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卷一（2/7）

译汾水又向南流经秀容城东面。朱本脱去“又南径秀容城东”七字。全氏说：这是用先司空本校订后增补的，赵本、戴本也增补。孙星衍说：《元和志》记载，宜芳县秀容故城在县南三十里；刘元海因神灵感应而出生，仪容秀美，所以以此命名。董佑诚说：原《注》引用《魏土地记》说，秀容城向东距汾水六十里。《寰宇记》把它当作汉代汾阳故城，是错误的。守敬按，这七字是全氏后人根据下文推测补出的；戴氏即使能够补入，也必定有所依据，但没有说出自原本，因此可以确定他见过全本、赵本。《一统志》说，秀容城在岚县南面，这是南秀容，今天为秀容都；北秀容在今天朔平府境内，距南秀容三百多里。《魏土地记》说：秀容是胡人迁来居住的地方，设置秀容护军并以此为治所，向东距汾水六十里。朱本把“汾”讹作缺字，戴本、赵本改为“汾”。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引用这段文字作“汾”，《通鉴》梁普通五年《注》引用时也相同。汾水向南与酸水汇合；酸水发源于少阳山西面。《山海经》《北次二经》注说，少阳山有酸水发源。董佑诚说，《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少阳山在交城县西南九十五里；自天授年间迁移县治以后，山在县北面。所说“西南”，是旧图经中的文字，两书沿用而没有改动。各地方志都把交城县看作汉代、晋代晋阳县的地方，这里也是按照旧县治而言。自唐代以来，县治实际位于汉代大陵县地界。各志书都没有说明酸水的所在。李吉甫说，少阳山周长二十里，由此可以知道山脉绵延很长。今天孔河从交城县西北的龙鬒山流出，向东南流，又向东流经故交村，经过检司后注入汾水，怀疑就是酸水。[八]孔河向东南流，注入汾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五里〕 汾水又向南流出山地，向东南流，洛阴水注入它。洛阴水发源于新兴郡。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肆州永安郡即后汉末设置的新兴郡，永安年间改名；郦道元在世时仍称新兴郡。《晋志》说，新兴郡治所在九原，大概是后汉侨置的县，也就是今天的忻州治所。如今洛阴水从忻州流入阳曲县。忻州另有一条洛阴水，与牧马河汇合后注入滹沱河，并不是这里所说的水。洛阴水向西流，经洛阴城北面。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永安郡阳曲县有罗阴城；“洛”“罗”读音相转。《太原府志》说，洛阴城在阳曲县东北六十里，是隋代洛阴府所在地。唐初在这里设置洛阴县，今名洛阴村。洛阴水又向西流经盂县故城南面。董佑诚说，二《汉志》和《晋志》都记载盂县属太原郡。《元和志》说，故盂县城在阳曲县东北八十里，就是这里。后魏时废县，隶属石艾县。按，唐代阳曲县城在今治所东北，盂县故城又在它的东北。今天的平定州所属盂县，是隋代设置的，《元和志》辨析得很清楚。《后汉书注》说它就是汉代的盂县，是错误的。《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分割祁氏的土地设置七个县，作为大夫的封邑，任命孟丙为盂大夫。赵本把“孟丙”改作“盂丙”，并引用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说：盂丙是盂地的大夫，今本作孟丙，是错误的。《汉书·地理志》说，盂县是晋国大夫盂丙的封邑；因为他是盂地大夫，所以称为盂丙，正如魏国大夫魏寿余、阎地大夫阎嘉、邯郸大夫邯郸午一样。守敬按，《左氏传》作孟丙，《人表》也作孟丙。顾氏因为《汉志》把盂县说成盂丙的封邑，便想把《左氏传》的“孟”改成“盂”。《左传通释》说，丙最初受封为县，不应立即称作盂丙；其余九位大夫都明确写出姓氏，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样看来，丙是孟姓，盂是他的封邑。但《广韵》已经作“盂丙”，大概是由于“盂”“孟”字形相近，长期以来就有混用。洛阴水又向西流，朱本脱去“洛阴”二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流经狼孟县故城南面。董佑诚说，二《汉志》和《晋志》都记载狼孟县属太原郡。《元和志》说，晋代末年废除该县，在阳曲县东北三十六里。王莽时改名为狼调。两侧夹着幽深的山涧。守敬按，《元和志》《寰宇记》都作“狭涧”。南面有巨大的山谷，民间称为狼马涧。过去截断山涧筑城，设有南、北两门；门闉，朱本作“阖”，《笺》说宋本作“闉”，戴本、赵本改正。旧城墙至今还在。洛阴水又向西南流，经阳曲城北面。《魏土地记》说：阳曲的胡人寄居在太原境内，设置阳曲护军，以此为治所。洛阴水向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向南流，经阳曲城西南注入。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阳曲本是汉代旧县，就是今天的定襄县。后汉末年，县治迁到太原县北四十五里的阳曲故城；后魏又迁到今县城南四里的地方。又说，县城原是木井城。按，《阳曲县志》说木井城在县东北七十里，那么向正南四里就是后魏县城。汾水向东南流经晋阳县东面，晋水从县城南面向东流来，注入汾水。朱本把“南”字误置在“东”字下面，赵本相同，戴本将文字倒置。会贞按，黄本作“南东”，《晋水》篇见后文。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城。秦庄襄王三年设置，朱本“庄”作“昭”，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史记·秦本纪》记载庄襄王四年设置太原郡，《六国表》记在三年。秦、两汉、魏、晋和后魏时期，太原郡都治于晋阳。《尚书》所说的“既修太原”，就是指这里。

译《春秋说题辞》说：“地势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太原。原，就是端正平坦而有法度。”会贞按，《御览》卷五十七引用了下面两句。《广雅·释地》说：“大卤就是太原。”会贞按，《左传·昭公元年》说，晋国荀吴率军在大卤击败狄人。杜预《注》说，大卤就是太原的晋阳。《公羊传》把“县”写作“太原”。《释名·释地》说：“土地不生长万物叫卤。卤，就是垆。”朱本把“垆”作“卢”，又脱去一个“卤”字和一个“也”字，全本、赵本相同。《笺》说，《释名》写道：“卤，就是垆，如同生火的炉灶之处。”戴本依此改正。《谷梁传》昭公元年《传》说：“中原称太原，夷狄称大卤。”《尚书大传》说：“东方平原地势低平；广大而且高平的地方叫太原，郡也因此取名。”守敬按，《尔雅》说，广大平坦的地方叫原，《释名》也相同。《说文》说，●是“原”的古字，指广大平坦的原野，是人们登临之处。但《诗·小雅·皇华传》说，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原；《小尔雅》说，高而平坦的地方叫太原。这里《注》引用《春秋说题辞》和《尚书大传》，也采用高平的说法，却没有提到广平，大概是根据太原郡的地势，认为“高平”更为恰当吧？《魏土地记》说：城东有汾水向南流。汾水东面有晋国使持节、都督并州诸军事、镇北将军、太原成王的碑。守敬按，《晋书·宗室传》说，成王司马辅起初封为渤海王，咸宁三年改封太原王，兼任监并州诸军事；太康五年去世，追赠镇北将军。水上原有桥梁。守敬按，《元和志》说，汾桥架在汾水上，位于晋阳县东一里，就是豫让想刺杀赵襄子、埋伏在桥下，而赵襄子解衣给他的地方。桥长七十五步，宽六丈四尺。青荓死在桥下，朱本作“清洴”，全本、赵本相同。《笺》说，《吕氏春秋·序意》记载，赵襄子在园囿中游玩，走到桥边，马却不肯前进，便让青荓上前查看；豫让假装成死人，呵斥青荓说：“我将要办事。”青荓退下后自杀。戴本改作“青荓”。会贞按，《汉书·古今人表》也作“青荓”，《文 选·陈琳〈答东阿王笺〉注》作“青●”；没有把“青”写作“清”的，“●”“●”则可以通用。豫让死在渡口旁，守敬按，见《史记·刺客列传》。这里也是赵襄子解衣给豫让的地方。朱氏《笺》说，《史记·索隐》引古本《赵策》说，赵襄子拿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剑跳跃三次来刺击衣服，衣服全都渗出血来。汾水向西流经晋阳城南面；晋阳县的情况详见《晋水注》。董佑诚说，汾水在城东而向南流，不可能转向西流经县城南面；参看《晋水注》即可知道，这里有讹字。会贞按，“西”字、“南”字都没有错，只是“西”字下面应有“南”字。《元和志》说，汾水经晋阳县东二里，又向西南流入清源县境内。按照今天的地图，汾水流过太原县以后仍向西南流，董氏没有考察清楚。旧时有介子推祠。会贞按，《地形志》说晋阳县有介子推祠；《寰宇记》说，在今天平晋县东南五里。[一〇]祠堂前有碑，朱本脱去“祠”字，赵本根据《名胜志》引文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庙宇已经倾圮，只剩一通孤碑，现今碑上文字剥落，已经无从查考。汾水又向南流，洞涡水从东面流来注入汾水。朱本把“过”误作“涡”，下文同，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过”。《洞过水》篇见后文。汾水又向南流经梗阳县故城东面。董佑诚说，“县故”二字是衍文。城在清源县南关，今县已废，划入徐沟。这里原是榆次县的梗阳乡，朱本把“乡”讹作“县”。赵本改正并说：《汉书·地理志》的注文和《史记·索隐》都作“乡”，全本、戴本也改作“乡”。这是魏献子的封邑，魏戊任这里的大夫。会贞按，《汉志》说，榆次县有梗阳乡，是魏戊的封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魏献子执政时，任魏戊为梗阳大夫。《左传·襄公十八年》又说，晋国中行献子见到梗阳的巫皋，就是这里。京相璠 说：梗阳是晋国的封邑。今天太原晋阳县南六十里的榆次境内有梗阳城。朱本把“城”讹作“地”，全本、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汉志》说榆次县有梗阳乡，这里称为榆次旧有的梗阳乡，大概依据《汉志》。《续汉志》晋阳县下，刘昭《注》引《汉官》说，县南有梗阳城；杜预《左传注》称，太原晋阳县南有梗阳城；《地形志》也说晋阳县有梗阳城。这就说明梗阳属于晋阳，不属于榆次，似乎与《汉志》不同。《史记·赵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说，梗阳故城在并州清源县南一百二十步，是从晋阳县分置的，本来属于汉代榆次县地。由此可知，梗阳起初属榆次，后来划入晋阳，所以京氏也说，今天晋阳以南的榆次境内有梗阳城。赵氏说，《名胜志》清源县条下引《水经注》说，汾水又向南流经梗阳县故城东面，有白石水、中隐水，都流来注入汾水。今本没有这段文字。汾水又向南流，就是与洞涡水汇合的地方。汾水又向南流经大陵县东面。守敬按，《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司马乌任平陵大夫。吴卓信怀疑这里的“大陵”就是平陵。

译从前赵武灵王游历大陵，梦见一个女子击琴唱歌；他想见到这个人，朱氏《笺》说，《史记》记载她唱道：“美人光彩闪耀啊，容颜像苕花盛开。命运啊命运，竟然没有使我得到她。”吴广把孟姚进献给他。守敬按，见《赵世家》。大陵就是这个县。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期，该县都属太原郡。《文水县志》说，故城在文水县东北二十五里。王莽时改名为大宁。汾水在县城左侧曲折流过，形成邬泽。董佑诚说：今天称为邬城泊，在平遥县西南，跨越介休县境。原《注》把邬泽记在大陵之下、平陶之上，与地形不合。按，《注》说汾水曲折形成邬泽，下文又说向西北流入邬陂，最后汇入汾水；《广雅》说水从汾水分出形成汾陂。由此看来，汾水是在大陵、平陶左侧分流，向南曲折流到平遥、介休一带形成邬泽。昭余祁湖干涸后，汾水又改道向西流，原来的河道大多淤塞了。《广雅·释水》说：水从汾水分出，叫作汾陂。守敬按，《广雅》作“水自汾出为派”。王念孙 据说，《众经音义》卷十七、二十三、二十五三处所引文字相同。《水经注》原文作“水自汾出为下”，应当有脱文，就是这里。现在拟补订为：“水自汾出为派，积而成陂，称为汾陂。”下文承接汾陂说，其陂东西四里，南北十多里，陂的南面连接邬县。邬县的详情见下文。《地理志》说：“九泽在县北，是并州的薮泽。”这是《太原郡邬县》条下的文字。《吕氏春秋·有始览》称它为大陆，又称为沤洟之泽。《地形志》说，邬县有虑水，流入区夷泽。俗称邬城泊。朱谋认为“泊”字脱落，戴震补入，全祖望、赵一清也补入。守敬按：《通典》说，介休有昭余祁，俗名邬城泊。戴震补得对。全祖望、赵一清也补了这个字，却没有注明出处；此本全、赵二书的文字，是沿袭戴氏的证据。《元和郡县图志》说，邬城泊在介休县东北二十六里。《周礼》说：“正北方为并州，它的河流有虖沱、呕夷。”《注》说：“呕夷，就是祁夷。”赵一清说，《禹贡锥指》称，冀州有三个大陆：其中一个在巨鹿郡北部。班固把它系属于《禹贡》，又称巨鹿泽。《吕氏春秋》说，赵国有巨鹿。它又名广阿泽。《尔雅》说，晋国有大陆。孙炎说，现在巨鹿县的广阿泽就是它。这才是《禹贡》所说的大陆。另有一个在河内郡修武县。《左传·定公元年》说，魏献子在大陆打猎，回来后死在宁地。杜预说，大陆恐怕就是吴泽陂，因为它靠近宁地。还有一个在太原郡邬县。班固说，九泽在县北，这就是昭余祁，是并州的薮泽。郦道元说，《吕氏春秋》称它为大陆，就是这个。前面两个都不是《禹贡》所说的大陆。现在考察《吕览》：既说晋国的薮泽叫大陆，又说赵国的薮泽叫巨鹿，那么同一个泽不应重复出现，所以郦道元把邬泽当作大陆。大概晋国是唐叔最初受封的地方，大陆应当在晋国境内；而巨鹿在战国时期确实属于赵地，所以分为两个泽。总的说来，平坦宽广的地方称“陆”，各处都有；其中大的，才称为“大陆”。正如地势高而平的地方称“原”，各处也都有；其中大的，才称为“太原”。不过，晋国的大陆在汉代大陵县境内，“陆”恐怕是“陵”字的误写。全祖望说，昭余祁就是邬水，后来讹写成漹水。“漹”是“邬”字的变体，这就是并州的薮泽。如果说并州的河流名叫沤夷，那么它应当就是滱水。《吕览》把这两者合并为一个。郦道元在说明滱水时明确说它就是沤夷，但又把邬水混同引作沤夷，大概是疏于核检了。董佑诚说：考察…… 《吕览》又称燕地有昭余，高诱认为就是邬泽。郦道元大概又认为邬泽不应在燕地。守敬按：全祖望说郦道元在滱水、邬水两处都把沤夷混引，是不对的。这里是郦道元认为旧说纷繁，无法确定哪一种正确，所以分别记载下来。凡是《水经注》中有这种情况，都是这个意思；浅陋的人说这是他考察失误，并不对。许慎《说文》说：“漹水出自西河郡中阳县西面。”赵一清依据《说文》把“之西”改为“北沙”，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修改。守敬按：沈西雍《说文古本考》也认为“北沙”不对，那么“之西”二字并没有错误，正可以据此订正今本《说文》误作“北沙”的地方，为什么反而要改掉“之西”呢？这里不说“中阳县西”，而说“之西”，恐怕是因为误把下文的“南”字连读了。“南入河”，说的就是这条水。董佑诚说：郦道元把曹魏迁治后的中阳县当作两汉的中阳县；在《河水》篇下游已经据此错误地驳斥《经》文，这里引用《说文》也成了错误的证据。两汉时期，中阳县在宁乡西面，漹水没有越过汾水向东流、会合婴侯水而流入邬泽的道理。戴震的辨析十分清楚。《说文》所说的水，应当就是离石一带的水；它明说流入河水，没有说流入汾水。全祖望说，“邬”是“漹”字的变体。现在考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中有“邬臧”。《释文》说，“邬”旧读乌户反，又读偃。考察地名：在周地的读乌户反，如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就是这样；在郑地的读偃，如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就是这样；在楚地的读于建反，又读偃，如昭公十三年“王沿夏将入鄢”就是这样；在晋地的读于庶反，《字林》读乙祛反，郭璞《三仓解诂》读瘀、于庶反，阚骃读作“厌饫”的“饫”。这里反复说明：太原有邬县，只有周地的地名从“乌”读，其他都从“焉”读。《字林》也写作“▯”，读音相同。旧读音是错误的。根据陆德明的说法，吕忱、郭璞等人都把太原的邬读作“焉”，不读作“乌”。郦道元既然把邬泽当作漹水，那么全书中的“邬”字也应当写作“鄢”；现在仍写作“邬”，或许是后人改动的。《说文》说：“邬，太原县名。从邑，乌声。鄢，南郡县名。从邑，焉声。”二字的区别十分明显，当然不应舍弃《说文》而采用《字林》的说法。《说文》既不把太原的邬写作鄢，那么邬泽就一定不是漹水。守敬按：《释文》所说的邬、漹通用，古代书籍和雅正文献都如此。郦道元把漹写成邬，不知经过多少考索才作出这个判断。董氏说，《说文》称邬为太原县名，并没有把太原的邬当作漹；他不知道“漹”字已经见于《说文》的水部，所以在邑部只是按县名解释，并不妨碍二字互相通用。

译这条漹水应当在今天中都水、贺水之间。古代中阳县在今太谷县南面、平遥县西面，所以郦道元用它来驳斥《河水》篇的《经》文，说这条水向东分流入汾水，是因为它发源于汾水以东。至于孝义县的中阳县，是曹魏迁置的，大概是从东面迁到西面，而不是从西面迁到东面。相关情况详见《河水》篇。会贞按：郦道元所见的《说文》一定写作“●”；否则，郦道元既把漹当作“●”，也应当有所说明。《广韵》说：“●，水●。”《集韵》说：“●，水名。”篆文讹误，读音又随着字形改变，所以“●”与“漹”二字沿袭讹误已经很久了。从陆德明《释文》中可以看出。桂馥说，郦道元引用的《说文》原本写作“●”，后人根据通行本《说文》改成漹，这确实是探究原委的说法。全祖望、董佑诚拘泥于辨析“●”与“漹”，都是胡说。又《说文》说漹水流入河水，而这里《水经注》叙述它流入汾水，郦道元没有加以辨析，是因为流入汾水也就是流入河水，属于名称可以互通的情况。郦道元引用古书时，这种例子很多。漹水又会合婴侯水。《山海经·北次三经》说，谒戾山，婴侯水从山的北面发源。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麓台山在平遥县东南五十二里。《太平寰宇记》说，谒戾山又名麓台山，在今平遥县东南四十七里，中都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说婴侯水流经中都县，称为中都水。《太平寰宇记》则说中都水发源于麓台山。大概到了郦道元以后，山改了名称，水源也改称了。水向北流，注入祀水。朱谋把“祀”讹作“汜”，赵一清也如此，戴震改正。考察《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祀”，与《北次三经》的文字相同。水从祀山发源，朱谋把“水”写作“右”，赵一清也如此，戴震改正。两条水源不同而共同归入一处，朱谋把“共舍”讹作“其合”，赵一清改“其”为“共”，戴震改作“共舍”。会贞按：《水经注》中多次见到“合舍”的说法，“共舍”就等于“合舍”。水注入婴侯水。董佑诚说：现在平遥县东南十五里有源祠水，向北注入中都水，怀疑就是祀水。会贞按：《水经注》称祀水向右出于祀山，那么它应在中都水北面；现在源祠水注入中都水，却在中都水南面，所以不是古代的祀水。应当把平遥县东面的贺水当作它。两水散乱汇流，经过中都县南面。董佑诚说：这是旧县城，见下文。民间又把它称为中都水。侯甲水注入其中。这条水发源于祁县胡甲山。朱谋把“源”作“原”，把“祁”作“平”。《笺》说：孙星衍考察《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原平县。赵一清说：不对。“原”应作“源”，“平”应作“祁”，侯甲水发源于太原郡祁县。戴震改同。孙星衍说：《元和郡县图志》称，胡甲水从潞州武乡县界东南流入祁县。“胡侯”是同音转写。胡甲山在今武乡县西北一百里。有长坂。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用这里时把“坂”作“岭”。称为胡甲岭。赵一清说，黄本作“岭”。古代“领”“岭”通用。这就是刘歆《遂初赋》中所说的“越侯甲而长驱”。会贞按：见《古文苑》卷二。《太平寰宇记》引用时把“越”作“登”。蔡邕说：侯甲也是邑名，在祁县。侯甲水又向西北流，经过宜岁郊。董佑诚说：应当在今武乡西北境内。流经太谷，称为太谷水。守敬按：《地形志》说祁县有太谷水。《元和郡县图志》说胡甲水又名大谷水。《太平寰宇记》说太谷县有太谷山。《山海经》称它为少山。《晋地理记》说，少山就是大谷水的发源地，水流经祁县境内。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太谷县南面。水流出山谷后向西北流，经过祁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时期，祁县都隶属太原郡。《地形志》说祁县有祁城。《元和郡县图志》说汉代祁县在今县城东南五里。《明一统志》说后魏迁到今治所。从县城一带绵延向外，西面连接邬泽，这就是祁薮，也就是《尔雅·释地》所说的昭余祁。朱谋把“谓”作“为”，把“祁”作“祈”。赵一清改正说：“为”应作“谓”；《尔雅》中“祈”字原作“祁”，古代“祁”“祈”通用。戴震改同。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昭余祁薮的水已经长久干涸。这里是贾辛的封邑。《汉书·地理志》说，祁县是晋大夫贾辛的封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贾辛任祈邑大夫。汪远孙说：这是已故晋大夫祁午的封邑，后来以邑为姓，实际上是贾辛的封邑。贾辛相貌丑陋，妻子不愿与他说话；他带妻子到皋地去射雉，一箭射中两只，她才笑了起来。朱谋《笺》说：根据《左传》，相貌丑陋的是贾大夫本人，不是贾辛。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已经驳正《水经注》这段文字的错误。《左传》只说贾大夫射雉并捕获了它，这里写成“两箭都射中”，大概是郦道元凭意改写的。这里是王莽时期改名的示县。水又向西流，经过京陵县旧城北面。董佑诚说：《二汉志》《晋志》都说京陵县隶属太原郡。《地形志》说太原郡平遥县有京陵城，说明魏代撤省京陵，改置为平遥。城址在今平遥县东面。王莽改名为致城。春秋时期这里是九原之地。董佑诚说：《水经注》把京陵当作春秋时期的九原之地，《日知录》辨析认为不对，而把太平县西南二十五里的九原山作为九原。守敬按：《三国志旁证》说，京陵在春秋时称九京。刘昭《注》引用《礼记》作为证据。颜师古《汉书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采用这种说法。但《太平寰宇记》在正平县，即绛州治所条下又说，九京又名九原，是晋大夫赵盾的葬地。《礼记》说赵文子曾到那里游观。这又是另一个九原。

译《方舆纪要》因此也把两处九原并列保存，大概是因为疑惑而无法确定。只有《日知录》认为太平县的九原山比较接近事实。又考察《隋书·地理志》，和顺县有九京山。《太平寰宇记》说，九京山在和顺县西十里，就是赵孟与叔向游览的地方；这就更加偏远，和事情的实际情况不合。所以《国语·晋语》说：“赵文子和叔向在九原游览。”会贞按：《国语》作“九京”，韦昭《注》说：“京应当作原，是晋国的墓地。”从郦道元下文说“它的旧京还存在”来看，可知他所依据的原文也作“京”。但《礼记·檀弓》《韩诗外传》都作“原”。文子说：“如果死者能够复生，我将和谁同归呢？”叔向说：“大概是阳子吧？”文子说：“阳子在晋国行事廉正刚直，却不能保全自身，智慧还不值得称道。”叔向说：“大概是舅犯吧？”文子说：“舅犯见到利益便不顾自己的君主，仁德还不值得称道。”朱谋本缺少这二十三字，赵一清同样缺少，戴震补入。“我大概会追随随会吧？他能接受劝谏而不忘记自己的老师，言语上自身不失去朋友；侍奉君主时，不靠请托而求进，也不阿谀而求退。” 朱谋本在“师”字下面还有“矣”字，缺少这十六个字。赵一清本同样缺少，戴震补入并删去有关文字。它的旧京还存在。朱谋把“故”字误写在“其”字上面，赵一清删去“故”字，戴震调换了字序。会贞按：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其故”。汉朝兴起后，在它下面增筑陵墓，所以称为京陵。赵一清说：《方舆纪要》称，平陶城在后魏改名为平遥，是为了避开太武帝的嫌名；又引用《水经注》说西胡侵入内地，于是迁居京陵。现在的通行本没有这段文字。侯甲水又向西北流，经过中都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期，中都县都隶属太原郡；后魏时迁徙并废弃。董佑诚说，《地形志》记太原郡中都有榆次城，邬县有中都，说明魏代把中都并入邬县，又在榆次另置中都县，城址在今平遥县西北。城临水边。朱谋讹作“临城”，赵一清改说，“临城”二字应当倒置，全祖望、戴震也这样改。《春秋·昭公二年》所说晋侯在中都拘捕陈无宇，就是这里。守敬按：见《左传》。汉文帝做代王时，曾以此为都。守敬按：见《史记·孝文帝纪》。汉武帝元封四年，皇帝临幸中都宫，在殿上看见光芒，于是赦免中都死罪以下的罪犯。守敬按：见《汉书·武帝纪》。侯甲水又向西流，与婴侯水汇合。朱谋本没有“侯”字，把“于”作“为”，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分别补正、改正。董佑诚说：昭余祁已经干涸，侯甲水也只独自流入汾水，不再与婴侯水汇合。现在这条水从武乡西北发源，流经祁县、平遥县南面，向东流入汾水。会贞按：应作“流经祁县、平遥县北面，向西流入汾水”。流经邬县旧城南面。会贞按：两汉、魏、晋时期邬县都隶属太原郡，后来废置；后魏又恢复设置，仍隶属太原郡。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邬县有邬城，介休县条下也有邬城，大概在两县交界处，这也是后魏迁治的证据，城址在今介休县东北。守敬按：《地形志》很少重复书写旧城，这里或许说明邬县曾有两次迁治。这里是晋大夫司马弥牟的封邑。考察《汉书·地理志》邬县条下的文字，《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司马弥牟任大夫。这里的水称为邬水，民间也称虑水。会贞按：《地形志》说，邬县有虑水，流入区夷泽。“虑”“邬”读音相近，所以后来发生了变称。水又向西北流入邬陂，最后汇入汾水。董佑诚说：现在中都水流到介休县东北的邬城泊，注入汾水。水又向南流，经过平陶县东面；平陶县的详情见《汶水注》。文水从西面流来，注入这条水。《文水》篇见后文。汾水又向南流，与石桐水汇合；石桐水就是绵水。这条水发源于界休县的绵山。会贞按：《一统志》说，绵山在介休县南四十里，洪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石桐水发源于洪山下。这样看来，绵山北麓如今又有洪山这个名称。水向北流，经过石桐寺西面，这就是介子推的祠庙。会贞按：《通典》说介休县有介之推祠。《介休县志》说祠在县西门外。从前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赏赐，隐居在绵上山中。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界休县南有一处地方名叫绵上。晋文公寻找他没有找到，于是把绵地封给介子推作为田邑，并说：“用来记下我的过错，也表彰善人。”因此把这座山命名为介山。会贞按：这段本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参考《史记·晋世家》的说法。所以袁山松《郡国志》会贞按：《晋书·袁山松传》说，袁山松撰有《后汉书》一百卷；《隋书》《唐书·经籍志》都著录此书。说：“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会贞按：司马彪《郡国志》也这样说。戴震删去下句中的“有”字，这是不对的。《水经注》又说，那里有子推庙。王肃《丧服要记》朱谋《笺》说：《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丧服要记》一卷。说：从前鲁哀公为父亲举行祖载礼。孔子问：“难道要设置桂树吗？”守敬按：马骕《绎史》卷八十六引文作“挂树”，应当是这样。哀公说：“不。”桂树，是从介子推开始的。介子推是晋国人。晋文公遭遇国内祸难，逃出国都到狄地，介子推跟随他出行，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来接济军粮。后来晋文公复国，却忽然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唱着歌，守敬按：介子推的《龙蛇歌》见于《吕氏春秋》《史记》《说苑》《新序》《琴操》，歌词大同小异，大概都是后人拟作。

译现抄录《吕氏春秋》中的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跟随它，作为辅佐；龙返回故乡，找到了自己的处所；四蛇跟随它，得到了雨露；有一条蛇为此感到羞惭，死在野外。”晋文公才醒悟过来，认为应当授予介子推爵禄。介子推逃到介山，抱着树木焚烧而死。守敬按：《庄子·盗跖》篇说，介子推是最忠诚的人，曾割下自己的腿肉给文公吃；后来文公背弃了他，介子推愤怒离去，抱树焚死。国人埋葬他，害怕他的魂魄●于地下。朱谋把“●”讹作“贾”。《笺》说：“贾”字脱误，应作“●●”。《檀弓》作“蒙袂辑屦，●●然来”，《注》说“●●”是眼睛看不清的样子。全祖望说不对，大概是“●”字的错误。赵一清、戴震改作“霣”。所以后来设置桂树。鲁哀公说：“我的父亲活着时住在宫殿里，死后安葬在枕席之间，为什么要用桂树呢？我考察孔子尚且不肯用美玉陪葬，守敬按：见《左传·定公五年》，其中作“璠玙”，今本此处作“玙璠”。又怎么会问设置桂树作为礼制呢？”王肃以此作证，近于诬妄。石桐水又向西流，注入汾水。水又向西南流，经过界休县旧城西面。董佑诚说：《二汉志》称界休县隶属太原郡，《晋志》称隶属西河国，并写作介休。《地形志》说，晋代发生战乱时撤销此县，太和八年恢复设置，有介休城；这是后魏迁治后的城址。旧城在今介休县东南。王莽改名为界美。城东有征召而不仕的郭林宗、朱子浚两座碑。惠栋《后汉书补注》引用《林宗别传》，作“子俊”。《地形志》说，西河郡介休县有郭林宗墓。《元和郡县图志》说，林宗坟在县东三里。《一统志》说，郭泰墓在介休县东五里，宋冲墓在县西南靳村。宋冲曾以有道之士身份被征召为司徒。戴震说：考察此句有脱误，尚未详明。会贞按：《晋书·庾峻传》说，庾峻的祖父庾乘曾被汉司徒征辟，以有道之士身份征召，都没有接受；这样看来，“有道”是司徒属官的名称，原文次序应当倒置。林宗是本县人。朱谋本缺“人”字。《笺》说：脱去一个“人”字。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高士传》说，林宗和同县人宗仲到京师，跟随屈伯彦学习。“宗仲”是“宋冲”的误写。司徒征辟他，太尉举荐他，他都以疾病为由推辞。会贞按：《林宗》本传说，司徒黄琼征辟他，太常赵典举荐他为有道之士，他都没有应召；这里的文字应当指郭林宗，惠栋却认为指宋冲，是不对的。他的碑文说：“将要踏上洪崖那样的远古仙人遗迹，继承巢父、许由那样的高逸行迹；在尘世之外展翅飞翔，舒展羽翼；超越……”朱谋作“起”，《笺》说一作“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超”。守敬按：《隶释》作“超”。“天路”戴震依据《隶释》改为“天衢”，达到高高耸立的境界。他禀受的天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享年四十三岁。戴震把“三”改作“二”，把“建宁四年”改作“建宁二年”。正月丁亥去世。赵一清说：考察《汉隶字源》所载此碑，作“乙亥”，《文选》也相同。《后汉书·灵帝纪》说建宁四年正月为甲子日朔，因此有乙亥日，不可能有丁亥日，《水经注》这段文字错了。守敬按：《隶释》所载碑文作“年四十有三，建宁四年正月丁亥卒”。宋代时大碑还存在，洪适亲眼见过碑文，与郦道元所记相合，所以没有理由改动。然而戴震根据《后汉书》本传和《文选》，把四十三岁改为四十二岁，把建宁四年改为建宁二年。考察《资治通鉴目录》，建宁二年正月初一是甲辰日，没有丁亥日；只有建宁四年正月初一是甲子日，正月二十四日才是丁亥日。而赵一清竟说有乙亥、没有丁亥，错误更加明显。袁宏《后汉纪》记载，建宁二年九月以后，三君、八俊死去，郭泰私下悲痛说：“贤人去世，国家困苦，汉室灭亡了。”《资治通鉴》把这件事系于建宁二年十月。这样看来，建宁二年时郭林宗还活着。郦道元亲自看到石刻，记载他死于建宁四年正月，享年四十三岁，才是事实。不应当根据范晔《后汉书》和《文选》来改动。章怀太子《注》引用谢承《后汉书》，说郭泰在建宁二年正月去世，也错了。现在山东济宁还有碑本，作“建宁二年正月乙亥”；但考察建宁二年正月初一是甲辰日，也没有乙亥日，这个伪本不足为凭。碑文说：“我们四方志同道合的人，都长久怀着悲痛之情，于是为他在墓前立碑，以昭示并铭刻他美好的德行。”陈留人蔡伯喈、范阳人卢子干、扶风人马日磾等，蔡邕字…… 伯喈就是蔡邕的字，卢植字子干，《后汉书》中二人都有传。马日磾是马融的族孙，《后汉书》附载于《马融传》中。他们从远方赶来参加丧礼，身穿朋友的丧服。朱谋本脱去“持”字，戴震补入，赵一清依据《隶释》校补。守敬按：残宋本、《永乐大典》本有“持”字。服心丧一年的人，如韩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余门人中，穿着锡衰的有一千多人。碑文原来有“其碑文故”四字。戴震删去。守敬按：这四字是郦道元的话，应作“故其碑文”；传抄者误把“故”字移到“文”字下，《隶释》也沿袭了这个错误，戴震竟将其删去，是不对的。蔡伯喈对卢子干、马日磾说：“我为天下人写碑文已经很多了，每次都面有惭色，只有郭有道的碑文让我毫不惭愧。”守敬按：详见《后汉书·郭太传》。《元和郡县图志》说，周武帝时下令铲除天下碑刻，只有林宗碑因诏令特别保留下来。大概是受到蔡邕这句话的感动。汾水右岸有左部城。守敬按：《太平寰宇记》说，左部城在孝义县南二十五里。现在的县治就是宋代的城址。城侧临汾水，大概是刘渊为晋朝都尉修筑的。守敬按：《晋书·刘元海载记》说，魏武帝把匈奴部众分为五部，任刘元海的父亲刘豹为左部帅。晋太康年间改置都尉，左部驻在太原的兹氏。刘豹去世后，刘元海接替他担任左部帅。水又向南流，经过冠爵津。黄本、吴本作“寇爵”，并说一作“冠”。朱谋《笺》说：《太平御览》引用此文作“冠”。戴震、赵一清改为“冠”。守敬按：残宋本作“冠”，《太平寰宇记》引用时也作“冠”。《初学记》卷八引用作“鹤”，大概是“鹳”字的错误；“鹳”“冠”读音相同。

译这是汾津的名称。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太平寰宇记》引用这里都作“汾水关的名称”，大概是错误。《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用作“汾津”。它在界休县西南，民间称为雀鼠谷。会贞按：《资治通鉴》说，陈太建八年，北周攻打北齐，派齐王宇文宪率领军队二 万人守卫雀鼠谷。《隋书·地理志》说，永安县有雀鼠谷。《太平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雀鼠谷在孝义县南二十里，长一百一十里，南面到霍邑县界。谷中数十里之间，道路险狭，水流两边都架设偏梁阁道。朱谋《笺》说：《太平御览》引用作“编”。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用作“编”，但《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注》引用都作“偏”。阁道用石块累积成路。守敬按：朱谋把“累”写作“累”，戴震、赵一清也相同。残宋本、明抄本作“累”，《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六十四及《资治通鉴注》引用都相同；另外，《太平御览》卷四十五把“就”作“成”。道路曲折环绕在岩壁旁，有的地方离水一丈。朱谋脱去“水”字。《笺》说：《太平御览》引用作“有的地方离水一尺”。孙潜说“一丈”没有错。戴震、赵一清补入“水”字。守敬按：残宋本、明抄本都有“水”字。《太平御览》卷六十四、《资治通鉴注》引用都作“一丈”。有的地方高五六尺。朱谋脱去“五”字，把“尺”讹作“丈”。《笺》说：《太平御览》引用作“有的地方高五六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里〕 戴震、赵一清补正、改正。守敬按：宋本《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注》引用都有“五”字，但作“丈”也是错误。道路上接戴山的山阜，下临深不可测的山涧，民间称它为鲁般桥，大概是古代交通要道上的险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险要之地。全祖望、戴震把“崄”改作“险”。水又向南流入河东郡境内。河东郡的详情见《涑水注》。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以介休、永安两县作为太原郡与河东郡的分界。水又向南流，经过永安县西面。这里就是旧时的彘县。守敬按：本句以及下文关于汉顺帝的文字，都是《郡国志》的原文。前汉时彘县隶属河东郡。《一统志》说，县址在今霍州东北。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守敬按：见《国语·周语》，又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这里就是那座城。王莽改名为黄城。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为永安县。守敬按：《宋书·州郡志》作阳嘉二年改名。后汉时期该县仍属河东郡，魏、晋时期属平阳郡。《地形志》说，永安郡在建义元年设置，治所在永安城。永安县在真君七年并入禽昌县，正始二年恢复设置，治所在仇池壁。《太平寰宇记》说，魏末又迁回原治所；这应当是在郦道元之后、永安郡设置之时。 《一统志》说，今为霍州州治。这里是霍伯的都城。水流经唐城东面。朱谋本把这四字作为《注》文，全祖望、赵一清也如此。戴震改为《经》文，并说：这四字在原本和近刻本中都误入《注》内。接在“霍伯之都也”之后，从体例考察，应是《经》文的书法，与《注》不同，现在改正。董佑诚说：原《水经注》引用薛瓒《汉书注》说，这是尧所建的都城，向东距彘地十里。《诗经正义》引用作“东于彘十里”，说明它在彘地以东；这样汾水就不能从它的东面流出，《正义》的版本错了。城址在今霍州西面。薛瓒《汉书注》说，这是尧所建的都城，向东距彘地十里。会贞按：这段《注》原来应当在《汉书·地理志》彘县条下，颜师古删去了它，却在晋阳县条下引用臣瓒的话说：“所谓唐地，就是现在河东郡的永安县，距晋阳四百里。”这其实是抄录并改动了薛瓒的说法。《一统志》说，臣瓒认为这里是唐尧的都城，只有颜师古认同他，其他各家都认为这是错误。汾水又向南流。朱谋作“东”，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汾水与彘水汇合。彘水发源于东北方的太岳山。会贞按：《禹贡》说，水流到太岳。《地形志》说，汾州介休县有太岳山祠。《一统志》说，霍山在霍州东南，绵延盘踞二百多里，南面连接赵城、洪洞两县的界线。彘水发源于霍州南五里的石鼻谷。《禹贡》所说的岳阳，就是霍太山。山上有飞廉墓。朱谋本没有“墓”字，《笺》说脱去“墓”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距彘县十五里有飞廉墓，常有人祭祀。《一统志》说，墓在霍州东面。飞廉凭借善跑侍奉纣王。朱谋本缺“飞廉”二字，《笺》说脱去“飞廉”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恶来凭借力气大而闻名。朱谋本缺“以”字，《笺》说疑似脱去“以”字，全祖望、赵一清补入。周王讨伐纣王。戴震在“周”字下增“武”字。并且杀死了恶来。飞廉先前替纣王出使北方。守敬按：《史记·秦本纪》说：“当时，蜚廉替纣王出使北方。” 徐广说，皇甫谧认为飞廉在北方修筑石椁，大概是因为下文说到石棺，才附会出这种说法。刘伯庄于是说霍太山在纣都以北，这就牵扯得更远了。郦道元把“使”字解释为出使，和事情相合。《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一引用《史记》也作“使”，难道六朝流传的《史记》有不同版本吗？还是根据《水经注》改订的呢？飞廉回来后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霍太山筑坛。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彘县的霍太山在县东。并在坛上禀告天命。得到一具石棺。守敬按：《史记》说，飞廉在霍太山筑坛祈报，得到石棺；《正义》说，所谓“报”就是得到石棺。郦道元解释为向上天禀告，深得原意。铭文说：“上帝命令处父，你没有参与殷的祸乱，赐给你石棺用来安葬。”守敬按：“以葬”二字，今本《史记》作“以华氏”，《索隐》解释为使他的族属荣耀，过于迂曲，不如郦道元所订正的通顺。死后就用它安葬在……《笺》说：“于”疑应作“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焉”。守敬按：《史记》原文作“遂葬于霍太山”，朱谋把下面三字截断归入下文。“于”字疑是“焉”字，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没有考察《史记》，径自改成“焉”，这是错误的。

译霍太山。守敬按：以上见《史记·秦本纪》。山上有岳庙，庙非常灵验。会贞按：《地形志》说永安县有霍山祠。《元和郡县图志》说，霍山庙在赵城县东南三十里的霍山上，非常灵验。庙在今赵城县东南。乌雀不在它的树林里栖息，猛虎常常守在它的庭院中。又有灵泉。会贞按：《一统志》说，灵泉在州东霍山三十里，今名打鼓泉。灵泉用来供祭祀。朱谋把“祀”作“事”。赵一清说，孙潜校改为“祀”。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七十引用作“事”，但《太平寰宇记》《广博物志》引用都作“祀”。击鼓振动时泉水就流出，声音停止时水就干涸。《太平寰宇记》引用时把“水”作“泉”。湘东郡的详情见《湘水注》。阴山县，县的详情见《●水注》。那里有侯昙山，侯昙山也见于《●水注》。山上有灵坛。坛前有石井，深几尺，平时总是没有水；到了举行祈祷时，甘泉就涌出，祭祀使用完毕便停止。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 九引用《幽明录》说，山阴县有九侯神山，山上有灵坛，坛前有古井，平时没有水；等到向神灵祷告，水便涌出，供使用充足后又逐渐停止。又《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用《郡国志》说，衡州有侯昙山，并称有石井。古代湘东就是唐宋时期的衡州，所以《太平御览》引用《幽明录》把“山阴”写成“阴山”，把“侯神山”写成“侯昙山”，大概是因为“有”与“九”读音相近而造成错误，“石”与“古”字形相近，也可能是同类错误。彘水又向西流，经过观阜北面；这里是旧百邑。原过跟随赵襄子时，在王泽接受竹书，把它报告给襄子。襄子斋戒三天。朱谋把“日”作“月”，《笺》说旧本作“日”，戴震、赵一清改正。襄子亲自剖开竹简，里面有朱红色文字：“我是霍太山山阳的侯，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朱谋作“天史”，《笺》说宋本作“天使”，《史记》也相同，戴震、赵一清改正。三月丙戌日，我将派你回去消灭智氏，你也要在百邑立祀我。戴震删去“也”字。襄子拜谢并接受三位神灵的命令，于是消灭智氏，在百邑祭祀三位神灵，让原过主持祭祀。守敬按：以上是《赵世家》的文字。世人称这个地方为观阜。会贞按：《括地志》说，三神祠如今名为原过祠，在霍山旁。《太平寰宇记》说，观堆祠在霍邑县东南三十里，土堆高二里，周长十里，民间称这个地方为观阜。《一统志》说，观堆祠在霍州东南。彘水又向西流，经过永安县旧城南面，再向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向南流，经过霍城东面。守敬按：《霍州志》说，霍城在霍州西南十六里。这就是古代霍国。过去晋献公灭掉霍国，赵夙驾车，霍公求逃往齐国。朱谋把“求公”写作“求公”，下文同样如此。《笺》说：“求公”应当作“哀公”。赵一清说：考察《史记·赵世家》，作“霍公求”；徐广说，“求”一作“来”，大概是字序颠倒。守敬按：朱谋怀疑“求公”是“哀公”的错误，因为“求”不是谥法中的字…… ……也是如此。不过，《史记》明确写作“公求”，实在不必另生枝节。晋国发生大旱，占卜说：“这是霍太山作祟。”于是派赵夙召请霍君来奉行祭祀，晋国又获得丰收。戴氏删去了“也”字。守敬按：以上是《史记·赵世家》的文字。这里大概是霍公求的故居。汾水又流经赵城西南。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永安县有赵城；《寰宇记》说，赵城在赵城县南三十五里。考察今地，赵城县治南至洪洞县治三十五里。洪洞县治就是宋代县治。如今赵城治所又比宋代城址稍向北移，《寰宇记》所说的三十五里，应当有讹字。也可能指义宁年间设置的县城，在宋代城址以西三里，即今县城的西南方。周穆王把这里封给造父，赵氏便从此开始。守敬按：见《史记·赵世家》。汾水又向南流，霍水汇入其中。霍水发源于霍太山。守敬按：《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说，霍山在洪洞县东北，霍水发源于此。《一统志》说，霍水源出霍山南麓。董佑诚说，如今是在赵城县霍山西麓。水源涌出形成水潭，宽七十步。朱本作“涨”，全本、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御览》《寰宇记》引文都作[原文缺字]，现予订正。水潭深度无法测量。霍水向西南流经赵城南，又向西流入汾水。赵云：《寰宇记》在洪洞县条下引《水经》说，霍水出赵城县东三十八里、广胜寺大郎神祠以西，流到洪洞县界。这与今本不同。汾水又向南流过杨县东面。“涧水”，朱本作“间水”。《笺》说：克家认为，疑当作“涧水”。全本、赵本、戴本改作“涧水”。赵云：考察嘉靖《洪洞县志》，涧河有两个源头，分别出自岳阳安吉岭和金堆里。《水经注》说，涧水向东发源于谷远县西山，流经杨县，向西流入汾水，说的就是这里。会贞按：明代《地理志》说，岳阳县北有涧水。涧水向东发源于谷远县；谷远县详见《沁水注》。它从西山流出。董佑诚说，谷远城在今沁源县南门外。如今涧水发源于岳阳县东北的堆金岭，是汉代谷远县的西部边界。涧水向西南流经霍山南面，又向西流经杨县故城北面。朱本将“杨县”二字误置在“霍”字之上；全本删去“杨县”二字；赵本又在“故城”上增补“杨县”二字；戴本作了订正。守敬按：戴本订正是对的。两汉时杨县属河东郡，魏、晋时属平阳郡，后来撤废。后魏重新设置，属永安郡；但根据下文，郦道元时代它属平阳郡。《地形志》说，杨县治所在杨城。《平阳府志》说，杨城在洪洞县东南十五里范村，又名危城村。这里是晋国大夫僚安的封邑。朱本将“僚安”误作“僚公去安”。《笺》说：《郡国志》记载，河东郡杨县有高梁亭，是晋国羊舌大夫叔向的封邑。这里说“僚公去安”，确实无法详考。全氏引用顾炎武的话说：《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僚安是杨氏的大夫，因此“公去”二字无疑是衍文。赵本、戴本都据此删去，是正确的。

译朱氏只知道《郡国志注》说杨县是叔向的封邑，却没有查考《左传》后来分为僚安的封邑，所以说无法详考。朱氏博览群书，却有这样的疏漏，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目睫之论”。应劭说：这是旧日的杨侯国。守敬按：《汉志》杨县颜师古《注》引有应劭的说法。王莽改名为有年亭。涧水向西流入汾水。汾水流经杨城西面，而不在东面。守敬按：这是驳正《水经》“流过县东”的文字。《魏土地记》说：“平阳郡治所在杨县，郡西有汾水向南流。”说的就是这里。汾水向西南流过高梁邑西面。黑水发源于黑山。守敬按：《元和志》说，黑山今名乌岭山，在神山县东四十四里，黑水发源于此。《一统志》…… 《一统志》说，黑山在浮山县北四十里，与岳阳县相接。黑水向西流经杨城南面，又向西与巢山水汇合。《山海经》说：“牛首山，劳水从这里发源，向西流入潏水。”守敬按：这是《中山经》的文字。这里说的疑似就是这条水。孙星衍说：考察《山海经》所记的里程，郦道元所考证的是正确的。后世却把《山海经》中的劳水看作关中地区的水，这是错误的。守敬按：郭璞《注》说，如今长安西南有牛首山，却不知道这里是《中山经》的文字，所说地点在霍太山以南，不可能在关中。潏水就是巢山水。潏水源头从巢山东南谷地流出。守敬按：《元和志》说，潏水今名三交水。《一统志》说，崇山在襄陵县东南四十里，三交水发源于此。那么崇山就是巢山，三交水就是巢山水。潏水向北流经浮山东面。守敬按：《元和志》说，浮山在襄陵县东南七里。《临汾县志》说，浮山在县东南。潏水又向西北流，与劳水汇合；两水乱流向西北，流经高梁城北面，向西流入汾水。汾水又向南流，戴本在此上增“汾水”二字，流经高梁故城西面。会贞按：《郡国志》说，杨县有高梁亭。《地形志》说，平阳有高梁城。《平阳府志》说，城在府东三十七里，即高梁都程黄里，是古代高梁的遗址。会贞按：《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史苏繇说：“明年，他将在高梁的废墟上死去。”《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秦穆公把公子重耳送回晋国，并在这里杀死怀公。会贞按：见《左传》。《竹书纪年》说，晋出公十三年；朱本作“三十年”。《笺》说：今本《竹书》作“二十年”。沈炳巽说：考察《竹书》，应是十三年。赵本、戴本改作十三年。会贞按：《史记·赵世家》说，出公十七年逃奔齐国。徐广说，《年表》称出公在位十八年，也有说二十年的；又有一本《竹书》说，周贞定王十一年，出公逃奔齐国，正是出公十七年。《索隐》引用《纪年》说，出公二十三年逃奔楚国。各书记载虽然不同，但总之出公不可能在位三十年，因此“三十”二字无疑是错误的。今本《竹书》把此事系于周贞定王七年，应是出公十三年；而《竹书》附注中有一本作出公二十年，这就是《笺》说法的依据；朱本又把“二十”误作“三十”。智伯瑶修筑高梁城。今本作“晋荀瑶修筑南梁”。汉高帝十二年，把这里设置为侯国，封恭侯郦疥于此邑。朱本将“疥”误作“介”。赵本改注说：原表作“疥”。全本、戴本也改作“疥”。守敬按：《史记》《汉书》的表中都作“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魏无知被封为高梁侯，是因为推荐陈平有功；这也应当发生在汉高祖末年，难道后来又把高梁夺来封给郦疥吗？《睢水注》引用《陈留风俗传》说，郦食其被封为高阳侯，郦疥承袭了他的封爵。这里所说的也应当是高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 汾水又向南流过平阳县东面。汾水又向南流，经白马城西面。魏人杀白马祭祀后修筑此城，所以世人称它为白马城。守敬按：《一统志》说，白马故城就是今平阳府治。今为平阳郡治。守敬按：《地形志》说，平阳郡在太和十八年撤废；又说，建义元年将唐州改为晋州，治所在白马城，这件事发生在郦道元之后。汾水又向南流，经平阳县故城东面。守敬按：两汉时平阳县属河东郡，魏、晋时属平阳郡。后魏太平真君年间撤省，太和年间恢复设置，仍属平阳郡，都在今临汾县西南。根据《地形志》，晋州治所在白马城；平阳县是州治所在地。《寰宇记》说，魏建义元年，晋州迁到旧平阳城东北二十里的白马城作为治所。县治大概也与州治一同迁移，因此县治迁徙发生在郦道元之后。这里是晋国大夫赵氏的旧封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赵朝任平阳大夫。应劭说：县在平河的北岸，尧、舜都曾建都于此。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应劭说：“尧的都城，在平河的北岸。”又《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用 皇甫谧说，舜的都城，有人说在平阳。这段话在本书《河水四》中也引用过。《元和志》《御览·州郡九》《寰宇记》都说是在平水北岸，疑心应劭《注》把“水”误写成“河”，而这里沿用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元年。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威烈王七年。韩武子建都平阳。守敬按：《史记·韩世家》说，贞子迁居平阳。《索隐》说，《世本》作平子；又说，景子居住在平阳。但《吕览·任数》高诱《注》却说武子建都宜阳。汉昭帝把度辽将军范明友封为侯国。守敬按：《汉表》说，元凤四年封爵。钱大昕说，《汉表》记载范明友原先被封为平陵侯，其封地在南阳郡武当，不在河东。赵本依据《名胜志》引用《水经注》的文字，在“汉”字下增入“汉初，曹参击魏王豹，魏王逃走，曹参全部占有魏地，后来封为列侯，食邑平阳”二十五字。王莽时改名为香平。魏国设置平阳郡。朱本将“魏”误作“晋”，全本相同。赵本也作“晋”，并加以辨析说：考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魏齐王曹芳正始八年夏五月，把汾水以东的汾北十县划出设置平阳郡。

译平阳郡并不是晋代才开始设置的。戴本改作“魏”。守敬按：《寰宇记》引用《晋书·地道记》说，魏国设置平阳郡，治所就在这里。晋代平阳郡也治于此。水边有尧庙。会贞按：《魏书·地形志》说，平阳有尧庙。《孝文帝纪》说，太和十六年下诏在平阳祭祀唐尧，二十一年又下诏修缮尧庙。庙前有碑。朱本没有“庙”字。赵本依据《名胜志》增补，全本、戴本也一同增补。《魏土地记》说：“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岸的原野上有一座小台，台上有尧神屋和石碑。”会贞按：《元和志》说，尧庙在临汾县东八里、汾水东岸。《寰宇记》说，《尧碑》记载，原来在汾水西岸，晋元康年间迁到汾水东岸；唐显庆三年迁到现在的庙址。《临汾县志》说，尧庙在今县东南八里。永嘉三年，刘渊把平阳迁到汾水边，得到一方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 分。《御览》《寰宇记》都作高一寸二分。印作龙纽，上面的文字是：“有新宝之印。”《寰宇记》把“宝”作“室”。王莽所铸造。刘渊认为这是上天授予自己的，于是大赦天下，把永凤二年改为河瑞元年。会贞按：从永嘉三年以下的文字，都是《前赵录》的记载，见于《御览》卷六百八十二和《寰宇记》。汾水向南流，与平河水汇合。平河水发源于平阳县西面的壶口山。朱本在上句将“平河水”作“平阳”，全本、赵本、戴本改作“平水”；下句“平阳”下原无“县”字，全本、赵本相同，戴本增补。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用这段《水经注》作：“平河水发源于平阳县西面的壶口山。”大概是把原注两句压缩成一句。《寰宇记》说：“汾水又向南流，与平河水合流。”正是采用《水经注》的文字，因此上句原本应作“平河水”，下句脱去“县”字，现据此参订。《元和志》说，平山又名壶口山，在临汾县西八里，平水发源于此。《一统志》说，平山在临汾县西南。《尚书·禹贡》所说的“壶口治梁及岐”，指的就是这里。赵云：《禹贡锥指》说，冀州有三座壶口山：一座在吉州西南，是《禹贡》所说的壶口；一座是汾阴县西南的平山，平水发源于此，也叫壶口山，又叫姑射山，郦道元错误地把它当作《尚书》中的壶口；还有一座在长治县东南。《左传·哀公四年》说，齐国夏攻打晋国，攻取壶口。杜预《注》说，潞县东面有壶口关。潞县就是今天的潞城县，壶口关因山得名。这两座山都不是《禹贡》所说的壶口山。又说，壶口山在《汉书·地理志》中记为北屈县东南。《括地志》说，在吉昌县西南五十里。吉昌就是今天的吉州。后魏延兴四年，在这里设置定阳郡和定阳县。《元和志》说，北屈故县在定阳郡北二十里，位于今州城正北一带；壶口山应当在它的西南面，《汉书·地理志》记作东南，是错误的。董佑诚说：《汉书·地理志》把壶口山记在北屈县，是《禹贡》中的壶口山；本注却把平阳的壶口山当作它。《禹贡锥指》已经辨明了这一错误。郦道元 一向严格遵守班固《地理志》，为什么忽然写出不同的文字？大概是魏、晋时期北屈县迁治到平阳，这里本来就不是汉代县境，所以北屈县的山也被错误地迁移到这里。魏收《地形志》把禽昌当作两汉的北屈县，说明北屈迁治一事，当时很少有人知道。郦道元没有察觉，所以也产生了这个错误。《元和志》说，平山又名壶口山。如今平山在临汾县西南，而临汾县治就是白马城；以《地形志》所说禽昌就是北屈县，以及《寰宇记》所说禽昌在白马城为证，可以知道这里大概是把魏、晋北屈县西南的山，误当成两汉北屈县西南的山。《汉书·地理志》说壶口山在北屈县东南，《禹贡锥指》却说在西南，并斥责《汉书·地理志》有误。由此注产生错误的原因推断，可知《汉书·地理志》原本应作“西南”。守敬按：《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说，平山在平阳，又名壶口山，《尚书》所说的“壶口治梁及岐”就是这里。如今平山在临汾西南，正好位于《汉书·地理志》所说北屈县的东南方。《汉书·地理志》说壶口山在北屈县东南，郑玄《注》引用《地理志》也这样说，《水经山水泽地所在》同样如此。郦道元所说的，正是他严格遵守班固《地理志》的地方。自从《括地志》出现壶口山在吉昌西南五十里的说法，《元和志》《寰宇记》便沿袭了它。胡渭以下的许多人众口一词，反而说郦道元错了，还说班固所记“东南”应当改为“西南”。他们不知道《括地志》所指的山就是《水经注》中的孟门山，把孟门山当作壶口山，实在荒谬！唉，《禹贡》是如日月般永恒的著作，班固记述今古文经学家的说法，郦道元广泛搜集旧闻，怎么会敢于妄加改削！后人不相信班固、郦道元，竟只凭魏王泰一句话横生异议，真使我替班固、郦道元感到寒心。又，董氏解释北屈县曾迁徙，确实正确。不过郦道元并没有把北魏迁徙后的北屈县当作汉代设置的县；《河水注》把采桑津列在北屈县条下，哪里是与《汉书·地理志》相违背呢？总之，“西南”二字先入为主，像董氏这样考证细密的人也被它迷惑了。平河水向东流经狐谷亭北面。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临汾县西北有狐谷亭；而《续汉志》刘昭《注》说，汾阴县西北有狐谷亭。汾阴与狐谷两地并不相连，错误很严重。应当是临汾县条下的文字，被传抄者误抄到汾阴县条下了，地点在今襄陵县西面。春秋时期，狄人攻入晋国并夺取狐[原文缺字]，就是这里。守敬按：见《左传·僖公十六年》。平河水又向东流，经过平阳城南面，向东流入汾水，民间俗称它为晋水，这是错误的。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平阳有晋水。《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平水就是晋水，这些都是民间说法。会贞按：《括地志》也说，平河水又名晋水。[原文至此残缺]

译汾水又向南流经襄陵县故城西面。守敬按：两汉时襄陵县属河东郡，魏、晋、后魏时属平阳郡。《一统志》说，故城在襄陵县东南二十五里。这里是晋国大夫郄犨的封邑。守敬按：《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用阚骃《十三州志》说，襄陵是晋国大夫郄犨的封邑。因此这里有犨氏乡、犨氏亭。守敬按：亭见《汉志》。今本《汉志》将“犨”误作“班”。《平阳府志》说，亭在襄陵县东南，遗址至今还在。西北面有晋襄公陵墓。朱本脱去这七个字。赵本增补并说：《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襄陵县《注》中应劭说，襄陵在西北；颜师古说，晋襄公的陵墓在这里，县因而得名。全氏校本在“县”字上补入“西北有晋襄公陵”七字，戴本也增补。《一统志》说，襄公墓在襄陵县南十五里。这个县大概就是因陵墓命名的。朱氏误作“世”，戴本改为“氏”；赵本依据黄本改字，戴本、赵本都改为“命名”。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原作“氏”字。王莽改名为干昌。[原文仅存编号，正文缺失]汾水又向南流过临汾县东面。董佑诚说：临汾县的情况见“古水”一条以下。天井水发源于东陉山西南面，山北有长岭，岭上有一条贯通东西的道路，就是“鈃[原文缺字]”。会贞按：《隋志》说，翼城县有东陉山。《一统志》说，乌岭山在翼城县东北六十五里，就是《水经注》所说的东陉山。有合水，源头出自卧龙山，大概就是古代的天井水。《穆天子传》卷六说：“乙酉日，天子向西越过鈃[原文缺字]，向西南到达盬地。”说的就是这里。朱本作“蹬”，把“盬”误作“盐”。《笺》说：《穆天子传》作[原文缺字]，“鈃”音同“邢”，郭璞《注》说，就是井鈃山。戴本、赵本改作[原文缺字]，并改“盬”字。天井水有三股泉水奇异地涌出，向西北流，汇总成一条河流。会贞按：《一统志》说，它与温泉等水汇合而成河。水向西流经尧城南面。会贞按：《括地志》说，唐城在翼城县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说，是帝尧后裔所封的城。《元和志》《寰宇记》说法相同。那座城应当在浍水北面；这里所说的尧城在天井水北面，那么它应远在翼城县西北，大概是另一座城。水又向西流入汾水。朱本将“流”作“汾”，赵本在“南”下增“流”字，戴本改为“流”。会贞按：残宋本、明抄本作“流”。董佑诚说，古水的旧河沟向东流入汾水，应当在这里以下。正文作“蹬”；“盬”字误作“盐”。《笺》说：《穆天子传》作“[缺字]”，“鈃”的读音为“邢”。郭璞《注》说，就是井鈃山。戴震、赵一清改作“[缺字]”，又改“盬”字。会贞按：《一统志》说，此水与温泉的各条水流汇合而成为一条河。向西北流，汇总成为一条河川，向西经过尧城南面。会贞按：《括地志》说，唐城在翼城县以西二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说，这是帝尧的后裔受封之地。《元和志》《寰宇记》的记载都相同。那座城应当在浍水以北；这里所说的尧城在天井水以北，那么就远在翼城的西北方，大概是另一座城。水又向西流入汾水。朱谋作“汾”，赵一清在“南”字下面增添“流”字，戴震改作“流”。会贞按：残宋本、明代抄本都作“流”。董佑诚说，这是古水的旧河沟，向东流入汾水，应当在本句以下。水流又转向，从县城南面向西流。汾水又流经绛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绛县属河东郡，后汉改名为绛邑，仍属河东郡；魏、晋时属平阳郡，后魏撤废。《一统志》说，故城在曲沃县西南。绛县的情况另见《浍水注》。董佑诚说：这里的绛县就是新田，二汉都以此为治所，属河东郡。《诗谱》说，晋穆侯迁都绛，晋孝侯把绛改名为翼。后魏设置北绛郡，今为翼城县。《史记·晋世家》说，筑城聚并以此为都，命名为绛。《春秋大事表》说，《左传》中的城聚、城绛不是同一地点，《史记》把二者混为一谈，是错误的。《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二十五年。朱本作“梁武王”。《笺》说：应作“梁惠成王”，赵本改正，戴本仍未改。守敬按：魏国有惠成王，没有武王。今本《竹书》把这件事系于周显王二十三年，正是梁惠成王二十五年。戴本为什么不改？孔刻戴本作“惠成王”。绛地中部地面裂开，向西一直裂到汾水。汾水向西流经虒祁宫北面，虒祁宫详见《浍水注》。横水上有一座旧桥梁横截在汾水中，共有三十根桥柱，每根桥柱直径五 尺，仅与水面齐平，大概是晋平公修建的旧桥。会贞按：郦道元的意思大概是说，晋平公修筑虒祁宫时，同时建造了这座桥。《一统志》说，旧桥在绛州城北。遗物处在水中，所以能够长久保存而不毁坏。汾水又向西流经魏国正平郡南面。会贞按：《地形志》说，正平郡原名南太平，神?年间改名为征平，太和十八年恢复旧名。《一统志》说，在绛州西南。这里原是东雍州治所。朱本脱去“雍”字，赵本依据《地形志》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太和年间，魏国都城迁往洛阳。会贞按：太和十九年，魏孝文帝从代地迁都洛阳，详见《魏书·孝文帝纪》，《谷水注》也有记载。于是撤州设郡。会贞按：《地形志》说，东雍州由魏世祖设置，太和年间撤废；又说，天平初年恢复设置，说明郦道元之后这里又设置过东雍州。汾水又向西流经王泽。朱本作“正桥”。《笺》说：一作“王”。赵本改作“王桥”，戴本改作“王泽”，并说：考察原过在王泽得到竹简，指的就是这里。会贞按：王泽详见《浍水》篇。浍水流入汾水。会贞按：《浍水》篇见后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汾水又向西流过长修县南面。汾水又向西与古水汇合。古水发源于临汾县故城西面。朱本“出”字上脱去“水”字，赵本据胡渭校本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守敬按：两汉时临汾县属河东郡，魏、晋、后魏时属平阳郡。《一统志》说，故城在绛州东北。古水发源于黄阜山下。守敬按：《通鉴》说，隋义宁元年，李渊进入临汾郡，住宿在鼓山。胡三省《注》说，鼓山在绛郡北面。鼓、古二字古音相同，因此这里大概就是古水发源的黄阜山。《一统志》说，古水在绛州西北古山下，又名鼓堆泉。水势大如车轮，向西南流；旧河沟横向流出。朱本将“故沟横”误作“横沟”，赵本说“横沟”二字应倒置，全本、戴本也倒置。古水向东流入汾水，如今已经没有水了。会贞按：

译宋代薛宗孺《梁令祠记》说，隋开皇十六年，临汾县令梁轨循察旧河道，开挖十二条渠道，灌溉田地五百顷。这应当就是沿着这条旧沟加以拓宽开挖的。古水又向西南流经魏国正平郡北面，又向西流经荀城东面。守敬按：《一统志》说，荀城在绛州西十五里。这是古代荀国。守敬按：《汉志》记栒邑，颜师古《注》引臣瓒说，今天河东有荀城，是古代荀国。《汲郡古文》说，晋武公灭掉荀国，把它赏赐给大夫原氏。赵本在“氏”下增补“黯是为荀叔”五字，并说这是依据《汉志·注》应劭引用《汲郡古文》校增的，全本也增补。守敬按：这是《汉志》栒邑《注》中臣瓒所引的文字，不是应劭所引；应劭在世时还没有《汲郡古文》，而且郦道元引用古文也不必全部照录，何必增补？古水又向西南流入汾水。董佑诚说：如今古水发源于绛州西北，向南流入汾水。隋、唐以后，开渠灌溉田地，旧河道大多发生了改变。汾水又向西南流经长修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长修县属河东郡，后汉撤省。《一统志》说，故城在绛州西北三十里。汉高帝十一年，把这里设置为侯国，封杜恬于此。朱本将“杜”误作“庄”，赵本改注说：《史记》《汉表》都作杜恬，“庄”字错误。全本、戴本也改作“杜”。《索隐》又说，另一说作杜恪。有修水发源于县城南面。守敬按：《一统志》说，泉掌泉在绛州西北三十里，就是修水的分流，用来灌溉田地。修水向西南流入汾水。汾水又流经清原城北面。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河东郡闻喜县北面有清原；但《寰宇记》说，在安邑县北五十里，方位略有不合。它又引用《冀州图》说，在稷山县西北二十里，方位完全不对，应当有讹文。清原在今稷山县东南。这里就是古代的清阳亭。会贞按：《魏志·裴潜传》说，裴潜被封为清阳亭侯。裴潜是闻喜人，这里属于闻喜县境，大概就是裴潜的封地。城北 有清原，晋侯曾在清原检阅军队，编成五军。朱本“五”作“三”，戴本、赵本也作“三”。会贞按：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原文说在这里编成五军以抵御狄人，因此“三”字错误，现予订正。汾水又流经冀亭南面。董佑诚说：元代王思诚《图记》说，冀亭在河津县北十五里。考察冀亭在华水以北、稷山以东，不可能在河津县北面。《续汉志》说，皮氏县有冀亭。杜预说，在县城东北。各家都把稷山当作汉代闻喜县的地方，所以专门把皮氏县归给河津；但《续汉志》说，闻喜县有董池陂、稷山亭。涑水、洮水都没有流到汾水以北，那么今天的稷山应当是皮氏县的东部边境，冀亭就在这一区域内。从前臼季出使，经过冀地原野，看见郄缺在耕田，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相敬如宾。臼季把这件事告诉晋文公，晋文公任命郄缺为卿，又把冀地封给他。会贞按：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京相璠说：如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是古代冀国的都城。杜预《释地》说：平阳郡皮氏县东北有冀亭。会贞按：这是《左传·僖公二年》冀地《释例》的文字。皮氏县两汉时属河东郡，晋代属平阳郡。《舆地广记》说魏代属平阳郡。考察平阳郡是在魏正始八年设置的，京相璠、杜预说法不同，大概是因为京相璠成书时尚未改属平阳，杜预成书时已经改属平阳。就是这座亭。汾水又向西流，与华水汇合。华水发源于北山的华谷。会贞按：《通鉴》说，陈太建二年，北周勋州刺史韦孝宽说：“如果齐国来谋取汾水以北的地区，我一定会失去土地；现在应当赶快在华谷和长秋筑城，以阻止他们的企图。”这件事没有实行。齐国斛律光果然从晋州方向出兵，在汾水以北修筑华谷、龙门二城。这里就是华谷。这个华谷在汾水北岸，与《涑水注》中位于汾水南岸的华谷不同。《一统志》说，华水在稷山县北面，又叫清水，也叫黄华谷。华水向西南流经一座[原文缺字]故城西面。朱本《笺》说：“一”有一本作“于”。民间称它为梗阳城，但不是。梗阳在榆次，详见本篇前文，并不在这里。朱本将“三字”作“在此非”，全本相同。《笺》说：宋本作“非在此”。赵本依此改，戴本将“非”改作“不”。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不在此”。考察旧汉上谷长史侯相碑，碑文说：“侯氏出自仓颉之后。”守敬按：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引用《地记》说，仓颉姓侯冈氏，其后代居住在冯翊衙县。但《隶释·金乡长侯成碑》说，侯氏是周文王后代，封于郑，郑共仲赐姓为侯，与这里的说法不同。越过殷代，历经周代。朱本将“历”误作“立”，《笺》说疑当作“历”，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历”。侯氏各自因氏族分支而形成不同支派，有的显于楚、魏，有的显于齐、秦；晋国卿士蒍氏就是他们的后裔。朱本将“裔”作“冑”，《笺》说一作“冑”，戴本改作“裔”。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冑”。《国语·晋语》注说，士荐是刘累的后代。梁玉绳《汉书人表考》认为，这块碑说侯氏是仓颉后裔，恐怕不可靠。侯氏以采邑为食。朱本将“采”作“于”，《笺》说宋本作“采”。戴本、赵本改作“采”。华阳在今蒲坂北面的亭，就是这座城。董佑诚说，城在今稷山县西北二十里，是华谷镇。华水向西南流，注入汾水。汾水又流经稷山北面。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闻喜县西面有稷山。《隋志》说，夏县有稷山。《元和志》说，稷山在稷山县南五十五里。如今在稷山县南五十里。稷山位于水南约四十里，东西长二十里，南北长三十里，高十三里；向西距介山十五里。介山详见下文。山上有稷祠。《元和志》说，稷祠在稷山县南五十里的稷山上。山下有稷亭。守敬按：原文应作“山下有稷亭”。《释例》说，闻喜县西面有稷山亭。《续汉志》说，闻喜县有稷山亭。刘昭《注》说，在县西五十里。《春秋·宣公十五年》说，秦桓公攻打晋国，晋侯在稷地整顿军队，准备夺取狄人的土地。朱本缺少“伐晋晋侯”四字，全本、赵本也缺。《笺》说：孙汝澄考察《左传》，原文是“秦桓公伐晋，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戴本增补了这四个字，是正确的。汾水又向西流过皮氏县南面。

译汾水向西流经鄈丘北面。朱本把“鄈”误作“邓”，下文同。赵云：何焯说，“邓”应作“鄈”。颜师古说，“鄈”与“葵”相同。《汉旧仪》作“葵上”。《宋史·镇王元偓传》说，皇帝登上鄈丘亭，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钱大昭说，《说文》记载，鄈是河东临汾的地名，就是汉代祭祀后土的地方。“鄈”是正字，“脽”是通假字。《汉旧仪》又作“葵”。司马贞说，大概是河东人把“谁”和“葵”读得相同。郦道元把鄈丘和脽分为两个地方；汾阴的脽见下文。《一统志》说，鄈丘在万泉县东北、介山北面，是汉代的方泽。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后汉书》中有传。他说：汉代制度是每三年在汾阴方泽祭祀地神。泽中有方丘，所以称为方泽；这座丘就是葵丘。守敬按：《汉旧仪》说，汉代制度是每三年一次在河东汾阴后土宫祭祀地神；后土宫曲折通入河流，是古代在泽中祭地的方丘，名叫汾葵，也叫葵丘。许慎《说文》说，这个字从“邑”，以“癸”为声。朱本将“癸”误作“发”，《笺》说应作“登”，戴本改为“癸”，赵本依据《说文》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癸”。这是河东临汾的地名，在介山北面。会贞按：《汉志》说，汾阴县南面有介山；颜师古说，介山在汾阴县东北。《一统志》说，在万泉县东十五里。这座山就是汾山。会贞按：汾山无从考证。《寰宇记》说，介山又名孤山。根据下文颖氏所说山体独立可知，“介”“孤”都是因形状得名；“汾”与“孤”字形相近，疑心是把“孤”误作“汾”。文颖说：介山在河东皮氏县东南。守敬按：各本都脱去这十三个字，现据《汉书·武帝纪》太初二年《注》增补。山体独立，高出四周，周长七十里，高三十里。守敬按：这十二个字也是文颖《注》的文字，各家都没有查到《汉书注》，所以不知道上文有脱文。文颖说在皮氏县东南是可以的；朱本却误作“侧”，赵本相同，戴本改作“则”。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则”。由此足以看出，上文原本有文颖的说法，与《汉书注》相同；因为后文重复叙述，所以删去了这些文字。朱氏不知道上文有脱文，因而增补了文字，但所说的东南仍然没有着落。全本、赵本、戴本依此增补，十分含混。高三十里并不正确。朱本没有“高”字，戴本、赵本也没有。守敬按：应当增补“高”字。《唐十道志》也说高三十里，大概是沿袭文颖的错误。如今按山势估计，高不过十多里。山上有神庙，庙旁有灵泉，在祈祷祭祀的日子里，即使取用周遍也不会枯竭。会贞按：《一统志》引用这段文字作“周作”，应当是这样。世人也称它为子推祠。会贞按：《一统志》说，祠在万泉县南一里、介山上。扬雄《河东赋》。会贞按：此赋见《汉书·扬雄传》。《河东赋》说：“神灵的车子安详缓行，周游往来，从容自得，以便观览介山。”《扬雄传》作“虖”字。又叹息晋文公而怜悯介子推，赞美大禹在龙门的勤劳。《晋太康记》《地道记》《永初记》都说，介子推逃亡后隐居在这座山中。会贞按：《寰宇记》万泉县条下引用《太康地记》说，晋文公的臣子介子推跟随文公逃难，文公回国后，介子推没有得到赏赐，心怀怨恨而隐居此山。文公寻找介子推，他不肯出来，于是把三百里土地封给他，又把这座山称为介山。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我考察，介子推隐居的是绵山。晋文公环绕绵山封禁，把它作为介子推的田地，并把那座山称为介山。会贞按：这是《史记·晋世家》的文字。介子推的事迹详见前文介休县条下。杜预说，在西河郡界内的休县，就是这里。会贞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说，西河郡界内休县南面有地名绵山。郦道元因为前文称作“绵上之山”，而这里仅称“绵山”，所以截取引用了杜预的说法。汾水又向西流，经过耿乡城北面。守敬按：《括地志》说，故耿城今名耿仓城，在龙门县东南十二里。《一统志》说，耿城在河津县南十二里，又名耿乡城。这里是旧时殷的都城。帝祖乙从相迁到这里，后来城邑被河水冲毁，所以《尚书·序》说：“祖乙在耿地遭到毁坏。”守敬按：郑玄说，祖乙离开相，住在耿地，后来国家被水毁坏，于是修养德政来抵御水患，不再迁都。这段话见《尚书疏》。杜预说：“平阳郡皮氏县东南的耿乡”，守敬按：这是《左传·闵公元年注》的话。说的就是这里。盘庚因为耿地位于黄河以北，逼近山川，于是从耿迁到亳。守敬按：这是皇甫谧的说法，见《尚书疏》；其中“亳”作“殷”，亳就是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说，帝开甲居住在庇地南面；盘庚迁到奄。《尚书疏》说，盘庚从奄迁到殷。这样看来，从祖乙到盘庚已经有三次迁都了。大概这件事有不同传闻，互相错杂，自汉、晋以来已经无法确定哪一种说法正确。因此郦道元在这里仅采用旧说，而在《洹水注》中又采用《竹书纪年》的说法，称盘庚从奄迁到北蒙，称为殷，以保存不同的说法。今本《史记》写作“迁于邢”。《索隐》说，“邢”读音同“耿”，仍然指皮氏县。而《皇极经世》和《通志》却说祖乙在耿地遭水毁后迁到邢，《方舆纪要》竟把它落实为邢台，这是错误的。后来晋献公灭掉了耿国。朱本“耿”作“之”，全本、赵本相同。赵云：按这段注文有问题。《汉书·地理志》说：“耿乡，原为耿国，晋献公灭掉它，把它赐给大夫赵夙。”这样才没有问题。戴氏改“之”为“耿”，即把耿地封给赵夙。守敬按：《左传·闵公元年》说，晋侯灭掉耿国；又说，把耿地赐给赵夙。后来赵襄子又与韩、魏分割晋国，韩康子居住在平阳，魏桓子定都安邑，号称“三晋”，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会贞按：《史记·六国年表》说，周定王十六年，魏桓子、韩康子、赵襄子在晋阳击败智伯，三家分割了他的土地。《汉书·地理志》说，魏国在晋国旧地；韩、赵、魏灭掉晋国后，都自行立为诸侯，这就是三晋。汉武帝巡行河东时，守敬按：《汉书·武帝纪》说，元鼎四年十月，汉武帝从夏阳向东巡幸汾阴。渡过汾河，在这条水边作了《秋风辞》。守敬按：《秋风辞》见《文选》。

译汾水又向西流，经过皮县南面。守敬按：皮县的情况详见《河水》篇第四。根据《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二年，即今本所称周隐王八年，秦国的公孙爰率军攻打魏国，包围皮氏县。今本《竹书纪年》脱去“围”字。翟章率军救援皮氏，解除了包围；又因疾风向西。十三年，修筑皮氏城。汉代河东太守番系，朱本“番”作“潘”；《笺》说旧本作“番”。赵本改作“潘”，戴本仍作“番”。守敬按：《史记》和《汉书》都作“番”。后人多见“潘”字，少见“番”字，所以改了它。戴氏竟沿袭这一错误，为什么呢？番系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县。会贞按：《史记·河渠书》说，番系建议开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以下地区，又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以下地区。《汉书·食货志》也说，番系开通汾河、黄河渠道，用来灌溉田地。这里的注文叙述了这件事，而《河水注》没有记载。所以这条旧渠还存在，只是现在已经没有水了。戴本在“水”字下增加“也”字。会贞按：《河渠书》说，天子征发士卒修筑渠田，过了几年，黄河改道，渠道失去作用。时间一久，河东的渠田便荒废了。这说明此渠在汉代已经没有水了。又向西流到汾阴县北面；汾阴县的情况详见《河水注》。在那里向西注入黄河。水道南面有一条长阜，北面背靠汾水，南面带着黄河；土阜长四五里，宽二里多，高十丈。汾水沿着它的北面流过，向西注入黄河。《汉书》称它为“汾阴脽”。会贞按：《汉书·武帝纪》说，元鼎四年，在汾阴脽上修建后土祠。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脽，是黄河东岸特别堆积起来的一座土丘，长四五里，宽二里多，高十多丈。汾水在脽的北面，向西流去，与黄河汇合。《史记·武帝纪集解》引如淳的话也相同。汾阴脽的情况又见《河水注》。明代《地理志》在河津县条下说，汾水过去从荣河县北面的脽丘流入黄河；隆庆四年，河道向东改迁，经过县城西南的葫芦滩流入黄河。《一统志》说，汾河向西流到河津县南面注入黄河。由荣河县流入黄河，是《水经》所记的旧河道；现在则是明代改流后的河道。应劭说：“脽，是丘陵一类的地形。”会贞按：《史记·武帝纪集解》引应劭说，脽就像丘陵一类。汾阴有个男子公孙祥，观察云气，看到宝物的精气上升，便把这件事告诉汉武帝。汉武帝在水中得到宝鼎，把它迁到甘泉宫，并改年号为元鼎，就是这里的事。朱本没有“也”字，全本、戴本相同；赵本依据孙潜校本增补。沈氏说：观察云气的人是汾阴男子公孙滂洋；于是汉武帝在汾阴脽上修建后土祠，见《汉书·郊祀志》。得到宝鼎的人是汾阴巫师锦；汉武帝于是改元，见《史记·封禅书》。这是两件不同的事。而且观察云气的人是公孙滂洋，不是公孙祥；宝鼎是在地上得到的，不是在水中得到的。守敬按：《武帝纪》说，元鼎元年五月，在汾水边得到宝鼎。应劭说，因为得到宝鼎，所以据此改年号。《武帝纪》又说，元鼎四年六月，在后土祠旁得到宝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都说，宝鼎是在元鼎四年得到的。刘攽于是认为，元鼎四年才得到宝鼎，既然此前三年不可能已经称为元鼎，便认为元鼎以前的年号都是后来由有关官员追改的。《通鉴考异》和吴仁杰都赞同这种说法。直到齐召南才怀疑，臣子没有无故杜撰年号的道理，必定是有诏令追认，只是现在无法考察罢了。改年号是大事，若按追认年号的说法，就把它当成儿戏了。孝武帝从建元到元狩，已经改过五次年号，纪年三十年；当时官府和百姓的文书不知有多少，核查起来很困难。况且为什么不把元鼎四年以前的年份都改称元鼎，却另行编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这些年号呢？何况《武帝纪》明确记载元鼎元年五月得到宝鼎，《汉纪》也相同；元鼎四年在汾阴再次得到宝鼎，自然是两件事。汉武帝因得到宝鼎而改元，可见他当时非常欣喜；谁知道元鼎四年再次得到宝鼎，不是栾大、公孙卿等方士预先埋藏的，正如戾太子巫蛊事件那样呢？后来栾大因以虚妄之言欺骗皇帝而被诛杀，未必不是受得到宝鼎这件事牵连；只是没有因此兴起大规模的狱案，所以史书没有详细记载罢了。浍水。浍水发源于河东绛县；绛县的情况详见《河水注》。水向东流，与东面的高山相交。浍水向东发源于详高山。赵氏改“详”为“绛”，并说：“详高”是“绛高”的错误。全本、戴本也这样改。会贞按：影钞宋本作“详”，《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作“详”，《寰宇记》作“祥高”，《名胜志》作“翔高”；祥、翔、详读音相同。又称为河南山。会贞按：没有考据可凭，怀疑这里有错误。又称浍山。会贞按：《括地志》作浍高山，又说叫会山，在绛州翼城县东北二十五里；《元和志》《寰宇记》都说浍高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一统志》说，浍水发源于翼城县东南浍山下。《说文》又说，浍水发源于靃山，向西南流入汾水。董佑诚认为，沁水、汾水之间都属于霍太山的山脉。浍水向西流，经翼城南面。会贞按：《续汉志》说，绛邑县有翼城；杜预《释例》说，平阳郡绛邑县东面有翼城。《元和志》说，旧翼城在翼城县东南十五里。 《一统志》说，在今翼城县东十里。按《诗谱》说，晋穆侯把都城迁到绛。会贞按：见《诗经·唐风》。到朱本作“翼”；《笺》说旧本作“冀”，宋本作“暨”。戴本、赵本改作“暨”。孙孝侯把“绛”改为“翼”。会贞按：《竹书纪年注》说，孝侯八年，从这时起晋侯住在翼，称为翼侯。翼是晋国的旧都。会贞按：《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说，翼是晋国旧都。后来晋献公又向北扩建城池。戴本删去“又”字。城方二里，又命名为绛。所以司马迁《史记·年表》《十二诸侯年表》称，晋献公九年，才开始筑绛城作为都城。《左传·庄公二十六年》说，晋国士蒍修筑绛城，以加深宫室的防御，就是这件事。浍水又向西南流，与黑水汇合；朱本“水”字下多出“岭”字，全本、赵本、戴本删去。黑水发源于东北面的黑水谷。会贞按：《一统志》说，这条水在翼城县北面，发源于乌岭山。它向西南流，经过翼城北面；右边引入北川水。戴本在这里重复了一个“水”字。北川水发源于平川，向南流入黑水。董佑诚说：北川水应当在翼城县北面。黑水与北川水交错汇流，向西南流入浍水。

译浍水又向西南流，与各条水流汇合，称为浍交。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南绛郡治所在会交川，就是浍交。北绛、南绛设置郡，都是在郦道元作注文以后。守敬按：《一统志》有大交镇，在绛县东北四十里，就是浍交镇。《竹书纪年》说：“庄伯十二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记作周桓王元年。翼侯焚烧曲沃的禾苗后返回。‘作为文公也？’戴氏说：这句话有讹误，无法详考。赵氏说：“作”字可能是错误。守敬按：不只是末句有错误，上文说浍交，与翼侯焚烧曲沃禾苗的事无关，因此把《竹书纪年》引在这里没有着落，应该是错简。推测郦氏原来是在上文‘向西南流，经过翼城北面’之下引用《竹书纪年》的文字。末句‘作为文公也’也无法解释。按《竹书纪年》说，孝侯八年，从此晋侯住在翼，称翼侯；庄伯七年，庄伯进入翼地，杀死孝侯，晋人将他驱逐，拥立孝侯之子郄，即鄂侯；庄伯十二年，翼侯焚烧曲沃的禾苗后返回。这里所说的翼侯就是鄂侯。郦氏特意补充说明一句，应当作‘是为鄂侯也’，才合乎文意。雷文淇认为，“作为文公”四字是《左传》惠公十五年“公子重耳入于曲沃”以下的传文，错误地衍入这里；他的说法也不对。又有贺水，向东发源于近川。守敬按：《一统志》说，贺水发源于翼城县东南的贺水村。它向西南流到浍交，注入浍水。又有高泉水，发源于东南面的近川。守敬按：《一统志》说，这条水在翼城县东南。它向西北流向浍交，注入浍水。又向南流，有紫谷水从东面的白马山白马川发源。会贞按：《一统志》说，紫谷水在翼城县东面；应当也是发源于县东南。《地形志》说，清廉县有白马山。《方舆纪要》说，垣曲县西北有白马山，与绛县交界。《遁甲开山图》说：绛山，山势详见下文。它的东面与白马山相距。守敬按：《寰宇记》在曲沃县条下引用此文，说的就是这座山。紫谷水向西流，经过荧庭城南面。朱本“荧”误作“荣”，赵本改正；《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张武驻军于荧庭。《春秋分记》说，绛州翼城县东南八十五里有古荧庭城。全本、戴本也改作“荧”。守敬按：《平阳府志》说，在翼城县东南七十五里。紫谷水又向西流出，与干河汇合；董佑诚说，《寰宇记》所载荧庭城与紫谷相对。干河就是教水的一条支流，详见《河水注》。《史记·白起传》说，渡过黄河，攻取韩国安邑；安邑的情况详见《涑水注》。紫谷水向东流到干河，就是这里所说的水道。紫谷水向西又与田川水汇合；田川水发源于东溪，向西北流到浍交，注入浍水。又有女家水，戴本把“女”改成“于”，大概是根据下文“于家谷”臆测改的；全本也改作“于”。守敬按：《方舆纪要》说，女家水在翼城县东南。《一统志》说，女家水在翼城县西南。董佑诚说，现在也叫女家水，在绛县东北大交镇东面。因此“女”字没有错误，大概下文的“于”字应当作为虚字来读。女家水发源于于家谷。《竹书纪年》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记作周桓王元年。庄伯凭借曲沃叛乱，攻打翼地。公子万救援翼地，荀叔轸追赶他，直到于家谷。有范壁水从范壁山下发源。董佑诚说，现在也叫故郡水，在绛县东北四十里；当地有范壁里，也叫范壁水。范壁水与女家水一同向西北流，到翼广城。董佑诚说：应当在今大交镇附近。从前晋军向北进入翼地，因而修筑了翼广城。戴本删去“以”字，这是错误的。于是就用那件事的名称来命名它。守敬按：这句话文意不通。所谓“翼广”，是为了同旧冀城区别而新筑的一座城，所以称为“冀广”，也就是新绛的意思。或许原文应作“因即其事以名之”。两条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八十五里、七十五里〕 汇合在一起。朱本“而”字下面多出“为”字，全本、赵本相同，戴本删去。两水向西北流，到浍交后注入浍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四十里〕 浍水又向西南流，与绛水汇合，俗称白水，但并不是白水。董佑诚说：《括地志》称绛水又名白水，这就是俗称。绛水发源于绛山东谷。朱本“谷”误作“至”，全本、戴本删去，并且与《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注文所引相同；大概只知道“至”是误字，却把它删掉了。赵氏说：《汉书·地理志》记绛县，应劭说绛水发源于县西南；于是把“至”改成“南”。他不知道应劭说的是绛水发源于县西南，并没有说发源于绛山东南，这样改也更加错误。会贞按：《元和志》说，绛水又名沸泉水，发源于绛山东谷。《寰宇记》引《开山图》也说，绛水发源于绛山东谷。这里的“东至”是“东谷”的错误，保留“至”字才对，现在订正为“东谷”。《一统志》说，绛山在绛县西北二十里，与曲沃县交界；绛水发源于山下。寒泉突然涌出，水波激荡，向北流去；水流悬空冲入深谷，高达十多丈。朱本“十”误作“十一”，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名胜志》作“十”。《一统志》说，现在这条水经过曲沃县景明山，从悬崖上瀑布般流下。青色山崖仿佛点染着黛色，白色急流如同铺展的白绢，远望非常奇异壮观。这条水向西北流，注入浍水。应劭说，绛水发源于绛县西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史记·晋世家索隐》也引用了这段话。这大概是把旧绛作为依据来说的。守敬按：所谓旧绛，就是上文翼城一节所说的绛；说“以故绛为言”，是说绛水因旧绛而得名。《史记》称，智伯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引水灌淹晋阳，城中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有三版高。智伯说：“我起初不知道水可以使一个国家灭亡，现在才知道。汾水可以淹没平阳，绛水可以淹没安邑。”戴本根据《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改作：“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当时韩国居于平阳，魏国定都安邑。魏桓子用肘碰韩康子，韩康子又用脚碰魏桓子的肘，二人的肘和脚在车上相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二十里〕 朱本“车”写作“足”；《笺》说《史记》作“车”，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作“车”。智伯的党羽因此灭亡。守敬按：以上是《魏世家》的文字。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有这种事吗？”孔子认为几乎可能，《论语》已有记载。我看过智伯的这段话。汾水灌淹平阳，或许确有此事；绛水浸灌安邑，我还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做到的。“灌平阳，浸安邑”，戴本根据《括地志》和胡三省《通鉴注》所引文字，认为这里两句话互相颠倒，改作“灌安邑，灌平阳”。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卷六说：“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浇安邑，这又有什么值得解释的呢？”我曾经往来于平阳、夏县之间，才明白《资治通鉴》中的两句话有精妙之处：汾水可以灌安邑，至于绛水能够灌安邑，就不必再说了；绛水也可以灌平阳，至于汾水能够灌平阳，也不必再说了。两句交错列举，总的意思是说明水患的危害广泛。不过《梁书·韦叡传》说：“我听说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这又不同于《资治通鉴》的说法。守敬按：《韩非子·说难篇》《国语》韦昭注、《战国策》《史记》都作：“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译只有《梁书·韦叡传》与郦道元的注文相同；但胡三省引用郦道元注文时，却又与《史记》《战国策》相同，而与郦道元注文不同。自从阎百诗提出“两句话有精妙解释”的说法后，学者便不再提出异议。现在只依据史书原文核对，才知道《韦叡传》和郦道元的说法不能轻易改动。智伯灌晋阳一事，《国语》韦昭注认为是引汾水，《魏世家》认为是引晋水，郦道元《晋水注》也这样说。李宏宪虽然有所怀疑，却不能确定。不过晋水、汾水都在晋阳旁边，便于引水灌城。智伯一时狂喜，于是说出“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这番话。当时韩国居于平阳，魏国居于安邑，所以魏桓子、韩康子听到这话都惊恐万分，而智伯的党羽也因此离散。汾水灌平阳是现成而直接可行的事；绛水灌安邑，也可以凭借人工开凿渠道实现。至于汾水灌安邑，势必要截断涑水，已经不容易；至于绛水灌平阳，则必定要借汾水倒流一百多里，绛水小而汾水大，事理完全不合。我恐怕智伯不至于这样愚蠢，韩、魏两家也不至于因此吓破胆。只有说绛水可以灌安邑，中间隔着涑水，郦道元最终仍对此表示怀疑。大概郦道元考察水脉、追寻河道，确实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能他所看到的史书文字就是这样，所以才与《梁书·韦叡传》相同。只有《梁书·韦叡传》与郦道元《水经注》的说法相同；但胡身之引用郦注时，却又与《史记》《资治通鉴》的说法相同，而与郦注相异。自从阎百诗提出“二语妙解”之说后，学者便不再有异议。现在只按史书原文加以核对，才知道《韦叡传》与郦氏的说法不能轻易改动。智伯引水灌晋阳一事，《国语》韦昭注认为是汾水，《魏世家》认为是晋水，郦道元《晋水注》也这样说。李宏宪虽然对此有所怀疑，却不能确定；然而晋水、汾水都在晋阳旁边，所以引水灌城都很容易。智氏一时狂喜，于是说汾水可以灌平阳，绛水可以灌安邑。当时韩国居于平阳，魏国居于安邑，所以魏桓子、韩康子听到这话后惊恐万分，而智氏的党羽也因此离散。汾水灌平阳，显然是现成可办的事；绛水灌安邑，也可以用人力开凿渠道做到。若以汾水灌安邑，势必要截断涑水，已经很难；至于以绛水灌平阳，则必定要借汾水倒流一百多里，且绛水小、汾水大，完全不合事理。我恐怕智氏不至于愚蠢到这种程度，韩、魏两家也不至于吓得魂不附体。只是“绛水可以灌安邑”这句话中间隔着涑水，郦道元最终对此感到疑惑；大概郦氏按照水道考察山梁，所得地势本来就应当如此，也可能是他所见的史书文字确实如此，所以才与《梁书·韦叡传》的记载相同。就是 即使郦氏是根据自己的意思加以订正，这也是以平和公允的态度论事。阎氏考据精密严谨，只是在解释这件事时没有考察地形形势，所以构造出巧妙的说法，实在是牵强附会。会贞按：汾水灌平阳非常容易；如果只是使水浸入平阳，就不能说“或许也有这种说法”。绛水的地势高于安邑；如果只是使水浸入安邑，即使靠人力开凿，也并不十分困难，因此不能说“不知道水从哪里来”。细读郦氏的语意，足以看出他上面引用的《史记》原文，本来应是“汾水可以浸灌安邑，绛水可以浸灌平阳”，何况还有《资治通鉴注》可以作证呢？现在的版本是后人改动的；至于《梁书·韦叡传》的记载，可以保存其原貌而不必再加评论。向西流过该县南面。《春秋·成公六年》记载，晋景公谋划迁离旧绛，想要居住在郇瑕。韩献子说：赵云：何焯说，“六年”误作“元年”，“景公”误作“悼公”，“韩献子”误作“魏献子”。赵氏说：“献”误作“庄”，戴震依据《左传》改正。土地贫瘠，水源浅少，不如新田有汾水、浍水可以把污水排走。于是晋国迁居新田。守敬按：以上是《左传》原文。新田又称绛，也就是绛阳，大概因为位于绛水、浍水之北。汉高帝六年，封越骑将军华无害为绛阳侯国。赵云：《巵林》说，所谓“故绛”，就如同说旧都、旧宅。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成公六年“故绛”的注中说，晋国后来又把新田命名为绛，所以称这里为故绛。杜预大概把新田看作新绛。郦氏于是采用了他的说法；然而庄公二十六年，士蒍筑绛城。杜预注说，绛是晋国的都城所在地，即今平阳郡绛邑县；而在“新田”的注中又说，今平阳郡绛邑县就是新田。这样看来，既然故绛就是今天的绛邑县，新田又与它在同一处地方，杜预对地理的解释几乎自相矛盾。况且殷人多次迁都，并不称为新亳；周人的京城屡次迁徙，也没有带着旧豳的名称；齐国都城迁到临淄后，便不再沿用薄姑的称号；楚国迁到湫、鄀，难道还要保留故郢的名称吗？何况绛本来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名称，不过是因绛水而给县命名，晋人有什么理由竟三次用它来命名都城呢？又据《史记》记载，越将绛阳侯无害；司马贞考察《地理志》后发现其中没有绛阳，而《汉书·功臣表》作终陵，因此《史记》中的“绛阳”不足以证明新田就是绛阳。阎若璩说，故绛在太平县南二十五里、绛州以北，当地人直到今天还称那里为故晋城。新县距离故晋城五十里，当地人称为王官城。一清按：《巵林》的说法辨析得很清楚，但终究不能说明“终陵”究竟是哪里。《汉书·功臣表》记载，华毋害的孙子禄失去侯爵，其曾孙于陵大夫告在元康四年，皇帝下诏恢复其家族爵位；由此可知“终陵”是“于陵”的讹误。《地理志》记载，于陵是济南郡所属的县。守敬按：周氏的说法还未考核清楚。新田就是新绛，即晋国的绛邑县；所以成公六年杜预注说“今平阳绛邑县”，这说明故绛也在晋国绛邑县境内，不属于绛邑县又能属于哪里呢？考察杜预《春秋释例》，可知“绛”和“故绛”是两个名称。平阳郡绛邑县西有绛邑城。今本庄公二十六年的注释中，“绛邑县”下脱去了“西”字，不能因为故绛、新田、周墟而产生疑问；但这与郦氏认为翼是故绛的说法不同。迁都后仍沿用旧名称的情况很多：楚国都城在纪南，称为纪郢；迁都后称鄢郢；迁往陈地后称陈郢；迁到寿春后仍命名为郢。再如新郑、新蔡、新息，更是新绛沿用旧名的明证。只是周氏没有考察清楚。阎氏关于故绛的说法，是依从《释例》的。赵氏引用它时没有加以辨别；如果把它当作解释郦氏所说的故绛，那就是赵氏的疏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

译县城南面对着绛山，绛山的情况详见上文；县城背靠、面向两条水。董佑诚说：如今故城的基址仍然存在，南面正对紫金山，城有内城、外城；外城南面被浍水冲毁，紫金山大概就是绛山。守敬按：《名胜志》作“皆水”，应当是“皆”字与“背”字形近，所以传抄时误作“皆”，后来又讹成“二”字。这里的水就是汾水、浍水，正如下面所说的“背汾面浍”。《古文琐语》。守敬按：《晋书·束皙传》说，汲郡人发现竹简古书，其中《琐语》十一篇，内容是各国占卜梦兆、妖怪以及相术。《隋书·经籍志》记为《古文璅语》四卷。书中说：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车来到浍水之上，看见有乘着白骖、八匹马驾车而来的东西，形状是貍身狐尾，跟随着平公的车。平公问师旷，师旷回答说：朱本无“曰”字，戴震本同；全祖望、赵一清增补。“首阳山的神有一只狗，貍的身子、狐狸的尾巴，它的名字叫……”朱氏《笺》说：“名曰”一作“逢君”。各本在此脱去“者来”二字。“饮酒得到福气，就会来求取它。”大概这件事发生在这条水的上游。戴震说：按此处文字有脱漏和错误。朱谋说，《太平广记》引用《汲冢琐语》说：晋平公到达浍水边，看见有人乘着白骖、由八匹马驾车而来，身体像貍而有狐狸尾巴；它离开自己的车，坠入平公的车中。平公问师旷，师旷说：貍身狐尾的东西，名字叫首阳之神，它在霍太山饮酒后回来。它是在浍水边遇见您的吗？您大概会有喜事。守敬按：《御览》卷四十引《琐语》较为详细，“名曰”下面有“来”字，足以证明此《注》脱去了“来”字，现据此订正。又向西南流过虒祁宫南面。虒祁宫在新田、绛县故城以西四十里。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它在正平县南六里。考察可知，虒祁宫应当在王泽以西。《括地志》说，王泽在正平县西南，虒祁宫也应当在正平县西南。《元和郡县图志》脱去了“西”字。今属绛州西南。会贞按：《左传》杜预注说，虒祁是地名，在绛西四十里，靠近汾水；《春秋释例》作“西南”。《汉书·五行志》说，虒祁离宫距离绛都四十里。这就是杜预所依据的记载。《汾水注》说，汾水向西流，先经过虒祁宫北面，后来经过正平郡南面，再后来经过王泽；那么虒祁宫应在正平县东南，王泽在正平县西南。董氏依据《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认为虒祁宫、王泽都在正平县西南，这是错误的；[唐代的正平县，又在北魏正平郡的西南。]说虒祁宫在王泽以西，更是错误。今曲沃县以西四十九里有故址，相关情况又见《汾水注》。这里是晋平公所建造的宫殿。当时魏榆发生了石头说话的怪事；魏榆详见《洞涡水》篇。晋平公因此询问师旷，师旷说：石头不能说话，或许是有鬼神凭附在它上面。我听说，做事不合时宜，百姓心中产生怨恨和诽谤，就会出现不是人说话而好像万物说话的现象。如今宫室高大奢侈，民力已经耗尽，石头说话，不也正是应该发生的吗？叔向认为这是子野的言论，称得上君子。会贞按：这是《左传·昭公八年》的文字。这里说宫地背靠汾水、面向浍水；戴震把“地”改作“也”。守敬按：如果按照郦氏当时的语气，作“地”是对的。西面就是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晋国虒祁宫南面有浍水，北面有汾水，两水都向西流，到宫西汇合。《竹书纪年》说：晋平公五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元王六年。浍水在梁处截断。全祖望说：按，这里的“梁”就是虒祁宫的桥，见《汾水》篇。也就是这条水。又向西流到王泽，注入汾水。朱谋本把“泽”误作“桥”，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晋国的智伯瑶攻打赵襄子，赵襄子逃走，退守晋阳。原过后来到这里，在这个泽中遇见三个人；从腰部以下看不见，只见他们手持两节竹简，对原过说：“替我们把它送给无恤。”原过就在这个泽中接受了竹简，这就是所谓的王泽。会贞按：见《史记·赵世家》。《括地志》说，王泽在正平县西南。《一统志》说，在绛州西南七里。涑水 涑水发源于河东郡闻喜县东山的黍葭谷。孙星衍说：“黍葭谷”三字疑属上文《水经》的正文。董佑诚说：据《二汉志》《晋志》，闻喜县隶属河东郡；据《地形志》，隶属正平郡。汉代的闻喜县，就是下文所说的左邑城。涑水的源头，俗称华谷。赵一清说：《寰宇记校勘》称，涑水发源于黎葭谷，俗称苇谷；《水经》称，涑水发源于黍薛谷，俗称华谷。如今“黍”写作“黎”，“薛”写作“葭”，“华”写作“苇”，不知道哪一种才对。一清按：《校勘》不知道是谁所作；它说《水经》把黎葭写作黍薛，而今本都作黍葭，这与《校勘》所见的版本不同，因此作黍葭才是对的。又《汾水》篇长修县下的注文说，汾水又向西与华水汇合，华水发源于北山华谷，大概两地相互连接。《北史》记载，韦孝宽守卫玉壁时，请求在华谷和长秋筑城；后来周武帝向东征伐，赵王招率兵出击稽胡，周武帝命韦孝宽任行军总管，围守华谷以接应赵王，这就是此谷。董佑诚说：水在今闻喜县东南，源头出于绛县陈村谷，潜流至柳庄后重新涌出，流入闻喜县境内。陈村谷应当就是华谷。赵氏说它与《汾水》篇下华水的发源地华谷相连；考察可知，两谷相距还很远，而且中间隔着汾水，赵氏只是偶然没有核查清楚。

译守敬按：《资治通鉴》陈太建八年注文引用此《水经》，也作“黍葭”。涑水向西到达周阳，周阳详见下文，与洮水汇合。洮水发源于东面的清野山，世人认为就是清襄山。洮水向东流经大岭下。朱本脱“径”字，赵一清依据《方舆纪要》的引文补入，全祖望、戴震本也补入。守敬按：《一统志》说，水发源于绛县横岭山烟庄谷；此山在闻喜县东南九十里，山脊横跨绛县、垣曲县两县交界，在闻喜县境内称小横岭，在绛县南称大横岭，在垣曲县西北称清廉山。《水经注》说洮水发源于清野山，世人认为是清襄山；又说清水发源于清廉山西面的山岭，世人也称为清营山。清廉、清营、清野、清襄虽然有四个名称，实际上是同一座山。水向西流出，称为唅口。董佑诚说：就是烟庄谷口。守敬按：《资治通鉴》记载，唐大顺元年，张浚、韩建从含口逃走，就是这个谷口；胡三省注引文作“含”。顾祖禹引用时也作“含”。现在郦氏的书写作“唅”，大概是民间流传时在“含”字旁增加了口旁。又《宋史·司马池传》作“唅口”。洮水又向西与涑水汇合。郑国使者子产询问晋平公的病情，平公说：占卜说，是台台作祟。朱氏《笺》说：“台”字，《左传》作“骀”，戴震改正，下面同。守敬按：影抄宋本作“台”，《论衡·别通》也作“台”，与此相同。史官们都不知道其中缘故，冒昧请教。子产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幼子叫实沈，兄弟不能相容。帝把阏伯迁到商丘，把实沈迁到大夏。台台是实沈的后代。朱本在“台台”下面有“实沈”二字。全祖望说：按，善长对《左传》的学问很疏略。《左传》明明说，实沈出自高辛氏，是参神；台台出自金天氏，是汾神；这是两个作祟的神。现在却说台台是实沈的后代，难道不是错误吗？守敬按：善长不应当错误到这种程度，大概是抄写者把文字弄乱了。台台能够继承并治理他的职守，帝因此嘉奖他，让他在汾川建立国家。朱本没有“于”字，赵一清依据《名胜志》的引文补入，全祖望、戴震本也补入。会贞按：《史记》作“是之”。由 由此看来，台台是汾水、洮水的神。会贞按：这是《史记·郑世家》的文字，与《左传·昭公元年》的文字略有不同。《元和郡县图志》说，台台神祠在曲沃县西南三十六里，是汾神祠。《寰宇记》说，这座神祠大概是在晋国都城位于绛时修建的，位于今曲沃县以西。贾逵说：“汾、洮”是两条水的名称。会贞按：《史记·郑世家集解》引用贾逵的说法，《左传》杜预注也相同。司马彪说，洮水发源于闻喜县。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说闻喜有洮水，这是抄写时发生了改变。因此王莽把该县改名为洮亭。全祖望说：按，《汉书·地理志》说王莽把左邑改为洮亭，没有说把闻喜改为洮亭；下文注文可以证明这一点，大概是善长没有核查清楚。董佑诚说：现在考察《续汉书·郡国志》，其中另无左邑县，而闻喜县迁治于左邑，所以东汉的闻喜县，正是王莽所改的洮亭。注文两次提到洮亭，引用《前汉书·地理志》时说是左邑，引用《续汉书·郡国志》时说是闻喜，考订如此精密，不能说是没有核查。这样看来，涑水大概也是洮水的另一名称吗？向西流过周阳邑南面。周阳城南面临近涑水，北面靠着山地和高原。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闻喜县有周阳城；《括地志》说，在闻喜县东三十九里。考察唐初闻喜县治所在甘泉谷、今县城以东二十里可知，周阳城应当在今县城以东六十里。 《竹书纪年》记载：晋献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攻打晋国，周阳城中有白兔在市场上起舞。朱本脱“阳”字，赵一清、戴震本相同。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阳”，只是脱去了“有”字。相关文字在周惠王元年“周王前往成周”之下。惠王元年就是晋献公元年，与二十五年翟人攻晋没有关系；“二十五年”以下十字，应当只作“元年二年”才相合。这就是周阳邑。汉景帝把它封给田胜，作为侯国。赵云：沈氏说，《史记索隐》称它在上郡，那么这里就是“阳周”的讹误。全氏说：按，赵兼、田胜都被封为周阳侯，《史记索隐》都认为是阳周；但考察“周阳由因以周阳侯而得姓”，可知不应是阳周，恐怕是《索隐》错了。善长所说足以纠正《史记·功臣表》的错误。一清按：《史记·外戚世家索隐》说，周阳是县名，隶属魏郡；这是另一种说法。查考《汉书·地理志》并没有这个县，所以不足以作为依据。又考察，赵兼因是淮南王的舅舅而受封，厉王之子赐也被封为周阳侯，后来又以侯爵身份立为庐江王；那么这个地方应当在九江、庐江一带，但如今已经无法考定。守敬按：钱大昕《考异》也认为周阳应当在淮地、楚地之间；但《史记·功臣表》下文记载王子赐封于阳周，《汉书·诸侯王表》以及相关《传》都作阳周，因此《史记索隐》的说法也不能断定是错误的。涑水向西流经董池陂以南，这就是古代的董泽。朱本作“涑水西径董泽陂南，即古池”，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相同。会贞按：《左传》宣公十二年说“董泽之蒲”，杜预注称董泽是泽名，河东郡闻喜县东北有董池陂。《续汉书·郡国志》说闻喜县有董池陂，即古董泽。《元和郡县图志》说董泽又名董池陂。可见董泽这一名称在前，董池陂这一名称在后。此处注文应作“涑水西径董池陂南，即古董泽”，现据此订正。又《隋书·地理志》在闻喜县下称董泽陂，《通典》仍称董池陂，大概单独举名称时，泽、池也可以通称。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说“搜于董”；朱本在“董”下有“泽”字，全祖望、赵一清本同，戴震删去。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泽。赵一清说：何氏认为《左传》作“搜于董”，杜预注说汾阴县有董亭。宣公十二年《左传》说“董泽之蒲”，注文说是泽名，河东闻喜县东北有董泽陂。那么文公六年改作“搜于董”的地方就不是董泽。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临汾县有董亭。

译刘昭的注文引用《左传》时改作“搜于董”。临汾距离闻喜东北方向不远，因此刘昭所说的董泽、董亭应是同一地方，与郦道元的注文相合。若按杜预的注文，董亭在汾阴，距离闻喜西北很远，而且也没有可考的董亭，显然是杜预注文把“临汾”误作“汾阴”，这是毫无疑问的。何氏怀疑董亭和董泽是两个地方，这是不对的。涑水又与景水汇合。景水发源于景山北面的山谷。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闻喜县有景山。《一统志》说，景山在闻喜县东南三十里。景山就是中条山的最高峰。景水也在县东南。《山海经》说：景山向南可以望见盐贩之泽，向北可以望见少泽；山上的草木多有藷藇和秦椒。守敬按：原书本来作“其上多草藷藇”，说是“草藷藇”，是为了与《中次十一经》兔床山的木藷藇相区别。善长把“多草”二字互换了位置，似乎失去了原文的意思。景山北面多赭石，南面多玉。守敬按：这两句见《北次三经》。郭景纯说，盐贩之泽就是解县的盐池。盐池的情况详见下文。按《山海经》没有说那里有水，如今却有水，向西北流入涑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涑水又向西南流过闻喜县南面。戴震把“其县”改作“左邑县”。董佑诚说：按《续汉书·郡国志》，当时有闻喜县，没有左邑县。《太平寰宇记》说，后汉废除了左邑县，把县治迁到闻喜。因此左邑就是后汉的闻喜。《水经》说“其县”，承接上文的闻喜而言，这尤其可以证明《水经》成书于东汉以后。戴震改写是不对的。涑水又向西流经仲●●北面。赵一清说：“仲●●”三字可能有错误。赵琦美说，《小学》一书中没有这个“●”字，怀疑应是“郭”字，但也没有根据。《说文解字》说高陵有“●”，音“徒历切”，那么“●”本来就是地名。涑水又向西流经桐乡城北。董佑诚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桐乡故城就是汉代闻喜县，位于闻喜县西南八里；按其位置应当在今县东南。《竹书纪年》说：翼侯讨伐曲沃。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桓王元年。“大捷，武公请成于翼”，朱本把“成”误作“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于是到了桐地才返回。朱本把“桐”误作“洞庭”，《笺》说：“洞”读作“桐”，但“庭”应作“涡”。守敬按：赵一清说这件事与洞涡水没有关系，这是对的。今本《竹书纪年》作“至相而还”，注文说“相”一作“桐”。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作“桐”，所以用它来证明桐乡。只是“武公请成于翼”一事，按今本《竹书纪年》记在周桓王元年，而庄伯死于桓王四年，子称即位，这才是武公；元年时庄伯还没有死，武公也没有即位，怎么会有武公向翼侯请求讲和的事？显然有错误。赵琦美用《史记》来证明这件事，但也不相合，所以对此表示怀疑。郦道元在《浍水注》中引用《竹书纪年》说，翼侯焚烧曲沃的禾苗后返回，发生在庄伯十二年。这里引用“武公请成于翼”时没有注明年月，可见郦道元所见的《竹书纪年》把它另列为一条。今本《竹书纪年》把“武公请成于翼”和“焚曲沃之禾而还”编为同一年，显然是错误的。雷文淇说，这件事不能确知发生在哪一年；但是既然说是武公请求讲和，就明确不是庄伯在位时的事情。此后曲沃一天比一天强，翼国一天比一天弱，翼国即使攻打曲沃，也没有大获全胜的道理。应当是武公刚即位时，翼国趁丧事攻打曲沃，武公报复庄伯再次进攻的战役。因此应把这件事移到庄伯十五年、庄伯死去之后，这样才符合事情的发展。《汉书》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准备到缑氏去，走到左邑桐乡时，听说南越已经被攻破，于是把左邑改名为闻喜县。守敬按：这是《汉武帝纪》的文字。《汉书·地理志》说该县属河东郡；后汉时迁徙并废置的情况，见下文。其地在今闻喜县东南十多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涑水又向西流，与沙渠水汇合。沙渠水发源于东南面的近川。会贞按：《唐书·地理志》说，闻喜县东南三十五里有沙渠。唐高宗仪凤二年，下诏把中条山的水引到南陂下面，向西流十六里，用来灌溉涑阴的田地。《一统志》说，沙渠在闻喜县东南五十里的白石村，俗称吕庄河。沙渠水向西北流入涑水。涑水又向西南流经左邑县故城南面。董佑诚说：《水经》所说的就是闻喜县。《汉书·地理志》说该县属河东郡，后汉把闻喜县迁来治理这里，也就是今天闻喜县的县治。这里原是曲沃，晋武公从晋阳迁到此处。朱本“此”字误作“自”，《笺》说应作“此”。全祖望说：按晋穆侯从晋阳迁到翼，武公从翼迁到曲沃，善长说错了。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闻喜县原为曲沃，晋武公从晋阳迁到这里。郦道元的说法与《汉书·地理志》相同。根据《诗谱》，虞叔的曾孙成侯迁到曲沃，他的孙子穆侯又迁到绛。《正义》引用《地理志》说：成侯从晋阳迁到这里，这说明孔颖达所见的《汉书·地理志》版本就是这样写的。今本《汉书·地理志》作“晋武公”，是错误的。看郦道元前面《浍水注》已经引用《诗谱》中迁往绛的文字，那么这里也必定是依据《诗谱》所说的成侯迁到曲沃。现在注文写成武公，应是后人又根据有误的《汉书·地理志》版本改动的；而且《汉书·地理志》不把这句话系在左邑县下，却系在闻喜县下，更是错误。郦道元把这十二个字移到左邑县下，实在非常精审。再考察：《左传》说桓叔受封于曲沃；《诗谱》说穆侯从曲沃迁到翼；《史记》说武公从曲沃兼并翼国；《诗·唐风》正义说得最为详细。全祖望不说穆侯从曲沃迁到翼，却说穆侯从晋阳迁到翼；不说武公从曲沃兼并翼，却说武公从翼迁到曲沃，完全没有证据。赵一清也引用这种说法，实在无法理解。秦朝改置为左邑县。会贞按：《汉书·地理志》作“闲喜”，注文引用应劭的话说，原为曲沃，秦朝改为左邑。《诗经》所说的“从子于鹄”就是指这里。会贞按：这句话见《诗·唐风·扬之水》篇毛传；鹄是曲沃的属邑。《春秋传》说：下国。守敬按：《左传》说狐突前往下国。

译有宗庙的地方称为“国”；它位于绛的下方，所以称为“下国”，也就是新城。守敬按：杜预《左传》注文说，下国是曲沃新城，不是绛。《史记·晋世家集解》引用服虔的话说，晋国所灭的国家被作为下邑；又一种说法是，曲沃有宗庙，所以称为国，位于绛的下方，所以叫下国。郦道元本来应当说“在绛下，曰下国矣，即新城也”。现在脱漏了一个“下”字，竟把绛当作下国，文意就无法贯通了。有人说，成公六年晋人谋划离开旧绛，杜预注说晋国又把新田命名为绛，因此新田也可以称绛。我认为不是这样：把新田称作绛是在成公六年迁都以后，不能在僖公十年就这样称它。这里是王莽所改名的洮亭。涑水从城西流入，水流急而深，轻舟渡过也没有平缓处。会贞按：《诗·唐风·扬之水》郑玄笺说，激扬的水波流湍急，所以诗人说是激扬之水，是说它不能漂流一捆柴薪。会贞按：《王风》和《唐风》都有《扬之水》篇。《王风·扬之水》说“不流束薪”，郑玄笺说，激扬的水流非常湍急迅疾，竟不能漂流一捆柴薪。郦道元本来引用的是《唐风》，却忽然引用《王风》的笺文来解释，应当是记忆上的错误。水边就是狐突遇到申生的地方。《春秋传》说：秋季，狐突前往下国，遇见太子，太子让他登上车子驾车。朱本作“登仆使”，《笺》说宋本作“使登仆”，戴震、赵一清改作“使登仆”。守敬按：《大典》本作“使登仆”。太子说：“夷吾没有礼义，我请求天帝把他交给秦国。”狐突回答说：“神明不会享用异类的祭品，您还是考虑清楚吧。”太子说：“好。请您七天后到新城西边来见我。”到了约定日期，狐突来到这里，见到了太子。会贞按：这是《左传·僖公十年》的文字。所以《左传》说：“鬼神所凭依的事情，有时确实会应验。”沈氏说：这是杜预注文中的话。涑水又向西流经王官城北面。王官城在南原上。朱本脱去“城”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春秋左传》说：成公十三年四月，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说道：“康公仍然不悔改，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我国涑川，俘获我国王官，因此发生了河曲之战。”会贞按：文公十二年的河曲，《春秋释例》说在河东蒲坂县南面，就是这里。今天人们仍把这座城称为王城。守敬按：《左传·文公三年》说，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夺取王官和郊。杜预注说，这是晋国的土地。成公十三年所说“俘获我国王官”，指的就是这件事。因此郦道元只在这里记王官城，位置在今闻喜县南面。但《元和郡县图志》在虞乡县下说，王官故城在县南二里，并引用《左传·文公三年》的“取王官”；在闻喜县下又说，王官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并引用《左传·成公十三年》的“俘我王官”，这是把王官分成了两个地方。《括地志》又说王官城在猗氏县南二里。涑水又向西南流过安邑县西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期，安邑县都属河东郡；北魏改名为北安邑，属河北郡。其地在今夏县西北十五里。安邑是夏禹建都的地方。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夏禹从平阳迁都安邑，后来又迁到晋阳。禹娶了涂山氏的女儿，相关记载互见《淮水注》。他思念故国，筑台远望，今天城南门的台基还保存着。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用《十三州志》，所记禹娶涂山氏的事情与注文大致相同。又引用夏静《与洛下人书》说，安邑有涂山氏台，俗称青台，台上有禹祠。我考察《礼记·礼器》说，天子、诸侯的台门，只是台的角部和屋檐高低有所不同，不一定完全像书传所说的那样。因此这里后来成为晋国的城邑。春秋时期，魏绛从魏地迁到这里。魏地的情况详见《河水注》。会贞按：《史记·魏世家》说，武子在魏地治理，悼子迁到霍地治理，魏绛迁到安邑治理。《索隐》引用《世本》说法相同。《汉书·地理志》在安邑县下说魏绛从魏地迁到这里。郦道元在《汾水注》中没有说迁往霍地的事，这里只说魏绛从魏迁来，大概是不采用《史记》《世本》的说法，而专门依据《汉书·地理志》。从前魏文侯把师经的琴悬挂在门上，用来作为警戒自己的言语。朱本《笺》说：《说苑》记载，师经弹琴，魏文侯起身舞蹈，说：“即使我说话，也要使人没有违逆。” 师经拿起琴撞击魏文侯，击中了他的冠带，使其破裂。魏文侯准备烹杀师经。师经说：“尧、舜只怕自己说了话却没有人违背，桀、纣只怕自己说了话却有人违背。我撞击的是桀、纣，不是撞击我的君主。”魏文侯于是下令把琴悬挂在城门上，用来作为提醒自己的戒训。魏武侯二年，又修筑扩建安邑城。守敬按：见《史记·魏世家》，这里大概是增广的文字。秦国派左更白起攻取安邑，设置河东郡。朱本在“秦”字下有“始皇”二字。守敬按：《史记·白起传》记载攻取安邑是在秦昭王十四年，“始皇”二字是衍文；大概是浅陋的人习惯听说秦始皇分天下为郡，于是擅自增入，却不知道白起攻取安邑发生在秦始皇以前。但考察《秦本纪》说，昭王二十一年，左更错攻打魏国河内，魏国献出安邑；秦国把当地居民迁出，招募迁往河东的人，赐给爵位，赦免罪过，居民于是迁徙。这样看来，昭王二十一年秦国才确实拥有这个地方。因此全祖望《汉志稽疑》说，昭王二十一年设置河东郡。两汉、魏、晋时期，郡治都在安邑，后来北魏迁移。王莽把安邑改名为洮队。朱本把“队”误作“阳”。全祖望说：“洮阳”应作“洮队”，这是臣君六队之一；今本《汉书·地理志》也误作“洮阳”，考察《王莽传》就知道郦道元所见的《汉书》版本已经有误。县名又称河东。有个叫项宁的道士，赵本作项曼都，他到学道的地方修炼成仙，忽然又回到这里，河东人称他为“斥仙”。“斥”字朱本作“升”，《笺》说《论衡》作项曼都，号称“斥仙”，戴震、赵一清改作“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斥”，《抱朴子》中也这样写。汉代还有闵仲叔，隐居在城市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后来因为有人认识并供养他而离去。朱本《笺》说：皇甫谧《高士传》记载，闵贡，字仲叔，太原人，客居安邑。他年老多病，家境贫寒，不能买肉，每天只买一片猪肝。安邑县令听说后，命令属吏经常供给他。仲叔知道后叹息说：“我难道能因为口腹之欲而连累安邑吗？”于是离开了。守敬按：《东观汉记》和《后汉书·独行传序》记载仲叔的事情大致相同。“市邑”应是“安邑”的错误；“识瞻”二字无法解释，怀疑应作“识赡”，意思是认识这个人并供养他。

译涑水又向西南流经监盐县故城。朱本《笺》说：“监”字怀疑应作“盬”。赵一清说：不是这样。《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同攻打秦国，到达盐氏后退兵。徐广说，“盐”一作“监”。《括地志》说，盐氏故城又名司盐城，在蒲州安邑县。《正义》说，掌管盐池的官员称为盐氏。由此看来，《寰宇记》在解州安邑县下说司盐城在县西二十里，大概是汉代司盐都尉的治所，司盐即监盐。[四八]监盐官也见于《三国志·卫觊传》，其中所谓“盐是国家的大宝，应当像过去那样设置使者监督出售”，说的就是此事。官员居住在这座城中，所以称为监盐城。下文注文说，杜预认为后来撤罢尉司，把猗氏、安邑两县分出，设置县来守护盐池，大概是西晋初年设置此县，不久便废除了。朱氏不了解情况，改作“盬盐”，错误很大。董佑诚说：在今安邑县西南十五里，就是运城。城南有盐池。守敬按：《一统志》说，在解州东二里、安邑县南十里。《盐池图考》说：盐池现在东西长五十五里，周长一百四十四里。盐水从上游汇入盐池，发源于东南方的薄山。朱本把“上”作“水”，并且“水”字下面少了一个“水”字。《笺》说“承”字下脱了“之”字。赵一清说：按《资治通鉴注》引用此文，作“上承盐水，水出东南薄山”。全祖望依此改订，戴震本也相同。守敬按：《一统志》说，盐水发源于夏县南面的中条山，又名白沙河、姚暹渠、巫咸河。董佑诚说，《河水注》把蒲坂一带的中条山称为薄山，这里所说的是安邑的薄山；《河水注》所说的薄山，是对这类山的通称。盐水向西北流经巫咸山北面。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夏县有巫咸山。《太平寰宇记》说巫咸山又名覆奥山。《县志》说又名瑶台山，也是中条山的一支山阜。山的左边有巫谷，就是白沙河水的发源处。山峰孤立高峻，苍翠之色直逼天空。巫咸父子的祠庙都在山麓。《地理志》说：山在安邑县南面。朱本把“南”误作“东”，赵一清依据原书改正，全祖望、戴震本也相同。《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的北面。朱本脱去“国”字，赵一清依据原书增补，全祖望、戴震本也相同。右手拿着青蛇，左手拿着赤蛇，处在登葆山，是群巫上下往来的地方。《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等巫师，从这里上下往来，百种药物都产在那里。郭景纯注说：这是说群巫上下灵山，往来采药。守敬按：这段郭注本是《海外西经》“巫咸国”下的注文，郦道元把它移到了这里。此处郭注只说群巫上下这座山采药，郦道元是有意把相关文字交错编排，并非记忆错误。大概因为神巫经常游历这里，所以山得名为巫咸山。谷口 山岭上有巫咸祠。守敬按：《太平寰宇记》说，巫咸祠在夏县东五里巫咸山下，巫咸就是商代之臣。盐水又流经安邑故城南面，然后向西流，注入盐池。董佑诚说：今天的盐水从夏县南面流出，经过安邑、解州北面，到虞乡北面流入五姓湖。水流入盐池，盐就不能形成，所以人们筑堤拦水，不让它再流入盐池。注文说流入盐池，大概是今昔情况不同。《地理志》说，盐池在安邑西南。许慎称它为盐监。戴震依据《说文解字》删去“盐”字。守敬按：《说文解字》说，“盬”就是盐池。郦道元大概连同解释“盐”字一起引用，所以特意增入“盐”字。盐池长五十一里，宽六里，周长一百一十四里；“盬”字从“盐”字省略部分，以“古”为声。朱本没有“省”字，《笺》说今本《说文解字》解释“盬”字为：盬是盐池，在河东，纵长五十一里，宽七里，周长一百一十六里；字形从“盐”字省略部分，以“古”为声。赵一清增入“省”字，戴震据《说文解字》把六改为七，把一百一十四改为一百一十六。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引用作“袤五十一里，广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与此注文相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六里〕 但是《左传正义》《后汉书注》所引用的文字，又与今本《说文解字》相同，应当各自保留。吕忱说：宿沙把海水煮成盐，就叫作盐。朱本误作“吕宿曰沈沙煮海谓之盐”。赵一清说，作者是吕忱，书是《字林》，应作“吕忱曰，宿沙煮海谓之盐”。戴震作“夙沙初作煮海盐”。守敬按：《春秋地名考略》引文与赵一清相同，所以赵一清订正得对。戴震大概依据《说文解字》，把其中的“宿沙”改成“夙沙”，却不知道《字林》未必完全同于《说文解字》；况且“宿”“夙”通用，不必改动。《书钞》卷一百四十六引用《鲁连子》说，宿沙瞿子善于煮盐。《路史·后纪四》注文引用《世本》说，夙沙氏把海水煮成盐，是炎帝的诸侯。《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引用《世本》说，宿沙作盐。宋衷说，宿沙卫是卫灵公的臣子，齐国濒海，所以宿沙卫凭借鱼盐获利。河东盐池称为盬。朱本把“盬”作“解盐”，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守敬按：《穆天子传》卷六郭璞注说，盬是盐池，在河东解县。现在池水东西长七十里，南北宽十七里。会贞按：

译《文选·魏都赋》张载注文说，盐池东西长六十四里，南北宽十七里。《郡国志注》引用杨佺期《洛阳记》说，长七十里，宽七里，与此注文互有差异。段玉裁认为这是历代情况有所变化造成的，这个说法是对的。池水呈紫色，清澈而静止。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注文引用杨佺期《洛阳记》说，水气呈紫色。池水积成深潭而不流动。朱本把“潭”误作“浑”，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水中自然生成石盐，像印出来一样凝结。会贞按：《资治通鉴》汉章帝元和三年注文引用此文，“印”作“即”，是因字形相近而误。《春秋地名考略》引用时又作“凝”，也是凭臆改动。王冀《洛都赋》说，东面有盐池，盐洁白如玉、鲜明如冰，不用煎煮，自然形成。《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引用《广志》说，河东有自然印成的盐。早晨取走，晚上又恢复，始终不减少；只有暴雨倾注、甘甜的积水奔流而来时才会受影响。戴震在“水”上增“山”字，在“暴”下增“至”字，把“甘”改作“潢”。会贞按：《资治通鉴注》引作“惟山暴雨，澍甘泽，潢潦奔逸”。这样盐池中的盐便会被冲耗，所以官民共同筑堰截断水道，防止水流泛滥，因此称为盐水。戴震删去“故”字。这也就是筑堰拦水。因此《山海经》称它为盐贩之泽。会贞按：详见上文。盐泽南面群山层叠，天然岩石与云气景色秀美，池谷幽深。朱本《笺》说“池”一作“地”，戴震、赵一清改作“地”；戴震又把“泉”改作“渊”。两侧山壁陡立，空隙之间连车轨也容不下，称为石门；道路从其中穿过，称作白径。朱本作“名之曰径”。《名胜志》把“径”改作“陉”，也不对。赵一清说，解州有白径岭，道路通往陕州太阳津渡；《志》说从檀道山沿陡峭小路出白径岭，通向陕州，这就是石门百梯的险道，也就是注文所说的道路。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虞乡县有白径山。《元和郡县图志》说，解县通往陕州的道路，是从县东南越过中条山，出白径而到陕州，称白径岭。《一统志》说，白径岭在解州东南十五里，是中条山的一条支岭。因此注文脱去“白”字毫无疑问，现在补入。向南通往上阳。上阳详见《河水注》。向北到达盐泽。朱本把“暨”误作“塈”，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池西面还有一个池子，称为女盐泽。会贞按：《新唐书·地理志》说解县有女盐泽。《元和郡县图志》说女盐池在解州西北三里。《方舆纪要》说在解州西北十五里，也叫硝池。东西长二十五里，南北宽二十里。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相同。它在猗氏故城南面。会贞按：两汉、魏、晋、北魏时期都属河东郡，在今县南二十里。《春秋·成公六年》说，晋国谋划迁离旧绛，大夫说：“郇瑕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又靠近盬。”朱本作“盐”，《笺》说《左传》作“盬”，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郇瑕详见下文。会贞按：从《春秋》以下是《左传》的文字。服虔说，土地平坦并有灌溉水源叫作“沃”。会贞按：《国语·周语》韦昭注也说，有灌溉水源叫作“沃”。盬就是盐。朱本作“盐盬也”，赵一清本相同。守敬按：正文作“近盬”，这里“盐盬”二字应当倒置；赵一清改了正文，却仍保留这里的朱本文字，为什么呢？全祖望、戴震作“盬盐池也”，也不对。杜预注说，盬就是盐，与服虔相同。当地人的乡俗是：引水灌入盐泽，分流灌溉川野；水分到各畦后耗尽，土地自然生成盐。戴震删去“人乡”二字。朱本《笺》说“裂”字可能是衍文。全祖望说应当衍“水”字，赵一清依此删去。戴震作“裂水沃麻”。这就是所谓的咸鹾。朱本把“咸”误作“盐”，戴震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咸”；《礼记·曲礼》说，盐叫作咸鹾。盐味有些苦。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这里的盐味稍苦，不如县东大盐池。称为盐田。守敬按：这里疑应作“盬田”。《周礼》说盐人供应苦盐，杜子春把“苦”读作“盬”，可作证据。会贞按：《述异记》下卷说，盐田在河东郡，有一大片泽水，泽中产盐；引水灌入便自然成盐，称为盐田，取之不尽；不灌水就没有盐。盐盬这个名称，大概由此而来。原来司盐都尉的治所就在这里，统领一千多名士兵守卫盐池。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引用《太康地志》说，安邑有司盐都尉，另行统领五千名士兵，与这里的兵数不同。又《魏书·长孙道生传》记载，其曾孙长孙稚因朝廷下诏废除盐池税，上表说：“从前高祖创设盐官，又增加典护官，并不是为了盐而争逐利益，而是担心因利益而败坏风俗。我擅自下符命给司盐都尉，让他率领所属部众，依照旧例征收盐税，等候后续诏令。”这是北魏设置军队守卫盐池的证据。周穆王、汉章帝都曾到安邑观看盐池。会贞按：《穆天子传》卷六说到达盬地；《后汉书·章帝纪》说元和三年，章帝到安邑观看盐池。所以杜预说，猗氏有盐池。会贞按：这是《左传·成公六年》注文。后来撤罢司盐都尉，把猗氏、安邑分开，设置县来守护盐池。盐水又向南流过解县东面，再向西南流，注入张阳池。涑水又向西流经猗氏县故城北面。猗氏县的情况详见下文。《春秋·文公七年》说，晋国在令狐击败秦国，追到刳首，先蔑逃奔秦国，士会跟随他。守敬按：这是《左传》的文字。阚骃说，令狐就是猗氏；刳首在令狐西面三十里。守敬按：杜预注说，令狐在河东，应当与刳首相接。这不如阚骃的说法严密。县城南面正对着盐泽。守敬按：盐泽就是女盐泽；上文说盐泽在猗氏故城南面，正是此处。这里就是猗顿的故居。《孔丛子·陈士义》说：猗顿是鲁国的贫穷士人，耕田总是挨饿，种桑总是受寒；听说朱公富有，便去询问致富方法。朱公告诉他说：“你想迅速致富，应当饲养五种母畜。”朱本作“牸”，《笺》说应作“牸”。《齐民要术》说，五牸就是牛、马、猪、羊、驴五种牲畜的母畜；饲养母畜是迅速致富的方法。《字林》说，“牝”是母牛。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

译《史记·货殖列传集解》引用《孔丛子》时也相同。于是猗顿到西河去，在猗氏南面大量饲养牛羊。十年之间，繁殖的牲畜多得无法计算，财产可以和王公相比，名声传遍天下；他凭借猗氏而兴起致富，所以称为猗顿。涑水又向西流经郇城。《诗经》说：“郇伯慰劳他。”守敬按：这是《曹风·下泉》篇的文字。这里大概就是郇国旧地。杜元凯《春秋释地》说，今天解县西北有郇城。守敬按：这是《春秋释例》所说的小国地名。解县故城详见下文。服虔说，郇国在解县东面，是郇瑕氏的旧墟。按：《路史·国名纪》卷六引用服虔说法相同。我考察《竹书纪年》说：晋惠公十五年。朱本把“五”误作“四”，沈氏说应是十四年，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这是《左传》的错误，辨析见《河水注》。秦穆公率军护送公子重耳，包围令狐、桑泉、臼衰；令狐详见上文，桑泉、臼衰都详见下文。这些地方都向秦军投降。朱本把“于”误作“焉”，赵一清改正并说篆书字形相近导致误写，戴震也改作“于”。狐毛和先轸驾车迎战秦军。全祖望说：狐毛和子犯是兄弟，都跟随文公；他们的父亲狐突因为这件事而死，怎么反而会替子圉驾车抵抗秦军呢？《竹书纪年》的错误太严重了。董熜说，当时晋国将领应当是吕郄。守敬按：这件事无法解释清楚；不过《竹书纪年》中“毛”“尾”错杂出现，大概是狐毛的族人留在晋国，并不是狐毛本人。吕甥、冀芮率领军队，见《国语·晋语四》。军队到达庐柳。守敬按：《国语·晋语》韦昭注说，庐柳是晋地，今天猗氏县西北有庐柳城。于是秦穆公派公子絷来同晋军谈判。朱本《笺》说，宋本没有“乃谓”二字。赵一清说，这两个字应当保留，《笺》的说法不对。守敬按：明代范钦本《纪年》也没有“乃谓”二字，所以没有这两个字是对的。秦军退兵，驻扎在郇地。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脱去了“退舍”二字。《国语·晋语》韦昭注说，这是晋军退兵听命。双方在军中结盟。守敬按：事情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与这里记载的详略不同。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朱本把“曰”字误放在“春”字上，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桑泉、臼衰都在解县东南。守敬按：杜预注说，桑泉在解县西面，解县东南有臼城。他解释桑泉的位置与京相璠不同，解释臼衰的位置相同。注文不说解县，说明秦军没有到达解县。守敬按：高士奇说，不说解县，是因为秦军没有到解县。《春秋》的文字与《竹书纪年》没有不同。守敬按：这里说《左传》也没有提到解县。现在解县故城东北二十四里有一座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乡俗称为郇城。守敬按：《括地志》说，郇城在猗氏县西南四里，即猗氏故城的西北。考察服虔的说法，又与当地俗称相合。守敬按：服虔说在解县东，当地所指在解县东北；说相合，是因为“东”可以包括东北。服虔的说法比杜预单凭一条孤证的说法更好。守敬按：董增龄《晋语疏》说，晋怀公派兵阻挡重耳军队，由东向西；后来听从秦穆公迎立重耳的命令，于是退兵向东返回，从庐柳经过解县向东走，那么郇城应当在解县东面。如果按照杜预的说法，郇城在解县西北，那么应当说晋军前进到达郇城，不应当说退兵。服虔的解释优于杜预，理由非常清楚。郦道元大概认为杜预说郇城在解县西北，既与事情的发展不符，又没有其他证据，所以不采用。涑水又向西南流经解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期，解县都属河东郡；北魏改名为北解，仍属河东郡，在今临晋县东南十八里。《春秋》说，晋惠公因秦国帮助而返回晋国，答应把黄河以外的五座城割让给秦国，其中包括解梁，就是这座城。守敬按：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杜预注文。解梁城就是今天河东的解县。详细情况见下文。涑水又向西南流经瑕城。朱本作“涑川”，《笺》说“川”应作“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董佑诚说：《注文》引用京相璠的话说，瑕城在解县西南五里，应当在今临晋县南面。城下大概脱去了“南”字。瑕城是晋国大夫詹嘉的旧邑。守敬按：僖公三十年，晋国把焦、瑕封给许君；今本杜预注文说，焦、瑕是晋国黄河以外五座城中的两邑，但没有明确说明位置。文公十三年，晋侯派詹嘉驻守瑕地，以守卫桃林塞。杜预注说，把瑕邑赐给詹嘉，让他率众守卫桃林、以防备秦国，但也没有说瑕邑在哪里。文公十二年，秦国侵犯晋国，进入瑕地；今本《左传》对此也没有注文。《郡国志》在解县下记有瑕城，注文引用杜预说，猗氏县东北有瑕城；这应当是文公十二年秦国侵犯晋国、进入瑕地的注文。大概杜预所知道的只是黄河以内的瑕地，并不知道黄河以外另有瑕地。郦道元在许君焦、瑕的注文下引用京相璠说，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瑕城旧址，却不引用杜预所说猗氏县东北的说法，这是有意显示博采众说，并不是没有看到杜预的说法。又《郡国志》注文引用《晋书·地道记》说，《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詹嘉驻守的瑕地在猗氏县东北。这说明黄河以内的瑕地除京相璠、杜预所说之外，另有典籍作为依据，而且确定不在黄河以外。此处说：在解县西南五里处，应当在今临晋县南面。“城下”应当脱漏一个“南”字。这是晋国大夫詹嘉的旧邑。守敬按：鲁僖公三十年，许君所说的焦、瑕，今本杜预《注》说，焦、瑕是晋国河外五城中的两个邑，但没有确指其地。鲁文公十三年，晋侯派詹嘉居守瑕邑，以防守桃林之塞。杜预《注》说，晋侯把瑕邑赐给詹嘉，命他率领部众守卫桃林，以防备秦国；但也没有说明瑕邑所在。鲁文公十二年，秦国进攻晋国，攻入瑕邑。今本《左传》对此也没有注文。《郡国志》在解县条下记有瑕城，注文引杜预《注》说，猗氏县东北有瑕城；这应当就是鲁文公十二年秦国侵入晋国、攻入瑕邑一事的注文。大概杜预所知道的只是河内的瑕邑，并不知道河外还有一个瑕邑。郦道元在许君所说的焦、瑕之下引用京相璠的话说，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旧瑕城。他没有引用杜预所说的猗氏县东北有瑕城这一说法，是因为郦道元特意借此显示自己广泛采集资料，并不是没有见到杜预的说法。又，《郡国志》的注文引用《晋书·地道记》说，《左传》鲁文公十三年所说的詹嘉居守瑕邑，在猗氏县东北。可见，河内的瑕邑除了京相璠、杜预的说法之外，另有典籍作为依据，而且不在河外，这一点是明确的。

译又据《左传·成公六年》：晋人谋划迁离旧绛都，诸大夫都说，必须居于郇瑕氏的土地。服虔说，郇国在解县以东，是郇瑕氏的废墟。这是“瑕”在河内的有力证据。考察杜预《注》所说的“赐给他瑕邑，使他率领众人守卫桃林”，可知当时是让他从河内率众守卫河外；如果认为瑕也在河外，就不必加上“率众”二字。因此可以明白，杜预《注》所说河外五城中的两邑，原文应当是“河内外之二邑”。杜预没有注明焦、瑕的具体地点，是因为焦在河外，另见《宣公二年》注；瑕在河内，也另见《文公十二年》注，所以不再重复。浅陋之人看到《左传·僖公十五年》有“以河外列城五赂秦伯”的话，于是在这里把三十年间杜预《注》的“内”字删去，又增加“五城”二字，以便同《左传》相合。又看到《文公十二年》杜预《注》说瑕在河内的猗氏，与河外不合，便再次删改，反而造成了这个错误。即使像顾炎武《日知录》那样精审考核的著作也受到此说迷惑，于是认为郇瑕的“瑕”不是詹嘉所居之地；但在河外寻找瑕邑又找不到，只好把湖县当作瑕邑，说“瑕”“湖”可以通用，附会的痕迹十分明显。徐善《春秋地名考略》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都把《水经注》所说的河外曲沃，认作詹嘉所居的瑕邑。他们没有想到，郦道元说由曲沃的官吏守卫它，正因为有曲沃这个名称，并没有称作瑕邑。即使考核《左传》的原文，也可以知道瑕不在河 外。僖公十五年，晋国以河外的五座列城赂给秦伯，东面到号略，南面到华山，内面到解梁城。这说明晋国答应赂给秦国的河内、河外土地很多，只是没有特别列出焦、瑕：焦包含在五城之中，瑕包含在解梁城以内。所以烛之武只说“已经答应把焦、瑕给您”，却又说“早晨渡过济水，晚上就修筑城墙”；如果焦、瑕都在河外，烛之武不应遗漏河内的土地。江永说：“在河外举出焦，在河内举出瑕，用这两个邑概括其余土地”，这是对的。因此，认为焦、瑕都是河外两个邑的说法，不仅没有明确证据，而且也违背了烛之武说这番话的本意。《春秋·僖公三十年》记载，秦、晋围攻郑国，郑伯派烛之武对秦穆公说：“晋国答应把焦邑给您——焦邑见《河水》篇陕县条下——瑕邑也是这样；早晨渡过济水，晚上就修筑城墙。”郦道元按语说：见《左传》。京相璠说：现在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旧瑕城。涑水又向西南流，经张阳城东面；《地形志》说，北解县有张阳城。《括地志》说，城在虞乡县西北四十里。在今虞乡县以西。《竹书纪年》记载，郦道元按语说：今本《竹书纪年》记在周襄王二十二年。齐军追赶郑国太子齿，太子逃到张城南面的郑地，就是这里。朱谋本把“张城”误作“城张”，下面又有“阳”字；《笺》说，今本《竹书纪年》没有“阳”字，赵、戴二本据此删去。赵一清说：“城张”应作“张城”；《潜夫论》说，河东解县有东张城、西张城。郦道元按语说：这件事在《左传》内、外传和《史记》中都没有记载。《汉书》所说的东张，就是这里。汉高祖二年，曹参代理左丞相，另与韩信向东进攻魏将孙▯的军队于东张。朱谋本在“孙”字下多出“林”字；《笺》说《史记》没有“林”字，戴、赵二本删去。郦道元按语说：《汉书》也没有“林”字，只是脱去了“军”字，应当据此订正。《史记》有“军”字。曹参大败孙▯。郦道元按语说：这段话见《汉书·曹参传》。苏林说：东张隶属河东。郦道元按语说：《汉书》颜师古注引苏林的话相同。这里就是那座城。涑水又向西南流，汇入陂水。陂水分为两处，城南面对着两个陂，左右都是水泽洲渚。东陂世人称为晋兴泽。戴震按语说：《史记·魏世家》记载，魏哀王十六年，秦国攻取魏国的阳晋；《史记年表》作“晋阳”，《竹书纪年》也相同。《正义》引《括地志》说，晋阳故城在虞乡县西三十五里。这处东陂正在虞乡县以西，世人或许取“晋阳”的名称，称为晋兴泽，就像西陂取张城之名，称为张泽一样吧？东西长二十五里，南北宽八里，南面正对坛道山。朱谋本作“盐道山”。郦道元按语说：“盐”是“坛”的错误。《山海经注》作“坛”，下文详述；《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山海经注》也作“坛”，现在订正。《一统志》说，坛道山在虞乡县西南。山的西面是高达千寻的石壁，东面是万仞深的磻溪；方形山岭云气回旋，奇峰如霞高举；孤峰秀丽，突出于群山之外；翠柏遮蔽山峰，清泉灌注峰顶。郭景纯说：世人所称的盎浆，就是这种水。水从山上涌出，潜伏到山下。朱谋本把“盎”写作“鸯”，全、赵、戴本相同。郦道元按语说：《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载，高前山上有水，水很寒冷而清澈，是帝台的浆水。郭璞《注》说：现在河东解县南面、坛道山上有水潜出，停积而不流，俗称盎浆，就是这一类的水。《寰宇记》引用时也作“盎浆”，这里的“鸯”字没有意义。郭璞《注》说水“停而不流”，因此“盎”字是对的，现在订正。郝懿行反而依据这段文字，想把《山海经注》的“盎”改作“鸯”，大错特错。《虞乡县志》误作浆泉，说它在县南十二里、方山山顶。山顶方正平坦，有优良药物。《神农本草》说：当地有固活。郦道元按语说：“固活”字，《本草》作“姑活”，一名冬葵子。《名医别录》说，生长在河东。女疏。郦道元按语说：《本草》没有“女疏”，却有“女菀”这个名称，不知是否就是它。铜芸。郦道元按语说：《本草》称防风又名铜芸，生长在川泽中。紫菀。郦道元按语说：《本草》说紫菀生于山谷，吴普说它一名青苑。这些都是同类药物。因此，穿黑衣、思索玄理的士人，穿鹿皮裘、专心一意修道的贤者，世代都来这里游览。

