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疏卷一（3/7）

译全氏、赵氏依此改，戴氏删去“昌”字。皇甫谧说：两地相距五十里。守敬考按：《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也这样说。考察各城的位置，实际只有十五里，大概是书中记错了。此城东面有一座山孤立耸峙，世人因为山势不与其他山岭相连，便称它为孤山。“孤”与“都”读音相近，怀疑就是所谓的都山。会贞考按：《地形志》记望都有孙山。“孙”与“孤”字形相近，应该是“孤”字的讹误。《隋书·地理志》记北平有都山。《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都说，孤山大概就是都山，在唐县东北五十四里。守敬考按：都山在今唐县东北十八里。唐、宋时期的唐县在今县城以南八里，因此都山不可能在县东北五十四里。我私下认为，在郦道元时代，民间已经把尧山称为都山，而这座山也有孤立耸峙的形状。李宏宪、乐永言只记载孤山，不记载尧山，恐怕也是把尧山当作孤山；否则“五十”二字就有 讹误。《帝王世纪》说：这是尧母庆都居住的地方。张晏说：尧山在北面，尧母庆都山在南面；登上尧山可以望见都山，所以望都县以此得名。守敬考按：以上内容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文引张晏的话相同，只是末句作“故以为名”。郦道元写作“故望都县以为名也”，语意稍详，应当是张晏的原文。《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有“故名其县曰望都”一句，位置在豆山之下。戴氏以前把“故县目曰望都”六字系在“尧母庆都所居”之下，没有顾及下文又有“故望都县以为名”一句，造成重复，错了。大概郦道元引用《帝王世纪》时，是分别摘录的；看注文引用的四条材料，《太平御览》也分别记载。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唐又是中山城。守敬考按：这里的中山是周代的中山国。《汉书·地理志》“中山国”颜师古注文引应劭说，中山是古国，是武公的国家，属于周王室同姓。全氏说：按中山为隗姓。司马彪说是子姓，因此并非周王室同姓。会贞考按：《十三州志》说本来是周王室同姓。全、赵、戴三家把“周之衰也”至“筑城以固之”三十字移到这里下面。守敬考按：《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中山武公即位在周威烈王十二年；赵献侯十年是战国时期的事，怎么能在武公之后、桓公之前插入《春秋》中管仲的故事？这完全是任意移改而没有考察，现仍依照原本。后来桓公不理国政，周王问太史余：现在的诸侯中，哪个会先灭亡？太史回答：上天生育人民，又使他们彼此有区别，正是为了把人同禽兽区别开来。如今中山国昏庸而沉溺享乐，放纵欲望没有限度，它会最先灭亡。过了两年，中山果然灭亡。守敬考按：以上见《吕氏春秋·先识览》《说苑·权谋》篇，也见《太平御览》引《十三州志》。[二八]魏文侯把这里封给太子击。守敬考按：《史记·魏世家》只说魏文侯十七年攻打中山，让儿子击驻守此地，没有记载灭中山后封击之事。封太子击之事见《说苑·奉使》篇。汉高祖设置中山郡，郡治所在地详见前文中山城条。汉景帝三年改为王国。朱本误作侯国。赵氏说：按《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在景帝前三年受封，因此应是王国。戴氏改作“王国”。守敬考按：《汉书·地理志》记中山国：高帝时为郡，景帝三年改为国。全氏说：原属代郡，汉高帝分置后隶属赵国；景帝三年另立为国，宣帝五凤三年改为郡，元帝永元年间又恢复为国，是王莽时期的常山。魏皇始二年攻破中山。守敬考按：后汉、魏、晋都设中山国，后来又改为中山郡。魏置安州，天兴三年改名定州。守敬考按：《地形志》记定州于皇始二年设置安州，天兴三年改名。州治设在水南卢奴县的故城。守敬考按：汉代该县属中山国，后汉、魏、晋以及后魏又恢复旧制，如今是定州治所。周朝衰微时，中山国遭遇赤狄之乱；齐桓公称霸诸侯，整治疆界和城邑土地，派管仲抵御夷狄，筑城加以巩固。[二九]全氏说：按《国语》和《管子》，齐桓公筑的是邺、五鹿、中牟，没有听说筑过中山。大概是邢、卫等国遭遇赤狄之难，郦道元误把中山写成中牟，又因此把山戎当作赤狄，都是错误。赵氏说：按《太平寰宇记》引《舆地志》，卢奴城北临滱水，南面有泒河，杜预称它为管仲城。大概古代记载一直这样相传。守敬考按：《太平寰宇记》既然引用杜预的说法，管仲所筑的城就是卢奴城；这一定另有记载，所以《舆地志》才得以引用，并不是《国语》《管子》所说筑邺、五鹿、中牟的事情。而且郦道元在《浊漳水》篇已经引用《管子》关于筑五鹿、中牟、邺城以保卫中原诸夏的记载，怎么会把中牟误作中山？全氏又说郦道元把山戎误作赤狄，却不知道《国语》说向北讨伐山戎，攻取令支，斩灭孤竹。韦昭说，山戎就是今天的鲜卑；令支、孤竹在辽西，与中山卢奴有什么关系？全氏竟说郦道元把山戎误作赤狄，真是相差千里。只是奇怪赵氏既然查出《舆地志》说卢奴是管仲城，却仍把这条移到“为武公之国，周同姓”之前，造成大错。从前耿伯昭曾在这里归附世祖。

译守敬考按：《后汉书· 耿弇传》说，耿弇字伯昭，听说光武帝在卢奴，便骑马向北奔驰前去拜谒，光武帝留他任门下史。滱水的右岸，卢水注入其中。朱本作“●”，《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卢”，下文同。赵、戴二氏改作“卢”。水源上接城内的黑水池。朱本把“昔耿伯昭至黑水池”二十七字误置在后文“今府榭犹传故制”之后，全、赵、戴三家移到这里。守敬考按：下文说，垒石筑成水孔，使涿唐水流入城中。这里说卢水承接城内的黑水，由此可知水流是相通的。这是就石孔已经开通而言：黑水充盈时便流出；水色黑叫作“卢”，所以仍称为卢水。《地理志》说：卢水出自北平。这个说法恐怕过于疏略，阚骃、应劭等人也都这样说。[三〇]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北平县”下说，那里又有卢水，也流到高阳注入河中；这里的北平县属于中山国，并不是右北平郡。应仲瑗却加上“右”字，注在卢奴县下，这是错误的。郦道元连班固也一起非难，为什么呢？中山国的北平县在今保定府完县一带；右北平郡郡治则在今蓟州境内。会贞考按：郦道元说卢水在卢奴，是因为班固把北平的水称为卢水，并不是说班固误把北平写成右北平。赵氏没有回应郦道元的本意。今本《汉书·地理志》引用应劭的话，写作“右北平”，这里的“右”字是衍文。根据这一点，注文与《地理志》相同，原本没有“右”字，怎么会是应仲瑗加上的呢？郦道元把《汉书·地理志》北平的卢水当作沈水，详见后文。守敬考按：班固的《地理志》有卢水，没有沈水。郦道元所说的沈水，是从蒲城西面流出的水，民间称为泉头水；向东流经蒲城，又向东在左侧注入徐水。它虽然不大，却还流通几十里。班固、应劭、阚骃都称它为卢水，一定是有相传的图志依据，所以才这样说。郦道元所说的卢水在卢奴城中，水深而不流，不过类似池沼；它承接黑水、流出城外注入滱水的水，也只是一条衣带般的小水流，流程很短。而且石孔是在中山简王时开凿的，距离班固时代不远，不能拿来作为依据。大概北平的卢水到了郦道元时代，民间又称作沈水，郦道元于是把它移作沈水，实际上没有弄清楚，《太平寰宇记》后来竟把他的说法奉为准则。我考按：卢奴城内西北角有一处水潭，水深而不流，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宽一百多步，守敬考按：《元和郡县图志》在安喜县条下说，黑水故池在定州城西北，距县城四里，周围一百多步，水深而不流。大概李宏宪避讳“渊”字而写作“深”。水色纯黑，俗称黑水池。守敬考按：旧志称俗名黑龙泉。有人说，水色黑叫作“卢”；朱本作“黑水曰卢”。《笺》说：《后汉书·纪注》引文作“水黑曰卢”，戴、赵二氏据此改正。水不流叫作“奴”，所以这座城借池水取名。朱本把“此城”误作“城北”，戴氏改正，赵氏改作“城地”，不对。池水向东北流，水边有汉中山王故宫遗址。朱本脱去“中山”二字，赵氏依据《初学记》卷八引文补入。台、殿、观、榭，全都采用上国的规制；简王身份尊贵，建筑更加壮丽。他开始修筑两座宫殿，开辟四座城门，挖通城北。朱本作“城北”，《笺》说一作“北城”，戴氏改作“北城”。守敬考按：明抄本作“北城”。又垒石筑成水孔。朱本脱“为”字，赵氏也未补，戴氏补入。使涿唐水流入城中。赵氏说：“涿”字疑似错误。戴氏改作“通池流于城中”。守敬考按：戴氏改得不对。黑水池既然在城中，挖通北城修筑石孔，显然是把城外的水引入城内。唐水在城北，所以注文中称它为“唐水”。校勘者因为唐水就是滱水，便把“滱”字写在旁边，时间久了混入正文，又把“滱”误写成字形相近的“涿”。看下文说“涿滱水流经石孔”，更可以知道“涿”是“滱”的形近讹字。这里是说池水本身有限，必须借助唐水流入，才能发挥作用。又修造鱼池、钓台和供骑马游乐的楼观。年代久远后逐渐坍毁，遗留的台基还在，如今全都加土建成刹利灵图。赵氏依据孙潜的说法，把“剎利”乙改为“利剎”，戴氏也这样改。守敬考按：《梦溪笔谈》说，天竺把刹利、婆罗门两姓作为贵族。刘言史《送婆罗门归本国诗》有“刹利王孙字迦摄，竹锥横写叱罗叶”之句。因此“剎利”二字没有错误。又《清水注》说“东岩西谷，又是剎灵之图”。“剎利”字形相近，怀疑“利”字是衍文。池塘四周，民居鳞次栉比，土地填塞而污秽狭窄。赵氏把“徧”改作“褊”。但泉源不断。到赵石建武七年，派北中郎将开始修筑小 城。守敬考按：《十六国春秋》说，赵石建武七年修筑卢奴小城。《晋书·石季龙载记》没有记载修筑小城的事。又兴建北榭，修立宫殿。后来后燕沿用原有宫殿，在中山建都。守敬考按：《晋书·慕容垂载记》说，建兴元年定都中山。《太平寰宇记》引《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垂在燕元玺二年十二月定都中山。在小城以南，又修筑隔城，重新兴建宫观。如今府中的楼榭还保留着原来的形制。朱本在这里以下有“昔耿伯昭”二十七字，赵、戴二氏移到前面。从汉代到燕代。朱本“汉”讹作“漠”，全氏校改为“汉”，并说这里的汉指汉代中山国和后燕。涿滱水流经石孔。赵氏说“涿”字疑误，戴氏改作“池水流经石孔”。守敬考按：戴氏这样改也不对。石孔已经毁坏，池水的通道也断绝，水便潜流出城，积成水潭，稍有涨溢时，涓涓细流向东北注入滱水。朱本作“渭”，《笺》说“渭”字错误，宋本作“涓”；因为水是潜流，所以流势细小，像涓涓流动。赵、戴二氏改作“涓”。守敬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涓”。石孔毁坏以后，滱水不再流入城内；黑水充盈时，只能潜流出城，涓涓流入滱水而已，不再称作卢水。滱水又向东流，经汉哀王陵墓北面。守敬考按：陵墓应当在今定州东面。墓地有两座坟，所以世人称为两女陵，这是错误的。哀王是靖王的孙子，应改作儿子；康王之子，应改作父亲。赵氏说：按《汉书·诸侯王表》，靖王的儿子叫哀王，哀王的儿子叫▯王。

译滱水又向东流，在右侧汇合长星沟；长星沟发源于上曲阳县。该县详见下文。长星沟向西北流到长星渚。朱本把“出”误作“在”，赵氏同样如此，戴氏改正。会贞考按：《元和郡县图志》说，长星沟水在恒阳县西北十七里。唐代恒阳县就是原来的上曲阳县，如今是曲阳县以东三里的小青河。长星渚水向东流，又汇合洛光水。洛光水发源于洛光沟，朱本把“沟”误作“涓”，赵氏依据《名胜志》引文改正，戴氏也改作“沟”。向东流入 长星水，水流紊乱，向东流经恒山下庙的北面。汉末发生战乱，山路不通；这里原来有下阶神殿，中世以来每年都在这里举行祭祀。何焯说：这十六个字有疑问。晋、魏时期改为东西两座庙，庙前有碑和阙，祭坛周围排列着柏树。朱本把“列柏”误作“相列”，赵氏也如此，戴氏改正。守敬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列柏”。赵氏说，顾炎武《北岳辨》说：《汉书》记载，常山的祭祀在上曲阳；应劭《风俗通》说，庙在中山上曲阳。《后汉书》记载，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临幸中山，派使者在上曲阳祭祀北岳。《郡国志》记载，中山国上曲阳县，原属常山。恒山在西北，可见祭祀由来已久。《水经注》却说这里是恒山下庙，汉末战乱、山路不通，才在这里祭祀；这样便不知道班固早已说过此事，而且那是汉孝宣帝下诏给太常，并非汉末。守敬考按：应当把“汉末丧乱，山道不通”八个字移到“晋、魏改有东西二庙”之前，这样顾氏的疑问就没有了。大概郦道元所说的“旧有”，以及所说的“中世”，就是指汉孝宣帝以后。《元和郡县图志》说，恒岳下庙在恒阳县西四十步。《梦溪笔谈》说，祭祀恒山的庙旧在山下，也叫北岳庙；晋王李存勖灭亡后燕，回来经过定州，与王处直一同拜谒此庙，说的就是这里。石晋以后，庙址逐渐迁到距县城较近的地方，该地称为神棚。如今北岳在曲阳县县治以西。这条水又向东流经上曲阳县故城北面，这里原来是岳牧朝见和住宿的城邑。会贞考按：《史记·武帝纪》记载，诏书说：古代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诸侯有供朝见和住宿的地方。古代天子巡狩，通常在当年十一月到达北岳，《尚书·虞书·舜典》有记载。侯、伯都有汤沐邑，用来斋戒洁身。会贞考按：《公羊传》说，郑伯派宛来归还邴地。邴是什么地方？是郑国供汤沐斋戒用的封邑。天子在泰山举行大事时，诸侯都随从；泰山脚下，诸侯也都有汤沐邑。因此北岳也应当如此。周昭王南征后没有回来，《左传·僖公四年》有记载。巡狩的礼制废止了，但城邑仍然存在。秦朝废除井田制，便依此设置县，城在山的曲折处之南。朱本作“县”，戴氏改作“城”。这就叫曲阳县，有下 曲阳县。因此这里称为上曲阳县。会贞考按：前汉时该县属常山郡，后汉属中山国，魏、晋又属常山，后魏又属中山。故城在今曲阳县西四里，后魏迁到今治所。王莽时称常山亭。水又向东南流，胡泉水注入其中。水源头承接胡泉。朱本脱“水首”二字，全、赵、戴三家补入。流经上曲阳县南面，又向东流经平乐亭北面。会贞考按：《地形志》记载，上曲阳县有平乐城，就是这里所说的地方。[三一]长星川在左侧汇入，向东南流经卢奴城南面，又向东北流。在河渠左侧有张氏墓冢，还有《汉上谷太守议郎张平仲碑》，立于光和年间。会贞考按：《天下碑录》说，汉代上谷太守《张●碑》在定州安喜县东六里；《宝刻丛编》引《访碑录》也这样记载。查考字书没有“●”字，难道是“平仲”二字的讹误吗？河渠又向东北与滱水汇合；这条水有时断流、有时通流，水道并不经常流注。又向东流过安喜县南面。朱本把“过”误作“径”，赵、戴二氏改正。“安喜”的“喜”字，赵、戴二氏改作“憙”，下文同。守敬考按：《汉书·地理志》作“憙”，《续汉书·郡国志》作“熹”，《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后汉把安险改名为安喜；《晋书·地理志》《魏书·地形志》作“喜”。该县原名安险。守敬考按：前汉安险县属中山国。《续汉书·郡国志》说，安熹原名安险。这里地势临近险要。守敬考按：以下四个“险”字，朱本都写作“崄”，全、戴二氏改正。这里有井陉、三涂的险难。守敬考按：《淮南子》说，什么叫九塞？回答说：太汾、渑阨、荆坑、方城、殽阪、井陉、令疵、句注、居庸。《春秋·昭公四年》记司马侯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是九州的险要。郦道元所说的“井涂之难”，应当是指井陉和三涂。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之子刘应为侯国。守敬考按：《史记》和《汉书·诸侯王表》记载相同。王莽改名为宁险，汉章帝改名为安喜。守敬考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文引应劭的这段话，《续汉书·郡国志》也相同。后汉、魏、晋、后魏时期，该县都属中山。《地形志》说，安喜有安喜城，在今定州东三十里。《中山记》说：县在唐水的曲流处。朱本把“曲”误作“西”，赵氏同样如此，戴氏改正。会贞考按：明抄本作“曲”。上文叙述唐水注入滱水，说它从上游流经下游，且唐水、滱水可以兼称；这里所说的唐水，指的就是滱水。《水经》说滱水向东流过安喜县南面，那么县城应当在水的北面，不可能在水的西面。山势高，岸势险，所以叫安险；城邑富足，百姓安定，于是改名安喜。苻秦建元年间，唐水泛滥上涨。朱本作“长”，《笺》说宋本作“涨”，戴、赵二氏改正。守敬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涨”。高岸崩塌，城角下面有大量木材，纵横交错，像梁柱一样。后燕初年，这些木材还在，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守敬考按：《隋代图经》说，唐河就是滱水，这一点正确。苻秦建元元年，高岸崩塌，像城角一样；下面有大量木材，纵横交错如梁柱，始终没人知道它们从何而来。《隋代图经》称建元元年，比这段注文说得详细；它说“高岸崩塌若城角”，与这里明确说是城角下面，含义不同。

译我考察有关记载并核对疑点，推想城址当初山水冲荡，漂流来的巨大木材被冲积在这里，沙土停积、土壤增厚，逐渐形成陆地。朱本在“以上”之前脱了一字，又把“成地”误作“城池”。《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加以成地”。赵氏说：按谢氏把“池”改作“地”是对的，但说成“加以城地”就错了。“加”字应属于上句，疑有“城”字脱重；应作“沙息壤加，重以城地，板筑既兴”。“沙息壤加”是说水把沙土冲来冲去，形成肥沃土壤；如果连下文读，“沙息壤”三个字便无法成句。守敬考按：全氏不如戴氏作“渐以成地”妥当。滱水又向东流经乡城北面，这里是旧时卢奴县的乡。朱本在“旧”字上多了“有”字，赵氏改作“古”，戴氏删去。 《中山记》说：卢奴有三个乡。会贞考按：《地形志》记载卢奴有焉卿城。“卿”与“乡”字形相近，应当是“乡”字的讹误。这个乡城原来隶属卢奴，后来隶属安喜；而焉乡城则属于卢奴，所以毫无疑问不是这里所说的乡城。根据注文，卢奴的三个乡中只有一个划归安喜，卢奴还剩两个乡；焉乡是否就是卢 奴剩下的两个乡之一呢？这里就是其中一个。后来隶属安喜。城郭南面有汉明帝时期的《孝子王立碑》。朱本把“明帝时”误作“朝时”，戴氏改正，赵氏也同样改。守敬考按：《隶释》记载《水经注》说，安喜县有汉明帝时期的《孝子王立碑》。戴氏大概据《隶释》改字；赵氏没有说明出处，显然是沿袭戴本。[三二]又向东流过安国县北面。守敬考按：两汉、魏时期该县属中山，晋代属博陵，后魏太平真君七年撤并，景明二年恢复设置，仍属博陵。《地形志》记载安国有安国城。安国城就是注文所说的安郭亭。根据注文亭在县城以东推测，后魏景明年间恢复置县时迁移了县治；魏代县城在今祁州东南六里。滱水流经县城东面，分成两条水道。其中一条分流向东南，流经解渎亭南面。守敬考按：《通典》说，汉代解渎亭在义丰县东北；《元和郡县图志》说，解渎故城在义丰县东北九里；《太平寰宇记》说在蒲阴县东北九里，即今祁州东北。汉顺帝阳嘉元年，封河间孝王之子刘淑于解渎亭，设置侯国。守敬考按：《后汉书·章帝八王传》说，河间孝王刘开之子刘淑被封为解渎亭侯。[三三]刘淑的孙子就是灵帝。水又向东南流经任邱城南面。守敬考按：《太平寰宇记》说，任邱古城在任邱县南二十六里。《三郡记》说，汉元始二年，巡检海防的使者、中郎将任邱修筑此城，为防御海寇，因而以任邱为名。后来汉桓帝去世，没有儿子，太后派太尉窦武到河间迎接灵帝，灵帝于是居住在这座城中；群臣到这里朝见，又称为谒城。《一统志》对此表示怀疑，说灵帝是从解渎亭侯入朝即位的，解渎亭在今祁州境内，距离河间很远，群臣来迎接时不应到这里。如今看《水经注》叙述滱水分流向东南，先经任邱城，再经解渎亭，后到安郭亭前，可知任邱城应在今祁州境内，与《太平寰宇记》所说不同。又向东南流经安郭亭南面。汉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之子刘博为侯国。朱本“博”字 误作“传富”。《笺》说：《汉书·王子侯表》作“安郭于侯传富”，说是中山靖王之子；古本作“刘博”，这里字有错误。赵氏说：沈氏认为，《史记·年表》作“安郭侯博”，这里应依《汉表》；《索隐》说，表中记载属涿郡，而善长认为就是中山的安国。《地理志》中涿郡没有安郭县，怀疑只是乡亭的名称。守敬考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博”。郦道元原本依《史记·年表》，赵氏引用沈氏却说是依《汉表》，这是错误。戴氏也改作“传富”，不依《大典》本，很奇怪。《汉书·地理志》中山国有安国县；《史记》《汉书·诸侯王表》都作“安郭”，《水经》作“安国”，注文作“安郭”，郦道元大概认为“国”“郭”可以通用。但《汉书·王子侯表》把它列在涿郡。 《地形志》记载安国有安国城，可见这是安国县，后魏时曾有迁徙。注文中的安郭亭在安国县东面，毫无疑问是前汉的城。这里尤其与涿郡相接，由此可知安郭起初属涿郡，后来才划入中山。沈氏怀疑安郭是乡亭名称，是把安国、安郭分成两个地方，错了。这条分流水又向东南流入虖池水。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解渎亭北面，然后向东北注入虖池。朱本在“注”字下又作“之矣”二字，赵氏同样如此。戴氏删去这两个字。会贞考按：这里叙述的是滱水的正流，“之”字是衍文，应当作“矣”。但戴氏把两个字全删去也不合适。按照郦道元的用语习惯，“注”字下面应当作“也”字，今据此订正。又向东流过博陵县南面。赵氏说：按博陵是汉桓帝改的名称，而且又在王忠文所指的汉顺帝之后。[三四]守敬考按：《水经》是三国魏人所撰，书中“广魏”“魏宁”等条目都有明确证据。赵氏大概拘泥于桑钦的说法，所以才这样说。滱水向东北流经蠡吾县故城南面。《地理风俗记》说：蠡吾县原是饶阳县的下乡。饶阳县的情况详见《浊漳水注》。后来从河间郡分出，隶属博陵。[三五]会贞考按：《汉书·赵广传》说，该县原属河间；班固《地理志》却说该县属涿郡，可见汉代先属河间，后来属涿郡。这里的“博陵”二字，应是“涿郡”的错误。因为到后汉桓帝时才有博陵郡；如果说蠡吾曾属博陵，那么《续汉书·郡国志》又说该县属中山，也就不能再说它从河间分出后属于博陵。魏代仍属中山，晋、后魏属高阳。《地形志》说，蠡吾有蠡吾城；城

译在今博野县西面。汉安帝永初七年，封河间王刘开之子刘翼为都乡侯。沈氏说：“永初”应作“元初”；刘翼是由县侯被贬为都乡侯，并不是受封。守敬考按：朱本作“永初七年”，并非错误。赵氏依沈氏说，认为“永初”应作“元初”；戴氏据此改字，也不对。大概是误读《后汉书·河间孝王刘开传》。《传》前面说，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刘开之子刘翼为平原王；后面说，元初六年，邓太后征召刘翼到京师，惊异于他的仪容，于是让他承继平原王刘胜；一年多以后，邓太后去世，刘翼被贬为都乡侯。也就是说，元初六年征召，永宁元年封为平原王，永宁二年贬为都乡侯。又考《邓皇后纪》，永宁二年三月邓太后去世；《安帝纪》建光元年条下说，三月邓太后去世，五月将平原王刘翼贬为都乡侯，七月改元建光，可见贬爵是在永宁二年。因此这里的“永初七年”确实是“永宁二年”之误；沈氏等人不知道《刘开传》中的“一年多以后”是指永宁年间，却以为是指元初年间，考证疏漏了。顺帝永建五年，改为侯国。守敬考按：永建五年，刘翼的父亲刘开上书，请求分割蠡吾县来封给刘翼，所以才改为侯国。又向东北流经博陵县故城南面。朱本脱去“东北”二字，赵氏也未补，戴氏补入。这里就是古代的陆城。戴氏把“城”改作“成”。守敬考按：汉代该县属中山国，后汉废弃，在今蠡县南十五里。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之子刘贞为侯国，就在这里。全氏说：《汉书·王子侯表》作陆城，属涿郡，应当依《史记·年表》作陉城；《汉书·田叔传》也作陉城。赵氏说：按《地理志》，涿郡没有陆城；陆城是中山国所属的县。下文说博陵，《史记》说蠡吾是旧县，蠡吾属涿郡，所以《王子侯表》说属涿郡。两个县的河流土地彼此相邻。守敬考按：戴氏依据《汉书·地理志》把“城”改作“成”，但“成”“城”古代可以通用，所以《汉书·王子侯表》作陆城。《索隐》解释《田叔传》中的陉城，说“陉”读音同刑，是县名，属中山；可见它所依据的《汉书·地理志》版本不同。《蜀志·先主传》说，刘贞是昭烈帝刘备的祖先，封为涿陆城亭侯，也作“城”。钱大昕说，陆城本来是中山的土地，刘贞因皇子身份受封为侯，改隶涿郡；后来失去侯爵，土地归入汉朝，成为县。宣、元帝时期，中山王的封国断绝，后来重新受封，于是又把这个县归还中山。《地理风俗记》说：博陵县就是《史记》所说的蠡吾故县。汉质帝本初元年即位，继承孝冲皇帝为帝。赵氏说：何氏认为，是桓帝继承质帝，郦道元误记。守敬考按：《太平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说，本初元年，蠡吾侯刘志继承孝质帝帝位，这就是孝桓帝；追尊皇考蠡吾侯刘翼为孝崇皇帝，陵墓称博陵，于是设置博陵郡。大概郦道元所依据的原文，本来是“孝桓继为帝”，传抄时误作“继孝冲为帝”。《桓帝纪》说，汉桓帝延熹元年从中山分置博陵郡。建宁四年有博陵太守孔彪碑。《续汉书·郡国志》把顺帝作为桓帝的前任，所以没有记载这个郡。汉末撤销博陵郡，归还安平。守敬考按：《三国志·魏书·常林传》说，建安初年，魏武帝调任常林为博陵太守；建安十八年撤省州郡，并省博陵郡。《献帝起居注》记载，冀州统辖各郡，其中有博陵郡；到魏代以后便无从考察。因此郦道元所说汉末撤销博陵、归还安平，是可信的。《舆地广记》说，晋代把博陵改为博陆。晋武帝太始元年又恢复为王国，如今把这座城称为博野城。[三六]朱本“年”字上脱“元”字，又把“国”误作“郡”，赵、戴二氏同样如此。守敬考按：《晋书·地理志》说，高阳国治所在博陆，太始元年设置。 《晋书·宗室传》说，司马珪在武帝接受禅让后，进封为高阳国王。因此注文应作“太始元年复为国”，今据此订正。后魏把县改名为博野，属高阳郡。《地形志》记载，饶阳有博陵城，博野有博陆城，可见县城屡次迁移，就是今天的蠡县县治。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侯世县故城的南面。朱本作“故南城”。《笺》说：谢氏认为疑当作“故城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全祖望又把“世”改为“井”，说：《寰宇记》载定远军、东光县有候井城，并引《郡国县道记》说，候井县为后汉所省，旧地理书都已失载其所在；按理推测，大概在今弓高县西北三十五里、房将池旁，曾设置此县，称为候井。《地理志》说河间国的第二个县叫候井，这或许就是侯世吗？赵一清说：考察起来不是这样。侯世县故城在蠡县东北，候井废县在东光县西面，两地相距悬远，怎么可以混为一处呢？会贞按：《地形志》载博野有候城，疑即侯世城。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陵阳亭东面；又向北流，左边汇入博水。博水发源于望都县。会贞按：现在称为望都县的庆都河。博水向东南流，经过望都县故城南面。会贞按：两汉、魏、晋时该县属中山国，后魏时属北平郡，在今望都县西北三十里。《注》前文所说的高昌城，或许就是望都的故城。王莽改名为顺调县。又向东南潜入地下。博水又向东南沿着水道流，第二个源头的水涌出。朱本“循”误作“于”，赵本相同，戴震改正。会贞按：下文说“其水又伏流循渎”等，正是承接这里的话，所以戴震改“循”是对的。博水向东南流经三梁亭南面。会贞按：亭在今望都县东面，疑即古代的勺梁。《竹书纪年》说：“燕人攻打赵国，包围浊鹿。”赵一清、戴震在“灵”字上增加“武”字。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没有“武”字。古书提到武灵王，有的称武王，有的称灵王，有的称武侯，这里不必增添“武”字。并且今本《纪年》把这件事系于周显王十七年，即赵成侯二十三年；距赵武灵王即位还有二十七年，因此无疑是错系。

译这就是代人救援浊鹿，在勺梁击败燕军的事情。朱《笺》说：古本作“败燕师于勺燕”，而《竹书》只说“败燕师于勺”，吴管改作“勺梁”，是正确的。广昌县东岭的事情，见《巨马水注》。会贞按：广昌东岭，就是后文所说的广昌岭。岭东有一座山，俗称浊鹿罗。全祖望改“罗”为“冈”，戴震改作“逻”。赵一清说：考察起来，“罗”与“逻”相通，都是遮逻之意。“浊鹿逻”如《魏书·章武王融传》所说的“白牛逻”一类。又《赵郡王干传》说，因为驲逻没有兵。大概“逻”是戍守之地的别称。会贞按：《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四年，经过浊鹿鸣泽。服虔认为独鹿是山名，在县北边界，正是广昌东岭的东面。“独”与“浊”形声都相近，独鹿就是浊鹿。《圣水注》说独树水发源于县北的山中，独树水应当就是独鹿 水的语音转变，相关说明见该篇。这里又说俗称这座山为浊鹿罗，大概独鹿、浊鹿是通称，所以《竹书》称浊鹿，《汉书》又称独鹿。郦道元当时，水称独树水，山又称浊鹿山。城与山相距不远。朱本误把上文的“罗”字接到下面，又把“城”讹作“地”。《笺》说：“罗地”二字有脱误，无法详考。赵一清、戴震改“地”为“城”。地势彼此相邻，按此推测，或许接近原意，但仍有不详之处。博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谷梁亭南面；又向东流经阳城县。会贞按：根据后文称“阳城县故城”，又引用《郡国志》说蒲阴有阳城，应当是前汉的废县，但《汉志》没有记载。水流散成泽渚，渚中水积聚上涨。朱本作“●涨”。《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张”。戴震、赵一清改正。水面方圆数里。朱本脱“广”字，赵一清据《名胜志》所引增补，戴震也增补。这里不只是蒲笋丰富，实际上菱角、莲藕也特别多。至于美丽的儿童采摘菱角，朱《笺》说：古本作“娈童▯及”，应是“▯”字脱少的讹误。吴管改作“▯角”。赵一清改作“▯女”，说：孙潜校改为“▯友”，不如杨慎所引本文作“▯女”为好。全祖望改作“▯女”，戴震又改为“娈婉▯童”，并把“以及”二字归入下文。年幼的孩子们，朱本把“崽”作“女”。《笺》说：一作“崽”，音宰。戴震、赵一清改正。戴震说：《方言》称，江湘之间，凡称呼孩子都叫“崽”。《广韵》说，读作“山皆切”，是对那个人的称呼。有时独自驾小船采菱，有时乘小船折取菱角。朱本误作“艾”。《笺》说：应作“芰”。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明抄本作“芰”。他们高声歌唱《阳春》，喜爱那深碧的水；采摘的人不觉得疲倦，唱歌的人自然发出悠扬的声音。朱本在“自”字下脱去二字。《笺》说：疑脱“相和”二字。全祖望、赵一清依此增补，戴震增补“流响”二字。当时过路的行人经过这里观看，也得到一些慰藉，这地方世人称为阳城淀。会贞按：《元和志》《寰宇记》都说，阳城淀在望都县东南七里，周围三十里，莞草、蒲草、菱角、芡实无不生长。唐、宋时的望都县就是今天的县治。阳城 县故城就在阳城淀西北附近，所以这片水陂便得到阳城之名。《郡国志》说：蒲阴县，县的情况详见后文，有阳城。会贞按：《通鉴》载，晋隆安元年，燕主慕容宝派赵王慕容麟进攻阳城，就是这里。如今阳城在县东南三十里。会贞按：在今完县东南五十里。博水又伏流沿着水道前进，曲折流到清梁亭西北。会贞按：《通鉴》载，晋永和六年，燕王慕容儁讨伐赵国，军队到达清梁。胡三省引用《水经》本文注释清梁亭。第二个源头又涌出。“博水”二字应当是衍文。博水又向东流，经过白堤亭南面。朱本把“白”误作“自”，赵一清据《名胜志》所引改正，全祖望、戴震也改正。会贞按：宋咸平六年，王继忠与辽军在康村交战，沿西山向北，到达白城，就是白堤亭。在今清苑县西南三十里。博水又向东流经广望县故城北面。会贞按：前汉时该县属涿郡，后汉废除，在今清苑县西南五十里。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的儿子刘忠为侯国。会贞按：《史表》作刘安中，这里采用《汉表》的记载。博水又向东流，与堀沟汇合。朱本把“堀”作“崛”。《笺》说：古本作“堀”。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堀”。堀沟上游承接清梁陂。又向北流经清凉城东面。朱本把“凉”误作“源”，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改正。守敬按：《寰宇记》说，后汉初年，王梁驻军于此避暑，于是筑城，以此命名为清凉。《地形志》载蠡吾有清凉城。《蠡县志》说，城在县西二十里，就是上文的清梁亭。《方舆纪要》把清梁城、清凉城分作两处，是错误的。这就是清梁。汉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的儿子刘朝平为侯国。会贞按：《史表》《汉表》记载相同。清梁水向东北流入博水。博水又向东北流，左边有濡水注入。戴震说：考察起来，这条是南濡水，今名祁水。会贞按：《元和志》《寰宇记》都说，濡水在北平县西五里。唐、宋时期的北平县，就是旧蒲阴县，与《注》所说濡水发源于蒲阴县西相合。现在又称为完县，因此知道完县西面的祁水就是濡水。濡水发源于蒲阴县西面、昌安郭南面。会贞按：《地形志》载蒲阴有安国城，安国就是安郭。昌字与亭字形体相近，疑《注》原本作“安郭亭”，传抄者误把“亭”写成“昌”，后人又把它移到“安”字上面。《中山记》说：郭东有舜氏甘泉。守敬按：《一统志》载，今完县西北三里有甘城村。有舜和他的两位妃子的祠庙。考察各种传记，没有听说这里有此事，年代久远。朱本作“又”，《笺》说：谢氏认为宋本作“云”，疑当作“久”。全祖望、赵一清作“又”，戴震作“云”。各种异说的来源，就在这里了。濡水从源头向东流，经过蒲阴县故城南面。守敬按：蒲阴县的前身是曲逆县，其县故城本是曲逆城，所以这里以下追述曲逆的事情。水流曲折，回旋的急流大多迂回往复。守敬按：郦道元《注序》说过：“曲折的水渚交错奇异，回旋的急流反复冲决。”这条水也称曲逆水。张晏说：濡水在城北。朱本把“濡”误作“湍”，赵一清、戴震依《汉志注》改正，下面也同样。水流曲折而向西流，因此得到这个名称。守敬按：《汉志》颜师古注引张晏的话，与此相同。现在这条水在东边流到满城县境内，称为方顺河，当地人认为“曲逆”这个名称不吉利，便把“曲”改为“方”，把“逆”改为“顺”。原来的县也因水名而称作曲逆。守敬按：这是秦代设置的县，汉代属中山国，后汉改名蒲阴，详见后文。在今完县东南。《春秋左传·哀公四年》说，齐国夏攻打晋国，夺取曲逆，就是这件事。沈钦韩说：《左传》写的是“取逆畤”，难道就是曲逆吗？杜预说，这是晋国的城邑。汉高帝攻打韩王信，从代地经过曲逆，登上城楼，看到城中房屋很多。守敬按：《史记》《汉书》多作“大”。汉高帝说：“壮观啊！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可以与这里相比。”于是下诏把曲逆封给陈平作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里、三里〕

译水流曲折而向西流，因此取得这个名称。守敬按：《汉书·地理志》的颜师古注引张说，文字相同。现在水流向东，到满城县境内称为方顺河，当地人认为“曲逆”这个名称不吉利，便把“曲”改为“方”，把“逆”改为“顺”。所以该县也因水名而以“曲逆”为县名。守敬按：这是秦代设置的县，汉代属中山国，后汉改名为蒲阴，详情见后文。其地在今完县东南。《春秋左传·哀公四年》记载，齐国夏讨伐晋国，攻取曲逆，就是此地。沈氏说：《左传》写的是“取逆畤”，难道就是曲逆吗？杜预说，这是晋国的城邑。汉高帝攻打韩王信，从代地经过曲逆，登上它的城墙，远望房屋很多，守敬按：《史记》《汉书》多作“房屋高大”。汉高帝说：“壮观啊！我走遍天下，只有洛阳可以和这里相比。”于是下诏把陈平封为曲逆 蒲水又向南流经安阳亭东面。赵一清改“安阳”为“阳安”，下文同，并说：这是根据《郡国志》校正的。《汉书·王子侯表》有易安侯刘平，是赵敬肃王的儿子，汉武帝元朔元年受封，这就是阳安；世传本都误作易安，是错误的。戴震改作阳安。守敬按：《地形志》载蒲阴有安阳亭，指的就是这里的安阳，与《注》文相合。又《元和志》说，安阳故关在北平县西北二十五里。《寰宇记》记载相同。《新唐志》说，北平县西北有安阳故关。这样看来，《郡国志注》作阳安，是错误的。而且《汉表》原本作易安，不作“昜安”；昜安在鄗地，离这里很远。赵一清把“易”改为“昜”，尤其是牵强附会。戴震也贸然改作阳安，这也是戴震沿袭赵一清说法的证据。安阳亭在今完县西北。《晋书·地道记》说：蒲阴县有安阳关。守敬按：今本《郡国志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七年、四十里、一百步〕 误作“阳安关”，应当以此处记载加以订正。大概安阳关是都尉的治所。民间俗称这条河谷为安阳圹。蒲水又向东南流经圹地，流经安阳关下。守敬按：关在今完县西北。俗称关皋为唐头坂。朱本把“皋”误作“睪”，全祖望改正，赵一清、戴震作“皋”；“皋”与“睾”相通。守敬按：《一统志》引用本文时，“名”字上有“俗”字，今据此补入。蒲水出关后向北流，又向东流，经过夏屋故城，那里确实是险要之处。《竹书纪年》说：魏国的殷臣、赵国的公孙裒，近本作“衰”，攻打燕国后返回，夺取夏屋城和曲逆。守敬按：今本《竹书纪年》把这件事系于周显王二十一年，即梁惠王二十三年。夏屋城东侧依托山阿，仍沿旧墙筑成一座城，世人称为寡妇城。据说是贾复跟随光武帝在北平追击铜马、五幡时所筑。由于世俗语音转变，所以有了这个名称。《巵林》说：考察《地形志》，太原郡广武县有贾屋山，《注》说，就是《史记》所载赵简子登临的夏屋山。由此看来，“夏”大概读作“贾”，所以夏屋转为贾屋，又从贾屋讹变为贾复，最后贾复进一步讹成寡妇。考察古代记载并验证今日地理，这座城大概只是夏屋城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里〕 郦道元说是贾复所筑，也实在是穿凿附会。赵一清说：周氏的说法固然精审，但《汝水注》说，桓水的两个源头奇异地汇流于贾复城，是贾复南下攻打郾县时所筑。俗语讹传，把它称为寡妇城。把寡妇城说成贾复城，正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贾屋是山名，贾复是城名，本来就不能硬合为一处。汉代广武县在今山西代州西十五里，有广武故城；贾复城在今直隶保定府完县，西南到唐县四十里。方叔把并州的山镇同冀州的城址相提并论，可以说是极不加考察。全祖望说：曲逆有一个名叫夏屋的地方，见于《竹书》；周氏把广武的夏屋当成它，应当受到考据家的非难。然而赵氏也忘了曲逆本来就有夏屋，却把它当成别地，这就像五十步笑百步。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建武元年，光武向北在元氏攻打尤来、大抢、五幡，追击到右北平，接连击败他们。没有说贾复跟随光武追击。贾复本传也没有说他跟随光武在北平追击铜马、五幡。因此钱大昕《养新录》说：“夏”是“假”的读音，陈郡阳夏县的“夏”读如“贾”；“贾”与“寡”声近，北方音把“屋”读如“乌”，与“妇”音相似，所以夏屋称为寡妇，不一定是由于贾复。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年、二十三年〕 《元和志》《寰宇记》在寡妇故城条下，都叙述贾复的事情，与《注》文大致相同，大概是把传闻相互沿袭罢了。只有《地形志》说唐县有寡妇城。李宏宪、乐永言也说城在唐县北九里，那么应当在今唐县北面。但这篇《注》把夏屋故城叙述在蒲水向东经过安阳关之后，按地理位置应当在今完县北面，两说也不相合。蒲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蒲阴县故城北面。《地理志》说：城在蒲水的北岸。赵一清说：《汉志注》这里是张晏的说法。汉章帝元和三年，出行巡察北岳。朱本误作章和二年，赵一清、戴震本相同。会贞按：《后汉书·章帝纪》载，章和二年春，章帝驾崩，并没有巡察北岳的事情；只有元和三年临幸中山，派使者祭祀北岳。因此，章和二年无疑是元和三年之误，现今订正。因为“曲逆”这个名称不好听，便根据山水之名改称蒲阴。守敬按：《续汉志》只说章帝改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四十里、五十步、百步〕 《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说，后汉章帝巡察北岳，因为曲逆这个名称不好听，改名为蒲阴；这样看来，郦道元采用的是阚骃的说法。后汉、魏、晋时，该县都属中山国；后魏时属北平郡。《地形志》载蒲阴有蒲阴城。蒲阴城应当就是曲逆城；到了北魏时期县治已有迁徙，不再是原来的故城。蒲水右边汇入鱼水。鱼水发源于北平县，北平县的情况详见后文。鱼水向西南流经鱼山。会贞按：今满城县西北五里有鱼条山，形状像大鱼。《一统志》认为就是《注》中的鱼山。但鱼条山在今完县东北。考察蒲水在今完县北面，而鱼水在蒲水右侧，向东流入蒲水，那么鱼水不可能发源于完县东北，这一点很清楚。因此鱼条山不是古代的鱼山。鱼山应当在今满城县西、完县西北。山上的石头像大鱼。朱本误作“山石善巨焉”。《笺》说：从“鱼山”以下，疑有讹误。赵一清改作“山石若巨鱼”，说是根据《寰宇记》校正；戴震也如此改，全祖望又依《寰宇记》在“石”字上增“有”字。会贞按：《御览》卷六十四引作“山石若巨鱼”，没有“有”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里、三年、二年〕

译水从鱼山下涌出，所以世俗便以鱼的形状给这条河命名。又向东流，注入蒲水；又向东流入濡水。因此《地理志》说，蒲水、苏水都从县东面流入濡水。守敬按：这是《汉志》曲逆县条下的文字。濡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乐城南面。守敬按：《一统志》说，《汉书》载汉高帝十年，经过赵地，询问乐毅的后代，找到他的孙子乐叔，封在乐乡，号为华成君。《水经注》所说濡水向东北流经乐城南面，就是这里。后魏才设置乐乡县，北齐时省并入永宁。《寰宇记》说故城在清苑县东南三十里；但《地形志》把前汉属信都的乐乡县认作此乐乡，是错误的。《旧唐志》《寰宇记》也沿袭了这一错误。按宋初，清苑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濡水又向东流入博水，从这里往下，博水也兼有濡水的通称。《春秋·昭公七年》说，齐国和燕国在濡水岸边会盟。朱本作“濡水”，赵一清根据《左传》改为“濡上”，戴震也改，并把“会”改为“盟”。杜预说：濡水发源于高昜县。朱《笺》说：“昜”应作“阳”。赵一清说：“昜”是古代的“阳”字。《汉志》载涿郡高阳县，应劭说它在高河的北岸。《左传正义》说：现在考察高阳，并没有这条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里〕 水源都出自山中；那些从平地流出的水，也都是从山中的平地流出。燕、赵交界一带，没有泉水涌出的地方，不知道杜预的话是根据什么。大概孔颖达不知道这条濡水的发源处。看郦道元的《注》，这里本来就有泉源，后来称为祁水，又称南濡水；但杜预注说发源于高阳，这是不对的。会贞按：汉代该县属涿郡，后汉、魏属河间，晋属高阳国，后魏为高阳郡治所在，在今高阳县东二十五里。濡水向东北流到河间鄚县，汇入易水。鄚县详见《易水注》。因此，濡水与虖池水、滱水、易水一样，也互相借称。朱本此下有“《地形志》曰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十二字，赵本相同，是重复出现的衍文，戴震删去。博水又向东北流，徐水注入它。徐水向西发源于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人称为广昌岭。山岭高四十多里，其中二十里道路曲折，来回盘绕五次，才能到达岭顶。赵一清把“得”作“能”，把“岭”作“顶”。水源都出于山中；从平地流出的水，也都是山中的平地所出。燕、赵交界之处，没有泉水涌出的地方，不知道杜预的话是根据什么。大概孔颖达不知道这条濡水的发源处。考察郦道元的《注》，这里本来有泉源，后来称为祁水，又称南濡水；但杜预说它发源于高阳，这是错误的。会贞按：汉代该县属涿郡，后汉、魏属河间，晋属高阳国，后魏为高阳郡治，在今高阳县东二十五里。濡水向东北流到河间鄚县，注入易水，鄚县详见《易水注》。因此，濡水与虖池水、滱水、易水一样，也有互相通称的情况。朱本此下有“《地形志》曰博水东至高阳入河”十二字，赵本相同，是重复出现的衍文，戴震删去。博水又向东北流，徐水注入其中。徐水向西发源于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人称为广昌岭。岭高四十多里，其中二十里道路迂回曲折五次，才能到达岭顶。赵一清把“得”改作“能”，把“岭”改作“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三十里、七年〕 所以这座岭有“五回”的名称。守敬按：《隋志》载易县有五回岭；《元和志》说岭在满城县西北五十里，高四十多里；《寰宇记》说五回山在废五回县西九十里，在今易州西南、接近满城县边界。赵一清说，《寰宇记》满城县条下引《水经注》说，五回山南七里有斗鸡台，传说燕太子丹曾在这里斗鸡，今本没有这段，全祖望补入。向下望去，层层山岭多得像蚂蚁堆。朱本作“蛭”。《笺》说：宋本作“咸若蚁垤”。赵一清说：按《博雅》，“盛”是多的意思，这里是说层山多如蚁封，“盛”字没有错。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盛”。《明一统志》说，像蚂蚁堆一样。它实际上也兼有孤山的称呼，并且高峻挺拔。朱本把“竦”作“●”。《笺》说：谢氏疑当作“峻嵊”。赵一清说：按《广韵》，“嵊”音盛，是剡县的山名，与上文“峻”的意义不合。《类篇》说，“埬”音冻，是山脊；“峻岽”是山的最高处。谢氏说法不对。戴震改作“竦”。会贞按：“峻岽”虽可相通，也太离奇，而且“●”是后起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里、二十里〕 考察《沮水注》所说“高峰如霞升起，山势高峻直入云层”，可知改作“竦”是对的。徐水有三个源头奇异地涌出，一齐倾泻入一条山涧。会贞按：《明一统志》说，雷溪在易州西南，发源于五回岭，就是徐河的上游；滩石湍急，声音几里外都能听见，像雷鸣一样，由此可以想见三源齐发的情状。徐水向东流后转向北，经过东山下。水西面有《御射碑》。徐水又向北流，向西弯曲，经过南岩下。戴震把“岩”改为“崖”。水的南岸又有一块碑。徐水又随山势向南转，经过东岩下，水边又有一块碑。这三篇碑铭，都在两侧面对层层山峦。朱本把“峦”作“岩”，赵一清据《名胜志》所引改为“峦”；下文说“岩障深高”，所以知道“峦”字是对的。山岩屏障深邃高峻，石壁直立，仿佛霞光耸峙。朱本作“跱”。《笺》说：宋本作“峙”。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峙”。碑文说：皇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里、九十里、七里〕 在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向东巡行，经过五回山险峻幽深的道路。朱本把“邃”误作“途”，赵一清据《名胜志》所引改正，戴震也改正。登临高大山岸，看到山势高耸，于是停驾在路旁，张弓射箭，飞箭越过岩山。赵一清说：这里以下有缺文。《寰宇记》满城县五回山条引用此碑说：“飞矢越过岩山三百多步；后镇军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在射箭处请求撰文并立碑，由中山安喜人贾聪书写。”这些文字可以补足《注》的缺失。会贞按：《魏书·世祖纪》太延元年十二月没有记载这件事。于是刻石来颂扬皇帝的功业。碑两侧都有两处层台，就是御射的地方。碑阴都列有立碑官员的姓名。徐水曲折向东北流经郎山。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屈”字移到“东北”之下。会贞按：不对。《浪水经》称涅水曲折向北流入员水，《河水注》引《释氏西域记》说河水向东流三千里到于阗，再曲折向东北流，都与这里相同，因此这里作“屈东北”没有错误。《隋志》载永乐有郎山；《新唐志》载满城有郎山；《寰宇记》说山在易县西南四十里。

译在今易州西南，接近清苑县边界。徐水又转弯流经郎山南面，群峰争相耸起。朱本误作“岑山岑竞举”。赵一清说：《名胜志》所引本文中上面的“岑”字是衍文。《初学记》引作“众崖竞举”。从文意看应是“众岑竞举”。戴震依此改正。山峰像竖起的鸟翅，挺立的岩石险峻嶙峋，又像剑尖一样。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山峰尖锐如削；元代刘因《游郎山杂言》中有“平地拔起不倾侧”“长剑倚天立”等句。这里极力描写地势的险峻高峭。汉武帝时期，戾太子因巫蛊之祸出奔，他的儿子远远逃到这座山中，所以世人称为郎山。山南有《郎山君碑》。朱本把“南”误作“内”，又脱去“君”字，赵一清、戴震改正并补入。事情都记载在碑文中。朱本作“事其文”。《笺》说：一作“事具于文”。赵一清依此增补，戴震增“其”字。全祖望说：这是缪说。汉燕刺王的墓称戾陵，或许这里说的是燕刺王的儿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十二月、三千里、四十里〕 罢了。守敬按：郦道元说事情都记载在碑文中，说明碑文记载的是戾太子的儿子，并不是郦道元自己的推测；如果说是燕刺王的儿子，就更是附会了。徐水又流经郎山君中子、触锋将军庙的南面。朱本把“中子”误作“子中”，把“庙”误作“广”。赵一清改正并说：下文说这是太白君碑，郎山君的长子；据此应作“郎山君中子”，“广”应作“庙”。赵一清本相同。庙前有一块碑。晋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发布诏书，赐给郎山君父子祠庙。碑文纪年为刘曜光初七年。全祖望说：中山的碑，为什么会有刘曜的年号？无法解释。守敬按：下文有“共同修治旧碑”的话，那么采用刘曜年号有什么不可呢？前顿邱太守郎宣、北平太守阳平人包振等，共同修治旧碑，刻石树立颂文。徐水又流经北平县境。守敬按：两汉、魏、晋时该县属中山国，后魏时属北平郡。《地形志》载北平有北平城，城在今满城县北面。这里有汉熹平四年幽州、冀州依据戊子日诏书，划分郡县边界，立石作为界标，碑文对此都有详细记载。赵一清据《隶释》所载碑文改为“戊子”，说大概诏书是在这一天颁下的；戴震也改正。派遣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昭。戴震把“●”改作“昭”。守敬按：《隶释》作“昭”，戴震据此改；《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郡县划分边界，立石作为界标，碑文对此都有详细揭示。会贞按：《隶释》作“也”，不作“矣”。后汉时期，这一带东面是幽州涿郡的北新城县，西面是冀州中山国的北平县，两县之间正是幽州、冀州的分界处。徐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石门中，世俗称为龙门。这里的山上相合、下方裂开，裂口高六丈，飞流从其中穿过，向南流出，顺着山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八月、十四日、七年、四年〕 赵据《隶释》记载，将此文改为“戊子”，并说：“大概是诏书在这一天发布下达。”戴氏也作同样的改动。派遣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戴氏改为“昭”。守敬按：《隶释》作“昭”，这是戴氏改字所依据的版本。《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这是郡县划分边界、树立石碑标志界线，完整揭示碑石文字的意思。会贞按：《隶释》将“矣”作“也”。后汉时期，这一带东面是涿郡北部的新城县，隶属幽州；西面是中山郡北部的北平县，隶属冀州。两县之间正是幽州、冀州二州的分界处。徐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石门中间，民间称它为龙门。这里的山上部合拢、下部张开，张开处高六丈，飞流的水经过其中，向南流出，沿着山崖而下。朱《笺》说：“‘乘’字疑当作‘垂’。”赵云：“‘乘’字没有错。”会贞按：《清水注》说“瀑布乘岩”，顺水大概就是徐水的另一个名称。徐水又向东流，经过蒲成北面。赵一清说：考察起来，蒲城就是今天直隶的满城县。“蒲”和“满”二字本来容易混淆。《保定府志》《满城县志》都不能辨明满城县得名的原因；有的认为是秦代城邑，有的认为张苍被封为北平侯，子孙满于此邑，因而得名。这些都是无稽之谈。《新唐书·地理志》《寰宇记》都说，唐天宝元年才设置这个县，却不知道北魏时期已经有蒲城这个名称。郦道元生活在拓跋氏统治时期，他的话并没有错。《元和志》说，满城县本是汉代北平县的土地，后魏在这里设置永乐县，天宝元年改名满城，以县北的旧满城为名。既然称为“故蒲城”，就不是唐代才开始有这个名称。蒲城之称，只有《元和志》《旧唐书》与郦道元《注》相同；其他记载无不沿袭“满城”的错误。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前书音义称，蒲阳山是蒲水的发源处，在今定州北平县西面。又说，《东观汉记》作“蒲”，后世很多本子写作“满”字，是错误的。《北史·魏陈留王虔传》说，他的兄长觊跟随军队平定中山，因功被赐爵蒲城侯。会贞按：城在今满城县东北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丈〕

译徐水又向东流，经过清苑城。守敬按：后魏设置清苑县，属高阳郡，在今清苑县东北七里。徐水又向东南流，与沈水汇合。朱本脱“合”字，赵一清据孙潜校本增补，戴震也增补；又依据《汉书》把“沈”改作“卢”。会贞按：前文叙述卢水注入滱水，说卢水在卢奴，并驳斥《地理志》所说卢水发源于北平；难道这里又把这条水当作卢水吗？如果这样，原本作“沈”是对的，戴震改动错误。《寰宇记》说沈水在清苑县北。《金史·地理志》载清苑有沈水，这是本书所称沈水的确证。沈水发源于蒲城西面。朱本脱“水”字和“城”字，赵一清据孙潜校本增补，全祖望、戴震也增补。会贞按：现在清苑河发源于清苑县西三十里的鸡拒泉，就是沈水，当地俗称泉头水。《地理志》说：北平县有卢水。朱本作“沈水”，下有“东入河”三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把“沈”改作“卢”，并删去三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卢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作“蒲”，许多版本误作“满”字。《北史·魏陈留王虔传》记载：他的哥哥觊跟随军队平定中山，因功被赐予“蒲城侯”的爵位。会贞按：蒲城在今满城县东北十里。水又向东流经清苑城。守敬按：后魏设置清苑县，隶属高阳郡，县治在今清苑县东北七里。水又向东南流，与沈水汇合。朱本脱去“合”字，赵据孙潜校本补入，戴氏也补入；又据《汉书》把“沈”改作“卢”。会贞按：前文叙述卢水注入滱水，说卢水在卢奴，并驳斥《地理志》关于卢水出于北平的说法；难道这里又把这条水当作卢水吗？这样看来，原本作“沈”是正确的，戴氏改为“卢”是不对的。《寰宇记》说，沈水在清苑县北。《金史·地理志》说，清苑县有沈水，这正是本书所说沈水的确证。水发源于蒲城以西。朱本脱去“水”字和“城”字，赵据孙潜校本补入，全氏、戴氏也补入。会贞按：现在清苑河的源头在清苑县以西三十里处的鸡拒泉，就是沈水，民间称它为泉头水。《地理志》说：北平县有卢水。朱本作“沈水”，下文还有“东入河”三字。赵本相同。戴氏把“沈”改为“卢”，删去“三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卢水”。凡是王莽时期的县名与今本《汉志》不同，赵一清都改成《汉志》的名称，这是不对的。曹水又向东流，注入徐水。徐水又向东南流，经过一座故城北面。戴震删去“一”字。守敬按：郦道元不知道这座城的名称，所以称“一故城”；如果删去“一”字，意思就不明白了。当地俗称它为祭隅城，具体情况不详。朱本作“祭过”。赵一清说：按《寰宇记》引《舆地志》，樊舆城西南角有圣女祠。圣女姓薛，字义姜，是巨鹿人，嫁给樊舆王文为妻，死在这座城的角落，人们便在此祭祀她，俗称祭隅城。这样看来，这座城就是樊舆县故城。郦道元把祭隅写成祭过，并说情况不详；得到乐史的书后，事情的意义才明白。戴震改作“祭隅”。守敬按：《易水注》说樊舆城在北新城东二十里，樊舆就是祭隅，地理位置没有差错。朱本作“祭过”，“过”与“隅”字形相近，无疑是传抄造成的错误。徐水又向东流入博水。戴震把“流入”二字改作“注”。《地理志》说：徐水发源于北平，向东流到高阳，注入博水。朱《笺》说：古本的“博”作“河”。赵一清说：考察这一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原文残缺，无法确定完整含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 赵云说：考察这里……

译这是班固《汉书》的原文，写作“在中山国北平县”。大概是徐水流入博水，博水流入河水，朱氏竟想依据俗本来改《汉书》吗？会贞按：《资治通鉴》唐武德五年和建中四年的记载，注文引用《水经注》都作“河”，说明胡三省所见的本子作“河”，与朱《笺》所说的古本相同，但实际上是错误的。这句话说徐水流入博水，下一句说博水流入滱水，所以接着引用《地理志》“徐水入博”来加以证明。如果这里写作“入河”，那么下文所说“又东入滱”的究竟是怎样的水呢？又向东流入滱水。《地理志》说：“博水从望都县向东流到高阳县，流入河水。”朱《笺》说：“孙氏说，今天的曹河、徐河、唐河等水，汇合后经过雄县，到达直沽，流入海中。”戴氏把“河”改为“滱”，并在下文增加“是也”二字，说：“现在《汉书》各本也都讹误了。”守敬按：戴氏把“河”改成“滱”，看似正确，实际上并不对。看本篇《滱水注》上文，已经说过濡水与滹沱、滱水、易水可以互相通称。又看下篇《巨马水注》引用《地理志》说：“涞水向东南流到容城县，流入河水。”郦道元解释说，河水就是濡水；这是互相说明水道会合的情况。由此可见，郦道元所见的《汉志》本来就写作“入河”。由此可知，郦道元所见的《汉志》版本写的是“入河”。又向东北流入易水。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依城北面，世人称它为依城河。《地说》中没有“依城”这个名称，朱氏作“他”，赵氏、戴氏改正。这里就是古代的葛城。《郡国志》说：“高阳县有葛城。”会贞按：《括地志》说，旧葛城又名依城，也叫西阿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北五十里；徐水、滱水都从城西流过，又曲折经过城北。水道弯曲处叫“阿”，因为齐国有东阿，所以称为西阿城。《寰宇记》作葛乡城，就是今天安州的州治。这是燕国割让给赵国的地方。赵孝成王十九年，赵、燕交换土地，燕国把葛地给了赵国，见《史记·赵世家》，《易水注》已经引用过。滱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阿陵县旧城东面。会贞按：西汉时阿陵县属涿郡，东汉时撤废。《寰宇记》说，阿陵旧城在任丘县东北二十里。宋代任丘县就是今天的县治，那么阿陵应当在依城的东南面。滱水从依城北面向东北流，应该经过阿陵城北，而不是经过它的东面。这里的“东”字大概是“北”字的错误。王莽时改名为阿陆。建武二年，重新封左将军任光为阿陵侯国。朱氏作“岸”，《笺》说宋本作“左”。按《后汉书》，任光任左大将军，被封为武成侯；建武二年，又改封为阿陵侯。滱水向东北流到长城，注入易水。戴氏说：这里的易水，是指南易水流到文安县、与滹沱水汇合的那一段，长城在今文安县境内。会贞按：《汉志》说滱河向东流到文安县，注入大河；《水经》说滱水流入易水，《水经注》也说滱水注入易水。《汉志》把滱水看作主流，《水经注》则把易水看作主流。《一统志》说，长城在文安县东南，连接大城县边界，绵延几百里，相传是燕、赵两国的分界处。考察《易水注》，其中多次说到长城；燕国长城西起今天易州、安肃、容城交界一带，东抵文安。文安的长城只是燕、赵两国东部边界的一段。根据《易水注》，易水向东流到文安县，与虖池水汇合；它与滱水汇合时，尚未流到文安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

译校记 [一]“《御览》一百九十三引此作同”。按：《御览》的卷数抄错了，“三”应当是“二”。《御览》引用《河北记》作“从”；这条前面引用的是《水经注》，《疏》误作“一”，所以说“引此”（指《水经注》），现在校改为《河北记》。“同”字应改为“从”。[二]“益才，安喜侯；显才，蒲阴侯”。按：《御览》卷一九二影宋本引用《河北记》时，脱漏了“仲才”，“安喜”误作“安嘉”，“蒲阴”作“蒲平”，都不对。“益”字误作“孟”，现予订正。[三]“有闳亦见《张步传》”。按：“闳”字已见于《董贤传》；范晔《后汉书·张步传》中也有闳，王莽任命他出任东郡太守。所以说“亦见”。周氏详细考述了这件事的始末。[四]“《马严传注》有仁子术”。按：见范晔《后汉书·马严传》章怀太子注所引《东观记》。标点本作“述”。[五]“顾炎武直接斥责它”。按：沈炳巽引用《日知录》说：“这是后人追述编造的妄说，不足以取信。” [六]“班、范、荀、袁都没有提到”。按：应当指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这四部书。[七]“高诱是涿地人，事情有明确证据”。按：《要删》说：“高诱是涿地人，只在这里见到。”这是错误的。《疏》删去这句话是对的。高诱撰写《淮南子注》序说：“我年轻时，跟随同县的前侍中卢君学习句读。”卢君就是卢植，卢植是涿郡涿县人，这就是明确证据。杨氏曾说：“《疏》完成后，《要删》就可以废弃了。”这足以说明杨氏、熊氏细心校勘、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八]“现在水流经过城的东南角”。按：“被”字，朱本、沈本都误作“破”，赵氏校改，全氏、戴氏也改成“被”。《疏》直接改了，但没有留下校记。[九]“又按《巨马水注》，向东南流经范阳县旧城北面”。按：此句以下抄脱了“易水注之，即此《注》所谓易水径范阳故城北”十七字，现在补入。[一〇]“《十六国春秋》说慕容评谋划诛杀慕容垂”。按：《资治通鉴》卷一百〇二太和四年十一月记载这件事，与《十六国春秋》相同。[一一]“还传有镌刻文字的石碑”。按：“之石”朱本作“之名”。《御览》引用这里作“俊列之名”。根据《注》上文“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怀疑这就是所谓“俊列之名”。但《注》上文只说柱础还在，说有“镌刻”似乎不太贴切。[一二]“《御览》作‘虽无经记可凭’”。按：影宋本《御览》作“经纪”。朱《笺》应当是依据善本，因此赵氏没有改动“纪”字。[一三]“水出于县西……这就是古代的‘遒’字”。按：《汉志》“涿郡县”下面，颜师古注说：“这是古代的‘遒’字，读音反切为‘字由反’。” [一四]“四周，《元和志》的‘周’字作‘围’”。按：聚珍本《元和志》仍作“周”，或许已经依据《水经注》校改。[一五]“又向东流，向南经过武遂县南面”。按：朱《笺》本把“径”误作“过”，但没有留下校记。[一六]“《注》引用《汉书》说，王荼反叛”。按：《汉书·郦商传》作：“燕王臧荼反。”王荼就是燕王臧荼。[一七]“从‘故瓒’到这里，也都是《后汉书·瓒传》的文字”。按：《注》引用公孙瓒给儿子的信以及袁氏进攻的四句话，是《后汉书·瓒传》的文字。《魏志》裴松之注引用《典略》时也相同。[一八]“朱氏‘祖道’以下有‘于易水上’等十七字”。按：《御览》卷五七二作：“荆轲进入秦国，不选择日期便出发，太子和预先知道谋划的人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在易水边为他送行……”直到“宋意和之”。赵氏据此把“燕太子”改为《燕丹子》，并把“宋”字以下称作《燕丹子》的原文。[一九]“朱氏所指出的以外还有很多”。按：《文选·杂歌序》作“宋如意”，宋玉《笛赋》作“宋意”，《淮南子·泰族训》作“宋意”，周弘正《咏荆轲》诗作“宋意”。《御览》卷五七二《歌》三引用《燕丹子》也作“宋意”。[二〇]“郑氏注说，呕夷就是祁夷水，出自平舒县”。按：《周官·职方氏》下说：“正北方叫并州，它的河流有虖池、呕夷。”郑氏注说：“呕夷，是祁夷吗？从平舒县流出。”清代李惇说，呕夷不是祁夷。“与”表示疑问、尚未确定；郑氏把它解释为祁夷，是错误的。戴氏校订《水经注》时，依照《元和志》作“沤”，但只说《周礼》作“呕”。[二一]“顾亭林、阎百诗等人都认为没有弄清依据，对疑点暂且存疑”。按：全氏七校本引顾氏说：“代郡灵丘是武灵王的葬地，而齐国又另有灵丘，郦道元误把代郡灵丘当成齐国灵丘。阎氏说：‘胡三省认为齐国灵丘是清河郡灵县，这是凭空推测，不如保留疑问。’” [二一续]阎氏说：“胡三省认为齐国灵丘是清河郡的灵县，这是凭空推测；与其这样，不如对疑点存而不论。” [二二]“如瓒《注》，朱氏作《汉》，全氏、赵氏相同”。按：全氏作“如《汉志》”，赵氏同朱氏。[二三]“应劭说，在唐县西四十里”。按：这句话以下抄脱了两处，原文应当是：“在唐县西四十里找到中人亭；左人城在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中人城又在唐县西四十里。”据《要删》卷十一删补。[二四]“全氏、赵氏、戴氏改作‘郎’”。按：杨氏《要删》说：“《隋志》《唐志》都有‘郎山’，这就是全氏、赵氏、戴氏三家据以改字的依据。” [二五]“赵氏……说：按《隋书·地理志》，唐县有郎山”。按：标点本仍作“郎山”。上谷郡永乐县也作“郎山”。赵氏定本引用《隋志》原作“唐有郎山”，却把《注》正文大字改作“狼”。抄手误写，校记又跟着改成“狼”，这是错误的，现在订正。[二六]“《元和志》作八渡故关”。按：聚珍本把“渡”作“度”。下文引用金陵局本，“渡”也作“度”。

译[二七]“周王询问太史余”。按：《吕氏春秋》作“周威公”，不是“周王”。周威公是周考烈王的弟弟。《说苑》也作“周威公”。这是传闻中说法不同；《疏》只列出太史姓名的异同，现在补正。《御览》卷一六一镇州条下作“周王”。[二八]“又见《御览》引用《十三州志》”。按：原书是《寰宇记》，没有这一条。所引《十三州志》的话，实际见于《御览》卷一六一《州郡部·镇州》下。辑本《十三州志》在本条前一条有注文说“《寰宇记》引”，因此错误地以为本条也是《寰宇记》所引。辑本的体例是在若干条后注明同时见于某书；这里所指的是《御览》。[二九]“修筑城池来巩固它”。按：朱本这里以下接着写“《地理志》说……”等话，沈本相同。[三〇]“阚骃、应劭这些人，也都这样说”。按：朱本“言”作“谓”，沈本作“言”。[三一]“上曲阳县有平乐城”。按：标点本《魏书·地形志》有校记（十九）说，各本有的缺字；百衲本“平”字残缺一半，据此补出“平”字。[三二]“朱本‘明帝时’误作‘朝时’，戴氏改，赵氏也改……因此无疑是赵本抄袭戴本”。按：赵本仍作“朝时”。《疏》沿用了王先谦本中赵氏改字的错误，又把没有说明出处当作赵氏抄袭戴氏的证据；既没有校对赵本，又凭臆测说全氏、赵氏抄袭戴氏。戴氏与两家相同的地方很多，不说明出处的地方也很多，怎么能据此解释？任意分高下，实在没有意义。[三三]“《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中，河间孝王刘开有儿子刘淑”。按：刘开就是八王之一，不能说是附属人物；现在订正，删去“附”字，改动“传”字；又删去“开”字下面的“传”字。[三四]“又在王忠文所指出的顺帝以后”。按：王忠文是明初王袆的谥号。王氏有《水经序》，说：“这部书似乎是顺帝以后的人所作。” [三五]“从河间国分出，归属博陵”。按：熊氏认为“博陵”二字应当是“涿郡”的错误。按郦道元《注》，原文没有错，应当读作“从河间分，属博陵”。范晔《后汉书·章帝八王传》记载，河间孝王刘开在永元二年受封，分乐成、勃海、涿郡为其封国；这样，涿郡此后就并入河间国了。《蠡吾侯翼传》附载，刘翼在永宁元年被封为平原王，太后去世后，降为都乡侯。永建五年，他的父亲刘开上书请求分出蠡吾县来封给刘翼，顺帝答应了。这就是蠡吾县从河间国分出、另封为侯国的证据。刘翼的儿子刘志即位为桓帝，追尊刘翼，将其陵园称为博陵。建和二年，尊刘翼夫人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把涿郡的良乡、故安和河间的蠡吾三县作为她的汤沐邑；《注》所说的“从河间分而属博陵”，指的就是这件事。[三六]“现在称这座城为博野城”。按：《大典》本、朱《笺》本、沈本以及全氏、赵氏、戴氏三家的校本，都没有“博”字。《疏》直接增入，但没有留下校记。[三七]“后汉时撤省，旧地理书也都失去了它的位置”。按：《寰宇记》卷六十八东光县下引用这句话作“汉县”，没有“后汉省”。又说：“有人说今天的弓高县就是汉代侯井县，但不能详细确定究竟是否如此。”又按：《郡国志》河间国注文说，河间国由文帝设置，世祖时撤省，改属信都；《安平国》注文说，原为信都，明帝时改名乐成，延光元年改置安平国。[三八]“会贞按：《地形志》记载博野县有候城，怀疑就是侯世城”。按：王梓材说，全氏校本原有按语：“按侯世不知道是哪一时期的县。《地形志》高阳郡博野县有候城，与蠡吾接壤；但它既不是侯世，也不是县。”又说，全氏校本已经删去了这段文字，而熊氏仍然怀疑它就是侯世城。[三九]“《方言》说，江、湘之间，凡是称呼这个孩子，都叫作‘崽’”。按：戴氏校本《方言》作“湘沅之会”，但戴氏《方言疏证》引用《玉篇》所引《方言》时作“江湘之间”。《广韵》卷十四也都注说：《方言》称“江湘之间”如此。[四〇]“派遣赵王刘麟进攻阳城”。按：《资治通鉴》隆安元年正月，胡三省注引用《郡国志》作“杨城”。《资治通鉴》正文也作“派遣赵王刘麟进攻杨城”，又记“二月己巳朔，珪返回杨城驻屯”。[四一]“《寰宇记》说，后汉初年，王梁驻军于此……题名为清凉”。按：《方舆纪要》卷十二清苑县条记清凉城说：汉代有将领王梁，武帝把刘朝平封在这里，后来讹传为清凉。《寰宇记》说，后汉初年王梁驻军于此，在这里避暑，于是修筑城池，把它命名为清凉，那里还有一座塔。[四二]“《地理志》说：城在蒲水的北岸”。按：全氏校本说，这是张晏的注文，不是《地理志》原文；相比赵氏的说法更为明确。《疏》没有记录此事。没有记录此事。[四三]“鱼山应当在今天满城县的西面”。按：《寰宇记》卷六十七引用《竹书纪年》“取穷鱼之丘”的话，称为鱼丘水；又引用《水经注》说，鱼水出自鱼山，山上有一块像大鱼的石头，水从石头下面涌出。[四四]“《明一统志》说，像蚂蚁堆一样。全氏、戴氏都作‘蛭’，是沿袭朱本的错误”。按：明万寿堂刻本仍然作“蛭”。“全、戴并作蛭……”十一字，现在依据台北本删去。[四五]“太延元年十二月”。按：沈钦韩《疏证》引用《北史》卷二说，魏太武帝即位第十二年，将延和年号改为太延元年；十月甲辰，皇帝巡幸定州，驻扎在新城宫。[四六]“群山争相高耸”。按：《名胜志·北直隶》卷四清苑县下引用这句话作：“又曲折地经过山的南面，山峰争相高耸。”下文“亦如剑杪”作“亦同剑杪”。[四七]“向东南流出山谷，经过城中”。按：全氏校本把“城”字断句，“中”字归入下句，读作“中有故碑”。[四八]“顺水大概就是徐水的别名”。按：《大典》本、全本、赵本都作“徐水”，官刻戴本误作“徐州”，赵氏依据黄省曾本改为“水”。

