距二十多里，东南面距白马县故城又五十里，正可证明城在津口东南。故城在今滑县东面；到后魏把县城迁到滑台，作为东郡治所，就是今天的滑县城。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这里建都。会贞按：《左传·闵公二年》说，狄人灭卫，卫国人渡过黄河，拥立戴公，在曹地居住。杜预注说，戴公即位后当年去世，于是拥立文公。《诗经·定之方中》赞美卫文公，篇序说他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漕邑野外居住。《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戴延之《西征记》说，白马故城是卫国的漕邑。所以渡口因而得名。袁绍派颜良在白马攻打东郡太守刘延，关羽替曹操斩杀颜良以报效，这就是此处。会贞按：这是《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的文字。朱氏在“也”字上多出“是”字，赵氏、郑氏删去；“白马”下赵氏增“县”字。这里有韦乡、韦城。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说，白马县有韦乡。《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说，白马县东南有韦城。相关内容又见《济水》篇。因此这个津渡也有韦津之称。《史记》所说的“下修武”，朱氏误作“修武下武”，赵氏据《史记》改正，戴氏也改同。会贞按：修武详见《清水》篇。渡过韦津就是这件事。会贞按：这是《曹参世家》的文字。“韦”写作“围”，《索隐》说“围”与“韦”相同，只是古今字形变化。又《战国策》有“垝津”，就是韦津。黄河过去在白马县南面泛溢，通入濮水、济水和黄沟。朱氏《笺》说：“泆”应作“决”。赵一清说：“泆”与“溢”相同，《说文》解释为水流荡溢，字没有错。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泆”，《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二年胡注引文也相同。濮水见《济水》篇，黄沟见《泗水》篇。濮水在北，济水在南，黄沟更在南，所以说黄河向南泛溢，通入濮水、济水和黄沟。因此…… 苏代游说燕国时，《战国策·燕策》说：“决开白马口，魏国就没有外黄、济阳。”会贞按：今本《燕策》没有“黄”字。《史记·苏代传》作“外黄、济阳”。《春申君列传集解》徐广说，苏代的话是“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这又与郦道元引用的文字相同，可见原本有“黄”字，今本《燕策》脱漏。张守节说，故黄城在曹州考城县东二十四里；济阳故城在曹州冤朐县西南三十五里。唐代考城县在今县东南。济阳见《济水注》。《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二年，今本《竹书》作周显王十年。楚军从黄河出发。朱氏把“出”误作“山”，《笺》引谢兆申说宋本作“楚师决河”；赵氏改为“出”，并说赵琦美认为《竹书》作“出”字，只是与“山”字相近。戴氏作“出”。会贞按：明抄本作“出”。这是利用河水漫过长垣以外的地方。会贞按：长垣详见《济水》篇。金堤修成以后，旧河渠水流断绝，仍称为白马渎。故河道向东经过鹿鸣城南，又向东北经过白马县凉城北。会贞按：《地形志》说东郡凉城县有凉城；这与《注》称白马县的凉城不同，大概凉城原在白马县境内，后来分置凉城县，才成为凉城县境内。这里《注》按照较早的情况叙述，所以把凉城归入白马县；《地形志》按照后来的情况叙述，所以把凉城归入凉城县。《耆旧传》说：东郡白马县的神马亭，确实是一座中部高起的土丘，南北二百步，东西五十多步，形状像削平的城丘。戴氏说：这句话有脱误，不能详考。会贞按：孙潜校本把“状”作“伏”，恐怕也错了。从外面进行耕种、开垦、砍削，土丘已经削落平尽。正南面有登临的台阶，朱氏误作“陟躔陛上”，全祖望把“陟”字移到“躔陛”下面，赵氏、戴氏也这样移动。车轮并行的道路从这里经过。西南面靠近城墙处有神马寺，树木修整得很好；向西到白马津约二十多里，东南面距白马县故城约五十里。有人怀疑这就是《开山图》所说的白马山。会贞按：《元和志》说，白马山在白马县东北三十四里。《滑县志》说，今县东有村名白马墙，仍沿用旧名。山上常有白马群在一起行走。朱氏作“山下”，赵氏、戴氏也相同。会贞按：黄本作“山上”。《元和志》《御览》卷四十二、卷七十一、《寰宇记》以及《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年胡注引《开山图》，都作“山上”，所以“下”是“上”的误字，现在改正。白马悲鸣，黄河就决口；白马奔驰，山就崩塌。会贞按：《御览》卷四十二引《西征记》说，白马山有白马。《注》上文叙述神马亭、神马寺，这里引用《开山图》，说白马鸣叫就会河决，奔驰就会山崩，正是指白马之神，不过这种神异说法并不合常理。朱氏《注》会贞按：《开山图》有荣氏注，详见本篇卷一。说：“山在郑国北面，所以是郑国的山。”朱氏把“北”误作“此”，又把“故”字错插到下文；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也改同。其余未能详考。刘澄之说：“有白马塞，孟达登上去后长叹。”这大概是把不同地方混在一起，对山川地理的记载很疏略荒谬。

译会贞按：孟达任新城太守时，登白马塞而叹息，详情见《沔水注二》。刘澄之把那件事当作这里的白马山，所以认为其说疏略荒谬。亭上。全祖望本作“土”。这里过去设置凉城县，县治就在此处。朱氏在“旧”字下衍“曰”字，又把“凉”误作“源”，赵氏、戴氏删改。会贞按：《宋书·州郡志》兖州总叙、《永初郡国志》说，东郡辖有凉城县；两汉东郡有聊城县，《晋太康地志》没有，疑即此县。沈约把两汉的聊城县当作凉城县，不对。考察《宋书·武帝纪》，义熙十二年，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在东郡凉城击败魏军，因此凉城县应是魏代设置、宋代沿用，后来又归属魏国，仍隶属东郡，所以《地形志》东郡有凉城县。《一统志》说在滑县东北。白马渎又向东南流，经过濮阳县。会贞按：濮阳县详见《瓠子河》篇。水流散入濮水，在各处决口相通，彼此汇流，形成往返流动。会贞按：所谓散入濮水，就是上文所说的通入濮水；“在各处决会”等语，则笼统地兼指与济水、黄沟相通。白马渎大概从今滑县东北向东南流，经过开州以及东明、长垣、菏泽等县境，在曹县境内汇入。黄河从津口向东北流，经过凉城县。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黄河北岸有般祠。会贞按：《地形志》说，长乐县在武泰初年从凉城县分置，其中有盘。盘、般通用，下面脱“祠”字。般祠原属凉城县，所以《注》在黄河经过凉城县处叙述它；后来分属长乐县，是郦道元没有来得及知道的。《孟氏记》，会贞按：《孟氏记》不详。《初学记》《御览》都引孟奥《北征记》，大概就是这部书。书中说：“祠在河中。”朱氏脱去“在”字，《笺》说宋本有“在”字，赵氏、戴氏增补。祠以积石为基，黄河水涨大时，水面常与祠堂齐平。戴延之《西征记》说：“如今看见祠在东岸临河，累石砌成墙壁，屋宇只够容身而已，很像没有神灵，不如孟氏所记，恐怕他说得过分了。” 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伍子胥庙南面。朱氏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祠庙在北岸，属于顿丘郡境。会贞按：晋代设置顿丘郡，以顿丘县为治所，后魏沿袭。《地形志》说，该郡辖顿丘、卫国、临黄、阴安四县。这里是顿丘县境。该县详见后文浮水故渎下。祠庙应当在今开州西南，临近长河。庙前有一块碑，是魏明帝青龙三年所立。会贞按：青龙是魏明帝的年号。黄河又向东北流，形成长寿津。朱氏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意。会贞按：《晋书·石勒载记》说，石季龙从长寿津渡河，进犯梁国，就是这里。《述征记》说，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会贞按：《禹贡锥指》说，长寿津在今滑县东北六十多里。胡氏因为凉城在今滑县东北，《述征记》又说从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于是认为（此处）在滑县东北六十多里，黄河故道从这里流出。全祖望说：“遂以为”六字是《经》文，误混入《注》中。赵一清依此改入《经》，又引用《禹贡锥指》说：按《水经》是东汉人所撰（按：应为三国魏人所撰）。凡称“故渎”的地方，都是当时已经没有水了。戚城以下、东光以上，河水不到那里，也没有别的水流经其中。孟康所说王莽时期终于空竭的，只有这条河道。因此称为大河故渎。它从长寿津以西到宿胥口，是东汉时正在通行的河道，所以编入《河水》篇叙述；东光以北到章武，是清河、漳水流经的地方，所以编入《清河》《漳水》篇叙述，并不列入《大河故渎》。戴震认为这些文字属于《注》。郦道元按：全祖望、赵一清改作《经》是不对的，戴震的意见是正确的。《经》文叙述的都是当时存在的水道；各篇凡称“故渎”的，都是郦道元追述旧迹，属于《注》文。《寰宇记》引《冀州图》说，黄河水从黎阳东北流到临河西十四里处，王莽河（这里的故渎就是王莽河，见下文）从这里流出。隋代临河县在今开州以西六十里。《汉书·沟洫志》说：黄河给中原造成的祸害尤其严重，所以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分引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戴震说这里有脱文。历龙门以下，详细引用《汉书》中“向南到华阴”等文字作为依据。赵一清只是依照《汉书》，在“二”字上各增加“酾”字，并说：孟康说，酾就是分流。《史记·河渠书》作“厮”，《索隐》说，《汉书》作“洒”，《史记》旧本也作“洒”，字从水旁。韦昭说，疏通决开叫作“洒”，音读为“疏跬反”。颜师古读作“山支反”，这样看来，“酾”字大概是近代版本的讹误。第一条是漯川，就是现在流行的河道。朱谋说“今”字下有“则”字，《笺》说宋本作“则今”。赵一清、戴震删去“则”字。漯水的情况详见后文。第二条是北渎，王莽时期已经干涸。朱谋《笺》说，“空”字一作“塞”。赵一清说：《沟洫志注》中孟康说，黄河自王莽时期便终于空竭，“空”字没有错误。郦道元按：孟康说，两条渠道中，一条从贝丘西南分出后转向北，另一条就是漯川。黄河自王莽时期终于空竭，只剩漯川在使用。但大禹所分的两条渠道，并不是西汉时期的两条渠道；而《史记》《汉书》都说，汉武帝引黄河向北流，所用的两条渠道是恢复大禹旧迹。孟康也根据这一点解释“两渠”，但前后并不相合。大概大禹分出的两条渠道，是从宿胥口开始的。其中一条引水向北，成为黄河的主流，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邺县以东的故大河；另一条

译向东流，成为漯川。自周定王时期黄河改道后，便从宿胥口向东流入漯川，到长寿津与漯水分开流行，这就是所谓从贝丘西南流出、到王莽时期干涸的北渎。汉武帝所疏导的，正是沿漯川流行的北渎，怎么能把它当作靠近西山的旧河道呢？孟康把北渎当作大禹时的黄河，大概是沿袭了这种说法，郦道元也就把它作为依据。戴震按：王莽河在长寿津分流，贝丘位于下游，距离长寿津很远。长寿津在顿丘西南。沈钦韩认为“贝丘”应当作“顿丘”，似乎有道理。但《沟洫志》多次说到水道弯曲和直行的形势，并说“邪直贝丘”，可见贝丘对黄河的变迁关系很大，所以郦道元也不敢明确断定，只笼统地用“北渎”二字称说。《史记·高祖纪正义》引《深丘道里记》说，王莽是元城人，住处靠近黄河，祖父的坟墓被水冲毁，于是引黄河水进入深川，这条王莽河因此干涸了。所以世俗把这条水道称为王莽河。故渎。戴震按：这里以下实际叙述的是黄河故渎，就是北渎。向东北流经戚城西边。朱谋把这八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戴震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是《注》中叙述黄河故渎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也作同样的改动。戴震按：《释例》说，戚城在枯河东岸。《春秋·哀公二年》说：晋国赵鞅率军，把卫国太子蒯瞶送回戚地，夜里迷了路。阳虎说：“沿着黄河右岸向南走，一定能到那里。”戴震按：这是《春秋》经文和《左传》的文字。现在顿丘卫国县西的戚亭就是此地。戴震按：《释例》记载卫地说，鲁文公元年，戚是顿丘卫县西的戚城。郦道元称“今”，是就当时的行政制度而言。《地形志》说，顿丘郡有卫国县。《括地志》说，戚城在澶水县以东三十里。现在在开州以北七里。它是卫国位于黄河岸上的城邑。戴震按：鲁襄公十四年，杜预注说，戚是卫国黄河岸边的城邑。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戚侯国。赵一清说：按《史记·索隐》说，戚县《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载，《地道记》说它属于东海郡。又说，按《灌婴传》，李必是重泉人；这里说“季必”，是错误的。不过这样看来，郦道元所引用的是《汉书·列传》，而《汉书·功臣表》也作“季必”，与《史记·功臣表》相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元狩四年，戚侯李信成任太常；李信成就是李必的曾孙。

译又见《史 记·灌婴传·索隐》说，姚氏说：考察《汉纪》，桓帝延熹三年，追录汉高祖功臣李必的后代、黄门丞李遂为晋阳关内侯，因此作“李”姓的记载是正确的。又因为戚是卫国的城邑，东海郡也有一个戚县。《地理志》东海郡戚县的注文引郑氏说，读音为“忧戚”。故城在山东，位于膝县西南五十里，原是秦县。《史记》说，曹参曾被调任戚令，就是这个地方。这里的戚在今开州北七里。李必的封邑应当在东海郡，正如小司马所说。姚氏名察，郑氏名德。故渎又向东北流经繁阳县故城东边。朱谋把这十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郦道元按：汉代繁阳县属魏郡，后汉、曹魏沿袭，晋代属顿丘郡。后魏天平二年属魏尹，这已经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繁阳县治所在繁阳城。城址在今内黄县东北。《史记》说，赵国将领廉颇攻打魏国，夺取了繁阳。朱谋脱漏“取”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故渎又向北流经阴安县故城西边。朱谋把这八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郦道元按：汉代阴安县属魏郡，后汉、曹魏沿袭，晋代属顿丘郡。《地形志》说，阴安县有阴安城。城址在今清丰县西北二十五里。汉武帝元朔五年，封卫不疑为侯国。郦道元按：《史记》《汉书·功臣表》记载相同。卫不疑是卫青的儿子。故渎又向东北流经乐昌县故城东边。朱谋把这十二字误作《经》，并把“乐昌”写成“昌乐”；戴震改为《注》，改作“乐昌”，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东郡有乐昌县，后汉时撤省；现在的版本作“昌乐县”，是错误的。《旧唐志》认为昌乐是晋代设置的县，但《晋志》没有记载。《地形志》说，昌乐县在太和二十一年从魏郡分置，似乎不是汉代的县。郦道元按：《元和志》说，昌乐本是汉代旧县，属东郡，后汉时撤省；后魏孝文帝在汉代昌乐城旧址设置昌乐郡和昌乐县。这样看来，这里《注》作“昌乐”似乎并没有错误。《寰宇记》又说，后魏在汉代乐昌旧县城设置昌乐县，这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合。又《地形志》说，昌乐县有昌城，说明另有一座故城；因此这里《注》称“故城”，与李吉甫、乐永言所说在汉县城设置昌乐县不同，各种记载彼此错杂。钱坫说，在今南乐县西北三十五里。《元和志》说，王莽河在昌乐县以西十六里。唐代昌乐县县治就是今南乐县县治。《地理志》说，它是东郡所属的县。汉宣帝封王稚君为侯国。赵一清说：按褚氏《功臣表》，乐昌侯王稚君名武，是平昌侯王长君的弟弟。《索隐》说，《功臣表》把他列在汝南。可是按《地理志》，汝南没有乐昌县。徐广说，是细阳县的池阳乡；细阳是汝南郡的属县，郦道元大概误以此为证。故渎又向东北流经平邑城郭西边。朱谋把这十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戴震按：《地形志》说，天平二年从元城县分置平邑县，属魏尹，这已经在郦道元之后。因此这里所说的平邑城郭，应当是战国时期的旧城郭。《括地志》说，平邑故城在魏州昌乐县东北四十里，在南乐县东北七里。《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四年。沈炳巽说：应当作二年。戴震改为“二年”。戴震按：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威烈王八年。根据《史记·年表》考察，应当是晋烈公二年。不过《初学记》卷八引《竹书纪年》也作四年；而《赵世家》说赵献侯十三年筑平邑城，这又应当是晋烈公九年。裴骃把汉代代郡的平邑作为此处的平邑，郦道元又把它叙入《水经注》，各种说法交错出现，应当保留原文。赵国筑平邑城。五年。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威烈王十一年。田公子居思。戴震按：《竹书统笺》说，按《风俗通》，田完字敬仲，是陈厉公的儿子。陈厉公被蔡国灭杀后，国内发生动乱，田完逃到齐国，开始以田地为食邑，因而改姓田。田居思恐怕就是《战国策》中的田成思。攻打邯郸。朱谋作“伐赵鄙”，赵一清、戴震改为“伐邯郸”。戴震按：《竹书纪年》作“邯郸”，雷学淇也校改为“赵鄙”，说赵国到敬侯时才开始定都邯郸，此时赵国居于晋阳，不可能预先称作邯郸。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下文说齐国田汾和邯郸的韩举在平邑交战，又该如何解释？雷氏没有改动下文，也说明改下文无法讲通。大概“邯郸”这一名称，是《竹书纪年》因为赵国后来迁都邯郸而追记的。赵一清、戴震依照《竹书纪年》作“伐邯郸”，是理解了它的意思。包围平邑。十年。戴震把“十”改为“九”。戴震按：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威烈王十六年，也就是晋烈公十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里、二年、四十里、七里、四年、八年、十三年、九年〕 齐国的田汾和邯郸的韩举在平邑交战。赵一清、戴震把“汾”改作“肸”。戴震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十一年、十年、十六年〕 《大典》本、黄本都作“汾”。《竹书纪年》作“盻”，雷学淇说《水经注》引用时作“朌”，郝懿行也说《水经注》引用时作“朌”。不知道雷、郝所看到的究竟是哪一种版本？恐怕是错误。[四〇]《战国策》说，齐国有田盼；如果就是这个人，那么应当作“朌”。邯郸军队战败逃散。朱谋把“逋”误作“遂”，赵一清、戴震改正。戴震按：《竹书纪年》多次说“败逋”。俘获韩举，夺取平邑、新城。戴震按：今本《竹书纪年》脱漏“取”字，新城无从考定。又向东北流经元城县故城西北，直到沙丘堰。朱谋把这十六字误作《经》，把“故城”误作“故县”。戴震改为《注》，改作“故城”；赵一清也如此改。全祖望仍作《经》，只改“径”字，删去“故县”二字。郦道元按：全祖望不对。汉代元城县属魏郡，后汉沿袭，曹魏时为阳平郡治所，后魏天平初年属魏尹，这些都在郦道元之后。城址在今元城县东。《元和志》说，贵乡县本是汉代元城县的辖地。大河故渎俗称王莽河，在县西三里。又说，古堰今名惬山，在县西九里。汉成帝时，黄河在金堤决口，治河使者王延世在这里招募民众运土堵塞河道，因为这座堰符合人们的愿望，所以称为惬山。大概这是另一座古堰。沙丘堰在今元城县东北。《史记》说，魏武侯的公子元在这里拥有食邑，所以县以他的名字命名。朱谋《笺》说：公子元食邑于此，出自《汉书·地理志》应劭注，并不是《史记》。赵一清说：《汉书·地理志》常山郡元氏县下，颜师古又引阚骃说，这是赵国公子元的封邑，所以叫元氏。《史记·赵世家》说，赵惠成王十一年筑元氏城。洪迈《容斋随笔》对此表示怀疑，说两个地方命名，不应当如此相似。我私下认为，阚骃《十三州志》的说法大多取自仲瑗，可能误把魏说成赵，颜师古两次引用它，是不对的。戴震说：《汉书·地理志》元城县下，应劭说，魏武侯的公子元食邑于此，于是便以此为氏。这里引用《史记》，应当是把《地理风俗记》误作《史记》。城郭东面有五鹿墟。郦道元按：这是《汉书·元后传》的文字。《元和志》说，五鹿墟在元城县东十二里。现在元城县东四十五里有五鹿城。墟的四周有很多陷落的城池。朱谋“之”字下多出“在”字，赵一清、戴震删去。《公羊传》说：这是袭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里、九里〕

译戴震按：这是僖公十四年的文字。《说》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十二里、四十五里〕 “袭”就是陷落了。戴震按：何休注说，“袭”是悄悄陷入地下。《郡国志》说：五鹿墟原是沙鹿，那里有沙亭。戴震按：今本《续汉志》作“墟故沙鹿，有沙亭”，脱漏“五鹿”二字，应当根据郦道元《注》补入。戴震没有考察《续汉志》原来已有“墟”字，反而删去“墟”字，这是错误的。沙鹿的情况详见下文。《春秋·定公七年》说，齐侯、卫侯在沙地结盟。杜预注说，阳平郡元城县东南有沙亭。城址在今元城县东。周穆王为盛姬举行丧事，向东出征，住宿在五鹿；他的女儿叔●到达这里后思念而哭泣，这地方叫作女●之丘。戴震按：这是《穆天子传》卷六的文字。它是沙鹿的另一个名称。戴震按：郭璞注说，因此给五鹿取了这个名字。五鹿就是沙鹿。《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说：沙鹿崩塌。戴震按：《左传》原文到此为止。杜预注说，沙鹿是山名，在平阳郡元城县东南，有沙鹿土山。晋国史官占卜说：“阴气转而成为阳气的雄势，土与火相互作用，所以沙鹿崩塌。六百四十五年后，应当有圣女兴起，她大概会成为齐国田氏的后代吧？”[四一]后来王翁孺从济南郡迁到元城，正好处在这个地方，日月的征兆也与之相应。王氏是虞舜的后代，属土德；汉朝属火德。戴震按：关于王氏等说法，《汉书》颜师古注引自李奇的说法。王禁生下王政君，她的母亲梦见月亮进入怀中。王政君十八岁时，诏令她入太子宫，生下汉成帝，成为元后。汉朝的国运逐渐污浊。朱谋作“沿”，《笺》说谢氏版本作“污”。按：这句话是郦道元臆测增加的。王政君历经汉代四朝，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戴震按：《汉书·传赞》中班彪说，元后经历汉代四朝，成为天下人的母亲。《汉书·高后纪》说临朝称制。颜师古说，天子的诏令有两种，一种叫制书，一种叫诏书；制书是发布制度命令的文书，不是皇后可以使用的称谓。现在吕太后临朝执掌天子的事务，裁决一切政务，所以称为“称制诏”。元后与吕后相同。因此说，火与土相互作用，便形成了雄势。按：“火土相乘”四字出自李奇的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十四年、六百四十五年〕 元后去世时，大夫扬雄作诔文。戴震按：全文见《艺文类聚》卷十五和《古文苑》卷九。诔文说：“她是太阴之精、沙鹿之灵，与汉朝结合，配合元德而生育成帝的人。”全祖望说：文章末尾才写到王莽篡位后，刘歆、王丰等人附会符命之说；郦道元怎么会相信这些话呢？戴震按：从“晋史卜之”以下，都是《汉书·元后传》的文字，其中间杂有《注》的话。献帝建安年间。朱谋在“献”字上有“汉”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互抗拒。朱谋把“御”作“袭”，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戴震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御”。袁绍逼迫大司农郑玄，让他带病随军；郑玄到达这里便去世了。郡守以下以及接受过他授业的人，身穿丧服前来吊唁的有一千多人。郑玄注释了《五经》《谶纬》《侯》《历》《天文经》。戴震按：郑玄本传说，他注释《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著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到她去世时，大夫扬雄作诔文说：“太阴的精华、沙鹿的灵气，与汉朝结合，成为配合天地元气而生成的人。”守敬按：全文见《类聚》卷十五、《古文苑》卷九。全祖望说：末尾竟说王莽篡夺皇位，而称歆、丰一类人为附会符命之说的人。善长为什么相信这些话呢？守敬按：从《晋史》记载卜筮的文字以下，都是《汉书·元后传》的文字，间或参用了注文中的话。献帝建安年间，朱本在“献帝”之前有“汉”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抗，朱本“御”字作“袭”，赵本相同，戴本改作“御”。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御”。袁绍逼迫大司农郑玄，郑玄带病随军，到达这里便去世了；郡守以下以及曾向他受业的人，穿着丧服赶来吊唁的，有一千多人。郑玄注释了《五经》《谶纬》《侯》《历》《天文经》。守敬按：据本传，他注释了《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撰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郦道元删减了他的文字，使其通行于世。因此范晔《赞》说：“孔子的著作终于得以阐明，汉代的礼制却中途停止了。”赵一清说：按《后汉书·赞》，原文是“郑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曹遂明，汉章中辍”。这一卷把曹褒、郑玄合在一传中，所以章怀太子注说“中辍”，是指曹褒所修的礼没有施行；“汉章”一句与郑康成没有关系，只是偶然牵连引用，实际上造成了文辞上的累赘。戴震按：从“献帝”以下，是《后汉书·郑玄传》的文字。县城北面有沙丘堰。朱谋有“者”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说，《水经》把王莽河当作大禹时的黄河，所以把沙丘堰看作大禹治水的遗迹。推测它的意思，似乎是说古代黄河本来向东流，大禹修筑这座堰加以阻挡，使河水向北流，九河便从这里分流出来；水流不按原来的河道行进，就叫作降水。唐代人说，黄河从贵乡县境内分成九道，也是沿袭这种说法。但大禹时代的黄河并不经过元城，这座堰必定不是大禹修筑的。黄文叔说，现在澶州临河有鲧堤，从黎阳开始，向北直到恩州、清河、历亭，都有这样的堤。

译这样看来，所谓降水，就是从元城以北由堤坝拦蓄而成的水。大概是认为这座堰由鲧修筑。有人说，元城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土地，北面与赵国接壤。贾让说，修筑堤防大约兴起于战国，各自堵塞、防护河流以谋求本国利益。齐国与赵国、魏国以黄河为边界。赵、魏两国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于是修堤拦水，使水向西泛入赵、魏；赵、魏也修堤防御。沙丘堰或许是赵国修筑的，用来拦住漳水，使它不能向北流，而改流入齐、魏两国，这就是所谓“把邻国当作水沟”。全祖望说：这里以下有脱文，应补入《尚书》“北过降水之故道也”十字。看下文《注》说“不遵其道曰降”，显然是在解释降水；而《浊漳水注》中解释降水说“馆陶北出屯氏河，其故道与……”，明确把沙丘堰一带看作降水，所以我根据其意思补上这一句。一清按：全祖望说得对。《寰宇记》魏州大名县条说，本是汉代元城县的土地；《水经注》说沙丘堰在贵乡，今本没有这句话，可知这里确有脱误。《通典》说，魏州治贵乡、元城二县；贵乡县有大河故渎，俗称王莽河。《地形志》说，司州魏尹的贵乡县在天平二年从馆陶县分置，县治在赵城。上距孝昌三年已经九年，这一点是郦道元没有来得及知道的。《元和志》说，后魏孝文帝从元城县分置贵乡县。《方舆纪要》说，《五代志》记载，前燕慕容暐设置贵乡县，属昌乐郡。这样看来，此县先前已经设置过，后来废除，到天平二年又恢复设置。《地形志》省略前代而只记后来的设置，大概是疏漏了。况且郦道元严格遵守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记载，魏郡邺县注文说，故大河在东北流入海。故大河就是大河故渎。现在的《注》没有邺县这一条，可知它脱失的地方很多。东樵没有考察《注》中“县北有沙丘堰”这句话，认为它与下文“不遵其道曰降”意义不相连，凭主观猜测来辨认文字，难道不是妄加诬断吗？《尚书·禹贡》说：向北经过降水。全祖望在这里增加“北过降水之故道也”十字，理由见上文。戴震增加其中九字。不按原道流行就叫作“降”。戴震按：《说文》说，“降”是水不按河道流行；又说也叫“溃”。戴震按：《汉书·文帝纪》说，大水溃决流出。颜师古说，从旁边决口叫作“溃”。堰，就是阻挡水流的工程。戴震按：《说文》中没有“堰”字。《文选》沈约《三月三日诗》中有“东出千金堰”一句。注文引用《广雅》说：“堰，就是潜堰”，意思是暗中筑山为堰来阻塞水流。戴震把这四字移到上文“沙丘堰”之下。至于大陆，戴震按：大陆的情况详见《浊漳水》篇。向北分流成为九河。朱谋把这九字误作《经》，把“为”误作“于”；戴震改为《注》，改“作为”，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全祖望说：这一段《经》文与上下文不能衔接，熟悉《水经》的人如阎百诗、黄子鸿都对此怀疑，费了许多笔墨，却不知道“大陆、九河”并不是《经》文。《水经》在黄河、济水、长江、淮水、渭水、洛水、沔水、漾水诸篇中，从来没有直接抄录《禹贡》经文的例子。郦道元的《注》上文已经承接沙丘堰叙述降水，所以解释说，不按原道流行叫作降，也叫作溃；堰是阻挡水流的工程。接着又说到大陆、九河，再接着说齐桓公堵塞黄河；沙丘堰以北，古代河道的遗迹大多已经消失。这里所说的堰就是沙丘堰。郦道元大概认为，沙丘堰以北是大禹治水时的旧河道；齐桓公堵塞黄河以后，堰因此兴起，堰兴起而九河消失，这就是屯氏诸河由此产生的原因。文章的意思明白而恰当。胡东樵竟然说《水经》把王莽河当作大禹时的黄河，也是误解。赵一清说：《古文尚书疏证》说，考察《水经注·河水》篇，共叙述到长寿津两条渠道为止，下面便涉及大河古渎。故渎都是周、汉以来形成的新河道，并不是大禹时的黄河旧道。然而其中有“至于大陆，北播于九河”的《经》文，以及解释这一段的《注》文；它上面与元城县沙丘堰不能衔接，下面也与“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不能衔接，显然《经》《注》另有涉及大禹黄河故道的文字，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偶然把这件事告诉黄子鸿，他惊讶地说：“我读《水经注》三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再参照《蜀漳水》条关于“详北过洚水”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大禹时代的黄河从大伾山以下一直到入海处，都见于《水经注》；或许是当时有意互相参见，或许是后人任意错简。一清按：潜邱没有认识到“县北有沙丘堰”下面有脱文，也没有悟出这九字是《注》误混作《经》；因为《水经》一书从来没有直接抄录《禹贡》经文的例子，可见他的考核功夫还不精。《风俗通》说：河，就是播散的意思。赵一清说：《寰宇记》引用这段文字时，在“河播也”之后有“昔禹治洪水”五字，现已校勘补入。戴震按：今本《风俗通》作“河者，播为九流”。播散成九条河流，是从这里开始的。《禹贡》说，兖州，戴震按：“沇”与“兖”相同。九河已经各循其道。朱谋在“道”下有“矣”字，赵一清、戴震删去。九河是：徒骇第一，太史第二，马颊第三，覆釜第四，胡苏第五，简第六，洁第七，句盘第八，鬲津第九。戴震按：《尔雅》把“釜”作另一个字。胡苏第五，简第六，洁第七，句盘第八；戴震按：《尔雅》把“句”作“钧”。这是《尔雅·释水》的文字。郭璞注说，徒骇河现在在成平县；东光县现在有胡苏亭。《禹贡疏》说，《汉书·沟洫志》记载，汉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上书说，古书所记九河的名称有徒骇、胡苏、鬲津，现在分别存在于成平、东光、鬲县的境内。从鬲津向北到徒骇，徒骇处在最北面，鬲津处在最南面，大概徒骇是黄河的主河道，向东流出后分成八条支流。许商上文说三条河，下文说三个县，那么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其余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尔雅》排列九河的次序，是从北向南；既然知道三条河的位置，那么其余六条中，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以北、成平以南，简、洁、钩盘在东光以南、鬲县以北。