译道路从北面的山峰经过，山势多陡峭悬绝，来往的人都要攀援藤萝，登上险峻的山岭。《笺》说：“崟”疑当作“崄”。赵一清说：“崟”音吟。《说文》说，这是山势高峻的样子。杜甫诗中说“挽葛上崎崟”，正是攀援藤萝、登临险峰的意思，《笺》的说法不对。寻找葛藤下到深处，在东面则攀着连木上登；经过百级梯道才能下去，岩壁旁拴系锁链的遗迹至今还在，所以这里也叫百梯山。郦道元按语说：《隋书·地理志》记载，虞乡县有百梯山。《元和郡县图志》说，坛道山一名百梯山，在虞乡县西南十二里。山高万仞，攀登的人要走百级梯子才能上下，所以叫百梯山。水从山北流出五里后潜伏地下，据说潜流与水泽洲渚相通，具体情况尚不清楚。董佑诚说：山在今虞乡县南十二里的方山山顶。《注》说潜流通向泽渚，大概就是五姓湖。西陂就是张泽。它西北距蒲坂十五里，东西长二十里，南北宽四五里，冬夏都有积水，也时常有水量增减。董佑诚说：今称五姓湖，在永济县东南三十里，分属临晋、虞乡两县交界。又有“涑水又向西南流，注入黄河，《左传》称为涑川”十六字。董佑诚说：这条文字见于《河水》篇下。《左传》所说的涑川，杜预《注》说涑水到蒲坂县注入黄河。这样看来，晋代涑水已经流入黄河，但《水经》没有记载，所以郦道元在《河水》篇下补充说明。秦国渡过黄河攻打晋国，沿着涑川到达王官，正是经过这条道路。雷水在黄河北面，与涑水隔山相望；《注》中有脱文，因而上下文字相互错置，详细情况见《河水》篇下。现在涑水从绛州绛县西面流出，经闻喜县南面、解州夏县北面、安邑县北面、蒲州府猗氏县南面、临晋县南面、虞乡县北面，到达永济县东南，流入五姓湖；又向西南流入黄河。郦道元按语说：《水经》记述涑水到张阳池为止，《注》也写到张阳池为止，都没有详述下游。但《河水经》雷首山下有“又向南，涑水流入其中”的文字，《注》说水出河北县雷首山，正好同张阳池相接，因此两段涑水本来是一条水流，毫无疑问。后来把它分成两条，或许是因为有伏流，或许是后世淤塞；于是张泽的水就在蒲坂流入黄河。相关情况互见《河水注》。董佑诚补入“涑” 水又向西南流，注入黄河，《左传》称为涑川”十六字，是多余的。文水。文水发源于大陵县西山的文谷，向东流到大陵县，转向南流到平陶县东北，向东注入汾水。董佑诚说：现在文水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孝文山后面，名叫浑谷水；一个出自刘王山，名叫西谷水。流到榆城后，与浑谷水汇合。孝文山在交城县西北一百六十里，刘王山在交城县西北一百九十里，榆城在交城县西北一百三十里。会贞按语说：刘王山大约在孝文山东北数十里，位于大陵县西北。《水经》说水出大陵西山，因此只是把出自孝文山的水作为源头；董佑诚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文水发源于文谷，向东流经大陵县故城西面；大陵县故城的情况详见《汾水注》。朱谋本脱去“出文谷东”四字，全、赵、戴本也相同。赵一清说：郦道元没有记载文水的源头，却说它流经大陵县故城西面，大概是草率下笔。郦道元按语说：这是传抄时脱去了“出文谷东”四字，现在补正。《寰宇记》说，文水出交城县西南的文谷。大陵故城在文水县北十三里。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太原郡受阳县有大陵城、文谷水；这是魏代把受阳县迁到汾水西面后，大陵县被省并了。文水向南流，又有泌水注入。郦道元按语说：《隋书·地理志》记载，文水县有泌水。《方舆纪要》说，泌水在文水县北八里。《寰宇记》称它为神福泉。泌水从县西南山下流出。赵县本在“县”字上增加“水出”二字。郦道元按语说：《寰宇记》引文作“泌水出大陵县西南山下”，这是抄写时改变了《注》的文字。赵一清据此增加“水出”二字，是不对的。武氏凿井供给饮水，井深幽暗；后来有一天，水涌出而漫到地面。朱谋本把“地”误作“流”，赵一清依据《名胜志》改正，全、戴本也作相同改动。水向东南流，注入文水。文水又向南流，经平陶县故城东面。郦道元按语说：两汉、魏、晋和后魏时，平陶都属太原郡；后魏把“陶”改作“遥”。《太原府志》说，故城在文水县西南二十五里，今城在平陶故城以东。文水向西流经平陶城内，再向南流出城郭。董佑诚说：平陶以下的水道，《经》和《注》不相符合，详见《原公水》篇下。王莽时改名为多穰县。文水又向南流，经县境。董佑诚说：这里指后魏的平遥县。《元和郡县图志》说，后魏改置平遥县。后来西胡入侵，县民迁居京陵塞。郦道元在世时还没有迁到京陵设治，所以当时县城在汾水西面、汉代平陶城南面。《注》没有说明文水流经县城的东面还是西面，今已无法考证。会贞按语说：上文已经说文水流经城内，向南流出城郭；这里所说的“南经县”，应当是流经县境，不能再说流经县城东西。右面汇合隐泉口，隐泉水从谒泉山顶上流出。朱谋本脱去“出”字。《笺》说，谢兆申认为应作“出谒泉山之顶上”。赵一清补入“出”字，认为“上顶”二字没有错误，全、戴本也补入。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有“出”字。《隋书·地理志》说，隰城县有隐泉山。《括地志》说，谒泉山一名隐泉山，在隰城县北四十里。《一统志》说，山在汾阳县北、文水县西南。民间说，旱涝失时，就到这里求神祷告。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相同，但卷四十五引作“谒祷是应”。所以山因而得名，具体原因已不详。山上的石崖极其险峻。朱谋本作“石岸地险”，《笺》说《太平御览》引文作“石崖绝险”。全本改作此文，赵、戴本也改作此文。石壁高耸，直上天空，天险……郦道元按语说：“固”字有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正义》和《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此文时，因看出“天固”二字文意不通，便删去了它们。我私下认为“固”是“表”字的讹误，下文说山崖半腰有石室，距地面五十多丈，那么这座山崖就高达一百多丈了。

译山崖半腰有一座石室。朱谋本把“半”误作“平”，《笺》说应作“半”，戴、赵本改正。郦道元按语说：《大典》本、明抄本作“半”，《史记正义》和《太平御览》引文也都相同。石室距地面约五十多丈，那里有层层松树装饰岩壁，排列的柏树如锦绮般可望。只有西侧一处可以沿着石级攀登上去，山顶有平地十多顷。郦道元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作一千顷，是错误的；《史记正义》引文同此。沙门释僧光在这里建造了两座佛寺。《高僧传》和《续高僧传》都没有记载释僧光这个人，只有《高僧传》记载帛僧光，死于剡县石城山，没有听说他住在谒泉山。泉水从两寺之间涌出，向东流过石间，沿山下注；又向东流。朱本《笺》说“又”一字有版本作“入”。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引文作“又”。水流在沟渠中时隐时现，不能长久流动，所以有“隐泉”的名称。两处泽水降雨丰足时，水就流入文水。文水又向南流，经兹氏县故城东面；该县情况详见《原公水》篇。文水形成文湖，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三十里，世人称为西河泊。朱谋本脱去“泊”字，全、赵本据《寰宇记》校补，戴本把“河”改作“湖”。会贞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称文湖一名西河泊，有蒲草和鱼类的利益；《寰宇记》也相同。《方舆纪要》说，文水流到汾州府东十五里，称为西河泊。这些都是应有“泊”字的确证。戴本把“河”改作“湖”，只是因为下文多次出现“湖”字；但没有考察《元和郡县图志》和《寰宇记》，所以很疏略。文湖在县城正东十里。郦道元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说它在西河县东面。湖的西侧靠近湖边，另有一座城，称为猪城。《朱笺》说：“潴”字应作〔原缺字〕。赵一清说：按《尚书·禹贡》，“大野既猪”和“又被孟猪”的“猪”字，都不加水旁；《汉书·地理志》和《释文》也相同。郦道元按语说：《一统志》说，猪城在汾阳县东面。水泽汇聚之处称为“都”，也称为“猪”，大概就是 借水泽之名来命名城邑。文湖水。朱谋本没有“水”字，全、赵、戴本也相同。郦道元按语说：《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年》注引此文，在“湖”字下有“水”字，现在补入。文湖水又向东流。董佑诚说，“东”字下应脱去“南”字。文湖水经中阳县故城东面。董佑诚说：这是魏、晋时期的中阳县。两《汉书·地理志》说，中阳县属西河郡。《元和郡县图志》说，孝义县原是汉代兹氏县地，曹魏把西河郡的中阳县迁到今治所；永嘉以后省并入隰城县。后魏又从隰城县分出，在灵石县东三十里设置永安县，所以郦道元称它为故城。郦道元又引用《地道记》《太康地记》，说西河郡有中阳城。《孝义县志》认为县西二十五里的故城就是魏代中阳城。根据这段《注》推断，中阳故城应在县北。考《晋书·地道记》和《太康地记》，原文作“西河有中阳城”，朱谋本把“城”误作“县”，现在依照赵、戴本改正。这就是旧县城。文水又向东南流，与胜水汇合。胜水发源于西边的狐岐山。戴震把“出西”改为“西出”。会贞按语说：不必改动，理由见《浊漳水》篇。《山海经》说，狐岐山是胜水的发源地。《一统志》说，山在孝义县西八十里。胜水又名孝水。水从山的东面流到县城西面，南、北两条水流汇合。董佑诚认为，南川就是胜水，北川就是阳泉水。文水向东流经六壁城南面。会贞按语说：《地形志》记载，显州治所在六壁城。《寰宇记》说，六壁府在孝义县西八里，民间因城有六面，便以此命名。董佑诚说，今为孝义县西面的六壁村。魏朝在山下设置六壁，用来防备离石一带的各胡族，因此成为大镇。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引《郡国志》说，后魏太平真君五年，在六壁讨伐胡人。《魏书·高宗纪》也说，和平元年，卫将军乐安王元良统领东雍、吐京、六壁等军队，讨伐河西叛胡。《唐书·地理志》又说，汾州有六壁府，是府兵驻居之处；可见唐代仍把六壁作为重镇。太和年间，撤销六壁镇，仍然设置西河郡。郦道元按语说：《地形志》记载，西河郡是汉武帝设置的，晋代战乱时撤销；太和八年恢复，治所在兹氏城。胜水又向东流，与阳泉水汇合。阳泉水发源于西山的阳溪。朱谋本脱去“水”字，全、赵本也没有，戴本补入。郦道元按语说：《方舆纪要》称土京水出孝义县西南十五里的土京谷，一名西阳水，就是《水经注》所说的阳泉水。阳泉水向东流经六壁城北面，又向东南流，注入胜水。胜水又向东流，经中阳县故城南面。朱谋本脱去“县”字，全、戴本也没有，赵本补入。胜水又向东与文水汇合，文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汾水。董佑诚说：现在的文水在文水县东面注入汾水，与《注》所说不同，详见《原公水》篇下。原公水。原公水发源于兹氏县西面的羊头山。会贞按语说：《一统志》称，原公水一名壶溪水，又名马跑泉，源头出自白彪山麓；白彪山在汾阳县西二十五里。又说，羊头山在汾阳县西北十五里。因此，白彪山和羊头山应当是山麓相连而名称不同。原公水向东流过兹氏县北面。兹氏县原是秦朝设置的。会贞按语说：各地志书都没有说兹氏县是秦朝设置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兹氏”这个地名。只有《战国策·魏策》有“兹公原”，《注》说其情况不详。郦道元说秦朝设置，必定有所依据，只是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两汉时属太原郡，魏代为西河郡治所，晋代、后魏称隰城，仍为郡治所在，今为汾阳县治所。汉高祖把沂阳侯婴改封为侯国。全祖望说：沂阳是夏侯婴最初受封的地方，他的食邑在兹氏，并不是封国；后来改封为汝阴。会贞按语说：《史记·夏侯婴传》作“祈阳”，《集解》引徐广说，“祈”一作“沂”；《汉书》作“沂”。

译赐给夏侯婴祈阳作为食邑，又增加兹氏作为食邑。全祖望的说法稍有不合。王莽时仍称兹氏。魏黄初二年，从太原郡分出土地，重新设置西河郡。会贞按语说：前汉西河郡治所在平定，后汉迁到离石，后来废除。《元和郡县图志》说，黄初二年，在汉代兹氏县重新设置西河郡。晋代把陈王司马斌改封到西河。会贞按语说：《晋书》把司马斌附在任城王司马陵的传后。原县有西河恭王司马子盛的庙。朱谋本脱去“分太原”至“故县有”二十字，全、赵本也没有，戴本补入。戴本依据《晋书》司马斌本传，把“恭”改作“缪”，把“盛”改作“政”，详见后文。碑文说：西河旧日处在山林之中。会贞按语说：《后汉书·顺帝纪》记载，永和五年，羌人作乱造成祸害，迁移郡治到离石；注说，西河郡原来治所在平定。汉末天下动乱，百姓流离失所。会贞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称，汉末大乱，匈奴侵犯边境，西河郡于是荒废。魏朝兴起后，重新开拓疆域，把太原郡的四个县分割出来，作为一个邦邑。全祖望说：西河原本是汉代的郡，建安年间战乱，土地空虚荒废；黄初年间恢复设置，但割取太原郡的土地隶属西河。考《晋书·地理志》，太原郡统辖十三县，都是汉代旧县，所缺少的只有界休、兹氏、虑虒三县。碑文说分割四个邑，大概是把“三”误写成了“四”。《晋书·地理志》说，西河郡统辖四县：离石、隰城、中阳、介休。这三个县又都是汉代西河郡的旧县名，大概是把这三个县的名称加在兹氏、虑虒的土地上。会贞按语说：全祖望认为碑文是把“三”误写成“四”，也只是推测。魏代西河郡应当有兹氏、界休、虑虒，剩下的一个县无法考证。晋代西河郡所属各县，未必同魏代完全相同；如果果真相同，就只应说割取太原的兹氏县，为什么说“四邑”呢？西河郡辖境依山傍塞。司马斌在咸宁四年改换爵位和封土，那年十二月去世。戴本依据《晋书》司马斌本传，把“四年”改作“三年”，把“其年”改作“明年”，详见后文。国臣太农阎崇、离石令宗群等二百三十四人，刻石立碑，以记述他的功勋和德行；碑北面的庙基至今还保存着。赵一清说：考察这篇碑文，其中许多地方与史书不同。《晋书·宗室传》中没有司马子盛这个人。《晋书》说，西河缪王司马斌，字子政，任魏国中郎。晋武帝接受禅让后，封他为陈王；三年后改封西河王。咸宁四年去世。他去世的年份与碑文相同，但改封的年份，碑文记为咸宁四年，《晋书本传》记为三年。《晋书本传》说他的字是子政，碑文说是子盛；《晋书本传》说谥号为缪，碑文说谥号为恭。郦道元亲自看过这块碑，当是史书记错了。会贞按语说：《一统志》称，司马斌墓在汾阳县西七里左右，又名陈王墓。原公水又向东流，注入汾水。赵一清说：原公水就是《洞涡水》篇《注》中的原过水，也是《魏书·地形志》所说的“出原过祠下”的水。郦道元大概因为疏于分别考订而失误。董佑诚说：现在原公水被分流疏浚，用来灌溉田地，下游流入汾水。赵一清认为原公水就是原过水，郦道元疏于分别考订，是错误的。《注》说文水流入文湖，并没有到达汾水。董佑诚说：考察《文水注》《原公水注》，它们与《水经》不同。用今天的水道来验证，则今天的情况又同《水经》相合，而与《注》不同。《水经》说文水到平陶为止，原公水直接流入汾水；《注》说文水流到兹氏县东面形成文湖，向东南注入汾水，原公水流入文湖，不到汾水。现在文水到文水县东面注入汾水，不流入古代兹氏县境，汾阳县也不再有文湖。原公水、胜水都直接流入汾水，这反而同《水经》相合。推究其中原因，是由于汾水发生迁徙，所以各条水道也都发生了变化。《元和郡县图志》在文水县条下说，县城很宽，大约三十里；汾水流经县东十五里。文水从交城县界流入，经县西面，又向南流入隰城县界。《元和郡县图志》在西河县条下说：隰城县于上元元年改为西河县；文湖在县东十里，有蒲草和鱼类的利益。这说明唐代文水的情况正同郦道元《注》所记。《一统志》说，文水故城在今县城东十里；宋元符年间因水灾迁城，这是宋代汾水向西迁移的证据。《太原府志》说，汾水旧日向西南流入汾阳县境。明代汾水向东迁移，向南流入平遥县境；这说明明代以前汾水更加偏西，如今才稍微向东。汾水既然西移，文水下游全被汾水夺取，所以文水直接从文水县东面流入汾水，不再向南流入；文湖也已经淤塞，而原公水、胜水也各自独流注入汾水。《水经》所说的是汉、魏时期的文水，《注》所说的是后魏到宋初的文水；宋代以来的文水又接近《水经》的记载，而不同于《注》。又考察《元和郡县图志》说，文水县城中种植水田。《新唐书·地理志》说，文水有栅城渠、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都引文谷水灌溉田地，灌溉的田地很多；那么水流都进入田地，旧河道淤塞，也许就是由此造成的吧？洞涡水。洞过水发源于沾县北山；沾县的情况详见《清漳水注》。朱谋本把“过”作“涡”，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以下均同。郦道元按语说：残宋本《水经》《水经注》都作“过”；《大典》本中“过”“涡”错杂出现；吴本全改作“涡”，朱本沿用。原本大概作“过”，传抄时有的变成了“涡”。《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注引用时作“过”，唐昭宗光化二年也作“过”，可以证明这一点。《地形志》说，同过水出自木瓜岭，也出自沾岭、大廉山和原过祠下，五股水合流，所以称作“同过”。按地理位置考察，只有沾岭在沾县北面，木瓜岭、大廉山都在沾县西面；原过祠更远，在西北面的榆次县境内，都与沾县北山不合。而且出自木瓜岭、大廉山、原过祠的水，郦道元分别标明名称，认为它们流入洞涡水，可见魏收只是曲意解释“同过”一名，并非这条水名称的本义。《一统志》说，陟泉山在乐平县西四十里，洞涡水从它的西面流出。

译洞过水发源于乐平县西北。朱谋本脱去这九个字，赵、戴本也没有。郦道元按语说：突然说水向西流，却不叙述源头，这不是郦道元一贯的写法。郦道元又按语说：《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有这句话，现在补入。乐平县的情况详见《清漳水》篇。《元和郡县图志》说，此水出沾县北山；沾县就是今天的乐平县。水流经县城西南二十五里，注入汾水。洞过水向西流，与南溪水汇合。南溪水发源于南山，郦道元按语说：应当在今寿阳县南面。南溪水向西北流，注入洞过水。水又向西北流，黑水从西山流出。三条水源汇合后同归一川。朱谋本误作“三合源舍”。《笺》说，谢兆申认为宋本作“合三源”，没有“舍”字。戴本改作“三源合舍”，赵本据《名胜志》引文也作此改，并认为《笺》的说法不对。郦道元按语说：明抄本作“三原合舍”。三水同归一条河流。董佑诚说：黑水出今寿阳县西北七十里的西山；寿阳县西北三十里又有龙门河；寿水在寿阳县南二里，这些水都流入黑水。大概龙门河是西源，寿水是东源。会贞按语说：《方舆纪要》说，黑水源出寿阳县西四十里黑水的西山。既然说三源合流，就不能把寿水算作其中之一。黑水向东流后折向南，流经受阳县故城东面。朱谋本脱去“径”字，赵本据孙潜校补，全、戴本也补入。董佑诚说：《地形志》记载，太原郡受阳县有大陵城，中都有寿阳城；这是魏代把晋代的受阳县迁到大陵，又把中都迁到榆次，并入受阳县的结果。《元和郡县图志》说，隋代在受阳县故城另设受阳县，就是今天的县。各地方志都把今天的寿阳城当作唐代县城，但《注》说黑水流经其东面，今天却流经其西面，或许是唐代以后又迁过县治。考《晋太康地记》，乐平郡有受阳县。郦道元按语说：《晋书·地理志》作“寿阳”；《地形志》说，中都有寿阳城，也是指晋代县城而言，“寿”“受”二字通用。卢谌字子谅，事迹附载于《晋书·卢钦传》。《征艰赋》所谓“经过受阳而收住马缰”，说的就是这里。《征艰赋》今已失传。受阳水向西南流入洞过水。戴本在“西”字上增加“又”字。洞过水又向西流，蒲水从南面的蒲谷流出。董佑诚说：《一统志》称，涂水在榆次县南面，有两条：一条叫大涂水，发源于和顺县八缚岭，向西北流到榆次县东南十五里，注入洞涡水；一条叫小涂水，源出鹰山，向西流入大涂水。考《水经注》，涂水在原过水下游注入洞涡水；现在这条水反而在原过水上游，所以《水经注》所说的涂水就是今天的金水河，而这里实际是蒲水。考察可知，“涂”“蒲”读音相近，是民间传抄造成的错误。蒲水向北流，注入洞过水。朱谋本在“注”字下多了“之”字，在“涡”字下没有“水”字。全、赵本相同。戴本 删去“于”字，增加“水”字，把“注之”断句，并把“洞涡水”三字归到下文。会贞按语说：这些处理都不对。朱谋本大概是把“水”误写作“之”，又错置在“注”字下面。现在订正。洞过水又向西流，与原过水汇合；水流靠近北面，水源就在这里。朱谋本误作“径北便水流也”。《笺》说：“径”旧本作“近”。孙潜说：“流”疑当作“源”。戴本改“近”、改“源”，赵本相同。会贞按语说：黄本作“近”，《大典》本、明抄本作“原”。这条水应当在今榆次县东面。原过祠在水西面的土丘上。朱本《笺》说：《史记》记载，赵襄子向南兼并智氏，向北占有代地，于是在百邑祭祀三神，派原过主持霍山、泰山的祭祀。《括地志》说，三神祠现在名叫原过祠，在霍山旁边。郦道元按语说：这里的祠专门祭祀原过，而《括地志》所说的原过祠本来是三神祠，并且在霍山旁边，不是《注》所指的地方。朱谋本随意引用，未加考察，错了。《地形志》说，中都县有原过祠。《元和郡县图志》说，原过祠在榆次县东九里，俗称原公祠。原过大概是怀抱道术、与神灵相应、接受天使授书的人，详情见《汾水注》。他忧思凝结，留下的情怀流传到后世；虽然祠宇已经沦毁，聚集的树木仍然茂盛，所以水以祠名命名。朱谋本在“故”字下多出“层毖”二字，全、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原过水向南流，注入洞过水。洞过水向西流经榆次县南面，又向西到达晋阳县南面；晋阳县情况详见《汾水注》。郦道元按语说：这里把“过”改作“到”，恐怕仍应当作“过”。榆次县。郦道元按语说：两汉、魏、晋、后魏时，榆次都属太原郡；今为榆次县治。故涂水乡，是晋国大夫智徐吾的封邑。赵一清依据《汉书·地理志》，把“涂”改作“涂”，下文“涂阳”也如此改；全、戴本依此改动。郦道元按语说：这是《汉书·地理志》榆次县条下的文字，作“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智徐吾任涂水大夫，因此作“涂”是对的，本《注》没有错误。《一统志》说，涂水城在今榆次县西南二十里。《春秋·昭公八年》记载，晋侯修筑虒祁宫；虒祁宫的情况详见《浍水》篇。有人在石头上听到谈论晋国的魏榆。郦道元按语说：这是《左传》的原文。服虔说：“魏”是晋国的邑，“榆”是州里的名称。朱谋本把“邑”误作“也”，《笺》说宋本作“邑”，全、赵、戴本改正。郦道元按语说：明抄本作“邑”。《释文》引服虔说：“魏，是邑；榆，是州里的名称。”孔颖达《疏》所引相同。杜预《注》则说，魏榆是晋地。《汉书》称为榆次。郦道元按语说：这是指《汉书·地理志》的榆次县。《十三州志》认为这里是涂阳县。郦道元按语说：张澍辑录《十三州志》时，遗漏了这一条。涂阳县的情况无从考证，大概是东汉安帝、顺帝以后设置不久便废除的县。王莽时称太原亭。郦道元按语说：以上两句的先后次序应当倒置，这样文意才通。《注》中常有这种情况，后文不再一一说明。县城南面靠水处有凿台。郦道元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榆次县有凿台。《元和郡县图志》说，凿台在县南四里；如今台址被洞过水侵蚀，已经没有遗迹。韩、魏两家在凿台下面杀死智伯瑶，剖开他的腹部、割断肠子、折断脖颈和下颌，就是在这里。朱谋本把“颈”误作“头”，把“折”误作“揩”。《春秋·昭公八年》记载，晋侯修筑虒祁宫；虒祁宫的情况详见《浍水》篇。有人在石头上说晋国的魏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里〕

译赵氏依据《寰宇记》所引文字作了改动。[七〇]全氏、戴氏改得相同。《巵林》说：《史记》记载，智伯喝醉后，把酒灌进毋恤口中。又据《豫让传》，襄子怨恨智伯，把他的头漆成漆器，用作饮器。由此可知，关于“漆头”的戏言，实际上是为了报复把酒灌入头部所造成的侮辱。各家都解释为“虎子”，已经属于荒诞之说了。但《水经注》说，韩、魏杀死智伯后，剖开他的腹部，割断肠子，折断颈项和下颌，这种说法大概是从未听闻的。查考《史记》和《新序》，记载黄歇给秦王的奏书说：智氏相信韩、魏，便一起攻打赵国；韩、魏后来背叛智氏，在凿台下杀死了智伯瑶。又说：韩、魏的父子兄弟接连十代死于秦国之手，国家败坏，宗庙毁坏；有的被剖腹断肠，折断颈项和下颌，身体与头部分离，尸骨暴露在草泽之中。这是春申君极力陈说韩、魏怨恨秦国的情形，而郦道元却误以为这是智伯遭到酷刑屠杀的情景，可以说相当疏略粗率了。守敬按：《史记·春申君传》说，从前智伯只看到攻打赵国的好处，却不知道榆次的灾祸。又说，韩、魏在凿台下杀死智伯瑶。所以马彪说榆次有凿台，郦道元也沿袭了这种说法；但这里另有一座台，并不是为了引水灌晋阳而开凿的那座。考察《国策》高诱的注释说：“凿台”是晋阳城下台的名称。挖地开渠引水灌注 晋阳城，因为聚集泥土筑成台，并停留在台上，所以称为“凿台”。既然说是晋阳城下的台，又说凿池引水灌晋阳，那么凿台应当离晋阳很近；如果台在榆次，就离晋阳相当远。而且古书只说引汾水灌晋阳，从没有说引洞涡水灌晋阳。何况洞涡水在晋阳以南二十多里处汇入汾水，中间又隔着汾水，显然不可能开渠引它灌晋阳。这样看来，高诱所说的情况与当时事实更加相合。古书传抄错杂，郦道元置高诱的说法于不顾，也是不够审慎。另见《晋水》篇。洞涡水又向西南流，经过武观城西北。戴氏把“观”改作“灌”。守敬按：戴氏依据的是《晋书·载记》。《太原府志》说，武观城在今榆次县西南二十里陈侃村，一名武馆城。卢谌《征艰赋》说：“经过武馆的旧城郭，询问道路的远近。”朱本把“涂”误作“堕”，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这里又把“观”写作“馆”，古代二字通用。洞过水又向西南流，形成淳湖，称为洞过泽。朱本把“泽”误作“津”，赵氏又把“涡”一并误作“湖”，戴氏改正，全氏改法相同。董佑诚说：如今分流渠道日益增多，已经不再形成湖泽了。又有涂水注入其中。戴氏把“而”改作“泽南”二字，全氏改法相同。涂水发源于阳邑县东北的大山涂谷。朱本没有“县”字，全氏、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按照通常体例，“邑”字下面应当有“县”字。大概是浅陋的抄写者不知道阳邑是县名，疑惑既然称“邑”又称“县”会重复，便删去了，现予补入。两汉、魏、晋、后魏时，阳邑县都属太原郡，在今太谷县东。董佑诚说：《一统志》称，金水河就是涂水，发源于今太谷县东北的大塔山。那么大塔山就是“大山”，魏收所说的大廉山。《地形志》又称阳邑有徐水，这是把涂水误作徐水。涂水向西南流，经过萝蘑亭南面。朱本把“蘑”作“磬”，《笺》说：谢氏称，有的版本作“萝蘑亭”。赵氏改作“云”，说《寰宇记》称萝蘑亭，俗名落漠城，[七一]“蘑”字是正确的。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蘑”。《元和志》说，萝蘑亭在太谷县西北十九里。“摩”和“蘑”读音相同。《太原府志》说，它在太谷县西北十九里。[七二]是秦王剪攻伐赵国时所筑，现在称为登丰村。涂水与蒋谷水汇合。蒋谷水发源于县东南的蒋溪。守敬按：《魏书·灵征志》记载，正光三年，并州静林 寺的僧人在阳邑城西的橡谷挖掘药材。又据《地形志》，沾县有豫水，发源于得车岭，[山岭见下文]向西北流入汾水。“豫”是“橡”字的讹误。综合这两部书来看，魏代的蒋谷水又有橡谷水之称。《元和志》说，蒋谷水现在称象谷水，源头在太谷县东南的象谷。《一统志》说，橡谷水发源于榆社县恤张岭。《魏土地记》说：从晋阳城东南一百一十里到山，有蒋谷大道，越过轩车岭，通往武乡。会贞按：《地形志》在沾县条下写作得车岭，“得”是“轩”的讹误。《新唐志》说武乡县北有昂车关，“昂”又是“轩”的异文。武乡县详见《浊漳水注》。水从蒋溪向西北流，向西经过箕城北面。守敬按：《太原府志》说，城在今太谷县东三十五里。《春秋·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人在箕地打败狄人。守敬按：这段《经》文中“晋人”之前应有“《经》书”二字。杜预《释地》说：城在阳邑县南。守敬按：《释例》说，在晋地以内、太原郡阳邑县南有箕城；这里是抄写时改变了原文措辞。水的北面就是阳邑县的旧城。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太谷县原来是汉代的阳邑县，今县城东面的旧城就是汉阳邑县故城。后魏景明年间重新设置阳邑县，就是现在的县城。这是后魏迁移县治的证据。守敬按：以箕城的位置作为参照，阳邑县故城应当在今太谷县东北三十多里处。《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七年。这里说的是与邯郸、榆次、阳邑有关的事。[七三]王莽时期改名为繁穰县。蒋溪又向西与涂水汇合，水流杂乱地向西北流入洞过泽。董佑诚说：如今象谷水向西北流到徐沟县境内，汇入洞涡水。向西流入汾水，就是从晋水下游出口流出的水。全氏、赵氏把这七个字改入注文。董佑诚说：不是这样。如今洞涡水俗称小河，从乐平县西面流出，经过寿阳、榆次，至徐沟县西北流入汾水。刘琨任并州刺史时，刘曜带兵拦截攻击他。朱本把“曜”写作“渊”，全氏、戴氏改为“曜”。双方在洞涡交战，这就是这条水。赵氏说：考察《晋书》，刘曜进攻晋阳，刘琨派张乔抵抗，在武灌交战，张乔战败身死，晋阳太守高乔等人都投降了。刘琨驻扎在榆次，带着身边几十名骑兵，携妻子儿女逃往赵郡，随后前往常山。郦道元认为刘琨是与刘渊交战，是错误的。[七四—七六]晋水

译晋水发源于晋阳县西面的悬瓮山。朱本把“悬”写作“县”，把“瓮”写作“壅”。《笺》说：孙氏称，“壅”字《山海经》作“雍”，注音为“瓮”。赵氏改作“瓮”，并说：“县”是古代“悬”字；“壅”应当作“瓮”。《方舆纪要》说，悬瓮山腹部有巨石形状像瓮，也称汲瓮山。大概是因形状而得名，“壅”是壅塞之意，显然是错误。戴氏改作“悬瓮”。县。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时，晋阳县都属太原郡，就是现在太原县的县治。这里是古唐国。会贞按：《汉志》说，晋阳是《诗经》所说的唐国旧地。《括地志》说，唐国故城在晋阳县北二里。《城记》说，是尧所筑。《春秋左传》称，唐叔还没有出生时，他的母亲邑姜梦见上帝对自己说：“我给你的儿子命名为虞，将把唐地赐给他，并让他掌管参宿。”出生后，便给他取名为虞。会贞按：见《春秋·昭公元年》文字。《吕氏春秋·重言》说：叔虞与成王在一起，成王把桐叶剪成珪形，交给叔虞，说：“我用这个封你为诸侯。”叔虞把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问：“天子是要封叔虞吗？”成王说：“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周公说：“天子不能说戏言。”当时唐国已经灭亡，于是便把叔虞封在唐地。守敬按：《史记·晋世家》把这件事归于史佚。县中有 晋水，后来改称为晋。孙氏按：《毛诗谱》说，叔虞的儿子燮父，因为尧墟南面有晋水，便改称晋侯。所以子夏叙述《诗经》时称这里为晋，同时又称为唐；这里俭朴而讲礼法，有尧留下的遗风。守敬按：见《唐风·蟋蟀》篇的序文。《晋书地道记》和《十三州志》都说，晋水发源于龙山。会贞按：这两部书本于《淮南子》，见下文。龙山又名结绌山。朱本把“名”误作“水”，赵氏改正。《笺》说：宋本“下”字后有“云”字，另一本作“出结绌山”。全氏、戴氏也作此改动。会贞按：《淮南子·墬形训》说：“晋水出于龙山，结给合出于封羊。”高诱注说：“结给合”是一个名称。因此应把“结给合”三字连读作为水名，以本书下文说“泥涂渊出于樠山”来验证，似乎也是如此。不过参照上文“凉水出于茅卢山、石梁山”，茅卢、石梁都是山名，那么把“结给”二字作为山名、与上文相连，也说得通。因此《晋书地道记》《十三州志》都把结绌说成龙山的别名，郦道元沿用了这种说法。只是“给”“绌”二字错出；《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郡国志》《寰宇记》《明一统志》《方舆纪要》都作“绌”，所以“绌”字是正确的。又怀疑这句话是后人增加的，和《江水》篇中也说“县虒县”一样。说它在县城西北，是不对的。守敬按：在县城西北的说法见《汉志》，《淮南子》高诱注也相同，这是《晋书地道记》《十三州志》所依据的。《山海经》说：“县瓮山，晋水发源于此。”现在悬瓮山在县城西南。董佑诚说：《地形志》说晋阳有悬瓮山，又名龙山。《元和志》沿袭这种说法，于是把龙山和悬瓮山合为一山。又说，《汉志》记载，晋阳西北有龙山，山中设有盐官，晋水从这里发源，向东流入汾水。这大概是另一部志书所记龙山的位置，并不是承接下文“晋水”而言。《续志》以下各书沿袭此说而产生错误，所以郦道元加以辨正。守敬按：董氏大概误解了郦道元的意思，把龙山、悬瓮山分成两座山，认为晋水发源于县瓮山而不发源于龙山。他不知道《淮南子》已经说晋水出于龙山，这正是《汉志》说法的来源。《汉志》中的“有盐官”三字，应当在“东入汾”之下，如今版本误置在“晋水”之上。《汉志》凡是说“有盐官”“有铁官”，都放在句末，这可以作为证明。而且《地形志》明确说悬瓮山又名龙 山，可见魏收知道这是同一座山，怎么能说郦道元把它分成两座山呢？郦道元依据《水经》的名称以悬瓮标明山名，只是举《山海经》的县瓮山来加以解释。他立论的意思，是专门驳斥“在县城西北”的说法，所以明确指出山在西南。又考察：《山海经》郭璞注作“县西”，《后齐书·杨愔传》和《括地志》也相同，与《山海经》原文相合；而《地形志》说在西南，与郦道元的注释相合。郦道元应当是通过实地考察得出这一结论，所以没有曲意附会《山海经》原文。《一统志》说，山在太原县西南十里，晋水发源于此，源头是滴沥泉。从前智伯拦截晋水来灌晋阳。朱本把“以”误作“以水”，戴氏改为“以”，赵氏相同，并删去“之”字。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水以”。《后汉书·安帝纪》注、《寰宇记》《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注引此，都作“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史记志疑》说，《国语》只说襄子逃到晋阳，智伯包围并引水灌城，没有说引的是哪条水。韦昭注依据《赵世家》认为是汾水，《魏世家》依据《国策》认为是晋水。《尚书古文疏证》说，李宏宪对此怀疑而不能确定，却不知道两条水都是。智伯挖决晋水来灌城，直到今天仍称为智伯渠；但难道会舍弃距离较近而且水量较大的汾水，不把它引来一同灌注吗？卢文弨说：晋水注入汾水，汾水流经的范围很广；这里说是汾水，虽然不能说一定错误，[七七]但晋水尤其靠近晋阳。晋水上游有水▯，后人沿袭它的遗迹，蓄水作为池沼；池沼西边靠山，临水建有唐叔虞祠。守敬按：《地形志》说晋阳有晋王祠。《一统志》说，在太原县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是晋水发源的地方。赵氏说：《方舆纪要》记载，《水经注》说晋祠南面有难老、善利二泉，大旱时也不干涸，隆冬时也不结冰，可以灌溉田地一百多顷；又有泉水从祠下流出，称为滴沥泉，这股泉水引流后形成晋水，形成晋泽。今本没有这些文字。水旁有凉堂。朱氏《笺》说：《御览》作“凉台”。守敬按：宋本《御览》卷四十五引文也作“凉堂”，与朱氏说法不相应。《元和志》《寰宇记》引用时也都作“凉堂”。考察《国策》高诱注说：“凿台”是晋阳城下台的名称，挖地开渠来灌晋阳城，因聚土筑成台并停留在台上，所以称为“凿台”。这样看来，凿台应当在晋水上游，和这里注文所指的地方相合；而凿台又有“凉台”的称呼，所以这段注文的原文一定

译是“凉台”，传抄者把“台”误写成“堂”，《御览》《元和志》《寰宇记》于是据此改成了“凉堂”。朱氏的说法只是凭想当然推测。人们在水上架起飞梁。水的两岸杂树交错成荫，很少能看见阳光。甚至那些亲密的朋友、出游任职的士人，没有不来寻找桥梁相会，以此互相娱乐慰藉的；这里是晋川之中最优美的地方。向东流经晋阳县南面。朱本在“东”字上有一个“又”字，戴氏、赵氏相同。守敬按：不应有“又”字，现删去。又向东流入汾水。池沼水分成两条支流。朱本作“汾水分为二流”，《笺》说：旧本作“湖水”。赵氏依据《后汉书·安帝纪》注和《寰宇记》引文，改作“沼水”，并把“二流”改作“二派”，戴氏相同。北面的水道就是智氏的旧渠。从前战国时期，襄子据守晋阳，智氏堵住山谷使水流入城中，城墙只剩三版没有被水淹没；韩、魏两家在这里远望叹息，所以智氏因此灭亡。守敬按：见《史记·赵世家》《魏世家》。这条水道借地势高处向东北流，注入晋阳城，环绕城郭灌溉田地。戴氏认为“园”是讹字，改作“灌”。会贞按：《寰宇记》引文作“灌”，大概是戴氏改字的依据。但《寰宇记》是凭臆测改写，不足为证。考察《水注》有“周园溉”的相同用法；又《沁水注》作“以周城溉”，《泚水注》作“四周城溉”，《沔水注》作“以周田溉”，与这里相同，戴氏没有察觉。东汉末年赤眉之乱时，太原郡掾刘茂背着太守孙福，藏在城门西面的地下空穴中。当天夜里逃往盂县，[七八—七九]就是这个地方。守敬按：事情详见《后汉书·独行·刘茂传》，文字与这里略有不同，大概是参考了其他版本的《后汉书》。盂县见《汾水注》。水从城中向东南流出，注入汾水。南面的水道在石塘下面潜流，经过旧溪后向东南流出，经过晋阳城南。城在晋水北岸，所以称为晋阳。朱本没有“故”字，赵氏相同，全氏、戴氏补入。《经》文说：“晋国的荀吴率军在大卤打败狄人。”会贞按：事情见《春秋·昭公 元年》，《经》文上面应有“《春秋》”二字。杜预说：“大卤就是晋阳县。”会贞按：杜预的注只有这一句。晋阳县是晋国的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说，赵鞅凭晋阳反叛。会贞按：这是《经》文，“赵鞅”之前应有“《经》书”二字。[八〇]后来晋阳归属赵国。守敬按：详见《史记·赵世家》。晋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汾水。董佑诚说：《元和志》记载，晋水最初的泉源处用石头砌成水塘，从水塘向东分成三派。北面一派称智伯渠，向东北流入州城，流出城后注入汾水；第二派向东流经晋泽南面，又向东流入汾水。这两派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分成两派。南面一派是隋开皇四年开凿的，向东南流入汾水。《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年间引晋水入城，称为晋渠。《太原县志》说，晋渠俗称北派，其余又分成两派；中派称中河，又分流为陆堡河；南派称南河，汇合后称清水河。如今流入城中的水道已经干涸，其余水流仍被引作渠道灌溉田地。[八一]湛水 湛水发源于河内郡轵县，轵县详见《济水注》。向西北流经山地。湛水发源于轵县南面的原湛溪。朱本把“轵”误作“枳”，把“原”误作“源”，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金志》说，河阳县有湛水；这条水应当在今济源县西南，现已淤塞。当地俗称它为椹水。朱本把“椹”误作“湛”。全氏说：先司空的校本作须水，旁注说“须”读作“颁”。《通鉴》说，隋代汉王杨谅驻军河阳，与史祥在须水交战，就是此事。赵氏改作“须”，戴氏改作“椹”。守敬按：除这里外没有见到须水。考察《隋志》，济源县有淇水，就是《河水注》所说的濝水；“须”“淇”字形相近。《通鉴》中的须水应当是淇水的讹误，但它是另一条水，和湛水相近，不能用来解释湛水。残宋本、《大典》本作“椹”，戴氏改得对；因为把湛水当作椹水，所以又把湛城写作堪城。大概是 字音和字形都很相近，[八二—八三]朱本没有“形”字，赵氏相同，且把“尽”改掉，因此“故”字的读法也都变成了“画”。戴氏补入“形”字。这和“三豕”的讹误相同。会贞按：见《孔子家语》《吕氏春秋·察传》。这条水从溪中流出，向南流。朱本把“出”作“之”，赵氏改作“又”，戴氏改作“出”。向东流经轵县北面，又向东流经波县北面。朱本把“波”误作“皮”。赵氏改正并说：《汉志》记载河内郡有波县。戴氏相同。守敬按：波县详见《济水》篇。湛水向南流经向城，向城详见《济水》篇；向东流去，然后向南注入河水。又向东流经毋辟邑南面，毋辟邑详见《济水注》。原《经》文的注文说，这是湨水水道所经过的地方。朱本把“原”误作“源”，戴氏、赵氏改正。这不是湛水曲折流经的路线，而是《经》文错误的证据。朱本把“湨”写作“汨”，《笺》说旧本作“□”。戴氏改作“湨”，并说：湨水见卷七《济水》篇。赵氏同样改正，并说“湨”误写成“□”，又缺笔成为“汨”。戴氏在“是”下面增加“乃”字。湛水从向城向东南流，经过湛城东面。会贞按：《一统志》说，城在今济源县南。当时人称它为椹城。朱本把“椹”作“湛”，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椹”。又有人称它为隰城。溪水称隰涧，隰城在东面。会贞按：隰城详见《沁水》篇。把这里说成隰城，是不对的。赵氏把这里的“此”改作“北”。会贞按：“北”字没有依据，赵氏改得非常错误。郦道元已经明确说当时人称它为隰城是不对的，高士奇却又引用这段注文来证明《春秋》中的隰城，实在疏略。《后汉书·郡国志》说：河阳县，会贞按：河阳县详见《河水》篇，有湛城，就是这里。又向东南流到平县东北面。朱本误作平阴县，赵氏相同。戴氏删去“阴”字，并说：考察《河水注》，河水又向东流经平县故城北面，

译又向东流，湨水从这里汇入。这里的注文说，原《经》文所注的是湨水水道所经过的地方，不能说是平阴县。会贞按：《河水经》说：“又向东流经平县北面，湛水从北面流来注入。”用《经》文来证明《经》文，更是“平”字正确的确证。湛水向南流入河水。《鲒埼亭集·柬东潜水经湛水篇帖子》说：《水经》第六卷，从汾水到晋水，都是发源不同而共同流入汾水，再通到黄河的水系；唯独有人强行把湛水附在这一卷末尾，显然是错简。即使在本篇中，郦道元也深感怀疑，只是勉强作了疏释，后来才醒悟说：原《经》文所注，是湨水水道所经过的地方，不是湛水曲折流经之处，这是《经》文错误的证据。从那以后，即使像国初胡渭、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等善于读《水经》的老先生，对于这一篇也没有作出折中判断。不过，所谓“汨川”，郦道元既然确实有所指，那么在这部书中寻找，汨川究竟在哪里？即使旁考经传，也都没有这条水，那么郦道元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我反复思考，所谓汨川就是湨川。“湨”讹写成“□”，又省写成“汨”，读音也相近，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字形、字音都发生变化。怎么知道它是湨川呢？郦道元在《济水》篇中提到过湨水。他说：湨水发源于原城西北的原山，又向东南流，●沟水注入其中；●沟水发源于轵县西南山下，向北流，转向东流入轵县故城中，又弯曲向北流出轵县外城，向东北流注入湨水。这正是本《经》所说的湛水发源于河内轵县西北山地。大概湛水的源头与湨水相近，所以发生了混淆。《济水》篇说，湨水又向东流经波县故城北面；这正是本《经》所说的湛水又向东流经波县北面。又说，湨水向东南流经安国城东面，又向南流经毋辟邑西面；这正是本《经》所说的又向东流经毋辟邑南面。因此郦道元加以订正说：这是湨水水道所经过的地方，不是湛水曲折流经的路线。又说，湨水向南注入河水；这正是本《经》所说的又向东南流到平阴县东北，向南流入河水。难道是错误不断传递、文字不断变化，最终形成“汨”字，却没有人醒悟并加以订正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强行把它附在汾水篇末呢？回答说：《湨水》一篇，编写《经》文的人大概是按水系类别把它排在《济水》之后、《清水》之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卷〕 《清水》卷中所写的都是河内地区的水，那么湨水也属于同一类。可是传抄者忽然把它移到了《济水》之前，于是放在第六卷《晋水》之后，却不知道它的踪迹都保存在《济水注》中。否则，郦道元明明说这是汨川水道所经过的地方，而读完《水经》四十 卷，却茫然找不到所谓汨川，也实在令人奇怪。郦道元能够指出经文的错误，却不知道后人又进一步误读了它。后世如果采纳我的说法，应该可以得到千古之后的赏识。守敬按：这是全氏独自发现的见解，赵氏据此改订，因为赵氏曾见过全氏的校本。如果戴氏没有见过全氏、赵氏的本子，却也涉及这一点，必定会有详细说明。看戴氏在邓津下面，逐一列举《经》文所记地理位置不相合之处；但对于注文中“湨川所经过的地方，不是湛水曲折流经之处”这两句，始终没有作出证明，不如全氏的说法清楚。只是朱本的《经》文作“平阴”，戴氏删去“阴”字，这是正确的；全氏仍沿袭朱本“平阴”的错误，所以戴氏并不是徒然这样改。湛水又向东南流经邓地，[八四]邓地详见《河水注》。向南流入黄河，因此黄河、济水之间有邓津之名。戴氏说：考察邓津在孟津以西，黄河自西向东流，先汇入清水，接着是教水，再接着是畛水，然后是庸庸水，流到平阴，又汇入濝水，再到邓地，汇入湛水，最后到平县，汇入湨水。撰写《水经》的人，把清水记在平阴县下，把湛水记在平县下，都与实际地理位置不相合，所以郦道元辨明了这些错误。

译校记 [一]“《寰宇记》引郭璞注，菅读音为奸。”按：《寰宇记》卷四十一原文说：管涔山又名菅涔山，“涔”读音为岑，“菅”读音为奸。当地人说：“这座山多长菅草，因此用它命名。”古代隶书中从竹的字，往往写成从廾。郝懿行认为，《经》文中的“管”应当是“菅”。郦道元注文下文引用《十三州志》说：“发源于武州的燕京山，也是管涔山的别名。”查《淮南子·地形训》说：“汾水发源于燕京。”庄逵吉注说：“《山海经》《水经》都说汾水发源于管涔山；古字中‘燕’与‘管’、‘京’与‘涔’读音相近，可以通用。”现在按：‘京’‘涔’读音相近是对的，但‘燕管’应当作‘燕菅’；郭璞把‘菅’读作‘奸’，‘奸’与‘燕’读音相近，异名的原因就在这里。《御览》卷四十五引《水经注》，又作“管子山”。根据今本《御览》，作“又为管”字，与乐史所见的版本相合，意思是说因为山上多菅草，有人便用菅草命名；这里又作“菅”字，是志书中的异文。杨守敬《要删》引用《晋书·载记》，各版本的“管”都作“菅”，依据《地形训》庄氏 的校语，认为“管涔山”应当是“菅涔山”的讹误。[二]“稚水蒙流罢了，赵氏把蒙改作蒙。”按：不必改。《淮南子·地形训》说：“汾水混浊而适宜种麻。”写作“蒙”并非没有根据，怀疑郦道元原本就是引用《淮南子》的话。[三]“后来设置屯田农民，粮食堆积的地方。”按：《通典》卷一百七十九楼烦郡宜芳县条引用此文也作“所在”，《通鉴》汉章帝建初三年胡三省注也相同；《疏》把“在斯”改作“所在”，是正确的。[四]“《方舆纪要》引用此文作‘纡’，《寰宇记》宜芳县条下也作‘纡’。”按：查《方舆纪要》卷四十和《寰宇记》卷四十一的引文，都不作“纡”，而作“委”，《疏》记错了。[五]“大概是借助呼沱水。”熙仲按：朱本“资承”作“咨乘”，《笺》以及赵氏、戴氏依据《御览》改作“资承”。《通鉴》汉章帝建初三年胡三省注作：“大概想借助呼沱水转运山东的漕粮。”其中“欲”先讹作“咨”，又讹作“资”；“乘”讹作“承”。各家误改，现据此改订为“欲乘”。[六]“《御览》卷六十四也作‘虑’。”熙仲按：查影宋本《御览》仍作“卢”，只有《通鉴》汉章帝建初三年胡三省注作“都虑”，并说“卢”读音为闾，这足以证明《邓训传》作“虑”是正确的。[七]“古今注文说。”按：见《续汉书·郡国志》常山国蒲吾县条下所引注文。[八]“会贞按：……《山海经·北次二经》。”按：“疑即酸水也”下面的这句话与《疏》开头重复，所以删去。[九]“咸宁二年。”按：《晋书·武帝纪》说，咸宁三年正月徙封太原王，因此据此把“二”字改作“三”。[一〇]“在晋阳县东五里”“《寰宇记》说在县东南五里。”按：查《地形志》，没有“在晋阳县东五里”七字，应当删去。又《寰宇记》平晋县条说：原来是汉代晋阳县，直到后魏也没有改名。由此可知，郦道元当时仍称这里为晋阳县。熊氏《疏》在“县东南五里”上面，应当增加“今平晋”三字。又《寰宇记》平晋县条说：“本来是汉代晋阳县，属太原郡，到后魏也没有改名。”据此可知，善长在世时这里仍然是晋阳县。熊氏《疏》在“县东南五里”上面应补“今平晋”三字。[一一]“晋国中行穆子。”按：事情发生在鲁襄公十八年，中行献子是荀偃，不是中行穆子的儿子；熊氏记错了，现予订正。[一二]“《元和志》说邬城泊在介休县东北二十六里。”按：原文在这句下面还有：“《周礼》说，并州的薮泽叫昭余祁，就是邬城泊。” [一三]“注文说呕夷就是祁夷。”熙仲按：《周礼·职方氏》郑玄注说：“呕夷，是祁夷吗？”孙仲容《正义》引用李惇的话说：“呕夷不是祁夷；说‘欤’，是表示怀疑、尚未确定的语气。”杨守敬《疏》把“欤”改作“也”，失去了郑玄注文的原意。[一四]“《字林》也作▯，读音相同；旧音错误。”熙仲按：“音同”下面，《释文》原有文字说：“《左传》说：把祁氏的田地分为七个县，司马弥牟任邬大夫，就是太原县。邬地本应以邑为氏，读音为于庶反，旧音错误。”按：旧音指读作乌反，陆德明认为应当读作于庶反。段玉裁《说文注》说：“乌户、于庶，南朝韵书中鱼、虞韵的收音有分别，并没有绝对的是非。”下文“侯甲水流经邬县故城南”，郦道元注说：“称为邬水，俗名也叫虑水；虑、邬读音相近，所以后来发生了变化。”可以与本条相互印证。[一五]“中都水发源于此。”按：查《寰宇记》引用《山海经》的文字，没有“中都水出焉”这句话。[一六]“司马彪《郡国志》相同，戴氏删去下句中‘有’字，是错误的。”按：司马彪《郡国志》只说界休县有界山、有绵上聚，没有子推庙，并不完全与袁宏《后汉纪》相同。又袁宏《志》中“绵上聚”上面多一个“有”字，“子推庙”上面没有。戴氏删去“绵上聚”上面的“有”字，用句首的一个“有”字统领下面三项，文理比较通顺。熊氏为什么非难他呢？[一七]“桥死在野外。”按：毕沅校本《吕氏春秋》引用梁履绳的话说：“桥死”怀疑应为“槁死”，《御览》没有这个字。按：“桥”是“槁”的讹字，“槁”字有时写作“桥”。马融《长笛赋》中有“挢揉”一词。《考工记》中“槁”有两种读音，刘氏读苦老反，沈氏读居赵反；写作“挢”，就是采用沈氏的读音。[一八]“既然这样，‘有道’是司徒的属官，词序应当倒置。”按：熊氏的说法错误。这句话应当断读为：“宋冲因司徒征辟而任职，有道征召，都没有接受。”沈钦韩《疏证》说：“是司徒府举荐的有道之士。”这是正确的。敦朴、有道和贤良方正，在《汉官仪》中同样都是特地征召的名目。[一九]“《寰宇记》引用时作‘偏’。”按：《寰宇记》晋州洪洞县条说：“左右都连接筑成桥。” [二〇]“声音消失，水就干涸。”按：《寰宇记》卷四十三引作“泉水干涸”。

译[二一]“斋戒三日”以下、“三月”以上抄本脱去一行。按：脱文是：“亲自剖开竹子，里面有朱书说：我是霍太山山阳侯派来的使者。”共十八字，应当补上。[二二]“全氏删去‘杨县’二字。”按：全氏七校本与戴氏相同。[二三]“是晋国羊舌大夫叔向的封邑。”按：这句话见刘昭的注文，不是《志》文。[二四]“《元和志》说黑山现在称乌岭山。”按：聚珍本作“乌头山”。杨氏大概是依据《一统志》转引的。《元和志》另有乌岭山，在岳阳县东、冀氏县西。《寰宇记》说它又名牛首山。“乌头”“牛首”大概都是根据山的形状命名的。[二五]“沈炳巽说：考察《竹书》，应当是十三年。”按：这是依据全氏《校记》转引的。现在《四库全书》珍本中的沈氏著作作：“朱氏说：《竹书纪年》作出公十三年。” [二六]“《寰宇记》都称为平水之阳。”按：《寰宇记》卷四十三晋州总叙引用《地理志》作“河”，临汾县条下作 “水”。这应当是注文不同，并不是讹误，只是“河”“水”二字错杂出现。[二七]“《吕氏春秋·任数》高诱注说武子都在宜阳。”按：这句话出自高诱的注文，据此补入“高诱《注》”三字。[二八]“原文说‘有新宝之印’，《寰宇记》把‘宝’作‘室’。”按：局刻本《寰宇记》作“新室之印”。《御览》作“有新保之”，没有“印”字，这是正确的。《寰宇记》作“新室之印”文意不通，应当依据《御览》校改，删去“印”字。[二九]“《一统志》说在襄陵县东南二十五里。”按：《一统志》作“十五里”。沈炳巽说：“在今襄陵县东南二十里，名叫却犨城。” [三〇]“今本《汉志》把‘犨’误作‘班’。”按：王念孙已经校正，王先谦《补注》也采用了这一校改，但标点本《汉书》尚未改。[三一]“王莽改名为干昌。”按：朱氏《笺》本作“改名”，赵氏说：“‘改’字，黄省曾本作‘更’，全氏、戴氏改法相同。” [三二]“设置五军。”按：《寰宇记》卷四十六安邑县青原条下也作“作五军”。[三三]“高三十里，这就不对了。”朱本没有“高”字。按：朱氏《笺》本作：“怀疑是说在皮氏县东南一侧大约三十里。”其中“侧可”应当作“则可”。朱本脱漏“高”字，是因为误读为“东南侧可三十里”；杨氏改正是对的。[三四]“祖乙住在庇南。”按：《御览》卷八十三引用《竹书》说，帝开甲即位后住在庇南。杨氏《疏》误记为“祖乙”，抄写者又把“庇”字讹作“屁”，现予订正。[三五]“浍水向东发源于详高山，赵氏改‘详’作‘绛’。”按：沈氏《疏证》把“绛”改为“浍”，说据《元和志》《寰宇记》都作“浍高山”。《寰宇记》又称此山为详高，旧本作“详高”并没有错，殿本和赵本改作“绛高”，实在是大错。[三六]旧翼城在翼城东南十五里处。考：董佑诚说，这里的地名是故城村。[三七]“晋穆侯把都城迁到绛。”按：《竹书纪年》说：“周宣王十六年，晋国迁都于绛。” [三八]“《一统志》中有大交镇……就是浍交。”按：《一统志》卷一百十八《浍交镇》条下引用《绛州志》说，大交镇在县东北四十里，就是浍交镇。据此补入“镇”字。[三九]“戴氏依据《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改作。”按：《元和志》卷十四《绛县》条下也这样写。[四〇]“朱本六年误作元年，赵本……”按：据何焯校正。“赵”字下面删去“同又”二字。[四一]“有一只狗，戴氏改作‘大狸身而狐尾’。”按：据《太平广记》《御览》引用的文字，都作“犬”。戴氏改成“大狸身而狐尾”，令人难以理解。“狸身狐尾”正是形容狗的异常形状，杨氏不采纳戴氏的改法，是正确的。[四二]“涑水。”按：朱《笺》本另起一行，以“汾水”二字作标题；从“涑水”以下直到“晋水”等流入汾水的各水，都不另起一行作标题，而全、赵、戴、王四家本以及杨氏《疏》都另列标题，这与朱《笺》的体例不同。[四三]“就是向下流到左邑城。”按：董佑诚稿本在“城”字下有“故曰东山”四字，用来解释《水经》中的“东山”。[四四]“毛氏《传》说：‘鹄，是曲沃的属邑。’”按：陈奂《诗毛氏传疏》说：“鹄是曲沃的属邑，意思是说鹄是曲沃下面的一个小邑。” [四五]“会贞按：这是杜预《注》的文字。”按：沈炳巽说：“按，这两句话是杜预《注》，不是《传》的文字。《注》说：‘《传》中说鬼神所凭依的事情有时确实可信。’改‘言’作‘曰’，便像是《传》的原文，应该作‘言’才对。”全校本已经引用了这段话，现据此订正为“沈氏云”。[四六]“《元和志》……这是把它分成了两个地方。”按：聚珍本《元和志》在《闻喜县》条下有案语说：“这与《虞乡县》条下所说的王官故城，都是各自引用《左传》来证明两种说法；文字虽不同，实际上是同一个王官。”据此，王官在闻喜县南十五里，那么前面所说在虞乡县南二里 的说法，其错误就更加明显了。董佑诚也赞同王官在闻喜县南面的说法。[四七]“又向西南流经安邑县西面。”按：董佑诚说，现在的夏县就是唐代的县。[四八]“大概汉代司盐都尉的治所就在这里，‘司’就是‘监’。”按：“治”字下面的“即”字，是“此”字的讹误，现已改正。《书钞》卷一百四十六《司盐都尉》条引用《太康地记》说：“盐池在河东安邑县，有司盐都尉。”《御览》卷一百六十三《绛州》条下引用时题作《太康地记》，没有“海东”一句和“县”字，却有“另领兵五千”一句。“海东”是“河东”的错误。[四九]“《盐池图考》。”按：《一统志》卷一百十七下引用《盐池图考》说：“安邑南面的叫东池，安邑西南转向的叫中池，解州东三里的叫西池。”

译[五〇]“自然形成印记……‘印’写作‘即’。”按：《通鉴注》页一五〇七引用这段文字时，“印”仍作“既”；标点本漏引了这条校改。[五一]“臣擅自给司盐都尉发符。”按：标点本《长孙稚传》作“司盐将尉”。据《御览》引用的《太康地记》和《水经注》，都作“司盐都尉”，这是正确的。标点本漏作校勘。[五二]“晋惠公十五年。”按：沈氏说，应是十四年；戴氏已经改正，全氏、赵氏也引用了沈氏的说法。朱《笺》本误作“五”。[五三]“因而悟出杜预《注》中‘河外五城’的两个邑有脱文讹误。”按：这也是因为没有考得其地，于是便认为杜预《注》有脱文讹误；与顾亭林用通假字来解释一样，都很可疑，还应继续考察。[五四]“江氏永说。”按：江氏的话见《春秋地理考实》僖公三十年条，他说：“这段《注》在列举河外的城邑时举焦，在河内涉及解梁时举瑕，是用它来概括许国所属的城邑。” [五五]“山顶呈方形而平坦。”按：《寰宇记》卷四十六《虞乡县》条下说：“山顶方正平坦，像祭坛一样，多产良药。登山要经过百级梯道，所以称为百梯山。” [五五]“所以称为百梯山。” [五六]“那座山的石崖极其险峻，山壁直立。”按：标点本《史记》页二二〇三《正义》引用这段《注》时误作“其山崖壁五”，并漏作校勘。[五七]“《元和志》作‘千顷’，错了。”按：聚珍本作“可十顷”，并没有错。杨氏所看到的，大概是俗本。[五八]“称为猪城。”按：《方舆纪要》卷四十二和《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引用《水经注》都作“潴”。朱《笺》说：应当作“潴”。赵氏引用《禹贡》《汉志》来解释它。《注》中明明说水泽聚集之处叫“都”，也叫“猪”。古文《尚书》作“猪”，今文都作“都”。“都”是本字，“猪”是通假字。郦道元引用《禹贡》时采用今文，而所依据的文本属于古文，所以说“也叫猪”。不过，既然是以水来命名城，就应依朱《笺》作“潴”。[五九]“西河郡原来治所在平定。”按：《通鉴》顺帝永和五年胡三省《注》引用李贤《注》说：郡原来以平定县为治所，到这时迁到离石。《元和志》卷十七《河东道汾州》条下说：秦代属太原郡，汉武帝元朔四年设置西河郡，统辖三十六县，治所在富昌县。正是这样。[六〇]“《元和志》说，汉末天下大乱，匈奴侵扰边境，西河郡于是荒废。”按：《元和志》卷十七《汾州西河》只说“献帝末年荒废”。[六一]“王在咸宁四年。”按：《晋书·武帝纪》和本传相同，戴氏改得对。[六二]“《一统志》说，司马斌墓。”按：《一统志》误作“三国魏司马斌墓”。[六三]“灌溉的田地已经很多。”按：《唐志》说：“栅城渠灌溉田地数百顷；西面有常渠，东北又有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都引文水灌溉田地数千顷，是开元二年开凿的。” [六四]“唐光化二年的《注》引用这段文字，和今本相同。”按：周威烈王、周赧王条下的标点本都作“同过”，唐光化二年《注》作“洞涡水”。（“引此……同”一语，现据台北本改作“又作过可证”。） [六五]“《地形志》……所以称作同过。”按：《地形志》引用文字的下面还有“后来名称转作洞涡”一句，因此作“洞涡”也是有根据的。[六六]“三条水源汇合归一。”按：朱《笺》说：“谢氏说，宋本作‘三源合而同归一川’，没有‘舍’字。” [六七]“全氏只改了‘近’，但也引用了孙氏的说法。”按：朱《笺》、赵氏、戴氏都没有引用孙氏的说法；全氏引用孙氏的说法而改“流”字，赵氏、戴氏依从这一改法。（这一句现据台北本删去，改作“赵同”。） [六八]“魏晋时期的邑。”按：这一句以下抄本脱去五字：“榆，是州里的名称。”现已补入。[六九]“这两句话的先后次序应当倒过来。”按：杨氏《疏》的意思是应当写成：“《汉书》说，榆次是王莽时的太原亭。《十三州志》则认为是涂阳县。” [七〇]“赵氏依据《寰宇记》的引用文字改写。”按：《寰宇记》卷四十和《元和志》卷十六引用这段话，都作“折颈”；赵氏《刊误》说《元和志》引用时作“折头”，大概是依据错误的版本。聚珍本作“颈”，没有错。[七一]“赵氏改作：‘《寰宇记》称萝蘑亭，俗名洛莫城。’”按：《元和志》卷十六、《寰宇记》卷四十都作“俗名落漠城”。董佑诚引用《元和志》没有错，现据此改正。[七二]“在太谷县西北十五里。”按：《元和志》《寰宇记》《清一统志》都作“十九里”，现据此改正。[七三]“和邯郸、榆次、阳邑。”按：旧《注》说：“邯郸，是赵国。”这句话仍然是说魏国与赵国以榆次、阳邑为界。[七四]“刘曜带兵拦截攻击他们。”按：“合”字下面抄本脱去“战于洞涡，即是水也”八字，现已补入。[七五]“晋阳太守高锟等人都投降了。”按：赵氏大概引用《晋书·刘聪载记》，其中是太原太守高乔以晋阳投降刘粲。“高乔”误作“高锟”，现改正。《晋书·刘琨传》也作“乔”，可以证明。[七六]“郦道元认为刘琨与刘渊交战，错了。”按：郦道元写作“刘渊”固然错误，全氏、戴氏改作“刘曜”也不对，应改为“刘聪”或“刘粲”。《晋书·怀帝纪》和《通鉴》永嘉六年记载，刘聪派刘粲、刘曜等人进攻晋阳的刘琨。[七七]“晋水注入汾水，汾水流经的地方很广，虽然说汾水也不能算错。”按：卢氏原文说：“晋水注入汾水，汾水流经的地方很广，这里说汾水，虽不能说是错误。”熊氏引用书文时往往删节过度，导致语意不明；这段文字只删去了五字，就使文义变得难以理解。现补入这五字。[七八]“郡掾刘茂。”按：据杨氏《疏·要删补遗》卷六依《刘茂传》的做法，在“郡”字上补“太原”二字。[七九]“当天夜里逃奔盂县。”按：“盂”字下面抄本脱去“即是处也”四字，现已补入。

译[八〇]“赵鞅凭晋阳反叛。会贞按：这是《经》的文字，‘赵鞅’上面应有‘《经》书’二字。”按：《春秋经》写作“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郦道元《注》只是省略了《经》的原文，不必补字。上文记荀吴的事情时抄录了《经》文，胡氏明确写出“《经》书”二字；郦道元对于《经》文和注文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八一]“《唐书·地理志》说，贞观年间……其余的水都引来作为渠，用以灌溉田地。”按：董佑诚转引自《方舆纪要》卷四十，而顾祖禹的书记录得更详细。[八二]“关于须水再没有别的资料可见。”按：《通鉴》卷一百八十隋仁寿四年胡三省《注》说：《水经注》记载：“湨水发源于原城西北原山勋掌谷，向东南流经河阳无辟城，又向南流入黄河。”怀疑“须水”应作“湨水”；“湨”字古音读作“阒”。杜佑《通典》作“湨水”，读音相同。这样，“须”字是错误，显然无疑。[八二]杜佑《通典》作“湨水”，读音相同。因此“须”字显然是错误。[八三]“这大概是字音和字形都很相近。”按：这一句下面抄本脱去“故字读俱变”五字，现已补入。[八四]“湛水又向东南流经邓地。”按：这一句下面脱去“南流注于河”五字，现已校订补入。《水经注疏》第七卷。后魏郦道元作注。宜都杨守敬编纂并作疏。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济水”一字，戴氏删去一字。守敬按：据《说文》应当写作“泲”，但秦汉以前的经典大多写作“济”，相承已久，所以《水经》和《注》都写作“济”，详见下文。济水发源于河东郡垣县东面的王屋山，称为沇水。守敬按：《前汉志》说，河东郡垣县，《禹贡》所说的王屋山在县东北，是沇水的发源地。《真定国真定县》条下说，真定原为东垣。《寰宇记》引用《十三州志》说河东有垣，这里加了“东”字；那么前汉河东郡单称“垣”，就没有可疑之处。《续汉志》也只写作“垣”。刘昭《注》引用《博物记》说，山在东面，形状像城垣，就是这里的王屋山，怀疑《续志》原本作“东垣”。《说文》说，沇水从河东东垣的王屋山流出。郑玄注《周礼·职方》说，荥水就是兖水，发源于东垣。因此，《后汉书》中的河东郡应当作“东垣”，也没有可疑之处。《三国志·杜畿传》说白骑攻打东垣。《左传·襄公元年》杜预《注》说，河东东垣县有壶丘。郭璞《山海经注》说，王屋山现在位于河东东垣县北面。这说明魏晋时期也写作东垣县，同样没有可疑之处。但《晋志》记河东郡垣县没有“东”字，这显然是脱误，无需再加以辨析。《水经》成书于三国时期，因此应当写作“东垣”。《山海经》说：“王屋山……”朱氏删去了这四个字，全氏、赵氏、戴氏补入。会贞按：《地形志》说，苌平有王屋山。《括地志》说，在王屋县北十里。《元和志》说，在县北十五里，周围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一统志》说，在今垣曲县东北一百里，与阳城县、济源县接界。联水从这里流出；《山海经》作“▯”。向西北流入秦泽。朱《笺》说：《山海经》作“泰泽”。全氏、赵氏、戴氏改作“泰”。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毕沅说，泰泽大概就是荥泽，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但荥泽在王屋山东南面，与《山海经》所说水向西北流入泽不合。《括地志》说，沇水从王屋山顶崖下流出，石泉汇聚而不流，深度无法测量。怀疑这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泰泽。郭景纯说：“联、沇二字声音相近。”朱《笺》说：郭璞《注》中说，“▯”音“辇”。《史记·夏本纪》把兖州写作沇州，沇应读如兖，所以二字声音相近。这就是沇水。赵氏依据《山海经注》改作“沇即济也”。水流潜行于地下，到达共山南面。会贞按：《怀庆府志》说，共山在今济源县北十三里。又从东丘重新流出。会贞按：《海内东经》说，济水从共山南面的东丘流出。胡渭说，济水伏流九十里后，在东丘重新显现。今原城，详见下文。东北面有东丘城。孔安国《书传》说：“泉源叫沇，流出以后叫济。”《春秋说题辞》说：“济，就是齐；齐，就是度量，也是正直。”朱氏把“贞”作“员”，《笺》说：一作“贞”。戴氏、赵氏改正。《风俗通·山泽》说：济水发源于常山郡房子县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二十里〕 “济水就是齐水。”朱本没有“者，齐也”三字，全氏、赵氏也没有，戴氏补入。守敬按：《御览》卷六十一引用《风俗通》，有这三字。“齐”是说它能调齐度量。我按：两条济水同名，发源地不同，流向也不同。朱本作“乡源”，戴氏改作“原”。守敬按：“源”是“流”字的错误。所谓“乡”，指赞皇山、王屋山；所谓“流”，指流入泜水、流入大海。现据此订正。这就是应氏说法的错误。赵氏按：《汉志》引用《禹贡》作“泲”，又说常山郡房子县的赞皇山，是石济水的发源地。《说文》说，泲就是沇水，向东流入海；又说，●水从常山房子县赞皇山流出，向东流入泜水。汉代学者的学术传承有根据，班固《地理志》、许慎《说文》尤其精密严谨，足以作为千古考证。应仲瑗起初误把发源于常山的济水当作四渎之一的泲水，郦道元批评他，是对的；但郦道元仍说两条济水同名，未免是骑墙式的看法。徐锴《说文系传通释》说，《汉书》记房子县赞皇山是济水发源处，向东流到廮陶注入泜水，这不是四渎中的济水。四渎的济水，古代都写作“泲”，后人多把它们混淆。

译徐锴又说，泲水如今多写作“济”，所以常常同常山的济水混淆，这里说的是四渎中的泲水。楚金辨析“泲”“济”二字，可以说十分清楚，足以证明班固的说法，并补助许慎的解释。但他不说常山的石济水，而只说常山济水，仍有所不周。吴澄《书纂言》竟说，《导水章》叙述的冀州济水和兖州济水，实际上是同一条水；“济”“泲”二字可以通用。《说文》因为有这两个字，便把北济、南济说成两条水，这是错误的。如今《说文》完整存在，哪里曾有南济、北济的分别？而且他完全不考察水道源流，就果断自信地轻率诋毁古义，严重诬蔑前代贤哲到了这种地步。徐坚《初学记》说，两条济水既然南北分处两岸，相距也超过千里。徐坚虽然熟悉辞章文采，却还能分辨清楚，不像草庐先生解经，反而造成混乱。守敬按：“泲”“济”的区别，《汉志》《说文》已经说得很早了。然而秦汉以来的旧书和典籍中，四渎之水写作“泲”的，只有《毛诗·泉水》《周礼·职方》没有写错。除此之外，如《禹贡》《左传》（僖公三年、庄公三十年）、《公羊传》（隐公五年）、《国语》（《吴语》）、《战国策》（《燕策》《齐策》）、《孟子》《山海经》（《海内东经》）、《尔雅》《淮南子》（《墬形训》）、《史记》（《夏本纪》）、扬雄《九州箴》、《汉官解诂》（兖卫济河）、《后汉书》（《王景传》）等书，以及郦道元所引用的纬书，没有不把“泲”写作“济”的。古代钱币上有“济阴”字样，汉代碑刻《武氏石阙铭》《鲁峻碑阴》有“济阴”，《礼器碑》碑侧有“济国”，《孔宙碑》碑阴有“济南”，《杨叔恭残碑》有“济北”，唐代碑刻还有《济渎庙记》。可见金石文字也都写作“济”。所以《水经》仍以“济水”为标题；这就是郦道元提出两条济水同名说法的原因，大概是这种写法相承已久，不能完全改从古字。赵氏没有广泛考察古籍，却说郦道元持骑墙之见，实在疏忽。应氏误把石济水当作四渎中的济水，也是由于地理学方面的疏漏。他注释《汉志》时，往往看到某县在某水之阳，便望文生义，却没有实际水流与之相应，常常被郦道元驳斥，并不只是这一件事。如今济水的第二个源头从温城发出，温县详见下文。向西北流经平地。戴氏改“温城”为“轵县”。守敬按：《水经》说，水向东流到温县西北，成为济水。《郡国志》说，温县是济水的发源地。《尚书》孔安国《传》说，泉源叫沇，流出后叫济，在温县西北的平地上。孔《传》虽然是伪书，但这句话一定有所依据。郦道元根据地图撰写注文，所见与孔安国、马融相合，所以依此解释《经》，又加上当时的地名，说明这是亲眼所见。《初学记》卷六、《御览》卷六十一、《通鉴》周赧王二十八年《注》引用《水经注》，都作“温”。郦道元下文说济水又向东南流经絺城北面，流出到温地，正好与这里相应。戴氏因为《汉志》中孟康说原乡在轵县，便把“温”改成“轵”，却没有想到原乡并不在轵县西北，详见下文。《括地志》说，沇水到济源县西北二里的平地，水源重新涌出。《元和志》说，济水在县西北三里的平地流出。考察唐代济源县的地方，在汉代轵县北面，也就是汉代的原乡。现在济河从济源县西北流出，称为济渎。济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出于原城东北。朱本“原城”重复了一个“城”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会贞按：《通鉴》周赧王二十八年《注》引用此文，没有重复“城”字。从前晋文公讨伐原邑，凭借诚信使原邑投降。会贞按：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就是这座城。民间因为济水的第二个源头从这里发出，于是又称它为济源城。会贞按：《寰宇记》说，济源故城就是晋文公讨伐原邑的地方。济水向南流经该城东面，即故县的原乡。戴氏说：《汉志》作轵县。孟康说，原乡就是晋文公围困的地方。说得对。这一句中的“故县”，就是承接上文的轵县而言。守敬按：戴氏因为错误地把上文“温城”改成“轵县”，所以把这里的“故县”解释为承接上文，似乎只是偶然巧合。他不知道轵县在今济源县南十三里，详见后文；相对于济水发源处正好在南方，怎么能说水从西北平地流出？所以可知，“故县”虽是轵县的错误，也不能像戴氏那样解释为承接上文的轵县。看守敬所绘的图，自然就明白了。杜预说：沁水县，县的情况详见《沁水注》；县西北有原城，就是这里。朱本把“沁”误作“沇”，又把“是”字误排在“也”字下面。赵氏改说：“沇水县”是“沁水县”的错误；他根据《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传文和注文校正，认为应作“是也”。全氏、戴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杜预《注》作“在沁水县西”，这是《释例》所说周地的文字。郦道元本于孟康的说法，称为轵县的原乡，又引用杜预说沁水县有原城；这说明原乡汉代属轵县，晋代改属沁水县。到隋代设置济源县，又归入济源县境内。《隋志》说，济源县有古原城。《括地志》说，在县西北二里。今在县西北四里，民间称为原村，遗迹仍然存在。济水向南流，与西源汇合；西源从原城西面流出。朱本把这个“西”字误作“而”，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名胜志》作“西”。《元和志》说，济水有两个源头：东源周围七百步，深度无法测量；西源周围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两源都用环绕的围墙围起来。李濂《游济渎记》说，济渎庙后有池，叫东池，就是东源，周围仅一百多步。池西有石桥，桥西是西池，周围与东池相近。刘漪《西源辨》说，济水两个源头，旧志只以庙墙和石桥为界。按：《水经注》所说的两个源头，一个在原城东北，一个在原城西南，距离很远，不能因为一座桥就分为东西，并说两个源头都在这里。推测这池子的东源，确实就是东源。池西二里又有一个源头，旧称龙潭，时而出现、时而隐没，不受旱涝影响；下游经过济渎庙南面，在东北与池水汇合，应当就是济水的西源。“东流”水注入它。朱本把“流”误作“沇”，戴氏、赵氏改正。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流”，《初学记》卷六引用此文也相同，因此改作“流”是对的。

译不过，另一条水应当写成“东流某水注之，然后汇合”，所以“水”字上面还脱去了文字。根据《怀庆府志图》，两个源头之外还有一个源头，应当就是这条水。水从西南流出，向东北流入济水。会贞按：这里的“济”指西源。济水又向东流经原城南面，向东与北面的水汇合。会贞按：北水就是东源，这里是说西源与东源汇合。水流交错向东南流，分成两条水。会贞按：分流地点应在今济源县东北。一条水向东南流。会贞按：这一条指济水的正流。民间称它为衍水，也就是沇水；“衍”“沇”声音相近，传闻转述时失去了原音。戴氏改“传”为“转”，不对。济水又向东南流，经絺城北面。朱本把“絺”误作缺字，赵氏改作“郗”，说《说文》改作“郗”，也作“絺”。《郡国志》说，河内郡波县有絺城。刘昭《补注》说，《左传》记载，周王与郑国在絺地会盟；杜预说，在野王县西南。胡渭说，今河内县西南有絺城。全氏、戴氏改作“絺”。《河南通志》说，絺城又名付逯城。济水于是流出到温地。其中一条水是支流，向南流入湨水。朱《笺》说：“湨”音“鵙”。会贞按：这条支流应在今济源县境内。湨水发源于原城西北原山的勋掌谷。朱本没有“湨”字，赵氏也没有，全氏、戴氏补入。会贞按：《北齐书·斛律光传》说，斛律光在轵关西筑勋掌城，就是取这座谷的名字命名。《左传·襄公十六年》杜预《注》说，湨水发源于河内郡轵县。《怀庆府志》说，湨水有三个源头，汇流后经过济源县南面，流经县北的[文字疑误]河。考察[文字疑误]河从县西北的莽山流出，流经勋掌村东面，在古原城西北，与济水相对；那么莽山就是《注》所说的原山，[文字疑误]河实为《注》所说的湨水。民间称它为白涧水。会贞按：今济源县东北二十里有白涧山，瀑布悬挂如白练，向下注入沁水，不是这里所说的白涧水。湨水向南流经原城西面。《春秋》说在湨梁会盟。会贞按：见《左传·襄公十六年》；《续汉志》说，轵县有湨梁。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条水形成的堤梁。《尔雅》说：“堤梁没有比湨梁更大的。” 会贞按：这是《尔雅·释地》的文字。“梁”就是水堤。会贞按：郭璞《注》中没有“水”字。湨水又向东南流经阳城东面。会贞按：《方舆纪要》说，阳城在今济源县西南十五里。湨水与南源汇合。南源从阳城南面的溪水流出。会贞按：《明史·地理志》说，济源县西北有琮山，湨水从那里流出，就是今天湨水三个源头中的北源。《一统志》认为琮山就是古代的原山，大概是把这条水当作古湨水的正流。但考察《注》文，实际上是把今天的[文字疑误]河作为湨水的正流。这里从琮山流出的水，就是《注》所说的从阳城南溪流出的南源。阳也就是樊，又称阳樊。会贞按：《史记·晋世家·集解》引用服虔的话说，阳是邑名，是樊仲山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为阳樊。《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樊又名阳樊。《国语》说：周王把阳樊赐给晋国，阳地的人不服，晋文公便包围它。仓葛说，阳地有夏、商以来的典章，樊仲的官守在那里，君主如果残害它，恐怕不可以吧？晋文公于是放出阳地的人。会贞按：这是《国语·晋语》的文字。《春秋》说，樊氏反叛。会贞按：见《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原文说樊皮背叛周王。周惠王派虢公讨伐樊地，把樊仲皮抓回京师。会贞按：这是《左传·庄公三十年》的文字。就是这座城。守敬按：《续汉志》说，修武县有阳樊田。郦道元在《清水》篇没有记载。又据《左传》杜预《注》，野王县西南有阳城。郦道元后来叙述奉沟水流经阳乡城时，没有说到《春秋》中的阳樊；唯独在这里的阳城下面引用阳樊的史事，大概是不采纳旧说。其水向东北流，与漫流水汇合。漫流水从轵关南面流出。守敬按：《九州记》作“慢流水”，见下文。现在湨水中部偏南的两个源头，都从济源县西面流出；其中南源流程较长，大概就是漫流水。轵关见《河水注》濝水条下。水向东北流，又向北注入湨水。朱本把“湨”误作“漫”，全氏、赵氏、戴氏改正。这里称为漫流口。湨水又向东与北水汇合。守敬按：这里的北水，就是从勋掌谷流出的水；相对于南源的水来说，所以称为北水。湨水交错向东南流，左侧汇入济水的支渠。守敬按：就是上文所说向南流入湨水的支流。湨水又向东流经锺繇坞北面，世人称为锺公垒。守敬按：《济源县志》说，锺公废垒在县内锺王村。魏文帝时，太傅锺繇在这里屯兵，所以得名。水又向东南流，涂沟水注入其中。涂沟水从轵县西南的山下流出。守敬按：《怀庆府志》说，就是今天的湋水。水向北流，转向东，流入轵县故城中。守敬按：《九州记》作“木沟”，见下文。两汉、魏、晋、后魏时期，轵县都属河内郡。《地形志》说，轵县治所在轵城。《怀庆府志》说，在济源县东南十三里，今名轵村。水又转弯向北流，流出轵城郭。汉文帝元年，封薄昭为侯国。守敬按：《史记》和《汉侯国表》记载相同。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湨水。湨水又向东北流，经波县故城北面。会贞按：两汉时波县属河内郡，魏时废除。《一统志》说，在今济源县东南。汉高帝封公上不害为侯国。朱《笺》说：孙氏认为“波县”应作“汲县”。按《史记·年表》，高帝十一年封公上不害为汲侯。《索隐》说，汲是县名，属河内郡。赵氏说：按，并不是这样。波、汲都是县名，都属河内郡。今本《史表》作“汲侯”，《索隐》说《汉表》作“汲”。这一定是古本《史表》原来作“波”字，所以小司马用“汲”字来证明它，正好反映出司马迁、班固记载的异同。否则，《史表》既然写作“汲侯”，又用《汉表》的“汲侯”来证明，意义怎么能说得通？郦道元所看到的本子，本来应当没有错误。孙汝澄把“波”改为“汲”，大概是没有察觉这一点。

译湨水又向东南流，天浆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浆”字下多出“水”字，王全、赵一清、戴震删去。守敬按：《寰宇记》引《九州记》说，济源县有慢流水、玉浆涧、木沟，都汇入济水。“慢流”这里作“漫流”，读音相同；“木沟”这里作“涂沟”，读音也相近；只有“玉浆”这里作“天浆”，字形相近而读音不近，必有一处错误。又这三条水流入湨水后再汇入黄河，而《九州记》说都汇入济水，大概是因为济水的支流注入湨水，所以统称为济水了。水发源于轵县南面的留睾，朱氏本“睾”误作“毕”，《笺》说宋本作“睪”；王全改作“睪”，不对；赵一清改作“睾”，说“睾”与“皋”相同；戴震改作“皋”。水向北流到向城北面。守敬按：《名胜志》说，天浆溪在济源县南二十里；《济源县志》说，向城在县西南十五里。如果溪在县南二十里，那么这条水应在向城南面，与郦道元所说发源于向城北面不合。考察轵城在县南十三里，西面的水发源于轵城南面而向北流，那么这条溪应当发源在两者之间，就像广武涧的情况。城在留睾上，朱氏本脱“城”字，王全、赵一清、戴震补入。当地俗称韩王城。守敬按：《括地志》说，韩王城在河阳县西北四十里，不对。京相璠说：有人说，现在河内轵县西面有一地名叫向。王全、赵一清、戴震把“地”改作“城”。守敬按：不对，详见下文。现在没有。守敬按：“无”字下脱“城”字。《路史·国名纪》说，京相璠、杜预都认为河内轵县西面有向地而没有向城。大概杜预也只说有一处叫向的地方，没有说有城，所以郦道元一并驳斥他们。杜元凯《春秋释地》也这样说。会贞按：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轵县西面有一地叫向上。杜预《释例》在“周地”条下说，县西北有一地名叫向上。他写作“地”而不写作“城”，是毫无疑问的。郦道元引用京相璠的说法，又把杜预的说法类同列举，说明杜预与京相璠意见相同，也足以证明上文“地”字没有错。况且下文郦道元的驳论，正是针对京相璠、杜预只说“地”而不说“城”的错误。大概相袭沿用了“向”这个名称，所以不能只说是地名而没有城。阚骃《十三州志》说，轵县南面山的西曲处有旧向城。守敬按：郦道元说天浆涧水发源于轵县南面的留睾向城北面，明确把向城置于轵县南面；而京相璠、杜预说在轵县西面，又只说是地，那么他们所说的是沿袭而来的向地，并非原来的向城，所以郦道元驳斥说，向这个地方不能只有地名而没有城。于是又引用阚骃的说法，以轵县南山的向城作为证明。这就是周代的向国。《左传》说：“向姜不安于莒，于是归来。”王全说：按《左传》，盟向之“向”在周王畿以内，就是杜预所说轵县的向。向姜所说的向在莒州，郦道元误把两处合为一处。守敬按：《春秋》中的向共有三处，隐公十一年，周王与郑人在向地会盟，这里的向是苏忿生受封的邑，杜预《注》说在轵县，是周王畿内的向。隐公二年，莒人攻入向国，向姜不安于莒而归。杜预《注》说，向是小国，在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郦道元《阴沟水注》记载向国，也引用杜预《注》，又引用《世本》说，向国是姜姓。这是姜姓之向。僖公二十六年，鲁公与莒子、卫国宁速在向地会盟，杜预《注》说，向是莒地。宣公四年，鲁公攻打莒国，夺取向地。杜预《注》说是莒邑。襄公二十年，仲孙速与莒人在向地会盟，杜预没有作注。《寰宇记》说，莒县南七十五里有向城。又桓公十六年修筑向城，有人说这是莒地，鲁国只是暂时取得它，这就是莒地的向。郦道元没有在《阴沟水注》向县故城下引用“向姜不安于莒”的话，却在这里轵县的向城下引用，确实是把两处混同了。王全不知道盟向之向在莒州西面，以为在周王畿内；又不知道向姜所说的向在龙亢，却以为在莒州，都是错误。汲郡《竹书纪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慎靓王六年。记载说：郑侯派韩辰把晋阳和向地归还给晋国。朱氏本脱“及”字，《笺》说宋本有“及”字，王全、赵一清、戴震补入。二月，修筑城阳、向两城，把阳改名为河雍，把向改名为高平。这就是有城的向。守敬按：《史记·范睢传》说，秦昭王攻打韩国，攻下高平，就是这里的高平。这里的水有两个源头，分别流出，各形成一条溪流。守敬按：《济源县志》说，现在轵县南面有两条涧水，一条发源于红土沟，一条发源于怪潭；向东北流，在林泉村合为一条河，称作天浆溪。又向东北流经一座旧城，当地俗称冶城。朱氏本“冶”误作“治”，下文同；王全、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这是另一座冶城，不是《河水注》所说的冶坂城。《孟县志》说，冶城俗称冶墙，现在县西北有冶墙村。水也叫冶水。朱氏本上面脱“水”字，王全、赵一清、戴震补入。又向东流，注入湨水。湨水又向东南流，在右面汇合同水。同水发源于南原下方。朱氏本“原”误作“源”，王全、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金史·地理志》说，河阳县有同水。据《济源县志》，同水有两条：一条在济源，发源于金莎岭北面；一条在孟县，发源于金莎岭南面，都向东北流，至林泉村合流。这篇注文只称作一条水，《金史·地理志》也把它归入河阳县，大概古人把发源于山岭南面的那条水作为同水的源头。同水向东北流，经白骑坞南面。守敬按：《后汉书·朱儁传》说，当时贼人中有张白骑这个称号，说骑白马的人就是张白骑。河内的山谷也是盗贼起兵的地方，所以《方舆纪要》认为这个坞大概是张白骑修筑的。《孟县志》说，现在叫白墙，县西北三十五里有白墙村。坞建在高原上，占据两条溪水汇合处。朱氏本作“作为”，王全、赵一清、戴震相同。守敬按：《资治通鉴》梁大同四年注文引用此文作“据”，现在订正。 《方舆纪要》说，湨水向东南流到这里，同水在此汇入，意思是说两条溪指湨水和同水。然而注文说同水经过白骑坞后，向东北流经安国城，又向东北注入湨水，那么白骑坞距离湨水还很远。坞北面的溪流显然不是湨水。郦道元原书必定记载坞北的水流到坞东与同水汇合，但今本脱文。《怀庆府志》说，同水向东北流到白骑坞、冶城之间，水潭深而积水，面积数十亩。水被开采远引后就干涸了，现在全变成陆地农田；上面只有涓涓细流，像线一样不断，俗称冶墙洼。

译北面有深壕，三面险峻，只有西面用夯土筑成。朱氏本“版”作“被”，《笺》说宋本作“版”，戴震、赵一清改正。水向东北流，经安国城西面。守敬按：《孟县志》说，城在县西南，就是现在的法雨寺安村。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湨水。湨水向东南流，经安国城东面，又向南流经无辟邑西面。朱氏本注文说“无”应作“毋”，戴震、赵一清改正。世人称它为无比城，朱氏本“比”作“北”，《笺》说谢氏本、宋本作“比”，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资治通鉴》注文作无鼻城，见下文。又称马髀城，这些说法都不对。朝廷把废太子安置在这里，所以称他为河阳庶人。守敬按：《魏书·孝文帝纪》说，太和二十年，废皇太子恂为庶人。《资治通鉴》说，魏国废太子恂为庶人，把他安置在河阳无鼻城。《通鉴》注文引用本文，说无辟邑世人称为无鼻城。萧子显说，在河桥北二里。此地在今孟县东面。湨水又向南注入黄河。守敬按：《地形志》说，温县有湨水，这是根据湨水的下游说的。向东流到温县西北，就是济水。朱氏本“东”字上有“又”字，王全、赵一清、戴震本相同。守敬按：不应有“又”字，现删去。又向东流经温县北面。守敬按：前文注文说，济水的重源从温城西北的平地流出，已经预先解释了这里的经文；戴震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把前文的“温城”改成了“轵县”。济水在温城西北汇合。会贞按：这是遥接前文“出于温”一句，叙述济水的正流。与旧河道分开。会贞按：现在济河到河内县西面的柏香镇分成两条，大概就是济水和故渎分流的地方。一条从镇南面向东南流入黄河，叫猪龙河，就是济水的河道；一条从镇北面向东流经温县北面，到武陟县涧沟村入黄河，叫广济河，是中行沙沟水的河道，详见《沁水注》。济水故渎还在它南面。大概现在的温县在古温城东北面，就是注文所说的李城；济水故渎经李城西面，向东南注入黄河，所以经过现在温县南面，不经过温县北面。济水向南流经温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温县都属河内郡；后魏天平初年，属武德郡，那已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温县有温城。《寰宇记》说，东魏天平年间把县治迁到古城东北七十里。那么郦道元当时县治仍在旧处。《怀庆府志》说，旧城在今温县西南三十里。这里是周王畿内的国家，是司寇苏忿生的封邑。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温是旧国，己姓，是苏忿生受封之地。周王把苏忿生的十二邑赐给郑国，温是其中之一，见《左传·隐公十一年》。刘康公说，苏忿生以温地为司寇，见《左传·成公十一年》。《春秋·僖公十年》说，狄人灭亡温国。朱氏本“狄”误作“秋”，《笺》说宋本作“狄”，戴震、赵一清改正。温国国君逃奔卫国。会贞按：这段应是经文，“狄”字上面应有“经书”二字。周襄王把温地赐给晋文公。会贞按：见《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济水向南流经虢公台西面。《皇览》说，温城南面有虢公台。守敬按：《史记·晋世家集解》、《御览》卷五百六十、《寰宇记》都引用《皇览》，文字相同。台基遗址至今还在。守敬按：虢公台在温城南面，虢公墓在温县城郭东面，显然是两个地方。因此济水向南流，先经温城西面，后来经虢公台西面；济水故渎向东流，先经温城北面，后来经 虢公墓北面。而《方舆纪要》说虢公台也叫虢公墓，把台和墓混为一处，错了。《一统志》说台在今温县西南十五里，也错了。古温城在县西南三十里，台在城南，那么两者距离就更远了。济水向南流，注入黄河。郭缘生《述征记》说：济水经河内温县，注入黄河。朱氏本“济”字下有脱文，王全补“自”字，赵一清补“出”字，都不对；戴震补“水”字，也不完整。守敬按：《寰宇记》温县条下引用《述征记》作“泲水经河内温县，注于河”，因此应当据此补入“水径”二字，现订正。这里说的是沿途经过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错误说法。济水故渎在温城西北，向东南流出，经过温城北面，又向东流经虢公墓北面。《皇览》说，虢公墓在温县城郭东面。朱氏本“在”作“堆”，《笺》说宋本作“在”，戴震、赵一清改正。济水南面的大墓就是它。守敬按：《史记·晋世家集解》、《续汉书·郡国志》温县注文、《御览》卷五百六十都引用《皇览》的话。《一统志》说，墓在温县西南。王莽时期，济水的河道干涸；后来水流重新贯通，渡口、渠道的形势发生改变，考察河梁和水流的遗迹，已经同过去不同。赵一清说：《通典》说，详细考察《水经》所记内容，实在非常荒诞，完全没有根据。按《后汉书·郡国志》，济水因王莽末年旱灾而河渠堵塞，不再横截黄河南流；这部志书既然是在汉顺帝时编成的，尚且没有详细说明，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郭景纯的注解又十分疏略。守敬按：郭景纯没有《水经注解》。如果真有此书，郦道元为什么不引用？其余另有详细辨析。赵一清又说，按《后汉书·郡国志》，由于王莽末年旱灾，这条渠道干涸，济水只流入黄河，不再截断河流向南流。《水经》是在汉和帝以后编写的，却说济水向南流经荥阳、封丘、寃句、乘氏等县以及今天的县境，完全依照《尚书·禹贡》的旧河道，这是极不详实的。郦道元又据此为《水经》作注，他所编排的叙述和注文，都有很大的错误。《禹贡锥指》解释说：黄河以北的济水因旱灾干涸，旱灾停止后又重新出现；黄河以南的济水受到浊河侵袭，地下空洞全部被堵塞，黄河水位下降后，济水再也不能向上涌出，所以终于断绝。

译从东汉到唐初，凡是流经济水故道的水，都是黄河水，但仍然称它为济水，这就像喜鹊占了鸠的巢、器物名为方而实际是圆一样。守敬按：南济水发源于黄河，北济水发源于荥泽，不能说全都发源于黄河。杜预所怀疑的，只是济水干涸以后没有济水，并不只是喜鹊占巢、鸠鸟居住的问题。所以杜预一再指责《水经》，认为它不可信。然而荥泽旧河道仍可据此考得七八成，因此这部书并非毫无补益。黄文叔说，济水虽然断绝了，但它的故道还在；中间虽经历开凿和变迁，有时断裂、有时接续，但附着于故道的水流仍可追寻，把这些线索整理起来保存禹时的遗迹，并不是没有道理。这话大概是比较公允的。又说，济水故道的水流，自周代以来有过多次变化。最初叫济水，后来开通荥水成为河流，荥水就同济水合流；鸿沟开通以后，荥水故道被黄河冲乱；后来荥泽又堵塞，所流的就只有黄河水了。汴渠不通以后，巨野以北流的是菏水、汶水；戴村水坝修成以后，东阿以下流的只是山泉和沟泽之水，所谓济水只是沿袭旧名。《水经》所记载的，是河道相同而水源不同。因此李宏宪说，黄河以南没有济水。河道相同，所以黄文叔说，禹的遗迹仍依靠它保存下来。各家的说法不止一种，各有适用之处。现在和人讨论济水，如果认为它不存在，众人就会拿七十二泉以及大清河、小清河来反驳；如果认为它存在，又会依据杜佑的说法，指责《水经》不应沿袭旧名而称济水。《古文尚书疏证》又解释说：济水在王莽时期因大旱而干涸断绝、不再横截黄河南流，这是晋代司马彪的说法。虽然曾经干涸，后来水流又贯通，渡口和渠道的形势发生变化，考察河梁水道，已经同过去不同，这是后魏郦道元的说法。《通典》依据司马彪的话来驳斥《水经》，说济渠既已堵塞，其他情况也就可知。我读郭璞《山海经注》时感叹，恐怕它还不足以使《水经》的支持者心服。为什么呢？郭璞确实说过：现在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流，经陈留到济阴北面，再向东北流到高平，向东北流经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这同禹时济水故道经过黄河以南的路线没有不同，大概是干涸后又重新贯通了。所谓河道形势改变，过去是在虢公台东面流入黄河，出口在敖仓东南；现在改道从虢公台西面流入黄河，出口也不是原来的地方，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者禹时的济水未必分为南北两支，而现在分成了两支，所以有所不同吗？《潜邱札记》又说，黄子鸿是笃信《水经注》的人。我回忆初次在碧山堂见到他时，问道：《后汉书·郡国志》说，温县有济水发源，王莽时期大旱，于是干涸断绝；这样看来黄河以南没有济水，到现在已经一千六百七十多年了，为什么郦道元说得如此详细而且条理分明呢？子鸿说，新莽时期虽然干涸，后来又重新出现，郦道元所说“后来水流重新贯通，渡口、渠道的形势改变，考察河梁水流，已经与过去不同”，就是这个意思。只是由于杜君卿不相信《水经》，专门凭据司马彪《郡国志》，我认为司马彪不过记载一时的灾变，并不是说永远不再横截黄河南流。杜君卿这样一说，于是人们真以为黄河以南没有济水，疑惑和错误流传至今，仍有人奉此说为宗旨。我说：济水干涸后又重新贯通，这已经听明白了。请问除郦道元的注文外，难道还有别的证据吗？子鸿说，没有听说过。我退下来考察杜预《释例》，其中说：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流，经陈留到济阴北面，经过高平、东平到济北，再向东北流经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郭璞《山海经注》说：现在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流，经陈留到济阴北面，向东北流到高平，向东北流经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张湛《列子注》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叫沇水；向东流经温县时叫济水，向下流入黄河十多里，再向南渡过黄河成为荥泽，又流经济阴等九郡入海。（济水）干涸断流，使河南一带没有了济水；如今已经一千六百七十多年了，为什么郦道元还把这件事说得如此详尽而且分析得如此清楚呢？子鸿说：“新莽时期虽然干涸了，后来又重新出现。郦氏所说的‘此后水流的通道重新贯通，渡口和水渠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寻考桥梁遗迹和水流的脉络，已经不同于从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杜君卿不相信《水经》，专门依据司马彪的《志》，我私下认为司马彪不过是记载某一时期的灾变罢了，并不是说济水永远不会截断黄河南流而过。杜君卿这样一说，便真的让人以为河南没有济水了，这一疑误延续至今，现今还有把他的说法奉为依据的人。”我说：“济水干涸后又重新流通，这一点已经听到您的解释了。请问除了郦道元的《水经注》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证据吗？”子鸿说：“没有听说过。”我回来后考察杜预《释例》，书中说：“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流，经过陈留到济阴以北；又经高平、东平到济北；向东北经由济南，到乐安郡博昌县入海。”郭璞《山海经注》说：“如今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流，经过陈留，到济阴以北；向东北流到高平，再向东北经由济南，到乐安郡博昌县入海。”张湛《列子注》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称为沇水；向东流经温县，称为济水；向下流入黄河十余里，再向南渡过黄河，形成荥泽；又经过济阴等九郡而流入大海。” 把这三种说法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子鸿很高兴获得了自己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材料，又反过来问难我：现在看不到黄河以南有济水，那么它究竟在哪个朝代再次干涸了？我又考察到《后汉书·王景传》中济渠一段，章怀太子李贤的注文说：济水发源于现在洛州济源县西北，向东流经温县入黄河，渡过黄河后向东南流入郑州，又向东流经滑、曹、郓、济、齐、青等州入海，就是这条渠道。王莽末年发生旱灾，因而干涸，只流入河内而已。这样看来，他似乎不知道中间还有重新贯通的事情。结合许敬宗回答唐高宗时所说济水暗中流行而屡次断绝，可见唐代以前济水已经再次干涸，一直到现在。又说：有人问济水干涸后又重新贯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回答说：考察《王景传》说，当初平帝时期，黄河、汴渠决口损坏，没有来得及修复。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上书说，黄河决口日久，逐渐冲毁，济渠所淹没的有几十个县。到了三十五年以后，汴渠修成，明帝巡行时下诏说，黄河和汴渠分流，恢复了旧河道；陶丘以北，地势渐渐恢复。这说明汴渠损坏时济渠也损坏，汴渠修好时济渠也随之修复。又考察《晋书·傅祇传》，傅祇在武帝时期任荥阳太守。自魏黄初年间发生大水以后，黄河、济水泛滥。邓艾常写《济河论》，开凿石门使水道通畅。到这时水道又被冲坏。傅祇于是修筑沈莱堰，兖州、豫州不再有水患。《郗超传》说，太和年间，桓温准备攻打慕容氏，引军从济水进入黄河。郗超劝谏 说：清水流入黄河，没有可以通行运输的道理。《毛穆之传》说，桓温派毛穆之开凿巨野一百多里，引汶水与济水汇合。这难道是最终干涸断绝了吗？大体说来，王莽时期天灾虽然严重，但水道都不久便重新恢复。班固注文所说，大概是根据亲眼所见的情况而言。只是司马彪用语太重，如果把“遂枯绝”改为“曾枯绝”，就恰当了。潜邱、东樵的说法这样明白，足以消除杜君卿的疑惑，也明确说明这不应归咎于桑钦、郦道元。孔颖达《左传正义》又说：考察水流的道路，古今有时不同；杜预既然考订了变化的缘由，依据当时所见写入《释例》，现在便一概依从杜预，虽然与《水经》不同，也不再追究根源。由此看来，他也没有认为济水最终永远干涸。

译屈水从县东南流，经过坟城西面。赵一清把“坟”改作“隤”，说坟城应作隤城。《郡国志》说，河内郡修武县有隤城。刘昭注文引用《左传·隐公十一年》说，以坟地和郑国相盟。王全、戴震都改作“隤”。守敬按：隤城，杜预《左传注》说在修武北面；郦道元在《清水》篇叙述它，正是这样。济水远在修武西南，怎么能经行修武北面？考察《尔雅》说，桥梁没有比湨梁更大的，堤防没有比河坟更大的。郭璞《注》说，坟是大堤。这座城离黄河很近，就是《尔雅》所说的“坟”。经文和注文原本没有错误。水又向南流，在巩县北面；巩县详见《洛水注》。向南流入黄河。会贞按：《河水经》说，黄河向东流经成皋县北面，济水从北方来注入黄河。郦道元说，在大邳北面，这就是《河水经》所说济水从北方来注入黄河的地方。这样，济水入黄河的位置应在成皋南面，而不应在巩县；但这里的经文说向南到巩县入河，下面又说与黄河合流，再向东流经成皋县北面，也就是把经过成皋放在入河之后，与《河水》篇不同。大概王莽以前没有改道的济水，是从成皋北面流入黄河的，正是注文下文所说济水故渎与奉沟水合流后注入黄河。王莽以后改道的济水，则从巩县北面流入黄河，就是上文注文所说济水经温县注入黄河。这就是水道变迁，也就是所谓渡口、渠道形势发生改变。济水故渎向东南流，与奉沟水汇合。守敬按：应当在今河内县南面汇合。奉沟水向上承接朱沟，朱沟详见《沁水注》。奉沟水发源于野王城西面。野王县也详见《沁水注》。守敬按：现在河内县有广济河，从西面的利仁河分出，大概就是奉沟的上游；从阳乡城以下直到注入黄河，则流经现在广济河的南面。如今奉沟的河道虽然也已淤塞，但郦道元在这里说济水故渎与奉沟水汇合，《河水注》又说奉沟就是济水、沇水的故道，反复向人说明。后世学者阅读安定郦道元的著作，仍可根据奉沟所经过的城邑考察禹时的遗迹。否则，济水注入黄河的路线，千年以后从哪里去追摹呢？水向东南流经阳乡城北面。朱氏本在此句下衍有“又东南流径阳乡城北”九字，王全据孙潜本删去，戴震也删去；赵一清删去八字，保留“流”字，把上面的“北”字接在下文。守敬按：赵一清不对。《一统志》说，阳乡城在今河内县西南。晋大兴初年，耿稚袭击刘粲，刘粲逃到阳乡，就是这里。水又向东南流经李城西面。守敬按：李城在古温县与平皋县之间，靠近平皋，所以隶属平皋。《注》引用徐广的话，说平皋有李城，正是这样。北齐时，两县都被废除。到隋代只设置温县，不久把县治迁到李城。所以《寰宇记》说，李城就是现在的温县城。宋代的温县县治就是今天的县治。秦国攻打赵国，邯郸将要投降，传舍小吏的儿子李同劝说平原君赵胜，拿出家财犒赏士卒，得到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同他们冲向秦军，秦军退却，李同战死。王全、赵一清、戴震删去“李”字。于是封他的父亲为李侯。守敬按：见《史记·平原君传》。因此徐广说：河内郡平皋县，县的情况见下文。有李城。守敬按：《史记集解》引用徐广的话，《续汉书·郡国志》也相同。这就是这座城。王全说：战国七国时期，赵国土地不应到达河内，怎么能把臣子封在平皋？恐怕另有一座李城，或者是邺地的李城。守敬按：《战国策》关于李同的注文说，李同在河内，说明赵国疆域已经到达河内。王全大概因为《洹水注》说石遵从李城北面进入，在安阳斩杀张豺，于是怀疑李城在邺地。考察《资治通鉴》，石遵从河内李城返回，转向邺地；胡三省注文说在平皋。可见李城是石遵经过的地方，不在邺地。王全的说法错误。水在城西南形成陂水，淹没土地约一百顷，蒹葭、萑苇生长在那里，称为李陂。会贞按：《地形志》说，怀州平皋县有平皋陂。根据徐广的说法，李城属平皋，似乎平皋陂就是李陂。然而《元和郡县图志》说，平皋陂在武德县南二十三里。唐代武德县在今河内县东南五十里，那么平皋陂应在今温县东南。李陂在李城西南，应在今温县西南，不是同一座陂。又向东流经坟城西面，转向东北流，经坟城北面。守敬按：《经》只说经过坟城西面，《注》却说经过城西后转弯流经城北，与《经》文不同，大概是水道发生了变化。水又向东流经平皋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平皋县都属河内郡；后魏天平初年属武德郡。郦道元时期仍属河内郡。《地形志》说，平皋有平皋城。《怀庆府志》说，在今温县东二十里。应劭说：邢侯从襄国迁到这里。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襄国县是旧邢国。齐桓公时，卫人攻打邢国，邢国迁到夷仪。王全说：邢国是因狄人造成的灾难而迁徙，不是因为卫人。守敬按：《左传·闵公元年》说，狄人攻打邢国，齐国出兵救邢；僖公元年，诸侯援救邢国，邢国迁到夷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里、五十里〕 直到卫人攻打邢国，是僖公十九年；卫人灭亡邢国，是僖公二十五年，都与邢国迁到夷仪无关。应劭依据《左传》作解释，本来应写作“狄人攻打邢国，邢国迁到夷仪”。可是今本《汉书·地理志注文》作“卫人”，与这里相同，大概是传抄者把“狄”误写成“卫”，后人又据此改动郦道元的书。其地属于晋国。守敬按：《左传·宣公六年》说，赤狄攻打晋国，包围邢丘，见下文。成公二年，晋国人任命屈巫为邢大夫，杜预《注》说这是晋邑。蔡声子又说，子灵逃奔晋国，晋国把邢地给了他。襄公八年，晋国在邢丘会合诸侯。哀公四年，齐国夏攻打晋国，夺取邢地。这些都是该地属于晋国的证据。称作邢丘。守敬按：《左传》称邢丘，也有省略“丘”而单称邢的情况。可是周武王时已经有邢丘这个名称，见下文，所以并不是从晋国开始才这样称呼。因为它位于黄河岸边，地势平坦，所以叫平皋。戴震把“处势平夷”改作“势处平夷”。应劭给《汉书》作注文说：《春秋》记载狄人攻打

译邢国、邢国迁到夷仪，这两句话详见上文。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这里。现在襄国西面有夷仪城，距离襄国一百多里。守敬按：《春秋·僖公元年》杜预《注》说，夷仪是邢地；《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夷仪城在龙冈县西一百四十里，民间讹称为随宜城。《一统志》说在今邢台县西面。邢是丘的名称。朱氏本作“邢是丘名”，赵一清依从；《笺》说旧本作“平皋是邢丘”，戴震依从。守敬按：“邢是丘名”是《汉书·地理志》的原文，意思明白，郦道元自然应当依据它。旧本的说法不妥。臣瓒认为邢国在襄国，与应劭相同。他之所以驳斥应劭，大概是因为夷仪在邢国境内，而邢丘不在邢国境内，所以说邢丘只是名称，不是国名。郦道元又不认为臣瓒的说法正确，所以在下文逐条引用旧籍，先说明这里有城，后来又明确指出它是国，以说明邢丘不是国名这一说法的错误。不是国名。守敬按：以上应劭和臣瓒的说法，都见《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文。我按：《春秋·宣公六年》记载，赤狄攻打晋国，包围邢丘。这是《左传》的文字。从前晋侯送女儿到楚国，送到邢丘，见《左传·昭公五年》。这就是此处，并不是没有城的地方。《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年。朱氏本“三”误作“二”，赵一清依据《竹书》改正，戴震也改作“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元年。守敬按：残宋本、明抄本作“三年”。郑国修筑邢丘城。司马彪《后汉书·郡国志》平皋县下说：县中有邢丘，是旧邢国，是周公的儿子所受封的地方。守敬按：关于邢国受封之地，有人认为最初在襄国，有人认为最初在邢丘。《汉书·地理志》说，襄国是旧邢国。《春秋·隐公五年》《庄公三十二年》记载这些事情时，邢国尚未迁徙；杜预注文都说，邢国在广平郡襄国县。这是先封在襄国的说法。《说文解字》说，邢是周公的儿子受封之国，土地靠近河内郡怀县。《续汉书·郡国志》说，平皋有邢丘，是旧邢国，是周公的儿子所受封的地方。这又是先封在邢丘的说法。根据《韩诗外传》，周武王讨伐纣王，到达邢丘，把邢改名为怀，可见先有邢丘这个名称。邢国应当因邢丘而得名。《玉篇》说，“邢”读胡丁切。《左氏传》记载狄人攻打邢国。杜预说，邢国在广平郡襄国县。又有一种读音为“轻于切”，说它是周公的儿子所封之国，土地靠近河内。大概无法确定哪一种说法正确，所以两说并存。臣瓒说，邢国迁到夷仪，不在邢丘；又说，现在襄国西面有夷仪城。这样看来，邢国最初封在襄国，后来迁到襄国西面的夷仪。如果说邢国从头到尾都在襄国，而邢丘的邢国根本不存在，那么许慎、司马彪也都成了妄说，不只是应劭错误了。郦道元只是驳斥臣瓒关于邢丘不是国的说法，对于邢国在邢丘、襄国两地受封的先后，没有加以讨论。但他又引用《郡国志》说邢丘是旧邢国，似乎认为邢丘是最初受封之国。陈奂说，襄国是邢国最初受封之国，怀就是《春秋》所说的夷仪，是邢国迁徙后受封之国。凡是班固《地理志》说“故国”的，都是最初受封的国家；按照这一惯例，似乎襄国的邢国是最初受封之国，是班固确定的规则。然而罗国本来在宜城西山，后来迁到枝江，而班固《地理志》却称枝江为旧罗国，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汉高祖七年。朱氏本误作六年，王全、赵一清说沈钦认为应是七年，戴震改作七年。封砀郡长项佗为侯国，朱氏本“佗”误作“伯”，赵一清根据《史记·表》改正。守敬按：残宋本、明抄本作“他”，“他”“佗”通用。赐给他刘姓。汉武帝时改为县。守敬按：《史记·表》说，元鼎五年废除侯国，改为县。这里的水又向南注入黄河。与黄河合流，又向东流经成皋县北面，成皋县详见《河水注》。又向东流经荥阳县北面。守敬按：“荥”应作“荧”；“荧”从三个火，见《隋书·王劭传》，唐代以前的石刻无不写作“荧”。《尚书》孔安国传说，济水入黄河后同流十多里，向南截断黄河，又同流数里，溢出形成荥泽。参看《河水经》《河水注》以及本篇可知，成皋以下、荥阳以上，是济水与黄河合流的地方。又向东流到北砾磎南面。赵一清把“至北”改作“北至”，说“至北”二字应当倒置；砾磎只有一处，不分南北。胡渭也被这段文字误导，勉强给它命名，难怪被后人讥笑，详见下文。王全也改作“北至”。戴震删去“北”字，说“北”字是后人添加的。《汉书·沟洫志》中，颜师古引用《水经》作“济水向东流经砾溪”，没有“北”字可以证明。守敬按：戴震根据颜师古的引文删去“北” 字，却不知道颜师古的引文也没有“南”字，因此只是抄本改变了《经》文，不能作为证据。赵一清说“至北”二字应当倒置，似乎有道理，但也与注文所说济水向东南流不合。我认为，注文说砾石溪水向东北注入济水，那么济水就不可能在砾石溪南面；因此这句经文原本应作“又向东南流至砾溪北面”。传抄者把“南”“北”二字倒置，又把“北”字错放到“至”字下面，于是与水道不合。郦道元看到的《经》文已经是错误的版本，但郦道元按照惯例不改经文，所以在后文加以驳正。“砾磎”下面的注文说，这就是《经》所说的砾溪，与颜师古引用的《经》文作“砾溪”相同。“溪”是“谿”的本字，因此郦氏书中《经》《注》应当写作“溪”，有时也作“谿”；这里的“磎”是传抄造成的异体。王全本在《经》《注》中“溪”“谿”混用，戴震都作“溪”；赵一清反而根据《经》文把《注》改作“磎”，这是错误的。水向东流出，经过荥泽北面。朱氏本“泽”误作“阳”。王全说：“荥阳”是“荥泽”的错误，注文说济水又向东流经荥泽北面，正是解释这条经文。于是改作“泽”，赵一清、戴震也同样改正。戴震说：现在考察，这就是注文所说的荥泽，在荥阳县东南。

译《释名·释水》说：“济”就是渡过。水源发源于黄河北岸，渡过黄河向南流。《晋地道志》说，济水从大伾进入黄河。会贞按：《河水注》解释大伾时引用郑玄的话说，大伾是地势的咽喉，沇水从大伾边流出。与黄河水相冲。会贞按：这两句《初学记》卷六引用时相同。向南溢出成为荥泽。会贞按：《御览》卷六十一引用这句作“溢出为荥水”，大概是抄写时改动了措辞。注文后文“济水从泽向东流出，这才是开始”一句，也引用王隐的说法，与这里详略互有不同。荥泽详见后文。《尚书·禹贡》说：“荥波已经蓄积成泽。”赵一清作“荥波既潴”，下文相同。孔安国说：荥波之水已经形成蓄水之地。王全、赵一清、戴震在“荥”下增加“泽”字，在“成”下增加“遏”字。守敬按：今本《书传》作“荥泽波水已成遏”，《史记集解》引用作“孔安国说，荥是泽名，波水已经成为蓄水之地”，大概也是后人依据今本改写的。考察“荥波”二字，马融、郑玄、王肃都作“播”，《史记·夏本纪》也作“播”，可见今文、古文《尚书》本来都相同；作“波”的只是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但是《释文》说：“荥，是泽。” “波”就按字面读。如果传文中本来有“泽”字，就不必再解释为“泽”了。《正义》说，泽水大幅度涌动 形成波浪。这些说法都把荥波看作一条水。如果传文写作“荥泽波水”，就是说荥是泽名，波是水名，不能像《正义》所说的那样理解。由此可知，《注》中引用孔《传》时本来没有“泽”字，这与《释文》《正义》相合。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没有领会，反而依据今本《书传》增入“泽”字，这是错误的。阚骃说：“荥播”；朱氏认为“荥”字下面多出了“波”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又有人把“播”误写成“嶓”，下文同此。全祖望、赵一清也这样写，戴震改正。说法见下文。“泽”是水泽的名称。所以吕忱说：“播水在荥阳。”荥阳县详见后文。这里说的就是这条水。赵一清说：考察可知，“荥蟠”的“蟠”应当作“播”。《禹贡锥指》说：“荥波既猪”，《史记》写作“播”，《汉书》写作“波”。阎若璩说，马融、郑玄、王肃的版本都写作“播”；“播”是泽名，因此可知不应从“山”作“嶓”。守敬按：《说文》说，“潘”是淘米水。所谓“水在荥阳”，是另一种说法。我怀疑这是庾氏的推衍之语，所以《玉篇》也没有收录这一训释。如果说“播”和“潘”不同，所以郦道元舍弃“潘”字，那完全不对。郦道元喜欢采用奇异的字，因此《江水》篇中的“渽涐”，《字林》《说文》都曾引用，正是证明。段玉裁认为，《字林》中的“播”也应当作“潘”，因为“手部”字不应牵涉到水名。这种说法也不对。“荥”字本来写作“荧”，从“火”得声，怎么能作为泽名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说：《禹贡》在某氏古文中写作“波”；马融、郑玄、王肃写作“播”，都是“潘”的假借字。“荥波”“荥播”其实都是“荥潘”。[阎若璩、胡渭知道把“波”读作“播”，却不知道“波”“播”都应读作“潘”。江永说，依据《说文》作“潘”，这个说法比胡渭、阎若璩更高明。]孔颖达《疏》把“波”解释为波浪。《史记索隐》把“播”解释为播溢，都不知道“波”“播”应当作“潘”。《职方》贾公彦《疏》虽然也不知道把“播”读作“潘”，但说《禹贡》有“播水”而没有“波水”，这总比孔颖达和小司马的说法高明。《索隐》引郑玄说，荥阳人至今还把那个地方称作“荥播”。《诗经疏》引作“荥泽”。《职方》说：“其川荧、雒，其浸波、溠。”一个属于河流，一个属于水泽，可见荥、波明显是两条水，只因泽水汇聚之处相距不远，所以《禹贡》总称为“荥播”，与“大野”“彭蠡”一样，都属于“既猪”的例子。《禹贡》列举的是水泽，所以合称；《职方》列举的是水流，所以分说。这在经文的体例上并没有混杂。钱坫《新斠注地理志》把荥阳的卞水当作播水，并明确指出旧卞水发源于今荥阳县南的大周山，汇合京水、索水等河流。王绍兰考察说：“卞”就是“汳”，“汳”就是“潘”。《汉书·地理志》在荥阳条下说：“卞水、冯池” 都在荥阳西南。有狼汤渠，起源承受泲水，向东南流，到陈县汇入颍水。这说明卞水、狼汤渠都在荥阳。《水经》说，汳水在浚仪县北从阴沟流出。《注》说，阴沟就是浪汤渠。丹水、沁水的乱流，在武德县冲破黄河，向南流入荥阳并汇合汳水；这里所说的荥阳汇合的汳水，就是《汉书·地理志》荥阳条下的卞水。又说泲水向东流经荥泽北面，《注》说，泲水与黄河的混浊波涛一起向东流，泲水在这里又兼有邲水的名称。《春秋·宣公十二年》记载晋、楚交战，楚军驻扎在邲，就是这条水。邲读作卞。京相璠说，邲在敖山北面；泲水又向东流经荥阳县北。这里泲水兼有邲名的“邲”，与“卞”声韵相转，也就是《汉书·地理志》荥阳条下的卞水。又说黄河向东流经荥阳县北，浪汤渠从这里分出。《注》说，大禹堵塞荥泽，又开凿水道使它通向淮水、泗水，这就是《经》所谓的浪汤渠。汉平帝时，黄河和卞水决口冲坏，来不及修复，汴渠向东侵蚀，等等。又说泲水向东流经荥泽北面，《注》引用《尚书》“荥波既猪”等语，因此又称它为浚仪渠。这里《泲水》篇所说的浚仪渠，就是《河水》篇的汴渠，也就是《汉书·地理志》荥阳条下的卞水。而郦道元《注》引用吕忱的话说，播水在荥阳，指的就是这条水。因此，汳水、卞水、播水，显然就是《说文》所说荥阳的潘水。在浚仪称为汳水，在荥阳称为卞水、播水，也称为潘水，只是各地语音不同。总的说来，“潘”“播”都从“番”得声；“汳”从“反”得声；“波”从“皮”得声；“邲”从“必”得声；“卞”本应作“弁”，“弁”是“免”“冕”的异体字，篆文作●，隶书省写为“卞”，读音如“盘”。这些字都是由于声韵转变而来：潘转为汳，汳转为波，波转为播，播转为邲，邲转为卞，又加上水旁成为汴。因此，潘、汳、波、播、邲、卞虽然名称不同，实际上是同一条水。《说文》既称汳水，为什么又另称潘水？大概在荥阳的是它的水泽，在浚仪的是它的水流，所以许慎在“潘”字下说水在河南荥阳，在“汳”字下说水在陈留浚仪承受阴沟水。《水经》也说汳水在浚仪县北从阴沟流出，显然是把在荥阳的水泽称为潘水，把在浚仪承受阴沟水后流出的水称为汳水：一个举其水泽，一个举其水流，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荷泽在定陶、湖陵，荷水在其南的例子。

译汳水起初承受阴沟水，阴沟就是浪汤渠。泲水漫溢成为荧泽，所以《汉书·地理志》在荥阳条下说，卞水在荥阳西南，有狼汤渠，起初承受泲水。这清楚表明荧泽、潘泽在同一处附近。考察王绍兰的说法，融会贯通，考证十分 详细严密，但仍有令人不满意之处。考察《谷水注》《滍水注》，其中都有波水。《谷水注》的波水见于《山海经》；《滍水注》的波水引用马融《广成颂》“浸以波、溠”。马融的说法显然本于《职方》，那么《职方》的波水自然是另一条水。虽然郑玄《注》有把“波”读作“播”的说法，也只是从读音上说，并不是说它就是《禹贡》的那条水。又据《汉书·地理志》，卞水在荥阳西南；钱坫认为它发源于大周山，大概就是本《注》所指的旃然水。[看下文说“济渠水断汳沟，惟承旃然”，可以证明济渠没有断流以前，旃然水就是汳水的源头。]这条水向东北流，经过荥阳城东，再向北流注入济水。荥阳以东正是古代荥泽所在之地。[七]我私下认为，泲水漫溢形成荥泽，又汇纳卞水，所以《禹贡》总称为“荥播既猪”。王绍兰把荥、波看作两个水泽，恐怕不够确切。至于《河水注》所说河水、汴水决口冲坏，指的是济水最初从黄河分出的地方；本《注》也引用京相璠的话说邲在敖山北面，这说明汴水就是济水，而且在荥阳西北。大概因为汴水汇入济水，于是济水的上游也一并被称作汴水。这样说的“经过”，其实是指黄河、汴水、济水，仍然不能证明卞水在荥阳西南。从前大禹堵塞泛滥的水，在荥阳以下引黄河向东南流，以沟通淮水、泗水。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说，黄河与荥渎相互混杂，由来已久；而荥泽在西汉时仍然完好。所以班固说，济水从荥阳以北的地下涌出，指的就是荥泽。到了东汉才被堵塞而变成平地。郦道元说了这些话。可是荥泽为什么称为泛滥之水？《经》说“荥波既猪”，大禹正是筑堤蓄水，怎么会把它堵塞呢？这些说法荒诞无稽，不值得深入辨析。全祖望说：把鸿沟说成大禹的遗迹，是郦道元的错误，张洎等人又奉为依据。守敬按：自从胡渭、全祖望驳斥郦道元这一说法后，人们便不敢提出异议，戴震也没有说一句话。《汉书·地理志》说水从荥阳北面的地下涌出，近代学者因为《禹贡》有“溢为荥”的文字，便把《汉书·地理志》和它附会在一起。考察《禹贡》所谓“溢为荥”，以荥泽解释，当然没有疑义；但荥泽在荥阳东南，不在荥阳以北，因此《汉书·地理志》所说荥阳北面的土地不专指荥泽，也同样没有疑义。钱坫、陈澧专门解释《汉书·地理志》，却都含混地读过。现在考察荥阳北面的土地，正是济隧、济渎所在的地方。《汉书·地理志》没有逐一分别说明，只用“北地”概括，是它从黄河、济水方面来说；《禹贡》则从荥泽方面来说。虽然地点不同，但荥、播、河、济往来相通，表面上有分别，实际上相合。而胡渭明确说“从北面的土地中涌出”就是指荥泽，竟忘了荥泽在荥阳南面而不在荥阳北面。他又问荥泽为什么称作泛滥之水，却不知道《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说，平地涌出水叫作“淫水”。郦道元所说的“堵塞”，是堵塞四处漫流的水。通读郦道元全书，没有不依据经典的地方；他从来不会抹杀古训而凭空臆说，何况这样重大的事情，明明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记载：大禹治水以后，在荥阳以下引黄河向东南流，形成鸿沟。胡渭却置之不论，断定那是大禹的遗迹，实在是因为《周礼》有“其川荥、洛”的文字，便把它当作荥泽已经疏导成为河流的证据。至于水向东流出陶丘北面，中间未必全是潜流。大禹时代一定已经有济隧、济渎的水流，后世只是依据旧有水道加以开凿拓宽；至于器难水、太水、承水、末水、役水、沙水、濄水、邲水、旃然水，都见于《山海经》《尔雅》《左传》，固然有些是方言逐渐变化形成的名称，也未必全是后人新开凿的水道。看《汉书·地理志》所说“北地中”以下还有濮水、菏水；濮水见于《礼记》，菏水见于《禹贡》，显然都是夏、商、周三代以前就有的水名。竟然忘了荥泽在荥阳以南，并不在荥阳以北。又说荥泽为什么称为淫水？这是不知道《淮南子·览冥训》中高诱《注》所说的：平地涌出之水称为淫水。郦道元所说的“塞”，只是堵塞它漫流的水罢了。通读郦道元的全书，没有不以经典为依据的地方，他从来没有抹杀古代训释而凭空发表臆说；何况这样重大的事情，明明有《河渠书》《沟洫志》记载：大禹治水以后，在荥阳以下引黄河向东南流，形成鸿沟；他竟置之不论，反而断定这是禹的遗迹，实在是因为《周礼》中有“其川荥洛”的文字。这说明荥泽已经疏导成为河流，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水流从陶邱北面向东流出，中间未必全都属于潜流。大禹在世时，必定已经有济隧、济渎这样的水流，到了后世才沿着它们的遗迹加以开凿、拓宽；至于器难水、太水、承水、末水、役水、沙水、濄水、邲水、旃然水，都见于《山海经》《尔雅》《左传》，这些名称固然由于方言而逐渐发生变化，却也未必全是后人新开凿后才创出的。考察《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北地郡以南有濮水、菏水；濮水见于《礼记》，菏水见于《禹贡》，可见它们明确存在于夏、商、周三代以前。由此可知，郦道元说这些话，也一定有古代典籍和可靠记载可以凭据，所以才据此立说，只是后世失去了它们的传承。而且李吉甫、乐史都是地理学名家，为什么会引用它作为依据？宋代张洎为什么说大禹在荥泽以下分黄河为阴沟，引水向东南以沟通淮水、泗水？苏轼《书传》也不是随意迎合他人的著作，又为什么竭力说鸿沟是大禹的遗迹呢？济水从黄河分出。守敬按：鸿沟起初承受黄河的地方，名叫蒗荡渠，也叫汴渠，后世又叫通济渠。《水经》直接称它为济水。《注》说渠口在敖城西北，这说明济水从黄河分出的地方在今荥泽县西北。它向东南流。汉明帝时，司空伏恭荐举乐浪人王景。伏恭字叔齐，是琅邪东武人，事见《后汉书·儒林传》。守敬按：王景本传说他被征召到司空伏恭府中，当时有人推荐王景善于治水。因此推荐王景的并不是伏恭，郦道元大概只是笼统地说了。王景字仲通，喜好学习，才艺很多，尤其善于治水。显宗下诏，让他和谒者王吴一起开始修筑浚仪渠。“吴”字朱氏写作“昊”，下文同，全祖望也写作“吴”，赵一清、戴震改作“吴”。守敬按：大概依据《后汉书·明帝纪》及王景本传；《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引用时也作“吴”。开始修筑浚仪渠。王吴采用王景的

译方法，水患于是得到控制；这就是王景、王吴所修复的旧水道。“吴”字朱氏误作“作”，赵一清也如此；全祖望删去，戴震改作“吴”。渠道向东流入浚仪县，浚仪县见《渠水》篇，所以又称为浚仪渠。守敬按：就是《渠水》篇所谓汉代的浚仪水。明帝永平十五年，向东巡行到无盐县；无盐县详见《汶水注》。皇帝嘉奖王景的功劳，任命他为河堤谒者。守敬按：从汉明帝以下，大致依据《后汉书·循吏·王景传》的文字，其中只有“此即景吴以下三句”是郦道元的话。汉灵帝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用石头垒成水门；敖城详见后文。为了拦住渠口，这座水门称为石门。守敬按：《禹贡锥指》说，这就是贾让所说的荥阳漕渠。原来的水门只用木头和土筑成，到这时才开始用石头垒筑，所以后世也称它为石门水。石门宽十多丈，距黄河以西三里。会贞按：刘昭说，石门在荥阳山北一里。[八]《一统志》说，在今荥泽县西北。这座石门在下游荥口石门的西南面。石碑铭文说：“建宁四年十一月黄场石。”至于主持官吏的姓名，已经磨灭，无法再辨认。本段以下，朱氏《笺》引用《玉海》，抄录《渠水注》和本篇的文字，实在没有意义。赵氏严厉斥责朱氏，戴氏却又全部载入，难道也忘了前半段是《渠水》篇的文字，而要标明异同吗？现在删去。魏太和年间，又重新修治这条水道。守敬按：曹魏明帝和元魏孝文帝都使用过“太和”年号。《晋书·傅祇传》说，自魏黄初年间发生大水以后，黄河、泲水泛滥，邓艾曾撰写《济河论》，开凿石门使水道畅通。太和在黄初以后，怀疑《注》所说的“重新修治”就是开凿石门的事情。[九]这样看来，似乎指曹魏。然而郦道元上文说建宁四年等事，显然亲眼看到了石碑铭文；这里又说拆除旧石门、增建新石门，原来的刻字不再存在，明明是元魏重新修治。拆除旧石门、增建新石门后，石碑文字沉没毁失，再也不存在。水道北面有石门亭。守敬按：《地形志》说，荥阳有石门城。戴延之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著录《西征记》二卷，作者是戴延之。他 说：新筑的城周长三百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周城”改作“城周”。这是荥阳太守驻守的地方。荥阳郡详见后文荥阳县条下。水道南面连接着三座山。朱氏《笺》说，有的版本作“三皇山”；全祖望作“皇山”，赵一清、戴震在“三”字下增“皇”字。守敬按：宋本没有“皇”字。这里就是三皇山。朱氏写作“皇室山”，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一样。守敬按：“皇室山”不见记载，大概当时有人把“三皇山”写作“三山”，所以郦道元先记作“三山”，随即用“三皇山”“三室山”解释。三皇山又作三室山，俗人于是把三皇、三室合在一起，创出“皇室山”这个名称，这是错误的。现在订正。也称为三室山。朱氏《笺》说：《郡国志注》引《西征记》说，荥阳有广武城，在三皇山上，有时也称三室山。会贞按：《汉书·高帝纪》孟康注说，广武城是在敖仓西面的三室山上。《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的话，“三室”作“三皇”，所以三皇山有三室这个异名。济水又向东流，经过西广武城北面。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戴震说：考察广武东西二城、敖山以及荥渎汇入的地方，都在荥阳县西面，不应与《经》文混淆错乱，现改正。《郡国志》说：荥阳县有广武城。会贞按：《地形志》也这样记载。城建在山上。会贞按：《汉书·高帝纪注》孟康说，在荥阳修筑两座城，彼此相对，称为广武城。《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东广武、西广武都在荥阳县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记》说，三皇山上有两座城，东边的叫东广武，西边的叫西广武，分别建在两座山头上，相距一百步。[《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作二百多步。]汴水从广武涧中向东南流，现在已经干涸无水。两座城各有三面城墙，都在敖仓西面。汴水就是济水，戴延之似乎把广武涧水当作济水，却不知道济水经过广武城北面，并不经过广武涧中，不能把济水和广武涧混为一谈，应当以郦道元《注》为正。这里是汉代修筑的城。守敬按：这里说的是西广武。根据《史记·范雎传》，秦昭王四十三年修筑河上广武城，可见秦代已经筑城。郦道元大概只是针对刘邦、项羽交战时的广武城来说的。高祖和项羽面对断绝的山涧交谈。守敬按：《史记》《汉书》都作“临广武间而语”。据此《注》文，《史记》《汉书》中的“间”都应当作原字读。因而《类聚》卷九引用《汉书》作“ ”，何义门根据孟康注认为两城相对，主张《史记》《汉书》应按本字读，不能这样理解。项羽责骂高祖十条罪状，项羽在这里射中高祖胸部。守敬按：见《史记·高祖本纪》。山下有水，向北流入济水，世人称它为柳泉。守敬按：郦道元把广武涧的水叙述为柳泉，足以证明戴延之把广武水当作济水是错误的。指的是西广武。据《史记·范睢传》记载，秦昭王四十三年，在黄河岸边修筑广武城，可见秦国已经筑城。郦道元大概只是专门就刘邦、项羽交战时的情形而言。高祖与项羽在绝涧相对交谈。守敬按：据《史记》《汉书》，都作“临广武间而语”。根据这里的注文，《史记》《汉书》中的“间”字都应当作[缺字]。所以《艺文类聚》卷九引《汉书》作[缺字]；何义门依据孟康《注》，认为两城相对，说《史记》《汉书》应按本字读，并不是这样。这里是责数项羽十条罪状、项羽射中高祖胸部的地方。守敬按：见《史记·高祖本纪》。山下有水，向北流入济水，世人称它为柳泉。守敬按：郦道元叙述广武涧的水为柳泉，足以证明戴延之把广武[缺字]水当作济水，是错误的。济水又向东流，经过东广武城北面。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这是楚项羽修筑的城。汉军击败曹咎后，项羽退回广武，在这里筑起高台。朱氏误作“祖”，《笺》说宋本作“俎”；全祖望、赵一清改作“俎”，戴震改作“坛”。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坛”，但考察《史记》《汉书》都作“俎”。看如淳、李奇的注释，都是明确解释“俎”字的，所以原文应当是“俎”。作“坛”是后人因为下文有“今名其坛”而凭空改动，并非原字，戴震没有察觉。项羽把太公放在高台上，说：“汉王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他煮了。”高祖不听，项羽准备杀掉太公。项伯说：“为天下大事的人不能顾念自己的家人，这样只会增加怨恨。”项羽听从了他。守敬按：从“汉破曹咎”以下，大致依据《史记·项羽本纪》。现在把这座台称为项羽堆。守敬按：《括地志》说，东广武城有高台，就是项羽让太公坐在俎上的地方，现在称为项羽堆，也叫太公亭。东西两城之间有一道断涧，切断山体，称为广武涧。守敬按：《括地志》引郭缘生《述征记》说，有一条山涧横向截断山体，越过其上。

译名叫广武。两边都修筑了城和壕沟，于是称为东广武城、西广武城。《太平寰宇记》说，广武涧在荥泽县西二十里。项羽曾在涧上呵斥娄烦，娄烦被吓得魂魄尽失而逃回。守敬按：见《项羽本纪》。济水又向东流，经过敖山北面。朱氏把这八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敖山在荥阳西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山在荥县西十五里。《一统志》说，山在荥泽县西北、废河阴县境内。《注》叙述济水向东流，先经过广武，后经过敖山，这说明广武在西、敖山在东，与各土地志所说相合。可是《方舆纪要》说广武山在河阴县东北十里，敖山在县西二十里，这就变成广武在东、敖山在西，和古书记载相反，是错误的。这就是《诗经·小雅·车攻》所说“薄狩于敖”的敖山。戴震说：今本《诗经》作“搏兽于敖”，以此标明异文。会贞按：《初学记》《后汉书·安帝纪注》引用《诗经》都作“薄狩”，与此相同。《文选·东京赋》薛综注引《诗经》作“薄兽于敖”，大概是因读音相近而通用。山上有城，就是殷代帝王仲丁迁徙到的地方。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仲丁从亳迁到黄河边的嚣地，有人说就是敖地。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用《帝王世纪》只说仲丁迁到嚣地。有人说，今天河南的敖仓就是这里。秦朝在山中设置粮仓，所以也叫敖仓城。会贞按：《汉书·高帝纪》说，汉高祖二年修筑甬道，连接黄河，以便取得敖仓的粮食。《史记·黥布传·索隐》引用《太康地记》说，秦在成皋修建敖仓。《元和郡县图志》引用《宋武北征记》说，敖山上有秦代修筑的粮仓。《太平寰宇记》说，敖仓城在荥泽县西十五里，秦代设置城池以屯积粮食。济水又向东流，汇合荥渎。朱氏把这七个字误作《经》，又把“荥渎”误作“荥泽”。戴震改作《注》，并改为“荥渎”，全祖望、赵一清也这样改。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荥渎”，《通鉴地理通释》引用时也作“荥渎”。渎水起初承受黄河水。朱氏把“首”误作“水”。赵一清改 说：胡渭校订时改为“首”。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修改。有石门，称为荥口石门。守敬按：《禹贡锥指》说，上游的石门是汉建宁四年修建的，在敖城西北；这里的石门是汉阳嘉三年修建的，在敖山东面。两处时间、地点各不相同，近代地方志把它们混为一谈，大错特错。两座石门相距几十里。我认为，建宁年间的石门在敖城以西、距黄河三里；阳嘉年间的石门在荥口黄河岸边，怎么能混为一处？这里地势特别低，大概是古代荥、播二泽水道经过的地方。朱氏《笺》说：孙氏认为《尚书》作“荥波”。赵一清说：孙汝澄这样说，大概不知道马融、郑玄、王肃的版本都作“播”，也没有记住《夏本纪》“荥播既都”的文字，所以才这样说。古代荥、播二泽的水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会贞按：《战国策》苏代说：“决开荥口，魏国就没有大梁。”可见这里早已有水口，只是通塞没有定时，所以苏代这样说。但既称荥渎，又称荥口，必定与荥、播二泽相通，所以郦道元说古代荥播二泽的水道从这里开始。以下文所说的济隧可以证明：济隧上游承受黄河水，是从黄河分出的济水，向南汇合荥泽；这也说明济水从荥泽北面流来，与从黄河分出的济水相会。大概荥、播、河、济的水道往来贯通。因为它与荥、播二泽的水相通，于是连同上游承受黄河水的河道一起称为济隧。由此可知，荥渎大概也是这样；这里只叙述荥渎承受黄河水后向东南流入济水，没有说它与荥、播二泽相通的水道，是省略了。石门南面临近黄河，有一块旧碑说：“阳嘉三年二月丁丑，河堤谒者……”会贞按：《宋书·百官志》说，都水使者一人，掌管舟船航运和运输事务。秦、汉时设都水长、都水丞，主管陂池灌溉、河渠维护，隶属太常。东汉省去都水官，设置河堤谒者。王诲，疏通河川，广泛治理各地。朱氏把“遹”误作“述”，《笺》怀疑应作“遂”；全祖望、赵一清改作“遂”，戴震改回“遹”。碑文说：大河冲击堤岸，冲毁堵塞之处，侵蚀金堤，于是用竹笼装石、包裹泥土筑成堰。戴震删去“苇”字。守敬按：不应删。堤岸不断崩塌，工程费用耗费亿万，请调集沿河郡县的刑徒，开山采石，垒石筑成屏障。工程完成后，徭役因此停止。辛未…… 朱氏作“未详”，全祖望、戴震也如此，赵一清改正。《笺》说：《玉海》卷二十一引这段文字没有“未详”二字，怀疑是衍文。赵一清说：《隶释》载此文有“未详”二字，大概是误文，应当作“辛未”。“详”字的一半很像“辛”，而且文字次序又颠倒了。大概诏书是在辛未日下达的，距离丁丑日只有四十五天，正是阳嘉三年二月，所以不再写年月。下文“岁在甲子，被癸丑诏书”，以及《滱水注》中幽州、冀州二州郡县划分疆界、立石作为界标，也说是“戊子诏书”，事情发生在熹平四年，这正是有力的旁证。“戊子”今本《水经注》误作“代子”，据《隶释》校改。这“未详”二字，盘洲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厚斋竟然删去，难怪朱氏怀疑它是衍文。全祖望说：我认为“辛”字也不应变成“详”字，应当作“天降诏书”才对。守敬按：“未详”二字，赵一清改为“辛未”是正确的。全祖望说应作“天降”，是没有根据的臆测。诏书称赞王诲建立功劳；“府卿”朱氏误作“府乡”，赵一清改正，说“府乡”应作“府卿”，指少府卿。汉代都水官旧属少府。规划根基并开始施工，诏书又加以任命。朱氏把“策”误作“荥”，《笺》怀疑应作“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卷〕

译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改作“策”。调任到兖州。于是选拔朱轩，授予使者司马登的职务，命令他继承并发扬前人的事业，完成这项美好的功绩。司马登认为，伊水、洛水汇合后注入黄河，向南沿着山势流，向东经过大邳；大邳详见《河水注》。河水回流到北岸，水势郁结，波涛汹涌，水流湍急，一旦决口泛滥，便会漫过原野、淹没田地，堤岸上一个蚂蚁洞也可能引发灾变。守敬按：堤坝因蚁穴溃决，见《后汉书·陈忠传》。灾害会突然发生。这大概是自姬周以来一向令人忧患的问题，是从前崇伯鲧也不能治理的水患，也是我们两代君主辛勤劳苦的事情。守敬按：《后汉书·王景传》说，平帝时黄河、汴水决口冲坏，来不及修复，汴渠向东侵蚀，日月之间不断毁坏。《明帝纪》记载，永平十三年诏书也说，自汴渠决坏以来已经六十多年，加上近年以来雨水失常，汴渠向东侵蚀，日益严重。于是亲自跋山涉水，经营治理，率领百姓，并与臣下商议；开采三谷的石头，水工负责治理，在水流冲击的岸边设置防护工程，以抵御洪水；又根据时令给予赏赐，用来劝勉他们。河道没有阻塞溢流，水土得以畅通运行；劳役不到一年，工程就全部完成。这实在是开国功臣的美好功业，也是君主崇高德行的宏大标志。从前大禹疏通九条河道，《尚书》记载了他的功劳；九河已经疏通，见于《禹贡》。后稷亲自耕作，《诗经》把他的功绩列入《雅》。后稷的收获，见《大雅·生民》篇。既然不怕劳苦，谦恭勤勉，早起尽职，充实国力、惠及百姓，怎么能让这样的功绩湮没而不彰显呢？朱氏把“安”误作“亦”，《笺》说应当作“安”；全祖望删作“不”，赵一清、戴震改正。因此刻石记载功劳，流传给后世，碑文说如下：河堤谒者、山阳郡东缗县人司马登。朱氏把“缗”误作空缺。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陈留郡有东昏县，山阳郡有东缗县；这里既然说山阳，就应当作东缗。后文菏水下引用《十三州记》说山阳有东缗县，足以证明这里是传抄错误。司马登字伯志，代替……会贞按：意思是司马登代替王诲担任河堤谒者。东莱郡曲城县人王诲。朱氏作“典城”，赵一清改作“曲城”，说《汉书·地理志》有东莱郡曲成县，“典城”是误字。会贞按：“成”“城”在古书中通用，只有“曲”误作“典”。王诲字孟坚。河内太守安城县人向豹。朱氏误作“守城向豹”，赵一清依据《隶释》改作“宋城向豹”，戴震也这样改。守敬按：宋汝阴郡到后来才有宋城县，隋代又把睢阳改为宋城，后汉时还没有“宋城”这个名称。《隶释》作“宋城”，应当是洪适凭意思改的。考察《续汉书·郡国志》，汝南郡有安城县；“安”与“守”字形相近，因此“守城”应是“安城”的错误，现订正。向豹字伯尹。汝南郡丞邓方，字德山。怀县县令刘丞，字季意。河堤属官和工匠等人共同建造。陈留郡浚仪县人边韶，字孝先，撰写颂文。边韶，《后汉书》中有传。石碑年代久远，很多字已经剥落，其余缺失的部分大概只能空缺。荥渎又向东南流，注入济水。朱氏把“济”误作“浦”，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现在已经没有水了。会贞按：《河水注》说，荥口石门处水道断绝，不再流通。再向东就是宿须水入口。全祖望、赵一清把“须”改作“胥”，下文同，详见下文。宿须水承受黄河水，渠道旁有扈城。戴震把“城”改作“亭”，并把下文的“水”接到上句。全祖望、赵一清在“城”下增“亭”字。会贞按：这里称“城”，下文又改称“亭”，正如上文先称“水”又改称“渠”，这是郦道元故意交错行文的地方，不必改动。戴震把下文“水”接到上句，更不对。从亭向东南流入济水的，正是宿须水；如果按戴震的读法，就另有一条水流入济水，而宿须水反而没有归宿了。《续汉书·郡国志》说，卷县有扈城亭。全祖望、赵一清增“亭”字，似乎有道理；但古书中“城”“亭”可以互用，实在不必增字。扈亭详见《河水注》。水从亭向东南流，注入济水，现在已经没有水了。宿须在黄河北面。守敬按：有宿胥口，是旧时黄河向北流入的地方，见《河水注》。“胥”“须”字形不同而读音相同。这里并不是宿胥口，大概只是名称相同。守敬按：宿胥是大禹时代黄河的河道，到了周定王时黄河改道，于是宿胥就在黄河北面。这里的宿须水从河南流入济水，所以应在黄河南面。《水经》说，黄河向东北流经武德县东面；现在大河经过武涉县南面，改为向东南流。考察渠道旁的扈亭，在今原武县西北，那么宿须旧河道就在今原武县西部，处于黄河北面。济水与黄河汇合，混浊的波涛向东流。朱氏把这八个字放在“也有通否”一句下面，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都如此。守敬按：这样与下文衔接不上，现在移到这里，大概应当是《经》文从成皋与黄河合流后作的总结语。济水从西面沿着山地和低湿地流过，自秦、汉以来，有时也有通有塞。守敬按：所谓通，是说秦以前有济隧、济渎的水道，汉代有两座石门的水道；所谓塞，是说两座石门都已淤塞，没有水流，所以承接下文桓温等人开凿石门的事情。晋太和年间，桓温北伐，准备使水道畅通，但没有成功便退兵。守敬按：《晋书·桓温传》说，太和四年，桓温北伐慕容暐，派袁真开凿石门以便运输；袁真不能开通石门，桓温于是退兵。又《晋书·宣帝纪》说，正始三年开凿广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水。又《傅祇传》说，自魏黄初年间大水以后，黄河、泲水泛滥，邓艾曾撰写《泲河论》，开凿石门使水道畅通。这样看来，在桓温以前，也有人不时疏通水道。义熙十三年，刘裕 向西征讨。守敬按：这是征讨姚泓，见《晋书·安帝纪》和《宋书·武帝纪》。刘裕又命宁朔将军刘遵考仍沿用这条渠道运输粮食，开始有湍急的水流向东注入；后来山体崩塌，水道被堵塞，刘裕就在北面十里处重新开凿旧渠使它畅通。守敬按：《宋书·武帝纪》和《刘遵考传》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括地志》说，自宋武帝北征以后，水道又都淤塞了。现在只有南面的水道流通。朱氏把“今”误作“合”，戴震改正，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改正。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今”。河流沟涧只是被疏导而已。守敬按：这是说刘裕开凿的渠道在北面，所以称济水为南面的水道。郦道元当时，刘裕开凿的北渠已经堵塞，只有南渠还在通流。济水在这里又兼有邲水的名称。《春秋·宣公十二年》朱氏误作“十三年”，全祖望、戴震也如此，赵一清改正。晋、楚交战时，楚军驻扎在邲。会贞按：见《左传》。就是这条水。会贞按：《通典》说，故邲城在管城县南，是晋、楚交战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邲城在管城县东六里；晋、楚在邲交战，就是这里。