译[四九]“《元和志》……”按：聚珍本《元和志》中各处的“蒲”字都改作“满”，现在订正。[五〇]“徐水、滱水两条水都从它西面流过”。按：孙校本把“滱”误作“兖”，《史记·赵世家》也误作“兖”；标点本依据《水经》改正。《水经注疏》卷十二 后魏郦道元注 宜都杨守敬编纂并作疏证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 圣水 圣水发源于上谷。朱《笺》说：孙氏认为，圣水就是今天的琉璃河。赵氏说：这一条《水经》经文恐怕有脱漏。《方舆纪要》记载，房山县西有大房山，古碑说它是幽、冀两地深奥的山林。山下有圣水泉，西南有伏龙穴，又名龙喊峪，有温泉从中涌出。山的东北还有孔水洞，悬崖高达千尺，石洞像门一样，深不可测。这些情况与郦道元《注》所说的大致相似。房山县原是汉代良乡、范阳两县的辖地，都属涿郡，又兼有广阳国蓟县的一部分，与上谷没有关系。汉代上谷郡郡治在沮阳，是古代涿鹿的地方。《湿水注》说，涿水分支流入匈奴境内的，叫作涿邪水；而本《注》说它在上谷叫涿耶水。应劭认为它出自上谷涿鹿县，就是这个意思。守敬按：赵氏说圣水不发源于上谷是对的，但又牵扯到上谷的涿水，其实与圣水无关。这是古代燕国的土地。朱氏把“地”作“也”，赵氏、戴氏改正。秦始皇二十三年，设置上谷郡。守敬按：《史记·匈奴传》说燕国已经设置上谷郡，这件事不见于《秦本纪》。郡治在沮阳，见《水经》的相关篇章。王隐《晋书·地道志》说：上谷郡位于山谷的源头，所以根据这一点命名为上谷。守敬按：《晋志》作“郡在谷之上头，故因名焉”，这是沿用王隐的说法。按照今天的地理位置推定，圣水一条，《水经》应当写作“出涿郡良乡县西北圣水谷”，与上谷无关。《经》文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误写成“圣水出上谷”；郦道元所见的本子已经如此，所以他的《注》也顺着上谷来解释，没有明确驳斥《经》文的错误。看下文说“出郡之西南”，可以看出他迁就原文的用意。王莽时改名为朔调。朱氏把“更”作“改”。[一]守敬按：《后汉书·耿弇传》说，耿况任王莽的朔调连率。水从郡西南的圣水谷流出，向东南流，经大防岭下。朱氏脱去“岭下”二字，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御览》卷九百三十六引用这里有“领下”二字，现在据此增补。大概是把“下”字断句，并把“岭之东首”四字归入下文，这样文意更连贯。《地形志》说良乡有大防山神，《新唐志》说良乡有大防山。《寰宇记》说，大防山在良乡县西北三十五里。它在今天房山县西北二十五里。岭的东端，山下有石洞，洞口向东北敞开，高、宽各四五丈。守敬按：《书钞》卷一百八十五引用这里作“高广四五丈，深一丈四尺”。进入洞穴后，转而更加高大幽深，洞中有水。老人们传说，从前有个和尚释惠弥。守敬按：《书钞》卷一百五十八引用这里作“慧珍”，《御览》卷九百三十六引用时也作“惠珍”；大概“弥”的俗体字与“珍”的俗体字形近，所以造成错误。作为僧人的名字，用“弥”更合适。他喜欢探寻幽深神秘的地方，曾经举着火把寻找。沿着水进入洞穴，走了三里多，洞穴分成两条。一条洞穴特别狭小。朱本没有“一”字，《笺》说谢氏本“二”字下面有“一”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御览》引用这里“殊”作“渐”。洞穴向西北通出，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另一条洞穴向西南通出，进入洞穴后要经过五六天才能回来。朱本“穴”字误作…… 水，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书钞》《御览》引用这里，“入”字下面接“经”字，大概是不知道“入水”是“入穴”的错误，把“水”字看作不通而删去了。又不能测量它究竟有多深。洞中水夏天寒冷、冬天温暖；春秋两季有白鱼游出洞穴，几天后又返回。守敬按：《书钞》引用这里作“数百余日而返”。有人捕捉来吃，味道鲜美，是珍贵的美味。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孔水洞在大房山东北，上面有一千多尺高的悬崖，下面有石窟，深约二丈。泉水从石窟中涌出，深不可测；有时白龙出现，随即变成鱼。唐代胡詹记载，曾有人举火驾船探洞，走了五六天仍无法探明源头，只看见仙鼠白天飞行，偶尔看见有鳞的动物。这些记载可以相互参照，比较异同。大概也属于丙穴嘉鱼一类。朱本“类”字上多出“流”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守敬按：《御览》卷九百三十六引用这里没有“流”字。丙穴嘉鱼的情况，详见《沔水》篇。这股水向东北流入圣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五里、二十五里、一丈、四尺〕 “水”字，赵一清与此相同，戴震作了改订。郦道元按语：沈约《宋书钞》和李昉《太平御览》引用这段文字时，在“入”字下面接着有“经”字，大概是不知道“入水”是“入穴”的错误，把“水”字看作文意不通，便删去了。水的深度也无法测到底。此水夏季寒冷、冬季温暖；春秋两季有白鱼从洞穴中出来，几天后又返回洞穴。郦道元按语：《书钞》引用这段文字时，“数日而返”作“数百余”。人们有捕捉来食用的，味道鲜美，是通常珍贵的美味。赵一清按语：《明一统志》记载，孔水洞在大房山东北，洞上有高达千尺有余的悬崖，洞下有石窟，约二丈。泉水从石窟中涌出，深度不可测量；有时白龙出来显现，随即化为鱼。唐代胡詹记载，曾有人举着火把，乘小船探入洞中，航行了五六天，也没有探明它的源头，只看见仙鼠白天飞行；“鳞时见”原文疑有缺字，原意无法确知。此事可以与上述记载相互参照，考察其异同。大概也属于丙穴嘉鱼一类。朱谋认为上文“类”字前多出了“流”字，赵一清同意这一看法，戴震删去了“流”字。郦道元按语：《太平御览》第九百三十六卷引用这段文字时没有“流”字。丙穴嘉鱼的情况，详见《沔水》篇。此水向东北流入圣水。圣水又向东流，经过玉石山。会贞按：《续汉志》说，圣水出自玉石山。《寰宇记》引用《郡国志》说，圣水俗名回城水，源出良乡县西北的玉石山，这两种说法都错了。圣水是经过这座山，并不是发源于这座山。根据《注》下文所说水流潜伏一里多、暗中从东面涌出，或许是把伏流重新涌出的地方指作水源的起点。这里叫玉石口，因为山中多珉玉、燕石，所以用玉石命名。水流潜伏一里多，从地下暗中向东流出；又向东流，水势倾泻，冲入山涧，落差一丈多，曲折转向南流。朱本脱去“南”字，赵氏、戴氏增补。向东流过良乡县南面。圣水向南流，经过县城西面后转向，又向南流经良乡县旧城西面。守敬按：汉代良乡县属涿郡，后汉沿袭，魏时属范阳郡，晋时属范阳国，后魏时属燕郡。《地形志》说，良乡郡治在良乡城，就是今天房山县东面。王莽时改名为广阳。有防水注入圣水。防水发源于县西北的大防山南麓。守敬按：《寰宇记》引用《隋图经》说，防水在良乡县境内，就是今天房山县北面的龙泉河。防水又称龙泉河。它向东南流，经羊头阜下。守敬按：《房山县志》说，羊头冈在县北六十里。[二]俗称羊头溪。朱本“谓”作“为”，戴氏、赵氏改正。防水又向东南流到县城，向东注入圣水。

译圣水又向南流，与乐水汇合。乐水发源于县西北大防山南面。朱本把“山南”误作“南山”，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也改同。会贞按：今天房山县南三里有凉水河，就是乐水。乐水向东南流，经过县城西面，又向东南注入圣水；圣水又向东流经该县旧城南面。[三]戴氏又在上面增入“圣水”二字。圣水又向东流经圣聚南面，朱本把“圣聚”倒作“聚圣”，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圣聚大概在今天房山县东南面，可能是借水名来命名的。圣水又向东流，与侠河汇合。朱本作“挟河”，《笺》说宋本作“侠”，戴氏、赵氏改作“侠”；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侠”。侠河发源于良乡县西面的甘泉原东谷。守敬按：这里的甘原就是下文甘泉水的源头；甘泉水发源于它的西面，侠河则发源于它的东面。侠河向东流经西乡县旧城北面。守敬按：汉代西乡县属涿郡，后汉撤废，在今天涿州西北二十里。王莽时改名为移风，世人称为都乡城。考察《地理志》，涿郡有西乡县，却没有都乡城，大概是世代传说造成的错误。会贞按：《旧唐志》说，慎州逢龙县寄治在良乡县旧都乡城。又有黎州新黎县，也寄治在良乡县旧都乡城，就是这里。大概由于习俗相传，后来成为固定说法。侠河又向东流经良乡城南面，再向东北注入圣水。世人称它为挟活河。朱本作“扷”，《笺》说宋本作“挟”；赵氏改作“挟”，戴氏作“侠”。全氏说：沙水都在流动，东西方向不固定，所以称为挟活水，也称为圣水。会贞按：全氏所说“沙水俱活”三句，本是《方舆纪要》引用汤有光的话，专门解释挟河，并没有涉及圣水。全氏大概认为《注》中“世谓之挟活”这句话兼指圣水，所以说“也称为圣水”。他不知道《注》在说挟河注入圣水之后，又进一步说明其他名称，并不是把圣水包括在内。又称它为非理之沟。朱本“理”作“漯”，《笺》说一作“理”。赵氏说：按“漯”“理”读音相同，是传抄造成的差异。漯水就是湿水，《注》说涿水从涿鹿县向东注入湿水；这里说“非漯之沟”，大概是因为它还没有与湿水汇合。戴氏作“理”。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理”；“非漯之沟”无法解释，应该是错误。赵氏牵扯到湿水，实在是牵强附会。由上文“挟活”二字推断，这股水大概变化无常，不沿固定河道流动，所以又有“非理”的称呼。又向东流过长乡县北面。全氏说：这里应当是“阳乡”，仔细玩味《注》文就可以看出。赵氏引用全氏的话，也认为应当作“阳乡”。戴氏改作“阳乡”。守敬按：全氏认为应当作阳乡，是因为把长乡看作晋代的县。但《晋志》有很多错误；《注》下文引用《太康地志》，说涿郡有长乡而没有阳乡，可见阳乡在后汉时已经撤废。怎么知道长乡不是在安帝、顺帝以后才设置的呢？所以说涿郡有长乡，而不说范阳郡有长乡。郦道元在叙述阳乡亭时说“就是长乡县”，正是用来解释《经》文中的“长乡”。否则，郦道元为什么要多说这一句？全氏说“仔细玩味《注》文就可以看出”，其实正是没有仔细玩味《注》文。相关情况详见下文。圣水从涿县流出。守敬按：涿县的情况详见下文。圣水向东流，与桃水汇合。桃水的源头承接涞水。守敬按：涞水就是巨马水。桃水在徐城东南、良乡县西面分出垣水。朱本把“垣”误作“洹”，《笺》说孙氏认为应作“垣”，下文同；赵氏、戴氏也改同。世人称它为南沙沟。朱本把“沙”误作“涉”，赵氏相同，戴氏改正。这就是桃水。朱本把“桃”误作“杬”，《笺》说孙氏认为“杬水”疑当作“范水”；涿地成为范阳郡，大概也是取名于此。赵氏说：按，并不是这样。《汉志》在涿县下说，桃水源头承接涞水，分流向东到安次县注入河水；在良乡县下说，垣水向南、向东流到阳乡，注入桃水。“桃”“杬”二字相近，所以造成错误。会贞按：拒马河从涞水县北分流，向东经过涿州北面，这就是古代桃水的河道。又向东流经县北。朱《笺》说孙氏认为这个县名是古代“遒”字，县的情况详见《巨马水》篇。又向东流经涿县旧城下方，与涿水汇合。世人把这股水当作涿水。朱本作“为”，赵氏、戴氏改作“谓”。又称为桃水。赵氏删去“又”字，戴氏仍保留。桃水发源于涿县旧城西南的奇沟。会贞按：《辽志》说，涿州有祁沟河，今天称为歧沟；“奇”“祁”“歧”读音相同。它在今天涿州西南三十里。向东流至大坎下面。会贞按：《寰宇记》说，涿水发源于范阳县西面的土山下。宋代范阳县就是原来的涿县，与这里《注》所说发源于大坎下相合，但今天已经不是原来的旧迹了。几处泉水同时涌出，向东流经桃仁墟北面。有人说，这是因为水而给墟命名，所以它是桃水；有人说，这是终仁的旧居，并不是桃水。赵氏把“水”改为“仁”，说：桃仁是高云的宠臣，墟因人而得名；又传说这里是终仁的旧居，所以说它不是桃仁。今本误把“桃仁”当作“桃水”，文意便难以理解。戴氏也改同。守敬按：郦道元大概是在叙述两种说法：一种根据“桃”字解释，称它为桃水；另一种根据“仁”字解释，说这里是终仁的旧居而不是桃水。所以后文引用《汉志》说明桃水承接涞水；这里的水不承接涞水，应当是终仁的旧居之水，而不是桃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里〕 赵氏把“桃水”改成“桃仁”，失去了郦道元原来的意思。我按：《地理志》说，桃水上游承接涞水。守敬按：这是说桃水的源头承接涞水。《汉志》原文作“首受”，郦道元抄录时改换了说法。这里发出的水与《汉志》所说不同，说明终仁旧居的说法是正确的。水又向东北流，与乐堆泉汇合。乐堆泉发源于堆的东面，向东南流入涿水。涿水又向东北流，经涿县旧城西面向东流。戴氏删去“流”字，赵氏仍保留。守敬按：《通释》引用这里有“流”字。涿水注入桃水。应劭说：涿郡原来是燕国的土地，汉高帝六年设置。守敬按：涿郡郡治在涿县，详见下文；郡南有涿水，郡名大概由此水而来。朱本没有“郡”字，赵本相同，郑氏增补。阚骃也这样说。守敬按：《寰宇记》引用《十三州志》说，涿郡南面有涿水。今天涿城南面没有水可以与这句话相应，现存的水只有西南面的这条水。应劭又说：涿水发源于上谷涿鹿县。

译守敬按：《汉志》涿县下颜师古注引用应劭的话，与此相同。我考察，涿水从涿鹿县向东注入湿水。朱本把“湿”误作“ ”，下文同；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这就是应劭所说发源于上谷涿鹿县的涿水，详见《湿水注》。涿水向东南流经广阳郡，与涿郡分水。汉高祖六年，分燕国设置涿郡。涿郡之名，应当是取自涿水的通称，所以郡、县都以它命名。守敬按：这里又重复上文应劭的说法，用来申明自己的意见。但水道在地下暗中相通，只是在不同地方分流出来，所以流入匈奴境内时称为涿邪水。朱本把“匈奴”误作“山谷”，《笺》说十三卷《注》记载，涿水分支流入匈奴的，称为涿邪水；戴氏依此改作“匈奴”。赵氏于是把“山”改为“上”，说：《湿水经》记载，水又向东流过涿鹿县北面，郦道元用涿水来解释它。《汉志》说涿鹿县属上谷郡，大概水在上谷郡境内时称为涿水，而流经广阳郡的就是圣水，名称因所在地域不同而变化。守敬按：《寰宇记》引用《十三州志》说，水向北到上谷时称为涿鹿河，它的支流流入匈奴的叫涿邪水。郦道元截取了“涿邪”这一句，原文当然应作“在匈奴”；赵氏把它理解为“在上谷”，是错误的。而且赵氏所指的涿水，就是郦道元所说从涿鹿注入湿水的那条水。《注》明明说，湿水经过广阳郡，与涿郡分水；广阳郡的名称应当取自涿水的通称，怎么能又认为是山川阻隔、名称不能沿袭《注》的说法呢？这显然是错误的证据。至于牵扯到圣水，更是节外生枝。山川广阔而彼此阻隔，不能据此否定《注》的说法；各地接受同一名称，都是因为《经》文中隐约或明显地相互关联，远处的情况也能承接同一名称。按照这个道理推论，事情或许接近事实，但仍然不能作为妥当的解释。桃水又向东流，经过涿县旧城北面。王莽改名为垣翰。赵氏说：《汉志》记载王莽把涿郡改名为垣翰，但在涿县下面没有说明；这里应当是“垣翰亭”，脱落了“亭”字。《汉志注》也涉及这段文字。守敬按：下文说晋太始元年改为范阳郡等，明明是指郡而言；上文说“又东径涿县”，就是经过涿郡。按《注》的体例，凡是说“经过某郡”，一定是因为郡治没有附郭县；如果有县，就只说经过某县，而郡治就在其中。王莽改名垣翰，也指郡而言。赵氏不了解这一体例，所以怀疑“垣翰”下脱了“亭”字。字（此处有缺字），不知《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武垣县，王莽时改名为垣翰亭，本书下文还会引用。晋太始元年改为范阳郡，现今郡治在涿县故城。守敬按：汉代涿郡治所在涿县，后汉仍为涿郡。《地形志》说后汉章帝改为范郡，这是错误的。《晋书·地理志》说魏文帝改名为范阳郡。《太平寰宇记》说魏黄初七年改名为范阳。《魏书·曹矩传》记载，太和六年追封为范阳王，可见魏代改为范阳郡是确实的。这里说晋太始元年改名，是错误的。魏、晋时期实际上是范阳国，北魏称范阳郡。《地形志》说涿县有涿城，《注》说郡治在涿县故城，就是今天涿州的州治。城内东北角有《晋康王碑》。守敬按：《晋书·宗室传》所说的康王是司马绥，武帝泰始元年封为范阳王。城东有《范阳王司马虓庙碑》。守敬按：司马虓是康王的儿子，继承王爵，官至司徒，永兴三年突然去世。守敬按：这两通碑欧阳修、赵明诚都没有著录，大概已经散佚。桃水又向东北流，与垣水汇合。垣水上游承接涞水，在良乡县分出桃水。朱本作“承涞水，于良乡县分”，误作“之”，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改得对。这是戴本仔细阅读上文后所作的改动，全祖望、赵一清都没有察觉。如今房山县西南有胡良河，各种地方志都把它当作垣水；但胡良河发源于太安山，并不是从拒马河流出，它的上游也不是这篇注文所说的垣水河道。世人称它为北沙沟。朱本“沙”作“涉”，全、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因此应劭说：“垣水发源于良乡。”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武垣县，颜师古注所引应劭的话与此相同。向东流，经过垣县故城北面。《史记音义》说：“河间有武垣县，涿地有垣县。”赵云：《汉书·地理志》说垣县属河东郡，武垣县属涿郡。《续汉书·郡国志》说河间国有武垣县，原来属于涿郡。如今注文所引用的《史记音义》这样说，难道另有依据吗？又《史记·年表》记垣侯赐，《索隐》说是县名，属河东郡；由此可知它不是涿郡的武垣县。郦道元又弄错了。武垣城在河间府西南三十八里，距离涿地很远，水道也没有相通之处，恐怕涿郡另有一个垣县。《一统志》说垣城在涿州北面。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傅豹反叛。徐广说：“河间有武垣县，原来属于涿郡。”《续汉书·郡国志》说，河间国的武垣县，原来属于涿郡。这说明徐广、司马彪只是认为武垣县最初属于涿郡，后来划入河间郡。这篇注文说河间有武垣县、涿地有垣县，那么就是有两个县，与徐广的说法不相符合。《寰宇记》又说武垣在河间西南四十里，那么这条良乡的垣水怎么能流经那里？我怀疑《汉书·地理志》中涿郡的武垣县原本叫垣县，传抄本可能衍出了“武”字，徐广于是把河间的武垣和涿地的垣县混为一谈。郦道元把垣水叙述为流经垣县，自然没有错误。河间的武垣县是《赵世家》所说的武垣，另行设置为县，与涿地的垣县没有关系。《一统志》说垣城在涿州北面，这一定是依据古代地方志的说法；我怀疑郦道元原文就是这样。《史记音义》说“河间有武垣，原来属于涿郡”，是不对的。应当是河间有武垣县，涿地有垣县，因为武垣县不可能有垣水。汉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投降的王赐为侯国。朱本《笺》说：“赐”，古本作“胜”。赵云：《史记》《汉书》都作“赐”。王莽时改名为垣翰亭。世人称它为顷城，不对。

译又向东流，经过顷地。赵云：这里以下有脱文。“顷”也是地名，所以有“顷上”一语。赵云：这三个字疑有错误。世人称这里为顷前河。又向东流，洛水汇入。洛水上游承接鸣泽水渚，水渚方圆十五里。汉武帝元封四年曾巡幸鸣泽。会贞按：见《汉书·武帝纪》。服虔说：会贞按：服虔《汉书注》见颜师古《汉书序例》。泽名，在某县北部边界。《汉书注》引用了服虔的说法。会贞按：《括地志》说鸣泽在范阳县以西十五里。因此它在县城以东；按今地说，应在涿州以西十五里，就是这个泽。西面有独树水汇入。独树水发源于某县北山。守敬按：《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经过独鹿、鸣泽；服虔注说独鹿是山名，在某县北部边界。这里说独树水发源于某县北山，与服虔说的“在某县北部边界”相合，因此这座山应当就是独鹿山，这条水也就是独鹿水；这里写作独树水，是读音随俗改变的缘故。独鹿山在今涿州西北。向东流入 水渚。北面有甘泉水汇入。甘泉水发源于良乡西山。朱本没有“水”字，赵本相同，戴本补入。会贞按：如今房山县大房山南面有东、西、南、北四个甘池村；西村北面有水从石壁流出，汇成水池，大概就是甘泉水。向东南流经西乡城西面，然后向南注入鸣泽水渚。朱本没有“鸣”字，赵、戴本补入。水渚向东流出，成为洛水。朱本脱去“渚水东出为洛”六字，赵本相同，戴本补入。会贞按：戴本补入，是为了承接上文的洛水。又向东流经西乡城南面，又向东流经垣县故城北面。朱本没有“故城北”三字，赵、戴本相同。守敬按：这就是上文所说的垣县故城，现补入。然后向南注入垣水。垣水又向东流，经涿县北面，向东流注入桃水。因此应劭说：“垣水向东注入桃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武垣县，颜师古注所引应劭的话与此相同；这和上文“垣水发源于良乡”本来是同一条材料，郦道元分开引用了。阚骃说：“在阳乡注入桃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涿郡良乡县，垣水向东南流，到阳乡注入桃水。“南东”应作“东南”。如今考察经脉水道，却不能到达那里。守敬按：应劭、阚骃都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立说；而注文说垣水在涿县注入桃水，不到阳乡，和阚骃的说法不同，大概是由于水道发生了变迁，郦道元依据的是当时的地图和文籍。桃水向东流入阳乡。戴本把“入”改作“径”。会贞按：按照注文的体例，凡是水流尚未经过县城、只是进入县境的，只说“入”，所以下文没有东西南北等方向字样。注文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可以反复核查。戴氏没有察觉，所以凭臆测改字；赵本仍作“入”，是正确的。向东注入圣水。赵云：《汉书·地理志》说，涿郡涿县，桃水起初承接涞水，分流向东，到安次注入河中。大概是通过圣水注入巨马河。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没有提到圣水，所以说桃水到安次注入河中。《水经注》把圣水作为正流，因此说桃水在阳乡注入圣水；这样，圣水从阳乡流到安次的河道，都是桃水原来的河道。圣水又向东流，广阳水注入它。广阳水发源于小广阳西山。会贞按：《地形志》说广阳县有广阳城。这里先说水发源于小广阳，后来又说经过广阳故城，看起来一处指当时的县，一处指旧县。然而考察《水经注》在广阳故城下所说“世祖到达广阳，就是这座城，称为小广阳”，可知本篇所说的小广阳，就是下面所说的广阳故县。由此知道郦道元专门以考证古迹为主，凡是注文先说水发源于某县，后来又说经过某县故城，都是指旧县而言。因此常常有县已经废除，却仍说水发源于其县的情况，这是最明显的证据。如今有义河发源于房山县东北的公村，向东南流经良乡县东面，就是广阳水。向东流经广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汉代属广阳国，后汉属广阳郡，晋代属燕国，北魏属燕郡，今在良乡东北十里。又向东流，福禄水注入。福禄水发源于西山。会贞按：如今称盐沟河，发源于宛平县西面的龙门口。向东南流经广阳县故城南面，向东注入广阳水，诸水散乱汇流向东南，到达阳乡县，从右侧注入圣水。广阳水发源于小广阳，后来又说经过广阳故城，看起来一处指当时的县，一处指旧县。然而考察《水经注》在广阳故城下所说“世祖到达广阳，就是这座城，称为小广阳”，可知本篇所说的小广阳，就是下面所说的广阳故县。由此知道郦道元专门以考证古迹为主，凡是注文先说水发源于某县，后来又说经过某县故城，都是指旧县而言，因此常常有县已废而仍称水发源于其县的情况，这是最明显的证据。如今有义河发源于房山县东北的公村，向东南流经良乡县东面，就是广阳水。向东流经广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汉代属广阳国，后汉属广阳郡，晋代属燕国，北魏属燕郡，今在良乡东北十里。又向东流，福禄水注入。福禄水发源于西山。会贞按：如今称盐沟河，发源于宛平县西面的龙门口。向东南流经广阳县故城南面，向东注入广阳水，散乱汇流向东南，到阳乡县，从右侧注入圣水。圣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阳乡城西面。守敬按：“乡”字下面应有“县故”二字，详见下文，因此不应说经过它的北面。这个县原来是涿地的阳乡亭。这里“阳”字下面疑脱“乡”字。《地理风俗记》说：涿县以东五十里有阳乡亭，后来分置为县。守敬按：汉代属涿郡，后汉废除。王莽时改名章武，就是长乡县。守敬按：指《水经》正文所说的长乡县，解释见上文。考察《太康地记》，只说涿地有长乡，没有阳乡。守敬按：当时魏已经把涿郡改为范阳郡，有曹矩被封为范阳王的事实足以证明。《太康地记》不说范阳有长乡，却说涿地有长乡，正是按照涿郡尚未改为范阳以前的情况来说的；郦道元又说明没有阳乡，正是为了解释《水经》正文写长乡而不写阳乡的原因。他反复详尽说明的意图，已经十分清楚。没想到赵一清、戴震没有领会，反而把《水经》正文的“长乡”改成“阳乡”，真是专门研究《水经注》的人反而把它弄乱了。《地形志》说苌乡有苌乡城，说明县治曾经迁徙。《寰宇记》说汉代阳乡县故城在固安县西北二十七里。晋代设置为长乡县，北齐天保七年撤销，并入涿县；其城 也称为长乡故城。这与注文所说阳乡就是长乡相符合。《寰宇记》也这样说，由此可知另有一座长乡城，以符合《地形志》的说法。圣水又向东流，经过长兴城南面。沈氏说：怀疑这里就是长乡。又向东流经方城县故城北面。朱本脱去“北”字，赵本相同，戴本补入。方城县详见《巨马水》篇。李牧攻打燕国，夺取方城，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史记·李牧传》说，赵国派李牧攻打燕国，攻取了方城。魏国封刘放为侯国。守敬按：《魏书·刘放传》说，明帝景初二年封之。

译圣水又向东流，左侧汇合白祀沟。白祀沟水发源于广阳县娄城东面。会贞按：白祀沟和下文的娄城水，在今永清县西北，已经淤塞。向东南流，左侧汇合娄城水。会贞按：娄城水因娄城得名，它的水一定在娄城附近。白祀沟既然发源于娄城东面，那么娄城水应在白祀沟西面。这里应当说“右合娄城水”；如果说“左合”，就是娄城水在白祀沟东面，和娄城隔开了，与命名的含义不合。因此这里的“左”字与下文“右注”的“右”字应当互换。娄城水发源于平地，向东南流。朱本“导源”作“导泉”，赵、戴本改正。向右注入白祀水，水流散乱，向东南流经常道城西面。会贞按：《地形志》说安城县有苌道城。“苌”与“常”音近。《旧唐书·地理志》说昌州龙山县迁治于安次县，即古代的常道城。这里原是乡亭，向西距离长乡城四十里。会贞按：在今东安县西北五十里。魏少帝曹璜于甘露三年受封于此。赵云：魏少帝曹璜在甘露三年被封为常道乡公。“甘露”是高贵乡公的年号，这句话的词意很难明白。守敬认为，应调换语序作“魏甘露三年，少帝璜所封”，就通顺了。又向东南流入圣水。圣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韩城东面。《诗经·韩奕》一章说：“那广大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的。周王把韩侯赐封于此。” “他的追族和貊族，都归他统辖，他完全接受了北方的国土。”守敬按：这是《诗经·大雅》的文字。郑玄说：周王封韩侯，居住在韩城，成为诸侯中的长者；诗中说他受到猃夷逼迫，逐渐向东迁移。守敬按：郑玄《笺》说的是韩侯的后代，追族、貊族受到玁狁逼迫，逐渐向东迁移，并不是说韩侯本人。王肃说：如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守敬按：《地形志》说方城县有韩侯城，与王肃的说法相同。今名韩寨营，在固安县东南十八里。世人称为寒号城。朱本脱“之”字、“城”字，赵、戴本补入。不对。守敬按：《日知录》引用王符《潜夫论》说：从前周宣王时有韩侯，他的国家接近燕国，所以《诗经》说“那广大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的”。后来韩国的西部也有人姓韩，被卫满攻打，迁居海中。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应该有流传下来的说法，于是把《水经注》的记载作为定论。然而考察俞正燮《癸巳类稿》，就知道郦道元的说法并不足以凭据。他说：《诗经》“禹甸梁山”，一定应当是《禹贡》所说的梁山，在今韩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卷〕 郑康成生活的时代，所谓燕国距离《禹贡》所说的梁山很远，所以把“燕师所完”解释为古代太平时代的民众修筑韩城。王肃则认为是召公所封的蓟燕，因此说方城县有韩侯城，就是这座韩城。《水经注·鲍丘水》引用晋元康年间的碑文，说魏嘉平年间，潞地已经有梁山之名；《圣水注》错误地引用郑玄《笺》中“追、貊受玁狁逼迫，逐渐东迁”的说法，作为韩人东迁的依据，于是把禹甸梁山的地名也改掉了。现在考察：燕是蹶父的封国。周代有两个燕国，《左传·隐公五年正义》说，《世本》记燕国为姞姓。《汉书·地理志》记东郡南燕县，说南燕国为姞姓，是黄帝的后代，今卫辉一带封丘县的地方。《左传·宣公三年》有燕姞，这里《诗经》说韩姞，可见蹶父本是燕国的旁支贵族；至于在蓟地的燕国，则是召公所受的封国。《诗经》说韩姞是汾王的外甥、蹶父的女儿，说明蹶父为姞姓，是周厉王的女婿，作为燕国公族入朝任卿士。《诗经》说韩侯到蹶父的里巷迎亲，可知蹶父不在燕地，而是长期居住在周地，已有自己的族居之地。《诗经》说“那广大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筑的，他完全接受北方的国土”，韩城在黄河以西，位于镐京东北，韩侯奉王命成为北方诸侯的首领，蹶父也得以借助王室威势，使用他的 本国人替韩侯修筑城池，就像晋国人修筑某城一样；亲戚友好之国也赶来服役，燕、韩两国的事情相同。郑玄没有想到南燕是姞姓，所以产生了疑惑。王符说韩国接近燕国，也不知道燕、韩两地究竟在哪里。王肃于是把寒号城当作韩侯城，后人多喜欢他的说法，却无法解释《诗经》中燕与姞的关系。圣水又向东南流，右侧汇合清淀水。清淀水发源于西淀。守敬按：《寰宇记》引用《郡国志》说，清定水发源于固安县境内；“定”是“淀”的省写，应当在今永清县境内。向东流注入圣水，称为刘公口。又向东流经安次县南面，向东注入大海。圣水又向东流，经过勃海郡安次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属勃海郡，后汉属广阳郡，魏、晋属燕国，北魏称安城，属燕郡。《地形志》说安城有安次城，说明县治曾经迁徙；故城在今东安县西北四十里。汉灵帝中平三年，封荆州刺史王敏为侯国。朱本把“灵帝”误作“桓帝”，把“三年”误作“二年”。赵云：《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叛，杀死南阳太守秦颉；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伐赵慈并将其斩杀，大概是因功受封。戴本改“灵”、改“三”。又向东南流，注入巨马河，并没有流到大海。会贞按：《水经》也说圣水与巨马河汇合后流入大海，但注文与《水经》不同，应当是因为圣水下游就是桃水的河道。《汉书·地理志》说桃水向东到安次注入河中，而圣水在安次即停止；圣水下游现在被永定河夺占了。巨马河 巨马河发源于代郡广昌县的涞山。它就是涞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把涞水列在代郡广昌县；《水经》这里说巨马河发源于代郡广昌县，所以知道巨马河就是涞水。《易水注》也说，涞水是巨马河的另一个名称。巨马河有两处源头，都发源于涞山。会贞按：如今巨马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于广昌县东面泰山庙前的古塔下，一个出于县南七山坡下，流到城东南汇合。七山就是涞山，泰山庙所在的山也是七山山脉的延伸。向东流经广昌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代郡，后汉属中山国，魏沿袭，晋代又属代郡，北魏废除。故城在今广昌县北面。王莽时称广屏。魏国封乐进为侯国。会贞按：《魏书·乐进传》说，曹操上表请求封赏。

译涞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西射鱼城的东南面；然后向东北流，又经过东射鱼城的南面。守敬按：两座射鱼城都在今涞水县以西。水流又转弯经过该城东面。《竹书纪年》说，荀瑶攻打中山，夺取了穷鱼之丘。守敬按：今本《纪年》记在周贞定王十二年。“穷”与“射”字形相近，怀疑就是这座城，但尚不能详考。守敬按：《寰宇记》在易县条下，把《滱水注》所说的鱼山当作穷鱼之丘；鱼山距离中山比射鱼城更近。涞水又流经三女亭西面。守敬按：亭在今涞水县以西。又流经楼亭北面。守敬按：《旧唐志》易州五回条下说，开元年间设置楼亭县，大概取这座亭作为县名。楼亭在今易州西北四十里，至今仍称楼亭社。左边有白涧溪汇入，白涧溪有两个源头，合流成为一条河。河中岩石洁白明亮，远望如同积雪，所以根据这种景色命名。白涧水又向东北流，称为石槽水。朱本作“曹”，赵氏改正，并引乐史说：孟门山又名石槽，河中有山，山中凿空如石槽。这也是同一类情况。戴氏改本与赵氏相同。水潜伏流入地下 地下，水势充盈时便溢出，汇成水道流注；水势减弱时，水流便潜伏不见，称为白涧口。朱本把“溢”误作“溺”，《笺》说李氏认为应作“溢”；赵、戴二氏改正。涞水又向东北流，桑谷水注入其中。桑谷水从南面的桑溪发源。朱本“溪”字上脱“桑”字，赵氏增补，并说：《鲍邱水注》记桑谷水注入涞水，大概是因为它发源于桑溪，这可以作为证据；全氏、戴氏也增补。桑谷水向北注入涞水。涞水又向北流经小黉东面，又向东流经大黉南面。守敬按：《寰宇记》说大黉岭在易州北一百九十里。《畿辅通志》说在涞水县西北。《日下旧闻》认为就是房山县的六聘山，大概是霍原隐居授徒之处。朱本脱“居”字，赵氏据下文增补，戴氏也增补。徐广、会贞按：《隋志》说《晋纪》四十五卷，是宋中散大夫徐广所撰。又说霍原隐居在广阳山，教授数千人，被王浚杀害。朱本把“害”误作“召”，全氏校改，赵、戴二氏也改正。虽然相隔千年，时代悬远，仍然留下大小二黉的名称；但既没有碑刻颂文，最终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居住在那里。《笺》说：按《晋书·隐逸传》，霍原字休明，是燕国广阳人，在山中居住多年，门徒有数百人。元康年间征召他为贤良，他没有赴任。后来王浚擅自发布命令，图谋僭越称帝，暗中派人去询问霍原，霍原不予回答。当时有歌谣说：“天子在何处？” “就在豆田里面。”王浚把“豆”解释成“藿”，便逮捕霍原并斩杀了他。守敬按：《魏书·卢玄传》说，孙渊任燕郡太守时，上表说明霍原的墓地，并为他建立祠庙。涞水又向东北流经紫石溪口。朱本《笺》说：谢氏认为“东北”以下一本作“又向东流经紫石溪口”。守敬按：“又东北”以下不能接着说“又向东流”，这三字显然是衍文。涞水与紫水汇合。紫水从圣人城北面的大山下向北流出。会贞按：《寰宇记》引《水经注》说紫石水在易县南。易县设置于隋代，不是郦道元时代所有的名称，因此这句话必不是《水经注》原文。紫石水就是本《注》所说的紫石溪水，按照地理位置推断，应在易县以北，不在易县以南。圣人城在今涞水县西北。紫石溪水向东南流，左边汇入磊砢溪水。朱本把“磊”误作“迭”，赵氏据吴本改为“垒”，又说应作“磊砢”。《上林赋》说“水玉磊砢”，《玉篇》解释为众多小石的样子。戴氏改为“磊”。大概是山崩落入山涧，积石沉积在沟壑中，所以溪涧因此得名。磊砢溪水从东北流出，向西南流入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流经圣人城东面，再向东南流，右边汇入檐车水。赵本作“担车”，下文同。檐车水发源于檐车硎。朱本把“车”误作“石”，赵氏据黄本改正，戴氏也改正。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担车砦在保安州西南，并引本《注》说担车水发源于担车硎，应当在今涞水县西北。担车水向东南流经圣人城南面。朱本作“东南城”，《笺》说宋本作“经圣人城东南，南流”。赵氏说不对，删去多出的“东”字，把“南城”改为“城南”，并说：紫石水从圣人城北流出，又经过城东；担车水则流经城南，向南流入紫石水，因而圣人城的三面都有水汇集。戴氏删除改字记号，内容相同。担车水向南流入紫石水，紫石水又向南注入涞水。涞水又向东南流，经过榆城南面。守敬按：榆城在今涞水县以西。水又转弯经过榆城东面，称为榆城河。涞水又向南流，经过藏刀山下。会贞按：董恂《永宁祗谒笔记》认为藏刀山似乎就是今天的铁锁崖。《畿辅通志》说，龙湾山在涞水县北五十里，山峰高耸突出，又名铁裹寨，上面有铁锁崖。层层山岩像墙壁一样直立，直上云霄。朱本作“长”，《笺》说宋本作“上”，赵、戴二氏改正。远远望去，山崖一侧仿佛堆积着刀，刀环环相接，全都朝向西面。涞水向东流经徐城北面。守敬按：徐城已见《圣水》篇。桃水、垣水都从这里流出。朱本“出焉”上有脱文，赵氏增“沙沟”二字，戴氏增“故渎”二字。会贞按：只说“故渎”而不标明水名，如果认为是涞水故道，就大错了；只说“沙沟”，下文又重复说沙沟，也会成为笑柄。根据《圣水注》，桃水分出垣水，称为南沙沟；垣水分出桃水，称为北沙沟，说明二水都是从这里分出。因此这里所说的沙沟，大概兼指桃水、垣水二水，所以应增补“桃垣二水”四字，现据此订正。世人称它为沙沟水。守敬按：桃水、垣水在下游先后都流入圣水，见《圣水》篇。水又向东流，督亢沟从这里分出。朱本《笺》说宋本作“又向东与督亢沟汇合”。会贞按：宋本错误。下文说巨马水流经容城县故城北，又向东流，督亢沟水注入其中，这才是与督亢沟汇合。此处只是督亢沟分出，不能说“汇合督亢沟”。其中一支向东南流，就是督亢沟。会贞按：督亢沟水详见下文。其中一支向西南流出，就是涞水的故道。朱本脱“水”字，赵氏改“之”为“水”，戴氏增补“水”字。水势旺盛时，长长的水道广泛流注；水势枯竭时，连通的水流便潜伏不见。水源在 县显现出来，这就是旧河道。朱本把“则旧”误作“旧则”，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向东流，经过 县北面。

译涞水在 县北边承接故道，水源再次涌出，汇聚成深潭。潭宽约一百步，长数百步；潭的左右两侧都有细小水流相连，牵引汇集众多水流。朱本没有“众”字，《笺》说脱了“其”字；赵氏删去“水”字，戴氏增补“众”字。会贞按：《水注》中有“控引众泉”的文字，戴氏增“众”字是对的；赵氏删去“水”字，语义就不完整了，不对。水流自成深水洲渚，长长的河流漫延而下，共十多里。朱本作“十一许步”，赵氏据《名胜志》校改，戴氏把“步”改为“里”。守敬按：《注》说长河漫延而下，就不能只说十多步，“步”字大概是受上文影响而误，戴氏作“里”是对的。水向东南流经 县故城东面。朱本没有“ ”字，赵、戴二氏增补。会贞按：汉代 县属涿郡，后汉沿袭，魏属范阳郡，晋属范阳国，后魏属范阳郡。《地形志》说，范阳郡下有南、北两座 城。《括地志》说， 故城在涞水县北一里。旧志说，汉代故城在拒马河西北二里，俗称周城湾；后来县治迁到县城北一里的北庄。因此，北城在拒马河西北二里，是汉代的 县城，也就是本《注》所说的 县故城；南城在涞水县北一里，是后魏的 县城。郦道元只说涞水经过 县故城东面，不再叙述经过 县，是因为他专门重视考证古迹，所以略去当时的县城而不说。汉景帝中元三年，将匈奴投降王隆疆封为侯国。守敬按：王念孙说，《汉表》作“陆疆”，《史表》作“隆疆”。《释名》说车盖弓叫作“隆强”，意思是形体高大而强盛，因此《汉表》作“陆”是错误的。王莽改名为 屏。它又称巨马河，也称渠水。会贞按：《汉志》说，濡水流到范阳注入涞水。《易水注》引阚骃的话说，濡水与渠水汇合；又引许慎的话说，濡水流入涞水。由此可知，阚骃所说的渠水，就是班固、许慎所说的涞水。本《注》承袭的是阚骃的说法。水又向东南流，袁本初派遣偏将崔巨业。朱本作“崔臣业”，《笺》说鱼豢《典略》作“崔巨业”，赵、戴二氏改正。守敬按：《后汉书·公孙瓒传》也作“崔巨业”。崔巨业攻打固安，没有攻下，退兵返回；公孙瓒在巨马水追击他，死者有六七千人。守敬按：《公孙瓒传》作七八千人。这就是这条水。水又向东南流经范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范阳县详见《易水》篇。易水注入其中。守敬按：《易水》篇见前文。赵氏说，《寰宇记》在易州易县加夷城条下引《水经》说，巨马水向东流经加夷山，就是睒子在山中奉养失明父母的地方；今本已经没有这段文字。巨马水又向东南流，经过容城县北面。巨马水又向东流，郦亭沟水注入其中。郦亭沟水在 县东承接督亢沟水，向东南流经紫渊东面。守敬按：《寰宇记》在蓟县紫渊水条下引《幽都记》说，紫水的泥也是紫色的，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水。不过，它应当系属于范阳，不应当系属于蓟县。现在有紫泉，在新城县西北十五里龙堂村发源，到县西南流入白沟河。但它向西距离拒马河数十里，与“向西环带巨河”的记载不相合。我的六世祖乐浪府君，从涿地的先贤乡迁来，于是居住在这条水的北岸。守敬按：《北史》郦道元附载其父郦范传，说郦范是范阳涿鹿人。考《地形志》，范阳郡有涿县，没有涿鹿县，《传》中“鹿”字是衍文。水向西环带巨马河，守敬按：指巨马河。向东有这条水作为屏翼，支流交错通行，环绕连接着村墟和园圃；这不仅使田地、渔业得到丰足，值得眷怀，实在也是游心神思的胜地。水又向东南流，又称作郦亭沟。会贞按：下文说郦亭在督亢沟水北面，而此水在督亢沟水西南，并不经过郦亭，为什么称作郦亭沟水？我私下认为，郦亭本是郦氏的故居，也就是善长所说的先贤乡。自从他的六世祖迁居到这条水旁边，便把郦亭的名称移用到这里，于是称这条水为郦亭沟水。善长在那处说郦亭，却不先说明世代居住之处；在这里说郦亭沟水，却不说郦亭，这是前后互相详略说明。郦亭沟水又向西南流，转弯经过大利亭。会贞按：大利亭在巨马水以西，相关情况互见《易水注》。它与郦亭沟水之间隔着巨马河。大利亭水向南流入巨马水。会贞按：这条水在今涞水县东南。巨马水又向东流经容城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容城县详见《易水》篇。又向东流，督亢沟水注入其中。督亢沟水在涞谷承接涞水。守敬按：现在有稻子沟，从拒马河分流，经过涞水县东面，流入新城县境内，称为马村河，大概就是督亢沟。引水时，长长的水道便广泛流注；阻止水流时，细小的河流就停止流动。水的性质含和柔顺，变通全在于人。水向东南流经 县北面，又向东流经涿县郦亭楼桑里南面。朱本《笺》说：孙氏认为楼桑里在涿州南十五里。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楼桑 村在涿州西南十五里，再向南三里就是郦亭。今有郦村、郦亭庄，都在新城县西北四十里。这里就是刘备的旧里。守敬按：《蜀志·先主传》说，刘备是涿人，他住宅东南角篱笆上有一棵桑树，长五丈多，远望树冠像小车盖。刘备小时候，常和同宗的孩子们在树下嬉戏，说自己将来一定要乘坐羽葆盖车。水又向东流经督亢泽，督亢泽包括方城县。守敬按：《魏书·裴延儁传》说，魏肃宗时，裴延儁被授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流经五十里，废弃毁坏已经很久。裴延儁上表请求修建，灌溉了很多田地。《北齐书·卢文伟传》说，卢文伟的父亲卢敞劝说刺史裴儁按照旧有遗迹修建督亢陂，等等；因此《裴延儁传》中的督亢渠，就是指督亢陂。《括地志》说，陂在范阳县东南十里，周长五十多里。《注》说它的水泽包括方城县，大概是说它在方城境内，同时也涉及唐代范阳境内。方城就是今固安县，范阳就是今涿州；如今新城县原本也是方城之地，因此这片水泽跨连今固安、新城和涿州。

译县原来隶属广阳，后来归属涿地。守敬按：汉代 县属广阳国，后汉属涿郡，魏属范阳郡，晋属范阳国，后魏属范阳郡。《地形志》说，方城县有方城，在今固安县南十五里。《郡国志》说：县中有督亢亭。守敬按：今本《郡国志》脱去“亢”字；《史记·燕世家·集解》引徐广说，方城有督亢亭，与这里相同。现在已经不知道这座亭在什么地方。王曾《上契丹事》说，新城县是古督亢亭所在地，这只是大略而言；有人便据此认为它在今新城县北一里。《明一统志》又说在今涿州东南十五里，恐怕都不准确。孙畅之《述画》记载有督亢地图，说燕太子丹派荆轲把地图带入秦国，秦王杀死荆轲，地图也随之断绝失传。守敬按：《史记·燕世家》说，燕太子丹派荆轲把督亢地图献给秦王，趁机想袭击并杀死秦王；秦王察觉后，杀了荆轲。地理书《上古圣贤冢地记》说：督亢地在涿郡。守敬按：这部《上古圣贤冢地记》，就是《皇览》。《史记·刺客传·集解》引刘向《别录》说，督亢是土地肥沃的地方。上文说督亢泽包括方城县，《通典》又说范阳有督亢陂。〔见上文。〕范阳原先是涿县，因此督亢之地分属这两个县。这里因讨论地理，又举出西面的故安县来作证明。大概古代督亢地域很大，所以《皇览》不专指某一个县，只笼统说在涿郡。如今已经干涸成为平地了。现在故安县南面有督亢陌。守敬按：《史记·刺客传·正义》说，今固安县南有督亢陌。汉、魏时期的故安县，晋、后魏时称固安，北齐时撤省，在今易州东南。《寰宇记》说，固安县在涿州东六十里。隋开皇九年，将固安县从今易州涞水县迁到这里；唐贞观元年又迁到现在的县治。这就是今天的固安县治所，与郦道元、张守节所说的“县”并非同一地方。郦道元生活的时代应当称固安，却说“今故安”，大概是沿用了旧文。他所指的督亢陌在今易州。隋、唐时期的固安，就是古代的方城县。说固安有督亢陌，与督亢泽包括方城的说法正好相合，但与郦道元所指的督亢陌相距很远。怀疑张守节的底本原本依从郦道元的说法，改称“故固安县南有督亢陌”，后来传抄时误写成“今故安”。这里是幽州的南界。会贞按：后汉才设置幽州；后汉、魏时故安县南面还有北新城，隶属幽州，因此幽州的界线在北新城以南。到了晋代，北新城隶属冀州；后魏时新城〔删去“北”字。〕隶属瀛州，而故安〔后魏称固安。〕的南面就是幽州南界。《风俗通·山泽》说：“沆”就是“漭”，意思是水势浩荡无边无际。会贞按：今本《风俗通》作“其”，不作“乎”；作“涯”，不作“崖”，并且没有“淫淫”二字。“沆”是没有水的泽地，指斥卤之地。水从泽中分出一支。会贞按：这是从泽地北面分出的一条水。水向东流经涿县故城南面，又向东流经汉代侍中卢植墓南面。会贞按：《后汉书·卢植传》说，卢植是涿郡涿县人，先任侍中，后来任尚书；所以《余水注》称他为尚书是对的。建安年间，曹操北征柳城，经过涿郡，派遣丞、掾官员清理卢植墓并举行祭奠。《寰宇记》把卢植墓记在蓟县，说当地还有墓存在，这是错误的。卢植墓在今涿州东河村里，当地人称为南台。又向东分散成泽、渚，这就是督亢泽。水流向北转弯，注入桃水。朱本作“●”，《笺》说宋本作“注”；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作“●”。赵说：“●”本来作“汇”，《尚书》孔安国《传》说“汇”是回转之意，不能改作“注”。会贞按：向东汇聚成泽就是彭蠡；《传》说“汇”是回转，意思是水回旋形成泽。这里说督亢泽的水向北流入桃水，并不是“汇”字的意思，赵氏误引。戴本依宋本，是对的。此水在今涿州东面。督亢水又向南流。会贞按：这里的督亢水是干流，从泽中向南流出。它又称白沟水，向南流经广阳亭西面。守敬按：这是另一个广阳亭，应在今新城县东面，不是广阳县故城。广阳故城见《圣水注》和《濡水注》。水流向南与枝沟汇合。朱本误作“而南枝沟”，《笺》说谢氏本、宋本作“而合南枝沟”；戴本、赵本又把“合”字移到“南”字下面。守敬按：这样移动是对的。全本把这句改成“枝沟”三字，不对。沟水向西承接巨马河，向东流出成为枝沟，又向东注入白沟。会贞按：此枝沟在新城县境内。白沟又向南流入巨马河。朱本《笺》说：孙氏认为，白沟现在位于新城县南面，是巨马河的下游。会贞按：《辽志·总叙》说，辽地南界到白沟；其中《析津府》条引用宋代王曾《上契丹事》说，从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到新城县。辽以白沟为界，这里所说的是横向流淌的巨马河。大概白沟水流入巨马河以后，后世便把巨马河也一并称作白沟了。《明志》说定兴县西有拒马河，易水从西面流来与它汇合，称为白沟河，这正是明白的证据。守敬按：白沟有两个：这里《注》所说的是北白沟，《淇水注》所说的是南白沟。《资治通鉴》后晋开运二年记载，晋军到阳城与契丹交战，契丹败退十余里，越过白沟离去。胡三省注说这是南白沟，即《水经注》所说的淇水向北流出成为白沟的那一条。他不知道契丹越过的白沟就是这里的北白沟，却把它说成南白沟，并以《淇水注》的白沟相对应，错了。胡氏精通地理，也有这样的失误。巨马河又向东南流经益昌县，濩淀水向右注入。赵本据此改“下”为“濩”，戴本依下文改此字为“护”，把“淀”改作“淀”。濩淀水从右边注入巨马河。

译濩淀水上游在临乡县故城西面承接护陂，向东南流经临乡城南。汉元帝封广阳顷王之子刘云为侯国。朱本脱去“顷”字，把“云”误作“须”。赵本增改说：《汉书·王子侯表》作临乡顷侯云，是广阳顷王之子，元帝初元五年封。戴本增、改相同。《地理风俗记》说：方城南面十里有临乡城，是旧县城。朱本脱“风俗”二字，赵本据黄本校补，戴本也补。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涿郡，后汉废除。《地形志》说，方城有临乡城，在今固安县南面。朱本下文多出“城南十里”四字，赵本、戴本删去。淀水又向东南流经益昌县故城西南，注入巨马水。巨马水向东流经益昌县故城南面。汉元帝封广阳顷王之子刘婴为侯国。赵说：按《汉书·王子侯表》，刘婴于元帝永光三年受封。王莽时改为有秩。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有袟”，宋祁说应作“有秩”。《地理风俗记》说：方城县东面八十里有益昌城，是旧县城。守敬按：汉代该县属涿郡，后汉废除。《寰宇记》说，故城在固安县东南五十里，即今霸州东北。圣水注巨马河就在此处以下。巨马水又向东流，八丈沟水注入。此水发源于安次县。守敬按：该县情况详见《圣水》篇。水发源于东北平地的泉水，赵本、戴本删去“泉”字。会贞按：《濡水注》说，高梁水发源于蓟城西北的平地泉，与这里相同；此水在今安次县东北，现已湮没。水向东南流经安次城东面，又向东南流经泉州县故城西面。朱本把“泉”误作“束”。赵本据黄本改说：这里是汉代渔阳郡的泉州县，不是勃海郡的束州县。戴本作“泉”。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泉”。泉州县详见《沽水》篇。水又向南，右边汇合虖池河的枯沟。会贞按：下文说巨马水向南流入虖池，虖池位于巨马水南面；这条沟却在圣水、巨马水北面，怎么能称作虖池枯沟？怀疑这里有 讹误。也可能虖池决口向北流出，曾横贯安次、泉州一带，后世仍沿用旧名，和枯绛的情况相同吗？这条沟从安次西北流来，向东流经常道城东面。常道城详见《圣水注》。又流经安次县故城西面；这是晋代司空刘琨驻守、用来抵御石勒的地方。守敬按：晋建兴年间，刘琨从代地出飞狐口，逃奔安次，见《濡水注》。水又向东南流到泉州县西南，向东流入八丈沟，又向南流入巨马河。朱本《笺》说：原本把“又东南至”至“又南”十六字作为《经》文，把“乱流东注也”作为《注》文；谢耳伯说宋本“又东南至注也”二十五字接在“石勒也”之后，都作为《注》文。守敬按：此水在今东安县东北，现已湮没。“乱流东注也”。守敬按：现在霸州南面有会通河，向西从雄县流入，向东到天津县界，注入西沽。《一统志》说这是古拒马河故道，不对。《明地理志》说拒马河原在霸州北面，后来迁到州南。又古代易县在今雄县西北，郦道元把易县记在《易水》篇，而这里《注》不说水流经易县，可知河水在易县北面流过；这样，拒马河故道就在今雄县、霸州北面。水又向东流过勃海郡东平舒县北面。该县详见《浊漳水注》。向东流入海。《地理志》在广昌县条下说：涞水向东南流，到容城注入河中。朱本误作“海”。赵本删去“海”字，把下文的“河”字归到上句，说《汉书·地理志》作“入河”，“海”字是衍文。戴本把“海”改作“河”。河就是濡水。戴说：按，这里指的是南濡，大概是互相说明两水会合。全氏说：这句话可疑。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北濡流入涞水，那么濡水流入涞水、涞水又流入濡水，可以说是互相说明会合；但涞水到容城流入河，郦道元说河就是濡水，按照地理位置看，显然指的是南濡。古书没有“南濡流入涞”的记载，郦道元却说可以互相说明，确实可疑。全本有“此句疑” 三字，而赵本没有记载。这不是刊刻全本的人能够伪造出来的，应当是七次校勘所据的真本。又按：《汉书·地理志》灵丘县条下说：“滱河向东流，到文安注入大河。”洪颐说：滱水也称河，滱水入河，就是流入滱水。这个说法比郦道元所说“河就是濡水”更好。巨马水在平舒城北面向南流入虖池，二水共同流入大海。

译校记。[一]“王莽改名为朔调。朱本把‘更’作‘改’。”按：朱本《笺》作“改”。戴本仍作“更”，并说近刻本作“改”。《疏》记错了，今订正。[二]“《房山县志》说，羊头冈在县北六十里。”按：《清一统志》卷四说：“羊头冈在房山县北六十里，就是古代的羊头阜。”现在据此补入“十”字，作“六十里”。[三]“又向东流经该县故城南面。”按：朱本《笺》把“径”误作“过”，沈本相同。《疏》漏记此事。[四]“《寰宇记》说武垣在河间西南四十里。”按：《寰宇记》卷六十六说，东西武垣城在郡西南三十八里，仍有故城存在。它的上文说：“故州乡城在郡东北四十里。”《疏》记错了。[五]“东、西、南、北四个甘池村。”按：《一统志》在“村”字下面还有“西村之”三字，今补入。[六]“现在考察水脉却不能到达。”按：朱本《笺》脱去“水”字，沈本相同；今订正补入“水”字，《疏》漏作记载。[七]“汉灵帝中平三年。”按：朱本《笺》、沈本误作“中平二年桓帝封荆州刺史”等语。沈氏说：“中平”是灵帝年号，今本却说桓帝，错误。赵氏依《灵帝纪》改正，把“二年”改为“三年”，戴本也作同样改动。[八]“《魏志·乐进传》说，太祖上表封爵。”按：《乐进传》只说建安十一年曹操上表给献帝，请求评定功劳、记载功绩，使乐进与于禁、张辽各自显受恩宠；于是乐进任折冲将军，并没有说封爵。查《武帝纪》，建安十二年，下令催促确定功劳、品行并施行封爵，于是大封功臣二十多人，都封为列侯。陈寿的文字过于简略，这条《注》可以补充封爵之事以及封国所在地。[九]“朱本把‘则旧’误作‘旧则’，赵本相同，戴本改正。”按：沈本相同，全校本说这是误文。[一〇]“又向南三里就是郦亭。”按：《名胜志》在涿州条下说：“离楼桑村三里就是郦道元的故居。” [一一]“今本《郡国志》脱去‘亢’字。”按：标点本补入“亢”字。校勘记依据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认为这里《注》所引文字脱去了“亢”字，因而补入；沈本也补入。[一二]“向东南流经临乡城南面。”按：朱本《笺》、沈本在“乡”字下面脱去“城”字。赵氏《刊误》说：“临乡”下面脱落了“城”字；全本、戴本也都补入。

译《水经注疏》第十三卷。后魏郦道元注。宣都杨守敬纂集并作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水”字，朱本作“湿水”，下文同。水发源于雁门郡阴馆县。赵说：按，“水”俗本《水经》作“湿水”，错了。《资治通鉴·晋愍帝纪》记建兴元年，代公又在灅水北岸修筑新平城。胡三省注说，班固《地理志》记右北平郡俊靡县的灅水向南流到无终，向东注入庚水；颜师古说“灅”读力水反，又读郎贿反。郦道元《水经注》说庚水与鲍邱水汇合，俊靡县在东面，距离平城很远，新平城不可能在这里的灅水北岸。据《魏书》，道武帝西行到马邑，观察灅水源头，那么灅水大概发源于马邑，向东北流经平城南面。郦道元是魏人，注释《水经》时对代都的事情应当很熟悉，但他起初并没有说平城有灅水，只说湿水流经平城南面。班固《地理志》说，雁门郡阴馆县楼烦乡累头山，是“治水”的发源地，向东到泉州流入海。颜师古说“累”读力追反，“治”读弋之反。我私下认为，水发源于累头山，怀疑当时也有“累水”之名；颜师古用平声注音，二字读音相近。我的意思是，郦道元所说的湿水就是灅水。丁度《集韵》说，漯、[缺字]、灅三个字相同，《注》说水发源于雁门，因此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依据。灅字，《类篇》读鲁水反。大概梅[缺字]既不知道“水”不是灅水，也不懂“湿”字的含义，所以才辗转附会、支离反复，弄得无法通解。《说文》说：“水发源于雁门郡阴馆县累头山，向东流入海，有人说就是治水；从水，累声，力追切。”又说：“灅水发源于右北平郡俊靡县，向东南流入庚水；从水，垒声，力轨切。”这些话与《汉书·地理志》相合。本篇所说的是“水”，不是灅水；丁度却认为漯、[缺字]、灅三字都发源于雁门，这是荒谬的。至于“湿”字，本来是济水、湿水的“湿”，读他合反，《说文》写作“湿”；隶书改为“湿”从田，后来又省去一系旁写成“漯”字，而“湿”字反而沿用为干湿的“湿”。水从累头山发源，所以《集韵》又说漯、[缺字]二字同源。漯是“水”的省写，但已经与济水的“漯”混淆，应当辨明。戴氏也说：《说文》作“”，读力追切；《魏书》作“灅”，已经讹误。若作“湿”，就不能读作力追切，现在依《说文》订正。全本改作“漯同”。水向东北流过代郡桑干县南面。水发源于累头山，又称治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阴馆县累头山是治水的发源地。《隋书·地理志》说，雁门有累头山。《寰宇记》说，累头山在雁门县西北六十里，也就是句注陉西北三十五里的山。现在代州西北八十里有北斗山，就是累头山，黄水河就是“水”。但顾祖禹、齐召南都把马邑西北的洪涛山当作累头山，说“水”发源于此，错了。那条水其实是《注》中所说的桑干水。泉水从山侧涌出，沿山坡经过山涧。全氏说：“坡”字，孙潜本校改误作“波”。守敬按：全氏说得对。泉水刚刚发源，怎么会有波浪？但赵本、戴本都依孙本改成“波”，为什么？水向东北流出山外，经过阴馆县故城西面。该县故城原是楼烦乡。守敬按：今本《汉书·地理志》脱去“故”字。汉景帝后三年设置此县。朱本“后”字下面多出“元”字，赵本、戴本删去，与《汉书·地理志》相合。守敬按：汉代该县属雁门郡，后汉成为郡治，魏、晋仍属雁门郡。《北史·魏穆帝纪》说，晋怀帝进封魏穆帝为大单于，封为代公。穆帝因封邑距离国都太远，向刘琨请求句注陉北面的土地。刘琨非常高兴，于是把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的百姓迁到句注陉南面，重新建立城邑，把这些土地全部献出。因此晋代确实有这五个县，到永嘉年间才废除。《晋书·地理志》有崞、繁峙、马邑三个县，没有阴馆、楼烦两个县，是错误的。阴馆故城在今代州西北四十里。《地形志》说，原平有阴馆城，这就是后来迁到句注陉南面的城。王莽改名为富臧。守敬按：今本《汉书·地理志》作“富代”。王念孙说，这里作“富臧”，意义更好。魏皇兴三年，朱本把“皇兴”误作“天安”，赵本改正，说明见下文，戴本也改正。齐地平定后，把百姓迁到县中，设置平齐郡。赵说：按，天安是魏献文帝的年号，只使用了一年；第二年秋八月就改为皇兴，因此不应说“天安三年”。《方舆纪要》说，平齐城在大同府西二十里，是汉代平城县的辖地。《宋书·志》说，泰始五年，魏人把升城、历城的士族百姓迁到桑干，于是设置平齐郡安置他们。泰始五年正是皇兴三年，但与天安年号又不相合。顾祖禹所引的材料，在沈约《宋书·志》中也找不到；事情见于《魏书》中慕容白曜、崔元伯、刘休宾、房崇吉等人的传记。《隋书·地理志》说，平齐郡不久便废除，所以《地形志》中没有这个郡。会贞按：《北史·崔道固传》说，崔道固归附魏国，诏令把齐地的[《魏书》作“士”。]几百户与崔道固共同守城的人家迁到桑干，在平城西北的北新城设置平齐郡，任命崔道固为太守；不久又迁到京城西南二百多里的旧阴馆城西面。《注》说魏国的平齐郡是在阴馆设置的，只是根据迁治后的地点而言。《隋书·地理志》马邑郡云内县条下说，后魏设置平齐郡，不久废除，只是根据最初设置郡的地点而言；这些记载都比较简略。景范所说的，也是最初设置郡的地点。水又向东北流。在县城西北汇合桑干水。朱本作“上平”，赵本相同；戴本也作“上平”，并说原本作“上下”，指的是《大典》本。守敬按：“上平”与“洪源七轮”接不上，《大典》本作“上下”，是对的。大概洪源七轮的水源并不出于同一处，就像星宿海一类，所以说“上下”。全氏没有见到《大典》本，却也作“上下”，这是王梓材改订全书的证据。[一]又按：黄本、吴

译吴本都作“下”，与《大典》本相同，“平”字是朱氏擅自改动的。洪源七轮，称为桑干泉。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桑干河在马邑县东三十里。《寰宇记》也说在县东三十里，水源出自北山下。但《隋书·地理志》说神武县有桑干水，似乎是错误的。神武县在善阳县西南，隋代的善阳就是唐、宋的马邑。七泉分别叫上源、玉泉、三泉、司马洪涛、金龙池、小卢、小浦，汇合成一条水，成为桑干河的源头，见《名胜志》。在今朔州东北。这就是“涫水”。老人们说，这条水暗中承接太原汾阳县北面燕京山的大池。守敬按：燕京山就是管涔山，详见《汾水注》。戴本在“潜”下增“通”字。赵本据《寰宇记》雁门县条下的记载，在“北”下增“通”字，把“大”改作“天”。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作“潜承”，没有“通”字。大概《注》本来是说桑干水暗中承接大池，并不是说洪源七轮彼此相通。戴本增“通”字不对。《寰宇记》所说的雁门县离这里很远，指的是另一条水，赵氏误以为证据。只有《静乐县志》引用这段文字，可以作为依据。其“北”字下面没有“通”字，与各本相同，足以证明各本没有“通”字是对的，增入“通”字反而错误。它作“天池”，与各本不同，足以证明各本作“大”字是错的，应作“天”。“天”字似乎与下文重复，但不知道这里是说现今的天池，下文才说明为什么称作天池。池在山原上面，世人称作天池，方圆一里多。赵本在“里”字上增“八”字。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静乐县有天池；《元和郡县图志》说天池在静乐县北面的燕京山上，周围八里；《寰宇记》说天池俗名祁连汭，在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周围八里，大概赵氏所据就是这条记载。但《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引文作“方里余”，《资治通鉴》梁大同三年注文所引也相同。可见有的本子作周围八里，有的作方圆一里多，各有依据。不过桑干水上游承接此池，似乎以“周围八里”为合适。池在今宁武县西南的管涔山。戴本删去“其水”二字。会贞按：不对。《太平御览》卷六十四和《寰宇记》静乐县条下引文都有这两个字。水清澈宁静，如镜面般洁净，成为深潭而不流动。朱本脱去“潭”字，《笺》说《太平御览》引文作“潭而不流”。会 贞按：《寰宇记》引文也有“潭”字。它就像安定郡朝那县的湫渊。会贞按：朝那湫渊详见《河水注》。清水深潭，明亮得像白马冲入水中映照，池中竟没有一片草。每当风吹竹箨落入水中。朱本把“曾”作“尝”，把“片”作“斥”，把“箨”作“择”。《笺》说《太平御览》引文作“池中曾无片草及其风箨”。会贞按：《寰宇记》引文把“曾”作“尝”，字义都说得通，但“曾”字更好；其中“片”“箨”也与《太平御览》相同。常有小鸟，羽色翠绿，投入深潭后衔出竹箨。会贞按：《太平御览》《寰宇记》都引作“投池”。就像会稽的耘鸟。朱本把“耘”误作“私”，《笺》说应作“耘”。[二]会贞按：会稽耘鸟详见《渐江水注》。池水在晴旱时不减少。《笺》说克家认为“焊”应作“旱”。赵说：《集韵》中“焊”是火干之意，意义也通。会贞按：《寰宇记》引作“旱”，戴本又改作“熯”。[三]阴雨连绵时也不泛滥，没有人能测出它的深度。老人们相传，曾有人乘车来到池边，忽然遇到大风。朱本《笺》说“过”应作“遇”，戴本、赵本仍作“过”。大风把车吹进水里，有人在桑干泉捞到了车轮。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老人相传曾有人乘车，被风吹落池中，后来有人在桑干泉捞到车轮，大概就是取自这里的《注》。由此可知两条水道在地下相通。守敬按：《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九引《洽闻记》说，燕原山与桑干泉相通。后魏孝文帝曾把穿有金珠的七条鱼放进此池，后来又在桑干原捕到带穿孔的鱼，但仍不相信。又用金线牵着羊箭射中这条大鱼，过了很久，又在桑干河找到射出的箭，这也是两水在地下相通的证据。池东隔着一座小山，又有一个石池，方圆约五六十步。戴本说：按，原本作“五六里”。守敬按：戴本没有照原文改，大概知道“里”不合。池水清深如镜，洁净程度与天池没有不同。朱本把“天”作“大”，《笺》说宋本作“天”。桑干水从源头向东南流，右边汇合马邑川水。水发源于马邑县；马邑县的情况详见下文。西川。守敬按：《资治通鉴》记梁承圣三年，齐国迎接并接纳柔 然，在马邑川设置住所，立阿那子庵罗辰为可汗。这就是这条水，现在称为灰河，发源于宁武县的分水岭，向北流经长城进入朔州境内，正位于古马邑西面，是马邑川的上游。俗称磨川。会贞按：《北齐书·王纮传》说，王纮的父亲王基在尔朱荣时期率军镇守磨川，大概是狄语读音讹变。朱本把“讹”作“言”，戴本、赵本改正；“马”“磨”读音相近，所以形成这种变化。水向东流经马邑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该县属雁门郡，后汉、魏、晋沿袭，永嘉年间废除。详见前文阴馆县条，即今朔州治所。干宝《搜神记》说：从前秦人在武周塞内筑城。戴本把“周”改作“州”。会贞按：不必改，见下文。为了防备胡人，城将筑成时却多次崩塌。朱本脱去“者”字，赵本据《郡国志注》补入。守敬按：《后汉书·安帝纪》《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寰宇记》鄯阳县条引《搜神记》，都有“者”字。有一匹马奔驰到某个地方。朱本脱去“驰”字，赵本据《郡国志注》补入。守敬按：《搜神记》有“驰”字。马来回奔走。

译父老们觉得奇怪，于是依照这件事筑城，城才没有再崩塌，便命名为马邑。赵本据《郡国志注》在“名”字下面增“之为”二字，戴本也增入。守敬按：《史记正义》《寰宇记》鄯阳县条引文也没有“之为”二字。有人认为这就是代国的马城。赵说：《方舆纪要》记载，马城在大同府东北境内；汉代属代郡，东部都尉驻治于此。东汉元初六年，鲜卑侵犯马城塞，邓遵将其击破。魏明帝太和二年，鲜卑首领轲比能围困护乌桓校尉田豫于马城，就是这里。《十三州志》说，马城在高柳以东二百四十里。守敬按：赵氏对马城的解释，见本篇后文修水条下。又按：《后汉书》记元初六年鲜卑侵犯马城塞，章怀太子注引用《搜神记》的文字。因此所谓代国的马城，也有依照马匹奔走方向筑城的传说；郦道元所以引用它，是作为一种说法。各种记载互相争执，尚不能知道哪一种正确。汉代把这个地方封给韩王信，后来被匈奴包围，韩信于是投降匈奴。守敬按：见《史记·韩王信传》。王莽改名为章昭。马邑川水向东注入桑干水。朱本作“流”，《笺》说“流”字下应有“注”字；全本、戴本把“流”改作“注”。桑干水又向东南流。会贞按：今天的水向东北流，以下许多地方也与今天的水道不相符合。水南面有一座故城。会贞按：郦道元没有说明这座故城的名称，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它与下文夏屋山水流经的故城相同。故城东北面临近河流。朱本把“东”误作“南”，《笺》说宋本作“东”。水又向东南流，右边汇合“水”，水流散乱，支水从南面分出。朱本把“水”误作“之”，《笺》说“之”应作“津”；赵本改作“水”，并说应作“水”，下文所说桑干枝水就是它；戴本同。桑干水又向东流，左边汇合武周塞水。朱本《笺》说：孙氏认为《地理志》作武州。赵说：“州”“周”读音相同，可以通用。戴本改作“州”。会贞按：赵氏说得对，戴氏却一概把“周”字视为讹字而改掉，太疏忽了。详见后文武周县故城条下。水发源于故城。会贞按：这里指武周故城，“城”字下面应有“南”字。今左云县南面有一条水，向东南流入桑干河，与古代武周川水南北相望，应当就是武周塞水；这条水正发源于古武周城南面。武周县详见后文。水向东南流出山外，经过日没城南面。会贞按：城在今山阴县北面，大概因为夕阳西下、戎车所逼近的城而得名。朱本误作“故城也”，《笺》说旧本作“城故”。水向东南流经日中城。朱本把“东”误作“荣”，《笺》说应作“东”。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东”字，赵本、戴本改正。《金史·地理志》说，怀仁县有日中城，在今怀仁县西南五十里。城东面又有早起城。会贞按：《金史·地理志》说，怀仁县有早起城，在今怀仁县三十里。又称食时城。会贞按：旧志又称鸡鸣城。《方舆纪要》说，以上各城都是后魏孝文帝修筑的。水流到黄瓜阜。黄瓜阜详见下文。又向北曲折流动，最后注入桑干水。桑干水又向东南流，经黄瓜阜曲西面，随后转弯流经那座土堆南面。徐广说：猗卢把废黜的嫡子利孙安置在黄瓜堆。全氏说：郦道元身为拓跋氏的臣子，不敢直说六修之变，这是很明显的；徐广这一条记载，怀疑是后人添加的。守敬按：《齐水》篇记载河阳庶人的事情，与这里相同，引用的应当是徐广《晋纪》的文字。《魏书·序纪》说，穆帝六年登上平城西山，观察地势，于是向南移出一百里，在灅[应作“水”，原字缺]水北岸的黄瓜堆修筑新平城，晋人称它为小平城，命长子六修镇守，统领南部。利孙就是六修的别名。《北史·六修传》说，穆帝的小儿子比延很受宠爱，穆帝想立他为继承人，于是六修出居新平城。《金史·地理志》说，山阴县有黄花岭，金城县有黄花城；黄花岭今称黄花山，就是黄瓜堆，在山阴县北四十里；黄花城就是新平城，在县北四十五里。水又向东流，右边汇合枝津。枝津上游承接桑干河，向东南流经桑干郡北面。朱本脱去“干”字，《笺》说应作“桑干郡”。会贞按：《资治通鉴》梁普通六年注文引用这里作“桑干郡”。大魏因这条水而设置郡，便接受了它的名称。会贞按：《地形志》没有这个郡，但《灵征志》有恒州桑干郡。《北齐书·张纂传》说，张纂的父亲张烈任桑干太守。《隋书·地理志》说，善阳县有后魏桑干郡。这些都是魏国设置该郡的确证。大概该郡在孝昌年间陷落，天平末年恢复设置，所以《地形志》没有记载。其地在今山阴县东面。水又向东北流，右边汇合夏屋山水。朱本作“左合”，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桑干枝津向东北流，夏屋山水从南面流来汇入，应该位于枝津右侧，所以应作“右合”，现在订正。夏屋山水从夏屋山东面的溪流向南流出。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贾屋山在广武北面；《括地志》说夏屋山又名贾屋山，今名贾母山，在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现在夏屋山在代州东北六十里，山的东面有马跑泉，大概就是夏屋山水。只是夏屋山水向西北流入桑干枝水，现在马跑泉向东北与浑河汇合，流入桑干河下游，这和古代的情况不同。水向西北流经一座不详的故城北面。会贞按：《魏书·太祖纪》说，天兴六年，太祖巡幸南平城，规划灅[应作“水”，原字缺]水以南、面向夏屋山、背靠黄瓜堆的地方，准备修建新都。天赐三年六月，征发北部五百里以内的男子修筑灅[应作“水”，原字缺]南宫，宫门、阙楼高十多丈，引水开沟、穿池，扩建苑囿，规划修筑外城，方圆二十里。这条《注》所说的故城在水南，正面是夏屋山，背面是黄瓜堆，附近又有池潭一类的遗迹，与《魏书》的记载都相合。但如果确实是天赐年间修筑的城，距离郦道元不过一百年，不应说“不详”；“四字”大概是衍文。水又向西北流入桑干枝水。桑干枝水又向东流，长长的水流回旋成浪，朱本脱去“长”字，全本、赵本、戴本补入。水道贯通连接两湖：东边是湖，西边是浦，深潭彼此相接，水清澈而深。早晨的野鸭、傍晚的大雁在水面上浮游，黑色甲壳的水生动物和白色鳞鱼在水下潜游跳跃。俯视、仰望池潭，令人想到鱼鸟，所欠缺的只是高大的树木。俗称南池。池北面正对着淫陶县故城。朱本在“城”下有“南”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守敬按：前汉该县属雁门郡，后汉沿袭，永嘉以后废除，在今应州西面。