译戴震按：《汉书·地理志》说，成平县有虖池河，百姓称为徒骇河；东光县有胡苏亭。鬲县、平原县应当就是鬲津，与许商的说法相同。九河的情况详见下文。同流而成为逆河。郑玄说，下游末端汇合叫作逆河，意思是彼此迎接、承受水流。朱谋把“迎”作“承”，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戴震按：《禹贡疏》引用郑玄的说法作“逆河”，《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用的也相同，《诗·般疏》作“迎”。大概是顺着水势向下流，通向河流和大海。朱谋把“疏”作“所”，赵一清相同，全祖望、戴震改正。到齐桓公称霸时，堵塞河流，使土地扩大、可以居住，九河同归一河。朱谋《笺》说：《尚书中候》说，齐桓公称霸时，堵塞八条水流来扩充自己的土地。戴震按：《中候》的文字见于《左传·僖公四年疏》所引。《禹贡疏》又说，郑玄认为九河在周代被齐桓公堵塞，合成一条河。现在从河间弓高以东直到平原鬲津，往往还可以找到它们的遗迹。《春秋纬·宝干图》说，移动黄河作为边界，在齐国吕地，填塞八条支流来扩充自己的领土。郑玄大概就是根据这段话说齐桓公堵塞九河的。所谓堵塞八条支流、扩大疆界，就是堵住向东流的八条支流，使它们都汇入徒骇河。但《诗·般疏》说齐桓公把九河堵成一条河，却不知道它出自哪一本书。它 们合并成一条河，也不知道所谓“合并”究竟是怎样合并的。这与《禹贡疏》的说法并不相互照应。因此，从堰以北，馆陶、廮陶、贝丘、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郡乐成县以东，城郭土地大多还存在，而河流沟渠却多已消失。汉代，黄河在金堤决口，南北各地都遭受水灾。戴震按：《汉书·沟洫志》说，汉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汉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向东南流入巨野，通向淮水、泗水；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出屯氏河，向东北流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流入大海；汉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灵鸣渎口决口；汉成帝时，黄河又在馆陶以及东郡金堤决口，泛滥到兖州、豫州，流入平原、千乘、济南，共淹没四郡三十二县，冲毁官署、亭舍、房屋将近四万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里〕 又过了两年，黄河再次在平原决口，流入济南、千乘，冲毁了许多地方。鸿嘉年间，勃海、清河、信都的河水泛滥，淹没三十一个县邑。议论此事的人常想寻找九河的旧道并加以疏通，却不知道旧道在哪里。因此班固《汉书·叙传》说：从那以后直到汉代，北面的八条支流已经消失。朱谋把“亡”误作“三”，赵一清依据《汉书·叙传》改正，戴震也作同样修改。戴震按：齐召南说，根据这句话，八条支流是在秦、汉之间淤塞的。《绛书》说齐桓公堵塞八条支流来扩大疆土，始终没有可靠根据。《禹贡锥指》说，许商认为徒骇在成平县；漳水就是徒骇河。古代九河都向东北流出，到章武、高城、柳县以东汇合成逆河，流入大海。到周定王时期，黄河从东光、南皮、浮阳一带改道，截断八条支流，向北与徒骇河汇合。汉代人把这条河指为逆河，也就是九河汇合之处。因此王莽把勃海郡改名为迎河郡，把南皮县改名为迎河亭，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按照推测，徒骇河总体向北流，也曲折向东；八条支流中太史河最北，应该最短，越向南越长；鬲津河最南、最长，起首承受黄河水流，应当在南宫县境内。总之，九河的具体位置，后人多有附会。冯逡说，九河既然已经消失，就很难考明。班固说，从此直到汉代，北面的八条支流已经消失；郦道元说，城郭土地还在，河流沟渠大多亡失。这些才是实录，不必再深究。戴震按：王鸣盛也说，唐代以后各家纷纷访求九河旧迹，各自创立说法。有人说钩盘河在景城郡境内、马颊河和覆釜河在平原郡境内，这是《通典》的说法。有人说，德州安德县有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平昌县有马颊河，在县南十里；棣州阳信县有钩盘河，流经县北四十里，这是《元和志》的说法。（《元和志》又说，鬲津河一条在安德县南七十里，另一条在将陵县南二十里；胡苏河在沧州饶安县西五十里，这些已经符合许商的说法。）有人说简河在贝州历亭县境内，这是《史记正义》的说法。有人说，冀州▯县有马颊河流经县境，德州安德县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德平县马颊河在县南十里，棣州某县马颊河在县北二十里，阳信县钩盘河在县北四十里，沧州乐陵县马颊河在县东六十里，钩盘河在县东南五十里，这是《寰宇记》的说法。这些说法都不如许商所说的可靠，大致在二百里范围内的说法才可信。现在考察郦道元的《注》，叙述东光县时引用《地理志》的胡苏亭，叙述鬲县时引用《地理志》的鬲津；叙述流经成平县的衡漳时，先说它与滹沱河汇合，因此把流经成平县的滹沱河看作徒骇河，也与《汉书·地理志》相合。又叙述屯氏河的另一条黄河支流，向东流入般县成为般河，称为九河之一道；这样，郦道元已经在许商、班固所指的徒骇、胡苏、鬲津三河之外，又考出了般河。《通典》等书所说的钩盘河，并不是毫无根据。至于《济水注》中的马颊水，只是恰好与禹河的名称相同，并不是原来的马颊河河道。黄河故渎从沙丘堰以南分流，屯氏河从这里流出。戴震按：上文黄河故渎已经叙述到沙丘堰；如果屯氏河是在沙丘堰以南分出，就应当先叙述屯氏河分流，然后再写到沙丘堰。现在不是这样，可知黄河是从沙丘堰以北流出后才分出屯氏河，所以后文叙述屯氏河时没有说它首先承受沙丘堰的水流；这里“南”应是“北”字的错误。黄河故渎向东北流，经过发干县故城西边。

译戴震按：汉代发干县属东郡，后汉沿袭，曹魏时属阳平郡，晋、后魏沿袭。《地形志》说，发干县有发干城。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说，城址在今堂邑县西南三十多里。《元和志》说，王莽河在冠氏县以北十八里；又说，大河故渎在馆陶县东四里。唐代这些县都在发干故城的西北，冠氏在今冠县北，馆陶在今馆陶西南。黄河故道又弯曲流经发干县北面。朱谋把上面三十三字误作《经》，把“故城”误作“北城”；戴震改为《注》，改“故城”。全祖望、赵一清将上面十五字仍作《经》，只把“河水”以下十八字改作《注》，也改“故城”；全祖望又在下面增加“城”字。戴震并改作《注》。戴震按：戴震是对的，全祖望、赵一清把上面十五字仍作《经》，不对。这里就是王莽所谓的戢楯。汉武帝因大将军卫青击破右贤王的功劳，封他的儿子卫登为侯国。戴震按：《史记·卫青传》说，元朔五年俘获匈奴王十多人，封卫青的儿子卫登为干侯。大河故渎又向东流，经过贝丘县故城南面。朱谋把这十三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戴震按：汉代贝丘县属清河郡，后汉、曹魏、晋、后魏沿袭。城址在今临清州南十五里。应劭说：《左氏传》记载，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就是这个地方。戴震按：《汉书·地理志》贝丘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相同。《左传》见庄公八年。我考察京相璠、杜预都说在博昌县。戴震按：《淄水》篇引用京相璠的话，说博昌县南有一处地名叫贝丘，杜预注也相同。这就是司马彪《郡国志》所说的贝中聚。戴震按：见《安乐国博昌县》条下。应劭的注文在这件事上似乎有违误。戴震按：《左传》先说齐侯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杜预注说，临淄县西有一处地名叫癸丘；又说齐侯在姑棼游猎，杜预注说姑棼是齐地，有人认为就是薄姑，这些地方都靠近齐国城邑。如果说襄公在这里的贝丘打猎，那么它远在数百 “里外”一语，使姑棼不能解释为薄姑，葵丘也不能在临淄。高士奇认为这些说法处处难以吻合，所以郦道元把《春秋》中贝丘的记载放在《淄水》篇中，特意在这里辨析相关说法的错误。大河故道又向东流，经过甘陵县故城南面。朱本把这十三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作《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按《地理志》，这是清河的厝县。朱本“清河之”三字误作“之所谓”，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同。守敬按：汉代有清河郡，没有清河县；东汉把郡改为国，桓帝后来改名的“清河”是指清河国，赵一清增补“国”字，是对的。不过前文没有先说明清河，突然出现也不妥；按文意应作“《地理志》说，这是清河郡的厝县”，这样才周密，现据此订正。王莽改名为厝治县。汉安帝的父亲孝德皇，因曾被废黜太子而被封为王，死在这里，于是葬在此地，尊其陵墓为甘陵，县名也由此而来。桓帝建和二年，把清河国改为甘陵国。朱本“县亦取名焉”五字在“曰甘陵”之下，并把“二”作“元”，还没有“清河国”三字。赵一清说：这样《注》文很不清楚。《续汉志》“清河国”下注说：“高帝设置，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 又说，甘陵原名厝，安帝改了它的名称。这说明安帝是把厝县改名为甘陵县，而桓帝是把清河国改名为甘陵国。按照文意，应作“尊其陵墓为甘陵，县名也由此而来。桓帝建和二年，把清河国改为甘陵”，这样才合适。戴震改补了文字。会贞按：《清河孝王庆传》说，章帝建初四年，刘庆被立为皇太子；因窦皇后诋毁进谗，建初七年被废为清河王。后来殇帝去世，刘庆的儿子刘祜即位，就是安帝；尊奉其父为孝德皇，生母左氏为孝德后，陵墓尊为甘陵。《汉志》厝县下注引应劭说，安帝把孝德皇后葬在厝县，改名为甘陵。《桓帝纪》建和二年记载，把清河改为甘陵，这就是《清河孝王庆传》所说梁冀厌恶“清河”之名而改名的事情。《元和志》说，甘陵在清阳县城内，是周代甘泉市的地方。朱本“市”字误作脱字，赵一清根据《寰宇记》的引文改正。会贞按：《名胜志》卷十引文也作“市”。《初学记》卷八引《十三州志》说，厝城原是周代甘泉西面的地方；“西”字应是“市”字的错误。又《通鉴》《通鉴》后汉建光元年注引宋白说，这里原是周代甘泉氏的地方。陵墓在故道北面，坟丘高大，即使中间曾被挖掘毁坏，仍然像层层叠起的陵丘。会贞按：《名胜志》引文作“层丘”。世人称它为唐侯冢。朱本“冢”字误作“家”，《笺》说应作“冢”，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大典》本作“冢”。称这座城为“邑城”，都是不对的。过去南阳人文叔良在建安年间任甘陵丞，夜里住在水边，赵国人兰襄梦见有人请求改葬。叔良第二天沿水寻找棺材。守敬按：“明”字下面应有“日”字。《名胜志》引文没有“明”字，大概是不知道脱了“日”字，以为“明”字不通而删去。果然在水边找到棺材，棺材有一半已经落入水中。叔良回头对亲友说：“如果听人传说这种事，我一定认为不是真的。”于是替他迁葬，祭奠后离去。守敬按：这件事的出处尚未考明。大河故道又向东流，经过艾亭城南面。守敬按：后来《漯水》篇说，甘陵县故城东二十里有艾亭城，它应当在今清平县西北。又向东流，经过平晋城南面。朱本脱“北”字，赵一清、戴震本同。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有“北”字，今补入。《续通典》说，后赵石氏初年设置平晋县，以它作为清河郡治。

译《补十六国疆域志》说，后赵清河县有平晋城，在清平县以西四十里，就是今天的水城。现在城中有五层佛塔，塔顶有金色露盘，上面题写：“赵建武八年，比丘释道龙和尚建立佛塔，树立德行，劝人教化，兴建神庙。”朱本“兴”字误作“与”，赵一清、戴震改正。佛塔已经毁坏。朱本《笺》说，“以”应作“已”，戴震改正。赵一清说：“以”“已”二字古时通用。露盘还保存着，光彩灿烂明亮。大河故道又向东北流，经过灵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灵县属清河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改名为零县，属南清河郡。《地形志》说，零县治所在零城，就是高唐州以南三十里的地方，今称南镇。这里是王莽所改名的播亭。守敬按：今本《汉志》脱去“亭”字。河水在县境内，朱本把“水”写作“渎”，赵一清据《汉志》改正，戴震本同。另有一支分出，称为鸣犊河。会贞按：鸣犊河详见后文。河水故道，赵一清据《禹贡锥指》把“河水”改为“大河”。守敬按：这里下面本来叙述的是大河故道，但上文有时单称“故渎”，有时称“河之故渎”，有时称“大河故渎”，都是同一条故道。郦道元有意错杂使用名称，这里称“河水故渎”有什么不可以？胡渭凭臆改字，赵一清竟把它当作依据，为什么呢？又向东流，经过鄃县故城东面。会贞按：《沟洫志》说，孝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当时田蚡的封邑和食邑在鄃县；鄃县位于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向南，因此他的封邑没有遭受水灾。这正是大河故道经过鄃县的证据。汉代鄃县属清河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属南清河郡。《地形志》说，鄃县治所在鄃城。叶圭绶说，在今平原县西南三十里。吕后四年，因其父吕婴的功劳，把他的儿子佗封为侯国。朱本“佗”字下面多出“龙”字，是“袭”字的讹误。赵一清说：按《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俞侯婴的儿子它继承父亲的功劳，凭太中大夫的身份封侯。这里说的是它继承父功而封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俞侯吕佗”，可知“佗”是单名。郦道元《注》把“佗”和“袭”连在一起写成一个称呼，大概是他的错误。守敬按：《史记·吕后本纪》记载，吕后四年封吕他为俞侯，这也证明“他”是单名。沈炳巽说，按文章格式应作“因吕婴的功劳封他的儿子佗为侯”，才合适。王莽把它改名为善陆。大河故道又向东流，经过平原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此故县详见后文“大河”条下。《元和志》说，王莽时的枯河在平原县南五里。唐代的平原县就是今天的县治。但它向北横越屯氏三条水道。戴震说：按“三渎”是指屯氏河以及屯氏别河的南渎、北渎。赵一清把“三”改成“二”，说就是屯氏南、北两条水道。会贞按：下文叙述屯氏别河的南、北两渎，并说它们横越大河故道；叙屯氏河时则说它与鸣犊河汇合后流入大河故道。因此大河故道只是横越屯氏别河的南、北两渎，并没有横越屯氏河。这里的《注》只是概括而言。赵一清把“三”改为“二”，也失去了郦道元原意。[四五]向北流经绎幕县故城东北面。守敬按：汉代绎幕县属清河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中兴年间属安德郡，那是在郦道元之后。该地在今平原县西北二十里。水向西流，经过平原县鬲县故城西面。朱本把上面这十九字 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守敬按：汉代鬲县属平原郡，后汉、魏、晋沿袭。《德州志》说，在州东南二十五里武家庄。后魏中兴年间属安德郡，那是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治所在临齐城。此城见下文屯氏别河南渎部分。《地理志》说：“这是鬲津。”守敬按：《汉志》说，平当认为这是鬲津。《元和志》说，鬲津枯河在将陵县以南二十里；又说在安德县以南七十里。唐代将陵县在今陵县北面，安德县就是今陵县县治。王莽把它改名为河平亭，这里原是有穷后羿的国家。何焯说：“后”字下脱“羿”字，赵一清、戴震补入。会贞按：有穷国无从考证。[四六]孔颖达认为有穷国在穷石一带，穷石在删丹。《路史》认为这样太远，便把《淮水注》中安丰县的穷谷当作有穷国所在，却没有说它在鬲县。考察《续汉志》，鬲县说夏代有鬲君，后来灭掉浞，拥立少康。我怀疑这里的《注》原本依司马彪写作“原来是鬲君的国家”；“鬲”和“穷”、“君”和“后”字形相近，因此发生讹误。何焯却认为脱了“羿”字，赵一清、戴震都受其影响，实在无法解释。应劭说：鬲县属于偃姓，是皋陶的后代。全祖望说：先祖赠公认为，有鬲氏应当是夏代同姓，应劭把它说成偃姓，恐怕不对；如果把它认为是有穷国，那就更错误了。守敬按：这是《风俗通·姓氏》篇的佚文，《路史·国名纪》也引用过。《广韵》说是胶鬲的后代，更加错误。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把建义将军朱祜封为侯国。朱本“义”字误作“议”，“祜”字误作“佑”。戴震改正，赵一清改“义”字而仍作“祜”。守敬按：毛本《后汉书》也作“佑”，但章怀太子注说，《东观记》作“佑”是为了避安帝的名讳。考察《易·系辞》，“佑”意为帮助；《说文》说“祜”意为福。因此作“祜”是对的。本传记载，光武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建义大将军；建武十三年，封为鬲侯。《元和志》说，王莽时的枯河向东距长河县五里，向西距将陵县十里。唐代这两个县都在鬲县故城东北，长河县在今德州东面，将陵县在今陵县北面。大河故道又向北流，经过修县故城东面。守敬按：修县详见《淇水》篇。又向北流，经过安陵县西面。朱本把上面这十九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原来是修县的安

译陵乡。《地理风俗记》说：朱本“理”字下有“志”字，赵一清、戴震删去。修县东四十里有安陵乡。朱本把“乡”误作“县”，赵一清据《禹贡锥指》引文改正，戴震本同。这就是原来的县。守敬按：班固《汉志》说平原郡有安陵县，下注为侯国；但《史记》和《汉书》功臣表没有安侯，只有匈奴降王之子军，景帝中元三年封为安陵侯。东汉时撤销。应劭称安陵乡为故县，可知前汉原有安陵县。晋代重新设置，名为东安陵。后魏去掉“东”字，属勃海郡，在今吴桥县西北二十五里。又向东北流，到达东光县故城西面。守敬按：东光县详见《淇水注》。又向北流，在这里同漳水汇合。戴震说：按《注》文关于河水故道的叙述，到这里结束。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认为，大禹疏导两条河渠，从黎阳宿胥口开始；一条向北流为大河，一条向东流为漯川。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从宿胥口向东流入漯川，向右经过滑台城，又向东北经过黎阳县南面，再向东北经过凉城县，又向东北到达长寿津。黄河到这里与漯水分道，向东北流入海，《水经》称它为大河故道。大河故道向东北流经戚城西面，到达东光县故城西面，又向北与漳水汇合。故城在今东光县东面。《淇水》篇说，清河从东光县西南流来，又向东北流，在右边汇合大河故道。《浊漳水》篇说，漳水从阜城县故城北面流来，又向东北经过成平县南面，再向东北流入清河，这就是大河。大河从宿胥口改道后流到成平，与漳水汇合，又回到大禹所疏导的河道，随后向东北经过浮阳、参户、平舒，到章武入海。周定王五年己未，直到王莽始建国三年辛未，北渎于是完全干涸，共经历六百七十二年。大河故道分出一条水道向北流，成为屯氏河，经过馆陶县东面。会贞按：馆陶县详见《淇水注》。《通典》说，贵乡县有屯氏河。贵乡县原是后魏从馆陶县分置的。《元和志》在馆陶县条下说，屯氏河俗称屯河，在县西二里；这与本《注》所说经过县东不同，大概是县治有迁徙。又《元和志》在永济县条下说，永济渠在县城西郭以内。汉武帝时黄河在馆陶决口，分成屯氏河，向东北经过贝州、冀州流入渤海。这条水道大概就是屯氏古河道，隋代修治后，因而称为永济渠。按：唐代永济县在今临清州西南，永济渠就是 今天的卫河。不过李吉甫《元和志》说，永济渠向西距馆陶县十里，那么永济县以上的永济渠，就不是馆陶县西二里屯氏河的河道。而且考察可知，屯氏河从今临清州东北进入夏津县境，今天的卫河则从临清州北面进入武城县境，因此永济县以下的永济渠，其河道也与屯氏河不同。它向东北流出。朱本把这二十一字截开，上面三字归入《注》文，下面十八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汉书·沟洫志》说：“自从堵塞宣防以后……”守敬按：《沟洫志》说，孝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后来堵塞瓠子决口，并在上面修筑宫殿，命名为宣防。详情互见《瓠子河》篇。黄河又在馆陶县决口，分成屯氏河，宽度和深度都与大河相同。成帝时期，黄河在馆陶县以及东郡金堤决口。守敬按：东郡治所在濮阳县，所辖各县大多靠近黄河。皇帝派河堤使者王延世去堵塞决口，三十六天完成。朱本作“二十日”，《笺》说《前汉志》作“三十六日”，赵一清、戴震改补。堤坝修成。赵一清在“堤”字上补“河”字。于是下诏把建始五年改为河平元年，并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会贞按：以上是《沟洫志》的文字。这条水道也在这里断绝。屯氏故道的水又向东北流，屯氏别河从这里分出。屯氏别河故道又向东北流，经过信城县。《汉志》作“信成县”。信城县详见《淇水注》。张甲河从这里分出。守敬按：朱本脱“河”字，赵一清据孙潜校本补入，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地理志》说：朱本“河”字下有“及渎”二字，赵一清改作“故渎”，戴震删去二字。这条河最初在信成县接受屯氏别河的水。张甲河故道，朱本把“故”误作“及”，赵一清、戴震改正。向北横越广宗县的清河。朱本把“清”字误置在“县”字下，《笺》说有一本在“绝”字下有“清”字，赵一清、戴震移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清”字。《淇水经》说，清河向东北流到广宗县。《元和志》说，宗城县本是后汉广宗县，张甲河在县南二十五里。分成两条水道。左渎经过广宗县故城西面，又向北经过建始县故城东面。田融——守敬按：《隋志》载有《赵书》十卷，作者是伪燕太傅长史田融——说：赵武帝……朱本《笺》说这三字有误。赵一清说，赵武帝就是石虎。石虎十二年设置建兴郡。朱本“十”字上有“二”字，且“建兴”下面脱“郡”字。赵一清删补并说：《地形志》记载，广宗郡广宗县有建始城。《通鉴·晋纪》记史科为建兴人，胡三省注说，《水经注》中田融所说，赵氏在广宗城设置建兴郡。“二十二年”不可能，因为石虎前后改元共十五年，所以上面的“二”字是衍文，“建兴”下面脱了“郡”字。戴震删补同。赵武帝以广宗为治所，设置建始、兴德等五县，隶属建兴郡。会贞按：《地形志》说，广宗有建德城，有人认为建德就是兴德的讹写。《一统志》说，今威县东北有北古城村，大概就是建始城；又有南古城村，大概就是兴德等县。左渎又向北流，经过经县东面，环绕缭县西面。守敬按：经县、缭县都详见《浊漳水》篇。守敬按：《新唐志》说，经城县西南四十里有张甲河，神龙三年姜师度依照旧河道开通。《元和志》说，张甲枯河向东距经城县十里。又经过南宫县西面。守敬按：南宫县详见《浊漳水注》。向北注入绛渎。朱本把上面这二十一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并说：现在考察《注》文，张甲河左渎的叙述到这里结束。全祖望、赵一清本改作《注》文。会贞按：绛渎详见《浊漳水》篇。

译右渎向东北流，经过广宗县故城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界城亭北面。会贞按：界城亭另见《淇水》篇。又向东北流，经过长乐郡枣疆县故城东面。朱本把上面这三十二字误作《经》文，在“右渎”下面多出一个“又”字，并把“枣”误作“武”。戴震改为《注》文，删去“又”，改正“枣”字。全祖望、赵一清本也改作《注》文；全祖望删去“又”而仍作“武”，赵一清保留“又”字而仍作“武”。赵一清说：程大昌《考古编》说，河水右渎向东北流，经过…… 长乐郡武强县故城东面。郦道元《注》说：“长乐，古代的信都。晋太康五年改用现在的名称。”考察杜佑所记载的地名，其中有后汉和帝时期的地名，因此怀疑杜佑是和帝以后的人。现在这里既然说晋代把信都改为长乐，显然是晋太康年间的事情。有人认为，后人误把郦道元《注》中的话加进了《经》文。但这里订正的“信都改为长乐”，本来就是郦道元的注语，不能因为它是郦道元的《注》就把它列入《经》文，程大昌的说法不对。以上内容全是《注》文，道元大概是亲自撰写的解释文字。程大昌所说的“有人认为”云云，是因为宋本本来就把左渎、右渎这一条列作《注》文。而且左渎、右渎是张甲河所经过的河道，程大昌却认为是河水的右渎，说明他尚未仔细审察本文，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会贞按：武强县是衡漳水经过的地方，在今武邑县境内，远在张甲河右渎北面，右渎不可能经过它的东面。考察清河在张甲河右渎东面，郦道元叙述清河向东北经过广宗、界城亭、枣强、东川，与这里叙述右渎向东北所经过的地方一一相合，因此戴震改作“枣强”是对的。武强县详见《淇水》篇。长乐，原来是信都。晋太康五年改用现在的名称。赵一清说：按长乐郡不见于《晋志》。《地形志》说是晋代改名。守敬按：汉代的信都，后汉改为乐成，后来又改为安平，详见《浊漳水注》。据《宋志》，晋太康五年把安平改为长乐。这里说“原来是信都”，只是举出它最早的名称。晋代为长乐国。《晋书·武帝纪》说，太康五年立南宫王之子刘祐为长乐王，就是这个意思。《晋志》漏载了此事。后魏为长乐郡。又向东北流，经过广川县，与绛渎的旧河道汇合。朱本作“与水故道合”，全祖望据下文校补“屯氏河”三字，赵一清从之。戴震补“绛渎”二字，并说：现在考察《浊漳水注》，其中说绛渎向东与广川县的张甲河相连，共同流入海中；显然是绛渎汇流。会贞按：屯氏河与张甲河之间隔着清河，张甲河不可能与屯氏河汇合。全祖望、赵一清错了。戴震补“绛渎”二字，是对的。《淇水注》说，清河左边与张甲、屯氏、绛渎的故道相汇，这也是张甲河与绛渎汇流的证据。那里称“屯绛”，是因为张甲河本来从屯氏河分出，又与绛渎汇合。又向东北流，经过广川县故城西面。会贞按：广川县详见《淇水》篇。又向东流，经过棘津亭南面。朱本把上面四句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徐广说：棘津在广川县。守敬按：这是《史记·游侠传》集解引用徐广的话。司马彪说：县境内有棘津城。朱本在“县”字下面多出“北”字，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守敬按：《续汉志》没有“北”字。考察《续汉志》的体例，凡说“有某城”，通常没有东西南北等方位字，因此这里的“北”无疑是衍文，现删去。《元和志》说，棘津故城在枣强县东北二十七里，应当在今枣强县东北。吕尚困窘时曾在这里卖食物。守敬按：《史记·游侠传》说吕尚困于棘津，卖食的事详见下文。守敬按：刘昭又说，吕尚困于棘津是在琅邪海曲，并不是这座城。刘澄之说：谯郡酇县东北有棘津亭，是旧邑，也是吕尚受困的地方。余按《春秋左传》：“讨伐巢国，攻克棘地，进入州来。”守敬按：这是襄公二十六年的记文。巢见《沔水注》居巢县条下，州来见《淮水注》下蔡县条下。原文没有“津”字。杜预《春秋释地》——全祖望说：杭世骏认为，杜预的书名应是《释例》，“释地”只是其中的一种篇目。应当写作《释例》。我认为不对。引用班固《汉书》的，只称《地理志》；引用《续汉书》的，有时称《郡国志》，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如此，引用《释例》而只称《释地》，又有什么妨碍呢？会贞按：官刻本《春秋释例辨证》说，《水经注》引用《释例》《土地名》，都写作《春秋释地》。现在仔细核对，大多引用《释例》的地方，有的写作杜预《春秋释地》，有的省作杜预《释地》；只称“杜预说”的，则是杜预《左传注》的文字。不过也有本来是《释地》而只称“杜预说”的，也有不是《释例》却称杜预《春秋释地》或杜预《释地》的，体例并不一致。又说棘亭在酇县东北。会贞按：《释例·楚地》中说，谯国酇县东北有棘亭。这里抄录时改变了说法。《寰宇记》说，棘城在酇县东北十八里，在今永城县西南。这段话也没有说有“津”字，却始终不知道刘澄之是从哪里得到这种说法的。不过天下以“棘”命名的地方很多，不能都称为棘津。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朱本把“十七”误作“西”，赵一清改正并说：晋国灭掉陆浑，《左传》记的是昭公十七年，戴震本同。晋侯派荀吴率军，从棘津渡河，用牲畜祭祀洛水，于是灭掉陆浑。这是《左传》的原文。杜预《释地》没有记载此事。守敬按：杜预注说，棘津是河岸的名称。《释例》晋国地名部分说，棘津缺载。服虔说：棘津和孟津一样。会贞按：这是服虔《左传解谊》的佚文。孟津详见前卷。《论语集解》引用郑玄注说，“津”就是渡水的地方。服虔说棘津和孟津一样，是说它们都因渡口而得名；因为孟津最为著名，所以特意拿它来作比。徐广《晋纪》又说：石勒从葛陂进攻黄河北岸，在枋头袭击汲郡人向冰；从棘津渡河。朱本把“人”误作“入”，“冰”误作“水”，“枋”误作“方”。赵一清改正并说：《晋书·载记》记载，石勒从葛陂退回寿春，走到东燕时，听说汲郡的向冰拥有数千人，驻军在枋头。