译《一统志》说邲城在郑州东面。《注》把楚军驻扎在邲的地点叙述在荥阳之前，因此应在今荥泽县境内，大概是因为京相璠说水在敖山北面，所以笼统这样说。读音是“卞”。朱氏把“音”误作“昔”，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改正，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修改。全祖望说，这两个字是注文中的注文。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音”。《释文》说，“邲”读作“扶必反”，另一读音是“弼”。这里说读作“卞”，大概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卞水来解释。《宋史·河渠志》卷三说，“邲”又读作“汳”，就是“汴”字，古人避讳“反”字而改写。京相璠说：邲在敖山北面。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荥阳条下说，卞水在西南，敖山在西北，则卞水应在敖山南面。京相璠说水在敖山北面，与《汉书·地理志》不合。根据《注》下文说“济渠水断汳沟，惟承旃然”，旃然就是索水，在荥阳西南，可见《汉书·地理志》大概是从济渠断流以后来说的，京相璠则是指济渠而言。济水又向东流，经过荥阳县 北面。朱氏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戴震说：现在考察，济水从黄河分出后向东南流到这里，就是《经》所说的“经过荥阳县北面”。荥阳县详见后文。曹操与徐荣交战，形势不利，曹洪在这里把自己的马交给曹操。朱氏《笺》说：《魏志》记载，曹操起兵讨伐董卓，到了荥阳，被董卓部将徐荣击败。曹操失去坐骑，贼兵追赶得很急。曹洪下马把马交给曹操，曹操渡过汴水，逃往谯县。济水又向东南流，砾石溪水注入其中。朱氏认为这十一字误作《水经》正文，赵氏、戴氏改为注文；戴氏删去“南”字。赵氏说：胡渭《禹贡锥指》把上文误本《经》文“又东至北砾磎”看作“北砾磎”，却不知道“至北”二字颠倒了。他据此把本条“济水又东”断句，读作“南砾石磎注之”，以为是“南砾磎注之”，却不知道本条并非《经》文。胡氏又说，蔡《传》称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至砱砾，却不知砱砾在何处。按《沟洫志》，贾让《治河奏》中有荥阳漕渠；如淳说，就是今天的砾磎口；颜师古说，砾溪是水名，即《水经》所说的“泲水向东流经过砾磎”。有人误读了今本《汉书》，把“今”读成“令”，又把“石”旁加作“砱”，实在荒唐可笑。若就砾磎而言，《水经》说济水向东流到北砾磎以南，向东流出，经过荥阳县北，又向东流，南砾磎水注入其中。砾磎口就是南砾磎水流入济水的地方。古代黄河决口都在大伾山以东，金、元时期的决口逐渐向西。到明天顺年间，黄河从武陟改道流入原武，于是获嘉的水流完全断绝，河道变化达到极点。荥阳如今是荥泽县，与获嘉相对。周代黄河改道，难道一下就到了这里吗？只有汉平帝时期，黄河侵入汴水、济水；若说它从砾磎口改道而来，还说得通，但当时也没有“砱砾”这个名称。这种说法一定有所依据。近来我读王伯厚《河渠考》，其中引用程氏的话说：周代黄河改道至砱砾，到了汉代又改向顿邱东南流。程氏大概就是程大昌。后来查阅《禹贡论》，其中第十一篇说：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离开旧河道；汉元光三年，黄河从顿邱改道向东南流入渤海，却没有“砱砾”二字。又《图说·莨荡渠口辨》引用如淳《注》，也作“今砾磎口”，不作“砱砾”。可见这两个字明显是杜撰的，完全没有根据，荒诞悖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而学者们却奉为依据。以王伯厚的博学，也不能纠正这个错误，反而连累了程氏。地理学说起来哪里容易！东樵的辩论可以说很有说服力。不过砾溪只有一条水，并没有南北之分；既然强行把“又东”断句，把它认作砾磎，为什么又说北砾磎不可考？难道是在河南济水以北、向西注入黄河的水吗？如果不知道所在，也不应勉强为它立名，以致误导后来的学者。全氏说：蔡九峰虽然误把“今”写成“砱”，但仍认为只有一条砾磎；东樵却分成南北两条砾磎，错误比九峰更严重。戴氏说：《禹贡锥指》上文有北砾溪，这里是南砾溪，“石”字是衍文。考察下文称它为砾石涧，可知“石”字并非衍文。《经》文在荥阳县下说砾溪，这里也说在荥阳县下，难道会有两个荥阳吗？后人没有察觉前面属于《经》文、后面属于注文，所以妄加南北二字。郦道元按：全、赵、戴三家驳斥胡氏，是正确的。只是戴氏认为《经》文的“北”字和注文的“南”字都是后人所加，因而删去，这不对。大概是《经》文次序颠倒，而注文本来没有多余文字；应当依据注文中的“东南”二字来订正《经》文，为什么反而删去“南”字呢？前文已有旁见。水出荥阳城西南的李泽。郦道元按：索水经过虢亭南，砾石溪经过虢亭北，那么砾石溪就在索水以北。砾溪没有南北之分，既然强行把“又东”作为句读，认作砾磎，为什么又说北砾磎不可考？或许是在河南济水以北、向西注入黄河的水吧？如果连所在都不知道，就不应勉强给它命名，以免疑误后学。全氏说：蔡九峰虽误把“今”字作“砱”，但仍只认为有一条砾磎；东樵却分成南、北两条砾磎，错误比九峰更严重。戴氏说：《禹贡锥指》上文有“北砾溪”，这里是“南砾溪”，“石”字是衍文。考察下文称为“砾石涧”，可知“石”字并非衍文。《经》文说砾溪在荥阳县下，这里也说在荥阳县下，难道有两个荥阳吗？后人没有察觉前面是《经》文、后面是注文，因而妄加南北二字。郦道元按：全、赵、戴三家驳斥胡氏，是正确的。只是戴氏说《经》文的“北”字和《注》文的“南”字都是后人所加，因而删去，这不对。大概是《经》文发生倒错，而《注》文本来没有多余文字；正应当依据《注》中的“东南”二字订正《经》，为什么反而删去“南”字呢？前文可互相参看。水出荥阳城西南的李泽。郦道元按：索水经过虢亭南，砾石溪经过虢亭北，因此砾溪在索水以北。索水向东流，经过大索城南面，又向东流，经过虢亭。大索城就是今天的荥阳县，在古荥阳的西南；这里说水出荥阳城西南，那么它发源的泽应当接近今天的县城。泽中有水，就是古代的冯池。《地理志》说：“荥阳县有冯池，在县西南。”正是如此。会贞按：《说文》说，●是姬姓之国，●通作“冯”。《韩策》有“宛冯”，《索隐》说，宛人曾在冯池铸剑，所以称为宛冯。《方舆纪要》说冯池在荥阳县西。如果池确实在今县城西面，那么水向东北流时应经过大索城北面；可是《注》没有说经过大索城，因此知道不是这样。只有钱坫说在县北，这是正确的。水向东北流，经过敖山南面。敖山详见上文。《春秋》说，晋、楚交战时，在敖山前设下伏兵。会贞按：就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的邲之战。水经过虢亭北面。虢亭详见下文。池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荥阳县北面，穿过断山东北，注入济水，世人称它为砾石（涧），就是《经》所说的砾溪。《经》说济水从它南面流出，是错误的。戴氏说：按济水向东流，砾溪向东北注入济水，那么济水应在砾溪北面，《经》不应说“又东至砾溪南”，所以郦道元才加以辨析。所以郦道元对此作了辨析。

译济水又向东流，索水注入其中。索水发源于京县西南的嵩渚山。会贞按：《一统志》称旧志说，《水经注》记索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器难水出小陉山，原本是两座山、两条水。《元和志》说索水出荥阳县南三十五里的小陉山，这是把器难水和索水合为一条水。《寰宇记》说嵩渚山又名小陉山，俗称周山，在县南三十五里，这是把嵩渚山和小陉山合为一座山。《明一统志》说大周山在县南三十五里，嵩渚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又名小陉山，这又与《寰宇记》不同。如今根据地图看，荥阳县的山势绵延，峰峦交错，都在城南一带；分开来说，名称可以很多，合起来也未必不能相通。因此《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明一统志》记载各不相同。按《元和志》的说法，是以小陉山对应嵩渚山；按《寰宇记》，则将嵩渚、小陉混为一处，又有周山之称；按《明一统志》，则另立“大周山”之名，又把嵩渚、小陉的名称移到东北，分歧尤其明显。《方舆纪要》说，嵩渚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又名小陉山，俗称周山，《水经注》认为它就是黄堆山。它所说的嵩渚、小陉、周山之名与《寰宇记》相同，所指嵩渚、小陉的位置则接近《明一统志》，又牵扯进《注》中的黄堆山，因而更加混乱。考察《注》中所记各山，方位有定，名称并不混淆。现在县南的大周山就是嵩渚山；从此山发源的水，向东是索水，向西是东关水。山的东面是器难水发源的小陉山，再向东是黄水发源的黄堆山。东关水详见《河水注》。各水同源而分流，就是古代的旃然水。朱本上句误作“与东关分水”，下句脱去“然”字。赵氏校改并增补说：《寰宇记》引用此文作“与东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全、戴二氏也改并增“同”字。旃然水详见后文。该水向东北流，器难水注入其中。《山海经》说：“小陉山，”原书作“少”，全、赵、戴改作“小”。郦道元按：“少”“小”二字古代通用，不必改，后文同。器难水从此发源，向北流，注入侵水。朱本没有“水”字，《笺》说“侵”字下脱“水”字。孙氏说《山海经》作“役水”，郭璞《注》一作“侵”。全、赵、戴在“侵”字下补“水”字。郦道元按：《中次七经》就是这样写的，役水详见《渠水注》，正是此水。水向北流，经过金亭。郦道元按：此亭无从考证；以下文京县的位置推断，应在荥阳县南三十多里。又向北流，经过京县故城西面。郦道元按：两汉、魏时京县属河南，晋、北魏时属荥阳。《方舆纪要》说，在今荥阳县东南三十里。水流入旃然水。朱本把“旃”写作“梅”，《笺》说应作“旃”，全、赵、戴据此改正。郦道元按：残宋本和《大典》本都作“旃”。旃然水向东北流，器难水向北流并注入其中，那么旃然水在西，器难水在东。现在荥阳县的索河有几个源头，西边流出的就是旃然水，东边流出的就是器难水。这座城原是郑国的城邑。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京是郑国城邑，即今荥阳的京县。庄公让弟弟段居住在那里，段号称“京城太叔”。祭仲说：“京城超过百雉，是国家的祸害。”赵氏说：按《左传》原文说的是“都城”。这里是祭仲泛指先王建立诸侯国的制度，所以说“都城”。郦道元删去了“今京不度”一句，直接把“都城”改为“京城”。会贞按：见《左传·隐公元年》。城北有檀山冈。全、赵、戴本“罡”均作“冈”，下文同。会贞按：《一统志》说，檀山冈在荥阳县东十里，山上多檀木，绵延三十余里。《水经注》所说的檀山冈就是此处。《一统志》虽把“坛”改作“檀”，但可以说就是《注》所指的地方。《赵世家》说，成侯二十年，魏国献出荥阳，赵国因而把它作为坛台冈。赵氏说：沈氏认为，《史记》作“魏献荥椽，赵因以为檀台”。荥椽是木材，不是地名；檀台是房屋，不是山冈。郦道元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误。考察檀台在襄国，《续汉志》中有记载；而荥阳是韩国土地，后来的《荥阳图经》作者于是造出檀山来附会，错误就更加严重了。会贞按：《史记·赵世家·索隐》引用刘氏说，荥椽大概是地名，其中有一处高地，可以筑台。这种说法与此《注》颇为相合，但小司马驳斥了它。郦道元按：把坛台解释成山冈，还勉强有道理；但把荥椽解释成荥阳，就实在令人困惑。水流散乱，向北流经小索亭西面。郦道元按：《元和志》说，小索城是宋南平王刘铄派王阳儿占据小索、击败魏军的地方，就是这座城。京相璠说，京县有小索亭。《世语》说，本来是索氏兄弟居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小索。郦道元按：《左传》只称索氏；京相璠说京县有大索亭、小索亭，是因为大小索氏兄弟居住在那里，所以有大小之称。此说见于《括地志》和《通鉴》宋元嘉二十九年注。《寰宇记》称六国时有二索，大概本于京相璠的说法。杜预《左传注》则说，河南成皋县东有大索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译郦氏在下文记大索亭时，也说它就是《春秋》中的索氏；这里记小索，则节取京相璠“小索”的话，随即引用《世语》来证明。大概他不采用京相璠关于大小索氏的说法，而把《春秋》中的索氏作为大索，把这里看作后世索氏兄弟居住的地方，称为小索，以区别于大索。到了下文大索亭，又引用《晋地道志》，把大索、小索连在一起说，只是特意显示自己搜罗资料广博罢了。这里又形成索水。郦道元按：《续汉志》京县注引用《北征记》，其中有索水；《地形志》也相同。索水又向北流，经过大栅城东面。晋代荥阳百姓张卓、董迈等人遭遇荒乱，聚集流散之民，修筑堡垒加以固守。朱本“流杂堡固”的“杂”误作“离”，全、赵、戴改正；全、戴又把“堡”改作“保”。会贞按：《沔水注》说，万石城是流散之民聚居的地方，称为流杂城；又说遨头有戍，统领流杂。因此这里的“离”无疑是“杂”的错误。《集韵》说，堡是有屏障的小城；“固”就是下卷《黄巾固》和《易水》篇“石泉固”的“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这里把“堡”“固”连称，是说把流散之民聚集在堡垒中加以固守；“堡”字没有错，不必改。命名为大栅坞。郦道元按：《史记·项羽本纪》记“京索”，《集解》引用晋灼说，“索”读音同“栅”，所以大索就是大栅。因此《元和志》在大索城下说，晋末荥阳人张卓、董遇（与《注》中的“迈”字不同）聚集流散之民，坚守此城，因而称为大栅坞。它叙述晋代事迹与《注》相同，也就是把大索城看作大栅坞。《注》下文叙述大索，这里另列大栅，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尚不可考。到太平真君八年，豫州刺史崔白从虎牢把州治迁到这里。朱本“八年”脱“八”字，又把“豫”写作“颍”。赵氏引全氏说：《地形志》记，太平真君八年荥阳省并属县，那么迁治或许就在这一年；但当时是豫州，不是颍州。戴氏补“八”字，把“颍”改为“豫”。又向东扩建旧城，重新规划并改筑城池。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邑。郦道元按：见《魏书·孝文帝纪》。撤销州，设置郡。全氏说：胡三省认为太和十九年废除北豫州，设置东中府，并不是郡；郡本来就先于州设置，也不是太和十七年。郦道元按：《寰宇记》荥阳县下说，晋泰始二年分河南郡设置荥阳郡。详见后文荥阳县故城下。北魏太和十七年，荥阳从汉代旧治迁到今天的位置。根据这段《注》考察，在郦道元当时，荥阳县还没有迁治；后文也有说明。既然如此，太和年间只是把荥阳郡迁置到这里，所以郦氏说撤州置郡。索水又曲折向西流，与梧桐水汇合。梧桐水发源于西南方的梧桐谷，向东北流，注入索水。会贞按：《隋志》说荥阳县有梧桐涧，应当在今荥阳县南面。这条水有时通流、有时阻塞，并不是常年流淌。索水又向北曲折后转向东，经过大索城南面。会贞按：《通鉴》宋元嘉二十九年记，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在大索交战并击败他，就是此处。《括地志》《元和志》都说，荥阳县就是大索城，小索城在县北四里。《寰宇记》大致相同。唐、宋时的荥阳县就是今天的县治，今天的荥阳正在成皋以东。杜预说大索城在成皋东面，《括地志》等书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各书所说就是这样。只是它们说大索在南、小索在北，与此《注》所叙索水向北流，先经过小索、后经过大索不相符合。《方舆纪要》又说，大索城在故京城西二十里，向东北四里是小索城。这样所指的小索在故京城西北，与《注》所叙器难水先向北经过京城，旃然水随后向北经过小索相合；但它说大索在故京城西面，则大索远在故成皋东南，而不在成皋以东。《春秋传》说：“郑子皮在索氏慰劳叔向。”朱本误作“水”，赵氏依据《左传》改正，戴氏也同样改。郦道元按：见《左传·昭公五年》。说的就是这座城。郦道元按：杜预《注》说河南成皋县东有大索城。《晋地道志》所说京县有大索亭、小索亭。郦道元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用应劭说，荥阳有大索亭、小索亭，《地道志》所本即此。《汉书》说“京、索之间”。郦道元按：《高帝纪》说，汉高帝二年，在荥阳南面的京、索之间与楚军交战并击败楚军。索水又向东流，经过虢亭南面。郦道元按：虢亭在今荥阳县东北。应劭说：荥阳原来是虢国。朱本在“国”字上有“之”字，《笺》说“虢”字下脱“公”字；全、赵二氏补“公”字并删“之”字，戴氏补“公”字而保留“之”字。会贞按：《汉志注》作“故虢国”，《文选·曹大家〈东征赋〉注》引用时也相同，所以这里的“之”字是衍文，不是脱“公”字，现订正为“故虢国”。《左传·隐公元年》说，制是险要的城邑，虢叔死在那里。杜预《注》说，虢叔是东虢国君。虢国就在今荥阳县。《汉志》陕县下说，东虢在荥阳。今天的虢亭就是此处。会贞按：《汉志》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说法。司马彪说：郡国志河南郡下记，县中有虢亭，俗称平咷城。朱本把司马彪三字误作“故马渊”；赵氏删改说，“故”字是衍文，“马渊”是司马彪的错误；戴氏也删改。全氏说：按“平咷”六朝时写作“平桃”，见《魏书》（按：见《孝文帝纪》）。大概“虢”字脱去一半成为“”，后来又变成“平”；“咷”字也转写成“桃”。赵氏依据黄省曾本把“平”改作“乎”。郦道元按：全氏说得对。黄本作“乎”，也是“”字的变体。

译“乎”，也是“之”字的变文。城内有一座大坟，名叫管叔冢。《地形志》说，荥阳有管叔冢。有人也把它称作号咷城，这是不对的。大概是“号”与“虢”字形相近，传写转误而失去本义。《风俗通》：守敬按：今本《风俗通》脱去这段文字，见于《类聚》卷九十二和《御览》卷九百二十一。说：民间传说，高祖和项羽在京、索交战，高祖逃入草丛之中；《类聚》《御览》“薄”作“丛”。项羽追赶搜寻他。当时有鸠停在草丛上鸣叫；《类聚》《御览》“止”作“正”。追兵以为那里一定没有人，于是高祖得以逃脱。高祖即位后，认为这件事是鸠的奇异功劳，因此制作鸠杖来扶助老人；《类聚》《御览》作“用来赐给老人”。考察《广志》：守敬按：《隋志》记载，《广志》二卷，郭义恭撰。楚地的鸠又名嗥啁，朱本“嗥”作“●”，全本相同。赵云：应当作“嗥”；“嗥”音豪，若“●”音绎，意义便不相合。戴本改作“嗥”。守敬按：《文选·宋玉〈高唐赋〉注》引《广雅》作“楚鸠一名哔啁”。今《广雅》没有这段文字，那么李善注所说的《广雅》，应是把《广志》误作《广雅》。“哔”与“嗥”字形相近，因此也造成了讹误。“嗥”又写作“鷎”。《广雅》说：“●鷎，鸠也。”《方言》说：“●鸠叫作●鷎。”就是这个意思。号咷这个名称，大概是因鸠而起，具体原因尚不清楚。索水又向东北流，须水从右侧汇入。须水发源处靠近京城，京城的情况见前文。向东北流二里，到达榆子沟。会贞按：现在荥阳以东四十里有须河，它与索河之间隔着京河。考察注文，须水就在索水以东，那么今天的京河就是古代的须水。京河有两个源头，西源较短，就是从京城东北流出的须水。这里也称作柰榆沟。有时又称作小索水。它向东北流，木蓼沟水注入其中。木蓼沟水上游承接京城南面的水渊，世人称作车轮渊。会贞按：现在京河东源较长，就是从京城南面流出的木蓼沟水；它最初流出之处叫瓦灌泉。渊水向东北流，称为木蓼沟。会贞按：《名胜志》以及《东京赋》自注，把蓼沟列为九沟之一，大概就是这条沟。木蓼沟又向东北流，注入须水。须水又向东北流，在荥阳城西南向北注入索水。索水又向东流，经行荥阳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时，荥阳县属河南郡。魏置荥阳郡，见下文，不久废除，仍属河南郡。晋代和后魏时期，荥阳是荥阳郡治所。《方舆纪要》说，旧城在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按《寰宇记》荥阳县条下说，今天县治所在的地方，就是大索亭。后魏太和十七年，荥阳县治从汉代旧治迁到现在的位置。然而注文叙述冯池水时，说它向东北流经虢亭北面，又向东北流经荥阳县北面；叙述索水时，说它向东流经虢亭南面，又向东流经荥阳县旧城南面，这说明荥阳县就是荥阳县旧城。而且注文叙述索水经过虢亭以前，先经过大索城，却没有说县治，可知郦道元当时荥阳县治尚未迁移。《寰宇记》的说法不足为据。《地形志》又说荥阳有荥阳城，那么迁治大概是在郦道元以后。汉王被困在荥阳时，纪信说：“我假装投降楚军，大王应当从间道逃出。”纪信于是乘坐汉王的车从东门出去，声称汉军已经投降楚军，楚军高呼万岁，声势震动天地。汉王带着几十名骑兵从西门出城，得以逃脱楚军的包围。朱本没有“围”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守敬按：残宋本和《大典》本有“围”字。项羽见到纪信后大怒，于是把他烹杀。守敬按：事见《史记·项羽本纪》，其中没有“震动天地”一句，“烹”作“烧杀”。纪信墓在城西北三里。守敬按：《地形志》说，荥阳有纪信墓。《宋史·真宗纪》记载，景德四年，真宗到西京，途中经过将军纪信墓，追赠纪信为太尉，这就是注文所指的墓。《一统志》说，墓在今天荥泽县西南。可是《寰宇记》说新郑有纪信墓，称纪信欺骗楚军，项羽发怒将其烧死，高祖派人把他葬在这里；这已经与注文不同。《地形志》又说昌国有纪信墓。《寰宇记》还说墓在咸阳县北四十里，距离更远，这些说法都属于附会。所以蔡伯喈《述征赋》：守敬按：蔡邕《述征赋》见于《古文苑》；《文选·陆机〈前缓声歌〉注》也引用此文，同样作《述征》，但蔡邕文集以及《魏都赋》《雪赋》《舞鹤赋注》都作《述行》。说：“经过汉高祖受困的险要之地，” “在荥阳凭吊纪信。”荥阳城跨据山冈高原，坐落在山的南面。王莽把这里改置为祈队。朱本“祈”误作“新”，赵本改正并说：“新”应作“祈”，可据《汉书·王莽传》校正。会贞按：《王莽传》说，把陈留以西交给祈隧；“隧”与“队”相通，详见下文。祈隧就是旧荥阳。刘奉世说，这个祈隧就是王莽所设六队之一。王莽大概把河南的荥阳分出设置为郡，以此仿照周代六队的制度。会贞按：《王莽传》说，把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分为六队郡。周寿昌说，这是王莽仿照《周官》的制度，大致沿袭其体制。《周官》说，大司徒统属乡老；每二乡设公一人。乡大夫方面，每乡设卿一人。《疏》说，司徒掌管六乡；郑玄注说，周王设置六乡，那么公应有三人。郑司农说，百里以内设置六乡，百里以外设置六遂。遂人，郑玄注说，六遂的地域从远郊直到王畿之中，其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疏》说，因为六乡是正，六遂是副。王莽的六队就是六遂。古代“遂”“队”二字相通。《易·震卦》说：“震遂泥。”

译《释文》说，荀爽本作“队”。《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史记》作“隧”，“队”是“隧”的省写。《考工记》说，匠人制度中，宽二尺、深二尺的沟叫作“隧”。《释文》说，“隧”本作“遂”，由此可知王莽把六遂写作六队。魏正始三年，岁在甲子，奉行癸丑诏书，割取河南郡赵、戴本在“郡”字下增“县”字。会贞按：不对。大概诏书原意是“割河南郡，连接巩县、伊阙以东”为一句，其中虽隐含有县字，但如果增添“县”字，就成了泛泛地说割取黄河以南的郡县，反而失去了原意。“自巩、阙以东”，朱本作“巩自”，赵本改换次序，说这两个字应当倒置，指巩县和伊阙。全本、戴本也改换。于是创建荥阳郡。守敬按：《晋志》《宋志》都说，晋泰始初年设置荥阳郡。《寰宇记》说法相同。大概魏代建郡后很快废除，晋代又重新设置。《魏志·傅嘏传》说，傅嘏任荥阳太守，在正始末年。又据《晋书·魏舒传》，魏舒迁任宜阳、荥阳二郡太守，是在晋文王时期。考察晋代荥阳郡，统辖荥阳、京、密、卷、阳武、苑陵、中牟、开封八县。此外，荥阳东北还有原武县，晋初撤省。这样看来，魏代荥阳郡应当统辖这九个县；不过巩县以东有成皋，伊阙以东有缑氏，这两县也应当属于荥阳郡。从后文引用杜预所说“旃然水出荥阳成皋县”可以知道这一点。但《晋志》把这两个县都列入河南郡，不属于荥阳郡，那么魏代荥阳郡所辖各县，也未必与晋代相同。魏、晋两代荥阳郡的治所都在荥阳。据戴延之说，东晋荥阳太守曾驻守石门亭；后魏太和年间迁治大栅城，见前文。全郡共有二万五千户。南乡筑阳乡亭侯朱本“筑”作“筑”，并在“阳”字下有“城”字。赵本改字并删去“城”字，说：《晋志》记载，筑阳县属顺阳郡，原来就是魏武帝时的南乡郡；太康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筑”字是误字，“城”字是衍文。全本也把“筑”改为“筑”，但没有删去“城”字；戴本也改字删“城”，并一并删去“乡”字。守敬按：魏代筑阳尚未废除，不能称作“筑阳城”；乡亭属于筑阳县，也不能称作“筑阳亭”。筑阳详见《沔水注》。李胜字公昭。朱本“昭”作“照”，赵本改正并说：《魏志·曹爽传注》记载李胜字公昭，“照”字是误字。全本、戴本也改正。李胜任郡守。《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说，曹爽辅政时，李胜任洛阳令，后多次升迁为荥阳太守。李胜原先任原武典农校尉。朱本“故”误作“顾”，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建安元年，曹公采用枣祗、韩浩关于兴办屯田的建议，开始兴办屯田，各州郡按例设置田官。当时原武设有典农，毛曾任原武典农，见《后妃传》。考察典农官，有中郎将和都尉；这里称典农校尉，就是典农都尉。李胜施政有遗留的恩惠，百姓在城北五里为他立祠，称作李君祠。庙前有石跖，石跖上有石的。朱氏《笺》说：考察《会稽记》，县城东面有射的山，山上有石壁，方圆二丈，石上的圆点清晰得像箭靶，那么这里的石的，也属于同类。石的铭文完整保存着。铭文说：“百姓各族都欣然拥戴，全都推许他的忠诚。”直到现在，人们还在那里祭祀祈祷。索水又向东流，经行周苛墓北面。会贞按：《地形志》说，荥阳有周苛墓，在今天荥泽县西南。汉高祖从荥阳出逃时，命令御史大夫周苛守城。项羽攻下荥阳，俘获周苛，说：“我任命你为上将军，封你为三万户侯，你能竭尽忠节吗？” 周苛瞪眼怒骂项羽，项羽发怒，把他烹杀。会贞按：《史记》把周苛附在《张苍传》中记载，另外《项羽本纪》也详细记述此事。索水又向东流，向北弯曲后转向西，向北流经荥阳城东面，最后向北注入济水。会贞按：今天索水向东流经荥泽县南面，在那里汇入贾鲁河。杜预说：“旃然水出自荥阳成皋县，向东流入汴水。”守敬按：这是《左传》杜预注的原文，杜预作“汴”，郦道元改作“汳”。大概因为《汳水》篇作“汳”，所以改字以便与下文“汳水承受旃然水”相合。“汴”“汳”字形不同而意义相同。《续汉志》说，成皋有旃然水，如今在荥阳县南三十五里，向北流入京水。《春秋·襄公十八年》说，楚国攻打郑国，楚国右师渡过颍水，驻扎在旃然。守敬按：这是《左传》原文。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条水。济渠水道断绝，汳沟只有从这里承接水流开始，所以说“汳水承受旃然水”。朱本这句的“汳”字作“吸”，赵本改正并说：《汳水注》说，阴沟就是蒗荡渠；又说汳水承受旃然水，还说河水、济水断绝后，汳水承接旃然水。“吸”是“汳”字的误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户〕 全本、戴本改法相同。旃然水又称鸿沟水，大概是因为汉、楚分割天下时，以这条水作为分界，所以得名。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与汉王约定平分天下，以鸿沟以西分给汉，以鸿沟以东分给楚。裴骃、司马贞引用文献加以说明，认为官渡水就是鸿沟；刘昭、颜师古也都以此为依据。考察水道，渠水从荥阳北面的黄河流出，向东南流经阳武县，成为官渡水；又流经大梁城东南，注入颍水。叙述楚、汉故事的人，有的以荥阳为主，应劭注《汉书》说，鸿沟在荥阳东南二十里，就是这种说法。有的以大梁为主，张华说，秦始皇开凿渠道引黄河水灌溉大梁，称为鸿沟，楚、汉两军在这里会盟。大概鸿沟之约没有多久就被破坏了，所以后世没有一致的说法。郦道元在本篇叙述荥阳的鸿沟，在《渠水》篇叙述大梁的鸿沟，并都保留汉、楚以水为界的说法，因此两种说法并存。至于旃然水也称作鸿沟，是因为济渠水道断绝，汴沟只承接这条水，于是把鸿沟的名称加在了这条水的上游部分。只是这样而已。《郡国志》在河南郡条下说：“荥阳有鸿沟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城邑所在地不同而改变名称，同一条河流便有不同的称呼。

译济水又向东流，经行荥泽北面。朱本“泽”字上有“阳”字，赵本依据《通鉴地理通释》删去，全本、戴本也删去。戴本说：按这就是《水经》所谓“向东流出，经过荥泽北面”。这里就是古代荥水汇聚的地方。朱氏《笺》说：“都”字恐怕应作“潴”。赵云：古代“都”“猪”二字通用。《史记·夏本纪》“大野既猪”写作“既都”，“孟猪”写作“明都”，就是证据。守敬按：《禹贡》作“荥波既猪”，郑玄《周礼·职方氏》注引作“荥播既都”。京相璠说，荥泽在荥阳县东南。会贞按：《书疏》引郑玄注，说荥泽在县东；《左传·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也如此。如今在荥泽县治南面。济水在这里与济隧汇合。济隧上游在卷县北面的黄河承接河水。会贞按：渠水从荥阳北面的黄河流出，这里却说济隧承接卷县北面的黄河水，二者相同。古代黄河流经今天原武县西北，黄河以南就是卷县；济隧在卷县北面承接黄河水，也就是从今天原武县西北流出。济隧向南流经卷县旧城东面，卷县的情况详见《河水》卷五。又向南流经衡雍城西面。衡雍就是垣雍，见下文，另详《阴沟水》篇。守敬按：《释例·土地名》说，卷县治所在垣雍城。《括地志》也说，旧卷城就是衡雍城。可是这篇注文却把卷城、衡雍城分别作为两处。济隧向南流，先经卷城东面，后来经衡雍城西面，那么衡雍就在卷县东南。《方舆纪要》说，在今天原武县西北五里。《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说，诸侯攻打郑国，向西渡过济隧。杜预没有考定它的具体地点，只说这是水名。朱本误作“而名之水也”，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释例》在“郑内”条下说，济隧的地点没有考定。这一年杜预注只说“水名”，这里兼采杜预的说法。京相璠说：“这是郑国的地方。” 他说济水从荥泽中向北流。朱本没有“自”字，赵本、戴本相同，全本增补。济水流到垣雍西面。朱本“垣”作“恒”，朱氏《笺》说应当作“衡”，戴本改作“衡”，全本、赵本改作“垣”。赵云：按春秋时期称衡雍，后来改称垣雍。史书记载，秦昭王四十八年，韩国献出垣雍以求和。《战国策》说，魏王说秦国答应把垣雍给我；魏公子无忌说秦国拥有郑地，得到垣雍，都是这种情况。“恒”“垣”字形相近，所以传写致误。会贞按：《春秋》的衡雍，《战国策》《史记》都作垣雍，大概“衡”与“恒”读音相近，有时写作恒雍，后来又把恒误写成垣。若按照讹误以后的文献来说，《战国策》《史记》都作垣雍，京相璠所据的本子应当写作“垣雍”，而传抄者又把垣误写成恒，所以这里应作“垣”，不应作“衡”。济水与从黄河流出的济水汇合。朱氏《笺》说：济水潜流，从黄河中流出，所以称为“出河之济”。守敬按：《阴沟水注》中京相璠也认为这是“出河之济”，这里引用的正是这句话。向南流出新郑一百里。守敬按：京相璠的说法到这里为止。新郑的情况详见《洧水注》。这大概是荥水、播水、黄河、济水彼此往来、相互贯通的情形。全本、戴本把“径”作“经”。会贞按：上文说济隧向南流经衡雍西面，又引用京相璠的话，说济水从济水向北流经垣雍西面；下文又说济隧向南与荥泽汇合。它时而向南流，时而向北流，所以说是“往复经通”。“出河之济”就是《阴沟水》篇所说的阴沟上游。济隧在这里断绝，相关情况见《阴沟水注》。所以世人有时又把它的旧河道称作十字沟。守敬按：黄奭认为以上都是京相璠的话，这是错误的。自从于岑在河阴修筑八激堤以后，于岑的事迹详见《河水注》，水脉被截断，旧河道难以寻找。水流又向南在荥泽汇合。守敬按：这句话远承上文“向南流经衡雍城西面”一句，叙述济隧的水流；“又向南”上面应有“济隧”二字，这样文意才清楚。但水道既已断绝，全本、赵本在“然”字上增“旃”字。守敬按：旃然水就是索水，索水流入济水，并没有断绝。这里大概是因为上文叙述荥泽，指济水流入黄河后不再截流而向南流，并不是说旃然水。戴本不增“旃”字，是有见识的。百姓把这个地方称为荥泽。守敬按：《史记·夏本纪·索隐》引郑玄说：如今那里已填塞成平地，荥阳人还称那一带为荥、播；《禹贡》和《桧风·正义》引文作“荥泽”。《续汉志》说，荥阳有[原文误作“费”]泽，《地形志》也相同，都称为旧名。《春秋》记载，卫侯与翟人在荥泽交战，翟人杀死了卫懿公；宏演在这里复命并献纳卫懿公的肝。朱《笺》说：《吕氏春秋·忠廉》记载，狄人杀死卫懿公并吃了他，遗留下他的肝脏。宏演回来复命，把肝放在地上，剖开自己的腹部，将卫懿公的肝纳入腹中。全祖望说：按杜预的说法，交战地点应在黄河以北，不是这里的荥泽。又《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国潘党追赶魏锜，追到荥泽，就是此处。守敬按：荥泽之战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其中略去了宏演纳肝的事。这里有垂陇城。守敬按：依下文沙城、水城的例子，这里上面应有“泽际”二字。济水的支流从城北流出。会贞按：这里的济渎，就是上文所说向东流经荥泽北面的济水；济水、济渎是通称，详见后文。《春秋·文公二年》所说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的地方。朱本作“三年”，朱《笺》说：《左传》作“二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作了改订。守敬按：这是《经》文，“文公”上面应有“《经》书”二字。[二二]京相璠说：垂陇是郑国的地方。如今荥阳东面二十里有旧陇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在“陇”字上增“垂”字。会贞按：杜预《释例》在说明郑地时说，荥阳县东面有垂陇城。但本年《注》写作“有陇城”，《续汉志》也写作“荥阳有陇城”，都称陇城，与这里相合，足以证明垂陇城也称陇城。京相璠的说法本来没有“垂”字，不应擅自增入。在今荥阳县东南，这就是此城。世人称它为都尉城，大概是荥阳典农都尉的治所。守敬按：《献帝起居注》说，建安十八年撤并州郡，豫州设置河南荥阳都尉。《魏志·孙礼传》说，太祖时，孙礼升任荥阳都尉；可见汉末在这里设置了荥阳典农都尉。到魏正始三年才升为郡，所以后来改称垂陇城为都尉城。

译泽边又有沙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将“泽”改作“渎”。守敬按：不对。这里郦道元说的是荥泽旁边的城名；上面的垂陇城、下面的水城也是如此。城的左边靠着济渎，与上文“垂陇城，济渎从其北流出”的意思相同，只是换了说法。如果把“泽际”改成“渎际”，既说在渎边，又说左边靠济渎，文意就无法贯通。至于下文说济水从泽东面流出，那才是这一段的开端，成为北济的源头。城的左边靠着济渎。守敬按：在今荥泽县东北。《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九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七年。梁王在巫沙会见郑厘侯，就是这件事。朱本没有“也”字，赵一清、戴震增补。泽边有一座旧城。朱本把“泽”误作“渎”；这里与上面两节相同，毫无疑问应作“泽际”。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不改此字，反而把上文“泽际”改成“渎际”，试问所谓“渎际”指的是哪条水？全氏没有理解郦道元的原意。世人称它为水城。朱本没有“之”字，且本句下面有“非也”二字，戴震增补并删去。守敬按：增删都对。因为《注》中凡说“世谓之某城”，没有不带“之”字的。下文说“俗言水城，非矣”，这里不应预先出现“非也”二字。全祖望、赵一清增入“之”字，却没有删去“非也”二字，这是错误的。《史记·穰侯传》记载，秦昭王三十二年。朱本误作“四十二年”。全祖望说：沈炳巽指出，这是三十二年的事情。赵一清、戴震改正。魏冉攻打魏国，赶走芒卯，进入北宅。朱《笺》说：《竹书纪年》把“宅”作“它”。赵一清说：按此为俗本的误字，不应引用。会贞按：见《穰侯传》。这就是旧宅阳城。守敬按：《竹书纪年》沈约注文说，宅阳又名北宅。《括地志》说，宅阳城在荥阳县东南十七里。[二三]在今荥泽县东北，附近出土的宅阳钱币很多。《竹书纪年》说：梁惠王十三年。朱《笺》说：今本《竹书纪年》记巫沙之盟，是周显王十一年的事。赵一清说：按《竹书纪年》，这里的惠王是梁惠成王；周显王十一年，正是梁惠成王十三年。朱氏因为刻本脱去“成”字，[二四]于是拿周显王的纪年加以证明，这是不对的。守敬按：《孟子》《史记》都作“惠王”。杜预《春秋后序》说，古书《纪年》篇…… 古书《纪年》记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到第十六年才称惠成王去世；惠成王就是惠王。惠王、惠成王因此可以通称。所以这里《注》引用《纪年》时，名称也常常交错出现。梁王与郑厘侯在巫沙结盟，以解除宅阳之围，并送厘侯回郑国，就是这件事。守敬按：《史记·魏世家》说，惠王五年，梁王与韩国在宅阳城会合，就是这件事。但年代不合，大概《史记》常常与《纪年》不同。《竹书纪年》说，晋出公六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元王七年。齐、郑两国攻打卫国，荀瑶修筑宅阳城。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脱去“荀瑶”以下五字。沈炳巽说，荀瑶这一年修筑的是南梁城，不是宅阳城。考察可知，荀瑶修筑南梁城在贞定王七年，不是元王七年，沈氏说法错误。俗称水城，是不对的。济水从荥泽向东流出，这里就是它的源头。王隐说：黄河泛滥后形成荥泽。朱本把“泆”作“决”，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相同。会贞按：本卷前文引《晋地道志》说，南方的泛流形成荥泽；这与《史记·夏本纪》“泆为荥”的说法相合，因此这里的“决”无疑是“泆”的误字，今改正。济水汇纳了这些水。因此过去有济堤，这就是北济。戴震把“为北”改成“谓此”。守敬按：后文《注》说从荥泽流出的水是北济，这四个字分界十分清楚；戴震反而认为有误而改动，实在疏忽。关于北济的记述起初到这里暂时停止。济水又向东南流，经厘城东面。守敬按：这里承接上文“济水又向东流经荥泽北面”。以下接着叙述济水作为南济上游的情况。大概济水分自黄河后向东南流，只有一条水道；到了向东流经荥泽北面时，有一股从荥泽流出的水横截这条济水，向北流去，成为北济。这条济水则横截北济，向南流去。下文叙述济水流入阳武县，后来又说济水向东南流，那就是南济；这里是南济的上游，只是《注》尚未明说罢了。这里引用京相璠的说法，荥阳东面四十里有厘城；在今荥泽县东南。《春秋经》记载：鲁隐公会见郑伯于时来。会贞按：这是隐公十一年的文字。杜预所说的厘城。朱本作“《左传》所谓厘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相同。会贞按：《左传》作“郲”，不作“厘”。杜预注文说：“时来，就是郲。”荥阳县东面有厘城，这说明杜预把它称为厘城；这里写“《左传》”二字，是杜预的错误，今改正。京相璠说：如今荥阳县东面四十里有旧厘城。守敬按：京相璠称“厘”与杜预相同，又明确指出在荥阳东四十里，位置更加精确；郦道元再次引用，是为了显示记载广博。济水在右边汇合黄水。朱本把“右”作“又”，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朱本“水”字上有“黄”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黄水发源于京县黄堆山。朱本误作“黄淮止”，朱《笺》说：“止”一作“山”，宋本作“上”。赵一清改作“黄堆山”，并说《寰宇记》引文作“黄堆山”。《方舆纪要》说，嵩渚山又名小陉山，《水经注》认为就是黄堆山。全祖望依此改订，说也就是黄雀山；戴震改法相同。守敬按：《御览》卷六十三引文作“黄堆山”。顾祖禹认为黄堆山就是嵩渚山、小陉山，虽然错误，[见前文，]但足以证明黄堆山与小陉山相接，在今荥阳县东南。黄水从这座山发源，大概就是今天荥阳县东面的须河。须河有几个源头，黄水从山的东南面流出，就是须河的西源。向东南流，称为祝龙泉。守敬按：《御览》卷六十三引文把“龙”作“东”，大概是因音近而误。泉水涌出沸腾，形状像大鼎中扬起的热汤。朱本作“汤汤”，赵一清改为“扬汤”，说《御览》引文作“扬汤”，“上汤”二字是误字；全祖望、戴震也作相同改动。向西南流，称为龙项口，世人称为京水。会贞按：《地形志》说，京县有京水。

译黄水又转弯向北流入，鱼子沟水汇入其中。朱《笺》说：谢氏本作“北注于济，鱼水入焉”。全祖望、赵一清依此改订。会贞按：黄水注入济水的地方在后文，这里不可能先说注入济水。全、赵依朱氏所说的宋本，增入“于济”二字，是错误的。影抄宋本没有“于济”二字；至于“鱼子沟水”和“鱼水”，可以通称。水发源于石暗涧，向东北流，又…… 又向北流，与濏濏水汇合。濏濏水发源于西溪，向东流；水上有连理树，这种树就是柞树和栎树。朱本“其”字下面没有“树”字。朱《笺》说：脱去“树”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两树南北相对生长，凌空交错合抱，溪水从两树之间流过，向东流入鱼水。朱本把“流”作“注”，朱《笺》说：应作“流”。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鱼水又转弯向西北，流入黄水。会贞按：如今须河东源有两条水，大概就是鱼子沟水和濏濏水；其中一条向西北流，一条向东北流，方位略有不同。黄水又向北流，经高阳亭东面。会贞按：《地形志》说，京县有荥阳城，在今荥阳县东南。又向北流到故市县，该县的情况详见下文。重泉水流入黄水。重泉水发源于京城西南的小陉山。朱《笺》说：“小”字宋本作“少”。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少陉山，详见前文。会贞按：今须河西面有一条水向东北流来汇合，大概就是重泉水；但它发源于故京城东南，不是西南，或许是上游河道已经淤塞。水向东北流，又向北流，经高阳亭西面，再向东北流入黄水。又向东北流，经故市县旧城南面。前汉时该县属河南郡，后汉废除。《一统志》说，在今郑州西北三十五里。汉高帝六年封阎泽赤为侯国。朱本“赤”字上有“母”字，朱《笺》说：按《史记·年表》，高帝六年，故市侯阎泽赤受封，三年后去世，九年阎母害继承侯爵；这是父子两人，“母”字是衍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这里是河南郡所属的县。朱本脱去“河南之”三字，赵一清增补，戴震增补四字。黄水又向东北流到荥泽南面，分成两条水：一条向北流入荥泽，下面形成船塘，俗称郏城陂；东西长四十里，南北宽二十里。守敬按：荥泽早已淤塞，这里说一条水向北流入荥泽，下面成为船塘，可见船塘在荥泽南面，估计周长数十里，应当在今郑州西部、荥阳县东部。《竹书·穆天子传》卷五说：“甲辰日，天子乘船浮行于荥水，于是演奏盛大的音乐。”说的就是这里。赵一清将“辰”改为“寅”，说《穆天子传》作甲寅；全祖望、戴震也改作相同。守敬按：《穆天子传》原文是甲辰，赵氏认为是甲寅，是误本。大概下文雀梁距荥水不远，壬寅日先到雀梁，甲辰日后到荥水，由南向北，相隔两天；如果是甲寅，就相隔十二天了。一条水向东北流，就是黄雀沟。守敬按：《地形志》说，阳武县有黄雀沟。黄雀沟又见《渠水注》。如今郑州西面有小贾鲁河，大概就是黄雀沟；但小贾鲁河的上游并不发源于须河，与古代情况不同。《穆天子传》说：“壬寅日，天子向东到达雀梁。”又向东北流，与不家沟水的分支水道汇合。朱本作“与靖水枝津合”，赵一清、戴震相同；全祖望将“靖”改作“清”，认为就是《渠水注》所说的清池水。会贞按：清池水在东面，相距很远，不会与黄水相通，全氏的改订不对。考察《渠水注》，不家沟水经管城西面，又向东北流，分成两条水，其中一条向东北流入黄雀沟，就是这里所说的水。因此应是“不家沟水枝津”，《注》脱去“不家”二字；“沟”又与“靖”字形相近而讹误，今改正。两条水汇合的地方。朱本把“会”作“合”，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会贞按：残宋本、明抄本都作“会”。形成黄渊。朱本把“渊”作“泉”，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作“渊”。会贞按：黄渊详见《渠水》篇，在今郑州北面。向北流入济水。会贞按：黄水到这里才注入济水，足以证明前文说鱼子沟水注入济水是错误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十二日〕 两水汇合之处形成黄渊。朱本“会”作“合”，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会贞按：残宋本、明抄本均作“会”。朱本“渊”作“泉”，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作“渊”。会贞按：黄渊在《渠水》篇另有详细记载，位于今郑州北面。黄水向北流入济水。会贞按：黄水到这里才注入济水，足以证明前面说鱼子沟水注入济水是错误的。又向东流经阳武县南面。朱本作“县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为“南”，说：考察可知，南济在阳武县南面，流经阳武县北面的就是北济。看郦道元在这句以下叙述南济所经之地，而北济则在后文封丘县以下追叙，所以《经》文原本作“县南”是明白的。守敬按：《汉志》在垣县下叙述沇水，只说它从荥阳以北的地中涌出，并未区分北济；但封丘县下说，濮渠水首先承受泲水。阚骃认为首先承受的是别济，就是北济。[见下卷。]济阴国也因北济从其北面流出而得名。[也见下卷。]济阳县也应当因南济从其南面流出而得名。可见汉代济水确实有南、北两条水流。《水经》笼统地说济水流经阳武县南面，流经封丘、济阳县北面，流经冤朐、定陶南面；看《注》叙述北济经阳武、封丘、济阳、冤朐、定陶的北面，又叙述南济经阳武、封丘、济阳、冤朐、定陶的南面，那么《经》所说流经阳武南面的，是南济的河道；所说流经封丘、济阳北面的，是北济的河道；所说流经冤朐、定陶南面的，又是南济的河道。经文交错叙述，似乎很不一致。而且南济从黄河分出，由西向东流；北济从荥泽分出，由西南向东北流，到了荥阳东北，两条水流相互截断，而《经》《注》都没有明说，更加难以索解。按《禹贡》说，洪水泛滥形成荥泽，向东流出于陶丘北面。根据唐代许敬宗所说，济水潜伏在地下，穿过黄河后向南涌出成为荥水；又潜伏地下到达曹、濮一带，从地下分散涌出。他还说，古代五行各有官职掌管，水官不失职，就能辨认水的味道和颜色；水潜入地下又涌出，合流后又分开，都能辨识。因此，济水在阳武县以上有潜流，并不妨碍它两次断流；在阳武县以下可以依据味道、颜色辨识，也不妨碍它分为两条。以济南趵突泉为证，[见曾南丰的文章，]这才知道济水在兖、豫一带潜伏流动，随地涌出，忽而向南，忽而向北，不能用通常的河流水道来概括论定。

译济水又向东南流，进入阳武县境。赵一清在“县”下增“北”字，并说《名胜志》引文有“北”字；全祖望也增入。守敬按：济水将要进入阳武县境，尚未流经阳武县城，哪里能说南北？况且下文明确说南济流经阳武县南面，也不能说流经城北。凡《注》说“进入某县”的，都是只进入该县辖境，还没有到达县城。流经长城，长城详见后文北济部分。向东南流，蒗▯渠从这里分出，详见《渠水注》。济水又向东北流，这就是南济。会贞按：这里开始叙述南济。流经阳武县旧城南面。朱本这十六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说：现在考察上下文，这是《注》中叙述南济所经之地；这句话是在解释《经》所说“向东流经阳武县南面”。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作《注》。全祖望把“流南济也”四字改成“济水”三字，说：乐史说，南济水就是菏水。我认为南济水到定陶才有菏水的名称，在此以前还没有；“南济也”三字是流俗本混入的，错误。赵一清又把“南济”改作“北济”，说：应当作“北济”，济水到定陶才有南济之称。守敬按：“南济”二字没有错误。下文接着叙述南济流经阳武、封丘等县南面，后文再叙述北济流经阳武、封丘等县的 北面；所以南、北两条济水，是截然分开的两条水流。全祖望把它们混为一条水，是错误的；赵一清把南济改成北济，更是错误。阳武县，东汉、魏时属河南郡，晋代属荥阳郡。后魏属广武郡，天平初年时，郦道元在世，才改属荥阳郡。《地形志》说，阳武县有阳武城，可见魏代曾有迁徙。《寰宇记》说，旧城在阳武县东南二十八里。高齐天保七年，县治迁到汴水南一里处。宋代阳武县，就是今天的县治。王莽改名为阳桓。济水又向东流，形成白马渊。会贞按：《地形志》说，原武县有白马渊，应当在今阳武县东南。水渊东西长二里。朱本没有“西”字，赵一清增补，说《名胜志》引文作“东西二里”；全祖望、戴震也增补。南北长一百五十步。朱本把“渊流”作“泉”，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水流称为白沟。赵一清在“白”字下增“马”字，说应作“白马沟”，是脱去了“马”字；全祖望、戴震也增补。会贞按：增“马”字似乎有道理，但考察《地形志》，封丘县有白沟，就是这里的水；又《新唐书·地理志》说，开封在载初元年引汴水注入白沟；《金史·地理志》说，阳武县有白沟河。这足以证明原文这里本来没有“马”字。济水又向东流经房城北面。会贞按：应当在今封丘县西南。《穆天子传》卷五说：天子行经甫田的道路。朱本作“圃田”，朱《笺》说：“圃”一作“甫”。戴震改作“甫”，下文同。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甫”。圃田详见《渠水》篇。向东到达房地。怀疑就是这座城。郭璞注文下有“云”字，赵一清、戴震删去。郭璞认为是赵郡的房子县。[二七]守敬按：郭璞注文说，房子县属赵郡。《一统志》说，在高邑县西南。我认为穆王经过郑国的圃田，郭璞却把赵国的房邑作为疆域界限。朱《笺》说：“而”应作“田”。赵一清说：按《周礼·职方》，豫州的湖泽称为圃田；但也可以单称圃。《诗经》说“东有甫草”。《毛传》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史记》记载，魏公子无忌说，秦国七次攻打魏国，五次进入囿中，边城全都被攻下。刘伯庄说：“囿”读作“圃”，就是圃田泽。朱氏把“而”改成“田”，是错误的；这样改就更加错误了。守敬按：自从《隋书·经籍志》说有郭璞《水经注》，《通志》也这样说以来，如果郭璞真有这部书，郦道元何必引用《穆天子传》的注文来驳正它呢？济水又向东流经封丘县南面。朱本这九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说：现在考察，这是《注》中叙述南济所经之地。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作《注》。守敬按：凡是《注》解释《经》文，必定先叙述《经》文所说水流的上游，到了《经》文所涉及的地方，或者流过该地就停止，绝不会超过《经》文所说的下游。这是通常的体例。只有济水不同。这里叙述南济所经的封丘县，以及后面的济阳县，这些地方已经超出北济《经》文所说的下游，这是地势造成的；如果不改变通常体例，反而会十分繁琐。凡《注》中叙述南岸水流而偶尔超出北岸下游，或叙述北岸水流而偶尔超出南岸下游的，都应依照这个例子理解。封丘县详见下文。又向东流经大梁城北面，该城详见《渠水注》。又向东流。朱本作“东左”，朱《笺》说：谢氏本作“南”，一作“又”。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又东”。经仓垣城，该城详见《汳水注》。又向东流经小黄县旧城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时，小黄县都属陈留郡。《地形志》说，小黄县有小黄城。《方舆纪要》说，在今陈留县东北三十里。县中有黄亭，靠近济水。朱本作“说济”，戴震相同。朱《笺》说：孙氏认为，疑当作“临沟”。赵一清改作“俛济”，说：按《春秋·哀公十三年》，鲁哀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王。杜预说，陈留郡封丘县南面有黄亭，靠近济水。“说济”应当是“俛济”的误字。全祖望也改作相同。守敬按：孙氏、赵氏的说法都不对。郦道元就是依据杜预的注文，“说济”是“近济”的误字，今改正。《续汉志》说，平丘县有黄池亭。刘昭注文引《陈留志》说，黄亭在封丘县。《元和郡县图志》说，黄池在封丘县南七里。在今封丘县西南。黄水从这里发源，又称黄沟。戴震说：这句上面应有脱文，具体不详。守敬按：黄沟详见《泗水注》。根据那里记载，黄水发源于小黄县黄乡的黄沟；这句上面应有“黄水出焉”四字，今补入。

译这里原是阳武县东面的黄乡，所以因水而得县名。朱本没有“因”字，戴震相同。朱《笺》说：克家认为“故”字下面疑似脱去“因”字；全祖望、赵一清增补。守敬按：《陈留风俗传》正作“因”。沛公起兵后在野外作战，皇妣死在黄乡。天下平定后，便派使者带着梓宫到荒野招魂。于是丹蛇从水中出来洗濯自己。朱本把“蛇”作“旐”，朱《笺》说：应作“蛇”。《陈留风俗传》说，有一条红蛇在水中自行洗濯，进入梓宫。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蛇”。它进入梓宫后，洗浴之处留下了头发，所以谥号为昭灵夫人。守敬按：从“故阳武”一句以下，是《陈留风俗传》的文字，见《类聚》卷九十六、《御览》卷五百五十五和九百三十四。于是建造寝宫，使神灵得到安宁。守敬按：《汉书·高帝纪》说，高祖即皇帝位后，追尊先母为昭灵夫人。如淳说，《汉仪注》记载，高帝的母亲在起兵时死于小黄以北，后来在小黄修建陵墓和庙宇。济水又向东流，经东昏县旧城北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说：现在考察，这也是《注》中叙述南济所经之地。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作《注》。守敬按：两汉时该县属陈留郡，后来撤省。《地形志》说，济阳县有东缗城。在今兰仪县东北。这是阳武县的户牖乡。朱本误作“武阳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汉丞相陈平的家在这里。陈平年轻时担任社宰，因为善于公平分肉而闻名，如今百姓仍在他的社祠祭祀。会贞按：蔡邕有《陈留东[字缺]库上里社碑》，见《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又《续汉志》刘昭注文引《陈留志》说，旧户牖乡有陈平祠。陈平对高祖有功，被封为户牖侯。会贞按：《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陈留风俗传》说，东[字缺]县就是旧武阳县的户牖乡，汉丞相陈平的家在这里；他年轻时担任社宰，如今百姓祭祀他的社祠。这段比这里简略。至于因公平分肉而封侯，见《史记·陈丞相世家》，这里大概兼采了这些记载。这以后设置了东[字缺]县。会贞按：《史记·陈丞相世家·集解》说，汉代把户牖设置为东[字缺]县。王莽改名为东明。济水又向东流，经济阳县旧城南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说：现在考察，这也是《注》中叙述南济所经之地。全祖望、赵一清也改作《注》。守敬按：两汉、魏、晋时，该县属陈留郡；后魏属阳夏郡，在今兰仪县东北。这就是旧武父城。守敬按：后文叙述北济时，把武父城和济阳城分为两处；这里却说济阳城就是武父城，似乎互相错杂。考察《地形志》，济阳县有济阳城，可知济阳有两座城：这里所说的济阳，是新城；《地形志》所说“有济阳城”，是旧城。这里是旧城，即旧武父城；后文是新城，另为一城。可惜郦道元叙述南、北济时都称济阳旧城，使人怀疑是同一座城。如果像《河水注》叙东武阳县那样，区别新城、旧城，这里称济阳旧城，后文称济阳新城，就清楚了。武父详见后文。城在济水北岸，因此以济阳为名；王莽改名为济前。光武帝出生在济阳宫，光明照亮了屋子。会贞按：《东观汉记》说，济阳县有汉武帝经过的行宫，通常封闭着。光武帝将要出生时，他的父亲打开宫殿后殿住进去；夜里光武出生，也有光芒发出，室内明亮得如同白昼。就是那个地方。《东观汉记》说：光武帝在建平元年出生于济阳县。这一年，县中长出一株嘉禾，一茎有九穗，比普通禾苗大得多；县境内获得大丰收，于是把它命名为“秀”。会贞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论》所说大略相同。南济的记述起初到这里暂时停止。济水又向东流经封丘县北面。全祖望把“过”改成“径”，并把这句话作《注》。守敬按：不对，详见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这是北济。朱本这三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作《注》，说：考察济水从荥泽流出后，分为南济、北济。南济流经阳武、封丘、济阳、冤朐、定陶的南面，不经过这些县的北面；北济则流经阳武、封丘、济阳、冤朐、定陶的北面，不经过这些县的南面。撰写《水经》的人叙述济水向东流经阳武南、封丘北、平丘南、济阳北、冤朐、定陶南；郦道元没有明说原文的错误，于是在“过阳武南”以下叙述南济流经阳武、封丘、济阳南；在“过封丘北、平丘南、济阳北”以下，都用北济解释；在“过冤朐、定陶南”以下，又叙述南济所经之地。北济流经冤朐、定陶北面的情况，则在后文“从乘氏县东北流入巨野泽”以下补叙。《经》虽然错乱，《注》中区分南济、北济，各自都有条理。由于《注》多被误作《经》，于是更加混乱，难以阅读；现在详细考订改正。赵一清也改作《注》，全祖望把它改为“《注》文”，又把“北济也”三字改成“济水”，并将其归入下句。守敬按：《经》文中的济水，本来没有南北之分，但所叙述的水道实际上有南北差异。郦道元用南济、北济分别解释《经》文，像用圆规和矩尺一样，分寸不差；而《经》《注》混淆，又像浓雾遮眼，昏暗不清，幸亏戴震逐条分析，才使人豁然开朗。守敬因此和熊崇芝绘制地图，以恢复原貌。全祖望、赵一清的本子也把《经》改作《注》，这关系重大，必定各有理由可以说明。全祖望又把封丘一句的《经》文改作《注》，并把北济改成济水；赵一清又把前面的南济改成北济，可见他们都没有弄清郦道元叙述南济、北济的地理位置。我因此怀疑，全祖望、赵一清的底本都沿袭了朱谋的错误，把《注》误作《经》。全氏改作《注》的部分，是王梓材依据戴本所改；把北济改成济水，则是全氏底本原有的改法。赵氏把《经》改作《注》的部分，是梁氏兄弟依据戴本所改，卢抱经的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但把南济改成北济，则是赵氏底本原有的改法，用来显示与戴震相同而又有所区别；却不知道这样反而没有说明大旨，都留下了破绽。[辨析见各条下。]由此我怀疑，其他地方全、赵把《经》改成《注》，也未必不是沿袭戴氏之本；只可惜不能起用段茂堂、张石洲来当面告诉他们。从荥泽开始。会贞按：上文已经说从荥泽流出的济水是北济；这里以下再次叙述北济，所以重新提到“自荥泽”，以使文意清楚。因为靠近荥泽的垂陇城、沙城、水城已在前面叙述，所以以下从卷县的武修亭开始叙述北济所经之地。济水向东流经荥阳卷县，县的情况详见《河水注》，流到武修亭南面。这就是《春秋左传·成公十年》所说郑国子然在修泽结盟的地方。朱本作“十五年”，朱《笺》说：孙氏指出，《左传》作“十年”；赵一清、戴震删去“五”字。这是郑国的地方。杜预说：卷县东面有武修亭。赵一清说：《方舆纪要》说，原武县有武修亭，有人认为就是修鱼。《秦纪》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七年，韩、赵、魏、燕、齐五国率领匈奴共同攻秦，秦国派樗里疾在修鱼与他们交战。今本《左传·成公十年》注文作“修武”。修武在黄河以北，汉代属河内郡；卷县在黄河以南，汉代属河南郡。因此这里应是武修亭，不是修武县，刻本有误。守敬按：《释例》在郑地部分也作“修武亭”。又《续汉志》注文引杜预注文作“修武”。但河南的修武别无记载，应当是传抄者熟悉“修武”、不熟悉“武修”，把杜书中的“武修”误抄成“修武”，刘昭又沿用了这一错误。只有郦道元所见的杜书是善本，作“武修”，所以据此写入《注》，顾祖禹也沿用此说。可是《一统志》引用这段《注》作“修武”，江永也是这样。如果认为《注》作“武修”是错误，就不对了。在今原武县东面。济水又向东流经原武县旧城南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全祖望、戴震改作《注》。戴震说：考察原武在阳武、封丘以西，这是《注》中叙述北济所经之地，不能与《经》混淆，今改正。

译赵一清也改作《注》，但把“济水”改成“济渎”，说：这里应作“济渎”，所谓“北”就是济渎。守敬按：赵氏的意思是把南济称为济水，把北济称为济渎；所以在这里叙述北济时把济水改成济渎，在后文叙述南济“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一句时，又把济渎改成济水。他不知道在郦道元时代，济水时而通流、时而淤塞，所谓济水都是济渎，只是分为北济、南济两条水流，并不是济水、济渎有不同意义。因此叙述北济时多称济渎，也称济水；叙述南济时多称济水，也称济渎。郦道元有意交错使用这些名称，使人知道济水就是济渎，济渎就是济水。看后文菏水、酸水也称菏渎、酸渎，就可以证明。赵氏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凭自己的意思改字。而且下卷所说“南为菏水，北为济渎”，是把济渎与菏水相对而言，笼统称北面的济水为济渎；因为济渎在菏水北面，所以说北面是济渎，并不是专指北济为济渎，也不足以作为北济称济渎的证据。戴震没有改动，大概稍微领会了郦氏的意思。原武县，东汉属河南郡，魏末为原武郡治所，晋代废除；后魏复置，天平初年属广武郡，郦道元在世时属荥阳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十五年〕 《地形志》说，原武县有原武城，大概不是旧县治。《一统志》说，今为阳武县治。这就是《春秋》所说的原圃。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杜预注文说，中牟县西面有圃田泽。圃田泽详见《渠水》篇。《穆天子传》卷五说：祭父从圃郑来拜见天子。[二九]夏季庚午日，天子在洧水边饮酒。朱《笺》说：“洧”一作“涌”。赵一清说：“洧”字没有错误。于是天子派祭父前往圃郑，就是这件事。王莽时改名为原桓。济渎又向东流经阳武县旧城北面。又向东横断长城，这是魏国修筑的。朱本“筑也”上面有脱文，戴震于是把“筑也”二字当作衍文删去。赵一清依照全祖望的校订增入“郑”字。守敬按：这些都不对，只应增入“魏”字，今改正。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年。龙贾率军在西部边境修筑长城。从亥谷以南，是郑国修筑的城。自“亥谷”以下九字，今本各本《竹书纪年》都没有。《竹书》又说：戴震说，上面应增“《纪年》”二字。守敬按：上文已经引用《纪年》，所以这里省略，不必增补。不过既然已经说惠成王十二年修筑长城，又说十五年修筑，文意不通；应作“《竹书》又云”，大概是把两种记载都保存下来。这是梁惠王十五年修筑的长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在“惠”下增“成”字。全祖望说：郑国就是韩国。梁国的城在惠成王十二年修筑，韩国的城则在惠成王十五年修筑，所以记载了两次。但根据《史记·世家》《年表》，梁国的长城到惠成王十九年才开始修筑，与《竹书纪年》相冲突。守敬按：全氏的意思大概是，第二次引用《竹书纪年》，是承接上文“郑所城”来说，认为从亥谷以南郑国修筑的城，是惠成王十五年的事；因此在上文增字作“郑筑也”，以相互照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赵一清也改动了《水经注》，把“济水”改作“济渎”，说：“济水”应当作“济渎”，所谓“北则济渎”就是这个意思。守敬按：赵氏的意思，是把南济称为济水，把北济称为济渎，所以在这里叙述北济时，把济水改为济渎；在后面叙述南济时，又把“济渎自济阳县故城南”一句中的济渎改为济水。他不知道郦道元时代，济水有时通流、有时阻塞，所谓济水都属于济渎，只是分为北济、南济两条分流，并没有济水、济渎意义不同的区别。因此，叙述北济时多称济渎，也称济水；叙述南济时多称济水，也称济渎。郦道元故意交错使用这些名称，使人知道济水就是济渎，济渎就是济水。看后文所说的菏水、酸水也称菏渎、酸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赵氏不能明白这一层意思，所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动文字。况且下卷所说“南为菏水，北为济渎”，是相对于菏水而言，笼统把济水称为济渎；因为济渎在菏水以北，所以说北面是济渎，并不是专指北济称为济渎，也不能作为北济称济渎的依据。戴震不改，大概是稍微领会了郦氏的意思。原武县，西汉、东汉时属河南，魏末为原武郡治所，西晋废除，后魏又复置；天平初年时，其所属的广武郡，郦道元当时则属荥阳郡。《地形志》记载，原武县有原武城，大概不是原武县旧治所在。《一统志》说，就是今天阳武县的县治所在地，也是《春秋》所说的原圃。按：《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皇武子说：“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杜 杜预《注》说，中牟县以西有圃田泽。圃田泽的详细情况见《渠水》篇。《穆天子传》第五卷说：“祭父从圃郑来拜谒天子。”[二九]夏季庚午日，天子在洧水之滨饮酒。朱谋《笺》说：“洧”字有的本子写作“涌”。赵一清说：“洧”字没有错误。于是又派祭父前往圃郑，这就是这件事。这里就是王莽时期所称的原桓。济渎又向东流经阳武县旧城北面。又向东截断长城，这是魏国修筑的。朱谋在“筑也”二字上认为有脱文，戴震于是把“筑也”二字看作衍文。赵一清依据全祖望的校勘，增补了“郑”字。守敬按：这些说法都不对，只应当增补“魏”字，现今订正。按《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年，龙贾率军在西部边境修筑长城。从亥谷以南，是郑国修筑的城墙。自“亥谷以南”至“郑所城矣”九字，今本各本《竹书纪年》都没有。《竹书》说：戴震说：上面应增“纪年”二字。守敬按：上文已经引用《纪年》，所以这里省略，不必增补。只是既然说惠成王十二年修筑，又说十五年修筑，文意无法贯通，应当作“《竹书》又云”，大概是把两种记载都保存下来。这里说的是梁惠王十五年修筑。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在“惠”字下增“成”字。全祖望说：“郑”就是韩国。梁国的城墙是在惠成王十二年修筑的，而韩国的城墙是在惠成王十五年修筑的，所以两次分别记载。然而根据《史记·世家》和《史记·年表》，梁国城墙直到梁惠王十九年才开始修筑，这与《竹书纪年》相冲突。守敬按：全祖望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再次引用《竹书纪年》，是承接上文关于郑国筑城的记载，意思是从亥谷以南、由郑国修筑城墙这一件事，是惠成王十五年的事。因此，他在上文增补文字，改作“郑筑也”，以便前后照应。不过考察魏惠成王十五年，并没有郑国筑城的事情。只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引用《竹书纪年》说：“惠王十五年，派将领龙贾修筑阳池[阳池见《阴沟水注》。]，用来防备秦国。[今本《竹书》脱漏此文。]”因此，十五年修筑阳池，仍然是魏国的事情，不是郑国的事情。全祖望没有查到这件事的出处，所以误认为是郑国事。但十二年修筑长城，十五年修筑阳池，《竹书》记载的是两件事，郦道元似乎把它们当成了一件事，也不正确。

译《郡国志》在《河南尹》卷“卷县”条下说：“长城从卷县经过阳武到达密县。密县详见《洧水注》。 ”这就是正确的记载。会贞按：《日知录》认为龙贾所筑的，是魏国从郑国边境到洛水一带的长城，[见《渭水注》。]而《续汉书·郡国志》所说卷县的长城，是韩国的长城。考察可知，阳池就是今天原武县县治所在之处，正是汉代卷县的地域。依照《水经注》的说法，这段长城由魏、韩两国分别修筑：卷县到阳武之间是魏国修筑的，阳武到密县之间是韩国修筑的，所以引用《郡国志》作总结。济水又向东流，经过酸枣县县名详见本书下卷的乌巢泽。朱本“泽”字下有“北”字，并把这十三个字误作《经》文。戴震改作《注》，把“北”字放入下一句，说：“考察乌巢泽在阳武以东、封丘以西，也是《水经注》中叙述北济所经过的地方。”全祖望、赵一清也都改作《注》。全祖望仍以“泽北”断句。赵一清说：“北”字是衍文。戴震把“泽北”以上的“北”字放入这一句，倒置为“泽北”，赵一清也如此。有故市亭。朱本没有“市”字，赵一清增补并说：“故”字下面脱落了“市”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文说：“袁氏的辎重有一万多辆，驻扎在故市乌巢屯。”就是这个地方。故市，西汉时是县，东汉时撤省。全祖望、戴震也都增补“市”字。守敬按：故市县的旧城在前文黄水下，距离这里很远，不可能在乌巢泽北面。这里的故市，大概是东汉末年迁置的，不久又废弃，所以旧址有故市亭。《方舆纪要》把它们混为一处，说汉代县制到晋代才废除，是不对的。赵一清也没有能够加以辨析。《晋太康地记》说：“泽在酸枣县东南。”朱本脱去“在酸”二字。《笺》说：“谢氏说，宋本作‘泽在酸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增补了这几个字。守敬按：《通典》说，乌泽在酸枣县东面。在今天延津县的西南面。过去曹操采纳许攸的计策，在这里击破袁绍的军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军”改作“运”。守敬按：《魏志·荀攸传》记载，荀攸对曹操说：“袁绍运送粮车很快就要到了，现在攻击可以击破他。”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拦截攻击，烧毁了袁绍的辎重。后来许攸前来投降，说袁绍派淳于琼等人率领一万多士兵迎接运粮队，军官骄傲、士卒懈怠，可以拦截攻击。《武帝纪》也说这是荀攸、许攸两人共同谋划的，这里却专门归于许攸，是依据《武帝纪》注文和《曹瞒传》。济水又向东流。经过封丘县北面。朱本没有“北”字，全祖望本相同。赵一清把下文的“南”字接到上句。戴震增补“北”字。守敬按：《经》文说“向东流经过封丘县北面”，《注》上文叙述南济经过封丘县南面，因此这里的北济应当经过封丘县北面，以与《经》文相应；“封丘县”下脱“北”字是毫无疑问的。戴震增补“北”字，是正确的。全祖望不敢增补，是因为没有能够审慎考定《经》《注》所记水道。赵一清不顾北济究竟流经何方，只因看到下文“南燕”有“南”字，就把“南”字截取接到上文。对于不可随意移动的水道，竟然任意安排文字，简直像儿戏。何况南燕县，郦道元在本篇下卷明明说作“南氏县”，怎么能删去“南”字？会贞按：封丘县，西汉、东汉、魏、晋、后魏都属陈留郡。《地形志》说，封丘县治在封丘城。因此魏以前县治没有迁移。《元地理志》说，金代时黄河淹没县城，于是迁到新城；元初又迁回旧城。所以《一统志》说封丘县旧城就是今天的封丘县治。不过考察今天的封丘县在浚仪县东北面，而《注》上文叙述南济向东流经封丘，又向东流经大梁城，[城见《渠水注》。那么封丘就在今天浚仪县的西北面，应当位于今天封丘县以西；魏代的县治并不是今天的县治。大概金代以前曾经迁移过县治，只是地理志没有记载。南燕县县名详见《河水注》第五卷及本篇下卷的延乡。会贞按：《书钞》卷四十八引用《陈留风俗传》说：“封丘，是古代燕国的延乡。它在《春秋》中叫长丘。”应劭说：《左传》记载，宋国在长丘打败狄人，俘获长狄缘斯，就是这个地方。会贞按：《文选·东征赋》李善注引用应劭的话比较简略。宋国击败狄人的事见《左传·文公十一年》。汉高帝把翟旴戴震作“盱”。封为侯国。朱本脱去这三个字，全祖望、赵一清本也相同，戴震增补。赵一清说：《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记载，简侯翟旴在汉高帝十一年七月受封。受封地点的地名已经脱漏。郑玄认为翟旴受封地在延乡，不知道依据是什么。考察《地理志》封丘县注文，孟康说：《春秋传》所说在长丘打败狄人，就是今天的翟沟。《封丘县志》说，翟沟因翟母而得名，翟母的墓在县西南，沟就在墓前。《陈留风俗传》说，高祖和项氏交战，在延乡陷入困境，有翟母使他免于灾难，所以把延乡改为封丘县，并把延乡封给翟母。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一。这样看来，封在延乡的是翟母，[三一]不是翟旴。又考察《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关于侯爵功劳的记载说，翟旴在汉高帝二年任燕县令，后来又坚守燕地，因此受封为侯。难道“燕”就是“衍”，只是由于读音转变，字也随之改变了吗？守敬按：“衍”和“延”读音相近。郑康成把“望衍”读作“望延”，就是这样。也有人认为翟旴就是翟母的儿子，难道最初封翟母为侯，到汉高帝十一年翟母去世后，又由翟旴继承封爵吗？濮水从这里流出。濮水详见本篇下卷。济水又向东流，经过大梁城城名详见《渠水注》的赤亭北面。守敬按：这个赤亭，各种地理志都无法考证。《方舆纪要》说，赤冈在开封府东北十二里；《水经注》说，渠水向东南流经赤城北面，就是赤冈，今天名为霍赤冈。《一统志》说，赤冈在祥符县东北二十里；《水经注》说，渠水向东南流经赤城北面，就是赤冈。这样所说的赤冈，距离大梁城北面不过二十里，还在南济以南；说渠水经过它北面尚且不可能，更不用说北济了。我认为，郦道元所说的赤亭，应当在南济所经之地的北面，向南距离大梁城约四五十里，所以北济能够经过它的北面。它不仅不是后世的赤冈，也不是《渠水注》所说的赤城，[《渠水注》的赤城是西赤城，辨析见该篇。]这实在是由于赤亭早已毁废，各地志书不能确切指出它的位置，因而把赤冈当成赤城。如此一来，《水经注》就无法解释通了。郦道元依据地图撰写此书，怎么会不分清南北就贸然下笔？后世方志的附会，大多都类似这样，不足为据。济水又向东流。又向东流经过平丘县南面。守敬按：西汉、东汉、魏代的平丘县都属陈留郡，晋代废除。《长垣县志》说，平丘在今天长垣县西南五十里。

译这是北济。朱本把这三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这个县的旧地属于卫国。会贞按：《释例》所列卫国地域中，有长垣县西南的平丘城。《寰宇记》引用《陈留风俗传》说，平丘城是卫灵公的封邑。《春秋·鲁昭公十三年》记载，诸侯在平丘会盟，会贞按：“鲁昭”上面原本应有“《经》书”二字[三二]。就是这个地方。县中有临济亭，是田儋死去的地方。守敬按：这两句是《续汉书·郡国志》的文字。《史记·田儋传》说，秦将章邯包围魏王咎于临济，齐王田儋率兵救魏，章邯在临济城下杀死 田儋，就是这个地方。但《史记正义》说，临济是今天齐州的临济县。不知道它所说的临济，其实是汉代的狄县，汉安帝时才改名为临济，[见本书下卷。]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临济这个名称，胡三省已经辨明了它的错误。又有曲济亭，都在济水旁边。朱本把这六个字截到下一句，并把后三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全祖望、赵一清删去“者”字。这两座亭都应当在今天长垣县西南。又向东流经过济阳县北面。这是北济。朱本脱去“北”字，把后两个字误作《经》文；赵一清、戴震增补“北”字并改作《注》，全祖望知道这是《注》文，因此写成“济水”二字。守敬按：全祖望不对。从武父城北面开始，朱本下面有“圈称曰”三个字，《笺》说：这三个字是衍文。戴震说：因为下文立即引用圈称所撰《陈留风俗传》，所以传抄错误而导致衍出这三个字。阚骃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记载，《十三州志》十卷，为阚骃所撰。说：武父城在济阳县西北。会贞按：《春秋·桓公十二年》记载，鲁桓公会见郑伯，在武父结盟。杜预注文说，陈留郡济阳县东北有武父城。《释例》也作东北，与阚骃所说的西北不同。郦道元叙述北济向东流，先经过武父，后经过济阳，因此认为武父在县西北，所以专门采用阚骃的说法并加以引用。《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文说，济阳县有武父乡，在今天东明县西南。是郑国的城邑。会贞按：杜预《春秋》注文说是郑国土地，《释例》也相同。《谷梁传》注文同样如此。高士奇说，有人认为郑国土地不在这里，怀疑它是宋国土地。郦道元大概没有把郑邑说当作定论，所以在下文又引用《陈留传》关于宋地的说法。向东流经济阳县旧城北面。圈称《陈留风俗传》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记载，《陈留风俗传》三卷，为汉代议郎圈称所撰。说：济阳县的旧地属于宋国。《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三十年，会贞按：今本《竹书》作周显王二十八年。修筑济阳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记载相同。应劭说：济川国，就是今天陈留郡的济阳县朱本脱去“留”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守敬按：钱大昕说，济川国在汉武帝建元三年被撤除，当时应当改为济川郡；到元狩初年，郡治迁到陈留，于是改为陈留郡。《汉书·地理志》没有详细说明济川王国所在的地方，也是文字脱漏。不过这样看来，这个济川国与吕后时期的济川国并不是同一个。再次叙述北济，到这里暂时停止。又向东流经过冤朐[三四]县南面。赵一清说：考察《汉书·地理志》作“冤句”。颜师古说，读音为“劬”。守敬按：《史记·惠景间侯者表》作“冤朐”，《汉书·卢绾传》作“宛句”。又向东流经过定陶县南面。这是南济。朱本把这三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济渎赵一清把“济渎”改作“济水”。守敬按：不对。南济起点的再次叙述，详见前文。从济阳县旧城南面流出，向东经过戎城北面。根据杜预的说法，戎城在济阳县东南，即今天菏泽县西南。《春秋·隐公二年》记载，鲁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守敬按：“隐公”上面应当有“经书”二字。杜预说：陈留郡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就是这个地方。济水又向东北流，菏水从东面流出。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并把“河”改为“菏”。守敬按：《禹贡》说，济水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流到菏。由此可知菏水在定陶以东，班固《地理志》和《水经》都这样记载。这里还在定陶县之前，只不过是一条小水，怎么能突然称作菏水？这与《禹贡》、班固《地理志》和《水经》都不相合。郦道元依据旧籍，虽然喜欢炫博猎奇，却从不轻易妄加改断；堂堂经典，怎么会有这样颠倒错乱的情况？或许是当时当地俗称鄙名，郦道元只是随俗记载罢了。济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冤朐县旧城南面。守敬按：西汉、东汉、魏、晋、后魏的冤朐县都属济阴郡。《地形志》说，▯句县治在冤句城。位于今天菏泽县西南。吕后元年，把楚元王的儿子刘执封为侯国。朱本《笺》说：孙氏考证，《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是汉景帝封的。守敬按：《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都说是汉景帝元年封侯。“执”应作“埶”。《索隐》说，“蓺”读音为“艺”。王莽时期改称济平亭。济水又向东流，经过秦国丞相魏冉墓南面。朱本把上面十个字误作《经》文，并脱去“南”字。《笺》说：宋本“冢”字下面有“南”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并增补“南”字。戴震说：现在考察魏冉墓和恭王陵，都位于冤朐以东、定陶以西，也正是《注》中叙述南济所经过的地方。守敬按：《史记·穰侯传》说，增加封地于陶。《集解》引徐广说，有的本子作“阴”。《索隐》说，陶就是定陶。徐广说，作“阴”是因为“陶”“阴”二字本来容易混淆。王劭说，定陶确实有魏冉墓，作“阴”是错误的。现在考察曹县冉堌有冉子仲弓墓，《山东考古录》认为那是秦国丞相魏冉的墓，不是冉子仲弓的墓。有人怀疑定陶当时属于齐国，秦国不可能越过国境把它封给魏冉。根据《史记·魏世家》，魏安厘王时[三五]，无忌说：“秦军长驱直入大梁北面，向东到达陶、卫两地的郊外。”《正义》说，陶是曹州定陶；卫是宋州楚丘县，卫文公曾在那里建都。秦军一路攻取了这些地方的郊区。魏昭王元年，就是秦昭王十二年。[三六]《六国表》说，魏冉任相是在秦昭王时期。考察《魏世家》的记载，可以作为陶地当时属于秦国的证据。

译魏冉是秦宣太后的弟弟，取代客卿寿烛担任丞相，封地在穰，后来又增加陶地作为封地，号称穰侯。守敬按：《寰宇记》说，穰侯城在济阴县西北十七里。魏冉的财富超过王室。范雎游说秦王，秦王醒悟到魏冉专擅权力，于是免去他的丞相职务，让他到封地去；魏冉出关时，辎重车辆有一千乘，最终死在陶地，便在那里安葬。守敬按：以上是《史记·穰侯传》的文字。世人称它为安平陵，墓南面倒塌的碑还保存着。济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定陶恭王陵南面。朱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守敬按：陵墓在今天曹县西北五十里。汉哀帝追尊定陶王为恭皇，把周邱筑成城，作为陵邑。定陶恭王是汉哀帝的父亲。哀帝即位后，母亲丁太后在建平二年去世。哀帝说：“应当在恭皇的园陵中修建陵墓。”于是安葬在定陶。朱本把“遂”误作“送”，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守敬按：《汉书·哀帝纪》作“遂”，这里大概是因字形相近而误写，现在订正。陵墓在今天曹县恭皇陵旁边。其规模和声势震动山东。守敬按：《哀帝纪》说，征发陈留、济阴等邻近郡国五万人，开挖墓穴并覆土。这句话是郦道元概括来说的。[三七]王莽掌权后，贬低丁姬的称号，打开她的棺椁，火焰冲出，高达四五丈，官吏和士卒用水浇灭，才得以进入，烧毁棺椁中的器物。守敬按：《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引用这段文字，“椁中”作“冢中”。公卿派遣子弟以及诸生、四夷等十多万人，拿着作业工具，帮助将作大匠挖平恭王母傅太后的坟墓，傅太后的陵墓详见《渭水注》，以及丁姬的墓，二十天内都夷为平地。王莽又在墓地四周遍插荆棘，把这件事作为后世的警戒。后来有几千只燕子衔来泥土，投入丁姬墓穴中。守敬按：从“王莽掌权”以下，是《汉书·外戚传》的文字。“竁”字，《汉书》作“穿”。《太平广记》引用这段话也作“穿”，本注作“竁”，大概是郦道元有意改写。《说文》说：“竁，是挖地。”现在看她的坟墓，高大而且仍然很秀美，怀疑这里应当作“存”。墓地的角落和高处相互连接，外郭环列数重，正面开有重重门。南门里面，两旁道路上有两座倒塌的碑，世人还称作丁昭仪墓，又称长隧陵，大概被毁掉的只是傅太后的陵墓。丁姬的坟墓，实际情况与史书所说不完全相同，毁坏并不严重，未必完全像史书记载的那样。《一统志》引用旧志说，大概是后汉时期重新安葬过。坟南，朱本把“坟”误作“渎”，赵一清改正说：“渎南”应当作“坟南”，就是丁姬坟墓。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改动。这里是魏代济阴郡的郡治。朱本作“魏郡的郡治”，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会贞按：“郡”字上面有脱文。《一统志》说，汉哀帝时期，定陶恭王葬在这里，世人称为左城，后魏称为孝昌城。《地形志》说，西兖州在孝昌三年设置，治所在定陶城，后来迁到左城，统领沛郡、济阴郡。又说，沛郡在兴和二年设置，治所在孝昌城。这样看来，《一统志》把左城视为孝昌城，所以表中说魏代沛郡治在左城。然而这里《注》叙述南济，先说经过左城，后说经过定陶县；下文先叙述泛水经过济阴郡，后叙述菏水经过定陶县，却不说泛水经过沛郡，因此沛郡不在这里。《续山东考古录》认为，魏代济阴郡治在左城，沛郡治在孝昌城；孝昌城在左城西四十里，就是沛郡郡治。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郡治”上面脱去“济阴”二字，现在订正。世人称为左城。会贞按：城在今天曹县西北六十里。又称作葬城，大概是恭王陵寝所在之处。济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定陶县旧城南面。朱本把这十二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守敬按：《寰宇记》在济阴县条下说，济堤就是济水的旧河堤。《国都城记》说，自从重新开通汴渠以来，旧济水就断绝了；如今济阴、定陶城南只有济堤和干涸的河道，都没有水。西汉、东汉、魏、晋时期，定陶县都是济阴郡郡治[《晋志》把“阴”误作“阳”。]后魏郡治在县城左侧。[见上文。]《地形志》说，定陶有定陶城，城在今天县城西北四里。水流沿城边向东流。朱本《笺》说：“也”字似乎有误，怀疑应当作“此”。赵一清说：“也”字没有错误。该县的旧地是三鬷国。商汤追击夏桀，讨伐三鬷，就是这里。会贞按：《尚书大传》说，夏军大败，商汤追击他们，于是讨伐三鬷。孔安国《传》说，就是今天的定陶。《续汉书·郡国志》说，定陶有三鬷亭。《元和郡县图志》说，在济阴东北四十九里。位于今天曹县西南。周武王把弟弟叔振铎封在这里，所以是曹国。朱本把“也”字误置在“邑”字上面。《笺》说：宋本作“叔振铎之邑，故曹国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此改正。这两句是《汉书·地理志》定陶县条下的文字，本于《史记·曹世家》。汉宣 帝甘露二年，把济阴改为定陶国。会贞按：这是《汉书·地理志》济阴郡条下的文字。《宣帝纪》《楚孝王嚣传》和《世系表》记载都相同，彼此详细情况见下卷。王莽时期改称济平。战国时代，范蠡洗雪会稽之耻后，便改名换姓，寄居在陶地，成为朱公。因为陶地位于天下中心，各诸侯国四通八达，是货物交易的地方。范蠡经营产业积累了几千金，富裕后喜欢施行仁德；子孙继承事业，终于积累到巨万。所以说到富人，都称为陶朱公。会贞按：以上是《史记·货殖列传》的文字。水流又转弯，从县城东北方向流去。

译这是南济。朱本把这三个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注》。又向东北流，右侧汇入河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下文的“河”都改作“菏”。赵一清说：根据《太平御览》《寰宇记》引用的这段文字校勘。守敬按：这就是上文所说从东面流出的河水，不应改为菏水；而且《太平御览》引用《晋书·地道记》说，济水和菏水在经过定陶以后才相会。今天的《寰宇记》本出自抄本，也可能是后人浅陋地改成这样的。水流上承济水，朱本“水”字下面有“渎”字，全祖望、戴震删去。它在济阳县东面，世人称为五丈沟。守敬按：这条河水从济阳县东面承接济水，到定陶东北面注入济水，大概从今天菏泽县西南流到定陶县北面，源流不过几十里；世人所说的五丈沟，专指这条水流。但《元和郡县图志》在鱼台县条下说，菏水就是济水，又名五丈沟，把济水下游分出的菏水也加上了“五丈”的名称。《九域志》说，五丈河就是《禹贡》的菏泽，从京城向北经过陈留直到郓地，河面宽五丈，旧名五丈河；这又把济水的水流一并称为五丈河，与这里《注》所指的水流不相合。《方舆纪要》说，五丈沟在曹县西南五十里，现在已经干涸。它所说的也是后世的五丈河。水流又向东，经过陶丘北面。会贞按：钱坫说，陶丘在今天定陶县西南七里。《地理志》说：《禹贡》所说的陶丘，在定陶西南。陶丘亭在南面。赵一清说：考察《地理志》，定陶县条下文字是“《禹贡》陶丘在西南，陶丘亭”。现在《注》把“《禹贡》”二字放在“定陶”之前，是不对的。而且“陶丘亭”下面似乎是今本《汉书》脱去了“在南”二字，应当依据这里的文字补上。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定陶县条写作“《禹贡》陶丘”，应断读为“在西南陶丘亭”，意思是定陶的陶丘亭就是《禹贡》所说的陶丘。陶丘本来没有亭，后来有人建亭作为标志。郦道元把陶丘和陶丘亭分成两个地方，以“陶丘在西南”断句，于是改作“《禹贡》定陶西南有陶丘”，又在“陶丘亭”下面增补“在南”二字，实际上不符合《汉书·地理志》的通常体例。赵一清认为郦道元把“《禹贡》”放在“定陶”上面不对，却没有想到，如果按照《汉书·地理志》把“在西南”断句，把“《禹贡》”放在“定陶”上面也没有不合。戴震改作“《禹贡》陶丘在定陶西南”，仍然与郦道元的改文没有区别，所以不能判定下句“在南”是衍文。赵一清却想用“在南”去补《汉书·地理志》的缺文，以证明郦道元的错误，实在荒谬。有人怀疑郦道元一向拘守《汉书·地理志》，他所见到的版本或许与今本不同，却不知道即使那个版本把陶丘、陶丘亭分成两个地方，也仍然是错误的书写，不足为据。墨子认为这里是釜丘。守敬按：今本《墨子》中没有这段文字。《竹书纪年》说，魏襄王十九年，会贞按：今本《竹书》作周隐王十五年。薛侯到釜丘朝见魏王，就是这件事。守敬按：《注》引用《竹书》到这里为止；和今本对照，这就是所谓“今王”。杜预《春秋后序》说《纪年》记到哀王为止。徐广、司马贞引用“今王”时，都说是哀王。考察《史记·魏世家·集解》，荀勖说，和峤认为《纪年》终于魏国的今王；所谓今王，就是魏惠成王的儿子。考察《太史公书》，只称惠成王为惠王。惠王的儿子叫襄王，襄王的儿子叫哀王。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襄王在位十六年去世，惠王、襄王合计五十二年。现在根据古文记载，惠成王实际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后称为元年，改元后的第十七年去世；《太史公书》错误地把惠成王的一生分成两位君王的年数。《世本》说，惠王生了襄王，没有哀王。这样看来，所谓“今王”就是魏襄王。根据这一点，郦道元称为襄王，是正确的。杜预等人说是哀王，大概是被《史记》误导了。《尚书·禹贡》所说“疏导济水，从陶丘北面流出”，朱本把“济”误作“河”。赵一清 说：考察《尚书·禹贡》“导沇水”以下的文字，是“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流到菏”；郦道元引用的文字把次序颠倒了。守敬按：《禹贡》说，济水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又向东流到菏，因此这里把“济”写成“河”无疑是错误。赵一清改作“菏”，这样就成了菏水在陶丘上游；他凭主观臆断妄加判断，反而诬说郦道元颠倒《禹贡》的文意。全祖望、戴震也随之改动，实在不可理解。说的就是这个。菏水向东北流，从定陶县北面流出，转弯后在左侧汇入泛水。泛水向西分出济渎，向东北流经济阴郡南面。守敬按：这里指魏代治所在左城的济阴郡，详见前文。《尔雅·释水》说：“济水分流称为濋。”吕忱说：“水流决开后又重新汇入，叫作泛。”戴震说：考察《尔雅》，那里应是“泛”字，读音近似；而这里泛水下面说“取其泛爱”，读音不同。郦道元误引了。守敬按：《通典》说，济阴有泛水，是汉高祖即位的地方。“泛”读作泛爱之“泛”。又《金史·地理志》说，济阴有泛水，即泛水，足以证明这里的“泛”字不是“似”的读音。泛水又向东流，汇入河渎。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泛水在济阴县南面。这里《注》叙述泛水从济水分出，位于河水承接济水之后；还没有经过定陶，就流入河水，因此它的流程比河水还短。《方舆纪要》说，泛水在曹州西南三十里，又在定陶县西北十里，现在已经淤塞。过去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就在定陶泛水北岸即皇帝位。会贞按：《汉书·高帝纪》只说在泛水北岸即皇帝位。《叔孙通传》说，在定陶为皇帝；这里兼采两处记载。《寰宇记》说，汉高祖坛在济阴县东北二十里；汉高祖五年在定陶泛水北岸即位，所以修筑此坛。张晏说，泛水在济阴境内，取其广泛施爱、广大而向下润泽之意。会贞按：《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用张晏的话，《史记·高祖纪·正义》也引用了这段话。“泛水”的“之”字，朱本脱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事情就在这里。河水又向东北流。朱本把“河”作“泛”，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说：“菏”字，原本误作“河”。

译近刻本误作“泛”。会贞按：戴震所说的原本，是《永乐大典》本，足以证明原文作“河”。浅陋之人因为上文说到泛水的名称，便认为这里仍然承接泛水，凭主观臆断改作“泛”，却不知道上文已经说泛水汇入河渎；汉高祖即位的一段，是补充说明泛水的故事。这里是远承“泛水汇入河渎”一句，继续叙述河水的流向。经过定陶县南面，又向东北流，在右侧汇入黄水的支渠；这条渠上游承接黄沟。会贞按：这条渠应当在今天定陶县东面。它向东北汇入河水，然后向北注入济渎。校勘记 [一]“李濂《游济渎记》……应当是济水的西源。”按：这是转引《禹贡锥指》卷十五第二页“水从西南流出，向东北流，注入济水”下面的注文。[二]“考察泷河从县西北的莽山流出。”按：《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引用刘漪《泷水论》的话，比熊氏的按语记载得更详细。[三]“孙汝澄说，波县应当作汲县。”按：戴震说：考察湨水所经过的地方，是今天济源县东南二十里的波城；这并不妨碍说是封汲侯，或者“波”字误作了“汲”字。[四]“无比城……《通鉴注》作无鼻。”按：《通鉴》页四四〇一注文说：“东面有无辟邑，称为无鼻城。” [五]“徐广说：河内郡平皋县有李城。”按：标点本《史记·平原君传·集解》引用时作“成皋”，《续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条下作“平睾有李城”。[六]“《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夷仪城在龙冈县西一百四十里。”按：聚珍本《元和郡县图志》脱去了“一百”二字。[七]“荥阳以东正是古代荥泽的地域。”按：《要删续补》卷七作“荥阳东北”。[八]“石门在荥阳山北一里。”按：《清一统志》卷一百五十引用刘昭的话作“石门在荥阳水北一里”，是错误的。根据《地形志》，北豫州荥阳郡荥阳县条下有荥阳山和石门城，仍应作“山”。[九]“怀疑《注》所说的再次修缮，就是开凿石门的事情。”按：《注》说：《石铭》记载“建宁四年……黄场石也”。郦道元的意思是，《石铭》只剩下这十一字，主持官吏的姓名已经磨灭，无法再辨认。到魏太和年间又重新修缮，拆除旧的、增加新的，石上的文字也随之沦失，已经没有任何留存。这样一来，就连这仅存的十一字也不复存在了。因此把太和确定为魏代年号。[一〇]“会贞按：《汉书·高帝纪注》……《括地志》。”按：熊氏引用的孟康之说出自《汉书·高帝纪》。至于《括地志》以下的内容，则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正义》。现在在《疏》的“《括地志》”上面校补“《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八字。[一一]“堤坝因蚂蚁洞而溃决，见《后汉书·陈忠传》。”按：章怀太子注引用《韩非子》说：“千丈高的堤坝，会因为蚂蚁蝼蛄的洞穴而溃决。” [一二]“用这番话来劝勉他。”按：“说”与“悦”相通。《毛诗·豳风·东山序》说：“用喜悦来使百姓，百姓便忘记死亡。”《释文》说：“说，音悦。”孔颖达《正义》说：“百姓都感到喜悦。悦以使民，民忘其死”，这是《周易·兑卦·彖辞》的文字。[一三]“怎么能够湮没……全祖望改‘不’，赵一清、戴震改作……”按：朱本《笺》把“安”误作“亦”，《笺》说应当作“安”；全祖望校改，把“亦”改为“不”。现在在“全”字下面增补“改不”二字。[一四]“这里‘堡固’连称，是说把流民聚集到堡垒中；‘堡’字没有错误，不必改。”按：全祖望、戴震把“堡”改作“保”，是正确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九在大索城条下说：“聚集流散之民，守护并巩固这座城。”既然“守固”就是保卫巩固之意，《魏志·孙放传》所说“保固险 阻”也可以作为证明。[一五]“追赶它的人认为一定没有人。”按：查考《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都作“追赶它的人因为鸟在无人之处”，这是“为”字、“鸟”字形近而造成的讹误；“鸟在无人之处”在意义上也比较通顺。[一六]“朱本把‘嗥’作‘●’。”按：古代“皋”字有一种写法作“睪”，这些字都以“皋”为声旁。《虞书·皋陶》《列女传》作“睪”，《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传文说“越皋如”，《春秋繁露》引用时作“大夫睪”。《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有成睪县，《汉书·地理志》作“成皋”；河南郡平睾县，《汉书·地理志》作“平皋”。《尚书·禹贡》说“到达大伾”，张揖说是成睪县的山。《续汉书注》引用《皇览》说，北面有睾陶祠。因此“睾”“皋”在古代可以通用，朱本《笺》并没有错误，赵一清的说法不确切。[一七]“《方舆纪要》说，在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按：《方舆纪要》在荥阳县“荥阳城”条下引用《括地志》，说在今天荥阳县西南十七里。[一八]“《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都说晋泰始初年设置荥阳郡。”按：《晋书·地理志》说在泰始二年，《宋书·州郡志》说在泰始元年，所以称为“初年”。《寰宇记》也作“二年”。[一九]“能够尽忠守节吗？”按：这句话是郦道元增写的，《史记》和《汉书》都没有。[二〇]“司马贞引用文颖的说法。”按：《史记》只有《集解》和《正义》，没有《索隐》。[二一]“赵一清说：考察春秋时期的衡雍，后来改称垣雍。”按：《方舆纪要》卷四十七说：春秋时期这里属于郑国。它引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军，返回时到达衡雍”，以及《左传·文公八年》“鲁国公子遂在衡雍会见晋国赵盾”。[二二]“守敬按：这是《经》文，‘文公’上面应当有‘《经》书’二字。”按：这里不必增补。郦道元《注》中凡是引用《春秋》、直接抄录原文的地方，通常在前面冠以“《经》书”二字；传抄时脱落则不一定，这是全书的通例。《文公二年》夏六月，《经》书写道：公孙敖会同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但《注》省略了这段文字。《文公二年》夏六月《经》书写道：公孙敖会同宋公、陈侯、郑伯、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但《注》省略了这段文字。[二三]“《括地志》说，宅阳城在荥阳县东南十七里。”按：《史记·魏世家·正义》引用《括地志》作“宅阳故城”，又名北宅。[二四]“《竹书纪年》说：惠王十三年……朱氏因为刻本脱落而失去了‘成’字。”按：上文《注》引用《竹书》作“惠成王九年”；《疏》所说《注》引用《纪年》，其中书名或君王名也常常出现错写。[二五]“考证：瑶城南梁在贞定王七年，不是元王七年，沈氏的说法错了。”按：《四库全书》珍本沈氏书中说：“考证《左传》，贞定王七年，晋国的荀瑶筑南梁城，没有筑宅阳的文字。”这个说法没有错误。[二六]“阎泽赤被封为侯国。”按：这句话下面，朱《笺》引用了孙汝澄的说法。把它记下来，是为了保存孙氏考订的辛劳；《疏》中常常删没这些内容，不应省略。

译[二七]“郭璞《注》认为这是赵郡的房子县。”按：房子县在西晋时是冀州治所，属于赵国。到后魏时才撤销赵国，改置赵郡；郭璞生活的时代不可能说是赵郡。[二八]“《方舆纪要》说，在今陈留县东北三十里。”按：敷文阁本作“三十里”。《括地志》说：“小黄故城在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据此把“五十”改为“三十”。[二九]“祭父从圃郑来拜见天子。”按：今本《穆天子传》没有“天子”二字，这大概是郦道元根据意思补入的，现在加上括号。[三〇]“《书钞》卷四十八引用《陈留风俗传》。”按：《书钞》比《艺文类聚》卷五十一“妇人封”条所引的文字多十五字，原文是：“封丘，是魏地，原来是燕国的延乡，六国时期又向南归属魏国。”据此可知，《陈留风俗传》原文作“故燕之延乡”，没有“南燕”的“南”字。赵氏把“南”字归到上文，应该依据《书钞》。[三一]“这样说来……就是翟母……了。”按：“然则”下面抄漏了“封于延乡者”五字，现在补入。上面的“见《类聚》五十一”六字，应排作小字双行。[三二]“会贞按：‘鲁昭’上面应有‘《经》书’二字。”按：这里不必有“《经》书”二字。郦道元概括这件事用了六个字，并不是经文原句；《春秋经》原文写作“同盟于平丘”。[三三]“《史记正义》说：临济，就是今天齐州的临济县。”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用的文字相同。《史记·魏豹传·正义》说：“临济故城在溜州高苑县北二里，原来是汉代的县。”《田儋传》中没有这段文字。[三四]“宛朐。”按：《索隐》说：“宛朐，是县名，属于济阴。” [三五]“据《史记·魏世家》，是在魏昭王时期。”按：查考《魏世家》，这句话在魏安厘王时期，杨氏误记了，现在订正。[三六]“魏昭王元年，应当是秦昭王十二年。”按：据《史记·穰侯列传》，穰侯在陶地增加封邑，是在魏昭王十六年。[三七]“于是安葬在定陶，贵势震动山东。这句话是郦道元概括说的。”按：《汉书·外戚传》说：“建平二年，丁太后去世，哀帝派大司马、骠骑将军明送葬到定陶，贵势震动山东。”郦道元采用了这段话。朱氏本“送葬”上面，应有“遣大司马骠骑将军明”九字。这是郦道元为了文句简便，改用了《汉书·外戚传》中的“送”字，并依照《哀帝纪》的文字承接上文，并不是因为“送遂”二字形近而造成的错误。下文“王莽秉政”以下，则采用了《外戚传》的文字。《水经注疏》卷八。后魏郦道元注。宜都惺吾杨守敬纂辑、疏证。枝江崮芝熊会贞参订、疏证。“济水”二字，戴氏本没有。“又向东”，朱氏本“又”字上面有“济水”二字，赵氏本相同，戴氏删去。到乘氏县西面，县的情况见后文菏水条。水流分成两支。《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朱氏本作“二十四年”，《笺》说：“孙氏说，《左传》应是三十一年。”赵氏、戴氏据此改正。“分于济。”守敬按：杜预《注》说，济水从荥阳向东流，经过鲁国西部。济水。会贞按：接续上卷对南济的叙述。这里已经是曹地，向东偏北流去；朱氏本误作“北东流”，赵氏依据胡渭校本改正，戴氏也改同。流出菏泽。[一]朱氏本把“菏”误作“巨”。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为“巨”。守敬按：《经》下文正说“东北流入巨野泽”，《注》不可能先说“东北流出巨泽”。《禹贡》说，从陶邱向北再向东到达菏，考察方位，正是在这里。《注》不应遗漏它，由此可知“巨泽”本来应是“菏泽”。胡渭责怪郦道元没有说菏泽是疏漏，却不知道这里的“巨泽”是“菏泽”的讹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点，赵氏、戴氏都没有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呢？菏泽的情况详见后文菏水条。其中一支向东南流，朱氏本脱去“东”字，《笺》说：宋本“水”字下面有“东”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残宋本、《永乐大典》本都有“东”字。《初学记》卷六引用这里，作“其一东南流”，只是错误地称作《水经注》，由此可见《经》和《注》混淆，初唐时已经如此。其中一支水从县城东北流入巨野泽。朱氏本把这十八字误抄入《注》中，接在“出巨泽”之后。全氏、赵氏、戴氏改为《经》文。戴氏说：现在考察下文“《经》所谓济水自乘氏县两分，东北入于巨野”，可以证明这属于《经》文。南面的一支叫菏水。朱氏本把“菏”写作“荷”，《笺》说：克家认为应作“菏”。菏水的情况详见后文。北面的一支是济渎。朱氏本把这八字误作《经》文；全氏沿袭这一错误，赵氏、戴氏改为《注》文。会贞按：《经》说经过方与县北面的是菏水，这里不可能先列出“菏水”这个名称；“南为菏水”是《注》中预先提示的一句话。后面的《注》说“菏水从定陶东北分出济水”，正是承接这里实际叙述菏水。因此赵氏、戴氏把八字作《注》文是对的。全氏没有参照下文《经》《注》的关系，所以沿袭朱氏把它作为《经》文的错误。这条济渎指南济。流经乘氏县，与济渠、濮渠汇合。朱氏本作“濮沟”，《笺》说克家认为应作“濮渠”，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全氏、赵氏把这两句作为《经》文，[今全氏本作《注》，又是刊刻造成的错误。]并把“径”改为“过”；全氏还把“济渠”二字移到“过乘氏”之上，赵氏删去“济渠”二字。守敬按：这些都不对。《经》明明说“到乘氏县西”，又说“从县东北流”，怎么能再说“经过乘氏县”？所以这里显然属于《注》文。“径乘氏”紧接“北为济渎”而说，句首虽然没有“济”字，意思自然明白。“济渠”指北济。济水与濮水同流，所以并称济、濮；如果删去“济渠”二字，下面接着称“北济”就没有依据了。《注》对南济的叙述到这里结束。先虚写南济与北济相合，随后才具体记述北济流入巨野泽并与南济会合。北济。会贞按：这是第三次叙述北济的起点。从济阳县北面起，向东北流，经过煮枣城南面。《郡国志》说：“宛朐县有煮枣城。”会贞按：《元和志》说，煮枣城在宛朐县东北四十里。《曹州志》说，在州西南五十里。就是这里。

译汉高祖十二年，把革朱封为侯国。朱《笺》说：孙氏说，《史记·年表》作“煮枣靖侯赤”；《索隐》说，《汉表》作“革朱”，“革”音“棘”，是棘子成的后代。会贞按：《史记志疑》说，《汉表》作“端侯革朱”，《索隐》原本作“端侯棘朱”；棘、革古代可以通用。这样看来，今本作“靖侯赤”，不仅缺少侯爵的姓氏，而且把谥号也弄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五十里〕 北济又向东北流，经过宛朐县故城北面；该县情况见上卷。朱氏本把“故城北”十二字误作《经》文，全氏、赵氏、戴氏改为《注》文。戴氏说：现在考察前卷《注》文，只叙述北济到济阳为止，这里又补叙济阳以下北济所经过的地方。又向东北流，经过吕都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于济阴郡，后汉废除。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说，在菏泽县西南三十里。王莽改名为祁都。又向东北流，经过定陶县故城北面。该县情况见上卷。汉景帝认为济水从定陶北面流出，向东注入。朱《笺》说：“注”，宋本作“流”，赵氏改为“流”。中六年，朱氏本“中”字下面衍有“元”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戴氏把“中六年”三字移到“景帝”之下。于是分封梁国，在定陶设置济阴国，朱氏本把“国”误作“郡”。赵氏说：考察《汉书·诸侯王表》，景帝中六年把梁孝王的儿子不识封为济阴王，这时才有“济阴”的称呼。所以《地理志》说，济阴郡，原来是梁国。景帝中六年，分出设置济阴国。不识即位两年便去世，没有后代。这样看来，这个王国已经被撤除；当时可能仍归属梁国，也可能改置为郡，《地理志》没有详细说明。又说，宣帝甘露二年，改名为定陶。这时又成为王国，曾封皇子刘嚣为王，后来刘嚣迁为楚王。到了元帝永光八年，又把皇子、山阳王刘康迁封为定陶王，这就是恭王。王子刘欣就是哀帝；他入继大统后，立楚思王之子刘景为定陶王，以奉恭王之后。两年后，又把刘景迁封到信都。如淳说，不再为定陶王立后，是因为哀帝把自己当作恭王的后嗣。所以哀帝去世后没有后代，便征召中山孝王之子刘衎即帝位，这就是平帝。当时王莽专权，正与傅氏、丁氏结仇，定陶国的废除一定就在这个时期。因此《续汉志》说，济阴郡治所在定陶。刘昭《补注》只说济阴郡原属梁国、景帝分置为国，至于事情始末也来不及详述。只是奇怪班固既然详细记载了建国的开始，却遗漏了后来设置郡的缘由，这是为什么呢？郦道元也沿袭了《汉书》的错误。全氏、戴氏改作“国”。济阴，相关内容见上卷。这是指北济，并据此命名。朱氏本把“北”误作“为”，全氏相同，赵氏怀疑有误，戴氏改正。又向东北流，与濮水汇合。朱氏本把上面六字误作《经》文，下面还有脱文。《笺》说：谢兆申认为“濮水”下面疑有“合”字，或者是“会”字。赵氏增“会”字；全氏、戴氏增“合”字，并改为《注》文。“水”字，朱氏本没有，赵氏相同，全氏、戴氏增补。承接上文济水在封丘县，守敬按：该县情况见上卷。《方舆纪要》说，濮渠在封丘县西南。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濮渠水源头承受济水。会贞按：见封丘县条下。阚骃说：水源首先承受别出的济水，就是北济。守敬按：后人把北济看作支流，就是因为阚骃“别济”的说法。它的故渠从济水向东北流，向左分流形成高梁陂，方圆三里。守敬按：陂应当在今长垣县西南；考察它北面就是别濮水汇聚的阳清湖，大概那里地势低洼，是水流分散、聚集的地方。濮水又向东流，经过匡城北面。守敬按：《四书释地》说，匡城在长垣县西南十五里，就是孔子离开卫国前往陈国时在匡地遭难的地方。守敬按：见《史记·孔子世家》。沈涛《交翠轩笔记》说，《论语》“子畏于匡”，有人认为匡是卫地，也有人认为是宋地；认为是宋地的，大概依据《庄子·秋水》和《说苑·杂言》。考察《左传·僖公十五年》，诸侯驻军于匡。杜预《注》说，匡是卫地，在陈留长垣县西南。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在承匡会见晋国的郄缺。《注》说，承匡是宋地，在陈留襄邑县西。因此匡是卫地，承匡是宋地。《续汉志》说，长垣有匡城。《注》引用《陈留志》说，孔子曾被囚禁在这里。《太平御览》州郡部引用《晋地道记》说，长垣是古代卫国故匡城所在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里、十五里、十五年、十一年〕 也是孔子遭受困厄的地方。由此可见，唐代以前都认为孔子受困的匡在卫地，只有小司马《史记索隐》错误地相信王肃《孔子家语》和伪托孔安国的《注》，把匡说成宋国的城邑。《寰宇记》说，襄邑县有古匡城，在县西三十里。从前仲尼游历到这座城，匡人误以为他是仇敌而围困孔子。这座城就是承匡城，与春秋时期的匡邑没有关系。又考察《孔子世家》，说孔子离开匡地后就经过蒲；所谓“即”，是说没有在那里住满一夜。《括地志》说，故蒲城在匡城县北十五里。《元和志》说，匡城县的故匡城在县西南十里。这样，匡距蒲只有二十五里，所以离开匡后就可以经过蒲。如果襄邑的承匡在今睢州境内，怎么能说离开那里就经过蒲呢？沈涛的说法考证得很精密。郦道元把孔子的事情叙述在卫国的匡城，是有见识的。又向东北流，向左汇合别出的濮水；别濮水在酸枣县承受黄河水。守敬按：这就是《河水》篇所说的“向东流到酸枣县西面，濮水向东流出”的地方。下文叙述濮水从黄河流出后，向东北经过棣城，又向东北经过酸枣，正是在酸枣西面流出，应当在今阳武县西北。那一篇和这一篇都说现在没有水，可见郦道元是在叙述古代情况。但《元和志》说，濮水在胙城县南二十里，从酸枣县界向西南流入；《寰宇记》所说大致相同，可见后世又恢复了水流。如今黄河迁徙决口，濮水已经干涸断流。因此杜预说：“濮水从酸枣县流出，源头承受黄河水。”会贞按：《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杜《注》作“傍河”，《释例》水名条中也作“傍河”；但隐公四年孔颖达《疏》引用杜氏说法作“受河”，与这里相同。“受”字是对的。《竹书纪年》说：魏襄王十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隐王六年。十月，大雨狂风，河水漫出酸枣城郭。今本脱去“溢”字和“郛”字。汉代堵塞了它。所以班固说：“文帝时堵塞枣野。”朱氏本误作“大堙酸枣也”。赵氏改“大”为“文”，并说《汉书·叙传》写作“文堙枣野”。全氏也把“大”改为“文”，又把“酸枣”改成“枣野”；戴氏同样改，并删去“也”字。守敬按：《汉书·沟洫志》说，孝文帝时，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冲毁金堤，于是东郡大规模征发士卒堵塞河口。并不是从魏襄王时决口，到汉代才堵塞。然而《河水注》也引用《沟洫志》的文字，说明郦道元并非不知道汉代曾再次决口；这里只是因为省略文句，造成了语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十五里、二十五里〕

译现在已经没有水了。它的故渠向东北流，经过南、北两座棣城之间。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陈留酸枣县西南有棣城。《元和志》说，南棣城、北棣城两座故城，在阳武县北十里。《开封府志》说，棣城在阳武县北十五里。《左传·襄公五年》记载，楚国子囊攻打陈国，鲁襄公在城棣会合诸侯救援陈国。濮渠又向东北流，经过酸枣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酸枣县属陈留，后魏时属东郡司州。《地形志》说，酸枣有酸枣城。《元和志》说，在酸枣县西南十五里。唐代酸枣县就是今天延津县的县治。这里是韩国都城。守敬按：《续汉志》刘昭《注》引用《陈留志》说，城内有韩王旧宫殿和宫阙。《元和志》说，酸枣故城是战国时韩王治理政事的地方，旧址还在。《寰宇记》说，《韩世家》记载韩哀侯即位后灭掉郑国，于是定都酸枣；又据《城冢记》，城是韩襄子所筑。圈称说：“古代天子建立国家、命名都城，有的采用美好的名称。”朱氏本把“令”误作“姓”。《笺》说：古本作“或以合名”，吴本改作“姓名”；《玉海》卷十五引用这段文字，也作“合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二十七年、四年、十年、六年、十月〕 赵氏改为“令名”，并说：如“闻喜”“获嘉”这一类。[四]全氏、戴氏也作同样修改。有的采用山林来命名，所以豫章以树木命名郡名。朱氏本把“郡”误作“都”，赵氏改正。赵氏说：《寰宇记》在酸枣县条下引用《风俗通》，说豫章以树木命名郡名。《困学纪闻》引用这段文字，作“豫章以木氏郡”。何焯说：“都”字是传抄错误；‘树’作‘木’，是宋人避讳的结果。酸枣因为棘树而命名，所以叫酸枣。《汉官仪》说：过去负责河堤的谒者居住在这里。城西有韩王望气台。会贞按：《地形志》说，酸枣有望气台。《寰宇记》说，望气台在酸枣县西南十五里；《舆地志》说，酸枣县西面有韩王望气台。在今延津县西南。孙子荆，孙子荆名楚，《晋书》中有他的传记。《故台赋叙》说：酸枣县门外。朱氏本把“县”误作“寺”，全氏、赵氏、戴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十五卷〕 都作同样修改；守敬根据《寰宇记》的引文改正。道路两旁有两座旧台。会贞按：《寰宇记》说，韩王的两座台都在酸枣县南十六里。《一统志》引用作西南十五里，是正确的。访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朱氏本“故”作“国”，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正。韩王听讼台。会贞按：《类聚》卷六十二引用原书到这里，《寰宇记》也引用过。台高十五仞；虽然楼台亭榭都已湮灭，朱氏本没有“榭”字，《笺》说谢兆申认为“楼”字下面应有“榭”字，戴氏、赵氏增补。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有“榭”字。但台基宽广，仿佛山岳一样。召公是大贤，尚且舍不得砍伐甘棠树。会贞按：见《诗经·召南·甘棠》篇。区区一个小国，台观却高大隆盛，向世人炫耀骄满，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所以所作赋说：“轻视连绵起伏的丘陵，几乎赶上五岳的高峻”，这是说它的壮观。城北，是韩国市场的所在地。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杀韩国宰相侠累，随后割裂自己的面孔而死。赵氏说：《战国策·韩策》和《史记·刺客列传》都作“皮面”。《索隐》说，“皮面”是用刀刺破面皮，使别人认不出自己；“披”字是错误。同样作此校改。守敬根据《寰宇记》的引文改正。道路两旁有两座旧台。会贞按：《寰宇记》说，韩王的两座台都在酸枣县南十六里。《一统志》引用作西南十五里，是正确的。访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朱氏本把“故”作“国”，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正。韩王听讼台。会贞按：《类聚》卷六十二引用原书到这里，《寰宇记》也引用过。台高十五仞，虽然楼台亭榭都已湮灭，朱氏本没有“榭”字，《笺》说谢氏认为“楼”字下面应有“榭”字，戴氏、赵氏增补。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有“榭”字。但台基宽广，仿佛山岳一样。召公是大贤，尚且舍不得砍伐甘棠树。会贞按：见《诗经·召南·甘棠》篇。区区一个小国，台观却高大隆盛，向世人炫耀骄满，可以作为后世的鉴戒。所以所作赋说：“轻视连绵起伏的丘陵，几乎赶上五岳的高峻”，这是说它的壮观。城北，是韩国市场的所在地。聂政为濮阳严仲子刺杀韩国宰相侠累，随后割裂自己的面孔而死。赵氏说：《战国策·韩策》和《史记·刺客列传》都作“皮面”。《索隐》说，“皮面”是用刀刺破面皮，使别人认不出自己；“披”字是错误。守敬按：“披”有裂开的意思，即割裂面孔，使人不能辨认。《续列女传》说聂政亲自割裂面孔，与《注》相合。郦道元并不是不知道《战国策》和《史记》作“皮”，而是认为“披”字意义更长，所以另据此字。我的看法是，“皮”字是“披”字残缺脱误的结果。他的姐姐在这里为他痛哭。会贞按：见《史记·刺客列传》。又《太平御览》琴部记载《琴操》，还说聂政的父亲被韩王杀害，他刺杀韩王来报仇。聂政的母亲抱着聂政的尸体哭泣。城内有《后汉酸枣令刘孟阳碑》。赵氏说：考察刘孟阳名熊，见赵明诚《金石录》跋尾。守敬按：《集古录》《金石录》所见的碑石拓本中，“孟”字下面都缺“阳”字；《隶释》收录了全文。现在碑石又已亡佚，只剩下旧拓本的残缺部分。濮水向北流积水形成陂。朱氏本把“积”误作“称”，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正。陂方圆五里，号称同池陂。守敬按：陂应当在今延津县西南。又向东流经胙亭东面。

译杜预《注》说，燕县西南有胙亭。在今延津县北面的庞固社。这里就是古代胙国。守敬按：《续汉志》说，燕县有胙城，是古代胙国。富辰所说的邢，相关内容见上卷；茅，详见《洙水注》；胙、祭。守敬按：在今郑州东北。它们都是周公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守敬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了富辰的说法。濮渠又向东北流，经过燕城南面。朱氏本把“南”误作“内”，全氏、赵氏、戴氏改正。这里是古代南燕国，是姞姓国家。守敬按：《汉书·地理志》燕县下说，南燕国为姞姓，是黄帝的后代。另有北燕。守敬按：周武王把召公封在燕国，详情见《水经注》相关篇章。因此以“南”字作为县名的区别。守敬按：前汉称南燕，属东郡；后汉、魏称燕，仍属东郡。《晋书·地理志》没有这个县。根据沈约引用的《太康地志》，燕县属濮阳，所以晋代有燕县。后魏称东燕，后来属东郡。《地形志》说，东燕有燕城。《延津县志》说，在县东三十五里。东面形成阳清湖陂，南北五里，东西三十里。守敬按：应当在今延津、长垣两县之间。也叫燕城湖，水流经过桃城南面。守敬按：《续汉志》说，燕县有桃城。《括地志》说，桃城在胙城县东四十里，在今延津县东北。这就是《战国策·秦策》所说的酸枣、虚、桃。[六]朱氏本把“虚桃”误作“桃虚”，又脱去“者”字；《笺》说古本作“虚桃者”。全氏、赵氏、戴氏改换次序并增补。会贞按：《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二年《注》引用这段文字，与古本相同。酸枣和桃都在本篇详述，只有虚没有说明所在。所依据的《史记》和《秦本纪正义》解释“虚”说，姚虚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说，帝舜生于姚虚，也就是东郡。那么，《瓠子》篇所说的陶墟，就是这里的虚；只是该篇没有提到《战国策》，所以略去了。汉高祖十二年，把刘襄封为侯国。朱《笺》说：孙氏说，查《史记·年表》，高帝十二年封刘襄为桃侯；《索隐》说，这是县名，属于信都。全氏说：孙汝澄说，刘襄所封的桃在信都；现在看郦道元在《浊漳水》篇中与《索 隐》的说法相合。这里举出来作为证据，大概是两种说法都保存，并不是忘记了另一说。梁玉绳《史记志疑》则认为，刘襄的封国应当在东郡东阿的桃城。濮水向东流入，民间称作朝平沟。会贞按：《地形志》说，白马县有朝沟。[白马县见《河水注》。]濮渠又向东北流，又与酸水的故渠汇合。酸水故渠源头在酸枣县承受黄河水。守敬按：古代黄河水向东北流，经过酸枣县西北；酸水和濮水都从黄河分流，但濮水从黄河流出后向东北经过棣城，然后经过酸枣；酸水则从黄河流出后立即向东经过酸枣。因此酸水从黄河分出的地方在濮水东北面，应当就在今延津县西北，现已淤塞。向东流经酸枣城北面、延津南面；延津详见《河水注》。这条水叫酸水。《竹书纪年》说：秦国的苏胡率军攻打郑国，韩国的襄将苏胡击败在酸水，就是这件事。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记载此事有两处：一处在周烈王二年，把苏胡写作胡苏，把伐郑写作伐韩，把韩襄写作韩将韩襄；另一处在周显王三十一年，文字与这里相同。《注》说不知道是哪一年，把它附在这里。应当是后来取《水经注》的文字附入显王三十一年。这样看来，《竹书纪年》原来只有烈王二年一条是郦道元引用的，后来传抄各本不同，后人又把这段《注》附在显王三十一年。酸水故渠又向东北流，经过燕城北面；又向东流，经过滑台城南面。滑台城详见《河水注》。又向东南流经瓦亭南面。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东郡燕县东北有瓦亭。《地形志》说，白马县有凡豪城；“凡豪”是“瓦亭”的误写，在今滑县南面。《春秋·定公八年》说，鲁定公在瓦地会合晋军，鲁国的尚人带着羔羊前往，从此开始会盟。会贞按：这是《左传》的原文。又向东南流，在濮水处汇合，世人称作百尺沟。濮渠旁边有漆城。会贞按：《寰宇记》说，漆城在长垣县西二十里。漆城就是宛濮亭。这里《注》引用杜预的话，说在长垣西南，也在今长垣县西南。《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六年。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隐王十四年。邯郸 进攻卫国，夺取漆地的富邱城，就是这件事。朱氏本作“富兵”，《笺》说谢兆申认为应作“富丘”，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有时也称作宛亭。朱氏本把“宛”写作“菀”，下文也一样；上面又有“濮”字。全氏、赵氏、戴氏改为“宛”，并把字序改作“宛濮”。会贞按：根据杜预的说法，应当只作“宛亭”，不应有“濮”字，现在删去。《春秋》说：宁武子与卫人在宛濮结盟。会贞按：这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文字。杜预说：长垣西南。朱氏本把“西”误作“而”，赵氏依据《左传注》改正，全氏、戴氏也改同。靠近濮水。会贞按：杜预《注》说，长垣西南有宛亭，靠近濮水。《释例》在卫地条下也这样说。“有宛亭”三字不可缺少，这里脱漏了。大概上文“或亦谓之”一句，正是依据这里的说法。京相璠说：这是卫地。似乎没有进一步考究，朱氏本把“究”误作“菀”，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但不知道具体所在。会贞按：这是说京相璠不能切实指出它的位置。《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五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显王三年。公子景贾率军攻打郑国，韩国的韩明在阳地交战。朱《笺》说：谢兆申说，“阳”一作“韩”。

译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战于韩”。徐文靖认为，《水经注》作“战于阳”，应当是“濮阳”；今本作“战于韩”，大概是因为濮阳本为卫地，到这时归属韩国。我认为郦道元所见的《竹书纪年》一定作“濮阳”，所以在这里引用作为证据；如果原文是“韩”字，就不符合他引用这本书的意图。我的军队战败逃散。泽水北面有坛陵亭。朱氏本脱去“有”字，全氏、赵氏、戴氏增补。有时也称作大陵城。会贞按：《左传·庄公十四年》的大陵，在今临颍县东北二十五里，详见《漯水注》，不是这里的地方。这里的大陵在今长垣县西境。不是京相璠所考究的地方。又有桂城。《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七年。今本《竹书纪年》系于周显王十五年。齐国的田期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在桂阳交战，我军战败逃散。守敬按：《史记·孙子列传·索隐》记载王劭引用《纪年》的话，作“齐田忌在桂陵击败梁军”。“期”“忌”古代通用。又称桂陵。按《史记·田完世家》：[七]齐威王派田忌 攻打魏国，在桂陵击败魏军。会贞按：《括地志》说，故桂城在乘氏县东北二十一里；当地老人说，这就是桂陵。《寰宇记》也说，乘氏县有桂城，就是田忌击败魏军的地方。但乘氏的桂陵在今菏泽县东北二十里，与这里《注》所指的地方不同。考察可知，这里《注》所指的桂陵应当在今长垣县西境。齐国从此强盛起来，自称为王，以号令天下。濮渠又向东流，经过蒲城北面。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在长垣县西南。《地形志》说，长垣有蒲城。《一统志》说，就是今长垣县治。这里是古代卫国的蒲邑，是孔子准备前往卫国、道路经过蒲邑的地方。朱氏本在“路”字上多了“子”字，全氏、赵氏、戴氏也沿袭；全氏、赵氏又在“出”字下面增添“迎”字。守敬按：这里是《孔子家语·入官》中“孔子到卫国，路过蒲邑”的道路；浅陋的人因为下文有子路的事情，妄加“子”字。全氏、赵氏、戴氏都没有仔细核查，全氏、赵氏又凭臆测增添“迎”字，错误很大。《韩非子·外储说右》说：鲁国在仲夏修筑长沟，子路担任蒲邑宰，用自己的粮食供给民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孔子让子贡毁掉他的器具。我考察《孔子家语·致思》说仲由担任蒲邑宰，戴氏把“蒲”改为“郈”，不对，见下文。修治沟渠。给他们一箪饭、一瓢水。今本《家语》作“壶浆”，《说苑·臣术》也同。孔子命子贡赐给他们，子路让他们停止接受；今本没有“鲁”字。全氏说：《韩非子》原本说子路担任郈邑宰，所以应当属于鲁国。郦道元既然误引，又多余地加以辨析。否则就是俗本把“郈”误作“蒲”。守敬按：蒲是卫国城邑，郈是鲁国城邑，这两者不可能混淆。今本《韩非子》作“郈宰”，郦道元所见的版本一定作“蒲”；如果和今本相同，就应当辨析郈、蒲的差异，不应说成鲁、卫的差异。《家语》各本都作“蒲”，《说苑》引用这件事也作“蒲”。戴氏把《韩非子》的“蒲”改成“郈”，还可以说有依据；但无缘无故把《家语》的“蒲”改成“郈”，完全违背郦道元认为蒲是卫邑的说法。《韩非子》明明说季氏执政，郦道元难道没有看到吗？实在是因为古书都说子路担任蒲邑宰，在不是鲁地的地方修筑长沟、修治沟渠。《韩子》和《家语》文字虽稍有不同，大意却相同，显然是同一件事流传中出现了异文，所以郦道元引用《家语》来驳正《韩非子》，全氏也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又进入蒲邑境内，三次称赞这里的美好。他本人后来做了大夫，最终死于卫国的祸难。守敬按：《地形志》说，长垣县有子路祠。濮渠又向东流，经过韦城南面。守敬按：《滑县志》说，韦城在县东南五十里。这里就是白马县的韦乡，该县情况详见《河水注》。守敬按：《续汉志》说，白马县有韦乡，相关内容见《河水注》。《史记》记载说，这是夏代伯豕韦的故国。守敬按：《史记·夏本纪》说，御龙氏是豕韦的后代。徐广说，“受”一字也作“更”。这件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语》《郑语》《竹书纪年》都有记载。贾逵、韦昭都说明了豕韦更替的原因。只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杜预《注》说：“更”就是取代，指刘累取代彭姓的豕韦；刘累后来迁往鲁县，豕韦重新建国，到商代被灭。刘累的后代后来又承继这个国家，成为豕韦氏。这个说法简要而明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杜预《注》说，豕韦是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郦道元本来依据杜预的说法，又追溯豕韦的先世见于《史记》，于是只标作“史迁记”，这是删节造成的过失。城西面伸出而不方正。城中有六口大井，都有隧道通到地下，民间称作江井。守敬按：《寰宇记》说：豢龙井在韦城县古城内，市场东南面，是豢龙氏豢养龙的地方。有古代石碑记载说：“左右直殳工曰血丁下八十一口”，其含义无法考证，现在仍然存在。大概就是《注》中所说的大井，但乐史没有说有六口井，可见也已经不是原来的情况了。城中有驰道，从城一直连接到长垣。守敬按：《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一年，郑厘侯派许息来献上土地，包括平丘、户牖、首垣等城邑以及郑国的驰地。《河水注》引用过这段话；驰地就是驰道，并与首垣相连接，所以郑国一并献给魏国。《竹书纪年》文字简略，没有详细说明驰道的起止，郦道元在这里特意确指其位置。濮渠向东截断驰道，又向东经过长垣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长垣县属陈留，后魏时属东郡。《地形志》说，长垣有长垣城。《一统志》说，在今长垣县东北十四里。这是卫地。守敬按：蒲是卫地，长垣靠近蒲邑，长垣也属于卫地，所以《史记·春申君传·索隐》用后世的名称称为卫国的长垣。

译所以古称首垣，《战国策·秦策》《韩策》都是这样写的。秦国改称为今天的名称。全氏说：王应麟说，《史记·赵世家·正义》把首垣看成两个城邑，《战国策》鲍氏注也这样说，应当依据这里《注》的说法，把它看作陈留的长垣。会贞按：《寰宇记》说，秦灭魏后，把这里设置为长垣县。王莽改名为长固县。《陈留风俗传》说：县境有防御用的垣墙，所以以此作为县名。汉安帝建光元年，把元舅宋俊封为侯国。朱氏本把“宋”作“来”，《笺》说有一作“宋”；赵氏说，按“宋”字是对的。汉安帝的祖母是宋贵人。《汉书·章帝八王传》说，清河王刘庆的母亲宋贵人，其父宋扬；安帝追谥宋扬为当阳穆侯，四个儿子都封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俊就是四位列侯之一。守敬按：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宋”。县内有祭城。守敬按：《长垣县志》说，今县东北有祭城村。濮渠经过它北面，是郑国大夫祭仲的封邑。杜预说：陈留长垣县东北有祭城。会贞按：《左传·桓公十一年》杜预《注》说，祭是郑国土地，在陈留，等等。《一统志》认为这里是卫地，不应当是郑国臣子的采邑。又《括地志》说，故祭城在管城县东北十五里，就是祭仲的封邑。江永则依据《路史》，认为管城县的祭城是周祭伯受封之地，而把中牟的祭亭认为是祭仲的封邑。圈称又说，长垣县有罗亭，所以古称长罗县。会贞按：前汉时该县属陈留郡。《寰宇记》说，在长垣县东北四十里，后来称为长罗亭，应当在今长垣县东北。汉代把后将军常惠封为侯国。会贞按：《汉侯国表》说，宣帝本始四年封。《地理志》说：王莽把长罗改名为惠泽，后汉时撤销，并入长垣。会贞按：《寰宇记》说，到光武帝时，封国灭绝，并入长垣。有长罗泽，[九]就是吴季英放牧猪的地方。朱《笺》说：按《后汉书》，吴 佑，字季英，二十岁时父亲去世，家中贫穷得没有一石粮食，常在长垣泽中放猪。后来被举为孝廉，任河间相。会贞按：《初学记》卷二十九引《东观汉记》，《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卷九百三引袁山松《后汉书》，都作“长垣泽”，与范晔《后汉书》本传相同。但考察《书钞》卷七十九所引《续汉书》，作“长罗泽”。袁宏《后汉纪》也作“长罗泽”，那么这里称“长罗泽”是有依据的。又有长罗冈、蘧伯玉冈。《陈留风俗传》说：长垣县有蘧伯乡，又名新乡；有蘧亭、伯玉祠和伯玉墓。会贞按：《续汉志》记长垣，《注》引《陈留志》说有蘧伯玉墓和祠。《文选·曹大家〈东征赋〉注》引《陈留传》说有蘧乡和蘧伯玉墓。《魏志·中山王衮传》说，伯玉墓在长垣县东。《寰宇记》说，伯玉祠在县东七里，祠在墓旁。《一统志》说，蘧伯乡在长垣县东，墓在县南十五里。曹大家《东征赋》。会贞按：见《文选》。诗中说：到了长垣的境界啊，今天的《文选》脱漏了“兮”字；察看田野中的居民，望见蒲城的丘墟啊，荆棘丛生而茂盛；蘧氏在城的东南啊，百姓也向他的丘墓祭享。朱本误作“飨向”，戴本改正，赵本相同。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向”，“向”与“向”相同。《文选》作“尚”。孙志祖《考异》认为“向”字是“飨”字的错误。只有美好的德行才会不朽啊，人的身体虽然已经死去，名声却能流传。过去吴国的季札出使中原诸国，到了卫国，观览典府，拜访亭父畴，因为卫国有很多君子。朱本《笺》说：《左传》记载，延陵季子离开郑国到卫国，赞叹蘧伯玉、史狗、史𫇭、公子荆、公子发、公子朝，说：“卫国有很多君子，不会有忧患。”这里说“观典府、宾亭父畴”，意义不详。会贞按：“观”与“说”字形相近，“父畴”与“史𫇭”字形相近，那么“观典府、宾亭父畴”，就是“说蘧伯玉、史狗、史𫇭”的脱误；其中没有公子荆、公子发、公子朝，恐怕也是脱漏。濮渠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北濮水从这里分出。会贞按：北濮水详见《瓠子河注》，就是所谓濮水的分支水道。濮渠又向东流，经由须城北面。会贞按：《寰宇记》说，须城 在卫南县东南二十八里。《一统志》说，在滑县东南。《卫诗》说：“思念须邑和漕邑。”会贞按：这是《邶风·泉水篇》的文字。卫国的漕邑，汉代设置为白马县，该县见《河水注》卷五。《毛传》说：“须，是卫国的城邑。”郑玄《笺》说：从卫国向东，经过这个城邑，所以诗中思念它。濮渠又向北流，经襄丘亭南面。会贞按：应当在今东明县西面。《竹书纪年》说：襄王七年。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隐王三年。韩明率军攻打襄丘；十年。朱本《笺》说：“十”一作“九”。全本、赵本、戴本改作“九”。守敬按：今本《竹书》作隐王六年；按魏国纪年计算，是周王十年，这里的今王就是襄王。楚国的庶章率军来会合我国，驻扎在襄丘，就是这件事。濮水又向东流，经由濮阳县旧城南面。朱本没有“又”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该县详见《瓠子河注》。从前师延替纣王创作靡靡之乐，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师延向东逃走，自己投进濮水而死。守敬按：《史记·乐书》说，师旷说：“师延和纣王制作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向东逃走，自己投进濮水之中。”

译《寰宇记》说，师延丘在韦城县南面偏东二十里。周武王在濮水杀死师延，将他收葬在这里。在今滑县东南。后来卫灵公将要前往晋国，曾在濮水岸边设舍住宿，夜里听到新乐声，便召来师涓，在这条水边学习了这种乐声。朱本《笺》说：师涓在濮水边，替卫灵公记录师延所作的清商之声，此事见《韩非子·十过》。守敬按：又见《史记·乐书》。濮水又向东流，经过济阴。朱本作“沛阴”。朱本《笺》说：孙氏认为应作“济阴”。全本、赵本、戴本改正。经过离狐县旧城南面。守敬按：《元和志》说，南华县就是汉代的离狐县。濮水在县南五里。《寰宇记》说，濮水从西面的韦城县界流入南华县，在县南五里，又向东流入乘氏县界。这与本注所叙述的水道相合。离狐县，前汉属东郡，后汉、魏、晋、后魏属济阴郡。《地形志》说，离狐县 有离狐城。《一统志》说，城在东明县东南。王莽所说的瑞狐，就是这里。朱本作“狐瑞”，吴本依《汉书·地理志》作“瑞狐”，戴本、赵本改正。《郡国志》说，原来属东郡。濮水又向东流，经由葭密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济阴郡，后汉废除。《续山东考古录》说，在今菏泽县西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说：幽公。朱本误作“幽王”。朱本《笺》说：旧本作“幽公”。赵本、戴本改作“元公”。守敬按：旧本是对的，见下文。三年。朱本“三”字上有“十”字。朱本《笺》说：宋本没有“十”字。赵本、戴本删去。鲁国季孙在楚丘会见晋幽公，朱本误作“文公”。朱本《笺》说：一作“幽公”。赵本、戴本改正。攻取葭密，朱本把“取”误作“即”。全氏说：《寰宇记》作“取”。赵本、戴本改正。于是筑城。赵氏说：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考王十四年，鲁国季孙在楚丘会见晋幽公，没有“即葭密遂城之”六字。《寰宇记》曹州乘氏县条下说，《竹书纪年》记载，幽公十三年，季孙在楚丘会见晋文公，攻取葭密，于是筑城。由此可知，古本《竹书纪年》就是这样写的。然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周考王元年为辛丑年，十四年为甲寅年，这时正是鲁元公姬嘉二年、晋幽公姬柳十年（应为十一年）；而《鲁世家注》引徐广的话说，皇甫谧认为元公元年为辛亥年，终于辛未年，共二十一年，与《世表》相互校对，相差两年；这里说“三年”，又相差一年。守敬按：戴本、赵本都作“元公三年”，却没有说明依据的是哪一种版本。赵氏还依据《史记·年表》，以相差一年相互诘难，却不知道《竹书纪年》是以晋、魏纪年，并不用鲁国纪年，因此不能擅自改动，仍以作“幽公”为是。并且“晋”字应当在“幽公三年”之上，这样才相合。濮水又向东北流，经由鹿城南面。守敬按：鹿城应当在今菏泽县东北。《郡国志》说：济阴郡乘氏县有鹿城乡。朱本把“城”误作“乘”，赵本依据《郡国志》改正，全本、戴本也改正。《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在鹿上结盟。守敬按：这是《春秋经》的文字。京相璠、杜预都认为 这是鹿上亭。守敬按：杜预《注》说，鹿上是宋国的地方。汝阴有原鹿县。《释例》也这样说。杜预没有把济阴郡乘氏县的鹿城乡说成鹿上，而且郦道元在《汝水》篇明确引用杜预《释地》的文字，《淮水注》也把原鹿说成《春秋》中的鹿上，由此可见郦道元遵从杜预的说法。因此这里是引用京相璠的说法，以保存不同的传闻，应当作“京相璠说这是鹿上亭”。“杜并”二字，是把“相璠”误写了。又据《史记·宋世家索隐》说，汝阴的原鹿在楚国境内；僖公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齐人在鹿上结盟，就是这个地方。但宋公向楚国请求召集诸侯，楚国才刚刚答应，按情势计算，不可能到汝阴的鹿上结盟。现在济阴乘氏县北面有鹿城，大概说的就是这里。考察济阴在宋国以北，汝阴在宋国以南，汝阴距离楚国较近。宋公既然向楚国请求，若不在靠近楚国的地方与楚国结盟，却越过宋国向北，与楚国结盟，在情理上不相合。小司马偏袒京相璠的说法，终究不如杜预的说法妥当。濮水又向东流，与句渎水会合。朱本没有“渎合”二字，戴本增补；赵本以下把“渎”字归入上句，并增“会”字。会贞按：戴本是对的。这条水道的源头承接濮水的分支水道。会贞按：就是上文所说的北濮水。在句阳县分出，向东南流经句阳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句阳县都属济阴郡，后来废除。《寰宇记》说，在乘氏县北三十五里。在今菏泽县北面。这里就是《春秋》所说的谷丘。守敬按：桓公十二年《春秋经》记载，鲁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会见并结盟。《左传》认为是句渎之丘。守敬按：《左传》说，鲁公与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杜预《注》说，句渎之丘就是谷丘。根据杜预《注》，只说谷丘是宋国的地方，并没有确指其所在。《释例》说，宋国境内也只说谷丘、句渎之丘是两个名称，位置缺载。郦道元把它系于这里，大概是暗中遵从应劭的说法。《汉书·地理志》记句阳，颜师古《注》引应劭说，这是《左传》的句渎之丘。又《续汉志》记考城县，刘昭《注》引《陈留志》说有谷亭，是古代的句渎之丘，与应劭的说法不同。县城处在它的北面，所以以“阳”命名。又向东流，进入乘氏县，向左与濮水会合。守敬按：句渎水从今菏泽县西北承接濮水分支水道，到县东北与濮水会合，如今已经湮没。与济水一同流入巨

译野泽。所以《地理志》说：“濮水从濮阳县向南流入巨野。”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濮阳县，颜师古《注》引应劭说，濮水向南流入巨野。因此赵氏认为这里是应劭的说法，不是班固原文。濮阳县的濮水，就是从封丘县的濮水分出；本注把流入巨野的水说成正流，《瓠子河注》把流入羊里的水说成分支水道，大概是根据水道大小来解释的。汉代水道的大小与后世大概相反，所以班固只记载流入羊里的水，而没有记载流入巨野的水；这就像《瓠子河注》所说的时水分支水道，就是《汉书·地理志》临淄县的如水，而《淄水注》叙述时水的正流，《汉书·地理志》却没有记载一样。这样看来，濮阳县的濮水是应劭补充说明的，郦道元引用《汉书·地理志》时，偶尔把应劭的注文当成《汉书·地理志》原文；引用《山海经》时，也偶尔把郭璞的注文当成《山海经》原文，都是删节省略造成的错误。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说，濮水从今封丘县西南流出，向东北流经县北，到长垣县西境，现已湮没；又流经县北到东明县西境，这一段就是今天的涞河，大概是它的旧河道；又向东流经县南、菏泽县北，向下与济水汇合后流入巨野，如今也已湮没。这也就是《水经》所说的济水从乘氏县分成两支，向东北流入巨野。会贞按：北济水的叙述到此结束。北济水流入巨野泽，与南济水会合，到这里南北两条济水合流。考察《水经》，从乘氏县分流进入巨野的是南济水；本注上文说济水经由乘氏县等处，正是在解释《水经》所说的南济水流入巨野。到这里又把北济水附在《水经》原文之后，所以这样说。按今天的地理位置说，北济水从今东明县南面向东北流，经菏泽县南面，到县东北境，今赵王河大概就是它的旧河道；又向东北流到郓城县界，进入巨野，如今已经湮没。济水。会贞按：以下叙述流入巨野的济水。旧河道又向北流。会贞按：《通鉴》晋太和四年《注》引用这里时，“北”字上有“东”字；义熙十二年《注》引用时没有“东”字。向右与洪水汇合。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水经》原文，全本、赵本、戴本改作《注》。赵氏说：这是根据《通鉴注》校订的。全氏说：胡三省《通鉴注》引《水经》说，济水向北流到东燕县，与黄河汇合。《注》说，济水从乘氏县分成两支，向东北流入巨野；济水旧河道又向北流，向右与洪水汇合。考察可知，胡三省所引的《水经》原文，其实是《河水》篇中的《注》文；流行版本误把它当作《经》，而胡三省相信了这种错误，又把它割裂开来引入本篇，与本篇的《注》牵连拼接在一起，却不知道《河水》篇中的济水是滑台的石济，并不是四渎之一的济水，实在是糊涂得很！守敬按：《河水注》说，河水又经由东燕县旧城北面，这时有济水从北面流来注入；这里的“济水”是“清水”的错误。胡三省没有察觉，所以引用成“济水向北流到东燕”等语；全氏知道纠正胡三省的错误，却没有察觉《河水》篇中的“济”字本身是讹误，二人都不够周密。详见《河水》篇。水流上承巨野的薛训渚。朱本没有“水”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薛训渚在后文黄水一节也有记载。经过泽地向西北流。朱本作“西北渚”，全本、赵本、戴本删去“渚”字。会贞按：“渚”是“流”字的错误，今订正。又向北流经阚乡城西面。会贞按：《释例》说，在鲁国境内，须昌县东南有阚城，就是下文《郡国志》所说的阚亭，也就是《皇览》所说的阚乡城，在今汶上县西南的南旺湖中。《春秋》桓公十一年，《经》记载：鲁公在阚地会见宋公。《郡国志》说：东平陆县有阚亭。会贞按：见《东平国》条下，这里说的是位于东平陆县境内。《皇览》说在寿张县，与此不同；杜预说在须昌县，又不同；大概各部书都是按照各自时代的隶属关系来说的。东平陆、寿张都详见《汶水注》，须昌详见本卷后文。《皇览》说：蚩尤墓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朱本没有“平”字，赵本、戴本也没有。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寿良属东郡；《续汉书·郡国志》说，寿张属东平国。根据《魏志·张邈传》，张邈是东平寿张人；《东平王徽传》记载，青龙二年，徽派属官殴打寿张县吏，使其腿骨折断，因此魏代的寿张也属东平国。《史记·集解》引文作“东平郡”，《封禅书索隐》引文也相同，就是这样。本处脱漏“平”字，今补正。墓高七丈。朱本把“丈”作“尺”，赵本、戴本也如此。守敬按：《史记·集解》引文作“七丈”，《类聚》卷四十、《寰宇记》、《路史·蚩尤传》所引也相同。《续汉志注》所引虽然把“七”误作“五”，但“丈”字相同。本处“尺”字是错误。《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所引也误作“尺”，大概七尺不足以成为奇异之事，所以今订正。通常 每年十月祭祀他，有红色的气升起，像一匹深红色的绢帛。朱本没有“匹”“帛”二字，赵本、戴本也没有。守敬按：《史记·集解》引文作“如匹绛帛”，《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所引也作“如一匹绛帛”，可见这里有脱文，今补正。百姓把它称为蚩尤旗。守敬按：《汉书·天文志》说，蚩尤旗像彗星，末端弯曲，形状像旗；出现时，君王将要向四方征伐。因此百姓因星名有“蚩尤旗”，便用它来命名这种红气，称之为旗，这足以证明上文本来应有“帛”字。以上都是《皇览》的文字。《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只引到“绛帛”一句为止，不像这里这样完整。《十三州志》说：寿张县有蚩尤祠。赵氏说：《汉书·地理志》记东郡寿良县，蚩尤祠在县西北的泲水之上。会贞按：《汉书·郊祀志》说，在寿良祭祀蚩尤。又《续汉志注》引《地道记》，与阚乡的说法相同。又向北流，与济水旧河道会合。朱本没有“与”字，赵本依据孙潜校本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守敬按：后文《黄水》一节说，洪水向西北流入泽，就是这里所说的水；所谓济水旧河道，就是巨野泽的旧河道。从薛训渚到北面的河口，共一百二十里，名叫洪水。