译所以称作南池。戴本在“池”字上增“南”字。池水又向东北流入桑干水，从这里以下就成为“水”，二者都接受同一个通称。朱本没有“自下”二字，全本、赵本改作“与”。守敬按：“水”的上游是桑干水，下游是“水”，并不是桑干水和“水”分成两条水。全本、赵本改“为”作“与”，就变成两条水了。戴本仍作“为”，是对的；“为”字上面应有“自下”二字，这样就更清楚了，今补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三年、六月、五百里、二十里、百年〕 所以称作南池。“池水”二字，戴氏在“池”字上增入了“南”字。又向东北流入桑干水；从这里以下称为〔缺字〕水，并且都采用这一通称。朱氏本删去“自下”二字；全氏、赵氏改“为”为“作”，又改“与”为“与”。守敬按：〔缺字〕水的上游是桑干水，下游才是〔缺字〕水，并不是桑干水和〔缺字〕水本来就是两条水。全氏、赵氏把“为”改作“作”，就成了有两条水了。戴氏仍作“为”，这是对的；“为”字上面本来应有“自下”二字，这样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今据此补入。水又向东北流，经巨魏亭西面。朱本脱去“巨”字，全本、赵本补入，戴本把“魏”改作“石”。守敬按：《魏书·道武帝纪》说，天赐三年，道武帝巡幸代园山，修建五座石亭。戴氏大概因为《注》说天赐三年经过并修建此处，而查《魏书》恰有天赐三年修建石亭的事情，于是据此改字。但石亭未必不能称为巨魏亭；下文两次出现“巨魏亭”，都不应认为是错误，戴氏自己也没有一并改掉。此亭在今应州北面。大概是北魏天赐三年经过并修建的。大概就是北魏天赐三年经过并修建的地方。水又向东北流，经白狼堆南面。会贞按：白狼堆在今应州西北。魏烈祖道武皇帝曾在这里遇到白狼祥瑞。会贞按：《魏书·道武帝纪》没有记载这件事，据《北史·穆崇传》说，道武帝为躲避窟咄的祸乱，派穆崇返回；穆崇夜宿大泽，听到白狼嚎叫，便骑马追随白狼，因此免遭灾难，道武帝认为这很奇异。所以把这座山丘命名为白狼堆。山丘上有旧宫殿、庙宇，楼台亭榭的地基和雉堞仍然高耸；每到秋季鹰隼纵横、举行羽猎的日子，便纵情巡视清野，这里是登高远眺、舒展情怀的好地方。水又向东流四十九里，向东流经巨魏亭北面；再向东流，崞川水注入。朱本脱去“水”字，赵本、戴本补入。守敬按：《魏书·世祖纪》说，太平真君五年，世祖到马邑，在崞川观览。崞川水从崞县故城南面流出。朱本在“崞”字下面多出“山”字。赵说：按《汉书·地理志》两本都作“崞县”。《地形志》说恒州繁畤郡辖有崞山县，这正是郦道元时代的新制，不能称作故城，大概是他下笔匆忙。全本、戴本删去“山”字。守敬按：前汉该县属雁门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改名为崞山。到天平二年设置繁畤郡，辖崞山、繁畤二县，这是郦道元以后之事。据《隋书·地理志》，魏代繁峙县已经不在原来的治所，那么崞山县也应当不是原治所。这里只是多衍了“山”字。故城在今浑源州西面。崞川水从故城南面流出，所以也在浑源州西面；因此《金史·地理志》把崞川水归入金城县，金城县就是今应州，因为水发源于今浑源州西面，向西流入应州。《一统志》说崞川水在浑源州东北二十里，那并不是这条水的正源。王莽时改崞县为崞张县。县城南面正对玄岳。守敬按：玄岳就是今浑源州北面的北岳；大概古书都认为北岳在上曲阳县。郦道元作《注》时，还没有把浑源一带的山称作北岳的人；不过北方属玄色，这也算是后来称北岳的开端。右侧背靠崞山。守敬按：《魏书·世祖纪》说，太平真君二年，将惠太后安葬在崞山。《资治通鉴》记载，宋大明元年，魏主到崞山打猎；齐建元元年，魏主前往崞山；这些记载所说的都是这座山。它位于今浑源州西北二十里。到了《隋书·地理志》和《金史·地理志》，都说崞县有崞山，那么所指就在今崞县境内，这是因为改置崞县以后，人们取县境内的山来命名。‘处二山之中’，朱本作‘三山’。赵一清改作‘二山’，并说指的是玄岳和崞山。因此就以‘崞张’作为名称。此水又向西流出山外，称为崞口，向北流经繁畤县故城东面。朱本脱去‘县’字，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西汉时该县属雁门郡，东汉、魏、晋沿袭不变，当在今浑源州以西。到后魏天平二年，改属繁畤郡，于是迁到今繁畤县以东。王莽时称为当要县。水又向北流经巨魏亭东面。朱本脱去‘东’字，赵一清同样脱漏，戴震补入。水又向北流经剧阳县故城西面。守敬按：西汉时该县属雁门郡，东汉、魏沿袭。《舆地广记》说，晋代撤销此县。王莽时称为善阳县。朱《笺》说：孙星衍认为，一本作‘鄯阳’。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作‘善’字，不应依从作‘鄯’。据《十三州志》说：该地位于阴馆县，阴馆县的情况前文已有记载；向东北一百三里。守敬按：钱坫说，剧阳故城在今应州以东。这条水又向东流，注入〔缺字〕水。水又向东流经班氏县南面，该县的情况详见后文。如浑水流来汇入。水源出自凉城旋鸿县。朱《笺》说：《后魏·地形志》记载，恒州梁城郡有祇鸿县，一本作裋鸿县。赵一清说：按《地形志》，梁城郡裋鸿县注说，一本作祇鸿，与这里文字不同，怀疑是史书传抄错误。会贞按：《资治通鉴》齐永明二年注引此文作‘旋鸿’；又宋元嘉二十七年注说，后魏天平二年设置梁城郡，统辖参合、旋鸿二县。这大概是依据《地形志》所作的说明，足以证明今本《地形志》作‘祇’、作‘裋’都是错误。这里作‘凉城郡’，与《河水注》相同；《地形志》作‘梁城’，梁、凉读音相同，可以通用，例如《滱水注》中的清梁亭又作清凉城。《河水注》说参合县隶属凉城郡，这里说旋鸿县属凉城郡，可见凉城郡原本就统辖这两个县。到天平二年，郡、县与恒州一同寄治于

译秀容郡城。旧郡志只说天平二年设置郡，没有说设置县，只是省略了文字。当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旋鸿县在今丰镇厅以西。向西南五十多里。会贞按：《金史·地理志》记载大同有如浑水，今御河发源于丰镇厅西南，就是如浑水；至于旋鸿池、鱼溪之类，已经没有可以考证的遗迹，大概是上游河道淤塞了。水向东流经故城南面，北方人俗称它为独谷孤城，水也因此得名。水向东流，与旋鸿池水汇合。朱《笺》说：孙星衍认为，《后魏书》说代郡有旋鸿池。守敬按：《魏书·高宗纪》记载，和平三年在旋鸿池观鱼。《方舆纪要》说它在大同府以东，不对。[五]它应当在大同府以北、丰镇厅以西。水从旋鸿县东山下流出，积水形成池。朱本‘积’字误作‘即’，戴震改正，赵一清依据黄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积’。《资治通鉴》齐永明二年注引此也作‘积’。水向北引出鱼水，鱼水发源于鱼溪，向南流入池中。会贞按：这里的池就是所说的旋鸿池，下面所说的巨沼也指旋鸿池，并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池沼。池水吞吐各条河流，形成巨大的沼泽，东西二里，南北四里；北面正对着凉川城南面的池子。朱本‘凉川城’误作‘凉州池’。全祖望说：‘凉’字，《资治通鉴》作‘梁’，全祖望、戴震改作‘凉川城’。会贞按：《资治通鉴》宋元嘉二十七年二月记载，魏主在梁川大规模打猎。池方圆五十里，俗称乞伏袁池。朱本‘池’字误作‘河’，赵一清沿误，戴震改正。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作‘池’。《河水注》说，盐池东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就是凉城郡治。三十里、二十里合计正与这里所说的方圆五十里相合。凉城在池北，池就在城南，与这里所说的‘凉川城之南池’相合；可见凉川城就是凉城，南池也就是盐池，所以民间仍称它为乞伏袁池。凉城盐池已经在《河水注》中记载过，这里又加以叙述，是因为同一地点在不同篇章中互相补充，这是《水经注》常有的体例。虽然中间隔着山冈，但鸟道并不遥远，在云霞之间，常有（朱《笺》说：这里脱漏了少数字。）向西南流经旋鸿 县南面，右方（朱本作‘又’，朱《笺》说宋本作‘右’，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右’。与如浑水汇合。赵一清说：按《太平寰宇记》云中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云中衔河水向西南与桑干河水汇合，今本没有这段。《名胜志》引用《郡国志》，认为这就是如浑水。会贞按：金陵新刊《太平寰宇记》又作‘街河’。如今这条水名叫御河，根据《水经注》下文说此水夹着御路向南流，它应当就是御河得名的来源。这样看来，‘衔’、‘街’二字都是‘御’字的讹误。这里是总称两条水的名称。如浑水又向东南流，经永固县。朱本‘永’字误作‘水’，《笺》说‘水固’疑是‘永固’的讹误。赵一清说：按《地形志》，恒州代郡统辖永固县。会贞按：该县在今大同县北面。县名取自大和年间所建的永固堂（详见下文），因而以堂名作为县名。右方汇合羊水。朱本误作‘年水’，《笺》说应作‘羊水’。羊水发源于平城县（该县详见下文）西苑之外。会贞按：下文说武周川的支渠向东流出并进入苑中，这里就是西苑。朱本‘武周’被戴震改作‘武州’。武周塞。会贞按：《史记·韩长孺传》说，单于进入汉朝长城的武州塞，尚未到马邑一百多里，如此等等，可见此塞在马邑以北一百多里。郦道元在这里说羊水从平城西苑外的武周塞流出，下文又引用《魏土地记》说平城以西三十里有武周塞口，计算道路里程与《史记》相合。因此《隋书·地理志》说云内有武周山。《方舆纪要》说武州山在大同府以西二十里。不过本注上文有‘武周塞水在武周故城南’的说法，可见武周塞延伸很广。《太平寰宇记》引用《冀州图》说武周山东西有数百里，正是这样。水向北流出后转向东，流经燕昌城南面。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宝（戴震改作慕容垂，错误，见下文）从西河返回。朱本‘西’误作‘而’，赵一清、戴震改正。军队在参合战败，死亡六万人。十一年，慕容垂的军队向北到达参合，看见尸骨堆积如山，便设祭举行吊唁仪式。朱本作‘设策吊之’，《笺》说：《十六国春秋》作‘设祭吊之礼’。死者的父兄都号哭，六军悲哀痛哭。朱本脱去‘六军’二字，赵一清据黄本补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六军’二字。《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又作‘军中’；《资治通鉴》作‘军士’。慕容垂惭愧愤恨，吐血，于是得病卧床。车驾经过平城以北四十里。守敬按：《十六国春秋》作西北三十里，《资治通鉴》沿用这一说法，《晋书·载记》也作西北三十里；那么本注作四十里就是错误的。病重后，修筑燕昌城然后返回。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三说，慕容垂派他的儿子慕容宝率步兵、骑兵七万人讨伐后魏，在参合陂交战，大败，军队逃回来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慕容宝痛恨参合战败，多次说魏国有可乘之机，因此亲自率领大军讨伐魏国。到达参合后，看见前一年交战之处尸骨堆积如山，便举行吊祭，死者的父兄一时都号哭，军中全都悲恸。慕容垂惭愧吐血，因而得病，随后返回，途中去世，与《燕书》的记载大致相同。

译就是这座城。会贞按：城在今大同县北。北方人俗称它为老公城。朱本在‘北’字上多出‘故’字，在‘城’字下多出‘有’字，赵一清、戴震删去。羊水又向东流入如浑水，水流散乱地经过方山西面。朱本脱去‘山西’二字，赵一清同样脱漏，戴震补入。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用《水经注》作‘如浑水经方山南’，但如浑水流到这里以后是向南流，不可能经过山南；‘南’应是‘西’字的错误。《金史·地理志》说大同有方山。《明一统志》说大同北面有方山，在今大同县北五十里。山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墓东北有高祖陵，两座陵墓南面有永固堂。会贞按：《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说，太后与高祖游方山，回头看着山川，说：‘舜葬在苍梧山，两位妃子没有跟随，难道死后一定要远远依附山陵吗？我百年之后，神灵就安葬在这里吧。’高祖于是下诏有关部门在方山营建寿陵，又修建永固石室。太和五年开始修建，八年后完工。《孝文帝纪》说，太和五年在方山上修建永固石室；太和十四年十月，将文明太皇太后安葬在永固陵。[六]又据《孝文帝纪》，太和二十三年孝文帝去世，葬在长陵，那么 高祖的葬处就不在这里。据《文明皇后传》，起初高祖孝敬太后，在永固陵东北一里多的地方预先营建寿宫，准备终老后在那里瞻望太后的陵墓；后来迁都洛阳，又亲自上表请求把瀍水以西作为山陵园地，而方山的空宫至今还保存着，号称万年堂。堂的四角，朱本在‘隅’字上有‘周’字。守敬按：《资治通鉴》齐建元三年注引此没有‘周’字，今删去。堂上雉列的楼榭、台阶、栏杆、槛，以及门扉、门户、梁、墙、椽、瓦，全都用有纹理的石头制成。檐前四根柱子，取洛阳八风谷的黑石制成（八风山见《伊水注》），雕刻出凸起的纹饰，以金银间杂装饰云纹曲尺，朱本作‘雉’，赵一清同作‘雉’，守敬按：齐建元三年注引此也作‘雉’，戴震改作‘矩’。看上去像锦绣一样。堂内外四面，砌成两座石制的足座。朱本误作‘扶’，《笺》说疑当作‘趺’。又排列青石屏风。朱本‘张’误作‘帐’，《笺》说孙星衍认为疑当作‘张’。屏风边缘用有纹理的石头装饰，并雕刻出忠臣孝子的形象，在旁边题刻贞洁孝顺者的姓名。庙前雕石制成碑和石兽，碑石极为精美。朱本作‘在冢’，《笺》说宋本作‘至佳’。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至佳’。《资治通鉴》齐建元三年注引此相同。由此看来，耳伯所说的宋本是可信的。并且下文的‘碑’字还应当是衍文，否则就是‘兽’字衍文。《魏书·孝文纪》称在石室庭院中立碑。《文明皇后传》说，高祖刻石立碑，歌颂太后的功德。陵园左右排列柏树，四周遮蔽视线，使鸟雀迷失、阳光昏暗。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的西面有斋堂，南门外立着两座石阙；阙下凿削山体，层层铺筑御路，向下可以望见灵泉宫池，清澈得像圆镜一样。守敬按：《魏书·孝文纪》记载，太和三年在方山修建灵泉殿，池的情况见下文。守敬按：《魏书·阉官·王遇传》说，王遇性情巧慧，擅长规划安排。北都方山的灵泉、道俗居住的房舍，以及文明太后陵墓和庙宇，都由王遇监督营建。朱本此下有‘羊水又东注’五字，赵一清认为是重复文字，应当删去，戴震删去。如浑水又向南流到灵泉池，守敬按：《资治通鉴》齐永明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多次记载魏主前往灵泉池。支流向东南注入池中。池东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池边旧名白杨泉，泉上有白杨树，朱本‘有’字误作‘出’，全祖望、戴震改正，赵一清同改。因此得名，正如长杨、五柞二宫那样以树木命名。守敬按：长杨、五柞二宫，都见于《渭水注》。南面是旧京城。守敬按：魏太和十七年从这里迁都洛阳，所以称为旧京。北面背靠方岭。守敬按：就是上文所说的方山。左右都是山地平原。朱本‘原’字误作‘源’，赵一清、戴震改正。亭台楼观像锦绣一样错落矗立，方湖倒映着景物，仿佛三座神山倒映在水中。守敬按：《史记·封禅书》说，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曾派人入海寻找蓬莱、方丈、瀛洲。传说这三座神山在渤海中，离人不远；尚未到达时，远望像云一样，到了近处，三座神山反而处在水下，一靠近它们，风就会把人吹走。如浑水又向南流经北宫下面，过去宫人制作簿册的地方。赵一清说：按应作‘薄’，《江水》篇注作‘作部’。沈约《宋书》也作‘作部’，这些都是沿袭旧说的错误。据《汉书·宣帝纪》说，汉宣帝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的女儿。应劭说，暴室是关押宫人的监狱，如今称为薄室。颜师古说，暴室是掖庭主管织布、制作和染练的机构，所以称为暴室，取暴晒之意；也有人说‘薄室’的‘薄’与‘暴’相通，俗语也说薄晒。大概是因为暴室承担的织作事务很多，于是设置狱官，主管惩治其中的罪人，所以常常称作暴室狱罢了。但暴室本来并不是监狱的名称，应劭的解释错了。这里作‘作薄’，与《谷水》篇注中‘薄隶诸徒咸敬之’的‘薄’，都是薄室的‘薄’；有的版本又错误地写成‘簿’字。如浑水又向南流，分成两条水。一条水（会贞按：这是如浑水的支流）向西流出，向南转弯进入北苑。会贞按：《魏书·本纪》说，道武帝天兴二年，利用俘获的高车人，在南台北面修建鹿苑；北面抵达长城，东面包围白登，西面连接西山，方圆数十里。又明元帝泰常六年，征发京师六千人修筑苑囿，从旧苑开始，东面包围白登，周长四十多里。注文所说的西苑、北苑，大概就是这两次修建的苑囿。明元帝泰常元年，在北苑修筑蓬台。孝文帝太和元年，在北苑修建永乐游观殿。

译太和三年，在北苑祈雨，关闭阳门。北苑在今平城县北面。水流经过各个池沼。会贞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永兴五年在北苑开凿鱼池。水又向南流经虎圈东面。虎圈是魏太平真君五年建成的，用来圈养老虎。守敬按：《魏书·太武帝纪》没有记载此事。据《明元帝纪》，永兴四年二月，明元帝登虎圈射虎，那么太武帝以前就已有虎圈，大概太平真君年间在这里重新修建，所以注文这样说。到了深秋，皇帝亲自（朱本作‘观’，朱《笺》说宋本作‘亲’）驾临虎圈，下令虎士在圈下施展武力。这件事与奔戎活捉老虎相同，即活捉猛兽。朱《笺》说：按《穆天子传》记载，有老虎藏在芦苇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请求活捉老虎，并保证使它完整无伤。这就是《诗经》所说的赤膊空手搏虎，原书作‘襢’字。把老虎献到公卿所在的地方。守敬按：这是《郑风·大叔于田》篇的文字。因此魏国有《捍虎图》。《巵林》说：《后魏书》记载，王叡字洛诚，是晋阳人，仪态相貌高大美丽。文明太后临朝时，王叡受到宠幸，任侍中、吏部尚书，所受宠信日益加深。太和二年，高祖和太后率领百官到虎圈，恰有一只逃逸的老虎登上门阁和道路，几乎到了御座，侍从和近臣惊慌逃散。王叡手持戟抵御它，老虎才退去，因此他受到的亲信任用更加深重，进封中山王。王叡去世后，太后亲自前往悼念，悲痛不已。王叡葬在城东，高祖登上城楼眺望，随后在都城南面为他立祠，又下诏命人把王叡抵御老虎的情形画在各座宫殿里，高允为画作赞词。京城男女创作新乐曲，弹唱这件事，名为《中山王乐》。郦道元借用高奔戎的典故，大概是隐约地说王叡捍虎之事，也是一种迂回的说法。全祖望说：按郦道元明明说太平真君五年，恐怕他指的不是王叡，也许另有一幅图。守敬按：注文说太平真君五年只是开始修建虎圈，并不是说捍虎之事就发生在这一年，全祖望的说法错了。水又流经平城西郭以内，这是魏太常七年修筑的城。朱本‘太常’作‘当’，《笺》说‘当’应作‘平’。戴震改作‘太常’，赵一清据黄本作‘太常’，并说这是魏明元帝的年号。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郦道元不应遗漏‘太常’二字而只说太平。《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太常’。会贞按：《魏书·明元帝纪》明确说，泰常七年修筑平城外郭，周长三十二里。又城（朱本作……） 又修成此城。戴震、赵一清改正。城西郭外。朱本‘城’字下有‘周’字。守敬按：‘周’字应当是衍文，《资治通鉴》宋元嘉二十七年注引此作‘平城西郭外’。那里有祭天郊坛。守敬按：《魏书·礼志》记载，太祖天兴元年定都平城，祭天礼仪采用《周礼》的制度，在夏季四月亲自到西郊祭天。天赐二年夏季四月，在西郊祭天，修筑方坛一座。从此以后，每年祭祀一次。高祖太和十八年三月，下诏停止西郊祭天。坛的东侧有《郊天碑》，延兴四年树立。朱本‘延’作‘建’，赵一清、戴震同样作‘建’。会贞按：魏朝没有‘建兴’年号，‘建’字是‘延’字的错误。《魏书·礼志》记载，延兴四年六月，显祖认为西郊旧有的祭祀制度每年增加七个木主，改朝换代就更换兆域，这些做法对神明没有益处，于是首次改革旧仪，规定设置七个木主，并在郊坛立碑，就是注文所指的事情。因此‘建兴’应当改作‘延兴’，现予订正。水又向南流。朱本‘又南’误作‘南又’，赵一清、戴震倒换。曲折流经平城县故城南面。《史记》说：汉高祖先到达平城。守敬按：《史记·高祖本纪》作‘遂至平城’，《陈平世家》作‘卒至平城’，这里应当是引用《陈平世家》，传抄时误把‘卒’写成‘先’。《史记音义》说，它在雁门郡，就是这个县。守敬按：西汉时该县属雁门郡，东汉沿袭，建安末年废除。《元和郡县图志》说，魏武帝又设置平城县，属新兴郡，晋代改属雁门郡。《太平寰宇记》记载相同。考察魏的新兴郡就是今忻州治所，平城县应当在其附近，大概晋初又迁回原来的治所。该县在今大同县以东五里。王莽时称为平顺县。魏天兴元年，迁都到这里。朱本‘元’作‘二’。会贞按：《魏书·序纪》说，穆帝六年修整旧平城，把它作为南都。《道武帝纪》说，天兴元年七月迁都平城，开始营建宫室，建立宗庙，设置社稷。因此本注作‘二年’是‘元年’的错误，现予订正。太和十六年，拆毁太华、安昌等殿，建造太极殿。戴震删去‘太华’二字。会贞按：《资治通鉴》宋大明二年注引此有‘太华’二字。《魏书·本纪》记载，高宗太安四年三月开始修建太华殿，九月太华殿建成。高祖太和元年正月开始修建太和殿、安昌殿，七月太和殿、安昌殿建成。太和十六年，太华殿毁坏，开始营建太极殿，十月太极殿建成。十一月，依照古代六寝的制度，暂时设置三室，以安昌殿作为内寝、皇信堂作为中寝等。这是在太极殿建成以后发生的，因此建造太极殿时并没有拆毁安昌殿，所拆毁的只有太华殿；‘安昌’二字是衍文，戴震反而删去了‘太华’二字，错误了。东西两座堂和朝堂之间，夹建着象魏。会贞按：《辽史·地理志》说，北魏宫墙占据西京城北面，双阙还在。《明一统志》说，后魏宫墙在大同府城北门外，有土台，东西相对耸立，就是双阙的遗址。干元、朱本作‘先’，《笺》说应作‘元’，戴震、赵一清改正。中阳门、端门。会贞按：《魏书·礼志》记载，天兴二年建立祖神位，通常在正月上旬的未日于端门内设置祭席，祭牲用羊、猪、狗各一只。东西两座掖门以及云龙门、神虎门、中华门等，都装饰有楼观。

译东堂向东连接太和殿，太和殿的情况详见上文。殿东面台阶下有一块碑，太和年间立石。朱本没有‘石’字，《笺》说古本有一个‘石’字，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石’字。这是洛阳八风谷的缁石。朱本‘之’字下有‘石’字，《笺》说古本没有这个‘石’字。又‘缁’字下《笺》说：这里以下的文字‘石也殿之东北至盖天九百一十三字’，各版本错编入第九卷《淇水注》中，现据宋本改正，移到这里。会贞按：上文说永固堂檐前四根柱子取洛阳八风谷的黑石制成，这里又说是洛阳八风谷的缁石，缁石就是黑石。郦道元喜欢追求奇异，只是特意换了文字说法。太和殿东北连接紫宫寺，南面正对承贤门，门南面就是皇信堂。会贞按：《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建成；太和十五年正月，孝文帝开始在皇信堂东室听政；太和十六年下诏命群臣在皇信 堂重新制定刑律条文和徒刑限制，皇帝亲自到场裁决。堂的四周绘有古代圣人、忠臣和烈士的画像，并在画像旁题字，这些作品出自辩章郎、彭城人张僧达和乐安人蒋少游之手。朱本‘笔’字作‘于’，赵一清同作‘于’，戴震改作‘笔’。赵一清说：按下文有脱文。《魏书·艺术传》记载，蒋少游是乐安博昌人。慕容白曜平定东阳时，蒋少游被俘进入平城，编入平齐户，后来被配属云中充任士兵。他性情机巧，很能雕刻绘画。高祖和文明太后常常借密宴的机会对百官说：本来以为少游只是个工匠，高允这个老头却说他是人才。蒋少游突然被召入宫，忙碌于宫禁之内，以用规矩进行雕刻绘画为职务，因此得到很多恩赏。后来平城将要营建太庙、太极殿，派蒋少游乘驿车前往洛阳，测量魏、晋宫室遗址。蒋少游有文学才华，却不能施展才干，长期只拿着刻刀和尺墨，从事琐碎繁重的工作，在园林、湖泊、城墙、宫殿旁徘徊，有见识的人都为他感到叹息；但他却坦然把这些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从不告诉别人疲惫和羞耻。景明二年去世，追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守敬按：张僧达的事迹不详。蒋少游见于《图画见闻志》和《图绘宝鉴》。赵一清不知道‘于’是错误字，所以认为下文有脱文。戴震改作‘笔’，是对的。堂南面正对着白台。白台高大宽广。守敬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二年在城南修建白台，高二十丈，在今大同县南面。台基四周排列着墙壁，有阁道从内部向上通达。朱本‘道’作‘路’，赵一清、戴震改正。国家的图籍、秘藏和典籍，全都收藏在台下。白台西面就是朱明阁。守敬按：《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元年七月修建朱明门、思贤门。供近侍官员出入的通道就在这里。朱本脱去‘也’字，赵一清据吴本补入。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也’字。水夹着御路向南流，经过蓬台西面。守敬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元年在北苑修筑蓬台；泰常四年又在蓬台北面修筑宫殿。这里指的是泰常元年修筑的台，在平城北面。根据本注所叙，蓬台却在平城南面，因此魏代有两座蓬台。并且泰常在神瑞之后，注文说神瑞三年又修建白楼，足以证明蓬台建于神瑞三年以前；这也是此台并非泰常年间修筑的证据。魏神瑞三年又修建白楼。朱本‘又’字下面还有‘毁’ 字。全氏说：‘毁’字是衍文。楼非常高大挺拔，在上面增建楼观亭榭，内外都用石粉装饰，洁白明亮，红白两色交错绮丽。朱《笺》说宋本作‘粉’。所以世人称它为白楼。会贞按：《南齐书·魏虏传》说，拓跋魏从佛狸到万民，世代不断增加雕刻装饰；在正殿西面筑土台，称作白楼。万民禅位后，常到楼上游览。又据《魏书·文成皇后李氏传》，永昌王元仁镇守长安时，因事被诛杀，后来将其母送到平城宫，高宗登上白楼，望见她而认为美丽。白楼在今大同县南面。后来在楼上设置大鼓，每天早晚敲击一千槌，作为城中和里坊各门开闭的信号，称为戒晨鼓。水又向南流经皇舅寺西面。会贞按：寺在今大同县东南。寺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建。朱本误作‘黎昌凭晋国’，《笺》说应作‘昌黎冯晋国’。按《后魏书》，冯熙字晋国，是文明太后的哥哥，官至定州刺史，进爵昌黎王，又任洛州刺史，在各州镇修建佛寺和精舍，共七十二处。孝文帝即位后，任命他为侍中、太师。守敬按：《魏书·冯熙传》说他字晋昌。寺中有五层佛塔，塔上的神佛图像都用青石合制而成，又以金银和火齐宝石装饰，色彩斑斓，闪耀着精光。水又向南流经永宁七级佛塔西面。朱本‘永’字误作‘水’，《笺》说应作‘永’。它的形制十分精妙。朱本脱去‘其’字，《笺》说宋本作‘其制甚妙’，戴震、赵一清补入。工艺精巧，无与伦比。《魏书·释老志》记载，天安二年修建永宁寺，建造七级佛塔，高三百多尺，基础和构架宽广宏大，天下第一。水又向南远远流出城郭。朱《笺》说‘远’字一本作‘遶’，赵一清改作‘遶’。柔弱的柳树遮蔽街道，细长的杨树覆盖水边；官府和私人引水分流，用来灌溉园圃。朱本‘溉’作‘挽’，《笺》说谢云宋本作‘绕’。赵一清说：沈名荪认为，‘园挽’是指灌园人汲水、提水，两个字没有错误。戴震改作‘溉’。会贞按：作‘溉’字是对的。《沁水注》作‘以周城溉’，《晋水注》作‘以周园溉’，这是它的用字惯例。长塘曲池，水流

译分布纵横，所以无法一一论述。一条水（会贞按：这是如浑水的主流）向南流经白登山西面。服虔说：白登是台的名称，距平城七里。会贞按：《汉书·韩王信传》注、《史记·韩王信传》集解和《高祖本纪》正义都引用了这句话。《正义》又引用李穆叔《赵记》说，平城以东七里有一座土山，高一百多尺，方圆十多里。颜师古却说，台在平城东面的山上，距平城十多里，如今其遗址仍在；服虔的说法不对。本注下文说今平城东十七里有台，与颜师古所说的十多里相同。如淳说：平城旁边的高地，就像丘陵一样。朱本‘地’作‘城’。会贞按：《汉书·韩王信传》注载如淳说，平城旁边的高地，就像丘陵。《史记·韩王信传》集解引用相同，所以这里的‘城’是‘地’字的错误，毫无疑问，现予订正。今平城东十七里有一座台，就是白登台。台南面正对着罡阜。戴震把‘罡’改作‘冈’。罡阜就是白登山。守敬按：《括地志》说，定襄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台，名叫白登台。唐代的定襄县在旧平城西北，所以与本注所说的里数不同。《括地志》说山上有台，这一点也与本注说台南面正对罡阜大不相同。因此《一统志》直接说白登山又名白登台。白登山在今大同县东面。所以《汉书》说‘皇上于是到达平城，登上白登’，就是指汉高祖被匈奴围困的地方。守敬按：《韩王信传》说，皇上于是到达平城，登上白登，匈奴骑兵包围了皇上。孙畅之《述画》说：汉高祖被围困七天，陈平派善于绘画的人画美女图，送给冒顿的阏氏。朱《笺》说：克家认为，‘冒顿阏氏’应读作‘墨特烟支’。恐怕冒顿战胜汉朝后，阏氏的宠爱必然衰退，所以用这件事劝说冒顿解除围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七卷、五卷〕 水又流经宁先宫东面。献文帝成为太上皇时，所居住的旧宫。戴震删去‘也’字。会贞按：《魏书·献文帝纪》记载，皇兴五年献文帝把帝位禅让给太子，群臣上尊号为太上皇帝，他迁居崇光宫。《孝文帝纪》记载，延兴三年把崇光宫改名为宁光宫。又据《高湖传》，显祖住在宁光宫时，元谧常侍从讲读。纪、传都称‘宁光’，所以这里的‘宁先’应当是‘宁光’的错误。宫的东侧，下面有两根石柱，是邺城东门石桥的石柱。柱上刻有文字，建武年间制作；因为石料和工艺精美，便把它们迁到这里。其余人员中，我担任尚书祠部时，曾与宜都王穆罴一同前往北郊祭祀，亲眼经过并看见这些石柱。朱《笺》说‘径’应作‘经’，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此改字。守敬按：郦道元《水经注》原序中正可见他亲自考察、亲眼看见的心意；《渭水注》说‘述行涂径见’，《汝水注》作‘既在径见’，所以这里的‘径’字没有错误。石柱侧面全都雕刻着云纹曲尺。朱本‘矩’作‘炬’，《笺》说古本作‘悉镂云矩’，字有错误，应当作‘云烟’。赵一清说：按《玉篇》，‘炬’是火把；‘云炬’是形容雕刻精巧，光彩耀眼。戴震改作‘矩’。守敬按：明抄本作‘矩’。柱顶雕作盘曲的螭龙，形态气势非常生动，确实工艺精巧。会贞按：《洹水注》建春门下说，石桥不高大，但治石工艺精密；旧桥两端夹立两根石柱，螭龙、曲尺、趺座和刻文都很精美。皇帝南巡时，因其制作华美精妙，便把它运到平城东侧。距离《子丹碑》就远了。朱本‘远’误作‘侧’，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郦道元的书没有记载《子丹碑》所在。《书钞》卷二百二引用《术征记》说，曹真祠堂在北邙山，石刻精美，书法也很工整。水又向南流经平城县故城东面，这里是司州代尹的治所。守敬按：《地形志》说，天兴年间设置司州，治所在代都平城。《元和郡县图志》和《太平寰宇记》则说，设置司州牧和代尹是在孝文帝时期。魏都洛阳。守敬按：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详见《谷水》篇。后来把这里作为恒州。守敬按：《地形志》记载，太和年间将司州改为恒州。水的左岸有大道坛庙，是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谦之建议修建的。会贞按：《魏书·释老志》记载，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先居华山，后来居住在嵩山。始光初年，他奉献《录图真经》，世祖于是就在京城东南修建天师道场，设五层坛，遵照新经的制度。这个道场在今大同县南三里。《释老志》又说，太和十五年把道场迁到桑干水北岸，改名为崇虚寺，《孝文帝纪》记载相同；于是道场向南迁移了。又兼有各座岳庙的碑刻，多有在此署名树立的。会贞按：如今嵩岳寇谦之碑还保存着，华岳寇谦之碑虽然毁坏，但还有拓本流传。庙的台阶分为三层。朱本作‘五’，《笺》说宋本作‘三’。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三’。四周有栏杆和槛。上层台阶上面，用木头制作圆形基座。戴震把‘员’改作‘圆’，下文同。

译使它们彼此支撑。朱本‘互’字误作‘干’，赵一清同误，戴震改正。用木板砌在上面。朱本作‘切’，《笺》说宋本作‘砌’，戴震、赵一清改正。栏杆和台阶承接着屋檐。上面的圆形构造仿照明堂，但专室设有四扇门，室内有神座，神座右边排列着玉磬。皇帝亲自降临，在灵坛接受符箓。会贞按：《魏书·释老志》记载，太平真君三年（据《太武纪》应当作二年），寇谦之上奏说：如今陛下以真君年号治理天下，建立静轮天宫的法式，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应当登坛接受符书，以彰显圣德。世祖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亲自到道场接受符箓，又准备法驾，旗帜全用青色，以顺应道家的颜色。从此以后，各代皇帝每逢即位都这样做。文成帝兴光元年到道场，登坛接受图箓；献文帝天安元年前往道场，亲自接受符箓，这些事都见于《本纪》。称号为天师。孙星衍说：‘天师’一词出自黄帝《素问》，用来宣扬道教仪式，暂时在当时受到重视。全祖望说：‘暂’字 存疑。坛的东北面，过去有静轮宫，是魏神四年修建的，大概也是仿照栢梁台一类的建筑。朱《笺》说：《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二年春，修建栢梁台。服虔《注》说，用一百根梁木建成台，因此得名。会贞按：栢梁台见《渭水》篇。台榭高大宽广，朱本脱去“榭”字，赵氏依据《名胜志》校补。它高耸出云层，想使上面能够延接霄汉中的仙客，下面隔绝尘世的喧嚣。太平真君十一年，又将它毁掉。守敬按：《魏书·释老志》记载，恭宗看见寇谦之上奏请求修造静轮宫，要求宫殿高到听不见狗叫声，想在上面同天神交接。工程役使数以万计的人，历年不能完成，于是寇谦之对世祖说：“谦之想以不能完成的期限来要求您，以不可说的事情来劝说您，耗费财力，使百姓疲劳，恐怕不可以吧？”世祖说：“我也知道它不能完成，但事情已经这样了，何必吝惜三五百人的劳力呢？”由此可见，静轮宫当时尚未建成；大概在太平真君九年寇谦之死后，世祖很快悔悟，才把它毁掉。万物不能长久坚固，白登山的建筑也接连毁坏了。守敬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四年，在白登山修筑宫殿。水流右岸有一座三级佛塔，佛像仿佛鹫山上的佛像，全部用石头砌成。装饰和制作都很华丽，品质也极其精美。守敬按：《魏书·释老志》记载：皇兴年间，建造三级石佛图，椽、栋、楣、柱上下层层相接，大小构件全都是石头，高十丈。结构坚固，制作精巧严密，是京城的壮观景物。东郭城外，太和年间，宦官宕昌公钳耳庆时修建了它。朱本作“钳耳庆时”，前后相同。沈炳巽说：“钳耳”是复姓，“处时”是他的名字。唐代有钳耳知命。赵氏改作“庆”，并说：《魏书·阉官传》载，王遇，字庆时，本名他恶，是冯翊李润镇的羌人，姓王，后来改姓钳耳，赐爵宕昌公；“处”字是误字。王遇在东郭修建了祗洹舍。朱本作“睪”，赵本作“睾”，戴本作“皋”。椽、瓦、梁、栋，台、壁、窗棂、台阶，佛的尊容圣像，以及床榻、座位、轩、帐，全都是青石制成。建筑图样和制作值得观赏，只可惜墙壁都是用石块排列拼合而成，空疏而不严密。庭院中有《祗洹碑》，碑额题写的是大篆，只是不算佳作。然而京城作为帝王之都，佛法兴盛，神奇的佛图和精妙的佛塔高高矗立，彼此相望。佛法之轮向东转动，这里可以说是最为上乘的地方了。那条水从北苑向南流出，经过京城内部。守敬按：北苑在京城北面，是如浑水分流出的两条水道所经过的地方。前文已经说过，其中一条水向西弯曲后向南流，进入北苑；这一条水道则从白登山西面经过，也已经进入北苑，只是《注》中没有涉及，到这里才总括说一句“水自北苑南出，历京城内”，大概是补叙北苑的文字。河流两岸，太和十年用石块层层砌成河岸。塘堤两边，杂树交错成荫。城郭南面筑有两座石桥，横跨水面作为桥梁。又向南经过籍田和药圃的西面。守敬按：《魏书·道武帝纪》记载，天兴三年二月，开始耕种籍田。又《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七年二月，皇帝车驾开始在都城南面举行籍田礼。明堂在药圃东面。明堂上部圆形，守敬按：《大戴礼》作“圜”，《孝经》和《援神契》作“圆”；下部方形，四周有十二户、九室。朱本作“九堂”。赵氏改为“九室”，说：《明堂月令》和《白虎通》都作“九室”，“堂”字是误字。戴本把“户”改作“堂”。守敬按：《大戴礼》和《明堂月令》都说明堂有三十六户。戴氏依据《大戴礼》所说的“九室十二堂”改了本文，似乎有道理。不过《通典》引用《大戴礼》说，有九室以象征九州岛，有十二宫以对应十二辰。蔡邕《明堂月令论》也这样说；而《后汉书·光武纪注》引用《礼图》说，十二堂取法于日辰，九室取法于九州岛，十二户取法于阴阳的数目。这说明东汉建武年间的制度，已经同古制不同。何况这里说的是魏太和年间建造的明堂，郦道元明白说过，有的不同于古制，有的仿照古制，因此似乎不能依据《大戴礼》来改动郦氏原书。明堂也没有再设置重叠的角隅。室外柱子以内、藻井之下，设置了机轮，装饰以浅青和碧色。朱本脱去“碧”字。守敬按：《名胜志》有“碧”字，今补入。仰头看去，形状仿佛天空，画着北道的星宿，大概象征覆盖天空的天幕。朱本把“道”作“通”，把“焉”作“鸟”。《笺》说：这里的错简已经校正，但还有讹误，应当作“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全氏说：“通”应作“道”，“鸟”应作“焉”。每月随着北斗所指示的时辰转动，以对应天道。

译这是它不同于古制的地方。明堂上面又增建灵台。会贞按：《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六年，登上灵台观测云气等天象。下面则引水修建辟雍。水旁用石头砌成水塘，这些做法仿照古代制度，是太和年间修建的。会贞按：《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年下诏修建明堂、辟雍；太和十五年，明堂、太庙建成。会贞按：《隋书·牛弘传》记载，牛弘请求修建明堂，说后魏在代都修造的明堂出自李冲的设计，三三相重，合成九室；屋檐不能覆盖台基，房间之间通向街道，穿凿的地方很多，始终没有可取之处。如浑水又向南流，同武周川水汇合。戴氏把“周”改作“州”，下文同。水从县西南的山下流出。会贞按：今天的廖家河从左云县西南的溪谷中流出，就是武周川水。两条源流像鸟翼一样分流，都发源于同一座山，向东北流，汇合成为一条河川。向北流经武周县故城西面，即王莽所称的桓周县。朱《笺》说：孙氏认为，武周、桓周，《汉书·地理志》都作“武州、桓州”。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也作“武州”；晋代撤省，后魏又恢复设置。《地形志》作“武周”。《魏纪》多次说武州山，而这里《注》中的武周塞、武周川、武周县都写作“周”，足以证明“州”和“周”在古代通用。戴氏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把“周”全部改成“州”。前汉时县属雁门郡，后汉、魏沿袭，晋代撤省，后魏属代郡。在今左云县南面。水流又向东北，在右岸汇合黄水。黄水从西面的黄阜山下流出，向东北流。朱本把“东”误作“重”，《笺》说：孙氏认为，疑当作“东”。赵、戴二本改作“东”。圣山水注入黄水。水从西山流出。会贞按：现在有圣水泉，从怀仁县东南梅子村北约一里处的平地涌出，不是这里所说的水。这条水应当在今左云县东北。向东流入黄水。黄水又向东流入武周川。戴氏把“周”改作“州”。会贞按：《资治通鉴》齐建元二年，注文引用本文也作“周”。黄水又向东，经过旧亭北面，右侧汇合火山西溪水。水发源于火山。会贞按：《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四年，皇帝临幸火山。《元和郡县图志》和《寰宇记》都说，火山在云中县西五里。在今大同县西面。水向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长六七十步。朱本误作“六十七步”，全、赵、戴三本改正。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七十步”。火井宽度少于一尺，泉源深得看不见底，火焰的热势向上升腾。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炎热”，这是错误的。下文又称“热势”，可以证明。火井常常像有微弱的雷声在发响。用草在其中点燃，就会烟雾腾起、火焰喷发。东方朔《神异传》说：南方有火山，长四十里，宽四五里。守敬按：《神异经》作“宽五十里”。《魏志·三少帝纪注》和《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引用的文字也相同。不过既然长四十里，宽度不可能有五十里，应当是今本《神异经》错了，而校勘《魏志注》和《太平御览》的人据此改写；本文作“四五里”才相合。山中生长着不被火烧尽的树木，日夜燃烧，即使下雨、刮大风也不会熄灭。朱本把“得”作“鼠”，《笺》说：古本作“得雨猛风不灭”。考察《神异经》，其中说，遇到猛烈的风也不会增强火势，猛烈的雨也不能使火熄灭。吴本改作“鼠雨”，是错误的。赵本把“鼠”改作“暴”，戴本改作“得”。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得”。慧琳《大藏经音义》引用《神异经》作“猛风不盛，暴雨不灭”。《魏志·三少帝纪注》引用原书，同朱《笺》所引古本。火中有一种老鼠，重一百斤，毛长二尺多，细得像丝，颜色白，时常到外面来。朱本作“火”，《笺》说：《神异经》作“时时出外”。守敬按：《魏志·三少帝纪注》和《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引用原书，都作“外”；但原书本来是说它常住在火中，身体通红，偶尔出来时颜色才是白的。郦氏抄录时改变了原文，把“色白”二字移到“时时出外”之前，这就变成它在火中也是白色，不合原意。用水驱赶并浇它，它就会死。取下它的毛，纺织成布，称为火浣布。这座山也属于这一类，只是草木花卉不能燃烧。这座山因为火从地下冒出，所以也叫荧台。朱本把“荧”作“荣”，《笺》说：应当作“荧”。《郡国志》说，连浑府遥火山西面有火井，火焰之气向上升腾，常常像微弱的闪电；用草点燃它，烟雾腾起、火焰喷发，所以叫荧台。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荧”。火井东面五六尺处有汤井。朱本“五六尺”以下多出“又东”二字。守敬按：《太平御览》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没有“又东”二字，是对的，现据此订正。汤井的宽度和周长同火井的形状相同，热势也一样。朱本把“热势”误作“势热”，全、赵、戴三本改动了次序。会贞按：《太平御览》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热势”。把草放入其中，草却不能燃烧，反而都沾上水气，凝结成露，所以当地人把汤井作为标志。井东有火井祠。朱本把“火”误作“文”，《笺》说：谢氏认为应作“火井祠”。戴、赵二本改正。会贞按：《太平御览》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火井祠”。人们按时在那里祭祀。井北一百多步。会贞按：《太平御览》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没有“余”字。有一条东西向的山谷，宽十多步。南面山崖下有风穴。朱本把“崖”作“岸”，赵氏依据《名胜志》引用的文字改正。会贞按：《太平御览》和《寰宇记》引用本文都作“岸”，这个错误由来已久。风穴大到可以容纳一个人，深度无法测量，洞中常有萧萧的微风，即使在三伏盛暑时，也还必须穿皮裘。寒风逼人，不能片刻停留。戴氏把“凌”改作“陵”。山上还出产一种雏乌，形状像雅乌，全身纯黑而美丽，叫声也与雅乌相同，羽毛呈深青色，嘴像丹砂。它性情驯良，容易亲近；儿童可以捕捉并拿在手中，叫作赤嘴乌。戴本删去“曰”字，是不对的。也叫阿雏乌。按《小尔雅》，朱本脱去“小”字，赵本相同，全、戴二本补入。纯黑、会反哺的，叫作慈乌。守敬按：今本《小尔雅》作“谓之乌”，没有“慈”字。《后汉书·赵典传注》和《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用时也相同。不过这里作“慈乌”是对的。《尔雅·释鸟》和《释文》引用《小尔雅》时也有“慈”字，可以证明。

译体形较小、腹部下面白色而不反哺的，叫作雅乌。守敬按：今本《小尔雅》相同。《小雅·弁彼鸒斯传》说，鸒斯就是卑居，也就是雅乌。《尔雅·释鸟》说“鸒斯鹎鶋”，郭璞《注》说，这是雅乌，体形小而喜欢成群，腹部下面白色，江东地区也叫鹎乌。颈部白色、成群飞行的，叫作燕乌。朱本作“白头”，全、赵二本把“头”改作“颈”，下文同；戴本改作“脰”，下文同。守敬按：今本《小尔雅》作“白项，燕乌，白脰乌也”。《尔雅·释鸟》又说“燕，白脰乌”。郭璞《注》说，“脰”就是颈。邢昺《疏》引用《小尔雅》说，燕乌就是白脰乌。体形大而颈部白的，叫作苍乌。守敬按：今本《小尔雅》脱去这一句。朱本把“项”误作“头”。《尔雅》说：“鸒斯，就是卑居。”朱本作“鷽”，赵本改作“鷽”。守敬按：《尔雅》作“鹎鶋”。孙炎说，卑居就是楚地的乌。犍为舍人认为是“壁居”。朱本作“壁屋”，《笺》说：应当作“卑居”。戴本改作“壁居”。守敬按：“卑”和“壁”读音相近，“屋”和“居”字形相近，戴本这样改是对的。《说文》称它为雅，雅就是楚地的乌。《庄子》说“雅贾矣”。守敬按：今本《庄子》没有“雅贾”这句话，语气也不像《庄子》的话，疑心是《齐物论》中“鸱鸦耆鼠”下面司马彪的注释。马融也说：“是贾乌。”朱《笺》说：宋本没有“者”字。戴本删去。守敬按：这应当是马融《毛诗传》解释“弁彼鸒斯”一句的文字。又考《瑞应图》，有三足乌、赤乌、白乌的名称。守敬按：三足乌、赤乌、白乌的说法，都见于《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这里没有记载这种乌，所以把它的特殊之处记下来。守敬按：以上是郦道元平日考校雅乌异名同物的材料，汇入这段《注》中，不免辞意烦琐而缺乏裁剪；赵氏又进一步铺陈，所以删去，不予收录。自恒山以北，到处都有这种乌。守敬按：恒山在上曲阳县，见《滱水》篇。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武周川水。戴本把“周”改作“州”。武周川水又向东南流，水边 有石祗洹舍和许多石窟房室，是比丘、比丘尼居住的地方。会贞按：《魏书·献文帝纪》记载，皇兴元年；《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四年、六年、七年，皇帝都曾临幸武州山石窟寺。《山西通志》说，石窟十寺在大同府治西三十里。元魏修建，开始于神瑞年间，终于正光年间，历时一百年工程才完成。这些寺院是：一、同升；二、灵光；三、镇国；四、护国；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华严；九、天宫；十、兜率。寺内有元载所修的十二龛。水流又向东转，经过灵岩南面；凿山开石，依着山崖建造。戴本把“崖”改作“岩”。守敬按：《资治通鉴》齐建元二年，注文引用本文也作“岩”。佛像面容真实，形体巨大雄伟，是世间少有的。朱本把“真”误作“其”，《笺》说：宋本作“真”。守敬按：《资治通鉴》齐建元二年注文引用本文作“真”。《注》本作“稀”，被朱本误作“缔”，赵氏依据《通鉴注》引用的本文改正，戴本改作“希”。守敬按：《魏书·释老志》记载，沙门昙曜向高宗禀告，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凿开山壁，开凿五座洞窟，各雕刻一尊佛像；高的七十尺，次高的六十尺，雕饰奇特雄伟，冠绝当世。山中的佛堂、水上的殿宇与缭绕烟霭中的寺院彼此相望，树林、深潭如同锦绣明镜，连接点缀着眼前的新奇景色。河流又向东南流出山口。《魏土地记》说：平城西面三十里，就是武周塞口。朱本在“城”字下多出“宫”字，赵、戴二本删去；戴本又把“周”改作“州”。武周塞的详情见前文羊水条下。水从山口分出一条支渠，向东流出，进入苑中。会贞按：这就是前文羊水条下所说的西苑。支渠灌溉各个园池。会贞按：《魏书·道武帝纪》记载，天兴二年，开凿渠道引武周川水注入鹿苑，疏通成三条沟渠，分流到宫城内外。这就是本《注》所说的“枝渠东出入苑，溉诸园池”。这里只说有支渠，没有说是天兴年间开凿；概括说灌溉各个园池，也没有说疏成三沟、分流宫城内外，所以比《魏书》的记载简略。苑中有洛阳殿。守敬按：朱本作“囿”，《笺》说宋本作“有”，赵、戴二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 抄本都作“有”。《魏书·阉官·抱嶷传》记载，抱嶷任镇西将军、泾州刺史时，高祖在西郊的乐阳殿为他饯行。“乐”和“洛”读音相同，这就是所说的洛阳殿。殿北有宫馆。守敬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三年，在西苑修筑宫殿。一条水从支渠向南流。会贞按：这一条水就是武周川水的主流。它向东南流出，火山水注入其中。火山水发源于火山东面的溪流，火山的情况见前文。向东北流出山地，山中有石炭，燃烧时的热度同柴炭一样。朱本把“同”作“间”，《笺》说宋本作“同”，戴、赵二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同”。水又向东流入武州川，经过平城县南面，向东流入如浑水。朱本把“东”字放在“南”字上面，赵本相同，戴本改正。水又向南流，经过班氏县故城东面，即王莽所称的班副县。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分注引用《秦地图书》，班氏县，王莽时称班副。守敬按：这里的《秦地图书》不是萧何收集的秦代地图，而大概是关中地区的一部古地志，所以记有王莽改县名的内容。阚骃《十三州志》说：班氏县在郡西南一百里。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沿袭；前汉郡治在桑干，这个县在郡治西南数百里。到后汉郡治迁到高柳时，这个县才在郡治西南一百里。汉末县制废除，在今大同县东南。北方当地人称它为去留城。如浑水又向东南流，注入〔缺失的水名〕水。

译水又向东流经北平邑县故城南面。全、赵二本把“北”字移到“径”字上面，戴本删去“北”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称平邑，《续汉书·郡国志》称北平邑，都属代郡。郦氏根据《后汉书》来叙述，或者由于下文引用赵献侯的记载，原文应作“平邑”。但郦氏喜欢追求奇异，常常故意交错文字，不如保留原文为好。赵献侯十三年，修筑平邑城。守敬按：见《史记·赵世家》。《地理志》朱本有“曰”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县属代郡，王莽时称平胡。《十三州志》说：城在高柳南面八十里。赵氏依据《通鉴注》，在“南”字下增入“百”字，戴本也增入“同”字。会贞按：不对。下文说高柳在平城东南六十七里；这个平邑在〔缺失的水名〕水北面，按照地图推算，距离高柳不过几十里。胡三省引用作“一百八十里”，是误多了“百”字。况且下文的狋氏县在〔缺失的水名〕水南面，又在北平邑东面，却还只在高柳南一百三十里，平邑怎么会反而在南面一百八十里呢？这也是原本没有“百”字的证据。北方当地人称它为丑寅城。水又向东流经沙陵南面。守敬按：沙陵在今阳高县南面。这是魏代开采金矿的地方，事情同曹操在邺中确定盐铁等利权归中央的做法相同。赵氏说：按“邺中定”一语，尚未考明。《三国志注》引用《魏略》说，黄河以北开始开采时，任命王修为司金中郎将；陈群、黄初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议论没有流传下来。魏武帝给王修写信说，开始设置司金官，又以遏父任陶正、桑弘羊为例来说明。《续汉书·百官志》说，原注称，郡国的盐官、铁官原来都隶属司农；中兴以后都归郡县管理，到曹公时才开始设置司金中郎将，关于财利的权力全都归于皇帝了。元魏的金田制度，大概也是仿照曹氏把财利权收归中央的意思吧？金田就是银矿。《禹贡》说，扬州进贡三种金属。叔治所说的黄白异议，大概是舍弃铜而专门谈论金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八石、七两〕 水又向东流，经过狋氏县故城北面。朱本没有“又”字，赵本相同，全、戴二本补入。《笺》说：《汉书》孟康《注》说，“狋氏”二字音为“权精”。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在今广宁县西北。王莽改名为狋聚。《十三州志》说：县在高柳南一百三十里，当地人称它为苦力干城。朱本把“谓”作“为”，戴、赵二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谓”。水又向东流，经过道人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在今阳高县东南。《地理志》说：这是代郡的属县。戴本删去“曰”字。王莽时称道仁。《地理风俗记》说：当初修筑这座城时，有仙人在这里游历，所以就以此作为城名。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道人县，颜师古说：本来有仙人在这里游历，因此以此命名；这是应劭的说法。如今城北有深渊，积水成潭而不流动。朱本把“流”误作“注”，赵本相同，全、戴二本改正。会贞按：《资治通鉴》秦始皇十六年注文引用本文，把“渊”作“潭”、把“潭”作“渊”，已经把“流”误作“注”。所以当地俗称它为平湖。《十三州志》说：道人城在高柳东北八十里。守敬按：末“四字”是衍文。上文没有说道人城在什么地方，引用《十三州志》正是为了作为依据，怎么能说“未详”呢？水又向东流经阳原县故城南面。《地理志》说：这是代郡所属的县。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废除。在今西宁县南十里。北方当地人称它为比郍州城。朱本把“比”作“北”，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黄本作“比”。水又向东流。朱本在“又东”下面多出“流又东”三字。《笺》说：宋本没有这三字。赵本保留“流”字，删去两个“又东”字；戴本保留两个“又东”字，删去“流”字。守敬按：戴本的处理是对的。阳原水注入其中。朱本作“阳水”，戴、赵二本在“阳”字上增加“安”字。会贞按：不对。《注》叙述北水从县东北流出，注入〔缺失的水名〕水；后来〔缺失的水名〕水又向东流经东安阳县故城北面，可见这条水在东安阳西面，怎么能说它从县东北流出呢？根据《注》上文，阳原县在这条水的西面，那么水在县东；如果水以县名命名，应当作“阳原水”才相合。这一点很清楚。戴、赵二氏看到下文有东安阳县，却忘了上文已有阳原县，凭臆测增加“安”字，错得很远。如果说阳原县早已废除，不应说水从它的县境流出，那么不知道县虽废而水名未改；以故县命名的水，《注》中说“水出其县”的例子很多。水从县东北的泽中流出。戴本把“泽”改作“潭”。守敬按：黄本、吴本都作“泽”。北方当地人 称它为太拔回水，水从泽地向东南流入〔缺失的水名〕水。朱本把“泽”误作“原”。赵氏根据上文“水出县东北泽中”，依孙潜校本改作“泽”；戴本改作“潭”，并删去“水”字。守敬按：赵本是对的。水又向东流经东安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后魏又恢复设置，称为安阳。《地形志》记载，永熙年间属高柳郡，说明郦道元以后才有此事。在今蔚州西北。赵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朱本没有“主父”二字。赵氏说：按《史记·赵世家》，章是武灵王的儿子，郦氏记载有误。全、戴二本都补入“主父”二字。这就是章的封邑，王莽时称竞安。全、赵、戴三本依据《汉书·地理志》改作“竟安”。《地理风俗记》说：五原有西安阳，所以这里加“东”字。《汉书·地理志》记东安阳，颜师古说，阚骃认为五原有西安阳，所以这里加“东”字；这是应劭的说法。水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朱本没有“又”字，赵本相同，戴本补入。温水注入其中。温水从南坟下流出，三条源流都发源于那里，汇合后向南流，向东北注入〔缺失的水名〕水。朱本把“注”作“径”。赵氏怀疑下文有脱文，戴本改作“注”。守敬按：戴本是对的，并没有脱文。

译水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故城北面，王莽时称长昌。从前牵招任魏国鲜卑校尉时，驻扎在这里。赵氏说：按《一统志》，昌平故城在蔚州北面，是魏太和年间设置的。汉代昌平县属上谷郡，今顺天府昌平州境内就是其地。如今蔚州是汉代郡的辖境，汉代桑干是代郡治所，不应当上谷郡的县反而在它西面。昌平县是后魏侨置的县。《水经注》认为就是牵招驻扎的地方，不对。《地形志》记载，平昌郡统辖昌平县，天平年间设置，但遗漏了太和年间设置郡县的事情。守敬按：《后汉书注》和《通典》都说汉代昌平在今昌平州东南。北魏的昌平，各地志书说在今昌平州西十七里，而《水 经注》却说，〔缺失的水名〕水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故城北面，把王莽改名和牵招驻军都联系在一起，因此认为汉代昌平就在这里。又如祁夷水一条也说，谷水从昌平故城南面流出；这样看来，汉代、魏代的昌平都在今蔚州北面，同各地志书不合，所以赵氏认为是郦道元的错误。考察《魏书·鲜卑传》以及田豫、牵招传可知，当时柯比能多次侵犯边塞，文帝任命牵招为鲜卑校尉，驻扎昌平，又任命田豫为乌桓校尉，并兼护鲜卑校尉；他们必定要驻在居庸关外，才能防御并招抚鲜卑。如果在关内，声援就来不及。这一点根据当时的形势即可判断。赵氏怀疑蔚州属于代郡，不应当上谷郡的县反而出现在它西面。现在考察：上谷郡同代郡相接，昌平在桑干河南面，同上谷郡的雊瞀县最近，并非不能属于上谷郡。实在是《地形志》过于简略，后人没有详细考察，以致两汉、魏、晋的郡县竟同天平年间迁置的郡县混为一谈，现详加疏解。按《地形志》记载，东燕州在太和年间分恒州东部设置，孝昌年间陷落，天平年间招领流民，寄治于幽州军都城。〔原文误作“宜都”。〕平昌郡在孝昌年间陷落，天平年间设置。〔“平昌”应作“昌平”。〕昌平县在天平年间设置，有龙泉。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缺失的水名〕水又向东流经下洛县故城南面。这里的下洛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下洛，王莽时称下忠。魏代燕州以广宁县为广宁郡治。《魏书·穆罴传》记载，太和十六年任命穆罴为燕州刺史，镇守广宁，就是这个地方。这样看来，太和年间设置的燕州有广宁郡和广宁县，孝昌年间陷于杜洛周、葛荣之手，这个州、郡、县都被废除。到天平年间改为东燕州，迁到今昌平州西面，也就是所谓寄治于幽州军都城。昌平郡应当同燕州一起在太和年间设置，即《水经注》所说祁夷水又向东流经昌平郡东面，魏太和年间设置，向西南距离昌平故城六十里。孝昌年间陷落，同燕州一起废除；天平年间设置，也同燕州一起迁到军都城。至于昌平县，《地形志》没有说它在孝昌年间陷落，是因为州、郡部分已经说明，所以省略了文字。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灅水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温水注入其中；也就是太和年间设置、孝昌年间陷落的昌平县。郦氏撰写《注》时，这个州、郡、县都还没有废除，所以都没有称作故城。至于〔缺失的水名〕水又向东流经昌平故城北面，这就是汉代的昌平，到魏代仍然存在，所以田豫、牵招都驻扎在这里。这座城何时废弃，还不能确定；我认为大概就在牵招之后。因为 魏代时，云中、代郡之间都被乌丸、鲜卑攻陷，两汉的郡县大多迁到关内。所以《余水》所说的“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故城南面”，就是《晋书·地理志》所说的昌平迁徙后的所在地。魏太和年间又在〔缺失的水名〕旁恢复设置昌平县，于是这个县并入军都；所以《地形志》说军都有昌平城，也就是《魏土地记》所说的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到天平年间又在军都设置昌平县，也是因为那里附近原有昌平故城。《地形志》虽然简略，同《水经注》合起来看就清楚了。后来的儒者没有详细考察曹魏时云中、代郡一带的荒废情况，也没有注意《地形志》中幽州所属郡县有“孝昌中陷”的记载吗？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桑干县故城西面；又转弯经过该城北面，王莽改名为安德。《魏土地记》说：代城北九十里有桑干城。守敬按：汉代桑干县是代郡治所，后汉仍属代郡，汉末废除，在今蔚州西北。城西面隔桑干水。守敬按：桑干水就是〔缺失的水名〕水，前文说〔缺失的水名〕水和桑干水都是通用名称，是对的。距离城十里有温汤，治疗疾病很有效。守敬按：《资治通鉴》记载，宋泰始元年，魏国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在代郡温汤治病；升明二年，魏主到代郡汤泉，就是这里所说的地方，在今蔚州北面。《水经》说水从南面流出，是错误的，大概是误作考证了。守敬按：《注》说〔缺失的水名〕水先经过桑干故城西面，又转弯经过城北面，可知县城在水南面；况且距城十里有温汤，更可作为证据。《经》本来应当说水经过桑干县北面后汇合，却说经过县南面，这个错误很明显。魏任城王曹彰在建安二十三年征伐乌丸，进入涿郡，追击败军，于是到达桑干。朱本把“逐北”作“遂北”，又把“遂至”作“逐至”；《笺》说宋本作“逐北遂至”，赵、戴二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逐北遂至”。《曹彰传》称桑干距离代郡二百多里，同这里《注》引用《魏土地记》所说代城北九十里有桑干城不合。这是因为《魏土地记》所说的代城，就是下文祁夷水所经过的代城，在桑干城南面；《曹彰传》所说的代城，指 后汉郡治在高柳的代郡，位于桑干城西面，并不是同一座城。正是这个道理。朱本把“正”误作“止”，全、赵二本相同，戴本改正。

译水又向东流。朱本脱去〔缺失的字〕，又把“又”误作“入”；《笺》说“入”字宋本作“又”，赵、戴二本补改。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作“并又”。祁夷水注入其中。朱《笺》说：《周礼》称“呕夷之川”，郑玄《注》说，呕夷就是祁夷；郦道元在《滱水注》中也说就是呕夷。祁夷水从平舒县流出。守敬按：今名壶流河，从广宁县西三十里的莎泉流出。向东流经平舒县故城南面的泽地。守敬按：汉代县属代郡，后汉、魏、晋沿袭。故城在今广宁县西面。《地形志》记载，孝昌年间陷落，天平年间重新设置，属上谷郡，这是郦氏以后发生的事。上谷郡统辖平舒、居庸二县，郡治在居庸，见下文；平舒应当迁到今延庆州境内。《史记》记载，赵孝成王十九年，把汾门给燕国，以平舒交换；徐广《集解》引用此事并说：平舒在代地。赵氏说：按《史记·赵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赵国同燕国交换土地，把龙兑、汾门、临乐给燕国，燕国把葛、武阳、平舒给赵国。《正义》说，《括地志》记载，故葛城又名西阿城，在瀛州高阳县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灵邱县以北九十三里。既然已经知道葛城在高阳，那么武阳、平舒相距必定不远。此前，惠文王二十一年，把漳水改徙到武平以西；二十七年，又把漳水改徙到武平以南。《正义》说，《括地志》记载：武平亭如今名为渭城，在瀛州文安县以北七十二里。当时赵国疆域向东逼近，所以燕国把三个城邑给了赵国，以交换土地。葛城后来成为废县，现为安州州治；武阳的地望已不可考；平舒就是今天的大城县，汉代称为东平舒，隶属勃海郡。颜师古说：代郡也有平舒，所以这里加“东”字，正是这个缘故。徐广既然错误地加以考证，《括地志》又沿袭了这一说法，二者都不对。守敬按：《滱水注》说，依城就是古葛城。《郡国志》说，高阳有葛城，就是燕国拿来给予赵国的城邑。《易水注》说，易水经过武阳城。燕、赵以长城为界，武阳靠近长城，东平舒与赵国的武平接壤。又据《易水注》，武隧津北面正对长城门，称为汾门；下文引用《史记》关于交换土地的事。汾【原文至此残缺】门县与武阳县、葛城县都像犬牙一样交错相接；至于代县的平舒县，姑且不论它并不与武阳、葛城相接，单说赵襄子灭代一事，《史记》已有明文记载，《水经注》本篇也详细记载了。平舒县更在代县以西，已经是赵国腹地，怎么能说它与赵国相接呢？徐广的说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证明。赵氏水系多有疏漏，但这一条却有所发现。王莽又把它改名为平葆。后汉世祖建武七年，封扬武将军马成为侯国。“朱扬”误作“阳”，赵据《后汉书·马成传》改正，戴氏改法相同。这条水引纳众多泉水，汇成一条河流。《魏土地记》说：代城以西九十里，有平舒城。朱氏《笺》说：旧本作“有城平舒”。会贞按：旧本不对。《通鉴》晋隆安二年注引此文作“代城西九里有平舒城”，“九”字下脱“十”字；作“平舒城”是对的。向西南五里，是代水的源头；说是代水，不对。孙星衍说：这样看来，这里又兼有代水的名称。祁夷水又向东北流，经兰亭南面；又向东北流，经石门关北面。守敬按：《一统志》说，隘门关在蔚州西南四十里；石门峪也叫石门口，两山相对而立，中间只有一条狭窄通道。这是从中山故关通出的旧道。水又向东北流，水边有一座旧池。考察《魏土地记》说：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鱼池。守敬按：池在今蔚州西南。池西北有代王台，向东距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向东北流，进入飞狐谷，这就是广野君所说的“杜飞狐之口”。[二一]守敬按：见《史记·郦食其列传》。苏林依据郦食其的说法，认为它在上党，实际上不对。如淳说在代郡，是对的。守敬按：《汉书·文帝纪》后元六年下令免除飞狐的屯戍徭役，注文中如淳说在代郡。《史记·文帝纪·集解》也引如淳说在代郡，又引苏林说在上党。这样，如淳与苏林的说法不同。郦道元把苏林、如淳的说法连在一起加以判断，大概是依据《集解》的文字。但《汉书·郦食其传》注文中如淳说是上党的壶关，《史记》本传《集解》所引如淳说也相同。如淳不应当自相矛盾。以《史记·文帝纪·集解》以及这里所引苏林的话作为证据来看，现在《汉书》本传注文和《史记》本传《集解》中把如淳列出，都是苏林之误。晋建兴年间，刘琨从代地出飞狐口，逃奔安次。守敬按：《文选·卢子谅〈答魏子悌诗〉注》引《晋中兴书》说，石勒攻打乐平，刘琨从代地的飞狐口逃奔安次。《寰宇记》飞狐县条引《晋中兴书》，与此注文完全相同。说的就是这条道路。守敬按：《续汉志》上曲阳县注文引《晋地道记》说，从县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恒山一带多山坡，名为飞狐口。《元和志》说，飞狐道从飞狐县北面进入妫州怀戎县境内，就是古代的飞狐口。飞狐口在今广昌县北二十里，那里两岸山崖陡峭，仅有一线道路勉强通过，曲折蜿蜒一百多里。《魏土地记》说：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向西北流。朱氏两处“关”字都作“门”，《笺》说：宋本都作“关”。

译赵氏、戴氏改作“关”。守敬按：明抄本作“关”。《通鉴》汉高帝三年注文引此作“蜚狐关”。《明志》说，飞狐关在广昌县北，就是黑石岭堡，与蔚州交界。关水在今蔚州西南，现已淤塞。水经南舍亭西面，又经句璅亭西面；戴氏改“璅”为“琐”。水向西北注入祁夷水。祁夷水又向东北流，经代城西面。卢植说：当初修筑这座城时，筑城用的夹板和木杆一夜之间自行移到了这里，所以在代城西南五十里的大泽中修筑城池。守敬按：所谓故代，就是下文所说改名为东城的故城，也就是后文所说的东代。营筑城池以自我防卫，用芦苇结成九道城门，于是就把这里作为治所。城池周围环绕而不呈方形，周长四十七里，开九座城门，又把原来的故城改名为东城。守敬按：《初学记》卷八记载，代郡故城，卢植说，最初设置修筑时，刚刚架好筑城的夹板，夜里它自行移到了西南五十里外的大泽中，于是自己用芦苇结成九道城门，便把那里作为城池，周长七里。现在考察：它在飞狐县境内。与此处《水经注》所引的文字相比，内容较为简略。又《续汉志》注文引干宝《搜神记》，《御览》卷一百九十二引《博物志》，也都以卢植的话为依据，只是略有异同。会贞按：《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卢植《冀州风土记》，这里应当是其中的文字。赵氏、戴氏都说：以下有脱文，把“赵灭代”“汉封孝文为代王”十个字全都当作衍文删去；又在“后雁门水旧代郡治”句下增加“赵灭代”三字，在“王莽之所谓厌狄”句上增加“汉封孝文为代王”七字。守敬按：不应当删去这里而增补那里。“赵灭代”详见《史记·赵世家》，引文见后文鸣鸡山处。“汉封孝文为代王”。赵云：考察前汉代郡治所在桑干，后汉迁治高柳。《汉志》代郡条下应劭说，是旧代国所在地，孝文帝所居。此说不对。文帝最初受封为代王时，都城在晋阳，后来迁到中都，从未居住在代地。守敬按：《汉志》代郡、代县条下，应劭都只说是旧代国，没有“孝文所都”的说法。只有《明一统志》说，文帝被封为代王时居住在这里；赵氏把这话归于应劭，大概是记忆错误。梅福上书说：“代谷者，谷中之地。”朱本把这四字误放在“北塞在其北”之下，现在移正。恒山在它南面。守敬按：恒山在上曲阳县，详见《滱水注》。北塞在它北面。守敬按：《史记·蒙恬传》说，修筑长城，依照地形设置险要关塞，从临洮起，直到辽东。这里的“北塞”大概指长城。上谷在它东面。守敬按：上谷郡治在沮阳，详见后文清夷水处。代郡在它西面。守敬按：前汉代郡治在桑干，后汉治高柳，见后文。这几句话《汉书·梅福传》没有记载，而梅福的上书中有“孝文起于代谷”的说法，这一定是某家《汉书注》的文字，后来颜师古删去了。郦道元的《注》又脱去了注家姓名，于是成了梅福的话。这就是那个地方。王莽把它改名为厌狄亭。守敬按：上文只说代城，没有说代县；这里说王莽把它改名为厌狄亭，说明把代城看作代县故城。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沿袭，魏、晋为郡 治所在此，后汉废置，在今蔚州东二十里。《魏土地记》说：城内有两眼泉水，一眼从城西门流出。朱本把“泉”写作“源”，下文同；赵氏也同，戴氏改正。一眼从城北门流出，两眼泉水都向北注入代水。赵云：考察代城现在就是蔚州州治，东城就是今蔚州东二十里的代王城。城内有两眼泉水，分别向东西流出，与郦道元的说法相合，因此这段文字应当在东城之下，恐怕是后来传抄时颠倒了。会贞按：《明一统志》说代王城在蔚州东二十里，那么东城的位置还要更东。此书叙述代城内有两眼泉水，并没有错误。赵氏误以为代城就是今蔚州州治，东城在州东二十里，所以怀疑传抄有误。至于《注》上文根据《魏土地记》说“代水”不对，这里又称代水，是郦道元故意错综使用名称。例如《济水注》先说阳邱城世人称为章邱城，不对；后来又说杨绪沟水经过章邱城，情况与此相同。祁夷水又向东北流，热水注入它。热水出自绫罗泽，今名暖泉，在蔚州西三十里的绫罗里，那里水夏凉冬暖。泽边有热水亭。这条水向东北流，注入祁夷水；又向东北流，谷水注入它。戴氏在上面增加“祁夷水”三字。谷水发源于昌平县故城南面；朱本脱去“水”字，赵氏、戴氏增补。又向东北流入祁夷水。祁夷水在右侧汇合逆水，[二三]逆水发源于将城东面，向西北流经将城北面；将城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但仍流传着将城的名称。赵云：考察《魏书·李元护传》，叔恤任东代郡太守，大概是太和迁都洛阳以后，以平城为代郡，所以把汉代郡的代县称作东代。《地形志》记载，代郡为秦所置，孝昌年间陷没，天平二年设置，统辖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四县，但没有东代郡。况且后魏时，代郡又属肄州；《本纪》太和十一年记载，肄州代郡百姓饥荒。《灵征志》神瑞二年记载，白鹿出现在代郡倒刺山，都是旧代县的地域；而志书又有缺漏，可知遗漏的内容很多。以下各本有“卢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干自移”十二字，是重复文字，全氏删去，是对的；赵氏、戴氏保留这十二字，不对。应劭说：城