译石勒的军队准备在棘津向北渡河。又《通鉴·晋纪》说，石勒听说汲郡的向冰聚集了数千人，驻扎在枋头，便率军从棘津渡过黄河，攻击向冰，把他打得大败。戴震本改正同。会贞按：黄奭辑录的《晋纪》没有采录这条。葛陂详见《汝水》篇，枋头详见《淇水》篇。棘津在东郡和河内之间。会贞按：棘津详见前文燕县条下。东郡在黄河南岸，河内在黄河北岸，两郡以黄河为界，所以说棘津在两郡之间。田融认为这里就是石济南津。会贞按：这是田融《赵书》的佚文。前文说，棘津也称石济，是石济的南津。这一说法本来出自田融。虽然相隔千古，事理深远难明，但遗留下来的文字和句子有时仍可以考寻；沿途地形的隐显变化，也可以根据地方情况验证。司马迁说：吕望是东海边的人，年老而没有机会，凭借垂钓求见周文王。朱本把“干”写作“于”，《笺》说应作“干”，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史记·齐世家》写作“奸”，“奸”和“干”通用。韩婴说：[四九]朱本把这三个字写成一个“又”字，《笺》说“又”字下面脱了“云”字，赵一清、戴震依此补入。守敬按：不对。上文引用《史记》，这里以下并不是《史记》的文字，不能称“又云”。考察《韩诗外传》卷七，吕望五十岁时，在棘津卖食物；七十岁时，在朝歌屠宰；九十岁才成为天子的老师。因此《注》引用韩婴的话，正如上面引用司马迁、下面引用皇甫士安一样，这里的“又”字应改作“韩婴云”三个字，现订正。吕望五十岁时卖食物，七十岁时在朝歌屠牛。守敬按：朝歌详见《淇水》篇。九十岁时，他亲身成为帝王的老师。守敬按：《说苑·杂言》记载与此相同。皇甫士安说：他想隐居在东海边，听说周文王善于养老，所以到周地来垂钓。守敬按：姜太公垂钓的磻溪详见《渭水》篇。现在汲县城也说有吕望隐居的地方。朱本把“县”写作“水”，赵一清本、戴震本同。守敬按：没有听说过“汲水城”。考察《清水注》，汲县城西北有一条石夹水，人们也称它为磻溪，说太公曾经在这里钓鱼。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上写道：“太公，是河内郡汲县人。”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就是这里《注》文所指的地方；因为《清水注》篇已经详细记载，所以不再重复。这样看来，把“汲水”写成“汲县”无疑是错误，现订正。从东海开始，到达酆、雍一带。守敬按：磻溪在酆、雍境内。沿着它所经过的路线，赵地、魏地的说法较为确切。守敬按：广川县属于赵地，汲县属于魏地。厝县属于谯、宋一带。守敬按：酇县属谯郡，属于宋地。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就比较简略了。赵一清说：《郡国志》记载，清河郡广川县有棘津城。刘昭注说，太公吕尚困于棘津城，在琅琊海曲，并不是这里的城。琅琊郡西海县，刘昭注引《博物记》说，是太公望的出生地，今天还有东吕乡；又曾在棘津垂钓，那个水湾还存在。今天的西海县就是前汉的海曲县，即今莒州日照县，这才是真正所说的东海。郦道元认为刘澄之的说法不对；现在看来，刘昭的注文比郦道元的说法更加周密。张甲故道又向东北流，到达修县。守敬按：修县 详见《淇水注》。向东汇入清河。朱本把上面十四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并说：现在考察《注》文，张甲河右渎的叙述到这里结束。全祖望、赵一清本改作《注》文，同样。《十三州志》说：张甲河向东北流到修县。赵一清说：按《汉志》作“修”，分注作“蓨”。颜师古说，读音为“条”。守敬按：“音条”二字在《淇水注》中已明确出现，这里没有必要引用颜师古的话。[五〇]流入清漳水。守敬按：《汉志》说，张甲河向东北流到蓨县，注入漳水；这里说的是流入沾县发源的清漳水。阚氏的说法本于《汉志》，所以改称“流入清漳”。但是《汉志》所说的漳水河道，就是绛水河道。《注》文上面叙述张甲河右渎与绛渎故道汇合，地点还在广川县西南，不可能到达蓨县；怀疑《汉志》有错误。郦道元增补叙述张甲河又向东北经过广川城、又向东经过棘津亭、又向东北到达修县，并把淇水改名后的清河，作为《汉志》漳水的河道；他引用阚氏关于张甲河的说法，大概是说：到修县与清河汇合的张甲故道，就是阚氏所说张甲河流入清漳水的地方。至于它流入清漳水并不到修县，郦道元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辨析。屯氏别河又向东流，分出一条支津。向东经过信城县故城南面。会贞按：下文接着叙述这条支津，信城县详见《淇水》篇下文，所指县名相同。又向东流，经过清阳县故城南面，清河郡北面。朱本把上面五句误作《经》文，并脱去“又”字，把“信成”下面的“县故”二字脱去，还把“清”误作“信”。戴震改为《注》文，补“又”并改正各字，并说：现在考察，屯氏别河又向东流，承接前文“经过信成县，张甲河从这里分出”；以下则重新叙述屯氏别河的支津。全祖望、赵一清本改为《注》文，增补、改正文字也相同。赵一清说：吴本作“清阳”。后魏从清阳迁置县治。又向东北流，经过陵乡南面。守敬按：陵乡详见《淇水》篇下文，东武城县也在那里。又向东北流，经过东武城县故城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东阳县故城南面。朱本把上面二十八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本同。守敬按：汉代东武城县

译属清河郡，后汉时撤销，在今恩县西北六十里。《地理志》说：王莽把它改名为胥陵。俗人称它为高黎郭，不对。应劭说：东武城。守敬按：东武城县详见《淇水注》。县东北三十里有阳乡。赵一清认为这里指上文的陵乡，把“阳”改为“陵”，并说：《淇水注》引用应劭的话，作“西南七十里”，两篇《注》文彼此不同。守敬按：赵一清错了。《淇水》篇说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乡，指的是已经废置的陵乡县；这里说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指的是已经废置的东阳县。应劭的说法本来是两条，郦道元分别引用，名称不同，方位也不同，怎么能混为一谈？这是原来的县。又向东流，散开断绝，再也没有水道可以通行。戴震说：按《注》文，屯氏别河支津的叙述到这里结束。会贞按：屯氏别河支津共有四条：尚未分为南、北两渎时，支津一条；分流以后，北渎的支津一条，南渎的支津两条。这里说的是分流以前的支津，它位于屯氏别河北面；因为支津向东经过清河郡北面，而屯氏别河经过清河郡南面。屯氏别河——会贞按：以下重新叙述屯氏别河故道，省称为“别河”。又向东北流，经过清河郡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清河故城西面。朱本把上面二十一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并把“别渎”改作“别河”，说：现在考察，以下都是《注》文中叙述屯氏别河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本改为《注》文，也改作“别河”。汉高帝六年，把王吸封为侯国。朱本《笺》说：《汉功臣表》记载，高帝六年封王吸为清河侯。吴本作“王及”，是错误的。赵一清说：按《史记》功臣表，作清阳侯王吸；《索隐》说，《汉表》作清河。《地理志》说，清阳县是清河郡所属的县。《寰宇记》说，后汉甘陵国被撤销后又恢复为县，晋代撤销，在厝城西南七里设置清河县；后魏又迁置清河县，并把清河郡合并到厝城故城中。又说，清阳是汉代县，后汉并入甘陵。西晋撤销甘陵，在此设置清河郡，治所设在清阳县，恢复了汉代的名称。现在《注》说汉代封王吸为清河侯，大概采用的是《汉表》的说法。《地理风俗记》说：甘陵郡东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世人称为鹊城。赵一清说：按《续汉志》说甘陵原为厝县，鹊城就是厝城的音变。城之转音。守敬按：甘陵就是《地理志》中的厝县，在大河故道北面；这里的清河故城在屯氏别河以南。两座城之间隔着屯氏河，所以鹊城不可能就是厝城。也许世人误把这座城当作厝城，后来音变称为鹊城，郦道元只是按照听到的说法把它记载下来。又向东北流，经过绎幕县南面。守敬按：绎幕县详见前文大河故道条下。分成两条水道。屯氏别河的北渎向东流，经过绎幕县故城南面，又向东横越大河故道。朱本把“绝”误作“邑”，赵一清、戴震改正。又向东北流，经过平原县。会贞按：这里的平原县是后魏的平原县，即今平原县县治，不是上下文所说的平原县故城。支津向北分出，流到安陵县后便断绝。守敬按：安陵县详见前文大河故道条下。会贞按：这是屯氏别河北渎北面的支津。屯氏别河北渎又向东北流，经过重平县故城南面。朱本把“屯氏别河北渎东径”以下五十三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文，并说：现在考察，以下都是《注》文叙述屯氏别河北渎，承接上文“分为二渎”。全祖望、赵一清本改为《注》文，同。应劭说：重合县。守敬按：重合县详见下文。西南八十里有重平乡，是原来的县。守敬按：汉代重平县属勃海郡，后汉撤销；后魏孝昌年间重新设置，天平初年属安德郡，那是在郦道元之后。[五一]李兆洛说，汉代重平县在今宁津县南面，后魏重平县在今德平县西北三十里。又向东北流，经过重合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重合县属勃海郡，后汉、魏沿袭。后魏天平初年属安德郡，那是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重合县治所在重合城，在今乐陵县西北。又向东北流，经过定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定县属勃海郡，后汉撤销，在今乐陵县西北。汉武帝元朔四年，把齐孝王的儿子刘越封为侯国。朱本把“越”误作“成”。赵一清说：按《史记》《汉书》功臣表都作“越”；《史记》功臣表谥号为“敬”，《汉书》功臣表谥号为“敷”。《索隐》说，《说文》把“敷”读作“跃”。但现在《说文》注音为“芳无切”，没有“跃”的读音，恐怕是错误。曾经考察过，这里本来应当是某个字，中山 靖王的儿子有临乐侯光。齐国太史（徐广读作“跃”），可以作为证明。守敬按：《索隐》所引《史记》本作〔缺字〕。《汉书杂志》说：“〔缺字〕为〔古穆字〕之，敷又〔缺字〕之。”今本《史记》作“敬侯”，是后人凭意改写的。戴氏改作“越”。《地理风俗记》说：“饶安县。”守敬按：此县详见《淇水》篇。县东南三十里有定乡城，是旧县城。守敬按：前汉时属勃海郡，后汉废除。叶圭绶说，在今乐陵县西北。屯氏别河北渎又向东流，进入阳信县境，今已无水。又向东成为咸河，向东北流经阳信县旧城北面。朱氏将这三十字误作《经》，又把“东入”以下误置，写作“信阳”。戴氏改为《注》，并改“阳信”，全氏、赵氏同改。《地理志》说，阳信是渤海郡所属的县。守敬按：汉代属勃海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属沧州乐陵郡。《地形志》说，阳信郡治在阳信城。叶圭绶说，在海丰县北十七里，即今信城。向东注入海中。戴氏说：按《注》中叙述屯氏别河北渎到此为止。屯氏别河南渎从平原向东截断大河旧河道，又流经平原县旧城北面。守敬按：旧县详见后文大河以下。分出的支津从右侧流出。朱氏在“枝”字上衍有“东北”二字，把“右”误作“又”，赵氏、戴氏删改。向东北到达安德县界。会贞按：该县详见下文。向东与商河汇合。商河详见后文。会贞按：这是屯氏别河南渎的第一条支津，在南渎以南。商河详见后文。屯氏别河南渎又向东北流，在平原县境内另有一条支渠从右侧分出，到安德县便断绝。会贞按：这是屯氏别河南渎的第二条支津，也在南渎以南。

译屯氏别河南渎从平原城北面起源，承接大河旧河道向东流出。会贞按：这里所说的平原城，就是上文所说的旧城。上文已经叙述南渎截断大河旧河道，又流经平原旧城北面；这里因为要说明南渎就是笃马河，而笃马河从大河分出，所以特意说它起初承接大河向东流。它也通称为笃马河。朱氏把“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以下至此”误作《经》，戴氏改为《注》。戴氏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都是《注》中叙述屯氏别河南渎所流经之处的文字。全氏、赵氏也作同样改动。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平原县有笃马河，向东北流入海，流程五百六十里”。朱氏脱去“行”字，赵氏补入，并说：以黄本校勘，黄本脱“海”字，此本脱“行”字。戴氏也补入。守敬按：《沟洫志》记载，成帝时孙禁说，现在可以在平原金堤之间决开河道，疏通大河，使水流入笃马河旧道，至海有五百多里。大概元帝永光五年屯氏河决口断流，其中包括屯氏别河；别河南渎也称笃马河，所以称作旧笃马河。它向东北流经安德县旧城西面。守敬按：汉代安德县属平原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中兴年间属冀州安德郡，在郦道元之后。旧城在今陵县东南三十里。又向东北流经临齐城南面。朱氏把这十七字连同下面“始”字误作《经》，《笺》说“始”字属于《注》。戴氏全部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起初，东齐尚未归顺，北魏修筑城池来监临它，所以这座城得名“临齐”。守敬按：《魏书·傅竖眼传》说，傅灵根任临齐副将，镇守明潜垒；又说，灵根想向南逃走，被临齐人察觉，于是锉斩杀死。魏代鬲县县治在这座城。今为陵县县治。水流又弯曲着经过城东的旧河道，河道宽四十步；又向东北流经重丘县旧城西面。朱氏将这二十二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说：“秋季，诸侯在重丘结盟。”朱氏脱去“于”字，赵氏据《左传》补入，戴氏也补入。朱氏作“讨伐齐国的缘故”，赵氏、戴氏同作。守敬按：《左传》作“齐成故也”，是“成”“伐”字形相近而造成错误，又把“齐”字错移到上面，现予订正。重丘，杜预只说是齐地，没有说明所在，范宁也如此。《寰宇记》说，重丘在聊城县东南，与《左传》所说诸侯在重丘会盟相近。顾栋高、梁履绳的说法相同。大概《春秋》这一年夏天诸侯在夷仪会见，这次在重丘结盟的诸侯就是此前那些诸侯；聊城与夷仪相近。郦道元则把汉代的重丘县作为此地，顾祖禹、高士奇两种说法都保留。[五二]应劭说：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丘乡，就是旧县所在地。守敬按：汉代重丘县属平原郡，后汉废除。即今陵县东北二十里的神头镇。又向东北流经西平昌县旧城北面。朱氏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北海有平昌县，所以加上“西”字。赵氏说：《汉志》有两个平昌县，一个属平原郡，一个属琅琊郡。《续志》记载，北海国有平昌侯国，原属琅琊；平原郡没有平昌县。平原郡有九县，数目正好相合，可见是后来省并了。《晋志》作“平原国西平县”，大概是今本错误，脱去了“昌”字。《地形志》安德郡平昌县下说，二汉、晋属平原；后汉、晋称西平昌。这说明“西平昌”之名沿用于晋代，并扩展影响到后汉。守敬按：赵氏说法不对。后汉平原郡没有西平昌县，而乐安国下的注文中有“西平昌”三字，与上下文不相连，大概本是平原郡的最后一个县名，却误入乐安国注文之中。《宋志》说，平昌是汉代旧县，后汉没有。《晋太康地志》称为西平昌。《寰宇记》说，汉代为平昌县，后汉改为西平昌。这些都是后汉存在西平昌的证据。《晋志》原本作“西平昌”，赵氏所见是误本，只是脱去了“昌”字。魏收说，平昌县县治在平昌城。根据乐史所说，县旧城在德平县西南三十里；后魏永熙二年去掉“西”字，迁到县东南。因此，郦道元在世时仍称西平昌，县治在汉代旧城；后来只称平昌，也不再是原来的县治。魏收撰志以武定年间为断限，写作平昌，这是正确的；但说县治在平昌城，则不对。宋代德平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汉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长君为侯国。赵氏说：沈氏认为《汉表》作地节四年，郦道元大概依据褚先生的《表》。王长君的名讳没有考定。旧渠水流分支。会贞按：就是别河南渎，只是改称为旧渠。向东流入般县，称为般河。会贞按：《地形志》说，般县有旧般河，大概也是九河的一条河道。会贞按：《尔雅》所说九河中，钩般是其中之一。《后汉书》…… 记载公孙瓒在般河击破黄巾军，说的就是这条河。朱氏脱去“后”字，赵氏说应作《后汉书》。又据《汉志注》，如淳说，“般”的读音与“面般”的“般”相同；韦昭说，读作“逋垣反”；颜师古说，《尔雅》解释九河时说“钩般”，郭璞认为水流弯曲如钩，曲折流行；但现在当地的读音采用韦昭的读法。全氏、戴氏都补入“后”字。守敬按：范晔《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在东光县南迎击黄巾军，大败黄巾；贼军逃走渡河，公孙瓒趁其一半渡过时进攻，再次大败他们。文中没有明确说是般河。这应当是别家所引的《后汉书》；注文只称《汉书》，也可能是司马彪《续汉书》，仍无法确定。又向东流成为白鹿渊水。守敬按：《地形志》记载，沧州乐陵有白麻泉神，大概“鹿”“麻”字形相近而误写；又因为唐代避讳，把“渊”改作“泉”。《方舆纪要》说，白鹿渊在德平县东北。南北长三百步，东西宽一千多步，深三丈多。这里的水冬季清澈、夏季浑浊，停滞而不流动；如果夏季洪水泛滥，水深达到五丈，才会流入般渎。赵氏据《名胜志》在“渎”下补“焉”字。

译守敬按：不必增补这个字，但如果把“般渎”归入上文阅读，意思是对的。戴氏把“般渎”归入下文，说九字为一句，不对。又流经般县旧城北面。朱氏把这七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是《注》中叙述屯氏别河南渎称为般河的文字。全氏、赵氏同改。守敬按：汉代般县属平原郡，后汉、魏沿袭，晋属平原国；后魏中兴初年属安德郡，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般县县治在般城。在今德平县东北二十里。王莽改名为分明。向东流经乐陵县旧城北面。朱氏把这八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守敬按：汉代乐陵县属平原郡，后汉沿袭，魏属乐陵郡，晋属乐陵国，后魏为乐陵郡治。《地形志》说，乐陵有乐陵城。《寰宇记》说，后魏永平二年把乐陵迁到今县东五十里。叶圭绶说，旧城在今县东南二十五里。《后汉书·袁绍传注》说，盘河旧道在今德州昌平县，流入沧州乐陵县，今名枯盘河。《通典》说，古代钩盘河在乐陵县东南。唐代乐陵县在今县西北。《地理志》说：这里是旧都尉治所。守敬按：《汉志》作“都尉治”；“故”字是郦道元加的。伏琛、晏谟…… 守敬按：伏琛所撰《齐记》，《隋志》《唐志》都没有著录；《初学记》《御览》《寰宇记》都引用过它，本书引用尤其多。文廷式补入《晋书·艺文志》。晏谟。守敬按：晏谟所撰《齐地记》，《隋志》未著录，《唐志》著录二卷。据《晋书·慕容德载记》，晏谟是晋代青州人。他说：平原县的辖地。守敬按：意思是这个地方过去属平原。现在分置为郡。守敬按：《晋志序》说，魏武帝设置乐陵郡；《宋志》说，魏代设置乐陵郡。伏琛、晏谟都是晋代人，而且晋代已是乐陵国，他们说“现在分置为郡”，只是概括而言罢了。[五四]又向东北流经阳信县旧城南面。守敬按：该县详见前面别河北渎下。《元和志》说，钩盘河经阳信县北四十里。唐代阳信县在今县西南。水向东北流入海中。朱氏把这十四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戴氏说：现在考察《注》中叙述屯氏别河南渎到此结束，全氏、赵氏同改。屯氏河旧河道从别河向东流经甘陵信乡县旧城南面。朱氏把这十九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戴氏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是《注》中承接上文叙述屯氏河的文字。全氏、赵氏同改。《地理志》说：顺帝改名为安平。赵氏说：这是应劭的注文，原文应为“信都国，明帝改名乐安，安帝改称安平国”。司马彪《郡国志》说，安平国原为信都，延光元年改名。延光是安帝年号，不是顺帝年号，郦道元误记了。戴氏改为“安帝”。守敬按：《汉志》记清河郡信乡，孟康说，顺帝改名安平；这里的注文只是脱去了“孟康”二字，其地在今临清州。如果是前汉信都国、后汉改为安平国的地方，那就是今冀州治，与屯氏河之间隔着屯氏别河、清河、张甲河、绛渎等水道，屯氏河怎么可能流经那里？赵氏没有核查《汉志》清河郡的信乡，却随意引用信都国的沿革来订正郦道元，大错。戴氏也没有详细考察，竟然照样改写，实在可笑。[五五]又按：《续汉志》只有安平国的安平县，没有记载由信乡改来的这个安平，大概不久便省并了。应劭说：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是旧县所在地。守敬按：这是应劭《地理风俗记》的文字，《淇水注》也引用过。屯氏旧河道又向东流经甘陵县旧城北面。会贞按：该县详见前文大河旧河道下。下文的灵县、鄃县也是如此。又向东。朱氏脱去“又东”二字，赵氏同样脱去，戴氏补入。流经灵县北面。又向东北流经鄃县。会贞按：《元和志》说，夏津县本是汉代鄃县，屯氏河在县北。它与鸣犊河旧河道汇合；鸣犊河在灵县南面承接大河旧河道。朱氏把“屯氏故渎又东”以下五句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地理志》说：河水从灵县分出，成为鸣犊河。会贞按：见灵县条下。《沟洫志》说，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口。这就是鸣犊河从大河最初分出的河口。冯逡说，灵县鸣犊口在清河郡东部边界。颜师古说，是清河郡灵县的鸣犊河口。《方舆纪要》说，鸣犊口在清平县东南。相关内容见下文。向东北流经灵县东面。守敬按：《续汉志》记灵县，刘昭注文引用《地道记》，其中有鸣犊河。《通典》说，高唐县有鸣犊河；南高唐本是汉代灵县地。向东流入鄃县。守敬按：《魏志·孙礼传》说，孙礼辨析清河、平原两郡的边界，上书说，边界实际以王翁河为界，而以鄃县的马丹候作为凭证；有人欺诈，拿鸣犊河作为界线。这是鸣犊河在鄃县的证据。又向北与屯氏渎汇合。朱氏把这上面的十六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屯氏渎也兼有鸣犊渎的称呼。守敬按：这句话先说明屯氏渎就是鸣犊河，为下文的鸣犊口作铺垫。又向东流经鄃县旧城北面，向东北与大河旧河道汇合，称为鸣犊口。朱氏作“谓之口”，有脱文。戴氏补“鸣犊”二字，并说：《注》中叙述屯氏河到此为止。赵氏据《沟洫志》补“灵鸣犊”三字。

译会贞按：《沟洫志》称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口，因为鸣犊河最初分出的河口在灵县，所以称“灵鸣犊口”。这里《注》所指的河口，是鸣犊河下游与屯氏渎汇合后流入大河的地方，与《沟洫志》所说的河口首尾不同，而且在鄃县东北，已经不属于灵县境内，怎么能也称为“灵鸣犊口”呢？因此赵氏增补“灵鸣犊”三字是不对的。戴氏只补“鸣犊”二字，是正确的。《十三州志》说：鸣犊河向东北流到修县，注入屯氏河。守敬按：《汉志》说，灵县鸣犊河向东北流到蓨县，注入屯氏河；《十三州志》所据本于此。修县详见《淇水》篇。考察河道，鸣犊河其实到不了修县。赵氏说：按《汉志》魏郡馆陶县下说，河水分出一支成为屯氏河，向东北流到章武入海，经过四郡，流程一千五百里。《沟洫志》说，元帝永光五年黄河在清河郡灵县鸣犊口决口，屯氏河于是断绝。大概屯氏河在汉代断流以后不再流通，幸赖《水经》和郦道元《注》保存了它的旧河道，以及别河、南北二渎和张甲河等，也得以附带记载。否则这些遗迹就无法知道，名称也无法辨明，就像颜师古所说的那样：隋代分划州县时，误把毛氏河作为设置毛州的依据。[按：设置毛州的事见《周书》。]会贞按：意思是鸣犊河旧河道到鄃县时已经流入屯氏河，不可能再到修县。考察郦道元叙述屯氏河、鸣犊河的情况，可知与班固不同。《地理志》说，屯氏河发源于馆陶，到章武入海，经过四郡。《沟洫志》说，屯氏河经过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郦道元叙述屯氏河，经过汉代魏郡、清河二郡的地域；叙述屯氏别河及南北二渎，则经过魏郡、清河、平原、勃海四郡的地域。如果把《沟洫志》中的“信都”看作“平原”之误，那么班固说鸣犊河到蓨县注入屯氏河，而蓨县属于信都郡，这就是屯氏河经过信都的证据；这样班固与郦道元仍无法强行贯通。况且班固说鸣犊河在蓨县注入屯氏河，郦道元说在鄃县注入，也互有差异。近代儒者支持班固的就驳斥郦道元，支持郦道元的就驳斥班固，始终不能折中确定一种说法。论时代而言，班固接近西汉，他所说的应当可信；然而郦道元清楚叙述各条水道的流经之处，并且对于鸣犊河明确说“考察河道，它到不了修县”，可知他的记载也确有根据。大概是两个人见闻不同，各自以所掌握的材料为依据罢了。至于班固只记载张甲河这一条水道，郦道元分为左渎、右渎，这是记载有详略之别，并不是彼此矛盾。赵氏知道…… 郦道元的《注》保存了汉代的旧河道，却不知道郦道元与班固有不完全相合的地方，所以特意在这里揭示出来。又向东北流经卫国县南面。朱氏在“过”字上衍出“右”字，全氏、赵氏同样保留，戴氏删去；全氏又删去“国”字。全氏说：按东汉到晋代，都称卫县，不称卫国县。东汉把卫县改为卫国，但从未把“国”与“县”连称。拓跋氏才开始称卫国县，郦道元《注》中所说的就是这种名称。《经》文及《注》中引用京相璠《土地名》的地方，都应称作卫县，这是后人妄自添加的。赵氏、戴氏也删去。守敬按：《续汉志》《晋志》都作“卫”，《地形志》才开始作“卫国”；这里《经》文和《注》中引用京相璠的文字作“卫国县”，似乎是错误。然而《汉志》观县注文中，应劭说，世祖改名卫国，以此封给周朝后裔。《元和志》说，后汉把观县改为卫国县。《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七年分割东郡的卫国县，增益魏郡。《乐进传》说乐进是阳平郡卫国县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文说，今卫国县西北有地名五鹿。《宋志》有卫国令，《晋太康地志》也有记载。因此东汉、魏、晋都称卫国县，十分确切。司马彪后来改称卫公国，与汝南郡的宋公国相同，[宋代没有称作国县的例子。]后来唐代修撰《晋志》，于是把这一说法作为依据，也只作卫县。既然如此，这里的《经》和《注》并没有讹误；全氏没有详细考察，反而说“国”字是后人妄加，赵氏、戴氏也贸然依从，实在疏忽。又向东北流经卫国县南面，那么县城在河的左岸，这应是“左过”，不是“右过”；而且《经》中本来没有“左过”“右过”的说法。全氏、赵氏不知道“右”字是衍文却仍然保留，错了。又向东北流经濮县北面，瓠子河从这里发源。守敬按：《经》说先经过卫国、后经过濮阳；《注》却说先经过濮阳、后经过卫国，彼此不合。《注》没有辨明《经》的错误，怀疑这两句原本应在“又东北过卫国县南”之前，后来传抄时颠倒了。《瓠子河》篇见后文。河水向东流经铁丘南面。朱氏把这七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铁丘、戚邑都在长寿津以东，濮阳、卫国两县西南，这是《注》的文字，不能与《经》混淆。全氏、赵氏同改。《春秋左氏传·哀公二年》说：郑国的罕达率军出征，赵…… 朱氏在此处补入“救卫”二字。邮无恤为简子的车夫，卫太子任车右，登上铁丘，朱氏把“上”误作“丘”，赵氏据《左传》改正，戴氏同改；远望看见郑军，卫太子从车上跳下。守敬按：《注》把《经》和《左传》合在一起解释，说的就是这里。京相璠说：“铁，是丘名。”守敬按：杜预的注文也这样说。杜预说：在戚邑南面。守敬按：杜预的注文和《释例》都这样说。《括地志》说，铁丘在卫南县东南十五里。《元和志》说，在县东南十里，都是错误的。唐代卫南县在黄河以南，与郦道元所说河水流经铁丘南面不合。《寰宇记》说，铁丘在顿丘县西北五里。宋代顿丘县就是今天的开州治所。黄河北岸有一座古城，是戚邑。朱氏把“古”误作“目”，又重叠“城”字；《笺》说旧本作“河之有竿城”，宋本作“河之西岸”，吴本作“河北”，吴本不对。赵氏、戴氏都依宋本，全氏认为“西”字错误，依据赵琦美本改作“南岸”。守敬按：郦道元上文已经说明是河的北岸，这里不可能又说“河北”，吴本显然错误。下文又说河南有龙渊宫，可知竿城不在河南。并且明言濮阳与卫国以河分界，河南属于濮阳，卫国在河北，不可能有河南之地。竿城属于卫国，怎能说在南岸？全氏改作南岸也错，仍以“西岸”为是。《注》上文虽说河水向东流，依据《经》实为向东北流；河的左岸可以称北岸，也可以称西岸，所以既说河的北岸有古城，又说河的西岸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元年〕

译古城，又说河的西岸有竿城。《郡国志》说，卫县有竿城。[五六]守敬按：刘昭注文说，前书写作发干城。这不对。发干是大河旧河道流经的地方，不在这里。郦道元没有引用发干城，见识高明！何义门认为郦道元不如刘昭博学，却不知道刘昭的注文错误很多，他的学问不能与郦道元相比，哪里还谈得上博学不博学呢？河南有龙渊宫。武帝元光年间，黄河在濮阳决口，洪水泛滥十六郡，征发十万人堵塞决口，并修建龙渊宫。守敬按：见《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大概武帝在决口旁、龙渊附近修建宫殿，所以称为龙渊宫。守敬按：《汉书注》引如淳说，《三辅黄图》有龙渊宫，今长安城西有其庙址。《沟洫志》说，救治黄河决口时也在旁边修建龙渊宫。[五七]刘攽说：我认为救治黄河决口和修建龙渊宫各自是两件事，不是因为救河而同时修宫。沈钦韩说，这是武帝亲自修建的庙。《长安志》说，汉武帝龙渊庙在兴平县东北十七里。《水经·渭水注》说，成国旧渠又向东流经龙泉北面，渠的北面是旧阪，龙泉庙就在这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三里〕 又据《河水注》，河南有龙渊宫，大概是武帝在黄河决口旁、龙渊附近修建宫殿，所以称龙渊宫。这里也是依据如淳所说和《沟洫志》的有关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三年、十七里〕 按：《沟洫志》没有“龙渊宫”的记载；黄河在瓠子决口后二十多年，才在元封年间修筑宣防宫，并不是这一年。如淳说错了。河水向东北流，经过濮阳县；县北面有濮阳津。朱氏把这十五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经》把濮阳列在卫县之后，和地理位置不合，所以《注》纠正了它的错误。全氏、赵氏同改。濮阳旧城在河南，与卫县以河为界。守敬按：濮阳在河南，卫国在河北，两县以黄河为界，所以说“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守敬按：《瓠子河注》说，濮阳县北十里就是瓠河口，详见该篇。有金堤。守敬按：《寰宇记》说，金堤在顿丘县北十里，又在清丰县南四十五里、德清军城东南五里。宋代顿丘就是旧濮阳县地，清丰、德清的地域也相互接近。有宣房堰。宋本把“堰”误作〔缺字〕，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史记·河渠书》说，汉武帝堵塞瓠子决口，在上面修筑宫殿，命名为宣房宫。[五八]《瓠子河注》也称瓠子堰为宣防堰。到了汉代，黄河冲决金堤。守敬按：《汉书·成帝纪》说，建始四年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沟洫志》说，河堤使者王延世用了三十六天堵住决口，河堤修成。涿郡人王尊。朱氏把“尊”误作“遵”，下文同，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王尊事迹详见《河水注》第二篇。王尊由徐州刺史调任东郡太守。朱氏把“徐”误作“益”。赵氏说：按《汉书》，王尊是从徐州刺史调任东郡太守，不是益州。戴氏改为“徐”。河水盛大泛滥，淹没瓠子，金堤决坏。守敬按：这也是成帝时的事，但发生在建始四年以后。王尊亲自率领百姓和官吏投入白马，沉入水中，向水神河伯祈祷；又亲自拿着圭璧，请求以自身填塞堤防，住在堤上。官吏和百姓都逃走。戴氏作“民吏”。王尊站立不动，水波涨到齐足便停止了。[五九]公私双方都赞叹他的勇敢和节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里〕 守敬按：见《汉书·王尊传》。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卫国县南面，向东流形成郭口津。赵氏说：黄氏说“郭口”一作“国口”；全氏说一作“谷口”。《通鉴·晋纪》记载，晋太元十年，前秦苻丕与檀玄在谷口交战。胡三省说，谷口在枋头以西，就是这里。《汉志》说，河内郡隆虑县有国水，向东流到信成，注入张甲河，经过三郡，流程一千八百四十里。《汉志》所载的河流，大多能在《水经注》中见到，唯独没有记载国水，留下的蛛丝马迹大概靠这段文字。胡东樵想考求详情却没有结果，竟把它当作淇水，不对。[六〇]守敬按：郭口津无从考证。全氏因为有一种版本作“谷口”，就把枋头以西的谷口当作这里；却不知道枋头在黎阳西南，不可能在卫国东面。又因为有一种版本作“国口”，就拿《汉志》的国水来解释；却不知道《汉志》的国水是洹水之误。而且那条水从隆虑到信成，也不可能到卫国东面，与这里的津口都无关。考察《沟洫志》，又修筑石堤，使它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面。东郡津也没有可考的记载。卫国县东面属于东郡地域；“郭”字又与“郡”字字形相近，这里莫非是“东郡津”误写成“郭口津”吗？卫国县以东是东郡的地域，“郭”字又与“郡”字形近，这里难道是把“东郡津”误写成“郭口津”吗？