译桓温在太和四年率军北上，开挖渠道以沟通济水。会贞按：《桓温传》说，太和四年，桓温北伐慕容暐，进军驻扎在金乡，开凿巨野水道三百多里，以便船运，从清水通入黄河。又《毛穆之传》说，桓温讨伐慕容暐时，派毛穆之监督开凿巨野水道，长达三百多里，引汶水在济川会合。到义熙十三年，刘武帝向西进军长安，又扩大了这项工程。从洪水河口以上，又称作桓公渎。朱本《笺》说：《宋书》记载，义熙十三年八月，沈田子在蓝田大败姚泓，王镇恶攻克长安，生擒姚泓；九月，宋公到达长安。会贞按：《通鉴》把这件事系于义熙十二年，《注》引用《水经注》作十三年。根据《晋书·安帝纪》，义熙十二年秋，刘裕率军讨伐姚泓；十三年秋，攻克长安。因此到达长安是在十三年，而本注把扩建工程说成发生在进长安的年份，与事实略有抵牾。《元和志》说，桓公沟源出任城县西四十里的萌山下。《宋武北征记》说，桓宣武在太和四年率军平定赵、魏时，派冠军将军毛彪生开凿这条沟，因此称为桓公沟。到现在已经四十九年了，沟渠已经淤塞，宋公派朱超石重新开凿，使它通畅。又说，桓水在中都县西八十里。守敬按：这条桓公沟与后文《黄水》中的桓公沟，南北是不同的水流。那条水向南流入菏水，这条水向北流入济水，大概都由桓温开凿，所以都得到“桓公”的名称。考察《元和志》所说的萌山，在今嘉祥县城内。唐代的中都县，就是今天的汶上县治；那么本注所说的薛训渚，在今嘉祥县境内，洪水河口在今汶上县西面。这条水从嘉祥县向北流，到汶上县西面流入济水，如今已经湮没。济水从这里向北流。〔《春秋·庄公十八年经》〕记载：夏天，鲁公在济水西面追击戎人。守敬按：庄公三十年杜预《注》说，济水流经齐、鲁两国的边界，在齐国境内称齐济，在鲁国境内称鲁济。高士奇说，杜预所说流经齐、鲁边界的济水，就是向东北分流的一支；它流经巨野、寿良、须昌，穿过曹、鲁两国的境地，称为鲁济；它流经谷城以下，穿过齐、卫两国的境地，就是所谓齐济。僖公三十一年，鲁国攻取济水以西的田地。《左传》说，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所谓在济水西面追击戎人，就是已氏的戎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在今曹县境内。隐公二年在潜地会见戎人，七年戎人攻打凡伯，都是这些戎人。京相璠说：济水从巨野流到济北，就是这样。守敬按：济北国详见后文卢县条下。又向东北流经寿张县西面的边界，安民亭南面，汶水从东北方流来注入其中。济水又向北流，汶水注入其中，详细情况另见《汶水》篇。这就是戴延之所说的清口。会贞按：《通鉴》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萧斌派申坦、垣护之据守清口，就是这里。应当在今东平州西南。郭缘生《述征记》说：清河的源头承接洪水。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述征记》说，巨野县有清水，向北注入济水。朱本作“北流”，赵本依据孙潜校本在“流”下增“入”字，全本也增补，戴本改作“北注”。有人说清水就是济水。朱本把“即”作“则”，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通鉴》宋文帝元嘉七年《注》引用这里，正作“即”。《禹贡》说：济水向东北流，在汶水处会合。如今干涸的河道流入大泽，大泽北面就是清口。朱本把“口”误作“水”，赵本依据胡渭校本改作“口”，全本、戴本也改正。这就是清水与汶水会合的地方。桑钦。朱本误作“李钦”。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泰山郡莱芜县时说：“《禹贡》所说的汶水，从西南流入泲水，是桑钦所说的。”因此“李钦”无疑是“桑钦”的错误，而全本、赵本、戴本都没有察觉，为什么呢？今订正。桑钦说：汶水出自太山莱芜县，该县详见《淄水注》；向西南流入济水，就是这里。济水又向北流，经由梁山东面。守敬按：《史记·梁孝王世家》作“良山”，《汉书·孝王传》作“梁山”，“良”与“梁”相通。《初学记》卷七、卷八引《述征记》说，梁山临近清水。《地形志》说，寿张县有梁山。《括地志》说，山在寿张县南三十五里。《一统志》说，在东平州西南五十里，与寿张县交界。袁宏，字彦伯，见《晋书·文苑传》。《北征赋》说：背对梁山，截断汶水的波流。会贞按：《初学记》卷六引《北征赋》与此相同，就是这里。刘澄之。守敬按：《隋志》记载，《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由齐国都官尚书刘澄之撰写。他引用这座山来证明梁父山，是不合情理的。梁父山详见《汶水注》。山的西南面有吕仲悌墓。朱本《笺》说：《晋阳秋》记载，吕安字仲悌，是东平人，志向器量开阔豪迈，有超凡脱俗的风度；他与嵇康是朋友，每当思念对方，即使相隔千里也驾车前往。黄河东岸有一座石桥，桥原本正当河道，后来河流改道，所以如今位于偏岸。戴本把“侧”作“厕”。古人传说，这座桥是东海吕母起兵时修造的。守敬按：《初学记》卷七引《述征记》说，梁山东北面有水流经过，吕母桥的积石还保存着。《兖州府志》说，吕母桥在东平州西南。山北三里，有吕母 垞。朱本作“宅”。朱本《笺》说：《东观汉记》记载，海曲县令杀了吕母的儿子，吕母倾尽家产，召集各位少年，得到几百人，进入海中，自称将军，后来攻破海曲县，捉住县令并斩杀，把他的首级拿来祭祀儿子的墓。守敬按：《初学记》卷七引《述征记》也说，吕母宅在梁山北面。然而考察《元和志》，吕母垞在寿张县东南三十五里。后汉时东海吕母在这里聚集人众。兖州人把内部充实的城称为“垞”〔音读为“直加反”〕。《寰宇记》在须城县条下也称吕母垞〔音读为“茶”〕，因此作“宅”是错误，今订正。垞东三里就是济水。

译济水又向北流，经由须朐城西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本、赵本、戴本改作《注》。会贞按：下文引用《地理志》说，寿良县有朐城。朐城在今东平州西面。城临近侧旁的济水，所以是须朐国。朱本作“故须国”，属风姓。全本、赵本、戴本增补“朐”字，戴本删去“风姓”二字。会贞按：《公羊传》作“须朐”，《左传》作“须句”，《谷梁传》同。《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子鱼说：任、宿、须朐、颛臾，都属于风姓，实际负责掌管太皞和济水的祭祀。朱本《笺》说：《左传》记载，秋天，楚国拘捕宋公并进攻宋国；冬天，诸侯在薄地会盟，释放宋公。子鱼说：“祸患还没有结束，不足以惩罚国君。”所以子鱼的话到这里已经说完了。后面的任、宿、须朐等语，是另起一端，为下文邾人灭亡须朐作铺垫。这里“子鱼曰”三字应当删去。杜预说：须朐在须昌县，县的情况详见下文；在西北方，这是错误的。守敬按：这里驳斥杜预《注》把须朐说在西北方的错误。寿良县的朐城，是尚未迁徙以前的朐城，所以只称朐；须朐的朐，是已经迁徙后的朐城，因此称为须朐，就像楚国的鄢郢一样。看后文引用京相璠的说法，情况最为清楚。这是尚未迁徙以前的朐城，杜预称它为须朐，郦道元也称它为须朐城，都是沿用了迁徙以后城市的名称。《地理志》说：寿良。朱本误作“寿张”，全本、赵本、戴本也如此，今订正。该县详见《汶水注》。县西北有朐城，就是这里。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寿良县西北的泲水上有蚩尤祠，并有朐城。“西北”二字上断句，显然是两件 事。郦道元误读《汉书·地理志》，把上文蚩尤祠的方位连到朐城上，于“有朐城”之前加了“西北”二字，这是不对的。又考察《汉书·地理志》把朐城系属于寿良县，本《水经》先叙述济水向东北流经寿张县，后来又向北流经须昌县；本注也先叙述济水经由须朐城，后来才叙述须昌县。因此须朐城在须昌县南面，不可能在须昌县西北，也可以据此订正杜预说法的错误。济水西面有安民亭。会贞按：《魏志·荀彧传》说，太祖到东平的安民取粮；《李典传》说，李典驻扎在安民。《水道提纲》说，东平州西南十里的安山镇，就是古代的安民亭。亭在安民山南面，那么它距离州城就不止十里了。亭北面正对安民山。会贞按：《明史·地理志》说，东平州西南有安山，又名安民山。《一统志》说，山在东平州西南三十五里。山向东临近济水，济水东面就是无盐县界。该县详见《汶水注》。山西面有《冀州刺史王纷碑》，汉中平四年立。赵氏说：赵明诚《金石录跋尾》说，冀州刺史王纯碑，延熹四年立。《水经》说，济水经由须句城西面；郦道元《注》说，济水西面有安民山，山西面有冀州刺史王纷碑，汉中平四年立。按地理书所载，须句就是今天的中都县；这块碑在中都县，而且官职和姓氏都相合，怀疑它就是王纯碑。然而把“纯”写成“纷”，把“延熹”写成“中平”，那么也可能是《水经》记载有误。叶奕苞《续金石录》说：《汉冀州刺史王纯碑》记载，君名纯，字伯敦，五十九岁时于延熹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甲寅日去世，延熹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丙申日下葬，于是立了这块碑。考察《水经》所说的王纷碑是在中平四年立的，距离延熹年间已经二十多年，也许另有一个王纷，并不是王纯。而且隶书中的“纯”“纷”二字完全不像，这块碑上的“纯”字保存完好，没有残缺剥蚀。如果按赵氏所说，就是为了追求奇异而造成的错误。守敬按：孙星衍《京畿金石考》说，汉冀州刺史王纯碑于延熹四年八月立，见《天下金石志》，碑在昌平州。因此王纯碑在今直隶，与王纷碑所在处相距很远，赵明诚把二者混为一谈，是疏忽了。叶氏已经明白王纷、王纯是两个人，只是还没有实际考定王纯碑所在的地方。王纯碑早已散佚，我依据临川李氏旧本，将它刻入《望堂金石》。济水又向北流经微乡东面。朱本把这句误作《经》，且没有“北”字。全本、赵本、戴本改作《注》，并增补“北”字。守敬按：下文引文也说，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微乡。《方舆纪要》说在今寿张县南面，这是错误的，应在今东平州西面。《春秋·庄公二十八年经》记载：冬天筑郿。守敬按：这是《左传》所引《春秋经》文字，《公羊传》《谷梁传》的注文都说，《左传》作“麋”。京相璠说：《公羊传》称为微。守敬按：《谷梁传》也作“微”。“郿”读音为眉，“眉”与“微”相通。《仪礼·少牢馈食礼》说“眉寿万年”，郑玄《注》说，古文“眉”作“微”。东平。朱本在“东”字上有“在”字，全本、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寿张县西北三十里有旧微乡，是鲁国的城邑。守敬按：庄公二十八年，杜预《注》只说“郿，鲁国的下等城邑”。《释例》说在鲁国境内，却又说“郿”所在不详。而僖公六年的微，《释例》说在小国境内，称寿张县西北有微乡，与京相璠的说法大致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如果不知道郿、微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杜预偶然疏忽了。杜预说：那里有微子的墓。守敬按：杜预的话见《释例》小国地内篇。又《地形志》说，留县有微山、微子墓。《隋志》说，留县有微山。《元和志》说，山上有微子墓，距离沛县六十五里。《通典》说，沛县的微山是微子的葬处。又《续汉志》薄县刘昭《注》说，县西面有微子墓。梁玉绳采纳了这种说法。然而《寰宇记》说，聊城县有微子城，是纣王的庶兄受封的城邑。《地形志》却说壶关县有微子城。《路史·国名纪》说，微国本来在扶风郿县，纣王把它迁到王畿之内，因此不在聊城。如今旧城在潞地。徐氏《史记测议》赞成这一说法，难道城与墓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吗？济水又向北流，分成两条水流，其中一条分支水道向西北流出，叫作马颊水。马颊水详见下文。又向北流经须昌县西面。守敬按：《元和志》说，须昌县境内，济水从郓城县界向南流入，距离县城西面二里。

译京相璠说：须朐是一个国家、两座城、两个名称，大概后来迁都到须昌，朐是它原来的都城。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须昌是原来的须句国，寿良县有朐城。这里所说的须句国，指迁都后的城；所说的朐城，指原来的城。分别来看，这是京相璠说法的确证。秦代把它设置为县。守敬按：前汉时属东郡，后汉、魏时属东平国；宋、后魏时属东平郡。《地形志》说，须昌县治在须昌城。《方舆纪要》说，在今东平州西北十五里。汉高帝十一年，封赵衍为侯国。朱本没有“封”字，戴本、赵本增补。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有“封”字，《汉表》也相同。济水在县境内，赵沟水注入它。赵沟水详见下文。济水又向北流，经由鱼山东面，向左与马颊水汇合。朱本把这十三个字误作《经》，又把“鱼”误作“渔”。朱本《笺》说：克家认为作“鱼山”是对的。全本、赵本、戴本改作《注》，并都改为“鱼”。守敬按：《隋志》说，卢县有鱼山。《元和志》说，在东阿县东南二十里。《方舆纪要》说，在今东阿县西八里。《通鉴》记载，唐昭宗乾宁三年，朱全忠派庞师古攻打郓州，在马颊击败郓州军队，就是这里的马颊水。《明史·地理志》说，东阿县西面有马颊河，俗称小盐河。水源头承接济水，向西北流，经过安民山北面，又向西流，赵沟水从这里分出，向东北注入济水。守敬按：赵沟在今东阿县西南，已经湮没。马颊水又经由桃城东面。《春秋·桓公十年经》记载，鲁公在桃丘会见卫侯。会贞按：下文引用杜预的话说，济北郡东阿县东南有桃城，在今东阿县西南，是卫国的地方。会贞按：“卫地”二字是杜预《注》的原文。杜预说：济北郡东阿县东南有桃城。朱本脱去“城”字，赵本依据《左传注》增补，戴本也增补。就是桃丘。杜预《注》有“桃城”二字。会贞按：《释例》作“有桃丘”，所以桃城 就是桃丘，郦道元大概兼采了两种说法。《方舆纪要》说，今东阿县西南六十里有安平镇，镇东十八里是桃城铺，旁边有一座土丘，高达数仞，就是桃丘。马颊水又向东北流，经由鱼山南面。朱本没有“鱼”字，赵本依据胡渭校本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会贞按：《通鉴》唐乾宁三年《注》引用这里，有“鱼”字。鱼山就是吾山。会贞按：《史记·河渠书集解》引徐广说，鱼山或许就是吾山；《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郭缘生《述征记》说，鱼山又名吾山。汉武帝《瓠子歌》。会贞按：见《史记·河渠书》。诗中所说的“吾山平”，就是这座山。山上有柳舒城。朱本把“柳”误作“抑”，全本、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地形志》说，卢县有柳舒城，因此“抑舒”无疑应作“柳舒”。《寰宇记》说，柳舒旧城；《左传》说，晋国攻打郑国时，齐国陈成子前去救援，到了留舒，距离谷地七里，谷地的人却不知道。乐史径直把柳舒当作留舒。《路史·国名纪》也说，它就是《春秋左传》中的留舒。该书引用杜预的话说，留舒是齐国的地方。“留”和“柳”读音相近，那么“柳舒”应当就是“留舒”，这一点可以确定了。但赵氏对此提出异议，他根据《寰宇记》西华县条所说：“柳城原名娲城。魏时邓艾营建稻陂，柳舒任陂长，后人因此称它为柳城。”这座城恐怕也是柳舒所筑。不知这座城只是恰好与魏代的柳舒同名罢了，不能随意牵强附会，认为它就是柳舒所筑之城，因而反驳柳舒不是留舒。魏东阿王曹植的东阿县，详见《瓠子河注》。曹子建每次登临鱼山，都有终老于此的愿望。会贞按：《魏志·陈思王植传》载，太和二年，曹植徙封东阿，登鱼山，来到东阿，感叹说有终老于此的愿望，于是营建墓地。到他死后，葬在山的西面。守敬按：《御览》卷五百五十六引《述征记》说，鱼山临近清河。东阿王曹植葬在山西，有两根石柱，至今还在。杭世骏说，《名胜志》称子建墓在通许县七里冈；成化九年发大水，墓塌成两个洞穴，居民进去察看，隧道上的表碣题着“曹子建墓”。曹植曾徙封雍丘，雍丘就是今天的县，距通许不过四十里左右，难道曹植真葬在这里吗？考察隋代所立的曹子建碑，也在东阿。通许的墓，恐怕是附会之说。西朱《笺》说：宋刻本没有“西”字。赵 氏说：“西”字不应是衍文。会贞按：残宋本有“西”字。距东阿城四十里。“朱”字误作“水”，戴震、赵一清改为“城”。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城”。这条水又向东流，注入济水。朱本在“济”字上有“清”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会贞按：《通鉴》唐干宁三年，《注》引此文没有“清”字。现在东阿县以西，黄河沿着古济水的河道流淌；如今运河在县西南与黄河相交，从河西向西北流出，大概就是马颊水受济水影响而向西北流的旧河道。现在马颊渠从运河分出，向东北流入黄河，正好与《水经注》所叙的下游相合。这一带称为马颊口。会贞按：《新五代史·范延光传》说，唐庄宗在马家口筑垒，就是这里。济水从鱼山向北流，经过清亭东面。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守敬按：下文引用京相璠的话，说东阿东北四十里有清亭，在今东阿县西北的大清河岸边。《春秋·隐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朱本下有“者也”二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守敬按：这里是《经》文，在“隐公”上应有“《经》书”二字。京相璠说：“现在济北郡东阿县东北四十里有旧清亭，就是《春秋》所说的清。”守敬按：此处清地在《释例》所列卫地之内；济北东阿县东北有清亭，与京相璠所说相合。又《春秋·哀公十一年》：“齐国书伐我，及清。”杜预注说，清是齐地，济北卢县东有清亭，可见济水两岸都有清亭。因此，下游的济水也可以通称为清水。朱本脱“下”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朱本又没有“下水”二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增补。这里也因为水色清澈而水势深，所以兼有“清水”这一名称。因此《战国策·燕策》说：“我听说齐国有清济、浊河可以作为险固。”朱本把“浊”误作“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战国策》改正。这就是那条水。又向北流，经过谷城县西面。

译济水岸边有尹卯垒。守敬按：《通鉴》宋永初三年载，兖州刺史徐琰放弃尹卯，向南逃走；宋景平元年，魏将刁雍留镇尹卯。《一统志》说，尹卯垒在东阿县西北。它南距鱼山四十多里，是谷城县的辖界。守敬按：谷城县为后汉设置，属东郡；魏、晋、宋属济北；后魏属东济北。今为东阿县县治所在地。这里就是春秋时期的小谷城。守敬按：《续汉志》说，谷城是春秋时的小谷；杜预注说，小谷是齐邑，属济北谷城县。郦道元就是据此而写。齐桓公在鲁庄公三十二年筑城，朱本误作鲁庄公二十三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相同。守敬按：《春秋经·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城小谷”，今据此订正。把这个邑交给管仲镇守。守敬按：《左传》说“城小谷，为管仲也”。城内有夷吾井。守敬按：杜预注说，城中有管仲井；《寰宇记》又说谷城南山有管仲井。《魏土地记》说：“县内有谷城山。”守敬按：《元和志》说，谷城山在东阿县东三十二里；《一统志》说，在东阿县东北五里。山中产文石。会贞按：《御览》卷五十二引《石虎邺中记》说，谷城山有文石，石上的纹理鲜明。阳谷这一带，就是《春秋》所说齐侯、宋公会于阳谷的地方。守敬按：这是僖公三年《经》文。杜预注说，阳谷是齐地，在须昌县北。《元和志》说，阳谷亭在东阿县东南四十二里。谷城有黄山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谷”改为“县”。会贞按：不对。黄石公说，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括地志》又说，谷城山一名黄山；《寰宇记》说，谷城山一名黄石。那么黄山台就在谷城山中，不能另外说县内有黄山台，把它分成两个地方。这里也是黄石公与张子房约定见面的地方。会贞按：见《史记·留侯世家》。又有狼水，发源于东南方大槛山的狼溪。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此《注》作“大鉴山”；《隋志》东阿县条又作“山”。《方舆纪要》说，山在东阿县东南三十里，稍北有狼山，狼溪水发源于此。《注》说水出大槛山，那么狼山就是大槛山北面的山阜。朱本此下有“西狼溪”三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水向西北流，经过谷城西面；又向北流，有西流泉，从城东近山处流出，向西北经过谷城北面，向西注入狼水，因为它向西流，所以就以此命名。赵一清说：赵秉文《滏水集·双溪记》称，东平黄山之下叫浪溪；郦道元《水经注》所说的狼溪就是它。狼、浪同音，所以因此命名。狼溪向东不到二十里，有一座佛屋，溪水发源于这里。筑堰蓄水形成溪流，溪面宽达百亩，上面承接天光，下面冲刷山根，中间建有亭台馆舍，种植花木竹子，命名为云溪。一清按：云溪似乎就是《注》中所说的西流泉。水又向西北流，注入济水。朱本作“清水”，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谷城西北三里有项王项羽的坟墓，已经毁坏了一半，石碑仍在，上面题着“项王之墓”。守敬按：《括地志》说，项羽墓在东阿县东二十七里、谷城西三里；引《述征记》说，墓在谷城西北三里，毁坏了一半，有碣石题为“项王之墓”。《兖州府志》说，在东阿县城北。《皇览》说：“坟墓距县十五里。”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文相同。这是错误的。如今彭城的谷阳城。会贞按：谷阳县见《淮水注》。汉代谷阳县，魏时废置，所以《注》称谷阳城；但两汉的谷阳县都属沛郡。据《寰宇记》，谷阳城在蕲县东七十里。后魏的蕲县在武定六年改名为蕲城，属谯郡，《注》不应称作彭城谷阳城。又考《隋志》，彭城郡有谷阳县。这里“彭城”二字应是后人改写的。西南面又有一座项羽墓，不对。[三一]我考察《史记》说，守敬按：见《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鲁地为楚国守卫，汉王把项羽的首级给鲁人看，鲁人于是投降，便按照鲁公的礼制把项羽葬在谷城，哪里能说是那里呢？会贞按：《寰宇记》说，项羽墓在蕲县东七十里；汉高祖把项羽葬在谷城。如今济北谷城有项羽墓，这里又有一座墓。考察《汉纪》，项羽在东城被斩，楚地全部平定，只有鲁不投降，于是汉军拿项羽的头给鲁地父老看，等等。《项羽传》说，杨喜等五人分别取得项羽的一部分身体，难道这里葬的是他的身体，谷城葬的是他的头吗？守敬按：后文引用《皇览》，还说蚩尤的身体分葬各处，所以另行安葬，阚冢之外还有肩冢、髀冢。但项羽的葬处，一个在谷城，一个在谷阳，未必会这样恰好，恐怕谷阳的墓是后人附会，应当以郦道元的说法为准。济水又向北流，经过周首亭西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济北谷城县东北有周首亭，在今东阿县东北。《春秋·文公十一年》，朱本把“一”误作“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左丘明说：襄公二年，王子城父擒获长狄侨如的弟弟荣如，把他的首级埋在周首北门，这里就是那座城邑。朱《笺》说：考《左传·文公十一年》，晋国灭潞时，擒获侨如的弟弟焚如；齐襄公二年，鄋瞒进攻齐国，齐国王子城父擒获他的弟弟荣如，把首级埋在周首北门。会贞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史记·鲁世家》、《齐世家》和《十二诸侯年表》都作齐惠公二年，也就是鲁宣公二年；《左传》作襄公，是传写错误。因此郦道元也沿用了《左传》的错误，并且“襄”字上又脱了“齐”字。现在称为卢子城。会贞按：《地形志》说，卢县有卢子城。这里是济北郡治所。京相璠说：现在济北郡治所在卢子城。会贞按：后汉、魏时济北国治卢县，[见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五人〕]晋代把国都迁到这里，宋代改为郡，后来迁徙并废弃。这里是古代齐国的周首邑。会贞按：杜预注说，周首是齐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二年、十一年〕 又向北流，经过临邑县东面。关于该县的情况，详见《河水五》邓里渠条下。《地理志》在东郡临邑县条下说：“县内有济水祠。”朱本有“也”字，赵一清相同，全祖望、戴震删去。会贞按：《地理志》作“有泲

译庙”。《郊祀志》说，汉宣帝改元神爵后，在临邑县境内祭祀济水。这里是王莽时期的谷城亭。水中有石门。会贞按：下文引用京相璠的话，说卢县故城西南有石门，在今平阴县北、长清县西南，后来被河水冲毁。石门用石头建成，所以是济水的门户。会贞按：杜预《左传》注说，有人认为济北卢县故城西南是济水的门户；《释例》在齐地部分说，卢县故城西南，济水以石为门。《春秋·隐公三年》：“齐、郑会于石门，郑车偾于济。”就是这里。朱本把“三”作“五”，把“偾”作“愤”。《笺》说：考《左传·隐公三年》，齐、郑在石门结盟，郑伯的车在济水中倾覆。赵一清改“三”和“偾”，戴震也改“偾”，但仍作“五年”，这是错误的。京相璠说：石门是齐地。会贞按：杜预注也这样说。现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旧石门，距离水流三百步，大概是因为河道迁移，所以旧水岸离水远了。会贞按：意思是石门原来在水中，如今离水很远，是由于水道迁徙。济水又向北流，经过平阴城西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会贞按：下文引用京相璠的话，说平阴在卢县故城西南十里，在今平阴县东北。《春秋·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侯把玉沉入济河，在鲁济会合，重温湨梁之盟，共同攻打齐国，齐侯在平阴抵御他们。会贞按：见《左传》；鲁济详见本卷上，湨梁之盟在襄公十六年，详见《济水》第一卷。杜预说，平阴城在卢县故城东北，不对。会贞按：杜预注没有“故城”二字。《释例》在齐地部分也相同；但是隐公三年石门之事，杜预都称卢县故城，与京相璠相合。怀疑这里杜预原文也有“故城”二字，和京相璠相合，今本杜书都是后人删去的。郦道元叙述济水，先说向北经过平阴城西面，又向东北到达垣苗城西面，然后才经过卢县故城北面，因此平阴在卢县西南，而不在东北，所以要辨明杜预说法的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六十里、三百步〕 京相璠说：“平阴是齐地，在济北卢县故城西南十里。”会贞按：《续汉志》说，卢县有平阴城；《地形志》也这样说，但不知道它是指同于杜预所说，还是同于京相璠所说。《元和志》、《寰宇记》说平阴城在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与京相璠说法相合。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水。河水流经之处称为防门，距平阴三里。会贞按：《秦策》中苏代说，齐国有长城和巨大的防御工事。《续汉志》说，卢县有长城直达东海，有防门。《括地志》说，长城西北起于济州平阴县，沿河经过泰山北冈，经过济州、淄川，向东到密州琅邪台入海。《元和志》说，旧长城的起点在平阴县北二十九里。其余情况互见《汶水注》。齐侯挖掘防门。会贞按：《左传》说，齐国挖掘防门并据守，宽达一里；此处和下文分开引用。杜预注说，城南有防，防上有门，在门外挖壕沟，就是这里。那条水引自济水，旧河道仍然存在。现在防门北面有光里。会贞按：《续汉志》说，卢县有光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十六年、三年〕 齐人说“广”，读音与“光”相同。全氏说：这八个字是注文中的注文。守敬按：《尚书》“光被四表”也作“广被四表”，所以不只是齐地方言如此。[三二]这就是《春秋》所说“守之广里”的地方。何氏说：杜预认为这是防门的壕沟，宽一里；善长则把“广”看作地名。全氏说：杜预的说法是对的。郦道元以读音变化为证，是错误的。守敬按：《通鉴》梁中大通六年，魏齐州刺史侯渊出逃，走到广里；这也以“广”为地名，何况还有光里可以互相印证，所以郦道元的说法是对的。又说：守敬按：上文引用京相璠的话，这里又说“又云”，也是京相璠的话。巫山在平阴东北。守敬按：杜预注说巫山在卢县东北；既然平阴的方位说错了，巫山的方位也错了。因此郦道元再次引用京相璠的话加以纠正。巫山在今肥城县西北六十里。过去齐侯登山眺望晋军，因为害怕晋军人多而退兵。师旷、邢伯听到乌鸟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里、三里、二十九里〕 叫声，知道齐军已经悄悄逃走。会贞按：师旷说，鸟乌的叫声欢快，齐军大概逃走了；邢伯说，听到了战马离群的声音，齐军大概逃走了。这里所举的是师旷的事，“邢伯”二字应是衍文；否则“鸟乌”下面应当还有“班马”二字。又考察：朱本作“乌鸟”，残宋本、《大典》本、黄本、吴本都作“乌鸟”，与《左传》作“鸟乌”不同。“鸟乌”难以解释，根据襄公十八年《左传》“城上有乌”的文字，怀疑原本作“乌鸟”，传抄时倒作“鸟乌”。应当以郦道元的注文为正。有关人物虽然都已湮没，但地理位置记载明确，比杜预所说东北方位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如今巫山上有石室，老人说那是郭巨安葬母亲的地方。朱本没有这八个字，戴震也没有，全祖望、赵一清根据《名胜志》引文补入。守敬按：《名胜志》在“郭巨”上还有“孝子”二字。世人称它为孝子堂。守敬按：《地形志》说，卢县有孝子堂；《御览》卷四十二引《齐地记》说，巫山又名孝堂山。如今孝堂山上有郭巨石室画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六年、六十里〕 济水向右曲折流淌，拦蓄形成湄湖。朱本把“遏”误作“过”，全祖望、赵一清删去，戴震改为“遏”。湖面方圆四十多里。《元和志》说，湄湖泊在长清县西南五里，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水产在这里生长，数州都依靠它供给。会贞按：在今县西南，现已淤塞。《左传·定公九年》说，齐侯把禚、媚、杏三邑交还给卫国。杜预注说，三邑都是齐国西部边界的城邑。我怀疑这个湄湖就是《左传》所说的媚邑之地。济水向右曲折流去，受阻形成湄湖。朱本把“遏”误作“过”，全祖望、赵一清删去此字，戴震改为“遏”。湖面方圆四十多里。《元和郡县图志》说，湄湖泊[三三][《寰宇记》误作“湄沟泊”。]在长清县西南五里，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五里，水产在这里生长，几个州都靠它供给。郦道元按：在今长清县西南，现已淤塞。按《左传·定公九年》，齐侯把禚、媚、杏三邑交给卫国。杜预注说，三邑都是齐国西部边界的城邑。我怀疑这里的湄湖就是《左传》所说的媚邑所在地。

译朱本作“桓遵”，全祖望、赵一清把“桓”改为“垣”，戴震改为“垣苗”。因此民间又有垣苗城的称呼。朱本作“故俗人有垣苗之称”，戴震、赵一清把“桓”改为“垣”，增“城”字，戴震又把“人”改为“又”。赵一清说：《宋书·垣护之传》载，垣护之的伯父垣遵、父亲垣苗；宋武帝围攻广固时，垣遵、垣苗越城投降，都任太尉行参军。两人都跟随武帝西征，所以城镇后来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又说：垣遵、垣苗是兄弟，难道哥哥镇守此城，弟弟又沿用这个称号吗？而且一座城也未必由两个人共同守卫；既然城有垣苗城的称呼，那么这里引垣遵就是错误的。又考察《通鉴·宋纪》，孝武帝大明三年，以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垣阆是垣遵的儿子。胡三省注说，垣遵就是垣苗。武帝西征长安，派垣遵镇守洛当城。城地处黄河、济水汇合处，人们称它为垣苗城。这是完全沿袭郦道元注文中的错误，却忘了晋安帝义熙五年刘裕讨伐慕容超时，慕容超的尚书、略阳人垣遵以及他的弟弟、京兆太守垣苗越城投降的记载。垣遵原来是垣苗的哥哥，不知梅氏为何失于考核到这种程度。守敬按：《通鉴》宋泰始三年注文引此作“令垣苗镇此”，可见已经察觉垣遵镇守洛当的说法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黄河从四渎口分流，向东北流而成为清水。朱本把“四”误作“泗”，把“清”误作“蒲”，全祖望、赵一清改正。赵一清说：“泗渎口”应作“四渎口”，见《河水注》；“蒲”是“清”的错误。《河水篇》说，黄河向东分出济水，也称泲水承受黄河之水；但荥口水道断绝，石门不通，于是水从这里向东北流，经过九里与清水相合，所以是泲水河道。水从黄河进入济水，从泲水进入淮水，从淮水通达长江，水道四通八达，所以有“四渎”的名称。那篇文字把“泲”误作“沛”，这里又把“清”误作“蒲”。戴震也把“泗”改为“四”，但把“蒲”改为“济”。守敬按：戴震大概是因为《河水注》有“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的说法。然而下文引用《魏土地记》说黄河与清水合流，又详细说明黑白两水分流，正好证明这里应作“清”。《魏土地记》说：“盟津的黄河分出支流十里。”会贞按：《河水注》作九里，而这里作十里，其中必有一个错误。水与清水合流，乱流向东，经过洛当城北面，黑水、白水分流，泾水、渭水各自分明，然后向东南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三年、五年〕 注入济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里、十里〕 又向东北流，经过卢县北面。济水向东北流，与湄沟汇合。守敬按：《魏书·显祖纪》《慕容白曜传》都作“麋沟”；《地形志》太原县条作“靡沟”；《通鉴》宋泰始三年作“糜沟”。“糜”与“湄”相通，“靡”“麋”与“糜”字形、字音都相近。水流上承湄湖，向北流入济水。守敬按：水道应在今长清县西面。《尔雅·释水》说：“水草交会叫作湄。”《释丘》说：“通谷叫作微。”犍为舍人守敬按：给《尔雅》作注的人，《经典释文序录》有犍为文学所作的注，各书引用时写作犍为舍人，有的作舍人；《文选注》称为郭舍人，怀疑是同一个人。说：“水中有草木交错会合。”朱本没有“中有”二字，《笺》说“水上”疑脱“中有”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并补入。郭景纯说：“微，是水边的通谷。”守敬按：今本《尔雅·释丘》作“谷者微”，郭璞注作“通于谷”。《经》《注》都有脱漏，应当依据这里的注文加以订正。《释名·释水》说：“湄，就是眉；它临近水面，就像眉毛临近眼睛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一人〕 济水又经过卢县故城北面。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这里是济北郡的治所。汉和帝永元二年，从泰山郡分置。关于泰山郡，详见《汶水注》。守敬按：这是《续汉志》济北国条下的文字。前汉时卢县属泰山郡；后汉、魏时为济北国治所；晋代，晋徙治卢子城，见上文；宋代属济北；后魏属太原郡。《方舆纪要》说，城在长清县西南二十五里。《寰宇记》长清县条又说，后魏孝昌二年，从山茌故城把东太原郡迁到这里。后魏时还没有长清县，所以 《一统志》说是把郡治迁到卢县；但这距离郦道元被杀只有一年，应当是在《水经注》成书以后发生的，所以《注》下文说郡治在山茌。大概是因为济水在北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年、二十五里、二年〕 济水又经过升城北面。城处在水边，所以是存放物资的邸阁。祝阿人孙升带着家属居住在这里，以躲避时局的灾难，因而称为升城。守敬按：《魏书·显祖纪》载，皇兴二年，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攻打升城，戍主房崇吉逃走。《通鉴》宋泰始三年记此事，也作升城。《地形志》说，太原郡太原县治在升城。《十六国春秋》说慕容隆的军队到达斗城；这里又作“什”，都是因字形接近升字而造成的错误。《方舆纪要》说，升城在长清县东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 济水又向东北流，与中川水汇合。朱本把这十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相同。中川水向东南发源于山茌县的分水岭。朱本误作“县”，《笺》说宋本作“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两汉时县名为茌，属泰山郡；魏、晋时称山茌，[《魏志·齐王芳纪》载，景初元年，山茌报告发现黄龙。]仍属泰山郡；宋、后魏时为太原郡治所，[见下文。]在今长清县东南三十里。中川水就是今长清县的北沙河，发源于泰安县西北、泰山西麓。一条溪水有两个源头，分开的泉流各有一半；解说也称它为分流、交半水。南流的一支出自太山，注入汶水。会贞按：这里的半水就是北汶水，详见《汶水注》。半水发源于山茌县，向西北流，经过东太原郡南面。朱本把“东”字误放在“径”字上面，戴震改正，赵一清据黄本校正。《方舆纪要》说，刘宋元嘉十年，分济南、泰山二郡设置太原郡；泰始三年，被后魏慕容白曜攻陷。《地形志》说，太原郡由刘义隆设置，魏沿用其制，就是这个郡。当时又称东太原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译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径东”；《地形志》所说齐州的太原郡就是这里，没有“东”字。不过《隋志》长清县条说有东太原郡，后齐时废除。《寰宇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三十里、十年、三年〕 长清县条称，后魏孝昌二年，从山茌故城把东太原郡迁到这里。这大概是为了和并州的太原郡相区别，所以称为东太原郡。郡治在山茌。朱本把“山茌”误作“山炉”，《笺》说孙氏认为应作“山茌”，全祖望、赵一清改正，戴震仍作“山炉”。守敬按：《寰宇记》长清县条说，后魏孝昌二年从山茌故城把东太原郡迁到这里。这明确证明孝昌二年以前东太原郡治在山茌。全祖望、赵一清依此改正，是对的；戴震沿袭朱本错误，认为山炉是地名，是臆测，没想到戴氏也有这种失误。向西北流。朱本把“西”误作“固”，《笺》说谢氏本作“西”，全祖望、赵一清改正。守敬按：改作“西”是对的；戴震承袭朱本错误，把“固”字上接，错了。与宾溪谷水汇合。朱本误作“与汉宾谷水合”。赵一清改为“宾溪谷水”，全祖望、戴震相同。水发源于南面的格马山宾溪谷。朱本在“宾”字上衍“汉”字，又脱“谷”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补。会贞按：《地形志》说山茌县有格马山；《元和志》说隔马山在长清县东南三十五里。长清县条下说：北魏孝昌二年，将东太原郡从山茌故城迁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与并州的太原郡相对而言，所以称为东太原郡。郡治设在山茌。朱本把“山茌”误作“山炉”，《笺》说：孙星衍认为应作“山茌”。全祖望、赵一清改正。戴震仍作“山炉”。守敬按：《寰宇记》长清县条说，北魏孝昌二年从山茌故城把东太原郡迁到这里。由此可明确证明，在孝昌二年以前，东太原郡的郡治就在山茌。全祖望、赵一清依此改正，是对的。戴震沿袭朱本的错误，认为“山炉”是地名，实在是主观臆断，没想到戴氏竟有这样的失误。“西北”二字，朱本把“西”误作“固”，《笺》说：谢灵运本作“西”。全祖望、赵一清改正。守敬按：改为“西”是对的。戴震承袭朱本的错误，把“固”字上接，错了。水流与宾溪谷水汇合。朱本误作“与汉宾谷水合”。赵一清改作：“《方舆纪要》作宾溪谷水。”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改动。朱本在“宾”字上多出“汉”字，又脱漏“谷”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汉”字并补入“谷”字。郦道元按：《魏书·地形志》说，山茌县有格马山。《元和郡县图志》说，隔马山在长清县东南三十五里。济水又向东北流，在右侧与玉水汇合。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玉水发源于太山的朗公谷。《汶水注》作“泰山”。朱本没有“水”字，却重复写了“谷”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分别补、删。守敬按：今天的玉符河发源于泰山北麓，诸溪汇合而成河流，旧名琨瑞溪。有个沙门竺僧朗，年轻时侍奉佛图澄。守敬按：佛图澄，详见《高僧传》。竺僧朗学问博大精深，尤其精通气纬之学，隐居在这座山谷中，因此称为朗公谷。守敬按：《魏书·释老志》说，沙门僧朗和他的弟子隐居在泰山琨瑞谷，太祖派使者送信，并以缯帛、旃罽、白银作为礼物。现在仍称朗公谷。《元和志》说，神通寺在历城县东[应作“南”]七十里、琨瑞山中；前秦时沙门竺僧朗曾隐居于此。竺僧朗年轻时侍奉佛图澄，尤其精通气纬，隐居于此谷，因此称为朗公谷。《方舆纪要》说，玉符山[见下文]东南有朗公谷；《一统志》说，朗公山在长清县东南九十里，一名朗公谷。旧时车频所著《秦书》。守敬按：车频《秦书》三卷，《隋志》没有著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里、二十里、二年〕 《史通·外篇》说：在此以前，秦国秘书郎赵整参与编撰国史，正值前秦灭亡，便隐居商洛山中，著书不止。有冯翊人车频资助他的经费。赵整死后，车频编纂完成这部书，定为三卷。书中说：苻坚在位时，沙门竺僧朗曾和隐士张巨和交游。守敬按：张巨和名叫张忠，是中山人，见《晋书·隐逸传》。张巨和经常住在洞穴里，而竺僧朗居住在琨瑞山，大规模修建殿堂屋舍，楼阁相连。朱本把“累”作“迭”，全祖望、赵一清改为“累”，戴震也改为“累”。虽然朴素和华饰不同，但都以远离尘俗、清静自守著称，说的就是这个山谷。守敬按：《高僧传》卷五说，竺僧朗是京兆人，前秦时居住在泰山，和隐士张忠结为林下之交，后来在金舆谷昆仑山中建立精舍等。[“昆仑”应是“琨瑞”的错误。]这条水也称为琨瑞水。水向西北流，经过玉符山。守敬按：《地形志》说，奉高县有玉符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里、九十里〕 《隋志》说，博城县有玉符山。《一统志》说，方山在长清县东南九十里；《齐乘》怀疑它就是玉符山。又称玉水。守敬按：《寰宇记》说，玉水从历城县流入长清县。水又向西北流，经过猎山东面。守敬按：《一统志》说，猎山在长清县东北四十里，如今讹作腊山。又向西北流，沿着祝阿县故城东面流过。守敬按：两汉时该县属平原郡，魏、晋属济南郡，宋、后魏属太原郡，在今长清县东北三十多里。又流过野井亭西面。守敬按：杜预《春秋》注说，济南祝阿县东有野井亭，在今长清县东北四十里。《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经》记载，齐侯在野井慰问鲁昭公，就是这里。《春秋经·襄公十九年》说，诸侯在祝柯结盟。朱本把“柯”作“阿”，《笺》说《春秋》作“柯”，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这是《经》文，“诸侯”上应有“《经》书”二字。《左传》所说的督阳，就是这里。守敬按：《左传》称在督扬结盟，杜预注说督杨就是祝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

译又在成公十六年讨伐郑国，鲁军驻扎在督扬。杜预注说，督扬是郑国东部的地方，所以不是这里的祝柯。汉朝兴起后，把它改称为阿。守敬按：《公羊传》作祝阿。《通典》说春秋时也称祝阿，仍是古代的东柯，后来成为东阿。汉高帝十一年，封高邑为侯国。朱本把“邑”作“色”。[三七]赵一清说：《史记·年表》作“邑”，全祖望、戴震相同。守敬按：《汉表》作“色”，是“色”“邑”字形相近造成的错误。王莽时改称安成。旧时民间称这条水为祝阿涧水，向北流入济水。建武五年，耿弇向东攻打张步，从朝阳桥渡济水进军。赵一清说：考《后汉书·耿弇传》，原文作“从朝阳桥河以度”。章怀太子注说，朝城在济水北面，有漯河。郦道元把“济”和“渡”连在一起说，词义不通。会贞按：《耿弇传》原文是“从朝阳桥济河以度”，郦道元引用时删去了“河”字，所谓“桥济”，是说桥跨济水。赵一清反而依据《耿弇传》删去“济”字，却责怪郦道元把“济、渡”连称为错误，这是疏忽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四十里、二十五年、十九年〕 就是这个地方。济水又向东北流，泺水流入其中。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把“入”误作“出”；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全祖望、戴震把“出”改为“入”，赵一清仍作“出”。守敬按：作“出”是赵本刊刻错误。水发源于历城县故城西南。朱本在“水”字上衍出“泺”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历下”脱“城”字，赵一清据《汉志》增补，全祖望、戴震相同。守敬按：《释例》说，乐水发源于历城县故城西面。两汉、魏、晋时历城县属济南郡。[今本《晋志》没有历城县；按《左传·桓公十八年》杜预注称济南历城，《地形志》说历城属济南，可知晋代确有此县。]晋永嘉以后为济南郡治所，宋、后魏也相同。[《宋志》把历误作广。]在今县城西南角。泉源向上喷涌。朱本作“旧”，《笺》说谢氏认为“旧”疑当作“奋”，另一本没有“旧水”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奋”。水涌出像车轮旋转。守敬按：曾巩《齐州二堂记》说，从渴马崖以北到历城西面，大约五十里，泉水涌出，有的高达数尺，称为趵突泉；泉水向北流，就称为滦水，流到清河后入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十一年、五年〕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守敬按：这是《经》文，“公”字上应有“《经》书”二字。就是这里。民间称它为娥姜水。朱本有“也”字，《笺》说娥姜一作娥英[按《寰宇记》引文作娥英]；全祖望、戴震删去“也”字。赵一清说：《地形志》记载，济南郡历城县有娥姜祠；《路史》说，祝阿故县又有泺水，俗称姜水，水源处有娥英庙，“姜”字没有错。因为泉源处有舜的妃子娥英的庙。守敬按：《尚书·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列女传》说，两个女儿，长女叫娥皇，次女叫女英。《地形志》只说有娥姜祠。《寰宇记》说，娥英庙又称罗姜祠；“罗”“娥”读音相近，所以也称娥姜。这些都是只举其中一名，娥姜水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城南正对着山，山上有舜祠。会贞按：《地形志》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 《春秋·桓公十八年》说：“鲁公在泺地会见齐侯。”守敬按：这是《春秋》经文，“公”字上面应当有“经书”二字。当地俗称它为娥姜水。朱本有“也”字，《笺》说：娥姜又作娥英。[按：《寰宇记》引用此文作“娥英”。]全祖望、戴震删去“也”字。赵一清说：《魏书·地形志》记载，济南郡历城县有娥姜祠。《路史》说，祝阿故县又有泺水，俗称姜水，水源处有娥英之庙；“姜”字没有错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泉水源头有舜的妃子娥英的庙。守敬按：《尚书·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弯曲处。《列女传》说，两个女儿中，长女叫娥皇，次女叫女英。《魏书·地形志》只说有娥姜祠。《寰宇记》说，娥英庙又称罗姜祠；“罗”与“娥”读音相近，所以也称娥姜。这些说法都只举出了其中一项，娥姜水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城南有山与城相对，山上有舜祠。郦道元按：《魏书·地形志》记载，历城县有舜祠。山下有一个大洞，《寰宇记》引用这里时写作“大泉”。称为舜井。戴震按语说：《初学记》卷八引用《续述征记》说，历山有一口井，深不见底，与城西南的涌泉相通。又据《寰宇记》，舜井在历城县东面一百步，是舜亲自挖掘的井。这样看来，它与《水经注》所指的地方不同了。或者也和茅山禹井的情况相同，详见《渐江水注》。关于《尚书·大禹谟》所说“舜耕历山”，也认为历山就在这里。戴震按语说：《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称，历山在济阴郡城阳县；另一说在济南郡历城县山。《寰宇记》说，历山在历城县南五里。宋代的历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这些情况尚未详考。历水向北流，形成大明湖。戴震按语说：《明一统志》称，大明湖在济南府城内西北角，水源出自舜泉，湖面占府城面积的三分之一。湖水从北水门流出，与济水汇合，水面浩瀚无边。远望华不注峰，仿佛在水中，大概是历下城最优美的地方。《历城旧志》说，现在泺水环绕城北向东流，并不流入城内；舜泉在城中，也只形成一口井，不再流动，只有北珍珠、濯缨等泉水向北流入湖中。

译湖区也有许多居民填塞水面，湖水只剩下曲折的港汊，可以通行小船。湖西面就是大明寺，寺院东北两面临靠湖水，这片水便成了净池。池上有客亭。戴震按语说：《一统志》称，北渚亭就是《水经注》所说池上的亭子。宋代晁补之有赋，曾巩、元代郝经都有诗。亭子左右有楸树、桐树，背向阳光俯仰观望，眼前是鱼鸟。朱本这里下有“极”字，《笺》说“极”字下面脱去一字，或许是“极望”。赵一清说，按文意本已完整，不必增补。戴震删去“极”字。戴震认为，这里“俯仰鱼鸟”与上句相对，“目对”二字和“极”字都是衍文。水和树木清明鲜洁，可以说具有濠梁的情趣。戴震按语说：语见《庄子·秋水》篇。人与外物彼此没有抵触。湖水引出的沟渠向东流入西郭，向东到达历城西面，沿着城边流过，向北注入陂中。朱本把“陂”误作“湖”，赵一清同样如此，戴震改为“陂”。戴震按语说：这就是下文所说“左水向西北流成为陂”的水，因此作“陂”是对的；作“湖”就会同上文的湖混淆。这条水承接东城历祠下面的泉水。朱本作“祀”，戴震同样作“祀”。《笺》说，李道元认为“祀”疑当作“祠”。赵一清改为“祠”。泉水竞相涌出。朱本没有“泉”字，赵一清也没有，戴震增补。戴震按语说：《寰宇记》称，历水在历城县东门外十步。晏谟《三齐记》说，历水从历祠下流出，泉源竞相涌发，与泺水一同流入鹊山湖。《水经注》把“出”改写为“承”，所以这里应当重复有一个“泉”字。历水向北流，经由历城东面；又向北引水修成流杯池，州中官员和宾客宴饮时，公私人员大多聚集在这里。水分为两支：右水向北流出。戴震按语说：这就是下文所说的枝津。左水向西流经历城北面。向西北流成为陂，称为历水，与泺水汇合。又向北流，历水的分支水道。朱本把“历水枝津”六字误作“自水枝津合水”。戴震改正。全祖望、赵一清删去上面的“会”字和这里的“自水”二字，改作“与泺水枝津合”，把末一“水”字归入下句。戴震按语说：不是这样。这条水首先承接历水，并非从泺水分出，怎么能称为“泺水枝津”？这里的枝津应当就是上文所说右水向北流出的水，是历水的支流。应当按戴震的改文为是。它在历城东面首先承接历水，向东北流经东城西面，然后向北流出城郭。戴震按语说：“西而”二字应当互换位置。上文左水在西面，向西流经历城北面；这条枝津是右水，不可能流经历城西面。又向北注入泺水。再向北流，有听水从这里分出。听水详见后文《巨合水》之下。泺水又向北流入济水，称为泺口。戴震按语说：《齐乘》说，古代泺水从华不注山东面流入大清河。伪齐刘豫于是把它改道向东流，形成小清河。《历城县志》说，小清河自明代永乐年间以后，多次堵塞又多次疏浚，时间久了又淤塞。大概小清河只有在泺水作为水源时，东面的堰坝一旦阻塞，泺水仍会从华不注山向东北流入大清河。戴震按语说：现在泺水在历城东北二十里处，越过泺堰流入黄河，似乎又恢复了《水经注》所说的河道。但是堰坝在华不注山的东北面。《水经注》叙述泺水向北流入济水，济水又向东北流，然后才叙述华不注山；由此看来，古代的泺口应在堰坝西面。济水又向东北流。朱本《笺》说，这里以下脱去一个“径”字。全祖望、赵一清增补。戴震说：根据华不注山是华水的源头，并非济水所经之地来看，《笺》的说法不对。华不注山。朱本这里上面的九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历城县有华不注山。《元和郡县图志》称，华不注山又名华山，在历城县东北十五里。山峰独立，山色秀润，不连接丘陵来显示自己的高峻；像虎牙一样高耸挺立。戴震按语说：《寰宇记》引用这里作“杰”，《名胜志》引用作“桀”。孤峰特别突出。戴震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用作“特起”，《寰宇记》引用作“突起”，《名胜志》引用作“特拔”。山峰直刺天空。戴震按语说：《通典》称，华不注山直上如……。青色的山崖上翠色葱茏，远望如同一点黛色。戴震按语说：《太平御览》引用作“发翠”，《寰宇记》作“翠发”。山下有华泉。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历城有华泉。因此，旧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说：“华泉，是华不注山下的泉水。”朱本“曰”字误置在“春”字上，并且“名”字下多出“也”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并删去衍字。《春秋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顷公与晋国的郄克在鞍地交战，齐军大败，晋军追击齐军，绕华不注山三周；逢丑父与齐顷公互换了位置。将要到达华泉时，齐顷公的骖马被树木绊住而停下。逢丑父让齐顷公下车，到华泉取水饮用，齐侯因此得以逃脱。韩厥献上逢丑父，郄克准备杀掉他。逢丑父喊道：“从今以后，若没有人代替君主承担祸患，出现像我这样的人，就会被杀掉了。”郄克说：“有人不怕死，来使他的君主免于灾难；如果我把他杀掉，这是不祥之事。赦免他，用来勉励侍奉君主的人。”于是赦免了他。戴震按语说：以上是《左传》的原文。这就是华水。向北横断听水的沟渠，行二十里，注入济水。又向东北流过台县北面。巨合水向南发源于鸡山西北面。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卫国县有鸡山。《寰宇记》称，鸡山在章丘县西面。十里。晏谟《齐记》说，从前有神鸡在这里清晨鸣叫，有人等候它，得到一块洁白如玉的石头，于是以此命名。 《一统志》称，鸡山在章丘县西南四十里。巨合水发源于鸡山，向北流经历城县东面；又向北流经巨合故城西面。耿弇讨伐张步时，驻守巨里，就是这座城。戴震按语说：《后汉书·耿弇传》记载，张步的大将军费邑派他的弟弟费敢守卫巨里。耿弇进兵威胁巨里，大量砍伐树木，扬言要用木头填平坑壕。费邑前来救援，耿弇分派三千人守卫巨里，自己率精锐部队与费邑交战，斩杀了费邑。《水经注》这里所说的三面等语，记载十分确切，应该另有所本。《续汉书·郡国志》称，历城有巨里聚。章怀太子认为，巨里是聚落名，也叫巨合城。《地形志》称，肥乡县有巨合城。[四〇]《元和郡县图志》称，巨合城在全节县东南二十三里。在今历城县东七十里。城的三面有城墙，西面有深坑。戴震作“▯”。坑的西面就是耿弇扎营的地方，他在那里与费邑交战并斩杀费邑。巨合水又向北与关卢水汇合。戴震按语说：《一统志》称，关卢水在历城县东面，旧志称它又名盘水、全节河。

译关卢水发源于马耳山。朱本“水”字上有“关卢”二字，全祖望、赵一清同样保留，戴震删去。戴震按语说：《资治通鉴》晋义熙三年记载，南燕主慕容超到马耳关迎接母亲和妻子。《地形志》称，嬴县有马耳山祠。向北流经博亭城西面。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平陵县有洛盘城。《寰宇记》引用《齐记》作乐盘城，说这里就是平陵王与章丘侯饯行送别的地方。博亭与洛盘读音相近。博亭城在平陵东南；又因为关卢水有盘水的名称，应当是由于靠近洛盘城的缘故，所以博亭城大概就是洛盘城。水向西北流到平陵城。朱本“陵”字误作“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平陵城”，详见下文。戴震按语说：下文说武原水向北流经东平陵故城西面，又向北流经巨合城东面，随后才与关卢水汇合，那么这里的关卢水与武原水汇合，应该已经到了平陵城北面；“城”字下面应有“北”字。与武原水汇合。戴震按语说：《齐乘》把武原水看作巨合水的东源。武原水发源于谭城南面的平泽中，世人称为武原泉。戴震把“泉”改作“渊”。戴震按语说：《齐乘》称，龙山镇南十余里有江水泉。向北流经谭城东面。戴震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称，东平陵有谭城。《春秋释例》称，平陵县西南有谭城。《寰宇记》称，在废全节县东南十五里。[四三]在今历城县东南七十里。谭国见下文。民间称它为布城。朱本“布”字误作“有”，赵一清改作“古”，并说：《齐乘》称，东平陵故城在济南东七十五里；春秋时的谭国被齐国灭掉，古城在西南面，与龙山相对，“有”字应作“古”。戴震改作“布”。戴震按语说：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布”。又向北流，经东平陵县故城西面。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晋时县名都叫东平陵。[今本《晋书·地理志》没有这个县，《宋书·州郡志》称平陵，从汉到晋都说是东平陵。《地形志》也相同，所以晋代应当有此县。]晋永嘉以后改名为平陵，[《左传·庄公十年》杜预注称济南平陵。]宋代、后魏相同。《续山东考古录》称，在历城县东北七十五里。这就是旧陵城，后来才加上“平”字。[四四]戴震按语说：《寰宇记》引用《十三州志》称，原名东陵，后来改为平陵；这里的“陵城”应当作“东陵”。又据《说苑·贵德》，齐桓公时期的平陵，已经见于《春秋》。《齐乘》称，扶风有平陵，所以这里加“东”字，与上述说法不同。谭，是一个国家。齐桓公出行时经过谭国，谭国没有以礼相待。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即位，谭国又不来朝见；鲁庄公十年，齐国灭掉了谭国。戴震按语说：见《左传·庄公十年》。城东门外有乐安任照先碑。赵一清说：按《名胜志》引用此段《水经注》，说城东有汉代赵相刘衡碑，另有乐安任照先碑；现在的本子没有刘衡碑这一项，大概有脱文。戴震按语说：《魏志》中任昭先附载于《王昶传》。《世说新语·德行》注、《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二引用《任嘏别传》，都作“昭先”；[四五]但《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又引用《任嘏别传》作“照先”，与这里相同。《后汉书·郑玄传》注作“任照光”，大概“昭”字因避晋代讳而改为“照”，“昭先”是后人改回的，“光”又是“先”的误字。这里是济南郡的郡治。朱本脱“郡”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汉文帝十六年设置为王国，汉景帝二年改为郡，王莽改名为乐安。朱本“安”字下面衍有“郡”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郡”字。戴震按语说：这三句是《汉书·地理志》在济南郡条下的文字。王念孙说，“二年”应当作“三年”。东汉时改为国，魏、晋时又改为郡，郡治都在这里。晋永嘉以后，郡治迁到历城，平陵县隶属于它。宋代、后魏相同。巨合水又向北流，经巨合城东面。汉武帝把城阳顷王的儿子刘发封在这里，设置为侯国。朱本“发”字下面衍有“于”字。《笺》说：孙星衍认为，按《史记》应是巨合侯刘发。赵一清说：沈钦韩认为，《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都没有“于”字。又按《汉书·诸侯王表》作“平原”，《索隐》也这样说，都是错误。巨合水与关卢水汇合，关卢水向西流入巨合水。朱本“西”误作“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西”。向西北流。戴震按语说：“西”字上面应有“又”字。经台县故城南面。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时台县都属济南郡，晋代撤销。《地形志》称，聊城县有台城。在今历城县东北三十里。汉高祖六年，把东郡尉戴野封为侯国。赵一清说：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应作“台定侯戴野”。顾炎武《日知录》说，《汉书·地理志》所载济南郡有十四县，第一是东平陵，第二是邹平。第三是台，第四是梁邹。《续汉书·郡国志》载济南郡有十座城，其中第一是东平陵，第四是台，第七是梁邹，第八是邹平。后人读《汉书》时误把“邹”字作为句末，因此把邹当成一个县，把平台当成另一个县。《齐乘》于是说，汉代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把台、平台看作两个县。这是因为不懂句读而妄加解释。《汉书·地理志》载，常山郡有平台县，是史子叔的封邑，顾炎武的说法是对的。戴震按语说：《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诸侯王表》都作“都尉”，没有“东”字，这是错误的。《百官公卿表》说，郡守是秦代官职，汉景帝中元二年改名为都尉。戴野在高祖六年受封，当然应是东郡都尉。又《史记》《汉表》只称台侯，而《索隐》认为是临淄郡[汉代称齐郡。]的台乡，难道小司马所见的《汉书·地理志》已经误把它连写成“平台”了吗？然而为什么不考察郦道元的《水经注》呢？这里是王莽时期的台县治所。巨合水向西北流，有野泉水从这里注入。野泉水发源于台城西南的白野泉，向北流经留山，向西北流。朱本把“流”误作“留”，《笺》说：古本作“流”。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流”。戴震按语说：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流”。右边的水注入巨合水，又向北流，听水注入其中。听水承接泺水。戴震按语说：《齐乘》称，听水就是今天的响河。《一统志》卷六称，在历城县东北二十里。听水向东流，然后向北转弯；又向东北流，注入巨合水。各水漫流，又向北流，汇入济水。

译济水又向东北流，与芹沟水汇合。朱本这九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芹沟水发源于台县故城东南。戴震按语说：《齐乘》称，十二芹沟，俗名西麻湾，发源于章丘县南面的明水驿，流行三百余里，注入绣江。《一统志》称，芹沟水在章丘县南面。水向西北流经台城东面，又向西北流入济水。又向东北流过菅县南面。济水向东流，经菅县故城南面。朱本没有“菅”字，戴震同样删去，赵一清增补。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时菅县都属济南郡，晋代撤销。《地形志》称，聊城县有菅城。《方舆纪要》称，在章丘县西北三十里。汉文帝四年。朱本误作汉景帝二年，全祖望说应是文帝四年。把齐悼惠王的儿子罢军封为侯国。朱本《笺》说：按《汉书·诸侯王表》作“管共侯罢军”，《水经注》正文中的“菅”字应作“管”，颜师古注说“罢”音皮波反。赵一清说：《史记》《汉表》都作“管共侯罢军”，这是错误的。管城县从汉代到隋代一直是中牟县的辖地，隋开皇十六年才设置管城县，所以班固《地理志》只在中牟县下注说“筦叔邑”。《续汉书·郡国志》也只在中牟县下说“有管城”。罢军是王子，必定有封邑，因此可以知道不可能只是乡亭。而且这里属于齐地，写作“菅”是对的。《齐乘》说，菅城在章丘临济镇。《北征记》引用《晋太康地志》说，管叔的后代封在这里，齐国灭了管国，所以他的子孙在齐国做官。按《尚书》称周公致法于管叔，古史说管叔鲜罪行严重，死后没有后代。管夷吾出自周穆王一支，到管夷吾时才显贵，难道他是管叔的后代吗？郑州的管城才是管叔受封之地，鲁国有管邑，是大夫的采邑；只有齐国没有管城。这里就是汉代的菅县，只是传抄时发生了错误。于钦的说法切合实际而且正确。右边纳入百脉水。朱本这里下面有“百脉”二字。全祖望、赵一清同样保留，戴震删去。[四六]百脉水发源于土鼓县故城西面。朱本把“鼓”误作“谷”，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据《汉书·地理志》改正。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时土鼓县属济南郡，晋代撤销，宋代恢复设置，仍属济南郡；后魏相同。《续山东考古录》称，在章丘县东南二十五里。《一统志》称，淯河在章丘县东一里，也叫绣江，它的源头就是百脉水。水源方圆一百步，百处泉水都从这里涌出，所以称为百脉水。戴震按语说：《寰宇记》引用晏谟《齐记》称，水源方圆一百步，百条水脉都汇合流出，因此得名。百脉水向西北流，经阳丘县故城中。朱本“阳”作“杨”，下文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据《汉书·地理志》改为“阳”。戴震按语说：前汉时阳丘县属济南郡，后汉撤销。今在章丘县东南十里。汉孝文帝四年。朱本“文帝”误作“景帝”，戴震改正。把齐悼惠王的儿子刘安封为阳丘侯。赵一清说：按《汉书·诸侯王表》，阳丘侯刘安在文帝四年受封，但《史记·年表》没有记载。《史记·年表》有瓜丘侯宁国，《索隐》说县在魏郡。《汉书·地理志》魏郡没有瓜丘县，所以应是斥丘的错误。《汉书·诸侯王表》说“氏丘侯宁国”，氏丘也是斥丘的误写。又按，氏丘侯受封十一年后去世，十五年，侯偃继承爵位；十年后即景帝三年，因谋反被诛杀。杨丘侯受封十二年后去世，十六年，侯偃继承爵位；十一年后即景帝四年，因越出封国边界获罪，被处以髡钳之刑并降为司寇。两处继承侯爵者都名叫偃，但侯爵去世和继承的年份总相差一年，似乎氏丘就是杨丘；但不知道是《史记·年表》脱漏了一人，还是《汉书·诸侯王表》多出了一人。世人把这里称为章丘城，不对。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平陵县有章丘城。《寰宇记》称，隋代把高唐县改为章丘县，因县东南有章丘而得名。《方舆纪要》说，在女郎山下；引用《三齐记》称，章亥的妾溺水而死，葬在这里，因而称为章丘。因此，章丘本来就是指女郎山；由于阳丘城靠近章丘，世人便误把阳丘城当作章丘城，所以郦道元加以辨正。城南有女郎山。戴震按语说：《寰宇记》引用《齐记》称，章侯有三个女儿，溺水而死，葬在这里。《齐乘》称，女郎山又名小田山。山在章丘县东南七里。山上有神祠，民间称为女郎祠。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平陵 县有女郎山祠。山祠附近的百姓都来祭祀。百脉水向西北流出城外，向北流经黄巾固。朱本把“巾”误作“中”，《笺》说应作“巾”，戴震、赵一清改正。戴震按语说：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中”。大概是黄巾军屯驻的地方，所以“固”由此得名。戴震按语说：《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三年记载，燕国青州刺史陈留王慕容绍被平原太守辟闾浑逼迫，退军驻扎在黄巾固。《元和郡县图志》称，章丘县治所在的城就是黄巾城，是汉建安年间黄巾贼张角驻守的地方。今为章丘县治。百脉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济水。济水又向东流。朱本误作“东又”，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换字序。又有杨绪沟水。朱本作“杨渚沟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相同。戴震按语说：《寰宇记》引用此文作“杨绪水”，称杨绪水在章丘县东十里。《齐乘》引用时也作“杨绪水”。《金史·地理志》称，章丘县有杨绪水，因此“渚”是“绪”的误字无疑，现予订正。《一统志》称，獭河在章丘县东北七里，就是古代的杨渚沟。水发源于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朱本把“出逢陵”误作“径于陵”，并脱去“二十里”。赵一清改正并增补，称《寰宇记》引用此文作“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四八]于陵是汉代县名，后魏改为逢陵。《地形志》称，齐州济南郡逢陵县有于陵城。郦道元大概按照当时的新制度写作逢陵；后人根据班固《地理志》改成于陵，是不对的。全祖望、戴震改正并增补，和赵一清相同。戴震按语说：宋代设置逢陵县，属济南郡，后魏沿用；赵一清说后魏把于陵改为逢陵，是错误的。《地形志》博平县有逢陵城，在今淄川县西北。赵一清删去“西北”二字，是不对的。

译水流经土鼓城东面，又向西北流经章丘城东面，再向北流经宁戚城西面。朱本脱去“戚城”二字，戴震增补，全祖望、赵一清也增补。戴震按语说：《寰宇记》称，宁戚城在章丘县东北三十里。该书两次引用此段《水经注》，都作“宁戚城”，又说齐国把这里作为宁戚的食邑。这是戴震所改，刊刻全祖望、赵一清著作的人沿袭了他的改文；否则，为什么不说是根据《寰宇记》校补的呢？[四九]水又向北流，注入 济水。赵一清删去“而”字。又向东北流过梁邹县北面。[五〇]泷水。朱本作“陇水”。《笺》说：孙星衍认为应作“泷水”。“泷”有“笼”和“双”两种读音。赵一清说：按“陇水”二字没有错误。《地形志》称，东清河郡绎幕县有陇水。《寰宇记》称，淄州淄川县有笼水，古名孝水；引用《舆地志》说，齐国孝妇颜文姜缉织竹笼，盖住泉水。因此可知“笼水”是古名，后来改作“陇水”。如果作“泷水”，那就是岭南昌乐县的泷水，孙汝澄的说法不对。又按《方舆纪要》，孝妇河在邹平县东面，引用《舆地志》说，战国时齐国人颜文的妻子侍奉婆母很孝顺，常常远行取水来满足婆母的嗜好。一天，甘泉从屋内涌出，她常用织成的笼子盖住泉水；笼子一掀开，泉水便涌出，因此称为笼水。《集异记》作颜文姜，是错误的。《寰宇记》的文字也有讹误脱漏。戴震按语说：《艺文类聚》卷八、《初学记》卷八、《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四百一十五、《事类赋》卷七引用《续述征记》叙述齐国孝妇的事，都作“笼水”。“笼”“泷”读音相同。朱本下文“泷水”共出现六次，只有这里作“陇”，大概是传抄偶然写错。《地形志》作“陇”，也是因为字形相近而误写，不能反过来据此改动这里；何况“陇”“笼”读音不同。因此应当以孙星衍的说法为是，赵一清没有领会这一点，牵扯岭南的泷水，实在是多费辞说。又据宋熙宁八年六月的敕令，淄川孝妇颜文姜特封为顺德夫人，并赐名“灵泉庙”作为庙额。相关碑刻文书现在还保存着，在山东博山，因此写作颜文姜是对的。泷水向南流出长城山中。戴震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四百一十五引用《续述征记》称，笼水发源于长城山。《通典》称，淄川县有古代齐长城。《一统志》称，长城在淄川县南面。又说，孝妇河发源于博山县颜神镇孝妇祠下，就是古代的泷水。大概淄川、博山南面的山都是长城山。水向北流到般阳县故城西南。戴震按语说：前汉时般阳县属济南郡，后汉、魏时属齐国。《宋书·州郡志》称般阳令，《晋太康地志》属齐郡。《地形志》作盘阳，晋代属齐郡。《寰宇记》称，晋代 撤销了般阳县，大概是在太康年间以后撤省的。今为淄川县治。泷水与般水汇合。般水发源于县东南的龙山。戴震按语说：《齐乘》称，般水发源于龙山的龙湾洞。《一统志》称，苍峡龙在淄川县东南三十里，就是般水发源的龙山。民间也把般水称为左阜水。戴震按语说：《齐乘》称，俗名鱼头河，所以又发生了名称变化。般水向西北流经县城南面，是王莽时期的济南亭。应劭说：县城在般水的北岸。戴震按语说：《汉书·地理志》记般阳县，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也相同。因此县名由此得名。朱本作“县”，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为“故”。般水又向南转弯，向西流入泷水；又向北流经该县。戴震按语说：“北”字上面应有“又”字。水向西北流到萌水口。朱本这里下面有“萌”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萌水发源于西南面的甲山。朱本《笺》说：孙星衍认为“甲山”应作“萌山”。赵一清说：按《方舆纪要》称，明水也叫萌水，发源于淄川县西南的夹谷山；又称夹谷山一名祝其山，也叫甲山，山南面就是齐、鲁会盟的地方，萌水发源于此。《济南府志》称，甲山在淄川县西南四十里，萌山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五一]大概甲山是萌水的发源地，而萌山是萌水流经的地方，[五二]所以孙星衍的说法不对。戴震按语说：《初学记》卷八引用此文作“甲山”。萌水向东流，向北流经萌山西面，向东北流入泷水。泷水又向西北流到梁邹县；东南面的这处地方是旧县城，详见下文。泷水与鱼子沟水汇合。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东魏郡安阳县有鱼沟。鱼子沟水向南发源于长白山东面的柳泉口。戴震按语说：《地形志》称，东魏郡博平县有长白山。《一统志》称，长白山在邹平县南二十里，东北面属长山县，北面属邹平县，转向西属章丘县，南面则属淄川县，山脉环绕四县。朱本把“柳”误作“抑”，赵一清改正，并说“抑泉”应作“柳泉”。《淄川县志》称，柳泉在县北十五里，旁边种有高大的柳树，那里可以饮水、休息。 《汉书·地理志》称，北海郡有柳泉县，就是这个地方。全祖望、戴震也作相同改动。戴震按语说，作“柳泉”是对的。但考察《一 统志》，干沟河在长山县西南三十里，有人认为就是古代的鱼子沟；又称白条沟河在邹平县东七里，就是古代的鱼子沟；还称沙河在邹平县西一里。《齐乘》称，蒙水俗名沙河，《水经注》称它为鱼子沟。各种说法虽然不完全一致，但这些水都在陇水西面、长白山东面，与这里《水经注》的记载相合。如果柳泉在淄川县北面，那么它就在泷水东面，与长白山之间隔着泷水。由此可见，《淄川志》所指的柳泉是后世附会出来的，不足以作为解释《水经注》的证据。又梁邹县在汉代属济南郡，位于今邹平县东北。如果是北海郡的柳泉，那么它在今益都县东面，与梁邹之间还隔着菑川国和齐郡，更是毫无关系。长白山就是陈仲子夫妇隐居的地方。戴震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引用《齐记》称，于陵城西三里有长白山，是陈仲子夫妇隐居的地方。《寰宇记》引用顾野王《舆地志》也说，长白山是陈仲子夫妇隐居之处。《孟子》说：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子弟，他的哥哥陈戴俸禄有万钟，仲子认为这些不义，所以不肯食用；他避开哥哥、离开母亲，居住在于陵，就是这个地方。

译泷水又流经于陵县故城西面。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晋时于陵县都属济南郡；今本《晋书·地理志》脱去这个县，据《左传·昭公十年》杜预注，济南郡有于陵。《宋书·州郡志》引用《永初郡国志》称，济南郡有于陵。《一统志》认为永初以后于陵省并入逢陵。《方舆纪要》称，在今长山县西南二十四里。王莽时称于陆。汉世祖建武十五年，改封则乡侯侯霸的儿子侯昱为侯国。朱本脱去“之子昱”三字。赵一清说：按《后汉书·侯霸传》，侯霸在建武十三年去世，光武帝亲自临吊，下诏追封谥为则乡哀侯，怎么会有建武十五年改封之事？本传又说，侯霸的儿子侯昱继承爵位，后来侯昱改封为于陵侯；所以是侯霸的儿子，不是侯霸本人，郦道元弄错了。戴震增补“之子昱”三字。水向北流入泷水。泷水就是古代的袁水。因此旧京相璠说：“济南郡梁邹县有袁水。”戴震按语说：袁水没有可考的资料。《春秋·成公二年》记载，在袁娄结盟。《谷 梁传》作“爰娄”，说距齐国五十里。《续汉书·郡国志》注引用《博物志》称，临淄西面有爰娄，也有人说在淄川境内。袁娄大概因水得名。这段《水经注》叙述泷水流经般阳，古代的般阳就是今天的淄川，在临淄西南数十里；这样看来，袁娄在淄川北面是毫无疑问的，泷水就是袁水，也毫无疑问。京相璠的说法，是在解释《春秋》中关于袁娄的文字吗？袁娄西面就是梁邹县，[县名见下文。]所以京相璠说梁邹县有袁水。泷水又向西北流，经梁邹县故城南面。戴震按语说：两汉、魏时梁邹县都属济南郡。[上文引用京相璠称济南郡梁邹县，这是魏代梁邹属济南郡的证据。]《晋书·乐安平王鉴传》称，咸宁初年，把齐地的梁邹增封给乐安国。《宋书》说，晋太康六年三月，乐安、梁邹等县降霜，桑树、麦子受到损伤；这说明晋初梁邹属齐郡，后来属于乐安国，但今本《晋书·地理志》乐安国下只写“邹”。考察《续汉书·郡国志》，济南郡的梁邹、邹平两县相连书写，西晋时两县都存在。邹平详见《河水注》，两地相接，应当一同改属乐安国；这样看来，《晋书·地理志》的“邹”是梁邹、邹平脱文后的简略写法。《一统志》说“邹”就是前汉的故东邹，这是不对的。《寰宇记》称，邹平县在永嘉之乱时才废弃，梁邹县应当也在同时废弃。今在邹平县东北二十里。又向北流，转弯经由梁邹故城西面。汉高祖六年，把武虎封为侯国。朱本《笺》说：《史记·年表》作武儒，《汉书·诸侯王表》作武虎。水向北注入济水。戴震按语说：古代泷水从今邹平县东北流入济水；现在的孝妇河从长山县西面转向东北，在今新城县西北二十里处流入小清河。戴震删去“其”字。故城东北面又有时水，向西北流入这里。戴震按语说：这是时水的分支水道。详见《瓠子河注》，也见《淄水注》。又向东北流过临济县南面。临济县的故地原是狄邑。戴震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称，临济原名狄；前汉狄县属千乘郡。这里的狄邑就是《史记》所说田单攻打三个月仍未攻下的狄，也是田儋所说“狄人”的狄，不是《左传》中狄国攻打卫国的那个狄。《续汉书·郡国志》临济县注引用《地道记》，说狄国攻打卫懿公，这是错误的。

译《史记正义》也弄错了。王莽改名为利居。《东观汉记》。戴震按语说：惠栋认为应作《东观记》。汉安帝永初二年改回现在的名称。戴震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只说安帝改名，《宋书·州郡志》与这里相同。因为临济原来的名称而得名。《地理风俗记》说：朱本这里下面多出“有”字。赵一清说应作“古”，孙潜校改；全祖望、戴震删去。乐安太守的治所。戴震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称乐安国治所，大概质帝时废国改郡，所以《地理风俗记》称乐安太守。魏、晋、宋时临济县属乐安郡，后魏时属东平原郡。晏谟《齐记》说：这里有南北两座城，中间隔着济水。戴震按语说，临济在济水北面，就是晏谟所说的北城。《方舆纪要》称，在高苑县西北二里。南城。朱本把“南”字写在“水”字上面，《笺》说有一本作“水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就是被阳县的故城。戴震按语说：前汉时被阳县属千乘郡，后汉废置。《续山东考古录》称，在高苑县西八十步。城北面临靠济水。《汉书·地理志》说：这是一个侯国，见千乘郡被阳县条下。如淳说：有一本作“疲”，读音与“罢军”的“罢”相同。朱本脱去“一作疲”三字，并在“音”字下衍有“减”字。《笺》说：《汉书·地理志》注中，如淳说“被”一作“疲”，读音同“罢军”的“罢”；“减”字疑为衍文。又说，孙星衍认为，按《史记》应作“披阳”，披字读音为“皮”，刘氏读作“皮彼反”；戴震依《笺》增删，赵一清也删去相关文字。戴震按语说：汪远孙校《汉书·地理志》称，根据如淳注和《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应作“披阳”，怀疑“被”字是误写。《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戴震按语说：《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建元以来”四字，这是承接前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而省略了；这里《水经注》以及《淇水注》《沭水注》引用时，都有“建元以来”四字。《史记》的其他版本篇名也有这四字。梁玉绳认为这是后人添加后照录，并不是这样。记载：汉武帝元朔四年，把齐孝王的儿子敬侯刘燕封在此建立侯国。戴震按语说：《史记·年表》作封披阳，《汉书·诸侯王表》也相同。如今是渤海侨郡的治所。守敬按：《宋志》说“渤海太守”，是孝武帝时侨置的。《地形志》说，渤海郡是原临淄之地［“临淄”应作“济”］，刘骏设置，魏沿袭，因此称为侨郡。济水又向东北流，曲折地形成深潭和水洲，称为平州▯。朱氏把“平州”以上十三字误作《经》文，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文。赵氏根据《齐乘》引文作“平州况”，认为“况”是“▯”的误字，又增补了“▯”字；全氏也作了同样增补。守敬按：《禹贡锥指》说，今高苑县东南十里有麻大泊，又名鱼龙湾，周围五六十里，大概就是古代济水汇集形成的平州。又《左传·宣公元年》说，鲁公在平州会见齐侯。杜预注说，平州是齐地，在泰山郡牟县以西；这又是另一个平州，不是这里所说的平州。漯沃县旁有平安故城。朱氏把“漯”写作“湿”，把“县”字置于“安”字之下。《笺》说：“湿沃”是县名，属千乘郡；平安县在它旁边。赵氏说，按“湿沃”应作“漯沃”。全氏把“县”字校移到“湿沃”之下；全氏、戴氏作“漯沃”。守敬按：汉代漯沃县在河水以北，所以郦道元在《河水》篇叙述漯沃县故城；河水以南是漯水，漯水以南是济水，这个平安县是济水流经之地，距离汉代漯沃县很远。考察《地形志》，有两个湿沃县：一个属沧州乐陵郡，《志》中称作郡。晋代把它作为国，后来改称县；西汉属千乘郡，后来撤废。晋代又恢复其隶属。这一郡和一县都是沿用晋代的旧制，也就是《河水》篇所说的漯沃县。另一个湿沃县属青州乐陵郡，《志》中称作郡，是刘义隆设置的，魏沿袭了宋的旧制。大概宋朝在南方设置乐陵郡，同时设置湿沃县，魏也沿用了宋朝的旧制，就是本《注》所说的漯沃县。这个漯沃县靠近平安城，大概在今新城、高苑两县之间。地方志与《河水》篇所说的故城把它们混为一地，是错误的。俗称它为会城，也不对。赵氏说，按《漯水注》引伏琛的话，千乘城在齐城西北一百五十里，中间隔着会水，会水就是漯水的别名。因此，漯沃县旁的城俗称会城，是有这个缘故的。会贞按：平安县不靠近漯水，赵氏解释会城时牵涉会水，是错误的。按《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县，是侯国。全氏说：《地理志》有这句话，但《侯表》中没有以平安封侯的人，大概是遗漏了。王莽时改名为鸿睦。应劭说：博昌县，县的情况详见《淄水注》。县西南三十里有平安亭。朱氏作“安平”，全氏、赵氏、戴氏改倒为“平安”。守敬按：改作平安是对的。［胡渭不知道这里字序倒置有误，竟把临淄以东、淄水流经的东安平城当作此地，错误非常严重。］县在后汉时废除。《续山东考古录》说，故县在新城县东北四十里。故县遗址仍在，世人还保留着“平州”这个名称。济水又向东北流，经高昌县故城西。守敬按：《续山东考古录》说，城在今博兴县西南五里。按《地理志》说：戴氏删去“曰”字。千乘郡有高昌县，汉宣帝地节四年封董忠为侯国。守敬按：此县后汉废除。世人称它为马昌城，不对。朱氏把“非”误作“此”。《笺》说：旧本作“北”。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为“非”，戴氏也作同样改动。济水又向东北流，经乐安县故城南。朱氏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全氏、赵氏、戴氏改为《注》文。

译守敬按：城在今博兴县北。伏琛《齐记》说：博昌城，博昌县的情况详见《淄水注》，在西北五十里。守敬按：伏琛把乐安城当作博昌北城，说它距博昌南城三十里。这里先说博昌南城的位置，在“博昌城”下面应当有“在齐城”三字；从郦道元驳斥伏琛的话中，提到“薄姑距齐城”等语，可以看出这一点。博昌城见《淄水注》时水条下。博昌有南北两座城，相距三十里，中间隔着时水、济水。守敬按：博昌在时水、济水以南，乐安在时水、济水以北。把这里说成博昌北城，是错误的。乐安与博昌、薄姑，薄姑的情况详见下文，三地都向西北，薄姑距齐城六十里，乐安越过水道，距离更远。会贞按：根据下文，薄姑在济水以南，乐安在济水以北，所以说越过水道。由此可以更明确地验证这一点。会贞按：这里借薄姑来驳斥伏琛把乐安当作博昌北城的说法。这大概是说，乐安、博昌、薄姑都在齐城西北，三座城南北相对：博昌以北是薄姑，薄姑以北是乐安，博昌和乐安之间隔着薄姑。因此伏琛把乐安指作博昌北城，错误显而易见。班固说：千乘郡有乐安县。应劭说：县名取自休令的名称。守敬按：颜师古没有记载应劭的说法。汉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为侯国。全氏说：按《汉表》，李蔡封为安乐侯，这是琅邪郡昌县的安乐，不是千乘郡的乐安。《史表》作“乐安”，但《索隐》说，《表》作“在昌”可以证明。赵氏说：全氏的说法不对。李蔡封乐安侯，在《史记》《汉书·李广传》《功臣表》《卫青传》和《百官公卿表》中共见七次，只有《汉书·功臣表》作“安乐”，所以颜师古认为《表》有误。大概封地在乐安，而食邑在昌；或者博昌与乐安同属千乘郡，并不是琅邪郡的昌县，只是传写时脱漏了文字。《禹贡锥指》说，乐安故城在今博兴县东，隋代把乐安改名为博昌，五代、唐代称博兴。《元和志》说，博昌县北面有济水，距离县城一百步。按此《经》文原来列在高昌之后。如今根据薄姑、利县都在临淄正南，而乐安故城在博昌县东北，判断这段《经》文是错简，所以把它移到利县之后、甲下邑之前。一清按：东樵不知道这一条是《注》文，所谓“先经起事”才产生错简的疑问，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仍保留原来的次序。守敬按：后汉、魏时此县属乐安郡。《舆地广记》说，晋代撤省。城西三里，《齐乘》作二里。这里有任光等人的坟墓。全氏、赵氏、戴氏在“县”字上增“宛”字。守敬按：《一统志》说，任光墓在博兴县北，引《齐乘》说任光是南阳宛县人，封阿陵侯；他的儿子任隗，又传了三代到孙辈，迁封北乡侯，这才开始成为齐地人。任光怎么会有墓在这里？我认为，《注》文是在辨析乐安不是博昌，无论任光墓不足为凭，任光既是宛县人，又怎么能据此反驳博昌说呢？前文东平陵县有乐安人任昭先的碑，此处所说的县人就是乐安人，因此任光是任昭先的误写，无疑。全氏、赵氏、戴氏在“县”字上增“宛”字，反而证明了这一错误，更是不对。又按：《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的《别传》［任昭先名嘏］，说任嘏是乐安博昌人，不是乐安县人。不过乐安与博昌相接，把墓葬在乐安并不妨碍。这里的《注》却说他是乐安县人，难道是因为《后汉书·郑玄传》称“乐安任嘏”，把郡国名误当成县名了吗？由此更不能证明他是博昌人。所以，更不能据此证明他是博昌人。济水又流经薄姑城北。朱氏把这十二字误作《经》文，戴氏同样如此，全氏、赵氏改为《注》文。后汉《郡国志》在乐安国条下说：博昌县有薄姑城。守敬按：《地形志》说，乐陵郡乐陵县有姑城，脱去了“薄”字。［《地理书》］守敬按：这里应当是陆澄的《地理书》，赵氏改“书”为“志”，不对。说：吕尚受封于齐郡薄姑。守敬按：“郡”字应是“都”字的误写。《史记·齐世家》说，周武王把营丘封给师尚父，后来胡公迁到薄姑，这是最有根据的说法。郦道元先引用《地理书》说吕尚封在薄姑，似乎认为太公最初受封就在这里；下面又引用《史记》说胡公迁到薄姑，大概是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临淄县情况详见《淄水注》。守敬按：临淄就是齐城。上文说薄姑距齐城六十里，这里说五十里，必有一处错误。《方舆纪要》说，在博兴县东北十五里。它靠近济水。司马迁说：胡公迁到薄姑。赵氏说：《齐世家》作“献公”。戴氏改为“献公”。守敬按：《齐世家》说的是胡公从营丘迁到薄姑，献公又从薄姑迁到临淄，原文没有错误。城内有一座高台。会贞按：《左传》称它为遄台。郦道元叙述薄姑时，接着说城内有高台。江永赞同这种说法，认为晏子所说的蒲姑氏就是依据这座台而命名，大概是指它所在的地方。但晏子依次列举爽鸠氏、季萴、逢伯陵、蒲姑、太公，都是概括地说齐国的历史。景公时都城在临淄，考察《左传》这一条，开头说齐侯从田猎回来，那么他已经回到都城了。《肇域记》说台在临淄县东一里，似乎可信。《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朱氏作“二十二年”。《笺》说：孙潜说，按《左传·昭公二十年》，全书引文就是如此。赵氏、戴氏删去下一个“年”字。齐景公在台上饮酒，说：“古代的人如果不会死，那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这样呢？”晏平仲回答说：“从前爽鸠氏最初居住在这里，季萴……”守敬按：《汉志》作“崱”，《诗疏》作“●”，这里与《左传》相同。后来逢伯陵沿用了这里，薄姑氏又沿用了这里。《左传》作“蒲姑”，“薄”“蒲”二字古代可以通用。后来太公又沿用了这里。戴氏删去“又”字。臣认为《左传》没有这三个字。“古代的人如果不会死，享受的就是爽鸠氏所享受的快乐，不是君王的快乐。”《左传》“之乐”作“所愿”。就是说的这座台。济水又向东北流，经狼牙固西面，又向东北流去。狼牙固无从考证。又向东北流过利县西面。

译《地理志》说：戴氏删去“曰”字。齐郡有利县。王莽时称利治。守敬按：后汉、魏、晋时都属乐安郡［今本《晋志》在“利”字下有“益”字，那是另一个县］，宋代废除。晏谟说：县在齐城以北五十里。朱氏把“齐”误作“济”，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戴氏又在“里”字下增“也”字。守敬按：《齐乘》说，在乐安县西北二十里。《方舆纪要》说，在博兴县东南四十里。又向东北流过甲下邑，汇入河水。济水向东北流到甲下邑南面。守敬按：甲下邑，世人称为仓子城，见《河水注》。济水向东经过琅槐县故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博昌东北八十里有琅槐乡，是原来的县。守敬按：西汉时县属千乘郡，后汉废除。《一统志》第一百三十五卷说，在乐安县东北一百一十里。此县也见《淄水注》。《山海经》说：济水流过巨野泽，［守敬按：《初学记》卷六也引作“巨野”，今本《山海经》作“巨鹿泽”，错误。］注入渤海，从齐地琅槐县东北入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里〕 朱氏把“齐”误作“济”，赵氏根据原书改正，戴氏也改正。守敬按：这是《海内东经》的文字。又向东北流，有河水的支流注入。支流的情况详见《河水注》。《水经》认为济水流入河水，这是不对的。这里实际是河水注入济水，并不是济水流入河水。会贞按：《河水经》称济水注入河水，与本篇相同，郦道元已经驳斥过这种说法。又向东北流入海。朱氏把这五字误作《经》文，全氏、赵氏也如此，戴氏改为《注》文，并说：如今考察《经》文说济水流入河水，正文到此已经结束；看这里下面仍然辨析《经》文所说济水入河的错误，可以证明这五字明显属于《注》文。郭璞《海内东经注》说：济水从荥阳［荥阳县情况详见本篇］流到乐安、博昌［博昌县情况详见《淄水注》］入海。会贞按：《汉志》说济水向东流到琅槐入海，与《山海经》相合。后汉撤省琅槐县，济水从博昌入海。所以杜预《左传注》说，济水流到博昌入海。郭璞的说法相同。《元和志》说，高苑县［今县治］北面有济水，距离县城七十步；博昌县［今博兴县治］北面有济水，距离县城一百步；济水又向东北流入海，入海的水口称为海浦，在县东北二百八十里。［《寰宇记》作二百八里，没有“十”字。］蒲台县［今县治］东面一百四十里有海。海边有一座沙丘，俗称关口淀，是济水入海的地方。海潮与济水相冲击，所以得名。博昌的东北面就是蒲台的东面。济水从高苑县北面流过博昌、蒲台入海的路线，仍然是原来的河道。胡渭认为唐代济水先流到博昌入海，后来改道从蒲台东北面与河水汇合后入海，这是不对的。《乐安县志》说，宋室南渡以后，刘豫引导泺水向东流，进入济水旧道，形成小清河，仍然从高苑县北面流过，到乐安县入海。金皇统年间，高苑县令高通又改道从县城南面的长沙沟流，到博兴县与时水汇合，再向东北流到乐安，经马车渎入海。现在河水已经干涸。守敬按：今本《山海经注》作“今碣石也”，文意不通。郦道元所见的郭璞《注》就是这样，郭璞的意思与《水经》相同，认为济水注入河水。大概当时河水的支流已经断流，所以有“河竭”的说法。济水仍然不断流。守敬按：这是郦道元转述郭璞的话，意思是河水支流注入济水，济水水势大而河水支流小；支流虽然断绝，济水仍然流淌。《经》文说济水流入河水，这两种说法都不对。守敬 按：郦道元认为《水经》说济水注入河水，是错误的；郭璞说河水干涸，也同样错误。不过，河水在济水、漯水以北另有一条支流流入海，现在还连缀着流动的，只有漯水。朱氏把“缀”写作“辍”，赵氏说应当作“缀”。颜师古注《汉书》说：“缀”是说水流不断；“缀流”只是细小水滴连缀而流，“辍流”则是完全断绝，赵氏的解释不对。守敬按：郦道元所说流入海的，是河水的正流，因此不能说河水干涸；他所谓仍有连缀之流的，只是漯水。郭璞笼统地说河水干涸，实在含糊。郭璞或许认为是济水注入河水。守敬按：郭璞虽然没有明说济水注入河水，但把“今河竭”系在济水入海之后，因此是把济水看作注入河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朱氏把“即”作“事”，赵氏同样作“事”，戴氏改正。考察水流的脉络，不如《山经》记载得严密。其中一条向东南流的水。朱氏漏“南”字，全氏、赵氏也漏，戴氏增补。守敬按：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其中一条向东南流”，如果没有“南”字，前后就不能相应，戴氏增补是对的。流过乘氏县南面。朱氏脱漏“南”字，戴氏增补，赵氏根据吴本增补。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都有“南”字。菏水在定陶东北处分出于济水。朱氏把“菏”误作“河”，下文同。胡渭校改。赵氏说：按《汉志》济阴郡条下说，《禹贡》所说的菏泽在定陶东面。傅寅《尚书集解》说，许慎《说文》认为菏水从山阳郡湖陵县南面流出，正与孔安国《传》相同；可是班固却认为菏泽在定陶，为什么呢？大概在定陶的是菏泽，在湖陵的是菏水的水流。水流与泗水汇合，正是在单州鱼台一带。鱼台在单州东北近一百里，正是古代湖陵的地方。孟猪泽在睢阳县东北，所谓“被孟猪”，就是把定陶、鱼台之间的菏水水流向南引展，使它覆盖孟猪泽。守敬按：这是承接前文“向南流”的说法，叙述菏水。向东南流，在右侧汇合汳水的支流。朱氏作“黄汲枝流”。《笺》说：李道元认为疑当作“黄沟”。全氏、赵氏、戴氏依此改正。会贞按：作“黄沟枝流”是对的。说法见《泗水》篇“黄水”条下。俗称为界沟。会贞按：

译大概因为这条水向北流，或者向东北流，就像鸿沟以东西方向划分界线，所以称为界沟。向北流经已氏县故城西面。朱氏把“已”误作“元”。《笺》说：孙潜认为这与常山郡的元氏县不同。戴氏改作“已”。赵氏说：按这是戎州已氏邑，西汉设置已氏县。孙汝澄没有察觉，称它与常山不同，大概没有看出“元氏”是错误的。会贞按：明抄本作“已氏”。此县情况详见《泗水》篇。又向北流经景山东面，就是《卫诗》所说的景山和京。关于《诗》的文字详见下文。毛公说：景山就是大山。全氏说：按这不是《卫诗》中的景山。《舆地广记》说，今拱州楚丘县并不是卫国迁徙所到之地，县中有景山、京冈，都是后人附会。守敬按：《寰宇记》说景山在楚丘县北三十八里，京冈在县北三十里。《方舆纪要》说景山在曹县东南四十里。又向北流经楚丘城西面。守敬按：下文引用杜预的说法，楚丘在城武县西南。《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在楚丘县北三十里。详情见下文。《地理志》说：成武县有楚丘亭。朱氏作《郡国志》，全氏、赵氏、戴氏也作《郡国志》。守敬按：《郡国志》中没有这段文字，应是《地理志》所说的“成武县有楚亭”，现在订正。此县情况详见《泗水注》黄沟条下。杜预说：楚丘在成武县西南。守敬按：这是《左传·隐公七年注》的文字。卫懿公被狄人灭国，卫文公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曹邑野外居住；齐桓公修筑楚丘城，让他迁居在那里。守敬按：见《诗·鄘风·定之方中序》，这件事还见于《左传·闵公二年》《僖公二年》。《诗序》作“漕”，《左传》作“曹”，这里的卫国曹邑，汉代为白马县，该县见《河水注》第五。因而《春秋》称“邢迁如归”，说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朱氏作“志云”。《笺》说：应作“忘亡”。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这是《左传·闵公二年》的文字。也就是《诗》所说的“登上那座高丘，来远望楚丘”；“望楚与堂”。守敬按：《寰宇记》卷十二说，堂水在楚丘县北四十五里，从单州城武县流入境内，向南流五里，与泡沟汇合。说它就是《诗》中的堂水，也属于附会。景山和京。守敬按：这是《鄘风·定之方中》篇的文字。所以郑玄说，是为了察看它旁边的邑和山川。《诗》郑玄《笺》只说它夹在济水之间，没有确指景山的位置；而今本《笺》作“观其旁邑及其丘山”。赵氏说：程公说《春秋分记》认为，戎州已氏邑在今拱州楚丘县。戎人大概是昆吾的后代，另居于夷狄之地，周王室衰弱后进入这里。周天子派凡伯出使鲁国，经过雒邑、楚丘，到达仙源；等到回国时，戎人于是拦截并攻打他。楚丘在河南，适宜作为周、鲁往来的地方；因为靠近宋国都城，所以西汉、东汉、晋代都属梁国。杜预错误地把这里当作僖公二年卫国筑城的楚丘，在《隐公七年》的注释中说它在济阴郡城武县，在《僖公二年》楚丘筑城处又说是卫邑。因此，他把筑楚丘城与当年戎人攻打周王使者所到的楚丘混为一处。卫国被狄人灭亡后，向东迁徙，渡过黄河，在曹邑野外居住，卫文公迁居楚丘。曹邑在今滑州的白马，距离卫南较近；两地都没有超出同一邦域，正是卫文公迁徙所经过的地方。况且卫南的楚丘在黄河以北，凡伯怎么会越过黄河，经过卫南去鲁国出使呢？所以，卫南的楚丘是卫国被灭后迁居的地方，而拱州的楚丘则是戎州已氏邑。顾炎武《日知录》说：《春秋·隐公七年》说，戎人把凡伯在楚丘劫持回去。杜预说，楚丘是卫地，在济阴郡城武县西南。济阴郡的城武县本是曹地，却说成卫地，这是不对的。大概是因为它与僖公二年筑城的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最初封在汲郡朝歌，卫懿公被狄人灭掉后，渡过黄河向东，拥立戴公，暂居漕地。杜预说，漕是卫的下邑；《诗》中所谓“思须与漕庐”，没有说有城郭，并不是曹国的“曹”。僖公二年筑楚丘城，杜预说楚丘是卫邑，是《诗》所说的“作于楚宫”，并不是戎人攻打凡伯时的楚丘。杜预只说是卫邑，没有详细说明地点；但它一定在滑县、开州之间。滑县在黄河以东，所以唐人有“魏、滑分河”的记载。《水经注》却说楚丘在城武县西南，就是卫文公迁徙的地方，这是错误的。那是曹国的土地，齐桓公怎么能夺取它来封给卫国呢？只是因为曹地有一个同名的地方，楚丘又有同名的地方，于是就混成一处了。一清按：亭林的见解与克斋相同，前辈立论大多必有依据。克斋精通《春秋》之学，依据《史记》的体例撰写《分记》九十卷，关于疆域地理的著作尤其精密核实；但他说济阴郡城武县就是开德府的卫南，错误了。济阴郡在宋代是曹州的辖地。《方舆纪要》说，曹州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楚丘城，是春秋时戎州已氏的城邑。《左传·隐公七年》说，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又《左传·襄公十年》说，宋国在楚丘宴请晋侯，大概楚丘在曹、宋两地之间。汉代设置已氏县，属梁国，这就是杜预所说的在济阴郡城武县的地方。楚丘在汉代是已氏县，属梁国；后汉属济阴郡；隋代属梁郡，开皇六年改用今名；唐代属宋州；宋代建州为应天府，号称南京，楚丘县隶属应天府。拱州在崇宁四年于开封府襄邑县建立，辖襄邑、柘城两县。克斋说，今拱州楚丘大概是当时曾经把它划属拱州。到元代才开始属曹州，明初并入曹县。卫南属滑州，后来改属澶州。

译《文献通考》说，崇宁四年建立州，作为北辅；崇宁五年升为开德府。《太平寰宇记》在澶州卫南县条下说，卫文公从曹邑迁到楚丘，就是这座城。汉代属濮阳县地。隋开皇十六年在这里设置楚丘县，后来因为曹州有楚丘县，改名为卫南；这里在卫国南部边界，所以用“卫南”作为县名。又说楚丘城在县西北四里。《诗》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城冢记》说，齐桓公修筑楚丘城，就是这座城。这正是亭林所说的没有详细说明地点、但必定在滑县和开州之间的地方。两地相距如此遥远，怎么竟然混为一谈呢？杜预在《隐公七年》注释戎人攻打凡伯所在的城邑时说，是卫地，在济阴郡武城县西南；在《僖公二年》筑城处则说是卫邑，本来并没有错。只是他在戎人攻打凡伯的注释下多出“卫地”二字，不相符合。不过郦道元的说法，也源自《汉志》：山阳郡成武县条下说有楚丘亭，是齐桓公所筑，曾把卫文公迁到这里；后来卫成公迁到濮阳。东郡濮阳县条下说，卫成公从楚丘迁到这里，因此这里是帝丘、颛顼的故墟。郦道元大概完全相信班固的记载，没有来得及详细考察。《泗水》篇《注》说，水又向东流经山阳郡城武县楚丘亭北面，却没有另加一段话解释它。在《瓠子水》篇中，濮阳县西南十五里的鉏丘亭，因为“沮”“楚”读音相同，就把它当作楚丘，这是不对的。合起来看，确实可以说是混乱含糊。又向东 北流经成武县西面。成武县的情况详见《泗水注》黄沟条下。又向东北流经郈城东面，大概是郈城迁徙而来，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全氏说：郈是鲁国的城邑，怎么会迁到这里？大概是“郜城”的误写。会贞按：郈见《汶水注》，郜见《泗水注》黄沟条下。根据地理位置，这座城在郜城西北；即使说“郈”是“郜”的误字，也应当是郜城迁徙而来。又向东北流经梁丘城西面。朱氏把“丘”误作“山”，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下文说梁丘城在梁丘乡。《续汉志》说，昌邑有梁丘城。《地形志》说，乘氏有梁丘城。《括地志》说，城在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在今成武县东北二十五里。《地理志》说：昌邑县有梁丘乡。会贞按：见山阳郡昌邑县条下，该县详见后文。《春秋·庄公三十二年》所说的宋人、齐人在梁丘会见，就是这里。朱氏《笺》说：孙潜指出，《春秋》作“宋公、齐侯遇于梁丘”。杜预说，高平郡昌邑县西南有梁丘乡。会贞按：杜预注说梁丘在昌邑县西南，这是《释例》的文字。又向东北流，在乘氏县西面转而向北，注入菏水。菏水又向东南流，［这里有第六十三条校记。］经乘氏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乘氏县属济阴郡，后魏时迁徙并废除。故城在今巨野县西南。这个县就是《春秋》所说的乘丘。守敬按：《左传·庄公十年》说，鲁公在乘丘击败宋军；杜预注说，这是鲁地。所以《地理风俗记》说，济阴郡乘氏县就是原来宋国的乘丘邑。全氏说：乘丘不是乘氏，乘丘也不是宋地，而是鲁地。守敬按：《汉志》济阴郡乘氏县条下，应劭说，《春秋》所说在乘丘击败宋军，就是这里。又《续汉志》引用《博物记》说，乘氏是古代的乘丘。因此把乘氏当作乘丘，并不是应劭一人的说法。郦道元不引用杜预关于鲁地的说法，却引用应劭关于宋邑的说法，可见他不赞同杜预的说法。全氏则专门支持杜预的说法。考察《左传》，先说齐军、宋军驻扎在郎地，后来又说击败宋军；郎是鲁国的城邑，说明军队已经进入鲁国境内，那么交战地点也应当是鲁地。何况明明还有泰山郡的乘丘，何必牵扯到济阴郡的乘氏呢？乘丘县见《洙水》篇。汉孝景帝中元五年，封梁孝王的儿子刘买为侯国。朱氏在“中”字下误衍“元”字，赵氏删去，并说：景帝有“元年”的称号，也有“中元元年、二年”直到六年的称号，后来改称“后元年”；凡是“中”“后”字下面，不应再另加“元”字。这是没有学问的人妄自增添的，因此前后凡有这种“元”字的，都应删去，全氏、戴氏也删去。《史表》《地理志》说：乘氏县，泗水向东南流到睢陵汇入淮水。这里是济阴郡乘氏县条。守敬按：乘氏县是济水分出的菏水流经之地，向东距离方与县的泗水有数百里；这里的“泗水”无疑是“菏水”的误写。但说向东南流到睢陵入淮，说明有菏水而没有泗水，这又与《禹贡》所说“浮于淮、泗，达于菏”不相合。阎若璩认为，《汉志》应当把卞县、乘氏县的泗水合为一条，这样有泗水而没有菏水，也与《禹贡》所说到达菏水不相合。我认为，《汉志》卞县条下说，泗水向西南流到方与县注入泲水，［泲就是菏水］，没有可疑之处；而《汉志》湖陵县条下又说，南面有菏水。这说明泗水、济水、菏水三水汇流，彼此可以通用名称。因此可知，《汉志》乘氏县条下原应作“菏水向东流到湖陵县注入泗水”［根据《水经》所说菏水流到湖陵县注入泗水来确定］；湖陵县条下应作“泗水向东南流到睢陵县注入淮水”。这样菏水、济水、泗水的源流和归宿就都相互贯通，与《禹贡》没有不相合的地方。但这些错误流传已久，郑康成、司马彪所见的《汉志》已经与今本相同，所以近代儒者仍多勉强附会。《郡国志》说：乘氏县有泗水。这里是济阴郡乘氏县条。朱氏把“菏”误作“河”，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又把“济”改作“泽”。守敬按：只有“菏”误作“河”，“济”字没有错，因为菏水是从济水分出的。考察《汉志》卞县条下“泗水向东南流到方与县注入泲水”，可以知道菏水、济水并称，所以这里把“菏、济”并举为名。下文说“黄水，是菏水、济水的别名”，也是菏、济并举的证据。全氏、赵氏、戴氏因为下文接着说“菏泽”，便把这里的“济”改作“泽”，不对。《尚书·禹贡》豫州篇有疏导菏泽的说法。守敬按：《汉志》济阴郡条说，《禹贡》所说的菏泽在定陶东面。《括地志》说，菏泽在济阴县东北九十里、定陶城东面，今名龙池，又名九卿陂。就是今天的夏月湖。从陶

译丘县北面，陶丘的情况详见上卷；向东流到菏水，没有关于泗水的文字。又说：疏导菏泽，使水流漫及孟猪泽。孟猪泽在睢阳县东北。守敬按：《汉志》说，梁国睢阳县东北有《禹贡》所说的盟诸泽，泽的情况详见《泗水注》。阚骃《十三州记》说：这里不说“流入”而说“漫及”，是因为它并非经常流入，只有水势盛大时才会漫溢覆盖。泽水浩瀚漫延，汇聚了睢水、泗水。戴氏把“睢”改作“淮”。所以《汉志》有“到睢陵入淮”的说法，是把各种水流统称为泗水的缘故。不过，注入泗水的水流很多，不只有这一条，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最终都归入泗水。朱氏脱漏“未”字，全氏、赵氏、戴氏也没有补，现增补。这样便可以擅自使用同一个名称了。也可能另有一条泗水，这也是水流兼用该名称，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守敬按：郦道元常常驳斥《水经》，但对于《汉志》中错误的地方，仍然这样曲意附会。又向东流过昌邑县北面。菏水又向东流，经昌邑县故城北面。守敬按：《方舆纪要》说，城在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地理志》说：昌邑县原属梁国。［汉景帝中元六年，朱氏在“中”字下误衍“元”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景帝中元六年，把梁国分出设置山阳国。守敬按：《汉志》说，山阳郡原属梁国，景帝中元六年分出为山阳国。武帝……朱氏在“武”字上误衍“汉”字，全氏、赵氏同样保留，戴氏删去。天汉四年改为昌邑国，用来封昌邑王刘髆。朱氏把“髆”误作“贺”。赵氏说：按《诸侯王表》，天汉四年受封的是哀王刘髆，在《武五子传》中也有记载，他是刘贺的父亲。刘贺继承王位。朱氏漏掉这三字，全氏、赵氏、戴氏也漏，今补。刘贺被废，昌邑国撤除，改为山阳郡。守敬按：《汉志》说，武帝建元五年分出设置山阳郡。王莽时称巨野郡，后来改为高平郡。赵氏说：按《晋志》，称高平国，是晋初从山阳郡分置的。《宋志》说，晋武帝泰始元年改名。后汉时为兖州治所。朱氏脱漏“治”字，赵氏增补，并说：《续汉志》记载，兖州刺史治所在山阳郡昌邑县，原文脱落了“治”字，全氏、戴氏也增补。会贞按：“沇”与“兖”相通，《汉书·天文志》作“沇州”。后汉兴平二年，州治迁到鄄城，见《河水注》。县令王密怀揣黄金拜见东莱太守杨震，杨震没有接受，这里就是他所说的慎守“四知”的地方。会贞按：见《后汉书·杨震传》。大城东北有金城，城内有《沇州刺史河东薛季像碑》。朱氏把“季”误作“棠”，戴氏改正。赵氏说：“棠”字，《隶释》所载此文作“季”；下文称“表勒棠政”，是说记载薛氏像甘棠树一样的政绩，“棠”不是薛氏的姓名。何焯也这样说。守敬按：《大典》本作“季”。薛季原以郎中身份授任剡县令，剡县见《渐江水注》浦阳江条下。甘露降在园中。熹平四年迁任州职，第二年甘露又降在殿前的树上。从事冯巡、主簿华操等人共同刻树立碑，表彰并刻记薛季如甘棠般的政绩。再往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杨叔恭碑》。朱氏把“茂陵”误作“茂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赵氏改正并说：“茂阳”是“茂陵”的误写。两《汉志》记载，右扶风有茂陵县。戴氏也作同样改动。从事孙光等人于建宁四年立碑。守敬按：杨叔恭碑如今已经残缺，出土于山东鱼台。西北面有《东太山成人班孟坚碑》。班孟坚在建和十年任尚书右丞，授任沇州刺史。从事秦闰等人……朱氏把“闰”作“●”，《笺》说：“●”字似乎有误，应作“闉”。戴氏改作“闰”，赵氏根据《隶释》所载文字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闰”。刻石颂扬他的德政，碑文见《隶释》卷二十。碑都排列在这里。守敬按：前汉成县属泰山郡，后汉属济北国，没有“东泰山”这个郡名。即使说《续汉志》以顺帝为断限，或许桓帝以后曾有这个郡，但成县在泰山郡西南，也不可能属东太山；何况桓帝建和年号只有三年，怎么能说建和十年？错误很多，洪适《隶释》收录这通碑文，也没有说明。赵氏已经查阅了《隶释》，却一点也没有 这足以令人疑惑，郦道元、戴震都因此而作了说明。由此可知，即使博览群书，也不能没有因疏忽眼前小处而造成的过失；校勘书籍的困难就是这样。又向东流，经过金乡县南面。《郡国志》说：山阳郡有金乡县。守敬按：《元和志》说，后汉在今任城县西南七十五里设置金乡县，隶属山阳郡。魏仍属山阳郡。晋、宋、后魏时隶属高平郡。菏水流经它的旧城南面，世人称为故县城。会贞按：《地形志》说，济阴郡乘氏县有大乡城；“大”字大概是“金”字脱烂造成的。根据本《注》明说有故县城，可知后汉的金乡县到北魏时已经迁移治所。《续山东考古录》说，故城在今嘉祥县南四十里，那么北魏时的金乡县就是今天的治所了。有人说后汉时就已经是今天的治所，不对。北面有金乡山。会贞按：《地形志》说，高平郡金乡县有金乡山。《一统志》说，此山在金乡县西北三十七里，连接巨野县界，在后文黄水条下也有记载。又向东流，经过东缗县北面。戴震把“济水”改作“菏水”。守敬按：不对。《汉志》湖陵县条下说，《禹贡》所说的水运路线是从淮水、泗水航行，通达到菏水。菏水在湖陵县南面。《水经》说，济水向东流经过方与县北面，称为菏水。方与县以东就是湖陵县，两地实际相连。《水经注》则说，菏水在定陶东北从济水分出，这也是依据《禹贡》；大概《禹贡》说“济水向东流到菏”，说明菏水原本与济水相通。然而菏水既然从济水分出，菏水也就是济水，所以《注》上文已经连续称作菏水，从这里往下又三次称作济水，后来又交替称菏水、济水，这是有意错杂称呼。例如《谷水》篇中有时称谷水，有时称阳渠，用来表明同一条水有两个名称。戴震把下面三处“济水”全改成“菏水”，没有理解郦道元的意思。又向东流经汉代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人朱鲔的墓。朱鲔以下十八字，朱谋讹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守敬按：《后汉书·岑彭传》说，建武元年，任命朱鲔为平狄将军，封为扶沟侯。朱鲔是 淮阳人。《一统志》说，朱鲔墓在金乡县西五里。墓北有石庙。孙星衍说：《梦溪笔谈》说，现在的衣冠形制不是古代的，只有朱鲔石室上所刻的衣冠，才是真正的汉代制度。石室末幅有“朱长舒之墓”五字。

译戴震把“济水”改作“菏水”，不对。又向东流经东缗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该县隶属山阳郡，后来废弃，即为金乡县治所。它是古代宋国的土地。守敬按：《春秋》杜预注说，缗是宋国城邑。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春秋·僖公二十三年》说，齐侯讨伐宋国，包围缗城。守敬按：这里引用的是《春秋》经文，“齐侯”上面应当有“经书”二字。 《十三州记》说：山阳郡有东缗县。守敬按：郦道元不引用两《汉志》，却引用《十三州志》，大概是故意显示博学。邹衍说：我曾登上缗城，远望宋国都城。出处不详。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冯异的长子彰为东缗侯国的侯。朱本作“十一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同。守敬按：《后汉书·冯异传》说，冯异去世后，长子彰继承爵位；建武十三年，封为东缗侯。“十三”误作“三”，今改正。“彰”和“璋”同音。又向东流经过方与县北面，在兖州境内称为菏水。守敬按：两汉、魏时该县隶属山阳郡；晋、宋、后魏时隶属高平郡。《一统志》说，菏水在鱼台县北面。戴震把“济水”改作“菏水”，不对。向东流经重乡城南面。朱谋把这八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守敬按：杜预《左传注》说，方与县西北有重乡城。在今鱼台县西北十一里。这就是《左传》所说臧文仲住宿于重馆的地方。守敬按：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朱谋本“菏水”作“河水”，《笺》说：应当作“菏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又向东流经武棠亭北面。会贞按：《春秋·隐公二年》说，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杜预注说，方与县北有武唐亭。《续汉志》也作武唐。隐公五年，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杜预注同。《释例》说，唐、棠是两个名称，唐就是棠，所以称武唐亭。本《注》作武棠亭，下文说它在方与县北十里，在今鱼台县北十二里。《公羊传》认为这是济水边的城邑。会贞按：《公羊传·隐公五年》说：“棠是什么地方？是济水边的城邑。”守敬按：济水流经武棠，说明已经到了方与县，所以称为菏水。郦道元特意引用《公羊传》关于“济上之邑”的话，仍是为了说明菏水、济水同一水流。城中有一座台，高约二丈。朱本“台”字置于“高”字下，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正。会贞按：杜预注说，方与县北有鲁侯观鱼台。《寰宇记》说：台高一丈五尺，周长一里。台下临水，从前鲁侯在棠地观看捕鱼。会贞按：《左传》作“矢鱼”，《公羊传》《谷梁传》都作“观鱼”。说的就是这里。它在方与县故城北十里。会贞按：杜预《释地》全书的体例，只标明方位，不列举里数。只有京相璠明确指出它在某个方向、相距若干里，郦道元多次引用他的说法；这里应当也是京相璠的说法。《元和志》说，观鱼台就是武唐亭，在鱼台县北十三里。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菏水。菏水又向东流经泥母亭北面。朱谋本没有“菏”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春秋左传·僖公七年》说：秋季，在宁母结盟，谋划讨伐郑国。会贞按：《左传》原文作“谋郑故也”。杜预注说，方与县东有泥母亭，“泥”音同“宁”。《续汉志》说，泥母亭，有人称为古宁母。《一统志》说，泥母亭在鱼台县东十二里。朱谋本把“菏水”写作“河水”，《笺》说：应当作“菏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又向东流，与巨野黄水汇合；菏水、济水是不同的名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济”改作“泽”。守敬按：不对。黄水上游承接巨泽的各处陂塘。句。泽中有蒙淀。戴震改作“淀”。有育陂。朱谋《笺》说：谢氏说，“育”一作“昔”。全祖望改作“育”，戴震改作“盲”。有黄湖。句。会贞按：叶圭绶说，嘉祥县南面的长澹河，就是黄水的故道。巨野县北有莲花、石碑、稆稻等湖泊，也就是所谓的各处陂塘。水向东流，称为黄水。又有薛训渚水，薛训渚在前文也有记载。水流从薛训渚经过薛村前面，分成两股：一股向东流入黄水，另一股向西北流入泽中，就是洪水。洪水详见前文。黄水向东南流，水南有汉代荆州刺史李刚的墓。李刚字叔毅，是山阳郡高平人。朱本“高平”误作“高车”，《笺》说：按《郡国志》，山阳郡有高平县，本处作“高车”是错误。戴震、赵一清改为“高平”。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平”。李刚死于熹平元年，见其碑。墓地有石阙、祠堂和石室三间，椽架高一丈多；把石头雕刻成椽子和瓦，屋顶设置平天，筑成方井，旁边承托着荷梁柱。朱本“荷”误作“菏”。赵一清改并说：《隶释》所载本文作“荷”，全祖望、戴震也改作“荷”。四面墙上都有凸起的雕刻，刻着君臣、官属以及龟、龙、凤、麟等图案。朱本脱去“麟”字，赵一清说：龟龙下面脱落“麟”字，《隶释》校补。刘昭《郡国志补注》引《北征记》说：彭城以北六里，有山临近泗水，山中有宋国桓魋的石椁，都是青石制成，表面浮雕着龟、龙、麟、凤的形象，与这里相似。古人的制作大多如此。全祖望、戴震增补相同。飞禽走兽的形象，制作工艺精美华丽，损毁得并不严重。赵一清说：洪适《隶图》记载，右边荆州刺史李刚石室中残存的画像有一轴，高不到一尺，长一丈五尺。所画车马之上横刻着几字：“君为荆州刺史时。”车前车后都有骑马的导从和步卒，榜题都已湮没。后面一辆车的碑已经缺失一半，只剩下“东郡”二字。前面一辆车，车前有榜题，只能辨认出“郡太守”三字。前后也有骑马导从、步卒和已经湮没文字的榜题。另一辆车只剩下大半马脚，碑的前部缺少六名骑士；这些人的形状和装束是胡人。他们上面也刻着文字，只能辨认出“乌桓”二字。汉代长水校尉掌管乌桓骑兵，另有护乌桓校尉；这里把乌桓人画作导骑，必定是这两种校尉中的一种，李君曾经担任过其中一种职务。所画《列女传》故事有三件，其中一件画三人、一车、一马，是无盐丑女、齐宣王和侍郎，共有三

译个榜题。车前一个榜题没有文字；另一幅画四人，有三个榜题，只有“梁高行”“梁使者”两个榜题有字。这两位列女在《武梁碑》中也有。另一幅画四人，是樊姬、楚庄王、孙叔敖、郑女，共有四个榜题。后面还有一个榜题，但人物已经缺失。我听说闽人李丙、字仲南，在西州得到这块碑；冯方、字圆仲，曲折地借来此碑，正打算搁笔时才得到它。郦道元所记载的古碑有一百多块，只有李刚、鲁峻两座墓有图画。赵氏虽说曾经得到鲁君画像，但在碑录中没有列出名称；这块碑从来没有被好古之士见过。《隶释》中所收的只有七种，除武梁碑之外，其余碑刻都没有别的拓本。几十年后，纸张破旧、墨色漫漶，爱好古物的人抚摸着书卷长叹，也如同今天阅读《水经》一样。黄水又向东流，经过巨野县北面。这个县是宋代迁置的县，详见下文。何承天说：巨野湖泽广大。会贞按：《禹贡》说“大野已经蓄水成泽”。《周礼·职方》说，兖州的薮泽叫大野。《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大野在山阳郡巨野县北，名称就是巨野泽。《左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注说，大野在巨野县东北。《元和志》说，泽在县东五里，南北三百里，东西一百多里。《一统志》说，在县北五里。《县志》说，五代以后，黄河向南迁移，汇入巨野泽，并连接南望、蜀山等湖泊，方圆数百里。元代至元末年，被黄河决口冲毁，于是干涸。南面通向洙水、泗水。会贞按：洙水流入泗水，见《洙水》篇；黄水承接巨泽，流入菏水而后进入泗水，见上下文。北面连接清济。会贞按：清水就是济水；巨泽北面是清水入济的河口，见前文。旧县故城正在泽中。会贞按：两汉、魏时该县隶属山阳郡，晋代隶属高平郡；宋代迁移县治，仍属高平郡；后魏时隶属任城郡。《地形志》说，巨野县有巨野城。《续山东考古录》说，汉代县城在今巨野县东北，宋代县城在县南一里。所以想在这座城设置戍守据点。[六七]会贞按：何承天的说法见《宋书》本传，《宋书》把“青济”写作“青齐”，末句的“戍”字作“式”，都是错误，应当以此文为准订正。城所在之处就是巨野泽。衍文说，向东北流出，成为大野。会贞按：因为下文引用《春秋》的事，这一句专门依据杜预注，见上文。从前鲁哀公西行打猎，就是在这里捕获麒麟。会贞按：《春秋·哀公十四年》说，西行打猎，捕获麒麟。《左传》说，在大野西行打猎时，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麒麟。《史记·孔子世家正义》引《宗国都城记》说，巨野故城东十里、泽中的地方有一座土台，周围四五十步，俗称获麟堆。在今巨野县东十二里。《皇览》说：山阳郡巨野县有肩髀冢。守敬按：《元和志》说，蚩尤墓在巨野县东北九里；在今县东北八里，俗称麟冢。土堆大小与阚冢相等。朱本“阚”作“阙”，《笺》说：《史记注》引《皇览》作“阚”；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阚冢详见本卷上文。传说蚩尤与黄帝交战，在涿鹿的旷野被黄帝战胜；关于涿鹿之战，详见《漯水》篇。蚩尤死后身体分处各地，所以分别埋葬。守敬按：以上都是《皇览》的文字，引用见《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黄水又向东流，经过咸亭北面。会贞按：杜预《春秋注》说，巨野县南有咸亭，《释例》说法相同。《续汉志注》引杜预说在县西，是错误的。在今巨野县东面。《春秋·桓公七年》的经文记载了焚烧咸丘的事情。水南有金乡山。朱本脱去“山”字，赵一清说：下文说焦氏山东面，就是金乡山；这里漏掉了“山”字。全祖望、戴震增补相同。此山在前文金乡县条下也有记载。它是该县的东部边界。金乡的几座山内部都有洞穴入口，称作隧穴。会贞按：《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郭缘生《述征记》说，金乡县有焦氏山，洞穴中称作“口”，遇到战乱，百姓就逃到这些洞穴中避难。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北面数里。朱本“里”误作“山”，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有汉代司隶校尉鲁峻的墓。朱本“峻”误作“恭”，下文脱去“冢”字。赵一清说：按“鲁恭”应当作“鲁峻”。他的墓碑说，君名峻，字仲严，是山阳昌邑人。《金石录跋尾》说《鲁峻碑》。其他地理书，如《方舆志》《寰宇记》之类，都作“峻”，只有《水经》误传抄写为“恭”。又引用《隶释》说：《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在济州任城县。鲁君名峻，先后任郎中、谒者、河内丞、侍御史、顿邱令、九江守、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遭遇母亲丧事后，自己请求改任议郎，服丧期满，又被任命为屯骑校尉。灵帝熹平元年去世。第二年下葬，门生丁直等三百二十人给他定谥号为“忠惠”。他的儿子叡立石刻铭。《水经》也记载了这块碑，只是误把他的名字写成“恭”。守敬按：《鲁峻碑》现在仍然存在，在山东济宁州学。有人穿山得到白蛇、白兔，没有埋葬，后来改葬在山南；凿山又得到金子，所以称为金乡山。赵一清删去“乡”字，认为“乡”字是衍文。刘昭《郡国补注》引《晋书地道记》说，县内山很多，治所所在的山称为金山。山北有凿石造成的墓，深十余丈，隧道长三十丈，旁边转入墓室，分为三面；传说得到白兔而不埋葬，改葬在山南，凿山得到金子，所以称为金山。旧墓至今还在，有人说是汉代昌邑人所造，有人说是秦代所造；这些说法与《西征记》不同。

译而且本《注》下文也说，有一座墓称为秦王陵，就是所谓秦代墓葬。守敬按：《御览》卷五百五十七引王隐《晋书》说，金乡县北面凿石为墓，传说因为得到白蛇、白兔，后来又得到金子，所以称为金乡。这只是泛泛而言，与《晋书地道记》相同；《西征记》则把它归于鲁峻。考察《汉书·王子侯表》，其中有金乡侯不害，是东平思王的孙子。后汉于是设置金乡县，大概就是取金乡山为县名。鲁峻的碑立于熹平年间，说当时因得到金子而命名此山，不足以作为依据。至于《晋书地道记》称为金山，而王隐《晋书》称为金乡，都是金乡山的省称；赵一清依据《地道记》删去“乡”字，是不对的。山势高峻陡峭，墓前有石祠、石庙，四面墙都是青石浮雕。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忠臣、孝子、贞妇，以及孔子和七十二名弟子的形象，都刻在上面；每幅像旁都刻有石记，文字清楚。赵一清说：《隶续》中的《鲁峻石壁残画像跋》记载，右边两块石头合计宽三尺、高二尺。这块石头上下分为三道横栏，第一行有一个榜题，写着“祠南郊，从大驾出时”；下面依次有大车、帐下骑、鲜明、小史骑，共十六个榜题。大车上有一个三字榜题，上面两个字略去。左边旁侧有残缺字形，似乎是“校尉骑”三字。车前两旁有“鲜明”八骑，中间步行的有四人；一个榜题写着“铃下”二字。三十多名骑士像鱼鳞一样排列成两行，横列在车后；后面有驸马两匹，榜题写着“持驸马”。又有帐下一名骑士、小史一人，持幢者四骑。接着横列的榜题写着“荐士”，一人有榜题。“奏曹”“书佐”“主簿”的车各有一个榜题，也各有车马。又有骑史、仆射二骑，铃下二骑，各自都有榜题。第三道横栏画着戴冠佩剑、步步相接的十五人。每人都有一个榜题，大概是孔子故里先贤的形象，只写字而不写姓名。下一块石头上方的横栏有两个榜题，写着“君为九江太守时”。车前导从者八人，车后骑士的石刻损坏了一半。稍前有一个榜题写着“功曹史导”，有车马；车前有两名骑士，但榜题已经湮灭。中间横栏只刻着云气，下方横栏有十六人，人物形象和榜题与前一块石头相同。《后汉志》说，大驾出行的仪仗队中，五校在前。按《鲁峻碑》，鲁峻曾任九江太守，最后任屯骑校尉。从驾随行到南郊，是屯骑校尉的职掌；收藏这些石刻的人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碑上既有九江太守的榜题，又有屯骑校尉的职掌，还有先贤形象，确定是鲁峻石壁上所刻的图像，谁能说不是这样呢？考察《孔子家语》《史记·七十子传》，邽子敛名巽，梁子鱼名鳣，商子木名瞿，左子行名郢，县子期名成，樊子迟名须，颜子柳名辛，冉子产名季，颜子路名无繇；叔子其，指的是叔仲会，《史记》作子期。子鲁姓冉名孺。子象姓县名亶。子景伯就是子服何。唐代刘怀玉作《孔圣真宗录》，把子服景伯列在七十子之中。至于求子敛，怀疑就是漆雕哆。“《地皇候钲书》”七作“●”；《韩勅碑》把“漆”写作“●”。漆雕哆字子敛，恐怕这里的“求”字是“漆”字的省写。县子期，《史记》作子祺。姓驷的，恐怕是壤驷赤。子偃恐怕是言游。至于颜子思、襄子鲁、襄子思等几人，姓氏分明，与史书有异同；[缺二字。]家不能依次分成两人。鲁枨，《史记》作申棠，《家语》作申缭，《檀弓》把申详作为颛孙子张的[缺二字。]家不能依次分成两人。各地读音就是这样，所以传闻出现不同说法，没有什么可疑的。又有两块石头，比前一块更长。其中一块上面的

译横栏画着人物图像，像武梁祠的画像：主人端坐，宾客行拜礼，前后侍立者六人；又有主人、宾客三人列坐，侍从四人。中间横栏画着三辆车，其中一辆像雍丘县令的车，前有导骑二人；另一辆车前有两人；第三辆车后有一人。屋下有三五个人，宾主三辆车都有榜题，但全都湮灭。下面横栏有十七人，像前一块石头所画的孔门高弟；每人也有一个榜题，但没有一个字能够辨认。其中一块石头上面的横栏有七名骑士，都向右奔驰。中间横栏有两辆车：一辆有一名导骑，另一辆有两名导骑；末尾屋下有五人，屋顶上有两个幼童。下面横栏有两辆毡车，都是一匹马驾车。又有一辆车，配有两名导骑。最后有五个人站在屋下，车上都有榜题；只有四名导骑者的榜题，上下各有一个字勉强可以辨认，上面写“君”，下面写“郎”。鲁君曾两次任议郎，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由于这些戴冠佩剑的人物与九江石壁所画的极为相似，怀疑这两块石头也是鲁氏祠堂四壁上的画像。汪圣锡家中有这块碑。《后汉志》说，列侯会同耕田祭祀时，导从中有鲜明卒。米氏《画史》说，朱浮墓石壁上的人物有鲜明队。也许有人没有仔细辨认先贤的姓氏，只看见有几幅“鲜明”榜题，就说是朱浮墓中的画像，这是不对的。又有一张石床，长八尺，磨得光洁鲜明，敲击它，声音远近都能听见。当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把石床折断，各取走一段，因此被鲁氏后人控告，两人都被免官。守敬按：《御览》卷七百六引《西征记》说，金乡焦氏山北有汉代司隶校尉鲁峻墓，墓前有石床，长八尺，磨得光洁鲜明，敲击就会发声。当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折断石床，各取走一端，因此被鲁氏后人控告。焦氏山的东面就是金乡山。山中有一座墓，称为秦王陵。山上向前走二百步便可到达墓口，墓道壕沟深十丈，两壁陡峭，宽二丈。进入墓道走七十步，便到达墓门。墓门外左右都有空洞，可以容纳五六十人，称为白马空埏。墓门内二丈处是外堂，外堂后面又是内堂。参观者都拿着蜡烛行走。墓中虽然没有其他雕刻，但凿磨石料十分精细；有人说这是汉代昌邑哀王的墓，究竟如何尚不清楚。守敬按：昌邑王葬在豫章。《一统志》说，海昏侯刘贺的墓在新建县北、昌邑城内。他未必又葬在这里，所以郦道元对此表示怀疑。东南有范巨卿的墓，墓前的名件还保存着。朱本“名件”作“石柱”，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正。赵一清说：《隶释》记载本文作“名件”。仍然保存着。《隶释》自记说，范巨卿碑至今还在，恐怕“名件”二字是《水经》的错误。守敬按：“名件”一词也说得通，指翁仲、石兽一类的墓前石刻，所以戴震仍作“名件”。《地形志》说，高平郡金乡县有《范巨卿冢碑》。《隶释》说，《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在济州任城县，是魏明帝青龙三年县长薛君、县人翟循等所立。《一统志》说，范式墓在嘉祥县南二十五里、大鼎山前；碑现在移置于济宁州学内。范巨卿名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曾任汉代荆州刺史；他与汝南张劭、长沙陈平子结为生死之交，号称死友。张劭、陈平子都是太学生，成为范式的死友，见《后汉书》范式本传。黄水又向东南流，经过任城郡亢父县故城西面；任城县在它北面。朱本没有“任城郡之”三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会贞按：下列三句都指任城县而言，前面必定先明确提出这个县，各本脱漏，今补入。“在北”二字，朱

译本放在“别为任城”之下，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同。会贞按：郦道元叙述亢父县而连带叙述任城县。任城县原在亢父县北面，文意必定是说任城县在北面；传抄时误置到“别为任城”之下，今移到这里。

译夏后氏时期的任国。朱本在此下有“也”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同，今删去。王莽时期改称延就亭。会贞按：《汉志》说，任城县原是任国。王莽改名为延就亭。汉章帝元和元年，另立为任城国。朱本把这句话置于王莽句之前，并把“国”写作“在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同。会贞按：此句应置于王莽句之后，文意才通顺，今移正，并把“在北”二字还原到上文，补入“国”字。《续汉志》刘昭注说，章帝元和元年，把东平分为任城国。县中有诗亭，就是《春秋》所说的诗国。按：《左氏经·襄公十三年》作“取邿”，《谷梁传》同。《说文》也说，邿是附庸国。《公羊传》作“诗”，《汉志》沿用这一写法，说亢父县有诗亭，所以称为诗国。在今济宁州东南。王莽又把它改名为顺父。《地理志》说，它是东平郡的属县。守敬按：后汉、魏、晋时该县隶属任城郡，宋代隶属高平郡，后魏又隶属任城郡。世祖建武二年，封刘隆为该侯国的侯。守敬按：见《后汉书·刘隆传》。这条水道叫作桓公沟。朱本把“水”字误刻成“中”字，全本和赵本也都这样写，戴本改正了。关于桓公沟的详细记载，列在前文“洪水”条下。水道向南到达方与县，注入菏水。菏水又向东流，经过秦梁；两岸堆积的石头绵延一里。朱本把“里”作“旦”，《笺》说：谢氏本作“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石梁高二丈，据说是秦始皇东巡时修造的，因此以此命名。会贞按：《初学记》卷五引郭缘生《述征记》说，秦梁是桥梁毁坏的地方名。又有人说，秦始皇东巡时不走旧道，经过这里的水面，率领文武百官以下，每人投入一块石头填塞水面，不久桥就形成了。如今看那些堆积的石头，看不出有人工建造的痕迹。又向东流，经过湖陆县南面。会贞按：这里承接上文所说的菏水，不必再次标明菏水；这是因为《汉志》说水在湖陆县南面，所以重申菏水向东流经湖陆县南面。向东流入泗水。会贞按：《泗水》篇说，菏水向东在湖陆县西六十里与泗水汇合，这就是郦道元时代的水道，详见《泗水》篇。这是泽水汇聚的地方。守敬按：这种说法不对，详见《泗水》篇。《尚书·禹贡》说：“从淮水、泗水航行，通达到菏水。”就是这个意思。朱本把“菏”作“河”，全祖望、戴震改正。赵一清说：按，“达于河”的“河”应依《说文》改作“菏”。黄公绍《韵会举要》说，“菏”有时写作“荷”。我考察旧注，《尚书》“导菏泽”写作“菏”，《集韵》也作“菏”。淮水、泗水流入黄河，必定要经由汴水；世人说汴水是隋炀帝才开始疏通的，因而怀疑《禹贡》有“浮于淮、泗，达于河”的文字。解释者牵强附会，有人指鸿沟把河水引入泗水，怎么知道不是大禹留下的工程？有人说当时必定有可以通达的道理。蔡氏《书传》也无法作出折中判断。现在考察《说文》，“菏”音柯；《注》引用《禹贡》“浮于淮、泗，达于菏”，与“导菏泽”相同，所以应是“达于菏”，不是“达于河”。许慎所见大概是《古文尚书》，后来传抄时发生错误；后人不知道“菏”字从草字头，按照《禹贡》上下文把“达于菏”理解成一句“达于河”，于是改“菏”为“河”。陆德明又把“河”读作本音，于是使后人产生淮水、泗水不能通达黄河的疑问。然而陆德明在“菏泽”条下的 注音说，徐邈读为“柯”，又切为“工可切”；在“浮于淮、泗，达于河”条下，他的注也说，《说文》作“菏”，读“工可切”，水从山阳郡湖陆县南面流出。这样看来，显然不是九河的“河”。把它读作本字音，是陆德明的错误。王炎《尚书全解》说，济水流入黄河，漫溢成荥泽，在菏水汇合，再流入泗水，那么“河”应为“菏”就更加明确了。《古文尚书疏证》说：考察“浮于淮、泗，达于菏”，今本作“河”，但两孔的《传》《疏》中没有相关文字，只有陆德明引用《说文》作“菏”。我考察认为，写作“菏”是正确的。大概菏是泽名，是济水流经的地方；“又东至于菏”，指的是豫州东北、徐州西北一带。船只从淮水进入泗水，再从泗水进入菏水，然后由菏水进入济水，以通达到黄河，这就是徐州的贡道。有人问，为什么不详细说明？我说：上文兖州说“浮于济、漯，达于河”，接着写青州，便说“浮于汶，达于济”，不再说“达于河”；再接着写徐州，说“浮于淮、泗，达于菏”，也不再说“达于济”；到了扬州，则说沿江、海而行，通达到淮水、泗水，也不再说“达于菏”。不再说出的部分，是承接上文而省略。这样一层承接一层地省略，虽然是由于当时水道本来如此，但叙述方法随着水道转折，文字也随之简略，实在是圣人经典的笔法。若直说“达于河”，就不知道究竟从哪条水路通达；只说“达于菏”，水道便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一个字的增减，作用实在不小。《禹贡锥指》说，青州承接兖州而说“达于济”，可知是由济水进入漯水；徐州承接青州而说“达于菏”，可知是由菏水进入济水；扬州承接徐州而说“达于淮、泗”，可知是由淮水进入泗水、由泗水进入菏水。淮水通泗水，泗水通菏水，菏水通济水，济水通黄河，四州的贡道没有不经过济水的。大概阎若璩是顺着水道推求，胡渭是逆着水道溯源，两人的说法可以互相阐发。《锥指》又说，《汉志》山阳郡湖陵县条下说：“《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水在南。”汉代湖陵县怎么会有黄河？这里的“河”字显然是“菏”字的错误。所谓“水在南”，是说菏水在湖陵县南面。郦道元《泗水注》引用这段文字时说“菏水在南”。《水经·济水》篇说菏水经过湖陆县南面，向东流入泗水，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不只是《说文》写作“菏”而已。《东观汉记》说：苏茂杀死淮阳太守，占据了淮阳郡。淮阳郡详见《渠水注》。修筑广乐营。广乐就是长乐，长乐在《获水注》中已有明确记载。大司马汉军围攻苏茂，苏茂率精兵突围到湖陵县。朱本作“湖陆”，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正。湖陵县详见《泗水注》。苏茂在那里与刘永会合于济阴郡。济阴郡详见上卷。山阳郡的军队在这里会合。守敬按：略见《大典》本《汉记·苏茂传》。又向东南流，经过沛县东北面。守敬按：沛县详见《泗水》篇。

译济水与泗水水流交错，所以“济”“纳”可以互相称呼。朱本把“故济”误作“故沛”，把“互”误作“于”，戴震改正。全祖望把“于”改作“互”，但仍保留“沛”字，并说：“沛”也是水名，是济、泗两条水流之间相互变通的称呼，所以善长在这里这样说；《泗水》篇也说许由隐居在沛泽。赵一清保留“沛”字，把“于”改作“两”，说就是上文所说的济水与泗水交错。守敬按：下文称留县故城，旁边有泗水、济水；因为泗水、济水同流，所以并称泗、济。这里说的是济水纳入泗水的称呼，“沛”是“泲”字的讹误。上文《经》文说菏水已经流入泗水，这里不说菏水与泗水交错，而说济水与泗水交错，是因为“济水”这一名称包含了菏水。《水经》以济水立篇，以济水为主。《东观汉记·安平侯盖延传》说：盖延任虎牙大将军。守敬按：《大典》本《汉纪·盖延传》作“任虎牙将军”，《后汉书》本传相同；这里“大”字是衍文。他与刘永等交战，刘永的军队败退。朱本讹作“与战水军反走”，《笺》说：“水军”一作“永等”，就是刘永等人。赵一清在下文增“永等”二字，把“水”改作“永”，说应作“永军”，其中“军”字没有错误。溺水而死的有一半。又与他们交战。朱本把“复”误作“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接连击败他们，于是平定沛郡；沛郡详见《睢水注》。楚国、楚郡详见《获水注》。临淮郡详见下文。各地全都投降。盖延命令沛郡修建高祖庙；高祖庙详见《泗水注》。设置啬夫、祝宰、乐人，借此斋戒祭祀高祖庙。守敬按：以上都是《东观汉记》的文字，《后汉书·盖延传》记载较为简略。又向东南流，经过留县北面。留县故城。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楚国，后汉、魏、晋、宋、后魏时都隶属彭城郡。《括地志》说，故留城在沛县东南五十五里；在今沛县东南五十里。泗水、济水在这里相互交错。守敬按：由于泗水、济水同流，所以《注》中并称泗水、济水。这里是宋国城邑，就是《春秋左传》所说楚国侵犯宋国吕、留两地的地方。守敬按：襄公元年，楚子辛救援郑国，侵犯宋国的吕、留。吕地详见《泗水》篇。故繁休伯。守敬按：《魏志》繁钦附《王粲传注》引《典略》说，繁钦字休伯。《避地赋》说：“早晨我从泗洲出发，傍晚我住在留乡。”张良投身汉高祖麾下，开始就是在这里，后来也在这里受封。守敬按：见《史记·留侯世家》。城内有张良庙。会贞按：《宋书·武帝纪》说，义熙十三年，军队驻扎在留城，经过张良庙。《郡国志》刘昭注引《西征记》说，城中有张良庙。《地形志》说，留县有张良墓和祠。又向东流，经过彭城县北面，有●水从西面流来注入。朱本把“●”误作“睢”，《注》中也相同；全祖望、赵一清沿袭了这个错误。戴震改作“获”，说：原本误作“●”。守敬按：《大典》本作“●”，明抄本也相同。这就是第二十三卷所说的获水。那里说它流入泗水，这里说它流入济水；由于泗水、济水交错，所以可以通称。据《说文》，睢阳县有●水，因此这里应当作“●”；从《汉志》误作“获”以后，后人便据此改写《水经注》。幸好《大典》本在这里还保留了一个作“●”的字，这是校改没有彻底完成的地方。戴震没有据此考察《说文》，反而认为“●”是讹字，断然改成“获”，于是使《说文》中的●水突然无从考见。唉！又按《广韵》说，雒是梁郡的水名，“雒”也是“●”字的讹误。《玉篇》邑部说，“●”读胡灰切，是睢阳的乡名，也就是“●”字的异体。现予订正。济水又向南流，经彭城县的戴删之字。彭城旧城在东北角，关于彭城故城，详见《获水注》。水流并不向东经过此处。会贞按：这是首先驳正《水经》所说“向东经过”的文字。●水从西面注入此处，详见《●水》篇。城北靠着水边。济水又向南流，经彭城县故城的东面。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注》。原文说“不经其县北”，戴震删去“县”字。这大概是《经》文误引为证。又向东南流，经过徐县北面。《地理志》说：临淮郡是汉武帝元狩五年设置的。守敬按：今本《汉书·地理志》作元狩六年。郡治在徐县。王莽改名为淮平。守敬按：《后汉书·侯霸传》说，侯霸起初任王莽的淮平大尹。县名叫徐调，是古徐国。朱本脱去“故徐”二字，赵一清补说：《汉志》记徐县为故国，王莽改名徐调；《寰宇记》引用班固《汉志》也作“故徐国”，这里脱漏了“故徐”二字。全祖望、戴震也作此补。守敬按：后汉废除临淮郡，徐县归下邳；魏沿袭此制，晋代属临淮，后来省并。《一统志》说，在旧泗州城西北。《春秋·昭公三十年》说，子执锺吾子，接着进攻徐国，在防山拦水攻徐，终于灭掉徐国。徐子逃奔楚国，楚国救援徐国，但没有赶上，于是筑夷城让徐子居住。守敬按：这是《左传》的文字。锺吾见《沭水》篇；夷就是城父，见《淮水》篇“夏肥水”下。张华《博物志》记载，这是著作令史茅温所写的送。戴震说：按这三个字应有脱误，含义不详。刘成国《徐州地理志》。守敬按：《后汉书·刘芳传》说，刘芳任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事务，撰有《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新唐书·地理志》中有刘芳的《徐地录》一卷，但刘芳字文伯，并不是刘成国。刘成国是刘熙的字，没有听说他著有《徐州地理志》；而这一条全是《博物志》的文字，只是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因此又有人认为刘成国才是作者，刘芳不是张华能够引用的人。原文说：朱本作“曰”，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字。徐偃王的奇异故事是说：徐君的宫人怀孕后生下一枚卵，认为不吉祥，便把它丢在水边。孤独母会贞按：《后

译汉书·东夷传》的注文引用时也作“孤独”。但今本《博物志》作“独孤”，《史记·秦本纪正义》和《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用时也相同。有一条狗，名叫鹄仓。会贞按：今本《博物志》把“仓”写作“苍”。《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和《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六引用《述征记》，都作“后苍”；“后”字应是“鹄”字脱烂所致。它在水边打猎时，发现被丢弃的卵，便衔回来。孤独母认为这是奇异之事，把卵覆盖起来加温，终于变成一个孩子。孩子出生时身体前俯，所以取名为偃王。徐君宫中听说此事，便重新登记收养了他。他长大后仁慈聪慧，继承徐国君位。后来鹄仓临死时，长出角和九条尾巴，原来是黄龙。偃王把它葬在徐地之中。朱本“葬”作“昔”，《笺》说“昔”字有误，谢氏说疑当作“厝”。原文“云”字应当作“葬”。按《博物志》说，偃王把它葬在徐梁交界以内，确实如此。全祖望、赵一清作“厝”，戴震改为“葬”。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引用《博物志》作“葬之徐界中”；《初学记》卷八引用作“徐里中”，“里”是“界”字的误写。这样看来，“徐”字下面应有“界”字。如今还可见一座狗垄。会贞按：今本《博物志》把“垄”作“袭”，是错误的。《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用《述征记》说：彭城东岸有一座土丘，民间称为“狗葬”；有人说，这就是徐偃王埋葬后苍的地方。偃王治理国家，仁爱正义远近闻名；他想乘船巡行上国。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引用《博物志》作“周行”。考察杞梁、华周的事，《说苑·女节》把“周”作“舟”，古音相同。于是开通陈、蔡之间的沟渠。朱本“通”作“导”，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字。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通”，《博物志》作“通”，《太平御览》卷七十五、三百四十七引用时也作“通”。得到朱弓箭，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于是便以此命名并作为称号。守敬按：今本《博物志》“号”作“弓”，错误〔七〇〕。他自称徐偃王。江淮间服从他的诸侯有三十六国。周王听说后，派使者到楚国，命楚国进攻徐国。守敬按：《史记·秦本纪》称，周穆王时徐偃王作乱；《后汉书·东夷传》说，周穆王命楚文王灭掉徐国。张 守节引用《古史考》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距离周穆王很远。然而《博物志》只称“周王”、只称“楚”，都没有写出他们的名字，大概是出于谨慎。《韩非子·五蠹》说，徐偃王实行仁义，楚文王担心这会危害自己，于是进攻徐国并灭掉它。偃王爱护百姓，不[缺字]，最终被楚国打败，向北逃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跟随他的百姓有数万人，于是把那座山命名为徐山。山上建有石室和庙宇，显现神灵；郦道元在《泗水注》武原县下叙述了徐山、徐庙。百姓都到那里祈祷。守敬按：以上是《博物志》的文字。按照文字所记的事情来看，似乎有灵验相应之处；但年代久远，已难以详考。如今徐城外有徐君墓。过去延陵季子曾在这里解下佩剑，这就是所谓不违背内心承诺的地方。朱《笺》说：季子解剑的故事见刘向《新序》。会贞按：已经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续汉志》徐县注文引用伏滔《北征记》说，县北有大坟，是徐君墓，也是延陵季子解剑的地方。《地形志》说，高平郡沛县有徐君墓。《元和志》说，徐君墓在徐城县北三十二里。《一统志》说，墓在旧泗州城北九十里，靠近安湖北界。又向东到下邳睢陵县。睢陵县详见《睢水注》。水向南流，注入淮水。济水与泗水汇合，水势汹涌，向东南流。朱本把“浑涛”误作“泽淘”，《笺》说“泽”字宋本作“浑”。赵一清说：按“淘”应作“涛”，朱氏没有在《笺》中说明。全祖望、戴震改作“浑涛”。会贞按：上卷说“济水与河浑涛东注”，可以作为证据。水流到角城，与泗水一同注入淮水。守敬按：《泗水》篇说，泗水经角城注入淮水；济水也到角城注入淮水。所以郦道元说济水和泗水汇合后向东南流，一同注入淮水，是为了说明泗水、济水合流后，最终都流入同一处。角城也见《淮水》篇。《经》文写作“睢陵”，是错误的。