译迁到西南面，距离旧代五十里，所以把旧代改称为东城。守敬按：应作“故名曰东代城”。上文说“疑即东代”，指的就是这里。也可能是传抄时文字颠倒。会贞按：将城在代城东北十五里，而应劭说代城距故代五十里，因此认为文字颠倒；然而上文引用卢植的话已经说城迁到故代西南五十里，这里又专门从应劭的话说起，大概是特意显示材料广博。只是心中有所疑惑，却无法辨明。逆水又向西流，注入祁夷水。赵氏在“西”字下增加“流”字；下文说“称为逆水，是因为向西流”，可以证明。称为逆水，是因为它向西流。祁夷水向东北流经青牛渊。会贞按：今名莲花池，在蔚州东北六十里，周长一百五十步，池中种有荷莲，与《注》所说水中多生莲藕相合。水从青牛渊东面注入。年高博学的人说，有潜龙从这个水口出来，形状像青牛，所以深潭因此得名。潭水深不可测，四周水中多生莲藕。祁夷水又向北流，经一座旧城西面，向西距代城五十里，又怀疑是代县的东城，但没有详细说明。又经昌平郡东面，昌平郡在魏太和年间设置，向西南距故城六十里。守敬按：《地形志》记载，东燕州有昌平郡，说孝昌年间陷没，天平年间设置。在今昌平州，不是这里。大概太和年间在下洛设置燕州，同时设置平昌郡隶属于燕州；到天平年间又设置东燕州，并把郡迁到东面。看它所统辖有昌平县，郡名仍应作昌平，今本《魏志》把字颠倒了。这里所说的故城，指前面所说的昌平县故城。郡在故城东北六十里，那么就在今蔚州东北。再向北，连水汇入这里。赵云：黄氏本作“莲水”，不对。连水发源于雊瞀县东面；赵云：孟康说，读音为“句无”。颜师古说，“雊”音工头反，“瞀”音莫豆反。水向西北流，经雊瞀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县属上谷郡，后汉、魏沿袭。《一统志》说晋代废置。在今蔚州东北一百里。又向西流经广昌城南面。赵云：《寰宇记》蔚州飞狐县条下引用《水经》说，广昌县南有古板殿城，今本没有这句话。考察《北史·魏纪》，明元帝永兴四年八月壬子，驾临西宫，在板殿接见群臣并举行大宴，说的就是此处。守敬按：《寰宇记》引用《水经》，明说广昌县有板殿城，那么应当载在《巨马水注》广昌县条下，不应载在这里的广昌城条下。又《北史》说明元帝驾临西宫，在板殿停留，那么板殿应是西宫的殿名；何况大宴群臣，更明确证明是在宫中。广昌的板殿城距魏宫很远，而且又不在西面。赵氏把这些牵扯在一起，都是错误的。此城在雊瞀城以西，是当时当地民间的称呼，在古代没有证据，所以郦道元在下文引用《魏土地记》《十三州记》来辨析。《魏土地记》说：代城以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向南通到大岭，这才是实情。朱本“实”作“此”，赵氏同，戴氏改正。守敬按：广昌县故城在代地以南，尚且不到一百里；如果说南二百里通到大岭，那就到倒马关了，在雊瞀以南数百里，连水怎么可能经过它的城呢？在《水经注》蔚州飞狐县一节中，引《水经》说：“广昌县南面有古板殿城。”但今本《水经》没有这句话。考查《北史·魏纪》：明元帝永兴四年八月壬子，驾临西宫，登临板殿，在那里大宴群臣，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守敬考按：《寰宇记》引《水经》，明明说广昌县有板殿城，那么这条记载应当列在《巨马水注》广昌县一节之下，不应列在这里的广昌城一节之下。再据《北史》说，明元帝驾临西宫，登临板殿，那么板殿应当是西宫中的殿名；何况大宴群臣，更是明确证明它在宫中。广昌的板殿城距离魏宫很远，而且又不在西面。赵氏把这些材料牵扯在一起，都是错误的。这座城在雊瞀城的西面，是当时民间习俗中的称呼，古代没有文献可以证明，所以郦道元在下文引用《魏土地记》《十三州记》来加以辨析。《魏土地记》说：“代郡南面二百里有广昌城，向南通往大岭。”这才是事实。朱氏本作“此”，赵氏相同，戴氏改作“实”。不对。守敬考按：广昌县故城在代郡南面，尚且不到百里；如果说向南二百里通往大岭，那就到倒马关了，位于雊瞀城南面数百里，连水怎么能够径直流经它的城呢？赵云：考察《寰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三年、七十里、五百丈、六里、五十里〕 记》说，出产椒和大黄。守敬按：《元和志》飞狐县条下说，出产上好的大黄，与此《注》相同。这条水向北流，经一座旧亭东面；城北有石人，所以世人称它为石人城。水向西北注入连水；又向北流。戴氏在上面增加“连水”二字。水经当城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汉代县属代郡，魏、晋沿袭，[《晋志》此处当为“富”字之误。]后来废置，在今蔚州东北。汉高祖十二年，周勃平定代地，在当城斩杀陈豨。会贞按：这里依据《汉书·高帝纪》。《史记》作樊哙另率军队平定代地，在当城斩陈豨。就是这里。应劭说：因为在桓都山修筑城池，所以叫当城。会贞按：《括地志》引《十三州记》说，当城在高柳东八十里，县地当常山，所以叫当城。《汉志》当城条下，颜师古注文引阚骃说，在当桓都山修筑城池，所以叫当城。“桓”是“恒”的讹误，恒山就是常山；“都”字是衍文。这里《注》的文字相同，也多了“都”字，应劭的说法应是阚骃之误，也可能应劭本来有这种说法而阚骃沿用了它。《太典》本原来没有“都”字。《……记》说：这里出产椒和大黄。守敬考按：《元和郡县图志》在飞狐县一节说，这里出产佳大黄，与这篇注释相同。连水向北流，经由一座旧亭的东面；城北有石人，所以世人称它为石人城。向西北流入连水，又向北流。戴氏在“又”字上面增补“连水”二字。水流经当城县故城的西面。守敬考按：当城县属于汉代代郡，魏、晋沿袭设置，后来废除，故城在今天蔚州东北。高祖十二年，周勃平定代地，在当城斩杀陈豨。会贞考按：这是依据《汉书·高帝纪》。但《史记》写作“樊哙另率军队平定代地，在当城斩杀陈豨”，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应劭说：“因当桓都山筑城，所以称为当城。”会贞考按：《括地志》引《十三州记》说，当城在高柳以东八十里；县城正对常山，所以称为当城。《汉书·地理志》的“当城”，颜师古注引阚骃的话作“因当桓都山筑城，所以称为当城”。其中“桓”是“恒”的错误，恒山就是常山；“都”字是衍文。这篇注释的文字与此相同，也衍有“都”字；应劭的说法应当是阚骃说法的错误归属。也可能应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而阚氏只是沿用了它。《太典》本原来没有“都”字。

译水又经过旧代城东面，然后向西北流，注入祁夷水。祁夷水西面有随山，山上有神庙，称为女郎祠，是当地风俗所祭祀的神祠。祁夷水又向北流，经桑干故城东面，然后向北流注入□水。《地理志》说：祁夷水发源于平舒县北面，到桑干县汇入治水。就是这样。朱本“治”误作“□”。全氏说：考察郑康成注《职方》，错误地把呕夷当作祁夷，颜师古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却不知道《班志》本身已经很清楚了。大概呕夷就是滱水，所以在滱河条下特意写道“并州川”，这样它是呕夷水就没有疑问了。“入□”，今本《汉书》作“入沽”，大概是字误，应当作“入治”。守敬按：这里的“□”字应作“治”。后文记载于延水时引用《汉志》作“入治”，可见郦道元从未把治水写成□水。一定是浅陋的人看到这是《□水》篇，上下文都作“入□”，于是擅自把“治”改成“□”，现在订正。□水又向东北流经石山水口。水发源于南山，向北流经空侯城东面。《魏土地记》说：代城东北九十里有空侯城。朱本没有“者”字，赵氏依据黄本增补，戴氏本有。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者”字。这条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 □水又向东流，经潘县故城北面。朱本“潘”字下多出“城”字，赵氏、戴氏删去。全氏改“潘”为“瀵”，说：《汉志》《续志》《魏志》都作“潘”。颜师古注《汉志》时也沿用“潘”字，并且进一步说明了读音，所以无疑应当是“潘”。只有胡三省说，根据《水经》来看，“潘”应作“瀵”。我考察今本《水经·□水》篇，都作“潘”，无法据此审定正误；但胡氏的话一定不是毫无根据。等到读《河水》篇《注》引皇甫士安的话，说舜都在蒲坂，也有人说在平阳和瀵，我才恍然明白：问题就在这里。六朝人说舜都在广宁，拓跋氏在广宁祭祀舜，广宁就是瀵。由此可见，在皇甫士安时代，还没有把《汉志》的“瀵”误作“潘”，到颜师古时代却已经误了。若不是像胡氏那样精密考核，怎么能在千年之后揭发这个隐蔽的讹误？可惜他的说法没有阐述畅尽，读《水经》的人多未能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特意加以申明。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水经注》的“潘”应作“瀵”，可知顾氏已经被胡氏迷惑了，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辨析见《河水》篇。前汉时县属上谷郡，后汉沿袭，晋代属广宁郡。《寰宇记》说，后魏孝昌年间废置，在今保安州西南七十里。向东汇合协阳关水，水发源于协溪。《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下洛县详见下文。向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守敬按：关在今保安州西南。关道向西通往代郡。守敬按：《通典》说，飞狐口在飞狐县北面，就是《汉志》所说的飞狐道，通往妫川郡怀戎县；这里协阳关在唐代怀戎县境内，杜佑所说飞狐道通往怀戎县，大概就是道元所说的关道向西通代郡。这条水向东北流，经过笄头山。阚骃说：笄头山在潘城南面。守敬按：在今保安州西南。就是这座山。守敬按：《寰宇记》引《隋图经》说，笄头山有温泉，能医治各种疾病。这里《注》没有记载笄头山温泉，后文却说桥山下的温泉能医治各种疾病，那么《隋图经》大概是把桥山误作笄山了吗？又向北流经潘县故城，左边汇合潘泉旧渠。旧渠上游在潘城中承接潘泉。会贞按：《括地志》说，妫水源头出自妫州城中。《辽志》说，可汗州本是汉代潘县，城中有妫泉，就是潘泉。有人说：“赵本作‘曰’。”这里是舜所建都的地方。会贞按：皇甫谧的说法，见《河水注》。《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会贞按：《魏书·本纪》太祖天兴三年，驾临涿鹿，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帝舜庙；太宗神瑞二年到广宁，登历山，祭祀舜庙；高祖太和十六年在广宁祭祀虞舜。这样，历山的舜庙在魏代应当列入国家祭祀典礼，因此《魏土地记》特意记载了它。《御览》卷四十五、《寰宇记》卷七十一都引《后魏舆地图风土记》，说潘城西北三十里有历山，山形像倒扣的锅，所以因此得名；山下有舜祠，就是这里所引的《魏土地记》，只是对历山的叙述更详细，大概是郦道元删节过。下游的温泉能够医治百病；这样看来，《隋图经》大概是把桥山误作笄山了吧？水又向北流经潘县故城，向左汇合潘泉的旧河道。旧河道原来在潘城中承接潘泉。会贞考按：《括地志》说，妫水发源于妫州城中。《辽志》说，可汗州原来是汉代潘县，城中有妫泉，就是潘泉。有人说，赵氏本作“曰”。这是舜建都的地方。会贞考按：这是皇甫谧的说法，见于《河水注》。《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会贞考按：《魏书·本纪》记载，太祖天兴三年，驾临涿鹿，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帝舜庙；太宗神瑞二年到广宁，登上历山，祭祀舜庙；高祖太和十六年在广宁祭祀虞舜。这样看来，历山的舜庙在魏代应当列入祀典，所以《魏土地记》特意记载了它。《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寰宇记》卷七十一都引《后魏舆地图风土记》说：“潘城西北三十里有历山，山形像倒扣的锅，所以用此命名；山下有舜祠。”这就是这里所引的《魏土地记》，只是对历山的叙述更加详细，大概是郦道元有所删节。只是说山下有舜祠，与这里说山上有庙不同。考察《括地志》，妫州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与这里说的山上相合。那么《御览》《寰宇记》写作“山下”，是错误的。又《括地志》说，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上有舜庙。大概它依据《魏土地记》，认为釜山就是历山，所以也说山上有舜庙。如果釜山另是一座山，那么它是黄帝会合诸侯、验合符瑞的地方，不应当有舜庙。《一统志》把釜山、历山分作两座山，是错误的。山在今保安州西南。《十三州记》说：广平城，城见上文连水条下。向东北一百一十里有潘县。《地理志》说：王莽改名为树武。它的泉水从城内向四周流出十几步，向东流出城外，注入协阳关水。雨水旺盛时就相通汇流，遇到干旱便不流动，只像洴泉一样。朱氏《笺》说：“洴”音扶经反，《庄子》所说的“洴澼絖”就是这个字。会贞按：《唐韵》“洴”读薄经切，《集韵》读旁经切。《庄子·逍遥游》说世世代代以“洴澼絖”为业，注文说，“絖”是絮；“洴澼絖”就是在水上漂洗絮帛。这里说“洴泉”，大概是用漂洗絮帛来比拟泉水的形状。关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水。（关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水。） 又向东流，经雍洛城南面。戴氏在上面增加“□水”二字。《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南二十里，[二七]有雍洛城。会贞按：在今保安州西面。桑干水在城南向东流。

译□水又向东流，经下洛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魏时县名作下落，属上谷郡；晋代作下洛，为广宁郡治所，在今保安州西面。王莽时称下忠。魏代燕州的广宁县，是广宁郡治所。赵云：考察《地形志》，没有这段文字，大概孝昌以后已经废省了。《魏书·穆罴传》说，太和十六年任燕州刺史，镇守广宁，就是这里。守敬按：晋代已经设置广宁郡，魏代大概沿用晋代旧制，把下洛县改为广宁县。《地形志》说，东燕州在太和年间分割桓州东部设置燕州；孝昌年间陷没，天平年间招收流民设置，寄治于幽州军都城。[原文“宜”字有误。]因此，魏代燕州原本治于此地，孝昌年间才陷没废弃。郦道元作《注》时尚未废置。到天平年间寄治军都城，于是迁到东面，改称东燕州，这是郦道元之后的事情。魏代燕州在《地形志》中记载得很清楚，只是没有提到广宁郡、县。《魏土地记》说：距离平原五十里。朱本作“平城”。会贞按：应作“平原”。魏代侨置平原郡，见后文涿水条下，就是《魏土地记》所指的地方。如果是平城，距离这里数百里，哪里只是五十里？大概原本作“平原”，浅陋的抄写者只看到前面有“平城”，却没有查考后面有平原郡的文字，于是擅自改动，现在订正。城南二百步有尧庙。会贞按：《魏书·本纪》太祖天兴三年驾临涿鹿，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帝尧庙。□水又向东流，经高邑亭北面。朱本脱去“又东以下”七字，戴氏增补，赵氏依据黄本增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这七字。又向东流经三台北面。□水又向东流，经无乡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燕地的方言把“毛”叫作“无”。朱本“毛”作“亡”。赵云：考察“亡”与“无”相同。《诗经》说“何有何亡”，可以证明。《佩觿集》说，黄河以北把“无”叫作“毛”。《后汉书·冯衍传》说“饥者毛食”，章怀太子注文说，考察冯衍文集，“毛”字作“无”，现在俗语仍然如此；或者古代也通用吧？无乡似乎是旧俗把它叫作毛乡，郦道元特意引用《地理风俗记》的话来解释；否则“亡”“无”音义都相同，何必解释呢？戴氏依此改作“毛”。现在改作“宜乡”也合适。赵云：考察《地形志》，东燕州在太和年间分割恒州东部设置；孝昌年间陷没，天平年间招收流民设置，寄治幽州宜都城，就是宜乡。守敬按：《地形志》的宜都城，是把军都城误写成宜都城；军都县属余水，在今昌平州西面，距离这里很远。这里的无乡城在□水南面，不过是乡城的名称，并非县城，在今保安州南面，与军都毫无关系。赵氏既不知道宜都是军都的误写，又把宜都当作宜乡。水道既不相连，方位也完全不合。赵氏又怀疑旧俗把无乡叫作毛乡，但郦道元没有明说；这样一来，反而把“燕语”解释得含混不清了。我认为现在改作“宜乡”，其实是把“毛乡”误写成“宜乡”；戴氏也没有领会这一点。唉，纠正讹书实在太难了。□水又向东流。朱本在这里下多出“径”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温泉水注入它。温泉水在桥山下承接温泉。《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朱本句首脱“山”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通鉴》宋元嘉五年注文引此有“山”字。《魏书·本纪》太宗神瑞二年驾临涿鹿，登桥山，观看温泉；泰常七年到广宁，驾临桥山；世祖神瑞三年驾临广宁，亲临温泉，作《温泉之歌》。《隋志》说怀戎县有桥山。《辽志》说可汗州有桥山温泉。《明一统志》说乔山在保安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错误；应当在州南，温泉正在州南十五里。泉上有祭堂。守敬按：《魏书·文成帝纪》说，太安四年驾临广宁温泉宫，所说的可能就是祭堂。雕刻着檐饰的华美屋宇，分布 在水边；石池中泉水喷涌，水势浩荡地流淌在下面；寒暑随着季节交替，但水的温度始终灼热不变，能够医治各种疾病，因此前来的人像流水一样络绎不绝。朱本“赴”作“越”，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通鉴》宋元嘉五年注文引此作“赴”。池水向北流入□水。□水又向东流，左边到达于延水的水口。水发源于塞外柔玄镇西面、长川城南面的小山。朱本“柔”误作“子”，赵氏改正，并说：柔玄镇是北魏六镇之一。胡三省《通鉴注》说，柔玄镇城在汉且如县西北的塞外；魏太和十八年所说的柔玄镇就是这里。《方舆纪要》说，孝昌初年，柔玄镇百姓杜洛周在上谷反叛，包围燕州；镇地大概与上谷接界。会贞按：柔玄镇城在今蒙古察哈尔旗东南，长川城也在这一带。《魏书·道武帝纪》天兴二年，命令诸将袭击高车，常山王拓跋遵等从东道出长川；又天赐三年九月，渡过漠北，向南返回长川，说的就是这里。于延水现在发源于边塞以外，称为东洋河，就是修水。朱本把这四个字放在下文“修水又东南径马城县”句上，庞氏把它移到这里，是对的。《山海经》说：梁渠山没有草木，多产金玉，修水发源于此。守敬按：这是《北次二经》的文字。水向东南流经且如县故城南面。应劭说当城；当城详见本篇连水条下。且如城在西北四十里，就是旧县城。守敬按：这应当是应劭《地理风俗记》中的文字。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废置，在今天镇县北面的塞外。代地的称呼没有固定，名称也不断变化；考察它的城郭时，赵氏依黄本把“城”改作“程”。会贞按：明抄本也作“程”。但“程郭”连用略不相合，所以戴氏沿用朱本。两地相距很远。会贞按：《注》说修水向东南流经且如县故城南面，又向东南流经马城县故城北面，那么且如应在马城西北；这里说“西北四十

译里有且如城”，传抄者误把“马城”写成“当城”。所以钱坫校注《汉志》时引用应劭的说法，直接改作“马城”。郦道元也知道当城离且如很远，却没有察觉“当城”是“马城”的错误。《地理志》说：中部都尉治所。朱本在此下有“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即修水也”十二字，庞氏认为“于延水出县北塞外”八字是衍文，把“即修水也”四字移到上文。修水又向东南流经马城县故城北面。《地理志》说：东部都尉治所。《十三州志》说：马城在高柳——高柳详见后文雁门水条下——以东二百四十里。守敬按：前汉县属代郡，后汉沿袭，汉末废置。在今怀安县西北。当地俗称这条水为阿头。朱本作“河头”，下文同。守敬按：《寰宇记》蓟县条下引《隋图经》说，于延水俗称阿头河。赵氏把“河头”改作“阿头”，是对的。但赵氏没有说明是根据《寰宇记》校改，这或许是二梁所作。阿头一名出自戎地，是当地风俗改变名称的结果。水又向东流经零丁城南面。守敬按：城在今万全县西面。右边汇合延乡水。水发源于县西山。守敬按：今名西洋河，发源于天镇县北面的塞外。向东流经延陵故城北面。《地理风俗记》说，当城。会贞按：这里的当城也是马城的误写。西北有延陵乡，就是旧县。守敬按：前汉时县属代郡，后汉废置，在今天镇县北面的塞外。当地俗称它为琦城。朱本作“俗指谓之琦城川”，全氏删去“指”字，戴氏删去“川”字，是对的。又向东流经罗亭，又向东流经马城北面。全氏、戴氏把“北”改作“南”。会贞按：全氏、戴氏大概因为上文修水经马城北面，所以认为延乡水应经马城南面。然而两条水都经其北面，有什么不可以？《注》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因此“北”字不是讹误。又向东注入修水；又向东南流，在大宁郡北面。朱氏《笺》说：“于”，宋本作“流”。赵云：按“于”字没有错误。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于”。大宁郡详见后文雁门水条下。水从右边注入雁门水。《山海经》说：雁门水发源于雁门山，雁从山间飞出，在高柳北面，高柳在代地北面。会贞按：《北山经》说，敦水向西流，注入雁门水。《北次二经》说，修水向东流，注入雁门。由此可知，必须另行叙述雁门水。大概就是这里《注》所引用的《山海经》文字。今本没有这段文字，显然是脱漏，应当依据这里补入。至于《海内西经》说“雁门山，雁从山间飞出，在高柳北面，高柳在代地北面”，大概从“雁门山”以下与这段文字相同。《山海经》各篇重复叙述的情况很多。[二九]赵氏依据《郡国志注》引用《山海经》“雁门，雁从它的门中飞出”，认为“间”字错误，改作“门”。戴氏改法相同。守敬按：《初学记》卷三十引《经》也作“门”，但今本《经》作“间”，与这里相同。《事类赋注》卷十九引文也相同，应当保留原文才对。又朱本作“代中”，是“代北”的错误，详见下文。《明志》说，阳和卫北面有雁门山，雁门水发源于此。山在今阳高县西北，有南洋河，发源于西北边塞以外，就是雁门水。山势群峰重叠，山巅高耸入云，连绵的山岭若隐若现，向东伸入辽塞。守敬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向北凭借黄河设置边塞，依傍阴山，直到辽东。这条水向东南流，经高柳县故城北面，那里是旧代郡治所。守敬按：汉代县属代郡，后汉为郡治，汉末废置。阎若璩说，《水经注》所说的旧代郡治在高柳，指的是东汉。秦代也以高柳为治所，与东汉相同，与西汉不同。看西汉时西部都尉治所在高柳，并非郡守治所，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又说，张守节说飞狐县北一百五十里有秦、汉旧郡城。飞狐县是汉代广昌县的地域，那么汉代代郡治所就在广昌县，秦代也如此。上文说治所在高柳，恐怕是错误的。考察汉代广昌县北面几十里是代县，代县北面是当城、东安阳二县，二县北面是桑干县。广昌县不可能有向北一百五十里的地方；只有桑干县在广昌县北面，大约相距一百五十里，而且《班志》所列代郡各县中把桑干排在首位。《一统志》说前汉代郡治在这里，那么张守节所说的秦、汉代郡城，大概就是桑干城。张守节没有说郡治在桑干县，是因为桑干在三国时已经废置了。那个地方在边塞以外，唐代已经没有可以指证的遗迹。所以张守节说，在飞 （狐县）在（代郡治所）北一百五十里。阎氏说秦、汉时期代郡治在广昌，这是错误的。秦始皇二十五年，俘获赵王嘉，把这里设置为郡。[三〇]朱本作“秦始皇二十三年，虏赵王迁，以国为郡”。《笺》说：应作“以国为郡”。赵、戴据此改订。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代郡为秦所置，却没有说明置郡于哪一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羌瘣全部攻取赵国东阳地区，擒获赵王。《索隐》说，这个赵王就是赵王迁。因此俘获赵王迁是在秦王政十九年，不是二十三年；况且赵王迁的都城在邯郸，秦俘获赵王迁后设置的是邯郸郡，不能说俘获赵王迁后把他设置为代郡。根据《史记·赵世家》，秦俘获赵王迁后，赵国拥立嘉为王；嘉在代地称王六年，秦军进攻并击破赵嘉，于是灭亡赵国，把它设置为郡。《六国年表》记载，赵嘉六年正是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都记载这一年俘获赵嘉。]所以这里应作“秦始皇二十五年，俘获赵王嘉，以国为郡”，现予订正。全氏知道原文不合，删改“以国为郡”四字，增作“赵公子嘉据代称王，秦灭嘉以为郡”十四字，但上句仍沿袭“秦始皇二十三年俘获赵王迁”的错误。

译这是王莽所说的厌狄。建武十九年，世祖把代相堪封为侯国。过去牵招曾在这里斩杀韩忠。朱本《笺》说：《魏志》记载，牵招字子经，太祖征召他为从事，派他前往柳城。当时峭王举行大会，牵招在宴席上发现韩忠是公孙康的使者，擅自任命峭王为单于，便抓住韩忠的头，按在地上，拔刀想要杀他。峭王惊恐，赤脚抱住牵招，请求救韩忠。[三一]赵氏说：考《巵林》，其中说《魏志·牵招传》记载，韩忠的头并不是被牵招亲手砍断的，《魏志注》误了。又，《牵招传》说派牵招前往柳城；《地理志》记载高柳属于代郡，柳城属于辽西郡，两地相距很远，郦道元又弄错了。此城在平城东南六七十里，赵本作六十七里。守敬按：在今大同县东南。所谓“于代为西北”，是说在代地属于西北方。守敬按：这句话是针对《山海经》所说“高柳在代地以北”而发的，意思是高柳虽在代地，却不在代地以北，而在西北方。由此更足以证明《注》中“代中”是“代北”的错误。雁门水又向东南流，曲折经过一座旧城，背靠山地，面临水泽，北方当地人称它为叱险城。雁门水又向东南流，转而向东北，汇积成潭。这个水陂斜长而不方正，东北方向约有二十多里，宽十五里。会贞按：《魏书·序纪》说昭皇帝把国家分为三部，其中一部居住在代郡参合陂以北。这个陂与参合很近，怀疑就是参合陂。陂中丛生芦苇。朱本“藂”作“兰”，《笺》说：一作“丛”。全、赵改作“丛”，戴本作“藂”。敦水流入其中。敦水发源于西北少咸山南麓，朱本“其”误作“导”，《笺》说：应作“其”。戴、赵改订。戴本把“之山”倒作“山之”。守敬按：明抄本作“其”。敦水从少咸山南麓流出，向东经过参合城南；这样看来，它应当流出参合城西，少咸山当在今阳高县以西。敦水向东流，经过参合县故城南。《地理风俗记》说：“道人城、道人县”详见前文；其北五十里有参合乡，是旧县。守敬按：前汉时参合县属代郡，后汉废除，在今阳高县东北。敦水又向东流，▯水注入它。▯水发源于东边山阜下，[三二]向西北流，经过一座旧城北面，当地人称为和堆城。它又向北汇入敦水，水流交错，向东北注入雁门水。所以《山海经》说：“少咸山，敦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入雁门水。” 守敬按：这是《北山经》的原文。郭景纯说：水从雁门山之间流出，说的就是这条水。雁门水又向东北流，进入阳门山，称为阳门水。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隋图经》作羊门水；“羊”和“阳”读音相同。阳门水与神泉水汇合。朱本脱去“水合”二字，全、赵、戴增补。神泉水发源于苇壁北面，水有灵异。每逢乌云密布却不下雨，阳旱失期，便多有人祈祷请雨。赵本把“阳”作“旸”，把“多祷请”作“多请祷”。神泉水有两条支流，世人称为比连泉。其中一条向东北流，经过一座旧城东面，世人称为石虎城；又向东北流，注入阳门水。阳门水又向东流，经过三会亭北面。守敬按：《魏书·明元帝纪》记载，泰常八年七月，明元帝巡幸三会屋侯泉。侯泉大概就是这里的神泉，三会屋也就是这里的三会亭。阳门水又向东流，经过西伺道城北面；又向东流，托台谷水注入其中。托台谷水上承神泉水，发源于苇壁北面，向东经过阳门山南面的托台谷，称为托台水。会贞按：今怀安县南有托台水，不是《水经注》这里所说的托台水；这里的托台水在今天镇县西南。托台水汲引泉水溪流，浑浊的水势向东流注。朱本“浑”误作“泽”，又重复一个“泽”字，戴、赵改删。守敬按：明抄本作“浑”。行人往来其间，要渡过十多次。托台水向东经过三会城南，即三会亭；又向东经过托台亭北；又向东北经过马头亭北，向东北注入雁门水。雁门水又向东流，经过大宁郡北面。守敬按：大宁郡在今怀安县东北，魏太和年间设置。守敬按：《地形志》没有记载这个郡，应当是孝昌年间陷落，天平年间尚未恢复设置，所以《地形志》没有记载。有修水注入雁门水，这就是《山海经·北次二经》所说“修水向东流入雁门水”。《地理志》记载有于延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代郡且如县，于延水发源于塞外；但没有雁门水、修水的名称。《山海经》有“雁门水”的记载，却没有解释于延河。守敬按：下文多次称延河，于延水又有延河之名。赵氏说：考《汉书·地理志》，雁门郡疆阴县的诸闻泽在东北，但这个泽竟然没有听闻。会贞按：赵氏这段话应载在前文“浑水旋鸿池”之下，不应载在这里。因为汉代疆阴县在平城县北面，都属于雁门郡；而这里上文所叙的且如、马城、延陵、高柳、参合诸县，都是汉代郡的属县。从这里以下，也都通称为于延水。水边有桑树林，所以当时人也把这条水称为藂桑河。这是因为北方土地桑树稀少，到这里看见桑树，便因此给水命名。于延水又向东流，经过罡城南面。全本、戴本把“罡”作“冈”，下文同。守敬按：城在今怀安县东北。考《史记·蔡泽传》，蔡泽是燕国人，因称病辞去相印。朱本“印”作“秦”，全、赵、戴本同。守敬按：《蔡泽传》说“称病请求归还相印”，这里的“秦”是“印”的错误，现予订正。蔡泽号称罡成君。守敬按：《史记》作“纲成”，《战国策》又作“刚成”。

译怀疑这里就是蔡泽的封邑。全氏说：蔡泽是在秦国接受纲成的封号；当时燕国还没有灭亡，不可能把燕地封给蔡泽。《续汉书·郡国志》把纲成列在东郡，刘昭对此表示怀疑，可见这个地方已无从考证。乐史说，许州许昌县有刚成，是蔡泽受封的地方。守敬按：当时许昌也不属于秦境；但从蔡泽是燕国人来看，也可能当时已有遥封。此事或许与魏冉受封的情况相同，仍以郦道元的说法较为妥当。世人称这里为武罡城。于延水又向东流，在左侧与宁川水汇合。宁川水发源于西北。守敬按：《魏书·道武帝纪》记载，登国二年，拓跋珪巡幸宁川。宁川水当在今万全县以西。宁川水向东南流，经过小宁县故城西面；又向东南流，注入于延水。于延水又向东流。朱本脱去“径小宁县故城西东南流注于延水又东”十六字，赵据黄本增补，戴本也有。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这十六字。于延水经过小宁县故城南面。《地理志》所说的宁县，就是此县。守敬按：前汉时宁县属上谷郡，后汉、魏沿袭。《一统志》说晋代省并。就是今天的万全县县治。这里是西部都尉的治所，王莽时称博康。《魏土地记》说：大宁城西二十里有小宁城。会贞按：这里所说的大宁城，是下文的广宁县城，不是上文的大宁郡城。大宁郡城在宁县西南，广宁县城在宁县东面。大概过去把广宁县称为大宁，把宁县称为小宁，所以《魏土地记》记载这两座城时，直接称为小宁城、大宁城。郦道元叙述这两个县时，也称为小宁县故城、大宁县故城。从前有位本地人班邱仲。赵氏说：考乐史，班字有的本子作瑕。守敬按：《列仙传》作瑕邱，是复姓。班邱仲住在水边，在宁地卖药，一百多年，人们都认为他长寿。后来发生地震，房屋倒塌，班邱仲和乡里几十户人家都死了。百姓把班邱仲的尸体取出。守敬按：《列仙传》作“民入取仲尸”；《太平寰宇记》作“人有孔氏入取仲尸”，所以这里的“人”应是“入”的错误。百姓把他的尸体丢在于延水中，把他留下的药收起来卖掉。班邱仲披着皮裘跟在后面责问他们。守敬按：《列仙传》作“仲披裘而从，诣之取药”。这个人惊恐万分。朱本“此”误作“北”，《笺》说：疑当作“此”。守敬按：《太平寰宇记》作“此”。他叩头请求饶命。班邱仲说：“我不怨恨你，正是想借此让人知道我罢了。”守敬按：《列仙传》没有“不”字和“故”字；仙人本来就是要逃避声名，原书的说法才对。说完便离去了。后来夫余王的驿使来到宁地，北方人把班邱仲称为谪仙。于延水又向东流，黑城川水注入其中。黑城川水有三个源头，发源于黑土城西北，几个源头汇合后总称为一条河川。守敬按：《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檀州下设有镇远军，那里才是黑城川，不是这里的水。这里的水今天称为清水河，发源于张家口塞外。黑城川向东南流，经过黑土城西面；又向东南流，经过大宁县西面，向南注入延河。延河又向东流，经过大宁县故城南面。《地理志》说这里就是广宁县。守敬按：前汉、魏时此县属上谷郡，后汉、魏沿袭。《一统志》说晋代省并。在今宣化县西北。王莽时称广康。 《魏土地记》说：下洛城西北一百三十里有大宁城。朱本脱“城”字，赵、戴删去相关字样。于延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茹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茹县属上谷郡，后汉废除，在今宣化县西南。王莽时称谷武，世人称为如口城。《魏土地记》说：城在鸡鸣山——鸡鸣山详见下文——西十里，向南通大道，向西通宁川。宁川详见下文。于延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鸣鸡山西面。《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延河；《方舆纪要》引用此文时，在“延”字上加了“于”字。延河向东流，北面有鸣鸡山。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隋图经》说，鸣鸡山在怀戎县东北，本名磨笄山。过去赵襄子杀死代王，代王夫人说：“代国已经灭亡了，我将归向哪里？”于是她在山上磨笄自杀。代人怜悯她，为她建祠，因此把这座山命名为磨笄山。每到夜里，野鸡群聚在祠屋上鸣叫，所以又称鸣鸡山。《史记》说：赵襄子在夏屋杀死代王，并兼并了代地。襄子到代地迎接他的姐姐；他的姐姐是代王夫人。她到这里后说：“代国已经灭亡了，我将归向哪里呢？”于是她在山上磨笄自杀。守敬按：《史记·赵世家》说，赵襄子向北登上夏屋山，派人击杀代王，随后出兵平定代地。代王的姐姐听说后，哭泣呼天，磨笄自杀。代人怜悯她，便以她死去的地方命名为磨笄山。这与郦道元引用的《史记》大不相同，怀疑郦道元所引并不是《史记》原文，而是依据其他书的记载，误称为《史记》。代人怜悯她，为她建祠，因此把这座山命名为磨笄山。朱本此句下有脱文，《笺》说：疑脱“地”字。赵本依据孙潜校本增“山”字，戴本也增补。每到夜里，野鸡群聚在祠屋上鸣叫，所以又称为鸣鸡山。《魏土地记》说：会贞按：上文引用《魏土地记》应当到“所以又称为鸣鸡山”一句为止；这里重复引出《魏土地记》，所以“云”字上应有“又”字。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马头山详见下文。山旁有钟乳洞。赵襄子杀害代王后，前往迎接代王的姐姐。她是代王夫人。夫人说：“以弟弟轻慢姐夫，是不仁；因为丈夫而怨恨弟弟，是不义。”于是她磨笄自刺而死。会贞按：《列女传·贞顺》记载，赵襄子击杀代王，迎接他的姐姐——这里的“赵”应作“代”——代王夫人。夫人说：“以弟弟轻慢丈夫，是不义；因丈夫而怨恨弟弟，是不仁。”于是自杀于磨笄之地。这段记载是《魏土地记》所依据的，但与这里所说的“不仁”“不义”次序不同。于是使者也自杀了。百姓怜悯他们，在山旁建了一座神祠，因此把山命名为磨笄山。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尚不能详考。守敬按：《魏书·文成帝纪》记载，和平元年，将昭太后葬于广宁鸣鸡山。《皇后传》说葬于广宁磨笄山，俗称鸣鸡山。《隋图经》说磨笄山在怀戎县。[《事类赋注》卷七引文。]《通典》说，怀戎县的鸣鸡山本名磨笄山。《太平寰宇记》说，鸣鸡山在县东北七十里，本名磨笄山，这就是《魏土地记》的前一种说法。《括地志》说，磨笄山在飞狐县东北一百五十里，把马头山当作磨笄山。《史记正义》也据此认为是马头山。《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在飞狐县条下也记载磨笄山，这就是《魏土地记》的后一种说法。郦道元把两种说法都采录下来，不凭臆测作出判断，十分谨慎；乐史也是如此。明代尹耕《磨笄山辨》则说，鸣鸡山在上谷境内的马头山，靠近代城，应把马头山作为磨笄山。《一统志》采纳了这种说法。鸣鸡山在辽、金、明各代《志》中已经讹作鸡鸣山，[《辽志》把磨笄山、鸡鸣山分列为两座山。]现在磨笄山在宣化县东南，马头山在今蔚州东南三十里。于延水又向南流，经过且居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且居县属上谷郡，后汉废除，今在宣化县东六十里。王莽时称文居。赵氏说：考《汉书·地理志》，这里是“久”字，旧本误作“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里、元年〕

译且居水向东南流，注入〔缺字〕水。《地理志》说：“于延水向东流，到广宁注入治水。”这是错误的。赵、戴都依《汉书·地理志》把“治”改作“沽”，认为于延水本来注入治水，郦道元一定是在驳斥“入沽”的错误，所以反而把“治”改成“沽”。会贞按：全、赵、戴都没有理解郦道元的意思。郦道元说，于延水经过广宁县故城南面，又经过茹县故城北面，又经过鸣鸡山西面，又经过且居县故城南面，之后才注入〔缺字〕水。因此，《汉书·地理志》应当说“于延水到且居县注入治水”，不应说“到广宁注入治水”；郦道元所驳的是“广宁”二字，不是“治”字。今本《汉书·地理志》把“治”讹作“沽”，[又脱去“广”字。]赵、戴于是误解原意而擅自改动，不知道“到广宁注入沽水”不对，“到广宁注入治水”也不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现再详细疏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里、百五十里、三十里、六十里〕 又向东流，经过涿鹿县北面。涿水发源于涿鹿山。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涿鹿是山名，在涿郡。张晏说，涿鹿在上谷。《索隐》说，有的本子作“浊鹿”，只是古今字形不同。考察《地理志》，上谷郡有涿鹿县，那么服虔说涿鹿在涿郡，就是错误的。《隋书·地理志》说，怀戎县有涿水。《通典》说，怀戎县有涿鹿山、涿水。《括地志》说，涿鹿山在怀戎县东南五十里。因此涿鹿山在今保安州东南。《方舆纪要》说，山在保安州西南九十里，涿水发源于此，不对。世人称涿水为张公泉。涿鹿在上谷郡。《索隐》说，有的本子作“浊鹿”，只是古今字不同。考察《地理志》，上谷郡有涿鹿县，那么服虔说涿鹿在涿郡，就是错误的。《隋志》说，怀戎县有涿水。《通典》说，怀戎县有涿鹿山、涿水。《括地志》说，涿鹿山在怀戎县东南五十里，因此在今保安州东南。《方舆纪要》说，山在州西南九十里，涿水发源于此，这是错误的。世人称涿水为张公泉。东北流。全、赵本在“东”字上增“又”字。经过涿鹿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涿鹿县属上谷郡，后汉、魏沿袭；晋代属广宁郡。《一统志》说，后魏末年省并。今在保安州东南。王莽所谓的褫陆。赵氏说：《汉书·地理志》作“抪”，音同“抪徧九州”的“抪”。戴本改作“抪”。守敬按：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说，“褫”“抪”都是错误字，正确字应为〔缺字〕。《楚语》说“日月会于龙〔缺字〕”。《东京赋》作“龙〔缺字〕”，注音为“斗”。贾逵说，〔缺字〕是龙尾。结合《说文》来看，“涿”是水流下滴的意思，从水部，豖为声符。由此可知，龙〔缺字〕就是龙尾流下的水滴。“涿”读音如“笃”，“〔缺字〕”读音如“斗”，这是声韵逐渐转变的结果。因此王莽因“〔缺字〕”的读音接近“涿”，“陆”的读音接近“鹿”，便把涿鹿改作“〔缺字〕陆”。其实“〔缺字〕陆”就是涿鹿。“抪”“褫”都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钱大昕也说，《东京赋》中的“〔缺字〕”应当是“涿”字。黄帝与蚩尤在涿鹿的原野交战，并在涿鹿山的山曲筑城居住。朱本作“留其民于涿鹿之河”。守敬按：《五帝本纪》作“而邑于涿鹿之阿”，现据此订正。就是说的这里。朱本“是”下有“处”字，赵本同，戴本删去。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没有“处”字。涿水又向东北流，与阪泉汇合。朱本“阪”误作“陂”，《笺》说：一作“阪”，下文同。阪泉水发源于涿鹿县东面的泉水。朱本“水”字上有“其”字，全、赵本同，戴本删去。会贞按：《巨马水注》叙述八丈沟水时，说水发源于安次县东北平地的泉水，与这里的句式相同。《魏土地记》说：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守敬按：《晋太康地理志》说，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这段记载见于《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是《魏土地记》所依据的。《括地志》说，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泉水流出五里后到达涿鹿东北，与涿水汇合。《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引《郡国志》说黄帝泉干涸不流，大概只是偶然干涸。现在保安州矾山堡西南十里有七旗里泉，就是阪泉。《续汉志》记涿鹿，注文引《帝王世纪》说那里有黄帝祠。《魏书·明元帝纪》记载，神瑞二年，明元帝巡幸涿鹿，派使者用太牢祭祀黄帝庙；泰常七年巡幸桥山，派使者祭祀黄帝庙。《宣镇志》说，黄帝庙在桥山，后魏天兴年间修建。这样看来，北魏时期阪泉、桥山都有黄帝庙。《晋太康地理记》说：阪泉也是一个地名。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服虔说，阪泉是地名；《太康地记》即据此而来。《续汉志》记涿鹿，注文引《帝王世纪》也说有阪泉这个地方；《太平寰宇记》称为阪山，说《史记》所称轩辕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交战，就是这里。

译泉水向东北流，与蚩尤泉汇合。蚩尤泉发源于蚩尤城，蚩尤城没有东面城墙。朱本“东”作“南”，《笺》说：古本作“东”。赵氏说：黄本改作“东”，戴本也改作“东”。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东”。《魏土地记》说，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守敬按：《续汉志》记涿鹿，注文引《帝王世纪》说有蚩尤城。《通典》说，怀戎县有蚩尤城，在今保安州东南。泉水深而不流。守敬按：今保安州矾山堡西南三里有龙王堂池，就是蚩尤泉。下大雨时泉水才流入阪泉，水流交错，向东北注入涿水。涿水又向东流，经过平原郡南面。魏国把平原郡的百姓迁来这里安置，所以设置了侨郡。守敬按：《地形志》没有记载这个郡。《北史·魏诸王宗室传》说，休屠郁原等人反叛，元素斩杀首领，将一千多户迁到涿鹿原野，设置平原郡安置他们。该郡在今保安州东南。用来统辖这些流徙杂户。朱本“杂”误作“离”，戴、赵本改正。会贞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杂”。《济水》《沔水》篇中都有“杂”字。《齐志》在北兖州东平郡淮安县条下说“流杂一百户，置”，也可作为称“流杂”的证据。《 涿水又向东北流，经过祚亭北面；又向东北注入〔缺字〕水。又有人说，涿水分出一支流入匈奴境内，称为涿邪水。守敬按：详见《圣水注》。水道地理有的隐晦、有的显明，很难完全考察清楚，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户〕 〔缺字〕水又向东南流，在左侧与清夷水汇合，也称为沧河。守敬按：这里是就沧河下游来说的。沧河上游本来发源于牧牛山，向西南流，与清夷水汇合；两条水相互通用同一名称，[详见下文。]而《水经注》以清夷水为主流，所以这里说清夷水也称沧河。清夷水发源于长亭南面。守敬按：此水在今延庆州东南。向西流，经过北城村故城北面；又向西北流，平乡川水注入其中。平乡川水发源于平乡亭西面，向西北流，注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向西北流，经过阴莫亭，在居庸县南十里；居庸县详见下文。清夷水又向西流，与牧牛山水汇合。朱本脱“水”字，赵、戴增补。《魏土地记》说：沮阳城——沮阳县详见下文——东八十里有牧牛山。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七十引《魏土地记》作驳牛山。根据下文说有一头身上有杂色斑纹的神牛，作“驳”较对；但《资治通鉴》后周广顺元年注文引作“牧”，与这里相同。今延庆州东、永宁城西北十五里有独山。《一统志》说，怀疑就是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守敬按：根据后文引用《魏土地记》的内容，九十九泉总称为牧牛泉。这里就是沧河的上游。守敬按：沧河今名妫河，发源于延庆州东北。山在居庸县东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庙。当地老人说，山下原来有百泉竞相涌出。朱本作“亦有百泉”，赵、戴本同。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九百引此《水经注》也作“本有”，是正确的。大概原来是百泉，后来因为神牛饮干了一泉，所以只剩九十九泉；那么“亦”是“有”字的错误。现予订正。有一头身上有斑纹的神牛，从山上下来，在泉中饮水，把一眼泉喝干了，所以山因此得名。如今山下疏导出九十九眼泉，汇聚成河，向西南流；谷水注入它。朱本“谷”误作“国”，《笺》说：宋本作“谷”，赵、戴据此改订。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谷”。谷水与浮图沟水汇合。浮图沟水发源于夷舆县故城西南。朱本“出”字上脱“水”字，赵本同，全、戴增补。守敬按：前汉时夷舆县属上谷郡，后汉废除，在今延庆州东北。王莽时称朔调亭。诸水都向西南流，注入沧水。朱本脱“流”字，戴、赵增补。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有“流”字。沧水又向西南流，在右侧汇合地裂沟。古人说，从前发生地裂，分开了这一带，形成沟壑。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此作“昔时地裂”；《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引作“晋”。《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幽缪王迁五年，代地发生大地震，地面裂开，东西长一百三十步。《正义》说，这道裂缝和沟现在还存在，与此事相近。有一条小水，俗称分界水，向南流入沧河；沧河又向西流，经过居庸县故城南面。戴本在此句上增“沧河”二字，朱本“城”字上有“故”字。考察下文说魏国上谷郡治在这里，似乎不是旧城；再根据下文公孙瓒在这座城擒获刘虞，可知魏国把上谷郡治迁到了这里的居庸故城。前汉时居庸县属上谷郡，后汉、魏、晋沿袭，在今延庆州东南。这里是魏国上谷郡的治所。守敬按：《地形志》说，上谷郡于天平年间设置，居庸县在孝昌年间陷落，天平年间重新设置。这些事情都发生在郦道元之后。根据《水经注》这里的记载，上谷郡先前以居庸为治所，大概是后魏省去沮阳后，才把郡治迁到居庸；[详见下文沮阳条。]到孝昌年间陷落，郡县一并废除，天平年间又恢复设置郡县。过去刘虞攻打公孙瓒没有取胜，向北退守这座城，后来被公孙瓒擒获。守敬按：《后汉书·刘虞传》说，公孙瓒冲击刘虞军队，刘虞大败，向北逃到居庸；公孙瓒追击并攻城，城被攻陷，于是擒获刘虞。有粟水流入这里。粟水发源于县城下面。守敬按：粟水在今延庆州西。[三三]城 城西面临着粟水，水流转弯经过县城南面，向南注入沧河。戴本在上文增“沧河”二字。粟水又在右侧与阳沟水汇合。[三四]阳沟水发源于县城东北。守敬按：此水今名板桥河，在延庆州西北十五里。向西南流，经过居庸县城北面。赵、戴本在“城”字上增“故”字。守敬按：不应增添。阳沟水向西流，经过大翮山、小翮山南面。高峻的山岭截入云端，重叠的山陵隔断雾气，两座山阜共同呈现秀色，竞相耸立在群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年轻时就有非凡志向，年满二十岁后，把苍颉的旧文字改造成当今的字体。秦始皇时，政务繁多，因为王次仲改造的文字简便，适合处理重要事务，秦始皇认为奇异，便召见他；三次征召，他都没有到。王次仲履行真道，怀抱大道，穷尽数术的精妙。秦始皇因他不恭敬而发怒，命令用槛车押送他。《序仙记》作“迎接”。王次仲在途中开始变化。朱本《笺》说：古本作“首发于迈”。赵氏说，“道”字没有错误。守敬按：《序仙记》作“道”。王次仲化作大鸟。朱本作“乌”，《笺》说：《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作“大乌”。赵、戴改作“鸟”。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作“鸟”。大鸟从车外飞出，翻飞而去。

译它把两片翅膀落在这两座山上，所以山峰便有了大翮、小翮的名称。守敬按：张怀瓘《书断》引用《序仙记》，叙述王次仲的事情大致相同，大概就是依据《水经注》这里的文字。《述异记》也记载此事，又增饰了他的神仙事迹，但都说王次仲把苍颉的旧文字改成了隶书。《书断》则把王次仲编入《八分》篇，另把程邈编入《隶书》篇，后人于是说程邈所作隶书就是今天的楷书。我认为，王次仲、程邈所作的文字都比篆书简便，便于隶人使用，所以都称作隶书。看历来流传的汉碑，都是隶书，只是略有差异，没有一块写的是今天的楷书。到了魏、晋时期，字体才逐渐变成楷书的形体，但仍称为隶书。《王羲之传》说他擅长草书、隶书，就是明证。南北朝碑刻文字，楷书仍带有隶书意味；到隋、唐时期，楷书和隶书才开始分途。《魏土地记》说：沮阳城东北 六十里有大翮山、小翮山。守敬按：《书断》引用《魏土地记》也这样说。山上有神，名叫大翮神；山上神屋的东面有温汤水口。会贞按：以上是《魏土地记》的文字，以下至“大翮山东”是郦道元的驳论；其中“其山”一句开头应加“按”字，这样层次更加清楚。大翮山在居庸县西北二十里。守敬按：这里的县指居庸县。居庸县的西北方正是沮阳县的东北方；到郦道元时代，沮阳县已经废除，所以他只从居庸县来说明。北齐又废居庸县，并入怀戎县，因此《隋志》说怀戎县有大翮山、小翮山。大翮山在今延庆州北二十五里，与它相连的就是小翮山。山峰绵延高耸四十里，山顶的庙就是王次仲庙。守敬按：《序仙记》说，山上建有祠庙，遇到水旱便在那里祈祷。右侧有温汤水流出，可以治疗各种疾病。泉水发源的山麓，俗称土亭山。守敬按：今温泉河在延庆州西北三十里，发源于佛峪山，佛峪山就是土亭山。这里的水十分炎热，比其他温泉热得多，脚一放进去，人体就会被烫烂；治疗疾病的人必须另行引水，斟酌情况使用，不能说〔缺文〕。孙氏说：意思是不能声称它很热，因为一说它热，就会觉得更加灼热。赵氏说：下文有缺文。全氏认为“不得言”三字与下文“大翮山东”不相连，便删去下文四字。会贞按：“不得言”应当同下文“大翮山东”合为一句。郦道元说温汤从大翮山右侧的土亭山流出，那么土亭山应在大翮山西面；《魏土地记》却说大翮山东面有温汤水口，所以郦道元加以驳斥，意思是不能说温汤在大翮山东面。谢氏、孙氏、全氏、赵氏都没有重新核对全文，没有弄清句读，便随意立说；戴氏没有解释，或许已经理解了。温汤在大翮山东面。温汤水向东南流，在左侧与阳沟水汇合，水流交错，向南注入沧河。沧河又在左侧接纳清夷水口。《魏土地记》所说的牧牛泉向西流并与清夷水汇合，就是这里。从这里以下，两条水便互相通称。清夷水又向西流，灵亭水注入其中。朱本“亭”下多出“城”字，全、赵、戴删去。灵亭水发源于马兰西面的泽中，众多泉水倾泻流动。朱本作“流”，《笺》说：宋本作“溜”，赵、戴据此改订。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作“溜”。泉水汇归泽中，泽水汇聚起来，形成沟渠。沟水又在左侧与马兰溪水汇合。会贞按：《史记·周勃世家》说周勃在上兰击破卢绾军。《括地志》说，妫州怀戎县东北有马兰溪水，在今延庆州西。马兰溪水发源于马兰城。朱本脱“源”字，赵、戴增补。马兰城北面依山势而建，顺着山谷连接溪流。赵本把“仍”改作“成”。城中居民赖以供给的，只有这条水。水向南流出城外。戴本删去“水”字。水向东南流入泽水。泽水又向南流，经过灵亭北面。会贞按：灵亭在今延庆州西。泽水又转弯经过灵亭东面；王次仲落下鸟翮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这座亭有了灵亭的称呼。朱本“落”字误置在“次仲”之前，赵据孙潜校本移正。泽水又向南流，注入清夷水。朱本作“清水”，下句同；《笺》说：都应作“清夷水”。泽水又向西流，与泉沟水汇合。朱本“与”作“得”。赵本同，并删“会”字；戴本把“得”改作“与”。泉沟水发源于川南平地，向北注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向西南流，汇入桓公泉。大概齐桓公称霸时，向北征讨山戎，经过孤竹，向西征伐，束缚马匹、悬挂车辆，登上卑耳山的西端。朱本《笺》说：《管子·封禅篇》记桓公说：“我向北征讨山戎，经过孤竹；向西征伐大夏，渡过流沙；束缚马匹，悬挂车辆，登上卑耳山。”所以这条水因而得名。桓公泉发源于沮阳县东面。会贞按：今怀来县南七里有一处水泉，又名镜泉，可以灌溉田地，就是桓公泉。泉水向西北流。朱本把“而西”二字倒置，《笺》说：谢氏认为应作“而西”。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向西流，经过沮阳县故城北面。秦始皇时期，上谷郡治设在这里。戴本删去“始皇”二字。会贞按：秦始皇二十三年，设置上谷郡，见《圣水注》。两汉、魏、晋时，该县都曾作为郡治。后魏废除该县，郡治迁到居庸，相关内容互见上文。王莽把郡改名为朔调。会贞按：《后汉书·耿弇传》说，耿弇之父耿况在王莽时任朔调连率；《景丹传》说，王莽时景丹升任朔调连率副贰。县名为沮阴。阚骃说：涿鹿，详见前文。县城东北距上谷城六十里。会贞按：《括地志》说，上谷郡故城在妫州怀戎县东北一百一十里，即今怀来县南。《魏土地记》说：城北有清夷水向西流。清夷水又转弯流经该城西面，向西南流，注入[缺字]水。该水向南到马陉山，称为落马河。赵、戴把“河”改作“洪”。会贞按：不对。落马河因马陉山得名，由于山中滩石使水流湍急，又有“落马洪”这一名称。所以这里说“[缺字]水南至马陉山，谓之落马河”，下文又说“又南入山，漰湍十许丈，谓之落马洪”。如果把这里改成“落马洪”，岂不是与下文重复吗？《寰宇记》蓟县条引《隋图经》说：“[缺字]水至马陉山为落马河。”这也正是这里应作“落马河”的证据。又向东南流出山。

译[缺字]水又向南流入山中。赵、戴把“入”改作“出”。会贞按：《御览》卷七十一引此文也作“入”。这里先说入山，下面说从南面出山，正是开始解释《水经》“东南出山”的文意，原本没有错误。全、赵、戴凭臆测把这里改作“出山”，那么下文“自南出山”就成了赘语。瀑布如飞架的桥梁，悬水注入山谷，水势奔腾十多丈，称为落马洪，也可能是孟门水的支流。孟门详见《河水注》。水从南面流出山外，称为清泉河，民间也称作千泉，并不是这样。朱本把“千泉”作“干水”。会贞按：《寰宇记》蓟县条引《隋图经》说：“出山谓之清泉河，亦曰千泉，非也。”这是郦道元的说法。郦道元大概认为“千”和“清”读音相近而字形不同，所以加以驳斥。“之”字足以证明今本把“干”误作“千”，把“水”误作“泉”。[缺字]水又向东南流，经良乡县北界。良乡县详见《圣水》篇。水流经过梁山南面。会贞按：梁山在今宛平县西北，也见《鲍邱水注》。高梁水从这里发源。会贞按：这里所说的高梁水详见《鲍邱水注》；它从[缺字]水发源，下游汇入鲍邱水，在下文所说的高梁水以北。流过广阳郡蓟县北面。赵云：按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蓟”是县名，本字从“契”从“邑”，见《说文》。许慎说，周朝把黄帝的后代封在[缺字]地，字从“邑”，“契”表声，读音像“蓟”。上谷有[缺字]县。至于“蓟”字，字书解释为“芺”，并不是地名；但书籍传记都沿袭写作“蓟”字。水又向东北流，经广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广阳县属广阳，魏、晋时属燕国，后魏时属燕郡。《地形志》说广阳有广阳城。在今良乡县北十里。谢承《后汉书》说：朱本脱“后”字，赵氏增补。根据《隋志》，《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所撰。汉世祖与铫期从蓟出发，到达广阳，想向南行，就是这座城。此城称为小广阳。守敬按：范晔《后汉书·耿弇传》也见“小广阳”之称，这是相对于广阳郡而言的，所以把县称作小广阳。水又向东北流，经蓟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从汉代到后魏，该县名称没有改变，在今大兴县西南。《魏土地记》说：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清泉河并不经过蓟城北面，可见《水经》的记载有误。守敬按：《晋书·王浚传》说，王浚与人约定在蓟城南清泉水边游玩，这是清泉水在蓟城南而不在北面的确证。从前周武王把尧的后代封在蓟，今天城内西北角有蓟丘。守敬按：《史记·乐毅传》说“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蓟丘在今宛平县北。都城德胜门外有土城关，相传是古代蓟门的遗址，也称蓟丘。因蓟丘而给邑命名，就像鲁国的曲阜、齐国的营丘一样。曲阜详见《泗水注》，营丘详见 《淄水注》。这是武王封召公后所建立的旧国。全氏说：蓟和燕原本是两个国家，后来燕吞并了蓟；这里承袭班固《汉书·地理志》的错误。守敬按：《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把尧的后代封在蓟，把召公奭封在北燕，说明燕、蓟是两个国家。《乐记》却说武王把黄帝的后代封在蓟。《经典释文》说，黄帝为姬姓，君奭是他的后代。《汉志》说蓟是原来的燕国，是召公所封，于是把两国合为一国。《史记正义》说，召公最初受封，大概在北平无终县，以燕山命名为燕；后来逐渐强盛，才兼并蓟并迁居蓟城。《寰宇记》说，召公受封的燕国就是今天的涞水县，这正是燕、蓟本来为两个国家的证据。郦道元也明知是两个国家，只是《注》中措辞不恰当，仿佛尧的后代和召公同时住在一个国家。若说“召公的后代也在此建国”，就没有这个弊病了。秦始皇二十一年灭亡燕国。朱本作“三年”，戴本同，赵氏改作“一年”。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说二十一年攻取燕国蓟城，《六国表》也如此。秦以此地设置广阳郡。赵云：顾炎武《北平古今记》说，《史记·始皇纪》所列三十六郡中没有广阳郡，应以昭帝设置广阳郡的说法为准。《地理志》说：广阳国，原为高帝时的燕国，昭帝元凤元年改为广阳郡，就是这个意思。守敬按：全氏说，燕国的五郡都是燕国旧日为防御边境而设置的，燕国都城不在其中；从蓟到涿有三十多座城，秦始皇没有理由不把它们设置为郡。郦道元的说法一定有根据。详情见全氏《汉志稽疑》，梁玉绳《史记志疑》也采纳了这一说法。汉高帝把卢绾封为燕王。守敬按：见《汉书·卢绾传》。又改名为燕国。朱本脱“名”字，戴本增补，赵氏说应增“字”字。王莽改称广公。赵云：《汉志》作“广有”，戴本依此改。县名为代成。赵云：《汉志》作“伐戎”，戴本依此改。城中有万载宫、光明殿。朱本这八字置于“王莽”之前，赵氏依全氏校本移到此处，戴本也移置于此。赵云：按《汉书》作“明光殿”。《论衡》也说燕王刘旦在明光宫，因此“光明”疑为误文。守敬按：万载宫、明光殿都见《汉书·燕刺王传》。《天文志》又说，始元年间有流星落入燕地万载宫，向正东飞去。在东掖门下，旧时是慕容儁立铜马像的地方。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三引《郡国志》说：蓟城中，慕容儁在门旁铸造铜马，称作铜马门。这样看来，东掖门又名铜马门。从前慕容廆有一匹骏马，毛色赭白，具有奇异的骨相和超常的力量。到慕容儁光寿元年时，这匹马已经四十九岁了。朱本脱“齿”字，赵氏根据《名胜志》校补。可是它的神骏仍未衰减，慕容儁对此十分惊异，拿它同鲍氏的骢马相比。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引《列异记》说，鲍子都就是鲍宣；他有一匹骢马，子孙世代都骑乘它。京师歌谣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慕容儁命人铸造铜马来摹画它的形象，亲自撰写铭文和赞语，刻在像旁；铜像制成后，这匹马就死了。会贞按：《晋书·慕容儁载记》记载相同。大城东门内道路左边，有魏国征北将军、建城乡景侯刘靖的碑。朱本把“北”误作“南”。赵云：何焯说，“征南”应改作“征北”；刘靖死时任镇北将军、假节督河北诸军事，死后追赠征北将军。戴本又把“城”改作“成”。会贞按：《鲍邱水注》所载刘靖碑文作“征北将军、建城乡侯”。“城”“成”通用。刘靖是刘馥的儿子，死后追赠征北将军，谥号景侯，见《魏志·刘馥传》。

译晋司[缺字]校尉王密上表称颂刘靖对百姓的功劳，朱本脱“靖”字，赵氏据杨慎刻《水经碑目》校补，戴本也增补。王密认为刘靖应列入祭祀典礼，于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刻石立碑。朱本把“康”误作“嘉”，赵氏改正并说：“元嘉应作元康。”会贞按：碑文见《鲍邱水注》。这件事后来流传于后世。水又向东流，与洗马沟水汇合。洗马沟水上游承接蓟城西面的大湖。朱本把“城”作“水”，把“之”作“注”。庞鸿书说：应作“水上承蓟城西之大湖”；这大概就是今天玉泉山的昆明湖，水源出自山中，向东流，怎么能说向西注入呢？“蓟水”这个名称也从未听说过，其中必有[缺字]字。湖有两个水源，水都从县城西北的平地泉流出。赵、戴把“导泉”改作“导源”。守敬按：“泉”字是对的，下文 说高梁水出自蓟城西北的平城泉，就是证据。水流汇成西湖，湖东西长二里，南北宽三里，大概是燕国旧日的池苑。湖水碧绿澄澈，临川亭可以眺望远方，也是游览观赏的胜地。守敬按：今天宛平县西面的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向东流，过去汇聚成西湖，周长十多里，湖中有荷花、蒲草、菱角、芡实，沙禽水鸟聚集，号称佳胜。到乾隆年间，湖经疏浚，面积扩大数倍，称为昆明湖。湖水向东流成为洗马沟，在城南门旁向东注入；过去铫期曾在这里挥戟奋战。朱本把“奋”作“启”。《笺》说：据《后汉书》，铫期跟随光武帝攻取蓟地。当时蓟城中有人起兵响应王郎的檄文，光武帝催促驾车出行，百姓聚集在道路两旁观看，车辆无法前进。铫期骑马挥戟，瞪眼大喊：“[缺字]！”众人都纷纷退散。到达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攻破城门后才得以出城。谢氏说，“启戟”应作“棨戟”。赵云：不对。何焯说：这是“奋戟”的错误，应据《后汉书》本传校改。洗马沟水又向东流入[缺字]水。水又向东流经燕王陵南面。陵墓有一条伏道，向西北通出蓟城之中。景明年间，建造佛塔和寺院。朱本把“剎”作“利”，《笺》说应作“剎”，戴、赵二本据此改正。挖掘泉源时发现这条道路；这是王府禁止进入的地方，没有人敢探寻。它通向城西北的大陵，那里有两座坟墓。朱本脱“坟”字，赵、戴增补。墓基盘结坚固，朱本“盘”字作重文，《笺》说疑当作“盘”；至今仍高大壮固，最终却不知道是哪位王的陵墓。赵云：按《地形志》，燕郡蓟县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后人因此误把燕刺王刘旦的戾陵当成此陵，实际并非如此。戾陵在蓟城西南，此陵在蓟城东南，从郦道元所叙述的高梁河位置看得很清楚。《金史·世宗本纪》说，大定九年二月，下诏把汉代两位燕王改葬到城东。《蔡珪传》说，起初两座燕王墓旧在中都东城外；海陵王扩建京城外廓，墓地被圈入东城内，曾有人盗掘墓葬。大定九年，下诏把它们改葬到城外。民间传说这是战国六国时期燕王和太子丹的葬墓。打开墓穴后，东墓棺材上题写着：“燕灵王旧墓”。“旧”字是古代“柩”字的通用写法。原来是西汉高祖之子刘建的墓葬。西墓大概是燕康王刘嘉的墓葬。蔡珪撰写《两燕王墓辨》，根据葬制、名称和器物，对此考证得非常详细。由此看来，就知道《地形志》的说法不对。郦道元对此有所怀疑却没有定论，可以说是有见识的。守敬按：《寰宇记》蓟县条引《九州岛要记》说，古代渔阳北面有无终山，山上有燕昭王墓，因此燕昭王墓不在这里。水又向东南流，高梁水注入其中。高梁水出自蓟城西北的平地泉。赵、戴把“泉”字归入下一句，并在“泉”下增“流”字。守敬按：应以“泉”字断句，不应增字。《巨马水注》称八丈沟水出自安次县东北的平地泉，正是同样的句式；意思是它出自平地，也就是下文所说的没有上源的高梁水。高梁水今天称为玉河，在都城西直门外半里处，河上有高梁桥。水向东流。守敬按：“注”字应作“流”。水经燕王陵北面，又向东流经蓟城北面，再向东南流。《魏土地记》说：蓟城东十里有高梁水。守敬按：《寰宇记》引《隋图经》说，高梁河在蓟县东四里。该水又向东南流入[缺字]水。朱本把上句的“也”字置于此句之后，赵、戴移正。会贞按：这条高梁水出自平地，下游流入[缺字]水，在《鲍邱水》篇中位于高梁水南面；它与这里所说的高梁水虽然相近，却并不相通。又向东流到渔阳郡雍奴县西面，注入笥沟。汉光武帝建武二年，把颍川太守寇恂封为雍奴侯。守敬按：见《后汉书·寇恂传》。魏国派张郃、乐进围攻雍奴。守敬按：见《魏志·张郃传》《乐进传》。说的就是这座城。守敬按：前汉时雍奴县属渔阳郡，后汉、魏沿袭，晋时属燕国，后魏又属渔阳郡。《地形志》说雍奴有雍奴城，可见县治已经迁移。[见《鲍邱水注》。]故城在今武清县东面。笥沟是潞水的别名。朱本在“水”字上脱一字；全氏校补“沽”字，赵氏同，戴氏增补“潞”字。守敬按：《沽水经》说，沽水向西南流，与[缺字]余水汇合成为潞河，又向东南到雍奴县西面，成为笥沟；这样看来，沽水又名潞水，其下游称笥沟。增补“沽”字、“潞” 字都说得通。不过下文引《魏土地记》称，清泉河向东流与潞河汇合，因此这里作“潞水”，才能与下文相互照应。《魏土地记》说：清泉河上游承接桑干河，向东流与潞河汇合。守敬按：清泉河就是[缺字]水，潞河就是笥沟。《魏土地记》所谓清泉河与潞河汇合，就是《水经》所说的[缺字]水流入笥沟。水向东流入渔阳郡，沿途分成许多支流，所以民间谚语说，赵本作“曰”：“高梁水没有上源，清泉没有下游。”赵云：按，高梁水上游承接[缺字]水，来自戾陵堰，见下卷《鲍邱水》篇。会贞按：赵氏说不对。高梁水有两条：一条在[缺字]水下游承接其水并流入鲍邱水，详见《鲍邱水》篇；本篇开头说“[缺字]水经过梁山南面，高梁水从这里发源”，指的就是这条水；另一条出自蓟城西北平地，流入[缺字]水，本篇对它有完整记载。这里说“高梁无上源”，指的是出自平地的那条水。赵氏竟把它同《鲍邱水》篇中的高梁水混为一谈，实在错误。清泉河没有下游。大概是因为高梁水细小浅薄，只勉强能够通行船筏，必须凭借细流汇集，才能形成河道沟渠。清泉水到潞县一带，潞县详见《沽水》篇。沿途分成许多支流。会贞按：潞县和雍奴县在后魏时都属渔阳郡。

译清泉水从潞县流到雍奴县，所以前文总说它向东流入渔阳、沿途分流；这里分别说明它流到潞县一带时分流，是因为后来水势更加微弱，漫流散开，难以寻找。校记 [一]“全氏没有见过《大典》本，却也作‘上下’，这是王梓材改动全书的证据。”按：杨氏这种说法不确。沈炳巽本（四库珍本影印本）作“上下”，全氏曾见过沈本并且经常称许、引用它，实在不能把这当作王梓材沿袭戴本而改动全氏之书的有力证据。[二]“应作‘耘’。”按：朱《笺》本在此句下面有“会稽耘鸟详见四十卷”九个字，熊氏没有录入，而改作“渐江水注”。[三]“戴本又改作‘熯’。”按：戴本把“旱”改为“熯”，大概是采用《诗经·小雅·楚茨》中“我孔熯矣”的字。[四]“七年征发北部五百里以内的人力。”按：熊氏误记为“七年”；天兴年号总共只有六年，第二年改元天赐，征发北部男丁的事情发生在天赐三年六月。现予订正。又“八部”的“八”是“北”字的错误，现予订正。下文“果系天兴时所筑之城”一句中的“兴”字，也应改为“赐”。[五]“在大同府东面，不对。”按：《纪要》同卷方山条说，太和八年，魏主前往方山，随后又到鸿池。胡氏注说，鸿池就是旋鸿池。[六]“十四年十月，文明太皇后葬于永固陵。”按：原句上面有“四月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方山上又云”十五字，是抄写者误抄衍文，现删去；并把“四月”改为“十”，应作“四年十月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七]“檐前四柱。”按：各版本都作“四”。《资治通鉴》齐建元三年注文引《水经注》作“两柱”，有待考证。[八]“大概是因为暴室的纺织事务很多，于是设置了狱官。”按：“织务”一词，标点本作“职务”。根据颜师古的注释，暴室是主管织造、染练的官署，因此仍应作“织务”。[九]“足以证明蓬台的修建在神瑞三年以前。”按：神瑞三年四月改元泰常，因此神瑞三年实际上只到三月。《注》说神瑞三年又修建白楼，那么白楼的修建应当在四月壬子之前。[一〇]“暂重当时。全氏说：‘暂’字有疑问。”按：“暂”字没有错误。善长尊崇佛教超过道教；虽然寇谦之当时受到重视，但死后立即毁掉了道士寇谦之所居的静灵宫。看下文大力称赞京城、帝都佛法兴盛，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一一]“饰缥碧。”按：杨氏的按语与赵氏刊误相同，怀疑是抄写者的错误。[一二]“南北六七十步。”按：《资治通鉴》齐建元二年四月胡三省注引《水经注》，也作“南北六七十步”，与朱本相同。本句承接上条校记。[一三]“长四十里，宽四五里。”按：《魏书》裴松之注作“长三十里，宽五十里”。[一四]“吴本改作‘鼠雨’，错了。全、赵本作‘鼠’，改作‘暴’。”按：全、赵本作“暴雨猛风不灭”，《疏》误作校记。又说《魏志·三少帝纪》注文引用原书，与朱《笺》所引古本相同，也不对。《注》引《神异经》作“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与朱《笺》所引古本并不相同。（“全、赵作鼠作暴”一语，今据台北本删去“全”字，把“作”改为“改”。） [一五]“不过以此看来，作‘慈乌’是对的。”按：胡承珙《小尔雅义证》在“广鸟”条中已经据文补出“慈”字。[一六]“大而白颈的，称作苍乌。”按：胡氏《义证》把“项”作“脰”，也补入了这句话。朱《笺》本误作“头”，应当是“脰”字的讹写。[一七]“未免言辞过多，却不知道如何删裁。”按：杨氏的评论不对。下文说“自恒山以北都有这种鸟”，郦道元特别记载雏鸟的产地；按今天的动物学来说，这正是有用的资料。[一八]“苑中有洛阳殿。”按：朱《笺》本把“有”误作“囿”，并注说宋本作“有”。全、赵、戴三本依此改正。《疏》直接改正，却漏写校记。[一九]“直到曹公开始设置司金中郎将，关于利益和财权的权力才全部归于皇上。”按：这两句话是赵氏的按语；赵氏引用《续汉书·百官志》原注文，至“中兴皆属郡县”为止。戴校本作：“《续汉书·百官志》原注文说，曹公开始设置司金中郎将，利权才全部归于皇上。”赵氏把自己的话当成《续汉志》原注文，是戴氏见到赵校本后加以沿袭的证据。赵氏这句话又出自全氏。[二〇]“戴本把‘北郍’改作‘比郍’，应当是凭意思改的。”按：查《大典》本，确实作“比”，戴本是据此改的，并非凭臆改动。杨、熊二氏没有见过《大典》本，却凭推测这样说，这也是一个证据。熊氏晚年重新校订时已经见到《大典》本，但旧《疏》来不及逐条复核。（今据台北本删去“戴改”以下文字。） [二一]“就是广野君所说的杜飞狐之口。”按：《史记》《汉书》本传都作“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郦道元把“距”误作“杜”，或者是误记。《要删》卷十三在丁未年九月改定时引用本传，却漏了校勘，错误近在眼前。[二二]“《汉书·文帝纪》后六年，下令免除在飞狐的屯戍。”按：“后六年”原本作“后五年”；《文帝纪》记载的事情在文帝后六年，杨氏误记，现予订正。《要删》也说：“《文帝纪》后六年，下令免除飞狐屯戍。”这同上一条一样，校订《疏》时漏改了讹字。[二三]“又向东北流入祁夷水，祁夷水从右侧汇合逆水。”按：朱本脱去两个“水”字，赵氏刊误补出，全、戴二本也作同样的修改，《疏》漏记此事。[二四]“耆彦云。”按：朱本有讹误，赵氏刊误改正，全、戴二本也随之改正。[二五]“朱本把‘巅’作‘岭’。”按：沈炳巽本作“巅”。[二六]“《太平御览》卷四十五……引《后魏舆地图风土纪》。”按：《太平御览》《寰宇记》都作“历山”，与下文“形似覆釜，因而命名”不相应。又《寰宇记》作“三十里”，《太平御览》则作“三里”。[二七]“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按：朱本误作“西西”，《笺》说应作“而西”。赵氏刊误说应作“西南”，全、戴二本相同。

译[二八]“胡三省《通鉴注》……柔玄镇城在今蒙古察哈尔。”熙仲按：《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在八月甲子日“前往柔玄镇”条说，柔玄镇城在汉代且如县西北塞外；魏太和十八年到柔玄镇，就是此地。熊氏《疏》有脱误，熊氏的校记沿袭赵氏，却没有消除其中的痕迹。赵氏说：“柔玄镇是魏国六镇之一，胡三省《通鉴》如此说。”熊氏采用了赵氏开头一句和“胡三省《通鉴注》柔玄镇城”十个字，随后突然接上自己的意见，说“在今蒙古察哈尔东南”等。胡三省怎么会知道今天的察哈尔旗呢？“在今”以下的说法，大概采用《清一统志》卷四百一十古迹条中“柔玄镇城在旗东南”的记载。[二九]“郝懿行说……古本有这句话。”按：郝书在“雁出其间”下面说：《水经注》和《初学记》卷三十引这段文字，都作“雁出其门”。又说：高柳在代地以北，《水经·水注》引用这里的《水经》文字，把“北”作“中”，所见版本与朱《笺》本一样，都是错误。顾祖禹《方舆纪要》卷四十四也误作“中”。（“郝懿行……有此”一段文字，今据台北本删改。） [三〇]“秦始皇二十五年，俘获赵王嘉，并以此设置郡。”按：沈氏《疏证》在行间把“二十三”改作“十九”，又在书眉批注：“按《始皇本纪》，应说二十五年俘获代王嘉。”这一订正与熊氏相同，前面已经说明。[三一]“赤脚抱着诏书，跪伏请求忠诚相救。”按：朱《笺》本原文作：“抱着诏书，请求救援，跪伏接受敕令教诲。” [三二]“敦水又向东流，[缺字]水注入其中，水从东边山丘下流出。”按：朱《笺》本误作“东又”，并脱去“水”字。赵氏刊误已经补出，全、戴二本也作同样修改。《疏》直接改正，却没有写入校记。[三三]“水在今延庆州西面。”按：“西”字原作“东”。《清一统志》卷二十四作“西”，据此改为“西”。[三四]“又向西流，从右侧与阳沟水汇合。”按：朱《笺》本、沈本都误作“又西与右阳沟水合”。赵氏刊误说：“‘与右’二字应当互换位置。”全、戴二本依此改正。《疏》直接改正，却没有写入校记。[三五]“[缺字]水又向南流入山中。”按：《要删》在熊氏的校语之后原本还有杨氏按语，这个抄本没有录入。[三六]“……于是有两座坟墓。”按：赵氏说：“这里有脱文。”《疏》错误地记作增补了文字。