译河水又向东流，经过鄄城县北面。朱氏把这二十四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守敬按：汉代鄄县属济阴郡，后汉沿袭，魏属东郡，晋属濮阳国，后魏为濮阳郡治。旧城在河南十八里。守敬按：《方舆纪要》说，在今濮州东二十里。王莽时称鄄良。兖州旧治所在，魏武帝起兵创业，开始就在这里。守敬按：《续汉志》说，兖州刺史治昌邑。《魏志·武帝纪》说，初平三年，鲍信与万潜等人到东郡迎接太祖，推举他兼任兖州牧；四年春，军队驻扎鄄城。宋白说，汉献帝在鄄城设置兖州，大概曹操任刺史时才开始把治所设在这里。河边的城邑中，这里最为险峻坚固。《晋八王故事》。会贞按：《隋志》著录《晋八王故事》十二卷，没有作者姓名；《两唐志》作十卷，题为卢綝撰。按《晋书·卢志传》，卢綝是卢志兄长的儿子，大概就是此人。书中说：东海王司马越在鄄城治事。城墙无故自行坍塌七十多丈，司马越厌恶此事，迁到濮阳治理。会贞按：《晋书·越传》记载大致相同。城南有魏代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的庙，庙南有邓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广武将军、兖州刺史、关内侯安定人彭超所立。会贞按：兖州刺史彭超见《晋书·苻坚载记》。黄河南岸有新城，是宋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前锋进入黄河时修筑的。会贞按：王玄谟任宁朔将军、率前锋进入黄河，见沈约《宋书》；他的本传没有说修筑城池，此事应当出自别家《宋书》。在今濮州东北。北岸有新台，鸿墓层层堆积，宽广而高数丈，就是卫宣公所筑的新台。守敬按：《诗序》说，卫宣公娶伋的妻子，在河边修筑新台来迎接她。《地形志》说，临黄县有卫新台。《通典》说法相同。《寰宇记》说，在鄄城县东北十七里，北距黄河四里。这些都与《注》相合。现在的位置在观城县东南、濮州东北。可是《续汉志注》引用杜预的话说，卫国修筑新台，在阳平县北面，只有这一说不同。《诗》。守敬按：《邶风》中有《新台》篇。有人认为是齐姜所作。守敬按：《诗序》说是卫国人所作，用来讽刺卫宣公。这里作为卢关津。朱氏把“卢”作“庐”。赵氏说“庐”应作“卢”。《方舆纪要》引《唐志》说，卢关津又名高陵津。宋祁说，在临黄县东南。按“卢”“庐”在古代也可通用。会贞按：《新唐志》临黄县下原作“卢津关”，顾氏引用的也是“卢津关”，赵氏改字是为了与此《注》相合。考《新唐志》鄄城县下也作“卢津关”。又《元和志》说，卢津关就是古代的高陵津，在临黄县东南三十五里。它称卢津关即高陵津，与《唐志》相同；而《晋书·石勒载记》又作卢关津，与这里的《注》相合。大概从关的角度说称“卢津关”，从津的角度说称“卢关津”。台东面有一座小城，地势崎岖，城垣倾颓；台基靠着河。朱氏脱去“址”字，赵氏据《名胜志》所引文字补入，戴氏同补。民间称它为邸阁城。朱氏把“邸”作“底”，赵氏同样写作“底”，戴氏改正。守敬按：《淇水》《浊漳》《洧水》等篇都有邸阁。疑心这是旧日关津都尉的治所。会贞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关都尉是秦代官职。《武帝纪》说，迁弘农都尉治于武关，指弘农郡函谷关的都尉。《地理志》说，阳关、玉门关都设有都尉治所。《续汉志》说，建武六年裁撤关都尉。可见只有关都尉，没有“关津都尉”；这里的“津”字应是受上文错误文字影响而衍生的，情况尚未详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里、四里、三十五里〕 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范县秦亭西面。朱氏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改。守敬按：范县详见《瓠子河》篇。《续汉志》说，范县有秦亭，所以郦道元称为范县的秦亭。《春秋》杜预注文说，范县西北有秦亭，《瓠子河》篇另有引用。《地形志》说，济州东平郡的范县都以秦城为治所，就是这里。《一统志》说，在范县南三里。叶圭绶则说，在县东二十里。《春秋经》记载：在秦地筑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守敬按：见鲁庄公三十一年。范宁说，秦是鲁国的土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里〕 （此台）在县城东二十里。《春秋经》记载：这是在秦地修筑的台。守敬按：见《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范宁说：“秦”是鲁地。《史记·赵世家正义》引用说，繁水的北面，所以称为繁阳，大概是抄写时改动了文字。《通典》说，内黄县有繁河；汉代繁阳县旧城在县东北〔原本误作“西北”。〕繁阳县后来废并入内黄，所以繁河在内黄。张晏说，县境有繁渊。赵氏说：按《汉志》，张晏说，繁渊是它的界水。《春秋·襄公二十年》经文记载：鲁襄公与晋侯、齐侯在澶渊结盟。杜预说：澶渊在顿丘县南面，今名繁渊。赵氏说：按《春秋》有两个澶渊。襄公二十年在澶渊结盟，杜预说，澶渊在顿丘县南面，今名繁污；这是卫国的土地，又靠近戚邑的田地。襄公二十六年《传》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七里、三十里〕 《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文说：“在繁水之北，所以称为繁阳。”这大概是传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通典》说，内黄县有繁河；汉代繁阳县的故城，在县城东[原误西。]北方。繁阳后来废弃并入内黄，所以繁河在内黄。张晏说：县境内有繁渊。赵云：按《汉书·地理志》，张晏说：“该县的界域是繁渊。”《春秋·襄公二十年经》记载：鲁襄公与晋侯、齐侯在澶渊结盟。杜预说：澶渊在顿邱县南，现名繁渊。赵云：按《春秋》，有两个澶渊。襄公二十年在澶渊结盟。杜预说，澶渊在顿邱县南，现名繁污。这是卫地，又靠近戚田。襄公二十六年《左传》说：

译（鲁僖公）在澶渊会盟，以讨伐卫国，并划定戚田的疆界。这是卫国的澶渊。鲁僖公三十年，在澶渊会盟，是因为宋国发生灾害。许慎《说文》说：“澶渊之水在宋国。”这里就是宋地。司马彪《郡国志》记沛国杼秋县，说它原属梁国，有澶渊聚。因此，澶渊并不是这里所说的繁污。会贞按：《释例》也说，澶渊是顿邱县南面的繁污地。郦道元引用杜预的话作“繁渊”，大概是所见版本不同。《寰宇记》说，澶渊在临河县东南十七里、黎州东北八十里。宋代的临河县在今开州西六十里，所以黎州治所在黎阳县。[黎阳县见前文。]澶渊就是黎渊，也称浮水。从前魏国迁都大梁，赵国用中牟交换魏国的土地。守敬按：赵国用中牟交换魏国土地的文字，也见于《渠水》篇，出处未详。这里的河北中牟，详细说明见该篇。因此《地理志》说：“赵国南到浮水、繁阳。”朱本“地理”二字脱落，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赵地南至浮水繁阳”见《汉志》末，此处应作“故《地理志》曰”。“浮水”二字没有错误。但刘文淇《楚汉疆域志》认为“浮水”可能是“滏水”的错误；汪士铎又怀疑是“洹水”的错误。考察《战国策》，赵国的荡阴、朝歌都在滏水、洹水以南，怎么能说赵国只到滏水、洹水呢？刘氏、汪氏大概拘泥于浮水不在邯郸正南方，所以产生这种疑问；他们不知道古书说“北”时往往包括东北、西北，说“南”时往往包括东南、西南，这种情况很常见。浮水在赵国的东南面，所以班固概括说赵国南到浮水。这里就是那条故渎。赵云按：《书叙指南》说，《水经》在澶州一带有地名“龙刍”，今本没有，大概是脱失了。这条故渎向东与黄河故渎断绝，向东经过五鹿之野。朱本把这十四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都是《注》中叙述浮水所经过的地方。全本、赵本也改作《注》。晋文公曾在野人那里接受土块。守敬按：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就是这里。京相璠说：“现在卫国县西北三十里……”赵本、戴本删去“国”字。会贞按：不对。详见上文。那里有五鹿城。朱本把“城”误作“地”，赵本改说应作“城”。《国语》说：“齐桓公筑五鹿，以保护诸侯。” 全本、戴本也作如此。现在属顿丘县。赵云按：杜预说，卫地有两个五鹿：一个在元城县东，一个在卫县西北。《寰宇记》说，元城县东的五鹿墟，就是重耳乞食的地方。这里是五鹿城，道元把两处合为一处了。守敬按：赵氏说得很不清楚。杜预《注》说：“现在卫县西北有地名五鹿，阳平郡元城县东也有五鹿。”列举两处，说明他大概有意存疑。前面所说黄河故渎经过的五鹿，是杜预所说的元城五鹿；这里浮水故渎经过的五鹿，是杜预所说的卫县五鹿。郦道元在这里叙述重耳的事，大概是因为杜预先说卫县五鹿，所以以卫县之说为主吧？《寰宇记》的说法，则采用杜预关于元城五鹿的观点，与郦道元不同。赵氏引用《寰宇记》说郦道元把两处合为一处，这是什么话？浮水故渎又向东南流，经过卫国国邑城的北面。朱本把“邑”字以上的句子误作《经》文，又脱“卫”字。戴本改为《注》，并补“卫”字，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郦道元把卫国国邑和卫国县分作两处，大概是汉代封卫公于此处，这座城与卫国县并非一地。《地形志》说，卫国县有卫国城，就是这里所说的卫国国邑之地。在今清丰县西南十五里。这里是旧卫公国，汉光武帝把它封给周王室的后裔。守敬按：《续汉志》记为卫公国。《汉志》观县《注》引应劭说：“夏代有观、扈，世祖改名为卫国，用来封给周王室后裔。”水又向东流，经过卫国县旧城的南面。守敬按：汉代观县属东郡，后汉改名为卫国县，仍属东郡；魏属阳平郡；晋属顿丘郡；后魏沿袭不变。在今清丰县南五里、观城县西南五十里。这里是古代的斟观。朱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应劭说：“夏代有观、扈。”守敬按：见上文。说的就是这座城。朱本《笺》说：《左传》所谓“夏有观、扈”，是指五观和有扈。赵云按：所谓观扈，就是五观；《汉志》所谓畔、观，与有扈相同。有人说，这就是太康失德时的五个臣子。王应麟说：五子述说大禹的告诫而作歌，难道能与朱均、管叔、蔡叔相比吗？《水经》采用韦氏的说法，[六二]是不对的。全氏说：夏代有斟灌，没有斟观；莫非是“畔”字字形接近“斟”，因而误写了吧？守敬按：斟灌详见《巨洋水注》，在寿光县东，并不是这里。全氏认为“畔”字因字形接近“斟”而误写，然而畔县、观县本来是两个县；今本《汉志》误把它们合为一处，难道郦道元所见的版本已经有误吗？《竹书纪年》记梁惠成王二年。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烈王七年。齐国田寿率军攻打我国。朱本把“我”误作“赵”。全氏引沈炳巽说：今本《竹书》作“伐我”。按卫国在战国七国中臣属于魏，“我”字是对的。赵本、戴本改作“我”。围攻观城，观城投降。守敬按：《史记·田完世家》说，齐威王九年，在浊泽击败魏军并包围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出观地以求和解。这就是这次战事，只是“浊泽”是“观泽”的错误。《史记》又说，齐愍王七年攻魏，在观泽击败魏军，也可作为证明。浮水故渎又向东流，经过河牧城，然后向东北流出。朱本把这十四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郡国志》说：“卫本来是观的旧国。”朱本作“卫国”，《笺》说“卫”字下脱“故观”二字。赵本依《郡国志》补为“卫本观故”，戴本也补入。姚姓。全氏说：先宗伯公说，观、寻都是夏代的宗国，“姚”应作“姒”。会贞按：上文已经详细叙述观地，这里引用《郡国志》，只是为了证明河牧城而已。郦道元可能节略引用原文，作“卫国有河牧城”；“姚姓”二字是后人添加的，“卫”字下面不必增补。这里有河牧城。会贞按：《左传·隐公五年》说，郑人侵入卫国的牧地。杜预《注》说，牧是卫国的城邑。有人认为就是这里。《方舆纪要》说，在今观城县境内。水又向东北流，进入东武阳县，向东流入黄河。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注》中叙述浮水在这里终止。全本、赵本也改为《注》。又有漯水从这里流出。朱本把这六字也误作《经》文，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为《注》。守敬按：戴本是对的。漯水是著名的大河，所以全本、赵本仍把这句作为《经》文；但《汉志》说漯水出于东武阳，而《经》文并没有明确写到东武阳，只见于《注》。如果这句是《经》文，就会成为与上文瓠子河一样发源于濮阳，因此可以知道它不是《经》文。漯水详见后文。孙星衍说，“漯”应作“湿”。戴延之称它为武水。朱本把“水”误作“阳”，赵本、戴本改正。赵云按：《困学纪闻》说，太史公、班孟坚称大禹疏导两条水道引河水，一条是贝丘，一条是漯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七年、九年〕

译李垂《导河书》说：向东流的漯川，就是现在的泉源赤河；向北流到贝丘的，是现在的王莽故渎。汉代堵塞宣房后，所疏导的两条水道，大概只有漯川仍然存在；另一条是汉代决口形成的，从观城起，流入蒲台，这就是所谓武河。武河因汉武帝疏导黄河使其向北流而得名。会贞按：《注》后文东武阳县引应劭的话，说该县在武水北岸；如果认为这里指的就是漯水，那么戴延之关于武水的说法也出自应劭。朱本在此以下有“《地理志》曰，漯水至隅雉遗迹”一段。赵本相同。戴本认为原文在后面的《漯水》篇下，这里是重复出现，因而删去。黄河又向东流，经过武阳县东面、范县西面。守敬按：武阳县在黄河以北，范县在黄河以南；黄河在这里实际流经武阳县东南、范县西北，只是文字省略而说经过东西两面。《元和志》《寰宇记》说，黄河在朝城县东二十九里。唐代、宋代的朝城县，就是这里《注》所说的武阳县。黄河又向东北流。朱本把这十七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赵云按：《禹贡锥指》说，黄河从这里与漯水分流，向东北经过东阿、庄平等县，到千乘入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这是从西汉末年直到后魏时期漯川的源流情况。宋代黄河在商胡决口，朝城县一带的河流断绝，旧河道遗迹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九里〕 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东阿县北面。黄河在范县东北方向流过，形成仓亭津。朱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本改为《注》，说：现在考察仓亭津和柯泽都在东阿县西南，这应是《注》文，不能与《经》文混淆。全本、赵本也改为《注》。会贞按：《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皇甫嵩在仓亭与黄巾军交战。《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说，汉献帝时，程昱派遣别部骑兵截断仓亭津。“仓”有时写作“苍”。《晋书·载记》说，石闵与张贺度在苍亭交战。《述征记》说：仓亭津在范县境内。[六三]会贞按：在范县旧城西北。《方舆纪要》说，在今范县东北。按：应当在今阳谷县境内。距东阿六十里。会贞按：在东阿县城西南。《魏土地记》说：“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会贞按：根据下文，武阳有旧城和新城。《魏土地记》说津在县东北七十里，是就新城而言。所谓“津”，是河流、济水等水道的渡口。会贞按：《论语》说“让子路去询问渡口在哪里”。《集解》引郑玄《注》说，津就是渡河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六十里〕 黄河从右侧经过柯泽。朱本把这六字误作《经》文，并把“右”写作“又”。戴本改为《注》，并改“右”字，全本相同。赵本也改为《注》，又在下文增“东”字。会贞按：明抄本作“右”。《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说的“卫国孙文子在阿泽击败鲁襄公的军队”，就是这里。朱本把“阿”写作“柯”。《笺》说：今本《左传》作“阿泽”。杜预说，东阿县西南有大泽。赵本仍作“柯”，戴本改为“阿”。会贞按：高士奇说，东阿本是春秋时的柯邑，这里单称“阿泽”，是汉代人写作“阿”的依据。今阳谷县东面有运河经过，设有七级上下两闸，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古代的阿泽。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东阿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东阿县详见下文。《元和志》说，黄河在阳谷县北十二里。唐代阳谷县在东阿旧城西面，位于今阳谷县东北三十里。又向东北流出，流去汇入……朱本把这两句误作《经》文，脱去“又东北”三字。戴本改为《注》，补入三字，全本、赵本相同。《笺》说：孙星衍认为此下可能有“邓里渠”三字。赵云按：不对。但全本竟依照补入三字。会贞按：下文说黄河有支流向东流出，称为邓里渠；邓里渠正是从黄河分出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里〕 后来黄河又向东北流，与邓里渠汇合；邓里渠正是在这里与黄河汇合的，怎么能先说黄河流入邓里渠呢？而且黄河是大水，支渠较小，说黄河流入邓里渠也不合文义。所谓“流注”，不是说流入别的水，而是说黄河流行；《水经注》全书中常有“流注”这样的说法，孙星衍没有察觉。黄河分出一条支流向东流，称为邓里渠。会贞按：邓里渠详见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十二里、三十里〕 黄河又向东北流，经过茌平县西面。孙星衍说：“茌”应当作“茬”。守敬按：《说文》有“茬”字，没有“茌”字；《汉志》也作“茬”，《续汉志》《水经》及《水经注》却作“茌”。根据近来新出土的《杨叔恭碑阴》作“山茬县”，可知“茬”是正字，“茌”是俗体；宋祁校勘《汉志》反而说“茬”应作“茌”，这是错误的。黄河从邓里渠向东北流，经过昌乡亭北面。守敬按：《地形志》说，济北郡临邑县有昌乡城；又说顿丘郡临黄县有昌乡水，都不是这里。昌乡亭应当在今聊城县东南。水又向东北流，经过碻磝城西面。朱本把这两句误作《经》文，上句脱“水”字，下句脱“又东北”三字。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赵本补“水”字；赵本、戴本补“又东北”三字。守敬按：碻磝城就是茌平城，《注》下文明确说到。顾祖禹不知道《注》说经过碻磝城西，正是在解释《经》所说经过茌平县西，却误以为“过茌平”和“径碻磝”都是《注》文，反而指责旧志说碻磝城就是茌平城是错误的，也是没有认真读郦道元《注》。 《述征记》说：“碻磝……”朱本作“嚚磝”。《笺》说：克家认为应作“碻磝”。戴本改为“碻磝”。赵本改作“嚣磝”，并说：《宋书》作“敲嚣”；《史记》说殷仲丁迁都于隞，隞也写作嚣。守敬按：《大典》本作“碻磝”，所以“碻”字是对的。根据《宋书》可知，另有版本可能作“嚣磝”；传抄时误作“嚣磝”，又把“嚣”误成“嚚”。这是渡口的名称。守敬按：《资治通鉴》说，晋永和八年，姚襄驻军于碻磝津。《元和志》说，碻磝津在卢县北一里。卢县就是唐代的县名，即碻磝城。凡是从黄河乘船渡过的地方，都叫作津。会贞按：《汉志》说，河关县的黄河到章武入海，全程九千四百里。《水经》记载的是王莽以后时期的黄河，到了甲下城邑入海；与前汉时期黄河的下游相比，只少了几百里，因此渡口很多。但《注》所叙述的渡口，从左南津到漯沃津，总共不过二十多个，大概只是特别列举其中最著名的。碻磝城临近水边，西南角塌陷到黄河中。会贞按：《元和志》说，城西临黄河，晋代末年被黄河冲毁。宋文帝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攻下此城，后来又失去。到元嘉二十七年……朱本脱“七年、到彦之北入、拔之、后失、至二十七年”十二字，全本依据《通典》所引此文补入。

译赵本也补入，戴本不采用。守敬按：沈约《宋书·到彦之传》今已缺失。《南史·到彦之传》说元嘉七年北伐，却没有记载攻下碻磝的事。考《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引《宋书》说，元嘉七年，到彦之北征，攻下碻磝，后来又失守；至元嘉二十七年，等等。这应当是沈约《宋书》或其他一部《宋书》的文字，郦道元据此载入，今本《注》脱落，幸而《通典》保存了它。戴氏没有依照补入到彦之的事，是因为不愿详加考证。宋文帝任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他率前锋军进入黄河地区，平定碻磝并守卫此城。都督刘义恭认为沙城难以守住，召回王玄谟，命令他毁城撤军。守敬按：事情见《宋书·王玄谟传》。“沙城”一句见《南史》，但两书都只说召回并命令撤军，没有说毁城。后来又重新修筑此城。朱本把“更”误作“登”。《笺》说：《玉海》引文作“更”。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元和志》也作“更”，这句话仍然说的是宋代。后魏设置济州，州治就在这里。朱本《笺》说：《玉海》引文作“魏设置镇守，名为济州关”。会贞按：《地形志》说，济州在泰常八年设置，州治在济北郡碻磝城。考察后魏泰常八年相当于宋景平元年，在元嘉年号以前，所以后魏设置济州是在到彦之、王玄谟等人活动以前。郦道元大概因为碻磝最终归后魏所有，所以先叙述宋代的事情，后叙述后魏的事情。黄河冲毁了城的西南角，城又塌陷入河。会贞按：上文已经说城的西南角塌陷入河；这里又说“又塌陷”，可见城塌后曾重新修筑，后来又因黄河冲击而塌毁。《通典》称《后魏书》说，泰常八年在这里设置济州中城；外城是正光年间刺史刁宣所筑，周武帝又筑第二城，这就是碻磝旧城。大概碻磝在南北朝时期是重要城镇，所以屡次修筑，也可能是由于黄河冲击而多次崩塌。这就是旧茌平县。守敬按：《通典》引郭缘生《述征记》说：“碻磝城，就是汉代的茌平县。”汉代茌平县属东郡，后汉属济北国，魏属平原郡，晋代沿袭。《元和志》说，晋代末年迁到黄河以北治理。[见下文。]在茌平县西南五十里。应劭说：“茌，是山的名称，县在山的平地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九千四百里、百里、七年、二十七年〕 所以称为茌平。守敬按：《汉志》茬平县《注》引应劭说：“在茬山的平地上。”这是颜师古抄略了原文。《汉志》茬县《注》又引应劭说：“茬山在县东北。”茬平县在茬县西面，中间还隔着临邑、卢二县；或许有人把茬县、茬平县的山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这座茬山现在无从考定。《一统志》说它在茌平县治东北，土质呈赤色，山丘横向五百多步，相传金、元时期取土筑城，山因此被削平。这大概是后人附会，不足为凭。王莽封爵称为“功崇”。守敬按：《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封他的孙子王宗为功崇公。《经》文说：“大河在它西面，邓里渠经过它东面。”全氏说：这大概是概括引用《瓠子河》篇《经》文。戴氏说：考《水经·瓠子河》篇说，东北流经过茌平县东，成为邓里渠，就是这里引用的文字。会贞按：“大河”一句指本篇《经》文；“邓里渠”一句指《瓠子河》篇《经》文。就是这个城邑。从前石勒的主人师欢在茌平屯田耕种，石勒在这个县听到了鼓、角、鞞、铎的声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二十七年〕 朱本《笺》说：《十六国春秋》记载，石勒二十多岁时，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抓获，用枷锁押送到冀州，卖掉充作军赏。他向东到了平原，被卖给茌平人师欢为奴。每当在野外屯田耕种时，常常听到鞞、铎的声音；石勒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奴隶，其他奴隶也听到了。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二引《石勒别传》说，石勒在元康年间流落山东，寄居在平原茬平一带，给师欢家佣耕，耳中常听到鼓、角、鞞、铎的声音。可见郦道元所依据的《十六国春秋》只说鞞、铎，《晋书·载记》只说鼓、角，都是略写。茌平县西面与聊城县以黄河为界。朱本把“西”误作“而”，把“聊”误作“柳”。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聊城县详见后文漯水条下。茌平县在河东，聊城县在河西，两县以黄河为界，所以说“分河”。《元和志》说，黄河在聊城县南四十三里。唐代聊城县就是后魏末年迁治王城的县。又说，黄河在武水县南二十二里。唐代武水县在聊城县西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五十里〕 这个名称。县城位于山的平地上，朱本作“陆”，赵本相同，戴本改正，所以称为茌平。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茬平县的注文引应劭说，县名是因为位于茬山的平地上。颜师古只是抄略了这句话。又，茬县注文引应劭说，茬山在县东北。茬平在茬县以西，中间还隔着临邑、卢二县，或许是把茬县、茌平县的山混为一山，并非如此。这座茬山如今已无从考察。《一统志》说它在茌平县治所东北，土脉呈红色，山体横阔五百多步，相传金、元时期取这里的土筑城，山于是被削平。这大概是后人附会的说法，不足为据。王莽所封的爵号是功崇公。守敬按：《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封他的孙子宗为功崇公。《水经》说：大河在茌平的西面，邓里渠流经它的东面。全祖望说：这大概是概括引用《瓠子河》篇《水经》的文字。戴震说：考《水经·瓠子河》篇说，水向东北流经过茌平县东面，成为邓里渠，就是这里所引用的文字。会贞按：“大河”一句指本篇《水经》的文字，“邓里渠”一句指《瓠子河》篇《水经》的文字。这里就是这个县。过去石勒的主人师欢在茌平屯田耕作，石勒在这个县听到了鼓、角、鞞、铎的声音。

译朱氏《笺》说：《十六国春秋》记载，石勒二十多岁时，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擒获，戴着枷锁押送到冀州，卖掉以充作军功赏赐。向东到了平原，又卖给茌平人师欢做奴隶。每次在野外屯田耕作时，他常常听到鞞、铎的声音，石勒把这件事告诉其他奴隶，其他奴隶也听到了。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二引《石勒别传》说，石勒在元康年间流离山东，寄居在平原茌平一带，给师欢家做雇工耕作，耳中经常听到鼓、角、鞞、铎的声音。由此可见，郦道元所依据的《十六国春秋》只说鞞、铎，《晋书·载记》只说鼓、角，都是略写。西面与聊城县以黄河为界。朱本“西”误作“而”，“聊”误作“柳”，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聊城县的情况详见后文《漯水注》。茌平在河东，聊城在河西，两县以黄河为界，所以说“分河”。《元和郡县图志》说，黄河在聊城县南四十三里。唐代的聊城县，就是后魏末年迁治到王城的那个县。又说，黄河在武水县南二十二里。唐代的武水县在聊城县西南。河水又向东北流，与邓里渠汇合。邓里渠的水在东阿县西面承接大河，向东流经东阿县故城北面。朱本这三 句话误作《水经》原文，漏掉了“东北”二字和“合”字。戴本改为《注》，增入“东北”和“合”字；全本、赵本也改为《注》，但只增入“合”字。守敬按：汉代东阿县属东郡，东汉沿袭，曹魏时属济北国，西晋沿袭。太康以后撤省。后魏重新设置，属济北郡。在今阳谷县东北五十里。这里原是卫国的邑。应仲瑗说：“有西阿，所以称东阿。”考《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文引应劭说：“这是卫国的邑，因为有西阿，所以称东阿。”这里把原文拆开使用了。《括地志》说，故葛城又名依城，也叫西阿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北五十里。葛城见《滱水》篇。魏国封曹植为王国。朱本“植”误作“雄”，“王”误作“侯”。朱氏《笺》说：考《三国志·魏志》，曹植由雍丘迁封为东阿王，并不是侯国；宗室中也没有曹雄。赵本、戴本改“植”和“王”。大城北门以内，西侧的高地上有一口大井，井口大得像车轮，深六七丈。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引文都作七八丈。每年曾经煮胶进贡给天府。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羊头山记》说，东阿城北门有大井，深七丈，用它煮胶，制成后进贡。《本草》。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著录《神农本草》八卷。这就是所谓的阿胶。守敬按：《本草》说，阿胶是用牛皮煮制而成的，产于东阿。沈括《梦溪笔谈》说，东阿是济水流经的地方，用井水煮胶，称为阿胶；用它搅拌浑水可以使水变清，服用后能通利膈部、疏解痰液、止住呕吐。因此民间有“阿井”的名称。守敬按：于钦《齐乘》说，阿井四周筑有围墙，由官府掌管。《一统志》说，阿井在今阳谷县北五十里的东阿镇上，有亭子覆盖着它。东阿县出产优良的缯、缣。守敬按：《史记·李斯列传》集解引徐广说，齐国的东阿县是缯帛的产地。这是郦道元所依据的说法。不过王念孙说，“阿”是细缯的名称，并不是说东阿县。又引《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阿”是细縠；《汉书·礼乐志》如淳注、《司马相如传》张揖注都说，“阿”是细缯，以此为证。他不知道“阿”本来是因缯而得名，后世于是说缯帛产于此地。所以《史记》说：秦王穿着太阿之 剑，穿着阿缟制成的衣服。朱本“王”字上有“昭”字，全本、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这两句话见于《史记·李斯列传》的《谏逐客书》中。《史记》明白说，庄襄王去世后，李斯请求做吕不韦的舍人，因而得以游说秦王；这应是秦始皇初年，不是秦昭王时期。“昭”字是衍文，现在删去。又向东北流经临邑县，与将渠汇合。守敬按：这里的邓里渠与瓠子河汇合，就是《瓠子河经》所说的“向东北流成为邓里渠”。因为将渠与瓠子河汇合，所以统称为将渠，这里便改说“与将渠汇合”。又向北流经茌平县东面。守敬按：就是上文所说的旧茌平县。临邑县故城的西面。会贞按：临邑县的情况详见《济水注》。瓠子河又向东北流经临邑县西面，再向东北流经茌平县东面；这样看来，临邑在东南，茌平在西北。邓里渠与瓠子河汇流处应当说“又向东北流经临邑县故城西面，又向东北流经茌平县东面”，这样才与该篇相合。现在却写成“又向北流经茌平东面、临邑西面”，似乎两县东西相对。《元和郡县图志》说，黄河距平阴县十里。唐代平阴县在临邑故城东南，就是今天平阴县的治所。向北流入黄河。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四渎津。朱本从“又向东流经临邑县”以下到这里，误作《水经》原文；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也相同。会贞按：《资治通鉴》记载，梁中大通四年，魏国的尔朱世隆派房谟招募士兵，赶赴四渎，就是这里。 《方舆纪要》误以为汉代临邑县在今临邑县北面，因而错误地说四渎津在今临邑县东面。根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此津在今长清县西南。津的西侧河岸临近黄河，有四渎祠，东面对着四渎水口。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废四口关在长清县西南五十里，后魏设置，武德九年废除，大概就是四渎水口。唐代长清县在今县城东南。《元和郡县图志》又说，黄河在长清县以北五十五里；这里当是“北”字误写成“西”。河水向东分出济水。会贞按：就是《济水注》所说的，河水从四渎水口向东北流，分流成为济水。也称作泲水承受黄河之水。