译校记 〔一〕“《春秋左传》……出菏泽”：按：《经》文到“分”为止，以下从“《春秋左传》”到“出菏泽”是《注》文，应另起一行并低一格抄写。抄写者误把它接在上文后面，现在改正。熊氏没有校正，但第二十一册原稿没有错误。现在校勘卷八《济水》（二），就是以第二十一册作对校本。〔二〕“自是东北流，朱本误作北东流”：按：朱本误作“出东流”，原稿也误抄为“出东流”，现在改正。〔三〕“因为济水从它的北面流出，向东注入”：按：原稿（卷八第二页下同）说这一句在“中六年”上面。朱本有“以济水出其北东注”八字，文意与上下文重复，现在删去。影印本仍保留这八字，是正确的。删去这八字后，《注》的意思在于说明济阴国得名的原因。水的南面称“阴”，济水从它的北面流出，说明济阴国在水的南面。这一条可见，今影印的《水经注疏》原稿是在山东刻本上校出的。济阴国是汉景帝中元六年从梁国分出，在定陶设置；影印稿本文从字句顺序看，“于是指北济西定名也”一句可以理解。〔四〕“有的取吉祥的名称，赵氏……如闻喜、获嘉之类”：按：本篇影印本第四十五页有“班固说，千乘郡有乐安县。应劭说，取休美吉祥之名”这段话。“令名”就是这个意思。原稿有杨氏按语：“如禄福、长寿之类就是。”赵氏举的闻喜、获嘉等例子并不恰当。〔五〕“访问当地老人”：按：朱本把“故”作“国”，戴震改为“故”。杨氏原稿说：按《类聚》引用作“父”，应改作“父老”。现在按：《寰宇记》卷二引用作“古老”。〔六〕“即《战国策》……所谓酸枣、虚、桃”：按：《秦策》中黄歇劝说秦昭王的话是：“大王又发兵攻打魏国，堵住大梁城门，夺取河内，攻下燕国的酸枣、虚、桃人。”高诱注说：“桃人是邑名，具体所在没有听说；虚，是使其空。”朱《笺》引用了这段注。现在按《战国策》的文字，桃是邑名，虚不是地名。其含义是把桃邑的百姓全部俘获，使城邑空虚。“拔”“杜”“举”以及“虚”都不是地名实字，而大梁、河内、酸枣、桃才是地名。这样解释似乎文意较为顺畅，但这些地方究竟在哪里，高诱也没有听说。大梁城门，夺取河内，攻下燕国的酸枣、虚、桃人。”高诱《注》说：“桃人是邑名，具体位置没有听说。虚，是使其空。”朱《笺》引用了这段话。现在按：根据《战国策》，桃是邑名，虚不是地名；其意思是把桃邑的百姓全部俘获，使城邑空虚。“拔”与“杜”“举”“虚”都不是地名实字，大梁、河内、酸枣、桃才是地名。这样看来文意较为顺畅，但这些地方的具体位置，高诱也没有听说。〔七〕“按《史记·田完世家》”：按：原稿本也作《田世家》，文意不通，现在补入“完”字；《史记》篇名确作《田完世家》。〔八〕“把首垣作为两个邑”：按：《史记·春申君列传索隐》说：“首，大概就是牛首；垣就是长垣。” 〔九〕“有长罗泽”：按：孔广陶本作“罗泽”，脱去了“长”字。〔一〇〕“看见蒲城的废墟啊”：按：朱《笺》本在这句下面有“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东南兮”十四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都有，但《疏》本和原稿都抄漏了，现在据校本补入。〔一一〕“观典府，宾亭父畴”：按：沈钦韩《疏证》把“观典府”读作一句，把“宾亭父畴”读作一句，似乎可以采用。〔一二〕“并在濮水之上设置住所”：按：《韩非子·十过》篇在“好音”下面说“设舍以舍”，《史记·乐书》引用作“至于濮水之上舍”。据此可知，郦道元《注》所引出自《韩非子》。〔一三〕“朱本作沛阴”：按：“沛”字原本作“泲”，因字形相近而误，沈炳巽本校正作“泲”。〔一四〕“后汉、魏、晋、后魏属济阴郡”：按：据《寰宇记》卷十三，晋代属济阴郡；《清一统志》也说属济阴郡。宋代属北济阴郡，后魏属西颍州济阴郡。〔一五〕“然而宋公向楚国求取诸侯”：按：《疏》本抄写时改动了原文，小司马本作“襄公开始向楚国求取诸侯”。《疏》本因为上文还没有出现襄 公，所以改动了原文。〔一六〕“宋公向楚国求取诸侯，不在靠近楚国的地方与楚国结盟，却越过楚国向北，与宋国结盟”：按：前后两个“与宋盟”都应作“与楚盟”，这样才与上文宋公向楚国求取诸侯相合。如果说宋公与宋国结盟，意思难以解释；这就是熊氏所说“宋文有错误之处”的地方，也是杨氏年老急于成书而前后失察所致。现在订正。〔一七〕“刘氏《注》引用《陈留志》，说有谷亭，是古代句渎的土丘”：按：今标点本作“有谷亭，古句渎之丘”，与杨氏的断句不同。杜氏《注》所说的两个名称其实是同一地点。“谷亭”下面应使用逗号。〔一八〕“朱本没有‘平’字”：按：《类聚》卷四十、《太平御览》卷五百六十引用《皇览·冢墓记》，也都没有“平”字。考《三国志·魏书·杨俊传》说，王象撰《皇览》，从延康元年开始编集，几年后完成。《明帝纪》记载，太和六年二月下诏说：“改封诸侯王，都以郡作为封国。”《东平王徽传》说，黄初五年改封寿张；这说明太和六年改封东平，正是以郡为国的证据。曹徽原封寿张，改封时以郡为国，于是称东平郡寿张，正是如此。〔一九〕“据《魏志·张邈传》，是东平寿张人”：按：张邈是东汉末年人，《传》中所说的东平，大概是汉代的东平国。《疏》本把这件事和东平王徽连在一起说，是不对的。根据《张邈传》可以证明，东汉时寿张属于东平国；根据《曹徽传》可以证明，魏代先为郡，后来改为国，《皇览》也可以作为证据。〔二〇〕“《寰宇记》……引用内容相同”：按：《寰宇记》卷十三郓州中都县条下引用《皇览·冢墓记》，没有“冢高七丈”这一句。〔二一〕“《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用到‘绛帛’一句为止，不像这里这样完整”：按：《史记·黄帝纪》在“于是擒杀蚩尤”下面引用了这段文字。〔二二〕“《汉书·郊祀志》说，在寿良祭祀蚩尤”：按：在寿良祭祀蚩尤，是西汉宣帝时的事；在此以前是在长安祭祀。秦始皇所祭祀的八神中，蚩尤是第三位，被奉为战争之神，祭祀地点在东平陆监乡，即齐国西部边境。〔二二〕秦始皇祭祀八神，蚩尤居第三位，被奉为战神，祭祀于东平陆监乡，也就是齐国的西部边境。〔二三〕“王镇恶攻克长安，活捉姚泓”：按：《宋书》作“生擒”，朱《笺》本相同。现在据此改正。

译〔二四〕“《注》把他的功绩扩大说成发生在攻入长安的那一年，与事实略有不合”：按：沈钦韩《疏证》说：“《宋书·王懿传》记载，王懿字仲德，义熙十二年北伐，升任仲德为征虏将军，率领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宁秀、严纲等开通巨野，进入黄河。”据此可知，开通巨野是在攻入长安以前。〔二五〕“《公羊传》称为‘微’”：按：《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左氏传》作‘麋’。”今本《左氏经》文作“郿”。杨氏《疏》说：“郿音眉，眉与微相通。”熙仲按：这也是钱辛楣所说古代没有轻唇音的例子。《公羊传》《谷梁传》作“征”，以重唇音读，和“眉”相同。《左氏传》也作“麋”，“眉寿”也写作“麋寿”，读音相同，可以假借。《左氏传》作“郿”，是重唇音；《公羊传》《谷梁传》作“微”，古音也读重唇音。〔二六〕“守敬按：杜氏的话见《释例·小国地》内”：按：《要删补遗》卷八有这一条，说：如今杜预《注》中没有这段话，《路史》引用“璠说，微子国”，那么这应当是京相璠的话。现在按：影印稿本是杨氏晚年的稿本，常常有与《要删》不同的地方。这一条应是后来继续查检时发现《释例》中有这句话，所以不再抄录。〔二七〕“而《寰宇记》说是聊城”：按：《寰宇记》卷十五沛县条下说：“微山在县东南，山上有微子墓，山下还保存着古沛城。” 〔二八〕“朐是它的本字”：按：朱《笺》说：《公羊春秋·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攻打邾娄，夺取须朐；《左传》写作“须句”。〔二九〕“在今东平州西北十五里”：按：原稿在这句话上面有《方舆纪要》四字，现在据此补入。〔三〇〕“在今东阿县西八里”：按：原稿在这句话上面有《方舆纪要》四字，现在据此补入。〔三一〕“如今彭城谷阳城西南又有项羽墓，不对”：按：《元和志》卷十“虹县”条下说：《图经》称项羽墓在县南六里。考项羽死后，汉高祖按照鲁公的礼制把他葬在谷城，即今郓州东阿县境内。说项羽墓在这里，是民间传说的错误。〔三二〕“《尚书》的‘光被四表’也写作‘广被四表’，可见并不只是齐地的读音”：按：《尚书》由伏生保存下来；伏生曾任秦朝博士，汉朝平定后，在齐、鲁之间教授此书。《史记》《汉书·儒林传》都说伏生是济南人，那么伏生是齐地人，所以采用齐地读音。杨氏这句话前后失察。〔三三〕“《元和志》作‘湄湖泊’”：按：聚珍本也误作“清沟泊”。〔三四〕“《尔雅》说：水草交会的地方叫湄，通谷叫微”：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经》《注》原文应当是“穷渎汜”。《注》说：“水没有通达之处。”《经》说：“谷者微。”《注》说：“通向山谷。”郝懿行说：根据《水经注》，‘谷’字上面应脱去“通”字。现在校订为“《释丘》说：通谷叫微”。杨氏《疏》认为今本《尔雅》经文作“丘谷者微”，怀疑原本作“丘谷者微”，后来误合成一句。郭璞《注》也应依照郦道元《注》校订。又按：《说文·谷》说：“泉水流出于通川，叫作谷。”可见“谷”字本来就有通达的意义，不必再加“通”字。〔三五〕“朱本把‘升’误作‘什’，下文同”：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误作“什”，下文“孙升”“升城”也相同。现在在“今订”上面补入“全、赵、戴同”四字。（“朱升……”一句，现据台北本删去。） 〔三六〕“民间称它为沙沟水”：按：《通鉴》胡三省注文的标点本第四〇四〇页引用了这段文字。〔三七〕“朱本把‘邑’作‘色’”：按：沈炳巽本作“色”，南京图书馆收藏的朱《笺》善本作“邑”，并没有错误。〔三八〕“从朝阳桥渡过河流”：按：《弇传》原文上文是“引兵而东”，“从”字上面的“东”字应连上文读，赵一清误把它归到下文，现在删去。〔三九〕“从朝阳桥渡过济河”：按：章怀太子注文说，有漯河。所以把“济河”解释为“济漯河”，因此这样说。〔四〇〕“《地形志》说，肥乡有巨合城”：按：这里抄漏了十二个字：“章怀说，巨里是聚落名，又名巨合城。”根据原稿本，这十二字本应在《地形志》上面，现在据此补入。〔四一〕“西面有深坑，戴震作‘▯’”：按：全祖望作“坑”，赵一清作“ ”，戴震的校改是对的。郦道元《注》中“坑”字都作“▯”。《禹贡锥指》卷三引用《玉篇》说：“ ，音而勇切， 是湖泊一类的水体。”熙仲按：《太平御览》卷九百九十九在“蒲”字下说，齐地人把湖泊称为“▯”，这就是证据。〔四二〕“《地形志》说，嬴县有马耳山祠”：按：《通鉴》义熙三年条（第三六〇二页）胡三省注文说：魏收《志》记载，泰山郡台县有马耳山。〔四三〕“《寰宇记》说，在废全节县东南十五里”：按：《寰宇记》卷十九说，谭城在历城县东南十五里；废全节县在故东平陵西北十五里，春秋时期这里是谭国。〔四四〕“是旧陵城，后来才加上‘平’字”：按：原稿作“是旧平陵城，后来才加‘东’字，与这里不同”。原稿说：这种说法是对的，《经》文有脱误。现在订正。〔四五〕“《世说新语》〔《德行》〕注文……作昭先”：按：查《世说新语·言语》篇，伏滔叙述青、楚山中物产一条的注文说：“魏代有任昭先。” 〔四六〕“戴震删去，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按：全祖望、赵一清同朱本，重复了“百脉”二字，戴震删去。若按《疏》本的语序，容易误解为全、赵也删去了这两个字；现在把“全赵同”三字移到“戴删”之前。〔四七〕“有杨绪沟水，朱本作杨渚沟水……守敬按”：按：从这里以下是杨氏的按语，但原稿作“熊氏按”。〔四八〕“在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按：从这里以下杨氏、熊氏的按语大致相同，原稿作“熊按”，内容略为详细。〔四九〕“为什么不说是根据《寰宇记》校订补入呢”：按：全氏校本本来就说：“这一条旧本多有脱字，现在根据《太平寰宇记》校订补入。”杨氏《疏》误解了。

译〔五〇〕“又向东北流，经过梁邹县北面”：按：朱本、胡本、沈本、全本、赵本、戴本都作“向东流”，没有“北”字。《疏》本和原稿作“东北”。〔五一〕“萌山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按：沈钦韩《疏证》说：“《名胜志》（山东一）说，明山在淄川县西北二十五里，大概是把萌山误作明山。” 〔五二〕“萌山就是水流经过的地方”：按：原稿作“经流”，不对。〔五三〕“《汉记》”：按：原稿在《汉记》上面有“东观”二字。朱本脱去“东观”二字，现在据此补入。〔五四〕“会贞按：平安县并不靠近漯水”：按：原稿作“守敬按”。〔五五〕“戴本改作平安，是对的”：按：原稿杨氏按语认为不对，原稿与影印稿本之间常有这样的差异。〔五六〕“在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按：原稿在“城”字下面，杨氏、熊氏径直补入“在齐城”三字；影印稿本只说这里应有这三字，态度较为谨慎。〔五七〕“乐安距离越水相当远”：按：原稿这里的《疏》文与影印本多有不同，影印稿本疑为后来确定的文字。〔五八〕“所谓先说经文而开始叙事”：按：这一条原稿中的杨氏《疏》还有一大段文字，驳斥赵氏关于“先经起事”的说法；影印本删省而未收。〔五九〕“《地形志》……脱去‘薄’字”：按：标点本《魏书》已经引用这一条《疏》文作了校补。〔六〇〕“戴震改作献公”：按：原稿有“守敬按：《齐世家》说，胡公从营丘迁到薄姑，献公”十七字；这一抄本脱漏了，现在据原稿补入。〔六一〕“城内有高台”：按：原稿没有熊氏按语，这可以证明影印稿本在后，写定时熊氏才增入。〔六二〕“《元和志》……海浦在县东北二百八十里”：按：聚珍本作“二百八里”，与《寰宇记》相同。〔六三〕“向北注入菏水。菏水又向东南流”：按：朱本都误作“河”，杨氏校改为“菏”。〔六四〕“泗水向西南流，到方舆县注入泲水”：按：“泲”字，《汉书》俗本误作“沛”，王念孙校改为“泲渠”，这里从其说。标点本《汉书》漏作校改。〔六五〕“县，原来是梁地”：按：各本都作“梁也”，全祖望校改为“梁地”，是对的。《地理志》山阳国条下说：“原为梁地，景帝中元六年分出设置山阳国。”《志》中没有“县”字，郦道元《注》改写成县名。〔六六〕“薛季的画像碑”：按：朱本误作“薛棠”，各家校改是对的。这篇《注》连续列举三通碑，碑中人物都只称字而不称名。〔六七〕“所以想在这座城设置戍守”：按：原稿在这里下面的按语作“何说当止此”，影印本则由熊氏根据《宋书》本传校定。这也是影印底本晚于原稿、属于后来定稿的证据；原稿写成在此之前。〔六八〕“〔缺二字〕”：按：下文脱去“家不能次以为两”七字，现在补入。〔六九〕“秦梁，是桥的名称”：按：《初学记》卷五误作“地名”，错误；字应作“圯”，“圯”也是桥梁的称呼，就是《留侯世家》所说的圯下。现在的点校本漏校，熊氏所依据的是善本。〔七〇〕“于是就以此命名作为称号……今本《博物志》把‘号’作‘弓’，错误”：按：《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引用时正作“号”。《水经注疏》第九卷 后魏郦道元撰写 宜都杨守敬纂辑并作疏证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证 清水 清水发源于河内郡修武县北面的黑山。守敬按：《汉志》说，内黄县的清河水发源于南方。《说文》没有记载清水。《山海经》所说的清水发源于大时山，在关中，并不是这里的清水。郭璞《注》说，今河内郡修武县北的黑山也有清水，这就是黑山清水最早见于《水经》的记载，郭璞沿用了它。大概黑山的清水原本流入海中。自周定王时期黄河改道向南流，黎阳以北清水的水流于是断绝，但旧河道仍然存在。到曹操开凿白沟，拦截淇水使它向北流，利用清水旧道，所以《淇水注》称它为清淇，二者相互沿用，成为通称。黑山在县北面。朱本把“北”作“地”，《笺》说：宋本“地”作“北”，另一本作“境”。戴震、赵一清改为“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北”。《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用此文也作“北”。《通典》说，汲县西北有黑山。《方舆纪要》说，在辉县北四十里。白鹿山在黑山东面。会贞按：《地形志》说，林虑郡共有白鹿山。《寰宇记》说，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向西与太行山相连，并引用卢思道《西征记》说：孤立的山岩秀丽突出，上面有一块石头天然形成鹿的形状，远看洁白明亮，独自挺立，形状鲜明洁净，很像人工雕成，所以用白鹿命名。《一统志》说，在辉县西五十里，连接修武县边界。清水发源于这里。会贞按：《地形志》说，汲郡北部修武县有清阳泉。《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清水发源于共城县西北边界的白鹿山。《卫辉府志》说，清水河发源于辉县西南七十里的山阳镇，可见今天清水的上游已经有淤塞。清水上承接各处陂塘和散泉，汇聚成河，向南流，然后向西南曲折流去。朱《笺》说：《太平御览》引用作“南流屈曲”。赵一清说：今本《太平御览》引用作“西南流屈曲”，因此据此改字。全祖望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宋本《太平御览》卷六十三引用作“南流西南屈曲”，《寰宇记》也引用作“南流西南屈”，《名胜志》相同。因此朱本并没有错，戴震沿用朱本。写作“北”字。《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用此文也作“北”。《通典》说，汲县西北有黑山。《方舆纪要》说，黑山在辉县北四十里。白鹿山在东面。郦道元按：《地形志》说，林虑郡共有白鹿山。《寰宇记》说，白鹿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向西与太行山相连接；又引卢思道《西征记》说，山上有孤立的岩石秀拔而出，上面有一块石头天然形成鹿的形状，从远处看洁白明亮，独自挺立；它的形状明晰洁净，很像人工雕成的，因此以“白鹿”为山名。《一统志》说，白鹿山在辉县西五十里，与修武县交界。清水发源于此。郦道元按：《地形志》说，汲郡北部的修武县有清阳泉。《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清水发源于共城西北边界的白鹿山以东。《卫辉府志》说，清水河发源于辉县西南七十里的山阳镇，那么今天清水的上游源头应当已经有淤塞了。清水上游承接各处陂塘的散泉，汇积成河，向南流去，又向西南弯曲。朱谋的《笺》说：《太平御览》引用此文作“南流屈曲”。赵一清说：现在《太平御览》引用的文字作“西南流屈曲”，因此据此改写；其余各处也都照此改动。孙星衍按：宋刻本《太平御览》卷六十三引用作“南流西南屈曲”，《寰宇记》引用也作“南流西南屈”，《名胜志》同样如此，因此朱谋没有错，戴震也据此沿用。

译瀑布顺着山岩倾泻而下。朱本把“乘”作“垂”，全祖望、赵一清同朱本，戴震作“乘”。守敬按：《太平御览》《寰宇记》《名胜志》引用都作“垂”，而黄省曾本作“乘”。锺惺、谭元春本记载朱本没有改字，并引用《汉书》的“乘城”和《淮南子》的“乘襄而流”作证，认为不应改为“垂”。现在考察《滱水注》也有“南出乘崖”的文字，这是同样的词例。悬空的河水注入深谷，落差二十多丈。雷鸣般奔流的声音〔二〕震动山谷。两侧石壁层层深峻。朱本没有“石”字，《笺》说疑似脱去“石”字，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太平御览》引用此文有“石”字。野兽的足迹也无法通行；山谷中水雾弥漫，向下看不见底。南峰北岭之间，多有结庐修禅的人；东岩西谷，又有佛寺灵刹。竹子和柏树的情怀，与神明的心境一样幽妙高远。朱本把“远”误作“达”，戴震改正，赵一清依据吴本改。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远”。仁人智士的性情，与山水共同显出深厚情致，使这里更加成为优胜之地。清水流经山涧，飞流而下。赵一清说：“流飞”二字，《太平御览》作“飞流”。守敬按：宋本《太平御览》作“流飞”。水清冷澄澈，可以洞察水底，因而称作清水。溪水叫瑶溪，又叫瑶涧。清水又向南流，与小瑶水汇合。小瑶水近处发源于西北方的尽头山溪。会贞按：这条水应当在今辉县西面。水向东南流，注入清水。朱本作“注之清水”，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之”字。会贞按：“之”是“于”字的误写，现在订正。清水又向东南流，泽陂水注入其中。泽陂水向上承接泽陂，吴陂详见下文，位于修武县故城西北。守敬按：两汉、魏时修武县属河内郡，晋代属汲郡，后魏改称南修武，仍属汲郡。《一统志》说，今为获嘉县治。修武原来叫宁，详见下文；也叫南阳。朱本把“南”误作“朝”，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南”。《续汉志》说，修武原名南阳。马融说：晋地从朝歌开始，朝歌详见《淇水注》，向北到中山，中山详见《滱水注》，称为东阳；从朝歌以南到轵，轵详见《济水注》，称为南阳。守敬按：《后汉书·马融传》说，马融著有《春秋三传异同说》；《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没有著录，只有本书《注》以及《左传疏》《王制疏》《文选·吴都赋注》引用了它的文字。因此应劭《地理风俗记》说：河内是殷人的国土，周人把它命名为南阳。又说：晋国从这里开始开拓南阳。守敬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说，晋国于是开始开拓南阳。杜预《注》说，南阳在晋山以南、黄河以北，所以称为南阳。如今的南阳城就是这里。守敬按：《续汉志》说，修武县有南阳城。在今修武县北面。秦始皇把它改名为修武。守敬按：《汉志》记作修武，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说法。徐广、王隐都说是秦始皇改名。守敬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用徐广的说法，《续汉志》也相同。臣瓒注《汉书》说：考察《韩非子·初见秦》篇，秦昭王越过赵国的长平，朱本脱去“赵”字，赵一清根据《汉志注》校补。长平详见《沁水》篇。向西进攻修武。当时秦国还没有兼并天下，但修武这个名称已经存在很久了。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用臣瓒的说法。我又考察《韩诗外传》说，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在宁地整顿军队，于是把宁改名为修武。守敬按：见《韩诗外传》卷三。魏献子在大陆打猎，回来后死在宁地，就是这件事。守敬按：见《左传·定公元年》杜预《注》；宁就是今修武县，靠近吴泽。汉高帝八年，把都尉魏遫封为侯国。全祖望说：《索隐》认为“济南”大概就是“宁阳”，应当听从善长的说法。胡三省也主张善长的说法。守敬按：《史记·年表》作“宁侯魏选”，《汉表》作“宁侯魏遫”，《匈奴传》也作“遫”。又称大修武，因为有小修武，所以称“大”。小修武在东面。会贞按：《续汉志》说，修武县有小修武聚。《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用晋灼的话说，小修武在大修武城东面。《一统志》说，小修武聚在今获嘉县境内。《怀庆府志》说在修武县东南十五里，这是不对的。汉高祖和滕公从玉门津渡河。会贞按：玉门就是成皋北门，见《河水注》。他们曾住宿在小修武。会贞按：这是节略《汉书·高帝纪》的文字。大陆就是泽。会贞按：杜预《释例》说，大陆在修武县西北，是吴泽。《魏土地记》说：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泽陂。朱本误作“吴沟水”，并把“陂”字归到下句。戴震、赵一清只把“沟”改作“泽”。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泽”，戴震、赵一清的改法似乎正确，但还不够。《名胜志》引用作“泽”，没有“水”字，以“陂”字断句，较为妥当。现在据此订正。《寰宇记》说，吴泽陂在获嘉县西北十五里。《获嘉县志》说，就是县西北的三桥陂，也叫太白陂。按地图来看，只有小丹河的下游流经获嘉县境；《水道提纲》也没有说有陂，大概近代已经不能经常蓄水了。南北长二十多里，东西长三十里。朱本作“则”，戴本改为“西”，赵本据《名胜志》校改。郦道元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原作“西”；《名胜志》作“则”而不作“西”，赵氏改误。西则长明沟流入此处。朱本误作“蔡沟流入此处”，全本、赵本改“蔡沟”为“界沟水”，戴本改作“长明沟”。会贞按：据《沁水注》，界沟水注入沁水，不可能流入吴陂；全本、赵本的改法不对。下文说明蔡沟流入长明沟，长明沟流入吴陂，戴本的改法是正确的。此水有两个源头。会贞按：指长明沟和下文的蔡沟。北水上游承接河内郡野王县东北的界沟。赵本认为“界沟”有误，改作“光沟”。会贞按：《沁水注》说，界沟水上游承接光沟，向东南流，长明沟水从这里发源；由此可知承接光沟的是界沟，长明沟则承接界沟，这里的“界沟”二字没有错误。全本、赵本误把“上承长明沟”改为“上承界沟”，于是又把这里的“界沟”改成“光沟”。戴本不采用这种改法，很有见识。分流出的津水称为长明沟。朱本误作“作为长明沟分枝津”，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下文叙述长明沟只有一条水流；如果依朱本，就成了有两条水流。赵本也沿袭了这一错误。

译戴本这样改是正确的。现在称为小丹河，从河内县东北的大丹河分流出来。古代起初分为光沟，后来又分为界沟，再分为长明沟。长明沟的分流处仍在野王县东北，也就是今天河内县的东北。向东流经雍城南，寒泉水注入其中。寒泉水发源于雍城西北，泉水向南流，经过雍城西面。《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王将要借狄人之力攻打郑国，富辰劝谏说：“雍，是周文王的昭嗣。”会贞按：这是《左传》的原文。京相璠说：“今天河内郡山阳县西面有旧雍城。”会贞按：《释例》说这是小国的地名，内文与此相同。《续汉志》说，山阳县有雍城。《地形志》说，州县中有雍城。它在今天河内县的东北。水又向东南流入长明沟。会贞按：水流在今天河内县的东北。沟水又向东流，经过射犬城北。会贞按：《续汉志》说，野王县有射犬聚。《通典》说，射犬故城在武德城北。《一统志》说，在河内县东 北面。汉代大司马张扬被部将杨丑杀害，眭固杀死杨丑后驻扎在这里。朱本作“张阳睢固”，《笺》说：《魏志》作“张扬、眭固”。戴本、赵本改正。郦道元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作“扬”。眭固想向北与袁绍会合。会贞按：见《魏志·张扬传》。《典略》说：眭固，字白菟。有人告诫眭固说：“将军的字是‘菟’，而这个地方的名字是‘犬’；菟见到犬，势必惊恐，应赶快离开。”眭固不听。朱本“固”作“菟”，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这是《张扬传注》引用《典略》的文字。汉建安四年，朱本误作兴平四年；赵本说：按《魏书·武帝纪》，此事发生在建安四年，兴平改元不过两年，郦氏误记。戴本改作建安。魏太祖在这里将眭固斩杀。魏太祖任命魏种为河内太守，让他守卫此地。兖州叛乱时，太祖说：“只有魏种不会背弃我。”等到魏种逃走，太祖愤怒地说：“魏种不向南逃到越地，向北逃到胡地，我绝不放过你。”朱本作“不可置汝”，《笺》说：谢氏本作“不汝置也”，戴本、赵本改从后者。射犬平定后，魏种被擒获。太祖说：“只是因为他有才能。”于是释放他并任用他。朱本“唯”作“难”。赵本说：“难”字，《魏志》作“唯”。何焯说：这正可以拿来与史书互相参校，考察异同。戴本作“唯”。郦道元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作“唯”。长明沟水向东流入石涧。会贞按：现在把沁河称为南石涧，把小丹河称为北石涧。水向东流，蔡沟水流入其中。蔡沟水上游承接州县北面的县境，详见《沁水注》。白马沟，白马沟也详见《沁水注》。水向东分流，称为蔡沟。朱本作“谓作”，全本、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水流在今天河内县东北。蔡沟向东汇合长明沟水，又向东流，经修武县吴亭北面。朱本作“具亭”，《笺》说，宋本作“吴亭”。戴本、赵本改正。会贞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吴”。《地形志》说，汲郡南修武县有吴城。向东流入吴陂，稍北有苟泉水流入。苟泉水发源于山阳县。会贞按：两汉、魏、晋时，山阳县属河内郡，后来 北魏时属汲郡。《怀庆府志》说，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五里。它在旧修武城西南。会贞按：《地形志》有南修武、北修武。北修武于孝昌年间从南修武分置，县治在清阳城，也就是下文所说的浊鹿城。南修武就是汉、晋时的修武县，旧城在获嘉，离这里很远。郦氏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南、北修武之分，大概是晋、魏之间修武县迁到了这里，不久又迁徙废弃，所以郦氏也称为故城。同一源头分成两支，分裂为两条水流：南支是苟泉，北支是吴渎。两条水流一同向东流入陂中。会贞按：现在有灵泉从修武县西面流出，向东流入小丹河，大概就是苟泉；吴渎则已经淤塞。山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有陆真阜。会贞按：《方舆纪要》说，六真山在修武县北二十里。《县志》说，陆真阜因六位真人修道于此而得名。其南面有皇母、马鸣两眼泉水，向东南汇合后注入吴陂。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马鸣泉；《新唐志》说，修武县西北二十里有新河，从六真山下流出，汇合黄母泉水，向南流入吴泽陂。大中年间，县令杜某开通了它。《方舆纪要》说，黄母泉在修武县西北十五里的黄母村。《水道提纲》又记有马方泉，从县西北向东南注入灵泉，大概是马鸣泉的另一个名称。在陆真阜东北不远处，又有覆釜堆。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覆釜山。《一统志》说，山在修武县北面。覆釜堆南面有三眼泉，相距四五里，错落相接，依次汇合。戴本改“次合”为“合次”。郦道元按：《注》中常说几条水流“合舍”，“合次”就是“合舍”的意思。泉水向南注入陂中。会贞按：现在修武县北面有一眼泉，名叫五里泉，向东南流入灵泉，大概后人因郦氏说覆釜堆南有三眼泉、相距四五里，考察其地望正在这里，所以就以“五里”命名此泉。古时泉水本来向南流，到陂处逐渐干涸，而泉水下游延伸得更长，地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如今的五里泉看起来是向东南流入灵泉。吴陂在浊鹿城西面。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汉献 帝为山阳公，浊鹿城就是山阳公居住的地方。会贞按：《后汉书·献帝纪》说，魏奉献帝为山阳公，定都于山阳的浊鹿城。章怀太子的注说，浊鹿又名浊城，也叫青阳城，在修武县东北。《元和志》说，浊鹿故城在修武县东北二十三里。唐代修武县就是今天的县治。陂水北面，靠近泽岸有隤城。朱本误作“陂泽侧有隤地也”，《笺》说：“地”字疑当作“城”。戴本、赵本改为“城”。赵本又根据孙潜校本，把“陂”改为“际”；全本、戴本相同。戴本删去“也”字。《春秋·隐公十一年》说，周王把司寇苏忿生的田地以及攒茅、隤等十二邑赐给郑国。朱本误作“王以攒茅、隤十二邑与司寇苏忿生者也”。赵本根据何焯的说法，认为《左传》是说把苏忿生的田地赐给苏公；苏公是周武王时的司寇。戴本改正。京相璠说：河内郡修武县北面有旧隤城。郦道元按：在今天获嘉县西北。城中是实心的。郦道元按：京相璠的话到这里为止。现在民间俗称它为皮垣。朱本此处作缺字，《笺》说宋本作“垣”，戴本、赵本改正。城方圆四百步，内部是实心的，高八丈。

译郦道元按：这四句是郦氏进一步说明隤城。“实中”以上是京相璠记述他所听闻的情况，以下则是郦氏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所作的说明，所以不再重复“实中”二字。吴陂北岸，隔水十五里，民间所谓兰丘，方圆二百步。郦道元按：这三句另行叙述兰丘。兰丘在陂北十五里，远在隤城北面；郦氏想借兰丘来确定攒茅的位置，而认为兰丘西面的勑丘就是攒茅，所以先确指兰丘所在的位置。向西十里，又有一座丘陵靠近吴陂。朱本《笺》说：“陂”字旧本作“三”，宋本作“山”，有人疑为“之”字。戴本、赵本改为“山”。郦道元按：作“陂”是正确的；丘陵靠近山并不能构成合理意思。世人称它为勑丘，方圆五百步，形状相似，怀疑就是古代的攒茅。杜预说：这两个邑都在修武县北面，具体位置尚未详知。郦道元按：黄奭辑录京相璠的著作，认为这一段上文都是京氏的话。但仔细推究文辞，文中两次说“际陂”，与前文“际泽”的用法相同，都是郦氏自叙的话。如果认为是京氏的话，那么“陂”字究竟指什么？由此可知 京房说，只有“故隤城实中”这两句。这里解释攒茅：兰丘在隤城北面，而勑丘在兰丘西面十里；以此推定攒茅的位置，那么攒茅就在隤城西北，也就是修武西北。《左传》杜预注中，隤城和攒茅都说在修武县北面；这样，解释隤城的说法与京房所说的县北相同，而解释攒茅的说法却与所指在县西北的勑丘不同，所以说其位置未详。不过考察《释例》所载周地，修武县西北有攒城。《续汉志》修武县注引杜预的话，也与此相同，于是又和郦道元的说法相合；大概是郦道元偶然没有查考《释例》罢了。《括地志》说，攒茅[四]在获嘉县东北二十五里。获嘉就是古代的修武，东北应当是西北，这样才相合。唐代获嘉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再向东流，长泉水注入其中；长泉水发源于白鹿山，白鹿山的情况见前文。会贞按：《寰宇记》说此山与太行山相连接，可见山势绵延很广。现在陵川县东南的马武山有五峪水流出，推测或许就是长泉水。水流向东南潜入地下，经过一十三里后，第二处源头在邓城西北重新涌出。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郡戒”；“郡戒”与“邓”字形相近，因此应是“邓城”的错误。《卫辉府志》说，邓城在辉县西南六十里，周长九里，四座城门的遗址还存在。朱本在此句下有“东南伏流”四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当地人又称它为重泉水。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重泉。《辉县志》说，重泉在县西南六十里的山阳镇。水又流经七贤祠东面。会贞按：《元和志》和《寰宇记》都说，七贤祠在获嘉县西北四十二里。《一统志》说，在辉县西南六十里，今已成为竹林寺。祠堂左右种植着成行的竹林，冬夏常青，长得繁茂。魏代步兵校尉、陈留人阮籍，中散大夫、谯国人嵇康，晋代司徒、河内人山涛，司徒、琅琊人王戎，黄门郎、河内人向秀，建威参军、沛国人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人，一同居住在山阳，结伴作旷达自得的交游，当时人称他们为“竹林七贤”。会贞按：《魏志·嵇康传注》引用《魏氏春秋》说，嵇康寄居在河内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 秀、阮籍的侄子阮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互友善，在竹林中游乐，被称为七贤。向子期就是向秀，字子期。这就是所谓山阳旧居。会贞按：向秀《思旧赋》说“经过山阳的旧居”，见《晋书》本传，也见《文选》。后人在那里建庙，庙南又有一眼泉，向东南流入长泉水。会贞按：这眼泉在庙南，正靠近竹林一带，大概就是今天的竹林泉。不过竹林泉向东南流入小丹河，并不流入五峪水，可能水道已经改变。郭缘生《述征记》说，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康故居，因为嵇康居住时那里遗留有竹子。会贞按：《类聚》卷六十四、《御览》卷一百八十都引用《述征记》说：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有魏中散大夫嵇康的园宅，如今全都成了丘墟，但当地父老仍称为嵇公竹林之地，因为那里还留有当年遗下的竹子。《类聚》卷八十九、《御览》卷九百六十二、《事类赋注》卷二十四也有引用，但都与本注不完全相同，大概是郦氏抄录时改变了文字。《元和志》又说，天门山在修武县西北三十七里，山上有精舍和锻灶遗址，就是嵇康居住的地方。大概指的就是这里。水又向南流，经邓城东面，称为邓渎，又称白屋水。从前司马懿征讨公孙渊，回师时到达白屋。会贞按：《晋书·宣帝纪》记载，景初二年，司马懿征讨公孙文懿，杀死他，回师驻扎在白屋。指的就是这里。水又向东南流，经隤城北面；又向东南流，经过泽地注入陂中。陂水向东流。朱本把“陂”误作“泉”，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前文说清水向东南流，吴泽陂水注入其中；这里作“陂水”，正好相互照应。它称为八光沟，向东流入清水，又称长清河。清水向东流经周永丰坞。朱本把“坞”误作“城”，赵本据黄本改正，戴本也改正。会贞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作“坞”。坞大概在今天辉县西南。有丁公泉，从焦泉右侧发源。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丁公神、育河。《辉县志》说，丁公泉在县西五十里，向东经过蔺桥，流入卫河。

译再向东便是焦泉。戴本删去“又”字。会贞按：《辉县志》说，焦泉在县西六十里，可以灌溉数十顷田地。《注》明确说焦泉在丁公泉东面；《县志》既然说丁公泉在县西五十里，若焦泉在县西六十里，那么焦泉反而在丁公泉西面。泉水发源于天门左侧，天井在右侧。天门山的石壁从空中断开，形状像门，宽三丈，高二匹，深一丈多，里面没有别的出口，世人称它为天门。会贞按：《元和志》说，天门在共城县西五十里。明代李濂记载两山石壁对峙，中间相距很近。《一统志》说，天门山在辉县西北五十里，也叫石门山。向东五百多步，山中有石穴，洞口向西，只能勉强容一人通过，从平地向东南进入。朱本作“自平地平得”，《笺》说这两个字疑有错误，孙氏说或许作“平行”；赵本改作“平行”，戴本删去这两个字。郦道元按：这些改法都不对。据《御览》下文引用《水经注》的文字，应为“自平地东南入之”；“平得”是“平地”的误写。“东南入”上面应当有“自”字。向东南进入，经过洞道一直到天井。赵本说：按《御览》卷四十五《河北天门山》引用《水经注》说，俗称此处为百家岩，岩洞可以容纳百家，所以得名。山中有石穴，形状像门，仅能容一人通过，从平地向东南进入，随即到达天井。这与本句文字不同。直向上攀登三匹多，攀援着登上去，到达山顶平地；东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朱本把“东”字置于“平”字上方，《笺》说一作“平东”，戴本、赵本改正。四面险峻陡绝，再也没有可以登上的道路了。会贞按：上文说从天井攀援而上，大概只有从中空处才能登上去；四面都险峻陡绝，因此没有别的上升道路。山顶上有比丘僧训的精舍。寺中有十多名僧人。朱本把“有十”误作“十有”，赵本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作“有十”。会贞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有十”。供给他们的衣食很难周全，多数人住在山下的平地，只有有志之士居住在这里。寺院左右杂树稀疏挺立。戴本改“挺”为“颁”，并说：近刻本作“挺”。郦道元按：“挺”字确实无法解释，戴氏不认为是讹字而改作“颁”，但也无法说明依据哪部书；这一定是《大典》本的讹文。有一眼石泉，方圆一丈多，清水深而澄澈，常年没有增减，山中居民靠它供饮用。北面有两间石室。朱本《笺》说：古本作“二口”，吴氏改作“二闲”。郦道元按：《名胜志》引用此文作“闲”。过去是隐士念一居住的地方。郦道元按：苏辙《抱一颂》说：“真人告我，昼夜念一。”如今已经没有人了。泉水从北面的山阜流出，向南流成溪，世人称它为焦泉。朱本脱去“之”字，赵本、戴本增补。郦道元按：《文选·雪赋注》引用此文有“之”字。再向东有鱼鲍泉，再向东有张波泉，再向东有三渊泉。郦道元按：《辉县志》说，金沙、银沙两泉在县西五十里，疑即鱼鲍等泉。但志书说两泉汇合成池，又说奔流一里多后伏流入地下，这与《注》下文所谓单川不相合。梗河三星参差相连，女宿四星彼此相属。朱本把“河”作“柯”，《笺》说古本作“梗河参连，女宿相属”，吴氏改作“柯”，是错误的。会贞按：《隋书·天文志》说，梗河三星在大角星北面。李氏说，女宿就是须女四星。这里大概是说鱼鲍、张波、三渊三泉像梗河三星那样参差相连，加上焦泉共四泉，又像女宿四星那样彼此相属。这四条水流在重门城西汇合，合流后成为一条水，又向南注入。重门城，是从前齐王曹芳被司马师废黜后居住的地方，司马师在这里为他修建宫室；这就是《魏志》所说把齐王送到河内重门的地方。会贞按：《魏志·三少帝纪》说，嘉平六年，司马景王废黜皇帝，派持节使者护送卫王，在河内重门修建齐王宫。重门城在共县故城西北二十里。会贞按：《一统志》说，在辉县西北。城南有安阳陂。会贞按：《地形志》没有重门城，却说北修武有安阳城；大概因为重门城南有安阳陂，所以也有安阳城的名称。安阳陂靠近共县，应当是孝昌年间分南修武置北修武县时，把共城西部划归 北修武县管辖。再向东，又有卓水陂。会贞按：《地形志》说，共县有卓水陂。《辉县志》说，卓水泉在县西八里，从平地涌出，水流曲折，覆盖数亩，也叫筠溪。再向东。朱本把“次”误作“穴”，赵本、戴本改正。有百门陂。朱本作“北门陂”。赵本说：北门陂就是百门陂。《地形志》说，共县有柏门山、柏门水。《金史·地理志》说，苏门有百门陂。苏门就是《汉志》中的共县，隋代称共城，金代改称苏门，就是今天河南卫辉府的辉县。县西北七里有苏门山，也叫百门山，有百门泉。《左传·定公十四年》说，晋军在百泉击败郑军和范氏军队，这里的百泉就是百门泉。“百”和“北”读音相近，所以传写致误。戴本作“百门”。会贞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作“百门”。唐代共县有百门陂碑，至今还保存着。陂方圆五百步。会贞按：《元和志》说，方圆五百多步，百姓引水灌溉稻田；这里的稻米明亮洁白，香味清美，与其他稻米不同。在共县故城西面。会贞按：两汉、魏时，共县属河内郡，晋代属汲郡。

译《地形志》说，天平年间属林虑郡；这样看来，郦氏当时仍属汲郡。《方舆纪要》说，就是今天的辉县县治。汉高帝八年，封玈罢师为共严侯国。朱本把“玈”作“旅”，《笺》说：按《史记·年表》，高帝八年封卢罢师为共侯，谥号庄；这里的“旅”字应作“玈”，也就是“卢”字，古代可以通用。严字是避明帝名讳，赵本改正，戴本改为“卢”。这里就是共和的旧国。共伯既已归还天子政权，便在共山山中逍遥自得。朱本《笺》说：《庄子》说，共伯在共首得到领悟。司马彪注说，厉王遭难时，共伯即将登上王位；第十四年发生大旱，宫室被焚。召公占卜说，是厉王作祟，于是拥立宣王；共伯又回归本宗，在共山山顶逍遥自得。郦道元按：《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召公二人共同执政，号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在召公家长大，二相于是共同拥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国语》韦昭注、《左传》孔颖达疏、《史通》都采用这种说法。《竹书纪年》说，厉王十三年，周王在彘，共伯和代行天子的政务。二十六年，周定公、召穆公拥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还自己的国家。《庄子》《让王篇》、《鲁连子》、《吕氏春秋·开春篇》的记载大略相同。这样，《史记》把周公、召公共同协和治理政事解释为“共和”，《竹书纪年》则把共伯和解释为“共和”；但后来他们都把王位奉还给宣王，并没有篡位之事。山在共国北面，就是所谓共北山，是仙人孙登居住的地方。会贞按：《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用《孙登别传》说，孙登是汲郡人，居住在北山中。《晋书·隐逸传》说，孙登是汲郡共县人，在郡北山凿土窟居住。《寰宇记》说，共山在共城县北十里。《一统志》说，共山在辉县北九里。《寰宇记》又说，天门山在共城县西五十里，并引用《九州要记》说，嵇康采药时遇到孙登，就是这座山。又说，苏门山在卫县西八十一里，并引用《魏氏春秋》说，阮籍见到孙登长啸，所以称孙登为苏门先生。再以《汉志》考证，共县有北山，是淇水的发源地；这样看来，北山更在西北。大概北山就是太行山的支脉，向东延伸到各县境内，因地而有不同名称，实际上是一座山。袁彦伯《竹林七贤传》。《晋书·袁宏传》说，袁宏字彦伯，撰有《竹林名士传》三卷。嵇叔夜曾在山泽中采药，在山中遇见孙登。会贞按：“遇之于山”上面应有“此”字。这两句与《晋书·嵇康传》相同。冬天用头发覆盖身体，夏天就编草做衣服；弹一根弦的琴，却能和谐地奏出五声。会贞按：《三国志注》引用《康集目录》，上面两句相同，这一句作“喜欢弹琴”。《御览》卷五百七十九引用《晋纪》作“弹一弦琴”，与这里相合；《晋书·孙登传》说“喜欢弹七弦琴”，是错误的。三条水流在南面汇合，称为清川。会贞按：《地形志》说，柏门水向南流，称为太清水。又向南流经凡城东面。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说，共县有凡亭。朱本把“凡”作“泛”，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续汉志》作“泛”。钱大昭说，疑当作“凡”。这是周代凡伯的封国。会贞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凡国是周公的后代。《春秋·隐公七年》经文记载，周王派凡 伯来聘问，就是这件事。杜预说：汲郡共县东南有凡城。如今凡城在共县西南。会贞按：《地形志》说，共县有凡城。《元和志》说，在共城县西二十里。《寰宇记》说，在共城西南二十二里。共城就是共县，这可以证明郦氏的说法；凡城在今天辉县西南二十里。水又向西南流，与前面的四条水合为一条水，又称陶水。会贞按：《地形志》说，北修武有陶河。陶水向南流，注入清水。清水又向东流，环绕新丰坞。会贞按：下文也有“周新乐城”的文字；“周”是环绕的意思，所以这里和下文都不说水流经其北面或南面。坞大概在今天获嘉、辉县两县之间。水又向东流入清水。赵本说：按《寰宇记》，修武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五里泉在修武乡，如今的版本没有这句话。会贞按：前文叙述覆釜堆南面有三眼泉，相距四五里，在山阳县境内。北齐废山阳县并入修武县后，就在修武县境内了。疑《寰宇记》抄录并改写《注》文时又有脱误，并不是另有一眼五里泉，而是今本脱佚了这句话。清水向东北流，经过获嘉县北面。《汉书·武帝纪》说，南越相吕嘉反叛，这是元鼎五年的事。武帝元鼎六年巡行到汲县，汲县的情况详见下文。武帝到达新中乡。朱本误作“汲郡中乡”，赵本、戴本相同。沈炳巽说：当时还没有汲郡，全本把“郡”改为“新”。会贞按：《武帝纪》说到达汲县新中乡。《地理志》也说，获嘉县原是汲县的新中乡。此注下文还明确说新乐城就是汲县的新中乡，因此“郡”是“新”字的误写，无疑；而且“新”字上面还应有“之”字，今据此订正。取得吕嘉的首级，因而设置获嘉县。会贞按：两汉、魏时，获嘉县属河内郡；晋代属汲郡，后来废除，后魏重新设置，仍属汲郡。《地形志》说，获嘉县治在新洛城，并有获嘉城；可见魏代曾有迁徙，获嘉城就是本注所说的县故城，在今天新乡县西南十二里；新洛城就是新乐城，详见下文。后汉封侍中冯石为侯国。会贞按：冯石是冯鲂的孙子，封为获嘉侯，见《后汉书·冯鲂传》。县故城西面有汉代桂阳太守赵越的墓，墓冢北面有碑。赵越字彦善，是本县人。他多次升迁，历任桂阳郡、五官将、尚书仆射；遭父母丧服丧期满后，任河南尹，建宁年间去世。碑东面又有一块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石羊、石虎都已破碎，沉埋毁坏，已无人能够记载其来历。

译清水又向东流，环绕新乐城。新乐城在获嘉县故城东北。会贞按：《寰宇记》说，新乐城原为十六国时期燕乐安王臧所筑；但《通鉴注》说，臧所筑的新乐城在荥阳境内，二说不同。《元和志》说，隋代在古新乐城中设置新乡县，就是今天的新乡县县治。这里就是汲县的新中乡。朱本把“之”误作“水”，《笺》说：孙氏认为“汲水”应作“汲郡”。赵本根据《汉志注》校改，把“水”改为“之”，戴本相同。清水又向东流，经过汲县北面。汲县故城是汲郡的治所，晋太康年间设立。会贞按：两汉、魏时，汲县属河内郡。《晋志》说，泰始二年设置汲郡，与这里的记载不同。汲郡后来废除，北魏又重新设置。《地形志》说，汲郡治所在枋头，汲县治所在汲城，郡治和县治并不在同一处。据《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孝静帝把郡治迁到枋头城，这在郦氏之后；因此郦氏当时郡治仍在汲县。《方舆纪要》说，在汲县西南二十五里。城西北有石夹水，水流飞湍，深而湍急，世人也称它为磻溪。朱本“世”字误作“也”，赵本相同，戴本删去。会贞按：《名胜志》引用此文作“世”，与下句相连，是正确的，现据此订正。人们还把它称为磻溪。会贞按：磻溪本在宝鸡县，详见《渭水注》；这里是沿袭民间称呼来叙述，所以说“也称为磻溪”，以区别于真正的磻溪。传说姜太公曾在这里钓鱼。朱本把“尝”误作“常”，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城东门 北面的旁边有太公庙。会贞按：《地形志》说，汲县有太公庙。据本注下文，那里又有一座太公庙；《地形志》大概是把两处合并记载了。庙前有碑。会贞按：这块碑如今已经不存在。碑文说：会贞按：碑文见《隶释》卷二十。太公望，朱本作“太公君”，《笺》说宋本作“太公者”，戴本、赵本改为“太公望”。会贞按：今存《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太公者”。《寰宇记》引用此文也相同。太公望是河内汲县人。会贞按：《吕氏春秋注·当染首时》、《淮南子注·汜论》都这样说。《史记·齐世家》则称他为东海边人。县民、原任会稽太守的杜宣对县令崔瑗说。崔瑗字子玉，是崔骃的儿子，事见《后汉书》附载的《崔骃传》。杜宣说：“太公本来出生在汲县。”朱本把“本”误作“甫”，赵本根据《隶释》改正，戴本也改同。太公的旧居还存在，您与高氏、国氏同为太公的后裔，经典和史传中都有记载；如今您来到这个国家，应该端正太公的神位，以彰明尊奉祖先的道义。会贞按：王昶说，《广韵》记载，齐丁公的儿子采邑在崔地，于是以崔为氏。丁公就是太公的儿子伋，后来因他而命氏；这样看来，崔氏和丁氏都同出于太公，所以杜宣说应当正位尊祖。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以及勤等人，都说这样做合适，于是筑坛祭祀，为太公设置神位。朱本把“邠”作“邵”，《笺》说旧本作“邠”，戴本、赵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邠”。但考察《姓苑》，有豳姓，唐代改为邠；这里的“邠”字也有可疑之处。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会贞按：《卫辉府志》说，太公泉在汲县西北二十五里，流十多里后伏流入地下。泉上又有太公庙。会贞按：《元和志》说，太公庙在汲县西北二十五里。庙旁高大的树林和秀美的树木茂盛挺拔，杰出的树木争相繁茂，相传这里是太公的故居。晋太康年间，范阳人卢无忌任汲县令，在这里立碑。赵本说：《金石录跋尾》说《晋太公碑》大略记载：“太公望，是本县人。大晋接受天命，天下四海统一。太康 二年，县城西部有人盗掘坟墓，得到竹简文字。藏书的年代，是秦始皇坑杀儒生之前八十六年。竹简又说，其中的《周志》记载：周文王梦见天帝穿着元禳，站在令狐津。天帝说：“昌，赐给你望。”文王拜了两拜，叩头至地；太公随后也拜了两拜，叩头至地。文王做梦的那一夜，太公也做了同样的梦。后来文王见到太公，问他说：“你的名字叫望吗？”太公回答：“是的，我名叫望。”文王说：“我似乎在梦中见到了你。”太公说出梦发生的年月和日期，并把梦中的话全部说了出来，说：“我正是因为这个梦才得以见到您。”文王说：“有这件事，有这件事。”于是带他回去，任命他为卿士。又说，《纪年》记载：周康王六年，齐太公去世。按年代推算，太公大约活了一百一十多年。考察前代流传的汲冢诸书，只有《纪年》、《穆天子传》、《师春》等书，没有记载所谓《周志》，不知道它究竟是哪一部书。杜预《左氏传后叙》说，《汲冢书》共七十五卷，都收藏在秘府，杜预亲眼见过。由此可知，汲冢书不只是十多万字，其中散佚而今天还能见到的极少。碑由汲县令卢无忌所立，碑末题有“太康十年三月”。会贞按：这块碑如今已移到城内的府学宫。又有北魏穆子容所立的太公庙碑，则在今天汲县城北。太公为躲避纣王之乱，曾隐身于屠市和朝廷之间，也曾逃到水边钓鱼；何必要一定在渭水之滨，然后才称为磻溪呢？只要能使神明心意满足，曲折的水湾也可以称作磻溪，这样使用磻溪之名就没有什么不妥。会贞按：《名胜志》中的两个字次序颠倒。清水又向东流经旧石梁下。石梁横跨水面，桥上的石头已经崩塌剥落，剩下的基础还在。清水又向东流，与仓水汇合。仓水从西北方山西面的仓谷发源。朱本作“水出西北方上山西仓谷”。赵本说：方上山，《名胜志》引用此文作“方山上”，应当倒转文字。又根据《寰宇记》的引用，在此接增“方山在卫县”一句；又根据《九域志》的引用，在“西”字下增“有”字。全本把“方上山”改作“山上”，又在“西仓谷”下增“方山在卫县”一句。戴本把“上”改作“山”，也增补“有”字。会贞按：《名胜志》作“方山西”，与赵氏的说法不相合。隋代才开始把朝歌改为卫县，郦氏怎么可能说有“方山在卫县”？乐史大概说方山

译这只是在卫县境内。《九域志》写作“亦仓谷”，也是改换了原文的说法；赵氏据此改写、增补，都不对。全祖望本沿袭赵氏，只稍作移动改易，尤其不妥。戴震擅自把上文改作“山”，又增添“有”字，和赵氏相同，把方山与仓谷截然分开，意思就成了水出自方山，而不是出自仓谷；既然如此，怎么能称为仓水呢？这个错误很明显。我认为朱氏本只是在“方”字下面多了一个“上”字，并没有其他脱字或讹误。全氏、赵氏、戴氏都没有察觉罢了。现在删去“上”字，文意便完全相合了。《地形志》说，朝歌县有大方山。《隋志》说，隋兴县有仓岩山。《一统志》说，苍峪山在汲县西北四十里。《汲县志》说，仓水源出县西北一百里以外的管家井。山谷中有仓玉珉石，因此得名。水向东南流，潜行于地下，又向东南重新涌出，俗称雹水。向东南流经坶野。朱氏《笺》说：谢氏本作“牧野”。守敬按：《说文》作“坶”。《玉篇》释“坶”为“云”；《古文尚书》作“●”，这是“坶”的异体字。《诗·大雅·大明》篇笺及释文说，“坶”音牧。《疏》说，《牧誓》和《书序》都作“牧”，《礼记》和这里作“坶”，只是古字不同。所以《尚书》《诗经》《礼记》的版本原来都作“坶”；到了唐初，“坶”“牧”才开始混用，如今又一律写作“牧”，都是后人改的。因此《史记·周本纪·正义》引用这里“坶野”一句时，也改作“牧”。朝歌的情况详见《淇水注》。从朝歌以南，向南直到清水，土地平坦开阔，依傍高地、跨越沼泽，全部都是坶野。《郡国志》在河内郡条下说：朝歌县南有牧野。守敬按：《史记·殷本纪·集解》引郑玄的话说，这是纣王南郊的地名。《说文》说，是朝歌以南七十里的地方。刘昭说距县十七里，这是错误的。《一统志》说，在淇县南。《竹书纪年》说：周武王十二年，率领西夷诸侯讨伐殷。朱氏《笺》说：《牧誓》所说的“逖矣西土之人”，就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人。周军在坶野击败了殷军。这就是《诗经·大雅·大明》篇所说的“坶野洋洋，檀车煌煌”。守敬按：这是《大雅·大明》篇的文字。那里有殷大夫比干的墓，墓前有石刻铭文，题写着：“殷大夫比干之墓。”守敬按：《资治通鉴》作“大夫”，不采用杨氏所说的“太师”。齐建武 元年注中引用这里，作“大夫”为“太师”。考察《尚书·微子》，比干被称为“少师”；直到唐太宗贞观年间，才追赠为“太师”，所以这里作“大夫”是正确的。《地形志》说，汲县有比干墓。《隋志》说，卫县有比干墓。《括地志》说，墓在汲县北十里二百五十步。它在今天汲县北十五里。所记载的只有这些；如今碑文已经中途折断，不知道是谁记下来的。守敬按：洪适《隶释》说，大观年间，会稽石国佐有“殷比干墓”四字，比《水经注》又少了三个字；字迹清劲，是东汉桓帝、灵帝时期人所书写的。像欧阳修、赵明诚那样搜集碑刻的人都没有见过它。《汉隶字源》说，《水经》记载，朝歌县南牧野比干墓前有石刻铭文，隶书写着“殷大夫比干之墓”，如今只剩四字，而且又不完整。石公弼跋说，“殷比干墓”四字在今天卫州比干墓上，世传为孔子所书；但隶书起于秦代，必定不是孔子所书。字迹刚劲古朴，应当是汉人书写的。如今所见“殷比干墓”四字，又不是道元当年所见的碑文，确定是唐人所写；称为宣圣孔子所书，只是乡村俗语罢了。太和年间，魏高祖孝文皇帝南巡，亲自来到比干墓前凭吊，刻石立碑，把碑立在墓道中。赵氏说：《金石录·跋尾》记载，后魏孝文帝凭吊比干的文章，篇首已经残缺，只能辨认“元载”二字。下面写道：“岁御次乎阉茂，望舒会于星纪，十有四日，日惟甲申。”按《尔雅》说，太岁运行到戌年称为“阉茂”；郑玄注《月令》说，仲冬时日月会合于星纪。后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日经过比干墓，亲自撰写凭吊文，刻石立碑。这一年是甲戌年，碑文中的说法都相合。孝文帝当时并没有改元，却称“元载”，是因为这一年迁都洛阳，大概是以迁都之年作为说法。又说，碑阴全部记载了侍从群臣的官爵和姓名。守敬按：这是抄改《魏书·高祖纪》的文字。这块碑现在还存在，碑首并没有残缺。雹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清水。又向东南流经合城南面。守敬按：合城应当在今天淇县南。这里原来是三会亭，因为淇水、清水在此合流，所以取名为三会。清水又转向南流，经凤皇台东北。朱氏把“凤皇”误作“属”，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地形志》说，五城郡隰城县有凤皇台，就是这里。《寰宇记》在汲县条下记作“凤台”，说因凤凰聚集于此而得名，也可以证明应作“凤”。《卫辉府志》说凤皇台在府城北五十里，稍有错误，应当在府城东北几十里。清水向南注入河中。戴氏删去“之”字。会贞按：不对。上文刚叙述三会亭，泛泛说明清水、淇水合流；这句正是具体叙述清水注入河中，“之”字指河，所以后文不再叙述清水的流向，只说称为清口，明确说明清水已经注入河中。戴氏删去“之”字，清水就没有归宿了。这是由于没有仔细推求注文而造成的错误。《名胜志》引用这里，也有“之”字。又向东流入河中。称为清口。朱氏误作“河”，赵氏根据黄本改作“口”，戴氏也作“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口”。《后汉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驻军在朝歌清水口，就是这里。这里也是淇河口。守敬按：淇水口详见《淇水》篇。大概两水互相借用名称罢了。《地理志》在魏郡条下说：清河水出内黄县南。守敬按：内黄县详见《淇水》篇。内黄县不可能有清水流来；朱氏本删去“内黄”二字，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应当有“内黄”二字，文意才完整，现在补入。现在还存在的，只有钟这种水道。大概是黄河改道向南流，清水河道也随之迁移，汇流的旧路线断绝了。朱氏把“汇流”误作“惟”，赵氏依据姜宸英校本改正，戴氏也如此改。其余河道还保存着。朱氏脱去这两个字，赵氏、戴氏补入。因此东川仍有清河之称，前后相承而没有断绝。朱氏本下文多出“目尚存故东川”六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曹公开凿白沟，拦截水流使它向北流。守敬按：详见《淇水注》。这样才又恢复了旧河道。沁水。

译沁水发源于上党郡涅县的谒戾山。朱氏把“涅”误作“沮”；《笺》说：应当作“涅”，宋本作“垣”。《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涅县注引《山海经》说，谒戾山，沁水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河中。郭璞说，山在涅县境内。戴氏、赵氏改作“涅”。守敬按：涅县详见《浊漳水》篇。沁水就是少水。朱氏把“少”误作“洎”，赵氏改为“涅”，并说：《说文》解释“洎”为灌釜，并没有说它是水名。《寰宇记》说，沁水出自沁州绵上县的覆甑岭。《浊漳水注》有涅水，向西出覆甑山，向东流与西汤溪水汇合；西汤溪水出涅县西山的汤谷，又向东流经涅氏县故城南，县因涅水得名。这样看来，沁水和涅水同源而汇合，《注》中的“洎”应当作“涅”。守敬按：“洎”字固然错误，但改为“涅”也不对。涅水自行流入浊漳，沁水自行流入河中，一个向东流，一个向南流，虽然都出自覆甑山，怎么能说两水汇合呢？本篇注文下文说，沁水经过沁水县北面时，是《春秋》所说的少水，京相璠说这是晋地；又说少水就是今天的沁水。那么这里的“洎水”无疑是“少水”的错误。郦道元在这里不详细说明，是因为齐桓公讨伐晋国，攻取朝歌，进入孟门，登上太行山，在荧庭布置军队，驻守郫郡，这些行动都从朝歌向西。齐桓公封尸为京观的少水所在，正是后来设置沁水县的地方，不可能在沁水源头，所以这里仅引用其源头名称。郦道元考辨之谨慎就是如此。《元和郡县图志》说，沁水一名少水，出覆甑山，也引用《左传》封少水的事作为证据。《寰宇记》作“一名源水”，也是错误的。有人说沁水出自谷远县羊头山的世靡谷。守敬按：这是《汉书·地理志》谷远县条下的文字，《说文》沿用《汉志》，也说水出谷远县羊头山。《水经》取材于《山海经》，郦道元则列举《汉志》的说法来显示二者的异同。《元和郡县图志》说，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在绵上县东北五十里，是沁水的源头。后人多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戴震《汾州府志》说：山在今天武乡县西一百二十里，西北连接祁县、平 遥县，西南连接沁源县。一名麓台山，曲折向西就是绵山；其北面是介休县，西面是灵石县，这些山都属于谒戾山。但《山海经》和《汉志》各自列举了一座山，一座属于涅县，一座属于谷远县，大概是山麓相连而名称不同，东面的叫谒戾，西面的叫羊头。考察《注》所说“三源奇注”，这是水分出于两个县的证明，也就是明确说明是两座山的证明。如果说是一座山在隋代改了名称，那么为什么《水经》称谒戾，和《山海经》相同；《说文》称羊头，和《汉志》相同呢？三条源流奇特地汇注。守敬按：《水道提纲》说，沁水出沁源县北面的绵山车家岭，俗称永峪河。这只是列举三条源流中的一条罢了。水流倾泻入一道沟壑，又向南汇合三条水流，曲折穿出，左右附近的溪水参差交错，像鸟翼一样汇入。朱氏把“历落”误作“历洛”，戴氏改正，全氏、赵氏又依据孙潜校本改作“沿历”。守敬按：今天沁源县南面，左侧有青龙河，右侧有西川河等水流注入沁水。向南流经谷远县东面，又向南流经陭氏县东面。朱氏把“陭”作“猗”，赵氏也如此，以下同。戴氏改正说：按陭氏属于上党郡，猗氏属于河东郡，现在改正。《会贞按》说：《前汉志》作“陭”，《续汉志》作“猗”；根据《说文》在“陭”字下说“上党陭氏坂”，可知《续志》的“猗”无疑是误字。《地形志》和《元和志》也沿袭了这个错误。《寰宇记》仍作“陭”，并注音为居义反切，以表明它和猗氏不同，所以戴氏改正是对的。谷远县。会贞按：汉代此县属于上党郡，后汉、魏沿袭，晋代废除。《地形志》说，义宁郡治所在孤远城，也就是谷远县故城。《寰宇记》说故城在沁源县南一千五百一十步，恐怕有误。宋代沁源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根据《汾水注》，涧水出谷远县西山；涧水在今天沁源县西南六七十里，因此推测谷远县也在沁源县南几十里。王莽时称谷近县。沁水又向南流，经陭氏县故城东面。会贞按：汉代该县属于上党郡，后汉、魏沿袭，晋代撤省。《地形志》说，上党郡寄氏县有猗氏城，应当作“陭氏城”。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五百十步〕 今天岳阳县东南一百里。刘聪任命詹事鲁繇为冀州刺史，治所在这里。会贞按：《晋书·刘聪载记》说，刘粲把南阳王横的长史鲁繇送到平阳，说的就是这个人。沁水又向南流，经陭氏关。守敬按：《说文》称“陭氏坂”，大概就是依山坂设置的关。在今天岳阳县东南。又向南流，与骉骉水汇合。守敬按：《广韵》说“骉”音彪。《玉篇》说是奔走的样子。根据下文“因声纳称”，怀疑“骉”是“●”的错误。《玉篇》说“●”音独；《六书故》说，两个“●”并驰时发出“●●”的声音。水出东北面的巨峻山。朱氏《笺》说：“峻”字，《御览》引文作“骏”。戴氏据此改字。守敬按：不对。宋本《御览》仍作“峻”，朱氏所见的《御览》是误本。《隋志》《金志》在端氏县条下都称巨峻山。《一统志》说，巨峻山在沁水县东北一百里，连接长子县界，却没有记载骉骉水。大概它就是从端氏镇西北流出的那条小水。水从高处奔泻，浪花冲击山石，发出声响，世人便因声音而给它取名。向西南流入沁水。沁水又向南流，与秦川水汇合。秦川水发源于巨峻山东面。守敬按：《隋志》说，端氏县有秦川水；《寰宇记》说，秦州河源出端氏县北面的西榆村谷。今天有一条水从端氏镇东北约二十里处流出，应当就是秦川水。《方舆纪要》说秦川水已经淤塞，不能作为充分依据。它带来并汇集众多溪流，积聚成川。又向西南流，经端氏县故城东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于河东郡，后汉、魏沿袭，晋代属于平阳郡，后魏时为安平郡治所。在今天沁水县东北。过去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把晋君迁到端氏县，就是这里。朱氏《笺》说：考察《史记》，赵成侯十六年，和韩、魏分割晋国，把晋君封在端氏。徐广说，端氏在平阳。《正义》说，端氏就是泽州县。秦川水向南流入沁水。又向南流经阳阿县东面。

译沁水向南流经阳阿县故城西面。《魏土地记》说：建兴郡治所在阳阿县。守敬按：《地形志》说，慕容永从上党郡分置建兴郡，太平真君九年撤省，和平五年恢复。阳阿县在两汉时属于上党郡，晋代废除，故县见下文。《魏土地记》称建兴郡治在阳阿县，大概是慕容永设置郡时，又恢复设置阳阿县作为郡治，魏沿袭了这种建置。《水经》说向南流经阳阿县东面，《注》说向南流经阳阿县故城西面。《注》中的阳阿不是《经》中的阳阿。《经》中的阳阿，是后文所说万欣的封国，才是故城；这里的阳阿是慕容永重新设置的县，魏代沿袭它。《注》也称为故城，大概因为太平真君九年已撤省，和平五年又恢复设置，县治曾经迁移，所以称为故城。故城在今天凤台县西北四十里。建兴郡西四十里有沁水，向南流。沁水又向南流，与濩泽水汇合。濩泽水发源于濩泽城西面白涧岭下。朱氏在“泽”字上脱去“濩”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会贞按：《资治通鉴》说，晋义熙十二年，丁零人翟猛雀驱逐掠夺官吏百姓，进入白涧山作乱。《注》引用这段文字时有“濩”字。《方舆纪要》说，白涧山在阳城县西北十六里，所以《明志》说阳城县西北有濩泽水。《一统志》说，水在县西南，源头出自临涧里。向东流经濩泽。《墨子》说：舜在濩泽捕鱼。会贞按：《困学纪闻》说，今天通行的《墨子》写作“舜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服”字疑为“濩”字的错误。考察《元和志》《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寰宇记》引用《墨子》时，都作“舜渔濩泽”；今天的《墨子》作“雷泽”，大概是后人改的。应劭说：濩泽在县西北。守敬按：《汉志》濩泽县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相同。《元和志》说，濩泽在阳城县西北十二里。《寰宇记》说法相同。《一统志》说，在阳城县西，水深仅一丈，清澈而不会干涸。又向东流经濩泽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于河东郡，后汉、魏沿袭，晋代属于平阳郡，后魏属于安平郡。《寰宇记》在阳城县条下说，后魏兴安二年，濩泽县治从今天县城西二十里的濩泽故城迁到现在的治所。宋代阳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大概是因濩泽而得县名。《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九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七年。晋国攻取泫氏，是为了取得濩泽。朱氏把“泫氏”误作“玄武”，今本《竹书纪年》也作“玄武”。守敬按：《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寰宇记》高平县条、《路史·国名纪》引用时都作“泫氏”，现在订正。濩泽水沿城东流，又向东与清渊水汇合。守敬按：《一统志》引用这里时“渊”字后有一缺字，较为相合。清渊水出城北。全氏、戴氏改“城”为“县”。守敬按：《大典》本、黄本作“县”，戴氏改动有根据；但是考察郦道元所处时代，濩泽县已经迁徙、废置，见上文，所以朱氏把它改称为“城”也是有原因的。今天的水叫西河，出自阳城县西南的画山。向东南流经城东。朱氏作“经泽城东”，赵氏、戴氏把“经”改作“径”，又在“泽”字上增“濩”字。会贞按：这是承接上句，应该只作“城”，删去“泽”字，不能再增加“濩”字。又向南流入泽水。赵氏说：应当作“濩泽水”，下文同样漏掉了“濩”字。守敬按：称作“泽水”就可以知道是濩泽水，不必增字。泽水又向东流，接纳阳泉水的入水口。阳泉水发源于鹿台山。朱氏没有“水”字，戴氏把“口”字上面的“水”移到这里，赵氏增补。守敬按：《寰宇记》说，鹿台山在沁水县南三十里，《山海经》所说的鹿台山就是这里。《方舆纪要》说，芦河在沁水县南，源出鹿台山，流经阳城县东十八里，汇入沁水。因此芦河就是阳泉水的别名，地望并没有差错；但《山海经》中的鹿台山在上郡，也没有说那里有水，所以这里的鹿台山不是《山海经》中的鹿台山。郝懿行注《山海经》，怀疑郭璞注中的“上郡”是“上党郡”的错误，不对。山上有水，水深而不流动。水向东流经阳陵城南面，也就是阳阿县的故城。守敬按：这里就是《经》中所说的阳阿县故城，在今天阳城县西北。汉高祖七年，封卞欣为侯国。朱氏作“下诉”。《笺》说：谢本作“卞訢”，考察《史记》和《汉书·功臣侯表》，都没有这个人。只有《琴操》说，卞和把玉献给楚王，被封为陵阳侯，但他辞而不受，退隐后作歌。赵氏改作“卞欣”，说：考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河齐哀侯以中谒者身份跟随高祖进入汉中，又以郎中骑兵身份随从平定诸侯，被封五百户，功劳可比高胡侯。《索隐》说，阳阿是县名，属于上党。《地理志》说，上党郡有阳阿县。《续志》相同。《地形志》说，高都郡领两个县，即高都、阳阿；两汉属于上党，晋代废除，后来又恢复隶属。《方舆纪要》说，阳阿城在高平县南六十里。“河”字是“阿”字的错误。齐哀侯，《汉表》作“齐侯其石”；“齐”又是谥号，而且省去了他的姓，这和本《注》的“下诉”都不同。“下诉”应当作“卞欣”。《河水注》说，河水又向东北流经阳阿县故城西面，汉高祖六年封郎中万欣为侯国。虽然那段文字以属上党的阳阿来证明属平原的阿阳，属于错乱，但它把这件事记在书中，可以知道阳阿是万欣的封国，能够和马融、班固的记载相互参照，考察异同。

译今天的《汉书·侯表》有许多脱误。“卞”和“万”相互错乱，大概只是传抄造成的讹误。又有人说：卞欣的封邑应当属于平原郡的阿阳县，不是这里的阳阿县。守敬按：《史记志疑》说，《水经注》卷五把这位侯爵封在平原阿阳，卷九又认为封在上党阳阿，似乎封在平原并不对。赵氏辨明了郦道元一件事而两次归属的错误，却把万欣封于平原、阿阳齐侯其石封于上党阳阿，分成两个人；他的错误和郦道元两次记载的错误相同。会贞按：这里是汉、魏时期的阳阿县，应当在今天阳城县西面，因为它位于沁水以西，所以《经》说沁水流经阳阿县东面；如果是慕容永所置的阳阿县，则在沁水以东，所以上文《注》说沁水经阳阿城西面，区别十分清楚。但各部地志都把两者混为一谈，赵氏又引用《方舆纪要》说阳阿城在高平县南，也就是凤台西北的城，仍然把慕容永复置的县当成了汉代故县，是因为没有把《经》和《注》合起来参看。水向东流经嶕峣山。朱氏误作“焦烧山东”。《笺》说：“焦”字，宋本作“燋”。赵氏改作“嶕峣”，说：《寰宇记》引用这段文字作“嶕峣”。《西都赋》注说：“嶕峣”是高的意思。如果从火旁写成“燋烧”，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守敬按：《隋志》说，濩泽县有嶕峣山。《通典》作“噍峣山”，“噍”是“嶕”的错误。《寰宇记》说，山在阳城县西三十里。宋代阳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水在下游与黑岭水汇合。黑岭水出自西北面的黑岭山下，也就是开●。朱氏作“蹬”。赵氏改字并说：《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向西越过“鈃●”，就是《禹贡》的岍山。马融本作“开山●”，郭璞注说，“●”是山坡；《玉篇》说，也可作“蹬”。应当依古文作“●”。戴氏也如此改。守敬按：《汾水注》说，天井水出东陉山西南；北面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这就是“鈃●”。《穆天子传》说：“乙酉日，天子向西越过鈃●，向西南到达盬。”就是这个地方。《寰宇记》说，黑岭山在沁水县西五十里，就是《春秋》所说的晋国黑壤。根据地望推定，黑壤就是《穆天子传》的鈃●；郭璞注说，它就是鈃山的山坡。又说，癸巳日，游历于井鈃之山。这个地方在河东，和这里的嶕峣山相距并不远，所以这里的“开蹬”是“钘镫”的错误。赵氏误以为郭璞注中的●山就是《禹贡》的岍山，又牵引马融本作“开山●”，用来证明“开●”没有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他没有想到《禹贡》的岍山在河西，两地相距遥远，根本没有关系，没料到赵氏竟有这样的妄说。今天的水叫梅河，出自沁水县西北的山岭；大概自宇文周避讳“黑”字起，就改称为乌岭了。水向东南流经北乡亭下。朱氏把“乡”误作“卿”，戴氏改正，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乡”，亭应当在今天沁水县境内。又向东南流经阳陵城，向东南注入阳泉水。朱氏把“注”误作“径”，戴氏改正，赵氏依据黄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注”。现在梅河在沁水县东面注入沁水，并不和芦河相通，大概水道已经改变了。阳泉水又向南注入濩泽水。会贞按：现在芦河也在阳城县北面注入沁水，并不和古代濩泽水汇合。又向东南流，有上涧水注入。上涧水发源于西北面的辅山。守敬按：《隋志》说，沁水县有辅山。《寰宇记》说，东辅山在沁水县西南九十二里；此山与西辅山和析城山相连，好像有相互辅佐的形势。今天的水叫泽河，出自阳城县西南的岳神山，也就是辅山的另一名称。有人或许把出自麻楼山的桑林河当作上涧水，但桑林河在析城山东面，不可能向东流经析城山，这种说法不对。向东流经铜于崖南面。守敬按：铜于崖应当在今天阳城县西面。水流经析城山北面。析城山在濩泽南面。守敬按：《汉志》濩泽县条、《禹贡》都说析城山在县西南；《括地志》说，在濩泽县西南七十里。《元和郡县图志》说，在阳城县西南七十五里。唐代阳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禹贡》所说的“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中的析城山，就是这里。砥柱详见《河水注》，王屋详见《济水注》。山非常高峻，山顶平坦。守敬按：《通志》说，山峰四面形状像城；所以这里所说的高峻，是指四面山势，山顶却平坦，正好表现出像城一样的形状。山下有两眼泉水。守敬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用时作“二水”。东边的水浑浊，西边的水清澈；泉水两侧不生草木，离泉几十步以外却有许多细竹。泉水从山北面向东流入濩泽水。濩泽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沁水。沁水又向东南流，阳阿水从左侧注入。阳阿水发源于北面的阳阿川。会贞按：今天叫长河，出自凤台县西北。向南流经建兴郡西面。朱氏把“西”误作“南”，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相同。又向东南流，经午壁亭东面。会贞按：《寰宇记》记载午壁亭，并引用《水经注》说，午壁在晋城县境内。考察晋城县设置于唐代，乐史大概只是用当时的县名来说明郦道元所指的地方。午壁亭在今天凤台县西面。水向南流入山中。水流沿着水波冲刷石头，水势激荡，形成八丈高的涧流，回环的波涛像车毂一样旋转。向西南流，注入沁水。又向南流五十多里，沿着水流上下行走。朱氏把“沿”误作“汾”，又脱去“流”字；《笺》说宋本作“沿”。赵氏依据《寰宇记》引用的文字改正并补字，戴氏相同。小路仅仅能够通行，细小的竹子和竹笋遍布山边水洲，草木蒙密茂盛。朱氏把“茏”误作“笼”，把“茂”误作“拔”；《笺》说宋本作“茂”。戴氏、赵氏改作“茏”“茂”。茂密得出奇，实在形成一片幽蔽繁盛的景象。朱氏《笺》说：“奇”字，宋本作“最”。赵氏说：“奇”字意义通顺，下文说“青青弥望，奇可翫也”，可见这是同样的用法。守敬按：《滱水注》中说“奇为壮猛”，《谷水注》中说“奇为精至”，《汝水注》中说“奇为佳观”，《获水注》中说“奇为精妙”，《沮水注》中说“奇为深峭”，都和这里相同。宋本作“最”是不对的。又向南流出山，经过沁水县北面。

译沁水向南流经石门。会贞按：《晋书·朱序传》说，鹰扬将军朱党留守石门，就是这里。世人称它为沁口。朱氏把“世”误作“也”，并把它接在上句。戴氏、赵氏删去。会贞按：“世”和“也”字形相近而造成讹误，这和《清水注》中“世人也谓之磻溪”误把“世”作“也”相同。戴氏不知道“也”是误字而删去，太粗疏了。《魏土地记》说：河内郡野王县，县的情况见后文。县西七十里有沁水，沁水从左侧流经沁水城西面。朱氏《笺》说：“左径”旧本作“径在”。赵氏说，“左径”二字没有错误。守敬按：这里不是沁水县故城。根据《经》说沁水经过县北，《注》也说沁水流经县故城北面，县的情况见下文，可知故城在沁水南面；这里应当是下文所说县的另一座城，沁水城在沁水北面。水附着城池向东南流。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任魏代野王典农中郎将时修造的。《晋书·宗室传》说，安平献王司马孚在魏代出任河内典农。到咸熙元年，撤销各地典农而改置太守，所以《宗室传》又说，太原王司马辅在魏末任野王太守。考察《晋书·司马孚传》，没有记载这篇表文。表文说：臣司马孚上言，臣奉明诏，兴办河内水利。臣到任以后，巡视沁水，水源出自铜鞮山。朱氏把“鞮”误作“堤”，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这里说沁水出自铜鞮山，与《经》说出自涅县、《注》说出自谷远县都不同，大概司马孚没有时间广泛考察古籍，只是根据巡视所到之处，看到那里有一条支源出自铜鞮山，于是据此立说吧。水道曲折回旋，共有九百里。朱氏没有“里”字；《笺》说《御览》引用这里作“九百里”。戴氏、赵氏补入。太行山以西、王屋山以东，层层岩石高峻。遇到连绵阴雨，众多山谷的水奔流而下，小石被冲得漂荡飞迸。朱氏把“石”误作“口”；《笺》说宋本作“石”，戴氏、赵氏改正。会贞按：《御览》引用时作“石”。木制水门朽坏。守敬按：《名胜志》引用这里把“木”作“水”，是错误；下文说“木门枋”，可以证明应作“木”。稻田被洪水淹没，每年的收成无法完成。臣于是亲自巡视，在距堰五里以外的地方找到方石数万余枚。臣认为可以把方石层层堆砌成水门。朱氏脱去“累”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会贞按：《御览》引用时有“累”字。如果天时大旱，就加高堰坝引水；如果连绵下雨，陂塘沼泽水势充满，就关闭闸门、截断水流。朱氏作“闭石”，全氏、赵氏相同。《笺》说《御览》引用这里作“闭防”，戴氏改作“防”。空出的渠道足以排泄积水，形成河道。云雨也可以由人调节，这是治理国家的谋略。暂时劳作而长久安逸，是圣王所赞许的。愿陛下特别批准臣的奏表，命大司农府供给劳工，不要使工程拖延，以便帮助完成当时的要务。臣司马孚上言。诏书准许了此事。于是沿两岸堆砌石块，连接起来筑成水门，用来代替木门枋。朱氏把“代”作“伐”；《笺》说《御览》引用这段注文作“用代木门”。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代”。因此石门旧来有“枋口”的称呼。会贞按：《方舆纪要》说，枋口水在济源县东北三十里。《一统志》说，枋口堰就是古代秦渠，秦代用枋木作门，以备蓄水和泄水，也作“方口”。韩愈《盘谷子诗》说“平沙绿浪榜方口”，指的就是这里。《怀庆府志》说，就是今天的五龙口。灌溉田地的顷数，以及经历多年完成工程的功劳，都刻在水门旁的石碑铭文上。朱氏作“闲二”。《笺》说《玉海》引用这里也作“闲二”，似乎缺少一个字，应当作“闲关”。全氏、赵氏作“闲关”。事情见水门旁的石 碑铭。水的西面有孔山。会贞按：《隋志》说，济源县有孔山。《寰宇记》说，孔山在济源县东北四十里。《怀庆府志》说，在今天济源县东北二十五里、枋口西面。山上的石穴洞开，洞内石头上有车辙和牛蹄印。会贞按：《寰宇记》引用这里作“马迹”。《耆旧传》说，这些痕迹是自然形成的。朱氏作“著作”，戴氏改正，赵氏依据《寰宇记》引用的文字改正。会贞按：《大典》本作“着”。全氏、戴氏改正。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沁水在这里向南分成两条水，一条向南流出，叫作朱沟水。朱沟水详见下文。沁水又向南流经沁县故城北面。戴氏、赵氏在“沁”字后增“水”字。会贞按：两汉、魏、晋、后魏，河内郡都有沁水县，所以增“水”字似乎有道理。但考察《魏书·地形志》，只说沁水县治在沁城，没有说治所在沁水城；《灵征志》两次称河内沁县，足以证明沁水县在魏代也可以省称为沁县。因此郦道元为了行文方便这样称呼，不一定是脱去“水”字。《济源县志》说，废城在县东北，今天称为王寨城。大概是借水名作为县名。《春秋》所说的少水就在这里。守敬按：《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说，齐侯讨伐晋国，封少水。京相璠说，这是晋地；又说，少水就是今天的沁水。《元和郡县图志》也说沁水一名少水。又考察《方舆纪要》曲沃条下说，浍水有时被称为少水。《左传》说齐侯伐晋，戍守郫邵，封少水。大概是把尸体堆封成京观，建在浍水旁边。根据当时的事情推断，似乎把浍水当作少水更为符合，所以《春秋地名考略》也把浍水认作少水。沁水又向东流，经沁水亭北面，世人称这里为小沁城。守敬按：《怀庆府志》说，期城在府城西三十里，就是小沁城，今天名叫覆背村。沁水又向东流，从左侧汇合小沁水。朱氏作“右合”，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沁水向东流，小沁水出自北山，向东南流入沁水，因此小沁水位于沁水北面，“右合”是“左合”的错误，现在订正。小沁水出自北山的台渟渊。守敬按：《魏书·灵征志》说，太和八年五月，河内郡沁县的水泽自行燃烧，逐渐扩大到一百多步，五天后才熄灭，怀疑就是这个水潭。今天叫尧池水，出自河内县西北太行山麓的尧池。向南流称为台渟水，向东南注入沁水。沁水又向东流，有倍涧水注入。倍涧水向北发源于五行山。守敬按：五行山详见下文。向南流入沁水。守敬按：这条水在今天河内县西北。又向东流经野王县北面。

译沁水又向东流，邘水注入沁水。朱本把“邘”误作“邗”，下文同；赵一清、戴震改正。水发源于太行山的阜山。守敬按：今水发源于河内县西北。《怀庆府志》说，水流细小，几乎断流。山，是“五行山”的异名。朱本把“即”作“则”，《笺》说宋本作“即”，赵、戴改正。《淮南子》说：“武王想在五行山筑宫，周公说：‘五行山险峻坚固，只有德行才能覆盖它；如果内部发生暴乱，讨伐我们就困难了。君子因此认为他能保持盈满。’”守敬按：这是《泛论训》的文字。高诱说：“现在的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西北的上党关。”戴震删去“关”字下的“也”。守敬按：高诱注原文有“也”字。又《吕览·上德》高诱注作：“太行塞在河内野王县北的上党关。”同样有“也”字，因此“也”并非衍文。戴震删去它，等于把“上党关”三字归入下文，割断了高诱的注文，这是不对的。古籍都说太行山在野王，所以《水经注》在这里叙述它。《地形志》也说野王有太行山。《括地志》则说，太行山南面属于怀州，北面属于泽州，又向东北连接河北各州，绵延数千里，是天下的脊梁。据《寰宇记》引《述征记》，太行山南起河内，北到幽州。这样看来，野王只是太行山的南端罢了。诗句。守敬按：不知道是哪位人的诗，现在无法考定；“诗”字上面应有脱文。所谓“徒殆野王道，倾盖上党关”，指的就是这座山。邘水向南流，经邘城西面，这里就是古邘国。朱本把“国”作“关”，《笺》说宋本作“国”，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国”。城南有邘台。《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说，周王将要讨伐郑国，富辰劝谏道：“邘，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弟的封国。”守敬按：这是《左传》的文字。京相璠说：现在野王县西北三十里有古邘城，邘台就在这里。守敬按：杜预注说野王县西北有邘城，与京相璠相合。《括地志》说邘城在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现在是邘台镇，在河内县西北三十里。今古邘城应当位于太行山南路，道路从城中通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汉武帝封李寿为邘侯国。赵一清说：按《汉书·诸侯王表》，这是征和二年封立的。邘水又向东南流，经孔子庙东面。守敬按：《寰宇记》在河内县条下说，现在太行山上有孔子庙和石室，庙院中有碑。北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人因旧庙房屋毁坏残败，上书请求修复。野王令范众爱、河内朱……太守元真、刺史咸阳公高允上表奏闻，于庙中立碑。守敬按：高允字伯恭，《魏书》《北史》都有他的传记。治中刘明、别驾朱……、吕次文、主簿向班虎、荀灵龟等人说：孔子是宣尼、大圣人，不宜只用碑颂的体例来称述，应当另立记文。记文说：“仲尼为大道不能实行而伤感，想向北投奔赵鞅；后来听说鸣犊被杀，便掉转车头返回。”戴震把“犊”改作“铎”。守敬按：《史记·孔子世家》作“窦鸣犊”。《集解》中徐广说，有的本子作“鸣铎窦●”，又作“窦鸣犊”。《索隐》《孔子家语》说“窦●鸣犊”，《国语》说“鸣铎窦●”。这说明“鸣铎”和“鸣犊”只是读音转变、字形不同；戴震一定要把“犊”改作“铎”，是没有考察文献。孔子于是掉转车子返回。后来，晋人思念他，在太行山顶南面为他立庙，大概就是他当年掉转车辕的地方。我考察诸子书中的记载。守敬按：见《孔子家语·困势》《孔丛子·记问》《说苑·权谋》。以及史籍中的文字。守敬按：《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刘辅传》都说，孔子来到黄河边叹息道：“我孔丘不能渡过黄河，是命运吧！”这并不是在太行山掉转车辕的说法。守敬按：明代陈棐《孔子回车庙解》说，孔子当时既然是在河边返回，就说明没有渡过黄河；既未渡河，就没有到达太行山脚下。说太行山顶有孔子回车的车辙，是荒诞之说。碑文说：“鲁国孔氏有人在洛阳做官，因而迁居庙下，以奉行祭祀。”这句话是对的。朱本把“是”误作“至”，赵一清同，戴震改正。大概孔氏因迁居山下，朱本脱去“氏”字，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因”为“氏”。守敬按：陈棐引文作“孔氏因迁山下”，现在据此采用。孔氏追念圣祖，所以立庙保存祭祀罢了。这就像刘累迁居鲁地后，在山上为尧立祠一样。会贞按：刘累的事详见《滍水注》。并不是说孔子曾在这里掉转车辕。邘水向东南流，经邘亭西面。京相璠说：台西南三十里又有一座亭。朱本把“台”作“桥”，《笺》说一作“台”，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台”。《汉书·地理志》野王县条，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古邘国，现在的邘亭就是它。这是邘亭存在的证据。但城和亭名称常常互通，孟康所说的邘亭，或许就是指邘城；也可能邘地有两座城，京相璠和孟康各有所指；现在这座亭在邘城东南七八里。会贞按：在今河内县西北。大概是京相璠弄错了，也可能另有一座亭，我没有详细考察。邘水又向南流，注入沁水。

译沁水向东流经野王县旧城北面。《怀庆府志》说，野王城就是现在的府城。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打太行，截断道路，韩国的野王于是投降。守敬按：《史记·白起传》说，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打太行，截断道路；四十五年，攻打韩国的野王，野王投降。秦始皇攻取魏国东部土地，设置东郡。东郡详见《瓠子河注》。卫元君从濮阳迁徙野王。朱本把“濮”误作“汉”，《笺》说应作“濮”，赵一清、戴震改正。东郡、濮阳都见《瓠子河》篇。守敬按：《史记·卫世家》说，卫元君十四年，秦攻取魏国东部土地，最初设置东郡，又把魏国的野王县迁来。《史记·年表》说，卫国从濮阳迁到野王，说的就是这个县。汉高帝元年，设为殷国；二年，改属河内郡。守敬按：《诸侯王表》说，高帝元年封司马卬为殷王国，二年三月归属汉朝，改为河内郡。王莽时期改为后队。守敬按：《后汉书·伏湛传》说，王莽时改为后队，属正。县名改为平野。守敬按：从汉高帝到这里，都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阎若璩据此《注》作为西汉河内郡治在野王的证据。守敬按：这个说法还不确切，详见后文。东汉河内郡治所在怀县，野王县属河内郡；魏代沿袭，晋代又把郡治迁到这里。这里是魏怀州刺史的治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废州，恢复郡制。朱本把“洛”误作“治”，戴震改正。赵一清说：应当作“洛”，魏孝文帝从代地迁都洛阳。守敬按：《大典》本作“洛”。废除州制，恢复郡制。守敬按：《地形志》说，怀州在天安二年设置，〔“天安”应作“太安”，详见下文。〕太和十八年废除。当时只有河内郡，就是本《注》所谓废州复郡。沁水北面有华岳庙。守敬按：《怀庆府志》说，华岳庙在府城北郭，沁水北岸，现在已经废弃。庙旁有数百株柏树，树木对着城郭、临近河川，背靠山冈、树荫映在水边，青翠一望无际，十分奇异可赏。这是怀州刺史顿丘人李洪之所营建。守敬按：李洪之任怀州刺史，见《魏书》和《北史》本传，两书都说洪之是恒农人；《魏书·李神传》又说，恒农人，父亲洪之，曾任秦、益二州刺史。庙中有碑，是河内郡功曹、山阳人荀灵在和平四年造碑，天安元年立碑。守敬按：庙中有碑，必然先建庙，后来才立碑。郦道元认为碑在和平四年制作，天安元年树立；可是《地形志》说天安二年设置怀州，李洪之任刺史时营建此庙，这样一来，立碑反而早于设置州和营建庙宇，不相符合。考察可知，和平年号之前是太安年号，因此《地形志》中的“天安”应是“太安”的错误。沁水又向东流，朱沟枝津水注入其中。朱沟枝津详见后文。沁水又向东流，与丹水汇合。丹水发源于上党郡高都县旧城东北的山阜下。守敬按：汉代高都县属上党郡，东汉、魏、晋沿袭；北魏初先属建兴郡。《地形志》说，永安年间设置建州高都郡，这是郦道元以后发生的事。高都县旧城在今凤台县东北三十里。当地俗称丹水为源源水。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源漳水”。《旧唐书·地理志》说，武德元年把丹川县迁到源泽水北面，就是这条水；相关异同可以参看。《山海经》说：“沁水东面有一片林子，名叫丹林，丹水从这里发源。”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说的就是这条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五里〕 丹水从源头向东北流，又转弯向东流，左边汇入绝水。《地理志》说：“高都县有莞谷，丹水发源于此，向东南流入绝水。”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今本《汉书·地理志》作“流入泫水”，不对。本《注》明明说丹水流入绝水，而泫水后来才流入丹水，怎么能说丹水流入泫水？因此“泫”是“绝”的错误无疑，应以本《注》校正。绝水发源于泫氏县，县的情况详见后文。绝水西北流经杨谷。朱本把“杨”作“阳”，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寰宇记》说，绝水在高平县西北二十里，发源于髑髅山杨谷。《方舆纪要》说，在高平县城西。《注》称丹水左边汇入绝水，说明绝水从右边汇入丹水；因此丹水在西，绝水在东，今天应以发源于高平东北的长河作为绝水。故《地理志》说，杨谷是绝水发源处，记在泫氏县条下。绝水向东南流，左边汇入长平水。朱本《笺》说，旧本没有“会”字。守敬按：有“会”字是对的；“左”又应作“右”。长平水发源于长平县西北的小山。守敬按：《寰宇记》说，丹水又名长平水，这是因为长平水在下游汇入丹水，两水名称可以互通。又说，长平水发源于长平旧县，所以与本《注》相合，大概发源于今高平县西北。水向东南流，经长平县旧城。赵一清说：按《地形志》，邵郡在皇兴四年设置，辖苌平县，就是这里的县。会贞按：赵说错了。北魏邵郡的苌平县，北周改为王屋，见《隋书·地理志》，在今济源县西八十里，并不是这里。考察《地形志》，长平郡辖高平县，永安年间设置，治所在高平城。《一统志》说，高平城是长平城的讹称，就是《注》所说的长平旧城；那么《注》称这里有长平县，大概是北魏初年沿长平亭设置县，后来到郦道元时改为高平县。《地形志》只是省略了沿革的起始情况。这里是泫氏县的长平亭。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说，泫氏县有长平亭。《史记·白起传》说：秦派左庶长王龁攻打韩国，夺取上党；上党百姓逃到赵国。赵军驻扎在长平，派廉颇为将，后来又派马服君的儿子……

译朱本没有“之”字，《笺》说旧本没有“君”字而有“之”字，吴本把“之”字改成“君”字，戴震、赵一清增补“之”字。会贞按：《白起传》没有“君之”二字。赵括代替廉颇。秦国秘密派武安君白起攻打赵军。赵括率领的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白起在这里把他们坑杀。《上党记》说：长平城在上党郡南面。上党郡详见《浊漳水注》。守敬按：《括地志》说，长平旧城在高平县西三十一里；《元和郡县图志》说在县西二十一里；《高平旧志》说在县西北二十里王报村。秦军营垒在城西，秦、赵两军共同取食一条流水涧中的水，彼此相距五里。会贞按：《寰宇记》说，秦、赵两军营垒相对，相距数里，是赵括、白起交战的地方。又引《冀州图》说，东西有两座城，在今高平县西三十五里；秦军占据西城，赵军守卫东城。秦军坑杀赵军后，收集头颅，在营垒中筑台；依山筑台，台势高大突起，现在仍称为白起台。会贞按：《通典》说，高平有头颅山；《元和郡县图志》说，头颅山又名白起台，在高平县西五里。现在位于县城西南。城的左右沿山地低湿处，南北约五十里，东西二十多里，全都是秦、赵两军的旧营垒，残存的营壁仍然存在。汉武帝元朔二年，把这里封给将军卫青作为侯国。全祖望说：卫将军所封的侯国，《索隐》说在汝南；卫青的儿子被封为宜春侯，也在汝南。因此这里不可能是上党的长平。赵一清说：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五年，将军骜攻打魏国，平定酸枣、燕虚、长平。裴骃说，《地理志》记载汝南有长平县旧城，在今陈州西六十里。长平水向东南流，注入绝水。绝水又向东南流，经泫氏县旧城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泫氏县属上党郡；北魏称玄氏。《地形志》说，永安年间设置长平郡，治所设在玄氏城。郦道元当时，泫氏县属建兴郡。《高平县志》说，泫氏县旧城在县城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说：“晋烈公元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威烈王七年。赵献子筑泫氏城。绝水向东南流，与泫水汇合。泫水发源于县西北的泫谷。朱本把“泫”作“玄”。赵一清改并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泫氏县西面有泫谷水，所以县以此得名。“玄”应从水旁作“泫”；北魏改称玄氏，但山谷名称应仍旧。守敬按：《通典》也称泫谷水。《方舆纪要》说，泫水在高平县西北，现在已经淤塞。泫水向东流经一座旧城南面，当地称为都乡城。守敬按：《括地志》说，赵鄣旧城又名都尉城，现在叫赵东城，在高平县西二十五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城。泫水又向东南流，经泫氏县旧城南面。世祖建武六年，封万普为侯国。守敬按：《后汉书·万修传》只说万普改封泫氏，没有说是哪一年；这里采用其他家《后汉书》的记载。泫水向东又与绝水汇合，水流混合后向东南流入高都县，县的情况详见下文。绝水从右边流入丹水。赵一清说：按《汉书》，丹水流入泫水；这里的泫水就是绝水。绝水向南流到王……，再流入沁水。善长把它分为两条水，与班固的记载不同。守敬按：赵一清不知道《汉书·地理志》所说“丹水入泫”是“入绝”的错误，所以说泫水就是绝水；辨析见上文。《汉书·地理志》把绝水作为主流，因此说丹水流入绝水，绝水再流入沁水。本《注》把丹水作为主流，因此说绝水流入丹水，丹水流入沁水，并不是实际水道不同。《上党记》说：“长平城在上党郡南面的山中。”赵一清说：按刘昭《郡国志补注》引《上党记》说，白起城在郡南山中一百二十里。长平城就是白起城。丹水发源于长平北山，向南流。秦军坑杀赵军，鲜血染红丹川，因此民间把它称为丹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会贞按：《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引《国史异纂》说，怀州北面有丹水，源头出自长平山；传说秦军杀死赵国士卒后，水变成红色，所以以此得名。后来太原一带的君主知道这件事，下诏改名为怀水。这种民间传说流传已久，至今不息，却不知道郦道元已经驳斥过它。据《竹书纪年》记载，晋出公时期丹水曾经断流，晋幽公时期丹水相互冲击；又说宋国在丹水之上杀死大夫皇瑗，丹水因此壅塞不流。这些事情都早于秦军坑杀赵卒，可见丹水之名由来已久。丹水又向东南流，注入丹谷。守敬按：《魏书·孝庄帝纪》说，永安三年，尔朱世隆攻打河桥，诏令大都督源子恭镇守丹谷；尔朱兆进犯丹谷，源子恭败退。《一统志》说，丹谷在凤台县东南。这就是刘越石《扶风歌》所说的丹水。〔按：见《文选》卷二十八。〕《巵林》说，刘琨《扶风歌》有“早晨从广莫门出发，晚上住宿在丹水山”的句子。《文选》李善注引《晋宫阁名》说，洛阳城广莫门朝北开。《汉书》上党高都县条说，莞谷是丹水发源处，大概就是郦道元的说法。我考察认为：上党距离洛阳一千五百里，早晨从洛阳城出发，晚上住宿在高都，即使有乘风的翅膀、追赶日影的脚，也不可能这么快。况且诗中说“回头眺望宫阙”，难道在天井关头还能看见德阳殿的屋角吗？

译考察《地理志》，弘农郡有丹水县，丹水发源于上雒冢岭山，向东流到析县注入钧水，这条丹水才比较接近诗中所说的丹水。守敬按：朱珔《文选集释》驳斥《巵林》的说法，认为弘农丹水比上党丹水距离洛阳更远，而且所在地在西南方，不可能从广莫门出发；只有位于东北方，才适合从北门出发。因此他仍认为郦道元的说法正确。朱珔的论证很细密。读刘越石诗的意思，它只是《小雅》所说“远行的士卒总觉得赶不上，来不及停下马车”的心情，并不是说一天之内从早到晚。根据《晋书·地道记》，县有太行关，也就是天井关，详见下文。丹溪是天井关东面的山谷，道路从这里经过后，就不再经过天井关。丹水又流经两座石人山北面，二山各在一处山上，山角相倚、彼此相望。会贞按：《寰宇记》说，石人山在晋城县东南八十八里，有两座高耸的石峰，形状像人。《方舆纪要》说，在今泽州府东南八十里。南面属于河内，北面称为上党，两郡以此分界。会贞按：这是就汉、晋时期而言；到郦道元时代，南面仍属河内，北面的阳阿、高都等县已经属建兴郡，不再属于上党境内。丹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西岩下面。岩石下面有大泉涌出，水源宏大，水轮巨大。朱本《笺》引谢兆申说，宋本作“洪流巨轮”，并认为疑当作“洪流巨输”。戴震、赵一清改作“巨输”。守敬按：《尔雅》郭璞注说，汾阴有水口，大约像车轮那么大；《河水注》说，濆泉向上涌出，大约有车轮那么大，深度无法测量；《济水注》说，泉源向上喷涌，水涌出像车轮；《泗水注》说，蕃县东北的平泽中有泉水涌出，像车轮一样。因此“洪源巨轮”原本并没有错；宋本作“洪流巨轮”也通顺。朱氏怀疑应作“巨输”，无法解释。戴、赵都依从此说，不知为何。泉水深不可测，水中有浮萍、水藻和冬芹；整条河流都含有绿色，即使在严寒的时节、肃杀的月份，也不改变温暖茂盛的景象。朱本把“无变”误作“燕麦”，赵一清同，戴震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无变”。《清水注》中有“不变贞萋”的文字，因此戴震改正是对的。丹水又向南流，白水注入它。白水发源于高都县旧城西面，该县详见前文。守敬按：《寰宇记》说，白水在晋城县南二里，发源于湖泓水。现在凤台县南面的水有两个源头：东面的一支叫白河，向西南流；西面的一支叫黄沙河，向东南流，在城南汇合。本《注》说白水发源于高都县旧城西面，又说向东南流经过天井关，因此它是以今天的黄沙河作为源头。这就是所谓长平白水。会贞按：《魏书·食货志》称有长平白水县，郦道元可能依据当时的说法，以水为县名，而《地形志》遗漏了记载。白水向东南流经天井关。会贞按：《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五年注引本《注》时没有“南”字，大概是脱文。《地理志》说，高都县有天井关。会贞按：《汉书·地理志》在上党郡条下记有天井关，在高都县条下也记有天井关。蔡邕说：太行山上有天井，关口在井北面，于是因而得名。守敬按：蔡邕这段话的出处不详。《元和郡县图志》说，天井故关又名太行关，在晋城县南四十五里的太行山上。《方舆纪要》说，天井关在泽州府南四十五里，正处在太行山顶，关南就是羊肠坂道，险要至极。因此刘歆《遂初赋》说：“奔驰在险峻的太行山，进入高耸的天井关。”会贞按：此赋见《古文苑》，“崄峻”作“严防”，“高”应作“乔”；“乔”“高”通用。太元十五年，晋国征虏将军朱序在太行山击败慕容永，派军队到白水。会贞按：见《晋书·孝武帝纪》和《朱序传》。白水距长子县一百六十里，长子县详见《浊漳水注》。白水又向东流，天井溪水汇入。天井溪发源于天井关。赵一清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太行山上的天井关南面有三处天井泉。守敬按：《寰宇记》说，天井泉有三处，水量极大，深不可测。现在有水发源于凤台县南面。《水道提纲》称天井关北面的水，就是这条水。它向北流入白水，世人称为北流泉。白水又向东南流，注入丹水，称为白水交丹水。白水又向东南流出山，经鄈城西面。鄈城在山边，当地俗称期城，但这是错误的。会贞按：今本《郡国志》说山阳县有蔡城，刘昭注说这是蔡叔的封邑，大概因为山阳距殷都不远，所以有这种说法。这里引用《郡国志》，说山阳县有鄈城，与刘昭所见的版本不同；又引用《竹书纪年》作“蔡”，也不同于《史记·魏世家·索隐》所引《竹书纪年》作“蔡”。考察蔡叔受封之事，古书都说在上蔡，从没有其他说法。郦道元《汝水注》也这样说，因此郦道元不认为这里是蔡叔的封邑。不过有一点疑问：本《注》又引用京相璠的话，说山阳县西北六十里有鄈城。京相璠的书是《春秋土地名》，《春秋》中有“蔡”而没有“鄈”，可见“作鄈”和“作蔡”两种本子同时流传。京相璠说：河内郡山阳县西北六十里有鄈城。会贞按：城在今河内县东北四十里。《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烈王六年。赵成侯偃、韩懿侯若攻打我国的葵地，说的就是这座城。丹水 丹水又向南流，转弯向西，光沟水从这里发源。会贞按：光沟水详见下文。丹水又向西流，经苑乡城北面；向南转弯再向东流，经苑乡城南面，向东南流入沁水，称为丹口。会贞按：丹口在今河内县东北。《竹书纪年》说：晋出公五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元王六年。丹水三天断流不流。幽公九年，丹水涌出，两股水相互冲击。今本《竹书纪年》脱去“相”字，把“击”误作“洁”。说的就是这条水。

译沁水又向东流，光沟水注入其中。光沟水的上游承接丹水。会贞按：今水名叫小丹河，在河内县东北，从大丹河分出。光沟向东南流，界沟水从这里发源。会贞按：界沟水详见下文。光沟又向南流入沁水，之后又向东南流，经成乡城北面。会贞按：城在今河内县东北。又向东流经中都亭南面。会贞按：《地形志》说，州县有中都城。《怀庆府志》说，中都城在府城东北二十里，现在是内都村。光沟左边汇入界沟水。朱本把“左”误作“又”，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正。界沟水的上游承接光沟。会贞按：界沟水从今天的小丹河分出；根据下文说它向南经过中都亭西面，它的分流处在今河内县东北。界沟又向东南流，长明沟水从这里发源。会贞按：长明沟水详见《清水》篇。界沟又向南流经中都亭西面，最后向南注入沁水。会贞按：《怀庆府志》说，现在遗留的水塘还在，水深而不流动。沁水又向东流过周县北面。戴震把“周”改作“州”。守敬按：不对，详见下文。这个县原来就是州县。朱本把“州”作“周”。赵一清说：按《水经》一书，常常把“州”写作“周”，如武周、泉周之类。这里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河内郡州县，而《水经》把它写作“周”，所以郦道元特意用“县故州也”来解释。后人连《注》中的“州”字也改成“周”。守敬按：“州”“周”在古代通用，例如《左传》作“华周”，《汉书·古今人表》作“华州”；《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作“路博德平州人”，《汉书·地理志》作“平周”。这里应采用赵一清的说法：《经》文作“周”，《注》文改作“州”。全祖望却把《经》改作“州”，仍保留《注》中的“周”，没有想到《注》用各书都作“州”的事实来证明；如果说“故周”，上下就不相应。戴震把《注》改作“州”，又连《经》一起改作“州”，这样《注》的话就成了多余，也不对。汉代该县属河内郡，东汉、魏、晋沿袭。《地形志》说，天平初年设置武德郡；郦道元时代又属河内郡，在今河内县东南四十里。《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周地被赐给郑国公孙段；战国时，韩宣子迁居于此。赵一清说：何焯认为，这段《注》有许多错误。公孙段的事在昭公三年，距离隐公十一年很远；韩起又不可能活到战国时期，而且也从未迁居这里。全祖望说：“周地赐给郑国”之后有脱文，大概原本是温地，苏忿生背叛周王，周王把温地赐给郑国，但郑国不能占有它。晋国开拓南阳时，州地也归入其中。赵氏、郤氏、栾氏先后拥有这里。这是昭公三年的事。晋国把州地赐给郑国公孙段；昭公七年，又把它收归晋国。后来韩宣子用州地同宋国乐大心交换原县，但此后州地仍归晋国公室所有。宋国使者乐祁死后，晋人把他的尸体扣留在州地，以此要求结盟，说的就是这件事。《史记》说韩宣子晚年居住在州地。这样看来，韩宣子虽然不可能活到战国时期，却并非从未居住在州地。《左传》没有记载此事，而《史记》有记载，义门考核得还不够。戴震说：“公孙段”三字上面有脱文，应为“昭公三年，晋以州田赐郑公孙段”；“六国时”三字应作“其后二字”。有白马沟水注入沁水。白马沟的上游承接白马湖。守敬按：《怀庆府志》说，白马湖在府城东北二十里，白马沟承接此湖水。《一统志》因此说，白马沟在河内县东北。白马湖又名朱管陂。陂水上游承接长明沟。湖水向东南流，经金亭西面。守敬按：《地形志》说，州县有金城。《怀庆府志》说，有东西两座金城：东金城在府城东四十三里，西金城在府城东北三十里，就是本《注》所说的金亭。白马湖分为两条水：一条向东流，成为蔡沟。守敬按：蔡沟详见《清水》篇；另一条向南流，注入沁水。朱本作“南流于沁”，戴震把“流”改作“注”，赵一清据孙潜校本，在“流”字下增“注”字。沁水又向东流过怀县北面。朱本在“过”字下作“邢邱”二字，《笺》说一作“怀县之北”，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怀县之北”。《韩诗外传》卷三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到了邢邱，把邢邱改名为怀。朱本《笺》说，今本《韩诗外传》作“怀宁”。守敬按：《韩诗外传》原文是“更名邢邱曰怀，宁曰修武”，“宁”字属于下一句；而“把宁改名为修武”一语，《清水注》已经引用过。不知道朱氏为什么把“怀宁”二字连读。邢邱详见《济水注》卷一。春秋时期，赤狄攻打晋国，包围怀县，说的就是这件事。守敬按：见《左传·宣公六年》。王莽时期改名为河内，因此这里原来是河内郡的郡治。守敬按：这里说的“原河内郡治”，兼指西汉、东汉两代。《元和郡县图志》说，西汉河内郡辖十八县，郡治在怀。《寰宇记》也说郡治在怀。《舆地广记》说，怀县在两汉时是河内郡治。《方舆纪要》《一统志》都沿用这一说法。因此，西汉河内郡治在怀，有明确证据。阎若璩因为《水经注》上文叙述野王时从西汉说起，就据此认定西汉河内郡治在野王；对于这里《注》所说的“原河内郡治在怀”，却没有仔细考察，只把它归到东汉。阎氏关于西汉郡治的考证本来多有依据，但这一件事未免武断。这里原来是三河之地。韦昭说：河南、河东、河内合称三河。会贞按：韦昭此说见《汉书·高帝纪》注，《史记·集解》也引用过，出自《货殖列传》。县北有沁阳城。会贞按：《地形志》说，山阳县有沁阳城。《怀庆府志》说，沁阳城在河内、武涉两县交界处，现在称为沁阳村。沁水 流经沁阳城南面，然后向东注入。沁水又向东流过武德县南面，又向东南流到荥阳县北面，向东注入黄河。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沁水向东南流到荥阳，注入黄河。颜师古认为，沁水在武德县流入黄河，因为沁水并不到荥阳。根据本《经》说在荥阳北面注入黄河，那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没有疑问了。

译沁水在武德县南面，守敬按：武德县详见《河水》篇。水流汇积成陂，彼此相通形成几个湖泊。守敬按：在今武陟县东面。有朱沟水注入。朱沟水的上游在沁水县西北承接沁水。会贞按：沁水县详见前文。现在济源县东北有利仁河，从五龙口承接沁水，就是古代的朱沟水。朱沟水从方口向东南流。会贞按：韩愈《盘谷子诗》称“方口”，因此这里作“方”没有错；赵一清、戴震都改作“枋”，是为了与前文一致。奉沟水从右边流出。守敬按：奉沟水详见《济水》篇。朱沟水又向东南流，右边分流泄出成为沙沟水。守敬按：沙沟水详见下文。朱沟水又向东南流，在野王城西面，左边分出一条支渠，用来灌溉周城；支渠向东流经野王城南面，又转弯流经城东，随后向北注入沁水。会贞按：现在有广济河支流，从西南穿过怀庆府城，向东北流入沁水，与古代水道不同。朱沟水从支渠向东南流，经州城南面。州县详见上文。又向东流经怀城南面。会贞按：《地形志》说，怀县有怀城。又向东流经殷城北面。郭缘生《述征记》说：黄河北岸，河内郡怀县有殷城。有人说，楚汉之际，殷王司马卬曾在这里治理，并不是这样。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武陟县原是汉代怀县的地域。殷城旧址在县东南十里；楚汉之际，司马卬被封为殷王，定都于此。《寰宇记》说法相同。这两部书所说的，就是这里所说的“有人说”。不过《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封司马卬为殷王，统治河内，定都朝歌。《月表》也是这样，并不是怀，因此郦道元驳斥了这种说法。我查考《竹书纪年》。守敬按：今本《竹书》记周显王九年，正是梁惠王十一年。书中说：“秦孝公二年，秦军攻打郑国，驻扎在怀，筑城于殷。”守敬按：《寰宇记》《路史·国名》引用《竹书》都没有“城”字，而今本《竹书》也有“城”字。按：《注》上文说“向东经过怀城，向东经过殷城”，这里不应当只在“怀”字下有“城”字，因此“城”字是衍文；后世辑录《竹书》的人，又据此增入了“城”字。这就是说，殷已经是城名了。然而殷作为名称由来已久。朱本脱去“则”字，赵、戴补入。由此可知，殷并不是从卬才开始有的。过去刘琨——朱本作“刘聪”，全祖望、赵一清认为郭默曾依附刘曜而不是刘聪，戴震改为“刘曜”。守敬按：《晋书·郭默传》说，郭默派使者拜见刘琨，刘琨任命郭默为河内太守。刘曜围攻郭默时，郭默送妻子儿女做人质，并请求买粮，买完粮后便设置守备。《前赵录》记载也相同。可见郭默从未依附刘曜，而依附刘琨则有明确记载。不过他也不曾担任殷州刺史，或许是以河内太守的身份代理殷州刺史；那么这里应当作“刘琨”，现予订正。郭默担任殷州刺史，督领沿河各项军事，以此地为治所。朱本“督”字上衍有“都”字，赵本相同，戴震删去。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没有“都”字。朱本“沟水又东南注于湖”脱去“水”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会贞按：朱沟水从枝渠向东南流，以下应当流经今沁河与广济河之间，因为广济河就是沙沟，而朱沟在沙沟以北。湖水又向右边汇入沙沟水。赵一清认为“又”字是衍文，删去；全祖望、戴震也相同。会贞按：不是这样。《注》的意思是说，朱沟水注入湖中；湖水既向右边汇入朱沟水，又向右边汇入沙沟水。《淮水注》说“淮水又向右边汇入洛川”，就是这种例子。水流分出朱沟的南支。会贞按：根据上文朱沟泄流成为沙沟以后，向东南经过野王，可知沙沟分出朱沟的地方在野王以西。根据《济水注》，奉沟向东南流经李城西面，则应当在李城以南；沙沟应当在李城以北。现在温县北面有广济河，大概就是它的旧河道。向东南流经安昌城西面。会贞按：《地形志》说：平皋县有安昌城。《元和志》说，安昌故城在武德县东十三里。《寰宇记》说，在武德县东南十里。《怀庆府志》说，在府城东南六十里。汉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张禹为安昌侯国。全祖望说，张禹受封之地在汝南。《地理志》在汝南郡安昌县下记为“侯国”。《外戚恩泽侯表》也说是在汝南。《方舆纪要》说，安昌城在信阳州西北七十里。[三三]这是汉代的县，属汝南郡，也见于《淮水注》，这是赵氏所采录的全祖望说法。薛刻全本则说，应当以善长的说法为正确，大概是因为张禹原本是河内人。这应当是全氏七校本中的话，所以与前一种说法不同。从这里可以看出，薛刻全本并不全是伪本。如今安昌城东南有古墓，当时人称为张禹墓。我查考《汉书》，张禹是河内郡轵县人。会贞按：轵县详见《济水注》。后来迁居莲芍。赵一清、戴震改作“莲勺”。会贞按：两《汉志》作“莲勺”，《晋书》和《后魏志》作“莲芍”。郦道元大概是按照当时通行的文字来写的。《沮水注》《渭水注》都作“莲芍”，可以作为证明。赵一清在《渭水注》中也改作“莲勺”，但戴震不改；在《沮水注》中又都不改，也没有统一，现仍依原文。鸿嘉元年，张禹因年老请求退职。戴震在“骸”字下增“骨”字。他亲自营造坟墓，在平陵的肥牛亭修建祠堂。会贞按：《一统志》说，肥牛亭在咸阳县西北；《县志》说，在汉平陵南面。靠近延陵。会贞按：平陵、延陵，都详见《渭水注》。张禹上奏请求，皇帝下诏把亭迁走。哀帝建平二年去世，于是葬在那里。会贞按：以上内容本于《汉书·张禹传》。这就不是这样了。沙沟水又向东流，经过隰城北面。朱本脱去“水”字，赵一清、戴震补入。《春秋·僖公二十五年》说：“在温地擒获太叔，在隰城杀死他。”会贞按：这是《左传·隐公十一年》的文字，其中“城”作“郕”。这样才对。京相璠说：隰城在怀县西南。会贞按：《续汉志》说，怀县有隰城。隐公十一年，杜预《注》和京相璠说法相同。在今武涉县西南 十五里处，又经过殷城西面，向东南流入陂中。

译陂水又直达荥阳县北面。朱本作“陂水又值”，下文脱漏。赵一清说：“值”应当作“直”，“直”字下面脱落了“武德县南，至荥阳县北”九字。全祖望校补，戴震也增补。守敬按：赵一清认为“值”应当作“直”，这是对的。但《注》前面说沁水在县南积水成为陂，这里的县就是武德县，那么陂已经在武德县南面了。这里上文说沙沟水经过殷城西面，向东南流入陂中，也就是说武德县南面的陂，怎么能说陂水又直达武德县南面呢？只增加“荥阳县北”四字才合适，现予订正。荥阳县详见《济水注》。向东南流入黄河。赵一清说：《方舆纪要》记载，沁河在武陟县东一里处，又向南流到达黄河；[三四]入河的地方名叫南贾口，支流又从县东北引出，灌溉田地二千多顷。前代学者也都认为这条沟就是济渠。朱本“济”作“沛”，下文同。《笺》说：孙氏认为都应当作“泲”。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作“济”。所以班固《汉书·地理志》和阚骃都说济水到武德县流入黄河，大概是因为济水的支流分条流布，所在之处都可以通称为济水。会贞按：《济水》篇说，济水故道只与奉沟水相通，并不与沙沟相通。奉沟在平皋城南面注入黄河，并不到武德县；那么班固、阚骃所说的“济水到武德县流入黄河”，郦道元也不能确切指出它的水道。因此，这里说奉沟到武德县流入黄河，称它为济渠，是因为济水的支流分条流布，各处都可以通称为济水，而沟渠与它相通。《禹贡锥指》说，沙沟就是奉沟的下游，古代济水由这里流入黄河，所以称为济渠，也只是根据这段《注》来解释。这里也兼有丹水的名称。守敬按：《汉志》说丹水流入绝水，地点在高都县；郦道元叙述丹水在苑乡城东南注入沁水，称为丹口，地点在野王县。这里说“也兼有丹水的名称”，是根据《汳水注》所说“丹水在武德县泛流，横穿绝水，向南进入荥阳，与汳水汇合”；因此汳水也兼有丹水的称呼。又据《获水注》说获水也兼有丹水的称呼，足以证明沁水、丹水汇流以后，沁水的下游通称为丹水。淇水。淇水发源于河内郡隆虑县，县的情况详见《洹水注》。向西流出大号山。守敬按：《淮南子·墬形训》说，淇水发源于大号山。《山海经·北次三经》说：淇水发源于沮洳山。朱本作“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如”改为“洳”。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原文。今本《经》把“淇”写作“濝”，把“如”写作“洳”。郝懿行认为，“濝”就是“淇”字，“如”和“洳”在古代有时可以通用。《元和志》《寰宇记》也依据《山海经》，称淇水发源于沮洳山。《汉志》说，河内郡共县北山是淇水的发源地。《说文》说，淇水发源于河内郡共县北山，也有人说发源于隆虑西山。《水经》则依据《淮南子》，说淇水发源于大号山；郦道元又引用《山海经》，说淇水发源于沮洳山。据郭璞说，如今淇水发源于隆虑县大号山，可知沮洳山确实就是大号山。高诱说，大号山在河内郡共县北面，也有人说在临虑西面。考察汉代共县以北、临虑以西的地方，虽然地域辽阔，但中间并没有其他县。如今辉县就是共县，林县就是临虑县，两地仍然相接。因此，临虑的西山就是共县的北山，高诱的说法确实可靠。所以郦道元后来叙述淇水经过黎阳县流入黄河时，又引用《地理志》说：“淇水发源于共县，向东到黎阳流入黄河。”这是为了说明《汉志》与《山海经》《淮南子》等书的记载相同。《地形志》说，王莽岭的水源向东流成为淇水，大概“王莽岭”也是这座山的另一个名称。现在淇水发源于陵川县东山。水从山旁流出，倾泻的水波轰然冲下，冲击横亘的山体；山上合拢、山下裂开，宽度可减少六七十步。巨石高低错落，交错堆积在沟涧之中。赵本作“间”。会贞按：《御览》引用作“涧”，《名胜志》引用也相同。倾斜的水流翻腾激荡。朱本把“澜”误作“涧”，把“漭”误作“渀”。《笺》说：《御览》引用此文作“倾澜莽荡”，戴震、赵一清改“澜”，戴震又把“渀”改作“漭”。守敬按：明抄本作“澜渀”，字并没有错，戴震改得不对。水势像雷声翻转，激荡的水花散成水雾，朦胧得仿佛雾气聚合。又向东北流，沾水注入其中。朱本把“沾”误作“活”，下面“沾台” 又误作“玷台”。全祖望说：《汉书·地理志》在上党郡壶关县下说，沾水向东流到朝歌，注入淇水。这就是沾县因沾水而得名的缘由。先有沾县，因而有沾城；《地形志》说乐平县有沾城，就是这个意思。又有沾城，因而有沾台。《晋书》误把沾城写成玷城，这篇《注》也把沾台误作玷台。何超《晋书音义》沿袭这一错误而加以坐实，幸亏有胡梅的校本，才得以纠正。现在校正。守敬按：《汉志》记沾县，《注》引用应劭的话说，沾水发源于壶关；说沾水发源于那里，本于《汉志》，但把它系在沾县之下则不对。沾县是清漳水的发源地，距离壶关很远。沾水又不经过沾县，按地理位置推定，应当把应劭的话系在隆虑县之下，这样意思还不算相差太远。《汉志》又说沾水向东流到朝歌，注入淇水，可见沾水的流程很长。因此陈澧认为它就是今天的淇水，发源于山西壶关县，向东流到河南淇县，注入卫河。按郦道元一向严格遵守班固《汉志》的记载；如果他所看到的《汉志》果真有“流到朝歌”的说法，那么这就与他的注文不合，他一定会明白提出异议来驳斥，就像漳水不流入阳水的例子一样。何况《地形志》记载林虑郡有临淇县，[在今林县东南七十里。]并没有叫临沾县。《隋志》在魏郡林虑县下说，开皇初年分置淇阳县，[在今林县南三十里。]并没有叫沾阳县。又在汲郡卫县下说，旧名朝歌；开皇十六年设置清淇县，[在今浚县西面。]大业初年改朝歌为卫县，并把清淇县废除并入卫县。那里有淇水，并不叫清沾水，也没有说有沾水。可见历来地志也完全没有把淇水当作沾水。再以《说文》为证，《说文》说沾水发源于上党郡壶关，向东流入淇水。黄公绍《韵会》引用时增入“到朝歌”三字，也是后人添加的，不足为据。钱坫说，沾水可能就是今天的壅水。水发源于壶关县，县的情况详见《浊漳水注》。向东流到沾台下面。石壁高大，昂然挺立，隐入云天；泉水从西北角流出，与金谷水汇合。金谷水就是沾台西面的溪水。向东北流与沾水汇合。朱本脱去“沾”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又向东流，注入淇水。全祖望、赵一清把“淇水”作“于淇”。【承上文括号内容：在今林县东南七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十六年〕 淇水又经过南罗川，又经过三罗城北面。朱本把“三”误作“之”。戴震说：考《寰宇记》，共城县治西北六十里，

译大山之中有罗门，是山峡陉道的东面入口，里面有南罗、中罗、北罗三座城，彼此相距六七里。这可以证明“之”是“三”字的错误。全祖望、赵一清改作“三”，与此相同。守敬按：这是全祖望、赵一清沿袭戴震的证据。[三六]《辉县志》记有平罗村，在县西北六十里侯赵川中，大概是罗城的遗址。向东北流，与女台水汇合。朱本在“合”字上有“会”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水从西北方三女台下发源。守敬按：现在有盈盈水发源于壶关县东南，怀疑就是这条水。《一统志》则说，女台水在林县西南。向东北流。守敬按：《一统志》引用作“向东南流”。既然这条水发源于西北，似乎应当作“向东南流”；但水虽然发源于西北，仍然可以向东北流，并非不可能，所以后文说淇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淇水。淇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淇阳川。朱本把“历”作“径”，赵本相同，戴震改回“历”。流经石城西北面。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惠文王十八年，秦国攻取赵国的石城。《括地志》说，石城在林虑县西南九十里。《一统志》说，在林县西南八十五里。石城在高原上，旁临山涧，背靠淇水。淇水又向东北流，西流水注入其中。西流水发源于东大岭下。守敬按：现在林县南面偏东一带，峰峦连绵不断，就是《注》所说的大岭，图中称为六岭山。向西流，经过石楼南面；在北陵石上，水流如白绢垂落，山石高耸挺立，景势亭亭而极其险峻。水向西流，注入淇水。朱本误作“西流水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守敬按：应当作“向西流注入淇水”，现予订正。又向东流，经过冯都垒南面。会贞按：《名胜志》引用此文，“冯”作“洪”，说在林县南七十里。[三七]这句话指的是淇水。当时人称它为 淇阳城。守敬按：《隋志》在灵泉县下说，开皇初年分置淇阳县，大业初年废除，大概就是以这座城为县名。《彰德府志》说，淇阳城在林县南七十二里，俗称郎子城。在西北三十里。会贞按：上文说淇水经过垒南面，那么这里应当作“在北面”，“西”字是衍文。淇水又向东流出山地，分成两条水流。两水汇合处有立石堰，拦水使它流入白沟；左边的一支是菀水。朱本把“菀”作“宛”。《笺》说：旧本作“菀”。戴震、赵一清改作“菀”。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菀”。水的情况详见后文。右边的一支就是淇水。从元甫城出发。守敬按：元甫城应当在今淇县北面。向东南流，经过朝歌县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时朝歌县属河内郡，晋、后魏时属汲郡，就是下文所说的朝歌城。《一统志》说在淇县东北。《竹书纪年》说，晋定公二十八年。沈炳巽说：应当是晋定公十八年。赵一清、戴震删去“二字”。守敬按：今本《竹书》系于周敬王三十六年。晋定公即位在周敬王九年，因此定公二十八年正好是敬王三十六年，不知沈氏见到的是哪一种错误的《竹书》，以致赵一清、戴震都被其说误导。淇水在旧卫国境内横断，这里就是断流处。淇水又向东流。朱本“又东”下面有“屈而西转径顿邱北至故其名亦曰五军也八十七字”，戴震移到后文“淇水又北”之下。右边汇合泉源水。各本作“太和泉源水”，戴震改“太和”为“右合”。守敬按：这一段以下，黄本、吴本误把《某水》篇从“石也殿之东北至盖天”止的两版九百一十二字载入，又把本篇从“水有二源”到“更相通注河清”止的两版九百一十二字误载入《某水》篇，这是刻工的错误，并不是传抄本之间有所出入。朱氏依据宋本改正了文字，但“太和”二字仍然没有着落；戴氏又发现“顿邱”一条是错简，把“太和”二字改为“右合”，使上下文正好衔接，光彩焕然如有神助，顿时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可惜赵氏没有领悟这里有错简，只因“太和”二字牵连《地形志》中顿邱有太和的记载，凭空作出迂曲解释，无法补缀成文；这正是赵氏学识不及戴氏之处。水有两个源头：一条水发源于朝歌城西北，向东南流。朱本脱去“流”字，戴震补入；全祖望、赵一清则在“东”字上增入“一出”二字。会贞按：不对。这条向东南流的水，就是发源于朝歌西北的水，是右边的源头；到后文向东与左边的水汇合时，才叙述左边的源头。全祖望、赵一清没有把前后文对照弄清楚，于是凭空增作“一出东南”。试想，既然发源后向东南流，为什么下文又说向南流、向东转弯，经过朝歌城南面？这甚至与附近的文字也不合。老人早晨将要渡水，却沉吟不敢前进。纣王问他原因，左右侍从说：“老人骨髓不充实，所以怕冷。”朱本把“畏”作“暑”。《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晨”。按：应当作“畏”。戴震作“晨”，全祖望、赵一清作“畏”。纣王于是就在这里砍断老人的小腿，察看他的骨髓。守敬按：这件事没有考据依据，应当是注文、疏文中的旧说，恰好与孔安国《传》相反。孔安国《传》说，受在冬月看见有人早晨涉水，认为他的腿能耐寒，便砍开查看。《元和志》说，阳河水发源于卫县西北的平地，就是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者小腿的地方。《卫辉府志》说，斮胫河在淇县西北五里，向东南流入卫河。这条水向南流，向东转弯，经过朝歌城南面。守敬按：《地形志》说，汲郡朝歌县有朝歌城。《通典》说，在卫县西二十五里有古朝歌城。[三八]《晋书·地道记》说：这里原本是沬邑。《诗经·墉风·桑中》篇说：“于是采摘唐草，沬地的乡里。”殷王武丁开始迁居这里，把它作为殷都。赵一清说：按《禹贡锥指》说，《殷本纪》记载，武乙又离开亳，迁到黄河以北。这里就是纣王的都城朝歌；武丁从邺城南面再次迁回亳，到了武乙时，又从亳迁到朝歌。《淇水注》引用《晋书·地道记》，说武丁迁居沬邑，大概是把武乙误作武丁了。守敬按：这段文字本于《帝王世纪》，见下文。《禹贡》说，纣王的都城在冀州大陆之

译野。赵一清说：按这句话很费思量，大概是抄录、改写《汉书·地理志》时产生的错误。班固在巨鹿郡巨鹿县下说：“《禹贡》所说的大陆泽在县北，纣王所筑的沙丘台在县东北七十里。”郦道元顺手把它写下来；如今《尚书》完整存在，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史记·殷本纪》说，武乙即位后，殷又离开亳，迁到黄河以北；大概历经四代到纣王，便不再迁都，所谓黄河以北就是朝歌。戴震把“《禹贡》”二字移到“冀州”之前。守敬按：朱本的文字实在无法理解，戴震只是按照原文调换了次序，没有想到大陆并不在朝歌。赵一清也只是辨析词句错误，没有确定哪一种说法正确。考《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用《帝王世纪》说：“武丁迁都朝歌，周代属于卫国，如今的河内县就是那里。纣王从朝歌向北筑造沙丘台。”《地理志》说，沙丘在巨鹿东北七十里，属赵国邯郸国；按照《禹贡》的说法，在冀州大陆的原野上。可见“在冀州大陆之野”一句指的是沙丘，与朝歌没有关系。这篇《注》中“殷王武丁”两句话本于《帝王世纪》，只是说殷都在朝歌，不应当多接在“大陆之野”一句之后。看下文详细叙述纣王都城朝歌的事，这里只应当作“纣王的都城就是这里”，大概是校勘者看见上面两句是《帝王世纪》的文字，顺手把《世纪》中关于大陆的句子抄在旁边，后来便混入正文了。就是这里。这里有糟丘、酒池的故事。会贞按：《史记·殷本纪》说，纣王以酒酿成池。《正义》引用太公《六韬》说，纣王造酒池，把船绕行在糟丘旁；像牛一样饮酒的人有三千多人，分为若干组。《续汉志》在朝歌县注文中引用《帝王世纪》说，纣王的糟丘、酒池、肉林都在城西。《寰宇记》说，糟丘、酒池，《冀州图》认为在朝歌南一里，当地人还能大致辨认其遗迹。这里有新奇的声乐和淫靡的音乐，因此称这个城邑为朝歌。孙星衍说：《山海经》中有朝歌山，朝歌之名应当由此得来，而不是因为纣王的音乐。守敬按：《史记》明明说朝歌是纣王音乐的名称，不可以用《山海经》来解释；而且《山海经》的引文见于《潕水注》，朝歌山就是潕水发源的扶予山，也不是这里。晋灼说：《史记·乐书》说，纣王创作了《朝歌》之曲；“朝歌”是说歌唱不合时宜。守敬按：《汉书·邹阳传》集解中晋灼说：“朝歌，就是不合时宜。”因此墨子听到这种音乐很厌恶，掉转车头，不经过朝歌城。

译守敬按：《史记》《邹阳传》说，城邑名号为朝歌，墨子掉转车头。《淮南子·说山训》说，墨子反对音乐，不进入朝歌城。这段大概兼采两种记载。《论语撰考谶》说：朱本脱去“语”字，赵一清补入，并说：《论语撰考谶》是纬书，脱落了“语”字；全祖望、戴震也补入。戴震把“撰”改作“比”。守敬按：《隋志》只记有《论语谶》八卷，但古书引用中有《论语撰考谶》，也有《论语比考谶》。这一条在《古微书》中收入《比考谶》，而《御览》卷一百五十七引用《论语撰考谶》说：“里名胜母，曾子敛襟。”这里也应当相同。又《续博物志》卷八引用作《撰考谶》，那么“比”和“撰”究竟是谁误写的，无法确定。又见《洙水注》。城邑名叫朝歌，颜渊不肯舍弃，七十名弟子都遮住眼睛，只有宰予回头看，因惊恐踢了一脚，使车子坠落。朱本“蹙”字作缺字，全祖望、赵一清也作缺字，下面相同，戴震改正。宋均说：子路担心宰予回头看这个凶险之地，所以用脚踢他，使他从车上掉下来。现在城内有殷鹿台。守敬按：《新序》说，纣王修筑鹿台，十年才完成。《寰宇记》作七年。鹿台规模大三里，高一千尺。《汉书·张良传》注文中，臣瓒说，鹿台是台名，现在仍在朝歌城内。这里就是纣王过去投火自焚的地方。守敬按：《史记·殷本纪》说，周武王讨伐纣王，纣兵败逃走，登上鹿台，穿着珍宝玉衣，投入火中而死。《竹书纪年》说：周武王亲自擒获帝受辛。朱本作“卒”。《笺》说：应当作“辛”，旧本没有这个字。按，《尚书·泰誓》称“商王受”，这是直呼他的名字；《史记》说其名为辛，所以称帝辛，天下人称他为纣。《竹书》也名为受，而沈约注文说，一名受辛。《吕氏春秋》说，纣名受德。《孟子》《墨子》《尸子》都称纣。《谥法》说，残害义理、损伤善行叫作“纣”，大概是死后人们给他的谥号。守敬按：今本《竹书》记在武王十二年，没有“帝”字和“辛”字。《初学记》卷六引用也相同，黄省曾本没有“辛”字，这是正确的。在南单之台，《竹书》说：帝辛五年，修筑南单之台。于是分散上天的 光明。南单之台大概就是鹿台的另一个名称。周武王把殷朝的遗民——《史记》作“余民”——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这座城邑，又把他的土地分成三部分，称为邶、墉、卫，派管叔、蔡叔、霍叔辅佐他，称为三监。朱本脱去“三监”二字，现补入。周王朝讨伐并平定叛乱，把康叔封在这里，建立卫国。守敬按：从“武王”以下，见于《史记·周本纪》和《卫世家》，而“三监”的说法还兼采其他文献。陈奂《毛诗传疏》说，三监就是管叔、蔡叔和武庚，见于《国语》《左传》《诗序》《诗传》《汉书·地理志》，都相同；只有《逸周书·作雒》篇说霍叔监视殷地，郑氏《诗谱》也把管叔、蔡叔、霍叔作为三监。郦道元大概依据《逸周书》和郑氏《诗谱》来叙述。箕子假装疯癫而自我悲伤，所以《琴操》中有《箕子操》。守敬按：今本《琴操》没有《箕子操》，但《思归》引用下面的小注，有的版本说《离物操》是箕子所作。经过故墟，这是父母之邦，悲伤难以承受，于是作《麦秀歌》。守敬按：从“箕子佯狂”到这里，大致是《史记·宋世家》的文字。歌辞也见于《宋世家》。这里地处黄河与淇水之间，后来才归属晋国。朱本把这句话误置在“有纣之遗风”之下。全祖望说：应当移到“战国时”一句之前；否则，三家分晋以后赵国才出现，若说是造父的封国，又不能说是在战国时期。赵一清依照这一意见移动。守敬按：《汉志》说，齐桓公把卫国封在黄河以南，而河内的殷墟后来归属晋国，这是战国以前属于晋国的证据。戴震又把“地居河、淇之闲”移到前面。战国时期，这里都属于赵国。男女放纵淫乱，还保留着纣王的遗风。朱本“余”作“遗”，赵本相同，全祖望、戴震改为“余”。守敬按：《汉志》在叙述邶、墉、卫时，提到魏国分裂；邶国诗说“也流到淇水，黄河水浩荡”，墉国诗说“送我到淇水边，在那黄河中间”，卫国诗说“看那淇水曲岸，黄河水浩荡”。可见黄河、淇水之间在战国时属于魏国，不属于赵国。不过考《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用《帝王世纪》说：“直到今天，民间风俗歌谣中，男女放纵淫乱，仍有纣王遗留下来的风气，世人称道赵女的美貌。”这就是《注》所依据的材料，郦道元大概杂采各书，以显示见闻广博。土地险要，盗寇很多。朱本《笺》说：宋本作“土崄”，文理不通，也许“土”字应当作“山”，所以改为“山”。赵一清说：“土险”是说土地险阻，文理并没有不通。《地理志》说“土陿而险”，文理并非不通。《后魏书·崔延伯传》说“荆州土地险要，蛮夷因此成为盗寇”，正好可以与这里“土地险要，盗寇很多”相互证明。汉朝任命虞诩为县长，朋友们因认为此地难以治理而前来吊慰。虞诩说：“不遇到盘根错节的树木，凭什么辨别刀斧是否锋利呢？”守敬按：见《汉书·虞诩传》。又向东流，与左边的水汇合，称为马沟水。马沟水发源于朝歌城北，向东流，向南转弯，到达朝歌城东面。赵一清改“至”为“径”，说“至”应当作“径”；全祖望、戴震也改作“径”。会贞按：“至”字本身通顺。又向东流，与美沟水汇合。美沟水发源于朝歌西北大岭下。戴震说：按，这就是两个源头中的一个。守敬按：《注》把马沟水作为两个源头之一，把美沟水作为流入马沟水的支流。《一统志》说，淇县北面的小石河就是古代的美沟水。《淇县志》说，水源出于县西北三十里。向东流，经过骆驼谷。朱本把“东流”作“更出”。

译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更”改为“东”，戴震又把“出”改为“流”。在其中曲折蜿蜒，转了九十多个弯，因此民间有“美沟”的称呼。会贞按：《类聚》卷九引用《广志》说，有美泉出于汲郡，水可以灌溉作物，泉水从谷中流出，水味香美。大概就是这条美沟。经过十二处高崖，崖上的水流层层承接，泉声不断。会贞按：《寰宇记》说，锡盆水发源于卫县西北四十里的石坎下，河道弯曲像盆。水流大约一百多步。北岸有一块盘石，凌空架起，南面临着盆水；盆水流经盘石下面，向东流去。盘石北面连接高阜，即使久逢旱灾，石头也常常湿润，水流激荡；每逢雨后天晴，细小的水流散落垂下，滴入盆水，水声清冷悦耳。民间称这块石头为漏天桶。它与《注》中叙述的景象相似，怀疑“锡盆”就是美沟的另一个名称。回旋的水流冲击倾注，卷曲回旋，重新汇入深沟。朱本作“倦后深隍”。《笺》说：“倦后”二字讹误，意思不详。赵一清改作“卷浚”，说：按《广韵》，“”是水回旋的样子。《经典释文·春秋左氏传音义》说，“浚”是深的意思。“倦后”应当作“倦浚”。戴震改作“卷复”。会贞按：《大典》本作“复”。沟涧之间堆积着成千的石块，水穴千变万化。朱本“千”作“下”，“万”作“为”。《笺》说：古本作“积石千通”，宋本作“水穴万变”。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此改。观赏的人即使苦苦思索，也无法尽情欣赏。朱本《笺》说：疑当作“苦思”。赵一清说，“若”字没有错。人的情思和才力都不足以描绘它的形状。朱本“乏”作“之”。《笺》说：疑当作“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乏”。这条水向东流经朝歌城北，又向东南流，注入马沟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淇水，这就是肥泉。因此《卫诗·邶风·泉水》篇说：“我思念肥泉啊，因而长久叹息。”《毛传》说：同源而异流，最后汇合归于一处，叫作肥泉。《尔雅·释水》说：水流归处不同而源头相同，叫作肥。《释名·释水》说：水源本来同时流出时，所浸润的地方少；戴震在“少”字上增“水”字。守敬按：《释名》没有“水”字。水流归处各自分散，分支很多。戴震删去“各”字。守敬按：《释名》有“各”字。看起来像肥沃的样子。犍为舍人说：水源各异，流行后汇合归一，叫作肥。现在这条水正是水源不同而归处相同。《博物志》称它为澳水。守敬按：今本《博物志》脱去这段文字。《续汉志》在共县注文中引用《博物记》说，有澳水流入淇水；有人据此认为，《郡国志》注文引用的《博物记》与《博物志》不是同一本书；但根据这里的情况，实际上应当是同一本书。《诗经·卫风·淇澳》篇说：“看那淇水弯曲处，绿竹长得多么茂盛。”毛传说：“菉”是王刍草，“竹”是编竹。朱本《笺》说：《毛传》作“篇竹”，《尔雅》作“萹蓄”。全祖望、赵一清改为“萹竹”。汉武帝堵塞黄河决口时，砍伐淇园的竹木来使用。守敬按：见《史记·河渠书》。寇恂任河内太守时，砍伐淇川的竹子，制作箭一百多万支，用来输送军用物资。朱本“输”作“溢”。《笺》说：“溢”应当作“益”。《御览》引用此文作“输”。《寇恂传》作“用来供给军士”。全祖望、赵一清改作“益”，戴震改作“输”。现在放眼望去淇川，再也没有这种东西了。守敬按：左太冲《魏都赋》说，淇水、洹水的笋 可见西晋时期，淇川仍然有竹子。只是王刍是编竹草。赵一清说：“编”应当作“萹”。《郡国志》说，共县有淇水发源。刘昭《补注》说，有绿竹草。《唐韵》说，篇竹是一种草名。这与毛传的解释没有不同。朱本《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不异《毛注》”。赵一清说：按《诗地考》引用这里作“兴”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兴”。又说：“澳”是水湾。守敬按：这句话承接上文毛传的说法。《毛传》把“澳”写作“奥”。[四三]郑玄也不认为澳是水的源流。守敬按：《淇澳》篇第一章，郑玄没有作笺，所以郦道元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定郑玄的说法。张司空却专门把澳解释为流入淇水的水道，这并不是他所能考究清楚的。会贞按：《诗疏》引用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把淇、澳作为两条水的名称。不过，这条水就是《诗经》所说的泉源水。朱本误作“源泉”，赵一清改说：《诗经》作“泉源”，全祖望、戴震也改作“泉源”。因此《卫诗·卫风·竹竿》篇说：“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卫国女子思念归乡，指这两条水作比喻；所谓“淇水在右”，大概是以泉源水流入淇水的位置来区分左右。赵一清说：按泉源水流入淇水，就是今天卫辉府辉县的卫河。郦道元详细叙述了这条水，却遗漏了它的名称。淇水又向南流，经过枋堰。旧淇水向东南流。朱本误作“南东流”，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南”改作“东”，并把它接在上句断句。会贞按：不对。下文叙述淇水流入黄河时，才引用《沟洫志》所说的淇水口来作证明；这里不可能预先说“淇水口”。“南东”是“东南”的倒置，现予订正。流经黎阳县境南面，注入黄河。《地理志》说：淇水发源于共县，向东流到黎阳，注入黄河。这是《河内郡共县》下的记载。《沟洫志》说：“遮害亭西面十八里到淇水口”，就是这个地方。朱本“遮”字上有“在”字，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会贞按：《河水注》已经引用过《沟洫志》的这段文字。《志》又说，黎阳县南面七十多里到淇水口。《通典》说，淇水到卫县境内流入黄河，称为淇水口。汉献帝建安九年，魏武王在水口处放下巨大的枋木，筑成堰，拦截淇水，使它向东流入白沟，以便沟通