译《水经注疏》第十四卷 后魏郦道元注 宜都杨守敬纂辑并作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 余水 余水发源于上谷郡居庸关以东。朱本作“湿”。赵氏改作[缺字]，下文同，并说：朱彝尊《日下旧闻》说，按《后汉书》，王霸任上谷太守时，陈述可以从温水漕运粮物，以节省陆路转运的劳苦，事情都得到施行。章怀太子注文引用《水经注》原本作“温余水”。《辽史》说顺州有温榆河，金代把怀柔县改名为温阳，难道都没有根据吗？而且昌平有许多温泉，有的水流入双塔河；我私下怀疑“温余”这个名称就是因此而来。《水经注》既然没有好的版本，今人习见坊刻本，便把“温”字指为“湿”字的讹误，只怕正如古人所说，把不相悖的说成相悖。一清按：朱氏说得过分了。“温”是[缺字]的讹字，“温”又是“湿”的讹字，自古从未听说把湿水称作温水。“湿余”这个名称，是承接上篇所说发源于累头山的湿水而得名；汉代昌平旧县本来就有温水，见《[缺字]水注》中，怎么能径直把湿余水当成它呢？今本《汉志注》辗转抄写而形成讹误，后汉沿用了这一名称。辽、金制度随着地方而改变，这正如隋人误把屯氏河写成毛氏河，因而设置毛州，留下千古笑柄。怎么能被后起的文字迷惑，拘泥于一隅之见，彻底废弃群书，只听从我自己的曲解呢！《方舆纪要》说，榆河又名湿余河，有时也称温榆河，这就是“湿余”讹作“温榆”。《金石文字记》说，《水经》中的湿余水，也是[缺字]字的异体写法。《昌平山水记》说，芹城水出自芹城北面，向南流入沙河。《水经注》说，芹城水出自北山，向南流经芹城，向东南注入湿余水；由此可知，沙河就是古代的湿余水。传抄中的讹误，有时把它写成温水。《后汉书·王霸传》记载了上述事情。又说，温榆河就是昌平的榆河，下游成为沙河，在顺义西南流入河道，称为西河。金人以此把县名定为温阳。《辽史》作“温榆河”，其实本来是《水经》的湿余河，只因字形相近而讹误。看两位顾先生的说法，就知道朱氏把“湿”说成“温”，不仅不懂古代传记文字，而且不知道还有[缺字]水，真可以说是极其不学。全氏改作[缺字]。戴氏也认为“温”“湿”都是[缺字]的讹字。又说，《王霸传》所说的“可以从温水漕运”，温水就是[缺字]水。唐代韦挺运米到卢思台时，才知道渠道已经堵塞，可见这条水道已经长期损坏而没有修治。耿霸所漕运的是温水，并不是温余水。李贤在注文中引用温余水来解释，实在疏略。守敬按：王念孙说，[缺字]字省写作“漯”，与“济湿”的“湿”相混，因而讹作“湿”，又讹作“温”。“湿”字的俗体写法作[缺字]，“温”字的俗体写法作“温”，两种字形相近，所以发生讹误。居庸关在沮阳城东南六十里、居庸县界内，这就是旧关名。守敬按：沮阳、居庸两县都详见《[缺字]水》篇。居庸关就是《吕氏春秋》所说九塞之一。《汉志》说居庸县设有关隘。《通典》说居庸关在昌平县西北。现在的关在昌平州西北，距离延庆州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巨大的山涧从中流过，悬崖峭壁，是号称极其险要的地方。更始帝的使者进入上谷。朱本脱“更始”二字，赵氏据孙潜校本增补，全、戴二本也增补。耿况。朱本把“况”误作“沈”，《笺》说应作“况”，全、赵、戴三本改正。耿况在居庸关迎接使者。朱《笺》说：袁宏《后汉纪》记载，更始帝即位后，派使者巡行各国，先投降的恢复爵位。上谷太守耿况出迎使者，交出印绶。守敬按：《后汉书·寇恂传》说，更始帝使者巡行郡国，寇恂跟随耿况在边界迎接使者；但没有说是在居庸关，这段文字大概取自另一部《后汉书》。说的就是这座关。水从关山发源。会贞按：今天的沙河发源于昌 平州西北的居庸关。水向南流，经过旧关下方；溪流东岸有三层石台。朱本把“台”作“室”，赵、戴本相同。会贞按：《初学记》卷七引用此文，“室”作“台”，是正确的。下文称为候台，可以作为证明，现予订正。石台的门窗、扇门、门扉全都是石头做的，大概就是古代关隘的候台。戴本把“古”改作“故”。会贞按：《初学记》引用此文正作“古”。南面就是绝谷，用石块层层砌成关墙。朱本误作“址”，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垣”。高大的城墙和陡峭的山壁，不是轻易凭人力可以攀登的。山峰重叠，幽深险峻，旁边的道路狭窄。朱本作“峡”，赵氏据《方舆纪要》改，全、戴二本也改。守敬按：《广博物志》引用此文作“狭”。树林和屏障幽深险要。朱本把“邃”误作“据”，《笺》说古本作“蘧崄”，大概是“邃险”的讹误。吴本改作“据崄”，错了。赵、戴本改作“邃”。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邃”。道路仅仅容得下一辆车通过。守敬按：程大昌《北边备对》说，居庸关东西横跨五十里，中间可通行的地方仅宽五步。早晨的鸟、傍晚的野兽，以寒冷中的鸣叫彼此应和；被羁留的官员和漂泊的游子听到它们，没有不感到悲伤思念的。这条水流经山南，经过军都县境，又称军都关。《续汉书》说：尚书卢植隐居在上谷军都山。会贞按：《魏志·卢毓传》注文引用《续汉书》，记载相同。范晔《后汉书·卢植传》删去“军都山”，只说隐居在上谷。就是这样。朱本脱“是”字，赵本相同；全、戴本增补。会贞按：《魏书·常景传》说，另行敕令幽州都督元谭向西到军都关。《地形志》说，军都有军都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汉志》有军都、居庸两个县，各自设有关隘。然而郦道元说居庸关在居庸县境内，余水向南流经军都县境，又称军都关。《新唐志》认为军都关就是居庸关，顾氏《昌平山水记》也赞同。可是《寰宇记》又说，军都山也叫居庸山，在昌平县西北十里。大概古代依据山势设置关隘，南北相距几十里；在居庸县境内称居庸关，在军都县境内称军都关。分开说是两个关，合起来说就是一个关，所以居 庸关也可以称作军都关，居庸山也可以称作军都山。军都山在今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水向南流出关外，称为下口。会贞按：《魏书·元景传》说，都督元谭据守居庸下口。《尔朱荣传》说，尔朱荣因山东盗贼势盛，请求下令柔然主阿那瓌发兵向东赶赴下口，从背后追击敌人，说的就是这里。水流在地下潜行十多里。朱本在“也”字上衍“是”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

译向东流经军都县南面。朱本在“东流”上衍“又”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又向东流经蓟县北面。余水的旧河道向东流经军都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属上谷郡，后汉时属广阳郡，魏时属燕国，晋沿袭不变。《寰宇记》说，后魏把军都县迁到今昌平县东北二十里处；又在今县城设置东燕州和昌平郡昌平县。按《地形志》，天平年间招收流民设置，寄治于幽州军都城；其中昌平郡的昌平县，《志》误作平昌县，郡县都在天平年间设置，而燕郡有军都县，这说明军都是天平年间设置的。昌平开始迁治军都时，仍在郦道元所处的时代；军都县当时仍治于故城。故城在今昌平州西十七里。水又向东流，第二处水源在地下潜流后涌出。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水源涌出处为月儿湾。水积聚成潭，称为[缺字]余潭。水又向东流，易荆水注入其中。易荆水发源于西北面的千蓼泉。朱本“北”字下衍“径”字，全、赵、戴删去。会贞按：易荆水今天称南沙河，发源于昌平州西南五十里的龙泉寺，也称丁蓼水。水向东南流，经郁山西面。守敬按：郁山在今昌平州西南。水因此称为易荆水。公孙瓒在鲍邱战败后，逃到易荆驻守，大概是凭借这条水来阻挡敌军。朱《笺》说：范晔《后汉书》记载，曲义进攻公孙瓒，在鲍邱击败了他。公孙瓒于是退守易京，开垦屯田。《续汉志》据说，公孙瓒所居的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魏志·公孙瓒传》也说，公孙瓒的军队屡次战败，于是退回易京坚守。这里说的“易荆”与“易京”实际上相同，只是字形不同罢了。赵氏说：考查《后汉书·公孙瓒传》的注文，其中说，前汉时易县隶属涿郡。《续汉志》说，易县隶属河间郡。公孙瓒所据守的易京故城，在今幽州归义县南十八里。归义就是易县，唐代改了名称，易京城在归义县南面。至于军都县，今昌平州二十里处有军都山，是太行山的第八陉，汉代在山南设置军都县，居庸关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古代有一条水名叫易荆。怎么能因为“荆”和“京”读音相同，就断定它是公孙瓒据守的地方呢？郦道元已经在《易水》篇中记载了易京城，这里又重复抄录，大概是博采过多造成的失误。会贞按：《北齐书·斛律羡》附载其父《斛律金传》，说斛律金任幽州刺史时，疏导高梁水向北，与易京水相合，向东在潞地汇合。易京就是注文所指的这条水。大概易京水、□余水互相借用名称，□余水与沽河合流后称为潞河。我怀疑此处原本作“易京”，两个“荆”字都是后人改的。否则，郦氏既然在《易水》篇明确记载易京城，如果“荆”与“京”不同，郦氏怎么会误以为它是公孙瓒据守的地方呢？易荆水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合虎眼泉。泉水出自平川。会贞按：《魏书·常景传》说，常景派遣别将，在虎眼泉击败杜洛周。《方舆纪要》说虎眼泉在昌平州西八里旧城下，似乎错了，应当在州城西南。虎眼泉向东南流入易荆水；易荆水又向东南流，与孤山水汇合。孤山水从河川左侧发源，水源出自孤山，向东南流入易荆水，称为塔界水。守敬按：此水在今昌平州西面。又向东流经蓟城。会贞按：蓟县详见《□水注》。又向东流经昌平县故城南面。朱本把“昌平”误作“平昌”。赵氏改说：应当作“昌平”。《汉书·地理志》说，上谷郡有昌平县。北魏时废县并入军都县。《魏书·地形志》说，幽州燕郡军都县有昌平城。孝昌年间，昌平城陷于杜洛周；天平年间设置东燕州，领有平昌郡，又恢复设置昌平县，隶属平昌郡。郦道元死于孝昌二年，天平年间恢复设置郡县之事，他来不及知道。守敬按：这里的故城不是《汉志》所说的昌平故城；《汉志》所说的故城在居庸关外，见《□水注》。这里的故城是《晋志》中迁徙后的昌平县城。北魏太和年间，又在军都县旁边恢复设置昌平县，后来这个县便并入军都县。因此《地形志》说，军都有昌平城，这就是《魏土地记》所说的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到天平年间，又在军都恢复设置昌平县，也是因为那里附近原来就有昌平故城。相关情况详见《□水》篇。又称为昌平水。《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后来又向东北流入□余水。戴氏把“北”改作“流”。□余水又向东南流，在左边汇合芹城水。朱本把“合”误作“右”。《笺》说：谢氏本作“芹城水注之”。赵氏改为“右合”，认为“注之”二字是耳伯错误增入的。戴氏也作“右合”。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与朱本相同，足以证明原文确实是“左合芹城水”；只改一个字，旧貌就恢复了。芹城水出自北山。守敬按：此水出自今昌平州东北四十里处。向南流经芹城。守敬按：《寰宇记》引《隋图经》说，昌平县有芹城，在今昌平州东三十里。又向东南流。朱本《笺》说：“又”字古本作“水”。戴氏删去“又”字。流入□余水。守敬按：水从今昌平州东北向南流，进入沙河。□余水又向东南流，经安乐县故城西面。朱本没有“县”字，全氏、戴氏也相同，赵氏增补。守敬按：前汉时安乐县隶属渔阳郡，后汉沿袭，汉末废除。《魏志·明帝纪》说，景初二年重新设置安乐县，仍隶属渔阳郡。晋代隶属燕国，北魏时废除，在今顺义县北面。更始帝派谒者韩鸿向北巡行，奉皇帝命令任命吴汉为安乐县令。守敬按：见《后汉书·吴汉传》。说的就是这座城。水流又向北转弯，向东南流到狐奴县，向西南汇入沽河。会贞按：狐奴县见《沽水注》。朱本没有“南”字，全氏、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这里说□余水在狐奴县西南汇入沽河；而《沽水经》说沽水向南流过狐奴县北面，向西南与□余水汇合。注文说，沽水 向南流经狐奴城西面，又向南流，□余水注入其中。因此□余水汇入沽河的地点在狐奴县西南，不在狐奴县西面；所以《经》文“西”字下面脱漏了“南”字，现予补入。从前，彭宠派狐奴县令王梁向南援助光武帝起兵。会贞按：见《后汉书·彭宠传》。从此以后这里便设置为县。□余水在县城西南向东流入沽河。因此《地理志》说：□余水从军都县向东流，到达潞地，向南汇入沽河。会贞按：《汉志》把“潞”写作“路”。这就是事实。沽河 沽河从塞外流来。会贞按：《汉志》渔阳郡条说，沽水出自塞外。

译沽河。会贞按：明抄本作“水”，《大典》本作“河”。沽河出自御夷镇西北九十里丹花岭下。会贞按：御夷镇详见下文，也见《鲍邱水》篇。沽河就是今天的白河，上游叫独石水，出独石口边外。向东南流，大谷水注入其中。大谷水发源于御夷镇北面的大谷溪，向西南流，经独石北界。独石孤零零地生在地上，不依靠山坡而独自耸立。朱本把“阿”误作“河”，赵氏相同，全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宣镇志》说，独石在开平城南面，一块巨石高高立在平地上，可以在上面建造数间房屋。它在今赤城县北面、独石城南一里处。大谷水又向南流，九源水注入其中。朱本把“源”误作“泉”，赵氏、戴氏改正。九源水从北川流来，左右两侧的水流分别注入，八条河流共同汇成一条水，所以称为九源水。朱本把“八”误作“入”，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九源水向南流到独石，注入大谷水。大谷 大谷水又向南流，经过独石西面；又向南流经御夷镇城西。北魏太和年间设置御夷镇，用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又向东南流，尖谷水注入其中。尖谷水源出御夷镇城东北的尖溪，向西南流，经镇城东面，又向西南流，注入大谷水；诸水乱流，向南注入沽水。大谷水又向南流出峡谷，两岸夹着两座城。朱本脱去“夹”字，赵氏校补，戴氏增补。世人称这里为独固门，是因为它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形势，容易作为依托。朱本作“居”。《笺》说：宋本作“依据”，怀疑应作“依据”。赵氏改为“据”，并说：按古书“据”和“据”通用，作“据”更接近原文。戴氏也改作“据”。岩壁高耸。朱本把“岩”误作“兼”，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峡谷通达处像门一样，所以得到这个名称。沽水又向南流，在左边汇合干溪水。干溪水引自北川，向西南流，经一座旧亭东面，又向西南流入沽水。沽水又向西南流，经赤城东面。赵氏说：建武年间，并州刺史王霸被燕军击败，退守这座城。守敬按：赤城有两处，一处见于《河水经》，一处见于这里的注文。这里的赤城在北魏时尤其著名。道武帝登国二年，前往广宁，随后到赤城。登国三年，燕将慕容麟在赤城攻打并擒获贺讷，后来道武帝又亲临东赤城。明元帝神瑞二年，前往赤城。泰常八年，在长川南面修筑长城，起点自赤城，向西延伸到五原。这些记载说的都是这里的赤城。又称东赤城，是相对于另一处赤城而言。胡三省把慕容麟擒获贺讷的赤城、全氏把北魏修筑长城的起点赤城，都认作《河水》篇所说的赤城，实在疏忽。城建在山丘上。守敬按：今赤城县东二里有赤城山，山石多为红色，古代赤城就在山上。城下临着深沟。朱本把“枕”误作“抗”，赵氏、戴氏改正。由于溪水的名称，河流也随之改变称呼，所以这条河有了赤城河的名称。朱本把“城”误作“地”，赵氏、戴氏改正。沽水又向东南流，与鹊谷水汇合。鹊谷水有两个源头。朱本没有“水”字，赵氏、戴氏增补。南面的源头就是阳乐水，出自且居县。朱本《笺》说：孙氏说，《汉志》记载且居县有乐阳水。守敬按：且居县详见《□水》篇。王念孙根据这里的注文，认为《汉志》的“乐阳”应当作“阳乐”。现在仍称阳乐河，出自龙门县西面的娘子山。《地理志》说：水出县东。北流。戴氏把“北”改作“南”。流经大翮山、小翮山北面。守敬按：大翮山、小翮山详见《□水注》。经过女祁县故城南面。守敬按：前汉时女祁县隶属上谷郡，后汉废除，在今龙门县东面。《地理志》说：东部都尉的治所。王莽时称祁县。世人称这条水为横水，又称阳田河。朱本把“田”误作“曲”，全氏相同。赵氏说：按直隶赤城县的水，现在称为阳田河，又称样田河，那么“曲”就是“田”的误字。《方舆纪要》说，样田原来叫鸡田。又据《资治通鉴·晋纪》，成帝咸康二年，段辽另派段兰率领数万步骑，驻扎在柳城西面的回水。胡三省说，回水，《载记》作曲水。《水经注》说，阳乐水出自上谷郡且居县，向东北流，经女祁县。世人称它为横水，又称阳曲水。另有濡河从塞外流来，向西北流经御夷镇城，又向东北流经孤山南面，随后向东南流，水流曲折回旋，称为曲河镇。又据《载记》，曲水应当在好城西北。胡氏引用的其实是两条曲水：一条是阳乐河，即今宣化府龙门县的龙门河；另一条是濡水，即今滦河。两地相距极远，不能混为一谈。那条曲水的文字说，濡水又向东南流，水流曲折回旋，称为曲河，距镇东北三百里。所说的镇，就是御夷镇。这条水在御夷镇东北三百里处。胡氏却误认为是曲河镇。况且这条曲水，史书说在柳城西面，应当在滦州东北边界，距离上谷极远。把引述阳乐水的阳曲河认作它，更是错误。“回”“曲”“田”三个字大概容易混淆；而且这条水现在有样田之名，所以更不能把它认作曲水。戴氏依照这一点改作“田”。阳乐水又向东南流经一座旧亭，又向东流，在左边与候卤水汇合。朱本把“候”误作“旧”。赵氏改说：根据下文，这里应作“候”，下文“旧卤城”也应作“候卤城”；戴氏同改。水出自西北山。守敬按：如今有南河，出自龙门县南面的狗儿村，向东北流，与龙门河汇合。《畿辅通志》认为它就是候卤水。但注文说候卤水出自西北山，向东南流入阳乐水，在阳乐水北面。南河向东北流入龙门河，则位于阳乐水南面，不是古代的候卤水。候卤水向东南流经候卤城北面。城在居庸县。守敬按：居庸县见《□水》篇。城在御夷镇西北二百里，因此旧称候卤。朱本把“候”作“侯”，《笺》说：孙氏认为应作“候”。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候”。太和年间改名为御夷镇。会贞按：御夷镇位于濡水源头一带，还在沽河东面；候卤水则在沽河西面。候卤水向东南流经候卤城北面，说明城还在水西面。候卤城和御夷镇实际上不是同一个地方。大概最初在这里设置候卤城，到了太和年间，废城并改为御夷镇所在地。候卤水又向东南流入阳乐水。会贞按：此水在今赤城县南面。阳乐水又向东南流，贴着狼山南面流过。朱本在“傍”字上多出“径”字，赵氏、戴氏删去。守敬按：《地形志》说，渔阳郡无终县有狼山；《新唐志》又说幽州昌平县有狼山，都不是这里的山。

译这座山应当在今赤城县东南。山石呈白色，特别高耸。朱本没有“白”字，《笺》说：石字有的版本作白字。赵氏认为《笺》错了，增补“白”字，戴氏也增补。山峰高高孤立，超出群山之上。阳乐水又向东南流经温泉东面，温泉在山湾之中。守敬按：《一统志》说，温泉神庙在赤城县西面的温泉旁。明正统六年，因旧址重修，祭祀泉神，说的就是这处温泉。又流经赤城西面，转弯流经城南。会贞按：阳乐水在赤城南数十里，不可能流经赤城西面，这里大概有错简。这两句疑为候卤水的记载，应当置于上文“又向东南流入阳乐水”之前；因为候卤水在阳乐水北面，所以能够流经赤城西面，又流经赤城南面。阳乐水向东南流入赤城河。赵氏说：按《汉志》记载，且居县阳乐水出县东，向东流入海，大概是从沽河通达大海。赤 赤城河向东南流，在左边汇合高峰水。朱本作“右合”，赵氏、戴氏相同。会贞按：“右”应当作“左”。赤城河向东南流，高峰水向西南流，转弯后汇入赤城河，那么高峰水位于赤城河左侧，所以应作“左合”。现予订正。高峰水出自高峰戍东南，城建在山上。高峰水向西南流，又转向东南，汇入沽水。沽水又向西南流出山地，经过渔阳县故城西面。守敬按：渔阳县详见《鲍邱水注》。沽水向南与七度水汇合。七度水出自北山黄颁谷。守敬按：《寰宇记》引《隋图经》说，七度水在昌平界内。今七度河在昌平州北一百里，源出黄花路城西。因此也称黄颁水，向东南流入沽水。沽水又向南流，渔水注入其中。渔水从县城东南的平地向北流出。会贞按：《隋志》说，密云有渔水，水在今密云县南面。《方舆纪要》认为它就是蓟州城南的龙池河，不对。泉水向西流经渔阳县故城南面。应劭说：渔阳县在渔水北岸。朱本没有这九个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守敬按：今本《汉志注》不载这九个字，大概颜师古删去了它们。根据下文有“符应”之说，可知此处注文确实有这九个字，戴氏增补是对的。《括地志》也说，渔阳故城在渔水北岸。考察各家地理记载，却没有相关说法。朱本在此处下面多出“所识释”三字，赵氏相同。《笺》说：“识释”疑为误文。戴氏删去这三字。水脉沿河道考察，就可以找到根据。朱本作“考地寻川则有应氏自”，全氏、赵氏相同。《笺》说：疑有脱文。戴氏改写并删去有关文字。守敬按：戴氏这样处理后，疑难之处顿时清楚了，赵氏却不敢这样做。如今城在这条水的北岸，与应劭所说相符，“渔阳”这个名称应当由此而来。秦朝征发闾左百姓戍守渔阳。守敬按：见《史记·陈涉世家》。说的就是这座城。渔水又向西南流入沽水。朱本把“渔水”误作“渔阳”，戴氏改正，赵氏依据黄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渔水”。沽水又向南流，与螺山水汇合。螺山水出自渔阳城南的小山。《魏土地记》说：城南五里有螺山。守敬按：《隋志》说，密云有螺山；《辽志》说，檀州有螺山；《金志》说，顺州有螺山；王曾《上契丹事》说，顺州东北有螺盘山。这些都是同一座山。《方舆纪要》说：红螺山在怀柔县北二十里，山高二百多仞，山下有水潭，水流形成红螺山水。《一统志》也说红螺山在怀柔县北二十里。沽水经今怀柔东南流过，那么这座山应在沽水北面；但这里的注文说沽水向西南流经渔阳县故城西面，螺山水出自渔阳城南小山，又引用《魏土地记》明确说山在城南五里，这就说明螺山在沽水南面。因此，今天的红螺山不是古代的螺山。古螺山应当在今密云县南面。螺山水向西南流入沽水。沽水又向南流经安乐县故城东面。守敬按：安乐县详见《□余水注》。《晋书·地道记》说：晋朝把刘禅封为公国之主。守敬按：《蜀志·后主传》说，景元五年三月丁亥日，晋朝派太常嘉封刘禅为安乐公。《华阳国志·后主志》说，封刘禅为安乐县公。但上庸郡有安乐县，咸熙元年改为公国，封刘禅为公。不过上庸郡所属县只有五个，却说有六县，大概没有把公国计算在内。《晋志》没有这个县，而幽州燕国有安乐国，相传说蜀主刘禅封在这里，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确定。民间称沽水为西潞水。会贞按：世人把鲍邱水称为东潞水，见下文，所以把沽水称为西潞水。《通典》说密云有潞水，指的就是西潞水。向南流过渔阳郡狐奴县北面，向西南与□余水汇合，合流后称为潞河。朱本把“潞”误作“沽”，赵氏改说：这里的“沽”字错了，应当作“潞”，从注文可以看出。戴氏也改作“潞”。沽水向西南流，经狐奴山西面。守敬按：今称呼奴山，在顺义县东北二十五里。又向南流经狐奴县故城西面。守敬按：两汉时狐奴县隶属渔阳郡，北魏时废除。《魏志·明帝纪》说，景初二年废除狐奴县；晋代又恢复设置，隶属燕国；北魏 时废除，在今呼奴山西南一百步处。渔阳太守张堪在县内开垦稻田，教百姓种植。朱本作“植种”，《笺》说：应当作“种植”。赵氏说：按“植种”的意义本来也通。戴氏改作“种殖”。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殖种”，戴氏倒置为“种殖”。百姓因此富裕起来。童谣唱道：“桑树不生旁枝，麦穗分成两岔。”会贞按：《后汉书》本传作“麦穗”，《类聚》卷五十、《初学记》卷二十七引《东观汉记》也相同。《书钞》卷六十三、《太平御览》卷九十、九十五引谢承《后汉书》也相同。大概因为光武帝名讳为“秀”，所以不能说“秀”。张君治理政事，快乐得无法承受。他任职八年，匈奴不敢侵犯边塞。沽水又向南流，阳重沟水注入其中。阳重沟水出自狐奴山，向南转弯，流经狐奴城西面。朱本“出”字上脱去“水”字，把“西”误作“南”，戴氏、赵氏增补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西”。这就是王莽所谓的举符水。水流沿城南注入，在右侧汇合沽水。沽水又向南流，余水注入沽水。会贞按：关于《余水》的一篇，前文已经记载。沽水又向南流，在左边汇合鲍邱水。会贞按：《鲍邱水》篇见后文。世人所说的东潞水就是它。会贞按：《通典》说，渔阳有鲍邱水，又称潞水，指的就是东潞水。

译沽水又向南流经潞县。会贞按：潞县详见《鲍邱水注》。沽水成为潞河。朱本误作“为有潞名潞河也”。赵氏说：这里有错误文字。戴氏删去“作为潞河”。《魏土地记》说：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会贞按：《寰宇记》在潞县条下引《后魏诸州记》说，城西三十里有潞河，就是《魏土地记》的原文。朱本没有“是”字，赵氏相同，全氏、戴氏增补。沽水又向东南流到雍奴县西面。会贞按：雍奴县详见《鲍邱水注》。沽水在那里成为笥沟。朱本在“笥沟”上有脱文，赵氏根据《名胜志》补入有关文字。戴氏增补“为”字。会贞按：戴氏增补得对。水流注入这里。会贞按：《□水》篇见前文。民间称这里为合口。沽水又向东流，鲍邱水在雍奴县西北向东流出。戴氏删去“焉”字。会贞按：这就是《鲍邱》篇所说的鲍邱水从雍奴县故城西北面分出，旧时由笥沟向东流出的水。沽水又向东南流到泉州县，与清河汇合，向东流入大海。清河就是派河的下游。全氏把“派”改作“泒”，下文同，并说：按《经》文属于《沽河水》篇，但末尾说“泒河尾也”；“泒”和“沽”读音相同而水流不同，泒河就是滹沱河。因此郦道元特意申明说，清水、淇水流到滹沱河，十条水最终一同归入大海。赵氏也把《经》和《注》中的“派”改作“泒”。守敬按：顾祖禹有把滹沱河认作泒水的说法，全氏的说法本于此；其实滹沱河与泒水不是同一条河。而且这里的注文明说清水、淇水流到滹沱河等水共同归入海中，怎么能唯独把滹沱河当作泒水呢？赵氏知道滹沱河与泒水是两条河，他补出泒水，认为水源见于《说文》，下游见于本注文；他所说的“见本注”，正说明本注文记载了“泒河尾”。但是注文逐一列举各水来解释《经》文，并没有提到泒水，却随意把各水说成泒水的下游，更不对。大概《经》文所说“派河尾”，是指众多河流的下游。各条河发源不同，到这里汇成一股水流，共同流入大海，所以总括称为“派河尾”。按《说文》说，“派”是分流的水，又说是水流分开。左思《吴都赋》说，百川分流，汇合后归入大海。郭璞《江赋》说，水流分成九派，在浔阳汇合。因此“派”表示众多水流的意义十分明确。全氏、赵氏牵引高氏山的泒水来解释这里，是不对的。沽河又向东南流经泉州县故城东面。守敬按：两汉、北魏时泉州县隶属渔阳郡，晋代隶属燕国，北魏时废除。《地形志》说，雍奴县有泉州城。在今武清县东南四十里。王莽时改名为泉调县。沽水又向东南流，与清河汇合。戴氏删去句末“也”字。现在这里已经没有水了。会贞按：上文说沽河向东南流经泉州，与清河汇合，是解释《经》文“东南至泉州与清河合”的内容，也是笥沟的水道。这里说“现在没有水”，就是《鲍邱水》篇所说的“如今笥沟水已经断流”。笥沟既然断流，沽河与□水便都汇入鲍邱水并向东流出，这就是《鲍邱水》篇 所说的众多河流向东汇注，混合成为同一条水道。清水、淇水，朱本把“淇”误作“湛”，全氏校改，戴氏也改正。漳水、洹水、滱水、易水、涞水、濡水、沽水、滹沱水，朱本《笺》说：应当作“滹沱”。全氏、赵氏作“虖池”，戴氏作“滹沱”。这些水共同流入大海，所以《经》文说是派河的下游。鲍邱水 鲍邱水从塞外流来，向南流过渔阳县东面。鲍邱水出自御夷镇北面的边塞之中。守敬按：鲍邱水在濡水源头东面，濡水出自御夷镇东南，鲍邱水则出自御夷镇东北；这里从边塞一带概括地说，所以笼统说出自御夷镇北面。今称潮河，出自古北口外丰宁县西北。向南流经九庄岭东面。会贞按：《明一统志》说，九庄岭在密云县北三十里。《水经注》说鲍邱水流经九庄岭，就是这里，但这个说法不对。九庄岭距离鲍邱水源头不远，应当在今丰宁县境内。民间称它为大榆河。守敬按：《汉志》说，右北平郡有字县，榆水出自县东。这个县和这条水的位置都无法考定。洪颐烜引用《后汉书注》说，鲍邱水出自北塞中，向南流经九庄岭东面，民间称为大榆河。章怀太子据此沿用郦氏的说法，因此洪氏把鲍邱水当作《汉志》中的榆水，这是不对的。注文下文记载滑盐、虒奚、犷平、渔阳等县，汉代都隶属渔阳郡；那么这条水向南流入渔阳郡北境，不是右北平郡的地界，不能因为“大榆河”和“榆水”名称偶然相同，就把它们混为一条河。何况注文明说“大榆河”是民间俗称，古本根本没有这个名称。又向南流，经御夷镇东南九十里的西密云戍西面。赵氏说：《方舆纪要》记载，御夷镇城在保安右卫西北，就是濡水源头一带。北魏初年，拓跋禄官把他的部落分为三部，其中一部居住在上谷以北、濡水源头以西，由他亲自统领。魏太武帝拓跋焘才在濡水源头西北设置御夷镇，作为六镇之一。《水经注》说，密云戍在御夷镇东南九十里，鲍邱水流经它西面，似乎御夷镇和密云戍的地界相近。贾氏说，密云距离御夷镇将近九百里；郦道元在世时，六镇已经陷没，难道是传闻错误，还是记载有误？一清按：《魏书》说，郦道元曾奉持符节，乘驿马奔驰，与大都督李崇筹划六镇改设州镇之事，必定亲自到过那里，所以应当记载详实。而且注文明确说有东密云，因此这里说西密云，指的是靠近御夷镇的西密云，不是昌平州的密云县。北魏曾在这里设置密云郡和密云县。鲍邱水又向南流，在左边汇合道人溪水。会贞按：《方舆纪要》说，道人溪在密云县东北石盘峪。《志》说，水源出自龙门，流经县界，注入潮河。根据注文，西密云戍在御夷镇东南九十里，道人溪经过这里；而下文说滑盐县故城在御夷镇东南二百里，那才是今密云县一带，所以道人溪不在密云县境内，应当在今丰宁、滦平之间。道人溪出自北川，向南流经孔山西面，又经过密云戍东面，在左边汇合孟广水。守敬按：《通鉴》梁普通七年的注文引用这里作“右合孟广水”，错了。孟广水出自□下，山势十分高峻。朱本把“嶒”误作“增”，《笺》说：孙氏认为应当作“嶒”。赵氏改作“嶒”，戴氏作“层”。山峰高大险峻，高出众山之上。孟广水向西流经孔山南面，山上有洞穴，洞口开敞明亮，所以当地人根据孔山为它命名。守敬按：《河水注》记载有孔山，山上有三个像车轮大小的洞穴；《易水注》记载有孔山，山下有钟乳石洞，上面又有一个大洞，宽阔通透。这里的山也属于这一类。孟广水又向西南流到密云戍东面，向西注入道人水。朱本把“道”误作“通”，《笺》说：应当作“道”。赵氏、戴氏改正。诸水乱流向西南，流经密云戍城南面。朱本脱去“西南”二字，戴氏增补，赵氏依据黄本校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西南”二字。在右边汇合大榆河。这里有东密云。守敬按：《通鉴》说，晋成帝咸康四年，燕王慕容皝派慕容恪率七千精骑埋伏在密云山，在三藏口大败麻秋。三藏水详见《濡水注》，在今承德府东面，正好位于密云戍东面，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东密云。因此这里的城称为西密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九百里、二百里〕

译大榆河又向东南流，白杨泉水注入其中。白杨泉向北发源于白杨溪、望离，向右注入大榆河。朱本把“离”误作“虽”，《笺》说：“虽”字疑为衍文。赵氏、戴氏改作“离”。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离”。又向东南流，龙刍溪水从坎方流入。朱本把“坎”误作“决”。赵氏改说：“坎”字与上文“离”字相照应，离在南方、坎在北方，大概是用八卦方位字代替方位。柳佥抄本校正，戴氏也改正。守敬按：《谷水》篇说，一条水从乾方流入巽方而进入谷水；《汝水》篇说，青陂在县的坤方；《沭水》篇说，袁公水从西南方流来而注入沭水。这些都是以卦名代替方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四年〕 大榆河又向东南流出峡谷。朱本脱去“出”字，赵氏依据孙潜校本补入，全氏、戴氏也增补。会贞按：注文所说的“出峡”，应当是进入今天古北口的长城。流经安州。会贞按：安州详见《濡水》篇。又流经旧渔阳郡滑盐县南面。会贞按：滑盐县也称旧县。大榆河在左边汇合滑盐县北面的溪水。溪水出自县北广长堑南面，是太和年间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而挖掘的。溪水向南流经滑盐县故城东面。守敬按：前汉时滑盐县隶属渔阳郡，在今密云县东北。王莽时改名匡德县。汉明帝改名盐田县。赵氏说：按《汉志》，渔阳郡滑盐县条下，应劭说，明帝改名为盐，似乎脱去“田”字。会贞按：《续汉志》没有盐田县，大概明帝改名后不久又废除了。右边承接治所。赵氏说：何氏认为“承”与“丞”通用，这大概是盐官。世人称这里为斛盐城。会贞按：《魏志·常景传》说，安州斛盐戍的士兵反叛，说的就是这里。向西北距离御夷镇二百里。守敬按：《通鉴》后梁开平元年的注文引用这里作三百里。向南流入鲍邱水。鲍邱水又向南流经虒奚县故城东面。朱本把“虒奚”误作“傂溪”，《笺》说：古本作“南径虎溪县故城”。按《汉志》，渔阳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里、元年、三百里〕 有厗奚县。孟康说，“厗”读作“题”，这个字有的版本作“▯”。戴氏作“傂奚”。守敬按：汪远孙说，孟康说这个字有的版本作“蹄”；考查可知，●应当作“虒”。《御览·州郡部》卷八引文作“虒奚”，《续汉志》和《水经注》作“傂”。段玉裁说，“蹄”应当是“▯”的讹字，“傂”也是“▯”的讹字。《广韵》《集韵》都没有“傂”字，而《集韵》说“虒奚”是县名，读作田黎切，那么“傂”就是讹字。现在据此订正。两汉时虒奚县隶属渔阳郡，《舆地广记》说汉代以后废除。《地形志》说，密云郡在皇始二年设置，治所在提携城；又说白檀县是郡治。提携就是虒奚。因此，北魏密云郡白檀县的治所就是虒奚故城，在今密云县东北。王莽时改名为敦德县。鲍邱水又向西南流，经犷平县故城东面。守敬按：服虔说，“犷”读作“巩”。两汉时犷平县隶属渔阳郡，后来废除，在今密云县东北。王莽时称为平犷县。鲍邱水又向南流，与三城水汇合。赵氏在“南”字下面增“右”字。会贞按：不对。三城水在鲍邱水左侧，应当增“左”字。三城水出自臼里山。朱本把“臼”误作“四”，《笺》说：古本作“臼里”。全氏、赵氏、戴氏都改作“臼”。三城水在今密云县东北，从塞外流入。向西流经三城。朱本作“平犷城”，赵氏相同，全氏改作“犷平城”，戴氏改作“三城”。守敬按：这里一定有“三城”这个名称，如今脱漏了。因为称为三城水。又流经香陉山。朱本没有“山”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山上全都生长着槀本香草，因此世人以此为山名。又向西流经石窟南面。石窟内部宽阔，行路的人可以在那里休息。窟内有水，水深而不流动，停留的人可以取水供给自己。又向西北流经伏凌山南面。朱本把“凌”误作“凌”，赵氏、戴氏改正。与石门水汇合。石门水出自伏凌山。山势高峻，岩壁遮蔽，阴寒幽深，背阴的山崖积着冰雪，凝结不化，情状与《离骚》中“峨峨”的咏叹相同。守敬按：刘安《招隐士》描写山势高貌，说“状貌巍巍兮峨峨”；王逸《注》说，山峰头角非常突出。因此世人便根据这种形貌给山命名。守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四里〕 按：《一统志》说，雾灵山在密云县东北一百八十里，距南面边塞四十里，原名伏凌山，后来讹变为雾灵山。旧志又称它为万花台，高峻为群山之冠。山上经常云雾笼罩，四季不断。元代设有雾灵山伐木官。明正德年间，巡抚王大用认为此山错在朵颜部界内，提议筑城防守，但没有成功。石门水向西南流入鲍邱水。朱本在“水”字上有脱文，赵氏增补“桑谷”二字，戴氏增补一个字。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水经注》说，三城水经过伏凌山南面，与石门水汇合，有桑谷的名称，大概是因为水源出自桑溪。关于这一点，《寰宇记》引文相同。虽然只是节录，但明确说桑谷水就是石门水；如果增补“桑谷”二字或增补一个字，就会变成另一条水，这是不对的。现在补入应有的字。此水有桑谷的名称，大概也是因为水源出自桑溪。会贞按：水注入延水，旁边有桑林，当时人也称它为藂桑河。北方缺少桑树，到这里看见桑树，因而取名。此水有桑谷的名称，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辽志》说檀州有桑溪，就是这里。石门水又向西南流经犷平城东南，在右边注入鲍邱水。鲍邱水又向东南流经渔阳县故城东面。朱本作“鲍邱水东南径”，其中有脱文。赵氏增补“渔阳县”三字，戴氏增补“又”字及“渔阳县故城南”六字，都还不完全合适。守敬按：《经》文明确说经过渔阳县东面，《注》也一定应当说经渔阳城东面。《后汉书·献帝纪》章怀太子注文说，鲍邱是水名，出自北塞中，向南流经九庄岭东面，又向东南流经渔阳县故城东面，见《水经注》。由此可知，《注》原文应作“又东南径渔阳县故城东”，现予订补。这里是渔阳郡的治所。秦始皇二十二年设置渔阳郡。守敬按：《汉志》只说秦代设置；两汉、北魏的渔阳郡都以此为治所。晋代郡、县一并废除。北魏又恢复设置渔阳县，隶属渔阳郡。《地形志》说，渔阳有渔阳城，在今密云县西南。王莽把郡改名为通潞，把县改名为得渔。守敬按：《汉志》记载，渔阳郡在王莽时称通潞，渔阳县称得渔。各版本都相同，只有毛本作“北顺”，与右北平郡王莽时称北顺相重复，显然是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十里、四十里〕

译错误无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二年〕 鲍邱水又向西南流。公孙瓒杀害刘虞以后，守敬按：详情见《后汉书·刘虞传》。乌桓人感念刘氏的恩德，迎接他的儿子刘和，聚集十万人，在这条水边击败公孙瓒，斩首一万人。守敬按：详情见《后汉书·刘虞传》和《公孙瓒传》；“一万”在传记中作“二万余级”。鲍邱水又向西南流经狐奴城东面，随后又向西南流入沽河，朱本在“注”字下面多出“之”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水流混合后向南流。又向南流过潞县西面。沽水又向南流，经过潞县的西面。鲍邱水流入潞水，因此也通称为潞河。朱氏把“潞河”误作“鲍邱”，赵氏同，戴氏改正。郦道元按：所谓“入潞”，是指流入潞县。沽水经过潞县时称为潞河，所以鲍邱水与沽水合流后流入潞县，因而也通称潞河。戴氏改“鲍邱”为“潞河”，是正确的。《资治通鉴》陈太建十年注文引用《水经注》说“鲍邱水南过潞县为潞水”，可以证明这一点。高梁水注入其中。朱氏把“之”误作“又”，《笺》说应作“之”，戴、赵二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之”。朱氏漏“水”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高梁水最初在戾陵堰承接水源。守敬按：《魏书·地形志》说，蓟县有戾陵陂。《魏书·裴延儁传》说，戾陵堰方圆三十里；高梁水在戾陵堰承水，向东南流经蓟县北面。由此可知，堰在今宛平县西北。如今高梁水的上游已经淤塞，通惠河就是它的下游。水北面有梁山。守敬按：此山另见《 水》篇。山上有燕剌王刘旦的陵墓，所以用“戾陵”命名水堰。水从堰中分流，向东流经梁山南面，又向东北流经《刘靖碑》北面。守敬按：刘靖是刘馥之子，附见于《魏志·刘馥传》。这块碑也见于《 水》篇。朱本“其词”二字作“碑”字，《笺》说宋本作“其词”；戴氏改正，赵氏在“碑”字上增“其”字。碑文说：魏国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人刘靖，字文恭，登上梁山观察水源流向，察看水势和地形，以测量地势形势。朱氏把“相水”误作“相”，脱去“水”字；《笺》说“相”字疑应作“相原隰”，赵氏依此改，戴氏改作“相水”。他赞叹武安君开通水渠，守敬按：《汉书·沟洫志》说，太始二年，中大夫白公上奏开渠引泾水，渠首起于谷口，末端流入栎阳，名为白渠。所谓“武安”，如果是白起的封号，那么这里难道是误把白渠说成武安君所开吗？又羡慕秦地百姓生活富足。朱氏把“羡”作“美”，赵氏同，戴氏改正。于是命令帐下丁鸿督率一千名军士，在嘉平二年于水上修筑堨坝。朱本《笺》说“遏”应作“堨”，下文同。《洛阳记》说，千金堨是旧时拦截谷水的堰，用石头堆筑而成。戴氏说：“按，遏就是堨。”疏导高梁河，修造戾陵堨。守敬按：《刘馥传》说，刘馥之子刘靖修建并扩展戾陵渠。修筑大型堨坝，使水灌溉蓟县南北两面，实行一年三熟的稻作，边地百姓都从中获利。又开凿车箱渠。堨坝的碑表说：高梁河水源出并州，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源头。赵氏说：按，这里指的是桑干水，也就是郦道元注文所谓“在戾陵堰承水”的高梁河。但这里又说高梁河没有上游源头，这是为什么呢？守敬按：高梁水有两条。《 水注》说，高梁水从蓟城西北的平地流出，向东南流入 ，民间所说“高梁无上源”的就是这一条。本注文所说的高梁水，在戾陵堰承水，流到潞县后注入鲍邱水，则是另一条高梁水。赵氏为什么把两者混为一谈呢？戴氏又把“黄河”改作“潞河”。考察《方舆纪要》引用此文仍作“黄河”。《元史·河渠志》说，卢沟河源出代地，名叫小黄河。这也是注文称其为黄河支流源头之一的证据。《荟蕞》也说，卢沟河俗称浑河，是黄河的另一源头。守敬按：高梁水本来是在戾陵堰承水，而这里说“出自并州”，指的是它所承受的那条水的源头。这条水源出雁门郡阴馆县。雁门郡在东汉以后隶属并州，曹魏沿袭这一建制。堰岸高峻坚固，笔直横截水流，用石块装在笼中筑成主要堰坝，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守敬按：《续古文苑》说“三十”疑应作“三百”。南北宽七十多步。依靠北岸修建水门，门宽四丈；又修筑水堨，长十丈。朱本漏“堨长”二字，《笺》说“水”字下脱“堨长”二字。山洪暴发时，朱本误作“山川暴戾”，《笺》说宋本作“山水”；赵、戴依此改正，赵氏又根据《名胜志》引用的文字把“戾”改作“发”，戴氏也改同。这样，水就顺着堨坝向东流下；水流平缓、处于正常状态时，便从水门北面流入。朱本把“北”作“地”，《笺》说宋本作“北”，赵、戴改正。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北”。灌溉田地每年二千顷，所有封地共有一百多万 。到景元三年辛酉，诏书认为百姓粮食需求日益增加，而陆路运输费用不足，于是派谒者樊晨重新修制水门，限定灌田一千顷，丈量土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分发给各郡县，并重新确定田地五千九百三十顷。

译水流经车箱渠，从蓟县西北开始，守敬按：蓟县详见《 水》篇；经过昌平县，守敬按：昌平县详见《 余水》篇；向东直到渔阳郡潞县，守敬按：潞县详见《沽水》篇。总共润泽土地，朱本作“舍”，《笺》说宋本作“合”；赵氏认为“合”不对，仍作“舍”，解释为灌润房舍，与下文灌溉田地相对；戴氏改作“含”。守敬按：解释为灌润房舍，理由不妥，戴氏改作“含”是正确的。明抄本作“含”。水渠长四五百里，所灌溉的田地有一万多顷。地势高低都能均匀灌溉，朱氏把“齐”误作“济”，赵、戴改正。高地低洼处都平坦，疏通它就能灌溉，打开缺口就能泄散积水；在渠口设置水闸，把水洒入滮池，使之成为甘泽。守敬按：《小雅·白华》篇有“滮池北流”的话。它的功利施加于当时，恩泽遍及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君的少子是骁骑将军、平乡侯刘弘，接受诏命担任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兼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堨坝建成三十六年后，到第五年夏季六月，洪水突然暴发，冲毁堨坝四分之三，只剩下北岸七十多丈。朱本把“剩”误作“乘”，《笺》引谢氏说宋本作“剩”；孙氏说疑应作“割”，并引用《尚书》“汤汤洪水方割”，但赵氏引何焯反驳说，孙氏的说法非常错误。根据碑文，是洪水毁坏了这座堨坝，剩下的是北岸七十多丈，不能因为上文有“洪水”二字，就牵强附会到《尚书》的“方割”。戴、赵二氏都改作“剩”。上游的车箱渠到处泛滥。追念当初修建堨坝的功绩，亲自巡视山川，指示工程规划，命令司马、关内侯逢恽率领内外将士二千人，修筑长岸，建立石渠，修复主要堨坝。朱氏把“主”误作“立”，赵氏改正并说“主遏”见上文；朱氏又想把“遏”改作“堨”。赵氏《刊误》说：按《三国志·吴书》，诸葛恪说过“筑东兴堤，遏湖水”，又说“图坏堤遏”，还说“倮身缘遏”；“遏”“堨”读音相同，可以通用。戴氏把“主”改正。修治水门，门宽四丈，修筑水。朱本《笺》说疑脱一个“堨”字，赵氏增补。守敬按：“立”字疑为“遏”字的错误。高五尺。重新兴修，使水利恢复，通水和阻水的安排都依照旧制。总共用工四万多人。各部族的王侯没有受到召唤，却自行赶来，背着孩子，朱本漏“趋”字，《笺》说疑脱一个“趋”字，赵氏增补。前来做事的约有几千人。《诗经》说“经始勿亟”，守敬按：见《大雅·经始灵台》篇。《易经》说百姓忘记劳苦，守敬按：见《兑卦·彖辞》。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于是两府文武官员感念秦国思念郑渠功绩的事，守敬按：郑渠详见《沮水注》；魏国人又设置西门豹祠以纪念其功，守敬按：西门豹祠详见《浊漳水》篇，于是远远仰慕仁政，追述工程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刻石树立碑表。用来记载功勋，并记录堨坝的制度，永远作为后世的法式。这件事见于碑文。守敬按：《魏书·裴延儁传》说，肃宗时，裴延儁被任命为幽州刺史。燕郡有旧戾陵诸堰，荒废毁坏已经很久，裴延儁请求修建，灌溉田地很多，百姓直到今天还依赖它。水又向东南流经蓟县北面。朱本脱“径”字，赵、戴增补。水又向东流到潞县，注入鲍邱水。朱本“邱”字下有“之”字，赵、戴删去。水又向南流经潞县旧城西面。守敬按：《汉书·地理志》作“路”，《续汉书》《晋书》《后魏书》作“潞”。汉代县属渔阳郡，东汉、曹魏沿袭，晋代属燕国，北魏时为燕郡治所，在今通州以东。这里是王莽所称的通潞亭。汉光武帝派遣吴汉、耿弇等人在潞县东面击破铜马、五幡，这里所说的就是该县。守敬按：详见《后汉书·耿弇传》。水流曲折后向东南，经过潞城南面。世祖任命彭宠为渔阳太守，治所就在这里。彭宠叛乱，光武帝派游击将军邓隆讨伐他。守敬按：明抄本、孙潜校本作“代”字。邓隆军驻扎在这条水的南面。光武帝推断彭宠必败，果然被彭宠击破，守敬按：详见《后汉书·彭宠传》。遗留下来的营壁和旧堡垒还存在。鲍邱水又向东南流入夏泽。夏泽南面曲折的水湾有十多里，北面连接着谦泽。朱本《笺》引谢氏说，谦泽一作谏泽。赵氏说：按《资治通鉴》注文，夏谦泽在蓟县北二百里；据本注文看，应是两个水泽。谢氏的说法不对。守敬按：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三河县西三十里有夏店，旧时设有驿站，鲍邱水流经其下；而泃河从县城南面流到宝坻县以下，注入大海。怀疑夏店之名是因古代夏泽而来，其东面一望无际都是陂泽，与《水经注》的记载相合。但胡三省说水泽在蓟州北二百多里，顾祖禹说平谷县东北一百多里有海子，有人认为那就是夏谦旧泽，这就与注文所叙的地理位置不一致了。远望一片空旷，没有边际。朱本把“垠”作“限”，《笺》说：谢氏认为疑应作“垠”。赵、戴二氏改正。水又向南流到雍奴县北面，转向东流入大海。鲍邱水从雍奴县旧城西北流来，守敬按：该县详见《 水》篇。旧时分笥沟水向东流出。守敬按：笥沟见《沽水经》，也见《 水经》《注》。如今笥沟水已经断流，朱本把“今”误作“合”，并脱去“水”字；赵氏改正并增补，说明当时笥沟水已经断流；戴氏也改增。各条水流向东汇注，混合成为一条水道。会贞按：笥沟就是沽水的下游， 水流又注入笥沟；郦道元当时笥沟水已经断流，各条水流都沿着原来分笥沟向东流出的河道，与鲍邱水合流，所以说“众川东注，混成一渎”。水向东流经雍奴县北面。又向东与泃河汇合。泃河源出右北平郡无终县，守敬按：该县见后文。源头在西山、白杨谷。会贞按：该县详见后文蓝水下注。《隋书·地理志》说无终县有洵河，“洵”是“泃”的讹字；根据今天的水道考察，“西山”应作“北山”，现在泃河发源于蓟州北面的黄崖口。泃河向西北流经平谷县，转向西南流，独乐水注入其中。独乐水源出北面的抱犊固。会贞按：该水在今平谷县东面。向南流经平谷县旧城东面。守敬按：汉代县属渔阳郡，东汉沿袭，后来废置。《地形纪》说真君七年把平谷县并入潞县，说明后来又复置平谷县并省并入潞县。

译平谷县旧城在今平谷县东北十二里。东汉建武元年，光武帝派十二名将领追击大枪、五幡，在平谷县追上并大败他们，就是在这个县。会贞按：范晔《后汉书·耿弇传》作“十三”，并明确说是十三人，连同耿弇共十四人；但《光武帝纪》作“十二将”，袁宏《后汉纪》也相同。独乐水向南流入泃河。会贞按：该水在今平谷县东面。泃水又在左边汇合。盘山水。朱本“又”字下有“东”字，《笺》说旧本没有“东”字；赵氏仍保留，戴氏删去。守敬按：吴本增“东”字，朱本沿用；明抄本、黄省曾本都没有。泃水向西流，不能称为“东”。盘山水源出山上。守敬按：盘山在今蓟州西北二十五里。《一统志》记盘山水时称旧志说，今有沙河，在州城西面，源出盘山，流经沙岭山麓，向东南流入沽河，大概是明成化年间盘山水泛滥，才开始向东南溃流入沽河。这样看来，这条水源出盘山，本来向西北流入泃水，就是郦道元所说的水。盘山山势高峻险要，人迹很少往来。守敬按：《名胜志》说，盘山又名盘龙山，高二千仞，周围一百多里。距离山三十多里，就能望见山上的水；山水落差可达二十多里，白色急流，赵氏作“浩”，不对；水势奔泻，沿溪流下，从西北转向东南注入泃水。泃水又向东南流。会贞按：这里应作“西南”。水经平谷县旧城东南面。会贞按：这里也应作“西南”，并与洳河汇合。洳河源出北山。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无终县有如河。《明一统志》说，洳河源出密云县石峨山，经三河县流入泃河；郦道元当时还没有“石峨山”这个名称，所以笼统地说水源出北山。北山在傂奚县旧城东南面。守敬按：该县详见前文。洳河向东南流经博陆旧城北面。守敬按：该城在今密云县东南。水又转弯流经该城东面，世人称它为平陆城，其实不对。汉武帝用玺印诏书把大司马霍光封为博陆侯。沈氏说：《汉书·诸侯王表》记载是在昭帝始元二年封侯；现在依据《霍光传》。文颖说：“博大而陆地平坦”，是取其美好名称，并没有博陆县。食邑在北海郡、河东城。全氏说：这是北海郡的河东城，见本注文。按《外戚恩泽侯表》，霍光的食邑涉及北海、河间、东郡；颜师古说，霍光最初食邑北海、河间，后来增加封地，又食邑东郡。这与本传注文不同。守敬按：褚少孙《补史表》说，霍光因侍奉武帝、擒获反叛者莽何罗有功，被封为博陆侯，食邑三千 户。昭帝增加封邑一万户，宣帝又增加封邑二万户。《汉书·诸侯王表》记载大致相同，下注为北海、河间、东郡。《汉书·霍光传》说，武帝遗诏封霍光为博陆侯。文颖说，博大而陆地平坦，是取其美名，并没有这个县；食邑在北海郡的河东城。〔《褚氏表》集解引用文颖的话没有“城”字。〕这与《恩泽侯表》不合。齐召南因此认为“河”下脱去“间”字，“城”是“郡”的错误，以便与《汉表》相合。却不知道文颖注文中的“河东”本来没有错误。《霍光传》说，宣帝把河北的东武阳增加给霍光，封邑一万七千户，连同原来的食邑共二万户。河北属河东郡，这是霍光封邑在河东的有力证据。《褚氏表》说，霍山是霍光哥哥的儿子。霍光上书，希望把自己所封东武阳邑的三千户分给霍山，皇帝答应了，任命霍山为乐成侯。《汉书·诸侯王表》作“乐平侯”，下标东郡，这是正确的。应劭说，章帝把清县改为乐平；前汉的清县一定有乐平这个地方，并且与东武阳相接。因此，霍光把东武阳的三千户分给霍山，封霍山为乐平侯；东武阳属东郡，这是霍光封邑在东郡的有力证据。只是北海郡究竟是哪一个县，已经无法考定。然而《汉书·诸侯王表》和文颖的说法相同，必然各有根据。臣瓒把渔阳郡的博陆城当作这里所说的博陆，却不知道渔阳距离北海非常遥远。全氏没有考察文颖注文误增“城”字，竟说这是北海郡的河东城，更是主观臆断。又《汉书·诸侯王表》有“河间”，没有“河东”；霍光本传注文有“河东”，没有“河间”，应当是把“河间”误作“河东”。薛瓒说：按，渔阳有博陆城。守敬按：《史记·褚表》集解引用了薛瓒的话，说的就是这里。如今该城位于山的南面。朱本《笺》说“其”字宋本作“在”；赵氏说“其”是“且”字的讹误，应作“今在且居山之阳”，戴氏从其说。戴氏又在“今”字下增“城”字。会贞按：且居县是阳乐水的源头，也是于延水流经之处，距离这里很远，戴、赵二氏都没有考察清楚。我认为《诗经》说“居岐之阳”，本注文正是取法于此，作“居山之阳”并没有错误。这里的“山”就是指洳水发源的北山，只应把“其”改为“城”，作“今城居山之阳”才相合。城址处在平坦的陆地上，四周被河流环绕，面向并据有四条水流，这正是文颖所说的“没有县名，只取嘉美之名”。洳水又向东南流，赵本漏“流”字。洳水流经平谷县旧城西面，又向东南流入泃河。朱本在“泃河”上有“渠”字，戴氏删去。全氏说：按，泃河又作。渠河。顾祖禹说：《唐书·地理志》记载三河县北面有渠河，“渠”是“泃”字读音讹变的结果。赵氏说：这是同一条水而有两个名称。我认为，如果只称“渠水”，或许是“泃水”的讹误；如今称为“渠泃河”，就不能说是讹误；而且把两个名称连起来称呼，也就不是一水二名了。大概这条水原名泃水，自曹氏开凿泃河沟通潞水后，称为泉州渠，所以合称“渠泃”。就像均水称为 水，又连称为 均口一样，这是同类的例子。守敬按：《资治通鉴》晋永和六年记载，燕王慕容儁讨伐赵国，慕容霸收集乐安、北平的余粮，与慕容儁会合于临渠。临渠就是注文下文所说的临泃城。《唐书·地理志》也称渠河。顾氏说“渠”是“泃”读音的讹变，是正确的。

译泃河又向南流经紻城东面。守敬按：紻城如今称英城，在三河县西北三十里。水又向南与五百沟水汇合。五百沟水源出七山北面，向东流经平谷县紻城南面，向东注入泃河。泃河又向东南流经临泃城北面。朱本把“泃”误作“河”，赵、戴改正。水流转弯经过城东，从城南侧流出。赵氏说：《方舆纪要》记载，临泃城为后赵所置，也称临渠，北魏时废弃，唐武德二年设置临泃县，贞观初年撤省。会贞按：城在今三河县东南。《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六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显王十四年。齐军与燕军在泃水交战，今本“燕”字下有“师”字；齐军败退。说的就是这条水。泃水又向南流，注入鲍邱水。水又向东与泉州渠的旧河道口汇合。泉州渠旧河道在泉州县承接滹沱水。朱本把“滹沱”误作“宰池”，戴氏说：考察《淇水注》，其中说清河在泉州县北面流入滹沱，又向东流，泉州渠从这里分出，就是此水，现在改正；赵氏也改正。守敬按：泉州县详见《沽水》篇，所以取“泉州”为渠名。会贞按：《方舆纪要》说泉州渠在武清县南面，不对。泉州县在今武清县东南，雍奴旧城在武清县东面；根据注文，雍奴县在雍奴旧城东一百二十里，而泉州渠又流经两县东面，则它距离武清县很远，应当在今宝。坻县东南面。水向北流经泉州县东面，又向北流经雍奴县东面，向西距离雍奴旧城一百二十里。会贞按：雍奴旧城详见《 水》篇。自滹沱水向北流入后，下游经过水泽一百八十里，流入鲍邱河，称为泉州口。陈寿《魏志》说：曹操因为蹋顿扰乱边境，将要出兵征讨他，便从泃水口开凿渠道，经过雍奴、泉州，以沟通河流和海洋，说的就是这条水。会贞按：《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一年，从泃河口开凿渠道通入潞河，名为泉州渠，以沟通大海，没有“河”字；《濡水注》引用《魏志》也有“河”字，都是抄写时改动了原文。本文说泉州渠旧河道上游承接滹沱水，向北流入鲍邱河，是顺着水流方向说的；《魏志》说从泃河口开渠通入潞河，是逆着水流方向说的。《魏志》所说的泃口就是这里的鲍邱水，《魏志》所说的潞河就是这里的滹沱水。大概泃水与鲍邱水相合，潞河又与沽河相通，沽河再与滹沱水相合，所以这些水名都可以互相通称。如今已经没有这条水。朱本把“今”误作“合”，《笺》说应作“今”。戴、赵二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今”。鲍邱水又向东流，庚水注入其中。朱本把“庚”误作“庾”，下文同。戴氏说：考察《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郡无终县有浭水，向西流到雍奴后入海；俊靡县有灅水，向南流到无终县东面，注入庚水。颜师古说，“浭”读作“庚”，就是下文所说的入庚水，可见“庾”是“庚”的讹误，现在改正；赵氏也改正。守敬按：《大典》本作“庚”。庚水源出右北平郡徐无县北部的塞外。会贞按：今庚水名为沽河，源出遵化州东界。水向南流，经过徐无山。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徐无山在玉田县东北二十里。《明史·地理志》说，山在玉田东北。下文引用《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东北一百一十里有徐无城。考察右北平城在今玉田县西北二十里的燕山下，〔见后文。〕本注文叙述庚水向南流，先经过徐无山，后来又经过徐无城，那么徐无山应距离玉田县约一百里，应当。在今遵化州东面。庚水汇得黑牛谷水，又汇得沙谷水；两水都从山中向西流出，向东注入庚水。过去田子春避难居住在这里。朱本把“子春”误作“于秦”，《笺》说应作“子泰”。按《魏志》记载，田畴字子泰，是北平郡无终县人；因躲避公孙瓒的祸难，进入徐无山中，在深险而平坦开阔的地方营居。百姓归附他，几年之间达到五千多家。赵、戴二氏改作“子泰”。守敬按：作“子泰”是依据《魏志》；《后汉书·刘虞传》注文引用《魏志》却作“子春”。陶渊明《拟古诗》说“闻有田子春”，也把田畴称作子春；“春”与“畴”在字义上相应，因此作“子春”是对的，现予订正。众人聚居达到五千家。《开山图》说：山中出产不灰之木。朱本把“灰”作“炭”，《笺》说应作“灰”，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明一统志》引用《开山图》作“灰”。又按，《潍水注》引用《齐地记》称东方朔说，有不灰之木。还有一种能生火的石头。按注文说，这种木头颜色黑，像炭却没有树叶；有一种石头呈红色，像丹砂，把两块石头相互摩擦，朱本把“二”误作“一”，戴、赵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二”。这样就会生火，用它来点燃不灰之木。朱本作“以然无火”，《笺》引谢氏说宋本作“以然无灰之木”，赵、戴增改。可以长久使用一生。守敬按：“终身”难以解释。上文说木头颜色像炭，那么点燃后应当可以耐久。《一统志》引用作“终日”，应当是正确的。现在这种木头已经没有了。庚水又流经徐无县旧城东面。守敬按：汉代县属右北平郡，东汉沿袭，曹魏属北平郡，晋代为北平郡治所，北魏属渔阳郡。《地形志》说徐无县有徐无城。可见县治曾有迁徙，所以旧城在今遵化州东面。这里是王莽所称的北顺亭。朱本漏“也”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守敬按：右北平城详见后文。东北一百一十里有徐无城。庚水又向西南流，与周卢溪水汇合。周卢溪水源出徐无山，向东南流，注入庚水。庚。

译庚水又向西南流。朱本漏“水”字，《笺》说疑脱“水”字，戴、赵增补。灅水注入其中。灅水源出右北平郡俊靡县。守敬按：汉代属右北平郡，东汉沿袭，曹魏、晋代属北平郡，后来废置。故地在今遵化州西北。灅水如今称沙河，源出州城北面的塞外。这里是王莽所称的俊麻。水向东南流，朱本脱“此三字”，戴氏增补，赵氏据黄本增补；守敬按：《大典》本有此三字。世人称为车軬水。又向东南流，赵氏删去“流”字；守敬按：根据今天的水道，东南应作西南。水与温泉水汇合。温泉水源出北山温溪。朱本脱“温”字，赵氏据《初学记》卷七引用的文字校增，戴氏同样增补。温溪就是温源。守敬按：温泉如今称汤河，源出遵化州西北的塞外。患病疗养的人不能在其中洗浴，因为水流炎热湍急，朱本脱“也”字，赵氏据《初学记》引文校增，戴氏也增补。《魏土地记》说：徐无城东面有温汤。守敬按：这里的“东”也应作“西”。上文说庚水流经徐无城东面，没有说灅水流经徐无城；那么灅水向西南流，必定远在城西，温泉又在灅水西面，更应在城西，因此知道这里的“城东”应改作“城西”才相合。说的就是这里。温泉水向南流一百步，便潜入地下成为伏流；水量充足时，就重新通流注入灅水。又向东南流。守敬按：这里的“东南”也应作“西南”。水流经石门峡，山势高峻陡绝。朱本“山”字上多出“之”字，赵、戴删去。山壁像直立的墙，峡谷洞开，俗称石门口。会贞按：《方舆纪要》说，石门镇在蓟州东六十里。宋宣和五年，辽国萧肃干在石门镇击败宋军；如今这里是石门镇驿。宣德三年，征讨兀良哈，从石门驿出喜峰口，说的就是这里。考察可知，这就是本注文所说的石门峡，在今遵化州西五十里。汉中平四年，渔阳人张纯反叛。守敬按：《魏志》把张纯附在《公孙瓒传》中。〔一一〕张纯杀死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纮。赵氏说：《后汉书·灵帝纪》作“阳终”。守敬按：《后汉书·刘虞传》也作“阳终”。中平五年，朝廷派中郎将孟益。朱本把“遣”误作“与”，把“益”误作“溢”。守敬按：《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中平五年九月，派中郎将孟益率领骑都尉公孙瓒讨伐渔阳贼张纯。因此“与”应作“遣”，“溢”应作“益”，现在订正。孟益率公孙瓒讨伐张纯。朱本把“瓒”误作“纯”，并脱“纯”字，《笺》说宋本作“公孙瓒讨纯”，戴、赵增补改正。在石门交战，大败张纯。赵氏说：《日知录》记载，《后汉书·公孙瓒传》说，中平年间，张纯与乌桓首领丘力居等入侵，公孙瓒追击，在属国石门交战，大败敌军。注文说，石门山在今天营州柳城县西南。《后汉书·灵帝纪》只说“石门”，而《公孙瓒传》说“属国石门”，可见有两个石门。《水经》所指的是渔阳的石门，不是辽东属国的石门，应当以柳城为正确地点。《通典》说柳城有石门山。会贞按：柳城见《濡水》和《大辽水注》。灅水又向东南流。守敬按：这里的“东南”也应作“西南”。水又称为北黄水，转弯后称为南黄水，又向西南流经无终山。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无终县有无终山。《太平寰宇记》说，无终山又名翁同山，也叫阴山，在渔阳县西北四里；宋代的渔阳县就是原来的无终县。碑文说翁伯居住在无终县北六十里的翁同山，而乐史说它在渔阳西北四里，似乎不相合。大概此山绵延八十里，范围很广；碑文是指山北面的冈岭，乐史则指山的南麓。如今称为空同山，在蓟州北五里。这里就是帛仲理炼制神丹的地方，他还在这座山中炼制黄金五千斤来救济百姓。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用《神仙传》说，仙人帛仲理是辽东人，隐居在无终山中炼制神丹，又在山中炼制黄金五千斤来救济百姓。山中有阳翁伯的玉田，在县西北；有阳公坛社，是阳公的旧居。《搜神记》说：雍伯是洛阳人，天性至孝，父母去世后，把他们安葬在无终山。山。山高八十里，但山上没有水，雍伯在那里设置饮水处。有人前来饮水，送给他一斗石头。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用《搜神记》作“一升”。雍伯让他把石头种下。〔一二〕结果田里长出了玉。北平徐家有个女儿，雍伯向她求婚，对方要求一双白璧作为聘礼。媒人传达了这件事，雍伯到玉田，求得五双白璧。徐氏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就在这里安家。朱本把“家”作“嫁”，《笺》说孙氏认为疑应作“家”，大概是娶徐女后就在这里安家；赵、戴改作“家”。守敬按：《艺文类聚》卷八十二引用《孝子传》说，北平阳公挑水制成浆，同时供给过路人；他还替人修补鞋，不收取报酬。天神化作书生问他：“你为什么不种菜？”阳公说：“没有菜种。”天神就给他几升种子，阳公种下后，种子化为白璧，其余化为钱，因此得以娶妻。这与《搜神记》的说法不同。赵氏又说：按《太平御览》〔见卷四十五〕引用《水经》说，翁伯是周朝末年为避乱而来到无终山；山前有一股清泉，他常在那里洗浴，在泉水旁得到一双玉璧。这与今本不同。我怀疑是另一种《水经注》。《阳氏谱叙》。《阳氏谱叙》一书，《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但《太平御览》引用过。《阳氏谱叙》说：翁伯是周景王的孙子，食邑在阳樊。春秋末年，他迁居无终，于是因阳樊改换姓氏。仁爱而广泛施舍。朱本《笺》说宋本作“人”，戴、赵改作“仁”；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仁”，“仁”“人”可以通用。上天赐给他玉田。碑文说：他居住在县北六十里的翁同山，后来迁到西山脚下；阳公又迁居那里。朱本漏“居”字，赵氏相同，戴氏增补。他接受了玉田的赐予。他不爱珍宝，玉田自行消失，如今仍称那里为玉田阳。干宝说：在种石头的地方，四角各立一根大石柱，每根一丈；中央有一顷土地，名叫玉田。直到今天还相传说，玉田。朱本作“田玉”，《笺》说应作“玉田”，全、赵、戴改正。于是“玉田”这一名称由此兴起，但如今已经不知道它在哪里，这与《谱叙》所说的“自去”相同。〔一四〕朱本“于”作“之”。赵氏说：按，这两句话的文义不详。

译恐怕有错误。《史记·货殖列传》说，贩卖脂类是受辱的职业，但雍伯却拥有千金。《索隐》说，《汉书》作“翁伯”，这件事也见于《仙传拾遗》。又《孝德传》说，魏国的阳雍是河南洛阳人，与《谱叙》的说法相同；“翁同”似乎是阳公的名字。如今蓟州城北五里有崆洞山。《太平寰宇记》说，崆峒山又名翁同山；这座山大概是因人而得名。戴氏把“于”改作“云”，说玉田自行消失见于碑文；这里所说的《谱叙》，或许碑文引用的就是《谱叙》。蓝水注入其中。蓝水源出北山。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无终县有滥水。“滥”“蓝”读音相近，如今又称淋河，源出遵化州西北马兰关外。水向东流，转弯后向南流。戴氏移动了“流”字；朱本“流”字在“南”字下，赵氏相同。水流经无终县旧城东面。守敬按：两汉时该县属右北平郡，东汉沿袭，曹魏、晋代属北平郡，北魏属渔阳郡。《地形志》说无终县有无终城，就是今天的蓟州治所。这个旧城是无终子国。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无终县原为无终子国。《左传》杜预注文说，无终是山戎的国名。《春秋·襄公四年》说，无终子嘉父派孟乐到晋国，借魏绛献上虎豹皮的机会，请求与各戎族讲和。说的就是这件事，因此这里属于燕地。秦始皇二十一年灭燕。朱本作二十二年，赵、戴相同。守敬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一年击破燕太子军，攻取燕国蓟城，燕王向东逃到辽东自立为王；二十五年攻打燕国辽东，擒获燕王喜，这些都不是二十二年的事情。这里所说的“灭燕”，大概是指攻取蓟城，那么应作二十一年。秦朝设置右北平郡，治所就在这里。会贞按：就是下文所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的地方。王莽时称为北顺。汉代，李广担任郡守，出行时遇到一块突出的石头，以为是老虎，便射箭，箭头竟射入石中。守敬按：这件事见《史记·李广传》。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赵氏说：宋琬说，汉代右北平郡治所在平罡，东汉治所在土垠。《水经注》引用《魏土地记》说，蓟城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蓟城就是今天的京师。《括地志》说，渔阳郡东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它应当在今蓟州、玉田县境内，这是东汉时期的右北平。如果是平罡，那么就在卢龙塞东北三四百里处，这是西汉时期的右北平。这里也是李广驻守的地方。关于射虎石，郦道元《水经注》说，此石在玉田、无终之间。因此，后汉的右北平郡治被说成是李广治理的地方，这与东面越过青陉的说法互相矛盾，可见著书实在困难。守敬按：梁玉绳说，《黄氏日钞》记载射石之事，每次所记都不同，总不过是相互沿袭的妄说。《西京杂记》卷五记述李广这件事，说他是在冥山南面打猎。根据《战国策》和《史记·苏秦传》，冥山在韩国；而右北平郡治所在平刚，在今塞外。即使李广确有射石之事，也不是他驻守右北平时发生的。《魏土地记》说：右北平城西北一百三十里有无终城。赵云：顾炎武说，《樊哙传》记载樊哙攻打陈豨，在无终、广昌击破綦毋卯、尹潘的军队，难道无终国先在云中、代郡一带，后来才迁到右北平吗？一清按：顾氏的说法是对的。不然，右北平距太原东北两千多里，嘉父怎么能够远道跋涉去同晋国讲和？这条水又向南流入灅水；灅水又向西南流，注入庚水。《地理志》说：灅水出俊靡县，向南流到无终县，再向南注入庚水。朱本作“向东流入庚水”。守敬按：郦道元明明说灅水向西南流入庚水，却又引用《汉书·地理志》说向东流入庚水，没有说明两说相违的原因。按照今天的水道考察，向西南流是对的，向东流不对。由此可知，郦道元所见的《汉志》版本原作“向南流入庚水”。庚水，赵氏删去了“庚水”二字。世人也称它为柘水。它向南流经燕山脚下。守敬按：《晋书》记载，咸康四年，石虎攻打段辽，段辽的北平相杨裕登上燕山据守。《隋书·地理志》说无终县有燕山。《太平寰宇记》说，燕山在渔阳县东南七十里。今在玉田县西北二十五里，连接蓟州界。悬崖旁有石鼓，距地面一百多丈，远望像数百个石制粮仓，有石梁贯穿其中。石鼓东南有石人手持鼓槌；朱本没有“人”字，《笺》说疑有脱字，沈氏、赵氏增补。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五、《事类赋注》卷七引用《隋图经》，作“有石人手持鼓槌”。《寰宇记》渔阳县条下也如此。石人的姿态像正在击鼓。地方老人说，燕山石鼓一响，土地上就会发生战争。庚水又向南流，经北平城西面，再向南…… 注入鲍邱水，称为柘口。赵云：按《汉书·地理志》，浭水向西流到雍奴县入海，颜师古说“浭”音同“庚”，也就是庚水，大概是同鲍邱水汇合后流入海中。鲍邱水又向东流，经右北平郡旧城南面。《魏土地记》说，蓟城……守敬按：蓟城详见《水经注·水》篇。向东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会贞按：《魏志·田畴传》说，前汉的右北平郡治在平冈。《注》上文说，秦代治所在无终。《续汉志》说，后汉治所在土垠。秦代和后汉似乎有两个城。然而《括地志》卷六说，渔阳郡东南七十里有北平城，以燕山作为版筑之城。《一统志》认为这就是秦代右北平郡治。并且《注》中引用《魏土地记》三次说“右北平城”，都指同一个地方。大概秦代这里是无终县地，汉代分置土垠县，后来又成为土垠县的辖地。《地形志》说土垠县有北平城，就是此城。今在玉田县西北、燕山南面。