译朱本“泲”作“沛”，下文同。朱氏《笺》说：孙氏认为应作“泲”。赵本改作“泲”，戴本改作“济”。不过，荥口石门，水流已经断绝，不能通行。朱本误作“荥口水右断门不通”，赵本改“右”为“石”，并将其移到“断”字下；戴本作“荥口石门，水断不通”，并说根据《济水注》中的文字，校正为此。会贞按：《济水注》叙述荥渎时说，如今已经没有水了，这就是所谓“水断不通”。从这里开始水流重新出现，向东北流，经过九里，与清水汇合。会贞按：《济水注》引《魏土地记》说，盟津河分出一支，流经十里与清水汇合。这里的《注》也以此为依据，只是“十里”和“九里”两种说法错杂出现，不知哪一种正确。于是这就是济水水道。朱本“故”误作“放”，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济水注》说，从清亭下，济水因承接清水而有了“清水”的名称，所以这里说清水就是济水。水道从黄河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淮水，再从淮水通达长江，水路周遍相通。守敬按：水从黄河四渎口向东北流入济水；济水从那里向西南流到巨野，沿着黄水向东南流入荷水，再由荷水进入淮水。荷水是济水分出的水道，也就是济水本身。又有淮水的山阳水口，逆着中渎水可以通达长江，这就是所谓水道周遍相通。所以有“四渎”的名称。守敬按：《释名》说，天下有四条大水，称为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水、济水。这里的四渎津，是因为水道能够贯通黄河、济水、淮水、长江而得名。过去赵国杀死鸣犊，孔子来到黄河边叹息，从此回去了。他说：“我孔丘不能渡过黄河，是命运如此吧！”朱氏《笺》说：《史记》记载，孔子离开卫国，将向西去拜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便临河叹息说：“我孔丘不能渡过这里，是命运如此吧！”《史记索隐》说，《孔子家语》记载，赵简子杀了窦犨、鸣犊和舜华；《国语》称鸣铎、窦犨，因此窦犨字鸣犊，声音转变后写作鸣铎。赵氏说：考《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这里“赵”字下面应当有“鞅”字，或者应有“简子”二字。会贞按：“赵”字下面不必增字。[六五]《琴操》认为孔子来到狄水边作歌，说道。朱本没有“矣”字，把“曰”作“云”；赵本相同，戴本增改。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矣曰”。狄水衍兮风 扬起波浪，船桨颠倒，彼此交错。赵本把“楫”作“舟”。会贞按：今本《琴操》中没有这段文字。我认为，临济这个地方原属狄地，是济水流经之处，所以取得了济水的通称。朱本把“也”字置于“径”字下，戴本将其改正；赵本删去“也”字，并说：于钦《齐乘》记载，朱熹《韩文考异》说，《水经》记载，黄河流到东阿、茌平等县后向东北流，四渎津的水汇入其中；黄河向东分流，济水承受黄河之水。大概荥口水流已经断绝，石门不能通行，水从这里开始重新出现，与清水汇合，过去赵国杀死鸣犊，孔子临河叹息，作歌说：“狄水的水啊，风吹扬起波浪；船桨颠倒，彼此交错。回来吧，回来吧，什么时候才有期限？”临济这个地方原属狄地，是济水流经之处，所以取得了济水的通称。详细考察这些话，可知济水从荥泽以下潜流到这里，在四渎津水口重新出现。黄河又向东分出一支，与济水合流，流经临济，成为狄水。不过这些地方都在齐地，在今济、郓二地之间。《史记》认为孔子从卫国向西去拜见赵简子，那么他的道路不应经过这里；另有许多地方也无法解释，现在姑且缺疑，等待精通地理的人考察。考察《续汉书·郡国志》：陈留郡平丘县有临济亭，原属狄地。大概济水从陶丘北面流出，向南漫过孟猪泽，北面的水道流入巨野，临济亭靠近这条水道，所以称为临济。春秋时期，狄人占据这里，于是以此命名。这条水就是孔子所歌咏的水，到王莽时期干涸了，《水经》所说的济水枯竭之渠流入巨野，就是指它。它从巨野流到四渎津、与黄河合流的那一段，是齐地的清河，也就是《水经》所谓取得济水通称的水道。汉代千乘郡另有狄县，汉安帝时改名为临济。唐代又把汉代东朝阳县改称临济，就是今天章丘的临济镇。文公大概对此有所怀疑。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临济县条下说，本名狄县；平丘县条下说，有临济亭，是田儋被杀的地方。《隋书·地理志》说，开皇年间把朝阳县改为临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相同。汉代的临济在宋代淄州境内，隋代的临济在宋代济南境内，确实与孔子的事迹不相合，所以文公保留疑问。于钦把平丘县的临济亭作为孔子所到的地方，是正确的。平丘在封丘以东；《汉书·地理志》封丘县注文引孟康说，《春秋左氏传》所说在长丘击败狄人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翟沟。刘昭又说，那里有翟沟，是在长丘击败狄人的地方。这样看来，这个临济有狄地，其位置在卫国西南，与孔子所唱的歌在地理位置上正好相符。只是于钦说春秋时期狄人占据这里，这一点不对。《左传·文公十一年》追述鄋瞒攻打宋国，宋国在长丘击败狄人，俘获长狄缘斯。说的是鄋瞒攻打宋国，宋国在这里将其击败，那么这里不是狄人的根据地，这一点可以 知道。何况杜预的注文明确说，长丘是宋国的土地。《春秋释例》也明确说，鄋瞒是长狄的国家，难道还能有疑问吗？《春秋左传正义》引用服虔的话说，没有说明埋葬在什么地方，但把长狄的尸身和首级埋在战场同一处，由此可以知道。既然如此，这里是因为埋葬长狄而有了狄水之名，并不是狄人占据此地。又，《周礼·职方氏》说，豫州的河流是荧水、洛水，这正是周代荥泽以下济水已经疏导成为河流的证据。然而于钦仍拿济水从陶丘北面流出作为依据，说临济亭靠近流入巨野的北面水道，却不知道北面水道远在平丘以东，而且发源于卫国东南面，种种情况都不相合。于钦又不知道隋代把朝阳县改为临济县，并将其隶属于唐代的有关建置，这也是错误的。查考全祖望本，引用赵一清的话说：这里就是章邯杀田儋的地方；平丘以西是封丘，有狄沟，就是狄水。话语简要而明白，却因为刊刻赵氏著作的人不能理解而删掉了，实在可惜。

译河水又流经杨墟县故城东面。赵本把“墟”改作“虚”，后面的《水经》原文也相同。守敬按：戴本在这里没有改，后来又改了，是没有前后照应。县城的故城东面。守敬按：杨墟城原本在高唐城西南，[见下文。]所以《水经》先说河水流过高唐，后说流过杨墟；因此郦道元在高唐之前，实际指的是流经杨墟故城，后来才针对《水经》解释杨墟，特别辨明《水经》文字的错误。今在禹城县西南。民间至今还把这座城称作阳城。守敬按：《水经》说河水流过茌平后有阳城，就是这里。太原郡祝阿县又有阳城，则是另一座阳城。河水又流经茌平城东面。守敬按：《水经》说河水流过茌平县西面，就是《注》上文所叙述的旧茌平县。这里说河水流经茌平城东面，则指晋朝末年迁徙后的县城。两座城中间隔着河水。《魏书·地形志》说，平原郡茌平县治所在鼓城；又说有茌平城。大概是县治迁到鼓城，而旧城仍在县境之内。合看《注》的文字，迁徙后应当在东北面，位置大约在今禹城县西南。城内有一座旧台，世人称作时平城，并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茌”和“时”读音相近。赵氏说：黄本在“是《注》”下面有“疑县徙也”四字。孙潜说，竟陵本没有这四字。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原来都有这四字；然而郦道元前面说碻磝城就是旧茌平县，难道不知道县治已经迁徙了吗？有什么可疑的呢？这四字应当是后人增添的，朱谋删去得很审慎，所以竟陵本也沿用了删法。戴本把四字移到上文“茌平城东”下面，似乎不知道这不是郦道元的原文。又向东北流经高唐县东面。朱本“东”误作“界”。戴本改正，并说：现在考察下文《注》说，大河又向东北流经高唐县故城西面，《水经》却说流出东面，这是《水经》的错误。由此可以证明《水经》原本作“东”，所以《注》特意加以辨析。赵本改法相同。全本仍作“界”，并把这句话改作《注》，又在后面增入“河水又向东北流经高唐县东面”一句，作为《水经》原文。会贞按：全本这样处理是不对的。相关情况见后文。河水在这个县与漯水汇合。会贞按：该县情况详见后文《漯水注》。漯水注入河水。《汉书·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东武阳县。朱本“东”字下面有“郡”字，“阳”字下面有“县”字；戴本一并删去。赵本删去“县”字，并说：考《汉书·地理志》东郡东武阳县条下说“禹治漯水”，没有“发源”二字。漯水在黎阳宿胥口开始形成，并不只是发源于这里。应劭在平原郡漯阴县注文中说，漯水发源于东武阳。郦道元大概误把应劭的说法当成了班固《地理志》的说法。《续汉书·郡国志》也说，东武阳县有湿水流出。这些记载都与班固《地理志》不同。现在漯水在武阳县东南承接黄河之水，向西北流经武阳新城东面。赵氏根据何焯的校语，把“西”改作“而”，戴本仍作“西”。这是曹操任东郡太守时治理的地方。守敬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初平二年，袁绍上表推荐太祖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东武阳。郦道元把曹操治理的城称为新城，是为了与下文所说的东武阳故城相对。魏、晋仍称东武阳。后魏才省称武阳，并隶属阳平郡。叶圭绶说，今为朝城县治所。《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说，武河在朝城县东十步。唐代的朝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水从东门的石窦流出，向北注入堂池，池南的旧基址还保存着。在中城内，“戴删中字”。郦道元校按：不是这样。这里把“中城”和“下大城”相对举说，戴震不知道“下”字下面有讹文，误把“大城”划分为两句，所以认为只有一座城，错误地删去了这个“中”字。有一座石台。朱谋讹写成“又十立石甚”。赵一清根据《初学记》卷八所引，改作“又立一石台甚大”。郦道元校按：宋刻本《初学记》引作“有一石台，大城门外又有故台”；《寰宇记》也引作“有一石台”，又说“大城西门有冰井门”。这些引文都说“有一石台”，并且都称“大城”，足以证明本《注》多有讹误。应作“有一石台”，在“台”字处断句，“大”字归入下文“城”字。“字”字。赵一清所校订的文字是错误的。全文作“又立一石甚大”，戴震作“有一石甚大”，也都不对。大城西门名为冰井门，门内曲折处，冰井还在。门外有旧台，号称武阳台。郦道元校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说，武阳台在朝城县西南一里。唐、宋时期的朝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台的四角也还有城堞遗迹。朱谋《地理志》说“漯水出……”直到“隅雉遗迹”，在前文“戴延之谓之武水也”以下。赵一清同。戴震说：考察下文“水从城东北流出，经过东武阳县故城南”，这里的“自城”承接上文的武阳新城。若把它直接接在《漯水注》之后，漯水注入河水是在高唐县，“水自城”三字便讲不通。因此，原文应当属于这里，是后人擅自移到前面了。现在保留此处，删去彼处。郦道元校按：戴震说得对。“水自城东北，径东武阳县故城南”。赵一清说：按这句话的文义很难解释。大概高唐的漯水和东武阳的漯水前后相接，但并不是同一段水流。《禹贡锥指》说，《汉书·地理志》在东郡东武阳县下记载：“禹治理漯水，向东北到千乘入海。”又在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此。” 考察禹所疏导的河水，从大伾山向西转折再向北，沿大陆泽东岸入海。漯水起初承接河水，从黎阳的宿胥口开始，并不是从东武阳开始。周定王五年，河道改徙，从宿胥口向东流入漯川，到长寿津才与漯水分开。长寿津以西的漯水故道，全被河水占据，上游因此较短。但河水的旧河道既不经过东武阳，也不经过高唐。到了汉成帝建始末年，河水在馆陶决口，经东武阳截断漯水，向东北流到高唐；又在高唐截断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虽曾堵塞治理，旧河道仍然存在。王莽始建国三年，又在这里决口。王莽为了保护元城的坟墓，不筑堤堵塞。汉明帝永平年间，王景修治河道，于是这里成为黄河的主流。从此，委粟津以西的漯水故道又被黄河占据，上游更加缩短了。漯水第一次从东武阳出，第二次从高唐出，这是根据汉成帝以后文献所说的。由此更加可以知道，高唐在东武阳的东北；漯水既然已经到达高唐，就不可能又经过东武阳。或者“城东北”上面脱去了“凉”字，因为河水与漯水分流，是从凉城长寿津开始的。郦道元校按：戴震认为这里所谓“自城”，承接上文的武阳新城，他的说法最为明白。

译明白了。赵一清不知道“《地理志》曰漯水……”这一段在这里的上面，误以为“自城”指高唐县城；他因为漯水不可能先到高唐、后来又经过东武阳，所以说文义难解。又牵扯到凉城，就更加错误了。郦道元是依照《水经》所说的河水流向来叙述的：漯水从委粟津流出，从委粟津向上到长寿津的河道，已经被黄河占据，不再把它看作漯水。汉代东武阳县属东郡，后汉沿袭，汉末为东郡治所，见下文，不久废置。在今莘县东南十里。应劭说：县在武水的北岸。郦道元校按：《汉书·地理志》东武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在武水之阳”。王莽时期改名为武昌。这样看来，漯水也可能就是武水。朱谋作“也”，赵一清依据《名胜志》所引改字，戴震也作同样改动。臧洪任东郡太守时，治所在这里。曹操在雍丘围攻张超，臧洪出于情义请求袁绍救援，袁绍不答应，臧洪便同袁绍断绝关系。袁绍围攻臧洪。城中没有粮食，臧洪对官吏和士卒说：“我为了大义，不得不死；诸位不必白白跟着我遭受这场祸难。”朱谋把“与”写作“受”，赵一清同，戴震改回“与”。郦道元校按：《后汉书》《魏志》都作“与”。众人哭着说：“我们怎么忍心舍弃明府呢？”男女八千多人，郦道元校按：《后汉书》《魏志》作“七八千人”，相互枕藉着死去。臧洪始终不屈，袁绍杀了他。邑人陈容任丞，便说：“我宁愿和臧洪同一天死，也不愿和将军同一天活！”袁绍又杀了陈容，士人都为此悲伤叹息。郦道元校按：见《后汉书》和《魏志·臧洪传》。如今城的四周，袁绍围城时修筑的外郭还保存着。水壕和壍沟在城东北汇合，成为一条水道，向东北流出外郭，经过阳平县冈城的西面。戴震据《续汉书》在“冈”下增“成”字，赵一清也增同字。郦道元校按：《地形志》记阳平有岗城，所以这是后魏时期的称呼；本《注》作“冈城”并没有错，不能根据《郡国志》补“成”字。《禹贡锥指》说，在今莘县西南七里。《郡国志》说：阳平县有冈城亭。郦道元校按：明抄本、黄本的“城”作“成”。今本《续汉志》作“冈成城”。又向北流经阳平县故城的东面。朱谋认为“径”字上脱文，赵一清增“又”字，戴震增“又北”二字。郦道元校按：该县情况见下文《地形志》；《地形志》记阳平有阳平城。钱坫说，就是今天莘县的县治。《地形志》又记阳平有武沟水。汉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义为侯国。郦道元校按：见《汉侯国表》。漯水又向北流，横穿莘道。郦道元校按：意思是莘道横向延伸，漯水截断道路而流过；“道”字应在这里断句。“下城之西北”应连读；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却把这七字同下文“城之西”三字合成一句，是错误的。城的西北面有莘亭。郦道元校按：《续汉志》记阳平有莘亭。本《注》下文引京相璠作“北”，这是根据《左传》杜预《注》；杜预说阳平县西北有莘亭。隋朝设置莘亭县，取此地名为县名。《元和郡县图志》说，在莘县北十三里。唐代莘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春秋·桓公十六年》，朱谋本缺“六”字，赵一清根据《左传》补入，戴震也补入。卫宣公派公子伋出使齐国，又命盗贼在莘地等候，公子伋和公子寿相继死在这座亭子里。郦道元校按：这是节略抄录《左传》的文字。京相璠说：“如今阳平的阳平县……”朱谋误写为“今平阳”。赵一清改“阳”字，原注说：《汉书·地理志》阳平县属平原郡。戴震同样改动。郦道元校按：阳平县在两《汉志》中都属东郡。《元和郡县图志》说，魏代属阳平郡。《晋书·地理志》和《地形志》也相同。京相璠是晋代人，应当说“今阳平阳平县”。旧本误倒写成“平阳”。赵一清于是用汉代的“阳平”来校定，却又误说它属于平原郡；戴震也贸然依照赵说改动，难道还可以说戴震不是沿袭赵氏吗？向北十里有旧莘亭。朱谋在“亭”下多出“道”字，赵一清同，戴震删去。郦道元校按：杜预说城的西北面，京相璠说北十里；说“北”可以概括西北。险要狭窄的道路。郦道元校按：《邶风·二子乘舟》毛传说，卫宣公命公子伋出使齐国，先派刺客在险隘处等候并杀死他。这里指的就是此地，是从卫国前往齐国的道路。郦道元校按：这就是所谓莘道。齐国在东，卫国在西，从卫到齐的道路，是由西向东。漯水则向北流，所以前文说它横穿莘道。在河上眺望新台。郦道元校按：新台详见前文。因二子早年的遭遇而感伤。朱谋《笺》说：“感二子于宿龄”应作“感二子于夙龄”。戴震改作“夙龄”。赵一清说：《说文解字》中，“宿”字从“宀”，声符是“夂”；“夂”是“夙”的古文，二字通用。《乘舟》诗人所写的事情，确实令人悲痛。郦道元校按：《诗序》说，《二子乘舟》是思念公子伋和公子寿。卫宣公的两个儿子争相赴死，国人悲伤而思念他们，于是作了这首诗。如今县城东面有二子庙，仍称为孝祠。戴震在“之”下增“为”字。郦道元校按：二子庙在莘县东。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乐平县故城东面；这个县原来叫清县。郦道元校按：汉代的清县，后汉改为乐平，详见下文。汉高帝八年，封空中同为清侯国。朱谋《笺》说：《史记·年表》作“清简侯空中”，《汉功臣表》作“空中”。徐广说，一本作“窒中”。《索隐》说，“窒中”是姓。赵一清说：沈钦韩认为《汉表》作“窒中同”；徐广说一本作“窒中”；《索隐》说“窒中”是姓。《史记·表》作“空中”，是脱去了“同”字。

译汉宣帝把许广汉的小弟弟翁孙封在乐平。赵一清说：沈钦韩认为，褚少孙《表》作“乐平”，班固《表》作“乐成”，属平氏，与褚《表》不同。因此这里不是平原郡的清县。考察起来，这是褚少孙《表》的错误，而郦道元误承了它。《汉表》记乐成侯许延寿；翁孙是许延寿的字。褚少孙误以为是乐平。乐平是霍山的封邑，并不是翁孙的封邑，详见《漳水》篇。我在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地理志》记东郡清县，颜师古《注》引应劭说，章帝改名为乐平。乐平既然始于章帝，那么宣帝时期的封邑为什么已经有这个名称？而且班固在《外戚恩泽侯表》中记霍山的封邑，明确在注中说属于东郡，那么又可知并不是别处。这些事情都不是凭臆测能够判断的。至于清县本来属于东郡，沈钦韩说属于平原郡，是错误的。后来改为侯国，王莽时期又改清县为治。汉章帝建初年间，朱谋误作“始”，赵一清根据《后汉书》校改，戴震也同样改动。又改从现在的名称。郦道元校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只说章帝改名为乐平，《续汉志》也相同；这里另有依据。后汉仍属东郡，魏、晋、后魏属阳平郡。《地形志》说，乐平县治在乐平城。在今堂邑县东南三十里。漯水又向北流，经过聊城县故城西面。郦道元校按：汉代县属东郡，后汉沿袭，魏属平原郡，晋代沿袭。《地形志》说，平原郡治在王城；西聊县在孝昌年间从聊城县分置，治所在聊城。也就是说，西聊县设置在聊城，而聊城县迁到王城。但这里虽然称为聊城故城，下文只说平原郡治在王城，没有说聊城县治在王城，由此可知聊城县迁治是在郦道元成书之后。今在聊城县西北十五里。城内有金城。郦道元校按：城内的小城称为金城，见《沔水篇》宜城县下和《淮水篇》寿春县下。城郭周围有水。郦道元校按：就是下文所说的聊城郭水。南门有驰道，横穿水面向南伸出，人们已经可以从城外泛舟通行了。郦道元校按：下文称黄沟承接聊城郭水，再向下汇入漯水；这里所说的泛舟通行，是从郭水乘船进入黄沟，再到达漯水。东门旁边有高台，秀丽地高耸到云层之上。朱谋脱去“秀出”二字，赵一清根据《名胜志》所引补入，戴震也补入。郦道元校按：《通典》说，聊城有台城，大概因为城中有高台，便因此得名。这就是鲁仲连所说的“使高唐的军队退还，使聊城的军队退去”。郦道元校按：见《鲁连子》原文，《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有引文。赵一清说：《寰宇记》博州聊城县下记载，石柱是后魏孝文帝所立，作为邺城东面的标志。《水经》说，武水向东流经石柱北面，就是这里。今本没有这段，大概是缺失了。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清河县故城北面。朱谋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都是《注》中叙述漯水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也作同样改动。《地理风俗记》说：甘陵就是旧清河。清河在南十七里；如今在甘陵县故城东南，没有城可以与它相对应。正东二十里有艾亭城。郦道元校按：艾亭城是大河故渎所经过的地方，见前文。东南四十里有这座城，怀疑就是清河城。朱谋把“疑”写作“拟”，赵一清改正，戴震仍作“拟”。郦道元校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疑”，戴震仍作“拟”是不对的。后来蛮人居住在这里，所以世人称它为蛮城。朱谋没有“也”字，赵一清根据黄本补入，戴震本有“也”字。郦道元校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也”字。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文乡城东南。郦道元校按：《注》的体例只说经过东、西、南、北面，不说经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面；这里“南”字上面的“东”字应当是衍文。城在今清平县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博平县故城南面。朱谋把这二十一字中的前十八字截断，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郦道元校按：汉代县属东郡，后汉沿袭，魏属平原郡，晋、后魏沿袭。《地形志》记博平有湿水。城内有高台，秀丽地高耸而上。朱谋没有“城内”二字，赵一清也没有，戴震补入。王莽把它改名为加睦。以上与黄沟一同注入河水，属于川泽水系。朱谋把这八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郦道元校按：上文先说明漯水注入河水，这里实际叙述漯水右侧与黄沟共同注入河水，说“注川泽”只是换一种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下文实际叙述的是黄沟，说它左边与漯水若隐若现地相通，水势镇摄河流与陆地；这也是一种变换说法。黄沟承接聊城郭水。郦道元校按：《禹贡锥指》说，黄沟在聊城东面，是古代漯水的一条分支水道。考察本《注》说它承接聊城郭水，可知它不是从漯水分流出来的。水量充足时水道流通，水量减少时便断流。从城东北流出，经过清河城南面。郦道元校按：就是上文所说的清河县故城。又向东北流，经过摄城北面。郦道元校按：《春秋·僖公元年》作“聂北”，《续汉志》记聊城有聂城；“聂”都是“摄”的省写。这就是《春秋》所说的“聊摄以东”。郦道元校按：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杜预《注》，聊摄是齐国西部的边界。俗称郭城，并不是这样。郦道元校按：《寰宇记》聊城县下引《隋图经》说，郭城是亡国郭氏的遗墟。不知道这只是流俗的称呼，郦道元已经驳斥过它，而《隋图经》却把它落实为郭氏的遗墟，实在荒谬。

译城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东西两角有金城。郦道元校按：《玉篇》说，“隅”就是角，是指一处而言。这里不应说“东西隅”，西字大概是“南”字的错误。城势低下，城郭废墟还存在，左右有许多坟墓。京相璠说：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旧摄城。郦道元校按：杜预《注》说，聊城县东北有摄城。如今这座城向西距聊城约二十五六里，应该就是摄城。郦道元校按：《通典》说博平县有摄城；《元和郡县图志》说在博平西南二十里；《一统志》说在博平县西面；《方舆纪要》认为在聊城县西北，都是不对的。又向东流，经过文乡城南面。朱谋在“城”字下面有脱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补“北”字。郦道元校按：不对。郦道元上文记述文乡城时，并没有说有南北两座城，所以这里无疑就是上文那座城。漯水在黄沟北面，既然经过文乡城南面，黄沟怎么能经过文乡城北面？因此这里是脱去了“南”字，应补入“南”字，现予订正。至于黄沟与文乡城之间隔着漯水，却仍说经过文乡城，这正是《注》中原有的体例。本篇所说的大河故道与修县之间隔着清河，却说河水经过修县故城；河水与东武阳之间隔着漯水，却说经过武阳县；河水与平原之间隔着商河，却说经过平原故城，这些情况都是如此。而且这种体例实际上是《水经》开创的，例如《水经》称河水经过利县北面，但利县还在济水以南；《水经》称洞过水流到晋阳县南面，但晋阳还在汾水、晋水以北。黄沟又向东南流，经过王城北面。朱氏本把上面这两句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说现在考察上下文，原来是《注》中叙述黄沟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也作了同样的改动。会贞按：王城在聊城县东北二十多里处。北魏泰常七年，安平王镇守平原时所筑。守敬按：安平王的事迹无从考查。《魏书·景穆十二王传》说，黄头起初封为安定王，后来改封安平王；齐接受禅让后，他被降爵，这不是这里所说的人。当地人称它为王城。太和二十三年，撤销镇的建制，设置平原郡，郡治就在这座城。全祖望说：按《地形志》所说的太平镇，就是这里。但据《地形志》，太平镇在太和十一年分属济州，并不是太和二十三年才设置。大概撤销镇是在太和二十三年，而平原郡本来早已存在。会贞按：《地形志》也说平原郡治在王城。《寰宇记》德州条说，后魏平原郡的治所在聊城境内，大概就是这里。黄沟又向东北流，左边与漯水时隐时现地交会，水势镇压河流与陆地。守敬按：“与漯水隐覆，势镇河陆”疑有文字讹误，意思应当是浑浊的水流汇注，或者是水道时而伏流、时而显露。黄沟向东流出高唐县。守敬按：高唐县的情况见下文。大河向右曲折，向东流入漯水。朱氏本把上面三十一字误作《经》文，把“流”误作“径”。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戴震又改“径”为“流”。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为《注》。全祖望认为“径”应作“迤”，赵一清改为“迤”，这是错误的。《地理志》说：“桑钦说……”朱氏本误作“桑钦《地理志》曰”，戴氏本也如此。全祖望说：按桑钦的《地理志》没有见于著录。现在这段话载于《汉书·地理志》注中，引用的是桑钦的话，大概是传抄者把文字颠倒了。赵一清据此改正。会贞按：全祖望说得对。漯水发源于高唐。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高唐有湿水流出，这本来就是桑钦的说法。我的考察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卷六说：“丁卯日，天子从五鹿向东进发……”守敬按：五鹿的情况，详见前面大河故渎和浮水故渎条下。天子在漯水垂钓，以此祭祀淑人，这一天叫作祭丘；己巳日，天子向东进发，在漯水岸边喂马。考察这条水流所经过的路线和方向，不能认为它是从高唐附近发源的。守敬按：五鹿远在高唐西南。《穆天子传》说到达五鹿后向东进发，在漯水垂钓；又说向东进发，在漯水上喂马，可见高唐西南有漯水，所以郦道元据此认为漯水不可能近出高唐。然而禹时的漯水本来从宿胥口分流出来，另与黄河分开流淌，郦道元因为黄河已经发生迁徙变化，没有来得及叙述这一点。至于《汉书·地理志》说漯水发源于东武阳，上文已经明确引用；这里又援引《穆天子传》来纠正桑钦，只是故意显示自己博闻而已。桑钦所说的，大概是河流汇合之处所流出的水；原文脱漏了“所”字。朱氏本脱去“所”字，赵一清本也脱去，戴震增补了这个字。“次于是闲也”一句，朱氏本把“是”误作“所”，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民间因为这条水是从黄河上游承接而来，所以也把它叫作源河。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认为，源河就是漯水再次出现的河段。桑钦只知道漯水从这里流出，却不知道它起源于东武阳，这是疏漏。黄河与漯水汇合后，又分成两条：漯水从漯阴县故城北面流过，黄河从平原县故城东面流过。大概从高唐以西到武阳一带，黄河在南、漯水在北；从高唐以东直到海边，则漯水在南、黄河在北。一清按：上面一条《水经》说“又有漯水从这里流出”。郦道元把它归入东武阳，而《汉书·地理志》却引用桑钦的话，认为漯水发源于高唐。后人还指称《水经》是桑钦所作，难道真是这样吗？守敬按：赵一清说《水经》不是桑钦所作，这是对的；但他把“又有漯水出焉”一句看作《水经》原文，则不对，辨析见前文。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援县故城西面。朱氏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瑗”，属平原郡，东汉时废置。