译漕运。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九年，魏武帝征讨袁尚，拦截淇水，使它流入白沟，以沟通粮道。所以当时人把这个地方称为枋头。会贞按：《晋书·载记》说，石勒从葛陂出发，抵达东燕、汲郡一带，向冰率军驻扎在枋头。后来苻坚从邺城前往枋头，把枋头改名为永昌县。《通典》说，晋桓温被慕容垂在枋头击败，这些记载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因此卢谌《征艰赋》说：“后面有巨大的枋木和高大的堰，深沟高堤。”考察《征艰赋》全篇，如今已经失传，郦道元多次引用它。后来枋头水道废弃，魏孝明帝熙平年间又重新疏通。因此旧河道经过枋城北面。《地形志》说，汲郡治所在枋头，就是枋头城。《元和志》说，枋头故城在卫县东一里。《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在卫县南面，距离黄河八里，与酸枣、棘津相对。《一统志》说，在浚县西南八十里，就是今天的淇门渡。向东流出，今天的河道冲毁了旧堰。朱本作“堰”，赵本相同，戴震改为“堨”。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堨”。堰中全部使用铁柱，木材和石块混合使用。旧河道向南流经枋城西面。守敬按：这里的旧渎与上文的旧渠是两条水道。上文所说的旧渠向东流出，经过枋城北面，是曹操开凿的。这条旧渎向南流，经过枋城西面，是淇水的旧河道。大概是由于向东流出的水道冲决后，淇水便完全沿着这条旧渎向南流下了。又向南分成两条水流：一条向南注入清水，两水上下游相互贯通；当河水清澈、水势盛大时，戴氏说：按此处“水有二源至此句清字止”一句，旧刻误编在《水经注》正文中，八风谷“缁石”的“缁”字下面，原本并没有错误。水流向北进入旧渠，从这里开始。守敬按：这是进一步说明淇水的入水口。淇水本来应与清水汇合，向南流入黄河；有时黄河水清且水势盛大，水流反而向北进入旧渠。所谓相互贯通，也如《济水注》所说，荥水播流，黄河、济水往复交错、相互贯通。一条水流向东，经过枋城南面，向东与菀口汇合。朱本将“菀”写作“宛”，两者相同。赵氏改注说：《寰宇记》作“菀口”，下文的菀水、菀城也都作“菀”。全氏说：这就是《博物志》所说的澳水，澳、菀读音相近。守敬按：《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文作“菀水”。[四六]《一统志》说，菀水在浚县西南。菀水上游在元甫城西北承接淇水，从石堰向东流入菀城西面。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注”字。会贞按：不对，应作“东流经过菀城西”，这里把“流”误作“注”，又脱漏了“径”字。《地形志》说，朝歌有菀城。《寰宇记》说，宛城在卫县北四十里。《一统志》说，城在浚县西。水流曲折经过该城南面，又向东南流经土军东北。朱本将“土军”写作“五军”，下文同。全氏、赵氏同朱本。戴氏改注说：考察土军，《汉书·地理志》记载它属于西河郡，北魏设置吐京郡，吐京就是土军的语音转变。北魏讨伐九原、西河、吐京等地的叛乱部族，把他们迁配到各郡县，并把吐京民众安置在这里。但《魏书》作“吐京”，郦道元仍使用“土军”二字。守敬按：《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和《寰宇记》引文都作“五军”，是错误的。水流又得到旧石浢。朱本将“浢”写作“沮”。赵氏改注说：应作“浢”，与“逗”相同。《谷水注》说支流流入石逗，意义与“石窦”相通。全氏改作“浢”，戴氏改作“逗”。守敬按：《书钞》引作“窦”，《寰宇记》引作“浢”。过去五条水流分开流淌，世人称为五穴口；如今只有两条水流相互贯通合流。朱本脱去“水”字，赵氏同，全集和戴氏增补。守敬按：《书钞》引文中有“水”字。一条水流向西注入淇水，称为天井沟。守敬按：《地形志》说，朝歌有天井沟。一条水流经过土军东面，分成蓼沟，向东流入白祀陂。朱本《笺》说：宋本作“白”，旧本作“白祀”。戴氏改作“祀”。赵氏说：按《方舆纪要》，同山在浚县西南四十五里，其山麓绵延四十多里，形状像游龙，高处像龙脊，称为龙脊冈。龙脊的左侧有一座山叫白祀山，淇水经过这里，常常漫溢形成陂塘。“祀”字是正确的。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祀”，陂塘在今浚县西二十里。水流又向南分开，一支向东流入同山陂。守敬按：《隋志》说，卫县有同山，又名童山。《通鉴》记载，唐武德元年，宇文化及与李密在童山下交战，就是这里。《一统志》说，同山陂在白祀陂东南。这里灌溉田地七十多顷。两座陂塘汇集的水域，就是台阴野。菀水向东南流入淇水。淇水在右侧汇合宿胥旧渎。守敬按：宿胥口是过去黄河水向北流入的地方，见《河水注》。旧渎在顿邱县承接黄河，顿邱县的情况详见后文。宿胥旧渎在遮害亭东、黎山西北。遮害亭、黎山均详见《河水注》。淇水在这里汇合处，人们修筑石堰拦水，使水流改向东北。魏武帝曹操开凿白沟，就是依靠宿胥旧渎并加以整治扩建的。因此苏代说：“决开宿胥口，魏国就不会有虚、顿丘。”朱本《笺》说：苏代这句话见《战国策·燕策》，指的就是这条旧渎。淇水又向东北流，称为白沟。会贞按：《地形志》说，朝歌有白沟水；而《水经》说，淇水向东流过内黄县南面，成为白沟。由曹操拦截淇水、使它向东流入白沟来看，白沟正是从朝歌以东、内黄以南开始的。水流经过雍榆城南面。会贞按：《春秋》杜预注说，雍榆是晋国的土地，汲郡朝歌以东有雍城。《释例》作“雍榆城”，在今浚县西南，俗称瓮城。《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记载，叔孙豹援救晋国，驻军于雍榆，就是这件事。会贞按：见《左氏传》经文，《公羊传》《谷梁传》作“雍渝”。淇水又向北流经该城东面。朱本没有“又北”二字，赵氏同，全氏、戴氏增补。水流向东北经过同山以东，又向东北流经帝喾墓西面，世人称为顿丘台，其实不是。《皇览》说：帝喾墓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的台阴野中。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白虎通》，已经说帝喾墓在顿丘城南[此处当有“南”字。《地形志》说，顿丘郡顿丘县有帝喾墓。

译《元和志》说，帝喾陵在顿丘县北三十里。《一统志》说，在滑县东北。水流又向北经过白祀山以东，经过广阳里，流经颛顼墓西面，俗称殷王陵，其实不是。《帝王世纪》说：颛顼葬在东郡顿丘城南、广阳里的大墓，就是这里。守敬按：《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说，颛顼葬在东郡顿丘广阳里。《御览》卷七十九也这样引用。考察《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颛顼墓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本注对帝喾墓引用《皇览》，对颛顼墓引用《帝王世纪》，大概是特意借此显示所征引文献广博。《地形志》说，顿丘县有帝颛顼墓。《通典》说，顿丘有鲋山，颛顼葬在山的南面，今名广阳山。《元和志》说，颛顼陵在顿丘县西北三十五里。《一统志》说，在滑县东北。淇水又向东流，转弯向西，经过顿丘北面。因此阚骃说：顿丘在淇水南面。朱本在这里以下多出“又屈径顿邱西”六字，戴氏删去，认为是讹误衍文。《尔雅·释丘》说：山丘只有一层的，叫作顿丘。守敬按：今本《尔雅》作“丘一成为敦丘”，郭璞注说，“敦”音同“顿”。《释名》说，顿丘是一气形成的丘陵，不论高低、大小都没有等级差别。《诗经·卫风·氓》篇所说“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指的就是这里。北魏把九原、西河、土军等地的胡人迁来。朱本把“土军”误作“出军”。赵氏说：应作“土军”。《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河郡有土军县，《地形志》有吐京郡，就是土军。会贞按：《地形志》有西河郡和吐京郡，却没有九原郡这一条，只在肆州下说州治九原城，因此这里所谓九原，是指旧九原县城。此处“九原”可能是“太原”的错误。把土军人安置在丘陵旁边。朱本把“土军”写作“五军”，下文同，戴氏改正。因此这里也称为土军。朱本从“土军也”以上八十一字，误置在前文“淇水又东”之下、“右合泉源水”之上，戴氏将其移到这里。赵氏说：按《地形志》有南、北吐京郡，后来把当地百姓迁到这里，所以这里有吐京这个名称。水流又转弯，经过顿丘县旧城西面。《古文尚书》认为这里是观地，大概是因为太康的弟弟五人中有一人名叫五观。守敬按：这件事见于周、秦、两汉、魏、晋等书。可以考见的材料有：《尚书序》说，太康失去国家，五个弟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他，于是作《五子之歌》。《伪孔传》说，太康是启的儿子，沉溺于游猎，不顾百姓事务，被后羿驱逐，不能返回国家；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在洛水北岸等待太康，怨恨他不回来，所以作歌。《逸周书·尝麦解》说，启的五个儿子忘记了大禹的命令，借有国家却没有正道，互相兴起而作乱，终于使国家遭受祸患。上天怜悯禹，赐给他彭祖的长寿，思考整顿夏朝的政略。《左传》昭公元年传说，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杜预注说，观国就是今天的顿丘卫县。《楚语》中士亹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这五位君王的儿子都有先天的德性，却又生有奸邪的儿子。韦昭注说，五观是启的儿子，是太康的兄弟。观，是洛水弯曲处的地方。《韩非子·说疑》篇与《国语》所说大致相同。《墨子·非乐》篇说，启的儿子太康沉溺于安逸享乐，放纵于饮食，在郊野大肆刻铸钟磬，沉溺于浑浊的酒，纵情在野外饮食，举行盛大的舞蹈，声名传到上天。《离骚》说，启制作九辨、九歌，夏康纵情娱乐，任意放纵自己，不顾祸患，也不谋划后世，五个儿子因此失去了家园。王逸注说，这是说太康不遵循禹、启的乐法，另作淫声，放纵情欲来自我享乐，不顾祸患，也不为后世谋划，最终因此失去国家。兄弟五人住在民间小巷，失去了尊贵的地位。《史记·夏本纪》说，太康失国，五个弟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他，作《五子之歌》。《索隐》引皇甫谧说，五个人的称号叫五观。《汉书·古今人表》说，启的五个儿子兄弟，号称五观，列在下中等。《潜夫论·五德志》说，夏后启的儿子太康、仲康相继即位，兄弟五人都有昏乱的德行，不能胜任帝王事务，被降黜后在洛水弯曲处等待，这就叫五观。蔡邕《述行赋》说，哀悼太康失去君位，怜惜五个儿子的歌声。《竹书纪年》说，帝启十一年，把王季子武观流放到西河。十五年，五观凭借西河反叛。彭伯寿率军讨伐西河，武观归顺。原注说，武观就是五观。观国就是今天的顿丘卫县。后来有人认为五子就是五观，有人认为洛水弯曲处就是观地，有人认为五子是仁人，有人认为五子是奸邪之子，众说纷纭，不能得出一致结论。郦道元汇集群书并加以贯通考辨。但郦道元所见的《古文尚书》只有洛水弯曲处的记载，没有观地的说法。我考察认为：《竹书纪年》原注有“武观即五观”的说法，这里的“古文尚书”四字，应是把汲郡古文误写成的。《竹书纪年》记载，晋定公三十一年。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敬王三十九年。筑城于顿丘。《皇览》说：所谓顿丘，是城门的名称，叫顿丘道。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用的文字相同。世人称它为殷，都是错误的。守敬按：《帝王世纪》说，帝相迁到帝丘，依靠斟灌、斟寻；世人因而误把斟灌当作五观，又误把帝丘当作商丘。“殷”是商朝的国号，后来又错误地称它为殷，所以郦道元加以驳斥。大概是因丘而得名，所以叫顿丘。淇水向东北流，经过枉人山东面。朱本把“枉”误作“柱”，《笺》说：应作“枉”。《隋图经》说，枉人是山谷的名称，山的南面有三座山。有人说，纣王曾在这座山杀死比干，因此得名。这里古代原是凡伯国的土地。

译《隋书·地理志》说，汲郡黎阳有枉人山。全氏、赵氏、戴氏都改作“枉”。会贞按：《元和志》说，枉人山在黎阳县西北四十二里。《一统志》说，在汤阴县东南二十五里，与浚县交界。水流经过牵城西面。《春秋·定公十四年》记载，鲁国国君在牵地会见齐侯。朱本作“三年”，沈氏说：《春秋》明确是十四年。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杜预说，黎阳东北有牵城；黎阳见《河水注》第五篇，就是这座城。会贞按：《寰宇记》说，牵城在内黄县西南十二里。《路史》说，内黄西南三十里有牵城旧址。它在今浚县北十八里。淇水又向东北流，经过石柱冈，随后向东北流去。会贞按：《寰宇记》说，博望冈在汲县东北五十里，与内黄西界相接；冈上有石墓，传说是张骞墓，其实不是。那里有两根石柱，俗传是原武典农高府君的神道碑，称为石柱冈。水流向东经过内黄县南面，成为白沟。朱本“东”字上衍有“又”字，全氏、赵氏同，戴氏删去。会贞按：白沟是魏武帝曹操开凿的，有明确证据。根据这一点，还把《水经》正文说成桑钦所作，实在是无知之说。淇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并阳城西面，世人称它为辟阳城，其实不是。会贞按：《寰宇记》在内黄县条下说，辟阳城是汉代审食其的封地，旧城在今县东北五里。考察审食其受封的辟阳，郦道元已载于《浊漳注》，所以说这里不是辟阳城。《寰宇记》大概因民间传说名称相同而弄错了。这里就是《郡国志》所谓“内黄县有并阳聚”的地方。会贞按：《郡国志》作“内黄有羛阳聚”。郦道元引用作“并阳”，大概是“羛”“并”字形相近，也可能是所见版本不同，详见下文。白沟又向北流，左侧汇合荡水。朱本把“荡”误作“阳”，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另有《荡水》篇，见后文。水流又向东北，经过内黄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内黄县都属于魏郡。《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内黄并入临漳；那么郦道元当时仍有内黄县，属于魏郡。钱坫说，县城在内黄县西北二十里。县城右侧正对黄泽，《郡国志》在内黄县条下说：县境有黄泽。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内黄县的黄泽在县西，因此黄泽在县城右侧。《沟洫志》说，内黄县境内有一片泽地，方圆四十里。《元和志》说，黄泽在内黄县西北五里。《方舆纪要》说，过去黄泽方圆数里，有堤环绕，叫黄泽堤，如今已经淤塞废弃。内黄城西北二十里有孟家潭，有人认为它就是旧黄泽。《地理风俗记》说，陈留有外黄，所以这里加“内”字称为内黄。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内黄县注引用了应劭的说法。《史记》说，赵国廉颇攻打魏国，夺取黄地，就是这个县。守敬按：《战国策·齐策》中，苏秦游说齐湣王说，袭击魏国黄河以北的地区，焚烧棘蒲，攻取黄城。顾祖禹认为黄城应当就是内黄县，是正确的。《史记·赵世家》说，赵肃侯十七年，围攻魏国的黄地，没有攻克。指的就是内黄。其《集解》引用 阚骃说，山阳有黄县。山阳的黄县距离内黄很远，大概是错误的。但《赵世家》说，孝成王时，廉颇为将，攻打繁阳并夺取了它。《廉颇传》也说，廉颇攻打魏国的繁阳并攻克，另没有“夺取黄地”的文字。然而繁阳与黄地接壤，古本《史记》应当是“攻繁阳，黄取之”，大概是因为肃侯时围攻黄地未能攻克，后来廉颇又攻打并夺取了它。所以郦道元引用《史记》说“廉颇攻打魏国，夺取黄地”，没有一并说繁阳，是因为本注是为黄地寻找证据，不是为繁阳寻找证据。今本《史记》脱漏了“黄”字，于是与郦道元所引文字不相符合。水流曲折，从内黄县东北方向与洹水汇合。白沟从县城北面流过，经过戏阳城东面，世人称这里为羛阳聚。朱本作“义阳郭”，全氏、赵氏同，戴氏改正。赵氏说：按《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驾临内黄，在羛阳大败五校军，五校军投降。章怀太子注说，羛阳是聚落名称，属于魏郡。《左传》说，晋国荀盈到齐国迎娶齐女，返回时死在戏阳。杜预注说，内黄县北有戏阳城。“戏”与“羛”相同。“义阳郭”应当改作“羛阳聚”。《说文解字》在“羛”字下说，《墨翟书》中“义”字从“弗”，魏郡有羛阳乡，读音如“锜”。因此“羛”字可以与“义”字通用。会贞按：羛阳就是戏阳，章怀太子的说法不可改易，所以杜佑、乐史都沿用这一说。我再根据地理位置考察，知道此事没有疑问。杜预说，内黄北面有戏阳城。《说文》说羛阳乡如今属邺，原在内黄北二十里，这些记载都说它在内黄以北，是同一个地方，也就是本注上文所说内黄旧城的北面。到了北魏末年，内黄县被撤销；隋朝又在旧城东南十九里重新设置内黄县，[见《寰宇记》。]就是今天的县治。而羛阳聚另属尧城，所以章怀太子说羛阳聚旧城在尧城东面。《通典》说法相同。尧城后来改为永定县，所以《寰宇记》又说羛阳聚旧城在永定县东面。总之，它在内黄旧城北面，而且更在唐、宋时期内黄县的西北面。至于本注所说的并阳城，如果就是《寰宇记》所说、位于内黄县东北五里的辟阳城，那么它在内黄旧城东南面，与羛阳聚相距数十里，完全不会混淆。可是为什么本注在并阳城下引用《郡国志》“内黄有并阳聚”，却与《郡国志》的羛阳聚不相符合，而羛阳聚的文字反而出现在这里？大概郦道元所见的《郡国志》误作“并阳”，当时又恰好有一座辟阳城；“辟”“并”读音相近，郦道元便认为它就是并阳聚，于是引用《郡国志》加以证明。而《春秋》所说的戏阳，确实就是光武帝击破五校军的羛阳，民间传说并非没有根据，所以这里特意用“世人称为羛阳聚”来说明。两说各自都有依据。

译《春秋左传·昭公九年》朱本作“十年”，戴氏同。全氏、赵氏引沈氏说：应是九年。晋国荀盈到齐国迎娶齐女，返回时死在戏阳，说的就是这件事。[四八]白沟又向北流，经过高城亭东面。守敬按：《寰宇记》安阳县条下引《搜神记》称，高城亭在安阳县南面。此亭应当在洹水流入白沟的地方，也就是今内黄县西北；这样它应在安阳县东面，大概不是同一座亭。洹水从西南方流来，注入白沟。守敬按：洹水注入白沟的情况，详见《洹水》篇。白沟又向北流，经过问亭东面。守敬按：此亭应当在今大名县西南，是魏县的辖境。朱本脱“县”字，全氏、赵氏、戴氏同。守敬按：应增补。两汉、魏、晋、后魏时，魏县都属于魏郡。《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属于魏尹，在郦道元之后。魏县旧城，朱本脱“魏”字，并把“县故城”三字误置在“应劭曰”之下。赵氏增补并移注说：《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的话没有“县故城”三字，应把它移到“应劭曰”之前。“县”字上又脱去“魏”字。全氏、戴氏也作同样的增补和移置。应劭说：这里是魏武侯的别都。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相同。《高帝纪》文颖注说，毕万受封于魏，今河东、河北县一带；后来被秦国逼迫，迁都到今天魏郡的魏县，直到文侯的孙子惠王，等等。颜师古也说，魏国并不总是定都于魏郡魏县。[“四字”二字疑有误。]这些说法都认为魏国曾经在这里建都。然而文侯以前，怎么会有因为秦国逼迫而迁都的事情呢？城内有武侯台。守敬按：《一统志》说，魏武侯城在元城县南十里，相传是魏武侯所建，旧时有坛，也叫武侯坛。这里也是王莽时期的魏城亭。白沟左侧与新河汇合，新河是洹水的支流。会贞按：这是洹水支津的南支流，详见《洹水注》。白沟又向东北流，经过铜马城西面。会贞按：此城应当在今元城县西北。大概是光武帝征讨铜马军时修筑的。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征讨铜马在更始二年。因此旧城便以铜马得名。白沟又向东北流，经过罗勒城东面。会贞按：此城应当在今元城县西北。又向东北流，漳水注入白沟，称为利漕口。戴氏说：《魏志》记载，建安十八年，开凿渠道引漳水进入白沟，以沟通黄河，说的就是这件事。会贞按：利漕渠详见《浊漳水注》所载《魏志》原文。戴氏在这里详尽引用，是偶然没有查阅那一篇。自此以下，清漳、白沟、淇河都可以通称。守敬按：曹操开凿白沟，拦截淇水使其向东流入白沟，也就是恢复清水的旧河道；到这里又与漳水汇合，所以从这里以下，清漳、白沟、淇河都可以通称。又向东北流过馆陶县北面，又向东北流过清渊县西面。白沟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赵城西面。会贞按：《地形志》说，贵乡县于天平二年从馆陶县分置，县治在赵城。《旧唐志》在魏州条下说，后魏天平二年，在今魏州西北三十里的赵城旧址设置贵乡县。考察其位置，应当在今元城县东北。又向北流，阿难河从这里分出。大概是魏将阿难开导的。赵氏说：《元和志》说是魏将李阿难。守敬按：《寰宇记》也称魏将李阿难，所以本注“将”字下应有“李”字。两书又说，阿难枯渠在曲周县南十四里。《方舆纪要》说，后魏时期，广平郡守李阿难开凿渠道引漳水灌溉田地，因此得名。又借此水流入衡漳。守敬按：衡漳就是衡水，这句话是说把此水引入衡漳。因此便有了阿难河的名称。朱本把“遂”误作“首”，戴氏改正。白沟又向东北流，经过空陵城西面。会贞按：《地形志》说，贵乡县有空陵城，在今元城县东北。又向北流，经过 乔亭城西面。会贞按：乔亭城应当在今广平县东北。向东距离馆陶县旧城十五里；馆陶县就是《春秋》所说的冠氏。会贞按：见《左传·哀公十五年》，齐国攻打晋国的冠氏。[四九]杜预注说，冠氏就是阳平郡馆陶县，是魏阳平郡的治所。会贞按：两汉时馆陶县属于魏郡，魏、晋时属于阳平郡，石赵把郡治迁到馆陶。《地形志》说，阳平郡治在馆陶城，沿袭石虎旧制。叶圭绶说，在馆陶县西南二十五里。原文“淇水”朱本误作“其”，全氏同，赵氏改，戴氏仍用“其”字，并把下面两处“淇水”作为错误改作“其”。会贞按：不对。本注前文已经明确说，清漳、白沟、淇河都可以通称，所以这里仍称白沟；到此处以及下文连续三次称为淇水，之后统称清河，正是有意交替使用名称，以显示同一条水而有不同名称。戴氏不知道这里的“其”是“淇”的错误，疏解已经失误，反而把下文两处“淇”字改作“其”，更加错误。其他篇章虽有称“其水”的情况，也不能拿来作为这里的例证。水流又转弯，经过该县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平恩县旧城东面。守敬按：两汉时平恩县属于魏郡，魏、晋、后魏时属于广平郡。《地形志》说，平恩县有平恩城。《一统志》说，在邱县西面。《地理风俗记》说：平恩县原是馆陶县的别乡，汉宣帝地节三年设置，作为皇后之父许伯的侯国。[五〇]朱本把“地节”误作“元康”。赵氏说：沈氏说，应是地节三年封侯。一清按：宣帝地节四年把明年改为元康，许广汉在神爵元年病死，没有儿子，封国断绝。元帝初元元年又封许广汉弟弟的儿子许嘉为侯。许伯就是许广汉。戴氏改作“地节”。《地理志》说，王莽时改称延平县。淇水。戴氏把“淇”改作“其”，不对。水流又向东经过清渊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两汉时清渊县属于魏郡，魏、晋、后魏时属于阳平郡。《地形志》说，清渊县有清渊城。《临清州志》说，在州西南四十里。水流又经过县城西北，形成清渊，所以该县因此有清渊之名。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魏郡有清渊县，应劭说，清河在县西北。世人称这里为鱼池城，其实不是。淇水。戴氏把“淇”改作“其”，不对。

译水流又向东北经过榆杨城北面。应当作轑阳，详见下文。汉武帝把太常江德封为侯国。朱本把“武帝”误作“昭帝”。文颖说：封邑在魏郡清渊县。赵氏说：按褚氏《侯表》作“潦阳”。小司马说，《侯表》记在清河郡。《汉表》作“轑阳侯江喜”。《地理志》记载清河郡没有潦阳，或许属于魏郡清渊县。又据褚氏《侯表》，江德因捕获淮阳反叛者公孙勇而受封为侯，所以这里是武帝，不是昭帝。会贞按：《汉书·昭帝纪》记载，元凤四年，太常轑阳侯德被免为庶人。《注》引文颖说，“轑”音“料”，德就是江德，轑阳在魏郡清渊县。以《昭帝纪》注和《汉表》都写作“轑阳”来证明，褚氏《侯表》写作“潦”，只是传抄差异；本注作“榆”，则是因字形相近而讹误。《汉表》把江德写作江喜，也不对。古代“德”字的写法与“喜”字形相近。世人称这里为清渊城，其实不是。守敬按：这是说轑阳城在清渊县境内，世人便把它称为清渊城，所以说它不是清渊城。又向东北流过广宗县东面，成为清河。清河向东北流，经过广宗县旧城南面。守敬按：后汉时广宗县属于巨鹿郡，魏、晋时属于安平郡，后魏时属于广宗郡。《地形志》说，广宗县有广宗城。《一统志》说，在威县东面。和帝永元五年，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国。朱本把“和帝”误作“顺帝”。全氏、赵氏引用沈氏说：《后汉书·章八王传》记载，少子广宗殇王万岁于和帝永元五年受封。本注没有核对。戴氏改作“和帝”。守敬按：《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五年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与《章八王传》相合；本注说“皇太子”，是错误的。田融说，赵国在城内设置建兴郡。会贞按：田融说赵武帝十二年设置建兴郡，郡治在广宗，已经见于《河水注》。张甲河左侧的支渠下游。赵国在水的东面设置临清县，是从石赵开始的。会贞按：《地形志》有临清县，太和二十一年设置，属于阳平郡，大概沿袭石赵旧制。叶圭绶说，石赵时期的县城在今临清州西三十五里，即今仓集。清河右侧有李云墓。会贞按：《一统志》说，李云墓在清河县西十里。李云字行祖，是甘陵人。他爱好学习，擅长阴阳之术，被举荐为孝廉，升任白马令。中常侍单超等人立宫中女官的女儿亳氏为皇后，皇后的家族有四人受封，赏赐财物数以万计。李云上书，并把副本送交三府，说：朱本把“副”误作“列”，《笺》说：《后汉书》作“副”。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孔子说，帝，就是审察、真实的意思。如今用一尺一寸长的诏书任命官员，却不经过皇帝亲自审阅，这难道是皇帝想不审察政事吗？皇帝发怒，把李云下狱杀死。后来冀州刺史贾琮。朱本作“贾瑶”，《笺》说：《后汉书》作“贾琮”。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贾琮，《后汉书》有传。《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类聚》卷五十、《书钞》卷七十二引谢承《后汉书》，都称贾琮，没有作贾瑶的。贾琮巡行部属各地时，经过李云墓，便为墓地立祠并刻石表彰他。守敬按：从“云字行祖”以下，都是《后汉书·李云传》的文字。如今石柱还保存着，民间仍称它为李氏石柱。清河又向东北流，经过界城亭东面。界城亭在《河水注》张甲河右侧支渠下也有记载。水面上有一座大桥，称为界城桥。《英雄记》说：公孙瓒攻打青州黄巾贼，大败黄巾军，返回后驻军广宗。袁本初亲自前往征讨公孙瓒，在界桥以南二十里处交战。袁绍部将曲义。朱本把“曲”作“鞠”，赵氏同，全氏、戴氏改正。守敬按：《魏志·公孙瓒传》作“曲”。曲义在界城桥击败公孙瓒，斩杀公孙瓒所任冀州刺史严纲，又在桥上击败公孙瓒的后军。守敬按：《魏志·袁绍传》注 引用《英雄记》，记载得更加详细。《御览》卷七十三的引文与这里相同。[五二]说的就是这座桥。守敬按：《后汉书·献帝纪》注说，今天贝州宗城县东面有古界城，靠近干涸的漳水，那么界桥就在这里。《通典》说，界桥在宗城县东面。《方舆纪要》说，界桥在广宗县东面，又名袁公桥。世人称为鬲城桥，大概是口头传说传讹了。清河又向东北流，经过信乡西面。赵氏在“乡”字下增加“县故城”三字，并说：这是参照《河水》篇的注文校订的。《地理风俗记》说：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是旧县。信乡县的情况详见《河水注》屯氏河旧渎下，应劭的说法已经在那篇注中引用。清河又向北流。赵氏在“北”字上增加“东”字。经过信成县旧城西面。应劭说：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成亭，是旧县。守敬按：前汉时信成县属于清河郡，后汉废除。《方舆纪要》说，在清河县西北十二里。赵国在这座城设置水东县。守敬按：这应当见于田融《赵书》。所以这里也叫水东城。清河又向东北流，经过清阳县旧城西面。汉高祖设置清河郡，郡治就在这里。会贞按：《寰宇记》说，汉高帝三年，韩信平定赵地，于是分割巨鹿郡的一部分设置清河郡，因为郡临近清水，所以称为清河，郡治清阳。后汉时清阳县废除。《一统志》说，在清河县东面。景帝。朱本把这两个字置于“年”字下面，全氏、赵氏同，戴氏移正。中三年。朱本误作“中元二年”，全氏、赵氏、戴氏删去“元”字。全氏、赵氏引用沈氏说，原表记作中三年，戴氏改为三年。封皇子乘为清河王国。王莽时改称河平。赵氏改“河平”为“平河”，说《汉书·地理志》作“平河”；全氏、戴氏也随之改动。汉光武帝建武二年，西河人鲜于冀任清河太守，修建官署，工程未完便去世。继任太守赵高计算工程功劳。朱本把“工”作“功”，全氏、赵氏、戴氏同。守敬按：《续博物志》作“工”，今改。花费二百万钱。[五三]

译五官黄秉、功曹刘适说应是四百万钱。于是鲜于冀便以鬼魂的形态出现，在白天由道路进入府署，与赵高、黄秉等人当面对质、共同核算，确定是刘适、黄秉侵吞并隐匿了钱财。鲜于冀于是写下奏表为自己申辩。大意说：赵高身份显贵，却不崇尚节操。赵氏说，《太平广记》引《水经》作“贵尚小节”。他本是田间小民，却傲慢地叉腿而坐，钻研机巧而丧失时机，把婢妾般的媚态当成本性，向世俗献媚以求显达，偷窃银印艾绶，轻慢侮辱天官。赵氏说：按《太平广记》引文作“偷窃很鄙，有辱天官”。守敬按：《续博物志》中这两句文字与本注相同。《后汉书·张奂传》说“十要银艾”，注说银印和绿色绶带，用艾草染色，所以称为艾。《温彦博碑》的“银艾绶章”就是这个意思。《太平广记》传抄、刻印有误，赵氏却拿它来校异同，戴氏又据此改动原书，是不对的。《易经》讥刺背负重物却乘车的人，确实说的就是赵高。我承受不住鬼魂的申诉，谨借千里驿站把奏表送来，交给赵高上奏；鲜于冀随后向西北走了三十里，车马全都消失，再也看不见。黄秉等人都伏在地上死去。赵高把事情上报，皇帝下诏将鲜于冀在西河的田地、住宅归还给他，并把他的妻子儿女送回，还兼任差役的替代人，以表彰阴间的诉讼。赵云说：考察《太平广记》引用的《水经》，这里的“旌”字作“弭”。汉桓帝建和二年，朱本误作“延和元年”。全祖望说：沈炳巽认为应是建和三年。戴震依此改了。会贞按：《后汉书·清河王传》记载，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同南郡妖贼刘鲔往来，散布谣言说清河王刘蒜应当统治天下，想共同拥立他。事情败露后，刘蒜被迁徙到桂阳。梁冀厌恶“清河”这个名称，第二年才改称“甘陵”。因此，散布妖言并被迁徙是在建和元年，改清河为甘陵是在建和二年。所以《续汉志》清河国注文说“建和二年改为甘陵”，这里所说的改为甘陵国，就是在因妖言而迁徙刘蒜的那一年，只是稍有错误。沈炳巽认为是建和三年，也错了。戴震在《河水注》中已经把建和元年改作二年，这里又改作三年，也是受沈说影响。改清河为甘陵王国后，因为清河王刘蒜散布妖言而被迁徙，[五四]就在那一年设置甘陵郡，郡治设在这里。守敬按：《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十一年，甘陵国被撤销改为郡；这样看来，这里的“其年”似乎应作“其后”。然而根据《续汉志》刘昭注，甘陵国的治所应在甘陵县。郦道元在《河水注》甘陵县下也叙述汉桓帝建和二年将清河国改为甘陵。又据《寰宇记》清河县下引用《郡国记》的话说，汉安帝把厝县改为甘陵，仍以甘陵作为甘陵国的都城。因此，这里应改作“这一年将国治迁到甘陵县”，才相合。（甘陵国）应当以甘陵县为治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清河）又向东北流过东武城县西面。清河又向东北流，经陵乡西面。应劭说：“东武城就是东武城县，详见下文。”陵乡在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是旧县城。东汉时封太仆梁松为侯国，因此世人称它为梁侯城，后来就在这里设置侯城县并作为县治。守敬按：《后汉书·梁统传》说，光武帝时封梁统为陵乡侯，他死后由儿子梁松承袭。梁松在永平元年升任太仆，永平四年侯国被撤除。因此，梁松只是承袭侯爵，并不是最初受封者；注文没有辨析清楚。考察《续汉志》没有陵乡县，大概是永平年间侯国撤除后随即废掉了。《地形志》记载，清河郡有侯城县，太和十三年设置，有侯城。[《隋志》在清阳县下写作“候城”，是错误的。]注文上文应当有“魏”字。《一统志》说，侯城废县在武城县西南，并引用这段文字；其中“治也”应作“治此”，应当依从这种说法。清河又向东北流，经东武城县旧城西面。《史记·平原君传》说，赵国公子赵胜号平原君，因为解除邯郸之围有功，受封于此。定襄还有一个武城，见《汉志》，所以这里加上“东”字以示区别。守敬按：两汉、魏、晋和后魏时，东武城县都属清河郡，后魏时去掉了“东”字。叶圭绶说，故城在今武城县西北十里。清河又向东北流，经复阳县旧城西面。汉高祖七年，封右司马陈胥为侯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里、元年〕 守敬按：《寰宇记》说，复阳故城是汉代县城，在今枣强县西南十八里［“西”应作“东”］。汉高帝封陈胥为侯爵，正是依据这条注文。但《史记·索隐》说陈胥受封地在南阳。《地理志》记载，南阳郡有复阳县，是侯国，乃宣帝元康元年封长沙孝王之子刘延年所设置的县。［《淮水注》说复阳县为元帝元延二年所置，错误。］怎么可能在高帝时用它封给陈胥呢？司马贞不但没有考察《水经注》，连《汉书·王子侯表》也没有查，只看到《汉志》说南阳有复阳侯国，便随意把它填了进去。《索隐》常常对侯国妄加解释，孙星衍竟说应当依据《索隐》来订正《水经注》，实在疏忽。王莽把复阳改名为乐岁。《地理风俗记》说：东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复阳亭，是旧县城。叶圭绶说：故城在武城县西北，世人称它为槛城，这是错误的。清河又向东北流，经枣强县旧城东面。［五五］朱本把“东”写作“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会贞按：《河水注》所说的张甲河右渎在清河西面，尚且还经枣强城东面；清河尚未与张甲河分开，怎么能经枣强城西面呢？这里的“西”无疑是“东”的错误，今据此订正。《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汉武帝元朔三年，封广川惠王之子刘晏为侯国。［五六］朱本把“三”误作“二”，全、赵、戴本相同。守敬按：《史记》和《汉表》都说是元朔三年十月受封，今据此订正。应劭《地理风俗记》说：东武城西北五十里有枣强城，是旧县。戴震在“城”字下增“县”字。守敬按：上文引用应劭的话，东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乡，东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复阳亭，都没有“县”字；这里不应增添。前汉时枣强县属清河郡，后汉废除。《宋志》说晋代江左时期没有这个县，晋代又恢复，前后两说不同。后魏时枣强县属长乐郡。《一统志》说，故城在今枣强县东南。（清河）又向北流过广川县东面。清河向北流经广川县旧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广川县属信都国，后汉属清河国，魏、晋时属渤海郡。《一统志》说，故城在枣强县东三十里，后魏时迁移县治，见下文。

译阚骃说：县中有长河流过，所以称为“广川”。朱本脱去“中”字，全本也相同；赵一清依据《汉志注》引用阚骃的话补出“中”字，戴震也补了。水边有羌族营垒，是姚氏过去的居所，如今是广川县治。会贞按：姚弋仲是南安赤亭的羌人，率领数万部众迁到清河的滠头，见《后秦录》。《地形志》说，广川县属长乐郡，魏代广川县治在羌垒，已经不是旧城，所以注文用“今广川县治”来区别它。《元和志》说，枣强县外城就是姚弋仲的旧营垒。《寰宇记》也这样说。《寰宇记》又引用《县道记》说，如今枣强县东北十八里有广川王故城。北齐天保七年撤销广川县，于是把枣强县治迁到这座城。隋开皇二年，又把枣强县从故城迁到现在的治所。这样看来，姚氏旧营垒在广川故城西南十八里。依据《一统志》，广川故城在今枣强县东三十里，那么姚氏旧营垒就在今枣强县东南。《方舆纪要》说滠头戍在枣强县东北，是错误的。清河又向东北流，经历县旧城南面。《地理志》说，历县属于信都国。王莽改名为历宁。应劭说：广川县西北三十里有历城亭，是旧县。守敬按：历县在后汉时废除。如今这个亭在故城县西北，原文作“县东如北”［其中“如北”的文字及方向有疑误，详见问题说明］。水边的渡口仍称为历口渡。守敬按：《通鉴》记载，晋太元十年，燕国慕容麟攻打渤海太守封懿，将他擒获后驻军历口。胡三省说，如今亭旁还有历口渡。［五八］ （清河）又向东流过修县南面，又向东北流过东光县西面。清河又向东北流，左边与张甲屯、绛水的旧河道相汇。守敬按：张甲河旧河道从屯氏别河旧河道分出，分成左渎、右渎，详见《河水注》。绛渎详见《浊漳水注》。由于下游相通而成为一条水，所以这里统称为与张甲、屯、绛的旧河道相汇。河道被深堤高障阻隔，已经没有水了。清河又经修县旧城南面，转弯流经城东。修字读作“条”。全祖望说：这三个字是注文中的注文。会贞按：《汉志》修县条下颜师古注文引用应劭的话说，“修”读作“条”。又《史记·周勃世家·集解》引用服虔的话说，“蓨”读作“条”，这也是服虔《汉书注》的文字。王莽改名为治修。赵一清依据《汉志》把它改作修治，戴震也这样改。《郡国志》说：原来属于信都。守敬按：前汉时修县属信都国，后汉、魏、晋、后魏时属渤海郡。《方舆纪要》说，在景州南十二里。根据下文，晋代曾把县治迁到东北方。清河又向东北流，左边与横漳［朱本作“黄漳”，戴震改正。赵一清说应作“横漳”，即衡漳］的支津旧河道相汇。会贞按：《浊漳水注》说，水从陂水向东分出，流经修县旧城北面，向东汇入清漳，就是这里所说的与横漳支津旧河道相汇。又向东北流经修国旧城东面。赵一清说：修是县名，不是国名，郦道元弄错了。守敬按：郦道元因为周亚夫受封的修国又与修县另有一座城，所以另行叙述，称为修国。班固认为受封仅十多年，国除后改为县，所以不称侯国。赵一清怎么能说称为国是错误呢？颜师古、司马贞都说周亚夫受封地在勃海，却不知道前汉的修县属于信都国；勃海郡的修市，注文所说的侯国，是指宣帝封刘寅为修市侯，郦道元在《浊漳》篇中已经明确记载了。东汉才把修县隶属勃海，又把修市并入修县；由此可见郦道元考订精密，远非颜师古和司马贞所能相比。汉文帝封周亚夫为侯国。会贞按：《史记·周勃世家》说，文帝选绛侯周勃的贤能儿子，任河内守的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因此世人称这里为北修城。会贞按：观察注文上文叙述修县旧城，这里又叙述修国，并列出“北修城”这一名称，正是国城与县城不是同一座城的证据。赵一清没有仔细阅读上下文，便仓促说郦道元错了，实在粗疏。清河又向东北流，经邸阁城东面。会贞按：《浊漳水注》和《洧水注》中都有邸阁。邸阁城靠近清河一侧，是晋代修县的县治。会贞按：这座修县城在上文修国城的北面，为什么这里不称北修，反而把修国称为北修呢？大概汉代修国在修县北面，人们都称它为北修；北修这个名称久而久之便成了古老的传称。后来修县迁到这里，于是再也无法改变这个称呼。城内有县长鲁国人孔明的碑。守敬按：孔明无从考证，可能是“孔翊”的错误。《寰宇记》蓨县条下说，九城在县西，有邸阁城，城内还保存着晋代蓨县令、鲁国人孔翼的清德碑。考察《韩勑碑》有御史孔翊，《后汉书·皇甫规传》和《鲁国先贤传》中也都有孔翊。《孔氏谱》记载，孔翊是孔子的第十九世孙。考察《尚书》“越翼日癸巳”一句，《汉书·律历志》作“翌日”；“翌”就是“翊”字。孔氏是名门，又同属鲁国籍贯，未必前后会有同名的人。《寰宇记》只是因为本注文有“晋代修县治在此”的文字，便认定孔翼是晋代县令，却不知道修县本来是汉代县，所以邸阁城早已有《孔翊碑》，不能因为晋代把县治迁到这里，就断定孔翊一定是晋代的县长。清河又向东北流去，经过邸阁城的东面。会贞按：《浊漳水》和《洧水》中都有邸阁。此城临近清河，是晋代修县的县治。会贞按：这个修县在前面所说的修国以北，为什么这里不称作北修，反而把修国称作北修呢？大概汉代时修国位于修县以北，人们都称它为北修；而“北修”这一称呼后来便成为沿袭已久的旧称。这个修县在后世迁徙之后，终于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一称呼了。城内有县长、鲁国人孔明的碑。守敬按：孔明无从考证，应当是孔翊的讹误。《寰宇记》在蓨县条下说：九城在县西，其中有邸阁城，城内还保存着晋代蓨县县令、鲁国人孔翼的清德碑。按《韩勑碑》中有御史孔翊，《后汉书·皇甫规传》和《鲁国先贤传》中也都有孔翊。《孔氏谱》记载，孔翊是孔子的第十九世孙。考察《尚书》中的“越翼日癸巳”一句，《汉书·律历志》写作“翌日”；“翌”就是“翊”字。孔氏是望族，又同属鲁国籍贯，未必前后会有同名之人。《寰宇记》只是因为本注文中有“晋蓨县治”的文字，便把孔翼认作晋代县令；却不知道修县本来就是汉代县，这座邸阁城早已有《孔翊碑》，不能因为晋代把县治迁到这里，就断定孔明一定是晋代的县长。只是《先贤传》说孔翊担任洛阳县令，这里说他是修县县长，二者只是记载有详有略而已。又《宝刻丛编》中有汉代御史孔翊碑，熹平元年所立，在坟墓前；《阙里记》记载了它，因此这是他的墓碑。清河又向东流，到达东光县西南，流经胡苏亭。《地理志》说，东光县有胡苏亭。朱本脱去“《地理志》东光有胡苏亭”九字，并把“者”误作“是”；戴震增补改正。全祖望改作“即所谓胡苏河者是”，这样就与下一句不相连接。《尔雅》说，胡苏是九河之一。《寰宇记》说，胡苏古亭在临津县东南二十三里、古胡苏河边。《一统志》称，旧志记载东光县学东南有胡苏台，大概是附会。根据注文，胡苏亭应当在今东光县西南几十里处。世人称它为羌城，这是错误的。

译（清河）又向东北流，右边与大河旧河道相汇。大河旧河道详见《河水注》。又流经东光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东光县都属渤海郡，后魏时为渤海郡治。在今东光县东二十里。后汉封耿纯为侯国。守敬按：《后汉书·耿纯传》说，建武六年改封于此。初平二年，黄巾军三十万人［朱本脱“人”字，戴震增补］进入渤海郡。朱本把“渤海”误作“北海”，《笺》说据《后汉书》应作“渤海”，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改正。公孙瓒在东光县境内击败黄巾军，追击败兵直到这条水边，斩首三万，鲜血把水染红，就是这条水。朱本《笺》说：《后汉书》记载，青州、徐州黄巾军三十万众进入渤海郡境内，公孙瓒率一万骑兵在东光迎击，大败黄巾军，斩首三万多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人〕 （清河）又向东北流过南皮县西面。清河又向东北流，无棣沟从这里分出。［五九］会贞按：《地形志》说，饶安县有无棣沟。《新唐志》说，无棣县有无棣沟，通向海，隋末废弃。永徽元年，刺史薛大鼎开通了它。《通典》说，盐山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无棣邑。如今庆云、海丰都与盐山接壤，也都有无棣沟。永徽初年开通鬲津河，于是疏浚无棣沟，以便利滨海地区鱼盐运输，如今已经淤塞。无棣沟向东流经南皮县县城，南皮县详见后文。旧城南面；又向东流经乐亭北面，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临乐县旧城。朱本《笺》说：“之”可能应作“云”。赵一清说：“之”字没有错误。守敬按：前汉时临乐县属渤海郡，后汉废除，应当在今南皮县东面。王莽改名为乐亭。《晋书·地道志》《太康地记》说，乐陵国有新乐县。守敬按：《晋志》也这样说，后汉时废除。这就是这座城。无棣沟又向东流经新乡城北面。会贞按：《寰宇记》说，高乐故城如今称为思乡城，也称西乡城。“思乡”“西乡”都是“新乡”的语音变体。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高乐故城。守敬按：前汉高乐县属渤海郡，后汉废除。《方舆纪要》说，在南皮县东南四十里。王莽把它改名为为乡。无棣沟又向东分成两条河道。守敬按：这里说的是正流。无棣沟又向东流经乐陵郡北面。朱本“径”下多出“于”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守敬按：乐陵郡设置于后汉末年，详见《河水注》屯氏别河南渎下。这里说的是后魏的乐陵郡。《地形志》说，乐陵郡治所在乐陵县。但《寰宇记》乐陵县条下说，后魏初年，该县是乐陵郡治；到永平二年，又把县治迁到今县东五十里处的乐陵故城。由此看来，乐陵郡治在乐陵县是魏初的事；大概因为永平年间乐陵县迁治，乐陵郡也随之迁到这里，所以注文叙述无棣沟及下游支流时，都说流经乐陵郡。郡治应在今盐山县西南。无棣沟又向东转弯向北流出，随后又向东转，流经苑乡旧城南面。朱本作“宛乡”。赵一清改“宛”为“苑”，并在下文增加“县”字，说：《方舆纪要》记顺德府任县有苑乡城，原是汉代南栾县地，后来成为放置闲置牲畜的地方，称为苑乡。《志》说石勒在这里设置县，又改为清苑县，后魏时废除。《地形志》说任县有苑乡城。这里的“宛乡”应作“苑乡”，下文脱“县”字。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改补。会贞按：石勒设置的苑乡县既然在顺德府任县，距离这里很远，与这里的苑乡无关，不能作为证据。根据下文说浮水流经高成县的苑乡城北面，可知苑乡显然不是县名；增加“县”字尤其错误。苑乡应在今盐山县西北。无棣沟又向东南流，经高城县旧城南面。戴震、赵一清把“城”改作“成”。守敬按：《汉志》作“成”，《续汉志》《晋志》《后魏志》作“城”。两汉、魏、晋时高城县属渤海郡，后魏时属浮阳郡。《地形志》说，高城县治在高城。在今盐山县南六里。无棣沟与支流旧河道相汇。朱本把“渎”误作“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并在“渎”字上增加“枝”字。支流向南流经乐陵郡西面，又向东南流经千童县旧城东面。《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说：原文作“重”，一作“千锺”。汉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间献王之子刘阴为侯国。赵一清说：按照《史表》，应为千锺侯刘摇，另一本作刘阴。《索隐》说，一本作“重”。《汉表》作重侯刘担，封地在平原；《地理志》有重丘县。如果这样，渤海郡的千童就是另一县。《汉志注》中应劭说：灵帝改千童为饶安；郦道元把两者混为一谈了。守敬按：《史表》作千锺，徐广说一本作重。河间献王之子，元朔四年四月甲午日，刘摇开始受封为侯，另一本作刘阴。元狩二年，侯爵刘阴因不派人办理秋请而获罪，侯国被撤除。《汉表》作重侯刘担，四月甲午日受封，元狩二年因不派人办理秋请而被免爵。下面注文说封地在平原。因此刘摇、刘担、刘阴无疑是同一个人。《史表》的千锺、《汉表》的重，或许是平原乡亭的名称。《索隐》怀疑就是《地理志》的重丘。但是，《汉志》没有把重丘注为侯国，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郦道元看到“千锺”和“重”在《汉志》中都不是县名，又因为“锺”“重”“童”在字形和读音上都相近，于是把渤海郡的千童当作千锺；可是千童在《汉志》中也没有注为侯国，这种牵合未免勉强。应劭说：汉灵帝把千童改名为饶安。会贞按：前汉千童县属渤海郡，《续汉志》没有记载千童县。《地形志》说，两汉时属渤海郡，灵帝把千童改为饶安。据应劭和魏收的说法，足以证明后汉仍有千童县。魏、晋时饶安县仍属渤海郡，后魏时属浮阳郡。《南皮县志》说，在县东南八十里。这里是魏代沧州治所。朱本脱去“魏”字，全、赵、戴本也相同。守敬按：《地形志》说，沧州在熙平二年分瀛州、冀州设置，治所在饶安城，因此这里应有“魏”字。支流又向南、向东转弯，向东北注入无棣沟。无棣沟又向东北流，经一座旧城北面，世人称为功城。又向东北流经盐山。会贞按：《地形志》说，乐陵郡阳信县有盐山神祠。《隋志》说，盐山县有盐山。《寰宇记》引用《郡国县道记》说，盐山低小，没有山峰、树林。《一统志》说，盐山在盐山县东南八十里。

译（无棣沟）向东北流入海。会贞按：《寰宇记》盐山县条下引用伏琛《齐地记》说，无棣就是今天所说的渤海郡高城县。隋代把高城县改为盐山县，因盐山而命名。《通典》说，盐山县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无棣邑。《元和志》也这样说。因此，注文在这里接着叙述齐国的事情。《春秋·僖公四年》记载，齐国和楚国在召陵结盟，管仲说：从前召康公赐给先君太公的命令规定，太公的封地向北到达无棣。［六〇］全祖望、戴震依《左传》把“锡”改作“赐”。会贞按：这是《左传》的原文。大概这里就是太公四方封疆所到之处。京相璠说：旧说无棣在辽西郡孤竹县。会贞按：《汉志》说辽西郡令支县有孤竹城，《濡水注》记载了它。唐代幽州河北道的带州，才开始有孤竹县，这里的“县”字是衍文。两种说法互有差异，无法确定哪一种正确。不过管仲是用这件事责备楚国，无棣在这里才比较接近齐国。这个说法既然世代流传已久，［六一］又是根据见闻记录下来的。会贞按：杜预注文说，穆陵、无棣都是齐国境内。《史记·齐世家·集解》引用服虔的话，也说这是太公受封时疆界所达到的地方。但《索隐》说，现在淮南有旧穆陵关，是楚国境内；无棣在辽西孤竹，服虔认为是太公受封疆界所至，这是不对的，大概应当说是太公征伐所到的地方。桂馥认为小司马的说法是正确的。清河又向东北流，经南皮县旧城西面。守敬按：前汉时南皮县属渤海郡，后汉、魏、晋时为郡治，后魏时属渤海郡。旧《河间府志》说，在南皮县东北八里。《十三州志》说，章武有北皮亭，北皮亭详见下文，所以这里称为南皮。守敬按：《汉志》南皮县颜师古注文引用阚骃的话，内容相同。王莽时改名为迎河亭。朱本作“逆河”，赵一清改为“迎河”，说《汉志》作“迎河”；王莽多忌讳，所以把“逆”改为“迎”，全祖望、戴震也这样改。守敬按：成蓉镜《禹贡班义述》说，古文作“迎”。《沟洫志》说，同作“迎河”，就是这样。今文作“逆”。《史记·夏本纪》《河渠书》都说，同作“逆河”。渤海郡，王莽改称迎河；南皮，王莽改称迎河亭。这是采用古文的写法。《地理志》原文作“同为迎河，入于海”。《读史记杂志》虽然错误地说古文作“逆”、今文作“迎”，但它据此辨正今本《汉志》中的“逆”字，仍是正确的。《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说：汉文帝后七年中，封……朱本把“七”误作“元”，赵一清改作“汉景帝后元中”，并为此解释说：《史记》《汉表》都说窦彭祖和窦广国是在景帝后七年受封，并非文帝时期。而且文帝、景帝改年时，只称后元年、后元二年，中元年、中元二年，所以也不应说“后元年中”。后元不是纪年名号，这里是沿袭《史表》而造成的错误。其他地方引用《史记》时，凡有年份数字都依据《史记》改正，只有这里把这些说法保留下来。戴震改作“汉景帝后七年”，删去“中”字。守敬按：赵一清说后元不是纪年名号，确实正确；但说窦彭祖、窦广国都是景帝后七年受封，则大错。考察《史表》，彭祖、广国都是文帝后七年六月乙卯日受封。《汉表》虽然把他们列在景帝受封条下，但注文也说是文帝后七年。这一年六月己亥日文帝去世，景帝在丁未日即位；彭祖受封虽然是在景帝即位七天之后，仍属于文帝后七年之内。过了一年，景帝改元，经历前元七年、中元六年、后元三年后去世；景帝根本没有后元七年。赵一清说景帝后元，已经与文帝后元七年相隔十三年；戴震改作景帝后七年，则又相隔二十年，已经到了武帝建元四年之后。戴震如果没有见过赵本，就不该把文帝改成景帝；如果已经见过赵本，也不该说景帝后七年。总之，“景帝后元年”“景帝后七年”都成了笑柄。全祖望本认为，彭祖是在文帝后七年文帝去世后由景帝所封；这个说法简洁而精确，不是王梓材、董沛所能伪造的。全祖望在后文叙述章武窦广国受封时，又说是景帝后七年所封，这是传抄者的错误，与前面叙述彭祖受封的说法不相符合，董沛也无法改正。汉文帝封孝文皇后的兄长之子窦彭祖为侯国。建安年间，魏武帝在这座城擒获袁谭。朱本“建”字上脱“汉”字，赵一清补出，全祖望、戴震删去。守敬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九年袁谭逃到南皮固守；建安十年正月，魏武帝进攻袁谭，击破并斩杀了他。清河又向北流，经北皮城东面。朱本“径”字下脱“北”字，全祖望、戴震补出，赵一清把“北径”二字倒置。左边与滹沱别河旧河道相汇。朱本误作“左会谭地别渎”，《笺》说“地”字宋本作“池”；全祖望、赵一清改“谭地”为“滹池”，戴震改作“滹沱别河故渎”。守敬按：这就是《浊漳水注》所说的衡漳与滹沱别河旧河道相汇，又向东北流入清河的地方。清河本来与衡漳相汇，这里却说与滹沱别河旧河道相汇，是因为两条水道彼此相通，可以统称为一条水；这里称为合口。朱本脱去“口”字，赵一清说“合”字下脱“口”字，认为应与《浊漳水》篇注文互相校勘。因此称为合城。戴震把“故”改作“城”。会贞按：《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下诏命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守渤海的合口，就是合城。下文滹沱别渎注入清河处也称合口，但没有说那里有城。又《浊漳水》篇说，衡漳与滹沱旧河道相汇，名为合口，更不是魏代渤海郡的地方。《地理风俗记》说，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就是这座城。会贞按：《一统志》说，北皮城在南皮县东北。（清河）又向东北流过浮阳县西面。

译清河向东北流，浮水的旧河道从这里分出。［六二］守敬按：《地形志》记载，浮阳县有浮水。《新唐志》说，清池县南十五里有浮河堤；而《寰宇记》说，浮水从东光县南界的永济渠分出，向东北流，经沧州南十里，又向北流经州城东一里，最后向东北入海。这样就与注文所说浮水在浮阳县接受清河、经章武县柳县南面注入海中的说法不合，大概宋初水道已经发生变化。考察《史记》，赵国南界有浮水流出。守敬按：这是《汉书·地理志》“赵地南至浮”的文字。《河水注》已经引用过，不是《史记》的话。若只是笼统地说是史书文字，那么“记”字应当是衍文。浮水在南面，而这里有“浮阳”之称，大概是因为浮水出入津流，彼此逆向交汇混合。会贞按：黄河旧河道从顿丘县东面承接大河，横断黄河旧河道，详见《河水注》。清漳的两条河道，都是黄河的旧河道。会贞按：注文上文说清河到东光县与大河旧河道相汇，说明东光县以下清河沿用大河旧河道；又说清河经北皮城与滹沱别河旧河道相汇，也就是与衡漳相汇，说明北皮城以下衡漳又沿用大河旧河道。所以这里说清河、漳水的两条旧河道都是黄河旧道。这里的“河”指王莽所称的黄河；至于衡漳从列人县以下本来走禹河旧道，并不是这段注文所说的河道。浮水旧迹又从这里分出，因此这个县有“浮阳”之名。守敬按：以上解释水道，像蛛丝密网一样细密，《河渠》《沟洫》二书也不如它简明，郦道元真是天才。浮水最初在浮阳县境内接受清河，向东北流经高城县的苑乡城北面；朱本作“宛乡”，全、赵、戴改正。又向东流经章武县旧城南面。朱本“城”字下脱文，也脱“南”字；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补作“北”，全、戴也补作“北”。会贞按：不对。浮水在浮阳县南面，浮阳县在沧州东南三十里［见下文］；章武县在沧州东北八十里［见下文］，浮水怎么能流经章武城北面？这里应脱“南”字，今据此订正。两汉时章武县属勃海郡；魏武帝设置章武郡，后来废除。［详见下文。］晋代章武县属章武国。《地形志》说，先后属河间郡、浮阳郡，治所在章武城。汉文帝后七年，封孝文皇帝的弟弟窦广国为侯国。朱本把“七年”误作“元”，全、赵、戴都作了相同改动，和前面彭祖一条一样，都是错误。守敬按：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汉表》也有记载。王莽把章武改名为桓章。晋太始年间设置章武郡，治所在这里。守敬按：《晋志·序例》说，魏武帝设置十二郡，其中有章武郡。《魏志·杜畿传》说，杜畿的儿子杜恕在嘉平元年被免官，迁往章武郡；由此可确知魏代确有此郡。郦道元说晋太始年间设置章武郡并治于此，大概是魏末撤郡，晋太始年间恢复设置，仍以章武县为治所。但《晋志》说章武国在泰始元年设置。考察《晋书·宗室传》，司马威、司马混先后被封为章武王，都在咸宁三年；章武国最初设置在平舒，而章武县属于章武国，并不是国都。因此郡和国既然不同，治所也不同。《晋志》说章武国在泰始元年设置，是错误的。相关情况可互见《浊漳水注》。浮水旧河道又向东流经箧山北面。《魏土地记》说：高城县东北五十里有箧山，山长七里。守敬按：《隋志》说盐山县有峡山。《寰宇记》说，箧山又名峡山，在盐山县东南四十里。宋代盐山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浮水旧河道又向东北流，经柳县旧城南面。会贞按：北皮城在盐山县西北，柳县在盐山县东五十里［见下文］。清河北流经过北皮亭后，浮水旧河道才分出，因此浮水旧河道向东北流，不可能经柳县南面；“东北”应是“东南”的错误。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之子刘阳为侯国。守敬按：这里依据《史表》，《汉表》作“阳”。《地理风俗记》说：高城县，县的情况详见下文。县东北五十里有柳亭，是旧县。守敬按：前汉时柳县属勃海郡，后汉废除。《寰宇记》说，柳县故城在盐山县东七十里，又名柳亭城。《盐山县志》说，在县东五十里。世人称它为辟亭，是错误的。浮水旧河道又向东北流，经汉武帝望海台。守敬按：《地形志》说南皮县有望海台。《一统志》说，武帝台在盐山县东北七十里。（浮水）又向东流注入海。应劭说：“浮阳”［朱本作“浮县”，戴震在“县”字上增“阳”字，全祖望、赵一清把“县”改作“阳”］，这里是浮水的发源处，浮水流入海。颜师古《汉志注》没有记载应劭这段话，这一定是郦道元从应劭原书中抄录出来的，所以标题有“浮阳”二字，形式如同单行本《史记索隐》的标题，并不是从臣瓒本中抄出的。《寰宇记》说，清池县本来是汉代的浮阳县。《十三州志》说，浮水发源后向东流入海。潮汐每天往返两次。戴震、赵一清作“朝夕”。如今沟中已经没有水了。清河又向北流，分成两条河道；支流从东面分出，又称为浮渎。清河又向北流，经浮阳县旧城西面，这里就是王莽所称的浮城。建武十五年，重新把骁骑将军、平乡侯刘歆封为侯国。朱本脱去“骁”字，赵一清说：骁骑将军刘歆见于《后汉书·岑彭传》，这里脱了“骁”字；全祖望、戴震也补入。

译会贞按：《后汉书·刘植传》说，刘植的堂兄刘歆，光武帝任命他为骁骑将军，封为浮阳侯。这里是魏代浮阳郡的治所。朱本脱去“魏”字，全、赵、戴本也相同。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浮阳县都属勃海郡。《地形志》说，浮阳郡于太和十一年分渤海郡、章武郡设置；景明初年并入章武郡；熙平二年恢复设置，治所在浮阳。因此“浮阳”上应有“魏”字，全祖望补入。《方舆纪要》说，在沧州东南四十里。又向东北流，滹沱别渎注入这里。朱本作“●”。赵一清说：字形错误，应作“滹”，下文同。会贞按：滹沱别渎就是《汉志》乐成县的滹沱别水，也是《浊漳水注》所说从乐成县陵县北面流出的水；它是由滹沱旧河道分出并曲折交织而成的支流。应当在《滹沱》篇中详细说明，可惜《滹沱》篇已经散佚，只能在《浊漳注》中看到它的开头，在这里看到它的末尾。然而《汉志》说，虖池别水向东流，到东光县注入虖池河。本注文说滹沱别渎在浮阳县注入清河，距离东光县还很远，怀疑这不是汉代的旧河道。这里称为合口。朱本把“口”作“河”，全、赵、戴改正。（清河）又向东北流过濊邑北面。守敬按：章武是旧濊邑，见《浊漳》篇。但《浊漳水经》说向东北流过章武县西面；清河在北皮城以下与漳水合流，因此这里也应作“向东北流过濊邑西面”。而且注文说浮水从清河分出，向东北流经高城县苑乡城，向东才开始经章武县，这也足以证明清河不可能流过濊邑北面；这里的“北”应是“西”的错误。濊水从这里流出。戴震说：濊水详见《浊漳水注》。（清河）又向东北流过乡邑南面。守敬按：乡邑无从考证。“乡”字与“纻”字形近，怀疑就是注文中的纻姑邑。清河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支津从右侧分出。向东流经汉武帝旧台北面。《魏土地记》说：章武县 向东一百里，有武帝台。会贞按：《地形志》记载，章武县有汉武帝台。《一统志》说，在沧州东北。南北共有两座台。会贞按：上文浮水流经的台是南台，这里清河支流流经的台是北台。两台相距六十里，台基高六十丈。民间传说是汉武帝向东巡行海上时所筑。守敬按：《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向东巡行海上，回来后登封泰山；从泰山返回后又向东巡行海上，到达碣石。太初元年，向东到勃海，遥望并祭祀蓬莱；太初三年，向东巡行海上；天汉二年，出行巡幸东海。民间的这种说法也是有来历的。清河又向东流入海。清河又向东北流，经纻姑邑南边。会贞按：《地形志》记载，章武县有大家姑祠，民间说是海神祠，有的说是麻姑神祠；汉代的曹大家，其“家”字与“姑”相同。《地形志》中“家”字下面的“姑”字是衍文。《寰宇记》说，清池县有麻姑城，并引用《郡国志》说，汉武帝向东巡行时祭祀麻姑，所以有这个名称。这里写作“纻姑”，考察《诗经·陈风》“可以沤纻”，陆玑《疏》说，纻也是麻。那么，纻姑邑就是麻姑城了。《一统志》说，麻姑城在沧州北面。民间把它称为新城，是错误的。又向东北流，经穷河邑南边。[六三]戴氏说：“过”字，近刻误作“径”字；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的改动。清河又向东北流，经穷河邑南边。守敬按：应当在今静海县南面。民间把它称作三女城，是错误的。向东北到泉周县，向北流入滹沱水。全氏、戴氏把“周”改作“州”，下文同。守敬按：“周”“州”通用，不必改动。泉周县的情况详见《沽水注》。《水经》说：笥沟向东南流到泉周县，与清河汇合；从这里以下就是派河的下游。朱氏误作：“《水经》说，笥●泉周县东南与清河汇合，这里以下是清河下游。”《笺》说：“‘曰’应作‘白’，‘●’疑为‘沟’字。”赵氏说：按“曰”字没有错误，“自下”的“下”是衍文。《沽水》篇《水经》说：“又向东南流到雍奴县，注入笥沟；又向东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这就是郦道元所称的《水经》所说的内容。正文“向东北到泉州县，向北流入滹沱水”中的“北”字有误。《水经》所说的“笥沟”，下文脱漏了“至”字，应与下文连读。如果按照朱氏的说法把“曰”改作“白”，就不知道燕赵境内既有白沟，也有笥沟，却没有所谓“白笥沟”；其错误是很明显的。戴氏又考证《沽河经》说：“又向东南流到雍奴县西面，成为笥沟；又向东南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向东流入海。”据此订正本注的错误。守敬按：朱氏的说法确实不完全合适，赵氏也没有完全妥当；只有戴氏依据《沽水经》的文字与本篇相互参照，最为贯通，现从戴氏之说。派河的含义，详见《沽水》篇。又向东流，泉周渠从这里分出。朱氏把“周”字下作“泉”字，《笺》说：“‘泉’应作‘县’。”赵氏据孙潜校本改作“水”，全氏也作同样改动。戴氏改作“渠”。守敬按：戴氏改得对。泉州渠详见《鲍邱水注》。又向东北流，经漂榆邑，流入海中。清河又向东流，经漂榆邑旧城南面，民间称为角飞城。《赵记》记载，田融说：石勒派王述在角飞煮盐，这就是该城的另一个名称。《魏土地记》说：高城县，赵氏版本作“成县”；向东北一百里，北面到达漂榆，东面濒临大海，百姓都煮海水制盐，以盐业为生。守敬按：《汉书·平当传》说，勃海盐池可以暂不禁止，以救济百姓的急难，可见百姓靠盐业为生已经很久了。这就是那座城。守敬按：《通鉴》记载，晋咸康四年，赵王石虎攻伐段辽，任命桃豹、王华为将军，率领水军从漂榆津出发；这就是漂榆邑的渡口。《禹贡锥指》说，漂榆城在今静海县北面。《一统志》说，在天津县北面。清河从这里流入海中。荡水。荡水发源于河内郡荡阴县西面山的东边。何氏说：“荡”字，《广韵》写作从竹旁的“簜”。守敬按：明抄本作“荡”，下文同。

译荡水发源于县西的石尚山。守敬按：《寰宇记》说，荡水发源于汤阴县西面的牟山，距县城三十五里。《一统志》说，牟山在荡阴县西四十里，汤河发源于此，就是《水经注》所说的石尚山。向东流，[六五]朱氏把“东”误作“泉”，戴氏也这样作，赵氏改回“东”。经荡阴县旧城南面。守敬按：两汉时该县属河内郡，魏、晋时属魏郡。《地形志》记载，天平初年把荡阴并入邺县；由此可知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仍有荡阴县，属魏郡。《彰德府志》说，就是今天的汤阴县治。县名是因水而得名的。晋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时，在这条水的南面被打败。卢綝《四王起事》记作“卢林”；赵氏改并说：《隋志》记载，《晋四王起事》四卷，为晋廷尉卢綝所撰；戴氏也作同样改动。惠帝征讨成都王司马颖，战败。当时抬轿的司马有八人，轿子还在他们肩上，士兵争相上前杀死抬轿的人，皇帝的车驾坠落在地，皇帝被三支箭射伤。朱氏把“矢”误作“夫”，《笺》说：“一作‘矢’。”戴氏、赵氏改回“矢”。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矢”。百官四散奔逃，只有侍中嵇绍扶护皇帝，士兵又要杀他。皇帝说：“他是我的官吏，不要伤害他。”众人说：“我们奉太弟的命令行事，只是不侵犯陛下一人罢了。”于是便杀了嵇绍，鲜血沾污了皇帝的衣袖。有人要替他洗去血迹，皇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掉。”这里就是嵇延祖丧命的地方。守敬按：《寰宇记》在汤阴县条下记载，浣衣里是晋代侍中嵇绍的葬地。据《邺中记》记载，惠帝的军队在汤阴战败，百官全都逃走，只有嵇绍戴着礼帽站在皇帝身旁，以身体护卫君主，终于被杀，鲜血溅到御衣上。事情平定后，左右侍从想要 把衣服洗净。皇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掉。”下诏把嵇绍葬在县城南面，于是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浣衣里。《彰德府志》说，浣衣村在汤阴县西南七里。向东北流到内黄县，注入黄泽。朱氏在“东”字上增加了“又”字，全氏、赵氏、戴氏也都这样作。会贞按：不应有“又”字，现删去。羑水发源于荡阴县西北的韩大牛泉。《地理志》说：县西的山是羑水的发源地。守敬按：《金史·地理志》记载，汤阴有羑水。钱坫说，现在羑水发源于汤阴县西北的鹤山。《一统志》说，鹤山在汤阴县西四十五里。羑水又向东流，经韩附壁北面。守敬按：韩附壁在今荡阴县西面。又向东流，经羑城北面，就是旧日的羑里。《史记音义》说：牖里在荡阴县。会贞按：今本《史记》作“羑里”，根据这里引用《史记音义》的情况看，徐广本作“牖里”；“牖”“羑”在古代通用。《汉志》说，汤阴有羑里城，《说文》也作“羑”。《地形志》说，邺县有牖里城。《元和志》说，牖里又名羑里，在荡阴县北九里。《彰德府志》说，在汤阴县北七里，周长二百五十步，高二丈，内部填实。《广雅·释宫》称：“狱，就是犴。”全氏校改“称”为“牖”，赵氏、戴氏也跟着改。守敬按：《广雅》说“狱，犴也”，是用“犴”解释“狱”，并不是因为有“牖”字而用“狱、犴”来解释它。擅自改字，错误很严重。夏代称作夏台，守敬按：《史记·夏本纪》说，桀召见汤，把他囚禁在夏台。殷代称作羑里，周代称作囹圄，都是圆形的监狱土室。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引用《风俗通义》，说法与《广雅》相同。蔡邕《独断》说，夏代称钧台，殷代称牖里，周代称囹圄，略有不同。又《月令正义》引用《郑志》说，崇精问：“狱，周代称圜土，殷代称羑里，夏代称钧台；那么囹圄是哪一代的监狱？”焦氏回答：“《月令》是秦代的书，所以囹圄是秦代监狱的名称。”把圜土专指周代监狱，把囹圄说成秦代监狱，差别很大。至于《初 学记》又引用《博物志》说，夏代称念室，殷代称动止，周代称嵇留，更把名称全改了，差异就更大了。从前殷纣王采纳崇侯虎的建议，把西伯囚禁在这里。守敬按：见《史记·周本纪》。散宜生、南宫括来见文王，于是推演《易》，用来阐明否、泰及其始终变化的道理。守敬按：《周本纪》说，文王被囚在羑里，大概是在原有《易》的八卦基础上增加为六十四卦。《北堂书钞》卷九十九引用《帝王世纪》说，文王居住在牖里，推演六十四卦，记载七、八、九、六各爻，称为《周易》。羑城北面的水积成深潭，方圆十多步，深一丈多；向东流到内黄县，与防水汇合。守敬按：《金史·地理志》说，安阳县有防水。水发源于西山的马头涧。守敬按：今水在安阳县西南二十里。向东流经防城北面，这就是卢谌《征艰赋》所说的“越防者”。朱氏《笺》说：“‘为’应作‘谓’。”全氏、赵氏、戴氏改作“谓”，沈氏也作“谓”。会贞按：“为”“谓”通用。《史记·廉颇传》说，廉颇攻打魏国的防陵，攻取了它。《正义》说，城在相州安阳县南二十里，因防水而得名。《寰宇记》称，《隋图经》说，汤阴县有防城，就是纣王把文王囚禁在羑里时，为防备他而筑的城，后来因此称为防城。《彰德府志》说，在安阳县南面的愁思冈上。防水向东南流，注入羑水；又向东流经黄泽。黄泽详见《淇水注》。随后流入荡水。《地理志》在荡阴县条下说：羑水流到内黄县，注入荡水。守敬按：《彰德府志》说，羑水在汤阴县北八里，如今与荡水分流，注入衡水。荡水又向东流，与长沙沟水汇合。长沙沟水发源于黑山北面的山谷。朱氏把“黑”误作“里”，赵氏改并说：“里山”应作“黑山”，见《清水注》。会贞按：《清水注》所说的黑山在淇水西面，这里的黑山在淇水东面；大概东西本来是同一座山，而淇水从山中流出，所以东西两面都有黑山。考察《寰宇记》卫县条，说黑山在县西北五十里，并引用《魏志》说，汉灵帝中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多万人掠夺魏郡，号称黑山贼，就是这座黑山。《地形志》又说，魏德县有累山，也应是黑山的误写。

译《汤阴县志》说，黑山在汤阴县西南三十五里。长沙沟向东流经晋鄙旧日的营垒北面，称作晋鄙城，名为魏将城。守敬按：《地形志》说，林虑郡有魏德县，天平二年设置。《括地志》说，魏德故城又名晋鄙城，在卫县西北五十里，就是公子无忌夺取晋鄙军队的地方，所以称为魏德城。《一统志》说，魏德故城在汤阴县南三十里。本注中的“将”字疑是“德”字的错误。过去魏公子无忌假传命令，在这里夺取了晋鄙的军队。守敬按：见《史记·信陵君传》。所以班叔皮《游居赋》说：“经过荡阴，凭吊晋鄙，责备公子无忌不守臣节。”守敬按：叔皮《游居赋》的引文见《类聚》卷二十八，但没有记载这两句。长沙沟又向东流。朱氏把“其”误作“淇”，赵氏改并说：应作“其”，就是长沙沟水，不是发源于隆虑的淇水。全氏、戴氏也作同样改动。长沙沟称为宜师沟。又向东流，经荡阴县南面；又向东流，经枉人山。枉人山详见《淇水注》。向东北流到内黄县。朱氏把“县”误作“泽”，赵氏改并说：内黄是县名，不是泽名，应作“县”；全氏、戴氏也作同样改动。内黄县的情况详见《淇水注》。长沙沟从右侧流入荡水，也称黄雀沟。这条水在秋夏两季水势泛涨，在春冬两季水量减少。荡水又向东流，经内黄城南面。[六六]陈留有外黄，所以称这里为内黄。守敬按：这两句是《地理风俗记》的文字，《淇水注》已经引用过。向东注入白沟。洹水。洹水发源于上党郡泫氏县。泫氏县的情况详见《沁水注》。会贞按：《汉志》在隆虑县条下写作“国水”，向东北流到信成县注入张甲河；所以古书和雅书都没有写“国水”，这显然是误字。钱坫、洪颐、汪士铎都认为“国”是“洹”字的错误，[陈澧认为应把洹水作为国水，不改“国”字。]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洹”“国”在字形和读音上都不相近，为什么会这样混淆呢？考察《文选·魏都赋》“淇、洹之笋”，注中引用杜预《左氏传注》说，洹水发源于汲郡，汲郡就是卫地；“洹”有时写作“园”，洹音为“垣”。由此才悟到，《汉志》的“国”字也许原本写作“园”，后来沿袭错误才写成“国”。有人怀疑洹水流到内黄县注入白沟，不流到信成县注入张甲河，似乎《汉志》与《水经》的记载不同。不知道魏武帝引淇水开凿白沟，所以《水经》说洹水到内黄县注入白沟。西汉时，淇水在黎阳流入黄河；凡是向东北流经内黄县的水，都是洹水，所以《汉志》说洹水流到信成县注入张甲河。水发源于洹山，洹山在长子县。长子县的情况详见《浊漳水注》。守敬按：《汉志》所说隆虑县的“国水”，就是“洹水”的误写。《续汉志》说，林虑是洹水的发源地。《左传·成公十七年》杜预注、《山海经》郭璞注都说，洹水发源于汲郡林虑县。《玉篇》也说发源于隆虑，都是认为发源于同一个县。本《水经》却说发源于泫氏县，本注又说发源地洹山在长子县；这两个县距隆虑很远，中间又隔着重重山岭，似乎没有水道相通。然而《经》《注》说得明确，必定各有依据。它们所说的泫氏、长子不同，大概是发源地处在两县之间，《经》《注》各举其中一县罢了。《彰德府志》说，水源出自原上党郡泫氏县，经过林虑山后潜入地下，又在善应、高平两山重新流出。根据《一统志》的记载，才知道洹水与济水相同：《经》《注》所说的，是像说水源出自王屋山一样；《汉志》等书所说的，是像说水流出自温县一样。向东流经隆虑县北面。县城北面有隆虑山。守敬按：《汉志》隆虑县条下，颜师古注引应劭说，隆虑山在县北。《元和志》说，林虑山在林虑县北二十里，南面连接太行山，北面通向恒山。《寰宇记》说，山有三座山峰：南面一峰名仙人楼，南面第二峰名玉女台，北面第三峰名鲁般门。《彰德府志》说，在林县西二十里。从前是帛仲理游神修炼的地方。守敬按：《御览》卷六百六十三引用《道学传》说，帛和，字仲理，辽东人。到西城山侍奉王君，王君传授给他秘诀，说可以在林虑山修成地仙。《神仙传》卷七说，仲理进入林虑山，成为地仙。县名因山而得名。汉高帝六年，封周灶为侯国。守敬按：《史表》记载，高帝六年封侯。《汉表》记其谥号为克。应劭说：殇帝名叫隆，[六七]所以改称林虑。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与此相同。两汉时县属河内郡，建安年间属魏郡。[《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年，把林虑划归魏郡。]《寰宇记》说，魏代属朝歌郡，[朝歌郡不久被撤销，该县应当又归属河内郡。]]晋代属汲郡。《地形志》说，永安元年设置林虑郡。这是在郦道元之后的建置，因此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仍属汲郡。县内有黄水。赵氏在“黄”字下面增加“华”字，说《御览》《玉海》引用《隋图经》都作“黄华水”，下文两个“黄水”也应增加“华”字，戴氏也增加了。守敬按：《山海经·北山经》说，神囷山有黄水发源；原本没有“华”字，大概古代只称黄水，后来因水发源于黄华谷，又称黄华水。所以，虽然《隋图经》《寰宇记》等书都写作黄华水，也不能据此改动本注。黄水发源于神囷山黄华谷北面的山崖。山高十七里。赵氏把“山”改作“上”，归入上句，并说《隋图经》作“上”。水从木门带流出，木门带就是山的第三级，距地面七里；悬流向东南注入山谷。守敬按：《寰宇记》说，隆虑山南面第一峰高五十丈；[以本注所说高十七里来校验，“十”应是“千”字。]山下有黄花谷，北崖流出瀑布，水下注形成水池。水直泻岩下，形状像鸡尾，所以称为鸡翘洪。朱氏《笺》说：史游《急就章》说“春草鸡翘

译凫翁濯”。颜师古注说，鸡翘是鸡尾弯曲下垂的样子。又《汉书·舆服志》说，鸾旗是把羽毛编缀排列，系在旗幢旁边，世人称它为鸡翘。守敬按：《隋志》说，灵泉县有林虑谼，大概也像天台、赤城一带的瀑布。会贞按：《寰宇记》说，天台山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引用《临海记》说，山上有飞泉，悬流十仞，像布匹一样。赤城山在天台县北六里，引用孔灵符《会稽记》说，山中水流落差千仞，称为瀑布。《一统志》说，天台山在天台县北，赤城山在县北六里。黄水向东流到谷口，潜入地下；向东北流十里后又流出，名叫柳渚。柳渚周长四五里，是黄水重新发源、再次流出的地方。黄水向东流，苇泉水注入它。苇泉水发源于林虑山北面的泽中。会贞按：水在今林县西北三十里。苇泉水向东南流，与双泉汇合；双泉水发源于鲁般门东面。会贞按：水在今林县西北二十里，另名灵岩水。鲁般门就是隆虑山北面的第三峰，详见上文；《浊漳水注》作“鲁班”。双泉水下流，汇入苇泉水。苇泉水又向东南流，注入黄水，称为陵阳水。又向东流，注入洹水。会贞按：《地形志》说，林虑有陵阳河，向东流成为洹水。大概是把黄水看作洹水的正源。赵氏说，《北堂书钞》引用《水经注》说，黄华谷内西洪边有一个洞，深数丈，距地面一千多仞，民间称为圣人窟；《寰宇记》引用《水经注》说，黄华谷西北有洞穴，称为圣水窟，而今本没有这段文字。又向东北流出山，经过邺县南面。[六八]洹水流出山后，向东流经殷墟北面。朱氏把“东”误作“连”，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寰宇记》引用本书时作“东”。《竹书纪年》说：盘庚即位。守敬按：指盘庚十四年。盘庚从奄迁到北蒙，称为殷。朱氏把“北蒙”误作“此遂”，全氏校改为“北蒙”。赵氏从全氏改动，并说：按《竹书纪年》，盘庚从奄迁到北蒙，称为殷。《括地志》说，相州安阳县本是盘庚的都城，也就是北蒙。殷墟南距朝歌城一百四十六里，就是这里。戴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用瓒的话说，洹水在今安阳县北面，距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如此看来，殷墟不是朝歌。 《汲冢古文》说，盘庚迁到北蒙，称为殷墟，向南距邺三十里。从前项羽和章邯就在这里结盟。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在洹水南面的殷墟上与章邯结盟。洹水又向东流，支流从这里分出。向东北流，经邺城南面。守敬按：邺县详见《浊漳水》篇。称为新河。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北水向北流经东明观下。朱氏本作“北径东明观下”；赵氏据“下”字，在“南水北”下增“水”字；戴氏在“北”字上增“水”字。会贞按：作“北水”是对的，但“径”字上面的“北”字不可缺，现综合校订。东明观在邺东城上，详见《浊漳水注》。从前慕容隽梦见石虎咬他的手臂，醒来后厌恶此事，悬赏寻找石虎的尸体，却没有人知道尸体在哪里。朱氏作“莫之知之”，全氏、赵氏同，戴氏改动了词序。后来后宫受宠的妾说石虎葬在东明观下，于是挖掘那里，向下挖到三层泉水，找到了他的棺材。剖开棺材取出尸体，尸体僵硬却没有腐烂。慕容隽斥责说：“一个死胡人，怎么敢梦见活着的天子！”于是让御史中尉阳约。朱氏把“阳”作“杨”，戴氏改正，赵氏同改。会贞按：《大典》本、黄本作“阳”。列举石虎的罪状，用鞭子抽打他。守敬按：《晋书·慕容隽载记》记载相同。这大概就是石虎最初安葬的地方。又向北流经建春门。守敬按：建春门就是邺城东门，见《浊漳水》篇。石桥不高大，但石工雕治精密。旧桥两端夹立着两根石柱，柱上的螭龙、矩纹和柱础雕刻得很精美。朱氏把“矩”误作“短”，《笺》说：宋本作“矩”。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矩”。皇帝向南巡幸，因认为石柱的制作规制华美精巧，便把它运到平城。石桥东侧。会贞按：《水经注》说，平城宁光宫 的东面下方，有两根石柱，就是石虎邺城东门石桥的桥柱。考察柱上刻文，知道是赵建武年间建造的；因为石材和工艺精巧，便迁移到这里。柱侧全都雕刻云纹和矩纹，上面雕着盘曲的螭龙，形态气势非常生动，确实工艺精巧。水流向西弯曲。[六九]朱氏《笺》说：“屈”字，宋本作“阙”。全氏、赵氏、戴氏依此改动。会贞按：作“屈”是对的，意思是新河水向北流到这里后转向西。北面正对着射堂。清澈的水面形成深潭，碧绿的树林靠着水边，是可以游玩休息的地方。[七〇]它的水流到西面，经过魏武帝玄武旧苑。全氏说：“其水”应增加“水”字，作“淇水”。《淇水经》说，水流转弯，从县城东北与洹水汇合，就是这里。赵氏依此改动。戴氏又删去“际其”二字。会贞按：“其水”就是指新河，与淇水无关。大概淇水从洹水南面流来，在内黄县与洹水汇合；这条水则从洹水向北流，在邺县注入漳水，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不能凭臆测改字。只有“际其”应改作“际城”。玄武苑在邺城西面，这里说的是水流沿邺城西边经过玄武苑。原文有讹字而没有衍字，也不应删去。苑中旧有玄武池，用来练习水军操舟；还有鱼梁、钓台，以及竹林、树木和丛生的水草。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三年修建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文选·左思〈魏都赋〉》说“苑以玄武”。

译张载注说，玄武苑在邺城西面，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葡萄和各种果树。《一统志》说，玄武苑在临漳县西面。如今池塘和树林都已消失，几乎没有遗迹了。新河水向西流，注入漳水。南水向东北流经女亭城北面。全氏、赵氏在“水”字下面增加“又”字。守敬按：不应增加“又”字，女亭城应在今安阳东北。又向东北流经高陵城南面。守敬按：《临漳县志》说，高陵城在县东南三里，民间误称为冈陵城。向东截断垧沟。朱氏作“东合垧沟”，全氏、赵氏、戴氏同。会贞按：“合”应作“绝”。下文说垧沟向北截断新河，可见这里是新河南水向东截断垧沟，两水交叉成十字形。如果说与垧沟汇合，就成了新河与垧沟同流，所以知道不能作“合”。又向东流经鸬鹚陂。赵氏增加“黄衣水注之”五字，并说：《名胜志》引用本注，在鸬鹚陂下有这五字。守敬按：本注没有脱文，后文也没有叙述黄衣水的流向，这正是没有脱文的明证；赵氏增字是错误的。向北与台陂水汇合。守敬按：《地形志》说，临漳有鸬鹚陂，又有林台泽，就是台陂；分为两个陂，和这里的记载相合。《元和志》在洹水县条下说，鸬鹚陂在县西南五里，周长八十里，蒲草和鱼的利益，全州都依赖它；又在临漳县条下说，鸬鹚陂在县东南三十里。《寰宇记》记载相同，但只说鸬鹚陂，没有提到台陂，大概唐、宋时两陂已经合并为一个了。《方舆纪要》说，鸬鹚陂在内黄县西南五十里，与安成县及临漳县交界。有人说，旧陂纵横广远，如今水流断断续续，所以遗址分别见于临漳及其县境。陂东西三十里，南北……。‘垧’字，赵氏、戴氏都认为下面有脱文。戴氏又说，下文“注白沟”以前的“河沟”应承接洹水，也有讹脱，无法考定。会贞按：上句说东西三十里，这句应当说南北若干里，与上句相对，但文字缺脱，无法考定。下一句应作“东流注白沟”。这条水注入白沟，就是《淇水》篇所说的“白沟左侧与新河汇合”的洹水支流。注入白沟。垧沟上游承接洹水。朱氏作“河沟”，全氏、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河”应作“垧”，就是上文的垧沟。说它上游承接洹水，就是下文所说“洹水左侧有垧沟流出”。戴氏没有看出这里的“河沟”和下文的“则沟”都是“垧沟”的错误写法，却说文字讹脱、无法考定，实在疏忽。垧沟向北截断新河，向北流经高陵城东面，又向北流经斥丘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斥丘县都属魏郡。《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并入临漳；由此可知郦道元时代仍有斥丘县，属魏郡。《一统志》说，在成安县东南。县城南角有斥丘。朱氏《笺》说：旧本作“赤丘”。守敬按：《史记·晋世家》说，俘虏了秦将赤；《索隐》说，赤就是斥，是斥候之人的意思。因此“斥”“赤”古代通用。赵氏在“南”字上增加“西”字，说《地理志》记载魏郡斥丘，应劭说斥丘在西南，原文脱了“西”字；全氏也增加。会贞按：《后汉书·袁绍传》注引用《十三州志》说，该地土壤盐碱，所以称为斥丘。大概是因丘陵而给县命名。因此又是干侯。《春秋经》记载昭公二十八年，鲁昭公到晋国，驻扎在干侯。守敬按：杜预注说，干侯在魏郡斥丘县，是晋国境内的城邑。汉高帝六年，封唐厉为侯国。朱氏把“厉”误作“广”，《笺》说：孙氏考证，《史记》记为斥丘侯唐厉；全氏、赵氏、戴氏改正。王莽时改称利丘。水流又转弯经过斥丘城北面，[七三]向东北流入白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年〕 洹水从邺县开始，向东流经安阳县旧城北面。守敬按：晋代设置安阳县，属魏郡。《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并入邺县；由此可知郦道元时代仍有安阳县，属魏郡。《彰德府志》说，在今府城西南。徐广《晋纪》说：石遵从李城北面进入，在安阳杀了张豺，就是这件事。朱氏把“李”误作“孚”，把“豺”误作“豹”。赵氏说：“孚”应作“李”，“豹”应作“豺”。《方舆纪要》说，晋永和五年，石虎死后，其部下张豺擅自掌权。石虎的儿子石遵当时出镇关右，到了李城，起兵奔向邺城。《晋书·载记》作“李城”，是错误的。李城详见《济水注》。《魏土地记》说：邺城南四十里有安阳城。守敬按：自晋代设置安阳县以来，到北魏天平以前，没有听说过县城迁徙；但上文称安阳故城，怀疑有错误。后来看到《魏土地记》说邺城南有安阳城，才知道魏代的安阳确实发生过迁徙。大凡郦道元所称的“故城”而又无法考证的，都应依照这个例子处理。段茂堂说，郦道元只是把旧县称为故城，并没有弄清楚。城北有洹水向东流过。洹水又向东流，到达长乐县，左侧有垧沟流出。朱氏误作“左侧则沟出焉”，全氏、赵氏把“则”改作“白”，戴氏把“侧则”改作“则枝”。会贞按：应作“左则垧沟出焉”。上文新河一段已经详细叙述垧沟，这里叙述洹水，特意提出这一句，以便与上文相照应。戴氏改作“枝沟”，不对；全氏、赵氏改作“白沟”，更错误。洹水本来是注入白沟的，怎么能说白沟从洹水流出呢？现订正如下。洹水又向东流，经长乐县旧城南面。考察《晋书·地理志》，说魏郡有长乐县。守敬按：郦道元每次引用《晋书地道记》，这里也应当是《地道记》的文字，“理志”二字是错误的。如今的《晋志》也说长乐属魏郡。据《司马孚传》，魏末，司马孚由长社侯进封为长乐县侯，可见魏末已经设置长乐县。《元和志》《寰宇记》都说晋代设置，略有错误。《地形志》说，魏尹没有长乐县，只有东郡有长乐县，并说武泰初年从凉城分置。由此可知，郦道元时代魏郡的长乐县已经废弃，所以称为故城，并引用《地道记》加以说明。到武泰初年，又在凉城另行设置长乐县。《元和志》《寰宇记》仍指为晋代设置，说高齐时并入临漳，却不知道高齐所废的是东郡从凉城分置的长乐县，并不是魏郡晋代设置的长乐县。《一统志》说，在安阳县东四十里。又向东流经内黄县北面，向东注入白沟。

译洹水流经内黄县北面，向东流入白沟，世人称这里为洹口。朱氏把“口”误作“水”，赵氏相同，全氏、戴氏改正。许慎《说文》和吕忱《字林》都说：洹水发源于晋、鲁之间。全氏说：按洹水在晋、卫之间，不在鲁地。许、吕二人的说法，大概是因声伯梦见洹水的故事而产生的错误。守敬按：全氏说得对，这里一定是七校本的文字，所以赵氏没有收入。今本《说文》作“水在齐、鲁之间”，“齐鲁”二字有误，“在”字没有错误；这里许慎不能详细说明事情的原委，所以说“在”。本注作“出”，是浅陋之人改动的。过去声伯梦见渡过洹水，有人给他琼瑰让他吃；朱氏把“已”误作“其”，赵氏、戴氏改，全氏改作“之”。“瑰”字全氏、赵氏作“瓌”，下文同。声伯哭泣，后来又得到琼瑰，怀中装满了它。朱氏把“为”误作“与”，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他于是唱道：“渡过洹水，有人赠我琼瑰。回去吧！回去吧！琼瑰装满我的怀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当天晚上就死了。朱氏脱去一个“之”字，戴氏、赵氏增补。守敬按：见《左传·成公十七年》。说的就是这条水。校勘记。[一]“《名胜志》引作垂”：按，《名胜志》河南省卷六确实作“乘”，杨氏《疏》误了，现据南京图书馆藏本校订。[二]“雷扑之声”：按，戴氏校改“扑”为“赴”。[三]“著《春秋三传异同说》……《左传疏》《王制疏》《文选·吴都赋注》引用他的文字”：按，《王制》“天子七庙”条下，《正义》引用《左传·昭公七年》说：“我岂敢忘记高圉、亚圉。”马融《说》说：“这是周人所祭报但不立庙的先祖。”《左传疏·襄公三年》“组甲三百，被练三千”条下，有马融《说》。《吴都赋》“坐组甲”注也引用马融《说》。[四]“《括地志》：攒茅”：按，辑本漏收，见《史记·魏世家正义》的引用（标点本第一八五九页）。[五]“因为居住时还有遗留的竹子”：按，各类书籍引用时都没有“居”字，只有《水经注》有此字，颇令人费解，沈钦韩怀疑是衍字。[六]“征讨公孙文懿”：按，公孙渊字文懿，唐代修撰《晋书》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使用了公孙渊的字。[七]“高两匹……直上三匹有余”：按，“匹”是四丈；两匹就是八丈，三匹有余就是十二丈多。[八]“戴氏把‘挺’改作‘颁’……究竟依据哪部书也无法解释，这一定是《大典》本的讹文”：按，杨氏的说法是对的，但这也说明杨氏没有见过《大典》本；所以他有时记得对，有时记得不对。[九]“《国语》韦昭注、《左传》孔颖达疏”：按，《国语》韦昭注见《周语》，《左传》孔颖达疏见昭公二十六年。“居王于彘”条下。[一〇]“《鲁连子》”：考订：《鲁连子》的这段话见于《寰宇记》卷五十六所引，也见于《史记·周本纪》记召公、周公二人共同执政一节下《索隐》的引文。[一一]“下面也有‘周新乐城’的文字”：考订：上文也有“东周永丰坞”的文字，也应当像杨守敬那样解释。[一二]“五里泉在修武乡”：考订：《一统志》在马鸣泉条下记有五里泉，认为它就是覆釜堆南面的三处泉水，位于浊鹿城。[一三]“这是元鼎五年的事”：考订：朱《笺》叙述这件事较为详细，但没有抄录。吕嘉在元鼎五年四月反叛，擒获吕嘉首级是在元鼎六年春天。[一四]“沈炳

译巽说，当时没有汲郡”：考订：查沈氏原来的按语说：“《武帝纪》作‘至汲新中乡’。颜师古说：‘汲是河内县，河内是乡名。现在称为汲郡，是错误的。’”熊氏《疏》大概是根据沈氏校语写成的。沈钦韩把“郡”改作“县”。[一五]“后汉封侍中冯石为侯国”：考订：冯石本传说：“冯石的父亲冯柱娶了获嘉长公主，冯石承袭母亲公主的封号，成为获嘉侯。” [一六]“您与高氏、国氏同为太公的宗族”：考订：《广韵》六豪“高”字下的注说：“姓，是齐太公的后代，食邑在高地，于是以高为氏。”又《广韵》二十五德“国”字下的注说：“姓，是太公的后代。《左传》说：齐国有国氏，世代担任上卿。所以说，您与高氏、国氏同为太公的宗族。” [一七]“如果能使神灵的心意满意”：考订：杨守敬说，《名胜志》把“神心”二字倒置了。现在考察，“心神”这样写也讲得通。[一八]“《通鉴》……引用此文，‘大夫’作‘太师’”：考订：标点本仍作“大夫”，杨氏《疏》错误地依据了俗本。[一九]“守敬考订：洪氏《隶释》”：考订：赵氏引用洪氏《汉隶释》和《汉隶字源》的文字更加详细。[二〇]“他从未改换年号，却称为元载”：考订：赵氏说，碑文写道：“惟皇构迁中的元载，正是就营建洛邑而言。”这样说得更清楚。[二一]“《一统志》……没有记载骉骉水”：考订：巨峻山条下引用《水经注》说此水出自巨峻山，但没有详考它的所在。[二二]“《一统志》引用这里，把‘渊’写作‘涧’，较为合适”：考订：查《一统志》仍作“渊”，并不作“涧”。[二三]“《括地志》说，在濩泽县西南七十里”：考订：《正义》引用时作“在泽州阳城县西南七十里”。[二四]“《通志》说，山峰四面形状像城”：考订：这是从《一统志》转引的。《元和志》卷十九没有这句话，《一统志》引用《通志》时如此记载；现在校勘《元和志》，认为这是《通志》的改文。[二五]“《史记·夏本纪·正义》引用时作‘二水’，错误”：考订：标点本仍作“二泉”，并没有错。孙辑本《括地志》下作“二水”，是错误的。（现在依据台北本删去“误”字。） [二六]“《御览》引用时作‘旸’”：考订：影宋本《御览》仍作“亢旱”。[二七]“在太行山顶的南面为它建立庙宇”：考订：朱《笺》本作“岭”，这里应当依据陈棐的引文改作“巅”，但遗漏了校记。[二八]“东西二城”：考订：《寰宇记》卷四十四和《一统志》卷一百七中，“东西”作“都向”。[二九]“现在仍称它为白起台”：考订：赵氏说，“号”字下面，《御览》引用这段文字有一个“之”字。《大典》本缺少这个字，现在据此补入。[三〇]“残存的城壁还保存着”：考订：《大典》本以及全氏、赵氏、戴氏三家的校本，“犹”都作“由”。朱《笺》说：“克家说，疑心应作‘犹’。”《一统志》引用时作“犹”。影印本采用李克家的说法，但没有列出校记。[三一]“因此俗称为丹水，这是不合经典的说法”：考订：《山海经·北次三经》记载沁水说：“它的东面有一片林子，名叫丹林，丹林的水就从那里流出。”据此，丹水是“丹林之水”的简称，因丹林而得名。后来竟把它讹传为丹水，又编造出秦国坑杀赵国士卒、鲜血染

译红丹川的说法。[三二]“支渠从左边流出”：考订：“左出”的“出”，朱本误作“水”，赵氏校改，全氏、戴氏也相同。原书遗漏了校记。[三三]“《方舆纪要》说，安昌城在信阳州西北七十里”：考订：见《方舆纪要》卷五十信阳州条下，并且说：“这是汉成帝封张禹为侯邑的地方。”

译[三四]“赵氏说：《方舆纪要》记载，沁河在武陟县一里处，又向南流入黄河”：考订：赵氏《刊误》中有“一里”三字；“又南达于河”上面还有“自河内县流入”六字。[三五]“戴氏说：考查《寰宇记》”：考订：《寰宇记》原文作“罗门”，下面接着说“按《郡国县道记》……”。[三六]“这是全氏、赵氏沿袭戴氏说法的证据”：考订：赵氏《刊误》说：“‘之’字，已经由全祖望校改为‘三’。”杨氏因为戴氏引用《寰宇记》，而全氏七校本没有这个字，所以这样说。[三七]“《名胜志》引用这里，‘冯’写作‘洪’，说在林县南七十里”：考订：《名胜志》在河南淇县条下引用这段文字，不作“洪”，仍作“冯”，也没有说“在林县南七十里”。[三八]“《通典》说，在卫县西二十五里有古朝歌城”：考订：《通典》卷一百七十八没有说里数，《元和志》作“二十一里”，《寰宇记》作“二十二里”。[三九]“汉朝任命虞诩为县令”：考订：沈钦韩《疏证》把“令”改为“长”，说：“‘令’应当是‘长’。汉末吴质担任此邑长官时仍称‘长’，可以作为证明。”现在考察，沈氏改得对。范晔《后汉书·虞诩传》作“任朝歌长，后升任怀令”。现在据此订正。可惜杨氏没有见到沈氏的书。[四〇]“卷入深沟”：考订：《名胜志》引用时作“倦投深隍”，从意义上说较好，应当据此改正。[四一]“归处不同、出流相同，就叫肥”：考订：《尔雅·释水》作“归处不同、出流相同的水叫肥”。郦道元引用古书时，常常抄录并改变原词。上文引用《毛传》把“出流相同、归处不同”解释为肥泉，《毛传》原文其实是“所出的地方相同、所归的地方不同叫肥泉”，情况也是这样。[四二]“现在这条水却是出流不同、归处相同”：考订：《毛传》和《尔雅》都把肥泉解释为同出异归，《释名》的意思也相同。吕忱《字林》（在河水名称条下）和犍为舍人却反过来说：“水从不同源头流出而汇合为一，叫作肥。”郦道元引用犍为舍人的说法和吕忱《字林》，根据亲自观察到的情况申述犍为舍人的解释，并驳斥《毛传》等三部书。[四三]“《毛传》把‘澳’写作‘奥’”：考订：现在《毛诗》中所有“淇奥”的“奥”字都写作“奥”。段玉裁说，这是古文字的通假；《说文解字》说：“澳，是水湾。” [四四]“淇水又向南流，经过枋堰；旧时淇水向东南流”：考订：《大典》本也作：“经过淇水南面，向东流，经黎阳县境南面流入黄河。” [四五]“《地理志》”：考订：这一句以下抄漏了十一字，应补为：“说，淇水出自共县，向东到黎阳流入黄河。”现在已经补入。[四六]“《书钞》……引用这里作菀水”：考订：这句话应当移到下文菀水之前，承接“淇水在元甫城西北”一句，不应放在这里。[四七]“《春秋·定公十四年》：鲁定公在牵地会见卫侯”：考订：这是《春秋经》的文字；《左传》则作“鲁定公在脾、上梁之间会见齐侯、卫侯”。“《春秋》下《左传》”二字是衍文，现在删去。[四八]“《春秋左传·昭公九年》：晋国的荀盈到齐国迎娶女子，回来后死在戏阳，就是这件事”：考订：这是《左传》的文字；“《春秋》”下面应补“《左传》”二字，现在补入。[四九]“会贞考订：见《左传·哀公十五年》，齐国攻打晋国的冠氏”：考订：齐国攻打晋国的事发生在鲁定公九年。鲁定公八年晋人攻打卫国，齐国为了帮助卫国，在鲁定公九年攻打晋国；而《左传》在哀公十五年记载子贡回答陈成子的话时提到了这件事，所以说“从前晋人攻打卫国”等等。熊氏删录《左传》的做法确实不恰当，应改为“定公九年齐国攻打晋国的冠氏”，出处见《左传·哀公十五年》。[五〇]“地节三年设置，用来把它封给皇后的父亲许伯作为侯国”：考订：沈炳巽的说法是对的。《汉书·外戚传·恩泽侯表》说：“平恩戴侯许广汉，于地节三年四月受封。” [五一]“立掖亭百姓家的女子亳氏为皇后”：考订：沈炳巽考证属实，她就是邓后，冒称姓梁；桓帝厌恶梁氏，于是把她的姓改为亳。“亳”与“薄”相通。[五二]“只有‘破瓒’一句没有‘城’字”：考订：影印本《御览》有“桥”字，作“破瓒于界桥”。据此，应删去“界城桥”中的“城”字以及这七个字。[五三]“后来赵高主持时，计算工程费用为二百万”：熙仲考订：朱本作“功”是对的。《汉书·沟洫志》有“博士许商善于计算，能够估算工程费用”的话。《大典》本和各家校本都作“功用”，正是根据这句话。不能因为《续博物志》中的一条孤证就轻率改字，现在据校改作“功”。[五四]“因王的妖言而迁徙”：考订：沈炳巽说：“‘以王妖言徙’五字疑有讹误。”考察起来，应作“王以妖言徙”。清河王刘蒜因被指控传播刘文、刘鲔的妖言而迁往桂阳，并不是迁移王国的治所；朱本把词序倒置了，应当改正。杨氏说应作“这一年王国迁治甘陵县”，也不对。《郡国记》说：仍然是甘陵国的都城，并没有迁治，只是把县名“厝”改为“甘陵”罢了。[五五]“清河又向东北流，经枣强县旧城东面”：考订：《大典》本、赵本在“清河”下面有“水”字；戴氏《校记》说：“近刻本有‘水’字。” [五六]“汉武帝元朔三年”：考订：朱本误作“二年”，《大典》本作“三”，没有错。沈氏校订朱《笺》本时，已经引用《汉表》证明作“二年”是错误的。[五七]“现在亭子在县东，如北”：考订：“北”字原作“此”。“此”不是讹字，应依《笺》把“此”归入下文，与“水济”连接成句，并以《通鉴》校订。[五八]“胡三省说，现在亭子旁边有历口渡”：考订：查《通鉴》胡三省注引用应劭的话说：“历城亭在广川县西北三十里；又说：现在亭子在县东，是津渡的地方，称为历口渡。”《疏》抄录时改变了词语，应作“县东”。[五九]“清河又向东北流，无棣沟从这里分出”：考订：《大典》本从此处起，以下凡是“棣”字都写作“墨钉”，这是为了避明成祖的讳，因为《大典》是在永乐年间编修的。[六〇]“《春秋·僖公四年》”：考订：《大典》本、朱《笺》本、赵本都缺少“四年”二字。

译[六一]“这件事世代相传，已经很久了”：考订：沈钦韩《疏证》说：“所谓四履，是方伯征伐所到的范围，不一定固定限于齐国的封地，京相璠的说法是对的。”熙仲考订：管仲回答屈完时，称引召康公的命令，说北面到达无棣；而京相璠称旧说无棣在辽西郡孤竹县。齐桓公曾征伐孤竹，也可以作为旁证。[六二]“清河向东北流”：考订：《大典》本、朱《笺》本脱去“清”字和“流”字。全氏、赵氏补“清”字，戴氏补“清流”二字；《疏》遗漏了校记。[六三]“又向东北流，经穷河邑南面”：考订：朱本把“过”误作“径”，全氏、赵氏、戴氏改作“过”。《经》和《注》有所区别，《疏》遗漏了校记。现在在下文补入：“戴氏说：‘过’字，近刻本误作‘径’。全氏、赵氏改法相同。” [六四]“率领水军从漂榆津出发”：考订：《通鉴》把“榆”作“渝”，胡三省注引用《水经》作“榆”。[六五]“向东流”：考订：朱《笺》本、沈炳巽本都作“泉”。[六六]“荡水又向东流，经内黄城南面”：考订：赵本作“其水”，全氏、戴氏作“荡水”。赵氏又在下文补了“东”字。《疏》遗漏了校记。[六七]“殇帝名叫刘隆”：考订：汉代《地理志》的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说：“为了避殇帝的名讳，改称为林虑。”据此，“殇帝”下面应补“名”字。[六八]“又向东北流出山外，经邺县南面”：考订：朱《笺》本、沈本把“过”作“径”，赵氏校改并说应当作“过”，全氏、戴氏改法相同。《大典》本虽然写作大字本，但仍误作“径”。《经》和《注》有所区别，《疏》遗漏了校记。[六九]“向东转折，向西弯曲”：考订：“东侧”应当与下面的“西屈”连读成句，不应归入上文。[七〇]“碧林旁的水浦，可以游览休息了”：考订：朱《笺》本、沈本都作“碧林浦侧可游意矣”，《名胜志》引用时作“意”，《疏》遗漏了校记。[七一]“苑囿以玄武命名，张载作注”：考订：“达”是“逵”的讹字。李善《文选注》说：“臧荣绪《晋书》说：《三都赋》写成后，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蜀都赋》作注。”据此，《魏都赋》应是张载作注，现在把“刘达”订正为“张载”。[七二]“赵氏在此处增加‘黄衣水注之’五字”：考订：沈钦韩《疏证》说：查《寰宇记》引用《隋图经》说：“黄衣水经野马冈，向东南流入万金渠，再注入鸬▯陂。”这里不作《水经注》的文字，由此可知郦道元《注》原本没有这段话。《名胜志》抄录删取而造成的错误非常多，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七三]“又转弯，经其城北面”：考订：朱《笺》本、沈本都作“北城”，赵氏校说：“应当作‘城北’。”全氏、戴氏改法相同。《疏》遗漏了校记。

译目录或段落不存在！按一下“后退（back）”键，返回前一画面。《水经注疏》卷十 北魏郦道元撰写。宜都杨守敬编纂并作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浊漳水 浊漳水发源于上党郡长子县西面的发鸠山。朱本在这里以下有“之漳水焉”四字。戴氏删去，说：这是因为《注》文中的“漳水”二字被误抄成《经》文，后人又加上“之焉”二字罢了。赵氏也删去。守敬考订：下文《注》文开头缺少“漳水”二字，而《经》文恰好多出“漳水”二字，显然是《注》文被脱漏了，只是不知道又是什么人分别在“漳水”上下加上了“之焉”二字。戴氏把“漳水”二字还给《注》，删去“之焉”二字，实在明快。孙星衍又因为后文有“涷水也出发鸠山”，便改成“发鸠山的涷水流入这里”，措辞笨拙，义例也不合。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注》文说绛水也出发鸠谷，难道也要改成“绛水流入这里”吗？漳水发源于鹿谷山。朱本没有“漳水”二字和“山”字，朱《笺》说：《太平御览》〔考订：见卷六十四。〕引用这段《注》文说：“漳水出自鹿谷 山。”戴氏、赵氏补入。守敬考订：《汉书·地理志》说，浊漳水出自鹿谷山；《说文解字》也相同。鹿谷山与发鸠山山麓相连而位于其南，《淮南子》称为发苞山。守敬考订：今本《淮南子·墬形训》把“苞”作“包”，所以不同名称互相出现。会贞考订：《山海经》《水经》说水出自发鸠山，《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说出自鹿谷山，《淮南子》说出自发包山。高诱说，发包山又名鹿苦山。发包就是发鸠，鹿苦就是鹿谷；郦道元解释《水经》时兼采《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用来说明名称不同而实际是同一座山。《说文解字》所说的发鸠在涷水之下。郦道元叙述涷水、绛水位于浊漳水北面，因此说鹿谷山与发鸠山山麓相连而位于南面，先用这句话为后文叙述涷水、绛水作铺垫。郦道元考察得如此精细。守敬考订：《山海经》作“发鸠”，《淮南子》作“发包”，《说文解字》作“发鸠”，〔一〕郦道元引用《淮南子》却作“发苞”；但“鸠”和“包”在字形、声旁上都不相近，为什么会这样错出呢？考察《说文解字》，“勼”是聚集的意思，字从“九”得声。《玉篇》说：“勼”现在写作“鸠”；《尚书》关于共工的文字作“方鸠僝功”。由此可知，“勼”和“鸠”是古今字，而“勼”与“包”字形相近。所以孙星衍认为“发包”可能是“发勼”的讹误。然而，《淮南子》的“发包”原本应作“发勼”，传抄者把“勼”误写成“包”，后来又转而把讹字加以解释成“包”，郦道元于是没有察觉这是“发勼”的讹文，反而把它解释成不同的名称。《地形志》说，长子县有鹿谷山。〔二〕《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鹿谷山在长子县西面；又说发鸠山在县西南六十五里，这样鹿谷山反而在发鸠山北面，与这段《注》文不合。《水道提纲》说，浊漳水西源出自长子县西南的发鸠山，发鸠山又名鹿谷山。大概分开说，发鸠、鹿谷是两座山；合起来说，实际上是一座山。左边有阳泉水注入。守敬考订：《地形志》说，上党郡屯留县有阳水，源头出自三楒山，向东流汇合车台水，向东南流入绛水，应当就是这里所说的阳泉水。右边则有散盖水流入。戴氏把“散”改作“伞”。守敬考订：“伞”字最早见于《广韵》，并说现在写作“伞盖”的“伞”字。《说文解字》说：“伞，是伞盖。”郦道元在世时还没有“伞”字，所以用“散”字代替“伞”字；如果一定要恢复古字，也应改作“伞”。戴氏常常用俗字改古字，又用古字改俗字，失去了原貌，未免擅自专断。例如把“罡”改成“冈”、把〔字形残缺〕改成“要”、把“虖池”改成“滹沱”、把“淀”改成“淀”等，都是这种情况。〔三〕《寰宇记》说，散盖山在端氏县东北九十里。《潞安府志》说，伞盖水出自长子县西南五十里的 伞盖山，向北流入漳水。三条水源同出一座山，只是以流向南北不同来区别罢了。向东流过长子县南面。又向东流，尧水从西山流来。守敬考订：《隋书·地理志》说，长子县有尧水。现在尧水在长子县西南十三里，向东北流，经尧庙北面。守敬考订：《地形志》说，上党郡乐阳县有尧庙，位于今长子县西南十五里的潜山上。尧水又向东流，经长子县故城南面。守敬考订：秦、汉直到后魏，长子县都隶属上党郡。《地形志》说，长子县有长子城，可见县城曾经迁移，详情见下文。这座故城在今长子县城西面，是周史辛甲受封的邑。朱《笺》说：《刘向别录》记载，辛甲侍奉纣王，进谏七十五次而不被听从，于是离开纣王投奔周，周文王任命他为公卿，把长子封给他。会贞考订：《汉书·地理志》说，长子是周史辛甲受封的地方。《地形志》说，长子县有辛城，〔四〕在今长子县东十九里，城周长约一里。《春秋·襄公十八年》记载，晋国人在长子擒获卫国行人石买，说的就是这个县。会贞考订：这是《左传》的文字，杜预注说，长子今属上党郡。秦朝设置上党郡，以这里为郡治。朱本有“也”字，赵本相同，戴氏删去。会贞考订：《汉书·地理志》说，上党郡是秦朝设置的。阎若璩说，秦代郡治在长子，汉代也以长子为郡治，这一点可以从《鲍宣传》中知道。〔五〕《晋书·地理志》说，上党郡治所在潞县。《地形志》说，前汉上党郡治在长子城；董卓作乱时，迁治壶关城。慕容氏时治所在安民城，〔考订：安民城在襄垣县北十里。〕后来又迁到壶关城。皇始元年，迁治安民城。真君年间，又恢复以壶关城为治所。尧水向东北流入漳水。漳水向东与梁水汇合。梁水出自南梁山。赵氏把“出南”改作“南出”，全氏也这样改；刻印全书的人不知道旧本作“出南”，反而认为戴氏改作“出南”是戴氏的错误。会贞考订：不一定要把“出”改为“南出”，理由见后文涷水条下。《地形志》说，长子县有长湾水，向东流到梁川，向北流入浊漳。大概梁川的上游就是长湾水。现在梁水出自长子县东二十里的梁山，向北流，经长子县故城南面。会贞考订：“南”应当作“东”。上文说尧水向东流经长子县南面，又向东流入漳水；漳水又向东与梁水汇合，那么梁水汇入漳水的地方就在长子县东面。梁水从南梁山向北流，不可能经长子县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二年……”会贞考订：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年。郑国攻取屯留；屯留见后文。又攻取尚子、涅。朱本作“沮”，朱《笺》说：“一作‘泹’，疑心应作‘则’。”赵氏改为“涅”，说这是“涅”字的错误。戴氏改法相同。守敬考订：涅城在武乡县西面，距离屯留、长子不远；“沮”与“涅”字形相近，因此改作“涅”是对的。今本《竹书纪年》没有“涅”字，《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和《寰宇记》引用时也没有“涅”字。可能是因为原字已经误作“沮”，难以解释，于是被删去了。尚子就是长子的别名。梁水又向北流入漳水。

译长湾水向东流到梁川，向北注入浊漳水。大概是把梁川的上游源头称作长湾水。如今梁水发源于长子县东二十里的梁山，向北流，经由长子县故城南面。会贞按：这里的“南”应改作“东”。上文说尧水向东流经长子县南面，又向东流入漳水；漳水又向东与梁水汇合，那么梁水注入漳水的地点就在长子县以东。梁水从南梁山向北流，不可能经由长子县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二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年。郑国攻取屯留；屯留见后文。尚子、涅。朱氏本作“沮”，《笺》说：“一作‘泹’，疑当作‘则’。”赵氏改为“涅”，说：“这是‘涅’字的错误。”戴氏也作同样改动。守敬按：涅城在武乡县以西，距离屯留、长子不远；“沮”字又与“涅”字字形相近，因此改作“涅”是正确的。今本《竹书纪年》没有“涅”字，《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和《寰宇记》所引也没有“涅”字。或许是因为原文已经误作“沮”，文字无法解释，后来便删去了。尚子，就是长子的别名。梁水又向北流入漳水。屈水从长子县东北面流出。朱本在这里下面有“注”字，赵氏、戴氏删去。陶水向南流出陶乡。朱本误作“南出南陶”。全氏改作“南乡”，并说：“‘南陶’应当作‘陶乡’。”《地形志》说，长子县羊头山下有神农泉，北面有谷关，是神农氏取得嘉谷的地方；有泉水向北流到陶乡，称为陶水，汇合羊头山水后，向北流入浊漳，说的就是这里。赵氏、戴氏改法相同。守敬考订：《潞安旧志》说，淘水出自雄山，向北流与淘清河汇合，流入漳水。雄山在郡城南六十里。淘水向北流经长子城东面，转向西经长子城北面。会贞考订：今长子县在长治县西面偏南五十里，长子故城在长治县西面。现在陶水从壶关向东北转弯，向西流经长治县北面，流入漳水；由此可确定，陶水不可能经长子故城北面。这里所说的长子城应当是北魏迁治后的县城。根据地望推求，大概就是今长治县城，只是各地志没有记载罢了。陶水向东注入漳水。又向东流过壶关县北面。戴氏把下文“又向东北流过屯留县”七字的《经》文移到这里，并在“县”下面增加“南”字。孙星衍说：详察《注》文中有辨析不能先经过壶关、后经过屯留的内容，那么下文“漳水向东流经屯留县南面，后来又转弯流经县城东面，向东北流，有绛水注入”的四句就应当是《经》文，所以《地理志》引用了它。戴氏根据《注》文的辨析寻求解释而不得，于是想把《注》中的“向东流经屯留县南面”移作《经》文，未免割裂得太厉害了！守敬考订：郦道元认为壶关在屯留东面，《经》文应当说“又向东流过屯留县，又向东流过壶关县”，这样才相合。但《经》文却先说经过壶关，后说经过屯留，所以郦道元加以驳斥，这是预先探究下文来说明，并不是篇章错简。戴氏一定要让《经》文中的壶关、屯留紧密相连，未免拘泥。孙氏又想把《注》文中关于漳水向东经屯留的四句作为《经》文，不仅不合《经》文体例，而且后面还有“又向东流过屯留县”一句，岂不是重复吗？并且戴氏移的是《经》文，孙氏却说他把《注》文取作《经》文，也不对。漳水向东流经屯留县南面，又转弯流经县城东面，向东北流，有绛水注入。绛水向西出自谷远县东面。朱本在“水”字上面有“绛”字，赵本相同，戴氏删去。守敬考订：谷远县详见《沁水》篇。赵氏把“之”字移到“发”字上面。称它为滥水。朱本作：“称它为绛水，向西出自谷远县，是滥水。”戴氏认为“绛水西出谷远县”七字是重复的衍文，因而删去。守敬考订：《禹贡锥指》引用《水经注》说：“绛水向西出自谷远县东面的发鸠之谷，是滥水。”并解释说，滥水就是绛水的上游，有时分称为两条水，这是不对的。现在考察《地形志》，屯留县的绛水从寄氏县境流来，注入浊漳；寄氏县有盘秀岭，蓝水从岭南流出，向东流入浊漳。蓝、滥读音相近，蓝水就是滥水，滥水就是绛水，所以后文不再另说滥水流入何处，而紧接着说它向东流经屯留县故城南面。戴氏的订正与《禹贡锥指》相合，毫无疑问。全氏却不认为“绛水西出谷远县”七字是重复文字，把“谓之绛水”改作“又有一水”，并假托为宋本。〔全书称为宋本的，只有这一条，由此可见它是伪托。〕这样就说绛水之外又有滥水，反过来讥讽胡东樵认为滥水是绛水源头的说法不对。赵氏也受到这种说法迷惑，却无法解释下文为什么不另外说明滥水流入何处；这一定是全氏的初稿，后来发现不对，所以 删去了这段话。王梓材没有辨识，又从赵本抄录出来；由此足以看出，近刻的全本并不全是伪本。绛水向东流经屯留县故城南面。守敬考订：这句话上面没有“绛水”二字，所以知道滥水就是绛水的别名。两汉、魏、晋、后魏时，屯留县都隶属上党郡。《地形志》说，屯留县有屯留城，在今屯留县东南十三里。这里原是留吁国，朱本把“吁”作“子”，戴氏、赵氏改正。是潞氏的属地。守敬考订：《左传·宣公十六年》说，晋国士会率军灭掉赤狄的甲氏和留吁、铎辰。杜预注说，甲氏、留吁、铎辰是赤狄的不同支族；〔七〕晋国灭掉潞氏后，又把它的其他党属全部吞并。《春秋左传·襄公十八年》说，晋人在纯留擒获孙蒯。朱《笺》说：孙氏认为《左传注》说“纯”音“屯”。会贞考订：这是《左传》的文字，注文没有“音屯”的说法。《释文》说，“纯”字，《地理志》作“屯”。《地理志》颜师古注说，“屯”读作“纯”，就是这样。那里的水向东北流，注入漳水。守敬考订：漳水、绛水本来互相通称，但水源各不相同。漳水出自发鸠山，绛水出自发鸠谷，明明是两条分流的水。

译《水经》以漳水立篇，到了屯留绛水汇入漳水的地方，不能不说绛水流入漳水，这与其他水流到下游后改换名称的情况不同。所以桑钦说：“绛水出自屯留西南，向东流入海。”〔八〕各本“海”都作“漳”。赵氏说：《禹贡锥指》记载，北宋张洎说，绛水就是浊漳水，“绛”字有时写作“绛”。《地理志》在上党郡屯留县条下说，桑钦称绛水出自西南，向东流入海。郦道元引用这段话时作“流入漳水”。一清考订：后文巨鹿县条下引用《地理志》信都国信都县条，班固原文说“流入海”，那么这里的“漳”字显然是郦道元改的，从他前后自相诘问也可以知道这一点。把绛水解释为流入漳水，把绛渎解释为流入海；但绛渎本来就是漳水某一时期的改道支流，并不是《禹贡》所说的绛水，大概是班固《地理志》的错误，郦道元不敢明说罢了。守敬考订：《汉书·地理志》作“流入海”；又因信都县条下也说绛水流入海，所以可以确定屯留县条下不作“流入漳水”。这里在说绛水流入漳水之后，恐怕读者不明白漳、绛互相通称的道理，随即引用桑钦的说法，说绛水出屯留、向东流入海，大概是因为绛水经过屯留，漳水也经过屯留，在两水汇合之处，桑钦说绛水出屯留而不再说漳水，实际上已经把漳、绛合并称说 了。从这里以下，是为了说明凡是称作漳水的地方，也有绛水曲折交错其中。又在后文引用《地理志》说，绛水发源于屯留，向下冲乱漳水的渡口；这说明绛水与漳水都可以互相通称。因此水流曲折迂回，所到之处都清楚可见；信都又出现绛水之名，并向东流入海。郦道元疏通《汉书·地理志》、阐明《禹贡》的意思，清楚得如同揭开盖子。这里引用桑钦的话，本来应当仍依《汉书·地理志》的原文，为后文信都绛水流入海作铺垫。浅陋的人不懂其中含义，见上文已经说绛水流入漳水，又见这里引用桑钦说流入海，觉得前后不相应，于是改动了原文。赵氏说这是郦道元改的，是诬妄。王念孙反而说《汉书·地理志》的“入海”应当依照这里的《注》改作“入漳”。根据张洎的话可知，北宋时的刻本已经错了。因此我直接改正，以恢复桑钦、郦道元原来的文字。漳水又向东流，涷水注入它。朱本把“涷”误作“陈”。全氏改正并说：旧本都误作“陈”，是因为没有读《说文解字》的缘故。胡渭最自负于善读《水经》，〔九〕也没有认真审定并改正这里。赵氏、戴氏都改作“涷”，以下相同。水从西面的发鸠山流出。赵氏把“出西”改作“西出”，说“出西”二字应当倒置。戴氏乙本相同。会贞按：《水经注》有时说“向东流出”“向西流出”，有时说“从东流出”“从西流出”，有时说“向东北流出”“向西北流出”，有时说“从东北流出”“从西北流出”；这两种说法在这里都通用，全书都可以据此复核。戴氏在前文把“梁水出南梁山”改得不同，赵氏改为“南出”，这里又同乙本作“西出”，毫无固定标准，都是因为不知道《注》的用例。现在绛河从屯留县西北流出，就是绛水。向东流经余吾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余吾县属上党郡，后汉废除。根据景尚受封一事，可知后汉初年还没有废除。《地形志》说屯留有余五城，“五”是“吾”的讹字，在今屯留县西北十八里。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封景丹的儿子景尚为侯国。朱氏本把“子尚”误作“尚子”，赵氏乙改说：这两个字应当互换，《后汉书·景丹传》可以校正。全氏、戴氏乙改本相同。涷水又向东流，经屯留县故城北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今本《竹书纪年》作周烈王六年。韩共侯，守敬按：作“共侯”，与今本《竹书纪年》相合；但《史记·韩世家》没有“共侯”，这一年是韩懿侯元年，《年表》则作庄侯，一本作壮侯，后来又因避汉代皇帝名讳而改字。赵成侯把晋桓公迁徙到屯留。“朱公于”三字讹作“子”字。《笺》说：“朱本作公于。”戴震、赵一清改正。《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夺取晋君端氏，把晋君迁到端氏，详见《沁水注》。又把他迁来居住的地方，就是这里。守敬按：《史记》在“夺晋君端氏”下说“徙处屯留”。据《竹书纪年》，赵成侯已经先把他迁到这里，那么夺取晋君端氏的就不是赵肃侯，郦道元大概是把两种异说并存了。这条水又向东流，注入漳水。所以许慎说：“水从发鸠山流出，注入河水。”朱本把“河”讹作“关”，戴震改为“漳”，赵一清依《说文》改作“河”。守敬按：桂馥说，“入关”应是“入壶关”，但《说文》中没有这样的例子。戴震因为注文说水注入漳水，便改作“入漳”，似乎不知道郦道元把漳水作为正流，所以说涷水注入漳水；他引用许慎的话，只是为了证明涷水出自发鸠山，同时引用全文罢了。应当依原书作“入河”（《山海经》也作“入河”），这和上文绛水流入海的例子相同，赵一清改得对。“从水，东声”就是“涷”字的构形声义。朱本把“东”讹作“章”，赵一清据《说文》改正，戴震也改了。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壶关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汉代壶关县属上党郡，后汉沿袭；汉末和曹魏时是上党郡治所，晋代仍属上党郡，后来县被废除。北魏太武帝真君年间，故城又恢复为郡治；太和年间迁置新城，仍属该郡。《一统志》说，壶关故城有两处：一处在今长治县东南，是汉代县城；一处在今壶关县东南，是北魏县城。但《地形志》没有说壶关有壶关城。这里注文叙述涷水注入漳水以后，才说漳水经过壶关故城西面，那么故城应在长治县东北。漳水又弯曲流过故城北面，这里是古黎国，有黎亭。会贞按：《竹书纪年》说，帝辛四年，在黎地举行大规模搜猎。《诗经·式微序》说，黎侯寄居在卫国，他的臣下劝他回国，就是这里的黎国。《左传·宣公十五年》注说，黎氏是黎侯的国家，上党郡壶关县有黎亭。《汉书·地理志》壶关县注引应劭说，这是黎侯国，现在的黎亭就是它。《一统志》按语说，黎国所在，应劭、杜预认为在壶关，即今长治县境内；魏收认为在刈陵。《括地志》认为在黎城，就是今天的黎城县。三种说法不同，彼此相距将近二百里。《续汉志》则把壶关、潞县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

译推想黎国原来在长治县西南的黎侯岭下。到晋代设置黎侯时，可能迁到了今黎城县。因此《寰宇记》记上党县时说，这里本是黎侯国，也就是西伯姬昌攻克黎国的地方；记黎城县时却说，这是古黎国，并引用晋国荀林父灭潞国、拥立黎侯的事。这样看来，这是春秋以后的黎国，不是商、周时期黎国的故地。县境有壶口关。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上党郡有壶口关。《潞安府志》说，壶口山在府城东南十六里，在壶关县北五里。《寰宇记》说古代曾在此设置关隘；《续汉书·郡国志》潞县注引《上党记》说，县东北八十里有黎城，临近壶口关。《通典》说，黎城有壶口故关，在今黎城县东北二十八里的吾儿峪。它与壶关之间隔着潞县，这与郦道元的注文不合；但两种说法都有根据，所以阎若璩说先属壶关、后来属黎城，用来调和两说。因此称作壶关。吕后元年，立孝惠帝后宫的儿子武为侯国。《史记·史表》说，汉代有壶关三老公乘兴。《巵林》说，《汉书·戾太子传》作“壶关三老茂”。颜师古说，荀悦《汉纪》作“令狐茂”，但今本《汉纪》没有这个名字；《白帖》引《上党郡记》说，汉代史书称壶关三老为令狐茂。然而《汉武故事》说，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不知道应当相信哪一种。又《汉书·王尊传》记有湖三老公乘兴上书，申诉王尊治理京兆的功效。善长把“茂”当成“兴”，错误很大。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长子县注引《上党记》说，令狐征君隐居在城东山中，距郡城六十里，就是那个上书为戾太子申诉的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为卫太子申诉的，也是当地人。会贞按：《地形志》说壶关县有令狐征君墓。壶关县在屯留以东，不可能先写壶关、后写屯留。漳水流经鹿台山。孙星衍说，鹿台山见于《山海经》，又《地形志》说襄垣郡建义县有鹿台山。守敬按：《山海经·西次二经》的鹿台山，注文说在上郡，就是那座山；如今已无法考证。孙星衍把这里上党郡的鹿台山当作《山海经》的鹿台山，错了。《隋书·地理志》说襄垣县有鹿台山。《元和郡县图志》说，山在襄垣县南二十里。唐代襄垣乡的所在地就是今天的县治。漳水与铜鞮水汇合。铜鞮水从铜鞮县西北的石磴山流出。戴震把“磴”改作“澄”。赵一清说：《寰宇记》铜鞮县条引《水经注》说，铜鞮水出覆釜山，经襄垣县境；又石梯山条引《水经注》说，铜鞮县有石梯山，高一千九百尺，今本都没有这些话。《地形志》乡郡条说，铜鞮县有石梯水，向东流入漳水。这样看来，铜鞮水就是石梯水，石梯山也可能就是石磴山。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石梯山在铜鞮县西三十里，《寰宇记》说在县西南七十里。考察石梯山在今沁州西南，那么今州城西南的铜鞮水就是古代铜鞮水的源流；有人把州城西北的小漳河当作铜鞮水源，这是不对的。铜鞮水向东流，与专池水汇合。全祖望根据《初学记》校改，把“专池”改作“滹沱”。守敬按：滹沱水离这里很远，必定是《初学记》传刻时的错误。全祖望只看见异文，没有考察水流远近，便奋笔改字，难怪后人怀疑这是伪托。这条水从八持山流出。朱本删去了“水”字，只作“持”。《笺》说：应作“八特”。潘尼《西道赋》说“羊羹八特，成皋黄马”，就是这个字。赵一清、戴震补“水”字并把“特”改正。会贞按：《类聚》卷七引潘尼《赋》说“若其名坂则羊羹”等语，可见“八特”指的是坂。……《涧水注》有八特坂，在汉函谷关东，是潘尼《赋》所指的地方；朱氏《笺》把它当作这里的山，不对。这座山和这条水如今都没有考据资料。注文说铜鞮水向东流，此水从东北流入，那么它也应在今沁州西南、铜鞮水以南。水向东北流，注入铜鞮水。铜鞮水又向东南流，与女谏水汇合。朱本把“合”讹作“径”，戴震改正。赵一清说：《寰宇记》上党县条有八谏水，引《水经注》说八谏水源出上党县西。《地形志》说上党郡寄氏县有八礼泉、上党谷，就是八谏水。守敬按：《潞安府旧志》说，八谏山在府城西南六十里；长平之战时，赵军中有八名谏臣战死，就是这个地方。八谏水出八谏山，汇合雄山西南角的水，向北流，与淘…… 水汇合。这样，八谏水在铜鞮县以南一百多里，中间隔着屯留、长子两县。女谏水则在铜鞮县以北，向东南注入铜鞮水，因此可以确定女谏水不是八谏水。女谏水向西北流出好松山。朱本脱去“水”“出”二字，戴震补“水”字，赵一清只补“出”字，漏补“水”字。孙星衍说，好松山见于《山海经》。会贞按：《山海经》没有好松山，只有《北次三经》的松山。毕沅校说，怀疑就是今天襄垣县的好松山，但襄垣也没有听说有好松山。毕氏校本原出自孙星衍之手，却在这里坐实说好松山见于《山海经》，实在可笑。如今有小漳河，从沁州西北三十五里的滑山流出；旧称铜鞮水的，应该就是谏水，滑山也可能就是好松山。水向东南流，北边的苇池水与公主水汇合后，从右侧注入；南边的榆交水与皇后水汇合后，从左侧流入。会贞按：《金史·地理志》说铜鞮县有交水，就是榆交水。如今有后泉水，从沁州西南四十里的后泉山流出，向东北流入小漳河；它的东面有一条水向西南流入小漳河，便是注文所说苇池水、公主水中的一条。

译各水乱流向东南，注入铜鞮水。铜鞮水又向东流，经过李憙的墓。朱本脱去“又东径”三字，《笺》说宋本有“东径”二字，戴震、赵一清补入，戴震又补“又”字。《笺》又引《晋诸公赞》说，李憙字季和，是上党人。年轻时就有高尚的操行，任仆射，年老后退职，授光禄大夫。羊叔子所说的光禄大夫李熹，就是那个守持节操、品行高洁、端正自身而在朝任职的人。会贞按：李熹是上党铜鞮人，《晋书》有他的传记。墓前有碑。朱本脱去“墓”字，赵一清同样漏掉，全祖望、戴震补入。碑石破碎，所以李氏后裔在太和元年重新立碑。全祖望在“立”字上补“重”字。守敬按：郦道元说原碑破碎，是李憙的后裔在太和元年重新立碑。晋海西公和北魏孝文帝都用过太和年号，而河北不在东晋境内，所以这里指北魏太和年间。这条水又向东流，经过故城北面。城建在山丘上，下面临着山谷；东西北三面都被山涧阻隔，东西长宽各二里，世人称作断梁城。朱本“阻”字下漏了“涧、广”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都相同。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断梁城在铜鞮县东北三十里，下面临深谷，东西北三面被山涧阻隔，东西长宽二里，俗称断梁城。《寰宇记》记载相同。因此“阻”字下脱去“涧”字、“广”字，今据此订正。城在今沁州东南。就是旧县的上虒亭。铜鞮县有上虒亭，详见下文。铜鞮水又向东流，经过铜鞮县故城北面。城在水南的山中。守敬按：两汉、魏、晋时县属上党郡，北魏属乡郡。《地形志》说铜鞮县有铜鞮城，说明县城已经迁徙。故城在今沁州东南。这里是晋国大夫羊舌赤、铜鞮伯华的封邑。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引《晋太康地记》说，铜鞮是晋国大夫羊舌赤的封邑，当时称赤为铜鞮伯华。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乐霄任铜鞮大夫。汉高祖在这个县击败韩王信。守敬按：《汉书·高祖纪》记载，七年冬，皇帝亲自率军在铜鞮攻打韩王信，斩杀其将领。铜鞮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顷城西面。朱本《笺》说：“顷”一作“项”。守敬按：《地形志》说长子县有倾城。《寰宇记》襄垣县条引《水经注》作“顷城”，因此《水经注》的顷城就是《地形志》的倾城，大概是因为二字形声相近。然而铜鞮县离长子县很远，中间隔着屯留；而郦道元说顷城就是下虒聚，不应当郦道元把它归入铜鞮县，魏收却把它归入长子县。据地方志，倾城在长子县西南二十一里，所以《地形志》的倾城不是这里注文所说的顷城。顷城就是县境的下虒聚。《地理志》说，县境有上虒亭、下虒聚。朱本《笺》说：《地形志》记长子县有倾城，而前汉《地理志》记铜鞮县有上虒亭、下虒聚，那么北魏的倾城就是汉代的铜鞮县。守敬按：郦道元说倾城就是下虒聚。考察《九域志》，襄垣县有虒亭镇；《明一统志》说在县西北五十里，那么下虒聚在汉代属铜鞮县、近代属襄垣县，原本没有什么奇怪。若说在长子县西南，就没有可以考定归属的道理。朱氏说北魏的倾城就是汉代的铜鞮县，却不知道铜鞮故城在郦道元叙述中位于顷城以西，所以它不仅不可能与长子县的倾城相合，也不可能与铜鞮县的倾城相合。铜鞮水又向南流，经过胡邑西面。朱本脱去“水”字，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胡邑应在今襄垣县西北。水又向东，弯曲流经胡邑城南；再向东流，经襄垣县，注入漳水。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襄垣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县属上党郡，后汉、魏、晋沿袭；北魏初年属乡郡，至建义元年设置襄垣郡，已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分别记乡郡襄垣县、襄垣郡襄垣县，都说有襄垣城；据此可知，《地形志》把前后设置的两个郡都记载下来，但两郡所载的只有这一个县。故城在今襄垣县北。王莽时称上党亭。守敬按：“亭”字下应有“也”字。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屯留县南面。朱本脱去“南”字，《笺》说谢兆申见到的宋本没有“屯留县”三字。全祖望说，谢耳伯所见的是误本。上文注文说壶关在屯留以东，不可能先写壶关、后写屯留，所以《水经》的经文明确把屯留放在壶关之后，郦道元正是据此订正。怎么能说经文没有这句话呢？只是今本在“屯留县”下面脱去了“南”字。赵一清、戴震补入“南”字。戴震把前文“又东径壶关县”移到这里，也不对。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潞县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时县属上党郡，晋代为郡治，北魏省并。《地形志》说刈陵县有潞城，在今潞城县东北四十里。潞县故地原是赤翟潞子国。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潞县原是潞子国。潞国国相丰舒有卓越才华，却没有深厚的德行。晋国伯宗数说他的五条罪状，派荀林父灭掉潞国。会贞按：见《左传·宣公十五年》。阚骃说，这里有潞水。会贞按：《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说，潞水发源于此。它是冀州的水泽。会贞按：《周礼·职方氏》说，冀州的水泽是汾水、潞水。潞水就是漳水。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上党记》说，潞水就是浊漳水。我考察《燕书》说，王猛与慕容评在潞川相遇。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把“遇”作“御”。慕容评堵塞固守山泉。朱本脱去“评”字，并把“鄣固”误作别字；赵一清、戴震补“评”字，戴震改“鄣固”为“障锢”。他把水卖给军队，收取一匹绢，朱本《笺》说“入”字宋本作“人”。赵一清说，按“人”是古“入”字，二字相似，但这里应是“入”字，《十六国春秋》也作“入”。每两石水收费一匹绢。朱本《笺》说：《十六国春秋》记载，王猛进入晋阳，慕容评害怕王猛，不敢前进，驻扎在潞川。慕容评为人贪婪鄙陋，堵塞山泉，向军队卖水，收一匹绢，只给两石水，积聚的钱帛像山一样高，士卒愤怒，都没有斗志。这里没有其他大河。朱本脱去“无”字，赵一清据何焯校本补入，戴震也补入。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作“无他大川”。能够作为水泽的巨浪长流，只有漳水。朱本把“浸”讹作“侵”，《笺》说宋本作“浸”。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也作“浸”，《寰宇记》作“寖”。所有巨大的波浪和绵长的急流，只有漳水而已。朱本把“漳”讹作“潭”，《笺》说宋本作“漳”。

译因此世人也把浊漳水称为潞水。守敬按：段玉裁《说文注》说，这个水泽从周初直到汉代都已淤塞湮没，情况不明。班固、许慎都没有说明潞水的源流。《周礼》把川泽中的漳水、潞水并列记载，可知它们不是同一种水。我认为具区、五湖并列记载，后人也难以分别。《十三州志》《上党记》都是古代可靠的记载，似乎不应认为是妄说。县城北面正对着故台壁。朱本把“台壁”误作“壁台”，下文同样如此。赵一清说，台壁是地名，在今潞城县北。《地形志》说，汉、晋时郡治在晋阳；晋末郡治迁到台壁，就是这里。这两个字应当倒换，下面也同样。戴震依赵一清改正。守敬按：《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九年注文引此文作“台壁”。《地形志》又说刈陵县有台壁。据注文，台壁在今黎城县西北、涅水以西。《一统志》说在县西南十里，不对。漳水流经台壁南面，这里是原来潞子所建的地方，世人称为台壁。慕容垂攻打慕容永时，在长子驻军，军队驻扎在潞川。慕容永率精兵迎战，凭借河水阻挡来固守；慕容垂在台壁列阵，一战将其击败，就是这个地方。守敬按：《晋书·慕容垂载记》详细记载此事，但把台壁作壶壁，错误。漳水在这里从左边汇入黄须水的水口。朱本把“左”讹作“右”，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全祖望改为“左合”，赵一清、戴震也这样改。黄须水从台壁西面的张讳岩下流出。朱本把“讳”讹作“谭”，《笺》说根据下文应作“讳”，戴震、赵一清改正。世间传说，山岩变红就会发生土地流失和兵乱。朱本《笺》说“离”字宋本作“罹”，戴震改正。赵一清说，按《法言》“罗谓之离”，《易经·小过》也说“飞鸟离之”，字义本可通用。因此人们厌恶它颜色变化无常，总是用石灰粉把山岩涂白，所以俗称张讳岩。黄须水向南流经台壁西面，又向南注入漳水。会贞按：《寰宇记》说白岩山在黎城县东北七里。民间传说山岩变红就会土地流失、兵乱发生，当地人都厌恶这种变化，常用白粉涂抹，所以称为白岩。《黎城县志》说，县境有东河，在县城东半里，源出白岩山，大概就是黄须水的旧河道。考察黎城县在涅水东南，这篇注文先叙述黄须水，后叙述涅水流入漳水，那么黄须水应在涅水以西，确实不是黎城县东面的东河。如今把襄垣县北面的水当作黄须水，这样才相合；那么张讳岩也应在襄垣县北面。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望夫山。守敬按：《地形志》说乐阳县有望天岭，是绛水的源头，不是这里的山。《寰宇记》黎城县条说，望夫山如今称望夫岭。《黎城县志》说，望夫山在黎城县西北六十里，就是这里。只是下文说山势形状像怀抱云层，似乎应作“望天”。山的南面有石人，立在山上。守敬按：《寰宇记》引《郡国志》作“伫立”。山势形状像怀抱云层，因此以此命名。这里有涅水。朱本把“涅”讹作“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资治通鉴》晋太和十五年注文引此文作“涅”。涅水出自覆甑山。守敬按：《地形志》乡郡条说，阳城县有覆甑山，涅水从这里流出，向东南与武乡水汇合。如今武乡县西北一百里有分水岭，涅水从这里发源，这就是古代的覆甑山。涅水又向东流，与西汤溪水汇合。西汤溪水从涅县西山的汤谷流出。朱本脱去“水”字，赵一清、戴震补入。会贞按：《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清泰末年，赵延寿带兵前往潞州，在西唐店遇到他的父亲赵德钧。“唐”“汤”读音相近。《九域志》说，铜鞮县有西汤镇，在州城西北六十里，仍在西汤水下游；水从古涅县西山流出，也就是今天武乡县西北、涅水源头以东的水。五处泉水汇合，称为五会之泉。又向东南流。朱本把“流”作“交”，赵一清、戴震也如此；全祖望据沈炳巽改作“流”，是对的。这是本书校本中赵一清、戴震没有见到的证据。称作西汤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涅水；涅水又向东流，经过涅县故城南面。朱本在“涅”字下有“氏”字，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并说《地理志》记上党郡有涅氏县，后汉为涅县。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没有“氏”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汉书·地理志》原文作“涅氏，涅水也”。其中“涅氏”用大字书写，“涅水也”三字用小字书写。汪远孙校勘认为“氏”是衍文；由这里注文写作“县氏涅水也”，可知《汉志》中的“氏涅水也”四字相连。只是传抄者误把“氏”字归到“涅”字后，写成“涅氏县”，校订这部书的人又据此补入“氏”字。戴震删去“氏”字，是对的。但后来仍以东汉涅县为解释，还不够完备。汉代县属上党郡，后汉、魏、晋沿袭；北魏永安年间改称阳城县，属乡郡，已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乡郡阳城县条下说，涅地有涅城，在今武乡县西五十五里。“县氏涅水也”。涅水向东与白鸡水汇合。朱本脱去“水合”二字，赵一清据孙潜校本补入，戴震也补入。白鸡水从县西山流出，向东经过县城北面，再向东南流入涅水。会贞按：如今有甲水从沁州北面的滑山流出，向东流到武乡县西五里，注入涅水。《一统志》认为这就是白鸡水，但此水在涅水以西，而注文说涅水经过涅县南面，白鸡水出县西山，向东经过县北，再向东南注入涅水，所以白鸡水应在今武乡县西北、涅水以东，不是今天的甲水。