译鲍邱水又向东流，巨梁水注入它。巨梁水发源于土垠县北面的陈宫山。守敬按：土垠县详见下文。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卢龙县有巨梁水，今名还乡河，源头在迁安县西面的黄山。但陈宫山在丰润县北七十里，大概此山东西绵延很广，黄山原本包括在其中，只是到后世才另有黄山之名。水向西南流经观鸡山。守敬按：《一统志》说黄山在迁安县西面。山的右侧是三茅山，再向西是双顶山，再向西是鸡冠岩。还乡河经其北面。鸡冠岩大概就是观鸡山，民间传说把名称倒置，又把“观”讹作“冠”。水因此称为观鸡水。水东面有观鸡寺。守敬按：《名胜志》说观鸡寺在丰润县北四十里。《一统志》记有金大安九年的碑。寺内建有一座大堂，朱本作“有”，戴氏改作“起”，赵氏依据黄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起”。大堂非常高大，可以容纳一千名僧人。下面全用石头砌成，上面再涂抹泥灰。朱本“塈”误作“暨”，《笺》说应作“塈”。《书·梓材》说：“建造房屋，已经辛勤筑成墙垣，还要给它涂泥抹灰并覆盖茅草。”戴氏、赵氏据此改字。地基内部通透，分支通道像经脉一样散开。地基旁的房屋外面，四面设有灶火，火焰的热势向内流入，使整座大堂都温暖起来。大概因为这里土地寒冷严酷、霜气凛冽，而出家僧人大都贫困单薄，施主担心他们缺少修道条件，所以修建了这座宏大的建筑；因此，有志于修道的人大多来这里栖身寄托。此水又向西南流，右方……汇合区落水。朱本作“又流”，《笺》说宋本作“右”，戴氏、赵氏改为“右”。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右”。区落水发源于县北山。朱本“出”字前没有“水”字，全氏、赵氏、戴氏增补。会贞按：此水在今丰润县北面。向东南流入巨梁水。守敬按：巨梁水在今丰润县北面。巨梁水又向南流，涧于水注入它。朱本作“向西”，赵氏同，戴氏改为“向南”。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向南”。巨梁水经土垠县旧城西面。守敬按：土垠县在两汉时属右北平郡。各家都认为后汉右北平郡治在土垠；但现在看这段《注》，先叙述郡城，后叙述土垠县城，那么县城和郡城应是两座城。由此可知，后汉右北平郡并没有与郡治同城的属县，《志》把土垠列在最前，只是因为它距离郡城较近。魏、晋时属北平郡，后魏时属渔阳郡，在今丰润县东十里。左边有寒渡水汇入。寒渡水发源于县东北，向西南流到县城，在右侧注入梁河。守敬按：寒渡水在今丰润县东北。梁河又向南流，涧于水注入。涧于水发源于东北山。守敬按：此水也在今丰润县东北。向西南流，经土垠县旧城东面，再向西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向东南流，右侧汇合五里水。五里水发源于北平城东北五里处的山，所以世人用“五里”给这条沟命名。守敬按：《一统志》说，五里河在遵化州北面，发源于片石峪口，经州城西南流入水门口。这是不对的。水门口就是龙门峡，是灅水流经的地方；这条水却流入巨梁河，两地相距很远。按照地势方位推定，应当就是今天从遵化州南面流出、向南流经丰润县西面的水。它又名田继泉，向西流，向南弯曲后经北平城东面，向东南流入巨梁河，水流散乱，汇入鲍邱水。从这里起，水的南界，朱本“南”字上有“巨梁”二字，赵氏同，戴氏删去。南面到达滹沱，朱本“极”字上脱“南”字，赵氏同，戴氏增补。西面到泉州、雍奴，东面直达大海，称为雍奴薮。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二引用郦道元《水经注》说：“雍奴，是薮泽的名称。四面有水叫作‘雍’，水不流动叫作‘奴’。”《寰宇记》武清县条下引用《水经注》也相同。《辽志》武清县条下引用《水经注》也相同。但此《注》只有“称为雍奴薮”一句，下文似乎没有脱文，却与诸书所引不相合。大概旧图经引用《注》中的这句话，抄写时改变了措辞，又用“四面有水叫雍，水不流动叫奴”两句加以解释，于是《御览》《寰宇记》便把两部分连在一起引用。《辽志》又以《御览》《寰宇记》的记载为依据。《寰宇记》在蓟县条下又引用《郡国志》说，雍奴是薮泽的名称，四面有水叫“雍”，水澄清而不流动叫“奴”，这也不是郦道元《注》的全文。《水道提纲》说，三角淀就是古代的雍奴薮，在西沽上游，是最大的水淀，周长二百多里；后来逐渐淤积，延伸到霸州、永清、东安、武清，南至静海，西及文安、大城一带。东西长一百六十多里，南北宽二三十里。薮泽中有九十九个淀。戴氏作“淀”。各支流像枝条一样分开，朱本误作“校流条右”，《笺》说应作“枝流条谷”，赵氏依此改正；全氏、戴氏改作“枝流条分”。往往彼此相通，不只是梁河，鲍邱水也由此流入海。朱本没有“梁”字，《笺》说脱“梁”字，赵氏、戴氏增补。濡水。濡水从塞外流来，向东南流经辽西郡令支县北面。赵云：按濡水有两条。《禹贡锥指》说，一条濡水读音为人、朱二切，发源于涿郡故安县，向东南流到范阳县，与易水汇合后流入河水。《春秋·昭公七年》记载齐、燕在濡水边结盟，就是这条水。另一条濡水读音为乃、官二切，读音像“难”，从塞外流来，向东南流到絫县的碣石山入海，就是今天的滦河。守敬按：“濡”是“渜”字的错误。段玉裁《经韵楼集》、王念孙《读书杂志》都对此作了详细辨析。读者几乎想把《水经注》中所有的“濡”字都改成“渜”。但有疑问的是，《说文解字》有故安县的濡水，却没有令支县的渜水（《说文》说：“渜，热水。”），《玉篇》也如此。颜师古在《汉书·地理志》故安县条下，又明确违背《说文》的说法，以“乃官”作为读音。《广韵》在“十虞”和“二十五寒”两韵中都收录“濡”字，都说是水名、发源于涿郡。“十虞”韵的濡，是承袭《说文》的旧读音；“二十五寒”韵的濡，就是颜师古的读音。那么，他为什么不查考《水经注》，把辽西郡的濡水作为后一读音呢？直到《集韵》才列出“渜”字，读奴、官切，是辽西肥如县的水名；又说“渜”有时写作“濡”。我的看法是，丁度等人知道“濡”字有奴官切的读音，却没有看到古书中的依据；而辽西的濡水确实有这个读音，又恰好有一个从水旁的“渜”字，读奴官切，字形也相近，所以凭推测确定了它。书中又记载“渜”有时写作“濡”，指的就是这部《水经注》。

译总的说来，丁度、段玉裁、王念孙所作的订正极其确凿。但这两个字混乱已久，恐怕郦道元的原本已经写作“濡”，只是读作奴官切。至于颜师古解释《汉志》中“洫”字的读音为呼鵙切，实在是把楚国的书拿到燕国来解释，竟然没有读过《水经注》。谁还会说班固属下的颜师古是功臣呢？濡水发源于御夷镇东南，水有两条源头并行而来，夹着山向西北流出山外，汇合成为一条河。戴氏说：按，濡水就是今天的滦河，源头在巴延屯图古尔，山名为都尔本诺尔，向西北流到茂罕和硕，三道河才在此与从东面来的水汇合。郦道元当时没有亲自走遍这里，于是把夹山汇合而成的三道河当作滦河的正源，实在不符合事实。会贞按：今天的上都河发源于独石口东南的山中，旧名三道河；其中一源出摩霍尔达巴罕，一源出伊克达巴罕，一源出楚库尔苏达巴罕，彼此相距十多里，汇合为一条河。郦道元只说“两源并行”，还是说得简略了。戴氏不知道这里是滦河正源，便说郦道元没有亲自到过此地而加以驳斥；却不知道《筹宜六镇》记载得很清楚，怎么能说他没有亲自到过呢？水又向西北流，经御夷旧城东面，距御夷镇北一百四十里。会贞按：沽河发源于御夷镇西北九十里；如今独石水源以北约五十里有乌兰城，合计约在镇北一百四十里。御夷旧城应当就是那个地方。御夷镇详见《鲍邱水》篇。水向北流，左边有连渊水注入。朱本“左”下多“道”字，“渊”作“泉”，戴氏删改，赵氏只删去“道”字。连渊水发源于旧城东面。朱本没有“水”字，赵氏、戴氏增补。水向西北流，经旧城南面，又向西北流经渌水池南面。戴氏把“渌”改作“绿”。池水深而不流。朱本“池”误作“其”，赵氏同，戴氏改正。池水又向西流，弯曲后向北流，又向东经旧城北面，连接两个池沼，戴氏删去一“池”字，称为连渊浦。朱本“渊”作“泉”，赵氏同，戴氏改正。水又向东北注入难河。会贞按：今天的五可儿河发源于独石口东北，向西北流，似乎就是《注》所说的连渊水源。它的北面有四个湖，似乎就是《注》所说的渌水池和两个池沼。但五可儿河向西北流入克勒湖，既不向东北通往两个湖，也不注入上都河，难道是水道改流了吗？难河右侧有污水汇入。朱本“污”作“汗”，赵氏、戴氏改正。污水发源于东坞南面，向西北流经沙野南面。守敬按：今天伊克们绰克到喀喇乌苏一带的沙碛，就是《注》所谓的沙野。北方人称它为“沙”。赵云：下文有脱字。全氏、戴氏增补“野”字。会贞按：上文说水经沙野南面，那么北方人的称呼一定与“沙野”不同，所以郦道元才特意记载。若也叫“沙野”，何必多说这一句？这里应当存疑。距御夷镇东北二百三十里，向西北流入难河。“濡”“难”读音相近，大概是北方民族的语言讹变。濡水又向北流经沙野西面，又向北流经箕安山东面。会贞按：这里应当就是今天的特门兀术山。水弯曲后向东北流，经沙野北面，再向东北流经松林山北面。朱本脱“松”字，赵氏增补并说“林山”上脱“松”字。《方舆纪要》说，松林城在大宁卫西北；《志》说，这是汉代辽西郡文成县地，是原松林南部；辽代设置松江州胜安郡，治所在松江县，金代废除州制。元代恢复设置，不久又把松江县并入上都路。又说，《北边纪事》记载，旧庆州在大宁北六百多里，西南到开平八百里，那里到处是大松树，号称千里松林，也叫平地松林，在临潢西面；潢水发源于此，有时称为曲水，也叫回水。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水流回旋曲折、称为曲河的地方。唐代设置松漠都督，兼取松林、沙漠二名作为名称。郭造卿《永平府志》说，这就是千里松林。《辽史》作“蹛”。按：《辽史·国语解》作“蹛村”，是地名，就是松林旧地；“蹛”读音为带。我私下怀疑“村”字是“林”字末笔缺失造成的讹误。其情形如同《史记·匈奴传》的“蹛林”。《汉书音义》说，匈奴举行秋社，八月中旬都聚会到祭祀之处。又《史记正义》说，颜师古认为，“蹛”是绕着林木祭祀；这是鲜卑的习俗，自古相传。秋祭时若没有林木，仍然竖起柳枝，众骑绕着柳枝奔驰三周才停止，这就是遗留下来的仪式。《寰宇记》又引用《入塞图》说，从汉代大宁向西北走一百里到怀荒镇，再向北走七百里到榆关，又向北走二百里到松林，再向北走一千里，才到瀚海。全氏依此增补“松”字，戴氏也怀疑“林山”是“松林”之误。守敬按：赵氏增补“松”字，是对的。只是中采引用顾炎武的话，依据《北边纪事》说潢水有时称曲水，即郦道元所说的曲河；这是不对的。郦道元说的是濡河，潢水却在濡河东面，中间隔着山岭，不能混为一条水。水的北面有池，水深而不流。会贞按：今天上都河西北有衮泊，应当就是《注》所说的水北之池。濡水又向东北流，经孤山南面；向东北流时，吕泉水注入。吕泉水发源于吕泉坞西面。会贞按：吕泉水应当就是今天多伦诺尔西面的水。《注》说三泉水注入吕泉水，又说松林山水汇合逆流水注入吕泉水，而今天只有一条水，与古代不同。水向东南流，弯曲后向东经吕泉坞南面，再向东北流，三泉水注入。三泉的源头依次排列，汇合成为一条水。距御夷镇东北四百里，向东南注入吕泉水。吕泉水又向东流，经孤山北面，再向东北流，逆流水注入。逆流水发源于东南面，引出的泉水，赵氏改“泉”为“源”。它向西流，右转后向东北注入，松林山水汇合进来。朱本“松”作“木”，全氏同，赵氏改正，戴氏也怀疑“木”是“松”字之误。守敬按：上文的松林山在濡水南面，此山却在濡水北面，大概松林范围很大，跨越濡水南北两岸，兼有南北两部分。水发源于山南，向东注入逆水，水流散乱地向东北流，注入濡河。

译濡河又向东流，盘泉水汇入其中。会贞按：今天多伦诺尔东北有哈柳图和库库泊，应当就是盘泉水。两泉北面有安巴科坤河、克衣河，二水汇流后与两泉会合，再流入上都河；《注》没有提到它们，大概是因为以盘泉为主水。水从西北流来，向东南注入濡河。濡河又向东南流，水道回旋曲折，称为曲河。距御夷镇东北三百里。会贞按：在今天多伦诺尔东南。水又向东流出峡谷。会贞按：《资治通鉴》记载，唐开元二年，薛讷攻打契丹，行军到滦水山峡中，被伏兵击败；就是《注》所说的峡谷。水流入安州境内。会贞按：安州详见下文。又向东南流经渔阳郡白檀县旧城。守敬按：前汉时白檀县属渔阳郡，后汉废除，在今承德府西面。后魏又在虒奚旧城恢复设置白檀县（见《鲍邱水》篇），不是这里的地方。《地理志》说：濡水发源于白檀县北面的蛮族地区。赵云：《汉志》渔阳郡白檀县条下作“洫水出北蛮夷”。颜师古说“洫”音呼鵙切。“洫水”只是“濡水”字形缺损后的误写，这是六朝以后《汉书》传抄造成的错误，颜师古不知道这一点，反而错误地为它注音。“县”字是衍文，“蛮”字下脱了“夷”字；全氏把“濡”改作“洫”，反而斥责齐召南主张作“濡”的说法。戴氏引用《汉志》作“洫”，用来表示版本异同。守敬按：《汉志》辽西郡肥如县条下说，濡水向南流入海阳县，并没有说濡水发源于哪里；渔阳郡白檀县条下说，洫水发源于北蛮夷，这里叙述的正是濡水的源头，只是传抄时把“濡”误作“洫”罢了。幸亏郦道元引用《汉志》这一条时作“濡水”，足以证明他所见的《汉志》没有错误。颜师古既没有考察《志》中肥如县条下所说的濡水就是这条水的下游，也没有考察郦道元引用白檀县条下文字时作“濡水”，却在肥如县条下把“濡”注为乃官切，在白檀县条下把“洫”注为呼鵙切，因而造成两条水的假象。他不知道历来地理志从没有“洫水”这一水名，难怪王子安要写文章指出这种错误。赵氏已经知道“洫”是六朝的误字，全氏却把“洫”当作正确，把“濡”当作错误，正是把不狂说成狂。戴氏也被颜师古迷惑了，详细情况在篇首互相参看。汉景帝下诏对李广说：“将军大概就是率军向东转进、在白檀停住车驾的人。”朱本作“景帝”，全氏、赵氏、戴氏都相同。守敬 按：《李广传》所说是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时的事，在汉武帝元朔二年，不是汉景帝时期，现予订正。水又向东南流，右侧与要水汇合。要水发源于塞外。守敬按：《方舆纪要》说，要水在密云县东北，也叫清水源，发源于古北口外，从大黄崖口、小黄崖口流到县境，注入潮河。这是不对的。根据《注》，要水注入濡水而不是沽水；按照地势方位推定，应当就是今天口外丰宁县东南的兴州河。三条支流共同发源，称为大要水。水向东南流，经要阳县旧城东面；那里原是都尉治所，王莽改名为要术。要水又向东南流经白檀县，随后向东南注入濡水。戴氏说：按，白檀、要阳在今天的密云县，并不是滦水流经的地方，郦道元这一条错误非常严重。守敬按：《地形志》说，安州在皇兴二年设置，治所为方城；天平年间陷没，元象年间寄治于幽州北界。密云郡在皇始二年设置，治所为提城；密云县在太平真君九年并入方城县。要阳县前汉属渔阳郡，后汉、晋时废除，后来恢复设置。白檀县是郡治所在地。由此可知，在郦道元时代，密云、要阳、白檀等县都在今天古北口外、承德府西面一带。自从杜洛周在上谷起兵反叛以后，到元象年间，这些地方寄治于幽州北界。《地形志》在安州条下已经记载过，所以密云、要阳、白檀各县不再重复记载。《一统志》和《畿辅通志》已经考证出汉代要阳、白檀在古北口外。戴氏只知道要阳、白檀在今天密云县，并非滦水流经之地，却不再查考《地形志》安州条下关于元象年间寄治幽州北界的记载，反而说郦道元错了。他不知道郦道元考察六镇时亲自到过这些地方，所以说得确凿无疑。至于元象年间寄治幽州北界的那些县，郦道元没有见到，当然不会记述。戴氏这一条实在过于草率。《方舆纪要》说，要阳旧城在密云县东南六十里，白檀旧城在县南，都是元象年间寄治幽州北界的县。濡水又向东南流，索头水注入。索头水发源于北面的索头川。会贞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记载索头什翼犍，胡三省注引用萧子显的话说，鲜卑人披发、穿左衽衣服，所以称为索头。这条水大概因索头人而得名。如今承德府北面的宜孙河，就是索头水；它发源于围场境内。水向南流。朱本此处八字误作“水北流南”四字，赵氏同，戴氏改正。经广阳侨郡西面。魏代分右北平郡设置广阳郡，今为安州治所。会贞按：《地形志》说，安州在皇兴二年设置，治所为方城；天平年间陷没，元象年间寄治于幽州北界。广阳郡在延和元年由益州改置，太平真君二年改为郡。又说，燕乐是州郡治所；太平真君九年把方城并入密云；方城在普泰元年设置。综合这些记载可知，后魏有方城县；延和元年在方城设置益州，太平真君二年将益州改为广阳郡，太平真君九年把方城并入密云；到皇兴二年，在方城旧城设置安州，与广阳郡同城而治，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情况。该地在今承德府西北。到元象年间，安州、广阳郡寄治于幽州北界，同时设置所辖的燕乐县，所以燕乐成为州郡治所。普泰元年设置的方城，也是旧城陷没后另行设置的县，并非原来的方城所在地，都在今密云县境内。又向南流注入濡水。戴氏删去“水”字。

译濡水又向东南流，武列水汇入。武列水由三条支流汇合而成。朱本“三”误作“山”，《笺》说宋本作“三”，全氏、赵氏、戴氏改正。西源的右支是溪水，也叫西藏水；向东南流出溪谷，与蟠泉水汇合。泉水发源于安州东十五里。会贞按：这里说的是安州。向东流九十里，向东注入西藏水。西藏水又向西南流。会贞按：下文说东藏水向南流入西藏水，那么西藏水必定是向东南流，东藏水向南流才可以注入它。如果西藏水向西南流、中藏水向南流，怎么能够注入西藏水？所以“西南”是“东南”的错误。东藏水注入西藏水。东藏水发源于东溪，也叫东藏水；向西南流出山谷，与中藏水汇合。中藏水发源于中溪，向南流出山谷，再向南注入东藏水，因此把这条川称为三藏川，把水称为三藏水。东藏水又向南流，在右侧注入西藏水。赵云：《畿辅通志》说，三藏水一名三城水，在密云县东北。它由西藏川、东藏川、中藏川三条支流汇合而成，汇合处叫三藏口；下游流入潮河。《方舆纪要》说，密云县东北有武列水，也叫三藏川，三条支流汇合。三藏水由西藏川、中藏川、东藏川汇合而成，汇合处叫三藏口。晋咸康四年，慕容皝在这里设伏，击败赵国将领麻秋。《水经注》说，要水、武列水、三藏水都注入濡水；濡水就是滦河，潮水也有滦河的名称。戴氏说：按，西藏水就是今天的固都尔呼河，先与中藏水汇合，即今天的茅沟河，再与东藏水汇合，即今天的赛音河。郦道元把东藏水写在中藏水之前，说成东溪、西溪先合流，再同西源汇合，完全不合各水流汇合的次序。守敬按：三藏水就是今天承德府东面热河的上游，下游流入滦河。《畿辅通志》误认为它流入潮河。《方舆纪要》知道《水经注》说三藏水注入濡水，却又说潮水有滦河之名，因此也误以为它流入潮河。赵氏连续引用这些说法，没有加以辨析，大概仍不知道三藏水所在。戴氏知道它是承德的水，但把赛音河当作东藏水，却不对。赛音河与汤泉汇合后，才向西注入固都尔呼河。郦道元说三藏水水流散乱，汇合龙泉水，明确没有把赛音河当作东藏水；他所指的应是汤泉以北的水。水流散乱，左侧汇合龙泉水。朱本“左”作“右”，赵氏、戴氏同。会贞按：下文说龙泉水发源于东山下，向西南流入三藏水，因此龙泉水在三藏水左侧；这里的“右会”是“左会”的错误，今改正。龙泉水发源于东山下。会贞按：龙泉水今名汤泉，发源于承德府东北八十里的汤山，水温适宜。水潭深不可测。龙泉水向西南流入三藏水。三藏水又向西南流。戴氏改“西”为“东”。与龙刍水汇合。龙刍水向西发源于龙刍溪。朱本“西”误作“而”，戴氏改正，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西”。《鲍邱水注》中也有龙刍溪，郦道元都没有详细叙述。汪士铎误以为这是同一条水分东西流动，于是把武列水画在濡水西面，又把这里的龙刍溪画在西面，以便同《鲍邱水注》的龙刍溪相合。然而索头水在濡水东面，经安州治所西面；蟠泉水发源于安州东面，向东注入西藏水；龙刍溪也向东流入三藏水。由此可知，这里的龙刍溪在索头水东面，与《鲍邱水注》的龙刍溪之间隔着濡水和索头水，不能牵强合并。龙刍水向东流入三藏水。朱本没有“ 三”字，赵氏、戴氏增补。又向东南流，经武列溪。朱本脱“武”字，赵氏、戴氏增补。这就是武列水。水向东南流经石挺下方。朱本“挺”作“●”，《笺》说谢氏本作“挺”，戴氏改正。赵云：应当从木旁作“梃”。《说文解字》说，“梃”是一根木条；徐锴《系传》说，“梃”有独立之意，是挺然直立的样子。石梃就是孤独生长、独立挺立的石峰。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挺”。石挺矗立在层层山峦之上。朱本脱“挺”字，把“在”误作“左”，戴氏增改，赵氏增补“挺”字并作相同改动。孤石高耸入云。朱本“孤”字上多“有”字，赵氏同，戴氏删去。石峰临近陡峭险崖，高达一百多仞。地方长官经过这里时，命令挑选训练有素的士兵，弯弓张弦。朱本脱“张”字，赵氏依据《名胜志》所引文字校补，戴氏也增补。但没有人能够到达它高耸的顶端。会贞按：《一统志》说，磬锤峰在承德府治东北十六里，峰体尖削而秀美挺拔，下部尖、上部丰厚，就是古代的石挺峰，俗名棒棰峰。这条水向东与其他水汇流，注入濡水。濡水又向东南流，五渡水注入。五渡水发源于安乐县北面的丁原山。会贞按：今天的老牛河就是五渡水，发源于承德府东面。向南流经安乐县旧城西面；这里原是三会城。会贞按：《地形志》没有记载安乐县，但营州建德郡阳武县有三合城，就是这里所说的三会城。因此，该县原属建德郡，后来并入阳武县。守敬按：根据安乐旧城的位置判断，它应当是北燕设置的县，而魏收遗漏了。大概在今平泉州西面。五渡水向南流入五渡塘；因为这条河道曲折迂回，渡水的人频繁涉渡，所以河川和水塘都取了这个名称。又向南流入濡水。濡水又与高石水汇合。高石水向东发源于安乐县东面的山。会贞按：今天的瀑河就是高石水，发源于平泉州西北。水向西流经三会城南面，向西流入五渡川，再向下游注入濡水。守敬按：上文既然记载濡水接纳五渡水之后，又说它与高石水汇合，说明高石水是单独流入濡水的，与五渡水无关。因此不能说它向西流入五渡川再向下游注入濡水；“西入五渡川”五字应当是衍文。

译濡水又向东南流经卢龙塞。今为潘家口。塞道从无终县向东通出；无终县详见《鲍邱水》篇。渡过濡水，通向林兰陉，向东到达青陉。朱本“青”作“清”，戴氏同。赵氏改作“青”，说《永平府志》《方舆纪要》都作青陉。《方舆纪要》说，永平府卢龙县有青山口，在府北桃林口以东的第四个关口。下文说“向东越过青陉”，仍应作“青”字。全氏也改作“青”。守敬按：《资治通鉴》晋永和五年注文引用此文作“清陉”，可见讹误沿袭已久。今天迁安县西北也有青山口，在喜峰口东六十里。卢龙一带地势险要，山坡陡峻、道路盘曲，因此有“九峥”之名。戴氏把“峥”改作“▯”。守敬按：《资治通鉴》晋永和五年注文引用此文作“峥”。《地形志》说北平郡新昌县有卢龙山。《方舆纪要》说，《通典》记载卢龙塞在平州城西北二百里；《明一统志》说，今永平府西一百九里有卢龙镇，土色黑，山势像龙形，就是古代的卢龙塞。燕景昭元玺二年，派将军步浑修治卢龙塞道。朱本“塞”作“其”，《笺》说宋本作“治卢龙塞”。其中“其道”的“其”字也是衍文，“其”应是“塞”字的错误。赵氏、戴氏把“其”改作“塞”。焚烧山岭，凿削石壁，使道路能够通行宽大的车辆；又在山岭上刻石，用来记载这项功绩，碑铭至今还保存着。庾仲初注《扬都赋》说，卢龙山在平罡城北。朱本把“仲初”误作“泉之”，《笺》说宋本作“庾杲之”。何焯说：庾阐字仲初，《注》误以为庾杲之。赵云：按，下文说“而仲初言在南”，可见这里并没有错。守敬按：《晋书·文苑传》说，庾阐字仲初，作《扬都赋》，受到世人推重，但没有说他作过《注》。根据《沔水》篇称“庾仲初《扬都赋注》”等语，可知这篇赋有庾仲初自作的注。根据本篇称“仲初注《扬都赋》等语”，又进一步说“仲初言在南”，可知这是庾仲初自己给赋所作的注，与南齐的庾杲之毫无关系。“注《扬都赋》”的“扬”字，朱本作“杨”，赵氏、戴氏改为“扬”。“平罡城”全氏、戴氏作“平冈”，下文同。守敬按：前汉右北平郡有平刚县，后汉废除；《魏志·田畴传》说，旧右北平郡治在平冈，道路经过卢龙，通达柳城。自建武以来，道路陷毁断绝，将近二百年，但仍有小路可以通行。大概因为道路荒废太久，所以庾仲初没有弄清详情，才说卢龙在平罡城北。这种说法很草率，距离事实很远。我考察认为：卢龙向东越过青陉。朱本《笺》说，克家认为“青”应作“清”，戴氏改作“清”。赵云：青陉的“青”字没有错误。会贞按：《资治通鉴》汉建安十二年、晋咸康四年注文引用此文，都作“青陉”。克家不知道可以据此纠正上文“清陉”的错误，反而说这里的“青”应改作“清”，戴氏于是径直改动，错了。再到凡城，约二百里。会贞按：《三国志·乌丸传》说，太祖亲自征讨蹋顿，袁尚的军队在凡城迎战。《十六国春秋》说，慕容皝派儿子慕容恪击败赵军，乘胜追击，筑城驻守凡城后返回。《方舆纪要》说，凡城在营州西南。《一统志》说在平州境内，应当在平州东南、靠近柳条边。由凡城向东北出发，前往平罡旧城，大约一百八十里。守敬按：平罡旧城应当在今喀喇左旗南面。向黄龙则有五百里。守敬按：黄龙详见《水经注·大辽水》篇。所以陈寿《魏志》说：朱本脱“曰”字，戴氏、赵氏同。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有“曰”字，现补入。田畴率军从卢龙塞出发，开凿山岭、填平深谷，走了五百多里，经过白檀，越过平罡，登上白狼山，远望柳城。守敬按：这是抄改《魏志·武帝纪》和《田畴传》的文字。白檀详见前文，白狼、柳城都详见《水经注·大辽水》篇。平罡在卢龙东北方，距离很远，而庾仲初说它在卢龙南面，是不对的。会贞按：庾仲初是就卢龙来说，认为卢龙在平罡北面；郦道元又引用《魏志》加以证明，并转而就平罡来说，所以说庾仲初认为平罡在卢龙南面。也就是说，卢龙在平罡北面，等于平罡在卢龙南面。濡水又向东南流，经卢龙旧城东面。这座城是汉建安十二年魏武帝征讨蹋顿时修筑的。濡水又向南流，黄洛水注入濡水。黄洛水发源于卢龙山北麓。守敬按：《寰宇记》在卢龙县条下记载，黄洛城是殷代诸侯国。这里的黄洛水因黄洛城而得名，应当就是今天从董家口东北流出、下游到潘家口北面注入滦河的水。但《辽志》说，滦州义丰县本是黄洛故城，黄洛水发源于卢龙山北，向南流入滦水，这是错误的。辽代义丰县就是今天的滦州，距离黄洛水很远，所以《一统志》驳斥了这种说法。黄洛水向南流入濡水。濡水又向东南流，洛水汇入其中。朱本作“水又合焉”，《笺》说：“水又”旧本作“水名”，宋本作“洛水合焉”。戴本依宋本改写。赵本认为《笺》的说法不对，根据《永平府志》改作“敖水右合焉”。守敬按：敖水在下文才出现，而且濡水向东南流，此水向西南流来注入濡水，应在濡水左侧，不可能是右侧。仍以宋本为是。洛水发源于卢龙塞。守敬按：现在迁安县西北有长河，就是洛水，源头在董家口外，向西南流入濡水。濡水又转弯流去，左侧有润水汇入。朱本脱去“左”字，作“得去润水”；赵本增删文字，戴本增“同”字而保留“去”字。会贞按：“左”与“去”字形相近，原本误把“左”写成“去”，又误将它置于“得”字下面。赵本改作“左得润水”，是正确的；戴本仍保留“去”字，是错误的。《隋志》在卢龙县条下只称“润水”，可以证明。又有敖水汇入。赵本把“又”改作“右”，不对；戴本作“合”。会贞按：敖水在濡水左侧，“又”字承接上文而言，完整本和赵本改作“右”，都是错误的。这两条水都从卢龙县西面流来，注入濡水。会贞按：现在迁安县西北有清河、蛤螺河，都从关口外流出；一条从榆木岭流入，另一条从城子岭流入，汇流后向南进入滦河，就是这里所说的两条水。濡水又向东南流，经过令支县故城东面，这里是王莽所改称的令氏亭。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地设置辽西郡。

译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二十一年王贲攻破燕国，大概是在攻破燕国后设置辽西郡。《汉志》只说秦代设置辽西郡，郡治在阳乐，详情见下文。濡水流到令支县。朱本把“隶”写作“县”，《笺》说宋本作“隶”，戴、赵二本改正。守敬按：汉代令支县与肥如县都属辽西郡，后汉、魏、晋时陷没，北魏废除。《地形志》说，肥如县有令支城，在今迁安县南面。《魏氏土地记》说，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向南流经孤竹城西面。朱本“流”字下有“注”字，赵本保留而删去“径”字，戴本删去“注”字。会贞按：孤竹城详见下文。濡水左侧有玄水汇入。朱本“左”作“右”，赵、戴本相同。会贞按：玄水在濡水左侧，作“右”是错误，现改正。当地人又称它为小濡水。朱本“世”误作“也”，赵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戴本改得对。玄水发源于肥如县东北的玄溪。朱本脱去“县”字，赵、戴本增补。守敬按：《隋志》说卢龙县有玄水，今名青龙河，发源于平泉州东面。玄水向西南流经肥如县东面，转向东流，再向南转，回流向西，经过肥如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肥如县属辽西郡，后汉、魏、晋沿袭，北魏时为郡治，在今卢龙县北三十里。当地人又称它为肥如水，这种说法不对。朱本脱去“之”字，赵、戴本增补；戴本删去“非也”二字。肥如故城是肥子国。应劭说：“晋国灭掉肥国，肥子逃奔燕国。”全祖望说：“肥子被晋国的荀吴俘获，不能说他逃奔燕国。”守敬按：应劭确实常常望文生义；但肥子绵皋被晋国俘获后，也可能是他的嫡子或庶子逃奔燕国，由燕国封立于此，这种情况未必不存在。全祖望本没有收入这条，大概后来觉察说法不对而删去了。燕国把肥子封在这里。守敬按：颜师古也采用应劭的说法，但删去了“晋灭肥”三字。因此称作肥如。[二四]汉高祖六年，封蔡寅为肥如侯国。全祖望说：“考察汉人封国的情况，河西五郡、巴蜀以及辽海、闽粤等地，并不是因为封赏而设置的，也不会把功臣封到极远的边地。蔡寅被封在肥如，大概因为他本来是辽东人，所以封在那里；看他的孙子仍任肥如大夫，就可以证明。”守敬按：《史记》和《汉表》的记载相同。玄水向西南流，右侧有卢水汇入。朱本“会”作“合”，赵本根据黄本改，戴本作“会”。守 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会”。卢水发源于肥如县东北的沮溪。守敬按：此水发源于今天迁安县边外的都山东南。向南流，称为大沮水。又向南流，左侧有阳乐水汇入。阳乐水发源于东北面的阳乐县。戴本在“县”字下增加“溪”字。守敬按：这是因为上下文都有“溪”字才增补，但实际上不必增加。《地理风俗记》说：“阳乐是古燕地，是辽西郡治所，秦始皇二十二年设置。”朱本把“地”写作“也”，赵、戴本改正。守敬按：上文说辽西郡在秦始皇二十二年设置，阳乐县既然是郡治，也应当在二十二年设置。汉、魏、晋三代，阳乐县都作为辽西郡治，在今锦州西北。《后汉书·赵苞传》说，赵苞任辽西太守，迎接母亲到郡中，途中经过柳城。[柳城详见《大辽水》篇白狼水条下。]由此可知阳乐在柳城以东，这是明确的证据。北魏时迁置到今滦州东面，仍属辽西郡。《方舆纪要》引有一种说法，认为北魏把郡治迁到这里，这是正确的。但郦道元把迁置后的阳乐县记作辽西郡治，大概是错误的。《魏氏土地记》说：“海阳城西南有阳乐城。”守敬按：下文说海阳城在濡水西面；如果阳乐城在海阳城西南，就会更远在濡水西面，而阳乐水注入沮水，则应当在濡水东面，二者不相符合。这样看来，“西南”应是“东南”的错误。阳乐水又向西南流，注入沮水，称为阳口。沮水又向西南流，小沮水注入其中。小沮水发源于冷溪。守敬按：现在迁安县东北七十里有冷口关，大概就是冷溪的发源地。当地人称它为冷池。小沮水又向南流，到达温泉水口。朱本此处下衍“注”字，赵、戴本删去。温泉水发源于东北的温溪。朱本把“水”误作“之”，赵本根据《名胜志》改，戴本相同。守敬按：现在称为暖河，发源于迁安县东北六十里的刘家关，从温溪向西南流入小沮水。小沮水又向南流，与大沮水汇合，成为卢水。桑钦《卢子之书》说……守敬按：桑钦的说法只见于《汉书·地理志》，《艺文志》没有著录。当郦道元生活的时代，这部书未必还存在。郦道元《水经注》所引用的内容，大多出自《地理志》，但《地理志》在卢水条下并没有记载桑钦的说法；这恐怕是别家的说法，却误认为桑钦之说。会贞按：《水经注》在代城条下引用卢植的说法，这里的“卢子”应当就是卢植。《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用卢植《冀州风土记》，大概就是《水经注》所指的那部书。书中说，晋国灭掉肥国以后，把肥国的族人迁到卢水一带。全祖望说：上文说燕国封肥子于肥如，这里又引用桑钦的话，说晋国把肥国族人迁来；卢水并不在晋国封域之内，晋国怎么能把亡国之人迁到这里呢？守敬按：上文说燕国把肥子封在肥如，后来又把他的族人迁到卢水，这种事情也确实可能发生。卢水有两条水道，号称小沮水、大沮水，汇合后流入玄水。卢水又向南流。戴本删去“卢水”二字。卢水与温水汇合。温水发源于肥如城北，向西流注入玄水。会贞按：下文引用《地理志》说卢水向南流入玄水，因此“向西流注入玄水”以上的内容都应当是在叙述卢水，怀疑从“晋既灭肥”到这里全是卢子之说。[二五]上文已经详细叙述大沮水、小沮水和温水，这一段正是引用卢子的话逐一加以证明。只是既然说卢水有两条水道，汇合后流入玄水，那么卢水已经流入玄水了。这是《地理志》中的话，但《地理志》在卢水条下没有记载桑钦的说法，这恐怕是别人家的说法，却误被认为是桑钦的说法。会贞按：郦道元《水经注》在代城条下引用卢植的话，这里的“卢子”应当就是卢植。《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一引卢植《冀州风土记》，大概就是《水经注》所指的那部书。书中说，晋国灭掉肥国以后，把肥国的族人迁徙到卢水一带。全祖望说：上文说燕国把肥子封在肥如，这里又引用桑钦的话，说晋国迁徙肥国族人；卢水并不在晋国的封域之内，怎么能把亡国之人迁到这里呢？守敬按：上文说燕国把肥子封在肥如，又把他的族人迁徙到卢水，这也是事情中可能有的情况。卢水有两条支渠，称为小沮、大沮，汇合后流入玄水。卢水又向南流，戴震删去“卢水”二字。它与温水汇合；温水发源于肥如城北，向西流入玄水。会贞按：下文将引用《地理志》说卢水向南流入玄水，那么“向西流入玄水”以前的文字，都应当是在叙述卢水；我怀疑从“晋国灭掉肥国”至此，都是卢植的话。[二五]大概上文详细叙述大沮、小沮以及温水，这一段正是引用卢植的话逐一加以证明。只是既然说卢水有两条支渠，汇合后流入玄水，那么卢水已经流入玄水了。

译下文又接着说卢水与温水汇合后流入玄水，前后重复而且错乱。现在拟订为：“卢子之书说，晋国灭掉肥国以后，肥国族人迁到卢水一带。卢水有两条水道，号称小沮水、大沮水，汇合后向南流，与温水会合。温水发源于肥如城北，向西流入卢水，卢水再流入玄水。”这样接续《地理志》才相合。《地理志》说：“卢水向南流入玄水。”朱本作“卢水又向南流入玄水”，赵本相同，戴本依《汉志》删去“又”字。玄水又向西南流，经孤竹城北面，向西流入濡水。所以《地理志》说“玄水向东流入濡水”，大概是说它从东面注入濡水。守敬按：玄水实际上向西南流入濡水，而《汉志》作向东流入濡水，郦道元没有直接驳斥，只说大概是从东面注入。这也像侯水向南流入渝水，《汉志》却作向北流入渝水，郦道元解释说，大概是说从北向南流。郦道元明知不合，却委曲解释《汉志》，不轻易议论古人，可见他的性情宽厚平和，千年之后仍仿佛可以看见。北魏收录的那些酷吏，实在冤枉了他。《地理志》说：“令支县有孤竹城，就是古代的孤竹国。”[二六]赵一清说：《地理志》在辽西郡令支县下说有孤竹城，应劭说是古代伯夷的国家。守敬按：上文说濡水流经孤竹城西面，左侧有玄水汇入；玄水流经孤竹城北面，向西注入濡水，因此孤竹城位于濡水以东、玄水以南，也就是两水交汇之处。下文说肥如县南十二里就是两水交汇处。因此《寰宇记》说，孤竹城正在肥如县南十二里。[二七]《括地志》说它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是错误的。唐代卢龙县就是今天的县治。现在两水在卢龙西北汇合，古代汇合处距离肥如县十二里，因此不可能在卢龙县南面。《史记》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这里互相谦让国位，后来在首阳山饿死。守敬按：这里只是节略抄录《伯夷列传》的文字。汉灵帝时，辽西太守廉翻……会贞按：《文选·桓元子荐谯元彦表》注文引《博物志》也作“廉翻”，但《博物志》卷七、《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九和五百四十九所引《博物志》都作“黄翻”，文字有异。他梦见有人对自己说：“我是孤竹君的儿子，伯夷的弟弟。辽海把我的棺椁漂了过来，听说您仁厚善良，希望您收葬覆盖我。”第二天去查看，水面上有一具漂浮的棺材，官吏……朱本作“矣”，《笺》说宋本作“吏”，戴、赵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吏”。那些讥笑这件事的人，全都无病而死。于是廉翻为他改葬。《晋书·地道志》说：“辽西人看见辽水中有一具浮棺，想把它毁掉。棺中传话说：‘我是孤竹君。’”赵本在“君”字下增加“子”字，并说《太平广记》引《博物志》作“我孤竹君子也”。会贞按：《文选》注文引《博物志》作“我是孤竹君的儿子”，与《太平广记》引《博物志》相同；而今本《博物志》作“我是伯夷的弟弟，孤竹君”。《太平御览》所引也相同。《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一引《搜神记》同样作后一种说法，因此两种记载互相错杂。《水经注》上文作“孤竹君的儿子”，这里引用《地道志》作“孤竹君”，大概是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棺中又说：“你为什么要毁坏我？”于是人们为他建立了祠庙。祠庙在山上。会贞按：《地形志》说，肥如县有孤竹山祠。旧《志》说，铜山就是古代的孤竹山，距离卢龙城西十五里，孤竹城在山旁。这里是肥如县南十二里、两水汇合的地方。这里就是两水汇合的地方。濡水又向东南流经海阳县，向西南注入大海。濡水从孤竹城东南流出，经过西乡北面。朱本把“西”误作“主”，赵本根据《永平府志》改正，戴本相同。西乡大概在今滦州东南。瓠沟水注入濡水。瓠沟水发源于城东南，向东流入濡水。濡水又流经牧城南面。朱本把“牧”误作“故”，赵本根据《永平府志》改，戴本相同。守敬按：《通鉴》晋咸康六年注文引用此文作“牧城”，这种错误由来已久。濡水分成两条水道。北面的支流流出后，当地人称为小濡水。守敬按：旧《志》说，滦河进入乐亭县境后分成两支，一条叫葫芦河，在县东北三十里，流经县东二十里，向南入海，称为东滦河，明代景泰年间淤塞。小濡水向东流经乐安亭北面。《通鉴》记载，晋咸康六年，赵王石虎想攻打燕国，向乐安城运输谷物一千一百万斛；永和元年，又派征东将军邓恒率数万军队驻扎乐安，就是这里的乐安亭，在今乐安县东北。小濡水向东南流入大海。濡水向东南流，经过乐安亭南面，向东与新河的故道汇合。这一“渎”字，朱谋没有，赵一清、戴震增补。新河从雍奴县承接鲍邱水，向东流出，称为盐关口。守敬按：新河过去从今宝坻县以东流经丰润县、滦州，到乐亭县西北，注入滦河，后来长期淤塞。魏太祖征讨蹋顿时，曾与泃口一同开导这条水道，世人便称它为新河。朱谋脱去“之”字，赵一清、戴震增补。陈寿《魏志》说“以通河海”。朱谋《笺》说：《魏志》记载，曹公将要征讨辽西单于时，开凿渠道，从呼沱水引入泒水，命名为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开凿渠道，引入潞河，命名为泉州渠，以便通往海上。泒水。]水，名为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开凿渠道，引入潞河，名为泉州渠，以便通往海上。守敬按：曹操把呼沱水决开，使水向北流入泒水，地点在铙阳县。朱谋不应把这些内容连续引用。况且泉州渠的情况在《鲍邱水》篇中已有详细记载，从泃口开凿渠道等话，也应当在那一篇引用。这里《水经注》说“与泃口俱导”，大概是说从泃口开凿渠道时，同时开导了新河。又引用《魏志》“以通河海”的话，是抄录时改变了原文措辞，把新河也包括在内。戴震却认为“河”字是衍文而删去，失去了郦道元的本意。新河又向东北流，横截庚水。守敬按：庚水的情况详见《鲍邱水》篇。新河又向东北流出，经过右北平，横截巨梁水。朱谋写作“泃渠”，全祖望、戴震相同。赵一清说：按《一统志》引用此文作“巨梁水”，是正确的。大概庚水在巨梁水西北，新河横截庚水，就是今天沽河与泃河汇合后称为蓟运河的水道；接着向东横截巨梁水，巨梁水就是今天的还乡河；然后清水、滦水蜿蜒向东流入大海。如果横截庚水以后又横截泃水，那么这条水反而会向西流出，这是没有道理的。全祖望、戴震沿袭了“泃渠”的错误。右北平郡和巨梁水的情况，都详见《鲍邱水注》。

译又向东北流，经昌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该县隶属右北平郡；后汉时废弃，故城在今丰润县西南。朱谋在此字下面有“至”字，《笺》说：“至”字，宋刻本作“故”，都怀疑是衍文。全祖望说，“至”字应移到“淑武也”之后。赵一清依从这一说法，戴震删去“至”字。王莽时改名为淑武县。新河又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朱谋没有“分”字，戴震、赵一清增补。分出的支渠向东南流入海。守敬按：这条支渠在今丰润县西南。新河从支渠向东流出。朱谋把“枝”误作“板”，《笺》说：宋刻本作“枝”，赵一清、戴震改正。它与封大水汇合，称为交流口。朱谋把“口”误作“合”，赵一清相同，戴震改正。封大水发源于新安平县，向西南流经新安平县故城西面；《地理志》说这是辽西郡所属的县。守敬按：后汉时该县废弃，故址在今滦州西北。封大水又向东南流，龙鲜水注入其中。龙鲜水发源于县城西北，世人称它为马头水；两条源流都发源后，向南汇合成一条河，向东流入封大水。朱谋脱去“封”字，戴震增补。[二八]赵一清根据《汉书·地理志》校勘增补。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明抄本都有“封”字。现在有陡河，上游的两条水在丰润县以东汇合，应当就是封大水、龙鲜水。《地理志》说：“龙鲜水向东流入封大水。”守敬按：这一条和下边两条，都是《地理志》海阳县下的文字，《水经注》分开引用。各水漫流，向南汇入新河，再向南注入海中。朱本“注”作“流”，戴本改正；赵本依《汉志》在“流”下增加“入”字。《地理志》说：“封大水在海阳县南面注入海中。”新河又向东流出海阳县，与缓虚水汇合。朱本把“虚”误作“灵”，赵本根据《汉书·地理志》改正，戴本相同。缓虚水发源于新安县东北。朱本脱去“安”字，赵、戴本增补。会贞按：今天称为沙河，发源于迁安县西面的横山赤崖，只是下游已经淤塞，水势又转向素河以东，河道有很大变化。当地人称它为大笼川。朱本把“川”误作“山”，戴本相同，赵本改作“水”。缓虚水向东南流经令支城西面，向西南流与新河汇合，再向南流入海。朱本脱去“注”字，戴本增补；赵本根据《汉志》增作“入”。会贞按：《大典》本、黄本都有“注”字。《地理志》说：“缓虚水与封大水都向南流入海。”新河又向东流，与素河汇合，称为白水口。素河发源于令支县的蓝山。朱本没有“水”字，赵、戴本增补。会贞按：《寰宇记》引用《后魏舆地风土记》说，卢龙县西四十九里有蓝山。[《初学记》卷八引作三十九里。]山色蓝翠而层叠，所以得名。蓝山在今迁安县西南三十里，又称岚山；素河发源于此，又名泝河，都是因为读音相近而产生的讹误。素河向南与新河汇合，又向东南流入海。新河又向东流到九濄口。朱本把“濄”作“过”，下文也一样，赵、戴本改正。新河分出一条支流向南注入海。会贞按：这条支流在今滦州西南，早已淤塞。新河又向东流经海阳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海阳县属辽西郡，后汉、魏、晋、北魏沿袭设置，在今滦州西南。汉高祖六年，封摇毌余为侯国。全祖望说：摇毌余是南越将领，怎么会把岭南以外的土地封给他，反而封在辽海呢？所以《索隐》说，他也是南越县人，而《汉志》漏载了这一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善长错了。守敬按：《索隐》的说法也不对。它的意思是，广州的海阳县应当是汉代县名，但《汉志》中没有记载；却不知道汉高祖时那片地方属于赵佗，汉朝怎么可能取得它来作为封国？《战国策·楚策》中，苏秦游说楚王说：“东面有夏州海阳。”卢藏用说，海阳在广陵东面。两汉没有海阳县，只有前汉临淮郡的海陵县；晋代没有海陵县，广陵郡却有海阳县。《宋志》说，海陵县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这样看来，晋代的海阳就是汉代的海陵，也就是《楚策》中的海阳。现在的泰州治所，距离摇毌余的封国大致较近。所谓《魏氏土地记》说“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阳城”，就是指此地。新河又向东流，与清水汇合。清水发源于海阳县。会贞按：《地形志》说海阳县有清水。现在的清河发源于滦州西面的五子山。它向东南流经海阳城东面，又向南与新河汇合，再向南流十多里，向西进入九濄，注入海中。朱本把“濄”作“过”，《笺》说一作某字。赵一清说：不对，这个字从水旁，应作某字，不从火旁作某字。《魏书·毌丘俭传》说，正始年间，毌丘俭因为高句骊屡次侵扰反叛，统率步骑兵一万人，从玄菟出兵，分几路讨伐。高句骊王宫率领步骑兵二万人，进军到沸流水上，在梁口展开大战，王宫接连战败逃走。毌丘俭于是把马蹄包裹起来、把车轮悬起，登上丸都城。《水经注》注文说，“梁”读音为“遏”；但“梁”字没有“遏”的读音，大概是文字错误。《册府元龟》作某字口，并说读音为“过”。“梁”和某字、“遏”和“过”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海阳城是汉代县城，属辽西郡，今属永平府卢龙县境。旧《志》说，海阳城西接蓟门，东通渝关。渝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仲恭大概从这里越过险要地形去攻打高句骊。沸流水、丸都城在朝鲜京畿道东北部。《辽史·地理志》说，渌州设鸭渌军，置节度使；正州本是沸流王的故地，后来被公孙康兼并；渤海设置沸流郡，有沸流水，说的就是这里。然而其中有可疑之处：沸流水在汉代玄菟郡，而九某口在辽西郡，毌丘俭进兵后与高句骊交战，怎么会引兵反而进入内地呢？史书既然这样记载，难以凭主观推测。也有人认为原文应当是：“高句骊王宫率步骑二万人，在某口大战，进军沸流水上，王宫接连战败逃走。”这样才符合事情的经过。“九某”下面脱去“口”字。守敬按：元刊孔文声本《三国志》作“梁口”，读音为“渴”；北监本、殿本也都相同。不知道赵氏所见的版本为什么作“音遏”。

译又引用《册府元龟》作“某口”，读音为“过”，似乎是正确的。但郦道元并没有引用毌丘俭与高句骊交战的史事；即使“梁口”是“某口”的错误，也不过是名称偶然相同罢了。赵氏明知毌丘俭交战的某口在汉代玄菟郡，而郦道元所说的濄口在辽西郡，两地相距很远，却把史文改成与此相合，实在过于轻率。新河向东流，横截清水；又向东流，木究水从这里发源。会贞按：《汉志》在絫县条下说，下官水向南流入海。钱坫说，今天称为馆水，在昌黎县南二十五里。《水经注》作木究水，是因为字形相近而混乱。钱坫认为下官水就是木究水，这一点正确；但把昌黎县南面的馆水作为此水，则不对。这里《水经注》所说的水，是从新河发源的，位置大概在今滦州南面，向南流入海。新河又向东流，左侧曲折分流形成北阳孤淀。朱本把“北”误作“孔”，又在“淀”字下多出“名”字；《笺》说宋本没有“名字”二字。赵本根据《永平府志》引文改作“左迤与北阳孤淀合”，戴本改“北”字并删“名”字。守敬按：戴本是正确的。今天滦州南面有大田泊，盛产芦苇和蒿草，大概就是这里所说的北阳孤淀。淀水从右侧横截新河。朱本没有“淀水”二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淀水向南流入海。新河又向东流，在这里汇入濡水。濡水又向东南流，到达絫县的碣石山。《水经》说：“碣石山在辽西郡絫县。”王莽时改称选武县。絫县后来并入临渝县，王莽把临渝改称凭德县。赵、戴本把“凭”改作“冯”。守敬按：《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注文说，碣石山在辽西郡絫县；絫县后来废除，并入临榆县，这块石头显露在海边。《续汉志》没有絫县，应当是并入临渝县，所以故城在今昌黎县南面。临渝县详见《大辽水注》。《地理志》说：“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骊成县西南。”守敬按：骊成县在汉代属右北平郡，后汉废除，故城在今乐亭县西南三十里。王莽把它改名为碣石县。赵本依《汉志》把“碣”改作“揭”，戴本相同。赵一清说，《禹贡锥指》认为，山名相同而以大小相区别的情况，骊成县的山称为大碣石，必然还有小碣石，大概就是絫县海边的那块石头。郦道元既然宗信《水经》关于碣石在絫县的说法，又引用骊成县的大碣石来证明它，似乎认为这座山横跨两个县的边界。现在考察濡水的流向：它从关塞外流来，向东南流经乐安亭南面，向东与新河故道汇合，又向东南流到絫县碣石山，然后向南注入大海。乐安亭大概就是今天乐亭县东北的乐安故城。絫县在乐安亭南面，骊成县在其西面；按濡水经过亭南向东、再向东南流到碣石山的路线，碣石山应在亭的东南方，与骊成县的大碣石相距极远，怎么能说是同一座山？郭璞注《山海经》说，碣石山在临渝；也有人说在骊成，大概是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我认为在临渝的说法是正确的。原文作者在建安年间订正班固所说的碣石，就像王横在新莽时期订正司马迁所说的禹河一样。守敬按：《汉志》在右北平郡骊成县下说，大碣石山在县西南，王莽时称揭石；在辽西郡絫县下说，有揭石水，向南流入下官水。《汉书·武帝纪》注文说，碣石山在辽西郡絫县，絫县后来废除并入临渝，这块石头显露在海边。《水经》记载，碣石山在辽西郡临渝县南面的水中；郦道元注文说，大禹凿开碣石，使河水从右侧流入。[这种说法出自贾让。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登上这座山。海水向西侵蚀，日久越来越严重，把山包围起来，所以才说山在水中。《水经注》又说，汉代司空掾王横认为，从前天上连续下雨，又刮东北风，海水泛滥，向西南冲出，侵入数百里。[《沟洫志》作王横，原文只说九河地区逐渐被海水侵蚀，并没有说碣石沉入海中。郦道元大概是根据自己的推测联系起来的，所以在下文接着引用张君的说法来加以证明。]张君说，碣石山在海中。[胡渭说，《后汉书·志》注文和《禹贡正义》都引用张氏《地理记》，但不知道张氏的姓名。守敬按：郭璞注《尔雅》“乌鼠同穴”时引用张氏《地理记》；《水经·山水泽地所在》注文中“乌鼠同穴”又引用张晏《地理记》，因此张氏无疑就是张晏。程大昌认为是张揖，是错误的。]《濡水注》又说，濡水从乐安亭南面流过，与新河故道汇合，又向东南流到絫县碣石山。[郦道元没有说濡水经过絫县故城，说明他已经不知道故城的位置。]《水经》的引文说，又引用《汉志》，下文说汉武帝也曾登上碣石山，眺望大海，并在这里刻石记功。如今靠近海边的地方有一条像甬道一样的石带，绵延数十里。在山顶上，常常可以看见巨大的柱状石头，竖立在大海之中；潮水大涨时就隐没，潮水退去后，它仍然不动、不沉，也不知道究竟有多深，世人称它为天桥柱。它的形状像是人工建造的，但毕竟也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韦昭也认为这就是碣石山，濡水从这里向南注入大海。考察郦道元引用《水经》和《汉志》的说法，却没有加以辨析；他下文说石头像甬道一样绵延数十里，显然是认为这座山横跨两个县之间。《山海经》说，碣石山上有绳水，向东流入河中。郭璞注《水经》说，碣石山如今在辽西郡临渝县南面的水中；也有人说在右北平郡骊城县海边的山上。一般解释认为郭璞把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了，似乎如此；其实郭璞也是认为碣石山横跨汉代两个县的境界，所以才同时保存两说，并不是认为有两座碣石山。看他在《汉志》下特别增加“海边山”三字，就知道那正是《水经》所说临渝县石山显露在海边的说法。把这些话互相参照，就知道郭璞绝不是认为临渝、骊城各有一座碣石山，这一点十分明确。《汉志》在骊成县记载“大碣石”，在絫县记载“揭石水”；揭石水自然是因发源于揭石山而得名。一座山、一条水分别记在两个县名下，更能说明这座山很大。这就像云梦泽在华容县南面，而西陵县、编县也都记载有云梦官，正因为云梦广大，不分别记在各县，就无法说明它的范围。若说揭石水与揭石山无关，难道还要说云梦官也不指云梦泽吗？到了原文作者的时代，骊成县、絫县都已经废除。

译骊成县并入了哪个县，已经无法知道。[原文作者虽然距离班固时代不远，但当时的建置沿革已经有难以详考之处。看应劭注《汉志》时，往往任意臆测，例如说某水在某县南面，就是这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絫县并入了临渝县，所以原文只举临渝县来说明，原本并不是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后人不了解《汉志》的记载体例，又没有仔细考虑原文作者著书时的情况，于是看起来好像彼此完全不合。《水经注》又说，渝水向西南沿山流经一座故城，世人称为河连城，怀疑就是临渝县故城；临渝县既以临渝水得名，其城必然临近渝水。《汉志》说，渝水上游承接白狼水，应当就是今天的大凌河。根据郦道元所说，临渝县应在今奉天、锦州一带。但近人却把抚宁县当作临渝县，难道还有别的根据吗？不过是因为碣石山在昌黎东南，就认为临渝县在抚宁；却不知道抚宁虽然靠近碣石，却距离渝水很远。原文说碣石在絫县，而絫县并入临渝，所以说碣石在临渝县，并不是说碣石靠近临渝县城。至于《舆地广记》说骊成县在石城县，[石城就是今天的抚宁。]这也没有确切依据，只是因为《汉志》说碣石在骊成县西南，而石城县恰好在碣石东北，所以凭空推测罢了。不知道骊成县属右北平郡，絫县、临渝县属辽西郡，因此骊成县本来就应在絫县、临渝县以西。把石城县当作絫县，尚且没有太大违背；若把它当作骊成县，方位就不相合了。《一统志》说，今乐亭县西南三十里有一座古城，怀疑就是汉代骊成县治所。[这种说法本于《禹贡锥指》。]把它归属右北平郡，地理位置没有问题；只是与《汉志》所说碣石在骊成县西南不合。怀疑《汉志》原本作“东北”，传抄时误写成“西南”。也有人说，大碣石是相对于小碣石而言，《禹贡》只说“揭石”，《汉志》自己说“大碣石”，并不是在附会《禹贡》。对此可以回答：《汉志》中不缀述《禹贡》却实际讲《禹贡》内容的，何止一两处。碣石山横跨两个县，所以称“大”；如果说碣石加上“大”字就不是在说《禹贡》，难道还要说《汉志》中的清漳、浊漳不是《禹贡》的漳水吗？又难道要说熊耳山、获舆山、桐柏山、大复山与《禹贡》所说的山不同吗？如果认为有大就必然有小，那么《禹贡》既然有大陆，却没有听说有小陆；有大岯，也没有听说有小岯。又据《太康地志》，乐浪郡遂成县有碣石山；《唐志》说柳城县东面有碣石山；刘昭注《续志》说九门县有碣石山。[本于郑玄注引《战国策》。]既然叫碣石的山很多，怎么知道这里的碣石不是为了与其他碣石区别而加上“大”字呢？然而这还只是第二种说法。至于成孺说《禹贡》作“碣”，《汉志》作“揭”，本来不是同一块石头；又说《说文》所解释的“碣”是特立的石头，并不很大。他不知道匡庐也是一座独立耸立的山，山基却有数百里，难道能说匡庐还是小山吗？至于“揭”“碣”读音相同，成孺难道不知道，却说出这种梦呓般的话。即使按他的说法，《禹贡》的碣石到了《汉志》中竟然成了空无之物，这可以吗？胡东樵说，要辨明碣石山的位置，不如用今天所谓的滦河来作证明。这句话可谓简明扼要。只是他明知郦道元认为碣石山横跨两个县的境界，却又说原文与《汉志》不同，另创出“小碣石”的名目。此后人们无不被他的说法迷惑，班固、原文作者、郭璞、郦道元的本意也都被掩盖了。考察可知，大碣石就是碣石；郦道元把原文作者与班固的说法合为一说，是正确的。王莽把骊成县改名为碣石县，正是因为碣石山在骊成县境内，怎么能说它与“大碣石”有别？今本《汉志》误作“揭”，幸亏有这篇注文可以订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反而依据错误的《汉志》版本改动注文，是错误的。汉武帝也曾登上碣石山，眺望大海。守敬按：《汉书·武帝纪》说，元封元年，汉武帝东巡海上，到达碣石。并在这里刻石记功。现在靠近海边有一条像甬道一样的石带。朱本《笺》说：“埇”，宋本作“甬”；戴、赵本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埇”。《太平御览》卷四十五、《通鉴》秦…… 始皇三十二年。《注》中引用这段文字时都写作“埇”，“埇”与“甬”相同。行数十里，到达山顶，有大石像柱子一样，常常可以看到，竖立在大海之中；潮水大涨时就隐没。朱氏本脱去“潮水”二字，全祖望校补，赵氏、戴氏也补入。等到潮水退去，它既不移动，也不沉没，无法知道深浅，世人称它为“赵有曰字”。这就是天桥柱。形状像是人工所造，但终究也不是人力能够完成的。韦昭也指它为碣石。《三齐略记》说：“始皇在海中修筑石桥，海神替他竖立桥柱。始皇要求同海神相见。朱氏本作‘与为’，《笺》说应作‘与’，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类聚》引用时作‘与’。海神说：‘我的形貌丑陋，不要描画我的形貌；如果一定要同皇帝相见，就来吧。’于是始皇入海四十里，《类聚》引用作‘三十余里’，见到了海神。海神左右的人都不许动手，工匠便暗中用脚描画海神的形状。《类聚》引用作‘巧人’。海神大怒说：‘皇帝违背了约定，赶快离开。’始皇调转马头往回走，前面的桥柱脚还立着，后面的桥柱脚却随即崩塌，始皇仅仅登上了岸。画图的人淹死在海中，群山的石头都倾倒注入海里，到现在仍然高险欲坠地向东伸去，恐怕就是这里。守敬按：《类聚》卷七十九引用《三齐略记》的文字；《寰宇记》在文登县记载秦始皇石桥，引用伏琛《齐记》，内容大略相同。我私下认为，既然这部书名为《三齐略记》，就应当专门记载齐地的事情，大概原本是指文登的石桥而言。这里是燕地，郦道元只是因为碣石有“天桥柱”的名称，才把它引用来作证，所以说“恐怕就是这里”。濡水在这里向南流入海中，并不是从海阳县西边流过，大概是《水经》误把它作为证据。守敬按：郦道元的意思虽然说濡水在絫县的碣石入海，但濡水从海阳县东边流过，并不从海阳县西边流过；这里实际上是在驳正《水经》“西”字的错误。又按：《管子·小问》说，齐桓公二十年，征伐孤竹，尚未到卑耳溪十里处，朱氏本把“未”误作“来”，《笺》说《管子》作“未”，赵氏、戴氏改正。突然停住，朱氏本把“闟”误作“●”，《笺》说《管子》作“闟”，赵氏、戴氏改正。瞪眼注视着，拿起弓将要射去。

译朱氏本把“援”误作“授”，赵氏、戴氏改正。[二九]拉开弓却没有射出，对左右的人说：“你们看见前面了吗？”左右回答说：“没有看见。”桓公说：“我看见一个身长一尺而五官四肢都具备的人，戴着帽子，右边撩起衣襟，在马前奔走，难道有这样的人吗？”管仲回答说：“臣听说，岂山有一位山神，名叫俞儿。朱氏《笺》说：《管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儿’，赵氏依此改正。戴氏没有改，但有校记引用《管子》，下文同。身长一尺，人的形体都具备。称霸王的君主兴起时，岂山的山神就会出现。他在马前奔走，是在前面引导；撩起衣襟，是表示前方有水；撩起右边衣襟，是表示要从右边涉水。到了卑耳溪，有一个引导涉水的人，从左边涉水，水深到帽子；从右边涉水，水深到膝盖。已经涉过水后，水流就大幅度汇聚。朱氏本把“大”作“陆”，《笺》说古本作“大”，赵氏仍作“大”，戴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黄本都作“大”。桓公拜谢说：‘仲父的圣明竟然达到这种地步。’朱氏本脱“至”字，《笺》说宋本有“至”字，戴氏、赵氏补入。守敬按：《大典》本有“至”字。‘寡人抵罪已经很久了。’朱氏本把“抵”作“私”，《笺》说《管子》作“抵”，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抵”。如今从孤竹向南出去就是大海了。可是沧海之中，远望可见的山很多，然而卑耳溪以及像那个引导涉水者的地方，也不知道究竟在哪里。赵氏说：按《史记·齐世家》记载，桓公说：“寡人南伐召陵，望见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渡过流沙。束紧马蹄，悬起车辆，登上太行山，到达卑耳山后返回。”《正义》说，“卑”音同“辟”，就是这里。《索隐》说，卑耳山在河东大阳县。《方舆纪要》说，卑耳山在山西平陆县东。桓公西伐时登太行山、卑耳山，应该在汉代的大阳县；而郦道元把它说成溪名，记在濡水篇中，是因袭《管子》的文字而沿用下来。两地相距极远，不知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又按《齐语》说，桓公悬起车辆、束紧马蹄，越过太行山，与辟耳溪、拘夏相遇。韦昭说，拘夏是辟耳山的溪流。难道它也是赞溪的别名吗？守敬 敬按：《管子》房玄龄注说，“赞水”是指引导人渡水的人，就是上文所说在马前奔走引路的岂山山神。这是另一种说法。又据《汉书·地理志》，絫县下记载官水向南流入海，宾水向南流入官水。洪颐引用郦道元的注，说卑耳可能就是下官，赞水可能就是宾水，因为字形都很相近。事情相距久远，又没有其他证据，洪氏仅凭字形来确定，实在是牵强附会。从前汉代，海水波涛上涨，吞没的土地很广，大概连同碣石也一起沉没在巨大的波涛中。守敬按：《河水注》引汉代王璜说：“过去曾经连续下雨，刮东北风，海水泛滥，从西南方向涌出，侵入数百里。”所以张晏说，碣石在海中，大概是沉没于海水之中了。大辽水 大辽水发源于塞外的卫白平山。赵氏说：按《山海经·海内东经》说，辽水发源于卫皋山以东。郭璞《注》说，发源于塞外的卫皋山，似乎是把“白平”二字合成了一个词。守敬按：《续汉志·注》引用《山海经》说，辽水发源于白平山以东；郭璞说，发源于塞外的卫白平山。写作“北平”则与《水经》相合，而与《山海经》不同；“卫”写作“御”，也不同。赵氏和孙星衍认为“白平”是“皋”字的错误，洪颐也这样说。水向东南流入塞内，经过辽东襄平县西边。朱氏《笺》说：考查可知，这个“西”字旧本作“《注》”，是错误的，现在改正。《水经》又说辽水发源于砥石山。朱氏本把“砥”误作“●”，赵氏改作“●”，并说《淮南子·地形训》作“辽出●石”。《篇海》《类篇》都说“●”同“砥”，戴氏改作“砥”。会贞按：明抄本作“●”，《大典》本作“砥”。如今辽河的上游称为西喇木伦河，发源于古北口外、克西克腾部境内的山。它从塞外向东流，直达辽东望平县西边。守敬按：汉代该县属辽东郡，后汉沿袭，魏、晋属玄菟郡，[疑为魏攻破公孙渊后改属。]后来废弃，在今铁岭县西。这里是王莽所改的长说县。水转向西南流，经过 襄平县旧城西边。秦始皇二十五年灭燕，设置辽东郡，郡治就在这里。朱氏本把“二十五”写作“五”，赵氏改作“二十二年”。会贞按：《史记·始皇本纪》说，始皇二十一年攻取燕国蓟城，燕王向东收集辽东地区自立为王；二十五年攻打燕国辽东，俘获燕王喜。根据《六国表》《燕世家》，都说秦军攻下辽东是在燕王喜三十三年，正是始皇二十五年；那么始皇设置辽东郡，应当就在二十五年，现在据此订正。汉代襄平县是辽东郡治，后汉、魏、晋、后魏沿袭，位于今辽阳州西北七十里。汉高帝八年，封纪通为侯国。全祖望说：纪通所封的襄平不在辽东。《索隐》说，这是临淮。《地理志》记载，临淮郡有襄平县，是侯国。守敬按：《史记》《汉书》的表记载相同。王莽时改名为昌平，是旧平州的治所。守敬按：《魏志·公孙度传》说，初平元年，公孙度自立为平州牧，在襄平筑坛。《晋志》说，魏把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分置为平州，后来又归属幽州。咸宁二年，又分置平州。后来平州迁徙，最终废除。辽水又向南流经辽队县旧城西边。朱氏本作“又向东流经”，《笺》说旧本没有“又东径”三字，吴本增入；戴氏、赵氏依此增补，并把“东”改为“南”。“队”字朱氏本作“隧”，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前汉辽队县属辽东郡，后汉废弃，位置在今海城县西边。王莽改名为顺睦。朱氏本把“睦”作“陆”，戴氏、赵氏依据《汉志》改正。公孙渊派将军毕衍在辽队抵御司马懿。守敬按：此事见《魏志·公孙渊传》，其中作“卑衍”。据传文可知，公孙氏也曾设置辽队县，就是这里。辽水又向南流经该县，那里有小辽水，流入辽水。赵氏把“其”改为“共”，戴氏删去这十五字。会贞按：这里有脱文和错简。赵氏把“其”改为“共”，仍然不通；小辽水流入辽水，不能说“共流注”。戴氏删去这十五字，更不对。《汉志》说，辽水向西南流到辽队县，注入大辽水。《水经注》沿用了这一记载。这里特意提出一句，正好同《小辽水》篇相照应，这种写法是全书的惯例。戴氏因为小辽水在辽队县北面汇入大辽水，而上文已经说辽水从辽队县旧城西边流过；这里又说向南流经该县，随后小辽水才注入，地望不相合，再加上误字无法解释，于是任意删去这十五字。

译我认为，这十五字应当改作：“辽水又向南流经辽队县，有小辽水流入它。”并把这句话移到上文“故平州”一句之后，这样就完全相合了。辽水又向东南流过房县西边。守敬按：根据今天的水道考察，“东南”应当作“西南”。《地理志》说：房县原本是辽东郡的属县。朱氏本没有“也”字，戴氏补入。守敬按：前汉房县属辽东郡，后汉、魏属辽东属国，魏沿袭，晋代省并，位置在今海城县西南。辽水向右汇合白狼水。朱氏本在“水”字下有“又”字，戴氏删去，赵氏依据孙潜校本删去。白狼水发源于右北平郡白狼县。会贞按：张穆《蒙古游牧记》说，《水道提纲》把老河当作白狼水，这是不对的。寻求方位相当的水流，只有大凌河。根据《水经注》和各史考证，白狼水发源于古白狼县，流经古龙城东面。《汉地理志》在白狼县下只有注文，记有白狼山，却没有说白狼水。《水经注》才开始说白狼县是白狼水流经之地，又称白鹿山就是白狼山。白狼山在今喀喇沁左翼东部，大凌河干流正从它西面流过。又据《水经注》，白狼水向北流经黄龙城东面，魏营州刺史治所就在这里。《魏土地记》说，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向东北流，沿着城东向下游流去，就是此水。《魏书·地形志》也说龙城县有狼水。黄龙城旧址就是今朝阳县治，大凌河正向东北流经其城东。又考察《旧唐书·奚传》，说奚地南面距白狼河；《新唐书·奚传》也说南面有白狼河，而《地理志》说檀州燕乐县长城口以北八百里有吐护真河，是奚王的牙帐所在地。老河是奚王卓帐所在之地，白狼河则在它的南境，是同唐朝交界的地方；由此可知白狼河在老河以南。如今老河以南的水流中，发源最远而且又向东北流的，除大凌河外没有别的水，所以断定它就是白狼水。这样，张穆以郦道元的注文为根据，再参照史书文字，确实考明大凌河就是白狼水。现在再考察，《汉志》说，渝水向南到交黎县流入海中。交黎后来改为昌黎。《晋书》咸康初年，[三一]慕容皝讨伐慕容仁，从昌黎踏着海冰前进，这是昌黎靠近海边的有力证据。《地形志》在龙城县下说，真君八年把柳城、昌黎合并归属龙城。这样柳城与昌黎相接，也一定靠近海边。曹操征讨蹋顿，尚未到柳城二百里，登上白狼山眺望柳城，那么柳城就在白狼山东面二百里处。这篇注文由西向东，先叙述石城川水流经白狼山、汇入白狼水，后来又叙述白狼水流经昌黎和柳城，地理位置都相合。因此《隋志》《通典》都说柳城有白狼水；如今若不是大凌河，没有别的水可以相当。假如老河发源后就向北流，距离海边很远，怎么能够流经柳城？它不是白狼水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汪士铎绘制《水经注》地图时没有详细考察，也把老河当作白狼水；《一统志》又说老河、大凌河都就是白狼水，实在没有作出折中判断。白狼县的详细情况见下文。白狼水向东南流经广成县。朱氏《笺》说：谢氏认为“南下”之下应有“径”字；赵氏依此补入，戴氏删去“广成县”三字。水向北流，又向西北转弯，流经广成县旧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广成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废弃，位置在今建昌县东南。黎县。《晋书》记载，咸康初年，慕容皝讨伐慕容仁，慕容皝从昌黎踏着海上的冰向前进军，这是昌黎临近海边的有力证据。《地形志》记载，龙城治下，真君八年把柳城、昌黎合并归属该地。这样看来，柳城与昌黎相接，也必然临近海边。曹操征讨蹋顿时，尚未到柳城二百里，登上白狼山远望柳城，可知柳城在白狼山东面二百里处。这篇注文从西向东叙述，先讲石城川水流经白狼山，注释白狼水，后来又讲白狼水流经昌黎和柳城，地理位置完全相合。因此《隋志》和《通典》都说柳城有白狼水，如今若不是大凌河，就没有别的水可以相当于白狼水了。假如老河一发源便向北流去，它就离海很远，怎么可能流经柳城呢？它不是白狼水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汪士铎绘制《水经注》地图时没有详细考察，也把老河当作白狼水；《一统志》又把老河、大凌河都说成就是白狼水，实在失于折中判断。白狼县的情况详见下文。水流向东南，经过广成县；朱《笺》说，谢云：“南下”之下应当有“径”字。赵氏依此增补，戴氏删去“广成县”三字。水流向北，向西北曲折，经过广成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废除，今在建昌县东南。王莽时期称为平虏县，民间俗称广都城。守敬按：《后燕录》记载，慕容宝返回龙城，驻扎在广都，大概是沿用民间俗称设置县，后来北魏也沿袭了这一建置。所以《地形志》记载建德郡有广都县。水又向西北流，石城川水注入其中；石城川水发源于西南方的石城山，向东流经石城县故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废除，北魏复置，属建德郡，在今建昌县东南。《地理志》记载右北平郡有石城县。守敬按：后汉废县，北魏复置，属建德郡，在今建昌县东南。水向北转弯，流经白鹿山西面；白鹿山就是白狼山。会贞按：《地形志》记载，石城县有白鹿山祠。《通典》记载，柳城有白狼山。《元一统志》记载，白狼山在建州南二十五里。《蒙古游牧记》记载，喀喇沁左翼旗以东三十里有白鹿山，蒙古名称为布佑图，就是古代的白狼山。《魏书·国志》说：辽西单于蹋顿尤其强盛，受到袁氏厚待，所以袁尚投奔他；蹋顿多次入境作乱。曹公从卢龙出兵，挖山填谷五 百余里。还没到柳城二百里，袁尚和蹋顿率领数万骑兵迎战。曹公登上白狼山，远望柳城，最终与敌军遭遇；趁敌军阵形尚未整齐，便发兵攻击，敌军大败，斩杀蹋顿，胡人和汉人投降的共有二十万人。《守敬按》：《魏志·武帝纪》中也有记载，《田畴传》所记文字亦见于此。《英雄记》说：曹操于是击打马鞍。朱氏将“击”写作“系”，《笺》说：“应当作击。”赵氏、戴氏改为“击”。守敬按：不对，见下文。曹操在马上做十片。守敬按：“十片”二字无法解释。《御览》卷五百七十四引《英雄记》说：“建安十二年，曹操攻打乌桓蹋顿，一战斩下蹋顿的首级，击打马鞍，在马上拍手起舞。”这样看来，“十片”是“抃舞”的讹误。说的就是这里。《博物志》卷三说：魏武帝在马上遇到狮子，派人抵挡，结果有很多人被狮子杀伤。朱氏将“甚”误作“其”，赵氏依据原书改正，戴氏也作同样改动。王于是亲自率领数百名随从的健壮士兵。朱《笺》说：“统”，宋本作“自”。赵氏仍作“统”，戴氏改为“自”。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自”，赵氏不对。数百人一起攻击狮子。狮子咆哮着奋力跳跃；戴氏将“哮”改作“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万口〕