译这里依《释例》作“援”，详见下文。王莽时改名为东顺亭。杜预《释地》说：济南郡祝阿县，县的情况详见《济水》篇；县西北有援城。会贞按：《释例》齐地条在“辕”字下有相关文字。今本《释例》作“辕城”，但郦道元引用《释例》时作“援城”。又据官刻本《释例辨证》说，《齐乘》引用《释例》作“援城”，可知《释例》原本作“援”，今本作“辕”是后人改动的。今本《水经注》作“辕”，也是后人改的，因为杜预的书不应有两种写法。大概春秋时的“辕”，到汉代写作“援”，所以杜预用“援城”解释它。《汉书·地理志》作“瑗”，“瑗”和“援”通用。应劭字仲瑗，也有写作仲援的，这就是证据。援城在今齐河县西北二十五里，民间称为晏城。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高唐县故城东面。朱氏本把这句误作《经》文，并脱去“东北”二字。戴震改为《注》，补入“东北”二字。守敬按：汉代高唐县属平原郡，东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属济州南清河郡。高唐县的沿革，后文大河条还会详述。从前齐威王派肸子驻守高唐。朱氏本作“盻子”。赵一清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校改为“肸子”。按《史记》作“朌”。赵国人不敢在黄河中捕鱼。守敬按：见《史记·田完世家》。这就是鲁仲连子对田巴说的“如今楚军在南阳，赵国攻打高唐”的事情。守敬按：《史记·鲁仲连子传正义》和《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所引《鲁连子》说法相同。《春秋左传·哀公十年》说：赵鞅率军攻打齐国，攻取黎地；戴震改“黎”为“犁”，下文同。一直攻到辕地，毁坏了高唐的外城。杜预说：“辕就是援。”会贞按：《释例》用“援城”解释“辕”，这就是所谓“辕就是援”。所以郦道元据此认为是杜预的说法，并不是杜预明确有“辕即援也”这句话。《寰宇记》禹城县条引用杜预的注，也有这句话，其实是依据郦道元的书。祝阿县，县的情况详见《济水注》。县西北有高唐城。会贞按：《释例》齐地条有相关记载。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四十里。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漯阴县故城北面。朱氏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守敬按：汉代漯阴县属平原郡。根据《左传》杜预注所说的济南隰阴县，魏、晋时应属济南郡。今本《晋书·地理志》脱漏了这个县。据《寰宇记》，漯阴县废城在临邑县西十里；宋武帝平定广固后，才把县治迁到今临邑县西北五十里的北漯阴城。大概是东晋末年迁移县治，不久便废弃了。所以《地形志》只说临邑县有隰阴城。叶圭绶说，在今济阳县西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说，漯水在临邑县以北七里。唐代临邑县在漯阴故城东十里。这里的县城原来是黎邑。赵一清说：《春秋左传》的注作“犁丘”。会贞按：《左传》兼称“犁”和“犁丘”，杜预的注也沿用这种说法，只有这里作“黎”，不同于其他记载。哀公十年《左传》说“犁”，杜预注说又名“隰”。济南郡有隰阴县；哀公二十三年《左传》说晋国攻打齐国，在犁丘交战，杜预注说就是隰地；哀公二十七年《左传》也称为“二十三年隰地之战”。《说文解字》本作“湿”，经典中多沿袭作“漯”，有时又讹作“湿”或“湿”，相关内容见后文。《左传》又改写为“隰”，因此漯阴就是春秋时期的犁地。“犁”和“黎”相通。汉武帝元狩三年，封匈奴投降的王昆邪为侯国。朱氏本把“狩”误作“光”，并脱去“昆邪为侯国”五字。全祖望依据《汉书·诸侯王表》补入这五字。赵一清、戴震仍作“光”；赵一清补入五字，戴震漏补。会贞按：《汉表》说是在元狩三年封立，“光”字是错误的。《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作“浑邪”，并说元狩二年封立；所谓二年，是三年之误。《表》中后面的辉渠、河綦、常乐三侯也是同时受封，都说是元狩三年，这可以作为证明。王莽时改名为翼城。漯水流经北漯阴城南面，伏琛称它为漯阳城。赵一清说：按这段《注》可以和下面的《经》《注》相互参证。城南有汉代兖州刺史刘岱碑。朱氏本把“汉”误作“魏”，赵一清、戴震都改正。守敬按：刘岱见于《后汉书·刘宠传》附传，书中说董卓进入洛阳后，刘岱由侍中出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进入兖州，转战东平，刘岱出兵攻击，战死。因此刘岱任刺史是在汉献帝初年，“魏”字无疑是错误的，现予订正。漯阴县东汉时属青州，不属兖州，不清楚立碑的原因。 《地理风俗记》说：平原郡漯阴县，如今就是巨漯亭。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着县故城南面。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着县的“着”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韦昭错误地把它当作蓍龟的“蓍”字，读作纪咨反，差得太远了。守敬按：《地形志》说，蓍县治在蓍城，和韦昭的读音相合。又《寰宇记》蓍城条说，故老相传这里生长神奇的蓍草，每年进贡四十九茎。既然记载说得确凿，就可知道“蓍”“着”两字在传抄中有错出，不能轻率地责怪韦昭。汉代属济南郡，东汉、魏、晋、宋、后魏各代县制沿袭未变。在今汉阳县西南。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崔氏城北面。朱氏本把上面十九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崔成请求在崔地告老。朱氏本脱去“于”字，又在“崔”字下衍出“氏”字，赵一清、戴震作了增删。杜预《释地》说：济南郡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守敬按：《释例》齐地条在“崔”字下有相关文字。《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用杜预的话，脱去了“北”字和“氏”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齐丁公伋的嫡子季子把国位让给叔乙，自己在崔地食采，于是成为崔氏。

译崔氏城在今章邱县西北二十五里。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东朝阳县故城南面。朱氏本把这句误作《经》文，脱去“又”字，并把“东北”作“东南”。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赵一清没有补“又”字，依据《禹贡锥指》的引文改作“东北”。全祖望、戴震补入“又”，并改正方向。守敬按：汉代称朝阳县，东汉、魏称东朝阳县，都属济南郡。晋代也称东朝阳县，属乐安国；宋、后魏又称朝阳县，属济南郡。《地形志》说朝阳县有朝阳城。《寰宇记》说朝阳城在临济县东四十里。《齐乘》说在章邱县东二十五里。宋代临济县在今章邱县西北，元代章丘县就是今天的县治。综合考察，朝阳故城应在今章丘东北。顾祖禹、胡渭、钱坫都说在西北，这是错误的。汉高帝七年，朱氏本误作六年；全祖望、赵一清说沈氏认为应是七年，戴震改正。封都尉华寄为侯国。戴震认为“华”字是错误，改作“宰”。守敬按：《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都作“华寄”。戴震所见《永乐大典》本误作“宰”，于是他没有考察《史记》《汉表》，反而说“华”字错了，实在荒谬。《地理风俗记》说：南阳有朝阳县。会贞按：该县详见《白水注》。所以后来加上“东”字。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只作朝阳县，应劭说它在朝水北面；到了《续汉书·郡国志》才开始加“东”字。《地理志》说：王莽时改名为修治县。漯水又向东流，经过汉代征君伏生墓南面。朱氏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会贞按：《寰宇记》说，伏生墓在临济县朝阳故城东五里。《齐乘》记载相同，就是这段《注》所指的地方。墓址应在今章丘县东北、邹平县西北一带。孙星衍作《伏生墓考》，主张在邹平东北十八里处，但没有核实。碑刻仍然存在。会贞按：《汉书》颜师古注引用张晏的话，说伏生名胜。《伏生碑》也这样说。伏生因为通晓经学而任秦博士，秦始皇坑杀儒生时，伏生隐居起来。汉朝兴起后，他在齐、鲁之间教授学生，撰写了《五经》《尚书大传》。守敬按：《经典释文》说，《尚书大传》三卷，为伏生所作。《晋书·五行志》说，汉文帝时，伏生开始编撰《大传》。汉文帝用安车征召他。朱氏本把“文帝”二字误置在“撰”字之前，赵一清、戴震移正。伏生年老不能前往，于是文帝派掌故朝错到他那里学习《尚书》。朱氏本把“朝错”二字误作“欧阳生等”四字。守敬按：《史记·伏生传》说，伏生年老不能行，于是文帝诏令太常派掌故朝错前往受学，原文大意如此。下文才记载伏生教授济南张生和欧阳生的事情。《汉书·儒林传》记载相同。这里的“欧阳生等”应当改作“朝错”，否则就成了欧阳生担任掌故了。人们称他为伏生。守敬按：这一条是抄改《史记》《汉书·伏生传》而成；至于“撰《尚书大传》”一句，不见于《史记》《汉书》，也许兼采了《伏生碑》的文字。漯水又向东流，经过邹平县故城北面。朱氏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守敬按：汉、魏时邹平县属济南郡，东汉、魏沿袭不变。《晋书·地理志》脱漏此县，但据《晋书·何曾传》记载孙机任邹平令，可以证明晋代确有此县。又《寰宇记》说，邹平从汉代到晋代名称未改，永嘉之乱时才废弃。《地形志》说，东平原郡临济县有邹平城。《山东通志》说，在今邹平县东北。这里是古代的邹侯国。朱氏本作“有”，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改为“古”。守敬按：《永乐大典》本、黄本作“右”，朱氏只是看到“右”“有”字形相近而改动，不知道“古”“尤”字形也相近，而且从意义看作“古”更合适。《晏子春秋》说，齐景公任命人为邹地的长涂。邹平县志认为，汉代邹平、梁、东邹三县的地域都属于这里。大概古代的邹国，到春秋时期成为齐国的邹邑。邹国是虞舜后裔姚姓的封地。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东邹城北面。朱氏本把这句误作《经》文，并在“径”字下衍出“界”字。戴震改为《注》，删去“界”字，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处理。赵一清说，杨慎刊本没有“界”字，《名胜志》引用时也没有。《地理志》下原有“曰”字，戴震删去。千乘郡有东邹县。守敬按：东汉时该县废置。在今邹平县东北。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建信县故城北面。朱氏本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也同样改动。守敬按：前汉时建信县属千乘郡，东汉时废置。在今高苑县西北五十二里。汉高帝七年，封娄敬为侯国。应劭说：临济县，县的情况详见《济水注》。临济县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全祖望说：娄敬只是以关内侯的身份称为建信，这只是一个名号，并不是正式封国。所以《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都没有列出娄敬的封爵，《汉书·地理志》也不把建信县称为侯国。沈炳巽说，汉代制度中，列侯称“侯”；获得关内侯爵位的称“君”，如广野君、平原君、稷嗣君之类。孔氏以关内侯的名号称为成君，那么娄敬的建信也应当称“君”；这里称“侯”，大概是文字错误。我认为沈氏的辨析很有道理，但应劭既然记载有“建信侯城”这个名称，那又该如何解释呢？考察汉代关内侯的制度，关内侯不能称为国，但并不是没有食邑；大概娄敬的食邑在建信，所以用它来命名那座城吧。戴震认为“城”字上面的“侯”字是衍文，便删去。守敬按：依照全祖望的意见，应当删去上句“侯国”中的“国”字，不应删去下句“侯城”中的“侯”字。《地形志》说，临济县有建新城；“新”“信”音近。这里说的是都尉驻治的故城。会贞按：这里说都尉驻治在建信，与《汉书·地理志》说蓼城都尉驻治相异。《汉书·地理志》蓼城条下紧接着就是建信，难道原本是建信条下的文字，后来错编到蓼城条下了吗？

译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千乘县的两座城之间。朱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汉高帝六年设置千乘郡。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千乘郡下只说高帝设置。王莽时改称建信。守敬按：朱一新说，《后汉书·崔骃传》称崔篆为建新大尹，《孔僖传》也相同。李贤《注》说，王莽把千乘国改为建信，又改为建新。考察《王莽传》，王莽改十一公的名号时，以“新”改为“信”，后来又把“新”改为“信”。据此，建新应是王莽初次改名时的名称，后来改为建信，就像十一公名号中由“新”改为“信”一样。章帝建初四年改为王国。守敬按：《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说，永平三年已经封皇子刘建为千乘王，第二年去世，因为没有儿子，王国被废除，所以郦道元没有列举。《章帝八王传》说，建初四年封皇子刘伉为千乘王。和帝永元七年改为乐安郡。守敬按：《后汉书·和帝纪》说，永元七年把千乘国改为乐安国；《章帝八王传》和《续汉书·郡国志》也相同。郦道元称乐安郡，大概是因为王国就是郡，郡国可以通称。汉书》说，前汉的千乘郡郡治在千乘县；《续汉书·郡国志》说，乐安国治所在临济，千乘县隶属于它。魏时该县仍属乐安郡，晋代撤省。因此这里是齐地。赵本、戴本把“也”改为“地”。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济南郡、甾川国、胶东国、高密国、城阳国之下，都有“故齐”的文字；说“故齐”，就能知道是齐地，这里没有必要把“也”改为“地”。伏琛说：千乘城在齐城西北一百五十里。朱本脱“在”字，全本校补，赵本、戴本也增补。守敬按：《魏书·地形志》说，青州乐陵郡阳信县有千乘城。下文说两城被会水隔开，显然是说南北两座城隔着水。这一句的“千乘城”应作“千乘二城”。《注》上文说千乘县有两座城，似乎两座都是县城。但考察《元和郡县图志》，千乘故城在高苑县北二十五里，是汉代千乘郡郡治。《太平寰宇记》说，南千乘故城在高苑县北二十五里，是汉代千乘郡郡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七年〕 由此可知，北千乘是县城，南千乘是郡城。唐、宋时期的高苑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两城隔着会水。会贞按：“会”是水名。《隋书·地理志》在高苑县下说，开皇十八年把长乐改为会城，大概是因靠近会水而得名。伏琛说“隔会水”，是指千乘南北两城隔着这条水，就像《济水注》引用伏琛的话，说博昌有南北两座城，隔着时水、济水一样。可是《方舆纪要》把“隔会”当作水名，说《汉书·地理志》漯水之后有隔会水，这是错误的。会水就是漯水的别名。漯水又向东北流，成为马常▯。朱本把这七个字误作《经》，《笺》说：《玉篇》有“●”字，读“而勇切”，说是地名。按本《注》所说的里程，这个字应是薮泽的名称。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赵本说：马常▯就是马车渎，见《淄水注》。守敬按：《晋书·载记》说，慕容德在乌常泽设置盐官。《太平寰宇记》引用《续述征记》说，乌常泛，齐人称湖为泛。《齐乘》引用《述征记》也作乌常泛。“乌”字与“马”字形体相近，这里的“马”字应是“乌”字的讹误。只是这个薮泽位于漯水下游，仍在济水以北，而《齐乘》却把巨洋水入海处的黑冢泊当作它，这是错误的。赵氏把《淄水》篇中的马车渎当作它，也错了。这两条水都在济水以南，与漯水毫无关系。这个薮泽东西长八十里，南北宽三十里，漯水分出的支流汇入其中，再流入海。戴本说：按《注》中的叙述，漯水到这里就终止了。会贞按：《尔雅·释水》说，水流正面被截断叫作“乱”；《注》解释为横向直流。这里是说漯水截断黄河的支流，流入海中。根据后文“河水的支流向东南流经马常▯，注入济水”，黄河在漯水以北，济水在漯水以南；黄河的支流经过马常▯而流入济水，说明漯水流到马常▯时，截断黄河的支流而经过这里。汪士铎不知道马常▯是漯水的下游，只是与黄河支流相通，于是画成黄河、黄河支流、漯水、济水都在马常▯汇合后入海，这是错误的。河海所产的丰富物产，以这里最为丰饶。会贞按：叶圭绶说，乐安以北有一片宽阔水面，稍微被小清河汇集，王家冈等盐场都靠近这里。由此可知，马常▯是河海物产最丰富的地方，古代也应是盐泽。《地理风俗记》说：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县，流入海。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东郡东武阳县的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县入海，这是《地理风俗记》所依据的文字。因此《汉书·地理志》漯阴县下，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也作“向东北入海”；但《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应劭作“向北到千乘入海”，脱去了“东”字。黄河水势大时，便能通过水道汇入海中；水量减少时，就只剩细小水流，甚至断流。会贞按：以《济水注》所说黄河支流流入海中来验证，如今断流的只有漯水。由此可知，漯水自高唐以东，在北魏时期已经断流，所以把漯水的盈涸归因于黄河水量的消长。《尚书》说：“浮舟经过济水、漯水。”会贞按：这是《禹贡》中兖州的贡道，也确实经过这两条水。赵本说：《禹贡锥指》认为，这就是从西汉末一直到北魏时期漯水水源和水道的情况。漯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杨虚县东面。朱本把“虚”误作“墟”，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商河从这里发源。戴本说：商河先经过杨虚县，然后才到高唐县。《经》把杨虚县排在高唐县之后，是错误的；《注》是在高唐县下附带记述漯水，到了这里才在《经》文之后开始叙述商河水道。

译《地理志》中朱本有一个“曰”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杨虚县，是平原郡的县。赵本说：考察《汉书·地理志》，平原郡有楼虚县，没有杨虚县。齐召南说，“楼”是“杨”的讹字，应当用《水经注》来订正。但《功臣表》说，元帝封楼虚侯訾顺；范晔《后汉书》又说马武封杨虚侯。《续汉书·郡国志》没有楼虚，也没有杨虚，似乎是明帝、章帝以后省并了。楼虚、杨虚两个名称都见于汉代封国，或者原来是杨虚，后来改为楼虚；东汉初年开始建置，随即又恢复旧称，等到废并以后便完全没有记载了。如果认为其中有误，大概是不对的。守敬按：根据郦道元所引用的文字，《汉书·地理志》原本作“杨虚”，只是“杨”“楼”字形相近而导致讹误。齐召南的说法是对的。《资治通鉴》汉文帝十六年胡三省《注》不懂得用郦道元的《注》来订正班固的《地理志》，反而说班固《地理志》中没有杨虚，不知道胡三省所说的“志”究竟是哪部志书，疏漏太严重了。赵氏却说，原来是杨虚，后来改为楼虚，东汉又恢复旧称；全祖望还说汉代原有杨虚、楼虚两个县，后来省去杨虚，东汉又曾恢复设置，都是曲意附会，均不正确。汉文帝四年，朱本误作汉景帝年号。赵本说：考察《史记》和《汉书》的表，都作“文帝”。全本引用沈炳巽的说法，也作“文帝”；戴本改为“文帝”。这是因为把齐悼惠王的儿子将庐封为侯国。赵本说：《汉表》作“将闾”，《注》沿用《史表》。守敬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作“将闾”，与《表》作“将庐”互见，这大概是因为“庐”“闾”古代通用，就像阖庐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和《史记·吴越世家》，而《淮南子·泰族训》《吴越春秋》又作阖闾一样。戴本却认为“庐”是讹字，改作“闾”，实在没有详细考察。城在高唐城西南。守敬按：详见前面漯水篇。《经》把它排在这里，是不合地理次序的。商河起初承受黄河水。朱本脱“水”字，赵本、戴本补入。这里也是漯水和泽水汇聚的深潭。朱本在“潭”下多出一个“水”字，赵本、戴本删去。会贞按：《禹贡锥指》引用时没有“水”字。水深而不流，世人称它为清水。从这里开始，即使泥沙涨积而堵塞，水道的遗迹仍然存在。水流经过泽地向北，民间称为落里▯，经过张公城西面。守敬按：张公城详见后文大河篇。水又向北流，第二个源头从地下潜出。朱本在此下多出“世谓之落里▯”六字，赵本、戴本删去。又称为小漳河；“商”与“漳”读音相近。守敬按：《隋书》《新唐书·地理志》都作“滴河”，《通典》作“商”，读音为“滴”；“滴”“商”与“漳”的读音并不相近，显然是讹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作〔缺字〕。《集韵》说，〔缺字〕读“尸羊切”，是水名。宋、金、元、明各代地志仍作“商”，与这里相同。因此是字形和读音发生了转移。赵本说：考察《元和郡县图志》，汉鸿嘉四年黄河泛滥，河堤都尉许商开凿这条河使其通海，所以取名为商河。《禹贡锥指》说，商河流经黄河以南、漯水以北；把它改排在四渎津之下、高唐和漯水之上，是因为郦道元指出水道次序不合。守敬按：《汉书·沟洫志》只说鸿嘉四年孙禁建议开通大河，使黄河流入旧笃马河；许商认为不可行，并没有许商开凿商河的事情。《元和郡县图志》所说，大概是后人的附会。会贞按：漯水在黄河以南，商河在黄河以北，胡渭说商河流经黄河以南、漯水以北，是错误的。赵氏不知道这是错误，却引用它作为根据。而且即使按胡渭的说法，仍应是漯水先出现、商河后出现，这与赵氏订正文字、把商河排在四渎津之下高唐和漯水之上的做法正好相反，也没有必要引用。赵氏考察水道的功夫很粗疏，往往只凭旧籍，不核验水道，动笔便出错，这是其中一例。商河又向北流，经过平原县东面。守敬按：该县详见后文大河篇。又经过安德县故城南面。守敬按：该县详见前文屯氏别河南渎篇下。《太平寰宇记》说，〔缺字〕水在安德县西南八十里；宋代安德县就是今天陵县县治。又向东北流，经过平昌县故城南面。朱本误作“昌平”，戴本据《汉书》改正，赵本也改正。守敬按：该县也详见前文，同上。下文的般县、乐陵县也都如此。水又向东流，经过般县故城南面；又向东流，经过乐陵县故城南面。朱本把上面四十四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可知，以下都是《注》中叙述商河所经过的地方。全本、赵本也改为《注》。汉宣帝地节四年，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全本说：考察褚少孙《功臣表》，史子长名叫史高。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临淮郡乐陵县下说是侯国。这里的乐陵没有说是侯国，是因为史高所封的乐陵在临淮郡，不在这里。商河又向东流，经过朸乡县故城南面。朱本把这十一个字误作《经》，又把“朸”误作“初”，下文也相同。戴本改为《注》，改正“朸”字并删去“乡”字；全本、赵本也改为《注》，但仍保留“乡”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朸”。汪远孙校勘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作“勒侯”，则从手旁写作“扐”才是正确的。《高五王传》《诸侯王表》都从“才”旁，不从“木”旁。《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的“朸侯刘让”则从“木”旁。考察《集韵》二十四职部作“朸”，可知从木、从才的写法，混用已经很久了。根据《史记》《汉书》，县名只作“朸”；但是应劭说“朸乡”是旧县，《注》这里称“朸乡县”，后文河水篇下也称“朸乡”，大概专门依据应劭。由王莽把张乡改名来推测，或许如常山郡都乡被王莽改为分乡那样。汉代该县属平原郡，东汉废除。《魏书·地形志》乐陵郡乐陵县有东乡城，城名“东乡”大概是“朸”字的讹误，在今商河县东北四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说，〔缺字〕河县本为汉代朸县，〔缺字〕河在县北十五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里、四年〕 《太平寰宇记》说法相同。唐、宋时期的〔缺字〕河县，就是今天商河县的县治。汉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侯国。朱本误作“高后八年封”。赵本说：沈氏认为，考察本表，应是文帝四年封。王莽时改称张乡。应劭说：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是旧县城。沙沟水流入商河。朱本把这五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水从南面黄河的北岸发源，泉源与黄河之间相距二百步；水向北流，注入商河。商河又向东北流，经过马岭城西北。守敬按：《魏书·地形志》说，乐陵郡的郡治在马岭城。《齐乘》说，城在阳信县东十里。元代阳信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水流弯曲后向东注入，转向南流，经过城东。朱本把这两句误作《经》，又把“南流”误作“而流”。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赵本把“而流”改为“南流”，全本、戴本删去二字。城位于河道弯曲处。东海王越在这座城斩杀了汲桑。朱本《笺》说：《十六国春秋》记载，永嘉元年冬，并州人田兰等起兵，在乐陵斩杀汲桑。《晋书·载记》记石勒上书说，石勒逃往乐平，东海王越追赶并在平原斩杀汲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十五里〕

译《寰宇记》的记载相同。唐、宋时期的河县，就是今天的商河县县治。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辟光为侯国。朱氏误作“高后八年封”。赵云：沈氏说，考察本表，应是文帝四年封。王莽改名为张乡。应劭说：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是旧县城。沙沟水流入这里。朱氏把“沙沟水注之”五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相同。水从南面的黄河之北发源，泉源距离不能与黄河相连的地方有二百步；水向北流，注入商河。商河又向东北流，经马岭城西北。守敬按：《地形志》说，乐陵郡治在马岭城。《齐乘》说，城在阳信县东十里。元代的阳信县县治，就是今天的县治。水流转向东注，又向南转，经城东。朱氏把这两句误作《经》文，把“南转”误作“而流”；戴氏改为《注》文，全氏、赵氏相同。赵氏把“而流”改作“南流”，全氏、戴氏删去二字。城在河曲之中。东海王越在这座城杀死汲桑。朱氏《笺》说：《十六国春秋》记载，永嘉元年冬，并州人田兰等起兵，在乐陵杀死汲桑。《晋书·载记》记石勒上书说，石勒逃奔乐平，东海王越追赶并杀死…… 这说法不对。考察《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张安世去世后，其子张延寿继承爵位。会贞按：见《汉书·功臣侯表》，《张安世传》没有详细记载封侯的年份。封国在陈留郡，另有食邑在魏郡。朱本脱“在”字，赵本据《汉书》校补，戴本也补入。会贞按：这两句话见《张延寿传》。《陈留风俗传》说：陈留郡尉氏县安陵乡，就是旧富平县。会贞按：六国时期的安陵，详见《洧水篇》，属鄢陵，不属尉氏；但鄢陵、尉氏两县边界相接。大概尉氏也有旧安陵的地方，所以以它命名乡吧？又考察《渠水注》尉氏县下，引用《陈留风俗传》说，陵树乡是旧平陆县；陵树或许因此安陵乡而得名，而这里的富平也可能取“平陆”之义。这就是张安世的食邑，每年收入租税一千多万。张延寿认为自己没有功德，怎么能长期占有先人的大国，于是上书请求减少户数。赵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三十里〕 戴本在“减”字上增补“请”字。会贞按：《汉书》原文没有“请”字。皇帝认为这是谦让之举，便把他的封地迁到平原，并将一个县的收入一并作为食邑，户口仍照旧，但租税减半。会贞按：从“每年收入租税”以下，是《汉书·张延寿传》的文字。《十三州志》说：明帝永平五年，改名为厌次。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只说明帝改名。考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顷为侯国。徐广《音义》说：《汉书·表》作爰类。朱本多出一个“侯”字，赵本、戴本删去。《笺》说：“爰类”下面，旧本有一个“字”字。赵本说：考察《史记》《汉书》的表，都没有这个字。全本说：十字是《注》中的注文。会贞按：《史记集解》引用了徐广的话。由此可知，厌次是旧名，并非明帝时才开始出现，大概只是恢复旧称。赵本说：小司马认为，《汉书·地理志》缺载此事，大概是极其疏忽。守敬按：钱大昕说，《地理志》平原郡有富平侯国。应劭说，明帝改名为厌次。后人因此怀疑西汉没有厌次这个名称。考察厌次侯爰类，其后代传爵至孝文帝五年，因谋反被诛，封国被废除。戴氏删去上文的“上”字，增加“请”字。会贞按：《汉书》原文没有“请”字。天子认为他有谦让之意，于是把封国迁到平原，兼并食邑一县，户口仍照旧，但赋税减半。会贞按：从“岁入租”以下，都是《汉书·张延寿传》的文字。《十三州志》说：明帝永平五年，改名为厌次。会贞按：《续汉志》只说明帝改了名称。考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顷为侯国。徐广《音义》说：《汉书·表》作“爰类”。朱氏在“下”字后衍有“侯”字，赵氏、戴氏删去。《笺》说：“爰类”之下，旧本有一个“字”字。赵云：考察《史记》《汉表》，都没有这个字。全氏说：“十字”二字是《注》中的注文。会贞按：这是知道《集解》引用了徐广的说法。因此可知，厌次是旧名，并不是从明帝时才开始使用，大概只是恢复旧名罢了。赵云：考察小司马说，《汉志》缺载，大概是疏忽得太厉害了。守敬按：钱大昕说，《地理志》载平原郡有富平侯国。应劭说，明帝改名为厌次。后人因此怀疑西汉时没有厌次这个名称。考察厌次侯爰类，传位给后代直到孝文帝五年，因谋反被诛杀，封国废除。张安世在昭帝时受封为富平侯，当时他的封邑原在陈留郡。到了他的儿子张延寿继承爵位，封邑迁到平原，这是宣帝时期的事。这样看来，在昭帝以前，平原并没有富平侯国。大概厌次国撤除以后，原地改为厌次县；宣帝把富平侯国迁到这里，才开始去掉厌次这个名称。明帝时又恢复旧名。《水经注》说厌次的旧名并非始于明帝，只是恢复旧称罢了，这个说法精确而恰当。郦道元的说法，得到竹汀的阐发后就更加明白了。我按《汉书·东方朔传》所说，东方朔是平原厌次人，这尤其是宣帝以前县名为厌次的确证。可是《史记·滑稽传正义》引《舆地志》说，厌次大概是富平县乡聚的名称；全祖望《汉志稽疑》又依据《文选·东方朔画赞》李善注，怀疑《汉志》没有厌次县是传抄错误，这些说法都是由于没有考察清楚而产生的错误。县城西面有东方朔墓，墓旁有祠。朱本脱去一个“冢”字，赵一清、戴震增补。会贞按：郦道元说县西有东方朔墓和祠。《寰宇记》说厌次县有东方朔墓保存下来，应当与这里相同；但《齐乘》说东方朔墓在古厌次城北，祠在墓前，与这里说在县西方位不同，应当是错误的。另外，颜鲁公《东方朔画赞碑阴记》说，厌次城在安德