译涅水又向东南流，武乡水汇入。武乡水发源于武山。赵一清在“武”字下补“乡”字，并说《晋书·载记》记载石勒居住在武乡北原山下，就是这个地方。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八赋岭在平城县西南三十里，是武乡水的源头。考察八赋岭有南北两岭，南岭在今和顺县西一百二十里；武乡水从这里发源，那么南岭就是古代的武山。武乡水向西南流经武乡县故城西面。会贞按：晋代设置武乡县，属上党郡；石勒设置武乡郡，不久废除；北魏迁置乡县，并设置乡郡。《地形志》说乡县有武乡县故城，在今榆社县西北三十里；北魏的县治则是今天的武乡县治。武乡水向南流出，抵达清谷口。赵一清、戴震删去“出”字。守敬按：不对。水源从东北长山的清谷流出。守敬按：《金史·地理志》说辽山县有清谷水。此水源出今榆社县东面的武乡岭，称为仪川河，改名应在金、元以后。武乡水向西南流，与鞈、白壁两水汇合。赵一清据黄本把“鞈”改作“鞳”，把“壁”改作“璧”。戴震又把“鞈”改作〔缺字〕，把“壁”改作“璧”。会贞按：只有《大典》本、明抄本作“鞳”，黄本自行作“鞳”，“鞈”是“鞳”的省写。而且黄本作“壁”不作“璧”，或许赵一清认为“璧”字意义较长而擅自订正。见《左传》，大概是戴震所依据的。作“璧”也是沿袭赵一清。武乡水向南流入武乡水，又向南抵达黄水水口。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说，黄岩水源出辽山县西面的黄冈下。考察辽山县设置于隋代，这大概是抄写时改动了注文，但仍足以证明注文原本作“黄水出黄冈下”。今本在“水口”下面有脱文。如今榆社县西北五十里有黄花岭，就是黄水的源头。注文叙述武乡水向南流，又叙述黄水向东南流、再向东注入武乡水，可知黄水在武乡水西面。黄水的三条源流共同注入一个山谷，向东南流，与隐室水汇合。隐室水源从西北面的隐室山流出。朱本把“源”讹作“流”，戴震改正，赵一清也相同。守敬按：明抄本作“源”。隐室水向东南注入黄水。朱本把“黄”讹作“潢”，《笺》说克家认为“潢水”疑应作“涅水”。赵一清说：不对，就是上文的黄水。戴震作“黄”。守敬按：明抄本作“黄”。黄水又向东注入武乡水；武乡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涅水；涅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漳水。漳水又向东流，经过磻阳城北面。会贞按：《九域志》说林虑县有磻阳务。《林县志》说，宋太宗端拱元年，在磻阳城设置采造务，采伐林虑北山的木材；城在今林县西北八十里。仓石水在这里汇入。仓石水从林虑县的仓石溪流出，林虑县详见《洹水注》。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这里以及下文三处“仓石”都改作“仓谷”。守敬按：水从仓石溪流出，称为仓石水并不妨碍。看下文“石壁霞举”即可知道。《寰宇记》引这段《水经注》作“仓石溪”，有什么根据改成“仓谷溪”？水在今林县西北。水向东北流经鲁班门西面。守敬按：《地形志》说壶关县有鲁班门，又名天门。《彰德府志》说，在林县西北二十五里，两山相距五十步，峰势高峻奇巧，中间缺开如门。此处也见于《洹水注》。两座门阙高耸雄伟。朱本脱去“双”字，赵一清同样漏掉，戴震补入。《笺》说“昂藏”是高露、宽大的名称。《后魏书》说，高昂的父亲因为高昂志向天下、气概昂藏而骄傲，所以给他取名“昂”，这说明它是六朝时期的常用语。石壁像彩霞一样高耸，左右两侧都用石块筑成高长的防护设施。朱本作“坊”。《笺》说宋本作“防”，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防”。高大的基址至今还在。向北经过偏桥东面，就是林虑县的峤岭、抱犊固。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上党县有抱犊山。《寰宇记》引《道书·福地记》说，抱犊山在上党县东面，向南高七十里；有石城，高十丈，方圆一里。《一统志》也说抱犊山在壶关县东南。这里注文称为林虑县的峤岭、抱犊固，可见北魏时林虑县管辖范围比后世广大。石磴西面的台阶，沿着石阶向上攀登，走了五里多，山路中断；在四五丈高的断处，用木材架成偏桥，勉强可以通行。朱本作“道”，《笺》说宋本作“通”。赵一清、戴震改正。行走时，也说明这里过去确实因有偏桥而得名。从山上继续走，还必须攀援藤萝、摸着葛藤，才到达山顶。赵一清把“津”改作“臻”。这里就是庾衮头晕跌落的地方。朱本把“庾”误作“庚”，又脱去“衮”字。《笺》说“庚眩”不详，也许是“爰眩”的讹误。《地志》所说的猿眩之岸，就是这里。赵一清改字并补充说：阎若璩考证，《晋书·庾衮传》说，庾衮字叔褎，曾到林虑山，石勒来攻，于是和石勒一起登上大头山，在山下耕田；将要收获时，命令儿子怞和他下山，途中眼花头晕，跌下山崖而死，大概就是庾衮头晕跌落的地方。朱氏不知道这件事，妄加附会，也是因为没有记载《晋书》。戴震也作了同样的改补。仓石溪水又向北流，与白木溪汇合。白木溪从壶关县东面的白木川流出，向东经过百〔缺字〕城北面，大概和仇池的“百顷”一样，是表示面积的称呼。会贞按：仇池百顷，详见《漾水》篇。白木溪又向东流，经过林虑县的石门谷，注入苍溪水。赵一清、戴震把“苍”改作“仓”，赵一清说就是仓谷溪水。苍溪水又向北流，经过磻阳城东面，向北注入漳水。漳水又向东流，经过葛公亭北面。会贞按：亭在今林县北七十里。水又向东流，注入漳水。朱本把“注”讹作“去”，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漳水又向东流，经过武安县南面。朱本脱去“南”字，戴震也没有补。赵一清参照《清漳水经》补入。守敬按：汉代武安县属魏郡，后汉沿袭；魏代属广平郡，晋代沿袭。《元和郡县图志》说魏属广平。北魏天平初年属魏尹，已在郦道元之后，所以郦道元时代仍属广平郡。武安县在今武安县西南五十里。

译漳水在武安县南面与清漳水汇合。朱本作“东”，赵一清、戴震相同。会贞按：应作“南”。据《清漳水经》，浊漳水与清漳水在武安县南面汇合，不在武安县东面，今订正。清漳水从涉县东南流来，注入浊漳水。朱本脱去“漳”字，把“流注”倒作“注流”。赵一清补“漳”字并倒转“流注”，戴震删去“流”字。守敬按：这里各本都作“涉”字，可知《清漳水经》篇不应作“沙”字。世人把浊漳水决口流入清漳水的地方称为交漳口。朱本把“谓”作“为”。赵一清、戴震改正。全祖望说：按《地理志》，应是浊漳水流入清漳水，清漳水流入黄河，不像郦道元所说。杜佑说，清漳水如今被浊漳水夺取了河道。李宏宪说，这是因为清漳水的水势胜不过浊漳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文》都说浊漳水流入清漳水，《山海经》《水经》却都说清漳水流入浊漳水。大概《汉志》《说文》把清漳水作为正流，《山海经》《水经》把浊漳水作为正流，郦道元也是依据《水经》行文。全祖望既然引用杜佑、李宏宪的话，就应当知道《水经》与《汉志》不同的原因，为什么轻率地诋毁郦道元呢？现在临漳县西面清、浊两漳汇流的地方，仍称为交漳口。漳水又向东流出山地，经过邺县西面。漳水又向东流，经过三户峡，那里是三户津。张晏说：三户是地名，在梁期西南。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张晏作“梁淇”，详见后文。孟康说：三户是渡口和峡谷的名称，在邺县西三十里。朱本作四十里，全祖望改作三十里。守敬按：《集解》《正义》引孟康都作三十里。《汉书·项籍传》注引孟康，也作三十里。《左传》说在三户把军队交给楚师，《正义》及《资治通鉴》秦二世三年注文所引也都相同，因此这里作四十里是错误，今订正。《括地志》说，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境内，应在今磁州西南。漳水又向东流，污水注入其中。朱本把“污”讹作“汗”，《笺》说宋本作“泝”。赵一清改作“污”，并说：按《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派蒲将军日夜率兵渡过三户，军队驻在漳水南岸，与秦军交战；项羽又把全军引到污水上攻打秦军。徐广说，污水在邺县西面。《索隐》说“污”读作“于”。《郡国志》说邺县有污城，刘昭注文引《水经注》为证。作“泝”字是不对的，戴震作“污”。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污”。复查《郡国志》邺县条，记有滏水、污水、污城。刘昭注文引用《史记》，说项羽在污水上击破秦军，并没有引用《水经注》。只有滏水条引《魏都赋》注说，水经邺县西北，滏水温热，所以称为滏口。这是《魏都赋》张载注文，原文作…… 漳水、滏水，是两条水的名称；“经邺西北”等语，是张载根据图经自行说明的，不仅不是《水经注》，也不是《水经》，并且与污水没有关系。何况刘昭是梁武帝天监年间的人，年龄辈分略早于郦道元，怎么能见到郦书并引用它呢？赵一清这一条实在是错误的证据，他据此补入《滏水》篇，也错了。污水从武安山流出。朱本在“安”字下有“县”字，赵一清、戴震都相同。守敬按：“县”字是衍文，今删。金代《地理志》说武安县有武安山。污水源出武安，到临漳县西面注入漳水，如今水道已经断绝。污水向东南流，经过污城北面。朱本把“污”讹作“于”，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彰德府志》说，污阳城在临漳县西南十五里，城临污水，所以得名。考察漳水向东流，先经过污城，后经过邺城；邺城在今临漳县西南四十里，那么污城不可能在临漳县西南十五里，应当在临漳县西面、与磁州交界处。过去项羽和蒲将军、英布从三户渡水，在这条水上击破章邯。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说，污水源出怀州河内县北面的太行山。《括地志》又说，故邘城在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是古代邘国的土地。胡三省说，当时章邯与项羽在邢、相二州之间相持，《正义》把污水解释为河内的污水，是错误的。会贞按：《括地志》原文并没有错，《正义》引用它来解释《史记》时才错了。污水向东注入漳水。漳水又向东流，经过武城南面，世人称它为梁期城。梁期城在邺县北面，详情见后文。民间又称它为两期城，这些说法都不对。司马彪《郡国志》说：“邺县有武城。”会贞按：《地形志》也说邺县有武城。武城二字疑为衍文。这就是此城。朱本把“斯”写作“期”。赵云：按梁期城在邺县北面，而三户津在邺县西面。漳水先经过武城，后来才经过梁期。武城又名期城，与梁期的方位相近，所以善长认为民间传说不对。会贞按：这里本来是武城，但有人称作梁期、两期，所以郦道元一并驳斥。不仅没有梁期、两期之名，也没有期城之名，怎么能引用《郡国志》又说武城就是期城？我私下认为“期”应当作“斯”，是由于承接上文而抄写错误。赵氏没有察觉，所以勉强加以解释。现予订正。此城应当在今临漳县西面。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西门豹祠前。祠堂东侧有一块碑，碑面上隐约凸起着文字。守敬按：这块碑早已散佚，另有北齐所立的碑，至今还保存着。祠堂东端的石柱上刻着铭文：“赵建武年间修建。”朱本把“建”误作“达”，《笺》说应作“建”。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建”。《魏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诏令在西门豹祠西面营造寿陵，可见西门豹祠早已存在，赵氏大概曾重新修建。《地形志》说邺县有西门豹祠。《元和志》说西门豹祠在邺县西十五里。《寰宇记》引《隋图经》说，西门豹祠在邺县东南七里，北面临太平渠。这样看来，隋代和唐代的祠址并不在同一处。现在祠在临漳县西面。会贞按：《金石录》载赵氏《西门豹祠殿基记》说，赵建武六年，岁次庚子，秋八月庚寅，建造西门豹祠殿的地基。《宝刻丛编》引文作七月。魏文帝《述征赋》说：“羡慕西门豹的美好遗迹，忽然远远望见他的神灵之屋。”朱本把“遥”写作“径”，《笺》说宋本作“遥”，戴氏、赵氏改作“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和《类聚》卷五十九所引魏文帝《述征赋》都没有这两句，可能不是全文。

译漳水在右侧又与枝水汇合。全祖望说：《汉志》载，魏郡武始县，漳水向东流到邯郸汇入漳水，说的就是这条水。但漳水汇入漳水的说法不太清楚，应当如张晏所说，是漳水分出的支流。《水经注》称为枝水，大概依据晏氏的说法。守敬按：《山海经》有滏水，《魏都赋》并称漳水、滏水，《续汉志》说邺县以下有滏水，那么《水经注》本应另立《滏水》篇，而《汉志》没有滏水。全氏怀疑《汉志》武始县的漳水就是滏水，这个说法是对的。因此段玉裁、钱大昕都采纳此说，却认为《水经注》所说“漳水右与枝水合”就是《汉志》武始县的漳水，这就不对了。《汉志》上面的“漳”字，是“滏”字的错误。至于张晏的说法，是在邯会县条下，不是在武始县条下。张晏说：漳水的支流从邯会县城西南流出，与邯山之水汇合，现在城旁还留有沟渠。这明明指的是当时可以看到的水，绝不是滏水的干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郦道元依据张晏的说法作注，并没有牵引《汉志》。我认为郦道元所见到的《汉志》，一定写的是“滏水向东流到邯郸汇入漳水”。他的《滏水》篇也一定引用过这条记载。由于《水经注》的《滏水》篇已经亡佚，今本《汉志》又把“滏”误作“漳”，于是有人怀疑郦道元把班固、张晏的两条记载合成了一条。却没有想到，这条枝水并不出自武始县，也不到邯郸汇入漳水。滏水向东南流入漳水，枝水向东北流入漳水，怎么能混为一谈呢？至于汪士铎认为武始县的漳水应当改作渚水，即渚沁水，更是荒谬。这条水上游在邯会县西面承接漳水，向东分流后又与邯水汇合。水源发自邯山东北，流经邯会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汉代邯会县属魏郡，东汉以后废置。故城在今安阳县西北。水向北流入枝水。朱本把“枝”写作“漳”，赵氏同，戴氏改正。所以称为邯会水。张晏说：漳水的支流从城西南流出，与邯山之水汇合，现在城旁还留有沟渠。守敬按：《汉志》邯会县条下，颜师古注引用了张晏的话。汉武帝元朔二年，封赵敬肃王的儿子刘仁为侯国。守敬按：《史记》和《汉表》记载相同。这条水又向东北流入漳水。从前魏文侯任命西门豹为邺令，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百姓依靠这项水利受益。后来到了魏襄王时，又任命史起为邺令，再次筑堰拦截漳水灌溉邺田，田地全都变成肥沃的土地，百姓歌颂他。守敬按：《史记·河渠书》说，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以此治理魏国的河内地区。《滑稽传》中褚先生说，西门豹发动百姓开凿十二条水渠，引黄河水灌田。《后汉书·安帝纪》也说，修治西门豹分引漳水所开的支渠，以灌溉田地。但《吕氏春秋·乐成》记载，史起说：魏国丈量田地以百亩为一单位，只有邺地按二百亩计算，这是因为田地贫瘠；漳水就在旁边，西门豹却不知道利用它，这是他的愚蠢。该书又详细记载史起任邺令的事。《沟洫志》采用这种说法，把灌溉邺地专门归于史起，是不对的。因此左思《魏都赋》说：“西门豹灌溉于前，史起灌溉于后。”这也是把两人并称，符合事实。魏武王。守敬按：曹操谥号为武王，详见《淇水》篇。又筑堰拦截漳水，使水回流向东，称为天井堰。在二十里范围内，朱本脱去“二十”二字，赵氏根据《御览》引文校补。文中作“十二墱”，每道墱相距三百步，使水彼此灌注。一条水源分成十二股水流，全都设置悬水门。守敬按：《邺中记》说，魏文侯时，西门豹任邺令，筑堰引漳水灌溉邺地，使魏国河内地区富足。后来史起任邺令，引漳水开十二条渠道，灌溉魏国数百顷田地，魏国更加富实。后来堰废，田地荒芜。魏代又修天井堰，引邺城西面的漳水，在十八里内使细流向东注入邺城南面；在二十里内修筑二十道堰。按：这里应作“十二”。这与本注连续叙述西门豹、史起和魏武帝的事相同，所以这里应当也是《邺中记》的文字，只是字句略有不同，可能是传抄变化。“墱相去”以下四句，今本《邺中记》没有，大概有脱文。《水经注》先引用这段记载，下面又明说出自《邺中记》，只是举晏陂泽来证实，这是郦道元行文上的变化。《括地志》说，横渠的渠首连接漳水，大概就是西门豹、史起开凿的渠道。《元和志》说，今天的天井堰就是它的遗址。可见魏武帝所筑天井堰，也是利用西门豹、史起原有的旧渠。张载说天井堰在邺城西南，即在今临漳县西面。陆氏《邺中记》。守敬按：《隋志》说，《邺中记》二卷，由晋代国子助教陆翙撰写。书中说：水所灌溉的地方，名叫晏陂泽。戴氏改作“堰陵泽”。守敬按：《御览》卷七十五引《邺城故事》说，西门豹任邺令时，开凿十二条渠道，分流漳水灌溉百姓田地，现在其中一条渠道名叫安泽波。《寰宇记》所引相同。“安”和“晏”字形声相近，“泽陂”和“陂泽”也可以通用，所以这里写作“晏陂”没有错误。全氏、赵氏都相同。戴氏改为“堰陵泽”不通，应当是《大典》的误字。故左思作《魏都赋》。戴氏删去“也”字。守敬按：左思事见《晋书·文苑传》，蜀、吴、魏《三都赋》见于《文选》。说十二股水流同出一源、从不同出口流出。守敬按：按照后文称《魏都赋》“三台列峙而峥嵘”的例子，这里引用的《魏都赋》其实应是《邺中记》的话；今本《邺中记》“水所溉”以下脱去一条。魏武帝攻打邺城时，引漳水包围城池。《献帝春秋》说：“司空包围邺城，周长四十里。”守敬按：据《袁绍传》，这里应作“司空围邺城，为堑周四十里”。

译起初壕沟浅而狭，似乎有人能够越过。审配没有出城争夺有利地形，只是远望着发笑。司空一夜之间加宽加深壕沟，宽、深各二丈，引漳水灌入其中，于是攻下了邺城。这段文字与《后汉书·袁绍传》大致相同。邺城原本是齐桓公设置的，所以《管子》说：“修筑五鹿、中牟、邺城来保卫中原诸夏。”守敬按：这是《小匡》篇的文字。后来邺地属于晋国；魏文侯七年，才开始把这个地方封给魏氏。朱本把“地”误作一字，《笺》说宋本作“始封此地”，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地”。所以称为魏。赵云：按《左传·闵公元年》，晋侯把毕万封赐给魏地，任为大夫。卜偃说：“魏，是一个大的名称。”《史记·魏世家》说这是晋献公十六年的事。魏文侯是魏桓子的孙子，大概是毕万的后代。《索隐》说，《世本》记载桓子生文侯斯；其传承又说孺子䎖是魏驹的儿子，与这里记载的世系也不同。现在《水经注》说魏文侯开始受封此地，难道单单没有记载《诗经》的《魏风》吗？这大概是错误的考证。汉高帝十二年，设置魏郡。守敬按：《汉志》魏郡条下只说“高帝设置”。郡治设在邺县。守敬按：后汉、魏、晋和后魏时期，魏郡都以邺为治所。邺城在今临漳县西南四十里。王莽改名为魏城。守敬按：《汉书·王莽传》中有“魏城大尹”的称号。后来分割魏郡，设置东部都尉和西部都尉。守敬按：《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把魏郡分为东西两部，设置都尉。因此称为三魏。会贞按：《元和志》《寰宇记》却说，魏黄初二年，把广平、阳平、魏三郡合称三魏。魏武帝又利用郡国原有的水利设施，引漳水从城西面向东流入，经过铜雀台下，铜雀台详见后文。水流潜入地下后在城东向东流出，称为长明沟。守敬按：《魏都赋》张载注说，魏武帝时在邺城西十里筑拦截漳水的堰，名叫漳渠堰，水向东流入邺城。《方舆纪要》引《魏略》说，曹操在其下修筑金虎台，开渠引漳水进入白沟，以沟通漕运。这里说的是金虎台，而 本注说水经过铜雀台下，二者虽然名称不同，但金虎台就在铜雀台南面，因此说水经过哪一座台都可以，二台可以互相代称。这里的白沟就是长明沟的别名。渠水又向南流，经过止车门下。守敬按：《魏都赋注》说，端门前面正对南止车门，另外还有东止车门和西止车门。魏武帝受封于邺，守敬按：《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天子命曹操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又进爵为魏王。曹操营建北宫，宫中有文昌殿。守敬按：《魏都赋注》说，文昌殿前正对端门；又说文昌殿前有钟。沟水在道路两侧南北流过，分出的支流引水灌溉各处，普遍能够通水灌田；水向东从石窦下流出。赵氏根据《地形志》在“下”字上补“堰”字，全氏、戴氏也补入。会贞按：《魏都赋》张载注说，石窦桥在宫城东面，水流入南北各里；又说漳渠经过宫中，向东流出，南北两条沟渠夹着道路向东流出城，所经过的就是石窦。因此本注“石窦下”没有脱文，在“下”字上增“堰”字反而不通。注入洹水。朱本作“湟水”，戴氏改“湟”为“隍”，赵氏改为“洹水”。会贞按：作“洹”是对的。这就是《洹水注》所说的洹水支津，向北经过东明观、建春门的那条水。所以魏武帝《登台赋》说：“引长明沟，灌溉街巷里坊。”守敬按：魏武帝《登台赋》今已亡佚。《魏都赋注》说，长寿里、吉阳里在宫城东面，中间正对石窦，说的就是这条渠。石虎在文昌旧殿的旧址上修建东西两座太武殿。守敬按：《邺中记》说，石虎在魏武帝旧殿处修建太武殿。朱本误作“台”。《晋书·载记》说，咸康二年修建太武殿。在济北郡谷城县的山上。朱本把“谷”误作“殿”，《笺》说应作“谷”，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谷”。采集有花纹的石头来做殿基。朱本《笺》说：《十六国春秋》载，石虎修建东西两座太武殿，采集谷城山的花纹石作地基。守敬按：《邺中记》说，济北郡谷城县的谷城山有花纹石，石纹鲜明，石虎派人采来修治宫殿。谷城山出产文石，也见于《济水注》。每座地基下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里〕 有五百名武士轮流值宿守卫。屈柱、趺瓦等，朱本《笺》说“屈柱”似为“屋柱”的讹误。赵云：按“屈柱”就是弯曲的柱子，与“趺瓦”相对；“趺瓦”就是今天所说的筒瓦，形状呈半圆形。全都铸成铜制，再用金漆绘饰。守敬按：《晋书·载记》说，太武殿全用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工艺技巧极尽奢华。又把长安、洛阳的铜人迁来，放置在各宫殿前，用来装饰国都。会贞按：秦代铸造十二个金人，董卓毁掉其中九个铸钱，剩下三个。魏明帝想把它们迁到洛阳，因太重不能运达，于是留在城南。石虎把它们取来放在邺宫中，详见《河水注》和《渭水注》。洛阳司马门南面的屏墙中，旧时安置着铜翁仲，见《谷水注》。《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咸康二年，石虎派牙门将张弥把洛阳的翁仲迁到邺。城西北有三座台，都是以城墙作为地基建成的。朱本误作“之为基”，《笺》说应作“为之基”，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明抄本作“为之基”。《通鉴》晋永嘉六年注引此文也相同。《邺中记》说，三台都在邺都北城西北角，以城墙作为地基。

译按古人筑台，都是用土筑成，以便登临观望；《说文》《释名》《尔雅》《礼记·月令》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里以城墙作为地基，也仍然是借土筑台。下文说台高十余丈、楼有五层，也清楚说明了台和楼是两种建筑。后世诗人才开始把楼、台合称。三台高大耸立，巍峨得像山一样。守敬按：《邺中记》说，三台高高耸立，高度像山。建安年间由魏武帝兴建，各本作“建安十五年”。守敬按：铜雀台建于建安十五年，金虎台建于建安十八年，见《魏志》；冰井台也建于建安十八年，见《邺中记》。这里不应统说为建安十五年兴建，现予订正。台面已经大体平坦。全氏把这句话移到“谓台已平”之上，并把从“春秋古地”到“意所未详”的三十二字移到“后三台列峙而峥嵘者也”之后。守敬按：“平坦略尽”是郦道元根据亲眼所见而说。下文“谓台已平”就是指这句话，全氏移置不对。《春秋古地》说：“葵邱是地名，今邺县西面的三台就是它。”朱本脱去“三台”三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杜预说，外黄县东面有葵邱。《续汉志》记载相同。郦道元在《泗水》篇中也认为齐桓公会盟的葵邱就在那里。这里的《春秋古地》，应当是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注》所引用的记载，用来保存不同的传闻。说三台已经平毁，或许是另有见闻；其中意思现在无法详细说明。守敬按：这三句话也是郦道元自己的话。他说三台已经平毁，但《春秋古地》却说“今邺西三台就是葵邱”，好像当时三台还没有平毁，所以郦道元把不能详考的地方略去。中间的一座叫铜雀台。朱本在“中”字上加“有其”二字，全氏同；赵氏删去，并说《通鉴》晋永嘉六年注引此文没有“其”字，戴氏也删去。台高十丈，有房屋一百多间。守敬按：《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注引此文，也作“一百余间”；赵氏作“余”，戴氏把“余”改作“一”，大概依据《魏都赋》张载注。《邺中记》作一百二十间。铜雀台建成后，魏武帝命令诸子登台，并让他们各自作赋。陈思王曹植提笔即成文章，文辞优美敏捷，当时无人能比。守敬按：从“台成”到这里，《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大致相同，赋文见本传注。这里也是魏武帝远望奉常王叔治的地方。从前严才和他的部属进攻掖门，王修听到变故，车马还没有赶到，便带着属官步行到宫门。太祖在铜雀台上望见他，说：“那个来的人一定是王叔治吧。”相国锺繇说：“按照旧例，京城发生变故时，九卿各自驻守自己的府署；您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王修传》原文脱去这句话。王修回答说：“既然享用了国家的俸禄，怎么能躲避国家的灾难呢？留守府署虽是旧例，却不是赴难的道理。”当时人们把这件事传为美谈。守敬按：见《魏志·王修传》。王修字叔治。“卿何来”这一句以及末句，是郦道元增入的。石虎又增加了二丈，赵氏依据《通鉴》〔按：见晋永嘉六年〕《注》引用此文，石虎在“增加”之后又多出了“二字”。守敬按：《邺中记》记载，到石虎时，三台更加修饰增高，比魏初更为壮丽。大概邺城的三台创建于魏初，而本注则详细记述石虎时的情况，从下文可以看出。在台上建造一座屋宇，栋梁相连，椽子相接。朱本作“檐”，《笺》说宋本作“榱”，戴氏、赵氏改。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榱”。屋宇遍覆在台上，守敬按：《邺中记》说“周围遍覆在台上”。又曲折盘绕、彼此隔开，名叫“命子” 窟。守敬按：《邺中记》说，在台中开凿两口井，修筑铁梁和地道以通往井中，称为“命子窟”。井中放置了许多财宝和饮食，用来取悦外来宾客，称为“圣”。这样看来，这座命子窟应当在下文冰井台的下面，只是篇简错乱而列在这里。又在台上建起五层楼，高十五丈，离地二十七丈。朱本作“台上作屋上”，赵氏、戴氏同。守敬按：屋顶上再建楼，没有这样的道理。《邺中记》作“于台上起五层楼”，今据此订正。铜雀台，魏时原本只高十丈，石虎增加二丈，又加建五层楼，高十五丈，所以说离地二十七丈。《邺中记》作三百七十尺，“三”是“二”的讹误。又在楼顶塑造铜雀，张开双翼，仿佛要飞翔。守敬按：《邺中记》作“铜爵楼”，楼顶高一丈五尺，铜雀张开双翼，仿佛要飞翔。南面是金凤台。朱本作“金雀”，赵氏改作“金虎”，说此事见《魏书·武帝纪》，并认为《文选·魏都赋注》所说的南面有金凤台是错误。全氏、戴氏也改作“金虎”。守敬按：《邺中记》说，金凤台起初名为金虎台，到石氏时才改成现在的名称。因此记述此台时，在魏代称金虎台，在石氏时期则称金凤台。郦道元的《注》本来依据《邺中记》来说明，所谓金雀台是金凤台的讹误。赵氏却拘泥于《魏书》中的“金虎”，反而说“金凤”是错误，错了。况且铜雀台、金凤台原本就是两座台，赵氏又依据《齐文宣帝纪》所说天保年间把铜雀台改称金凤台，讥讽《三台碑记》把铜雀、金凤分作两台是错误，这就更加荒谬。至于《魏都赋》原本采用的是张载的注，赵氏却认为是刘逵的注；仔细核对后可知，那只是抄写改动了《邺中记》的文字，并不全是张载注中的原文，大概是刊刻者没有核查。赵氏的原文，如今不予记录。台高八丈，有房屋一百零九间。守敬按：《通鉴》晋永和五年《注》引用此文，作九十间。北面是冰井台。守敬按：《魏志·武帝纪》没有记载冰井台。《初学记》卷八引用《邺中记》说，魏武帝在邺城西北建三台，北面的一座叫冰井台。台也高八丈。守敬按：今本《邺中记》脱去这句话。有房屋一百四十间。戴氏在“十”字下面增加五字。守敬按：戴氏大概依据《魏都赋》张载的注；《邺中记》和《河朔访古记》都没有这五个字。上面有冰室，室中有数口井。

译井深十五丈，用来储藏冰和石墨。守敬按：《邺中记》说，石虎在冰井台储藏冰，三伏天用来赏赐大臣。《魏都赋》张载注说，邺城西面的高陵、西伯阳城以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并不是这里所说储藏石墨的井。石墨可以用来书写，又可以燃烧，烧起来很难烧尽。守敬按：《邺中记》“然”作“爇”，《河朔访古记》也相同。石墨也叫石炭。守敬按：《陆士龙集·与兄平原书》说：“有一天登上三台，曹公储藏了数十万斤石墨，说烧过后冷却仍可使用；只是烟气熏人，不知兄长是否见过？现在送上两螺。”又有粟窖和盐窖。朱本误作“及监”，脱去“窖”字。《笺》说“监”疑当作“盐”；赵氏改作“盐”，并增“窖”字，说李善《文选注》作“盐窖”。黄本作“盬窖”。戴氏也作了同样的改动和增补。会贞按：今本《邺中记》作“窖●及盐”，其中“●”字不明。用来防备意外。如今窖上还保存着石刻铭文。守敬按：以上叙述冰井台的一段，全部采用《邺中记》的文字；其他部分则多有抄录和改写。左思《魏都赋》说：“三台并列耸立，显得高峻壮伟。”守敬按：据《寰宇记》，这两句也是《邺中记》的文字。城有七座城门：南面叫凤阳门。守敬按：《邺中记》说，邺宫南面有三门，西门叫凤阳门。中间叫中阳门，旁边叫广阳门，东面叫建春门。朱本作“逵春”，《笺》说一作“建春”，赵氏、戴氏改。会贞按：《洹水注》作“建春”。《通鉴》晋永和三年《注》引用此文，也作“建春”。北面叫广德门〔二三〕，其次是廐门；西面叫金明门。会贞按：《通鉴》记晋永和三年，赵王石虎命太子石宣出行，向山川祈福，乘机巡游打猎，石宣从金明门出。《注》引用此文，作“西曰西明门”；“西明”是“金明”的讹误。〔二四〕又有一门叫白门。凤阳门与三台相对洞开，高三十五丈。石氏在门上建造层层楼观，安置铜凤，凤头高一丈六尺。会贞按：《邺中记》说，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有六层楼，屋檐反向朝阳，下面开两道门；又在门顶安放大铜凤，凤头高一丈六尺。门窗是朱红色的，柱子和墙壁是白色的；还没有到邺城七八里，就能远远望见这座门。又说，凤阳门有五层楼，离地三十丈，安放两只金凤凰。石虎将要衰败时，其中一只飞入漳河，天气晴朗时还能在水面上看见；另一只用铁钉钉住双脚，至今还保存着。会贞按：既然记载说下面开两道门，那么本《注》所谓“三台洞开”，应是“两门洞开”的错误。这里又说高二十五丈、三十丈，与本《注》所说三十五丈不同；《类聚》卷六十三引用《幽明录》说离地二十丈，更不相同。东城墙上，石氏建立东明观。守敬按：《通鉴》晋永和四年记载，赵国秦公石韬夜间和僚属在东门观宴饮。这座观也见于《洹水注》。观上加建金制博山冠。守敬按：《梁书·昭明太子传》说，高祖在正殿为太子举行加冠礼，所戴冠上加金制博山形装饰，大概是取其形状相似。称为“锵天”。北城墙上有齐斗楼。朱本“斗”字误作“午”，《笺》说宋本作“斗”。戴氏、赵氏改作“斗”。它高出群楼，孤立而特别高耸。城东西长七里，南北宽五里，外表用砖装饰，每隔一百步设一座楼。所有宫殿、城门、台阁的角楼和雉堞，都增建了楼观，层层屋脊，反曲的屋宇，飞檐擦过云层。朱本“反”字误作“及”，《笺》说应作“反”。《西京赋》作“反宇业业，飞檐▯▯”；《十六国春秋》作“层甍迭宇，飞檐拂云”。戴氏、赵氏改作“反”。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反”。用丹青描绘图案，用浅色的白粉敷彩。在它全盛的时候，离邺城六七十里，远远望见高耸的楼台，巍峨得像仙人居所。魏国承继汉朝基业，又把都城迁回洛阳；以谯作为先人的本籍，朱本“为”字作“之”，《笺》说宋本作“为”，戴氏、赵氏改；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为”。以许昌作为汉朝旧都所在，以长安作为西京遗迹，以邺作为建立王业的根本，因此号称五都。会贞按：《魏志·文帝纪注》引用《魏略》说，把长安、谯、许昌、邺、洛阳改为五都。《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用《帝王世纪》说，魏武帝为魏公时以邺为都，就是今天的魏郡。后来文帝沿用汉朝的旧制，又把都城迁回洛 阳，以谯作为先人的本籍，以许昌作为汉朝都城所在，以长安作为西京的遗迹，以邺作为王业的根本，加上洛阳共五处，所以称为“五都”。现在这里是相州刺史的治所，也是魏郡的治所。会贞按：《地形志》说，天兴四年设置相州，到天平元年迁都，改置司州，同时把魏郡改为魏尹；这已经是在郦道元之后的事情了。郦道元在世时，这里仍然是相州，魏郡也仍然存在。漳水从西门豹祠北面流过，经过赵阅马台西面。台基高五丈。会贞按：《邺中记》说，凉马台高三十尺，周围五百步，是后赵石虎所筑。建武六年，石虎以邺为都，在洹水边洗马，修筑此台让马乘凉，所以叫凉马台。《御览》卷三百引用《邺城故事》说，凉马台又名阅马台。三十尺与这里所说的五丈不同，三尺和五丈究竟哪个正确，尚不知道。台上排列着楼观。石虎常在台下讲习武事，登上楼观来观看。石虎亲自在台上放出响箭，把它作为军骑出入的信号。会贞按：《邺中记》说，赵王石虎建武六年修造凉马台，在城西漳水以南。石虎常在这里选拔训练骑兵、虎牙宿卫，号称“云腾黑矟骑”，共五千人。每月初一和十五，在这里检阅马匹。于是就在漳水以南张挂旗帜、击鼓，骑兵排列如星罗棋布。石虎登台射出一箭，五千骑兵同时奔驰，从漳水以南一起跑到台下。队督以下都分别得到赏赐。石虎又射出一箭，五千骑兵又一起跑到漳水北面。这五千骑兵分散聚拢、奔驰急促，看起来像有几万人。骑兵都使用漆制的长矟，因此以“黑矟”作为称号。季龙又曾经让一千名女乐伎充作卤簿仪仗，她们都戴紫色纶巾，穿熟锦〔缺字〕，系金银丝织成的带子，穿着五彩织成〔缺字〕，在台上游玩。又据《通鉴》晋咸康六年记载，赵王石虎把民间的马全部搜取来，共得到四万多匹，在宛阳举行大规模阅马。《注》引用了郦道元的说法。此台在今临漳县西。

译漳水又向北流，经过祭陌西面。战国时期，民间巫师替河伯娶妇，把祭祀举行在这条陌上。会贞按：《寰宇记》说，浊漳水在邺县东北面，有永乐浦；浦西五里，民间称为紫陌河，这就是民间巫师替河伯娶妇的地方。魏文侯时，西门 豹任邺令，和三老约定说：“替河伯娶妇时，希望你们来告诉我，我想送一个女子去。”三老都说：“好。”到了举行仪式的时候，三老、廷掾向百姓征收赋税，收钱一百万。《史记》作“数百万”；下文说钱三万，《史记》作二三十万。这或者是郦道元所依据的版本不同，或者因为钱数过多，所以删减了。〔二六〕巫师在乡里行走，发现有美貌女子，就祝告说她应当做河伯的妻子。〔二七〕朱本“祝”作“呪”，《笺》说“呪”字错误。《史记》作“说这是应当做河伯妻子的女子”。赵氏说：按《广韵》，“呪”是诅咒，通作“祝”；《书·无逸》有“厥口诅祝”，疏说用言语告知神明叫作祝，不应拿《史记》来责难这个字。戴氏改作“祝”。守敬按：《史记》说，那里有美貌女子，巫师担心大巫祝会替河伯把她取走。郦道元大概采用了“祝”字，因此改作“祝”是对的。用钱三万聘取女子，给她沐浴、涂脂抹粉，打扮得像出嫁一样。西门豹前往参加。三老、巫师、廷掾和百姓都聚集到河边观看。巫婆年七十岁，带着十名女弟子。西门豹叫人把女子带来观看，认为她不漂亮，命巫婆下水去报告河伯。于是把巫婆投入河中。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又命令三个女弟子和三老下水进去禀告，也把他们投入河中。西门豹弯腰作揖，朱本“磬”字误作“声”，《笺》说应作“磬”，戴氏、赵氏改。他说：“三老还不回来，怎么办呢？”又想派廷掾和豪长催促他们，众人都叩头叩得流血，请求不要再替河伯娶妇。会贞按：以上内容是抄录改写《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先生的说法。这种淫祀虽然被废止了，但当地仍留下了“祭陌”这个名称。这里又是慕容儁投掷石虎尸体的地方。会贞按：慕容儁梦见石虎咬他的手臂，事情详见《洹水注》。《晋书·慕容儁载记》说，把石虎的尸体投入漳水。田融《赵书》认为这就是紫陌。赵王石虎建武十一年，在水上修造紫陌浮桥。会贞按：《御览》卷三百五十四引用《邺城故事》说，紫陌浮桥在城西北五里。《寰宇记》说，赵武帝在漳水上修造浮桥，连接紫陌，所以称为紫陌桥。又为佛图澄先在紫陌修造生墓，在建 武十四年去世。朱本作“十五年”，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十六国春秋》说，佛图澄在建武十四年去世。《高僧传》说他死于晋永和四年，正是赵国建武十四年；而且建武年号只有十四年，第二年正月改元太宁，现据此订正。十二月安葬在那里，就是这个地方。《晋书·佛图澄传》说，佛图澄亲自在邺城西面紫陌营造坟墓。《御览》卷一百九十五引用《赵书》说，佛图澄在建武末年去世，葬在邺城西面的紫陌；他预先修造生墓，已经有好几年了。墓在今临漳县西。漳水又与赵氏的临漳宫相对。赵氏说：按《邺中记》，邺城西三里有桑梓苑，苑中有宫殿临近漳水。“又下”疑有“南”字脱落。宫殿在桑梓苑中，苑内多种桑树，因此苑以此得名。三月三日以及开始养蚕的月份，石虎率领皇后和夫人们在这里采桑。会贞按：《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说，建武十三年春正月，石虎率领三公、九卿，亲自到桑梓苑耕种籍田。邺城南面土地多桑树和梓树，因此筑建此苑，故名桑梓苑。苑中有临漳宫，三月三日以及开始养蚕的日子，石虎率领皇后和夫人在这里采桑。这应是郦道元所依据的文字，因此“始蚕之月”的“月”是“日”的错误。现在当地还有遗留的桑树，城墙连一尺高的雉堞也没有了。漳水又向北流，滏水汇入其中。〔二八〕朱本“滏”字误作“溢”。戴氏改，并说：《御览》引用《水经注》关于滏水发源的文字，应当在这句话下面。守敬按：改作“滏”是对的。但认为关于滏水发源的一条文字在这里脱落，则不对。大概另有《滏水》篇，如今已经亡佚；本《注》在这里仅以互见的方式提及它。全氏也改作“滏”。赵氏知道应补“滏水”，却不知道这里的“溢”是“滏”的错误，反而臆改为“滥”，说《壶关县注》前文见过滥水。却没有想到滥水已经在屯留汇入漳水，怎么可能又在这里汇入漳水呢？这是明显的错误。漳水又向东流，经过梁期城南面。《地理风俗记》说：“邺城以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是旧县城。”赵氏说：按《史记·项籍本纪注》引用张晏的说法，作“梁淇”。《索隐》说：“淇”应当作“湛”。《晋八王故事》说，王浚讨伐邺城，前军到达梁 湛。大概梁湛在邺城以西四十里。阚骃《十三州志》说：“邺城以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是旧县城。”大概这是依据应劭的说法。守敬按：张晏作“梁淇”，“淇”和“期”读音相近。《八王故事》作“梁湛”，“湛”和“淇”字形相近，大概是“淇”的错误。《索隐》反而说“淇”应当作“湛”，这是错误的。《索隐》说梁期在邺城以西四十里，与《十三州志》所说在邺城以北五十里明显不合。根据孟康的说法，三户在邺城以西三十里；张晏说，三户在梁期西南。只有梁期在邺城以北五十里，才可以说三户在梁期西南；如果梁期在邺城以西四十里，那么三户反而在梁期以西十里，怎么能说三户在梁期西南呢？因此，梁期的位置应当以应劭、阚骃所说的邺城以北为正确。两汉时，该县隶属魏郡。《一统志》说晋代撤省此县，不对；《广平府志》说魏代撤省，也不对。根据应劭的说法，东汉末年此县已经废除。故址在今磁州东面。汉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为侯国。守敬按：此说取自《史表》；《汉表》中“任”字作〔缺字〕。晋惠帝永兴元年，骠骑将军王浚派乌丸渴末直抵梁期。候骑抵达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派将军石超讨伐渴末，渴末在这里把石超击败了。朱本脱去“也”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也”字。《晋书·成都王颖传》记载，王浚和东嬴公司马腾率乌丸、羯朱袭击司马颖；候骑抵达邺城后，司马颖派幽州刺史王斌以及石超、李毅等抵御王浚，被羯朱等击败。此记载比本文详细，但没有说到达梁期。《王浚传》中“羯朱”作“渴末”，与本《注》相同。

译又流经平阳城北。《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元年，魏国军队在平阳击败邯郸的军队。”朱本“败”字下衍“之”字。赵一清说：考《寰宇记》，临漳县有平阳故城。《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在平阳击败邯郸军队。今据此增补。戴震增补相同。司马彪《郡国志》说：“邺有平阳城。”就是这个地方。会贞按：“即此地也”应作“即此城也”。《括地志》说，平阳故城在相州临漳县西二十五里。又向东流经列人县南。漳水又向东流，在右侧流经斥邱县北。守敬按：斥邱县的情况详见《洹水》篇。又流经裴县故城南，王莽改名为即是。 《地理风俗记》说：列人县西南六十里有即裴城，是原来的县城。守敬按：汉代此县属魏郡，后汉时废置。故城在今肥乡县西南。漳水又向东北流，经列人县故城南。守敬按：前汉时此县属广平国，后汉属巨鹿郡，魏、晋时又属广平，后魏天平初年属魏尹。《地形志》说，临漳有列人城。因此该县曾有迁徙，故城在今肥乡县东北十五里。考《通典》说，漳水横流而入河，在广平府肥乡县境内。唐代的肥乡，就是汉代的列人，大概是说《禹贡》所谓黄河水向北流经降水正在此处；但不知道曹操在斥章开白沟，只是因为漳水具有横流的形势，所以郦道元说横漳在斥章，而杜佑不赞同，于是把横漳移到列人、肥乡之间。前面没有依据，只是故意与《水经注》说法不同罢了。王莽把它改名为列治。《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八年，”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显王六年。“攻打邯郸，攻取列人。”白渠的旧河道在县城左侧汇入。朱本“左”作“右”。武安县的情况详见前文。《汉书·地理志》说，武安县有钦口山，白渠水发源于此。钦口山无从考证。《元和郡县图志》说，磬口山在沙河县西南九十八里，汉、魏时期是旧铁官所在地。“罄”与“钦”读音相近，或许是同一座山？据《水经注》，白渠水发源于山中，向东南流，经邯郸县南；那么水应发源于邯郸西南，也就是今天滏阳河 的上游，在今磁州西部。水向东南流，经邯郸县南，该县情况详见下文。又向东流，与拘涧水汇合。朱本“涧”误作“润”，下文同。赵一清根据《汉书·地理志》改正。水发源于武始县东山的白渠。守敬按：前汉时武始县属魏郡，后汉废置。在今邯郸县西南。赵本在“白”字上增“入”字，自称依据《汉书·地理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武始县的拘涧水向东北流到邯郸，汇入白渠。后文《渚水注》说，拘涧水又向东流入白渠，这才与《汉书·地理志》的文意相合。这里才说水发源，怎么立即说它流入白渠？看下文“北方民间至今还称此水为拘河”，可知这里的“白”本来应是“拘”，因字形相近，又受上下文影响而误写。下文“白渠水又东”中的“白渠”也应作“拘渠”。原本称拘涧，后来又称拘渠；同一篇中异名交错出现，是郦道元喜好新奇、常有的写法。北方民间至今还称此水为拘河。“白渠水又东”中的“白”应作“拘”，见上文。戴震将“白渠”改作“拘涧。又有牛首水汇入。牛首水发源于邯郸县西的堵山。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邯郸县有堵山，牛首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入白渠。《寰宇记》说，牛首水在邯郸县西北三十里。水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洪大的急流分道奔流，清澈的水光映照着两条河川。守敬按：《邯郸旧志》说，渚河有两个源头：一处在邯郸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处在县西南三十里；两水合流，经县城南五里，向东流入滏阳河。只是这与《寰宇记》所说水在县西北不同，大概是略有变迁。汉景帝时，七国叛逆，朱本“七”误作“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汉景帝命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围困邯郸，双方相持七个月；朱本“月”误作“日”。赵一清说：《汉书·赵幽王友传》和《郦商传》都作“七月”，这里错了。会贞按：《史记·郦商传》说“十月不能攻下”，其中“十”是“七”的误字。郦寄引牛首水和拘水灌城，城墙毁坏，赵王自杀。牛首水向东流入邯郸城。守敬按：秦朝设置邯郸郡；两汉时邯郸县是赵国治所，汉末属魏郡，魏、晋属广平郡，后来改属魏郡，后魏时又属广平郡。在今邯郸县西南十里。水流经温明殿南，朱本“殿”作“尉”，《笺》说：宋本作“殿”。戴震、赵一清改正。汉世祖擒获王郎后，临幸邯郸，白天休息的地方就是这里。会贞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说，更始二年四月，光武围攻邯郸，到五月攻下城池，诛杀王郎。《耿弇传》说，当时光武住在邯郸宫，白天睡在温明殿。章怀太子的注说，这是汉赵王刘如意的殿。故址在洛州邯郸县城内。水又向东流，经丛台南；丛台是战国时期赵王的台。 《郡国志》说：“邯郸有丛台。”因此刘劭《赵都赋》说：“在南面建起云阁，在少阳筑立丛台。”守敬按：《魏志·刘劭传》说，刘劭曾作《赵都赋》，魏明帝很赞赏。全赋已经散佚，只略见于《艺文类聚》卷六十一。今丛台的残存台基和旧城墙还在。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十七年，赵王出九门，筑野台来眺望齐国和中山国的境界，但没有说筑丛台的事。徐广注说，丛台在常山，“野”字一作“望”。《史记正义》引用《战国策》说，九门本来有宫室供人居住，赵武灵王将其改为九门。

译考察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废除了城北的九门大城；所谓九门，就是赵武灵王出行的那九座城门。《史记正义》说是恒州的九门，这是错误的。《史记》说，高后元年，赵王宫中的丛台遭灾，说明丛台在赵王宫内。又《邹阳传》说，武士勇士穿着华美服装聚集在丛台下，一旦那里变成市场，也不能阻止赵幽王遭受沉溺之祸。这说明丛台在邯郸，所以用赵幽王作为证明。《文选·东京赋》说：“赵国后来修建了丛台。”薛综注引《史记》说，赵灵王筑起丛台。既然可以确定《史记》有关于丛台的记载，就可知道薛综所见的《史记》版本作“丛台”。臣瓒、司马彪、刘邵都说丛台在邯郸，并没有说在九门。可是晋代又有传本，把“丛”误作“野”，又因为下文有眺望齐国、中山的语句，改作“望”；还有的本子因“丛”与“义”字形相近，误作“义台”。所以徐广用常山郡九门县来解释。于是《魏书·道武纪》出现了与慕容麟在义台坞交战的记载。《地形志》说，新市有义台城。《括地志》说，野台又名义台，在定州新乐县西 南面，这一说遂成为公认的定论。然而何焯校勘《文选》说，《赵世家》没有赵武灵王修建丛台的记载，所以《汉书·邹阳传》的注认为丛台是赵幽王刘友所建，这是注家的错误。全祖望以高后元年丛台遭灾来反驳这一说，却不知道丛台实际上确实由赵武灵王修建。不过《后汉书·马武传》说，光武帝援救邯郸时，曾与马武登上丛台。《元和郡县图志》说，丛台在邯郸城内东北角。《寰宇记》引用《冢墓记》说，丛台在邯郸小城内；而定州新乐县另有义台。这样，两种说法可以同时存在。《名胜志》说，现在的丛台遗址在城外，台的旧城墙比城墙高几尺，怀疑就是赵灵王遗址。水又向东流，经邯郸阜，这就是张晏所说位于东城下的邯山。张晏说：“单，就是尽；城郭属于邑，所以加上邑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邯郸，颜师古注引用张晏的话与此相同，只是把邯山写作邯郸山，多出了一个“郸”字。《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前汉书音义》说：“邯，是山名；单，是尽。邯山到这里就尽了。”这可以作为证明。《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引《续述征记》也说，《羊头山记》同样作“邯”，说是山名。《元和郡县图志》说，邯山在邯郸县东南五里。邯郸这个名称，大概就是指邯山而取名的。这里原是赵郡的治所。《长沙耆旧传》说：桓阶，朱本“阶”作“楷”，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会贞按：《魏志》本传作“阶”；裴松之注两次引《魏书》、一次引《世语》，都作“阶”，他的别传也作“阶”（见下文）。本传说他字伯绪，是长沙临湘人；《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称长沙人桓伯序。“阶”和“序”字义相应，因此这里的“楷”无疑是“阶”的错误，今据此改正。桓阶曾任赵郡太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十七年、六年〕 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七年，邯郸并入魏郡；可知汉代的赵国到这时已经废除。《元和郡县图志》说，魏代邯郸属广平郡，因此魏代这里并不是郡治。但魏明帝太和六年，巨鹿王曹干改封为赵国王，于是魏代又有赵国。根据《晋书·地理志》，赵国治所在房子县，应当沿袭魏代旧制；而这条注文说邯郸是赵郡治所，大概是魏初设置赵郡于此时，桓阶任太守也正在这个时期。到太和年间，赵郡治所迁到房子县，成为王国，邯郸改属广平郡。桓阶曾在路上捡到一袋遗失的粮食，行人把这袋粮食挂在树上，没有人敢取。会贞按：《魏志》本传只说桓阶调任赵郡太守，没有记载行人把粮食挂在树上的事。考《御览》卷八百四十引《桓阶别传》说，桓阶任赵郡太守时，路上有一袋遗失的粮食，耕田的人捡到后，把它挂在树上；几天后，失主听说了，回来取走。《御览》卷八百二十二所引与《长沙耆旧传》大致相同。说的就是这里。水又向东流出城外，又汇合成一条河；再向东流，水面澄清，分成渚水、沁水两条河。朱本没有“二”字。全祖望增补，并引用顾祖禹说：如今城南五里有渚河，城西半里左右有沁河，二水合流成为西河。戴震没有增“二”字，却把“沁”改作“渚”，从文义看确实相合。守敬按：《名胜志》说，牛首水发源于堵山，向东流分成两股，进入城中后合为一水，流出城东，又分成堵水、沁水两条河。可见堵、沁二水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赵一清引用全祖望的话，只说是“这两条水”，不敢增补“二”字。由此可见，前五种校本没有增字，后七种校本看到《名胜志》后增补了“二”字，这说明后七校本并非全是伪本。水向东南流，注入拘涧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牛首水流入白渠，大概是与拘涧水汇合后再流入白渠。水又向东流入白渠。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拘涧水流入白渠。水又向东流，旧河道从这里分出。旧河道的情况详见下文。一条水向东流成为泽渚，这是曲梁县的鸡泽。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曲梁县有鸡泽。《元和郡县图志》说，洛州永年县有鸡泽，在县西南十里，鱼、菱、芡等物产，是州境赖以供给的资源。唐代永年县就是今天的县治。《国语·晋语七》所谓鸡丘，就是这里。守敬按：晋悼公四年，诸侯在鸡丘会盟。韦昭注说，鸡丘就是鸡泽。水向东北流，通入澄湖。守敬按：澄湖应详见《水经注》的其他篇章，但今已亡佚；赵一清补《洺水》篇时说，澄湖在曲周县西北，如今已经淤塞。白渠旧河道向南流出。守敬按：以下实际叙述白渠旧河道，位于

译今邯郸、肥县两县境内。河道沿途分出支流，右侧流出的就是邯沟水。水流经邯沟县故城东面，大概是因邯沟而给县取名。朱本作“名”，《笺》说宋本作“氏”。戴震、赵一清改为“氏”。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氏”。《汉书·地理志》记邯沟，颜师古注说是邯水的沟。《地理风俗记》说：即裴城（即裴县，详见前文）西北二十里有邯沟城，是旧县城。守敬按：前汉时此县属魏郡，后汉废置。在今肥乡县西北十里。水又向东流经肥乡县故城北。《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八年，”朱本脱“成”字，《笺》说宋本作“惠成王”。戴震、赵一清增补“成”字。守敬按：今本《竹书》作周显王六年。“攻打邯郸，攻取肥县。”守敬按：《纪年》“伐”字上有“我师”二字。雷学淇说，《纪年》原书当作“梁惠成王八年，我师伐邯郸，取列人，取肥”。郦道元分开引用，所以又重复说“伐邯郸”三字；今本把“取列人”“取肥”当作两次战事，是错误的。《晋书·地道记》说：“太康年间设置，隶属广平郡。” 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魏黄初二年设置肥乡县，属广平郡，与《地道记》不同。难道是魏代设置后又省并，晋代重新设置吗？《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并入临漳，所以称临漳有肥乡城。肥乡故城在今肥乡县西二十二里。各条渠道交错流经，彼此缠绕，最后与白渠同流，经过列人县，在右侧汇入漳津，如今已经没有水了。《地理志》说：“白渠向东流到列人县注入漳水。”这句话在武安县条下，也就是此事。守敬按：《淇水注》所说的阿难水，就是在这里流入衡漳。又向东北流经斥漳县南。守敬按：前汉时斥漳县属广平国，后汉属巨鹿郡，魏、晋时又属广平。《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属魏尹。因此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仍属广平郡，在今曲周县东南。应劭说：这个地方土地盐碱，所以称为斥漳。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斥漳，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与此相同。汉献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曹操开凿渠道，引漳水向东流入清水、洹水，以沟通黄河漕运。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说，建安十八年开凿渠道，引漳水流入白沟，以沟通河道。根据《洹水经》，洹水流入白沟；根据《清水注》，曹操开白沟，恢复了清水的旧河道，所以白沟、清水、洹水可以通称。这里注文作“河漕”，怀疑《魏志》脱去“漕”字；又怀疑《魏志》的“河”是“漕”的误字。渠道名叫利漕渠。会贞按：《魏志·管辂传》说，管辂的父亲曾任利漕。相关内容又见《淇水注》。漳津旧河道的水流从前已经断绝。戴震把“二字”调换位置，使“旧”字承接下文。守敬按：曹操开凿渠道后，漳水的主流已经随着清水、洹水向东流去，不再向东北流出。向东北流出的只像溪水一样，是细小的水流缓缓下注。因此郦道元说漳津水旧已断绝。戴震调换两个字的位置，是错误的。这里说“漳津水旧断”，后面绛渎说“漳水既断”，一用“旧”，一用“既”，前后相互照应，不能说戴震竟如此不加审察。溪水向东北流出，只是细小的水流缓缓下注而已。《笺》说：《玉篇》说，●字读“莫历切”，意为浅水。《尚书·禹贡》所谓“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说的就是这里。孔安国说：“衡”就是横，意思是漳水横向流入黄河。守敬按：孔安国传只说漳水横流入河，郦道元抄录时改换了文字。《禹贡》所谓“北过降水”，也正在这里，详见后文。水又向东北流经平恩县故城西。应劭说：平恩县原是馆陶县的一个别乡，汉宣帝地节三年设置，以封皇后父亲许伯为侯国；王莽改名为延平。守敬按：从“应劭曰”以下的文字，在《淇水》篇“又东北径平恩县故城东”之后也重复出现，这是郦道元行文草率造成的。又向东北流经曲周县东面，又向东北流经巨鹿县东面。衡漳旧河道。守敬按：这是承接上文“漳津旧河道的水流从前已经断绝”而言，所以称为“衡漳故渎”。从这里到“绛渎出焉”，都是衡漳旧河道；下文有时简称“衡漳”，有时称“衡水”，只是省略了“故渎”二字。至于“通湡醴”以下，水从信都西北流出，沿着黄河的河道行进（详见后文），也称作衡漳，是因为《水经》叙述浊漳流经信都以西，将它作为漳水，所以郦道元说这条水与湡水、醴水相通，合称衡津，又称衡漳，以求与《水经》相合。水向东北流经南曲县故城西。《地理志》说，广平郡有南曲县。应劭说，平恩县北四十里有南曲亭，就是旧县城。守敬按：该县后汉时废置，在今邱县北。水又流经曲周县故城东。《地理志》说，曲周县是汉武帝建元四年设置的。守敬按：前汉时曲周县属广平国，后汉属巨鹿郡，汉末属魏郡，魏代沿袭，晋代废置。在今曲周县东北四十里。王莽改名为直周。我考《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大将军郦商在高祖六年受封为曲周侯，曲周成为侯国。又考《汉书》记载相同。朱本误作“《史记》同”，《笺》说：孙潜认为“《史记》”二字可能有误。赵一清说：“《史记》应当作《汉书》，大概是曲周设置为县，与郦商受封为侯国之事，在班固《史记》和《汉书》的表、传中记载不同。”全祖望说：“这五个字在注文中又是注文。”守敬按：《汉书·功臣表》和《史记·功臣表》相合，因此这一句改作《汉书》是对的；但《汉书·地理志》本来就有错误，《史记》和《汉书》的侯表也没有核对清楚。郦商本传说，他受封曲周是在攻打陈豨、英布之后；陈豨反叛在高祖十年，英布反叛在十一年。郦商先因跟随高祖攻打臧荼而受封涿侯；臧荼反叛在高祖五年，诸侯封爵在高祖六年，所以高祖六年是郦商受封涿侯之年。《史记》《汉书》的侯表应当以“涿”为标题，将“曲周”写在高祖六年的格内。由此可知，曲周是旧县，并不是汉武帝时才开始设置。全祖望说：有的地方本来只是地名，因建立侯国便以此命名县，这种情况也很多。啸父，朱本误作“盖商”。赵一清引用孙潜的话说：“‘盖商’以下有脱文。”注文说，啸父是冀州人，在县市补鞋几十年等等，这是《列仙传》中啸父的事，不是郦商。他是冀州人，在县市补鞋几十年。人们惊异他容貌不老，向他求取长生之术，却始终没有得到。

译衡漳又向北流，经巨桥邸阁西面。朱本“邸”作“祗”。赵一清改作“柢”，说：“柢阁就是邸阁。”柢、邸二字相通。全祖望改法相同，戴震改作“邸”。会贞按：《寰宇记》引用本文作“邸”。过去这里有大梁横跨水面，所以有巨桥的名称。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打开巨桥仓的粮食，用来救济殷地的饥民。守敬按：《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战胜纣王后，发放巨桥仓的粮食，救济贫弱百姓和奴隶。服虔说：“巨桥，是仓名。”许慎说：“巨鹿水上的大桥，存有漕运粮食。”朱本脱去“许慎曰”三字。赵一清增补说：考《史记·殷本纪》及裴骃《集解》所引，服虔说巨桥是仓名，许慎说是巨鹿水上的大桥，存有漕运粮食。这样看来，“巨鹿水之大桥”本是许慎的说法。全祖望、戴震增补相同。会贞按：《汉书·张良传》注所引服虔、许慎的话，与《史记集解》相合，因此郦道元书中原本无疑有“许慎曰”三字。“巨鹿水之大桥”这句话，会贞按：应当是《五经异义》中的文字。如今临近水边，左右方圆一二里之间，地面形状像丘墟，大概是遗留下来的粮囤和旧窖址。会贞按：《通典》说，纣王的巨梁仓在曲周。在今曲周县东北。衡水又向北流，经巨鹿县故城东面。守敬按：巨鹿县为秦代县，是巨鹿郡的治所（见下文）。前汉沿袭，后汉、魏、晋属巨鹿郡；后魏时县城向东迁移三十里，属南赵郡。故城就是今天的平乡县县治。应劭说：“鹿是树林中最大的东西。”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巨鹿，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与此相同。《尚书》说：尧将要把帝位禅让给舜时，把舜安置在大麓的原野中；即使遭遇烈风雷雨，舜也不迷乱，于是把昭华之玉赐给他。巨鹿县便取此意命名。赵一清说：这其实是纬书的说法。守敬按：不是。《尚书大传》说：“尧推重并尊崇舜，把诸侯交给他统率，将他安置在大麓的原野中；即使遭遇烈风雷雨也不迷乱，于是把昭华之玉赐给他。” 路温舒是县城东里人。他的父亲担任里监门，让温舒在泽中放羊；温舒割取蒲草叶片，用来抄写书籍。守敬按：见《汉书·路温舒传》。这里就是那片泽地。巨鹿郡的治所就在这里。秦始皇二十五年灭亡赵国，把这里设置为巨鹿郡。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只说巨鹿郡由秦代设置，没有说是哪一年。考《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羌瘣完全平定并攻取赵国东阳之地，俘获赵王；赵国公子嘉自行立为代王。二十五年，王贲俘获代王嘉。巨鹿郡正是赵国东阳之地，似乎不应到二十五年灭代时才设置郡。郦道元大概把灭代之年合并来叙说。汉景帝中元年设置为广平郡。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广平国条下只说征和二年设置为平干国，没有说此前曾是郡。根据王温舒在元朔、元狩年间任广平都尉一事可知，当时尚未设置平干国，已经是广平郡了。这里说汉景帝中元年设置广平郡，正好补足《汉书·地理志》的缺漏。汉武帝征和二年，将赵敬肃王的儿子封为平干国王。朱本“二年”误作“三年”，“平干国”误作“广平侯国”。赵一清说：考《汉书·地理志》，巨鹿郡由秦代设置；又说广平国在汉武帝征和二年设置为平干国，汉宣帝五凤二年恢复旧制，王莽时改名为富昌。可见巨鹿郡和广平国是并列的，不能像郦道元所说那样。又引用沈约的话说，赵敬肃王的儿子刘偃在征和二年被立为平干王，也就是广平王。但这是王国，不是侯国。善长又弄错了。戴震把“三年”改为“二年”，把“广平侯国”改为“平干国”。世祖中兴时，又改为巨鹿。赵一清说：考《续汉书·郡国志》，刘昭补注说，建武十三年省并广平国，将其所属各县划归他郡，并不是把广平改成巨鹿；“更”字应是“属”字的错误。郑玄注《尚书》时引用《地说》说：“黄河向东北流，经过绛水一千里，到达大陆，这是大地的腹部。”朱本在此处误插“大陆在巨鹿”九字，王鸣盛把“大陆在巨鹿”五字移到“《地理志》曰”之下，又把“如志之言”四字移到“巨鹿与信都”一语之前，今据此订正。《地理志》说：“大陆在巨鹿，绛水在安平信都。”赵一清说：全祖望认为，《地理志》不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汉安帝把信都改名为安平，所以这是安帝以后的书。考全祖望的说法是对的。孔颖达《尚书正义》说，《地理志》记载降水在信都。又考班固《汉书》把襄国称为信都等语，可知这里的《地理志》显然不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不过《汉书·地理志》在信都国信都县下说，《禹贡》的绛水也流入大海；而在赵国襄国县下没有提到绛水，孔颖达所说的依据究竟指什么，尚不清楚。桑钦也有一部《地理志》；《河水》篇记漯水时引用桑钦《地理志》，或许这里指的就是它。守敬按：安帝以后另有一部《地理志》，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全祖望只是因为有“安平、信都”一条而推测，不能作为依据。赵一清引用《尚书正义》的说法，认为不知道孔颖达所指是什么；却不知道《尚书正义》的意思，孔颖达已经说得很明白。《禹贡锥指》辨析了他的错误。赵一清下文也引用《禹贡锥指》，怎么能说不知道所指？大概是因为《尚书正义》引用《汉书》把襄国称为信都，却没有说明出处。考《张耳陈余传》，赵歇被立为赵王，定都信都。《续汉书·郡国志》说，襄国在秦代是信都县，项羽改了县名。《地形志》《括地志》说法相同。又有人怀疑郑玄引用的《地理志》是桑钦的说法。考《地理志》说：“桑钦说漯水发源于某处。”《河水注》误作“桑钦《地理志》说”。赵一清引用全祖望的话，已经改正了这个错误。新刻全本说，“安平”二字是衍文，《地理志》中没有，而且安平是涿郡所属县，与绛水有什么关系？考全祖望牵涉涿郡的安平县，更没有道理。但他说“安平”二字是衍文，这一点是对的。《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说，《地理志》记绛水在信都以南，没有“安平”二字，可以作为证明。王鸣盛认为，郑玄依据当时的书，所以写作安平。但郑玄解释《尚书》经文时引用《汉书·地理志》，为什么还要增添字句？这种说法也不对。按照《地理志》的说法，巨鹿与信都相距不可能有这么远。由于水土名称不断变化，后世失去了它们的确切位置，看见降水便把它当作绛水，于是依循这种说法而废弃旧读。守敬按：何秋涛《禹贡郑氏例略》说，“废”应作“发”。古人的文字有时有几种

译读音，要根据字义加以点断和发音。因此张守节《史记正义》中有“发”字的条例，所谓“发读”，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有人写作“绛”字，那是不对的。守敬按：《史记·夏本纪》作“降”，《索隐》说，《地理志》从“糸”旁写作“绛”。段玉裁据此认为班固原本写作“绛”，并且拿屯留、信都两个“绛”字作为证据。如今河内郡共县北山，朱本误作“北共山”。赵一清调换字序说：《汉书·地理志》在河内郡共县下说，北山是淇水的发源地。《清水注》说，共县故城就是共和故国的旧城，共山在故国北面，就是所谓共北山。“北共”二字应当倒置。全祖望、戴震也调换字序。淇水发源于此。朱本“淇水”下有“共水”二字，全祖望、赵一清保留，戴震删去。会贞按：“淇水出焉”四字本出《汉书·地理志》。下文郦道元辨析郑玄把淇水当作降水的错误，却没有涉及共水，足以证明这里应作“淇水出焉”。“共水”二字确实是衍文，而《尚书正义》引用作“洪水”，也不对。淇水向东流到魏郡黎阳县注入黄河。守敬按：这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淇水注》引用过。就是近代所说的降水。这里的“降”应读作《春秋》“郕降于齐师”的“降”；朱本“郕”误作“城”，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郕降于齐师”见《春秋·庄公八年》。《释文》说，“降”读作户江切。大概周代在这个地方建立国家的人，忌讳说“降”，所以改称“共”。朱本脱“此”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守敬按：林之奇《尚书全解》引文作“此”。“恶言降”，所以改作共。朱本作“为”，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作“云”。守敬按：《尚书全解》引文作“为”，今据此订正。又考察今天黄河所经过的河道。赵一清将“从”改作“徙”。会贞按：作“从”与文义相合，这是王莽以后所说的黄河，也就是《水经》叙述的黄河河道，距离大陆已经很远。馆陶县北面的屯氏河。守敬按：《沟洫志》说，屯氏河是在筑宣房之后形成的，并非禹的旧迹。屯氏河详见《河水注》。它的旧河道与……？守敬按：郑玄的说法到这里为止。我考郑玄根据《尚书》中“东过洛汭，至于大伾”这句话，洛汭、大伾都详见《河水注》。又根据“北过降水，至于大陆”逐次推论，所以把淇水当作降水，把共城当作降城，具体原因还没有详尽说明。考察各种书籍，共县本来是共和的旧国，详见《清水注》。因此本来就有“共”这个名称，并不是因为忌讳说“降”才改称共。朱本脱“因”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禹撰写《山经》。守敬按：《史记志疑》说，刘向《上山海经奏》、《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都说《山海经》是益所作。《隋书·经籍志》和《颜氏家训·书证》说是禹、益所记。《水经注·叙》及《浊漳水注》都说是禹所撰。《史通·杂述》说，夏禹平治土地，确实撰写了《山经》。宋代尤袤认为这种说法荒诞而不合典籍，断定《山海经》是先秦时期的著作。朱熹认为它是因解释《楚辞·天问》而作（见《文献通考》）。吾丘衍《闲居录》说，书中凡是“政”字都避讳不用，由此知道是秦代方士所著。杨慎《升庵集》认为它出自太史终古、孔甲一类的人。其作者和成书时代至今难以确定；书中文字多有重复，似乎不是一时一人所作。淇水发源于沮洳，《北次三经》的记载详见《淇水注》。《淇澳》及《卫诗》的记载，也详见《淇水注》。文中所列这些名称相距又远，不可能是同一水道；后来改“降革”为今名。但这条水发源于共北山，郑玄想借此造成“降”的意义。朱本“义”作“议”，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全祖望又把“成降”倒作“降成”，戴震还删去“因”字。因此他把淇水当作降水。即使按照郑玄引用的《地说》，黎阳与巨鹿相距也没有一千里，难道信都到大陆反而能有这么远吗？朱本脱“岂”字。戴震说：文意有错乱。会贞按：上句“径”应作“遥”，本句“直”字上脱“岂”字。大意是说，黎阳到大陆也不到一千里，并不只是信都到大陆不到一千里。守敬按：“径”字也可以解释得通，但没有“岂”字，文意便不明，今增补。只有屯氏河向北流到馆陶这一点，与实际情况接近。考《地理志》说：“绛水发源于屯留，向下与漳津交错。”守敬按：这是指屯留为桑钦所说的水源。这样它就和漳水一样可以通称，所以水流辗转曲折，沿途都留下明显记载，信都又出现绛水之名，最终向东流入大海。寻察它的河道脉络，并没有别的特殊河道；但衡漳旧道与屯氏河相互混淆。朱本脱“氏”字，全祖望、赵一清同样脱，戴震增补。守敬按：根据郦道元的叙述，衡漳从未与屯氏河相互混淆；或许在周定王以前有过相互交错的情形，这是郦道元不得已的推测之辞。于是《尚书》有“经过降水”的文字。朱本脱“文字”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又有《地说》关于一千里路程的说法。朱本把“地说”二字置于“与”字之上，全祖望本相同，戴震调换位置。按其行程，与《尚书》的记载相邻；黄河经过降水，应当就是这里。下游到达大陆，与经文所说没有不同。从宁宁的大陆起，详见《清水注》；直到巨鹿，水从东北流出，这些地方都称为大陆。文辞互相纠缠，形势已经十分微妙。守敬按：郦道元忽然提出宁地的大陆，以符合一千里的说法；但既然如此，又何必引用郑玄关于屯氏河的说法？既然说衡漳与屯氏河相互交错，大概只是就屯氏河流出馆陶这一点而言，也就是《河水注》所说的沙丘堰。如果说馆陶以下的河道，屯氏河已经由东向西，怎么还能折回去经过大陆？这种牵强迂回的说法，在道理和形势上都不成立。九河分流以后，九河的情况详见《河水注》。八条支流相继断绝。朱本“枝”误作“牧”。赵一清改为“枝”，并引用《汉书·叙传》说：“向北消亡八支。”守敬按：《河水注》引用班固的话作“枝”。遗留下来的旧迹因此得名，往往还会时断时续地存在。

译所以鬲水、般水排列在东北方。守敬按：黄河旧河道流经鬲县故城西。《地理志》说，鬲津是屯氏河分出的南支河道，向东流入般县，成为般河；这些内容都见《河水注》。徒骇河道连接漳水、绛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成平县条下（成平县详见后文）说，虖池河民间称为徒骇河。《水经》说浊漳向东北流到昌亭，与滹沱河汇合。《水经注》说绛水与漳津交错，和漳水可以通称，因此这里说徒骇河道连接漳水、绛水。各种河道相互逆流的情状大致可以分辨，陂漳汇合之处仍然存在。按《水经》考察各条河道，从安故县开始便有明确的名称。《禹贡锥指》说：《冀州疏》引用《春秋》说，魏献子在大陆打猎，放火焚烧草木，回来后死在宁地。杜预认为巨鹿相距太远，便说大陆是汲郡修武县的吴泽。宁就是修武。然而这两个泽相距很远，却都能称为大陆，是因为《尔雅》说广阔平坦的地方叫“陆”；广阔而平坦的地方就称为“大陆”，所以不同地方可以同名。这种说法是恰当的。修武县就是今天的获嘉县，其西北有吴泽陂。它旁边的近地就是大陆。《水经·浊漳注》说，郑玄注《尚书》时引用《地说》说：大河向东北流，经过绛水，行一千里到达大陆，这是大地的腹部。如今淇水向东流，到黎阳注入黄河，接近所谓的降水。大概是因为淇水入河处符合“向北经过绛水”的文字。郦道元对此表示怀疑说：黎阳、巨鹿之间并没有一千里的路程，这是对的。但下文又说，从宁地到巨鹿，向东北流出，都是大陆。这样便把南北两个大陆连接说成一地，以符合一千里的数目，见解怎么这样没有定准呢？如果确实如郦道元所说，那么淇水入河处在黎阳西南，距离修武二百多里，黄河所经之处，应当先经过大陆，后经过降水。这样郑玄的说法难道也能讲通吗？又说，《正义》说，《地理志》记载降水在信都县，《汉书》把襄国作为信都，襄国在大陆之内，或者降水源头就在这里，下游流到今天的信都，所以能够先经过降水，再到大陆。郑玄把“降”读作“下江反”，声调转而读作“共”。河内郡的共县是淇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魏郡黎阳县注入黄河，这里接近降水。周代在此地建国的人忌讳“降”字，所以称为共。这是郑玄个人的臆测，不能采信。考察襄国如今是邢台县，县界内根本没有降水源头。孔颖达的说法不对。他引用郦道元《注》浊漳水的文字，郑玄《尚书注》说“降水”的“降”字不应写作“绛”，这是对的；但把“降”读成“郕降于齐师”的“降”，把淇水当作降水，把共城当作降城，就错了。守敬认为，《锥指》驳斥郑玄、郦道元和《书·正义》的说法，都是对的；但它把黄河经过降水的地点采用《通典》所说的肥乡县界，却不对。[三九]考察《禹贡》说，冀州到达衡漳，疏导水道向北经过降水，这是名称不同而实际为同一水道。衡漳在斥漳以北，经过降水也就在斥漳以北。漳河原本就是大河，与《禹贡》所说先经过绛水、后到大陆，完全没有错乱。郦道元只说横漳在斥漳，却不说经过降水也在斥漳，正是因为康成引用“行一千里到大陆”的说法，怀疑它与实际不合，同时又不敢直接斥责康成。郦道元虽然不相信把共水当作绛水的说法，却又认为屯氏水较为接近，最终把南北两个大陆连接说成一个地方。这样虽然不违背一千里的说法，但按他的说法，就成了先向北经过大陆，到达降水，又到达大陆，更加不对。胡东樵驳斥这一点是正确的。至于《通典》说漳水横向流入黄河，在广平府肥乡县界，这是杜佑不相信《水经注》的说法，所以把横漳移到斥漳之前，以显示不同。《禹贡锥指》采纳了这一说法。两地虽然相距不远，但曹操开凿白沟时，确实是在斥漳引漳水流入清水、洹水，并没有到达肥乡县界。而《通典》在信都条下又说，禹疏导黄河经过降水，就是这里。这就大错了。如果经过降水在信都，那么应当把大陆放在什么地方？后来程大昌也沿袭了这一错误。近代成孺《禹贡班义述》广泛引用各家说法，仍沿用胡氏的观点，把班固《地理志》说成错误；由此可见，它不足以阐述班固的义理。至于康成认为信都与巨鹿之间不可能相距一千里，他没有想到，即使巨鹿与信都有一千里，也不足以解释《禹贡》中先到大陆、后经过降水这一疑问。康成多次引用《地说》，可知这一定是《尚书》古文、今文经师的旧说，当时奉为科条准则，并非像乡间墙壁上的文字那样凭空捏造，所以他曲折迁就着加以解释，但最终仍不能满足学者的疑问。我认为，从斥漳到巨鹿，左右数百里内都没有大山，这与“地腹”的含义也是相合的。这样看来，《地说》是从东西南北四周来说明，范围已经达到一千里，下至大陆，与经文的说法没有不同。这虽然是根据意义推测，但与地势和名称似乎也相互吻合。漳水又流经经县旧城西面。守敬考证：前汉从堂阳县分置经县，不久即撤销。后汉恢复设置，隶属安平国。魏、晋沿袭。后魏太平真君二年废除，不久又另置经县，隶属广宗郡。到永安二年，又在经城设置西经县，隶属巨鹿郡，这是郦道元以后发生的事。城在今广宗县东二十里。水边有旧渡口，称为薄落津。会贞考证：《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说：我国东面有黄河，有薄落水。《集解》中徐广说：安平郡经县西面有漳水，渡口名叫薄落津。这与《续汉志》相同。大概漳水就是薄落水，薄落津就在经县西面。司马彪、徐广、郦道元的说法没有不同。但《寰宇记》说，落漠水在平乡县西南十八里，就是古代的薄落津；这句话有讹误，所以写成了落漠。宋代平乡县就是汉代巨鹿县旧城。这里的《注》上文说衡水向北流经巨鹿县旧城东面，那么薄落水就不可能在平乡县西南。《元和志》说浊漳水在平乡县西南十里，《寰宇记》大致相同。大概唐、宋时期漳水向西改道，并不是古代漳水流经的道路。从这里往下，赵氏引用《方舆纪要》说薄落水就是大陆泽，又牵扯到杨纡泽、广阿泽，说水势泛滥而无所归，与今存《水经注》没有可以相互依附的依据，所以删去。过去袁本初从易京返回时，已经到达这里，

译带领宾客随从，在这个渡口举行修禊饮酒。会贞考证：见《后汉书·袁绍传》。有的本子作“宾徒”，《魏志》作“从”。衡漳又流经沙邱台东面，这是纣王所筑的台，在巨鹿旧城东北七十里。会贞考证：《史记·殷本纪》说，纣王大大扩建沙邱苑台。《汉志》说，巨鹿县东北七十里有纣王所筑的沙邱台。《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记》则说，沙邱台在平乡县东北二十里。唐、宋时期的平乡县就是汉代巨鹿城，诸书所说的台，应当是后人重新修筑的。如今平乡县东北有大平台村，其东面又有小平台村，就是古代沙邱台的遗址。赵武灵王和秦始皇都死在这里。会贞考证：《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游览沙邱的异宫，过了三个月多便饿死。《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死于沙邱平台。又流经铜马祠东面。守敬考证：《地形志》说，南赵郡广阿县有铜马祠。《寰宇记》说，铜马祠在巨鹿县北七里。如今祠在县北铜马镇，是汉光武帝的庙。更始二年秋，朱本作三年，全、赵、戴本相同。守敬考证：《光武纪》记作更始二年，如今订正。光武帝在馆陶追击铜马军，大败他们，于是他们投降。贼军心中不安，世祖命令他们返回营地，自己却带着轻骑兵进入他们的营垒。贼军互相说：萧王把赤诚之心推置在人腹中，怎么能不拼死投降呢？于是他把投降的人分配给各位将领，人数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人称世祖为铜马帝。守敬考证：这是《后汉书·光武纪》的文字。铜马祠因此得名。庙旁有碑，记述河内郡修武县人张导，字景明，在建安三年任巨鹿太守。朱本误作建和三年。赵氏说：建和是汉和帝年号，张景明为袁绍游说冀州牧韩馥让位，事情发生在献帝初平二年，两者相隔四十多年，不应相差这么久。建和字样有误，应作建安。《魏书·臧洪传》说，臧洪答陈琳书中说：从前张景明 亲自登坛歃血，接受使命奔走，终于使韩牧交出节印，主人取得土地；后来只因向朝廷上表、拜见君主、受赐爵位并获得传记的缘故，转眼之间没有得到宽恕过错的恩典，反而遭受灭族之祸。这样看来，张景明任郡守应在建安初年，他后来也被袁绍杀死。漳水渡口泛滥，土地不能耕种。张导查阅地图，与丞彭参、掾马道嵩等人，推究水势的逆顺，衡量地形的表里，修筑堤防、排除淤塞、疏通水道，以使水流恢复正常。朱本脱“以”字，《笺》说宋本作“以正水路”。全、赵、戴本补入。工程取得成功，百姓因此得到益处。碑题为《漳河神坛碑》。但当地年老的乡民和儒生，仍把这座庙称为铜马刘神寺。朱本“揭”作“谒”，《笺》说应作“谓”。赵本改作“揭”，并说按《隶释》此文作“揭”，全、戴本也改作“揭”。这块碑不久前因地震裂开，剩下的一半已经无法辨认。又流经南宫县旧城西面。守敬考证：前汉时县属信都，后汉、魏时属安平，《晋志》遗漏此县。据《地形志》，晋初属安平，后来属长乐，后魏仍属长乐。在今南宫县西北三里。汉高后元年，将张越人的儿子张买封为侯国。朱本把“高后”误作“惠帝”，戴本相同。全氏、赵氏采用沈炳巽的说法，认为是高后六年。守敬考证：《史表》说，张越人以高祖骑将身份随军作战，任大中大夫后封侯，高后元年四月受封。《汉表》相同，如今订正。王莽时改为序中亭。《汉志》作序下。全氏说：这里以下有脱文，应补“列葭水出焉”五字；列葭水就是长芦淫水。守敬考证：《汉志》说，列葭水出自南和，向东流入【缺字】。全氏这样补并非没有根据。但南和在漳水西面，南宫在漳水东面，不能补在南宫条下。列葭水应当与【缺字】水、洺水、湡水等同在缺卷之中，大概是引葭水入【缺字】，【缺字】水入湡水，湡水流入【缺字】，再与漳水汇合。全氏补“列葭水出焉”，应当接在“又有长芦淫水之名”下面；它与湡水、澧水相通而成为衡津，长芦淫水与衡漳汇合，到堂阳又向东流出，成为长芦列葭水。赵氏引用书籍没有条理，只是徒然造成繁冗，如今删去。它的水与 隅醴水相通，形成衡津。赵氏把“隅”改作“湡”，说《说文》作“湡”。《寰宇记》说，湡水又名澧水。全氏也改作“湡”，又把“醴”改作“澧”。戴氏仍作“隅”，但也引用《说文》，认为应作“湡”。守敬考证：《汉志》说，洺水出魏郡武安县，向东北流到东昌注入虖沱河，经过五郡，流程六百零一里。《说文》说，洺水出魏郡武安，向东流入滹沱水。《史记·正义》引用《水经》说，漳水又名大漳水，也有洺水的名称。《名胜志》引用《水经》说，洺水出易阳县西山，晋惠帝败于汤阴的那一年，乌桓、鲜卑掳掠邺城，妇女全都投洺水而死，说的就是这条河。这条水在汉代称为洺水，在后世称为洺水。根据《寰宇记》，湡水就是澧水；洺水、湡水都流入大陆泽，与漳水相通。郦道元《注》应当作“与洺、湡通为衡津”。它不说洺水、湡水流入其中，而说相通成为衡津，是因为《注》始终把它称为衡漳。可惜《【缺字】》《洺水》《隅水》《醴水》诸篇已经亡佚，无法考察它们的分合。赵氏说，《寰宇记》邢州龙冈县条下说，湡水又名澧水，俗称百泉水，源头出于县东的平地，因为水源总汇众泉，合成一条河流，所以这样命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百一里〕

译又称为鸳鸯水。《魏都赋》所说的“鸳鸯交合”，应当作“交谷”。[四〇]刘良说，鸳鸯水在南和县西面，交谷水在邺城南面。又南和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北面有和城县旧址，所以这里说在南面。鸳鸯水在县北五里。《水经注》说，南和县西面、官冶东面有便水，又名鸳鸯水。又沙河县条下说，沙河就是湡水。《水经注》说，湡水出赵郡襄国。按胡三省《通鉴注》，《水经》这句话下面有“向东流经沙河县”五字。宋白说，沙河就是湡水。《汉志》说，赵国襄国县是渠水的发源地，向东北流到任县注入寖水；又有蓼水、冯水，都向东流到朝平注入湡水。颜师古说，湡音“藕”，又音“牛吼反”。《说文》说，湡水出赵国襄国西山，向东北流入寖水。“渠水”二字有误，寖水就是漳水。《列子》说，牛缺下到邯郸，在耦沙中遇到盗贼，说的就是湡水。又龙冈县条下说，蓼水又名达活水，《水经》说，蓼水出襄国西面的石井冈。冈上有一口井，大得像车轮。按朱弁《曲洧旧闻》说，距离巨鹿郡西北一舍的地方有一眼泉，《水经》称为达活泉，源流深长，水面宽广，方圆数百步，享 受它的水利。又内丘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中丘有蓬鹊山。按全氏说，《汉志》记载常山郡中丘县有蓬山长谷，是众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张邑注入浊水。《说文》也说，水出中丘、蓬山。“长谷”就是蓬鹊山；“诸水”是“渚水”的错误，“入浊”是“入湡”的错误。内丘有渚水，又名砺水；张县后来撤销并入任县，当地有一处地方名叫渚阳城，是因为城在渚水北岸。 《晋书》说，段疾陆眷攻打石勒，驻扎在渚阳，说的就是这里。又龙冈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鹊山有洞穴，产云母；山南有龙腾溪、鹤渡岭。按《太平御览》引用《水经注》说，石勒时期发生大旱，沙门佛图澄在石井冈掘出一条死龙，长一尺多，用水浸泡，过了很久龙才苏醒。佛图澄念咒祭祀它，龙腾空升天，随即降雨，因此命名为龙冈。这些引用的文字，如今版本全都没有。赵氏采录的湡水、列葭水、【缺字】水、蓼水、渚水，多依据全氏的说法，都在缺卷中，大体上都流入寖水。寖水又名洺水。郦道元一定有《洺水》篇，详细叙述所汇入的各条水道；如今《洺水》篇亡佚，而这些水只剩下一两句零星记载，见于《寰宇记》。又有长芦淫水的名称，也有绛水的称呼。守敬考证：这里的长芦水在漳水西面，流入漳水，所以有绛水的称呼。如果把它认作下文的长芦水，就错了。《寰宇记》清池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长芦水出列人县，因为水旁芦苇很多，所以得名。南和县条下说，烈家水在县西南十里，下游流到狼沟河。这样，长芦水就是列葭水。如今邢台、沙河、南和交界处有东狼河、西狼河，下游流入澧水，就是《注》上文所说与湡水、醴水相通而成为衡津的水道。赵氏误把这段引到下文，大概是因列葭名称改变了；如今移到这里。赵氏又说，乐史的说法与《汉志》相合，也就是说沙邱堰以下，后人又有长芦这一称呼，而郦道元下文仍把它归入列葭之名。由此可知，赵氏在后文堂阳《经》下《注》中不改“堰”字，是指沙邱堰；但他不知道这样水道全然不合。如今漳水已经断流，降水也不再相互缠绕。又向北流，绛渎水从这里分出，如今已经没有水。旧水道向东南流经九门城南，九门城详见下文。又向东南流经南宫城北，南宫县详见上文。又向东南流经缭城——这里的“城”字是衍文—— 详见下文。流经县旧城北面。《十三州志》说：经县以东五十里有缭城，是旧县城。会贞考证：《汉志》记载缭县属清河郡，后汉时废除。《十三州志》所说的缭城，指的是缭县城；浅陋的人误以为缭城是县名，便在上文“径缭县”后增作“径缭城县”，与《汉志》相违。今在南宫县东南三十里。水流从安城南面经过，这里是旧信都的安城乡。会贞考证：《地形志》记载信都有安城，应当在今冀州南面。更始二年，和城太守邳彤。赵氏说：全祖望说，按《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任命和戎卒正邳彤也举郡投降。《注》引用《东观记》说，王莽分巨鹿郡设置和戎郡，卒正的职务相当于太守。《邳彤传》作“和成”，《注》又引用《东观记》作证。所谓太守，只是郦道元随手写下的称呼。戴氏改作“和戎卒正”。守敬考证：陆稼书说，《后汉书》的纪、传、注都引用《东观汉记》，但一处作“和戎”，一处作“和成”，必有一处错误。《通鉴》胡三省注认为“成”字正确，这里作“城”，成、城在古代可以通用。据此书原文《传》记载，彤起初任王莽郡卒正；世祖巡行河北时，彤投降，世祖又任命他为太守。不久，彤在信都与世祖会合。《后汉纪》的记载相同。可见先任彤为太守，后来才在信都会合，《注》中称其为太守并没有错。全氏讥议此事，是失察了。只是仍写作“和城”，或许因为王莽分置的郡没有可以恢复的旧名称，所以姑且沿用王莽时的称呼吧？（彤）与世祖在信都南面的安城乡会合，世祖非常高兴。守敬按：《范书·邳彤传》只说他在信都与世祖会合，这是依据别家《后汉书》的记载，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事。因此这条故渎又向东北流，经过辟阳亭。汉高帝六年，封审食其为辟阳侯国。赵云按：《汉书·张、陈、王、周传》说，辟阳靠近淄川，疑心并非赵地。审食其的封邑，应当是《沭水》篇所说的辟阳城；城阳顷王的儿子节侯壮也封于辟土侯，这就是辟阳。王莽时改名为乐信。《地理风俗记》说：广川县西南六十里有辟阳亭，是旧县。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信都国，后汉废除。《地形志》中，信都有辟阳城。《括地志》说在信都县西三十五里，这是错误的。《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在今冀州东南三十里。

译绛渎又向北流，经过信都城东；信都城的情况详见后文。水流散入泽地水泊，向西流到信都城，向东与广川县的张甲故渎相连接；广川县详见《淇水注》。守敬按：《河水注》说，张甲河石渎向东北流经广川县，与绛渎的故道相合。二水同归于海。守敬按：大概是汇合清河后流入海。《淇水注》说，清河在左边与张甲屯绛故渎相合。所以《地理志》说：《禹贡》所称的绛水，在信都向东流入海。《汉志》记信都县时说，故章河、故虖池都在县北，向东流入海；《禹贡》所说的绛水也流入海。《禹贡锥指》说，漳水、绛水原本流入黄河；黄河改道以后，漳水、绛水沿黄河故道下流，所以郦道元说，水流曲折辗转，所到之处都有明显的痕迹，信都又出现了绛水之名，并且向东流入海。但《汉志》所说的信都绛水，又是另一回事。《汉志》说，故漳河在县北，向东流入海；《禹贡》所说的绛水也流入海。大概县北的故漳河，就是禹河的故道；绛水从它南面流出，则是漳水改道后的支流，也就是郦道元所说的绛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里、三十里〕 大概汉代信都的漳水改道，从县城南面流过，所以《地理志》把它称为绛水，而把县北的水道标作故漳河。后来漳水又恢复了北面的河道，因此《水经》叙述漳水时，仍说它从信都县西面向东北流，经过下博县。郦道元说，绛渎如今已经没有水了。唐人于是称它为枯洚。《通典》说，清河郡经城县境内有枯洚渠，向北流入信都郡境，这就是它。这个渠只是漳水一时的改道支流，《汉志》却把它当作《禹贡》的绛水，这是大错。杜佑又据此划分冀州的界限，后来的经学家动辄称枯洚，以此证明禹河所经之处，都是被班固《禹贡》二字的错误误导了。守敬按：胡东樵认为绛渎是汉代一时的改道支流，这是研究《水经》的一大关键，也是研究《禹贡》《汉志》的重要义理，而且明确斥责《汉志》为大错。有了这种说法，后来的学者便不敢提出异议，也不再推究郦氏并没有把这条水道当作改道支流；况且郦氏在绛渎下引用《汉志》《禹贡》关于绛水向东入海的话，明明是在说绛渎就是禹时的水道。胡氏产生误解的原因，是看见《汉志》说“信都有故漳河在北”，便怀疑信都南面的绛渎是改道支流，又认为《水经》叙述漳水仍然从信都走北道，中间多了一次转折。他没有想到，《禹贡》既说漳水流到衡漳，又说向北经过降水，这是说漳水、绛水合流；说漳水就包括绛水，说绛水也就包括漳水。郦氏还说，漳水既然已经断绝，绛水也就不再彼此缠绕流通了。这又明明是在说绛渎就是漳渎。所谓“既断”，大概是因为曹操开凿利漕渠，漳水的正流从斥漳起已经随清洹水流走，所以说“漳水旧流已经断绝，只剩溪水向东北流出一点细流，涓涓而已”。这里又用“漳水既断”来申明这一点，说明漳、绛二水不再向东流出的原因。至于它在信都西北与湡醴水汇合后流出的水道，那是黄河故道；从滹池河在北面这一点可以知道。可是《汉志》却写成“故漳河在北”，我认为这是把“故大河在北”误写成了“故漳河在北”。《汉志》记邺县说，故大河在县东，流到斥漳，漳水、绛水流入黄河，于是与大河同流；流到信都后，漳水、绛水又向东流出。等到黄河改道，斥漳到信都之间的河道干涸，只剩故水道中的细流流到信都北面；如果不补充说明这一点，那么邺县东面的故大河就没有归宿了。《汉志》说绛水也流入海，那么漳水流入海自然不必再说。况且《汉志》说绛水到阜城流入大河，更是信都县下“故大河”的证据。如果说故漳河在北面向东入海，又说绛水也向东入海，那就是把漳水、绛水分成两条水了。这是因为浅陋的人看见郑玄注《禹贡》时说绛水在信都南面（《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用了这段话），又看见郦氏叙述绛渎在信都南面，于是把故大河改写成故漳河；这个错误一定产生在郦氏以后。因此郦氏径直把绛水当作禹时的水道，否则他一定会有所说明。胡氏既被“故漳河在北”这句话误导，又不知道古人辨认水道的方法：有的水流可以共同流行数百里，之后又分流出来。《禹贡》说，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在荥地泛溢。按照《汉志》，济水到武德流入黄河，到了荥阳才泛溢而出；这是说它与黄河共同流行数十里，才分流出来成为荥泽。更能作为证据的是，清水到黎阳时已经流入黄河，而《汉志》在内黄县下却说，清河水从南面流出。郦氏认为内黄没有清水可以流来，大概是黄河改道向南流注，清水水道也随之迁移，水流相互缠绕的通道断绝了，但旧有水道的名称仍然存在，所以东川还有清河的称呼。可见在黄河改道以前，清河曾与大河合流数百里，后来又分流成为清河；因此汉代沿用它的故道，设置了清河郡。《水经》说，淇水流经内黄县东面，成为清河；如果认为水流既已汇入就不应再分出，那么不论黄河已经改道还是尚未改道，广宗都不应有清河。郦氏注文中这种情况尤其多。《河水注》说，河水向东北流经委粟津，位于会浮水的故道上。《淇水注》说，清河向东北流，会浮水的故道从这里分出。《温水注》说，温水向西与大泽汇合，又与叶榆仆水相合；下文又说，温水流经来惟县东面，仆水从这里流出。又《温水注》中记载郁水

译向东流经猛陵县，《□水注》在这段文字下又说，郁水向南流经南海郡西面，□水从这里流出。这些都是同一种水，即浮水、仆水和□水；它们都汇入别的水，流行数百里后又重新分流出来。屯留的绛水从斥漳流入黄河后，曾与黄河共同流到信都，后来又分流成为绛水，也是同样的情况。《汉志》又担心人们把这条绛水当作不是禹时的水道，所以在屯留条下既引用桑钦的话记绛水，又在信都条下把《禹贡》的绛水列入其中。在屯留条下说绛水流入海，在信都条下又说绛水流入海，正是为了说明信都的绛水就是屯留的绛水。首尾周密完整，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汉志》真是不容易读懂啊！大概禹时黄河从信都北面流出，漳、绛二水则在信都南面向东流出；黄河改道以后，信都北面只能称作故大河，不能称作故漳河。向东流出的漳水断绝以后，湡醴水仍然从故大河向北流出，这就是《水经》所叙述的漳水水道。郦氏特意把湡醴水全部说成衡津，以作说明，也因为其中本来就有漳水的细流。我提出这一论断，必然有人惊讶，认为这是异说，对它半信半疑；但不知道这些内容都是融会《禹贡》《汉志》《水经注》、贯通考察并加以证明得出的。世上如果有像邢子才那样善于思考、能够纠正书籍错误的人，应当不会把这些话视为荒诞不经。又向北流，经过堂阳县西面。衡水从县处分成两条水流。“县”字朱氏误作“堰”，全氏、赵氏沿用此误，戴氏改正。守敬按：上文没有说这里有哪座堰，显然是“堰”字误作“县”字。可是全氏、赵氏仍沿用误字。后文列葭水下注中，赵氏认为这里指的是沙邱堰；却不知道沙邱堰见于《河水注》，在今元城县，而这条水在今新河县，相距数百里，衡水怎么能从一座堰处分出？其中一条水向北流，经过县故城西面。赵云：‘径县’应作‘经县’。《郡国志》说，经县属安平国。《地理志》堂阳县下说，曾经分置泾县；毛本作‘泾’，汪本作‘经’，这就是经县。全氏改字相同。会贞按：这里的县是指堂阳，是说其中一条水经过堂阳故城西面。赵氏把‘泾’改作‘经’，用汉代经县来解释，却不知道前文已经叙述漳水经过经县故城西面，怎么能到这里又说水流从经县西面流出？戴氏仍作‘径’，是正确的。这条水在左边，就是衡水的正流。堂阳县的情况详见下文。世祖从信都带领 四千人先攻打堂阳，堂阳因降水而投降。守敬按：《范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应当是别家《后汉书》的文字。水上有桥，称为旅津渡，因为商旅都在这里渡水。右边那条水向东北流，在石门处流出。石门的门石崩坏剥落，残余基址大概还在，因此称作长芦水；这大概是列葭水名称的变化。朱氏把“列”误作“引”，戴氏也相同；全氏、赵氏改为“列”。守敬按：因为前面已有南和县的列葭水流入衡漳，这里又从衡漳向东流出而改名为长芦水，所以下文直接称为长芦水。等到长芦水流入衡漳，又恢复称为列葭水而注入衡漳。由此可见，列葭、长芦可以互相通称。浅陋的人不知道长芦水就是列葭水，于是把后文列葭水注入长芦水看成语意含混，错了。全氏在“长芦水”以下依据《寰宇记》引用《水经》的文字，补入“列人县，因为水旁芦苇很多”十三字。守敬按：这段文字应当同在《湡醴》残缺的卷中，前面已经见过，不应经常补入。水流向东经过堂阳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巨鹿郡，后汉、魏属安平郡。《晋志》漏载此县。据《地形志》，晋初属安平郡，后来属长乐郡，在今新河县西面。应劭说：县城位于堂水的北岸。会贞按：《汉志》记堂阳，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说法，与此相同。《谷梁传》说：水的北面称为阳。会贞按：这是僖公二十八年的文字。如今在旧县城南面，朱氏作“故县”，赵氏、戴氏改换了字序。这里再没有别的水，只有这条水向东流出，可以与堂水相当。这条水大概兼有堂水的称呼。会贞按：《元和志》说，长芦水也称堂水，在堂阳县南二百步。长芦水又向东流经九门陂，这是旧县。朱氏把“陂”作“波”，《笺》说：谢氏本作“陂”，一作“城”。全氏、赵氏改为“陂”。赵云按：《通鉴注》引用此文作九门陂。九门陂在汉代九门县境内。《一统志》说，九门故城在藁城县西北。九门本是赵国的城邑，见《史记·赵世家》。汉代设县，属常山郡；后汉、晋沿袭；后魏把常山郡治迁到这里；北齐废除。自汉代到拓跋氏政权，没有省并 的事情。道元说是“故县”，中间一定发生过迁徙，只是史书、地志没有详细记载；戴氏改作“故城”。守敬按：九门陂应当就是今天的宁晋泊，大概后来汉代的九门县已经沦为陂泽，于是迁到藁城西北，这在情理上都说得通。史书、地志虽然记载不详细，有了这条注文，仍然可以考寻。赵氏知道县治有迁徙，却错误地把藁城的九门城和九门陂合并为一个地方，实在疏忽。水又向东流经扶柳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信都国，后汉、魏属安平郡，晋初属安平郡，后来属长乐郡，后魏仍属长乐郡。在今冀州西南三十里。世祖建武三十年，封寇恂的儿子楫为侯国。沈炳巽说：这里应是寇恂的儿子损；赵氏、戴氏改为“损”。水又向东转弯，向北流经信都县故城西面，这里是信都郡的治所。汉高帝六年设置；景帝中二年，朱氏本脱“中”字。赵云：据刘敞说，景帝前二年，开始封皇子彭祖为广川王，建都于信都；四年，迁为赵王，广川国废除，改为信都郡。中二年，封皇子越为广川王，王位传到王汝阳时被废，应当是宣帝甘露四年。《百官表》说，成帝永始二年已有信都太守，因此广川国是在被废后改为郡的。

译《后汉志》的刘昭注说，安平原来叫信都，是汉高帝设置的。又说，景帝增加了六个郡。如果信都是高帝设置的，那么就不在景帝增加的数目之内；疑心原文应当是：景帝前二年设广川国，四年改为信都郡；中二年又恢复为广川国，宣帝甘露四年又恢复原制。全氏、戴氏都增补了“中”字。守敬按：全氏《汉志稽疑》说，信都郡治在信都县，大概县是高帝设置的，郡则是景帝设置的。然而全氏既然不相信《汉志》的文字，认为景帝各处增置六郡的数字也有问题，那么这里为什么又不相信《水经注》，反而提出这种调和的说法呢？广川惠王越的封国，王莽时改名为新博，县名叫新博亭。朱氏《笺》说：旧本“博”字都作“传”。会贞按：《汉志》称新博、新博亭。又《后汉书·李忠传》说，王莽时李忠任新博长，这也是“博”字的证据；那么旧本把“博”都写作“传”，是错误的。光武从蓟到信都。会贞按：见《后汉书·光武纪》，记载是对的。明帝永平十五年，改名为乐成。赵云按：《汉志》作乐安，是错误的；应当以《续志》和郦氏注文来订正。守敬按：明帝把它改名为乐安，安帝又改名为安平，这是《汉志注》中应劭的说法。《宋书·州郡志》《舆地广记》也都作乐安，而《元和志》《寰宇记》则作乐成。安帝延光年间改名为安平。守敬按：《续汉志》说延光元年改名；魏至晋初为安平郡，太康五年改为长乐国，后魏称长乐郡。城内有《汉冀州从事安平赵征碑》，赵征事迹不详。又有《魏冀州刺史陈留丁绍碑》。会贞按：《元和志》说，魏黄初年间以邺为五都之一，把冀州治所迁到信都。此碑于青龙三年立。赵云按：丁绍见于《晋书·良吏传》，任职在晋惠帝末年，距离魏代已经很远。《寰宇记》在冀州信都县下引用《郡国县道记》，也说信都城内有《曹魏冀州刺史陈留丁绍颂德碑》，青龙三年立。疑心这是同一个人。守敬按：《晋书》说，丁绍是谯国人，由广平太守升任徐州刺史，士人百姓爱戴他，攀附归附如同回家；后来转任冀州刺史，永嘉三年去世。谯国属陈留，这里的郡望、官阶都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必定不是两个人；“魏”应当是“晋”，“青龙”应当是“永嘉”。《寰宇记》又承袭了《郡国县道记》的错误，并不是亲自见过这块碑。又考察，丁绍本传和《南阳王模传》都说，丁绍率众救援王模，王模为丁绍生前立碑。当时丁绍还没有担任冀州刺史；而且《王模传》说是命令国人立碑，所以碑应当立在南阳，不在这里。[四一]城南有《献文帝南巡碑》。朱氏本没有“碑”字，赵氏增补“是后魏献文帝”，全氏、戴氏也增补了这句话。水流在城北向东注入，又向北流经安阳城东面，安阳城无从考证。又向北流经武阳城东面。《十三州志》说：扶柳县，县的情况详见上文。东北面有武阳城，是旧县。会贞按：武阳县不见于两《汉志》。《地形志》记信都有武阳城，或许是魏、晋时的县。水又向北流，形成博广池。池中多产著名的螃蟹和上好的虾，每年进贡朝廷，供膳府食用。水又向北流经下博县；该县情况详见后文。水流经下博故城东面，继续向北流 注入衡水。会贞按：这里叙述从堂阳分出的右边水流，到此为止。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扶柳县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信都县西面。扶柳县旧城在信都城西，衡水流经它的西面。戴氏说：考察绛渎从左边分出的水道，向北流经信都城东；长芦水从扶柳城南曲折向北，流经信都城西；而漳水则流经扶柳城西，不可能流经信都城西，《水经》的文字有误，所以郦道元加以订正。会贞按：郦氏实际上驳斥了《经》文的两句话。大概《经》文说，漳水流过扶柳县北，又流过信都城西；而《注》说扶柳城在信都城西，衡水流经扶柳城西，那么它既不是流经扶柳城北，也不是流经信都城西。戴氏只说不可能流经信都城西，意思还没有说尽。又绛渎在衡水右边，戴氏说从左边分出，也应当改为从右边分出。以下实际叙述的是从堂阳县北面流出的水。县境有扶泽，泽中柳树很多，所以称为扶柳。赵云：考察《汉书·地理志》的注文，这其实是阚骃的说法。衡水又向北流，经过昌城县旧城西面。《地理志》说，信都有昌城县。汉武帝把城阳顷王的儿子刘差封为侯国。赵云：考察《史记·年表》，称昌侯刘差；《索隐》说，《地理志》把它列属琅琊，《汉表》也相同。但《地理志》在信都国昌城县下说是侯国；《王子侯表》说，广川缪王的儿子节侯元，于宣帝神爵三年受封为昌城侯，而琅琊郡昌县下没有这一记载。郦道元弄错了。守敬按：赵氏的意思是，这个信都的昌城是广川王的儿子元受封之地，而把琅琊的昌城看作刘差的封国，但他的措辞意思不很明白。全氏认为刘差是城阳王的儿子，分封之地应当在齐地；广川王的儿子受封，自然应当在信都。阚骃说：昌城原名阜城。会贞按：前汉勃海郡有阜城，后汉废置；前汉仓都国有昌城，后汉改名为阜城。所以《郡国志》阜城注文说：“阜城，原为昌城。”那么阚骃的说法应当是“阜城原名昌城”。现在文字颠倒错乱。这个阜城就是后文《经》文所说的阜城。应劭说：堂阳县，县的情况见上文。县北三十里有昌城，是旧县城。会贞按：后汉废除昌城，从勃海郡把阜城县迁置于此，隶属安平；魏沿袭，晋代撤省后又迁回旧治。[见后文阜城条下。]在今冀州西北五十里。世祖攻下堂阳时，昌城人刘植率领宗族亲属和子弟，占据县邑来拥戴世祖。会贞按：这就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记载。昌城、阜城，朱本有时写作“成城”，错杂出现。会贞按：《汉志》多写作“成”，《续汉志》多写作“城”，全氏、赵氏一律作“成”，戴氏一律作“城”。衡水又流经西梁县旧城东面。《地理风俗记》说：扶柳县西北五十里有西梁城，是旧县城。朱本脱去“西”字，全氏、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信都国，后汉废除，在今束鹿县南。世人把它称为五梁城，大概是字形相近造成的讹误。

译衡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桃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信都国，后汉废除，在今冀州西北四十五里。汉高祖十二年，把刘襄封为侯国。赵云：考察《史记·年表》，说刘襄是项氏的亲属，赐姓刘。守敬按：《注》既在济水条下载明刘襄封国为南燕的桃城，又在这里把它指为信都的桃城，大概是自己也不能确定。梁玉绳又说，《索隐》认为刘襄的封国在信都桃县，这是不对的。这个侯实际封在东郡的桃城，即《左传》桓公十年“公会卫侯于桃丘”所说的地方。《百官表》称桃丘侯刘舍，这就是证据。王莽改名为桓分。水流汇合于斯洨的旧河道。斯洨水上游承接大白渠，大白渠上游承接绵蔓水。会贞按：《注》中所说的斯洨水、大白渠、绵蔓水，参照《汉志》考察，它们所指的地方都不十分相合。绵蔓水 上游承接桃水。桃水发源于乐平郡，乐平郡的情况详见《清漳水注》；桃水发源于该郡的上艾县。守敬按：前汉时上艾县隶属太原郡，后汉隶属常山国，魏、晋隶属乐平郡，后魏改名石艾，仍隶属乐平郡，在今平定州东南三十里。桃水向东流，世人称为桃水。守敬按：现在的桃河发源于寿阳县东。向东流经靖阳亭南面，这里是旧关城。《地形志》说，石艾县有陉关。《通典》说，广阳县东有一座关，十分险固。《元和志》说，井陉旧关在广阳县东八十里。《井陉县志》说，县西有旧关，就是古代的井陉口。大概井陉关在井陉县东北，而旧关在县西，是井陉向西通出的关口。这段《注》叙述桃水向东北流，先经过旧关城，后经过井陉关，那么旧关大概就是井陉县西面的关。水又向北流，经过井陉关下。朱本“径”写作“至”，《笺》说宋本作“径”，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径”。井陉是《吕氏春秋》所说的九塞之一。《新唐志》说，获鹿县有井陉关，又名土门关。《元和志》说，井陉口在获鹿县西南十里，即太行山第五关口。这座关在今井陉县东北的井陉山上，与获鹿县交界。注泽水发源，水从董卓垒东面流出。各本脱去“水出董卓垒东”六字。赵云：《寰宇记》说，泽发水又名毕发水、阜浆水、妒女泉。《郡国志》说，这是子推的妹妹。今本《水经注》说，泽发水流经董卓垒东面，今本没有这句话。全氏因此把“水径董卓垒东”六字补在“泽发”之后。守敬按：《元和志》说，董卓垒在广阳东北八十里；《水经注》说，泽发水从董卓垒东面流出。又说，妒女祠在县东北九十里，是泽发水的源头。今本郦氏《注》只说桃水与泽发水合流，却不叙泽发水的源头，显然有脱文；因此《寰宇记》引《注》所说“毕发水径董卓垒东”，其中“径”是“出”字的讹误，毫无疑问。考察董卓垒，就是《地形志》所说石艾县的董卓城，在今平定州东北；那么泽发水就是州东的冶河。两水合流向东北，经过常山郡蒲吾县西面，桃水从这里流出。守敬按：《注》上文所说的桃水，就是《汉志》上艾县的绵蔓水。《汉志》说，绵蔓水 到蒲吾县注入滹沱河。这里《注》说桃水注入泽发水，而桃水又重新流出，那么此处本应叙述它最终流入的地方，以与《汉志》相应，然后再叙桃水。泽发水又向北流入滹沱河。桃水向南流经蒲吾县旧城西面。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时，该县都隶属常山郡，在今平山县东南二十里。桃水又向东南流，经过桑中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常山郡，后汉废除，在今平山县东南。世人称为石勒城，大概是赵氏增筑了城，所以擅自用这个名称。民间又称为高功城。朱本脱去“俗”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俗”字并删去“也”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俗”字。《地理志》说：这是侯国。赵云：考察《汉书·王子侯表》，宣帝地节二年封赵顷王的儿子广汉为桑中侯。桃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绵蔓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真定国，后汉废除，在今获鹿县北。王莽时改名绵延。世祖建武二年，把郭况封为侯国。守敬按：见《后汉书·皇后纪》，其中“绵蔓”写作“绵蛮”。从这里以下通常都称为绵蔓水。绵蔓水又向东流，经过乐阳县旧城西面。乐阳是侯国，详见下文。水在右边汇合井陉山水。井陉山水发源于井陉山，世人称为鹿泉水。会贞按：《汉志》说，石邑县西有井陉山。《元和志》说，陉山在井陉县东南八十里。鹿泉水又名陉水，向南距石邑县十里。考察鹿泉在获鹿县西南井陉口南面的山下，现在已经干涸。水向东北流，曲折流经陈余垒西面。朱本“西”误作“而”，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营垒在今获鹿县东北。民间称为故壁城。会贞按：《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击鼓进军，从井陉口出兵，赵军打开营垒迎击。《正义》说，恒州鹿泉县就是战国时赵军的营垒。昔日楚汉之际，韩信向东进军，陈余在这里抵御他；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的计策，率领全部军队向西出战，韩信派奇兵从小路出击，竖立旗帜在他的营垒上，赵军奔逃，失去依托，于是陈余死在泜水边。

译会贞按：这是抄改《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字。《史记》说，在泜水上斩杀成安君；又说成安君军队在鄗地败亡，本人死在泜水边。鄗地接近泜水，所以连在一起说。 《元和志》《寰宇记》都说，泜水在赞皇县西南，就是韩信斩陈余的地方；它在井陉山以南二三百里，中间隔着洨水、槐水。郦氏因为陈余垒是井陉山水流经的地方，于是叙述韩信与陈余交战的事情，同时提到陈余死在泜水边。并不是把井陉山水当作泜水。《通鉴注》说鹿泉水就是泜水。《方舆纪要》说，《水经注》所说的泜水就是井陉山水，这是误解了郦氏的本意。全氏竟然在“水出陉山”下面补上“即泜水”三字，更加错误。梅涧、景范、谢山等地理学家阅读《水经注》，竟然都没有审察清楚这一点。鹿泉水又曲折流经陈余垒南面，随后向南流经城西。会贞按：这里的城指乐阳城。鹿泉水向东注入绵蔓水。全氏说：《汉志》在常山郡元氏县下说，沮水发源于中丘西山的穷泉谷，向东流到堂阳，注入黄河，而《水经》没有记载。后来读到郭璞《山海经注》说，泜水现在从中丘穷泉谷流出，才明白泜水误写成了沮水。赵云：考察《寰宇记》赵州临城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泜水从房子城西向东流出，发源处有白色土质，细腻润滑如油脂，可以用来漂洗绵，颜色胜过霜雪，光洁鲜明不同于普通的绵，民间把它当作美谈，说这是房子的绵。也许就像蜀锦要在江水中漂洗一样。考察《御览》引用的这段《注》说，所以每年进贡这种绵，用来供皇室使用。又说县中有百畅亭，《水经注》说，泜水向东流经百畅亭。又《汉志》说，常山郡房子县有赞皇山，石济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廮陶县注入泜水；石邑县西有井陉山，洨水发源于此，向东南流到廮陶县注入泜水。《寰宇记》镇州石邑县条下说，汶水又名童水，引用《水经注》说，汶水发源于常山郡石邑县。又在获鹿县条下，关于飞龙山引用《水经注》说，汶水向东流经飞龙山北面，这里就是井陉口，现在又称土门。又《寰宇记》赵州平棘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汶水又向东流经平棘县南面，有石桥横跨水面，宽四十步、长五十步，桥东有两块碑。又在石柱条下引用《水经》说，平棘城南门外，夹道有两根石柱，像阙门一样分列在道路两旁。汶水就是洨水，洨、汶二字字形相近，所以发生了讹误。又《九域志》在邢州古迹干言山条下引用《水经》说，泜水又向东南流经干言山。《邶风》说“出宿于干，饮饯于言”，指的就是这里。赵州沃州城条下引用《水经》说，沃水向东流到沃州城，注入沃湖。考察《魏书·地形志》，巨鹿郡廮陶县有沃州城。又赵州有平州城，引用《水经》说，槐水又流经平山南面。考察《地形志》，赵郡房子县有平州城。《寰宇记》平棘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槐水发源于黄石山。《山海经》说，泜水向东流，注入彭水。顾景范说，《水经》认为彭水是槐水的另一个名称。又《寰宇记》赵州高邑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汉章帝北巡到高邑，光武帝也在这里即位；那里有石坛，坛上有圭头碑，就是皇帝所立。章怀太子为《后汉书》作注时引用《水经注》说，亭中有石坛，坛上有圭头碑，碑阴写着“常山相狄道冯龙所造”。坛庙东面，靠着道路有两尊石翁仲相对而立。以上这些引文，今本都没有。绵蔓水又曲折从城南流过。会贞按：这里说的也是乐阳城。民间称为临清城，不对。《地理志》说，这是侯国。赵云：考察《王子侯表》，宣帝地节二年，封赵顷王的儿子说为乐阳缪侯。会贞按：前汉时该县隶属常山郡，后汉废除，今在获鹿县东北。王莽改名为畅苗。朱本把“畅”写作“申”，赵氏根据《汉志》改正。《东观汉记·姚期传》说：光武帝派邓禹在房子县征发两千士兵。房子县在今高邑县西南十五里。任命铫期为偏将军，另行攻打真定、宋子等地的残余贼军，攻下乐阳、藁城和肥垒。朱本“拔”误作“援”，“藁”误作“禀”。《笺》说：考察《汉书》，光武帝从蓟县到信都，派邓禹征发紧急调来的士兵，得到几千人，命邓禹自己统领，另行攻取乐阳；由此可知“援”字错误，应作“拔”。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拔”。《东观汉记》中“禀”作一异体字，但其下仍脱去“城”字。“肥垒”作“肥累”。藁城、肥累两县都详见下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绵蔓水又向东流经乌子堰，从这里分出一条支流。白渠 支流的情况详见后文。水又向东流，称为大白渠。《地理志》在蒲吾县条下所说的，就是这条上游承接绵蔓水的水道。白渠水全氏在“白”字上增“大”字，以下同，并说：漳水汇入的有白渠，也有大白渠，二者正如斯洨水和洨水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现在把常山的大白渠删去“大”字，那么怎样与武安的白渠区别呢？赵氏、戴氏仍作“白渠”，因为上文已经标明是大白渠。白渠又向东南流经关县旧城北面。朱本“关”作“开”。赵云：《汉志》说常山郡有关于县，《方舆纪要》认为就是春秋时的栾。鲁哀公四年，齐国夏攻打晋国，夺取栾地，大概这是栾武子的封邑。汉代把这里作为关县县治，建武年间任命张况为常山关长，就是这个县，“开”字错误。全氏、戴氏也都改正。《地理志》说，它是常山郡的属县。会贞按：后汉废县，后魏设置栾城县，县治在关城，在今栾城县北十里。水又向东流，成为成郎河；河上有大梁，称为成郎桥。又向东流经耿乡南面。会贞按：《方舆纪要》说，耿乡在槀城县西一里，《县志》也说在县西一里。后汉初年，耿氏宗族居住在这里。

译世祖把前将军耿纯封为侯国。会贞按：见《后汉书·耿纯传》。世人称这里为宜安城。会贞按：《括地志》说，宜安旧城在藁城县西南二十五里。唐代的槀城县就是今天的县治，宜安城就是耿乡。这样看来，《方舆纪要》和《藁城县志》说耿乡在县西一里，大概是错误的。水又向东流经宋子县旧城北面。会贞按：前汉时该县隶属巨鹿郡，后汉废除。《地形志》说，永安二年重新设置，仍隶属巨鹿郡，这已经是在郦氏之后了。在今赵州东北二十五里。又称宋子河。汉高帝八年，把许瘛封为侯国。朱本“瘛”作“瘈”，赵氏改正，并说《史记·侯表》作“瘛”。会贞按：《汉表》也作“瘛”。王莽改名为宜子。从前高渐离击筑作乐，受雇劳动，从这里进入秦国。朱《笺》说：《史记》载，高渐离击筑而歌，宋子人传说并接待他，秦始皇听到了这件事。水又向东流经敬武 （百尺沟）流经县故城北面。考察《地理志》，这里是巨鹿郡所属的县。汉元帝把女儿敬武公主封在这里，作为汤沐邑。阚骃《十三州记》说：“杨氏县。”会贞按：两汉时杨氏县属巨鹿郡，魏时废置。《方舆纪要》说，这里是宁晋县县治以北四十里，有敬武亭，就是故县所在地。会贞按：杨氏县在后汉以后废置，位于今赵州东北。如今这座城，实际只是一个中等偏小的聚邑，所以俗称敬武垒，就是古代的杨氏县。白渠水又向东流，朱本脱“水”字，赵、戴本补入；称为斯洨水，《地理志》在蒲吾县条下说：“大白渠向东南流至下曲阳，流入斯洨水。”白渠水向东分成两条，右侧分出一条支流，向东南流，称为百尺沟。会贞按：如今宁晋县东北六十里，仍有百尺口村。百尺沟又向东南流经和城北面。会贞按：和城在今宁晋县东北。世人称它为初邱城，不对。汉高帝十一年，把郎中公孙耳封为侯国。《汉表》作“公孙昔”，这里依《史表》，全祖望、赵一清也相同。戴震改作“昔”，又认为“耳”是讹字，这是没有考察清楚。全祖望说：和成是王莽从巨鹿郡分出的支郡，见于《东观汉记》，所在地在下曲阳；“和”又作“戎”。而常山郡另有禾城，那才是公孙耳的封地。王莽把鄗改名为禾城亭，就是这个地方。这篇注文上文说敬武亭，下文说贳城，说明这里是巨鹿郡的和成，不是禾成。注文引用《侯表》，是错误的。守敬按：《史记志疑》认为本注文所指的和城是正确的，认为《侯表》写作“禾成”，是“和”字脱去一半。成、城二字，《史记》和《汉书》通用。又向东南流经贳城西面。会贞按：前汉时贳县属巨鹿郡，后汉废置，在今束鹿县西南。汉高帝六年，把吕博封为侯国。朱《笺》说：考《史记·年表》，有贳侯吕；《汉表》作贳侯合，傅功封为侯；这里说吕博，彼此不同，未详其故。赵一清说：考《史表》，作“贳齐侯吕”，徐广说“吕”一作“台”。《汉表》作“贳齐合侯傅胡害”，可见这位侯爵不姓吕，而注文却说吕博，难道是因为“合傅”二字形近而造成的吗？守敬按：《索隐》本作“吕博国”，疑“国”字是衍文。“合台”都是“吕”字的讹误，“胡害”又是“博”字的反切，也许这就是它的字音。《广韵》“合”字条把“合博”解释为汉代复姓，是错误的。百尺沟向东南分散流淌，流经历乡东面。会贞按：前汉时历乡县属巨鹿郡，后汉废置。《地形志》说，廮遥有历城，在今宁晋县东二十五里。水向南流入泜湖。会贞按：《一统志》称宁晋县东南的宁晋泊，也叫北泊。《汉志》说，洨水、石泲水都流到廮陶，注入泜水。《水经注》中，泜水、洨水、石泲水三条水道的文字都有缺失，只有百尺沟向南流入泜湖、注入衡水的记载。参照道路里程来看，大概宁晋泊就是古代的泜湖。水向东注入衡水。斯洨水从这条支流分出，向东流经贳城北面，又向东流，积聚成陂塘，称为阳縻渊。渊水在左岸接纳白渠的支流，俗称祗水。朱《笺》说：李克家认为疑当作“泜水”。全祖望说：我认为不是这样。戴震改作“泜”。守敬按：这条水与泜湖不相连，戴震改字不对。水从藁城县的乌子堰承接白渠。会贞按：前汉时藁城县属真定国，后汉废置，后魏又设置，属巨鹿郡，在今藁城县西南。水又向东流经肥累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肥累县属真定国，后汉废置。《地形志》说，藁城有肥累城，在今藁城县西南七里。《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八月，晋国于是灭掉肥国。《注》说，下曲阳有肥累城。至于后文所说的昔阳城，注文详细引用《左传》灭鼓的事；对于这里的肥累城，却始终没有叙述灭肥一事，大概是因为这一事已经在乐平、沾县的故文中见过，却没有意识到乐平、沾县所说的昔阳，并不是杜预注文所说的地方。详见后文《清漳水》篇。水又向东流经陈台南面。台地非常宽广。今本上文全祖望说下文有脱文；下文说阳台屯居于此，详情不明。水又向东流经新丰城北面。会贞按：《新唐志》说，隋朝末年分割藁城县，设置新丰县，唐初撤省。大概县名取自这座城。如今藁城县东南有新丰村。考《地理志》说，巨鹿郡有新市县，是侯国。赵一清说：考《王子侯表》，元帝元凤五年，把广川缪王之子康侯吉封在这里；《功臣表》说，景帝把赵内史王弃之封在这里，二人都以此为封国。守敬按：王弃之的儿子

译始昌在元光四年被人杀死，封国被废除。后来又封广川缪王的儿子为侯。王莽把它改名为乐市。赵一清说：考《汉志》分注作“市乐”，疑为原文错误。会贞按：汪远孙校勘《汉志》，也认为“乐市”正确。但《汉志》中没有新丰县这一条，原因不详。赵一清说：考《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四年，庞暖率领赵、楚、魏、燕的精锐军队攻打秦国的蕞地，未能攻下，转而攻打齐国，夺取饶、安。徐广说，蕞在新丰，饶安在渤海；又说饶属北海，安属平原。这里的新丰不是咸阳的新丰，今藁城县东北有新丰城。隋朝设置新丰县，属巨鹿郡，大概是沿用了旧名。蕞地无从考定。《汉表》记载王子侯，有前侯信，是济北贞王之子；《表》说属平原，颜师古说，字有的写作“菆”，音侧流反。《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表》前文作“丛”，徐广说一作“散”。这些都是字误，大概就是“菆”字。《索隐》说，“丛”音緅，也认为是“菆”字。“菆”“丛”都与“蕞”字形音相近，究竟哪个正确，尚不能确定。守敬按：赵氏只因考知隋代有新丰县便得出结论，于是从新丰牵涉到蕞，又因蕞牵涉到《史记》《汉书》的《王子侯表》；但蕞、菆、散几字交错出现，仍然无法考定。这条水又向东流经昔阳城南面。城在晋州以西。[辨析见下文。]世人称它为直阳城，不对；这里原来是鼓国的聚邑。会贞按：《汉志》下曲阳县条下，颜师古注文引用应劭的话说：“晋国荀吴灭掉鼓国，如今的鼓聚，就是昔阳亭。”这是把鼓聚和昔阳亭合为一处。郦道元认为昔阳亭原本就是鼓聚，大概是采用了应劭的说法。但《续汉志》说，下曲阳县有鼓聚，也有昔阳亭，把两者分为两处，与应劭不同。《春秋左传·昭公十五年》说，晋国荀吴率军讨伐鲜虞。会贞按：《左传·昭公十二年》杜预注文说，鲜虞是白狄的别支，在中山郡新市县，即今新乐县西南。晋军包围鼓国，三个月后，鼓人请求投降。穆子说：“他们还有粮食和气色。”不答应。军吏说：“攻取了城邑却不占领，使百姓劳苦、军队疲惫，将凭什么侍奉国君？”穆子说：“攻取一个城邑却教百姓产生怠惰之心，将来还要城邑有什么用？”朱本没有“也”字，另有“有邑以贾怠不如完旧”八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并说这八字是后人据《左传》文字增改的。守敬按：《大典》本、柳佥本都有“也”字，没有这八字。“贾怠”之后没有“卒”字，“弃旧”之后没有“不祥”四字。戴震本作“详”。鼓人能够侍奉自己的国君，我也能够侍奉我的国君。遵循义理而不违背，爱憎好恶不过分，城邑是可以攻取的。朱本没有“也”字，另有“而民至义所”五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增删，并说这五字也是后人依据《左传》文字增改的。守敬按：《大典》本、柳佥本都有“也”字，没有这五字。“有死义”一句，朱《笺》说：《左传》作“有命”，赵一清改作“命”。但他们没有二心，不也可以吗？鼓人报告说粮食已经耗尽、力量已经用完，晋军才攻取鼓城。攻克鼓国后返回，没有杀害一人，把鼓子鸢鞮带回去；献上之后又把他放回。会贞按：昭公十五年的文字，到“把鼓子鸢鞮带回去”为止。末句见于昭公二十二年。后来鼓子又反叛，荀吴在东阳一带攻掠。杜预注文说，东阳是晋国崤山以东的城邑，范围在魏郡、广平以北。晋军派人假装来买粮，让士兵背着铠甲在门外休息。朱本没有“外”字，戴震、赵一清增补。会贞按：《左传》作“在昔阳门外休息”。郦道元删去“昔阳”二字，是因为杜预注文中已有昔阳，所以把肥子都城的话删掉了；然而他想把昔阳作为鼓国都城，竟删改《左传》原文，未免武断。晋军突然袭击并灭掉鼓国，把鼓子鸢鞮带回去，派涉佗驻守这里。会贞按：以上是《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的文字。《十三州志》说：“如今这座城就是昔阳亭。”京相璠说：“这是白狄的别支。下曲阳县有鼓聚。”杜预注文也这样说。所以这里是过去鼓子的封国。守敬按：《续汉志》说，下曲阳县有鼓聚，是古代翟族鼓子的封国。本注文叙述白渠支流水向东流，先流经昔阳，后流经曲阳，说明昔阳在曲阳以西。《括地志》《通典》《寰宇记》都说，下曲阳故城在鼓城县西面。唐、宋时的鼓城县，就是今天的晋州治所。如果昔阳是鼓国都城，晋军从西边来，就应当先灭鼓、后灭肥；但为什么昭公十二年灭肥，到昭公二十二年才灭鼓？由此可知，杜预所说的昔阳是肥子的都城，确实正确。郦道元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竟然不记录杜预的注文，实在无法理解。顾 景范认为昔阳在晋州东南，也是因为灭鼓在灭肥之后，从军事行动来说不合情理，而这是被郦道元误导了；详见后文《清漳水注》。白渠支流又向东流经曲阳城北面。朱本把“枝”误作“泜”，赵、戴二本改正；“曲阳”上面增“下”字。守敬按：两汉、魏时下曲阳县属巨鹿郡，晋时属赵国，后魏时称曲阳县，又属巨鹿郡。本注文称曲阳城，也许是按照当时的建制来说的，位置在今晋州西五里。又流经安乡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安乡县属巨鹿郡，后汉废置，在今晋州东面。《地理志》说：这是侯国。赵一清说：考《王子侯表》，元帝竟宁元年，把赵哀王之子喜封为安乡侯，就是此地。水又向东流经贳县，贳县的情况见前文，流入斯洨水。斯洨水又向东流经西梁城南面，西梁县的情况见前文。又向东北流经乐信县故城南面。《地理志》说，这是巨鹿郡所属的县。守敬按：前汉时乐信县属巨鹿郡，后汉废置，在今束鹿县北面。又是侯国。赵一清说：考《王子侯表》，宣帝神爵三年，把广川缪王之子疆封为乐信侯。水又向东流入衡水。赵一清说：考《汉志》，真定国的绵蔓县，斯洨水发源于大白渠，向东流到鄡县注入河中。这里的河大概就是衡水。衡水又向北流，形成袁谭渡。会贞按：《御览》卷六十四、《寰宇记》信都县条下，都引用《信都记》说，衡水上有袁谭渡。大概袁谭往来邺地时经过这里，所以渡口因此得名。又向东北流经下博县西面。衡水又向北流，经过邬县故城东面。守敬按：两汉、魏时，邬县属巨鹿郡。[四五][《皇舆表》说，魏时仍属巨鹿郡。]晋时属赵国，后魏时又属巨鹿郡。《地形志》说，鄡县有鄡城，可见县治曾有迁徙。因此故城在今束鹿县东面。《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

译三十年。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二十八年。秦国把卫鞅封在邬地，改名为商，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王莽把它改名为秦聚。《地理风俗记》说：县北有邬阜，大概县名就是因它而来。赵一清说：考《后汉书·光武帝纪》注文所引《竹书纪年》，说卫鞅封在邬。《续志》作巨鹿郡邬县；《汉志》作郻县。颜师古说，读音为“苦么反”。“郻”字是“鄡”字的错误。看班固《汉志》绵蔓县下的分注作“鄡”，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如果卫鞅的封邑在宏农郡商县，《地理志》说那里是秦相卫鞅的封邑。《史记·秦本纪》说，孝公二十二年封卫鞅为列，号称商君。《正义》说，在商州商洛县。《史记·商君列传》注文《正义》又说，于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是古代的于邑。那么，怎么能说它在巨鹿地区呢？全祖望说：萧该把“鄡”误读为“邬”，臧矜又误读为“鄢”。考察可知，邬是太原的城邑，鄡是巨鹿的城邑，两地都属赵国，秦国怎么能夺取赵地来封给卫鞅呢？王莽把鄡改作秦聚，本来就是错误的。郦道元说王莽把邬改作秦聚，更是错误。大概析县南乡有鄡亭，通往武关，见于《王莽传》；那里就是邓晔招降析县县令的地方，正是商、于一带，难道能说是巨鹿的邬地吗？《通典》《旧唐书》作“●”，《寰宇记》作“鄢”，也都不对。守敬按：《汉志》巨鹿郡有郻县，《续志》《说文》作鄡。商鞅的封邑在商、于地区，字应当作“邬”。赵氏说地点不在巨鹿，是对的；但说“郻”是“鄡”的误字，则不对。段玉裁说，巨鹿郻县与豫章鄡阳县的字不同，《玉篇》《广韵》可以证明。卢文弨说，孔子弟子鄡单，《檀弓》作县亶，这些字都应作“郻”。所以《汉志》绵蔓县作“鄡”，也是“郻”的误字。“鄡”“邬”“郻”三个字因为字形相近而互相讹误。这里的“邬”应当作“郻”。水又在右侧流经下博县故城西面，王莽改名为闰博。朱《笺》说：旧本“闰”作“润”。应劭说：泰山有博县，所以这里加“下”字。赵一清说：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因位于博水下游，所以称下博。守敬按：应劭的话应当是他的《汉志注》原文，因此郦道元在下博故城处引用了它，《寰宇记》下博县条也引用了它；可是颜师古在下博县条删去了这段话，另列出应劭说“博水出中山，流入河中”。他不知道博水距下博很远，与下博没有关系，这是颜师古的错误。而章怀太子却说，这大概是因为颜师古的注文，于是曲解其意而作出的说法。赵 援引这些材料来说明字句的异同，朱氏却没有加以考察。汉光武帝从滹沱河南面出来，到这里迷失道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朱本作“以”，戴震、赵一清本相同。守敬按：《光武帝纪》作“之”，《元和郡县图志》也作“之”，今据此订正。光武帝遇到一位穿白衣的老人，老人说：“信都是长安的屏障，距离这里八十里。”世祖于是前往信都，任光打开城门接纳了他。守敬按：以上是《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文字。汉朝中兴，就从这里开始奠定了基础。不久再去寻找那位老人，却找不到了。朱本把“老父”误作“父老”，赵一清根据何焯校本改正，全祖望、戴震本也改作“老父”。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这是神异之事。衡漳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下博城北面。朱本“北”作“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都改作“北”。会贞按：《寰宇记》说，汉代下博故县在今下博县南二十里，后魏时把县治迁到衡水以北。这样，汉下博故城在衡水南面；上文说衡水流经下博故城西面，这里就不能再说经过城西。如果说的是新城，应当作“历城南”。考《御览》卷六十四引用《信都记》说，衡水经过下博城北面，曲折地向东北流入，称为九争曲。《寰宇记》引用《信都记》也这样说，同样作“历下博城北”。郦道元这三句注文完全本于《信都记》，仍然指的是故城，因此“西”确实是“北”的误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没有提出疑问，是因为他们认为这里说的是新城，只是没有考察《寰宇记》和《信都记》的缘故。水曲折地向东北流入，称为九争曲。赵一清依据《濡水注》的“九峥”改作“九争”，全祖望本也相同；戴震改作“▯”。守敬按：《御览》《寰宇记》以及本注文都作“争”，不必改动。朱本脱去“曲”字，《御览》同样脱字，《寰宇记》都作“九争曲”，今补入。水向西流经乐乡县故城南面。会贞按：《通鉴》周赧王八年注文所引此文，“西径”上有“又”字。前汉时乐乡县属信都国，后汉废置，在今深州东南三十里。王莽把它改名为乐丘。水又向东流，列葭水注入其中。[四六]全祖望说：《汉志》记载，广平国南和县的列葭水向东流入【原文缺字】。《说文》说：“【书名及正文残缺】水从赵国襄国流出，向东注入湡水。”郦道元略去未作叙述，幸亏《说文》还保存着它的遗迹。赵一清把“列”改为“引”，说：考《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记载派人祭祀葭水、台水。晋灼说，“葭”读音为“家”。《寰宇记》因此写作列家水。列家水见于《汉 《志》中，《水经注》作“引葭水”。我私下认为，“引”是长的意思，“葭”是芦苇，所以把“引葭”改作“长芦”。“引”字与“列”字形相似，正可以和班固书互相参校异同。戴震也改作“引”。守敬按：这里的“列葭水”注入衡漳，也就是郦道元所说的“长芦水注入衡水”。全祖望说郦道元略而不述，不知道这段水道在缺失的卷中。赵一清依据“引葭”解释“长芦”，又把“列”改为“引”；这和前面把“引”改为“列”一样，未免自相矛盾。不过他也知道“列葭”和“长芦”是同一条水。郦道元故意错综安排这些说法，也是这个意思。又向东北流经阜成县北面，再向东北到达昌亭，与虖池河汇合。

译《水经》把阜成县叙述在下博县之下、昌亭之上，考察地理位置并不相符，但就事情而言却相同。渤海郡的阜城县又在东昌县以东，所以知道《水经》所说的不是它。全祖望说：按此处是后汉安平国的阜城，也就是前汉信都国的昌城，所以《水经注》明确说明它不是渤海郡的阜城。但《魏书·地形志》在武邑郡阜城下说，前汉属渤海郡，后汉属安平国，大概是把两个县合为一个县了，这是不对的。戴震的校语与全祖望前三句相同。会贞按：前汉渤海郡的阜城，详见《水经注》后文；后汉安平国的阜城，详见《水经注》前文。《水经》成书于三国时期，这里指的自然是安平国的阜城。《水经注》说衡水先流经昌城〔即阜城，不是《水经》所说的昌亭〕，后来又流经下博，那么阜城就在下博之上。但《水经》却把它叙述在下博之下，所以说考察地理位置并不相符。下博县以下恰好又有渤海郡的阜城，所以说就事情而言相同。但渤海郡阜城在东昌县〔即昌亭〕以东，因而在昌亭之下，不在昌亭之上，所以知道它不是《水经》所说的阜城。全祖望、戴震的说法是对的，但还没有完全说尽郦道元的意思。漳水又向东北流经武邑郡南面。武邑郡是魏所设置的。守敬按：《寰宇记》说，后魏皇始三年，武邑郡从武邑县〔见下文〕迁到武强。据此《水经注》所说的郡城与武强县不是同一座城，应当就是今武强县县治。又向东流经武强县北面。守敬按：《地形志》说，武邑郡的武强县在神瑞〔原作“光”〕二年并入武邑，太和十八年恢复设置。据此，《水经注》所说的后魏武强县并非旧县治，应当是太和年间恢复设置时迁到这里的。〔四七〕在今武强县南面；武强县旧县治详见下文。又向东北流经武隧县旧城南面。守敬按：前汉属河间国，后汉称武遂，属安平国；魏沿袭其制，西晋初仍属安平国，不久改属长乐国，后来属武邑郡；后魏仍属武邑郡，在今武强县东北三十里。按《史记》，秦军在武隧击败赵将扈辄，斩首十万人。守敬按：《史记》中的“隧”字作“遂”。梁玉绳说：郦道元大概引用了《李牧传》的文字，却不知道《李牧传》说“武遂城”是错误的。河间郡的武遂，分别属于韩国、燕国。属于燕国的武遂被李牧攻取，属于韩国的武遂被秦国攻取。赵国怎么会有武遂呢？如果指的是李牧攻取的燕国武遂，那么秦国实际上从未攻打赵国新近得到的这个武遂。考察《赵世家》，秦国攻打武城，扈辄率军救援，军队失败，扈辄死在那里。由此可见，《李牧传》所说的“武遂城”，是误多了一个“遂”字。〔四八〕这里就是那一处。王莽改名为桓隧。白马河在这里注入漳水。白马河上游承接虖池河，向东流经乐乡县北面；乐乡县详见上文；又流经饶阳县南面。赵一清说：按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呼沱河旧时在饶阳县南面，魏太祖曹操后来利用饶河的旧河道，开决使水向北注入新沟水，所以现在位于饶阳县北面。守敬按：前汉时饶阳县属涿郡，后汉、魏属安平国，西晋、后魏属博陵郡。《地形志》说饶阳县有饶阳城，可见县治曾经迁徙；旧城在今饶阳县东北二十里。曹操开凿渠道，使水从呼沱河流入泒水，见《魏志》。章怀太子的注就是指这件事，与白马河没有关系。《寰宇记》引用李公绪《赵记》说，白马渠是魏白马王曹彪开凿的，俗称黄河。又引用《水经注》说，滹沱河向东又从白马渠流出〔大概是《滹沱河》篇散佚的文字〕，这就是在这里流入漳水的白马河。如今饶阳县南面有古黄河，两岸有古堤，大概就是白马河的旧河道。又向东南流经武邑郡北面。守敬按：就是上文所说魏所设置的武邑郡。向东流入衡水，称为交津口。守敬按：《资治通鉴》记载，梁普通七年，葛荣向北奔赴瀛州，魏广阳忠武王元深从交津带兵跟踪追击他，就是这里。《资治通鉴注》的胡三省把清漳流入浊漳的交漳口当作交津口，这是不对的。又，陈天嘉三年，北齐秦王高彦单骑向北逃跑，到达交津，被擒获。《水经注》引用这段文字并没有错。衡漳又向东流经武邑县旧城北面。会贞按：前汉时武邑县属信都国，后汉、魏属安平国。王莽时称顺桓县。晋武帝把儿子封在这个县，设置为王国。会贞按：《晋书·武帝纪》记载，太康十年，将南宫王司马承迁封为武邑王。据《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九引用《晋起居注》的记载，晋武帝下诏说：安平献王的孙子司马承，过去因为父亲早亡，没有建立大的封国，所以把这个县封给他。现在把三个县封给他，立为武邑王。因此司马承不是晋武帝的儿子，《水经注》误写了一个“子”字，应改为“安平献王孙承”六字。后来把武邑、武隧、观津三县分置为武邑郡，郡治在这里。赵一清说：《晋志》中没有武邑郡。《地形志》说，武邑郡是晋武帝设置的；又说是魏所设置。《水经注》前后两处都沿袭这一说法，应以此文为正确。守敬按：《晋志》没有武邑郡，大概是脱文。郦道元上文说魏所设置，是指魏把郡治迁到了武强。赵一清没有查到《寰宇记》所载“后魏皇始三年从武邑县把武邑郡迁到武强”的文字，所以认为郦道元前后说法有分歧。会贞按：《寰宇记》武邑县条下说，晋太康十年，在这里设置武邑郡。《地形志》记载：武遂、灌津、武邑三县都说，晋代属安平郡，后来属武邑郡；北魏又把郡治迁到武强县（这件事前文已经说明）。武邑县仍然隶属武邑郡，就是今天的武邑县县治。衡漳又向东北流，右边汇入张平口的旧沟渠。这条沟渠上游承接武强渊。会贞按：《地形志》说武强县有武强渊。《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武强湖在武邑县北三十二里。唐、宋时期的武邑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武强渊西南边，靠近水边有武强县旧县治。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晋代设置武强县，只说它属武强郡，这是错误的。晋代没有武强郡，应当是把武邑郡误写成武强郡。《寰宇记》则说它属长乐国，后来后魏迁移县治，旧县治在今武强县西南二十五里。因此旧渊取得了武强之名。

译《东观汉记》说：光武帝任命王梁为大司空，并把武强作为他的侯国。会贞按：辑录本《东观汉记》遗漏采录了这段文字。《后汉书·王梁传》说，提升任命王梁为大司空，封为武强侯。考察得知，汉代严不识已经被封为武强侯，而两汉都没有武强县。惠栋《后汉书补注》怀疑武强是乡或亭的名称。当地老人说，有个本县人走在路上，看见一条小蛇，怀疑它有灵性，便捉来饲养，给它取名叫“担生”。小蛇长大后吞食人，人们都为此忧患，于是把它捕获并关进监狱。担生背负着监狱逃跑，县城便沉没成为湖泊，县长和官吏全都变成了鱼。如今县治东北约半里有一片地方落入水中。《笺》说：谢兆申说，宋本作“半里许”。戴震、赵一清增入“里”字。守敬按：明抄本作“半许”，意思是只有一半沉入水中，并没有“里”字。《太平御览》卷六十六引用此文作“半许里”，也不对。渊水又向东南流，汇聚成为湖，又称郎君渊。当地老人又说，县城沉没那天，县令的儿子向东逃跑。守敬按：《寰宇记》“其子”作“令之子”。他又陷入这里，所以这个渊又得名为郎君渊。渊水向北流通，称为石虎口。又向东北流，形成张平泽。泽水泛滥后向北冲决堤口，称为张刀沟。水向北注入衡漳，称为张平口，也称张平沟。水量泛溢时就向南流，朱谋说：“沟水溢”三字，古本、宋本都没有，是今吴本增入的。水量减少时就停止流动。衡漳又流经东昌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东昌县属信都国，后汉废弃，在今武邑县东北二十八里。《水经》所说的昌亭就是这里，王莽时称田昌县，俗称东相。朱谋本脱“曰”字，《笺》说戴震、赵一清增入；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有“曰”字。大概是因为“相昌”声韵相近，所以造成了这种错误。西面有昌城，昌城县详见前文。所以把这座城称为东昌。衡漳又向东北流，左边汇入滹池河的旧河道，称为合口。衡漳又向东北流，分成两条水道；全祖望本作“向北”。其中一条水道从右边流出，就是柏梁溠，详见下文。在水流泛溢的地方，称为李聪涣。《笺》说：谢兆申说，旧本作“决”，吴本作“泆”，“水荡泆”就是水势荡漾的意思。会贞按：《大典》本原作“泆”。又向东北到达乐成陵县。全祖望说：“乐成陵”三字是县名，这是《水经》特意这样写，以表明该县原本以“乐成陵”三字连缀为名，可以和史书、地志互相参校。《阴沟水》篇有《乐成陵令许婴碑》。赵一清说：按《水经注》说“陵”字是桓帝加上的，这也是《水经》成文较晚的证据。守敬按：《水经》作于三国魏人，证据确凿。赵一清当时还没有看到这些证据，所以有此说。另有北流的水道。赵一清依据《水经注》说衡漳在县境没有分出的旧河道，认为“北”字下脱“渎”字。戴震又把“北”字移到“别”字上面，连接“县”字解释。会贞按：这些说法都不对。凡是称作“渎”的，都是《水经注》的文字，《水经》没有这种称呼。衡漳在这里才到达乐成陵县境，还没有流过乐成陵城，本来不能说南北。而且后文明确说它流经乐成县南面，也不能说在北面，所以都应保留原文才对。衡漳在县境内没有分出的旧河道；从县北流出的水，朱谋脱了“出”字。赵一清说：县字上面脱了“出”字，全祖望、戴震也都增补。它是虖池河的支流，是虖池河旧河道分流后曲折交织形成的水道。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乐成县的虖池别水，源头承接虖池河，就是这个水道。一称滹沱别渎。滹沱别渎注入清河，见《淇水注》。衡漳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左边流出的水道称为向氏口，是旧河道的水从这里冲决流出的地方。朱谋误作“沟水自始决水”。《笺》说：“始”，宋本作“此”。戴震改为“此”，又把“沟”改为“渎”，把“水”改为“入”。赵一清也作同样的改动，并说：“沟水”应当作“渎水”，也就是虖沱河的旧河道。守敬按：把“沟水”改为“渎水”是对的。但写成“决入”，就与上文的“出”字相冲突，应当写作“决出”才相合。意思是虖池河的旧河道从这里冲决流出，形成支流。现在订正。衡漳又向东流经弓高县旧城北面。守敬按：两汉、魏时弓高县属河间国，晋代撤销。《地形志》说阜城县有弓高城，在今景州东北四十里。汉文帝把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封为侯国。朱谋误作“高帝封韩信兄子韩隤当”，全祖望作“景帝”。赵一清引用沈氏的说法辨析其错误：按《汉表》，这是文帝十六年封侯；《信传》作十四年，不能说是高帝。黄慎中本作景帝，也不对；而且韩颓当是韩信的庶孙，不是兄子。现在依照戴震改订。会贞按：《史表》作“颓”，这里依据《汉表》。王莽时称乐成亭。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河间国分条的注中，王莽把乐成改为陆信，把弓高改为乐成；今本“乐成”下脱“亭”字，应当以《水经注》补入。守敬按：汪远孙《校汉志》说，王莽把乐成改为陆信，又把弓高改为乐成，“乐成”下不应有“亭”字，因此赵一清的说法不对。这样看来，这里的“亭”字是衍文。衡漳又向东北流，右边汇入柏梁溠。柏梁溠上游承接李聪涣，李聪涣见上文。水向东北流成为柏梁溠，再向东流经蒲领县旧城南面。朱谋把“蒲”误作“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汉武帝元朔三年，把广川惠王的儿子刘嘉封为侯国。朱谋没有“惠”字，全祖望也没有。赵一清说：按《王子侯表》，应是惠王；戴震增补“惠”字。朱谋《笺》说：按《史记》，刘嘉被封为蒲领侯。会贞按：《汉表》记载相同。《地理风俗记》说，修县西北八十里有蒲领乡，就是旧县所在地。守敬按：前汉时蒲领县属渤海郡，后汉废弃，在今阜城县东北十里。赵一清说：《寰宇记》阜城县条下说有蒲领旧城。《水经》说，今沧州鲁城县东北六十里、漳河西岸，又有北蒲领旧城，大概是由于汉末黄巾之乱，蒲领人流寓到那里，于是设置了这座城。今本没有这段文字。会贞按：鲁城县是隋代设置的县，不是郦道元所能见到的县。乐史这条记载不足为据，所以全祖望把“西岸”以下二十九字补入正文，是错误的。又向东北流，汇合桑社枝津。朱谋把“社”误作“杜”，下文同。《笺》说宋本作“社”，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桑社枝津详见下文。又向东北流经弓高城北面，再向东流入衡漳，称为柏梁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里〕