译左右的人都惊恐不已。魏王忽然看见一种动物从树林里出来，像狸一样，跳到魏王车子的轭上。狮子将要扑来时，这只兽便跳到狮子头上，狮子立即伏倒，不敢起来，于是人们就把它杀死，捕获狮子返回。还没有到洛阳四十里，洛阳城中的鸡狗都没有鸣叫吠叫的。朱氏本把“中”误作“阳”，戴氏改正，赵氏依据原书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中”。白狼水又向东北流入广城县，向东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向北流经白狼县旧城东面。守敬按：前汉白狼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废弃。《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垂时，北平人吴柱聚集人众攻入白狼城。后来高云以并州刺史镇守白狼，大概又恢复设置了白狼县。所以《地形志》都说，真君八年把白狼县并入广都县；这一年设置建德郡，以白狼城为郡治。《方舆纪要》说，城在营州西南。位于今 今在建昌县南。王莽时改名为伏狄。白狼水又向东流。朱氏《笺》说：“又”字，古本作“入”。赵氏说：“又”字没有错误。方城川水注入白狼水。方城川发源于西南山下。朱氏本把“源”误作“川”，赵氏、戴氏改正。水向东流，向北转弯，流经一座旧城西面。朱氏本脱去“东”字，赵氏相同，戴氏补入。世人称它为雀目城。水向东转弯，流经方城北面，向东流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昌黎县旧城西面。《地理志》说，这里就是交黎县，是东部都尉治所，王莽时改名为禽虏县。应劭说：现在的昌黎县。赵氏说：按《续汉志》没有昌黎县，《晋志》认为昌黎县是魏代设置的。《魏书·三少帝纪》记载，正始五年九月，鲜卑归附，设置辽东属国，建立昌黎县让他们居住。现在根据郦道元的话考察，可知东汉京城地区已经有这个县，后来一度废除，魏代又恢复设置。宋琬说，《后汉志》写作“昌辽”，或许是“黎”字的错误，并不是这样。《通鉴注》说，昌黎就是汉代的交黎县，属辽西郡；后汉属辽东属国都尉；魏代设置昌黎县，后来设置昌黎郡。章怀《后汉书注》说，夫黎县属辽东属国。《寰宇记》说，扶黎城在柳城县东面。“扶黎”这个名称不见于史书和地志，但一定是有根据的。守敬按：《汉志》记载交黎县，应劭说“现在的昌黎”。《续汉志》中的“昌辽”是“昌黎”的错误，顾亭林已经这样说过。毕沅为《赵书》作序时又引用《十三州志》加以证明，这一说法无法改变。齐次风引用《鲜卑传》，说后汉称扶黎，后来改为昌黎；赵氏又直接把扶黎当作昌黎，这些都不对。其实，扶黎就是《续志》所说辽东属国的无虑县。晋代仍有昌黎县，属昌黎郡，后魏废除。《方舆纪要》说，在营州东南。《括地志》说，后汉把柳城县省并入昌黎县。慕容皝建都龙城，龙城原属昌黎县地，两地相距数十里而且很近，位置在今锦县东面。高平川水注入白狼水。高平川发源于西北的平川。会贞按：《晋书·慕容暐载记》说，慕容桓在平川攻打辽东太守韩稠，大概就是这个平川。水向东流，经过倭城北面，大概是倭地之人迁徙到此而形成的。朱氏本误作“盖委也人从之”，《笺》说“盖委”以下六字有讹脱；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改作“盖倭地人 迁徙到这里”，戴氏也作同样的修改。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乐浪郡海中有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国家。颜师古说，《魏略》记载，倭在带方郡东南的大海中，依山中岛屿建立国家；渡海一千里后又有国家，都是倭人种族。会贞按：就是今天的日本。水又向东南流经乳楼城北面，大概是经过戎人乡邑，所以兼用夷人的称呼。朱氏本把“也”误作“之”，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又向东南流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向东北流，鲁水注入它。鲁水发源于西北远山。朱氏本脱去“水”字，赵氏、戴氏补入。鲁水向东南流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向东北流经龙山西面。会贞按：《通典》说柳城县有龙山；《元一统志》说和龙山在兴中州东面，南北长六十里，东西宽三十里，有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号称“天柱孤峰”；《一统志》说凤凰山在朝阳县，属土默特右翼东南二十里，群峰相连，周围九十余里，就是古代的龙山。燕国慕容皝。朱氏本把“皝”作“晃”，下文同。《笺》说克家本作“皝”。赵氏说，按史书作“皝”，应当依据史书改正，不能只说别本如此。全祖望、戴氏也改作“皝”。柳城在龙山以北，龙山在柳城以南。守敬按：《十六国春秋》作“龙山之西”，《辽史》作“南”，与这里相同；考察来看，作“西”是正确的。龙城就是黄龙城。注文说白狼水先向东北流经龙山西面，后来又向北流经黄龙城东面；那么龙城在龙山西北，怎么能说在龙山南面？注文中的“南”应改作“西”，因为“西”可以概括西北方向。这是福地，于是慕容皝让阳裕修筑龙城，把柳城改为龙城县。守敬按：前汉柳城县属辽西郡，后汉废除，前燕重新设置。慕容皝把柳城改为龙城县，是废掉柳城而另设龙城。据《地形志》，真君八年把柳城并入龙城。大概后魏初年又恢复设置柳城，真君八年仍废除并入龙城。《地形志》记载，冀阳郡又有柳城县，应当是武定年间设置该郡时又设置此县。柳城在今锦县西北，龙城在今朝阳县。十二年，黑龙、白龙出现在

译龙山，慕容皝亲自去观看，离它们二百步远，用太牢祭祀。两条龙交首嬉戏飞翔，解开角后离去。慕容皝很高兴，大赦天下，把新宫命名为和龙宫。守敬按：从“燕慕容皝”以下，都是《十六国春秋》的文字。前一条至“龙城县”为止，见于《御览》卷一百六十二；后一条至“和龙宫”为止，见于《御览》卷九百二十九，《寰宇记》也分别引用。又在山上建立龙翔祠。守敬按：《晋书·载记》作“在山上建立龙翔佛寺”。《元一统志》说，龙山庙在利州南二里，祭祀龙山神。白狼水又向北流经黄龙城东面。《十三州志》说：这里是辽东属国都尉治所，昌黎道上有黄龙亭。赵氏把“黎”改作“辽”，并说：按《续志》，这里属于辽东属国。刘昭《补注》说，原为邯乡，属西部都尉；安帝时改为属国都尉，另外统领六城，第一城名为昌辽，原名天辽。而前汉志又没有天辽这一名称。全祖望、戴氏也都把“黎”改作“辽”。守敬按：前汉的交黎，后汉改为昌黎，有应劭的注文作为确证。《十三州志》也作昌黎，所以《续汉志》的“辽”无疑是误字。全祖望、赵氏、戴氏在前面的“昌黎”处不改，却在这里依从误本《续汉志》改字，实在无法理解。这里是魏营州刺史的治所。守敬按：《地形志》说，营州治所在和龙城；太延二年设为镇，真君五年改置。和龙城就是慕容皝和龙宫所在的城。张穆因此认为黄龙城就是龙城，而汪士铎绘制《水经注》地图时把它分成两座城，这是错误的。《魏土地记》说：黄龙城西南有白狼河，向东北流，沿着城的东北方流下。守敬按：《寰宇记》引用《魏氏风土记》，文字相同，就是《魏土地记》。说的就是这里。又向东北流，滥真水发源于西北塞外，向东南流经重山，向东南注入白狼水。白狼水又向东北流出，向东流，分成两条水道。朱氏本脱“分”字，赵氏依据孙潜校本补入，戴氏也补入。右边的水流恐怕就是渝水。《地理志》说：渝水的源头承接白狼水。赵氏说：按《汉志》，辽西郡临渝县记载，渝水源头承接白狼水，向东流入塞外；交黎县记载，渝水源头承接塞外的水，向南流入海。郦道元认为这是同一条水。又据《汉志》，右北平郡有字县，榆水从县东流出。现在不知道字县在什么地方。《文献通考》说，贞观二十一年，李绩在南苏击败高丽，回师到颇利城，渡过白狼、黄嵓两条水。因为两条水都狭窄而且水浅，李绩询问契丹人辽水的源头在哪里，契丹人说：“这两条水再流几里，合流后向南流，才称为辽水，此外没有别的辽水源头可找到。”会贞按：《汉志》说渝水源头承接白狼水，或许是因为水源不止一个，所以不用“出”而改说“受”。但“白狼”指的是县，并不是水名。《汉志》本来就有这种写法。例如无阳县下说“无水首受故且兰”，叶榆县下说“贪水首受青蛉”，定周县下说“周水首受母敛”，都是以县名为指称，同“首受白狼”一样。又如增食县下说“驩水首受牂柯东界”，母棳县下说“桥水首受桥山”，嶲唐县下说“周水首受徼外”，西随县下说“糜水西受徼外”，也都是指地名。郦道元因为后世已有“白狼水”这个名称，便增加了“水”字，恐怕并不是班固原来的意思。又据《班志》，字县记载的是“榆水出东”，并不是“渝水”。赵氏误写为“渝”，又把这些内容牵强混在一起，这是错误的。水向西南沿山流行。戴氏把“巡”改作“循”。水流经一座旧城西面。朱氏本没有“西”字，戴氏补入，赵氏依据孙潜校本补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这个补字。世人把它称为河连城。朱氏本脱“世”字，赵氏、戴氏补入。守敬按：《地形志》说乐良郡治所在连城，恐怕就是河连城。这座城可能是临渝县旧城。守敬按：汉代、魏代临渝县属辽西郡，后汉沿袭。《舆地广记》说，晋代省并入阳乐县，位置在今义州。王莽时改名为凭德。赵氏、戴氏把“凭”改作“冯”。渝水向南流，向东转弯，同一条水汇合，世人称它为●伦水。守敬按：字书中没有这个字，大概是戎人地区名称的变体。赵氏说：按《通鉴》●卢城下的注文引用了这段文字。《方舆纪要》说，●卢城在凡城东面，城在水边，所以称为●卢。会贞按：《魏书·灵征志》记载，太宗神瑞二年五月在●仑山打猎，大概是另一个地方。恐怕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向北流入渝水的侯水。守敬按：见《临渝县》下。《十三州志》说：侯水向南流入渝水。《地理志》大概是说它由北向南流。朱氏本把“盖言”误作“言盖”，全祖望、赵氏相同，戴氏调换二字。守敬按：“北入”与“南入”相反，郦道元的意思既然以《十三州志》为主，本应据此订正《汉志》，却调和两种说法，把“北入”解释成“从北向南流”，可以说是曲意附会班固。水又向西南流，注入渝水。渝水又向东南流经一座旧城东面，俗称女罗城。又向南流经营丘城西面。营丘在齐地，却把这个名称用于辽、燕之间，大概是因为燕、齐相距遥远。朱氏《笺》说：“迥”字，宋本作“远”，旧本作“回”。赵氏说：按《增韵》，“迥”就是辽远，与“远”字意义没有区别；若作“回”，尤其错误。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迥”。这是侨置的分地所在。赵氏说：《方舆纪要》记载，营丘城在营州南面。《五代志》说，慕容廆把青州流民安置在这里，设置营丘郡，郡治在武宁县。后魏郡县都废除，正光末年又恢复设置，统辖富平、永安二县。高齐时废除。契丹重熙初年，分霸城县设置营丘县，大概是沿用旧郡名称。

译守敬按：《寰宇记》在营丘城下说，《后魏舆地图记》记载，舜分封齐国营丘的地域，燕国以西，在城内设置营丘郡。《十六国春秋》说，慕容廆向东迁到徒河县，设置营丘北镇。又据《晋书·载记》，慕容廆设置营丘郡，后来废除营丘等郡；但韩恒在慕容皝时期又任营丘太守，大概不久后重新设置了营丘郡。又据《魏书·太武帝纪》，太延元年把营丘、成周等六郡的三万余户居民迁到幽州。营丘郡的废除恐怕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地形志》有营丘郡，说是在正光末年设置的。以上是郦道元以前营丘郡沿革的确切证据，郦道元不能具体指明，只概略说到，稍嫌疏略。营丘水向东南流入海中。《地理志》说，渝水从塞外向南流入海。朱氏本脱“外”字；赵氏说，《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县下说，渝水源头承接塞外之水，向南流入海；全祖望、戴氏也补入。又有一条水向东北流出塞外，成为白狼水，又向东南流到房县，注入辽水。朱氏本把“注”误作“至”，《笺》说应作“注”，戴氏、赵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注”。《通鉴》咸康六年注文引用此文，也作“注”。《魏土地记》说，白狼水在下游流入辽水。辽水又向东流过安市县西南，流入海中。守敬按：“东”应当作“南”。《十三州志》说：大辽水从塞外出发，向西南流到安市，流入海中。朱氏本脱“曰”字，赵氏、戴氏补入。会贞按：《汉志》说，辽东郡望平县的大辽水发源于塞外，向南流到安市入海。《十三州志》依据了这一记载，又增加“西”字，方位更加周密。两汉、魏、晋时期，安市县都属辽东。[《晋志》脱去“此县”。《地形志》说，晋代属辽东。]后魏时迁徙并废除，位置在今盖平县东北七十里。小辽水 又据玄菟郡高句丽县，有辽山，是小辽水的发源处；小辽水向西南流到辽队县，注入大辽水。朱氏本把“队”作“隧”，赵氏相同，戴氏改正。赵氏依据柳佥抄本，把“西南”以下十二字的《经》文移出，另列为一条，放在本《注》之后；戴氏也这样处理。守敬按：这里应当依朱氏本，接在“小辽水所出”之后作为一条，因为注文正连贯叙述小辽水流入大辽水。《经》文全本于《汉志》，“丽”字作“骊”，但只称“辽水”；这里称“小辽”，同郭璞《山海经注》的写法。高句丽县原来是高句丽胡人的国家。朱氏本把“胡”误作“相”。赵氏改正并说：《汉志》记载，玄菟郡高句骊县，应劭说，这是原来的句骊胡地；戴氏也改正。汉武帝元封三年平定右渠。朱氏本把“三”作“二”，戴氏沿用，赵氏改为“三”。守敬按：赵氏改得对。《汉书·武帝纪》《朝鲜传》都作三年。《地理志》说玄菟郡在元封四年开设，也是错误的。戴氏没有察觉，所以沿用了朱氏的错误。在这里设置玄菟郡。守敬按：《魏志》说，汉武帝初年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来受到夷貊侵扰，郡治迁到句丽西北。后汉公孙度时期，都以高句骊县为治所。《吴书》说，玄菟郡在辽东以北，相距二百里，就是这个意思。晋代以后郡县都废除。《一统志》说，按《汉志》，小辽水发源于此县；如今浑河的源头，就是高句骊县的地域。高句骊国原本在县东，距离辽东一千里。汉代设置县，只是取用了它的名称。玄菟郡虽然最初治于沃沮，不久便迁到句骊。《方舆纪要》认为公孙度才开始把郡改置于辽东以北，以高句骊县为治所，这是不对的。王莽时改名为下句丽。水发源于辽山。守敬按：如今称为浑河，发源于兴京以北、英额门外的东山。向西南流经辽阳县，同大梁水汇合。大梁水发源于北方塞外。守敬按：如今称为太子河，发源于兴京西南。向西南流经辽阳县，注入辽水。朱氏本误作“西南流径至辽水”，赵氏把“径至”改为“注”，戴氏删去“径”字，又在“至”字下增加“辽阳入小”四字。守敬按：“径”字不应删去，“至”字是“注”字脱烂而来，中间又脱去“辽阳县”三字，现在订正。《地理志》因此说，大梁水向西南流到辽阳，注入辽水。守敬按：“辽阳”见下文。《郡国志》说：辽阳县原属辽东郡，后来归入玄菟郡。守敬按：前汉辽阳县属辽东郡，后汉属玄菟郡，后来废除，就是今天的辽阳州治。大梁水向西南流，所以又称作东梁水。朱氏本脱“东”字，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故谓之为梁水”一句同上文意思不相连接。《辽志》《金志》《明志》都说太子河又名东梁河。这里的“梁”字上脱了“东”字，现在订正。小辽水又向西南流，经过襄平县，形成淡渊。晋永嘉三年，淡渊干涸。会贞按：《宋书·五行志》说，晋永嘉三年，襄平县梁水的淡渊干涸。小辽水又流经辽队县。朱氏本误作“襄平县”，全祖望、赵氏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辽队县详见《大辽水注》。小辽水注入大辽水。朱氏本把“辽”误作“梁”，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会贞按：柳佥不知道原本，这句话中“襄平”是“辽队”的错误，“入大梁”是“入大辽”的错误；他以为小辽水还没有汇入大辽水，所以把《经》文“西南至辽队”十二字移到后面，以说明小辽水到这里才汇入大辽水。却不知道上文已经说大梁水经过辽阳注入小辽水，这里怎么还能反过来说小辽水经过襄平注入大梁水？这显然是错乱。因此本句应当原本写作“小辽水又流经辽队县，注入大辽水”，用来解释《经》文。全祖望、赵氏没有察觉注文的错误，所以被柳氏误导。只是奇怪戴氏明明把注文改正，却又依从柳氏把《经》文移位，难道不应想到《注》是用来解释《经》的，哪有《注》在前而《经》反倒在后的道理？称作东梁河。这里的“梁”字上脱漏了“东”字，现予订正。小辽水又向西南流，经襄平县，形成淡渊。晋永嘉三年，淡渊干涸。会贞按：《宋书·五行志》记载，晋永嘉三年，襄平县的梁水淡渊干涸。小辽水又流经辽队县。朱氏误作“襄平县”，全氏、赵氏也相同，戴氏改正。守敬按：该县详见《大辽水注》。流入大辽水。朱氏将“辽”误作“梁”，赵氏相同，戴氏改正。会贞按：柳佥不知道原本，这一句中的“襄平”是“辽队”之误，“入大梁”是“入大辽”之误。他认为小辽水尚未汇入大辽水，所以把《经》文“西南至辽队”十二字移到后面，以说明小辽水到这里才汇入大辽水。却不知道上文已经说过大梁水流经辽阳后汇入小辽水，这里怎么还能反过来说小辽水流经襄平后汇入大梁水呢？这显然是错乱。因此，这一句原本应当是“小辽水又径辽队县入大辽水”，用来解释《经》文。全氏、赵氏没有察觉注文的错误，所以被柳氏误导。唯独奇怪的是，戴氏明明已经改正注文，却又依照柳氏的做法移动《经》文，难道不应当想一想：注文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哪里有注文在前、《经》文反而在后的道理呢？司马宣王平定辽东时，就是在这条水上斩杀公孙渊的。会贞按：《魏志·公孙度传》记载，景初二年，司马宣王征讨辽东，辽水暴涨；八月，一颗大流星坠落在襄平城东南。壬午日，在流星坠落的地方斩杀了公孙渊父子。浿水。

译浿水发源于乐浪郡镂方县，向东南流经临浿县。朱本“过下”多出“于”字，赵本同；全本、戴本删去。赵云：考察两《汉志》、《晋志》、《魏志》、《隋书·地理志》和《五代志》，都没有临浿县，不知这个名称从何而来？这是本卷中最值得怀疑的地方。守敬按：《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的注文引用此文，“过”字下面没有“于”字。《水经》是三国时代的人所作，临浿县应当是曹魏设置的，不久即废除，所以郦道元的注文也没有详细说明临浿县。向东流入海。许慎说：“浿水发源于镂方县，向东流入海。”守敬按：镂方县，汉代、晋代隶属乐浪郡；后汉、魏、晋沿袭，后来废除。《地志韵编》说它在今奉天府辽阳县以东，这是错误的，应当在朝鲜永兴府以南。另一种说法是，浿水发源于浿水县。守敬按：浿水县，汉代隶属乐浪郡，后汉、魏、晋沿袭，后来废除，应当在今朝鲜德阳县境内。《汉志》说浿水向西流到增地县入海，这里说浿水向东流入海。《说文》的前一种说法说水发源于镂方县，向东入海；这里又说浿水向东流入海。又说水有一种说法发源于浿水县，那么《汉志》所说的向西流之水，就是今天的大同江。《水经》采用《说文》的前一种说法，即向东入海；郦道元的注文则采用《汉志》向西入海的说法。《十三州志》说：浿水县在乐浪郡东北，镂方县在郡东，大概是水发源于浿水县南部，流经镂方县。朱本“南”误作“而”，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注文》采用《汉志》浿水发源于浿水县的说法，却没有驳正《说文》发源于镂方县的说法，因此依据《十三州志》，认为水发源于浿水县，流经镂方县。从前燕人卫满从浿水以西到达朝鲜。朱《笺》说：谢云，宋本缺少以上十二字。朱本“西”误作“而”，赵本根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也改同。守敬按：这十二字按体例不应记在箕子之前，而下文又说“战国时，满乃王之，都王险城”，又重复记述。怀疑原本没有这十二字；下文原来应作“卫满乃王之”，由于后人增入这十二字，于是又删去了下文的“卫”字。朝鲜，是过去箕子的国家。会贞按：《尚书大传》说：周武王战胜殷朝，释放被囚禁的箕子；箕子不愿成为周朝释放的人，于是逃往朝鲜，武王便把朝鲜封给他。箕子用仁义教导百姓，使他们耕田、纺织，诚实厚道，约定八条法令，却没有设置禁止盗窃的规定，于是形成了礼俗。会贞按：《魏志·东夷传》说：从前箕子到了朝鲜，制定八条教令教导百姓，百姓不用关闭门户，也没有人盗窃。战国时期，卫满于是成为朝鲜王，定都王险城，土地 方圆数千里。到了他的孙子右渠时，汉武帝元封二年，赵本把“二年”改作“三年”。守敬按：《汉志》记乐浪郡，汉武帝元封三年开设，可能是赵氏所依据的来源。但考察史实，汉朝在元封二年出兵，元封三年灭亡朝鲜。《汉书·纪》《汉书·传》和《史记》的记载相同。郦道元依据出兵时的记载，所以这里作“二年”并没有错误；赵本改为“三年”是不对的。汉朝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讨伐右渠，在浿水击败右渠，终于灭亡了朝鲜。守敬按：从“从前燕人”到这里，是《史记·朝鲜传》的文字。[三三]如果浿水向东流，就没有渡过浿水的道理。这里所说的地方，就是现在高句丽的国都。我的访问番使说，城在浿水北岸。赵云：考察《汉志》，辽东郡险渎县，应劭注说：“是朝鲜王卫满的都城，依傍水势险要，所以叫险渎。”臣瓒说：“王险城在乐浪郡浿水以东。”这另是险渎县。守敬按：臣瓒说王险城在浿水以东——也就是浿水以南——是正确的。《括地志》却说平壤城就是王险城，是古代的朝鲜。《后汉书注》也说王险城就是平壤，此后没有人不把它作为依据。大体上都是根据这段注文中“番使说城在浿水北岸”的话立论。我阅读《史记》《汉书》的《朝鲜传》，知道平壤城并不是王险城。证据有四条：浿水就是今天的大同江，平壤城在江的北面，而《史记》《汉书》都说卫满渡过浿水后，才定都王险城，这是第一条证据。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乘船渡海到列口，[苏林说：列口是县名，因为渡海后首先到达这里而得名。]左将军荀彘从辽东出发。这说明汉军由楼船沿水路从南面进攻，左将军由陆路从北面进攻。楼船军先到王险城，战败后逃入山中；关于进退行动，都没有说渡过浿水。左将军攻打朝鲜的浿水西军，说明荀彘与朝鲜军交战时还在浿水以西，没有能够到达王险城，这是第二条证据。右渠愿意投降，派太子入朝谢罪；太子正要渡浿水时，怀疑左将军会诈杀自己，于是没有渡过浿水，带兵返回，这是第三条证据。汉武帝灭亡朝鲜后，将其地设置为四郡，而乐浪郡的郡治仍称朝鲜，可知是因沿用王险故城。朝鲜灭亡以后，高丽才开始兴起，定都丸都城。[丸都在鸭绿江东北。]到三国时期，被毋丘俭攻破，高丽王逃往南沃沮。魏军退去后，高丽才迁都平壤。[见《朝鲜史略》。]当时乐浪、带方都是魏国所属的郡，高丽不可能凭借战败后的残余力量夺取魏国的乐浪郡治，这是第四条证据。由此可知，平壤城确实不是王险城。大概是城池和国都后来迁移，番使只是按照当时的国都来讲，后人误把王险、平壤合并为一座城了。浿水向西流，经过原乐浪郡朝鲜县，也就是乐浪郡的郡治，汉武帝设置。守敬按：汉代朝鲜县是乐浪郡郡治，后汉、魏、晋沿袭，后来废除，在今朝鲜平壤府南面。水又向西北流，所以《地理志》说：“浿水向西流到增地县入海。”守敬按：见浿水县条下。汉代增地县隶属乐浪郡，后汉沿袭，后来废除，在今平壤府西南。汉朝建立后，因为朝鲜距离遥远，修复辽东的旧边塞，守敬按：《史记·朝鲜传》作“修”，《汉书》也作“修”。到浿水为边界。守敬按：“汉兴”以下三句，是《史记·朝鲜传》的文字。考察古今情况，与事实颇有不合，大概是《水经》正文记载错误。全氏说：考察《汉志》，东方的水流中，《水经注》没有记载的还有：辽西郡新安县，夷水向东流入塞外；柳城县，马首山在县西南，参柳水向北流入海；狐苏县，唐就水流到徒河入海。《寰宇记》说，彭卢水就是唐就水。《后魏舆地图风土记》说，水流到徒河入海，与地面相平，所以称为平卢；今语讹误为彭卢。

译絫县有下官水，向南流入海；又有碣石水、宾水，都向南流入官水。辽东郡居就县有室伪山，室伪水发源于此，向北流到襄平注入梁水。番汗县有沛水，发源于塞外，向西南流入海。应劭说，汗水发源于塞外，向西南流入海。沓氏县，应劭说，就是氏水。颜师古说，凡是称“氏”的，都是说因水而得名。《说文》说：“沓”，是言语多而重复的样子；辽东有沓县。徐铉说，言语多而重复，就像水流一样。然而这样看来，它本来并不是水名，也有人认为不是这样。《三国志》记载，吴嘉禾二年，吴国谋划讨伐公孙渊，陆瑁说：“沓渚距离公孙渊的所在地，道路还很远。”汉代沓氏县西南面临海中的沙洲，称作沓渚；从海上泛舟到辽东，沓渚是登陆的地方。玄菟郡高句丽县有南苏水，向西北流经塞外。西盖马县有马訾水，马訾水近代称为鸭绿江。《新唐书》说，马訾水发源于靺鞨的长白山，水色像鸭头，因此称为鸭绿水。隋代元万顷的《檄文》说：“不知道守住鸭绿江的险要。”高丽答复说：“谨遵命令。”说的就是这条水。马訾水向西北流入盐难水，又向西南流到西安平县入海，经过两个郡，流程一千一百里。《后汉书·东夷传》说，句骊又名貊耳，另有一个支族依傍小水居住，因此称为小水貊。章怀太子注引《魏氏春秋》说，辽东郡西安平县以北有小水，向南流入海。乐浪郡含资县有带水，向西流到带方入海。吞列县有分黎山，列水发源于此，向西流到黏蝉入海，流程八百二十里。这大概就是所说的四十八条小水，合计流程三千零四十六里的水系。不仅如此，《武帝纪》说，元朔元年，东夷薉君南闾等投降，汉朝把他们的土地设置为苍海郡，三年后撤销。元封三年，朝鲜投降，汉朝把它的土地设置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臣瓒说，《茂陵书》记载，临屯郡治所在东县，距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下辖十五县；真番郡治所在霅县，距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下辖十五县。《昭帝纪》说，始元五年撤销真番郡。临屯郡的撤销，据范氏《东夷传》也在始元五年。三个郡既然已经废除，它们境内的水流也就无法再考察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四十六里〕

译校记。[一]“向东流经军都县南面”：按语：在“东流”之前，朱本、赵本有“又”字。《要删补遗》说：《后汉书·王霸传》注文引用《水经》作“又东”。考察其他篇章，《经》文的第二句多有“又”字，因此这里的“又”字并非衍文。现在这个版本仍然删去它，是正确的。《水》篇第一句说水向东北流经代郡桑干河，所以第二句应说“又向东流”等。本篇第一句只说水的发源处，没有说流经哪里，因此“东流经军都县南面”前面不应有“又”字。[二]“大谷水又向南流”：按语：下文抄本脱漏“流经独石以西，又向南流”六字，现予校补。[三]“《说文》……于是‘派’作为众流之义就十分明确”：按语：《说文》没有“水分流也”这一训释。《广韵》《集韵》才有，杨氏误记了。又按：《吴都赋》注文引用《字说》说：“水分流叫作派。”《江赋》注文也作“水分流叫作派”。刘渊林、李善的两种注文都着重说明“派”是分流，而不是汇合。[四]“向西北距离御夷镇二百里”：按语：《通鉴》梁普通七年和后梁开平元年的注文都作“二百里”；作“三百里”的是错误版本，《疏》也误引了。[五]“伏凌山以南，朱本把‘凌’写作‘凌’”：按语：《疏》有误，善本朱《笺》本和沈炳巽本都作“凌”。[六]“事情与《离骚》中歌咏峨峨的文字相同”：按语：《疏》引用刘安《招隐士》和王逸的注文，并不是郦道元原意所指的文献。应当引用《招魂》中“北方不可以止些”以下增加的“冰峨峨飞雪千里”，这与注文“阴崖积雪凝冰夏结”相互对应。又按：汉魏南北朝时期，《离骚》既是篇名，也通称《楚辞》，所以《招魂》也可以称为《离骚》。郭璞注《山海经》时，凡引用《楚辞》都概称《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也都如此。王逸注文所收刘向《九叹》中的“绝广都以直接兮”，也称为《离骚》。今本《山海经》把“兮”误作“号”，大概是先误作“ ”，后来又误成“号”。[七]“于是命令帐下丁鸿督率一千名军士”：按语：《疏》依据戴本校改，把“督”字移到“军士”之前，这是错误的。考察可知，“帐下督”见于《魏志·锺会传》。《典韦传》记载，军中称颂他说：“帐下壮士有典君。”可见“帐下”不是军吏的称谓。《乐进传》说乐进凭勇敢刚烈跟随太祖，担任帐下吏。因此不应移动，原作“帐下督”没有错误。本篇还有“命司马关内侯逢恽内外将士二千人”，逢恽下面也没有“督”字。现予订正。[八]“长岸高峻坚固”：按语：朱本“长岸”之上脱去“也”字，又多出“时”字，《疏》漏作校勘。[九]“景元三年辛酉”：按语：沈炳巽说，景元是曹魏陈留王曹奂的年号，但曹奂以庚辰年为景元元年，景元三年应当是壬午年；现在说“辛酉”，《注文》所说的“辛酉诏书”，应当是指辛酉日颁下的诏书。这种情况东汉时经常有，例如《汉宫仪》引用明帝的“丁酉诏书”，见《北堂书钞·设官部》“谒者仆射”条下。明帝在位共十八年，其间没有丁酉年，这就是“丁酉”指日而不是指年的证据。《汉书·李寻传》中也有“甲子诏书”。酉日诏书，见《北堂书钞·设官部》“谒者仆射”条下。明帝在位共十八年，其间没有丁酉年，这就是“丁酉”指日而不是指年的证据。《汉书·李寻传》中也有“甲子诏书”。[一〇]“《方舆纪要》……宣德三年，征讨乌郎罕”：按语：《纪要》卷十一作“兀良哈”，《清一统志》引用它时改译音为“乌郎罕”。《明史·宣宗纪》作“兀良哈”，这正是《纪要》所依据的文字。熊氏实际上是从《一统志》转引《纪要》的，他引用其他地方志时往往也是这样。[一一]“渔阳张纯反叛……”：按语：张纯事件的始末，《后汉书》附载于《刘虞传》中，比《魏志·公孙瓒传》记载得详细。[一二]“给他一斗石头，让他种下”：按语：《寰宇记》引用《搜神记》作“石子一升”，应当补入“子”字。[一三]“北平阳公”：按语：今本《类聚》作“洛阳公”。雍伯是洛阳人，不是北平人。[一四]“如今不知道所在，和《谱叙》中自行离去的文字相同”：按语：赵云说这两句文意不明，怀疑有错误。考察可知，戴本的解释是正确的。碑文说玉田自行离去；阳氏既然号称玉田阳氏，他的谱叙中应当有自述。[一五]“《寰宇记》记载，崆峒山”：按语：查检《寰宇记》，没有这段文字。《一统志》卷四记载，翁同山，州志作空同山，在州北五里；这就是“翁同”讹作“崆峒”。[一六]“赵云：宋氏琬说”：按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五“李广射石”条，与宋琬、梁玉绳的说法大体相同。[一七]“《魏志·田畴传》”：按语：《要删》中“《魏志》”上有“据”字，现删去。田畴说：“旧北平郡在平冈。” [一八]“王氏《读书杂志》对此作了详细辨析”：按语：王氏书卷四之六“水亦至范阳”条，以及卷四之七“洫水”条，对此辨析得很详细。《疏》引用《集韵》，就是依据王氏的说法，见平声二十六桓韵。[一九]“宜孙河”：按语：《一统志》卷二十七“承德府”条作“伊逊河”，说它就是古代的索头水。[二〇]“向西流经三会城南面”：按语：朱本作“历川三会”等语，《笺》说宋本没有“川”字。[二一]“朱本把‘青’作‘清’，戴本同”：按语：戴校本下有按语说：“清泾，《方舆纪要》作青陉，以下同。” [二二]“《明一统志》”：按语：乾隆重修的《一统志》没有这段文字。《明一统志》卷五记载，卢龙镇在平州以西一百九里；那里土色黑，山形像龙，所以得名。现在补入“明”字。[二三]“为《扬都赋》作注，《晋书》中有传”：按语：沈炳巽说，《晋书·文苑传》记载阐文作《扬都赋》，受到世人重视。“注”字疑为错误，或许应作“著”。（原本“守敬按”之后有这段引号中的文字，现依据台北本删去。）

译[二四]“所以叫作肥如”：按语：郦道元的注文引用应劭的说法时有所删略，导致这句话意义不明。《史表》在“燕封于此”下面引有“肥，是国名；如，是往的意思；因此把它作为县名”十一字。“所以叫作肥如”，就是解释“因此把它作为县名”。[二五]“卢子说”：按语：熊氏的校语中，《要删补遗》卷十四把“卢子”作“桑钦”，把“卢说”作“桑说”；影印本依据杨氏的说法改作现在的文字。[二六]“令支有孤竹城，是古代孤竹国”：按语：朱本作“孤竹故城，孤竹国也”。赵氏《刊误》说：“故城”二字应当倒置，依据《地理志》改正。全本、戴本相同。[二七]“所以《寰宇记》说孤竹城……”：按语：《寰宇记》卷七十在“谓”字上有“县道记”三字，大概是引用原文，这三字不应删去。[二八]“朱本脱去‘封’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按语：赵氏《刊误》依据《汉书·地理志》校补。（“全本、赵本、戴本增补”，现在依据台北本删去“全本、赵本”二字。） “全本、赵本、戴本增补”：现在依据台北本删去“全本、赵本”二字。[二九]“朱本把‘援’误作‘授’，赵本、戴本改正”：按语：朱本《笺》说“援弓将射”，全本、赵本、戴本据此改为“援”，《疏》漏引这条说明。（现在依据台北本，在“赵”字上删去“全”字。） [三〇]“王莽时期改称昌平”：按语：《汉志》记辽东郡也有襄平县，王莽时改称昌平。郦道元误把辽东的襄平当成临淮的襄平；临淮的襄平在王莽时改称相平。全氏已作校正并说明，杨氏《疏》没有进一步阐明。[三一]“《晋书》说咸康初年”：按语：根据《晋书·慕容皝载记》，事情发生在咸康二年正月，所以原文“咸和中”有误，应当是“咸康初”。现予订正。[三二]“《水经》采用《说文》的前一种说法”：按语：段玉裁《说文注》说，《汉志》是正确的，《说文》和《水经》都不正确；段玉裁的意思是认为郦道元的注文正确。[三三]“从‘从前燕人’到这里，是《史记·朝鲜传》的文字”：按语：“箕子教民”以下直到“遂成礼俗”，《史记·朝鲜传》没有这段文字，只在《后汉书》中略有记载。[三四]“修复辽东的旧边塞”：按语：《疏》虽然说《史记》《汉书》都作“修”，这里却仍作“循”，没有校改。根据《史记》《汉书》的原文，应作“复修”，所以应把“循”改为“修”，现予订正。《水经注疏》卷十五。后魏郦道元注。宜都杨守敬纂集并作疏。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洛水。洛水发源于京兆郡上洛县。守敬按：该县的情况详见《丹水》篇。发源于讙举山。《地理志》说：“洛水发源于冢岭山。”守敬按：见上洛县条下。《山海经》说：“发源于上洛西山。”守敬按：这是《海内东经》的文字，今本《山海经》没有“上”字，大概是脱漏。又说：“讙举山，洛水发源于此。”守敬按：这是《中次四经》的文字。现在洛水发源于雒南县西面的冢领山。向东流，与丹水汇合；丹水发源于西北的竹山，向东南流入洛水。全氏说：丹水也发源于冢领山，却不流入洛水。守敬按：《西山经》说，竹山有竹水发源，向北流入渭水；竹山南面有丹水发源，向东南流入洛水。大概两条水发源于同一座山，一条向北注入渭水，一条向东南注入洛水。郦道元在《渭水》篇记载竹水，在这里记载丹水，是依据《山海经》。全氏误以为这是《丹水》篇所说的丹水，所以说它不流入洛水。丹水在今雒南县西北。洛水又向东流，尸水注入它。朱本这八个字误作《经》，又把“尸”误作“户”，下文相同。《笺》说：谢云，“户”一作“尸”。戴本改为“尸”，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尸”。尸水向北发源于尸山。朱本“出”字下多出“发”字，戴本删“出”字，赵本删“发”字。向南流入洛水。[一]守敬按：《山海经·中次五经》说，尸水发源于尸山，向南流入洛水。在今雒南县西北。洛水又向东流，乳水汇入。朱本这七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相同。乳水另发源于良余山，向南流入洛水。朱本把“流”误作“南”。《笺》说：孙云，考察《山海经》，良余山，乳水发源于它的南面，向东南流入洛水。赵本、戴本改“流”字。守敬按：也见《中次五经》，水在今雒南县西北。洛水又向东流，与龙余水汇合。朱本这十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相同。龙余水发源于蛊尾山，向东南流入洛水。朱本把“蛊”作“虫”。《笺》说：《山海经》说，蛊尾山有龙余水发源，向东南流，注入洛水；这个“虫”字似乎是讹误。赵本、戴本改为“蛊”。赵本在“水出”上增加“《山海经》曰”四字。守敬按：这里不必增加，详细情况见下文。水在今雒南县西北。洛水又向东流，到达阳虚山。会贞按：《隋志》说洛南县有阳灵山，“灵”是“虚”的误字。此山在今雒南县北、洛水以北。洛水与玄扈水汇合。朱本《笺》说：宋本“合”字下有“于”字。赵本依此增补，并说：《山海经》记载，洛水向东北流，注入玄扈水；又说，阳虚山临近玄扈水。郦道元大概抄录时改动了文字。守敬按：赵本删去了下文“《山海经》曰，洛水东北流……”十五字，所以认为郦道元改动了原文。但“阳虚山临于玄扈水”两句，注文下文明确引用，这里只是先把“阳虚山”三字提到前面。

译《山海经》说：“洛水向东北流，注入玄扈水。”朱本没有这十五字，赵本相同，戴本增补。守敬按：因为下文有“又曰”的文字，所以赵本在上文“水出蛊尾”句首增加“《山海经》曰”四字，戴本则增加这里的十五字。根据篇首引用《山海经》的两条文字，接着叙述丹水、尸水、乳水、龙余水、玄扈水，都依据《山海经》，不必处处明说，以省去繁复文字。这里的“《山海经》曰”四字是总承前文，下文“又曰”二字也是遥相承接前文。这才是正确的。守敬按：玩味“是也”二字，显然是在承接引用《山海经》的文字；否则“是也”二字便没有依据。戴本补入最为正确，所以王梓材依据戴本改全本，而董沛又反过来据全本指责王梓材，这是不对的。又说：从鹿▯山，守敬按：此山详见《河水注》。直到玄扈山，共有九座山。玄扈也是山名，与讙举山合计列为九座山中的一座。所以《山海经》说：“这两座山，是洛水之间的山。”守敬按：以上三条都见于《中次四经》。由此可知，玄扈水发源于玄扈山，大概山和水共同使用这个名称。会贞按：《隋志》说洛南县有玄扈山。《通典》记载相同。《寰宇记》说山在县西北一百里，《黄帝录》说，黄帝在玄扈山上时，有凤凰衔着图来到面前，黄帝拜而接受。《明志》说，雒南县西北有玄扈山，玄扈水发源于此，向北流入洛水。《雒南县志》说山在洛水以南，玄扈水如今称为黑潭子，向东北流入洛水，这是错误的。《山海经》说洛水向东北流入玄扈水，那么玄扈山、玄扈水应当在洛水以北。玄扈水流经阳虚山下。《山海经》又说：朱本把“又”字误置在“曰”字下，全本、赵本、戴本调整了顺序。“阳虚山临近玄扈水。”守敬按：这是《中次五经》的文字。这就是洛水的入水处。“《河图·玉版》”守敬按：《中次五经》郭璞注文引用《河图》，没有“玉版”二字；按照下文《河图·视萌篇》的例子，“玉版”应当是《河图》的一篇篇名。说：“仓颉替黄帝南巡。”朱本《笺》说：宋本作“随帝”，《山海经注》引用《河图》只作“为帝”，大概是说替黄帝代为巡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为”。登上阳虚山，俯临玄扈水和洛水的入水处。灵龟背负文字，丹色龟甲上有青色纹理，把书交给仓颉，就是在这条水边。守敬按：郭璞注文下有“狩”字，“洛汭”下面没有“之水”二字，末句作“出此水中”。洛水又向东流。朱本没有“洛水”二字。《笺》说宋本有“洛水”二字，戴本、赵本增补，全本也增补；又依据《寰宇记》，在“水”字下增加“北径文邑”四字。守敬按：不对。《经》下文说“东北流经于父邑南面”。注文说一合坞就是故于父邑，因此于父邑在今宜阳县西。而《初学记》卷八引用《水经注》说，洛水向东北流经过文邑，在洛南县。这是把《经》当作《注》，又把于父邑当作文邑，还认为它在洛南县，种种都错。《寰宇记》在洛南县条下引用《水经》注文说，洛水向北流经过文邑，大概沿袭了《初学记》的错误。全氏却认为这是《注》中散佚的文字，把“过”改成“径”，补入这里，于是错上加错。流经清池山旁。[二]戴本删去“傍”字。会贞按：今雒南县南十里有龙山。《一统志》怀疑就是清池山，似乎距离太远。根据注文说水流经山旁，山应当紧靠洛水。向东与武里水汇合。武里水向南发源于武里山。会贞按：今中干山在雒南县南五十里，就是武里山；县河的源头发源于它的北麓，就是武里水。向东北流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五十里〕 洛水又向东流，门水从这里分出。朱本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相同。守敬按：门水详见《河水注》，有人说它就是今天的宏农河。但宏农河的发源处与洛水被山隔开，不能与洛水相通。因此《一统志》说门水如今已经无法考察。根据地图，有文峪河自北向南流入洛水，而它的源头与宏农河源头接近，难道郦道元当时认为文峪河从洛水分出后逆流，与宏农河是一条水吗？这就是《尔雅·释水》所说的“洛水分流成为波水”。全氏说：波水见《谷水注》，郦道元把门水当作波水，恐怕不对。王伯厚也这样说。洛水又向东流，要水汇入。要水向南发源于三要山。会贞按：今三要山在雒南县东南一百里，故县川发源于此，大概就是要水。向东北流经拒阳城西面。守敬按：晋初设置拒阳县，不久撤销；后魏重新设置，隶属上洛郡，在今雒南县东南。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里〕 洛水又向东流，与获水汇合。获水向南发源于获舆山。朱本把“舆”误作“兴”，下文相同；赵本依据《汉志》改正，戴本也改同。会贞按：此山应当在今卢氏县西南。当地俗称它为备水。水向东北流经获舆川，世人称它为却川；向东北流入洛水。孙星衍说：这就是俗称的八里干●水。洛水又向东流，经熊耳山北面。朱本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相同。《禹贡》所说的“导洛自熊耳”，就是从熊耳山疏导洛水。《博物志》说：“洛水发源于熊耳山。”这大概是说它开通洛水源头的地方。会贞按：《禹贡》所说“导洛自熊耳”，是导山中的熊耳山。《汉志》在卢氏县条下说熊耳山在县东；在上洛县条下说《禹贡》记载洛水发源于冢领山，熊耳山、获舆山在东北。因此《汉志》并不认为洛水发源于熊耳山。它把熊耳山、获舆山并列记载，大概是因为获舆山与熊耳山相连，就像同时称桐柏山、大复山一样。《水经》说洛水发源于京兆郡上洛县讙举山。郦道元解释《水经》正文，却仍不违背《汉志》。他引用《山海经》说水发源于上洛西山，又说讙举山是洛水的发源处，是为了解释《水经》所说发源于讙举山的文字。前面先引用《汉志》说洛水发源于冢领山，意思是认为讙举山就是冢领山。这里又说洛水向东流与获水汇合，获水发源于获舆山；洛水又向东流，经熊耳山北面；接着引用《禹贡》和《博物志》的话，是为了解释《汉志》所说熊耳山、获舆山的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里〕 胡渭怀疑讙举是获舆的讹误，因为两字字形相近，一看便知。段玉裁也说，获舆就是讙举，是声韵转变的结果。因此讙举、获舆不能分作两座山，这是确定无疑的。《禹贡锥指》说，这座山从上洛一直延伸到卢氏县，二百多里，总体都属于《禹贡》所说的熊耳山，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山海经》《水经》称它为讙举山，《汉志》称它为获舆山，又称为冢领山，所谓山麓相连而名称不同，实际上都是同一座

译山。郭璞注《山海经》说，熊耳山在上洛以南。《括地志》说，熊耳山在上洛以西十里。《元和志》说，熊耳山在卢氏县南五十里，这些都是随着后世所指的地名而记载的。向东北流经卢氏县南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五十里〕 洛水流经●渠关北面。朱本这七个字误作《经》，“●”误作“阳”，下文相同。戴本改作《注》，并改“●”字；全本、赵本也改作《注》，但仍作“阳”。守敬按：仍作“阳”是不对的，见下文。渠水。朱本《笺》说：谢云，“阳”一作“●”。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考察本篇下文有坞水，又有金门坞、一全坞、云中坞、合水坞、零鸟坞、百谷坞、白马坞、袁公坞、盘谷坞，可见洛水两岸以“坞”为名的地方很多，●渠大概也因此得名，与《谷水》篇的阳渠无关。《寰宇记》说，朱阳县在后周天象二年把县治迁到今卢氏县西南的●渠谷；“●”与“●”字形相近，这尤其可以证明本书作“●”是正确的。水发源于南面的●渠山。赵本、戴本把“出南”改作“南出”。守敬按：《注文》中“南出”和“出南”两种写法都可以，详见《浊漳》篇，不必改动。孙星衍说，●渠山可能就是蔓渠山；本注文说●渠就是荀渠，是熊耳山的另一名称；而《伊水注》引用《山海经》说伊水发源于蔓渠山，又引用《地理志》说发源于熊耳山，因此也认为蔓渠山就是熊耳山。这样看来，这座山虽然向东距离伊水的源头还很远，实际上都属于熊耳山绵延的山脉。它就是荀渠山。荀渠山的水从一个源头分成两支，流到中途分开。一支水向西北流，转向东北注入洛水。《山海经·中次四经》说：“熊耳山，浮豪水发源于此，向西北流，注入洛水。”会贞按：这是《中次四经》的文字，《续汉志注》引用《山海经》作“浮豪”，并作“向西北流”，与这里相同。今本《山海经》作“浮濠”，又作“向西流”。怀疑说的就是这条水。荀渠大概是熊耳山的别称，就像太行山有别称归山一样。会贞按：《北次三经》说，太行山的山首称为归山。因此《地说》说：“熊耳山，是地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朱本《笺》说：《河图括地象》说，熊耳山是地门，它的精气上升成为毕宿附耳星。[按语：见《御览》卷四十二。]洛水发源于它的中间，这也说明“熊耳”是山的总名称。另一支水向东北流经●渠城西面，这是旧关城；又向东北流入洛水。会贞按：两支水都在今卢氏县西面。洛水又向东流，经卢氏县故城南面。朱本这十一个字误作《经》，戴本改正，全本、赵本也改同。守敬按：汉代卢氏县隶属弘农郡，后汉、魏沿袭，晋代隶属上洛郡。《隋志》说，卢氏县是后魏设置汉安郡时设置的；但《地形志》说卢氏县隶属金门郡，没有汉安郡。只是金门郡在天平初年设置，大概原来是汉安郡，后来改置为金门郡。因此郦道元当时卢氏县隶属汉安郡，在今卢氏县东面。《竹书纪年》说：“晋出公十九年”，今本《竹书》作“周贞定王十三年”。晋国韩龙攻取卢氏城。朱本作“晋韩龙氏城”。《笺》说：《竹书》作“晋韩庞取卢氏城”。全本、赵本把“龙”改作“庞”，戴本不改，但都增加“取卢”二字。全氏又引用沈炳巽说：今本《竹书》作“取秦武城”，《史记》中也有记载。会贞按：沈氏说得对。《史记·秦本纪》说，秦康公二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武城；秦共公二十一年，晋国夺取武城。《六国表》记载，秦共公二十一年正当晋出公十九年，因此作“取秦武城”才相合。这一条大概是后人把错误版本的《竹书》混入进来的；今本《竹书》没有错误，已经被校订者改正了。洛水又向东流，经过卢氏县故城的南面。朱氏认为，以上“十一字”误作《经》文，戴氏改正，全氏、赵氏也作了同样的改动。守敬按：汉代卢氏县隶属弘农郡，后汉、魏沿袭这一建置，晋代隶属上洛郡。《隋书·地理志》记载，卢氏县是后魏设置汉安郡时所置；但《地形志》记载该县隶属金门郡，并没有汉安郡。只是金门郡在天平初年设置，推测原本称汉安郡，后来改置为金门郡。因此，郦道元所处时代，该县应隶属汉安郡，位于今卢氏县以东。《竹书纪年》记载：“晋出公十九年”，今本《竹书纪年》作“周贞定王十三年”。晋国韩龙攻取卢氏城，朱氏写作“晋韩龙氏城”；《笺》说：《竹书纪年》记载为“晋韩庞取卢氏城”。全氏、赵氏将“龙”改为“庞”，戴氏没有改“龙”，但都增补了“取卢”二字。全氏又引用沈炳巽的话说：今本《竹书纪年》作“取秦武城”，这一记载《史记》中也有。会贞按：沈氏的说法是对的。《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康公二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武城；秦共公二十一年，晋国夺取武城。《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共公二十一年正当晋出公十九年，因此作“取秦武城”是相合的。这一条大概是后人把讹误本《竹书纪年》的文字夹杂进去的；既然今本《竹书纪年》没有错误，那么应当已经由校订者考订改正了。郝懿行没有加以详细考证，反而想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来改订《竹书纪年》，实在疏略。王莽时期称为昌富。又有卢氏川水注入洛水。这条水向北发源于卢氏山。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卢氏山，有人说卢敖曾在这里得道，位于今卢氏县西北。水向东南流，经过卢氏城东，流入洛水。赵氏依据孙潜校本，将“东”和“而”二字互换。戴氏保留“东”字，把“而”改为“南”。会贞按：应当仍依原文。水又向东流，翼水汇合三条支流。这段“翼”字上原本多出“龙”字，赵氏依据孙潜校本删去，全氏、戴氏也删去。三条水都发源于县南的山地，向东北流入洛水。《开山图》说：“卢氏山适宜种植五谷，可以躲避水灾。”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九、《太平寰宇记》卢氏县条引文相同。这座山也通称为石城山。会贞按：石城山详见《河水注》卷四。山在宜阳山西南。会贞按：宜阳山详见后文。千名山，各种地形都处在其中，有山陵、丘阜、平原和低湿地。朱氏误作“险”，赵氏改为原书中的异体字，全氏、戴氏改作“隰”。这些地形容易依照人的身材攀登。守敬按：上文说卢氏川水向北发源于卢氏山，那么卢氏山应在洛水以北；接着却说洛水向东汇合的三条水在洛水以南；这里又详细叙述卢氏山，文义并不相连，而且通称石城山，而石城山也在洛水以北。因此本段应当是接在“水北出卢氏山”下面的文字，是传抄者把次序弄乱了。又有葛蔓谷水，从南山流出，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高门城南。孙星衍说：高门城在今卢氏县东。守敬按：《新唐书·地理志》说，长水县西有高门关。《一统志》称旧志说，高门关在永宁县西一百二十里，就是古代的高门城。孙氏说在卢氏县东，只是推测罢了。这就是《宋书》所说的后军外兵[三]守敬按：《柳元景传》中“外兵”下面还有“参军”二字。《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的记载中也有这两个字。庞季明《通鉴》明确写作“萌”。《魏书·世祖纪》正平二年称为庞萌。进入卢氏，进而到达高门木城的地方。

译洛水向东流，与高门水汇合。朱氏把这八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水发源于北山。会贞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水向东南流，汇合洛水的一条支津。这条支津上游承接洛水，向东北流，经过石勒城北。会贞按：《永宁县志》说，石勒城在县西长渊乡冯西堡。水又向东流，经过高门城北，向东流入高门水，水流散乱，向南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松阳溪水注入其中。朱氏把这十个字误作《经》，又把“阳”写作“杨”，下文同。戴氏改为《注》，并改回“阳”字，全氏、赵氏也相同。会贞按：明抄本作“阳”。水发源于松阳山。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长泉县有松阳山；《金史·地理志》说，长水县有松阳水。《新唐书·地理志》说，长水县西有松阳故关。《方舆纪要》说，关在永宁县西六十里。胡渭认为此关应当与松阳溪相近。根据《水经注》所说山水位于洛水以南，应在今永宁县西南。水向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黄亭南面；再向东流，与黄城溪水汇合。赵氏依据《禹贡锥指》把“城”改作“亭”，戴氏也这样改。会贞按：胡氏只是因为上文称黄亭、下文称黄亭溪水，才把这里的“城”改成“亭”，并没有另外的依据。不过《水经注》中常常把亭、城混称，不必改动。水发源于鹈鹕山。守敬按：《新唐书·地理志》说，长水县有鹈鹕故关，即设置在鹈鹕山谷中；山在今永宁县西八十里。这里说水出鹈鹕山，却不称鹈鹕水；下文又有鹈鹕水，却不说发源于鹈鹕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山有两座山峰。朱氏本没有“山”字，赵氏、戴氏增补。山势高峻直入云天，高崖仿佛被云气托举。朱氏把“举”写作“峰”，《笺》说应作“举”，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举”。岩石陡峭，没有台阶，即使鼯鼠一类的动物，也会白白失去它们轻捷的本领；等到它们攀登高空、越过山顶，层层彩霞覆盖山峰时，才能分辨山峰的高下优劣。朱氏《笺》说宋本作“方可”。戴氏、赵氏仍作“乃”。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乃”。所以有大鹈鹕、小鹈鹕的名称。溪水向东南流，经过亭下，称为黄亭溪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洛水。朱氏把“又”写作“而”，《笺》说宋本作“又”，戴氏、赵氏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而”，《大典》本作“又”。洛水又向东流，到达荀公溪的入口。朱氏把“溪”误作“汉”，《笺》说孙氏认为“汉口”应作“涧口”。赵氏改作“溪口”，并说“溪”与“汉”字形相近。戴氏也改作“溪口”。水发源于南山的荀公涧。朱氏本没有“公”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方舆纪要》说此涧在永宁县东南，不对。下文的檀山还在县西，这条涧显然不可能在东南。《一统志》说在县西南，是正确的。这就是庞季明所说的进入荀公谷的那条水。守敬按：《宋书·柳元景传》写作“苟公谷”。水流经山谷后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檀山南面。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长泉县有檀山；《金史·地理志》说长水县有檀山；《明一统志》作天坛山，又名坛屋山，在永宁县西四十五里。檀山四面陡绝，孤峰高耸；山上有坞堡聚落，民间称为檀山坞。义熙年间，刘公向西进入长安，水军到达后，驻扎在洛阳。详见《宋书·武帝纪》。刘公命参军戴延之。朱氏把“军”误作“将”。赵氏说：《晋书·职官志》记载，诸公和开府从公担任持节都督时，增置参军六人。戴延之当时随宋武帝向西进入长安，正任此职，并撰有《西征记》。戴延之名为戴祚，见《隋书·经籍志》。全氏、戴氏也把“军”改正。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一同乘船顺流而下，尽览洛川，想了解水军能够到达的地方。戴延之到达这里便返回，最终没有到达洛水源头。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檀山距离洛阳，水路五百三十里，要经过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地方的男女老幼从未见过船，听说晋朝使者逆流而上，都互相招呼，像蚂蚁聚集一样来到河边，俯仰观看并相互讥笑。洛水又向东流，库谷水注入其中。朱氏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也相同。水从宜阳南山流出。朱氏写作“宜阳止甫”，全氏、赵氏、戴氏都沿用。会贞按：下文称洛水左右有宜阳北山水，可知这里应作“宜阳南山”，现予订正。三条水同时发源，汇合成为 一条溪流。会贞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南。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到达鹈鹕水的入口。水发源于北面的鹈鹕涧。赵氏、戴氏把“发北”改为“北发”。会贞按：“发北”与“出北”意义相同，不必倒置，详见《浊漳水》篇。此水在今永宁县西。向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经过仆谷亭北面。守敬按：下文的侯谷水应当经过这座亭，亭当因水而得名；但下文作“侯谷”，这里作“仆谷”，“侯”“仆”字形相近，必有一处错误。洛水左侧汇合一条北来的水。水发源于北山。守敬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向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侯谷水从南山流出。守敬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南。向北流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龙骧城北面。守敬按：《永宁县志》说，此城在今县西南四十里。龙骧将军王镇恶随刘公向西进入长安，陆路行军所经过的地方，戴氏把“径”改作“行”，所以这座故城以此得名。洛水又向东流，左侧汇合宜阳北山水。这条水从北溪流出。守敬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向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广由涧水注入其中。这条水发源于南山的由溪。守敬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南。向北流经龙骧城东面，又向北流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右侧得到直谷水。这条水发源于南山。守敬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西南。向北流经屯城西面。守敬按：屯城在今永宁县西南。水向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北流，经过蠡城邑南面。

译城西有坞水。朱氏本脱漏“有”字，戴氏、赵氏增补。水从城北四里处流出；山上有一片高出平地二十五丈的原地，原为黾池县县治。会贞按：汉代黾池县详见《谷水注》。建安年间，县治迁到这里，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蠡城。《魏志·贾逵传》说，贾逵被授为渑池令，当时县治寄居在蠡城，正是此事。魏、晋两代都属弘农郡。后魏称为南渑池。天平初年属金门郡，所以郦道元时期仍属弘农郡。《太平寰宇记》称《四夷郡国县道记》说，蠡城在福昌县西六十五里。因此胡三省认为城在宜阳县以西；胡渭又认为在渑池县西四十里，孙星衍沿袭其说，都是考证失误。南面正对金门坞。会贞按：金门坞在洛水以南，详见下文。水向南流五里。会贞按：这里的“水”指城西的坞水。这里是旧宜阳县县治。会贞按：宜阳县详见后文。这里所说的旧县治，不知道是哪个朝代设置的。洛水右侧汇合金门溪水。水向南发源于金门山。孙星衍说：金门山见于《山海经》，在今宜阳县西六十里。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宜阳县有金门山。唐代把宜阳改为福昌。《后汉书·陈俊传》的注文说，福昌县西南有金门水，那么这座山和这条水应当在今宜阳县境内。不过《方舆纪要》说金门山在永宁县西南三十里，《一统志》也说金门溪水在永宁县南面，大概是后世把它划归永宁县了。水向北流经金门坞西面。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戴氏《西征记》说，宜阳县有地名叫金门坞。金门坞在今永宁县东南。水向北流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与款水汇合。款水有两条源流同时发源。朱氏本脱去“水”字，赵氏增补；戴氏把“有”改作“其水”二字。两条水道彼此牵引，合称为大款水。守敬按：大概就是今天的大宋川，在永宁县东北二十里，发源于横塘山。两水汇合后向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黍良谷水流入其中。朱氏把“良”写作“艮”，赵氏依据《禹贡锥指》改正，戴氏也改正。水向南发源于金门山。朱氏本脱去“水”字，赵氏沿用，戴氏增补。会贞按：这条水在今永宁县东南。《开山图》说：“山出多重，固在韩。”赵氏、戴氏都删去“出”字。会贞按：这段文字有讹误。《续汉志》宜阳县注文说，金门山有竹子，可以制律管；《通典》说福昌县有金门山，那里的竹子可以制律管；《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八百七十一引《物理论》说，宜阳金门山的竹子可以制律管；《太平寰宇记》陕县条说，金门山有竹子，可以制律管；《事类赋注》卷二十四引梅[字疑误。]子说，宜阳金门山的竹子可以制律管。因此古书和雅记记载金门山时，都指竹子可以制成律管而言。[《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阮籍《宜阳记》说，金山的竹子可以制成笙管。《太平寰宇记》河南郡条引《九州要记》说，金门的竹子可以制成笙管。这是把律管换一种说法。]“多”容易因与“夕”字形近而讹写；“竹”与两个字的字形相近；“重”与“管”、“固”与“可”、“在”与“为”、“韩”与“律”也都形体相近。所以其中说竹子可以制成律管，是毫无疑问的。我私下认为原文应当是“山出竹，可为律管”。赵氏、戴氏反而认为“出”字是衍文，删去了它。试问“山多重固在韩”到底作何解释呢？建武二年，强弩大将军陈俊。朱氏把“大”写作“偏”。赵氏说：据《后汉书·陈俊传》，建武二年秋，大司马吴汉奉诏制任命陈俊为强弩大将军。《注文》称偏将军，大概是错误。戴氏依此改作“大”。陈俊转而进攻金门、白马，朱氏把“击”误作“声”，《笺》说应作“击”，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作“击”。把它们全都攻破了。会贞按：此事见《后汉书·陈俊传》，就是这里所说的事。水于是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左侧汇合北溪。守敬按：北溪在今永宁县东。水向南流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阳市邑南面；又向东北流，经过于父邑南面。赵氏说：《太平寰宇记》引文作“文邑”，是错误的。守敬按：乐 这段史实被《初学记》误记，详细情况前文已经说明。太阴谷水向南发源于太阴溪。守敬按：《隋书·地理志》说宜阳县有太阴山，这就是太阴谷水的发源地。这条水在今永宁县东。水向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白马溪水发源于宜阳山。朱氏本在“东”字下面多出“合”字，赵氏、戴氏也沿用。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没有“合”字，吴氏本剜补，其他版本的来源不清楚；郦道元的行文惯例见《河水注》卷三“塞水”条，现删去。戴氏又擅自于“出”字下面增添“水”字，也删去。这条水在洛水南面，所说的“出宜阳山”，是指发源于宜阳的南山。《后汉书·陈俊传》注文说，福昌县西南有白马水，在今永宁县东。涧中有一块大石，形状像马，所以溪涧因其形状而得名。溪水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朱氏在“东”字下面又有“又”字，《笺》说克家认为应作“又东”。赵氏依此改，戴氏删去“又”字。守敬按：戴氏这样处理是对的。洛水又向东流，有昌涧水注入其中。这条水发源于西北面的宜阳山。守敬按：这条水在洛水以北，所说的“出宜阳山”，是指发源于宜阳的北山。《金史·地理志》说宜阳县有昌水；《明史·地理志》说宜阳西有昌谷水。现在的昌谷水发源于渑池县境内。水向东南流，经过宜阳故郡南面，这里过去是阳市邑。原来洛阳都典农治设在这里。守敬按：《魏志·王昶传》说，文帝时王昶任洛阳典农；《毋丘俭传》说任洛阳典农；《高柔传》又有宜阳典农，没有“都”字。后来改为郡。守敬按：《魏志·少帝纪》说，咸熙元年废除屯田官，各地典农都改任太守；《晋书·魏舒传》说，魏舒在魏时任宜阳太守，这是典农改为郡的证据。《晋书·地理志》没有宜阳郡，大概晋初就废除了，所以称为故郡，在今宜阳县西。到后魏孝昌初年，又恢复设置宜阳郡，但郡治应在 宜阳县，不是原来的郡城。昌涧水又向南流，注入洛水。朱氏把“南”写作“东”，《笺》说旧本作“南”；赵氏改为“东南”，戴氏改作“南”。

译洛水又向东流，经过一全坞南面。朱氏把“全”误作“合”，赵氏、戴氏也沿用。守敬按：《魏志·杜恕传》注文引杜氏《新书》说，杜恕离职后，在宜阳营建一泉坞，凭借原有壕堑壁垒的坚固，逐渐发展成聚落。《晋书·魏该传》也作“一泉坞”。“泉”“全”读音相同，足以说明这里四处“合”字都应作“全”。《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作“一金坞”，是“全”“金”字形相近造成的讹误。现予订正。在今宜阳县西六十里。城在河川北面的高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面都是天然险地。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把“箱”写作“面”，“箱”“面”意义相通。地势险峻陡绝，只需修筑西面，就足以全固。戴氏删去了“固”字上面的“合”字。守敬按：《资治通鉴》晋永嘉五年注文引文作“即为全固”，可见胡氏所见仍是善本。仔细体会这段注文，“一全”的含义自然明白。戴氏不知道“合”是讹字而把它删去，实在疏略。“一全”这个名称就是由此产生的。刘曜的将领将要进攻河南时，晋将军魏该逃到这里。守敬按：详见《晋书·魏该传》。[六]所以这里就是于父邑。守敬按：这是解释《水经》所说的于父邑。洛水又向东流，与杜阳涧水汇合。朱本把“阳”写作“杨”，下文同。赵氏依据《禹贡锥指》改正，戴氏也作同样的改动。此水发源于西北方的杜阳溪。朱本没有“水”字，《笺》说：“脱漏了‘水’字。”赵氏、戴氏增补。守敬按：《金志》记载，永宁县有杜阳水。今称渡羊河，发源于永宁县东北。向东南流经一全坞以东，与盘谷水汇合。守敬按：此水在今宜阳县西面。两水合流，向东南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渠谷水发源于宜阳县南面的女几山。朱本把“洛水又东渠谷”六字误作《经》文。《笺》说：“‘渠谷’上下疑有脱文。”戴氏把这六字改作《注》，全氏、赵氏也同样改。赵氏说：“考察文意，并没有脱文，这六字是《注》文误混成了《经》文。”全氏、戴氏改作《注》文。守敬 守敬按：《中次八经》中有女几山。宜阳县的情况详见下文。《晋书·张轨传》说，张轨年轻时曾隐居在宜阳女几山。《元和志》说，此山在福昌县西南三十四里。位于今宜阳县西南八十五里。今渠谷水从流漕村的石崖下流出，向东北流经云中坞。守敬按：云中坞在今宜阳县西南。坞的左上方山势高峻而层层相接，朱本把“左”误作“在”，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流动的云烟半垂山间，像衣带一样环绕山阜，所以这个坞取名为云中坞。渠谷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朱本没有“渠谷”二字，赵氏也没有，全氏、戴氏增补。臧荥绪《晋书》说：孙登曾经经过宜阳山，有个烧炭的人见到他，便同他交谈，孙登不回答。烧炭的人觉察到他的神情气度非同寻常，大家便一起传说此事。太祖听说后，派阮籍前去察看；阮籍同他交谈，他也不回答。阮籍于是放声长啸。孙登笑着说：“又发出刚才那种声音了。”阮籍又啸叫，并请求同孙登一起出行，孙登不肯。阮籍于是告别离去。孙登登上山峰，一边行走一边长啸，声音如同箫、韶、笙、簧的乐声，震动山谷。阮籍觉得奇怪，便询问烧炭的人。烧炭的人说：“原来就是刚才那个人的声音。”阮籍再次寻找孙登，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经过很久的推问，才知道他的姓名。守敬按：《御览》卷五百二引王隐《晋书》，记载大致相同。我考察孙绰所作《高士传》的叙述。守敬按：《隋志》记载，《至人高士传赞》二卷，为晋廷尉卿孙绰所撰。说孙登在苏门山。守敬按：《通典》说，汲郡卫县西北有苏门山，是孙登隐居的地方。苏门山的情况详见《清水注》百门陂之下。又有另一种《孙登传》。守敬按：《御览》卷五百二引王隐《晋书》叙述孙登的事迹，篇末注文说，《孙登别传》又有记载。孙盛《魏春秋》。守敬按：《隋志》记载，《魏氏春秋》二十卷，为孙盛所撰。也说孙登在苏门山，却没有列出他的姓名。守敬按：《魏志·阮籍》附《王粲传》注文引《魏氏春秋》说，阮籍年轻时游历苏门山，山中有位隐士，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阮籍对着他长啸。阮嗣宗受到感触，写了《大人先生论》，说我不知道这个 人是谁。守敬按：《大人先生传》见于《阮嗣宗集》，《晋书》也作传记，郦道元引用传文时写作《论》。朱本把“既”写作“即”，《笺》说：“一作‘既’。”赵氏、戴氏改正。孙登神游自得，精神自由自适，不与外物交往；阮籍尚且不能动摇他的高尚操守，又怎么能认出他是什么人、得知他的姓名呢？又向东北流，经过宜阳县南面。洛水北面有熊耳山，两座山峦竞相高耸，形状像熊的耳朵；这是一座另外的山，不是《禹贡》所说“导洛自熊耳”的熊耳山。孙星衍说：考察《山海经》，熊耳山在讙举山以东六百五十里，那么这里的熊耳山就是《山海经》所说的熊耳山。但《尚书》说“导洛自熊耳”，孔安国《传》说在宜阳以西。这样看来，郦道元的说法未必可以作为依据。守敬按：孙氏认为这里的熊耳山就是《山海经》的熊耳山，是因为它距讙举山的里数较远。然而《山海经》中的里数本来就难以确定；孔安国《传》据此解释《禹贡》，自然是错误的。郦道元说这里是另外的山，不是《禹贡》所说的熊耳山，这已经是在驳斥孔氏的说法了。孙氏一向不相信孔安国《传》，为什么又依据它来驳斥郦道元呢？《元和志》说，熊耳山在永宁县东北四十五里，是后汉世祖击破赤眉军的地方。《禹贡》所说的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境内，与这里不是同一座山。这里也依从郦道元《注》的说法。此山在今宜阳县西面，与永宁县交界。过去汉光武帝击破赤眉军樊崇时，所缴获并堆积的铠甲兵器与熊耳山齐平。守敬按：详情见《后汉书·刘盆子传》。说的就是这座山。山边有一个池，池水向东南流；水边另有一个池，世人称它为黾池。戴氏把“黾”改作“渑”。会贞按：《汉志》说“宜阳在黾池”，“在”是“有”字的误写。这里《注》所叙述的黾池，靠近宜阳故城，应当就是《汉志》所指的那个池。 《通鉴》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在渑池的天池打猎。胡三省注中引用了《水经注》的这段文字。然而这个池在今宜阳县，向西距离唐代渑池县很远；所谓天池，或许是谷水的发源池。水又向东南流经宜阳县故城西面，称为西度水。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宜阳县西五十里有宜水，名叫西渡。水又向东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宜阳县故城南面。朱本把这十一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同样改。秦武王任命甘茂为左丞相，说：“我想打通三川，窥伺周王室，即使死了也将名垂不朽！”守敬按：《秦本纪》把“朽”写作“恨”。甘茂请求同魏国订约来攻打韩国，斩首六万人，于是攻取了宜阳城。守敬按：从“秦武王”以下，都是《史记·甘茂传》的文字。这地方原来是韩国的土地，后来才设置为县。守敬按：《史记·秦本纪》没有说设置宜阳县。所以《元和志》说，汉代才把这里设为县。然而《甘茂传》说宜阳是大县，称作县，实际上是郡。这样看来，韩国已经把它设为县，秦朝应当沿袭其旧制。汉代宜阳县隶属弘农郡；后汉、魏、晋沿袭，后魏时成为宜阳郡的治所。《括地志》说，故韩城又名宜阳城，在福昌县东十四里。因此胡渭没有考察唐代福昌县并不是今天的宜阳县，却说宜阳城在今县东北十四里。孙星衍又说在今县北十四里，也都不对。它在今县西五十里。汉哀帝把息夫躬封为侯国。全氏说：息夫躬本传和《侯表》记载的是封在宜陵，宜陵隶属杜衍；杜衍是南阳郡所属的县。