译县东北二十二里。《初学记》卷八引《汉书》说，安德县有东方朔祠。《陵县志》说祠在县东北，这与这里所说的位置不相连接，是另一种说法。祠中有神灵显验。水边有云城。会贞按：《寰宇记》说，瑗城在阳信县东北五里，另一个名称是运城。《一统志》说，瑗城就是“云城”的讹误。宋代的阳信县在今县城西南七里。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之子刘信为侯国。朱本作“元封”。赵一清说：按《索隐》记载，《志》把它列属琅琊郡；又《史表》作元狩，《汉表》作元朔。会贞按：《史表》也是元朔，与《汉表》相同；赵一清说是元狩，不对。因此这里的“元封”是“元朔”的错误。商河又分为两道水，南水称为长丛沟。朱本这十四字误作《经》，把“藂”误作“聚”；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赵一清改“藂”字，并说：《寰宇记》引文作“长丛沟”。《韵会》说，“丛”有时写作“藂”。全祖望改作“藂”，戴震改作“丛”。水向东流，倾注入海。朱本把“于”误作“为”，赵一清、戴震改正。赵一清说：《郡国志》平原郡鬲县注引《魏都赋》，说县中有盖节渊，怀疑它就是长藂沟。会贞按：《魏都赋》张载注说，盖节渊在鬲县北面；这条沟在富平城东面，不是同一个地方。而且“渊”是停蓄不流的水，与沟也有区别。全祖望、赵一清不知道“下鬲城”是讹文，因而误把鬲县的水当作这里所说的水。钱坫认为盖节渊就是鬲县的鬲津。沟的南面靠近海边有蒲台，台高八丈，方圆二百步。《三齐略记》说：富城东南有蒲台。朱本作“鬲城”，赵一清、戴震相同。守敬按：于钦《齐乘》据此称蒲台为有鬲氏的国都，却不知道鬲城在今德州，蒲台在今滨州，中间隔着厌次、乐陵、般、西平昌等县，彼此并不相连。考《御览》卷三百五十引《三齐略记》，作富平城东南五十里有蒲台。《事类赋注》卷六引文作厌次东南有蒲台，只是略去富平城而没有说罢了。富平城也简称富城。《地形志》说厌次有富平城，[八二]就是这个地方。这里引《三齐记》作“鬲城”，是“富”“鬲”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续汉志》鬲县注、《类聚》卷八十九、《御览》卷九百九十九引作“鬲城”，也都是错误。《地形志》说，厌次县有蒲台祠。《元和志》说，蒲台在泉台县北三十里，是秦始皇修筑来观望大海的。 《方舆纪要》说，它在滨州东北二十里。秦始皇向东巡游海滨时，在台下用●蒲拴马。朱本把“下”误作“上”，戴震也沿袭这一错误；赵一清依据刘昭《郡国志注》引《三齐记》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台下”。《类聚》《初学记》卷八、《御览》《事类赋》引《三齐略记》也都相同；《述异记》《元和志》《寰宇记》同样如此。因此这里的“上”无疑是“下”的错误。戴震没有广泛考证，所以仍沿用朱本的错误。直到现在，每年蒲草都生长。朱本脱去“每”字，赵一清、戴震增补。守敬按：《御览》卷九百九十九引作“岁岁”。蒲草盘曲回绕，仿佛有缚系的形状，类似水杨，可以用来制作箭。现在向东距海三十里。守敬按：《元和志》说，大海在渤海县东一百六十里；《寰宇记》也相同。唐、宋时期的渤海县就是今天滨州的州治。蒲台在滨州东北二十里，那么唐、宋时期海距蒲台约一百四十多里。现在海在利津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利津向西距滨州五十五里，那么现在海距蒲台约一百五十多里。北水，世人又称它为百薄渎。朱本这九字误作《经》，把“百”误作“白”；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赵一清说：《初学记》[按：见卷八。]引此文作“百薄渎”。守敬按：宋本《初学记》作“百薄沟”，但《寰宇记》引作“百薄渎”。水向东北流，注入海水。戴震说：按《注》文，商河在这里流入终点。赵一清说：按全祖望校本，在这里《注》文下面增补“又东北过高唐县东”的《经》文一条，我认为不对。上文《注》说，城在高唐城西南；《经》文编次在这里，和地理位置不相合。因此“《经》文杨虚”应当放在高唐之前；而下文大河又向东北流经高唐县故城西，应当直接承接前面漯水流入海水之下。由于《经》文发生错误，文意于是彼此隔断了。会贞按：全祖望先前把“《经》文又东北过高唐”改作《注》，又在这里增补“又东北过高唐县东”作为《经》，确实错误。照这样订正，就是《经》文叙述河水先流经杨虚，后流经高唐，地理位置正好相合，道元不必提出位置不相合的疑问。赵一清只是说全祖望不对，却没有说明原因，随即引用上文《注》的话作为正确论断，说“《经》文杨虚”应当在高唐之 前面。这样就与全祖望的订正混在一起了，语意很不清楚。大河又向东北流，经过高唐县故城西面。朱本这十二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说：现在考察《经》文叙述河水说“又向东北流过高唐县东”，前文已经出现。这一段应当是《注》文，用来纠正《经》文的错误。全祖望、赵一清改法相同。会贞按：《元和志》说，黄河在高唐县东四十五里。唐代高唐县在高唐故城西面，就是今天高唐州的州治。《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说：齐灵公废掉太子光而改立公子牙，任命夙沙卫为少傅。齐侯去世后，崔杼迎立光。光即位，便在句渎之丘杀死公子牙。会贞按：这里的句渎之丘无从考证，应当是齐地。至于《左传·桓公二年》所说的句渎之丘，是宋地，见《济水注》，不是这里的地方。夙沙卫逃到高唐反叛。京相璠说：这里原属平原县。会贞按：这是说它属于平原郡的属县，详见前面漯水一段。高唐是齐国西部边境。大河从高唐西面流过，而不从东面流出，《经》文说从东面流出，是错误的。戴震说：按此处是在辨明前面《经》文说经过高唐县东的错误。

译大河又向北流，经过张公城，城临近河岸。朱本这十二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后魏青州刺史张氏曾治理这里。赵一清说：按“张”字下面脱去了他的名字。后魏的青州，是后魏的东青州。《地形志》说，东平原郡治所在梁邹，辖平原、鬲、临济、茌平、广宗、高唐六县，属于齐州，不属于青州。《隋志》平原郡平原县下说，后魏设置东青州，不久便废除。《史记·始皇本纪正义》说，德州平原县南六十里有张公故城，水的东面有水津，俗称张公津，[八三]恐怕就是平原郡的古津。 《魏书·张彝传》说，张彝的曾祖张幸官至青州刺史；祖父张准之又任东青州刺史。东青州是暂时设置、很快废除的，不一定还有另一个张姓人到这里任职，也可能就是张彝的祖父，尚不能确定。[八四]因为张彝地位尊贵，所以称为张公。守敬按：《元和志》说，张公 故关在长河县东南七十里。《新唐志》说，长河县东南有张公故关，与这里所说的张公城不是一个地方。根据张守节的说法，张公城在平原县南六十里；唐代平原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以《一统志》说它在今县城南面。不过，张公城是王莽以后形成的河流所经过的地方，而秦始皇到平原津时生病，那么周、秦时期的河流，应当就是前文所说经过平原故城西面的那条大河。张守节把后世的河津当作这里的张公城，没有考核清楚。所以世人称它为张公城。水上有渡口，称作张公渡。河水又向北流，经过平原县故城东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地理风俗记》说：“原”就是博平，[八五]所以称为平原。守敬按：《说文》说，地势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尔雅》说，地面广大而平坦的地方叫“原”。应劭依据《尔雅》作这样的解释。这里的县城原来是平原郡的治所。守敬按：汉代平原县是平原郡治所，后汉、魏、晋沿袭不变；后魏中兴年间归属安德郡，那是在郦道元之后。《平原县志》说，故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元和志》《寰宇记》说，黄河在平原县南五十里。唐、宋时期的平原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汉高帝六年设置。守敬按：《汉志》只说是高帝设置。王莽改名为河平。晋灼说：全祖望在这里增加“高唐平原也”五字。守敬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晋灼的话说，齐国西面有平原，河水经过高唐；高唐就是平原。《史记·高祖纪集解》也相同。因此郦道元引用的是晋灼的全文，原文开头本来没有“高唐平原也”五字。全祖望不知道这五字是下文重复的文字，却把它们移到这里增补，错了。齐国西面有平原。守敬按：这句话本于《汉志》。朱本在这句话下面衍有“河”字，赵一清、戴震删去。“河水东北过高唐”，朱本作“河水北过高唐县”，赵一清、戴震分别作了增删。会贞按：《汉书·诸侯王表总叙》中，晋灼引《水经》“泗水出鲁卞县”一条；这里这句话也是《水经》的文字。晋灼解释《汉书》所说齐国西面有浊河为界，看到《水经》记载河水在齐国西面，于是引用它作为依据。然而《汉书》所说的浊河，是周、秦时期的河流；《水经》所记载的河水，是王莽以后形成的河流。两条河的河道不同，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高唐就是平原。朱本脱去“高唐”二字，赵一清依据《汉书·高帝纪注》增补，戴震增补相同。因此《经》文说河水经过高唐县东面，是错误的。戴震说：这里说明河水经过高唐县西面、平原县东面；《经》文却说经过高唐县东面，是因为错误地把平原当成高唐。会贞按：《汉志》说，齐国西面有济南、平原。这里的“平原”是指平原郡，晋灼引用时也指平原郡。他引用《水经》所说河水经过高唐，虽然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河道，大意不过是说高唐有河流经过。于是解释说，高唐就是平原。大概是把《汉志》和《水经》贯通起来，认为高唐县属于平原郡，河水经过高唐县所属的地方，也就是经过齐国西面的平原郡之地。这样看来，晋灼的说法并没有错。至于《水经》说河水经过高唐县东面，可能是随手写下的，也可能是后人传抄错误，都还不能确定。高唐与平原明明是两个县，本来不可能混淆，《水经》怎么会把平原当成高唐呢？是郦道元误以为晋灼说的“平原”是平原县，认为晋灼所说“高唐就是平原”是把平原县当成高唐县，因而又认为《水经》也有同样的错误；同时他还不知道是晋灼引用了《水经》，反而好像《水经》是因晋灼而发生错误。这些解释都不够妥当。下面又引用《地理志》，明确指出高唐、平原是两个县，说平原不是高唐，这更是没有必要再加以辨析了。戴震也只是顺着文字解释，没有察觉郦道元的《注》存在不妥。按《地理志》说：朱本在下面有“高唐平原也”五字，是重复上文的衍文。全祖望把这五字移到上面“晋灼曰”之下，也不对。赵一清、戴震删去。高唐是漯水的发源地。会贞按：就是《汉志》所称引桑钦之说，见前文。平原则有笃马河从那里发源。会贞按：笃马河详见前文，这里同样引用《汉志》的文字。由此明确可知平原不是高唐，大河不可能从平原东面流出，这是确定无疑的。大河向右岸漫溢，世人称它为甘枣沟。朱本这十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水边枣树很多，所以民间取此名；河水盛大时便漫流，水量减少时就停止流动。朱本“故渎”二字，戴震改作“故沟”。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长堤。守敬按：这是大河南岸的堤坝。河水经过漯阴县北面。朱本这十三字误作《经》，把“漯”误作“温”。《笺》说：“温阴”，宋本作“漯阴”；戴震改为《注》，并改“漯”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赵一清相同。漯阴县的情况详见前面漯水一段，后文也会再见。河水向东流经着城北面。守敬按：着县也详见前面漯水一段。河水向东形成陂塘，深潭水泽彼此相连，世人称为秽野薄。[八六]

译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阿阳县故城西面。朱本这十二字误作《经》，把“阿阳”误作“阳阿”，下文同。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认为应当作“阿阳”。守敬按：汉代阿阳县属于平原郡，后汉时废除，在今禹城县南七里。设置于汉高帝七年。朱本作六年，赵一清、戴震相同。守敬按：《沁水注》作七年，是正确的。汉高帝封郎中万欣为侯国。朱本把“欣”作“诉”。赵一清改正并说：《沁水注》作“欣”。又说：按《汉志》，上党郡有阳阿县，并不是河水流经的地方；平原郡有阿阳县，与漯阴县相近。万欣这个名字，《史记》《汉表》都没有记载。《汉表》中有阳河齐侯其石，《索隐》说这是县名，属于上党郡。由此可知这里的“河”字是错误，应当作“阳阿”。“阳阿”和“阿阳”文字互相倒置，因而造成混淆。《汉书·孝成皇后传》说，皇后属于阳阿主家。颜师古说：“阳阿”是平原郡的县。现在俗书把“阿”字写成“河”字，有时又写成“阿阳”，都是后人擅自改动。阿阳在平原郡。郦道元既误把阳阿记作万欣的封邑，又在《沁水》篇《注》阳阿县下引用卞欣为证；同一件事被分列在两处，书成后只隔几卷，仍然有这样的错误。又考察，万欣的封邑应当是阿阳，不是上党郡的阳阿；阳阿是齐侯其石的封邑。然而万欣的名字不见于《史记》和《汉表》，那么可能是流传下来的《汉书》多有脱漏，所以班固说，高祖所封的侯共有一百四十七人，如今实际查数，只得到一百三十三人，万欣也在散失的名单之中。否则，郦道元既然在这里记载了他，又在《沁水》篇记载，难道真是凿空捏造吗？只是这一篇作“万欣”，《沁水》篇又作“卞欣”；“万”字省写后与“卞”字相似，因此不妨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暂存疑义。守敬按：“阳阿”“阿阳”属于文字倒置，容易造成讹误。赵一清引用《孝成皇后传》，是正确的。由此可知，郦道元所见的《史》《汉表》中，有的写作“阳阿万欣”，有的写作“阳阿卞欣”；关于此人又没有其他可考的记载，所以两种说法都记录下来，这是他谨慎周密的地方，并不是相隔几卷就忘记了。凡是郦道元两次记载 应当按照这个意思来读。如今《史表》脱漏了姓名，《汉表》则写作“其石意者”。“古”字原本写作“丌”，字形与“卞”相似，有的讹写成“万”，又有的讹写成“万邪”吗？会贞按：《史表》《汉表》都说“以骑从定诸侯”，这里称为郎中，是错误的。《沁水注》虽然略去“郎中”而没有记载，但说在高帝七年受封，与《史表》《汉表》相合，可见确实是同一件事，而郦道元无疑把它保存了两种说法。只是“万欣”“卞欣”和“其石”这几个名字，在传抄中发生了错乱。赵氏既然知道是同一件事而分属两人，却又改变说法，认为欣受封于阿阳、其石受封于阳阿，并且说欣的名字在《汉表》散佚的部分之中，这是疏漏。应劭说：“漯阴县。”朱本写作“温阴”，《笺》说宋本作“漯阴”，赵、戴二氏改正。西南五十里有阿阳乡，是旧县。朱本作“东南”。会贞按：《注》叙述河水向东北流，先经过阿阳，后来经过漯阴，那么阿阳应在漯阴西南；这里写作“东南”，是把“西南”误写成了“东南” 又向东北流，经过漯阴县北面。赵、戴二氏把“阴”改为“阳”。赵氏引胡渭说：这是北漯阴，伏琛称它为漯阳城，黄本正写作“漯阳”。《寰宇记》说，隰阴县是汉代县名，如今废城在临邑县西十里。宋武帝平定广固后，于是把县治迁到今临邑县西北五十里的北漯阴城，今县北还有旧城。汉代的城也称作南漯阴城。凡是水的南面称阴，北面称阳；那么，汉代或许有漯阴、漯阳两个县，南北相对而立，所以道元说：“漯阴县，原为黎邑，王莽改名为翼成。”又说：“漯阴县，是王莽所称的巨武。”如今“翼成”的文字见于《汉志》，但“巨武”却无从考察。难道流传的《汉书》版本脱漏了漯阳，道元仍然看到了善本吗？否则，既然两座城明确分开，王莽又制定了不同名称，就还可以凭《水经》中的“漯阳”一语，由郦道元用“巨武”解释它，以补《汉志》的缺漏。守敬按：根据前文“北漯阴，伏琛称为漯阳城”，可见这是特别称作漯阴，并没有漯阳县。如果《汉志》有漯阳县，又何必引用伏琛的说法？黄河从平原流来，向左经行安德城东面。守敬按：安德县的情况，详见前文屯氏别河南渎以下。《元和志》说，黄河在安德县以南十八里处，此说有误。《寰宇记》作八十里。唐、宋时期的安德县，就是今天陵县的县治。其北面是鹿角津。守敬按：《元和 志》说，黄河在安德县南十八里，这是错误的。《寰宇记》作八十里。唐、宋时期的安德，就是今天陵县的县治。安德县北面是鹿角津。守敬按：《元和志》说，鹿角关在临邑县西北七十里、安德县东南七十五里。《齐乘》说，德州东南七十里，平原岭上有鹿角关。《方舆纪要》说，关在临邑县北十五里，旧时有鹿角津，大河流经这里。河水向东北流，经过般县、乐陵、朸乡。守敬按：般县、乐陵二县的情况详见前文；朸乡县的情况详见前文商河之下。《元和志》说，朸河县本为汉代的朸县，黄河在县南八十里，这是错误的。《寰宇记》作十八里。唐、宋时期的朸河，就是今天商河县的县治。河水流到厌次县旧城南面，守敬按：厌次县的情况详见前文。《元和志》说，黄河在厌次县南三里。唐代厌次县在今惠民县东南四十里。这里称为厌次河。朱本把“河水自平原至厌次河”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同样改正；又把“朸”误作“初”，因此下文脱去“城”字，下面“南”字下又脱去“为”字，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戴氏也增补。“厌”字上面一并增入“至”字。汉安帝永初二年，剧贼毕毫等数百人。戴氏认为“毫”是讹字，改作“豪”，下文同，赵氏也同样改。会贞按：大概是依据范晔《后汉书》

译惠栋说：“毫”与“豪”相通，古书中的“秋毫”“毫毛”都写作“豪”，见于《汉书》和州辅碑。因此“毫”字并非讹误，不必改。毕毫等乘船侵扰平原。县令刘雄的门下小史所辅，驾船追赶到厌次津，与贼交战，和刘雄一起被贼擒获。所辅请求代替刘雄。朱本“求”字上没有“辅”字，戴氏也如此，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毕毫在这个渡口释放了刘雄。守敬按：从汉安帝永初二年到这里，范晔《后汉书·刘茂传》的记载略有不同，大概是依据其他家《后汉书》。朱本“辅”字上有“所”字，戴氏同样保留；赵氏说孙潜校本认为“所”字是衍文，于是删去。“辅”字下面还有脱文。范晔《后汉书·刘茂传》说，豪贼释放刘雄，却刺杀所辅，刀贯穿胸腹，背部也被刺透，当即死亡。道元不应埋没他的重大节义。他可以说是把孝敬之心做到极致，把君臣之义发挥到了极点 河水向右经过漯阴县旧城北面。朱本把这句话误作《经》文，又把“右”写成“又”；《笺》说有一版本作“右”。戴氏改为《注》，并改“右”字；全氏、赵氏也改为《注》，全氏仍作“又”，赵氏改作“右”。会贞按：赵、戴二氏作“右”是对的。“右径”与上文“左径”相对。上文所说般县、乐陵、朸乡、厌次等县，都在漯阴东北。《注》先叙述向左经过安德，接着把位于左方的各县连贯叙述，然后再回头叙述向右经过漯阴。由此可知，各篇所叙述的左右山水、城邑和地域，并不一定是先叙的全在上方、后叙的全在下方。《元和志》说，黄河在临邑县北七十里。唐代临邑县在北漯阴旧城东南，即今临邑县东南。又《元和志》说，黄河在临济县北八十里。黄河在邹平县西北八十里。唐代临济县在今章邱县西北六十里，唐代邹平县在今邹平县东北。这里就是王莽所称的巨武县。朱本把“巨”写作“臣”。赵氏说：按此处是北漯阴，也就是伏琛所说的漯阳城。今本《汉书》脱去了漯阳县，所以连王莽改称巨武的名称也失传了。又“巨武”在孙潜校本中作“巨武”，“巨”字是正确的 前文叙述北漯阴时，《地理风俗记》说：如今有巨漯亭，漯水就是武水，所以新莽时期有“巨武”的名称。守敬按：全氏、赵氏、戴氏在《经》文中都改作“漯阳”，但《注》文又仍旧作原字，赵氏因此提出王莽称巨武，坚持认为汉代有漯阳县。却没有想到，前文叙述北漯阴时，郦氏引用《地理风俗记》说平原郡漯阴县有巨漯亭，为什么不引用王莽改称巨武的名称呢？或许王莽曾经在这座城设置巨武县，如果据此说《汉志》脱漏了漯阳，那就是妄加附会了 河水又向东北流，形成漯沃津。朱本把这句话误作《经》文，并脱去“为”字；《笺》说孙氏认为“漯沃”有误，《汉志》记载千乘郡有湿沃县。戴氏改为《注》并增入“为”字，全氏、赵氏同样改。赵氏说：并不是这样。胡渭说，济水、漯水的“漯”，《说文》本作“湿”；干燥、湿润的“湿”，《说文》本作另一个字。隶书把“日”改成“田”，又省去一个“系”，于是写成“漯”，而原来的“湿”字反而转写成“湿”，这两个字混淆后便没有区别。汉代千乘郡有湿沃县，是漯水流经的地方，所以因此得名。而《地理志》写作“湿”，司马彪、魏收都承袭了这个错误，只有《水经注》写作“漯沃”，应当依从它。会贞按：残宋本和《大典》本都有“为”字。在漯沃县旧城南面。朱本脱去“在”字，赵、戴二氏增补。守敬按：汉代县属千乘郡，东汉时废置，魏代重新设置，属乐陵郡；晋代属乐陵国；后魏属乐陵郡。《地形志》说，湿沃县县治在乱城，大概已经不是旧城了，旧城在今滨州南面 这是王莽所称的延亭。守敬按：《地形志》说湿沃有延乡城，似乎就是延亭。但下文说魏代把旧县改为后部亭，则延乡城是另一座城，只是取“延亭”作为名称。《地理风俗记》说：千乘县。守敬按：千乘县的情况详见前文漯水之下。《元和志》说，黄河在蒲台县西南七十三里。《寰宇记》说，黄河在蒲县西南七十里。唐、宋时期的蒲台县，在漯沃旧城东南，就是今天蒲台县的县治。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水北面有漯沃城，是旧县城。魏代把它改为后部亭，如今民间便称它为右辅城。守敬按：《地形志》说湿沃有后父城。“后”与“右”字形相近，“父”与“辅”读音相同 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千乘城北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样改正。赵氏在“乘”字下增入“县故”二字。这就是伏琛所说的千乘北城。守敬按：千乘南城在漯水南面，千乘北城在漯水北面；河水在漯水南面，所以把河水流经的城称为千乘北城。根据伏琛有“千乘北城”的说法，足以证明前面引用伏琛的话，是指千乘的两座城 又向东北流，经过蓼城县北面。朱本写作黎城县。戴氏改作利县，并说：考察《济水经》的文字，说“向东北流，经过利县西面；又向东北流，经过甲下邑，注入黄河”，可以证明这里的《经》文有错。赵氏也作同样的改动。守敬按：不是这样。黄河在济水北面，虽然经过甲下邑的情况可以与济水相同，却未必经过利县的情况也与济水相同；大概“黎城”是“蓼城”的误写，黎、蓼二字字形相近，一望便可知晓。汉代蓼城县属千乘郡，东汉属乐安郡，魏代沿袭，晋代属乐安国，后来废置，大概在今利津、博兴之间。又向东北流，经过甲下邑，济水从西面流来，在这里注入。守敬按：《济水篇》见后文。又向东北流，注入大海

译河水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流。支津向东流经甲下城南面。会贞按：这就是《经》文所说的甲下邑之城，应当在今利津县东南。支津向东南流，经过马常▯，注入济水。朱本把“河水又东”以下的文字误作《经》文，脱去“马”字，把“▯”写作“沇”。《笺》说孙氏认为上文有“马常▯”，这里的“沇”字疑当作“▯”。戴氏改为《注》，增入“马”字并改“▯”，全氏、赵氏同样处理。赵氏说：胡渭没有看出这一条是《注》文，把它移到了“又东北过利县”之上，这是不对的。会贞按：朱本这里只有二十三个字，脱去“马”字；查黄本也是这样，所以赵氏说这二十三字是《注》文误混为《经》文，而戴氏说这二十四字，原本和近刻本都误作《经》文。戴氏所谓原本，是指《大典》本；所谓近刻本，究竟指哪一种呢？恐怕戴氏所见的近刻本原来只有二十三字，因为赵氏增入“马”字，于是戴氏便说是二十四字，把原本、近刻本一笔带过，以省去烦琐，但未免武断而欺蒙读者。前后凡是戴氏本说有若干字误作《经》文，而赵氏本说有若干字是《注》误混作《经》文，字数不一致的，都应当这样看待 《经》文说济水注入黄河，这是不对的。朱本把这两个字误置在仓子城之下。戴氏将其移到这里，并说：考察《济水注》说“又向东北流，黄河的支津注入其中”，《水经》却认为是流入黄河，这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黄河注入济水，并不是济水流入黄河。这段文字与这里的《注》文可以相互发明。赵氏也作同样的移动。河水从支津向东北流，经过甲下邑北面，世人称它为仓子城。朱本在“城”下有“非也”二字，全氏、赵氏、戴氏将其移到前面。又向东北流，注入大海。戴氏说：这就是《济水注》所说的“黄河在济水、漯水以北，另有一支流注入大海”。《淮南子》说：“九曲之水注入大海。”朱本把“于”写作“为”，赵、戴二氏改正。但水流不断的，是昆仑山水道的输送。守敬按：这是《览冥训》的文字。《尚书·禹贡》说：“夹在右侧的碣石山，流入黄河。”守敬按：碣石详见《濡水篇》。《山海经》说：“碣石山有绳水发源，向东流入黄河。”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 黄河流入大海，旧时在碣石山一带。守敬按：《汉书·沟洫志》的颜师古注引用臣瓒的话，认为《禹贡》所说“夹在右侧的碣石山，流入黄河”，是指黄河在碣石入海。《史记·河渠书·集解》也引用臣瓒的说法。郦道元本来依据臣瓒的说法，又兼采《山海经》关于绳水发源于碣石山、流入黄河的记载，以证明黄河在碣石入海。如今各条河流所形成的水道。朱本把“所”误作“可”，戴氏改正，赵氏同样改。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所”。这不是禹所开凿的河道。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离开旧河道。守敬按：这四句话是抄改《沟洫志》的文字。因此班固说：“商代枯竭，周代迁移。”朱本把“竭”误作“碣”，赵氏据《汉书·叙传》改正，戴氏也作“竭”。守敬按：残宋本作“竭”。后来又在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再次改道，在东郡改道注入渤海。朱本作元光二年，赵、戴二氏同样作二年。守敬按：《沟洫志》颜师古注引用臣瓒的话，这三句写作元光二年；《河渠书·集解》引用时也相同，大概是郦道元所依据的版本。但考察《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春，黄河改道，从顿邱东南流入渤海 所以写作“二年”是错误的，现在订正为“三年”。赵氏删去“河”字下面的“又”字。这就是汉代司空掾王璜。赵氏说：考察《汉书·儒林传》，琅邪人王横，字平仲，传授古文《尚书》。《沟洫志》也作“王横”。会贞按：《汉书·儒林传》作“璜”，与这里相同。只有《沟洫志》作“横”，《后汉书·儒林传》也作“横”。王璜说：从前上天曾经连续降雨，又刮东北风，海水泛滥，向西南漫出，侵入数百里。守敬按：这两句话也是《沟洫志》的文字。所以张君说：赵氏说，《禹贡锥指》记载，《后汉志注》和《禹贡正义》都引用张氏《地理记》。张氏的姓名不详，难道就是这里所称的张君吗？程大昌认为是张揖。考察《隋书·经籍志》，有魏代博士张揖，撰有《广雅》二卷，却没有《张氏地理记》，所以不能确定张君是不是张揖。守敬按：《南山经》说句余山，郭璞注引用《张氏地理志》。《海内南经》说 三天子鄣，郭璞注引用张氏《土地记》，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尔雅》说鸟鼠同穴，郭璞注引用张氏《地理记》。《山水泽地》篇中郦道元的注引用作张晏，由此知道张氏就是张晏。又《史记·夏本纪·太史公论·索隐》引用张敖《地理志》，《寰宇记》也引用张敖《地理志》，张氏也可能是张敖。这样看来，这里的张君，必定是张晏、张敖二人中的一个。至于张揖，只解释过《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明确说过这一点；《广雅》也没有解释碣石的事情，程氏认为是张揖，只是主观推测。全氏说孙潜本作“张折”，但不知道出处。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折”。戴氏作“张折”，依据《大典》本、残宋本，明抄本也如此；这些都不足为凭。碣石山在海中，大概是沉入海水了。赵氏说：《禹贡锥指》记载，按道元死于魏孝昌二年，即丙午年；距离齐文宣帝登碣石的天保四年，即癸酉年，共二十八年。而文宣帝所登的是营州的碣石，在此以前没有听说营州有碣石

译怀疑当时平州的碣石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借用营州临海的一座山来登临，以承袭旧日的故事。否则，哪里有舍弃这里而登临那里的道理？从此以后，再没有听说有人登临碣石。姑且妄自推测，碣石的消失应当发生在魏、齐之间，即丙午至癸酉这二十八年间。会贞按：《水经·山水泽地》说，碣石山在辽西临渝县南面的水中。《注》说，海水向西侵入，年深日久，便包围了这座山，所以说它在水中。《濡水注》说，从前汉代，海水波涛上涨，吞没的土地很广，碣石山被洪涛包围而沉没。这里的《注》也说碣石沉入海水，胡渭一并引用了这些文字。又称引曹孟德的诗句“东临碣石”。后来魏文成帝登临碣石山。接着说，山虽然沉入海中，但距离北岸不远，仍然可以扬帆前往欣赏胜景。这样看来，胡氏疏解郦氏之说，是认为碣石原本与北岸相连，到了后世被潮流冲断，孤立在海中，并不是说碣石完全荡然无存。又根据齐文宣帝登临碣石的事情，最后才说碣石消失在魏、齐之间。赵氏只是用《锥指》关于碣石消失的说法来证明这段《注》文，骤然看去似乎认为碣石已经沉没消亡，所以补充说明其未尽之处，使读《郦氏水经注》的人能够明白。从前燕、齐两地辽阔遥远，于是分置营州。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用马融的话说，舜因为燕、齐距离遥远，分燕地设置幽州，分齐地设置营州。《通典》引用郑玄的话说，舜因为青州隔着大海，于是分置营州。其辽东地区 应当就是《禹贡》所说的青州境域。《尚书集传》说，舜把冀州东北、医无闾山以东的地方分为幽州。这正是杜预所指的《禹贡》青州区域；推定舜时营州的区域，应当分取辽东、乐浪和三韩一带，西面抵达辽水。《尔雅》说，齐地称为营州，那么殷代营州的区域也相同。至于后魏的营州，统辖昌黎、建德、辽东、乐良、冀阳、营丘等郡，都在辽河以西，属于古代幽州的境界。郦道元只是因为叙述当时营州的区域，先概括说明营州这个名称的来源，还来不及详细分析。如今城池临近海滨。守敬按：这是承接上文的营州，指魏代的营州城。《大辽水注》说，白狼水向北流经黄龙城东面，魏营州刺史治所就在这里。《地形志》说，营州治所在和龙城。太延二年设为镇，真君五年改置。这样看来，州城就是黄龙城，也就是和龙城。海水向北侵入，城池将有一半沉入海中。朱本没有“者”字，《笺》说宋本作“城垂沦者半”，戴、赵二氏增入。王璜的话确实可信而且有证据，碣石沉入海中并不是没有根据。赵氏说：《禹贡锥指》引薛氏的话说，黄河入海的地方，旧时在平州石城县，向东可以望见碣石 后来刮起大风，逆河一带都逐渐被海水侵入，旧河道也就淤塞了。又说，王璜说：“从前上天曾经连续降雨，又刮东北风，海水泛滥，向西南漫出，逐渐侵入数百里。”九河的地域已经逐渐被海水侵蚀了。九河只是淤塞罢了，但王璜说被海水侵蚀，世人无不严厉指责他。只有百诗对我说：“九河如果是指逆河，那么这样说也没有错。”我点头赞同，却还没有办法证明确实如此。等到读到薛氏的话，才知道古人的见解已经先得到我的心意。又说：“九河的地域被海水侵蚀，王横的话确实是错误的。至于程大昌说郦道元也认为九河沉没、被海水包围，那实在不是善长的本意。”考察郦氏的著作，他三次说到碣石沉入海中，却没有附会王横关于九河的说法。第五卷《河水注》说，从鬲、般、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邑土地都还存在，只是河流大多消失了。第十卷《漳水注》说，九河分流以后，八条支流相继断绝，只留下旧称，遗迹往往还在。这与许商、郑康成所说的完全相同，而程氏把九河与碣石连在一起说，竟使郦道元蒙受了这场长期的冤屈。唉，真是奇怪啊！一清按：郦氏引用王璜的话来证明碣石沉入海中，却把“九河被海水侵蚀”的话全部删去了；这是卓越而独到的见识，幸亏有东樵加以阐明，说得好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薛氏名叫季宣，见《宋史·儒林传》。守敬按：郦氏在上文引用王璜的话，说海水侵入数百 里，又引用张君的话，说碣石在海中，恐怕有人认为这些话不足凭信，所以立即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情形加以说明，说营州一带海水向北侵入，可以作为王氏说法的证据；营州城有一半沉没，可以作为张氏说法的证据