译衡漳又向东北流，右边汇入桑社沟。桑社沟上游承接从陂，从陂详见下文。世人称它为卢达从陂，也称为摩诃河。朱谋误作“诃摩河”，全祖望、赵一清也如此；赵一清辨析说：按这里就是《汉书·地理志》代郡卤城县下所说的从河。“诃摩”应作“摩诃”；梵语中“大”叫“摩诃”，大概是说大河。戴震把词序改作“摩诃”。守敬按：赵一清解释“摩诃”是对的，但牵扯到《汉书·地理志》卤城县的从河却不对。《汉书·地理志》的从河，是把泒河误写成从河，也就是今天的沙河，详见我的《晦明轩稿》。而且那条水在文安县入海，也不经过这里。如今景州北面有千顷等许多洼地，是低湿泥泞的区域，应当就是《水经注》所说的从陂。水向东南流通到清河。会贞按：这句话只是概括性说法；下文说从陂向南流出，向东汇入清漳，才是具体叙述。水向西北通达衡水。会贞按：《淇水注》说清河在左边与衡漳分出的旧支流汇合，那么必然有水从横漳分出，向下汇入清河；但这里的《水经注》只说从陂通向清河，没有叙述水从横漳分出，似乎与《淇水注》不相应。反复推求之后，才知道这里所说的“向西北通达衡水”，已经含有从衡漳分出的水。春秋两季雨水泛滥，漳水形成泽、津、渚。现在戴震认为“漳泽津渚”五字是衍文，删去了它们。观津城北面约二十里，到处都是泽薮，大概是水流汇聚形成的。它的支流流经观津县旧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观津县属信都国，后汉、魏属安平国，晋初仍属安平国。后来属长乐国，再后来属武邑郡。后魏称灌津县，仍属武邑郡，在今武邑县东南三十里。乐毅从燕国投降赵国后，被封在这个县，号为望诸君。守敬按：见《史记·乐毅传》。王莽时称朔定亭。水流又向南转弯，向东流经窦氏青山南面，靠近堤岸向东分出。青山就是汉文帝窦皇后父亲少翁的坟墓；少翁是本县人。朱谋本作“少翁是”三字，误作“即是”二字。《笺》说：谢兆申说，宋本作“少消冢也”；“消”就是县人的名字，说明宋本讹误，应当作“少翁是”。戴震依《笺》改订，全祖望、赵一清作“翁即是”。赵一清说：按《唐书·宰相世系表》和《窦建德传》，窦皇后的父亲是安成侯窦充；今误本《水经注》作少消。《寰宇记》引用《隋图经》作窦后父青。《旧唐书·窦建德传》说，窦建德派使者到灌津祭祀窦青的墓。青是他的名字，“消”是“青”的讹字。下文说百姓称为青山，或许山名就是因人而得名。会贞按：《书钞》卷九十四引用《三辅决录》〔应当是《决录注》〕，说窦皇后的父亲名叫窦猗。秦朝发生战乱时，窦氏父亲以捕鱼垂钓隐匿身份。朱谋把“渔”写作“鱼”，赵一清改为“渔”，并说刘昭《郡国志补注》引用《决录注》作“渔”，全祖望、戴震也作“渔”。后来他坠入深渊而死。汉景帝即位后，派使者填土安葬窦后之父，在观津城东南修建大坟，所以百姓称它为青山。朱谋作“名”，《笺》说旧本作“民”，戴震、赵一清改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民”。会贞按：《续汉志注》和《史记·外戚世家索隐》引用《决录注》，记载大致相同。《地形志》说灌津县有窦氏坟墓。《寰宇记》引用《隋图经》说，观津东南三里有窦青墓，高三十多丈，周长一千步。《括地志》说，窦少君墓在武邑县东南二十七里。唐代武邑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水流又向东流经董仲舒庙南面。董仲舒是广川人。守敬按：见《史记·儒林传》。世人仍称这里为董府君祠。会贞按：《地形志》说修县有董仲舒祠，在今景州西南。春秋两季祈祷祭祀从未停止。旧沟又向东流经修市县旧城北面。朱谋《笺》说：谢兆申说，宋本作“循市县”。考察可知，《汉书·地理志》作修市县，应劭注说：“修”读音为“条”。守敬按：修、循二字在古书中常有错写；“沟”字全祖望、赵一清改作“渎”。汉宣帝本始四年，把清河纲王的儿子刘寅封为侯国。朱谋《笺》说：《汉书·王子侯表》记作封清河纲王之子寅为修市侯，而《诸侯王表》作清河刚王。王莽改名为居宁。民间把它称为温城，这不对。守敬按：《春秋繁露·五行对》记载，河间献王曾向温城董君询问，可见温城这个名称由来已久，似乎不能说是俗称。《地理风俗记》说：修县〔朱谋作循，下文的修县也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修县，详见《淇水注》。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就是旧县城。守敬按：前汉时修市县属渤海郡，后汉废弃，在今景州西北二十里。又向东流与从陂汇合。从陂南北长十里，东西宽六十步；子午潭水涨满时，水深而不流，也称桑社渊。从陂向南流出，夹着堤岸向东分流，流经修县旧城北面，向东汇入清漳。会贞按：这就是《淇水》篇所说的清河在左边与衡漳分出的旧支流汇合。不过这里把清河改称清漳，是因为《淇水》篇说，漳水注入白沟，称为利漕口；从这里以下，清漳、白沟、淇河都可以通称为漳水。因此，漳水泛滥时向北流，泽水充盛时向南分流；津流上下彼此贯通。朱谋把“通”写作“道”，戴震、赵一清改为“通”。从陂向北流出后，向东北分成两条水道。其中一条向北流经弓高城西面，朱本没有“一”字，戴震把“川”字上接前文，并增入“一川”二字，赵一清增入“一”字。〔四九〕会贞按：这条水就是桑社枝津。弓高县详见前文。它向北注入柏梁溠；柏梁溠详见上文。会贞按：这里说的水注入柏梁溠，就是上文所说柏梁溠汇合桑社枝津。另一条水道向东流经弓高城南面。会贞按：这条水道就是桑社沟的主流。又向东北流，杨津沟水从这里流出。朱谋把“杨”作“阳”，全祖望、赵一清也作“阳”，戴震改正，下文同；朱谋又把“沟”误作“清”，《笺》说朱本作“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杨津沟水详见下文。左边的旧河道向北流入衡漳，称为桑社口。

译朱谋误作“阳决口”，全祖望、赵一清把“决”改为“津”。戴震认为“左渎北入衡漳谓之阳决口”十一字，是后文的一条注文错置到这里，应删去。会贞按：这股从陂北流出的水，从陂又称桑社渊，因此把水道称作桑社沟。上文说衡漳右边汇入桑社沟，就是桑社沟流入衡漳，所以这里的河口应称桑社口。杨津口还在下文；全祖望、赵一清没有查核，戴震不知道这里有文字错误，以为和后文重复，便删去这两句，结果桑社向北流出的水就没有归宿，也与上文衡漳右边汇入桑社沟不相符合。现在改作“桑社口”，就都合适了。桑社沟在杨津沟左边，所以称为左渎。衡水向东流经阜城县旧城北面；阜城县详见下文；又流经乐成县旧城南面。赵一清说：乐成县两汉时是河间国的治所，到桓帝时才开始加上“陵”字；这里仍沿用旧称，说明见下文。河间郡的治所，《地理志》在河间国条下说：这里原来是赵国。汉文帝二年，〔朱谋脱“二年”二字，赵一清说黄本有，考《汉书·地理志》确实如此；全祖望、戴震也增补。〕另行设置为一个王国。应劭说：因为它位于两条河之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河间国条下，颜师古注所引应劭说法相同。景帝二年，封儿子刘德为河间王，这就是河间献王。朱谋把“二”误作“九”。沈炳巽说应为“二年”。守敬按：《史表》《五宗世家》和《汉书》本传都作景帝二年，现据此订正。王莽改郡名为朔定，县名为陆信。褚先生说，汉宣帝地节二年，〔朱谋作三年，戴震、赵一清同；沈炳巽说《汉表》作二年；守敬按：《霍光传》也作二年。〕封大将军霍光哥哥的儿子霍山为侯国。赵一清说：按这件事是褚少孙《表》中的错误，而郦道元误承了它。褚先生说，乐成侯霍山；《索隐》说，《王子侯表》中霍山封在平氏，《地理志》则属南阳郡。现在考察《汉表》，霍山封的是乐平侯，不是乐成侯。《汉表》说其属东郡；后来褚先生又说乐平侯是许翁孙，小司马却没有解释。《汉表》说许延寿被封为乐成侯，“翁孙”大概是“延寿”的字，所以《汉表》才说在平氏。平氏、乐成都属南阳郡，南阳郡的乐成，具体地点已无法考证，大概与平氏相近。《地理志》在南阳郡乐成县下说是侯国，而河间国乐成县下没有这种记载，因此可以知道它不是列侯的食邑。只是褚少孙距离宣帝时代不远，不应当错乱到这种程度；或者是后人传抄错误，使两家的封邑互相错换了一个字。郦道元引用它，小司马加以解释，都没有仔细核对班固的《汉书》。然而班固在霍山封乐平侯的封邑下又说属东郡。《地理志》东郡清县下，颜师古注引用应劭说，章帝把它改名为乐平；但这样一来，为什么宣帝时就已有这个封邑，实在无法解释。相关内容又见《漯水》篇。朱谋把“章帝”误作“汉宣帝”，戴震、赵一清改为“章帝”，戴震又删去“汉”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章帝”。〔章帝〕把儿子刘开封在这里。朱谋本“桓帝”上又多“汉”字，赵一清同，全祖望、戴震删去。桓帝追尊祖父孝王刘开为孝穆皇。守敬按：见《后汉书·章帝八王传》；该传作“皇”，赵一清依传改字。因为把这个封邑供奉为祖先陵寝，所以加“陵”字称为乐成陵。守敬按：汉代乐成陵在今献县县治西南，当地人称为乐陵台。朱谋脱去“成”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守敬按：《魏志》说，乐成陵县是河间国的治所〔五〇〕，晋代也作为国都治所，后魏属河间郡。《地形志》说乐成县治在河间城。《寰宇记》说，汉代乐成县在今乐寿县东南六十五里。后魏太和十一年，从旧郡迁河间郡及县治到西南一里处的乐寿亭旧城；同年，郡治又迁到武垣城，这就是事实。《地形志》说县治在河间城，是指旧河间郡城。宋代乐寿县就是今天的献县县治。现在城中有一座旧池，方圆八十步。旧注引用衡水向北流入城中，注入此池。池北正对着层台。全祖望改作“层楼”。守敬按：不对。台基和城壕已经荒废，怎么会有楼？所谓台基、城壕荒芜，正是说明仍保存着古迹的意思。又向东北流经成平县南面。朱谋在“南”字下面有“合清河”三字，《笺》说吴本增入这三字，赵一清、戴震删去。衡漳又向东流经建成县旧城南面。朱谋把“漳”误作“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按《地理志》，建成县原属渤海郡。守敬按：后汉时建成县废弃，在今交河县东北。褚先生说：汉宣帝五凤三年，封丞相黄霸为侯国。朱谋把“宣”误作“昭”，把“五”误作“元”；《笺》说孙氏考证，按《史记·功臣年表》，宣帝五凤三年黄霸封建成侯。赵一清依此改订。戴震沿袭朱谋的错误，孔刻戴本也误。但朱谋《笺》明明引用《史记·功臣表》来证明错误，为什么也不订正呢？况且《汉表》和《黄霸传》都记载为宣帝五凤三年。全祖望说：《功臣表》记作属沛郡，而郦道元却认为属渤海郡。成平县旧城在北面。守敬按：前汉时成平县属渤海郡，后汉、魏、晋属河间国，后魏属章武郡。《地形志》说成平县治在京城，有成平城。守敬按：《寰宇记》说景城县是汉代旧县，属渤海郡，后汉省并；后魏延昌二年，从今县南二十里迁成平县到这里治理；隋开皇十八年把成平改名为景城。因此“京”是“景”的错误，“平城”上脱了“成”字。大概后魏把成平县迁到景城，而县境内又有成平县旧城。成平县旧城在今交河县东北，后魏成平县在交河县东北六十里。

译汉武帝元朔三年，把河间献王的儿子刘礼封为侯国。赵一清说：按《索隐》，《王子侯表》记载其封邑在南皮；如今《汉表》作平城侯刘礼，又不说在南皮，都是脱文或错误。王莽时称泽亭。城的南北两边彼此正对。衡漳又向东流，右边汇入杨津沟水。朱谋作“水自泽水”，吴管本作“枝水”，赵一清作“自沟水”。会贞按：上文说杨津沟从桑社沟流出，桑社沟从从陂流出；这里的“泽”就是指从陂，因此应当沿着桑社沟追溯它的源头。《水经注》有这种写法，所以“自泽水”是“水自泽”的倒误。戴震改作“水自陂”，不知道“陂”“泽”可以通称，不必改。注文叙述从陂时说“泽盛则南播”，正是明确证据。全祖望依据吴管本改作“自枝水”，不对；注文这里没有“枝水”。赵一清作“自沟水”，认为“沟”就是杨津沟，也不对。这里应当说明杨津沟的来源，不能突然说“水自沟水”。水又向东流经阜城南面。《地理志》说渤海郡有阜城县，王莽改名为吾城县；赵一清增入“者”字。这里不是《水经》所说的阜城。守敬按：前汉渤海郡的阜城，后汉迁治到昌城，晋代恢复旧制，仍属渤海郡。后来仍属渤海郡〔与前文昌城相互参见〕，后魏属章武郡，在今阜城县东二十二里。《水经》所说的阜城，就是后汉迁治到昌城的那个阜城，详见前文注文。前面已经说渤海郡阜城在东昌以东，不是《水经》所说的阜城；这里因为实际叙述到了阜城所在地，所以再次说明。建武十五年。守敬按：《后汉书·王梁传》作建武十三年。光武帝改封大司马王梁为侯国。杨津沟水又向东北流经建成县左边，注入衡水，称为杨津口。全祖望说：“谓之阳水津口”六字与上文重复，现删去。会贞按：各本“津”字上都没有“水”字，不知道全祖望依据什么本子。这里正是杨津沟注入衡漳的河口；全祖望不知道上文“杨决口”是“桑社口”的错误，反而认为此句重复而删去，实在疏忽。衡漳又向东流，左边汇入虖池别河的旧河道。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勃海郡成平县下说，滹沱河百姓称为徒骇；河间国乐成县下说，虖沱别水源头承接虖沱河，向东到东光流入虖沱河；又弓高县下说，滹沱别河源头承接虖河，向东到平舒入海；代郡卤城县下说，虖沱河向东到参合流入虖沱别水。考察可知“别”字下面脱了“水”字，以《汉书·地理志注》和《水经》相互验证，可以证明这一点。会贞按：《汉书·地理志》把虖池别水系于乐成县，把虖池别河系于弓高县；乐成县在衡漳北面，弓高县在衡漳南面，衡漳就是古代虖池河的主流。因此虖池别水在虖池河北面，虖池别河在虖池河南面。近代学者大多说别河在虖池河北面，大概是这里“左会”二字造成的错误。不知道别河在衡漳南面，《水经注》原本应当作“右会”，是传抄者把“右”误作“左”。又据《汉书·地理志》，虖池别水流入虖池河，虖池河流入虖池别河，虖池别河流入海。所谓“虖池别”，指的是虖池别河，即使没有“河”字也可以通。〔五二〕赵一清认为“别”字下脱“水”字，错误地把它理解为虖池别水，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相违背。《水经注·虖池》篇虽然已经散佚，但这里的注文前面说衡漳左边汇入虖池河的旧河道，可见衡漳就是虖池河。这里又说衡漳右边汇入虖池别河的旧河道，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虖池河流入虖池别河”。赵一清考察《汉书》和《水经注》还不够审慎。又向东北与清河汇合。朱谋作“入”，全祖望、戴震同作“入”，赵一清根据胡渭校订本改为“合”。守敬按：《资治通鉴》晋太元十三年，注文引用这里也作“入”；但联系下文清河、漳水仍然合流的情况，改作“合”是对的。称为合口。会贞按：《淇水注》说，清河向北流经北皮城东面，左边汇入滹池别河旧河道，称为合口，就是这里。《地形志》说浮阳县西面接连漳水，衡水流入这里，现在称为合口。又流经南皮县北面的北皮亭；北皮亭详见《淇水注》。又向东北流经浮阳县西面；浮阳县详见《淇水注》。向东北流去。朱谋作“注之”，全祖望、赵一清同；“又东”以上，全祖望补入“浮水”二字，赵一清也沿用。守敬按：这里叙述的是衡漳的主流，不是浮水；而且《淇水注》明确说浮水旧河道从清河分出，向东注入海。衡漳既然与清河合流，衡漳就是清河，怎么能说浮水注入衡漳？这在水道方向上也相反。大概此句没有脱文，只是“之”误作“也”；戴震只把“之”改为“也”，是对的。又向东北流经章武县西面，再向东北流经东平舒县南面，向东流入海。朱谋本在“平舒”上没有“东”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同。会贞按：两《汉书·地理志》和《晋书·地理志》都作“东平舒”。《地形志》开始作“平舒”，所以《巨马河经》文称“东平舒”，这里脱了“东”字，现在增补。清、漳。守敬按：这里所说的清、漳，是指清河和衡漳两条水。全祖望、赵一清认为是出自少山的清漳，大错。详见后文。水流经章武县旧城西面。朱谋把“径”作“自”，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为“径”。章武县详见《淇水注》。这里原是濊邑；濊邑见《淇水注》。有支流从这里分出，称为濊水。全祖望引用《寰宇记》说，濊水又名石臼水，也称鹿水；水源出于行唐县东面，流入博陵郡，称为木刀沟，又称袈裟水；又从这里流过石▯山，注入呼沱河。守敬按：濊水在行唐，而章武也有濊水，大概是因为濊水过去与虖池河同流，源出行唐；在章武又出现“濊”的名称，就像《水经注》称浮阳县有浮水、信都县有绛水一样。濊水见《淇水注》。

译又向东北流经参户亭，分成两条水道。应劭说：平舒县〔会贞按：平舒县详见下文，“平”字上面应有“东”字〕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就是旧县城。守敬按：这是《地理风俗记》的文字。汉代参户县属渤海郡，后汉废弃，在今青县西南。世人称这里为平虏城。支流又向东流入，称为蔡伏沟。又向东流，积聚成为淀。一条水道流经亭北，又流经东平舒县旧城南面。代郡有平舒城，所以这里加“东”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东平舒，颜师古说：代郡有平舒，所以这里加“东”字。《地理志》说它是勃海郡的属县。守敬按：后汉时改属河间国，魏时曾属章武郡。《晋书·地理志》说章武国治所在东平舒。《寰宇记》说大城县本是汉代东平舒县，晋代在这里设置章武国。相关内容见《淇水注》。《魏土地记》说：章武郡治所在这里。守敬按：魏沿袭晋代旧制。《地形志》作平舒县，属章武郡，没有说是郡治所在地，这是记载简略。就是今天的大城县县治。因此世人把这里当作章武旧城，是不对的。守敬按：章武旧城在今沧州东北八十里，不可能在这里；《地形志》说平舒县有章武城，应当是俗称，所以郦道元加以驳斥。又向东北流，分成两条水流。一条水流从右边流出，形成淀水；戴震将“淀”改作“淀”。另一条水流向北注入呼池。朱谋说：“呼池”一作“滹沱”，郦道元全文都从“呼池”作；戴震改作“滹沱”。会贞按：这里的呼池，是汉代以后改道形成的呼池，详细情况大概在缺失的卷中，并不是另有一条名为虖池的旧河道与衡漳合流。这里称为濊口。清漳水在河道紊乱中向东流入大海。全祖望、赵一清在“清漳”上增“与”字，不对。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浊漳水从邺县以下都是清漳水的支流，而《水经注》都把它说成浊漳，这与《汉志》相违。这里忽然叙述清漳，大概是想照应《汉志》所说的浊漳流入清漳、清漳流入河水。但这里没有说流入河水，却说流入大海，又与《汉志》不同。如今《清漳水注》的末尾又有缺文，无法辨明。守敬按：赵氏说错了。郦道元在衡漳流入清河之后，先说清漳水经过 章武故城西边，又说清漳水在河道紊乱中流入大海，大概是因为清河水与漳水合流，所以称作“清漳乱流”，并不是牵强附会《汉志》。况且东汉以后所说的河水，并不在这里流入大海，赵氏难道忘了吗？注文依照《水经》的行文，又怎么能责怪它与《汉志》不同？戴震没有作解释，应当是已经理解郦道元的意思了。清漳水。清漳水发源于上党郡沾县西北的少山大[缺字]谷。朱谋误作“黾”；赵一清改作[缺字]，并说：《汉志》北地郡有大[缺字]县。颜师古说，[缺字]就是古代的“要”字。因此《注文》也说“大要谷”，可以相互印证。全祖望改作与赵本相同，戴震作“要”，是按照今字直接改写。《山海经》说，清漳水发源于少山；《汉志》说，沾县大[缺字]谷，是清漳水的发源处。《水经》兼采这两种说法。郭璞称清漳水发源于少山大要谷，大概又是依据《水经》来解释。《元和郡县图志》说，少山又名河逢山，在乐平县西南三十里。《福地记》说，河逢山高八百丈，可以躲避兵灾和水灾，这是恒山的辅佐山。在今平定州西南。向南流过县城西边，又从县城南面转弯。《淮南子》说：清漳水发源于揭戾山。赵一清、戴震把“揭”改作“谒”。守敬按：《墬形训》原文作“楬”。高诱说：这座山在沾县。如今清漳水发源于沾县故城东北，沾县的情况见下文。守敬按：沾县故城在今平定州南八十里。当地俗称沾山。朱谋作“漳山”，赵本相同，戴震改作“沾山”。会贞按：“漳山”没有依据；清漳水发源于沾山大要谷，见于《说文》，只是不能把它当作俗称。如果把“俗谓之”改作“亦谓”，就合适了。《地形志》说乐平县有沾岭。《元和郡县图志》说，沾岭在乐平县西三十里。《太平寰宇记》说，在县西南二十里。在今平定州西南。后汉把沾县分置为乐平郡。朱谋脱去“后”字，赵本相同，全祖望、戴震增补。郡治设在沾县。守 敬按：《晋书·地理志·序例》说，魏武帝设置十二郡，其中有乐平郡。《地形志》说，乐平郡是汉献帝设置的，这与《水经注》相合。又据《晋书·文帝纪》，魏甘露三年，皇帝把乐平等郡封给司马昭，使他成为晋公，说明魏国仍有这个郡。但《晋书·地理志·序例》又说，乐平郡是晋武帝增置的；在乐平郡条下又说，晋太始年间设立。《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也都说是晋代设置，大概是传闻不同。《地形志》说，真君九年把郡治迁到太原；孝昌二年恢复，郡治设在沾城。这样看来，郦道元在世时郡治仍迁回旧治。水发源于乐平郡沾县境内。因此《晋太康地记》说：“乐平县，旧名沾县。”朱谋写作“清漳县”，全祖望、赵一清删去“县”字，戴震改作“沾县”。守敬按：古代没有清漳县，戴震改得对。《魏志·管宁传》说，张珔居住在上党，并州牧高干上表任命他为乐平令。高干领并州是在建安十年，因此后汉末年已经兼并乐平郡并设置县。 《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说是晋代设置，是错误的。又《晋书·地理志》有乐平、沾两个县，各书没有说晋代废置或合并，而《太康地志》说乐平县旧名沾县，下文又称为汉代的旧县，那么只有沾县才能与此相当。或许在太康年间已经把沾县并入乐平，后来又恢复设置，所以《晋书·地理志》中两个县并存？《地形志》说，太原郡沾县，前汉、后汉属上党郡，晋代属乐平郡，真君九年撤销乐平郡，沾县归属太原郡。乐平郡乐平县，晋代属该郡，真君九年并入沾县。这样，郦道元在世时已经没有乐平县，沾县大概归属太原郡，也没有另外迁置新的县城。郦道元两次说沾县故城在东边，驳斥《水经》“经过沾县西边”的说法；他依据《太康地志》关于沾县改为乐平的记载，认为《水经》成书在太康以前，所以不得不称为故城，并不是郦道元当时另有一座新城。这与其他地方称故城的含义不同。乐平城如今在平定州东南，就是乐平州判官的治所，也是汉代的旧县城。它的山也叫鹿谷山。会贞按：浊漳水发源于鹿谷山。清漳水的发源山也称鹿谷山，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这种说法。这句话可能是后人增补的。水发源于大要谷，向南流经沾县故城东边，并没有经过故城西边。守敬按：这是驳斥《水经》“向南流过县城西边”的说法。又向南流经昔阳城。《左

译传·昭公十二年》说，晋国的荀吴假装要与齐军会合，向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杜预说：“乐平沾县东边有昔阳城”，指的就是这里。守敬按：《左传正义》引用刘炫《规杜》的说法，认为齐国在晋国东边，假装与齐军会合，应当从晋国向东行进；借道鲜虞后进入昔阳，那么昔阳应当在鲜虞东边。如今考察，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多里，怎么会向东北借道于鲜虞，反而进入西南面的昔阳呢？既然进入昔阳后又另说灭亡肥国，那么肥国与昔阳就不可能是同一个地方，怎么能把昔阳当作肥国都城呢？如果昔阳就是肥国都城，为什么又说巨鹿郡下曲阳县有肥累城？我怀疑肥国的名称是取自那里。肥国是小国，疆域一定不会相距太远，难道会从巨鹿郡的一座城取名，却把都城建在乐平郡沾县吗？鲁昭公十五年，荀吴讨伐鲜虞，包围鼓国。杜预说，鼓国是白狄的分支，巨鹿郡下曲阳县有鼓聚。刘炫认为肥国、鼓国都在巨鹿郡，昔阳就是鼓国都城，在鲜虞东南。昭公二十二年《左传》说，晋国荀吴派军队假装买粮，背着铠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于是袭击并灭掉鼓国；由此可断定昔阳是鼓国都城。自从刘炫作《规杜》以后，没有人不集中批评杜预。虽然《尚书正义》替杜预辩护，也没有说到要点。顾炎武对此表示怀疑，却没有下定论。徐善、顾栋高、全祖望、洪亮吉也直接斥责杜预。顾景范试图调和，最终仍无法解释沾县在新市南面、下曲阳在新市东面的地理关系。我反复推求，才知道乐平沾县的昔阳并不是杜预注文中的昔阳。证据有六条。《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晋国荀吴假装与齐军会合，向鲜虞借道，进入昔阳。杜预注说，鲜虞是白狄的别支，位于中山新市县。新市距离下曲阳不远，这是第一条证据。杜预注说，昔阳是肥国都城，在其《释例》中也说是肥国都城；没有说是鼓国都城，这是第二条证据。同年秋八月灭掉肥国。杜预注说，肥国是白狄，巨鹿郡下曲阳县西边有肥累城。肥累城距离沾县很远，这是第三条证据。昭公十五年，晋国荀吴率军讨伐鲜虞，包围鼓国。杜预注说，鼓国是白狄的一支，巨鹿郡下曲阳县有鼓聚。这说明鼓国都城就是鼓聚，不是昔阳城，这是第四条证据。昭公二十二年，荀吴巡视东阳。杜预注说，这是晋国崤山以东的城邑，位于魏郡广平以北。这里若不是下曲阳，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相当，这是第五条证据。晋军派人假装买粮，背着铠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杜预注说，昔阳是过去肥国国君的都城。这是刘炫误认昔阳为鼓国都城的依据。而杜预仍称昔阳为过去肥国国君的都城，是为了与昭公十二年的注文相合，绝没有把它当作鼓国都城，这是第六条证据。《左传》在“于是进入昔阳”之后，紧接着说“八月灭肥”，那么昔阳不是肥国都城又是什么？如果是鼓国都城，文意就无法贯通。到昭公二十二年灭鼓时，肥国早在昭公十二年已经灭亡，当时昔阳已经归晋，所以不妨说晋军派人假装买粮，背着铠甲在昔阳城门外休息；因为昔阳距离鼓国不远，所以假装买粮能使鼓国不疑。如果昔阳就是鼓国都城，军队在本国城门外休息，就不可能假装买粮。注文说“过去肥国国君所居”，其中“故”字表明不是当时肥国国君所居之地。灭肥一事的注文说下曲阳县有肥累城，这是灭肥之后当时人所称的名称，正是刘炫所谓“怀疑肥国名称取自那里”，不能因此推断昔阳先前是肥国都城。这样看来，昔阳、鼓聚、肥累城都在下曲阳县，杜预已经明确作了注释。鲜虞、鼓国、肥国都是白狄的小国，彼此相邻，怎么会有乐平沾县昔阳的说法而自相矛盾？这一定是浅陋之人看到《图经》说乐平沾县有昔阳城，便把它续接在杜预“肥子都”注文之下，却不知道两者相互抵触。幸好杜预注文的原文还没有被改动，使我能够追寻考察，知道这段话是掺杂进去的，也算一件快事。杜预如果有灵，也应当惊喜地知道自己在千古之后终于被辨明了。然而郦道元在“于是进入昔阳”之下删去了杜预关于“昔阳是肥国都城”的注文，以便支持昔阳在沾县的说法；刘炫又坐实昔阳是鼓国都城。两人都是地理学大家，尚且不能辨明此事，使杜预蒙受千年冤屈，实在可叹。不过，这一错误的起源始于应劭。《汉志》下曲阳县条，应劭说：晋国荀吴灭鼓国，如今的鼓聚、昔阳亭就是那里。应劭把鼓聚和昔阳亭合说为一处，《十三州志》于是沿袭了这个错误。司马彪《郡国志》则说，下曲阳县有鼓聚，也有昔阳亭，把两者分开，似乎已经知道鼓聚是鼓国所在地、昔阳亭是肥国所在地。人们知道把沾县误作阳县的错误，却不知道把昔阳误作鼓国都城的错误；人们知道说昔阳是鼓国都城似乎讲得通，却不知道“进入昔阳后灭肥”若把昔阳当作鼓国都城就讲不通。清漳水又向南流，汇入梁榆水。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武安县有榆溪。梁榆水发源于梁榆城。会贞按：梁榆城在今和顺县西北。向西流经大[缺字]山。会贞按：今和顺县西北四十里有石猴岭，就是大[缺字]山，也是梁榆水的发源处。这条水有两个源头。北面的水向东南流，经过梁榆城东南，注入 南面的水。南水也发源于西山，向东流经文当城北面。会贞按：文当城应当在今和顺县西面。又向东北流经梁榆城南面，这里就是阏与故城。秦国讨伐韩国，戴震把“韩”改作“赵”。守敬按：不对，详见下文。秦军驻扎在阏与。守敬按：阏与本来是赵国的土地。《史记·赵奢传》中有“军于”二字，这里脱落，现补入。赵惠文王派赵奢救援。赵奢采纳许历的建议，在阏与击败秦军。守敬按：见《史记·赵奢传》。说的就是这里。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都说，涅县有阏与聚。守敬按：《史记正义》谈到阏与时，引用各家说法，不能作出判断。《赵世家》说，秦、韩互相攻伐，包围阏与，赵国派赵奢攻打秦军，大败秦军；这就是《赵奢传》所说“秦国讨伐韩国，驻军阏与”。阏与似乎是韩国的土地，但看《赵奢传》中秦国将领所说的话，赵奢军队离开国都三十里却还没有进军，于是增筑营垒；可见阏与并非赵国的土地。[意思是赵奢离阏与很远，秦军一定能攻破阏与，所以说那里不是赵国能够控制的地方。]又可用《魏世家》作证：从前魏国讨伐赵国，攻下阏与，却不能占有。

译又可用《赵策》作证：胡易讨伐赵国，攻打阏与，赵奢率军救援，说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又可用《秦本纪》作证：秦昭襄王三十八年，攻打赵国的阏与。这样看来，阏与确实是赵国土地，只是与韩国边境相接。原本是秦国讨伐韩国，所以史书说“秦、韩相攻”，这是追溯事情的起因；后来波及赵国土地，所以史书又说“秦国攻打赵地阏与”。这篇注文依据《赵奢传》立说，但脱漏了“军于”二字，于是阏与便成了韩国土地，与《赵奢传》不合。戴震竟改作“赵”，也与《赵世家》不合，仍应按史书作“秦伐韩军于阏与”为是。郦道元把阏与聚和梁榆合为一处，他的说法是对的。此地在今和顺、榆社之间，汉、晋时属沾县，赵国时属武安县，所以《赵奢传》说秦军驻扎在武安西面。《隋书·地理志》说它在隋代武安县境内，已经不对；《元和郡县图志》《史记正义》又说在武安西南五十里。若果真如此，距离邯郸不过一百多里，为什么还需要卷起铠甲急行两天一夜，到达后却仍距阏与五十里呢？这些说法都是因为没有理解司马迁所说“武安 西面”的范围很广，不能到隋、唐时期的武安县去寻找。阎若璩把涅县的阏与看作韩国之地、把和顺的阏与看作赵国之地，他的说法也不对。黄仪依据后世方志，说阏与有四处，更不对。会贞按：今本《郡国志》说涅县有阏与聚，与这里相同。但《史记·淮阴侯传·索隐》引用司马彪《郡国志》说，上党郡沾县有阏与聚，并注明“沾”读作“他廉反”；这说明小司马所看到的《郡国志》中确有“阏与聚”四字，而且在沾县条下。郦道元所看到的版本应当相同。考察《郡国志》，沾、涅两县都属上党郡，且两县紧密相连。大概“阏与聚”四字原本在沾县条下，后来传抄日久，错入涅县条下；校订《水经注》的人不知道这是错误，反而据此把注文改成涅县有阏与聚。之所以可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清漳水发源于沾县，那么梁榆水也必然经过沾县，所以注文在这里引述。以《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以及《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三所引《十道志》为证，它们都说和顺县原是汉代沾县的土地，就是阏与邑。由此可见，《郡国志》原文应当作沾县。涅县在武乡县西五十五里，是武乡水流经的地方，距离沾县很远，怎么可能是清漳水流经之地？又《汉书·韩信传》注文中孟康说，阏与在上党郡湿县；《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孟康说，在上党郡涅县西面，这些都是把“沾”字误作了别的字。卢谌《征艰赋》说：“探访梁榆的空城。”朱谋说：谢氏认为宋本作“虚鄣”。赵一清说：按《太平寰宇记》作“郭”字，《资治通鉴注》引用这段文字也相同。戴震把“虚”改作[缺字]。凭吊阏与的旧都。朱谋作“平”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都”。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文作“都”。桓氏也说：“阏与就是今天的梁榆城。”朱谋说：“桓”字有误，似乎应当是“松”字，指袁松。全祖望说：不对，大概是袁豹。赵一清据此改作袁豹，戴震改作阚骃。守敬按：原本只有一个“桓”字，并没有“袁”字；朱谋怀疑是袁松，已经没有根据。全祖望说是袁豹，两个字都不相近。戴震改作阚骃也是主观推断，不如保留疑问为好。汉高帝八年，封冯解散。朱谋说：“散”字宋本作“敢”。守敬按：《史记·功臣表》作“敢”，《汉书·功臣表》作“散”。封为侯国。朱谋在“为”字下衍有“阏氏”二字，大概依据《侯表》，全祖望、赵一清也如此。全祖望说：“阏氏”并不是阏与，《侯表》中的文字有误。《索隐》说它在安定，也不对。赵一清说：按《史记》《汉书·功臣表》中的“阏氏”，《索隐》认为在安定，大概就是《汉书·地理志》安定郡的乌氏县。《续汉志》作乌枝；古代篆书中“乌”和“于”相似，后人又加上“门”旁。怀疑冯解散的封地应当在那里。戴震删去“阏氏”二字，说：这应当是后人依据《史记》增添的。守敬按：郦道元在这里引用史料，所见《史记·功臣表》应当作“阏与”；司马贞常常不考察《水经注》，便妄加解释。梁榆水向左汇合北水。朱谋作“向右汇合此水”，并说宋本作“向右汇合北水”；全祖望、赵一清从宋本，戴震改作“向左汇合北水”。守敬按：戴震改得对。北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清漳水。清漳水又向东南流去，与轑水汇合。轑水发源于轑河县西北的轑山。戴氏把“轑河”改作“轑阳”，下文同。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记载，辽山县有萁轑水。《太平寰宇记》说，辽阳水发源于八赋岭。辽阳水就是轑水。《和顺县志》说，八赋岭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就是轑山。轑水向南流，经轑河县故城西南。赵氏说：考察“轑山”应当改作“轑阳”。《河东图》说，这里汉代是涅县辖地，后汉在此设置阳河县，都隶属上党郡。晋代改为轑阳县，隶属乐平郡。后魏太武帝时并入武乡县。孝明帝时把轑阳改为辽阳。隋初改置辽山县，隶属并州，因县西北有轑山而得名。《水经注》中“轑河”这一名称，不知出自何处。《元和郡县图志》说，后汉在此设置轑河县；如今的《续汉书·郡国志》中没有此县。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抄本作“汉上党县地，后汉于此置轑河县”。[赵氏所见的本子也是这样。]晋代改为轑阳。今本《续汉书·郡国志》没有轑河县，大概是脱文。严刻本《元和郡县图志》误作“阳河”，大概是与《续汉书·郡国志》上党郡的阳河混淆了；不知道那个阳阿本是前汉的县，在今凤台县，与这里并不相连。赵氏引用《河东图》作“后汉设置阳阿”，这是同样的错误。他说“轑山”应当改作“轑阳”，尤其不对。难道是说轑水不发源于轑山，而发源于轑阳吗？《地形志》记载，辽阳县有辽阳城；这里所说的辽阳城，就是晋代把轑河改为轑阳后的故城。大概孝昌二年又设置辽阳，当时县治有所迁移，所以说有辽阳城。城在今辽

译州北面三里。轑水向东流到粟城，在那里汇合清漳水。会贞按：粟城在今辽州东南，至今仍称粟城里。赵氏说：《初学记》在仪州条下引《水经注》说，黄嵓水发源于辽山县西面的黄冈山下。《太平寰宇记》在辽州辽山县条下引《水经注》说，清谷口水发源于东北方的长山清谷；又说，县西南有黄岩山，轑水发源于那里。今本中没有这些文字。会贞按：清谷这一条，明明见于《浊漳水》篇，赵氏说今本没有，是没有查照。黄水也见于《浊漳水》篇，只是没有“发源于黄冈山下”这句话；这大概是该篇的脱文，详见该篇。向东流经涉县西面，转而从县城南面流过。朱氏把“涉”误作“沙”，全氏改作“涉”并引用何焯的说法，反而说“涉”是“沙”字的错误。赵氏说：两部《汉书·地理志》原本都作“沙县”，直到三国时期才出现“涉”的名称。《魏书》说，太祖围攻邺城时，涉县县长梁岐献县投降，就是这个情况。戴氏改作“涉”。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涉”。王念孙说，郦道元引用《汉书·地理志》，说漳水有“涉河”的称呼，可见他所见的《汉书·地理志》本子作“涉”。《元和郡县图志》说，涉县本是汉代旧县，因涉河而得名。《王子侯表》记载，离石侯刘绾改封为涉侯。今本两部《汉书·地理志》作“沙”，都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考察《汉书·地理志》，涉县属于魏郡。守敬按：后汉时也隶属魏郡；魏、晋时隶属广平郡；后魏时废除。《地形志》说，刈陵有涉城。涉城在今涉县西北二里。漳水在这里有“涉河”的称呼，大概是名称随地域而改变。朱氏删去了“河”字和“盖”字，赵氏根据《太平寰宇记》的引文把它们补上。《地形志》说刈陵有涉水。《元和郡县图志》说，清漳水又名涉河，在涉县南一里。《金史·地理志》说，涉县有涉水。《明史·地理志》说，涉县南面有涉水，可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没有改变。向东到达武安县；武安县详见《浊漳水注》。黍窖邑水流入浊漳水。朱氏《笺》说：谢氏认为，这里以下大概脱去了“注”字。守敬按：宋本也没有“注”字。《山海经》郭璞注说，水流到武安县南面的暴宫邑，流入浊漳水。“暴宫”是“黍窖”的错误，黍窖邑今已无法考证。

译校记 [一]“《说文》作发鸠”：考察《说文解字》“漳”字条下作：“浊漳水发源于上党郡长子县的鹿谷山，向东流入清漳水；‘漳’字从水，章声。”这与郦道元的注文相合。但《水经》说“浊漳水发源于上党郡长子县西面的发鸠山”，则与之不同。《说文解字》“涷”字条下作：“水发源于发鸠山，流入黄河；‘涷’字从水，东声。”似乎不应把它同《山海经》《淮南子》联系起来书写。下文明确说涷水注入漳水，所以“涷”并不是“漳”。[二]“《地形志》说长子县有鹿谷山”：考察《地形志》并州上党郡长子县条下说：“有廉山，浊漳水发源于此。”标点本《校记》引用杨氏校语，根据《水经·浊漳注》所说水发源于鹿谷山，指出：“这里的‘廉’是‘鹿’字的错误，并且脱去了‘谷’字。” [三]“戴氏常常把俗字改成古字，把古字改成俗字，失去了原貌，未免专断妄改，例如把‘罡’改为‘冈’、把‘●’改为‘要’、把‘虖池’改为‘滹沱’、把‘淀’改为‘淀’之类，就是这样”：考察沈钦韩《水经注疏证·序》中也这样说。[四]“长子县有辛城”：考察标点本《地形志》作“有幸城”。[五]“从《鲍宣传》中可以知道这一点”：考察《汉书·鲍宣传》说：“把鲍宣迁徙到上党，于是就在长子县安家。”阎氏所以这样说。[六]“蓝水从它的南面向东流入浊漳水”：考察《地形志》中的“入”字，标点本根据百衲本作“令”，南监本作“合”，校改为“合”，这是正确的，应当从“合”字。[七]“铎辰是赤狄的另一支”：这一年《春秋经》记载：“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杜预注说：“甲氏、留吁，是赤狄的另一支。”《左传》则作：“晋士会率军灭亡赤狄甲氏以及留吁、铎辰。”杜预注说：“铎辰没有单独记载，是留吁的属类。” 杨氏混淆了《春秋经》《左传》和杜预的注文，用来解释潞氏的属类。他引用杜预注文时，本不应有“铎辰”二字，现在删去。“表”是“辰”字的讹误。[八]“绛水发源于屯留县西南，向东流入大海”：考察《括地志》屯留县条下说：“绛水发源于潞州屯留县西南一带，向东北流，在冀州流入大海。” [九]“胡渭最为自负，认为自己很会读《水经》”：考察胡氏引用《水经注》也作“陈”，见《禹贡锥指》卷十三中下部分，所以全祖望讥讽他。[一〇]“从水，东声”：考察这是许慎解释“涷”字的说法。朱氏《笺》本错误地作“漳声”，《疏》又漏掉了这一条校记。[一一]“赵廷寿……在西唐店遇到他的父亲赵德钧。唐、汤二字读音相近”：考察《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后晋纪》天福元年十一月记载：“赵延寿在西汤遇到赵德钧。”胡三省注说：“欧阳修《新五代史》作西唐，薛居正《旧五代史》作西唐店。”而《资治通鉴》确实作“西汤”，可以作为证明。[一二]“水发源于林虑县的仓石溪……《太平寰宇记》引用这段注文作仓石溪”：考察金陵局刻本《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作“仓谷”。这里各家把“谷”改成其他字，应当是依据《太平寰宇记》。[一三]“这一定是《大典》本中戴氏改动的字……”：考察《大典》本作“石”，不作“谷”，其中有一个“石”字误作“食”。戴氏并不是依据《大典》本。杨氏没有见到《大典》本，只是凭意推测改字。（“此必《大典》本戴改……”十四字，现据台北本删去。） [一四]“结石修防”：考察“坊”字，全氏、赵氏、戴氏各本都改作“防”。[一五]“漳水在县南面”：考察朱氏《笺》说：“谢氏说：宋本‘漳水’下面有‘径’字。” [一六]“《括地志》说，三户津在相州、滏阳县境内，应当在今磁州西南”：考察孙氏辑本作在相州安阳县境内。滏阳县隶属磁州，杨氏大概是根据《史记》“楚虽三户”下面《正义》所引《括地志》，其中作“滏阳”。《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六磁州《序》说：“贞观元年废除磁州，把滏阳、成安划归相州。”所以《括地志》作“相州”是正确的，县名应当作“滏阳”；作“安阳”的是错误。[一七]“大概不是全文”：考察《艺文类聚》保存的赋文中，还有以“武、举、与”三字为韵的六句；郦道元所引以“宇”字押韵的两句，似乎属于同一段。[一八]“应当是《大典》中的误字”：考察《大典》本作“晏陂泽”，不如《疏》所说；这也是杨氏没有见到《大典》本的证据。[一九]“司空围攻邺城”：熙仲按：当时曹操担任司空，沈钦韩《疏证》中也这样说。陈琳替袁绍写檄文，就写作“司空曹操”，可以作为证明。[二〇]“《方舆纪要》引用《魏略》”：考察《方舆纪要》作“典略”。[二一]“《邺中记》说，石虎在魏武帝的旧殿”：考察《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作“故台”。[二二]“奉常王叔治”：考察沈钦韩《疏证》说：“曹操建立魏国后，设置九卿，以太常为奉常。” [二三]“北面称为广德门”。按：这句话以下抄本脱漏“次曰□门”四字，现予补入。[二四]“西明是金明的误写”。按：胡三省《注》引用这段文字时说：“大概就是金明门。”西方属金，“西”和“金”意义相同。[二五]“又名阅马台”。按：《太平御览》说：“凉马台，又名阅马台，也叫戏马台。” [二六]“这或许是郦道元所依据的材料不同，或者因为钱数过多，所以予以删减”。按：这是《疏》真正的书生之见，也就是所谓见识短浅。实际上，所征敛的钱有数百万，而长老一类人拿出二三十万来嫁女，剩下的钱则由巫祝、三老、廷掾等人分掉，原文说得很明确。郦道元下文说用三万钱聘女，更加显明了他们的罪行。[二七]“祝应当做河伯的妇人”。按：《笺》的说法是对的。“祝”字下面应补“云”字；赵氏、杨氏的说法都太费辞，而且在文意上也难以解释。[二八]“滏水流入其中”。按：《大典》本也误作“溢”，并脱去“焉”字。戴震并非依照《大典》本，而实际上是依据《太平御览》卷六十四校正的。[二九]“《汉表》作‘任’”。按：标点本《汉表》也作“任”。

译[三〇]“邺地的军队在平阳击败了邯郸的军队”。按：全祖望、赵一清都说，孙星衍说：“今本《竹书纪年》没有这段文字。” [三一]“惠氏《后汉书补注》引用《赵都赋》作‘麟阁’”。按：见《补注》卷七“丛台”条下（《马武传》中有“丛台”）。[三二]“《文选·魏都赋》”。按：杨氏记错了，这是张衡的《东京赋》，现予订正。[三三]“《魏书·道武纪》中于是有与慕容麟在义台坞交战的事”。按：《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定州新乐县条下引用《后燕录》，也记载了这件事。[三四]“桓阶任赵郡太守”。按：朱氏本作“桓阶”，沈钦韩《疏证》说：“桓楷。”但按《魏志·桓阶传》，作“阶”。[三五]“悼公四年，诸侯在□丘会盟”。按：《春秋·襄公三年》六月，鲁襄公与诸侯在□泽结盟，《左传》也作“□泽”，所以韦昭《注》中的“□丘”就是“□泽”。[三六]“大概‘商’字以下有缺文”。按：原文在叙述郦商受封之后，本来还应有所说明，接着才叙述啸父；这里文字应当另起一端。孙星衍说有缺文，是对的。[三七]“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发放巨桥仓的粮食”。按：发放粮食的事情发生在攻克殷之后，“伐”字应当作“克”。[三八]“《尚书大传》”。按：依据陈寿祺校本《尚书大传》卷一，这件事的大略见于《太平御览》卷一百四十六《皇亲部》，以及卷八百四《珍宝部·事类赋》；陈寿祺说：这段文字疑似《尚书》逸篇中的内容，而且与《文选注》《太平御览》所引文字不同，恐怕不是《尚书大传》的原文。[三九]“如果采用《通典》所说在肥乡县境内的说法，就不对了”。按：《通典》卷一百七十八说：漳水横向流入河水，在今广平郡肥乡县境内。[四〇]“《魏都赋》所说‘鸳鸯交合’，应当作‘交谷’”。按：《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九引用这句话，正作“交谷”。[四一]“那么碑就立在南阳，并不是这个地方”。按：魏晋时期的丁绍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仍然可以存疑。《郡国县道记》不可能毫无依据地记载年代和立碑地点，却贸然说这是承袭前人的错误、并非亲眼所见，以此来圆说，实在没有确切证据。虽然官阶相同，但徐州、冀州的地域不同；说魏晋时期情况有别，又不得不以当时他尚未任冀州刺史来解释，也未免牵强。尤其立碑地点无法弥合，因此不得不说不是这个地方；但如此一来，仍以保留疑问为宜。[四二]“封赵顷王的儿子广汉为桑中戴侯”。按：说封为桑中侯可以；说封为戴侯就不合文辞，因为“戴”只是他的谥号。赵氏往往写出这类说法，所以在这里特别说明。现在删去“戴”字。[四三]“《通鉴注》说鹿泉水就是泜水”。按：胡三省《注》引用《水经注》说，泜水就是井陉山水，世人称它为鹿泉水。《疏》的意思是说，井陉山水可以称作鹿泉水；如果说它就是泜水，那就不是《注》的本意了。[四四]“封赵顷王的儿子说为乐阳缪侯”。按：这句话也不合文辞，应当说：“乐阳缪侯说，是赵顷王的儿子，于宣帝地节二年受封。”由于表格形式的限制，分别列在各栏中；引用时应改写。本书提到后安乡孝侯时，也都删去其谥号。[四五]“两汉时期，魏县属于巨鹿郡”。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巨鹿郡有郻县，《注》说：“王莽时称秦聚。颜师古注音为苦么反。” [四六]“又向东流，列葭水注入它”。按：《资治通鉴》周赧王八年胡三省《注》引用《水经注》，文字相同。标点本作“引葭水注之”，这样“引葭”就是水名；赵氏依据“引”有“长”的意义，把“引葭”改成了“长芦”。[四七]“后魏时期的魏县并不是旧治所，应当是太和年间重新设置时迁到这里的”。按：《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三深州条下记武强县说：“后魏武邑郡城，是道武皇帝皇始二年修筑的。” [四八]“《牧传》说武遂城，是错误地多写了一个‘遂’字”。按：《史记·赵世家》记载，悼襄王二年，李牧率军攻打燕国，攻下武遂、方城，与《牧传》的记载相同；“遂”不是衍字。[四九]“朱本没有‘一川’二字……”按：朱本作“分为二川，北径……”等语；全祖望、赵一清把“分为二”作为一句，在“川”字上增加“一”字，归入下一句。戴震增加了“一川”二字。《疏》说错了。（现在依据台北本，删改“朱无一”以下的文字。） [五〇]“守敬按：《魏志》说，陵字为河间国治”。按：《三国志·魏书》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赵王干传》记载，黄初三年封为河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乐城县王。“陵字”二字疑有错误。[五一]“《寰宇记》作景城县”。按：《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六瀛州条下作景城县，《地形志》作“京城”；标点本有《校记》引用杨氏校语，但卷六下脱漏“十六”二字。[五二]“所谓虖池别”，指的是“虖池别河”；即使没有“河”字，文意也通。按语：我认为“河”字不应省略。根据《汉书·地理志》，有虖池河、虖池别河，又有虖池别水；但只说“虖池别”，究竟是河还是水？别水与别河，哪一条在虖池水的南面，哪一条在北面？如熊氏所说，近代儒者已经有很多误解；保留这个字，不是更便于读者理解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引用此文，正作“别河”，可以作为证明。胡三省注见标点本第三三八六页。[五三]“郭璞称清漳水出于少山大要谷。”按语：郭璞注释“少山”说：少山如今在乐平郡沾县，沾县过去隶属上党。[五四]“是汉代的旧县了。”按语：《永乐大典》本、朱谋《笺》本都没有“县”字。沈炳巽改作“故名”，赵一清沿用了他的说法。全祖望、戴震补入“县”字。[五五]“顾亭林对此有所怀疑，却没有下定论。”按语：顾亭林《左传杜解补正》在昭公十年“遂入昔阳”条下说：“《汉书·地理志》载，巨鹿郡下曲阳县，应劭说：晋国荀吴灭掉鼓国，今天的鼓聚昔阳亭就是那个地方。这是鼓国的都城，不是肥国的都城。说它在乐平郡沾县，更是错误。《正义》记载刘炫的辨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据此可知，亭林明明是认为刘炫正确、杜预错误，怎么能说他只是怀疑而没有下定论呢？大概是因为杨守敬研究《左传》尊奉杜预，所以才这样说。

译[五六]“引用《十道志》，并说和顺县原是汉代沾县的辖地。”按语：《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三引用《十道志》说：“和顺县，原是汉代沾县的辖地，就是讳阏于的封邑；‘讳’又是‘韩’字的讹误。”据此可知，《十道志》把阏与看作韩的封邑。《元和郡县图志》也说：“就是韩的阏与封邑。” [五七]“《初学记》仪州条下。”按语：司义祖校订《初学记》，以清代刻本古香斋袖珍本为底本；但第八卷《河东道》所引文字不作“仪州”，而作“宜州”。查《新唐书·地理志》作“仪”：原来称箕州，为避唐玄宗名讳而改称仪州。《初学记》是在唐玄宗时期由徐坚等人编纂的，写作“仪”并没有错误。现在写作“宜州”，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五八]“暴宫是粟窖的错误。”按语：依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的说法。《水经注疏》卷十一。北魏郦道元注。宜都杨守敬纂辑并疏解。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解。易水。易水发源于涿郡故安县阎乡西面的山中。熊会贞按：据《汉书·地理志》，有两处说到易水：在涿郡故安县条下说，阎乡是易水的发源地，向东流到范阳注入濡水；在中山国北新城县条下说，桑钦称易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大概阎乡在故安县以西，也就是北新城县的西北，两地本来相距很近；发源的水都以“易”命名，所以班固把它们分别记载下来。《水经》说易水发源于故安县阎乡西山，表面上像是依据《汉志》关于故安县的说法，实际上依据的是桑钦关于北新城县的说法，也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南易水。看《注》叙述南易水，说它出石虎冈东麓，这就是《经》所说的阎乡西山，明确把南易水的源头作为《经》所说易水的源头。又说南易水经过容城县故城南面，这对应《经》所说的“向东经过容城县南面”；并且说经过新城县北面，又引用桑钦关于易水出北新城县西北的说法来相互证明。因此，《经》所说的易水就是《注》所说的南易水，毫无疑问。《注》兼采《汉志》的两种说法，所以先叙述北易水经过故安县南面，以符合《汉志》关于故安县易水的记载；它说北易水经过容城县故城北面，明确表明不是经过容城县南面的那条易水。后来才转而按照《经》文叙述南 易水，费尽心思把两条易水的源流分辨清楚，于是它们的脉络便井然可辨了。大概《经》说易水发源于故安县，实际上并不是指《汉志》所说的故安县那条易水，因为《经》说经过容城县南面，没有说经过容城县北面。《经》以桑钦所说的北新城县易水为主，却又没有明说它经过北新城县；若不是郦道元加以剖析，几乎会让人茫然不解。易水发源于西山宽中谷。戴震说：按语：这是道元所说的北易水，今天称为中易水。向东流经五大夫城南面。杨守敬按：《太平寰宇记》说，五公城距易州以西三十里；再向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该城在今易州以西。过去北平侯王谭不肯顺从王莽的政令。“同”字，戴震改作“从”。杨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用时作“同”。王子兴生有五个儿子，一同躲避时乱，隐居在这座山中，所以他们的旧居，世人把它称为五大夫城，就是这里。潘岳文中原无“潘”字，赵一清、戴震也同样缺少；全祖望补入。杨守敬按：现存潘岳的文章已无法查考，但六朝文士中很少有名“岳”的，全祖望补“潘”字，应当是正确的。《赞》说：“五王在中，庞葛连续。”朱谋作“庞葛建绩”，《笺》说谢氏本作“庞葛连续”。戴震、赵一清改为“连续”。杨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连续”。易水又向东流，在左边与子庄溪水汇合。水从北面的子庄关流出。杨守敬按：今紫荆关在易州以西八十里，宋代称为金陂关，又名子庄关。有水从关南流，注入白涧，就是子庄溪水。向南流经五公城西面。杨守敬按：此城在五大夫城以东三十里，见上文，也在今易州以西。水曲折地流经该城南面。五公就是王兴的五个儿子。朱谋作“犹经”，全祖望校改，赵一清、戴震也改作“屈经”。光武即帝位后，把他们封为五侯：元才为北平侯，益才为安喜侯，显才为蒲阴侯。仲才为新市侯，季才为唐侯。朱谋在“唐”字上有“为”字，赵一清、戴震同样有，全祖望删去。杨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用《河北记》时没有“为”字。这就是所谓中山五王。戴震删去“之”字。民间又把这里作为五公的住所。《巵林》说：《汉书》中没有北平侯，只有王皇后的弟弟王谭，字子元，河平二年封为平阿侯，死后由儿子王仁继承。起初，王莽年幼丧父，平阿侯王谭多次称誉王莽；后来王莽被封为新都侯。王仁一向刚直，王莽畏惧他，便任命他为安汉公，逼迫王仁自杀，谥为刺侯，由儿子王述继承。按此看来，王谭也曾怜爱王莽；真正不同于王莽的是平阿侯王仁。王兴难道是王仁的同胞兄弟吗？查考《汉书》《后汉书》，王谭的诸子，在《董贤传》中有王去疾，哀帝时任侍中；有王闳，也见于《张步传》，任王莽时期的东郡太守；《隗嚣传》中有王向，任王莽时期的安定大尹；《马严传注》中有王仁的儿子王术，就是《王谭传》中的王述，任王莽时期的九江连率；《马援传》中有王仁的儿子王盘，拥有冯爵的封地和丰厚资财，《东观汉记》认为他是王述的儿子。

译这些人全都凭借同宗关系相互依恃，盘踞在王城附近，使那九族之人都低头顺服，如同四肢没有骨头；唯独王兴父子逃到北方边远之地，断绝了在新朝做官的念头，与山涧泉水共同清澈，任凭林间清风更加悠长。如果没有郦道元，这些事几乎就无人知道了。查《太平御览》，在卷一百六十二和一百九十二两次引用《河北记》说：易县有五公城，王谭不顺从王莽；王谭的儿子王兴生有五个儿子，避乱隐居在这里，世祖把他们一同封为侯，这就是所谓中山五侯。五公城以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水经注》大概就是引用了这段说法。如果这段话没有错误，那么王氏家族前后两代便有两个“五侯”家族了。全祖望说：周亮工已经怀疑此事，顾炎武更直接斥责其错误，顾炎武是正确的。王谭根本没有被封为北平侯，这是第一处错误；王谭死后，先后经过王商、王根掌权，王莽才开始执掌政权，怎么会有不顺从王莽之事，这是第二处错误；王仁已经横死，五个“才”字辈的儿子为什么唯独能够逃脱，这是第三处错误；汉人很少有双名，从王氏五代人的名字便可看出，而五个“才”字辈却都是双名，这是第四处错误；封国为什么不在中山国境内，这是第五处错误；安喜、蒲阴都是汉章帝改的地名，汉世祖却拿它们来命名爵位，这是第六处错误；班固、范晔、荀悦、袁宏都没有记载此事，却唯独见于《太平御览》所引《河北记》和这段《注》，这是第七处错误。杨守敬按：赵一清本已经收录全祖望的校语，但没有达到全刻本文字简练、意义详尽的程度，应该是有“五校”和“七校”的差异。林氏说近刻全祖望的本子全是伪作，不对。两座城都大约方圆一里。杨守敬按：这两座城指五大夫城和五公城。两城都在高冈土阜上。朱谋《笺》说：“罡”应当作“冈”。戴震改作“冈”。赵一清说：“罡”“冈”读音相同，可以通用；《注》的体例就是写作“罡”字。山势上部倾斜、下部方正。“邪”字，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改作“斜”。朱谋本中从“二城”以下的十八字误置在“后馆之于此”下面；这里原有“三十三字”，说两座城、山涧泉水、山高林茂、风烟轻薄、景物令人心情愉悦，方外之士还可以凭借旧居来畅游林木；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将两条文字互相调换。那里的水向东南流入易水。易水又向东流，在右边与女思谷水汇合。女思谷水发源于西南面的女思涧。熊会贞按：这条水在今易州西南五十里。向东北流，注入易水，那里叫三会口。易水又向东流，到达关门城西南面，这就是燕国长城的城门。熊会贞按：长城在今易州西南十里，后面叙述南易水时也多次说到长城，都是燕国的长城。易水与樊石山水汇合。水源从西面的广昌县樊石山流出。熊会贞按：广昌县详见《巨马水》篇。又按《辽史·地理志》，矾山县因山中出产白色矾石而得名，有矾山，位于今保安州东南一百二十里。矾山西南就是古代广昌县，大概就是《注》所指的山。但这座山在巨马河以北；樊石山水流入易水，则应当在巨马河以南。顾祖禹发现这点不合，便把矾石山看作涞水，也就是巨马河的上源。然而《注》自叙樊石山水，与巨马河没有关系。大概南北本来是一座山，而巨马河从山中发源，所以南北两面都称矾石山，这和《清水》《荡水》篇所说淇水东西都有黑山的情况相同。水向东流经覆釜山下，这座山无从考证。又向东流入易水。易水又向东流经燕国长城，又向东流经渐离城南面。熊会贞按：《太平寰宇记》说，高渐离城在易县以南十六里。在今易州以南。大概是太子丹曾让高渐离居住的地方。熊会贞按：高渐离是太子丹的门客，详见《史记·刺客列传》，《浊漳水注》中也有记载。易水又向东流经武阳城南面。朱谋本脱去“城”字，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补入，戴震也补入。熊会贞按：《地形志》说固安县有永阳城；“永”“武”音近。《元和郡县图志》说，武阳故城在易县以东七里，在今易州东南二十七里。武阳城的详细情况见下文。大概易水从宽中谷流出，经过武夫关向东流出；这里兼有武水的称呼，所以燕国的下都便有了武阳之名。易水左边得到濡水支流的旧河道。武阳大城，指的就是上文的武阳城；后文所说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才是确指这座城。东南小城，就是故安县的旧城。熊会贞按：两汉时故安县属涿郡，魏、晋、北魏时属范阳。《地形志》说固安县有固安城，可见县治曾经迁移。故城在今易州东南。汉文帝把丞相申屠嘉封在这里，作为侯国。赵一清说：《史记·功臣表》记载，文帝后三年封侯；熊会贞按：《汉书·功臣表》记载相同。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诱说，易水从故安城南面的外侧经过，向东流去。赵一清把“南”字移到“东”字下面，说今水流经城东南角；“城南”的“南”字应当移到“东”字下面。戴震在“南”字下面增加“城”字。杨守敬按：水向东南流，应该经过城的西南角；因此下文不能作为水向东南流的证据。戴震在“南”字下面增“城”字，也不对。我怀疑“外”字是衍文。这里应当是高诱《战国策注》的说法，今本脱文。这就是那条水。高诱是涿郡人。杨守敬按：今本《吕氏春秋序》题作“河东高诱撰”，是错误的。据《淮南子序》，高诱是由濮阳县令调任河东郡监的，这件事有明确史料可以证明。现在水流经城的东南角。后世又把易水称作故安河。武阳大概是燕昭王修筑的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至于傅逮，未详其人。《述游赋》说：“从北蓟出发。”杨守敬按：蓟县详见《圣水注》。“经过良乡。”杨守敬按：良乡县详见《圣水注》。“登上金台。”杨守敬按：金台详见下文。“眺望武阳，两座城广大空旷。”朱谋本把“廓”写作“郭”，《笺》说宋本作“廓”，戴震、赵一清据此改正。杨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廓”。旧日遗迹已经幽暗渺茫，大概说的就是这里。易水向东流出范阳县。向东流经范阳县南面，又向东流经容城县南面。

译易水流经范阳县故城北面。朱谋本“径”字下有“出”字，赵一清、戴震删去；朱本又在“城”字下增加“南”字。熊会贞按：删去“出”字是对的，但增加“南”字不对，应增加“北”字。大概《经》说易水向东流经范阳县南面，又向东流经容城县南面，实际指的是南易水。所以下文叙述南易水时说，它向东流经范阳县故城南面，又向东流经容城县故城南面。若说北易水，则它位于两县以北；下文说易水与各水相互包含、通称易水，向东流经容城县故城北面，这里也就应当先说它流经范阳县故城北面。大概《注》这里所说的范阳县故城，是《经》所指的那座故城，但这里的水却不是《经》所说的那条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没有看出这一点，因为《经》有“经过范阳县南面”的话，便在“故城”下增加“南”字，结果与郦道元的本意不合。又按《巨马水注》，巨马水向东南流经范阳县故城北面，易水在那里注入巨马水；这就是《注》所说的易水流经范阳故城北面，又向东与濡水汇合后注入巨马水，更能知道这里应作“北”，而不是“南”。两汉时范阳县属涿郡，魏、晋、北魏时属范阳。《地形志》说范阳县有范阳城，可见县治有迁徙；故城在今易州东南六十五里。秦朝末年，张耳、陈余为陈胜在燕、赵地区夺取土地，派蒯通去游说范阳县令。朱谋本把“命”字放在“赵”字上面，《笺》说：按《史记》应作“略地燕赵”，今本有一字倒置。戴震、赵一清把“命”字移到“赵”字下面。杨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命”，所以改动是对的。但考察《史记·陈余传》，是蒯通自己去游说范阳县令，并不是张耳、陈余派他去，怀疑“命”是“令”的讹字，应作“蒯通说范阳令”，这样“范阳先下”才相互衔接。“范阳先被攻下”，说的就是这件事。汉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投降的王代为侯国。赵一清说：按《史记·功臣表》，端侯代在景帝中元三年受封；《汉书·功臣表》作靖侯范代，“范”字是衍文。王莽时期称为通顺。赵一清、戴震依《汉书·地理志》改作顺阴。易水又向东流，与濡水汇合。濡水发源于故安县西北的穷独山南谷。朱谋本“出”字上脱去“水”字，赵一清、戴震补入。戴震说：这是道元所说的北濡水，今称北易水。杨守敬按：穷独山今名马头山，在易州西北三十里。濡水向东流，与源泉水汇合；源泉水发源于北溪。熊会贞按：今易州西北有安河，就是源泉水。源泉水向东南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向东南流经樊于期馆西面，这就是樊于期在这里把首级交给荆轲的地方。杨守敬按：《战国策》说，樊于期从秦国逃到燕国，太子丹想报秦仇；荆轲见樊于期说，希望得到将军的首级献给秦王，樊于期于是自刎。太子丹把樊于期的首级盛在匣中封好。《元和郡县图志》说，樊于期城在易县西十三里，是樊于期把首级交给荆轲的地方。《地形志》说陈留郡浚仪县有樊于期墓，似乎是附会。现在易州西南七里有樊馆山。濡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荆轲馆北面。过去燕太子丹采纳田生的意见。朱谋《笺》说：“生”字，宋本作“光”。赵一清说：按王楙《野客丛书》，古代也有只称单字“先生”的情况。例如叔孙通与弟子们共同制定朝廷礼仪，人们说“叔孙生真是圣人”；梅福说“叔孙先生并不是不忠”。再看《张释之传》《龚遂传》等，所谓“王生结袜”“公卿多次谈到邓先生”，都是这个意思。田光受到当时人的尊敬。《战国策》说，鞠武称“燕国有田光先生”。所以郦道元称田生。朱谋想把“生”改成“光”，大概没有理解这种称谓的意义。燕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这里。杨守敬按：《战国策》说，田光把荆轲推荐给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安排他住在上等馆舍。《太平寰宇记》说，荆卿城在易县西七里，周长二里。《九州要记》说，荆轲城北面临近濡水。两座馆舍所在的城。朱谋《笺》说：两座馆舍，是指樊于期和荆轲各自都有一座城。杨守敬按：《笺》的说法确实正确，但朱谋刻本把这一条放在前文“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下面，那时还谈不上“两座馆舍”。朱谋知道这一点却没有移动，戴震把它移到这里，是完全正确的。山涧曲折，泉水清澈，山势高耸，林木茂盛，风烟轻柔，景物令人心情愉悦；世外之士还可以凭借旧日居所，在林木间尽情游赏。朱谋《笺》说：“木”字一作“水”。赵一清说：按“木”字没有错误。又从“两馆”以下三十三字，朱谋本误置在前文“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之下；此处原有“二城并广一里许，俱在罡阜之上，上邪而下方”十八字，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把两条文字相互调换。濡水又向东流经武阳城西北。朱谋本“阳”字上有脱文，《笺》说孙潜怀疑脱去“范”字。赵一清补入“范”字，戴震补入“武”字。熊会贞按：戴震补“武”字是对的。武阳城的情况详见上文。过去有一道濡水支流从南面流入城中，经过柏冢西面。墓冢的围墙靠近城边。朱谋本把“柏”误作“相”，把“垣”字写成缺字，赵一清同样如此，戴震改正。杨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柳佥校本作“柏”，作“垣”。这里就是水塘。四周是墓地，面积深广，看起来像一座城。水塘旁有几座高大壮观的陵墓，远看像青丘；询问老人，查访史籍，都没有文字证据。若按个人推测，应当是燕国都城以前的旧墓；有人说是燕国的墓地，这不对。杨守敬按：郦道元的意思是，史籍没有文字可以证明，所以认为不是燕国的墓地。濡水旧河道从这里向南流出，曲折后转向东，又分成两条河道。

译朱谋本在这里衍有“有一水东注金台陂”七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其中一条河道经过故安城西面。杨守敬按：就是上文所说的故安故城。水沿城南流入易水，水塘两侧地势高峻，岸壁深邃高陡；左右相距一百步，有两座钓台。朱谋本脱去“有”字，并把“二”误作“一”；赵一清根据《名胜志》引文增改，戴震也增改。两台高低错落、交相对峙，彼此相隔遥远而能相望，成为更加美好的景观。其中一条水向东流，注入金台陂。朱谋本没有“注”字，赵一清本也没有，戴震补入。“陂”字，朱谋本没有重复，赵一清本同，戴震补入。陂东西六、七十步，南北五十步。朱谋本“南”字下有“有金”二字，《笺》认为这两个字可能是衍文。按《太平御览》引《水经注》说，金台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赵一清沿用朱本，只删去“有金”二字；戴震也删去，并把上句依《太平御览》改作六、七里，下句却作五里。杨守敬按：黄本也作“五十步”，戴震因牵连上句而改作五里，是错误的。金台陂在今易州东南。陂西北侧有一座钓台，高一丈多。朱谋《笺》说：《太平御览》引作高十丈。赵一清作“高十余丈”，其中“余”字是衍文。杨守敬按：钓台似乎不可能高十丈；但按方圆四十步来推算，高度应当不止一丈多，怀疑《太平御览》的记载是对的。台基方圆约四十步。金台陂北面十多步有金台，金台详见下文。台上东西约八十步，南北大概稍短。赵一清把“如减”改作“如加”，说《太平御览》引文作“加”，黄本也作“加”字；全祖望同样改作“加”。杨守敬按：“如减”是说大约稍短；若作“加”，便无法解释。金台高十多丈。戴震删去这四个字，认为是重复的衍文。杨守敬按：戴震认为下文有“并高数丈”的话，所以把这里的“高十余丈”看作衍文。但他不知道下文所说的“并”，指的是小金台、兰马台。金台最为著名，怎么会不特别说明它的高度？《太平御览》引文也有这四个字，戴震删去，是错误的。过去慕容垂逃奔到范阳，驻守此处，这就是这座台。朱谋本没有“也”字，依据《太平御览》补入。他想图谋返回上京，却被行旅阻滞，仓促之间不能如愿。这十六个字，各本都误置到下文“可得而寻”以下。杨守敬按：宋本《太平御览》引《水经注》时，“可得而寻”下面直接接“访诸耆旧”，没有这十六字横插其中；鲍本也没有，现移到这里。考察明本《十六国春秋》，慕容评谋划诛杀慕容垂，慕容垂换上便服逃出邺城，准备前往龙城；到邯郸时，他的小儿子慕容麟一向不受慕容垂宠爱，逃回去报告情况，慕容垂身边的人多有逃叛。世子命令慕容强断后，慕容强不敢逼近。慕容垂于是遣散骑从以消除踪迹，沿南山行进，又返回邺城，藏在赵国的显原陵，后来才向西奔逃。这就是《注》文所说的“上京”，指的是龙城。郦道元概括这些话，和事情的经过很相合。有人据此认为明本《十六国春秋》全是明人伪作，这不对。戴震把“昔慕容垂……”直到这一条移到前文“王莽之顺阴也”下面，又删去“台也”二字，把“心”改作“中”，并认为上下文有脱文。他不知道《水经注》和《太平御览》都围绕“台”字叙述；戴震删去“台”字并移到前面，就失去了意义。其他各家在这里纷纷争论，都只是胡言乱语。对于出行的人来说，仓促之间不能遂心如意。“于行旅，造次不获遂心”这十六个字，各种版本都误抄到了下文“可得而寻下”之后。守敬按：宋刻本《御览》引用《水经注》时，“可得而寻下，直接访诸耆旧”之间没有这十六个字横插其中。鲍刻本也没有，现将它移到这里。考察明刻本《十六国春秋》：慕容评谋划诛杀慕容垂，[一〇]慕容垂改换服装逃出邺城，将要奔赴龙城，到了邯郸。慕容垂的小儿子慕容麟一向不受慕容垂宠爱，便逃回去，把情况告知慕容评，慕容垂的左右亲信大多逃亡叛离。慕容评向慕容暐报告，派西平公慕容强率领精锐骑兵追赶慕容垂，在范阳追上。世子命令慕容强断后，慕容强不敢逼近。慕容垂于是遣散骑兵，消除踪迹，沿着南山行走，又返回邺城，藏身于赵地的显原陵，后来才向西逃奔。这就是《水经注》文字中所说的“上京”，指的是龙城。郦道元把相关言辞加以概括，和事情的实际情况很相合。根据这一点，有人便说明刻本《十六国春秋》全是明代人的伪作，这种说法不对。戴氏把“昔慕容垂云云”以及这一条移到了前面“王莽之顺阴也”之下，又删去“台也”二字，把“心”改作“中”，还说上下文有脱文。他不知道《水经注》和《御览》都确实写作“台”字并以此为言；戴氏删去“台”字又移到前文，便没有意义了。其他各家在这里纷纷争论，全都是梦呓般的说法。北面有小金台。朱谋本脱去这五个字，赵一清补入，并说：《太平御览》引文作“北有小金台，台北有兰马台”，现今补正。熊会贞按：《太平寰宇记》引用《水经注》说，小金台北面有兰马台，也能证明《注》原有这五个字。小金台在易县东南十五里，是燕昭王建造的，就是郭隗台。台北面有兰马台。熊会贞按：《太平寰宇记》说，兰马台在易县东南十五里。两台都高数丈，秀美高峻，相互对峙，像鸟翼一样分列在台的左右；水流经其中，长廊和宽大的屋宇环绕水浦，周围的建筑都沿着水边分布。朱谋本作“周施浦渚”，《笺》说按《太平御览》作“周旋被浦”，宋本也作“周旋被浦”；戴震、赵一清从宋本。杨守敬按：宋本《太平御览》作“被”。屋栋墙壁全都坍塌，柱础还保存着，凭这些遗迹仍可寻见建筑的基础结构。访问当地老人，他们都说昭王以礼对待宾客，广泛招纳方士；像郭隗、乐毅一类，邹衍、剧辛一类，以及游宦游说的人，从远方赶来的人很多。杨守敬按：《战国策》说，昭王为郭隗建造宫室并拜他为师；乐毅从魏国前往，邹衍从齐国前往，剧辛从赵国前往，士人争相聚集到燕国。燕昭王不想让诸侯的宾客窥伺燕国，所以修建下都，在南边修建馆舍供他们居住。杨守敬按：上文说武阳城是燕国的下都。《太平寰宇记》说，武阳故城就是燕国的南部边境。意思是燕昭王先在这里创建基业，太子丹后来继承并仿效，所以即使雕饰的墙壁和残破的馆舍已经毁坏，仍然流传着刻字的石碑。朱谋本作“刻名之石”，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为“镌刻之石”。虽然没有经典记载可以凭据，考察这些古迹，似乎与历来传说相符。朱谋本脱去“宿”字，《笺》说《太平御览》作“似符宿传矣”，赵一清、戴震补入。赵一清说：蔡梦弼《草堂诗笺》引《春秋后语》说，燕昭王问：“怎样才能得到贤士来报齐国之仇？”郭隗说：“大王如果能在碣石山前筑台，尊奉我为老师，天下贤士一定会自己前来。”

译昭王便依照他的话建台，用金玉装饰台，号称黄金台。《述异记》说，台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上谷图经》说，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两种说法不同。周密《齐东野语》说，世人多认为燕台是昭王所建，而王隐认为是燕太子丹所建，为什么呢？后来他看到《水经注》说，固安县有黄金台，旧传昭王以礼招待贤人，广泛招纳方士，所以修建下都，在南边修建馆舍；燕昭王在前面创建，太子丹在后面继承。由此可知，王隐认为是燕丹所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朱彝尊《日下旧闻》说：按隋代《上谷图经》和郦道元《水经注》，金台明确在易州。京师的旧迹，传说是后人修筑的。但从六朝到今天，它一直见于典籍，也出现在诗歌吟咏中，应当两种说法并存而不废弃。《巵林》说：《文选注》引用《上谷图经》说，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把千金放在台上，用来招纳天下士人。又据王隐《晋书》，段匹磾讨伐石勒，进军驻扎在故安县旧太子丹黄金台。据此看来，金台大概有两座。郦道元说长廊沿水浦分布，闲置的馆舍连接着都城；燕昭王在前面创建，太子丹在后面继承。那么，曲折的台榭铺陈着黄金，勇猛的臣子全部聚集，高台上储藏着珍宝，贤才像骏马的遗骨一样先后来到，难道也是燕昭王为子孙留下谋略、太子丹继承祖先事业吗？一清按：《一统志》说，现在都城、定兴、安肃都有黄金台，只有易州的黄金台有文献依据，其余都是后人所建。杨守敬按：《地形志》说固安县有金台。《太平寰宇记》又说，金台在易县东南三十里，是燕昭王建造的，在台上放置黄金来招纳贤士；又有西金台，民间把这里称为东金台。还说西金台在县东南六十里，就是燕王用黄金招纳贤士的地方。这样看来，不仅昭王和太子丹的台有两座，燕昭王的台也有两座。难道其中一座本来是太子丹台，后来乐史笼统地把它归给燕昭王吗？濡水从堰处分出后又向东流，经过紫池堡西面，曲折后转向北流。又有浑塘沟水注入濡水。浑塘沟水发源于遒县以西。朱谋《笺》说：《汉书·地理志》作“遒”，全祖望、赵一清改作另一字，以下同；这是古代“遒”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里、六年〕 浑塘沟水发源于白马山南麓的溪流中。熊会贞按：《太平寰宇记》说，白马山在易县北十八里。《郡国志》说，周代时很多人在白马山学道，唐天宝六年奉诏改名为燕丹山。《辽史·地理志》说，易州有白马山。此山在今易州北面，正好位于古遒县以西，所以《注》说浑塘沟水发源于遒县西面。水向东南流入濡水。濡水又向东流到塞口，这里是古代堆石筑堰、拦水的地方。濡水过去分出一条支流向南，流入城东的大陂。熊会贞按：这里的城似乎指上文的遒县，但遒县在濡水北面；这里说濡水分支向南流入城东的陂，说明城在濡水南面。考察其位置，应在故安故城以东，城名上面大概脱去“故安”二字。陂方圆四里，现在已经没有水。陂中有泉水，深而不流，位于池塘北岸，民间称为圣女泉。熊会贞按：今易州北五里有圣女山，山下有圣女泉；这里所说的泉在州城东南。濡水又向东流，汇入白杨水口。白杨水发源于遒县西山白杨岭下。朱谋本脱去“下”字，并在“县”字下多出“之”字，戴震、赵一清同样增删。熊会贞按：白杨岭在今易州西北四十里，民间讹称为白羊。水向东南流入濡水。当时人称它为虎眼泉。濡水向东与檀山水汇合。戴震删去“山”字。檀山水发源于遒县西北、檀山西南。熊会贞按：檀山在今涞水县西北三十里，它的南面是乐平山，是檀山的支峰，有遒栏河从那里发源，就是檀山水。水向南流，与石泉水汇合。赵一清删去“南”字。石泉水发源于石泉固东南角，水面宽二十多步，深三丈。石泉固处在群山之中、平川之内，四周有山涧环绕，阻隔水流，宽八丈有余；石头高五丈，石上赤土又高一匹；山壁直立向上。朱谋本“一”字下衍“丈”字，把“匹”误作“四”，把“立直”误作“直立”。戴震、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和柳佥校抄本删改，并说《说文》称“匹”为四丈，《小尔雅》称加倍两端为“匹”。杨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一匹”和“立直”。山口宽四十五步。水流不能环绕的地方，道路狭窄得车轮无法通过，只能通行人和马，称为石泉固。杨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石泉故城在涞水县西北三十里；唐代涞水县就是今天的县治。石泉固上面过去有白杨寺，是祭祀白杨山神的寺院。寺旁林木交错成荫，密集的树枝遮蔽了景色。僧人释法澄在山上建立佛寺，使这里更加成为幽思玄想的佳胜之处。朱谋本把“玄”误作“亥”，《笺》说应作“玄”，戴震、赵一清改正。水向南流，注入檀水，所以民间有“并沟”的称呼。赵一清依据黄本改作“焉”，戴震也作“焉”。这条水又向东南流经故安县北面，然后向南注入濡水。又向东南流，在容城县——容城县详见后文——西北、大利亭东南与易水汇合，再注入巨马水。熊会贞按：《魏志·孙礼传》说，孙礼是涿郡容城县人，被封为大利亭侯，就是这里；《巨马水》篇也有记载。正如《地理志》所说：故安县阎乡是易水的发源地，易水流到范阳后注入濡水。阚骃也这样说；他又说濡水与渠水汇合。杨守敬按：这里大概是阚骃的说法。《汉书·地理志》则说，濡水流到范阳后注入涞水。

译许慎说：“濡水流入涞水。”句号。涞水、渠水。黄本把“渠”字讹作“深深渠”，朱谋本也相同。《笺》说：许慎《说文解字》说，濡水发源于涿郡故安县，向东流入漆涑。杨守敬按：《说文解字》原本作“入涞”，与《汉书·地理志》相同；传抄时误作“入涑”。校订者知道有误，便把“涞”字注在旁边，后来旁注混入正文，又把“涞”误作“漆”，于是形成今本《说文》的错误。郦道元所看到的《说文》版本作“涞”，传抄者又误作“深”，连下句的“涞”字也误作“深”，赵一清于是连读为“深深渠”，并举《泲水》篇的源源水、《沁水》篇的骉骉水、《泗水》篇的涓涓水、《获水》篇的净净沟为例。不曾想到，他举的这些都是溪涧小水，是当地俗称。濡水流入涞水，《汉书·地理志》已经说得很清楚，古今都没有“深深渠”这个名称。全祖望也误作“深深渠”；戴震把两个“深”字都改为“涞”，把上面的“涞”字断句归入上句，把下面的“涞渠”二字归入下句，界限清楚而恰当，顿时恢复了原貌。可惜刻印赵一清、全祖望著作的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两条水同名，都是巨马水的别名。戴震说：按《巨马河注》，这里就是涞水。又说，也称为渠水。因此这里说“涞渠”是两个名称，即巨马水的不同名称。不过，这两条水都发源于同一个乡，最后一同流入濡水。各本在“濡水”下面都有“南濡”二字，并把它们归入下文读。戴氏说：考察“南濡”见于《滱水注》中，南易水、南濡水都流入滱水；而杜预说濡水流入易水，大概是因为下游已经合流，所以可以互相包含而通称。北易水可以说流入北濡水，南易水可以说流入南濡水，所以说“两条易水都发源于同一个乡，一同流入濡水”，这里的“濡水”就是南濡水。如果把“南濡北易”连起来读，文意就无法通顺了。守敬按：戴氏说北易水流入北濡水、南易水流入南濡水，确实正确。但说“同入濡水南濡”，文辞不通。考察《水经注》原文，只有“同入濡水”四字，大概是合说南、北两条濡水。浅陋的人见下文有“北濡”而没有“南濡”，于是把“南濡”二字窜入，并归入下文“北易”。却不知道《滱水注》叙述南濡水而不称“南濡”，是因为没有北濡水与它相对举，所以直接称为濡水；实际上说的都是南濡水。由此可见，南濡水在《滱水注》中已经详细说明，本篇无须再特别标明。戴氏把“南濡”二字归入上文，文意也不通，现在删去。“北易水流到涿郡范阳县，与北濡水汇合，又一同以散乱的水流流入涞水。”朱氏《笺》说：古本作“乱流入沫”，怀疑“沫”字应作“涑”字。《说文解字》可以作为依据。吴本改作“入涞”，守敬按：吴本改为“涞”是正确的。北易水与北濡水汇合后流入涞水，就是上文所说的涞水向东南与《水经注》所称的巨马水汇合。可是赵氏引用《一统志》说，方顺河在完县发源，名称叫祁水，就是古代的濡水。《元和郡县图志》说，濡水在北平县西五里。古代濡水有两条，方顺河是南濡水；北濡水就是北易水，其下游是定兴县的沙河。由此可知，郦道元这段注有错误。南濡水与蒲苏等水汇合，合流成为雹河，哪里会到范阳县与涞水汇合呢？会贞按：郦氏说北易水到范阳县与北濡水汇合后流入涞水，并没有说南濡水流入涞水。考察《滱水注》，其中叙述南濡水流入博水，又引用杜预的话说濡水流入易水，何曾有南濡水流入涞水的说法？赵氏把上文的南濡水和北易水连读，正是戴氏所谓文意不通之处。赵氏受驳文迷惑，又没有通盘考核郦氏的注文，便贸然下结论，实在疏漏。这样看来，易水和各条水流可以互相包含而通称。向东流经容城县故城北。全祖望认为“东”字上面还应补“巨马水”四字，赵氏依此补入。守敬按：不对。《注》明明说易水和各水互相包含而通称，那么下文即使写作巨马水，也仍然就是易水。浑浊的水涛向东流去，到勃海郡平舒县与易水汇合。戴氏说：考察道元的叙述，北易水先与北濡水汇合而流入涞水，和涞水一同流经容城，到平舒县与南易水汇合；以下叙述的就是南易水的源流。不过南、北两条易水混在一起叙述，几乎无法分辨；如果不追寻头绪，竟像是文字讹误，所以附带加以解释。守敬按：戴氏这番说明用心周密，如同解开乱丝，这才知道那些只寻章摘句的人，还没有资格探问郦道元著书的门径。会贞按：这里说的是东平舒县。两汉时东平舒县属勃海郡，到了北魏的平舒县，则属章武郡。道元不举北魏当时的郡名，而举汉代郡名，和上文称涿郡范阳一样，足以证明他的用意在于保存古制，所以不表述当时的制度。阚骃说：涿郡西部边界有代郡的易水，而这条水……戴氏说：考察这里指的是南易水。它发源于代郡广昌县，县的情况详见《巨马河注》；向东南流经郎山，山的情况详见《滱水注》；又向东北流到燕王仙台以东。会贞按：《一统志》说，燕昭王台在涿州西南五十里，也称仙台。下文引用《注》的文字有误。这里的仙台在今易州西南。台有三座山峰，非常高峻，腾云峰高耸在峰顶，高霞岭像翅膀一样展开，山谷幽深险峻。烟气笼罩，雾气弥漫。当地老人说这是燕昭王求仙的地方。朱氏本在这里以下有“其东谓之石虎罡”七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相同。守敬按：这与下文重复，现在删去。范晔《后汉书》说：中山简王刘焉下葬时……朱氏本脱“焉”字，赵氏本相同，戴氏增补。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焉”字。为他厚葬，采集涿郡山中的石头修筑坟墓。守敬按：范晔《后汉书》说，中山简王去世后，诏令加重礼制，大规模修建坟茔，开辟神道，役使一万多人；征发常山、巨鹿、涿郡的柏木、黄肠木和各种杂木。并没有“采山石”等话，这段应当是另一种《后汉书》的文字，传抄者误认为是范晔《后汉书》。 《寰宇记》引用《隋图经》说，中山有汉中山简王陵。陵墓隧道、碑刻和石兽，都出自这座山，称作石虎山。戴氏、赵氏删去“谓之石虎山”以及下面的“山”字。守敬按：不对，应删去上文的“石虎山”，保留这里的六个字“谓之石虎山”。山中有两只遗留下来的石虎，后人因此给山冈命名。

译石虎冈的东麓，就是泉水的源头。守敬按：《寰宇记》说，南易水发源于易县西南的石兽冈。唐代避讳“虎”字而改称“兽”。乐史沿用旧文，石兽冈在今易州以西六十里。《水经》所说的“阎乡西山”，朱氏本把“西”误作“曲”，又脱去“山”字；朱氏《笺》说，《水经》原文应作“关乡西山”。赵氏、戴氏改正并补入。水向东流，有毖水从南面汇入，浑浊的水流一同奔注，民间称它为雹河。会贞按：《金史·地理志》说，遂城县有鲍河；“雹”“鲍”是同音转写。司马彪《郡国志》说，雹水发源于故安县。故安县详见前文。汉世祖命耿况攻打故安县西山的贼寇耐蠡，在符雹上游十余营，全部击破。全祖望说，范晔《后汉书》记载这是耿况的儿子耿弇。守敬按：耿弇攻打故安县西山的贼寇，十余营都被击破，见于范晔《后汉书》；但书中没有“吴耐蠡符雹上”六字，这也应是另一种《后汉书》的文字。说的就是这条水。易水又向东流，经过孔山北面。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孔山在易县西南四十五里；在今易州西南五十里。山下有钟乳洞，洞中出产上好的钟乳石，采集的人用▯火寻沙。戴氏改作“篝火寻沙”。会贞按：《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文作“构”，与“▯”字形相近，所以“▯”字是原字。朱氏本作“火寻路”，全祖望本相同；朱氏《笺》说，古本作“炒”，谢氏说一作“沙”。汝澄说，作“沙”的本子正确。说“沙”，是因为它夹杂着土石；出了洞穴，去掉土和石，就成为钟乳石了。戴氏、赵氏改作“沙”。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沙”。进入洞穴约一里，渡过一条水流，水在地下潜行并汇流，深度可以涉水通过。洞中许多洞穴奇异地分开，使进出的人疑惑迷失，不知道通向哪里。每逢道路可疑之处，必定刻有记号。返回的人于是寻找这些孔洞，才能自行走出去。山上还有一个大孔，开阔通达，洞口豁然敞开。朱氏本把“豁”作“壑”，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书钞》引文作“溪”。所以以孔山命名。《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用《隋图经》说，孔山有孔，内外贯通，所以得名；这可以作为“豁达洞开”的证明。但《寰宇记》把它作为《水经注》的文字引用，是错误的。这条水又向东流，经过西故安城南面，也就是阎乡城。朱氏本作“其所”，误；朱氏《笺》说谢氏本作“南”。戴氏、赵氏据此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南即”。《渭水注》中有西武功，褚先生认为它是扶风西部边界的小邑，是武功县的别城，并不是武功县城本身。这里把阎乡城称为西故安城，大概也说明它是故安县的别城。水流经过送荆陉北面。朱氏本把“送”误作“径”，赵氏依据黄本改正，戴氏也改同。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二、《寰宇记》都引用《九州记》说，送荆陉在易县西南三十里，是荆轲进入秦国的道路。当地老人说，燕太子丹曾在这里为荆轲饯行，因此得名。年代久远，详情已经无法考知。但遗留下来的名称和旧日传说，不能不加以解释，希望能够扩大后人听闻传说的范围。易水又向东流，曲折地经过长城西面。守敬按：《一统志》说，长城是战国时期燕、赵两国的分界处，在今安肃县西北二十五里；当地至今还叫长城口，向东连接故新安县西北的三台城，断断续续延伸，形势像山冈土阜。水又向东流，向南经过武遂县南面。赵氏、戴氏把“遂”改作“隧”，下文同。守敬按：这座武遂县不见于《地形志》，《地形志》只说新昌县为永熙二年设置。《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也都说北魏永熙二年设置新昌县。隋代改名为遂城县，却没有说此前已有武遂县。但《隋书·地理志》说，遂城县旧名武遂；所谓“旧”，指的就是北魏时期。这可以作为《水经注》称武遂县的确切证据。大概魏代先设置武遂县，到永熙二年才改为新昌。《地形志》《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只是省略了它的沿革源头。在今安肃县西二十五里的新城县北面。守敬按：后魏的新城县就是旧北新城县，县的情况详见《滱水注》。《史记》说，赵国将领李牧攻打燕国，夺取了武遂、方城。守敬按：方城详见《巨马河》篇。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见《赵世家》和《李牧传》。民间又把这条水称作武遂津。朱氏本脱“是”字，赵氏根据《名胜志》校补，戴氏也补入。守敬按：《资治通鉴》卷九十六说，燕军进攻并攻破武遂津，就是这里。渡口北面正对着长城门，称为汾门。朱氏本把“汾”作“分”，赵氏、戴氏改正。《史记·赵世家》说：赵孝成王十九年，赵国和燕国交换土地。朱氏本脱“王”“土”二字，赵氏根据《史记》校补，戴氏也补入。赵国把龙兑、汾门交给燕国。赵氏说：按《正义》，邢子励《赵记》说，龙山有四个山麓，各有一个洞穴，大得像车轮；春风从东面洞穴吹出，秋风从西面吹出，夏风从南面吹出，冬风从北面吹出，大概说的就是龙兑。守敬按：《文选》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的“振威龙蜕”注引用《汉书》说，王荼反叛，郦商以将军身份跟随攻打王荼，在龙蜕交战。《郦商传》……

译《郦商传》作“龙蜕”，下文说攻破王荼军队，易县。颜师古说，就是今天的易县。因此龙蜕应当就在易县附近。燕国把葛城、武阳交给赵国，就是这里。葛城详见《滱水注》，武阳详见前文。这里也称为汾水门。朱氏本作“分门门”，朱氏《笺》说，“分门”二字恐怕有误；根据《郡国志》，北新城县有汾水门。戴氏、赵氏据此改正。又称为梁门。会贞按：《寰宇记》说，静戎军原来是易州的宥戎镇，周代为梁门口寨，在州东南九十里。《一统志》认为就是今天的安肃县治。根据《水经注》说梁门在武遂津北面，那么它应在安肃以西；而且梁门在易水北面，安肃在易水南面，所以周代的寨只是取梁门为名，并不是古代的梁门本身。易水向东分出，形成梁门陂。会贞按：《地形志》说范阳县有梁门陂。易水又向东流，梁门陂的水注入它。这条水在梁门承接易水，向东流入长城，向东北流入陂中。陂水向北连接范阳陂；范阳陂在范阳城西十里，方圆十五里，民间也称它为盐台陂。会贞按：《一统志》引用旧志说，定兴县西五十里、阎台以西有狼儿淀，地势低洼，郎山的水流汇入其中。大概就是盐台陂，“阎台”是“盐台”的讹写。陂水向南通往梁门淀，也就是梁门陂，方圆三里。淀水向东南流出长城，注入易水。朱氏本脱“城”字，赵氏根据孙潜校本补入，戴氏也补入。朱氏《笺》又说，“易”字宋本作“易水”。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没有“水”字，全书这种情况很多，注文用字并没有固定规则。它称作范水。会贞按：《一统志》引用旧志说，阎台还有鸡爪河，水从平地涌出，出水处三五不等，分流形状像鸡爪，环绕阎台，经过安肃，流入雹河；大概就是盐台陂水向南通梁门、被称作范水的那一段。易水从这里以下又有“范水”的通称，再向东经过范阳县，县的情况详见前文；从范阳县故城南面流过，就是应劭所说的“范水之阳”。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记范阳县，颜师古注也引用了应劭的说法。易水又向东流经樊舆县故城北面。朱氏本没有“东”字，赵氏本相同，戴氏补入。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的儿子刘条为侯国之主。赵氏说：《汉表》作刘修，修有“条”的读音。守敬按：这里依据《史表》。王莽改名为握符。《地理风俗记》说：北新城县，县的情况详见《滱水注》；向东二十里有樊舆亭，就是原来的县。朱氏本“故县也”之前多了一个“有”字，戴氏、赵氏删去。守敬按：汉代该县属涿郡，东汉时废除。《地形志》说，晋代恢复设置，属高阳郡，后来又废除。太和年间再次改名为扶舆，仍属高阳郡。在今清苑县东北。易水又向东流经容城县故城南面。朱氏本没有“又”字，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氏补入。守敬按：西汉时该县属涿郡，东汉时废除，晋代恢复，属范阳郡。《地形志》记载后来又废除，太和年间恢复，仍属范阳郡。在今容城县西北。汉高帝八年，封赵国将领夜为侯。朱氏本把“八”作“六”，赵氏、戴氏本相同。守敬按：《史记》和《汉表》都作八年，现据此订正。封赵将夜于深泽。赵氏说：按《索隐》，深泽是县名，属中山国。这就是《地理志》中山国的深泽县，王莽时改名为翼和。但《水经注》说容城是涿郡的属县，王莽把它改名为深泽。郦道元竟把两个郡、国的深泽县合为一个，是错误的。涿郡有南深泽县，《水经注》没有说它是侯国。《寰宇记》在深泽县条下说有南深泽城，《郡国县道记》说它在县东南二十五里。从城名来看，这是涿郡的属县；按它距离中山国的里数较近来看，又像是中山国的属县。《方舆纪要》在深泽县条下说，南深泽城在县东南五十七里。《十道志》说，汉代设置深泽县，属中山国，今天的县治就是那里；又在滹沱河以南设置南深泽县，属涿郡，这座城就是南深泽城。东汉废除深泽县，而南深泽县仍然存在。两县山川土地相邻，赵国侯爵的封邑应当在这里，总之不可能是新莽改容城县名称后所称的深泽。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投降的王…… 把匈奴投降的王唯徐卢封在容城，设置为侯国。朱氏本作“唯”，《笺》说：旧本作某字。《汉书·功臣表》作某字，《注》说读音为“怛”。由此看来，郦道元是依据《汉书》的。现在吴本改作“黥”，错误。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原缺字形。于是成为侯国。王莽改名为深泽。戴氏在“泽”字下面增“也”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易水又向东流，〔缺字〕水注入其中。朱氏本把〔缺字〕误作“渥”，下文同。赵氏改为“泥”，说：《寰宇记》引文作“泥”，下文“大泥淀”“小泥淀”也都作“泥”；“泥”是〔缺字〕字的省写，字形与“渥”相似。戴氏也改同。守敬按：〔缺字〕水早已湮没。《方舆纪要》说，长流河在新安县西南五里；其上游〔缺字〕就是易水的鲍河，经过安肃、容城县流入县境，又向东南到雄县，流入瓦济河，有人认为这就是渥水旧日的河道。但这里的注文说〔缺字〕水的下游流入易水，并不是说它的上游就是易水；古代〔缺字〕水承接两座陂，因此不能把长流河当作它。〔缺字〕水在容城县东南承接两座陂，称为大〔缺字〕淀、小〔缺字〕淀；水向南流入易水，称为〔缺字〕洞口。朱氏本把“洞”误作“同”，赵氏说《寰宇记》《晏元献公类要》所引都作“泥洞口”，全祖望、戴震也改同。水边有浑〔缺字〕城。朱氏本作“浑渥城”。赵氏说应作“浑泥城”。金泰和四年，把浑渥城改为渥城县，这与隋代人误置毛州的情况正相同。守敬按：《寰宇记》说，浑泥城在旧容城县南四十里；汉景帝时改为亚谷城，封东胡投降的王卢它之为亚谷侯，就是此城。这里是旧新安县的县治。易水经过它的南面，向东与滱水汇合。守敬按：《滱水注》说，滱水向东北流经河陵之后，才流入易水，在今任丘县东北。这里说易水与滱水汇合是在经过浑〔缺字〕城之后、易京之前，则应在今任丘县西北，两处记载不合，应当以本篇为正确。因此桑钦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

译向东流入滱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北新城县条下记载此事。从这里以下，滱水和易水互相承受对方的名称而通称。全祖望说：考察桑钦的话，与《汉书·地理志》大相参错。应是滱水流入易水，而不是易水流入滱水；流入滱水的只是支流。郦道元大概是用“互相承受而通称”来调和两种说法。一清说：《汉书·地理志》记涿郡中水县，应劭说该县位于易水、滱水之间，所以叫中水。郦氏的说法本于此。会贞按：《水经》所说的滱水流入易水，是滱水流入南易水；《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易水流入滱水，是南易水流入滱水，并没有什么支流流入滱水。而且《汉书·地理志》把滱水作为正流，说易水流入滱水，滱水流入大河；《水经》把易水作为正流，说滱水流入易水，易水流入海。这本来就是互相承受而通称的常例，所以郦氏这样说。全氏认为这是调和之辞，并不对；至于赵氏引用应劭的说法，认为是郦氏说法的依据，则全氏没有理解《注》的旨意，也没有必要再详加辨析。易水又向东流，经过易京南面。东汉末年，公孙瓒在蓟城下杀害刘虞。当时有童谣说：“燕国南部边缘，赵国北部边界，只有这里可以避开乱世。”公孙瓒认为说的就是易地，所以从蓟城迁到易水边，称为易京。守敬按：从“自公孙瓒”到这里，见《后汉书·公孙瓒传》。易京城在易城以西四五里。守敬按：《地形志》说易县有易京；《通典》《寰宇记》都说易京在归义县南十八里。在今雄县西北。后赵建武四年，石虎从辽西向南到达易京，认为京城的城障坚固，直到固地，命令两万人把它拆毁。守敬按：《晋书·石季龙载记》说，石虎平定辽西后，很快从令支经过易京，嫌它坚固而毁掉，并没有记得这样详细。如今城墙已经夷平。朱氏本把“城”误作“地”，赵氏说应作“城”，戴氏改同。楼台的基址还保存着，仍有一匹多高。朱氏《笺》说：《小尔雅》说，两丈为一两，两个“两”加倍为一匹；这就是说四丈为一匹。基址上有一口井，世人称为易京楼，就是公孙瓒当年筑堡据守的地方。赵氏、戴氏把“堡”改作“保”。守敬按：《后汉书·公孙瓒传》说，他大力修建营垒，楼观有几十座；又说保守易京。《三国志·公孙瓒传》说，公孙瓒的军队多次失败，于是退回易京固守，挖掘十重壕沟，在壕沟里面筑京城，城墙都高五六丈，并在上面修筑楼台；中间的壕沟筑成京城，特别加高到十丈，公孙瓒自己住在那里。所以这是公孙瓒所说的楼。他给儿子的信说：“袁氏进攻时，情势如同鬼神，冲车和云梯在楼上飞舞，鼓角声在地中响起。”守敬按：从“故瓒”到这里也是《后汉书·公孙瓒传》的文字。这就是那座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丈、一匹〕 易水又向东流，经过易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涿郡，东汉属河间国，魏代沿袭，晋代改名为易城县，属河间郡，后魏恢复称易县，属高阳郡。在今雄县西北十五里。从前燕文公迁都到易地，就是这座城。会贞按：《史记·燕世家·集解》说，《世本》记载桓侯迁到临易，宋忠说就是今天河间的易县。《括地志》沿袭这一说法，与这里不同。阚骃称，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时，与知情的宾客一道在易水边为他饯行。朱氏本在“祖道”下多出十七字，朱氏《笺》说谢兆申指出，宋本没有“燕太子称”以下十三字，应当删去；全祖望连“于易水上”四字也删去。赵氏不删，却把“燕太子”改作《燕丹子》，以《燕丹子》载有“风萧萧”的歌为依据，戴氏同意。守敬按：郦氏引用书籍，有时删节，不会重复。若按赵氏校订，就会重复“与知谋者”和“于易水上”两语，不合郦氏引用书籍的体例，而且阚骃的话还没有引用完。“风萧萧”的歌见于《战国策》《史记》；即使最早见于《燕丹子》，阚氏也可以引用它。现在依全祖望本删去。大家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荆轲起身举杯祝寿，唱道：“风声萧萧啊易水寒冷，壮士一去啊再也不回来！” 高渐离敲击筑，宋如意伴着歌声唱和。朱氏本没有“高”字，朱氏《笺》说宋本作“高渐离”，戴氏、赵氏补入。朱氏本把“和”误作“知”，戴氏改正，赵氏据黄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和”。朱氏《笺》又说，《燕策》《史记》都没有宋意的事，只有陶渊明《咏荆轲诗》说“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这里才有记载。守敬按：除朱氏指出的文献外，还有很多。《文选》卷二十八《杂歌序》作“宋如意”，与这里相同；宋玉《笛赋》《类聚》卷四十四及《初学记》卷十六引、《淮南子·泰族训》《新论·辨乐》以及周弘直《咏荆轲诗》，都作“宋意”。如果奏的是激昂的声音，壮士的头发就会冲起帽冠；如果奏的是悲哀的声音，壮士们就会流泪。这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我考察流传下来的旧迹，大多在武阳。守敬按：武阳城和高渐离城、樊于期馆、荆轲馆，都详见前文。因此看来，荆轲并不是在这里饯行。汉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投降的王仆〔缺字〕为侯。朱氏本作“黥”，朱氏《笺》说旧本作〔缺字〕；《汉书·功臣表》作〔缺字〕，《注》说读音为“怛”。由此看来，郦道元是依据《汉书》的。现在吴本改作“黥”，错误。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保留原来的缺损字形。于是成为侯国。又向东流经安次县南面。该县的情况详见《圣水注》。易水经过该县南面。会贞按：这里的文字有倒置错乱，见下文。又经过鄚县故城北面。朱氏本把“鄚”误作“郑”，朱氏《笺》说宋本作“鄚”，戴氏、赵氏改正。会贞按：明抄本作“鄚”。西汉时该县属涿郡，东汉、魏、晋、后魏属河间郡，在今任丘县北三十五里。向东到文安县。会贞按：西汉时文安县属勃海郡，东汉、魏属河间郡，晋、后魏属章武郡。《地形志》说文安有文安城，可见县治曾经迁徙。故城在今文安县东三十里。与虖池水汇合。会贞按：安次县在鄚县东北，两地相距很远，不可能先经过安次县、再经过鄚县；《水经注》原文应当是“易水经过鄚县故城北面，向东到安次县南面、文安县北面，与虖池水汇合”，这样才相合。《史记》中苏秦说……

译苏秦说：“燕国长城以北，易水以南。”守敬按：《史记·苏秦传》中苏秦说的是“燕北有林胡、楼烦，南有滹沱、易水”，没有这两句话。只有《刺客列传》中鞠武说“长城之南，易水以北”。详细考察《水经注》称“燕长城、易水”等语，应当以鞠武的说法为合。怀疑《水经注》原本引用的是《刺客列传》，却把鞠武误写成苏秦，并且“南”“北”二字相互讹误。上文多次说到长城，指的是燕国南部边界的长城；燕国北部边界也有长城，从造阳一直到辽东，见《战国策》，这里指的是北部边界的长城。说的正是这条水。因此班固、阚骃等人都把这条水称作南易水。会贞按：《水经注》叙述北易水时说，《地理志》记载，故安县阎乡是易水发源处，水到范阳流入濡水，阚骃也这样说；可见班固、阚骃说的都是北易水。《水经注》叙述南易水时，引用桑钦的话说，易水发源于北新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这就是这里所说的班固之说；又引用阚骃的话说，涿郡西部边界有代郡的易水，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阚骃之说。考察《汉书·地理志》在北新城县条下引用桑钦的说法，根本没有明确记载南易水，由此可知阚骃也是如此。大概是因为这条易水位于南部，所以两人在故安易水之外又说到这条易水，并因此称它为南易水。又向东流经泉州县南面。朱氏本把“泉”误作“束”，朱氏《笺》说：按《汉书·地理志》，束州也属勃海郡，古本作泉州是错误的。戴氏改为泉州。赵氏根据黄本改文说：泉州二字没有错误。《沽水注》的《水经》说，水又向东南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向东流入海。《注》说，清水、淇水、漳水、洹水、滱水、易水、涞水、濡水、沽水、滹沱水，都汇归大海。那么易水也流到泉州，与清河汇合后入海。《汉书·地理志》说泉州县属渔阳郡，今通州武清县一带，正是直沽入海的地方。《方舆纪要》说，乐史记载易水有三条源头：流经易州南三十里的称为中易水；从州西北三十里的穷独山流出的，称为濡水，也称北易水；从州西南六十里的石兽冈流出的，称为雹水，也称南易水。中易水流经定兴县西面，也称白沟河，涞水县的拒马河在此汇入。又向东经过安肃县北面和容城县北面，濡水在这里汇入，这就是所谓北易水。〔按：这里有错误，北易水是在拒马河以东与中易水汇合。〕又经过新城县南面，也称拒马河；经过雄县北面以及顺天府霸州北面，又向东流经东安县、永清县，向南流入武清县的三角淀，再向东南到小直沽，与卫河汇合，流入大海，这是易水向东流出的水道。南易水从安肃县、容城县南面流出，又向东南流经安州北面，向东到雄县南面，也称瓦济河；又向东流经河间府任丘县北面、霸州保定县和文安县南面，转向东流，与滹沱河汇合，注入大海，这是易水分出的向东南流的一支。大概易水的源头都在易州，而各条水流自然并不混乱。有时称易水，有时称故安河，是推究其源头来说的；有时称拒马河，有时称白沟河，是依照它的下游来说的；有时称滋河，有时称沙河、唐河，是根据它汇入的河流来说的；也有人说，易水本来没有固定的正流，只是附合各条支流而流入大海。所以自汉代以来，说到易水源流的记载很多，但大多没有弄清详情。宛溪的说法，可以称得上明白准确。《水经》从来没有同时叙述南易水，道元于是加以解释，结果与《水经》的经文像榫头和卯眼一样彼此不相吻合。朱氏把泉州改为束州，认为易水只流经勃海郡的文安县，接近束州，不应当又改道向北流到渔阳郡的泉州。《水经》和《水经注》没有说明白，才造成这种弊端；朱氏凭借怀疑的想法，妄自改窜旧文，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不取。会贞按：《水经》专门叙述南易水，赵氏为什么反而认为它专门叙述北易水，而从来没有兼叙南易水呢？这也是没有仔细考察《水经》的缘故。只有说束州应作泉州，确实足以纠正朱氏的错误；《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泉州。水向东流入大海。《水经》记述水流所经过的地方，是沿着水流次序一直叙述到入海。《水经》记载水流经过各地，按水流先后次序一直写到入海。滱水 滱水发源于代郡灵丘县高氏山。朱氏《笺》说：孙氏认为“氏”字《山海经》作“是”。戴氏仍作“氏”，赵氏改作“是”，下文同。就是呕夷水。会贞按：《周礼》说，并州的河流有虖池水、沤夷水。郑玄注说，呕夷水就是祈夷水，发源于平舒县。祈夷水见于《〔缺字〕水注》。《汉书·地理志》说，代郡灵丘县有滱河，向东到文安县，汇入八条大河，经过五个郡，流程九百四十里，是并州的河流。班固把滱水视为呕夷水，这就是郦道元说法的依据。此后颜师古沿袭郑玄的说法，而《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则沿袭班固的说法，与郦道元相同。《元和郡县图志》作“沤”，戴氏沿用，赵氏改作“呕”。水从县西北的高氏山流出。会贞按：《寰宇记》说，高是山在灵丘县西北七十里。今天浑源州南七里有翠屏山，是恒山西麓，唐河发源于此，就是古代的滱水；那么翠屏山就是高氏山。《山海经》说：“高氏山，滱水从这里发源，向东流入黄河。”守敬按：这是《北次三经》的文字。《山海经》作“高是”，郦道元依据的是《水经》。水向东南流，山上有石刻铭文，题写着这里是冀州北部边界，所以世人称它为石铭陉。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说，石铭陉岭在灵丘县西北八十里。

译《寰宇记》记载相同。水又向南流经候塘。“候塘”二字，朱氏本误作“曰候候塘”。朱氏《笺》说：应当改作“又南径候塘”。候塘是水川的名称。戴氏删去前面的“曰候”二字，赵氏依据《笺》改正。这里说的是水川的名称。水又向东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发源于西北的暄谷。会贞按：现在浑源州东南一百里有温泉水，向西南流入滱水。《一统志》认为就是《水经注》所说的温泉，但这与《水经注》所说温泉水发源于西北、向东流入滱水正好相反。水温暖灼热，像沸汤一样，能够治愈各种疾病，所以世人称为温泉。水向东南流经兴豆亭北面。亭在南原上。会贞按：《一统志》说，亭在今浑源州东南。亭台倾斜不正，所以世人把它称作敧城。水从原地向东流，注入滱水。戴氏把“流”改作“南”，并在“水”字上增“滱”字，把“滱水”二字归入下文。水又向东流，莎泉水注入其中。莎泉水发源于莎泉。守敬按：《魏书·世祖纪》说…… 太延二年，诏令广平公张黎征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开通莎泉道，因此取这眼泉的名称命名。水向南流，水旁有莎泉亭。守敬按：《地形志》记载北灵丘郡有莎泉县，大概就是设置在莎泉亭的地方。考察这段《水经注》，其地点应在今灵丘县以西。《方舆纪要》说沙泉城在县东北，并不确切。水向东南流入滱水。又向东经过灵邱县旧城的南面。朱氏本这一句下有“水中自原南注滱水”八字。赵氏把“中自原”改为“自中原”，说：上文说亭在南原上，这里应当是“中原”，“源”字不从水旁；“中自”二字应当倒置。戴氏认为这八字是衍文，删去。守敬按：赵氏的说法不对，戴氏删去是正确的。应劭说：赵武灵王葬在灵邱县东南二十里，所以县以此命名。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应劭说，武灵王葬在这里，因此以此为县名。《史记·赵世家集解》引应劭说，武灵王葬在代郡灵邱县，记载比这里简略。由此可知郦道元引用的是应劭原书；《史记正义》也引用应氏之说，《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说墓在灵邱县东三十里。灵邱县古代属于代地。汉灵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朱本把“旻”误作“●”。《笺》说：旧本作“昊”。赵氏作“●”，戴氏作“昊”。守敬按：《魏志·臧洪传》说，臧洪的父亲臧旻，曾任匈奴中郎将、中山太守、太原太守。《注》引谢承《后汉书》，说臧旻有办事才能等等。《书钞》卷六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也作“旻”；《鲜卑传注》引《魏书》同样作“旻”。那么这里应当作“旻”；“●”和“昊”都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现予订正。上文所说的是后来另行隶属的情况。守敬按：《前汉书·地理志》说，灵邱县属于代郡。《续汉书·郡国志》没有这个县；据郦道元《注》，汉光和年间曾另行隶属，看来东汉末年又恢复设置了。《魏书·地形志》说，前汉属代郡，后汉、晋时撤废，但已经不知道究竟在哪一代省并。到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就径直说是后汉撤省。北魏有灵邱县，属于北灵郡，说明是东魏孝静帝时重新设置的。〔《元和志》成书在郦道元之后。〕汉代的县治在今灵邱县东十里；北魏的县治就是今天的县城。瓒 瓒注《地理志》说：朱本脱去“瓒注”二字，赵氏本相同，戴氏补入。“灵邱”这个名称，在赵武灵王以前就已经有了。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的说法。又按司马迁《史记》，朱本脱去“此二字”，赵、戴二氏补入。赵敬侯二年，朱氏《笺》说：《史记·六国年表》说赵敬侯九年攻打齐国，到达灵邱。若完全采用《笺》的说法，那么“二”也应改作“九”。赵、戴二氏直接改作“九”。会贞按：《史记·赵世家》说，敬侯二年在灵邱击败齐军；又说九年攻打齐国，抵达灵邱，这就是《六国年表》所记。二年是击败齐军，九年是攻打齐国，显然不是同一件事；这里《注》引用《赵世家》所说的二年之事，并没有错误。朱氏却根据《六国年表》的九年之事来校勘异同，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全氏、赵氏、戴氏也贸然跟从，疏忽了。击败齐军于灵邱。赵氏说：按顾炎武说，这里是另一个灵邱。《水经注》大概误把赵国的灵邱当成了齐国的灵邱。不知道齐国境内不可能远至代地。《方舆纪要》说，灵邱城在滕县东三十里、明水以南；城周八里，城内还有子城。这是战国时期齐国南部边境的城邑。孟子对蚳夷说：“您辞去灵邱的职务，请求担任士师。”《史记》说，齐威王元年，三晋趁齐国丧事来攻打齐国的灵邱，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沈涛《交翠轩笔记》载施彦士《读孟质疑·灵邱考》说，齐国边境有灵邱，不仅见于《孟子》，《史记》也多次提到。《赵世家》说敬侯二年在灵邱击败齐军；《田齐世家》说齐威王元年，三晋趁齐国丧事来攻打齐国的灵邱。〔《六国年表》及《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记载相同。〕赵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率领赵、秦、韩、魏、燕五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灵邱。赵岐注《孟子》只说是齐国的下邑。只有《地理志》说代郡有灵邱，应劭说赵武灵王葬在其东南二十里。因此《水经注》和《史记正义》就把这里当作齐国灵邱。且不说齐国境内不可能远至代地，赵敬侯时赵国怎么会已经有灵邱这个地方？胡三省认为它就是汉代清河郡的灵县。于钦《齐乘》则说，今滕县东三十里、明水河以南有灵邱旧城。顾亭林、阎百诗等人都认为依据尚未弄清，只好把疑问保留下来。〔二一〕按魏收《地形志》，巨鹿郡有灵邱县。如今保定府以南二百五十里、束鹿县以东有灵邱县旧城，确实是青州、齐国的门户，也是中原的屏障。疑问在于，《苏秦传》把清河说成齐、赵的边界，《史记正义》注释为夏津，在今具州，而

译束鹿县、灵邱向西北深入二百多里，难以马上断定为齐国的边邑。然而《水经》明说，大禹疏导九河；到齐桓公称霸时，堵塞河道、扩大田地居住区，九河合为一条河。这样看来，齐国西北境界应当越过徒骇河，起初很难用夏津来划定。况且赵武灵王十六年，出兵九门，修筑野台来眺望齐国和中山的边境；由此可知中山尚未灭亡时，齐国疆界已经向西延伸到束鹿一带。又据《世表》，齐愍王二十九年，帮助赵国灭掉中山；四十年赵国夺取齐国的昔阳，那么齐国疆域甚至越过今正定府晋州西南一带了。束鹿的灵邱还在其东南几十里，它是齐国西北边境，哪里还有什么疑问？所以这个名称并不是因赵武灵王的事情而来。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孝成王把灵邱封给春申君；这样看来，赵国本来就有这个城邑，所以旧县因它而得名，正如瓒《注》所说。朱氏把“瓒”写成“汉”，赵氏本相同，〔二二〕戴氏改正。滱水从县城南面流入山峡，这里叫作隘门。会贞按：《资治通鉴》记梁大通二年，北魏北道行台杨津守卫定州，派他的儿子向柔然头兵求救；头兵派遣将领率领一万精骑南下，前锋抵达广昌，敌军堵塞了隘口。《元和郡县图志》说，隘门山又叫隘口，在灵邱县东南十五里，山壁直立向上，层层山崖直刺天空，有一条石路，极其险窄；北魏明元帝曾在这里设置义仓。《方舆纪要》说，隘门山在灵邱县东南二十里，在峡谷设置关隘，以盘查和禁止行旅通行。会贞按：大概是因为设置关卡来察看非常情况，所以《魏书·太宗纪》《灵征志》中称作天门关。水流越过南山，高峰隐入云天，深溪与山谷相等。水沿着山涧向西转，经过御射台南面；御射台在北面的山冈上。会贞按：《寰宇记》说，射台在灵邱县南十八里，在今灵邱县东南。台南有御射石碑。赵氏说：按《北史·魏文成帝本纪》，灵邱有一座山，高四百丈，于是文成帝下诏让群臣仰射山峰，没有人能超过它；皇帝张弓发箭，箭射出三十多丈，越过山南二百二十步，于是刻石并勒铭。这是和平二年的事情。会贞按：《寰宇记》说，这块碑现在还存在，碑阴刻有随从大臣的姓名。南面则有秀美的山峰分入云霄，层层山崖直刺天空，堆积的岩石 十分险峻，山壁直立向上。车驾沿着▯行进。朱本误作“沿革”，《笺》说：“沿革”二字意义不明。赵氏说：这是“沿泝”的讹写，改作“沿▯”，戴氏也作此改。每次出行都在这里游览射艺。朱本脱“是”字，赵氏本相同，戴氏补入。会贞按：《注》文这样说，可知射箭并非只有一次。文成帝立碑，只是因为射箭越过山峰，超过群臣，才刻石来夸耀自己的得意。又《徐水注》下文说，五回岭有御射碑三块，那是太武帝太延元年所立。滱水向西流，又向南转而折向东，经过北海王元详石碣的南面。朱本把“详”误作“祥”。《笺》说：旧本作“详”；《后魏书》中北海王名叫元详，是献文皇帝的儿子。戴、赵二氏依此改正。会贞按：明抄本作“详”。御射碑石柱的北面，水流向南。朱本把“射碑”误作“所届”，又在“流”字下衍“者”字，赵氏本相同。全氏把“所届”改为“射碑”，仍保留“者”字；戴氏改正并删去“者”字。向东南流过广昌县南面。朱本脱“东”字。《笺》说：宋本作“东南”，一作“又南”。戴氏补“东”字，赵氏也补入。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东”字。滱水向东流，经过嘉牙川。赵氏说：《寰宇记》在飞狐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广昌县南有交牙城，不知道是谁修筑的，因为地名叫交牙川，所以以此命名。一清按：飞狐就是汉代的广昌县，隋仁寿元年改为今天的名称。交牙川就是嘉牙川，是“交”“嘉”声母转变的结果。守敬按：《寰宇记》的这段话不过是解释郦道元《注》中嘉牙川的文字，却把它题作《水经注》；赵氏在嘉牙川条下引用它，还不算大错，全氏竟把它补写成郦道元的话，又把原文的“嘉”改成“交”，这是极大的错误。川中有两条水流。朱本把“二”误作“一”，戴氏相同；赵氏根据下文“汇川三合”的文字，改作“二”。戴氏删去“川”字。南面来的水流注入这里。水发源于恒山北麓，稚川三水合流。朱本把“稚”误作“虽”。赵氏改作“汇”，并引用全氏说：应当作“汇”，大概是与嘉牙川水合流。由此可知上文所说的一条水应当是两条水。戴氏改作“稚”。守敬按：“稚”与“虽”字形非常相近；“稚”有细小的意思，郦道元喜欢标新立异，往往创造新字，所以作“汇”虽也能通，但不如“稚”字恰当。水流经过嘉牙亭东面。守敬按：嘉牙亭就是《寰宇记》所说的交牙城。然后向北流，注入滱水的北面。沿山而行就是广昌县的界境。守敬按：这是解释《水经》“经过广昌县南面”的文字；广昌县的情况详见《巨马水注》。滱水又向东流，经过倒马关。关山险峻狭窄，是最深险陡峭的地方；朱本把“最”误作“是”，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其地势正如《诗经·周南·卷耳》所说的高冈之险。良马在险要的道路上拉车，赵氏说：按此句“之”字下脱了文字。全氏说应当是“困”字，戴氏补入“困”字。守敬按：王维诗有“文露网动行轩”，卢纶诗有“玉鞭齐骑引行轩”，“行轩”一词似乎可以成立。然而考察《河水注》叙述傅岩时说，骏马驾着盐车上虞坂，缓慢地负着车辕，不能前进；这里的《注》正是用了那个故事，“行轩”疑为“负辕”的讹误。因此倒马关由此得名。守敬按：《汉书·地理志》称代郡有常山关，后世称为倒马关。《通典》说倒马旧关在望都县西北。《元和郡县图志》说，在唐县西北一百一十三里，山路险峻，马因此跌倒，所以得名。它在今唐县西北一百五十里、广昌县南七十里。关水从西南方长溪下流出，向东北流过关隘，注入滱水。滱水南面的山上，在松园修建御座，在东圃修建祗洹；东北两面山峰高耸幽深。朱氏《笺》说：古本作“起御座于松园，建祗洹东圃，北二面岫鄣高深”。谢兆申说，宋本没有“东”字，疑心应当作“建祗洹园东北二面……”赵氏说：按本文没有错误字，朱氏却拿古本的错误文字来相互证明，为什么？如果按照谢氏的说法，文意怎么能通顺呢？又，“鄣”字，戴氏改作“嶂”。霞光中的山峰遮住太阳，水面清澄明亮，深潭没有甲。行旅经过的道路，很少有人不在这里徘徊而忘记返回。又向东南流过中山上曲阳县北面；该县的情况详见后文长星沟下。恒水从西面流来，注入滱水。

译滱水从倒马关向南流，与大岭水汇合。大岭水发源于山西南面大岭下，向东北流出山峡；山峡右侧的山边有祗洹精舍。飞阁高耸越过山岭，丹色楼盘与彩绘虹梁相接。朱氏《笺》说：克家认为疑当作“丹虹盘梁”。赵氏依此改正。戴氏说：按这两句话有错乱。长长的渡口水面泛起波澜，环绕在山下，向东北流入滱水。滱水又转向东流，汇合两岭溪水。两岭溪水发源于恒山北面的山冈。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有恒山，恒山北谷在县西北，那里有祠，是并州的山。水向东北流，经过两岭之间。北岭虽然层层高入云端，却仍不如南边山峦峭拔秀美。从水的南面登上远峰，石阶曲折。沿途迂回九曲。一路观望各座山峰，都显得逊色。难道也是羊肠、崃山之类吗？朱氏《笺》说：按高诱《吕氏春秋注》说，羊肠山盘曲回绕像羊肠，在太原、晋阳以北；又《淮南子注》说，羊肠坂是太行山孟门的险要界限。《华阳国志》说，崃山本名筰山，山岩险阻陡峻，回曲九折，才能到达山顶；山上凝冰夏天仍结，冬天则更加寒冷。守敬按：羊肠山有两个。《汾水注》所举的是其中一个；《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壶关有羊肠坂。《史记正义》所说的羊肠坂在太行山上，南口在怀州，北口在潞州，郦道元的书没有记载。《吕览注》所说的羊肠山，就是郦道元《汾水注》所说的羊肠山；《淮南子注》所说的羊肠坂，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壶关的羊肠坂。崃山的情况详见《江水注》《青衣水注》。齐、宋两国通好时，使臣往来的道路从这里经过。会贞按：北魏太和以前都城在平城，江左的使臣来往，这里是必经之路。水向东北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向东流，左边汇入悬水。悬水发源于山原的岫盘谷，轻快的急流向深处奔泻，分开岩石飞流悬挂。朱氏、戴氏删去“水”字。守敬按：这里“飞”字下疑脱“流”字；“悬水”二字应当属于下文，以照应上文的“悬水”，这样较为合适。一匹水流有余，直冲山边，白色的波涛奋力奔流，自然形成潭和水洲。水向东南流，扬起急湍，注入滱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滱水又向东流，经过鸿山。朱本脱“鸿”字，赵氏补入，并说：《寰宇记》引用此文作“经过鸿山”，戴氏也补入。世人称这个地方为鸿头，疑似就是《晋书·地道记》所说的鸿上关。赵氏说：《初学记》定州条下引用《水经注》说，定水向东流经一座山，俗称戏头，就是《晋书》所谓的鸿上关。一清按：这部《注》没有“定水”这个名称，而“戏头”的称呼又与古代记载完全不合，姑且保存下来以扩大异说。会贞按：《初学记》把滱水误作定水，把鸿头误作戏头，并不是异说；全氏斥责“戏头”之误是对的，但他又沿用定水之说，在“历鸿山”上增入“定水定水东流”七字，错误太远。《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打中山，夺取鸱之塞。《集解》引徐广说，“鸱”一作“鸿”。《正义》说，鸿上旧关现在叫鸿城，在定州唐县东北六十里，就是过去的晋鸿上关城。《一统志》说，现在有鸿城社，在唐县西北七十里。关尉驻守北平，却把边塞划在望都，东北距北平不远。朱本把“去”误作“云”，《笺》说：谢氏说宋本作“去”。全氏、赵氏、戴氏都改正。这里兼是县境所达到的极限。朱本把“土”误作“上”，把“极”误作“拯”。全氏改说：“上”应作“土”，“拯”应作“极”；赵、戴二氏也作相同改动。滱水在这里从左边接纳鸿上水。鸿上水发源于西北方的近溪。守敬按：《史记·赵世家正义》说，鸿上水源出唐县北面的葛洪山；葛洪山在今唐县西北七十里。水向东南流，注入滱水。又向东流过唐县南面。滱水又向东流，经过左人城南面。应劭说，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戴氏把“中”改作“左”，并在“城”字下增加“在唐县”三字；全氏也增加。守敬按：《寰宇记》唐县条下引用应劭《地理风俗记》说，中人城西北四十里有左人亭，是鲜虞的旧邑。郦道元截取引用这句话，正紧接上文的左人城，意思极其明白，为什么全氏、戴氏都没有看出？考察《注》下文又引用应劭说，唐县西四十里有中人亭；那么左人城在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中人城又在唐县西四十里。这样左人城距唐县七八十里，全氏、戴氏凭臆改字增文，错误层层出现。县中有雹水，也有人把它叫作唐水。朱本脱去“县有雹水”四字，全氏、赵氏相同，戴氏补入。守敬按：下文说水从中山城流出等等，明明是在滱水之外另行叙述一条水；先说“也有人把它叫作唐水”，可见这条水原本另有名称。根据后文的一条记载，左边汇入的一条水也叫唐水，民间又称为雹水，同时有两个名称。唐水、雹水都是承接这里的话，因此戴氏补入“县有雹水”。就是这样。水从中山城的西北流出。郦道元按：这里说的是汉代中山郡的城，详见下文。城内有一座小山，在城西，山势侧斜而山顶尖锐，仿佛堆放着一堆粮食。这大概就是《地道记》所说的望都县委粟关。按《新唐书·地理志》，唐县北面有委粟故关。如今唐县北十三里有东山。当地人因为山在城中，所以也称它为中山城；又因为城外有唐水，因此又称为广唐城。《中山记》

译原文“《中山记》”之后衍有“故”字，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郦道元按：张曜的《中山记》，《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但本书、《通典·州郡部》、《太平御览·州郡部》和《太平寰宇记·河北道》都引用过它。该书认为这里是中人城。郦道元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张曜《中山记》说，中山郡治在中人城，因此把这座城当作中人城。又认为这里是鼓聚。郦道元按：《世本》说，中山武公居住在顾，顾就是鼓，所以《中山记》把这座城当作鼓聚；但不知道鼓聚就是昔阳城，见《浊漳水注》，并不在这里，这种说法实在荒谬。文中说城中有山，所以称为中山。朱谋讹作“中人山”，赵一清改“人山”为“山城”，戴震删去“人”字。郦道元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九年注文引用这段文字，作“故曰中山”。《隋书·地理志》载，唐县有中山。中山郡治设于此。郦道元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张曜《中山记》说，中山郡治在中山，因为城中有山，所以称为中山。《太平寰宇记》定州条下引张曜《中山记》也相同，并说汉靖王受封后，才把郡治迁出山中，设在卢奴。又引用《隋图经》说，中山城在今唐昌县东北三十一里，就是中山故城。它位于今唐县西北十三里的山岭上。京相璠说：如今中山望都县以东二十里，有中人故城。朱谋本作“望都里”，注文说应作“望都西北”。据杜预《左传注》，望都县西北有中人城。全祖望、赵一清依此改作“西北”。戴震改作“东”，并说下文“但苦其不东”正是在辨明此处“东”字没有错。郦道元按：杜预说望都西北有中人城，全祖望、赵一清改作“西北”，看似合理；但仔细考察注文，可知京相璠原文并非“西北”，全、赵的改字不符合郦氏引用京氏的本意。京氏原本大概作“东”，戴震改“东”是正确的。至于下文“若其不东”，是说《中山记》所说的中人城与京氏所说的在东面相反，戴震认为这是在辨明“东”字之误，也没有领会郦氏的意思。望都城东有一座城，名叫尧姑城，朱谋将“姑”讹作“始”。赵一清说：《路史·余论》记载，望都城东有尧故城，俗称尧姑城；“姑”“故”音近，“始”字是误字。全祖望、戴震同改。郦道元按：尧姑城就是后文苏水下所说的尧姑亭，在今完县西南八里。原本没有“中人”的说法，朱谋本 误作“中山”的说法，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郦道元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中人”。京相璠或许认为是中人城，具体情况无法考知。《中山记》所说的中人城，城东距望都故城十多里。郦道元按：这是说望都城在此城的东面，此城在望都城西面，二城相距十多里。若说二十里，则有所减少。郦道元按：“二十里”承接京相璠的说法，是说此城距望都还不到二十里。但它在西面，不在东面。郦道元按：“东”字也承接京相璠的说法，是说此城在望都以西，而不在望都以东。考察这些不同的说法，朱谋作“观矣”，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注文说谢灵运认为疑有脱文，戴震改“矣”为“夫”。这些说法全都不正确。郦道元按：这一条详细说明中山城，分为三段。第一段到“中山郡治”为止，先说城内有小山，又说当地人因山在城中而称此城为中山城，又说因此有“中山”之名，并引用《中山记》说城中有山，所以叫中山。注文反复说明，大意是解释“中山城”名称的含义，同时驳斥《中山记》把它当作中人城以及鼓聚的错误。第二段到“所未详也”为止，因为《中山记》把中山城当作中人城的说法荒谬，又说明京相璠说望都以东二十里有中人城也不准确；望都以东只有尧姑城，并没有称为中人城的地方，京氏误以为是中人城，但郦氏没有直接斥责，只说“未详”，以表示对此存疑而不能确定。第三段到“咸为爽矣”为止，又依照上文的意思加以申说：如果把京相璠所指的中人城当作《中山记》所指的中人城，那么此城距望都十多里而不到二十里，并且在望都以西而不在以东，这样《中山记》和京氏的说法也彼此不合。可见《中山记》说错了，京氏的说法也错了。所以说，考察这些不同说法，全都不正确。总之，这是为了说明中山城不是中人城。但《括地志》仍说中山城又名中人城，《方舆纪要》和《一统志》等书也都沿袭此说，实在是因为郦道元的注文典雅曲折、古奥难懂，所以后人多不能理解。现在特意详细疏解于此。中人城就是中人亭，详见下文。如今这座城在卢奴城以北，向西六十里。城西北有泉源流出，向西流经狼山北面。朱谋把“狼”讹作“桹”，注文说应作“狼”；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改为“郎”。“郎”字根据上文应作“狼”。唐代音读相近，实际上兼有唐水之称。水向西流，经左人亭，注入滱水。又向东流，在左侧汇入一条水。此水发源于中山城北面的狼山山麓。朱谋讹作“郎中阜下”，戴震删去“中”字，错误；全祖望、赵一清改“中”为“山”。赵一清又改“郎”为“狼”，说：《隋书·地理志》载唐县有郎山，就是此山；“郎”“狼”音近，通用，与古代易水发源处以及徐水流经的郎山不同。那座郎山在今易州西南四十里。《隋书·地理志》载永乐县有郎山，就是这座山。郦道元按：《魏书·地形志》载唐县有狼山祠，因此郎山也作狼山，在今唐县西二十里。它也称为唐水。不过它相对于城并不在西北。朱谋作“在”，注文说疑应作“北”；赵一清说“西在”二字应当倒置，注文的说法不对；戴震改作“在西”。郦道元按：注文的说法是对的。考察注文说“相对于城并不在西北”，可知古书中有一种说法，而这里与之不同，所以这样说。可是根据注文下文引用应劭《地理风俗记》的话，唐县西四十里有中人亭，唐水在西北流入滱水，与应劭的说法相合，可见应劭认为唐水在唐县西北。本注前后四次说到唐水，下面又说有一条水从唐城西北的平地涌出，俗称唐水。

译又说唐城西北、豆山西麓有一处泉源，疑为唐水，这些说法都是依据应劭所说唐水在唐县西北而来。上文称雹水也叫唐水，说它从中山城西北流出，是由唐城推知中山城，说中山城西北已经有唐水。这里的水则从中山城北面的狼山山麓流出，也称为唐水，又名雹水。因此郦道元特意辨析说，它相对于城并不在西北，以表明它与上文从中山城西北流出的同名水不同，而发源地也不同；所以此处应当作“西北”，这是确定无疑的。若不参照前后注文，便不知道注文的说法正确，反而会误改。当地人又把它称作雹水。它兼有两个名称。水向西南流入滱水，其他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只是传闻而已。滱水又向东流，恒水从西面流来注入其中。郦道元按：上文只说恒山北麓、恒山北面的山阜，这里没有按照《汉书·地理志》详细叙述恒 水，也没有详细叙述恒山，而只是像《水经》经文那样用一句话带过，大概另有《恒水》一篇，但如今已经亡佚了。从这里以下，滱水兼有容纳恒水河流的总称之意，也就是《禹贡》所说的“恒水、卫水都已经顺流通达”。赵一清说：《汉书·地理志》载常山郡上曲阳县有恒山，恒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入滱水。滱水又向东流，在右侧包纳马溺水。马溺水发源于上曲阳城，流出上曲阳城下的长星沟。上曲阳详见下文。水向东北流经马溺山。朱谋把“山”写作“水”，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为“山”。郦道元按：马溺水在今唐县西面。水向东北流经伏亭。郦道元按：《一统志》说符城在今唐县西南四十里的唐河西岸。“符”“伏”音近，就是此城。《晋书·地道记》说：望都县有马溺关。郦道元按：《续汉书·郡国志》望都县注文引用《晋地道记》说有马安关。但《初学记》卷七说，晋代有马溺关，在望都县，与这里相同，那么刘昭的注文有误，马溺关应当在今唐县西面。《中山记》说：八渡、马溺是山势曲折处的险要之地，二关的形势相互连接。朱谋讹作“一一关势带接”，赵一清相同，戴震改删。郦道元按：《新唐书·地理志》载唐县西北有八度故关。《元和郡县图志》说八渡故关在县西北二十里。《太平寰宇记》说在县西北二十五里，有水道曲折，需渡八次，水上设置关隘，因此得名，大概是汉代戍守之地。关在今唐县西北六十里。郦道元按：八渡、马溺都是关隘，《水经注》文字说得很明白，只是后人多说八渡，少说马溺，于是一直不能确知其所在。《一统志》说八渡关又名马溺关，这是不对的。大概这座城就是关尉驻守办公的地方，至于不同名称的由来，已无法详考。马溺水又向东流，注入滱水。滱水又向东流，经中人亭南面。郦道元按：杜预《左传注》说，中山望都县西北有中人城。又据《汉书·地理志》唐县条，颜师古注文引用孟康的话说，晋国荀吴讨伐鲜虞，攻打到中人，如今的中人亭就是那个地方。《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晋国荀吴率军侵入鲜虞和中人，缴获大量财物后返回。中人亭在唐县西四十里。如今在唐县西北。滱水又向东流，经京丘北面，世人称为京陵。朱谋本缺“陵”字，赵一清补充说：“京”字下面脱落了“陵”字；“陵”也就是丘。戴震同样补入。南面正对着汉代中山顷王的陵墓。朱谋本脱去“中山”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滱水北面正对着君子岸，岸上有汉哀王，应作“顷王”的子宪王陵墓；陵墓下方的坑中有泉源积水，也称为泉上岸。滱水又向东流，经白土北面；南面就是汉靖王，应作“哀王”的子康王陵墓，三座坟墓并列在一起，就是这里。戴震删去“矣”字。注文说：考察《汉书·诸侯王表》，中山顷王名辅，是中山哀王的孙子；中山宪王刘福是中山顷王的儿子；康王刘昆侈则是中山哀王的儿子，是中山靖王的孙子。郦道元按：《太平寰宇记》引用《隋图经》说，中山有汉中山怀王、简王、哀王、顺王、夷王等几座陵墓。哀王陵见下文；顺王是顷王之误，顷王陵见上文。简王的墓穴使用涿郡山中的石料建造坟墓，见《易水注》，但没有说明陵墓所在。怀王和夷王的陵墓，郦道元也没有记载。《一统志》说中山宪王墓在唐县西北，是错误的。本注叙述三座坟墓位于滱水流经中人亭之后、乐羊城之前，因此应在今唐县以西、滱水向西弯曲后转向东流的下游处；顷王、康王两座陵墓在水南，应当在今定州西北。康王陵在水北岸上，应当在今唐县西南。滱水又向东流，经乐羊城北面。郦道元按：《魏书·地形志》载卢奴县有乐阳城。“阳”“羊”音近相通，就是这座城。它在今定州以西。《史记·魏世家》和《乐毅列传》说，魏文侯派乐羊灭亡中山，大概这座城是攻打中山时修建的。郦道元按：如果城是中山人修建的，为什么会得到乐羊的名称？《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引用《郡国志》说，乐羊城是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时修建的，那么这座城是因乐羊而修建，应作“盖其城攻中山所造”。今本把“攻”误作“故”，又把“城”字错置到了这句话的上面。因此城名 才得到这个名称。滱水又向东流，经唐县故城。郦道元按：两汉、魏、晋和后魏时期，唐县都隶属中山。南北两座城。戴震把“南”字移到“属”字上面，并将“北”改作“此”，认为两座城是左人城和唐城。郦道元按：不是这样。《水经注》叙述滱水流经左人城之后，又流经中人亭、京陵、白土、乐羊城，最后才流经唐城，怎么能把左人城和唐城并列为两座城呢？这里的“两座城”大概都指唐城。唐县有南、北两座城，见下文。两城都在滱水北岸，所以说滱水流经它们的南面。朱谋把“南”作“东”，全祖望、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郦道元按：这句话解释《水经》经文“东南流过唐县南面”的意思。戴震改作“南”，是正确的。城西又有一条水，发源于县西北的平地。朱谋讹作“发源于卢奴县西北”。这是城西平地。戴震删改，赵一清仍沿用上句，并依据孙潜用柳佥抄本改作“是城之西北平地”。郦道元按：戴震的改法是对的，赵一清的不对。泉水涌出，当地人也称它为唐水。水向东流，到达唐城西北角，筑堰拦水形成湖泊，俗称唐池。郦道元按：《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皇帝车驾驻次于中山的唐湖。

译《太平寰宇记》说，唐池也称莲堰。莲花荷叶覆盖水面，人们游玩嬉戏，大多聚集在这里，实在是优美的地方。朱谋把“嬉”讹作“胜”，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又把“胜”讹作“嬉”，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水向南流入小沟，再向下注入滱水；从上游到下游，这条水又通称为禅唐川。郦道元按：《广雅》说，“禅”就是“传”的意思。应劭《地理风俗记》说：唐县西四十里有中人亭。如今从这座城取中人乡来计算，正好是四十里。注文说：《郡国志》载唐县有中人亭，注文引用《博物记》说，唐关在中人西北一百里，中人在县西四十里。唐水在西北流入滱水，与应劭的说法相合。郦道元按：唐水在西北流入滱水，本来是应劭的说法；到了郦道元的时候，水道没有 发生差异，所以说与应劭的说法相合。《太平御览》卷八十引用《帝王世纪》说，唐水在西北流入河水，也与应劭的说法相同。《汉书·地理志》称滱水为滱河，所谓流入河水，就是流入滱水。可是《汉书·地理志》的颜师古注文引用应劭的话说，唐水在西面，脱去了“北”字。又说尧山在南面，但南面没有可以与之相应的山，因此这种说法不对。郦道元按：尧山在南面，本是《汉书·地理志》的原文，应劭也沿用了它。因此郦氏接连引用应劭的话，先用一句话从虚处驳斥，随后才实际说明尧山的位置，并指出《地理志》所说“在南”的错误。阚骃《十三州志》说：中山郡治在卢奴，卢奴县详见下文。唐县故城在中山国北七十五里。朱谋本把“城”写作“域”，注文说应作“城”，戴震、赵一清改正。郦道元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城”。阚骃的这句话不对。全祖望校改“此”为“北”，赵一清、戴震也改作“北”。郦道元按：下文说唐城在中山国北七十里，尧山则在北七十五里；阚骃却说唐城在中山国北七十五里，是把尧山的里数当成唐城的里数，所以不合。郦氏先从虚处驳斥，是驳斥“七十五里”这一里数，并不是驳斥“北”字。把“此”改成“北”，就失去了郦氏的本意。《史记》说：帝喾氏去世，帝尧氏兴起，最初受封于唐。望都县在唐城以南。守敬考按：《史记》中没有这段话。《太平御览》卷八十引《帝王世纪》说：“帝尧氏兴起，最初受封于唐”，今中山郡的唐县就是这里所说的地方，南面有望都县，等等。郦道元删节了原文，但开头还有“帝喾氏没”一句，可见《太平御览》又删去了这一句。如今这座城——守敬按：指唐城——南面正对着卢奴故城，此外没有别的城可以与它相对应。守敬考按：意思是说，唐城以南没有其他城能够对应望都。望都的情况详见后文。考察古迹以推知今天的情况，朱本作“今知”，《笺》说：谢氏认为疑当作“知今”。赵、戴二家据此改字，但这样使文意完全相反。俗称望都故城，那么相距约八十里。会贞考按：这是唐县的北城。下文说此城距中山七十里，可知这里的“八十里”所指的是北城。戴氏说：按此句上面应有脱文。不知此句上面并没有脱文，只是此句下面脱了“此城”二字，今据此补入。此城距中山城约七十里，核验道路并推考县邑，应当是唐城。会贞考按：这是唐县的南城。城北距尧山五里。朱本脱“尧”字，赵氏补说：“山上脱落了‘尧’字。”戴氏也作此补。守敬考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说：“尧封于唐，尧山在北。”这与相距七十五里的说法相符。因此民间称它为都山。朱本误作“都香山”。赵氏改说：都山因尧母庆都而得名，“香”字是衍文，大概是不学之人听说都梁又叫香草山，便妄自加上去的。全氏、戴氏也都删去“香”字。它就是尧山，在唐县东北、望都县界内。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注》，这是张晏的说法；皇甫谧说，尧山又名豆山。守敬考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作“都山，一名豆山”，大概是因为都山就是尧山，所以可以通称。不过望都城东另有都山，见下文；这里本来是尧山，都山只是民间称呼，因此郦道元写作尧山是正确的。如今这座山在城北偏东，山势陡峭孤立，像虎牙一样高耸突出。守敬考按：在今唐县北八里。山南有尧庙。守敬考按：《地形志》说望都有尧神祠。《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都说尧祠在望都县南四十里，已经不是旧址。如今尧庙有两处：一处在望都县北郭，一处在唐县县治以西，看来又是后人改建的。这就是尧曾登临的山。守敬考按：大概指张晏所说的登尧山之事，相关引文见下文。《地理志》说：“尧山在南。”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注》，这是应劭的说法。守敬考按：这本来是班固自己的注文。赵氏所见的是哪一种版本，为什么认为是应劭之说？现在考察此城南面，又没有山可以与之对应，所以前后各家的论述，都认为《地理志》的说法错误。朱本脱“志”字，赵氏补入。戴氏补作“记”字，并说这是应劭《地理风俗记》的话。会贞考按：应劭之说也是依据《地理志》，论者应当说是《地理志》的错误，不应说是《地理记》的错误。而且注文引用《地理志》正是为了驳斥它，其中也包含应劭说法的错误。因此补“志”字是对的，补“记”字是不对的。又有民间把唐城当作望都城的说法，从 北面没有城可以与它相比。即使确实有城，道路也迂回遥远。朱本脱“远”字，《笺》说：疑似脱去一个“远”字。赵、戴二氏补入。会贞考按：这是对民间把唐城当作望都城说法的进一步说明。这里是唐县北城，上文明明说“俗名望都故城，那么相距约八十里”，为什么又说从北面没有城可以与它相比？难道是因为道路迂回遥远吗？我怀疑《地理志》所说的“尧山在南”，就是针对这座城而言。山川形势与古代记载完全不合，流传下来的说法很是疏漏。此城——守敬考按：指唐城——西北面，豆山西麓有一处泉源，向东北流经豆山山下，与苏水汇合；苏水的情况详见后文。水流紊乱回旋，向东流入滱水。这难道就是唐水吗？还不能详知。又在此城南面偏东十多里，有一座城，民间称为高昌县城。守敬考按：“县”字疑为衍文。《地形志》说望都有高昌城。如今唐县东北十八里有高昌社，或许就是望都的故城。因此县名叫作望都。守敬考按：这六个字是《帝王世纪》的原文，引文见《太平御览》。戴氏把这六字移到“尧母庆都所居”之下，不对。县在唐城以南。朱本“南”字下有“昌”字，《笺》说：应作“高昌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