译校记 关于“郦氏《注》中所引用的《春秋》”：按，郦氏《注》分别引用《经》和《传》，所以对于《经》称作《春秋经》；对于《传》则称作《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对于《公羊》则只称《公羊传》，大概是因为郦氏属于古文经学一派。熊氏没有弄清这个例子，下面“《春秋》”二字不是重复 关于“原陵在临平亭东南”：按，《礼仪志》作“临平亭之南”，向西可以望见平阴，向东南距离洛阳十五里。《疏》在“东”字下面抄漏了“之”字 关于“设置北中郎府”：按，《通志》说：“后魏灵太后时期，北中郎将兼任河南郡职务。” 关于“魏氏在芒垂兴建玄武观”：按，“垂”是山尾的意思。《通鉴》胡三省注说：“大概是馆舍建在芒山的末端，那个地方正对着洛城北面。” 关于“河水于此”：按，“于”应当作“至”，这是采用《禹贡》的文字，见下文。赵氏的说法是对的 关于“《书疏》引用《泰誓》的文字”：按，《书疏》引用马融《书序》的文字，其中有“不谋同辞”，并不是《泰誓》的文字 关于“覆没于陶河”：按，《杜畿传》记载，文帝命杜畿在孟津试船，船于是覆没，郦氏引用这件事来证明陶河就是孟津。《文帝纪》“将幸许昌”有明确文字，朱笺本保留了“将”字，却脱去“幸”字，各家增入“幸”字是对的。熊氏删去“将”字是不对的，“将”字应当补入 关于“而沿着河中沙洲前行”：按，沈氏说：“考察《竹书》，作‘遵’，意思更完整，应当补录。” 关于“知道是晚年定本”：按，杨氏《疏》也相信七校本是全氏晚年的定本，他的见识高于王先谦 关于“《笺》说：原书有这两个字……就是这个地方”：按，《笺》只说脱去“周师”二字；下一句有《笺》引用《吕览》的文字，这里没有录入。全氏、戴氏同样增作“处矣”，现在改订为“处”。“全、戴增作处矣”，现在依据台北本删去 关于“把九道河流分布在中州”：按，《类聚》卷八、《初学记》卷六、严氏《全后汉文》卷四十二，都把“于”字作“乎” 关于“《笺》说只依据《史记》的注文”：按，这是《笺》引用孙氏的话，并不是《笺》本人的说法 关于“郑康成说是地喉”：按，王鸣盛《尚书后案》认为，这一定是引用《地说》的文字。《地说》把大陆称作地腹，与地喉的意思相近。《后案》又认为“导泲入于河”中的“入”是进入，“为荣”中的“出”是流出，郑玄增添了地喉的含义。“喉”字现在依据台北本改作“肱” 关于“怀疑是徐锴《说文系传》”：按，查检徐锴的书，没有这句话 关于“擒住老虎把它献上”：按，《汉志注》作“搏”，与今本《穆天子传》相同。明代天一阁本作“捕” 关于“把它蓄养在东虢”：按，聚珍本校改为“虢”。《元和志》卷六误作“隅”，这是“隅”与“虞”相混的讹误；“虞”字又是因为虞、虢的故事而产生的讹误 关于“景明年间……任颍川郡太守”：按，抄书人把原文颠倒了，现在订正为：洧水《注》说，景明年间，任颍川郡长社县县令；这里说景明年间的寿春，也应当是出外做官游历 关于“《笺》说：汜读作似”：按，《笺》说：“孙氏说，考察《史记·正义》，汜读作似。” 关于“《通鉴》后唐同光二年注引用这段文字，写作东关关”：按，今本标点本作“车关”，不作“东关” 关于“崔氏说”：按，杨氏《要删》说：“‘崔云’疑是‘崔豹’的讹误。”有待考证 关于“蒗荡渠从这里发源”：按，这就是汴渠。《元和志》《寰宇记》都说：“汴河的别名，一名通济渠。”又按，“荡”字，《玉篇》有“莨薚”一字，注释说是药名。查《大典》本仍作“荡”字，杨氏没有见到《大典》本，所以怀疑是《大典》本的误字。《玉篇》没有“薚”字。“狼汤”“莨宕”“蒗荡”都是叠韵的联绵字 关于“就是《经》文所说的蒗荡渠”：熙仲按：《经》文作“又向东流，经过荥阳县北面”。《注》说“就是《经》文所说的蒗荡渠”，这是《经》文确实使用“过”字的证据，郦氏撰写《注》时显然就是这样分列的 关于“彼此回旋交注”：熙仲按，章怀太子注引用郭璞注说：“洄，是回旋的水流。”郦氏《水经注序》说：“曲折的水湾交错奇异，回旋的急流冲决回荡。”《滱水》篇又说：“曲折的水湾和回旋的急流，大多迂回曲折。”这些文字都可以相互参照。“洄”字现在依据台北本改作“回” 关于“这里的《注》实际指的是扈亭”：按，《释例》说：“荥阳郡卷县西北有扈亭。” 关于“《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按，《路史·国名纪》丁本引用作“二十二年”。《竹书》说，出公在位二十三年，应当对应贞定王十七年。这里所见的《竹书》与今本不同 关于“孝文帝时期……在金堤向东决口”：按，《括地志》说：“金堤在白马县东五里。”这一记载见于《河渠书·正义》的引用 关于“通称为延津”：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条下的《正义》引用《括地志》说：“延津在滑州灵昌县东七里。” 关于“石勒袭击刘曜”：按，孙潜说：“‘御’字有的版本作‘袭’。”戴氏、赵氏采用了“袭”字 关于“胡三省的注已经是错误的版本”：按，胡三省注说：“《水经》说：河水经过东燕县旧城北面，于是有济水从北面流来 注入其中。《注》说：垣护之镇守石济，就是这个地方。”现在考察可知，胡注对于《经》《注》的分段很清楚，只是把“过”字误作了“径”字 关于“在淇水口以东十八里有金堤”：按，《注》引用《沟洫志》的文字有错误。《志》原文作：“从遮害亭向西十八里，到达淇水，才有金堤。”因此金堤在淇水口，而淇水口距离遮害亭十八里，遮害亭在淇水口以东

译关于“卫地以内的燕县东北”：按，这件事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燕县上面还有“东郡”二字 关于“《宋书·百官志》作右将军”：按，《宋书·百官志》中既有右将军，也有右军将军；这里应当以《文帝纪》的记载为依据 关于“河水是诸侯的相”：按，“河者”下面引用《续汉书·五行志》的文字，“京师”下面脱去了“计”字，现据此增补。“相”字也有作“象”的，赵氏的说法不对。范晔《后汉书·襄楷传》作“诸侯之位”，其词义与“相”不同，据此改订 关于“胡三省说”：按，胡三省的注见《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四月条 关于“确实指的是白马之神，然而不合经典”：按，《通鉴》周赧王四年注引用《开山图》，有一段按语说：“《通鉴》不谈怪异之事，如今这段注也近于怪诞，只姑且用来扩大异闻罢了。”杨氏《疏》对“不合经典”的讥评，是因胡三省注而发的 关于“《禹贡锥指》说，长寿津在今滑县东北六十余里”：按，《锥指》卷三第二十四页凉城县条下说：“在今滑县东北。”又“向东北流为长寿津”下面说：“渡口在凉城废县东北六十里。”熊氏改动了原文，又增入“余”字 关于“戴氏说这里有脱文”：按，朱笺本没有“酾”字，殿本也没有；戴氏没有说明，因此“经过龙门二渠”的文意难以解释 关于“《括地志》说戚城在澶水县东三十里”：按，孙氏辑本把“澶水”作“洹水”，即相州，并说旧本作“澶”是错误的 关于“另有一座旧城，所以这里的《注》称为旧城”：按，这座旧城见《方舆纪要》卷二十南乐县条下 关于“戴氏改作‘肸’，那么就是《大典》的异文”：按，查《大典》本作“汾”，“肸”并不是异文。杨氏没有来得及看到《大典》本。熊氏似乎在撰写全氏《疏》的前半部分时还没有看到《大典》本，往往怀疑戴氏所说的异文出自《大典》本；到晚年看到后，便不再有此错误。“戴氏改肸，则《大典》之异文”，现在依据台北本改作“恐怕是错误” 关于“晋史占卜这件事……难道是齐田氏吗”：按，这是《汉书·元后传》的文字：“元城建公说：从前春秋时期沙鹿山崩塌，晋国史官为此占卜，说了以下的话。”全谢山说：“最后果然是巨君篡夺皇位，刘歆、王丰等人附会符命之说，这一点是对的。张晏注释《汉书》时，又附会六百四十五年的说法，说那是在哀帝去世、元后开始临朝摄政的那一年；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孔颖达没有见识，把它收入《左传疏》中，实在荒谬。刘歆是王莽的党羽，《左传》是后来才出现的。”全氏的说法是对的 关于“十八岁时下诏召入太子宫，生下成帝”：熙仲按，郦氏这里说错了。元后十八岁时进入掖庭，身份是家人子；过了一年多，司马良娣去世，又过了很久才进入太子宫。见《元后传》。因此她入宫时应当是十九岁或二十岁 关于“《寰宇记》引用这段文字，在‘河播也’下面有‘昔禹治洪水’五字”：按，根据《寰宇记》补入这五个字。结合上文“至于大陆以北”和下文“九河从这里开始分流”，实际上是一句话；原文不妥之处，应当补正 关于“北面到达徒骇，是最北的一条”：按，《禹贡疏》原文作：“北面到达徒骇，其间相距二百多里，由此可知九河所在，徒骇是最北的一条。”这里是抄写脱漏。如果说是《疏》的省文，那么省略也太过分了，文意便不通 关于“《注》只是概括地说罢了，赵氏把‘三’改成‘二’，也失去了郦氏的本意”：按，熊氏阐明大河旧河道只是隔绝了别河南渎、别河南北渎，并没有隔绝屯氏河，这一点考察得很精确。但既然没有隔绝屯氏河，就不应当说屯氏三条支流；按文意应当说屯氏别河两条支流。赵氏把“三”改为“二”并没有错。何必委曲为戴氏辩护，说这是概括而言，又说赵氏失去了郦氏的本意呢？关于“有穷无从考证”：按，《史记·夏本纪·索隐》引用《左传·襄公四年》魏绛的话说：“有穷因此终于灭亡”“有穷后羿”“夏训有此记载。”何氏并不是毫无依据。鬲与穷怎么能说字形相近？我怀疑何氏的说法应当采用 关于“东汉改名为乐成”：按，这是汉明帝永平十五年改的 关于“田融认为就是石济南津”：按，《通鉴》晋永和八年胡三省注说：“棘津就是石济南津，有棘津亭。” 关于“韩婴说”：熙仲按，《要删续补》卷五说：“《要删前编》知道‘又’字以下不是《史记》的文字，却没有找到出处，现在才查出……‘又’字应当改作‘刘向云’三个字。”杨氏起初查到刘向《说苑·杂言》篇，所以这样说；后来又查到《韩诗外传》卷七有这段文字，并且与郦氏《注》的文字完全相同，于是在定本中改作“韩婴云”。由此可知前代学者校勘书籍是如此勤奋，校勘的功力随着年岁增长而不断进步，确实足以作为后人的榜样。我对此由衷敬佩，特在这里写出 关于“这里不必引用师古的说法”：按，《淇水》篇在《河水》篇之后，这里引用颜师古的注并没有不可以。又《汉志》清河郡下面，信成县的分注说：“张甲河上游承接屯氏别河，向东北流到蓨县，注入漳水。”颜师古注说“蓨”读作“条”，下文也是如此 关于“《地形志》说重平县县治在重平城”：按，《地形志》沧州安德郡重平县条下没有这句话；上文重合县条下有“县治在重合城”。这是《疏》误引的文字，现在删去 关于“顾祖禹……两种说法都保存”：按，《方舆纪要》卷三十四重丘城条下说：“汉代设置重丘县，属平原郡。” [五三]“晏谟”：按，据《晋书·载记》，谟是青州秀才，曾把齐地的山川丘陵绘制成图。[五四]“晋代设置乐陵国，却说现在分为郡”，这里只是概括而言罢了：按，《宋书·州郡志》卷二《冀州》下说：“乐陵太守，晋武帝分平原郡设置。”这正与伏、晏所说“平原邑，现在分为郡”相合。《志》没有说魏设置乐陵郡，《疏》考查失误。[五五]“戴氏改作安帝……戴氏也没有进一步详细考证，竟然依从这一改法”：按，《疏》并不轻易改字，考核十分精细。戴氏径直改字，正是沿袭赵氏说法的一个证据。

译[五六]“《郡国志》说，卫县有竿城”：按，“卫县”应作“卫公国”；《郡国志》就是这样写的，并不作“卫县”。[五七]“《沟洫志》说，救治黄河决口时，又在旁边修建龙渊宫”：按，《沟洫志》中没有这句话，刘攽和沈钦韩的说法，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录的材料中也有。如淳的注见《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条：“五月，黄河在濮阳决口，水泛滥波及十六郡而下。”沈钦韩所著《汉书疏证》卷二“起龙渊宫”条说，这是武帝亲自修建的庙。[五八]“名叫宣防宫”：按，《汉书·沟洫志》作“防”字，《史记·河渠书》作“房”字，据此改作“房”字。[五九]“尊立不动，水波齐足而止”：按，《汉书》本传没有“水波齐足而止”这句话，大概是郦道元增补的。[六〇]从“全氏说，一本作谷口”等直到“竟然把淇水当作它，这是错误的”：按，这里所引全氏的说法，实际上是转引赵氏的说法；七校本只写作《晋书》，《方舆纪要》《观城县》条下没有这段文字。[六一]“向东流经繁阳县故城南面”：按，《史记·赵世家》孝成王二十年《正义》引《括地志》说：“繁阳故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北二十七里。” [六二]“《水经》本来是韦氏的说法”：按，韦昭《国语注》说：“畔观就是五观。”《疏》没有收录这句话，所以文意不明；引用文字不应删削得过多。[六三]“仓亭津在范县境内”：按，《方舆纪要》卷三十四引《述征记》说：“向东南到东阿六十里，向西南到东武阳七十里。” [六四]“魏高欢派房谟招募士兵，赶赴四渎”：熙仲按，《通鉴》原文作“尔朱世隆抵抗高欢时”，是尔朱世隆派房谟招募士兵，并不是高欢。熊氏误删了文字，现据此订正为“尔朱世隆”。[六五]“赵氏原文下面不必增加文字”：按，当时赵还没有成为国名；赵氏说应增加“鞅”字，或“简子”二字，是正确的。《孔子世家》正作“晋”。[六六]“戴氏也贸然依从这一改法”：按，《大典》本把“阳平”倒作“平阳”，戴氏改作“平原”，不依照《大典》本，正是袭用赵氏说法的明显证据。[六七]“乐平是霍山的封邑，不是翁孙的”：按，褚氏《表》中说，霍山的封邑是乐成；乐成是从霍光受封的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中分给霍山的。褚氏《表》又记载乐平侯为许翁孙。[六八]“《地形志》说乐平县治在乐平城”：按，《地形志》司州阳平郡下说：“乐平县，晋代隶属；前汉时为清县，后汉章帝时改名。” [六九]“《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文字”、“《春秋》所说的聊摄以东”：熙仲按，前汉时期往往把《公羊传》称为《春秋》；后来《左氏传》盛行，才把《左传》称为《春秋》，这里就是一例。郦道元研究《左传》，所以也把《左传》的文字称作《春秋》。大概前代儒者引用文字时，并不太严格地区分《经》和《传》。[七〇]“全氏认为‘径’应作‘迤’，赵氏改作‘迤’是错误的”：按，全氏说：“‘径’字有人认为应作‘迤’。”否则可能是有脱文；这里引用的是“有人这样说”，不是“全氏认为”，《疏》误解了。[七一]“《地理志》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高唐”：按，班固《地理志》原文在平原郡高唐县下，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此。”郦道元只是改换了文辞，并不是把文字颠倒了。[七二]“《史记·世家》校正”：熙仲按，《史记·世家》中没有这个“辞”字，赵氏刊误常常如此；但有时也有“以”字。“以”就是“用”的意思，据此增补。其他地方情况相同，不再一一列出。（“校正”今据台北本改作“校改”；另外，《史记》上台北本没有“以”字。） [七三]“杜预说，辕就是援”：按，杜预《注》说：“犁，一说是隰；祝阿县西有辕城。”于钦《齐乘》引用时作：“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摄城，有高唐城。” [七四]“《史表》说……元狩二年受封，‘二年’是‘三年’的讹误”：按，《表》写作“二年七月壬午受封”，此后三位侯都写作“三年七月壬午”，所以“二”是“三”的讹误，毫无疑问。标点本漏作校记。[七五]“宋代以后魏代又称朝阳，隶属济南”：按，《宋志》说：“《晋太康地志》记载它隶属乐安。” [七六]“《汉书》颜师古《注》引张晏说，伏生名胜”：按，《史记·儒林传·索隐》说：“考察张华的说法，名为胜。” [七七]“《孔僖传》与李氏《注》相同”：按，《孔僖传》章怀太子《注》说：“王莽把千乘国改名为建信，后来又改名为建新。”朱一新所说引用李氏《注》，就是指这一条。[七八]“又向东北流成为马常▯”：按，《方舆纪要》卷三十五说：“马车渎再向南流，就是寿光县的清水泊，也称马常▯。”沈钦韩《疏证》引《玉篇》说：“●，读作而勇切，是地名，指类似塘泊的积水。”《御览》卷九九九引《续述征记注》说：“齐地人把湖称为▯。” [七九]“《地理风俗记》说，漯水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按，《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之下引《尚书传》也说：“漯川从黎阳大伾山南面起，向东北流到千乘入海。” [八〇]“大概‘庐’‘闾’自古相通”：按，除杨氏《疏》所举的例子外，《公羊传·定公四年》和《越绝书》也都写作“庐”。[八一]“《高五王传》《诸侯王表》都从‘才’，不从‘木’”：按，服虔说：“扐，读音为勒。”《世家》作“勒”，读音相同。[八二]“《地形志》说厌次有富城”：按，标点本《地形志校记》卷六十一说：各本“富”字下面都没有“平”字，所以杨氏据此认为富平城也简称富城。但温校根据上文“又向东北流经富平县故城北面”，知道“富”字下原有“平”字，于是补上“平”字。[八三]“城东有水津，俗称张公渡”：按，《寰宇记》在将陵县条下也记载有张公故关，在县东南七十里。将陵地属平原郡。（“渡”字今据台北本改作“津”。）

译[八四]“也许就是张彝的祖先，但还不能确定”：熙仲按，《魏书·张彝传》说：“曾祖张幸率领民户归附魏国，被授为青州刺史。”“起初，张彝的曾祖张幸招引河东百姓组成州，只有一千多家；后来彼此依附合并，直到迁入冀州，经过三十年，分户另立的已有数万户。因此高祖比较天下民户时，青州是最大的州。”现在看来，张公关、张公渡或许都是因为张幸招募民户的缘故，民间才称为张公。赵氏说可能是张彝的祖先，应当指张幸，不必指张彝。又，孔刻本“张”字下有“准之”二字，殿本删去，并说：“按，张某脱去了名字。”孔刻本底本在东原入京以前，难道是殿本成书时见到了什么材料，因而改成这样吗？[八五]“原本来就是博平”：熙仲按，《尔雅》作“广平曰原”。应劭当时没有听说避讳“广”字而改称“博”；郦道元时代也没有避讳“广”字的事情。难道这是隋代抄本《水经注》留下的残迹吗？现记下这一点，暂存疑问。[八六]“称作秽野薄”：按，沈钦韩说：“薄”与“泊”相通，《统志》引用此文作“沟”。[八七]“《史记》《汉书》的表都说凭中郎骑兵随从平定诸侯，这里称作郎中是错误的”：按，查考《史记》《汉书》的表，二者都写作“郎中”，熊氏 考查失误。（“中郎”二字现已删去。） [八八]“司马彪、魏收都承袭了这一错误”：按，《续汉志》平原郡下作“高唐湿水发源于此”，《地形志》沧州乐陵郡下作“湿沃”，所以胡渭才有这样的说法。[八九]“魏代改名为后部亭，现在民间便称它为右辅城”：按，“右”字疑应作“后”；“后”“后”读音相同，“部”“辅”声韵相近，这正是《注》所说的民间名称。[九〇]“又向东北流入海”：按，《济水经》说水经过利县流入黄河；这里《经》文却作流入海，似乎不应视为同一条水。[九一]“所谓原本，是指《大典》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按，这是熊氏校订此卷时还没有见到《大典》本的一个证据。参看本卷校记[四〇]。（“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一句，今据台北本删去。） [九二]“朱氏把这两个字讹写在‘仓子城下’”：按，这里应作“在”，《疏》误把“在”抄成“作”。查朱氏《笺》本《经》文说济水注入黄河，直接承接“水自枝津”一句，脱去了“河”字。[九三]“这四句话是抄改《沟洫志》的文字”：按，《沟洫志》记载王横说：“《周谱》说，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现在所流经的河道就不是大禹开凿的河道了。”所以郦道元把《志》的文字抄改为：“现在河水流经的河道，不是大禹开凿的河道。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旧河道因而废弃。” [九四]“难道是《大典》本的错误文字吗？”按，杨氏虽然没有见过《大典》本，但这里是根据全氏所引孙潜本作“张折”。（此句今已据台北本改正。） 《水经注疏》第六卷 后魏郦道元注 宜都杨守敬惺吾纂辑疏证 枝江熊会贞固之参与疏证 汾水 汾水发源于太原郡汾阳县北面的管涔山。《山海经》说：《北次二经》山系的第一座山，在黄河以东；它的东面，朱本有“东”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首枕汾”，朱本“首”字上多出“东”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这座山名叫管涔山，戴本删去“其名”二字。守敬按，郭璞《注》说，今在太原郡旧汾阳县北的秀容山。“涔”读作“岑”。《寰宇记》又引郭璞《注》，“菅”读作“奸”。[一]《隋志》说静乐县有管涔山。《元和志》说，山在县北一百三十里。今在静乐县东北一百六十里。山上没有树木而多草，山下多玉石；朱本作“山上无草木，山下多玉石”。守敬按，根据下文“有草无木”一句，可知郦道元的原书与《山海经》相同，今据原书订正。汾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入黄河。朱本作 “而流”，戴本把“而”改为“西”，赵本在“而”字下增“西”字。《十三州志》说：汾水发源于武州的燕京山。守敬按，武州燕京山见《水经注》相关篇章。守敬又按，《淮南子·墬形训》说汾水发源于燕京山；燕京山也是管涔山的别名。守敬按，《御览》卷四十五引《水经注》说，管涔山是汾水的发源地，当地人也称它为箕管山，因为山上多管草，所以有这个名称；又称管子山。郦道元《注》完整无缺，这段文字应是其他书的内容，却误作《水经注》；若认为是郭璞的注，也不对。这座山山岭重叠、岩石高峻，朱氏《笺》说旧本作“修层”。守敬按，《御览》引作“修岩”，“岩”与“岩”相通。朱氏认为旧本作“修层”是为了说明版本异文，却不知道“层”是“岩”的讹字。山上有草而没有树木，泉源从南麓下面流出，大概只是幼小水流汇成的蒙流。赵本把“蒙”改作“蒙”，并说：《易·蒙卦·象》有“山下出泉，蒙”的话，所以不从水旁；《说文》说“蒙”是微雨，意义不同。汾水又向西南流，两岸山岭相夹，群山相连，山峰和山势相接。刘渊的族侄刘曜曾隐居躲避在管涔山中。朱本“避”作“居”，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避”，《御览》也作“避”。夜里，忽然有两个童子进来，跪下说：“管涔王派小臣来拜见赵皇帝，献上宝剑一口。”宝剑放在面前后，童子拜了两拜便离去了。拿蜡烛照看，剑长二尺，光泽非同寻常。按：《御览》“泽”作“辉”。剑脊上有铭文说：“神剑，服御。”戴氏删去“服”字。按：《御览》有“服”字，《寰宇记》也有，《事类赋注》卷十三引用《晋书》时也有。疑当作“御服”，与下文“毒”字押韵。“除去众毒。”刘曜于是佩服此剑，剑还会随时变成五种颜色。守敬按：刘渊以下的文字，是《御览》卷四十五引用《前赵录》的内容。后来刘曜终于成为胡王。汾水又向南流，与东温溪、西温溪汇合。水从左右两侧附近的溪流中流出；朱本脱去“左”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水声流动，像鸟翼般分流注入。董佑诚

译说：这两条溪流应当在今天的宁武县境内。会贞按，宁武的温溪没有可考的依据。《方舆纪要》静乐县条下说，温泉在县东十五里北山下，从石缝中流出，分成数股，注入碾河；碾河向西流入汾水。这大概就是《注》所说的东温溪，那么西温溪也应在静乐县境内。水面上杂树交错成荫，云气下垂，烟霭相连。从这里起水流深潭上涨，波涛翻涌回旋。汾水又向南流经一座城的东面，城墙依凭，石块堆积，侧面枕临汾水，民间称它为伏戎城。朱本作“代城城”，全本、赵本、戴本删去后一个“城”字。董佑诚说：代城没有考据，疑是伏戎城的错误。《元和志》说，伏戎城在静乐县北八十里，在今宁武县西南。守敬按，“伏戎”二字与“代城”字形相近，董氏说法正确，今据此改正。汾水又向南流出两城之间，两城的城角相互倚接，像鸟翼一样临枕汾水，世人称它为侯莫干城。董佑诚说：它应当在今天的静乐县境内。大概名称来自戎人地区，辗转传呼而失实。汾水又向南流，经汾阳县故城东面。守敬按，前汉时为县，属太原郡；后汉废除。《一统志》说，故城在阳曲县西北九十里。河川土地宽阔平坦，山势平缓，水流平稳。《地理志》太原郡汾阳县下说：汾水发源于汾阳县北山，向西南流。汉高帝十一年，封靳强为侯国。《史表》又说，后来设置屯田农场，积聚粮食的地方，朱本作“在斯”，全本、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后汉书·邓训传注》和《御览》卷一百九十引文都作“所在”，今订正。这里称为羊肠仓。山中有羊肠坂，在晋阳西北。守敬按，《淮南子注》说，晋阳西北九十里有羊肠坂，通往河西上郡的关隘。《通典》说，交城县有羊肠山，隋炀帝改名为深谷岭。《一统志》说，羊肠山在交城县东北一百二十里，又名羊肠坂。石阶曲折盘绕，戴本把“委”改作“纡”。守敬按，《通鉴》汉章帝建初三年 《注》和《方舆纪要》引用这段文字，都作“纡”。《寰宇记》宜芳县条下也作“纡”。[四]然而《后汉书·邓训传注》和《御览》卷三百三十二引文作“委”。《通典》宜芳县条下、《元和志》和《寰宇记》交城县条下，也都作“委”；可见“纡”“委”两种写法很早就交错存在，不能说“纡”正确而“委”错误。羊肠坂大概就是因此而得名。汉明帝永平年间，治理呼沱石臼河。按，司马彪《后汉郡国志》说：常山郡行唐县有石臼谷。赵氏说：按，这十九个字在《注》中又是注文。《寰宇记》平山县条下说，《隋图经》记载，房山有濊水发源，也称石臼河，又称鹿水；水从行唐县东面流入博陵，称为木刀沟，又称袈裟水，向南流入虖沱。濊水在《淇水》篇中出现过一次，称濊邑；在《浊漳水》篇中又出现一次，称濊口，这些都是水流经过并相互连通的地方。大概想借助呼沱水，转运山东的漕粮；朱本把“漕”误作“费”。《笺》说：李氏认为，疑应作“漕”。戴本、赵本改正。《御览》和《通鉴》汉章帝建初三年《注》引文都作“漕”。“自都虑至羊肠仓”，朱本把“虑”讹作“卢”，全本、赵本相同。按，《邓训传》作“虑”，《御览》卷六十四也引作“虑”，今改正。准备凭借汾水运输太原的漕粮。赵氏说：《古今注》记载，永平十年开通常山呼沱河蒲吾渠，以便漕运船只通行，这就是所谓转运山东漕粮的道路。这样做是为了充实秦、晋。苦役连续多年，运输所经过的地方，共有三百八十九处险隘。赵氏说：“三”字在近刻本中讹作“二”，王校本认为朱本讹误。守敬按，锺本、谭本、项絪本都有讹误，朱本没有错。死去的人数也无法计算。授予邓训官职；邓训字平叔，是邓禹的儿子，《后汉书》附载在《邓禹传》中。让他担任谒者，监督和主持治水工程。邓训《传》在“训”字下有“考虑”二字。他暗中了解工程难以完成，把情况详细报告给肃宗。肃宗二字，《御览》引文没有，并非原文。从此听从邓训的建议，使几千人得以保全性命。守敬按，从汉 永平年间以下的文字，是抄改《后汉书·邓训传》的内容。和熹邓后即位，朱本“熹”作“憙”，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御览》引文作“熹”。她的叔父邓陔认为，这是邓训长期积德所带来的结果。这就是羊肠仓。朱本作“羊肠即此仓也”，全本、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文字次序应当倒转，今订正。董佑诚说：按，汉明帝永平年间打通呼沱石臼河，大概是开凿这条道路，使汾水与虖沱水相通。《寰宇记》交城县条下引皇甫谧说，羊肠塞在龙山，即晋阳西北九十里处。交城县本来是从晋阳县分出的地方，所以说它在晋阳西北。根据《海内东经》，虖沱水从晋阳城南面流出，向西到阳曲县北面，再向东注入勃海。一定是因为旧图中有永平年间开通的旧水道，所以最终把虖沱水说成发源于晋阳。下文“南而西”三字应有错误，由此可知，今天流传的《山海经》中还有东汉人掺入的文字，并不是建平年间确定的定本。汉代阳曲县就是今天的定襄县，虖沱水从它北面流过。永平年间开凿的水道，应当从今交城县太原北山一带出发，穿过汾水，经阳曲、忻州北面，到定襄县与虖沱水汇合；正可以根据这个错误，大致推知其实际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