译郦道元误以为是宜阳。守敬按：郦道元所看到的《汉书》一定写作“宜阳”，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宜阳城西门，是赤眉军樊崇与刘盆子以及大将军等人捧着玉玺、绶带、宝剑和玉璧等候奉献的地方，汉世祖没有立即接见他们。第二天，世祖在洛水边陈列军队，接见刘盆子等人，对刘盆子的丞相徐宣说：“你后悔吗？”徐宣说：“不后悔。”世祖感叹说：“你在平庸的人中算是皎皎出众，在铁器中也算铮铮作响。”守敬按：详见《后汉书·刘盆子传》。《传》作“佣中皎皎”，《后汉纪》又作“庸中佼佼”，都放在“铁中铮铮”一句之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里、五十里〕 洛水又向东流，与厌染水汇合。朱本把“染”写作“梁”，赵氏依据《山海经》改正，戴氏也作同样的改动。此水发源于县北的傅山大陂。朱本 把“傅山”写作“传山”，《笺》说：“‘传’字一作‘傅’。”赵氏改文说：“《山海经》正作‘傅’，戴氏也改作‘傅’。”山上没有草木，水从大陂向北流，转弯后向东南注入，世人称它为五延水。水又向东南流，经宜阳县故城东面，再向东南流，注入洛水。会贞按：《中次六经》说，长石山以西一百四十里有傅山，山上没有草木，厌染水从它的南面流出。此水在今宜阳县西面，旧志称为横流涧水，位于韩城东西两关之间，疑即此水。洛水又向东南流，黄中涧水发源于北面的山阜，两条源流奇异地涌出，汇合成为一条河。会贞按：此水在今宜县县城西面，有黄涧村。向东流，注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四十里〕 洛水又向东流，禄泉水注入其中。朱本没有“水”字，赵氏、戴氏增补。此水向北发源于近溪。朱本写作“近出北溪”，赵氏把“近”字和“北”字互换，并说：“下文‘水东出近川’，就是这种用词格式。”戴氏也作同样的改动。会贞按：此水在今宜阳县西面。洛水又向东流，共水注入其中。共水向北发源于长石山。山上没有草木，山的西面有一条谷，名叫共谷，共水就发源于这里。会贞按：这几句话是《中次六经》的文字。《新唐志》《金志》都说新安县有长石山，在今宜阳县西面。共水向南流，汇入尹溪口；尹溪发源于西北面的尹谷，会贞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王子朝进入尹地，刘子从尹道讨伐尹地。杜预注说，尹是尹氏的封邑，大概就是这里的尹谷、尹溪一带。尹溪向东南注入共水。共水又向西南流，与左涧水汇合。朱本把“共水又西南与”误作“其水右与西南”，赵氏同样如此，戴氏改正。左涧水向东发源于近川，向西流，注入共水。共水又向南流，与李谷水汇合。李谷水发源于西北面的李溪，向东南注入蓁水。蓁水发源于蓁谷。守敬按：《周书·高琳传》守敬按：《周书·高琳传》说，魏孝武帝向西迁徙，高琳随从进入关中，走到溱水。溱、蓁二字音同，说的就是这条水。溱水向西南流，与李谷水汇合，然后继续向西南流，注入共水。共水世人称为石头泉。朱本脱漏“之”字，戴氏、赵氏增补。石头泉向南流，注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 洛水又向东流，黑涧水从陆浑西山向南流出。会贞按：陆浑西山就是陆浑山，详见《伊水注》。《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营建显仁宫，南面连接皂涧。胡三省注说的就是这条黑涧。《宜阳县志》说黑涧在县东十里，是错误的。孙星衍说在县东北六十里，更加错误。《一统志》说在县西南，这是正确的。黑涧水流经黑涧，向西北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临亭川水注入其中。临亭川水发源于西北面的近溪。会贞按：此水在今宜阳县西面。向东南流，与长涧水汇合。朱本在“与”字下面衍有“湖”字，赵氏、戴氏删去。长涧水发源于北山，向南流入临亭水；临亭水又向东南流经九曲西面，然后向南注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十里、六十里〕 又向东北流出散关南面。洛水向东流，经九曲南面。孙星衍说：今宜阳县东三十里有九曲城。守敬按：孙氏依据《禹贡锥指》。考察《括地志》，九曲城在寿安县西北五里。唐代寿安县就是今天的宜阳县治所，因此九曲城在宜阳县西北，不在县东。看下文说石墨山在宜阳县西南，那么九曲不在宜阳东面，就很清楚了。这里方圆十里，有九道弯曲的山坂。《穆天子传》卷五所说天子西征登上九阿，就是这里。会贞按：《御览》卷五十三引文没有“此”字。洛水又向东流，与豪水汇合。豪水发源于新安县的密山。守敬按：新安县的情况详见《谷水》篇。《山海经·中次六经》说，豪水发源于密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五里、十里〕 今密山在今新安县南十五里。豪水向南流，经九曲东面，然后向南流，注入洛水。全氏说：吴任臣《山海经注》说，断神水又向东北流，经神迹亭东面；又向北流，称为豪水。并说出自《水经》，具体情况不详。守敬按：吴氏所引的文字见于《肥水注》，全氏偶然忘记了这一点，与这里所说的豪水无关。洛水旁边有石墨山，山上的石头全是黑色的，可以用来书写文书，所以以石墨为山名。守敬按：《隋志》说，兴泰县有石墨山。《元和志》说，石墨山在寿安县西南三里，山石像墨一样，可以用来写字。孙星衍引用《元和志》，说在福昌县西南三里，是错误的。此山在今宜阳县西南二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 洛水又向东流，枝渠从左岸分出。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文，戴氏改作《注》，全氏、赵氏也同样改。会贞按：枝渠的分出处，应当在今宜阳县东北。它向东流出散关。会贞按：这里接着叙述枝渠；所谓关，就是散关，详见后文。枝渠横过惠水。会贞按：惠水详见后文。又经清女冢南面，坟冢在北山上。此冢在今洛阳县西南。《耆旧传》说：“这个女子清白贞洁而秀美古雅，她的事迹足以表彰过去和现在。”枝渠又向东流。朱本把“枝”误作“故”，下文同；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枝渠经周山。会贞按：下文引用《皇览》，说周山在河南城西南。《寰宇记》在河南县条下说，周山现在苑中，在该县西面。《周地记》说，周山下面有周谷，原是周王室的采邑。《明一统志》说，山在洛阳县南十五里。山上有周灵王的坟墓。《皇览》说：“周灵王葬在河南城西南的周山上。”大概因为周灵王出生时就显现神异，所以谥号称“灵”。他的坟墓一直有人祭祀不绝。枝渠又向东北流，经柏亭南面。《皇览》说：“周山在柏亭西面。”会贞按：柏亭在今洛阳县西南，说的就是这座亭。朱本把“指”写作“柏”，赵氏、戴氏改作“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里、二里〕

译守敬按：《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说，周灵王的坟墓在河南城西南柏亭的西面、周山之上。大概因为周灵王出生时长有胡须而显得神异，所以谥号为灵王；他的坟墓，百姓祭祀不绝。《续汉志注》引《皇览》，记载大致相同。这里的《注》因为分别叙述枝渠经周山、柏亭，所以分成两条引用；原文应作“柏亭西”，不应作“西北”。戴氏、赵氏改为“西北”是不对的。大概“柏”是“指”字的误写，应当断在下一句。比如《沔水注》在黑水之下引用诸葛亮《笺》说：“早晨从南郑出发，晚上住在黑水，行程四五十里，说的就是这条水。”用词格式正与此相同，所以现在订正。枝渠又向东北流，经三王陵。守敬按：三王陵在今洛阳西南十里。《通鉴》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赵公李世民在三王陵设下三处埋伏，说的就是这里。枝渠从三王陵向东北流出。全氏在“东北”上增添“谷水”二字，赵氏也依从，并说：“这段文字应当同《谷水篇注》相互参证。”守敬按：这里说的是洛水的枝渠从此流出，为下文说洛水枝渠流入谷水作铺垫，与谷水有什么关系？《谷水注》也只是说洛水的一条支流流入谷水；所说谷水右边有石碛、向北流出成为湖沟，并不是说谷水从这里发源。戴氏知道这里说的是洛水枝渠，便删去了“焉”字，这也不对。这里写一个“焉”字，正是为了收结上文，以便下文再次提起并叙述三王陵的故事；如果删去“焉”字，下面接“三王陵”就没有意义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 三王，有人说是周景王、周悼王、周定王。魏国司徒公崔浩注释《西征赋》说：朱本把“征”误作“经”，《笺》说：“应当作‘征’。”戴氏、赵氏改正。“定”字应当是“敬”字。朱本《笺》说：潘岳《西征赋》写道：“叹息景王、悼王直到匄王，政事日益衰败，到了末世更加严重。”崔浩当时所传的文本，或许把“敬悼”误作“定悼”，所以说“定”应当改作“景”；后来传抄者又把“景”误写成“敬”。敬王名叫匄，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呢？守敬按：崔浩注释《西征赋》的文字，已经见于《河水》篇。孙志祖《文选考异》说：“考察赋文，其中没有提到定王，疑‘定’字有误；原文或许是说‘匄应当是敬’，因为景、悼都举谥号称呼，不应只有匄单独称名。”朱珔认为孙氏说得对。《玉篇》说，“匄”也写作“丏”，与“●”字的小篆字形相似，所以造成了讹误。王子朝发动叛乱后，西周政权衰弱、民生荒乱，周悼王、周敬王与周景王都葬在这里，所以世人把这些陵墓称为三王陵。《帝王世纪》说：“周景王葬在翟泉。”朱本把“翟”写作“瞿”，《笺》说：“一作‘翟’。”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如今洛阳太仓中的大坟就是这座陵墓。守敬按：翟泉详见《谷水注》洛阳城处，其中还引用了皇甫谧的说法。但后来又传说陵墓在这里，具体情况不详。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五十里、十里、元年〕 史书又传说陵墓在这里，具体情况不详。又 又 悼王、敬王二人的葬处，考查各种史传，都没有记载。如今陵墓东面有一通石碑，记载赧王以前历代周王的名号；考察碑文，周王墓的位置就清楚了。枝渎向东北流经蒯乡。[九]朱本作“制乡”，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制乡是蒯乡的错误。《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尹辛攻蒯”。杜预注说：“河南县西南有蒯乡。”《括地志》说：“蒯亭在河南县西四十里苑中。”这里所叙述的正是那个地方，因此无疑应作“蒯乡”，今订正。在今洛阳县西面。流经河南县王城西面。守敬按：《谷水注》两次称“河南王城”，这里的“县”字应是衍文。流经郏鄏陌。[一〇]杜预《释地》说：“县西有郏鄏陌。”指的就是这里。郏鄏的详情见《谷水注》。《说文》说：“郏鄏，是河南县直城门官陌的地方。”《续汉志》记河南县，注中引用《帝王世纪》说：“城西有郏鄏陌。”与杜预的说法相同。郏鄏陌在今洛阳县西北。枝渎又向北流入谷水。守敬按：《谷水注》说洛水的支流流入其中，就是这里。大概这条水道是周初开始修建的，后来水道长期废弃，没有修治。守敬按：关于枝渎的叙述到这里为止。洛水从枝渎流出，又向东流出关隘，惠水从右边流入，世人称它为八关水。戴延之《西征记》称它为八关泽，也就是《水经》所说的散关。关塞从南山开始，横跨洛水，向北连接到黄河，都是关塞，就是杨仆的家僮所筑的。会贞按：杨仆家僮筑塞的事，详见《谷水注》。惠水发源于白石山南面。会贞按：白石山在今新安县南五里。水向东南流，与瞻水汇合。瞻水从东面的娄涿山发源。会贞按：《中次六经》说，瞻水发源于娄涿山南面；今称镂脚山，在新安县东南二十里。瞻水向南流，注入惠水。惠水又向东南流，谢水从北面的瞻诸山发源。朱本《笺》说：孙星衍认为，《山海经》作“●水”，注说读音为“谢”。会贞按：《中次六经》说，●水发源于瞻诸山。瞻诸山在今新安县东南五

译十二里。水向东南流，又有交触水汇入。全祖望说：《山海经》作“交觞”。交触水发源于北面的廆山。会贞按：《中次六经》说，交觞水发源于廆山南面。毕沅认为，《隋志》新安县的魏山，与廆山同音。其实《隋志》的魏山是《河水注》所说的騩山，并不是这里的廆山。今称谷口山，[一一]在洛阳县西南三十里。交触水向南流，都汇入惠水。惠水又向南流，经过关城北面，距离为二十里。朱本“城北”作“北城”，赵本相同，戴本改为“城北”。戴震说：按这里有脱文或错误。关城西面倚靠塞垣，东面临着惠水。朱本作“抗”，赵本、戴本改。灵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领五营士卒驻扎在都亭。朱本脱“将”字，赵本根据《后汉书·何进传》增加“率”字，全祖望、戴震从之。守敬按：《初学记》卷八引文作“将五营士”，《元和志》也相同。现在增入“将”字。设置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等八关。朱本脱“小”字，赵本据《后汉书·灵帝纪》校补，戴本也增补。守敬按：函谷关详见《谷水注》。广城就是《续汉志》所说新城县的广成聚，也是《汝水注》所说的广城泽所在地。伊阙详见《伊水注》。大谷关，[一二]《元和志》说在颍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在今洛阳县东南的大谷口，连接登封县界。轘辕阙，《续汉志》说在缑氏县；《括地志》说在缑氏县东南四十里，在今偃师县东南五十五里，东面连接巩县，南面连接登封县界。旋门、小平津、孟津，都详见《河水注》。都尉的官署设在这里。守敬按：《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率兵驻扎都亭，设置八关都尉官，但没有明确说是八关。袁宏《后汉纪》说，从函谷、伊阙、大谷、轘辕、盟津，都设置了都尉，也没有完整记载八关。章怀太子说，八关就是函谷、广城、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小平津、孟津，大概是根据另一种《后汉书》本子说的。函谷关是八关之首，位于八关的范围内。孙星衍说：八关在今新安县东北。守敬按：《通典》“寿安”条说，后汉八关城在县东北，是函谷关都尉所治理的地方。《元和志》说，八关故城在寿安县东北三十 里。唐代的寿安就是今天宜阳县的县治。孙星衍说八关在新安县东北，是不对的。因此世人总括这些关塞的统称，便有了“八关”这个名称。惠水又向南流，注入洛水。《山海经》说：“白石山，惠水从山南面发源，向南流入洛水。”守敬按：这是《中次六经》的原文。这里说的就是这条水。洛水又与虢水汇合。虢水发源于扶猪山。朱本作“林楮之山”，《笺》说宋本作“林褚”。孙星衍说，《山海经》记载：“扶猪山，虢水发源于此。”戴震改作“扶猪”。守敬按：扶猪山在今宜阳县东北。虢水向北流，注入洛水；它的南面是鹿蹄山。[一三]戴震把“其”改作“之”。守敬按：不对。《中次四经》说，鹿蹄山以西五十里是扶猪山，那么鹿蹄山在扶猪山的东面，不是南面。这里的“南”大概是“东”字的错误。两山的详情互见《甘水》篇。世人称它为纵山，并不是这样。朱本《笺》说宋本作“非山”，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也”为“山”。会贞按：《甘水》篇先叙述甘水发源于鹿蹄山，向东北流，随后又向北转弯；接着叙述非山水发源于非山，向东流入甘水，因此鹿蹄山、非山是两座山。如果这里说鹿蹄山世称非山，就自相矛盾了。考察本注叙述甘水发源于鹿蹄山，向北流入洛水，与《甘水》篇只是详略互见。《甘水》篇说，鹿蹄山俗称纵山。疑心这里夹入了一句驳议，原文应是“世谓之纵山，非也”，其中“纵山”二字后来脱落，今订正。鹿蹄山北面山势陡峭险绝，高达百仞；南面则是高起而平缓的原野丘陵。甘水从山的东麓发源，向北流入洛水。孙星衍说：今宜阳县东南有鹿蹄山，又名非山，甘水发源于此。山西面有宜水，另有昌谷山，二水都流入洛水。守敬按：孙星衍认为鹿蹄山又名非山，是被本注的错误文字迷惑了。若甘水向北流入洛水，它应在今洛阳西南；而宜水、昌谷水都在宜阳东南流入洛水，与甘水北流的方向不合。况且宜水就是西渡水，昌谷水就是昌涧水，本注上文已经叙述过，不必重复。再说宜阳流入洛水的水流很多，为什么唯独举出这两条？这只是草率的笔误。洛水又向东北流过河南县南面。守敬按：河南县详见《谷水注》。《周书》说，周公将要交还政权时，于天下中央修建大邑成周。守敬按：原书作“土中”，孔晁注说：“在天下土地的中央。”因此作“中土”是正确的。《类聚》卷六十三引《周书》也作“土中”。城南面依着洛水，北面凭借郏山，把它作为天下交通汇聚之处。守敬按：《逸周书·作洛解》说：周公将要交还政权，于天下中央修建大邑成周，城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南面依着洛水，北面凭借郏山，把它作为天下交通汇聚之处；规划郊、甸方圆六百里，把国西的土地连接起来达到方圆千里。本来这些内容是一条，这里与下文分成两条引用。又重复引用“南系于洛水”三句，似乎不合。吕东莱说，孔子编次《洛诰》时说，周公前往营建成周，那么成周就是东都的总称。河南县是成周的王城，洛阳是成周的下都。王城只有天子会见诸侯时才使用，平时空置；下都是保厘大臣居住并处理政务的地方，周人早晚都在那里接受教令，因长期习见，后来便单独把下都指称为成周。因此，《周书》孔晁注说成周只是王城，是错误的。郦道元大概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河南、洛阳两县分别引用这段话，用来说明王城与成周既是两个名称，又可指同一处；既可分为二，又可合为一。

译郏山的详情见《谷水注》的芒阜条。《孝经援神契》说：“八方的广大地域，以周、洛为中央，称作洛邑。”守敬按：《御览》卷一百五十八、《寰宇记》河南府条都引《孝经援神契》作“于是遂筑洛邑”。《竹书纪年》说：晋定公二十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敬王二十八年。洛水在周地断流。魏襄王九年。今本《竹书纪年》作周隐王五年。洛水流入成周，山水大量涌出。南面有甘洛城，即《郡国志》所说的甘城。会贞按：《续汉志》说河南县有甘城，详见《甘水篇》。《地记》[一四]守敬按：《地说》才是正确书名。郑康成多次引用此书。郦道元在《沔水》《江水》篇也采录了它的文字，所著 地名中有许多不见于通常文献的名称，五零、陪尾也是如此，大概是纬书中的名称。书中说：“洛水向东北流过五零、陪尾以北，流入涧水、瀍水。”朱本《笺》说：旧本作“倍”。守敬按：明抄本作“陪”。五零、陪尾无从考证。涧水、瀍水在这里汇合。这两条水向东流入千金渠，所以旧水道还存在。会贞按：《洛诰》说：“我占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只有洛水可以作为食邑。”可见涧水在王城西面流入洛水，瀍水在王城东面流入洛水，直到西汉仍然如此。《汉书·地理志》新安县条说，涧水在县东面，向南流入雒水，涧水又与谷水合流。黾池县条说，谷水流到谷城后进入雒水。谷成县条说，瀍水向东南流入雒水，这些都是明确的证据。因此胡渭认为周灵王时谷水、洛水相斗，堵塞谷水使它流入瀍水，不能作为可靠依据。《水经》说，涧水从新安县发源，向东南流入洛水；又说谷水向东流过河南县北面，向东南流入洛水。谷水、涧水的下游必然汇合瀍水；又说瀍水向东与千金渠汇合，再向东流过洛阳县、偃师县，向东流入洛水。这样看来，曹魏时涧水、谷水、瀍水都向东流入千金渠，已经不是原来的水道，这是很清楚的。郦道元说，汉代梁王刘武担任河南太守时，想引谷水灌溉京都，渠修成了，水却不流。郦道元引用《洛阳记》说：千金堨，原来是拦蓄偃水、谷水的堰，魏代重新修建了这座堰，因此称为千金堨。所说的旧堰和谷水，就是指梁王刘武引水一事。这样看来，引谷水灌溉京都，后汉开始了这项工程，曹魏完成了它。《一统志》说涧水已经与谷水汇合，却不知道后来又在什么时候向东与瀍水汇合，尚未详细考察。水道从西晋直到后魏，都沿千金渠的路线并行，郦道元在各篇中所叙述的就是这种情况。隋大业初年改建东都，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涧水、谷水又恢复旧水道，瀍水也应当在这个时候恢复旧水道，这就是今天涧水、谷水与瀍水流入洛水的路线。洛水又向东流过洛阳县南面，伊水从西面流来，注入洛水。洛阳，是周公营建的洛邑。所以《洛诰》（即《尚书》）说：“我占卜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只有洛水可以作为食邑。”守敬按：这段话见《周书》。洛阳城方圆七百丈。守敬按：《逸周书》“方”字下面有“千”字，这里脱落；这里写作“七百”，与《逸周书》相同。王念孙说：《艺文类聚·居处部》《初学记·居处部》《太平御览·居处部》以及《玉海》卷一百七十三引《周书》，都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百二十丈〕 六百丈。现在考察《河南志》所引《周书》，也作“六百”。沈炳巽径直把“七百”改为“六百”。[一五]城南面依着洛水，北面凭借郏山，作为天下交通汇聚之处，方圆六百里。守敬按：《逸周书》“方”字上面有“制郊甸”三字，这里脱落。因西面连接宗周而达到方圆千里。赵一清在“西”字下面增补“方八百里”四字，并说：《汉书·地理志》记载，起初雒邑与宗周共同构成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长短相乘为方圆千里。颜师古说，宗周就是镐京，方圆八百里，八乘八为六十四，即六十四个方圆百里的区域；雒邑就是成周，方圆六百里，六乘六为三十六，即三十六个方圆百里的区域。两都合计一百里见方的区域。[据朱一新校本补“百”字。]总计方圆千里。所以《诗经》说：“邦畿千里。”戴震增补“八百里”三字。守敬按：王念孙说，今本《逸周书》作“国西土为方千里”，是错误的，应以这里的“因西”为正确。上文注释说“因”是连接的意思，是说把宗周连接起来达到方圆千里。《御览·州郡部》引《逸周书》也作“因”。按照王念孙的说法，这里只应依《逸周书》增补“土”字、“方”字，作“因西土为方千里”，不必另外增字。《春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朱本误作“二十三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晋国召集诸侯和大夫，驻守成周城，所以也称为成周。司马迁《自序》说。朱本脱“司马”二字，赵一清、戴震增补。太史公滞留在周南。挚仲治说。守敬按：《隋志》记载，《三辅决录》七卷由赵岐撰写，挚虞作注。仲治是挚虞的字。古代的周南，就是今天的洛阳。守敬按：《史记集解》中徐广引用了挚仲治的说法，《续汉志》注中也引用了它。汉高祖起初想在这里建都，听了娄敬的话，没过多久就驾车前往了。守敬按：见《史记·高祖纪》和《刘敬传》。到了光武帝中兴，皇帝居住在洛邑。朱本《笺》说：“宸”字有一本作“定”。赵一清说：按“宸居”犹如说“皇居”，改作“定”是不对的。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建武元年十月光武帝进入洛阳，随后定都于此。应以作“定”为正确。

译到了魏、晋时期，都把这里和邺等地作为都城。旧时《魏略》记载。守敬按：魏国鱼豢撰有《典略》《魏略》两部书。《隋志》只著录《典略》，没有著录《魏略》；《旧唐志》著录《魏略》三十八卷。说：汉代属火德，忌讳水。朱本“火”误作“大”，《笺》说应作“火”，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火”。所以去掉“水”旁，增加“佳”旁。魏代属土德，土是水的牡性。朱本“牡”作“母”，《笺》说孙星衍认为应作“牡”，戴震、赵一清改正。水得到土就能流动，土得到水就变柔和，于是去掉“佳”旁，增加“水”旁。赵一清说：按颜师古说，如果依鱼豢的说法，那么光武帝以后就改写为“雒”字了。守敬按：《魏志·文帝纪》注、《初学记》卷六都引用《魏略》的这段说法。[一六]《周礼·天官》释文也说后汉改作“雒”。所以唐代李涪说，不应把汉代不合经典的忌讳作为准则，应当依照古制去掉“佳”旁。可是宋代王观国《学林》认为，“雒”字并不是光武帝以后改的，认为鱼豢的说法错误。明代杨慎、周婴以及近代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也都沿袭他的说法。然而鱼豢、张华距离汉代都不远，他们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况且鱼豢所依据的是魏国诏令，难道当时满朝群臣都会冒昧地全盘附和吗？《长沙耆旧传》说。守敬按：《隋志》记载，《长沙耆旧传赞》三卷，由晋代临川王郎中刘彧撰写。祝良，字召卿。朱本“召”误作“石”，赵一清据黄本改正。《后汉书·顺帝纪》说，祝良任九真太守。章怀太子注说，祝良字劭卿，是长沙临湘人。又《庞参传》章怀太子注引用谢承《后汉书》说，祝良字召卿。戴震也作“召”。祝良任洛阳县令时，正值年岁大旱，天子祈求降雨却没有得到。祝良于是把身体暴露在庭院中，向上天陈述诚意并引咎请罪，从清晨一直到中午。朱本作“午”，赵本相同，戴本作“中”。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中”，但《御览》卷五百二十九引原书作“日中”。本注必定是“至日中”，传抄时漏掉了“日”字。紫云层层涌起。戴震改“沓”为“水”。守敬按：《御览》卷十一、二百六十八、五百二十九引用原书都作“沓”，戴震改得不对。甘美的雨水从天而降。人们编歌唱道：“天长久不下雨，”}]},{ 百姓失去了安身之处，天王亲自出行，祝官说这特别苦难。精诚与符瑞相互感应，大雨滂沱而下。“朱本作‘下雨’。守敬按：《御览》卷五百二十九引作‘雨下’。全祖望说：‘下’字下面有脱文。”县就是司州的治所，也是河南尹的治所。朱本句首四字误作“则县司”三字，赵氏同。全氏校记说：“则”字上有脱文，七校本增“城内”二字。会贞按：不是这样，应是“则县”二字倒置，“司”字下脱去“州”字。秦代设置县，作为三川郡治；前汉时为河南郡治；后汉、魏、晋时为河南尹治；宋代称河南郡，后魏又称河南尹。《地形志》载，天平初年设置洛阳郡，这已经是郦道元以后之事了。治所在今洛阳县东北二十里的洛阳城，详见《谷水注》；河南尹也可参见该篇注释。“司”是周代官职。赵氏说：按《续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本注说，孝武帝初年设置。刘昭《补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说，司隶校尉是周代官职。征和年间，依照周制设置司隶。周代没有司隶，难道就是司寇吗？守敬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司隶校尉是周代官职，汉武帝征和四年初次设置。颜师古说：因为掌管徒隶并负责巡察，所以称为司隶。齐召南说：刘昭注《后汉书》说“难道就是司寇吗？”按周代的司寇并不称司隶，而且秦、汉已经改称廷尉为司寇了，因此这种说法不对。大概《周礼》秋官所属官职中有司隶，设中士二人。郑玄注说：“隶，是供给劳苦、卑辱差役的人。”汉代开始设置司隶，也让他率领徒隶，负责修治道路、沟渠等事务；后来逐渐提高其地位，使其主管官府及京城附近各郡。这就是《百官表》所说的周代官职。汉武帝时让司隶统领徒隶，监督管理京畿地区。守敬按：《书钞》卷六十一引《环济要略》说，司隶主管徒隶，统领京师，考察弹劾公卿以下官员。会贞按：汉武帝在长安设置司隶校尉；后汉定都以后，把治所迁到这里。后世因此称为司州。朱本脱去“后世”二字，全氏依据沈炳巽本补入，赵氏也补入，戴氏只补“后”字。守敬按：《晋志》说，魏氏接受禅让后，设置司州。《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说，京师所在的州由司隶校尉掌管，所以称为司州。《通鉴》晋太康元年记载，以司隶部设置司州。《宋志》说，宋武帝平定关中、洛阳，河南安定后设置司州，治所在虎牢。《地形志》说，太宗设置洛州，太和十七年改称为…… 司州，天平初年又恢复称为洛州。《地记》——守敬按：这里的《地记》应当是《地说》——说：洛水向东流入中提山之间。守敬按：中提山无从考证。洛水继续向东流，在伊水处汇合，就是这里所说的情况。过去黄帝时期，天空下了三天大雾，黄帝游行到洛水岸边，看见大鱼，杀了五种牲畜举行祭祀。天于是下起大雨，连续七天七夜，鱼随水漂流而来，黄帝才得到河图，这就是现在《河图·视萌》篇所说的事。朱《笺》说：黄帝得到河图洛书之事，见《帝王世纪》。会贞按：《初学记》卷六引《帝王世纪》，这段文字与《水经注》完全相同。《御览》卷十六也有引用，只是末句少了“视萌篇”三字。过去王子晋喜欢吹奏凤笙，招引并延请道士，和浮邱公一同游览伊水、洛水的水边。朱本把“与”字误置在“道”字上，全氏、赵氏、戴氏移正。《笺》说：王子晋、浮邱公的事见《列仙传》。守敬按：《列仙传》说，王子乔就是周灵王的太子晋，喜欢吹笙，吹出凤凰鸣叫的声音，游于伊水、洛水之间；道士浮邱公在嵩高山迎接他。“浦”字作“间”。《类聚》卷七、《初学记》卷六、《草堂诗笺》引用时都作“间”，所以这里的“浦”应是“间”字的错误。

译含始又在这条水边得到玉器显现祥瑞。朱本把“含”写作“舍”，“之”字下面多出“儒”字。《笺》说：“舍始”应作“含始”，“儒”字是衍文。《帝王世纪》——按：见《初学记》卷六——说：汉高帝的母亲名叫含始，游玩于洛池，有一只玉鸡衔着红色珠子出现，珠上刻着“玉英”二字，并说吞下这颗珠子的人将成为王。含始吞下它，于是生下了汉高帝。全氏、赵氏、戴氏把“舍”改为“含”，删去“儒”字。这里也是洛神宓妃居住的地方。会贞按：《楚辞》说，在伊水、洛水迎接宓妃。王逸说，宓妃是神女，大概是伊水、洛水之精。洛水又向东流，合水从南面的半石山发源。孙星衍说：此事见《山海经》。会贞按：《山海经·中次七经》说，合水从半石山的北面流出。《寰宇记》说，半石山在缑氏县南十五里。《金志》说，偃师县有半石山。半石山在今偃师县西南三十五里。合水向北流经合水坞，朱本把“合”误作“今”，《笺》说疑当作“合”，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合水坞在今偃师县西南。合水向东北流，注入公路涧；但由于世俗读音讹误，把它称为光禄涧，这是不对的。公路涧上有袁术固，四面都是陡峭的涧谷，绵延相接。赵本作“遰”。高达百仞，范围宽四五里；其中有一条水，水深而不流，所以溪涧就以它为名。朱《笺》说：《后汉书》载，袁术字公路，年轻时以任侠豪气闻名，常和各家公子放鹰逐狗；被举为孝廉，多次升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守敬按：魏肃宗《纪》载，武秦元年，群盗焚烧公路涧以南的地方。《通典》说，缑氏县西南公路涧上有袁术固。《元和志》说，袁术固又名袁公坞，在缑氏县西南十五里。《宋武北征记》说，少室山西面有袁术固，可以容纳十万军队；一人守住险隘，万人也不能攻破。袁术固在今偃师县西南。合水在北面与刘水汇合。刘水从半石山东面发源。守敬按：半石山东山在今偃师县南。刘水向西北流，经刘聚。朱本把“径”误作“于”，戴氏改正，赵氏保留“于”字并在上面增“注”字。守敬按：赵氏改得不对。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县西南。周代王畿以内有刘子国。会贞按：《汉志》说，缑氏县有刘聚，是周大夫刘子的封邑。《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邬、刘二邑都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因此在西南的应当是邬聚，刘聚则在西北。郦道元大概依据杜预的说法，所以这里的“南”是“北”字的错误。刘聚在今偃师县西南。因此称为刘涧。刘水向西北流，注入合水；合水又向北流，注入洛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里、半石〕 守敬按：赵氏说得不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年〕 洛水又向东流，经过偃师县南面。洛水又向东流，经计素渚。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接着向前到黄马坂，距计素渚十里。“绪”字…… 就是“渚”字的错误。指的就是这个水洲。不过黄马坂距水洲很远，“十”字上面有脱文。中朝时期，各国进贡的物资都在这里停放，所以水洲因此得名。洛水又正对着偃师故县南面。朱本在“又”字下面误作一个“东”字，赵氏增作“东径”，戴氏把“东”改为“直”。会贞按：《大典》本作“真”，明抄本作“贞”，都与“直”字形体相近，实际是“直”字的错误，所以戴氏订作“直”。偃师县详见《谷水注》。洛水在这里与缑氏县分水。缑氏县详见下文。洛水又向东流，休水从南面注入洛水。休水发源于少室山。守敬按：《山海经·中次七经》说，少室山有休水发源。少室山详见《颍水注》，休水在今偃师县东南六十里。休水向西流，经穴山南面，随后向北与少室山水汇合。朱本脱“水”字，《笺》说宋本有“水”字，全氏、赵氏、戴氏补入。水从少室山北面的溪流出发，向西南流，注入休水。休水又在左边汇合南溪水。南溪水发源于大穴南山。朱本不重复“水”字，全氏、赵氏相同，戴氏补入。守敬按：南溪水在今偃师县东南。它向北流入休水。休水又向西南流，随后曲折向北，在地下潜流；它原来的河道向北曲折，流出峡谷，称为大穴口。守敬按：上文所说的穴山在休水北面，大穴南山在休水南面；这里又说休水潜流地下，出峡处叫大穴口，这也应当是穴山。大概这一带山中多有洞穴，所以《水经注》三次提到它们。休水向北经过覆釜堆东面。守敬按：覆釜堆就是缑岭，下面还会提到。大概是因形状像覆釜而得名。休水又向东到达零星坞。会贞按：《寰宇记》缑氏县条下说，灵皇坞——“灵皇”是“零星”的错误。坞又名延寿城。卢氏《嵩山记》说，这个坞中有道士浮邱公，是他接引太子晋登仙的地方。延寿城见下文。水流在地下潜通，重新从缑氏原旁涌出。全氏、赵氏把“侧”字移到“缑氏原”之后。《开山图》称它为缑氏山。会贞按：《隋志》《通典》卷七都说，缑氏县有缑氏山。《元和志》说，缑氏山在县东南二十九里。缑氏山在今偃师县南四十里。又有说法认为，仙人就是从这里升天的。传说王子晋驾着鹤来到这座山冈。赵氏依据孙潜校本把“鹤”改为“鹄”，戴氏也改作“鹄”。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鹄”，但《列仙传》作“鹤”，《御览》卷五十六引用此文也作“鹤”。那么郦道元原文应作“鹤”，作“鹄”是传抄造成的异文；相关说明见《赣水》篇。周灵王远远望着他，却无法靠近，只举手作揖告别而去。守敬按：《列仙传》说，王子晋见到桓良，对他说：“告诉我家里人，七月七日让他们在缑氏山顶等我。”到了那天，他果然乘着白鹤停在山顶；周灵王望着他却无法到达，只向世人拱手告别而去。他的家人得到他遗留下来的鞋子。守敬按：《御览》卷五十六引用时“其家”作“其处”。民间也称它为抚父堆。守敬按：《寰宇记》称引卢氏《嵩山记》说，覆釜堆又名赴父堆，就是缑岭。堆上有子晋祠。守敬按：《列仙传》说，在缑氏山下建立了祠庙。旧志说，升仙太子庙在县南缑氏山，有碑，为唐代武后撰文并书写。也有人说祠庙在九山，九山详见下文。不是这里，但年代相隔已经很久，无法辨明。刘向《列仙传》说：

译赵氏、戴氏补入“列”字。世间还传说这里有箫管吹奏的声音。会贞按：今本《列仙传》删去了这段文字。休水又经过延寿城南面。守敬按：《汉志》说，缑氏县有延寿城。《续汉志注》引《搜神记》说，缑氏县有延寿城。缑氏县的治所就在这里。守敬按：汉代缑氏县属河南郡，后汉、魏属河南尹，晋属河南郡。《地形志》说，太和十七年将缑氏县并入洛阳县，因此郦道元在世时已经没有这个县；其故城在今偃师县南四十五里，不是今天偃师县南二十里的那座城。到天平初年，又在洛阳城中重新设置缑氏县，属洛阳郡，那已经是郦道元以后之事。所以这里又称滑费，是春秋时期滑国的都城。会贞按：《春秋·庄公十六年》称“滑”，《左传·成公十三年》称“费滑”，杜预注说，滑国都城在费，即河南缑氏县。王莽改名为中亭，也就是缑氏城。城中有仙人祠，称为仙人观。会贞按：《史记·封禅书》说，公孙卿在河南等候神灵，说曾在缑氏城上看见仙人的足迹。汉武帝亲自到缑氏城观看仙人遗迹，于是各郡国都修筑道路，整治宫观和名山神祠，以等待皇帝巡幸。这里的祠庙难道就是汉武帝时修建的吗？《汉志》说，缑氏县有仙人祠。《地形志》说，缑氏县有缑氏城。休水又向西转而曲折向北，经过缑氏城西面。水的西南面有《司空密陵元侯郑袤庙碑》。朱本把“元”误作“光”，并脱去“袤”字；赵氏依据《晋书》改正并补入，戴氏也改正并补入。守敬按：《晋书·郑袤传》说，郑袤字林叔，是荥阳开封人，封为密陵侯，任司空，谥号为元。碑文残缺，已经无法辨认。又有《晋城门校尉昌原恭侯郑仲林碑》，立于晋泰始六年。朱本把“泰”误作“皇”。沈炳巽说：晋代没有“皇始”年号。赵氏说：晋武帝改元泰始，并没有“皇始”这个年号；皇始是秦王苻健、魏主拓跋珪使用的年号，大概是郦道元记错了。戴氏改作“泰”。守敬按：郑仲林在《晋书》中没有传，昌原也没有这个县名。据此推测，郑仲林应当是郑袤的兄长。休水又向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流，经过百谷坞北面。守敬按：《晋书》《宋书》作“栢谷坞”，《通鉴》也同。《通典》《元和志》《寰宇记》都如此记载，唐代少林寺碑也这样写。这里写作“百”，是古代通用字，与《清水》篇的“百门”相同。百谷坞在今偃师县东南十五里。戴延之《西征记》说：坞在河川南面，依靠高原修筑成坞。朱本把“原”写作“而”，《笺》说宋本作“高”，戴氏、赵氏改作“高”。守敬按：《通鉴》晋义熙十二年注引此文也作“高”。但考察《寰宇记》所引戴延之《西征记》，原文说“坞在川南，因原为坞”，又说“坞西有二寺，也在原上”，承接“因原为坞”的说法来看，作“而”或作“高”都同样是“原”字的错误，现订正为“原”。高十余丈。守敬按：《寰宇记》引原书作“高数丈”，《通鉴》晋义熙十二年注引文与今本相同。刘裕武王向西进入长安时，水军驻扎在这里作为保障。这是水军驻扎防守的地方。朱本把“保”作“堡”，赵氏同，戴氏改回“保”。会贞按：《元和志》说，钩锁故垒在缑氏县东北七里。《宋书》说，司马休之跟随宋公向西征讨时，军营设在柏谷坞西面，就是这座营垒；各营垒相连如锁，因此得名。洛水又向北流，阳渠水注入洛水。朱本把这九个字误作《经》，戴氏改为《注》，全氏、赵氏同。会贞按：阳渠水详见《谷水注》。《竹书纪年》说，晋襄公六年——会贞按：今本《竹书纪年》作周襄王三十年——洛水在●处断绝。戴氏改作“泂”。会贞按：原书作“●”，所指就是这里。会贞按：《水经注》说洛水在“●”处断绝，既然就在这里，似乎没有特别说明的必要。郝懿行认为“●”指阳渠，也是因为《水经注》叙述阳渠水注入洛水，接着引用《竹书纪年》来作说明。但阳渠为什么称为“●”，实在无法解释。难道“●”是“渠”字残缺，郦道元所见的《竹书纪年》本来写作“渠”吗？守敬按：这里有错简。《注》后面叙述泂水又名石泉水，应该就是这里的“●”水；字书中没有“●”字，全氏改作“泂”是对的，只是没有把这段文字移到那里。《注》所引《竹书纪年》应当与那一段相互对照。洛水又向北流，经过偃师城东面，向东北流经鄩中。孙星衍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正月，郊、鄩溃败。杜预注说，河南巩县西南有一地名叫鄩中。会贞按：鄩中也在今巩县西南。水的南面称为南鄩，也叫上鄩。朱本此处下衍“中水之南鄩”五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洛水经过訾城西面，这就是司马彪所说的訾聚。守敬按：《续汉志》说，巩县有东訾聚，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訾城。此处脱去“东”字。訾聚有两个：西訾在洛水边，东訾在巩县，见《路史》；杜预、刘昭都误把两个訾聚当成了一个。这里的訾城在今巩县西南四十里。鄩水注入洛水。鄩水从北山的鄩溪发源，向南流，民间称为温泉水。朱本把“泉水”误作“水泉”，赵氏、戴氏改正。会贞按：《括地志》说，温泉水就是鄩水的源头，发源于巩县西南四十里。在今偃师县东北，与巩县交界。水边有僵人穴。朱本把“僵”误作“重”，《笺》说一作“童”。赵氏改为“僵”，并说：《渭水注》中有僵人穴，也属于这一类。况且郦道元引用……

译《西征记》又自行作了说明，朱氏难道还会没有审察清楚吗？戴本改作“同”。洞中有僵尸。戴延之依据刘武王的《西征记》说：“有这具尸体，尸体如今还在。”万物没有不变化的道理，魂魄也没有不迁移的规律；朱本“魄”作“魂”，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可是这具尸体没有神智，形状如同木偶；用它来比喻事物的推移，远不如实体形貌迁变得迅速。朱本“速”误作“连”，《笺》说：宋本作“速迁”，意思如同《檀弓》所说“死欲速朽”。赵本、戴本改正。鄩水又向东南流，在訾城西北向东注入洛水。过去京相璠说：“如今巩县、洛水渡口以北，有鄩谷水，向东注入洛水。”会贞按：《寰宇记》引用京相璠的说法，《续汉志》说巩县有鄩谷水。它被称为下鄩，所以有上鄩、下鄩的名称；又称北鄩，于是又有南鄩、北鄩的称呼。另有鄩城，大概是周代大夫鄩肸的旧封邑。朱本“肸”作“盻”，《笺》说：应作“肸”。《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说，王室发生动乱，周王到平畤，驻军于皇，鄩肸攻打皇，大败。赵本、戴本改作“肸”，下文同。守敬按：《春秋释例》作“ ”，“ ”与“肸”相通，而“ ”的字形尤其接近“盻”，所以《注》原本应作“ ”。《括地志》说，旧鄩城在巩县西南五十八里，靠近鄩溪。唐代的巩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洛水又向东流，经訾城北面；再向东流，罗水注入它。朱本这十四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罗水发源于方山的罗川。朱本脱去“水”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会贞按：浮戏山，世人称为方山，见《河水注》，《洧水注》中也有记载。罗水在今巩县西南，源头出于登封县境内。它向西北流，蒲池水注入其中。蒲池水发源于南蒲陂。朱本脱“水”字，又把“蒲”误作“浦”。《笺》说：怀疑脱去“水”字。赵本增“水”字，并依上文改“浦”为“蒲”；戴本增改相同，又把“出南”倒作“南出”。会贞按：不必倒置，参见《浊漳》篇；南蒲陂在今巩县西南。水向西北流，与罗水汇合，称为长罗川。朱本误作“长川罗”。赵本注文说：《河南郡志》记载，长罗川在巩县西南。全本、戴本倒置文字相同。《地形志》说，巩县有长罗川；《明志》也说，巩县西南有长罗川。它又叫罗中，大概因为周王子鄩罗曾经居住在这里，所以这条川得名为罗川。朱本“肸”作“盻”，《笺》说：“盻”应作“肸”。《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说，王子朝进入王城，鄩罗在庄宫接纳了他。杜预注说，鄩罗是周代大夫鄩肸的儿子。守敬按：应作“ ”，详见上文。罗水又向西北流，白马溪水注入其中。白马溪水发源于崧山北麓。戴本将“崧”改作“嵩”，与下文相合。守敬按：黄本作“崧”，“崧”与“嵩”相同；郦道元喜好出奇，或许是有意保留异体，不必改。水流经白马坞东面，守敬按：白马坞在今巩县西南。又向北注入罗水。罗水向西北流，白桐涧水注入其中。朱本“桐”误作“相”，下文同；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改法相同。白桐涧水发源于崧山脚下的桐溪，向北流经九山东面。守敬按：《隋志》说巩县有九山。《寰宇记》说九山在县西南五十五里。宋代巩县就是今天的县治。水又向北流，九山溪水汇入其中。朱本“山”下有“东”字，赵本依据孙潜校本删去，戴本删法相同。九山溪水发源于百称山东侧的山谷。守敬按：这条水在今巩县西南。那座山孤峰秀出，山峰高峻而分立。仲长统说：“从前密县有个卜成的人。”朱本“成”作“城”，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本改法相同。守敬按：《寰宇记》引用此文作“成”。《后汉书·方术传》作“上成公”，说他是宓县人；“上”是“卜”的误字，“宓”是“密”的误字。他游历于九山之上，处在放任心志、不受拘束的境地。守敬按：明抄本“境”作“乡”，《寰宇记》引用此文也作“乡”，这是传抄错误。说的就是这座山。山边有九山庙。守敬按：《御览》引用《阳城记》，“际”作“阴”；《寰宇记》引用此文仍作“际”。《地形志》说巩县有九山祠。庙前有碑，碑上说：“九山显灵府君。”朱本脱“山”“府”二字，《笺》说：宋本有“府”字。赵本增补“山”“府”二字，戴本增补“府”字。守敬按：《寰宇记》引用此文，称为九山府君。他是太华山神的长子，在阳九之中列名，号称九山府君。南面凭依嵩岳，北面连接洛水之滨。晋元康二年九月，太岁庚午。《笺》说：谢氏说，有一本作“太岁在戌”。考察《世谱》，晋元康二年太岁在壬子；按《历经》推算，这年九月初一是乙亥日，并没有庚午日。戴本把“庚午”改作“在戌”。会贞按：《寰宇记》引用此文，“元康”作“永康”；《御览》引用《阳城记》也相同。但考察《惠帝纪》，永康二年四月改年号为永宁；这里说的是九月，不可能仍称永康。而且该年太岁应为辛酉，不是庚午。元康二年太岁为壬子，也不是庚午，都不相合。只有宁康二年太岁为甲戌，与谢氏所说“一本作太岁在戌”相合。难道“永康”“元康”都是“宁康”的误写吗？皇帝派遣殿中中郎将、关内侯樊广，缑氏令王与，以及主簿傅演。朱本脱去“主簿”二字，把“傅”误作“传”。《笺》说：宋本作“缑氏令王与主簿傅演”。戴本、赵本增补并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主簿”二字。他们奉行宣示诏命，兴建庙殿。

译又有《百虫将军显灵碑》。碑上说：将军姓伊，名益，字隤敳，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伯益。朱本《笺》说：《史记·秦本纪》说，颛顼的后代孙大业生大费，大费辅佐舜调教驯服鸟兽，这就是伯翳。《索隐》说，伯翳就是《尚书》中的伯益。《列女传》说，皋子五岁时就辅佐禹，曹大家注说，皋子就是皋陶的儿子伯益。此碑说伯益字隤敳，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与《史记》不同。《左传》所记载的隤敳、庭坚，都是高阳氏的儿子。杜预《左传注》又说，皋陶字庭坚；这样父子同列八恺，不应当同时被举荐。守敬按：把伯益当作隤敳，又给他加上百虫将军的称号，都是鄙俗荒诞的说法。罗泌《路史》竟相信它，可见毫无见识。朱氏已经辨明其错误。近来梁玉绳《史记志疑》辨析得尤其详细。又按：《左传》记载晋人以魏献子为将军，《国语》记载郑人以詹伯为将军；将军这一称号起于《春秋》时代，不应在三代以前就已有。《后汉书·南蛮传》所说的吴将军称号，也不是经典制度中的正式称谓。晋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顺人义等建立堂庙。永平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树立颂碑，以赞颂并昭示后世贤人。赵氏说：沈氏说，惠帝的纪年先有永平，后有永康，怎么会后来建庙，先前立碑？如果说是元魏的永平年间，年代相隔又太远；其后还有永康、永宁、永兴三个年号，都以“永”字起首，无法确定。九山溪水向东北流，注入白桐涧；又向北流经袁公坞东面，大概袁公路最初确实在这里，所以有袁公之名。守敬按：前文说袁术固，《元和志》称那里又名袁公坞，与这里名称相同，但不是同一地方。这里在巩县西南。水向北流，注入罗水。罗水又向西北流，经袁公坞北面；再向西北流，经潘岳父子墓前。朱本作“子父”，全本、赵本、戴本改为“父子”。守敬按：《文选·潘岳〈西征赋〉注》引用《河南郡国图经》说，潘岳父亲的坟墓在巩县西南三十五里。有碑，碑上说潘岳的父亲名茈，是琅琊太守。守敬按：《文选·潘安仁〈怀旧赋〉注》引用臧荣绪《晋书》说，潘岳父亲名芘，任琅琊内史。《晋书·岳传》也说，他的父亲名芘，任琅琊内史。这些记载都作“茈”，并且与此处作“太守”不同。考察《世说·仇隙》篇注文引用王隐《晋书》，说潘岳父亲文德任琅琊太守；文德大概是他父亲的字。《山海经》说劳山多有茈草，注说茈草又名茈●，可以染成紫色。“茈”与“文”在意义上相应，因此这里作“茈”是对的。王隐作“太守”，也与此碑相合。根据《晋书·职官志》，各诸侯王国以内史掌管太守的职务，所以“内史”和“太守”可以通称。碑石残破剥落，文字残缺损坏。《岳碑》的碑额题作《给事黄门侍郎潘君之碑》。碑文说：“潘君遭遇孙秀之难，全家都受祸。过去的门生感念覆醢之事而更加悲痛，于是树碑以记述此事。”这是太常潘尼撰写的辞文。朱本《笺》说：《晋书》记载，孙秀原是小吏，曾供职于给事潘岳。潘岳厌恶他的狡猾奸黠，多次鞭打侮辱他。后来赵王司马伦辅政，孙秀任中书令，于是诬陷潘岳、石崇、欧阳建谋划拥戴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作乱，将他们诛杀，并诛灭三族。会贞按：潘尼是潘岳的侄子，字正叔。《晋书》把他附载在《岳传》中。罗水又在訾城东北注入洛水。会贞按：隋大业十三年，李密从罗口袭击兴洛仓；罗口就是罗水注入洛水的入水口。洛水又向东北流经巩县东面，再向北注入黄河。洛水又向东流，明乐泉水注入其中。朱本脱去“水”字，戴本、赵本增补。明乐泉水发源于南原下。会贞按：《通鉴》说，隋大业二年在巩县东南的南原上设置洛口仓，并不是这条水的发源地。据杜预的说法，明溪泉在巩县西南，详见下文，因此距离今天的县城更远，在县城西南。五处泉水共同发源，朱本“五”作“三”；赵本据下文“世谓之五道泉”改正。官刻戴本作“三”，是刊板错误；孔刻戴本作“五”，没有错误。因此世人称它为五道泉，就是古代的明溪泉。《春秋·经·昭公二十二年》所说军队驻扎在明溪，说的就是这里。守敬按：《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庚戌日，晋国籍谈、荀跞、贾辛、司马督率军驻扎在阴、缑氏和溪泉，并没有作“明溪”。杜预注说，巩县西南有明溪泉。司马彪也说巩县有明溪泉。郦道元说这条水就是古明溪泉，并引用《春秋》作“明溪”，大概依据杜预和司马彪的说法，抄录时改动了经文。洛水又向东流，经巩县旧城南面。守敬按：汉代巩县属河南郡，后汉、魏属河南尹，晋属河南郡；后魏天平初年属成皋郡，这已在郦道元之后。《地形志》说巩县有巩城，旧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元和志》说，巩县原来与成皋以洛水分界，西边是巩县，东边是成皋，后来后魏将两地合并；大概后魏已经把县治迁到今天的县治了。这里是东周居住的地方。守敬按：《史记·周本纪》说，周惠公把自己的小儿子封在巩地，让他奉守周王，号称东周惠公。这里原本是周王畿内巩伯的封国。守敬按：《括地志》引用郭缘生《述征记》说，巩县原是周代巩伯的封邑。《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说的尹文父。朱本“公”作“父”，《笺》说：有一本作“公”。戴本仍作“父”，赵本改作“公”。守敬按：《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作“公”。尹文公渡过巩地，说的就是这里。

译洛水又向东流，浊水注入其中，就是古代的湟水。戴本认为“湟”是错误，改作“黄”。守敬按：《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说王猛居住在皇地。《左传》说军队驻扎在皇地，又说攻打皇地，所以原文应作“皇”。《续汉志》说巩县有湟水。刘昭注文引用《左传》作王子猛居于湟，这就是此处作“湟”的依据。下文又引用《春秋》作“次于黄”，是依据京相璠等人关于黄亭的说法。皇、湟、黄在古代可以通用，《帝尧碑》和《灵台碑阴》中“黄”都写作“皇”，足以说明郦道元采集材料十分广博。戴本认为“湟”是误字而改作“黄”，见识浅陋。浊水发源于南原。守敬按：下文说“就是这座亭”，那么必定应先说黄亭，再引用京相璠的话来证明；这句应作“水发源于南原黄亭下”，才相合。如今有干石河，在巩县西二十里，源头出自青龙山，大概就是这条水。京相璠说：訾城的情况详见前文。訾城北三里有黄亭。《续汉志》说巩县有黄亭。杜预注说巩县西南有黄亭，也在今县西南。这就是所说的黄亭。朱本“即”误作“陌”，《笺》说：宋本作“即”。全氏、赵氏、戴氏校改了这一处。这就是《春秋》中所说的驻次于黄地。其详细情况，前文已经说明。洛水又向东北流，泂水从南溪石泉发源。朱本“泂”误作“洞”，下文相同，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通鉴》隋义宁元年注文引用此文作“泂”。施廷枢说，务光投水于泂水，就是这里。世人又称它为石泉水。朱本脱去“水”字，赵本、戴本增补。会贞按：《通鉴》隋义宁元年记载，刘长恭在石子河西面列阵；胡三省注说，就是石泉水。如今石子河在巩县东南二十里。京相璠说：巩县东面有地名坎欿，在泂水东面，怀疑就是这条水。水又经盘谷坞东面。会贞按：盘谷坞在今巩县东南。世人又称它为盘谷水。朱本“盘”误作“盐”，戴本、赵本改正。司马彪《郡国志》说：巩县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说，周王出奔，到达坎欿。会贞按：服虔也认为坎欿是巩县东面的邑名。朱本脱去“服虔”二字，赵本据黄本增补，戴本也增补。守敬按：明抄本有“服虔”二字。如今考察原文，只能看出大致情形，却无法精确辨明。守敬按：杜预注也说这是周地，在巩县东面，与京相璠的说法相同。郦道元的意思大概专门采用地名之说，而不采用聚邑之说。《晋太康地记》《晋书地道记》都说它在巩县西面，这是错误的。守敬按：《续汉志》注文引用《晋地道记》说在县南；“南”“西”字形相近，不知是哪一个错了。不过说在西面与东面正好相反，当然不对；说在南面也与东面相违，仍然不对。泂水又向北流，注入洛水。洛水又向东北流，注入黄河。朱本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作《注》，全本、赵本相同。《山海经》说：“洛水在成皋县西面注入黄河。”说的就是这里。赵氏说：考察《山海经》原文是“洛水东北注河，流入成皋县西面”，郦道元大概抄录时改动了词句。会贞按：这是《海内东经》的文字。洛水入河处称为洛汭。会贞按：《禹贡》说“向东经过洛汭”；孔安国传说，洛汭是洛水流入黄河的地方。《左传·昭公元年》杜预注说，在河南巩县南面；“水曲流为汭”，所以“县南”应是“县东”的错误。说“东”可以概括东北方向。考察《水经》说洛水向东北流经巩县东面，又向北注入黄河，那么洛汭就在巩县东北，也在今巩县东北。洛汭在《河水注》第五卷中也有记载。洛汭就是什谷。因此张仪游说秦国说：“向三川发兵，堵塞什谷的入口。”指的就是这条川。《史记音义》说：巩县有鄩谷水。朱本《笺》说：《史记·张仪传》作“塞斜谷之口”，徐广《音义》说“斜”有一本作“寻”，成皋、巩县有寻口。守敬按：《续汉志》注文引用《史记》也作“什谷”。《索隐》所依据的版本也相同，并说“寻”和“什”读音相近。

译又《新序·善谋》篇作“什谷”，足以证明朱氏所见的《史记》版本以及徐广《音义》中，“斜”都是“什”的误字。《善谋》篇作“什谷”，足以证明朱氏所见的《史记》版本以及徐广《音义》中，“斜”都是“什”的误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五十二里〕 《明志》说，巩县南面有鄩水，在洛水汇入黄河处，也叫鄩口。《一统志》说，洛河过去有巩县水口入河；宋元丰五年，张从惠建议从巩县沙谷到河阴县开凿渠道五十二里，引洛水流入汴水以沟通漕运，称为新洛口。如今向东到汜水县满家沟注入黄河。黄帝向东巡行，经过黄河、洛水。会贞按：《开元占经》卷一百二十引用《尚书中候》作“黄帝东巡至洛”。《路史》《黄帝纪》引用作“黄帝巡洛”，都是节略引用。黄帝修筑坛场，沉下玉璧，在黄河接受《龙图》，在洛水接受《龟书》，上面有红色文字和绿色字。朱本“绿”误作“篆”，赵本改正并说：“篆”起于周宣王，大概是“绿”字的误写。戴本改法相同。会贞按：《类聚》卷九十八引用《尚书中候》说，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显示红色文字，像字一样，用来授予轩辕。《御览》卷七十九引用相同。又《开元占经》卷一百二十引文作：黄河出《龙图》，有红色文字和绿色字，用来授予轩辕；《龟书》显示红色文字和绿色字，用来授予轩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尺〕 尧帝又在黄河、洛水之间修筑坛场。朱本“修”作“循”，赵本根据《路史》改正，戴本改法相同。会贞按：《文选·颜延年〈赭白马赋〉注》《初学记》卷六、《御览》卷八都引用《尚书中候》作“帝尧修坛河洛”。选择吉日，商议沉璧。戴本“议”作“即”。守敬按：《类聚》卷九十八、九十九，《初学记》卷一，《御览》卷八、八百七十二、八百九十三，都引用《尚书中候》说尧在黄河沉璧；这里承接上文黄帝沉璧的内容，抄录时改动了原文，意思是尧选择吉日，商议把玉璧沉入黄河。《河水注》中有“修坛河洛，择良议沈”的文字，与这里相同。《路史》也作“议”。戴本作“即”，是依据《大典》本。《文选·王融〈曲水诗序〉注》引用《帝王世纪》说，尧与群臣在黄河沉璧，于是形成《握河纪》，就是今天所见的《尚书中候》。因此从这里到“以授之尧”，都是《握河纪》的文字。祥瑞的光芒从黄河升起，祥和之气充满四方，白云升起，回旋的风离去，红色文字和绿色字，长宽九尺，背负纹理，表面平整，上面有列星的分布和什政的尺度。全本、赵本、戴本把“什”改作“七”。守敬按：不对，详见下文。帝王记录兴亡的数理，把它授予尧。朱本脱去“尧”字，赵本、戴本增补。守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尺〕 按：《类聚》卷十一引用《尚书中候》说，尧登上帝位时，祥瑞的光芒从黄河升起，祥和之气充塞四方，龙马口衔甲书，甲上有红色文字和绿色字；甲书像龟背，呈五色，有列星的分布和斗政的尺度，帝王记录兴亡的数理。卷九十九又引用说，尧时龙马口衔甲书，红色文字和绿色字，来到坛上；甲书像龟，长宽九尺，圆形纹理，表面平整，呈五色，文字有列星的分布和斗政的尺度，记录帝王的数理。又《御览》卷八十引用说，祥瑞的光芒从黄河升起，祥和之气充塞四方，白云升起，回旋的风摇动，龙马口衔甲书，红色文字和绿色字，来到坛上，雨停天晴，吐出甲图而……这些记载有详有略，彼此也有同有异；郦道元虽然抄录时改动了词句，但也有脱漏和错误。“回风逝”应依《御览》改作“回风摇”。《初学记》卷一、《御览》卷八引用《中候》都作“摇”，可以证明。《类聚》《御览》在“赤文”上都有“龙马衔甲”一句，《文选·赭白马赋注》引用《中候》也有，而这里没有，意思无法明白，大概是脱文。“负理”应以《类聚》作“圆理”为是；纹理不能说成背负。“什政”一词，《论语疏》引用郑玄的话称《中候》作“斗政”，与《类聚》两处引文相同，因此“什”无疑是“斗”的误字。[二四]赵本、戴本依据《尚书·舜典》改作“七”，是没有考察清楚。尧又向东在日稷沉下书简，红光升起，玄龟背负书册，龟甲背上有红色文字，组成字形。守敬按：《御览》卷八十引用《中候·运行》[即《运衡》]说，帝尧刻玉璧，率领群臣向东把它沉入洛水。书中说：“天子之臣放勋，德行浅薄，施政不能达到完美。”又引用《帝王世纪》说，尧刻璧作书沉入洛水，意思是上天命令应当把帝位传给舜；现在的《中候·运衡》篇就是这件事。因此从“东沈书”到“遂禅于舜”，都是《运衡》的文字。《初学记》卷六引用《尚书中候》说，尧率领群臣向东把玉璧沉入洛水，退下等候直到下稷，红光升起，玄龟背负书册出来，红色文字组成字形。《初学记》卷六、三十又有引用，《类聚》卷九十九、《后汉书·方术传序注》《御览》卷九百三十一所引大略相同。于是把帝位禅让给舜。守敬按：下文《笺》引用《尚书中候》从“黄帝东巡河”起直到“遂禅于舜”的文字，仔细核对可知，《御览》中的文字有很多不同，而且并没有全部收录在《御览》中。又把尧的事混入黄帝的事中，尤其杂乱。现在逐条依据各书所引原文在前面加以考证，并在这里辨明《笺》说法的错误。舜又学习尧的礼仪。朱本“礼”作“祀”，赵本依据下文“习礼尧坛”改正，戴本改法相同。舜把书册沉入日稷，红光升起，玄龟背负书册。朱本作“位”，《笺》说：疑应作“负”。戴本、赵本改正。直到稷下，祥瑞之光和祥气降临，黄龙背负卷起的图书，舒展开来，出现在坛边水中。朱本“舒”作“书”，《笺》说：宋本作“舒”。赵本、戴本改正。上面有红色文字和绿色交错的纹彩。会贞按：《后汉书·方术传序注》引用《尚书中候》说，舜在黄河岸边设坛行礼，沉璧礼毕，到了下昃[应作“稷”]，黄龙背负卷起的图书，从水中出来，出现在坛边。又《类聚》卷九十八引用说，舜在黄河沉璧，祥瑞之光和祥气到来，黄龙背负卷起的图书，从水中出来，出现在坛边。又《御览》卷八十一引用《尚书中候·考河命》说，舜到了下稷，祥瑞之光和祥气到来，黄龙背负卷起的图书，从水中出来，出现在坛边，有红色文字、绿色交错的纹彩。又《开元占经》卷一百二十引用作，舜沉下钟管，龙背负卷起的图书，有红色文字和绿色字。综合观察，这是《考河命》的文字，叙述舜在黄河沉璧，并没有玄龟背书的事情。“稷下”应依《御览》作“下稷”。宋均注说，“稷”读作“侧”；“下侧”就是太阳西斜的时候。

译把它授给舜。舜又把帝位禅让给禹。殷汤向东观览洛水，学习尧在坛上的礼仪，降下三分厚的玉璧，沉入水中三次；祥瑞之光没有升起，黄鱼两条跃出水面，在坛前出水；黑乌以雄鸟之身沐浴，跟随黄鱼一起上来。赵本作“止”。后来化为黑玉、红色刻文的书，这就是黑龟背上的红色文字。汤因此讨伐桀。朱本《笺》说：《尚书中候》作“降三分，沈璧退立，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雄，随鱼亦止”。会贞按：《笺》所载这一条见于《御览》卷八十三。“降三分”以上说，天乙在亳地向东观览洛水；“随鱼亦止”以下还有“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等句。《类聚》卷十二所引大略相同，但作“降三分璧”。据郑玄注，是说把厚三分的璧玉沉入洛水。《类聚》也脱去“沈”字，因此这里的“降璧三沈”无疑是“降三分沈璧”的错误，应当依《御览》改正。又“沉璧于河，黑龟出赤文题”一事，《类聚》卷九十九、《初学记》卷三十、《御览》卷九百三十一引用《尚书中候》时都误认为是尧的事；把它归于汤，才是正确的。所以《春秋说题辞》说：“黄河因贯通天道而出现天苞，洛水因流行地道而吐出地符。”朱本误作“河以道坤出天苞，洛以流 吐地符”。全氏引用原文列出异文，却没有改正，又说：“ ”就是古代的“坤”字。守敬按：这段原文见于《诗·文王叙正义》，没有疑问；朱本的错误很明显，如今订正。君王在这里沉璧行礼。《竹书纪年》今本记载，夏帝芬十六年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相斗，大概是洛水之神。过去夏太康失去政权，被羿驱逐；他的五个兄弟在洛汭停留，于是作《五子之歌》，事情就发生在此地。会贞按：见《史记·夏本纪》。《史记》把“政”作“国”，没有“为羿所逐”一句；这里兼采孔安国传的文字。《续汉志》注文引用《帝王世纪》说，夏太康的五个弟弟停留在洛汭，地点在巩县东北三十里。伊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年、五人、三十里〕 伊水发源于南阳鲁阳县西面的蔓渠山。朱本脱去“鲁阳”二字。赵氏说：应作“南阳鲁阳县”。《元和志》引用此文作“南阳鲁县”，大概也脱去了“阳”字。《汉志》在南阳郡鲁阳县下说，那里是古鲁县。《汉志》又说鲁阳有鲁山。刘昭《补注》引用前代《汉志》说是古鲁县，正好可以互相印证。《春秋分记》说，夏代称为鲁县；刘累迁居鲁地，汉代称为鲁阳。情况就是这样。有人问，《地理志》说伊水发源于宏农郡卢氏县熊耳山，与《水经》为什么不同？这是因为不知道南阳[按：“南阳”二字应删]有三座熊耳山，除卢氏外，宜阳、陕县也各有一座。撰写《水经》的人恐怕它们混淆而无法区别，于是依据《山海经》“蔓渠山，伊水发源于此”来立文；又担心蔓渠之名不显著，有人会怀疑，所以说在南阳鲁阳县西面。卢氏熊耳山在鲁阳县西面，县西北九十里有歇马岭，道路通向卢氏，只要举出这个名称，位置就不会游移。否则，《淮南子》认为伊水发源于上魏山，而《括地志》又说发源于峦山，称为闷顿岭；《元和志》则另说发源于鸾掌山。《元和志》又有发源于鸾掌山的说法；这正是《水经》考订精密、用来校正古书可贵的地方。世传的《水经注》版本竟说伊水发源于南阳县西面。试想，两汉时期南阳郡的治所在宛县，隋代才废除南阳郡，把宛县改名为南阳县；沿用至今。在汉、魏、六朝时期，根本没有“南阳县”这个名称。即使胡东樵、吴任臣都喜好辨析，尽心研究，《禹贡锥指》《山海经补注》仍然不能指出这一缺失，可见读书考证确实困难。全本、戴本都增补“鲁阳”二字。守敬按：阎若璩说，伊水发源于卢氏县东面的峦山，又名闷顿岭[钱坫说，蔓渠就是闷顿，声音相近]，在今县东南一百六十里，并不是今县西南五十里的熊耳山。他又说，《卢氏县志》称熊耳山虽有伊水源头之名，却没有水流延伸的痕迹。阎氏大概专门采用《括地志》的说法，不知道古代熊耳山的山基非常广大，即使闷顿岭也是熊耳山的一部分；胡东樵的说法与《注》相合，不可轻易改变。考察《通鉴》周安王十五年、齐中兴元年注文引用《水经》作“荀渠山”，可见“蔓渠”就是“荀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 《洛水注》说，荀渠是熊耳山的别称，由此可知蔓渠也是熊耳山的别称。又按：全校本旧本作“伊水出南阳县西”；应知“南阳”是郡名，不是县名。《元和志》引用此文作“南阳鲁县西”。赵一清本依从这种写法，却不知道秦代以来已经没有鲁县，鲁县之名只见于《左氏》。我考证后认为，应该是南阳郡的鲁阳县。如今考察戴本以及赵一清之子赵载元刻本，都依照全校本增入了“鲁阳”。查赵氏著作的原抄本，本来确实依照《元和志》作“南阳鲁县”。守敬按：这段话是董沛的校语。有人怀疑赵氏最初依据《元和志》的版本，后来发现错误，才作了详细说明。我认为不是这样。程公说《春秋分纪》只有梁氏收藏的宋版是天下孤本，所以梁氏兄弟能够在这里引用它，足以说明卢抱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六十里、五十里、十五年、元年〕 《山海经》说：蔓渠山，伊水从这里发源。《淮南子》说：伊水发源于上魏山。守敬按：《墬形训》的原文没有“山”字；高诱注说，上魏是山名，这里兼采高诱的注说。《地理志》说：伊水发源于熊耳山。守敬按：见《卢氏县》条。它们同在山麓，只是山陵峰峦各有区别。伊水从熊耳山向东北流。朱本脱去“伊”字，赵本、戴本增补。水流经鸾川亭北面。葌水发源于葌山。守敬按：《中次二经》说，葌山，葌水发源于此。应当在今嵩县西面。葌水向北流，沿城东流过，然后向北注入伊水。世人把伊水称为鸾水。会贞按：《注》说鸾水是世俗名称，到了后文又以此水名来命名山。《元和志》因此有发源于鸾掌山的说法。葌水汇合其他水流，所以把这条川称为鸾川。水又向东流，形成深潭；潭水浑浊，像沸腾一样，也无法测量深浅。伊水又向东北流，经东亭城南面。会贞按：《地形志》有东亭县，属宜阳郡。据《隋志》，东魏设置东亭县，大概就是设在这座城中；地点在今嵩县西南九十里。水又转弯流经东亭东面，继续向东北流。朱本脱去“北”字，《笺》说：宋本作“东北流”。戴本、赵本增入“北”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北”字。

译伊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郭落山。守敬按：郭落山没有可考的资料，郦道元在《注》中也不能详细说明它的位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 阳水发源于阳山的阳溪。守敬按：《中次二经》说，阳山，阳水发源于此。陆浑县有阳山，在今嵩县西南。世人称它为太赵本作“大”阳谷，水也因此得名。阳水向东流，注入伊水。朱本《笺》说：孙氏说，《山海经》作“北流”。伊水又向东北流，鲜水汇入其中。鲜水发源于鲜山。守敬按：《中次二经》说，鲜山，鲜水发源于此，在今嵩县西南。鲜水向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与蛮水汇合。蛮水发源于卢氏县的蛮谷。会贞按：《周书·魏玄传》说，保定元年，魏玄移镇蛮谷，就是这里；如今蛮谷岭在嵩县西面。蛮水向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陆浑县南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山海经》说：滽滽水发源于厘山，向南流注入伊水。守敬按：这是《中次四经》的文字。如今这条水发源于陆浑县西南的王母涧。守敬按：《隋志》说陆浑县有王母涧。《寰宇记》说王母涧在伊阳县西南六里，这是错误的。宋代的伊阳县就是今天的嵩县县治；伊水向东北流，先接纳王母涧，后来经过三涂山。三涂山在嵩县西南十里，所以王母涧不可能只在县西南六里。王母涧北面的山上有王母祠。守敬按：大概就是下文所说女几山上的西王母祠。因此世人便以王母之名命名这条溪水。水向东流，注入伊水，就是滽滽水。伊水流经崖口，这里是山峡；两岸山崖深峻高耸，峭壁直立，像门阙一样。会贞按：《禹贡锥指》说，俗称水门。崖上有坞，伊水从坞下经过，流过山峡向北流，这里就是古代的三涂山。杜预《释地》说：山在县南。考察《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文，三涂山在陆浑县南面。《释例》则说这是陆浑县南面的山名。这里称引杜预《释地》，其实是引用《释例》的文字，大概抄录时改动了说法。阚骃《十三州志》说：山在县东南。如今这座山在陆浑旧城东南八十里左右。会贞按：伊水向东北流，《注》先叙述三涂山，后叙述陆浑旧城，由此可知山在陆浑县西南。郦道元特意说“如今在某处”，是为了表明与杜预的说法不同，与阚骃的说法尤其不同。这里的“东南”无疑是“西南”的错误。又《通典》说三涂山在陆浑县西面，《元和志》说山在县西南五十里。唐代陆浑县在旧城西南，这更确切证明三涂山在旧城西南；地点在今嵩县西南十里。《周书》记载，周武王问太公说：“我将依凭夏代的旧都，向南远望超过三涂山，向北瞻望黄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里〕 朱本脱去这二十七个字，全本、赵本也相同，戴本增补。守敬按：《汉志》注文中，臣瓒引用《周书·度邑》说：“周武王问太公说：‘我将依凭夏代的旧都，向南远望超过三涂山，向北瞻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五十里、十里〕 朱本没有这二十七个字，全本、赵本也相同，戴本增补了这些字。守敬按：《汉书·地理志》的注文中，臣瓒引用《周书·度邑》的话说：周武王问太公道：“我将依凭夏朝原有的居处。向南望去，视线越过三涂；向北远望，望向……【原文至此未完】” 有一条河。《史记·周本纪集解》中，徐广引用《周书·度邑》的文字与此相同。今本《周书》写作“北望过于岳鄙”，这是错误的。戴震补录此文，作为下文《周书》“南望”文字的依据，非常正确；王梓材录入它以补足全本，也正确。但董沛校刻全书时，反而说这是丢失全本旧文的做法，实在荒谬。《春秋左传·昭公四年》中，司马侯说：“四岳——东岳泰山，详见《汶水》篇；西岳华山，详见《河水》《渭水》二《注》；南岳衡山，详见《湘水注》；北岳恒山，详见《滱水》篇——三涂、阳城山、太室山、荆山、中南山，是九州的险要之处。”服虔说：“三涂、大行、轘辕、崤黾，是八关。”戴震把“黾”改作“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郦道元按：崤黾详见《谷水》篇。这里说的不是向南眺望。郦道元按：大行山在洛邑北面，轘辕山在东南，崤黾山在西面，所以说不是向南眺望。京相璠著《春秋土地名》，“朱璠”下多了“之”字，又脱漏了“土”字，赵一清、戴震删去并增补。会贞按：“之”是“土”字的错误，而且倒置在“璠”字下面。又有人说这是山名。根据服氏的话，戴震把“言云”二字改为“说”。“涂”就是道路；依照《周书》“南望”的文字，有人认为应当是轘辕、大谷、伊阙三处。“朱本”把“或”误作“服”，把“谷”误作“道”，戴震、赵一清改正。郦道元按：大谷详见《洛水》篇八关，伊阙详见后文。这些说法都不对。《春秋》记载晋国讨伐陆浑，先请求在三涂举行祭祀，由此可知三涂明确是山。郦道元按：杜预《释例》说，有人认为三涂就是伊阙、大谷、轘辕三条道路。《左传》说，晋国将要讨伐陆浑，先在洛水和三涂举行仪式，是先祭祀山川的意思。把三涂说成三条道路，是错误的，这正是郦道元所依据的说法。李贻德《左传贾服注辑述》逐一列举大行、轘辕、崤黾这些险要之处，认为司马侯列举九州险要，怎么会遗漏这三处

译山呢？难道能把三涂这一山当作伊阙吗？所以可知，三涂如同上文所说的四岳，应当就是这三座山；这样说来，又是以服虔的说法为主。有七谷水注入这里。七谷水从女几山南面的七条溪流发源。朱本把“机”误作“桃”，《笺》说宋本作“机”。赵一清依此改作“机”，并说女几是仙人的姓名。《太霄经》说：朱中曾经把《素书》倚放在女几家的酒上，女几偷抄下来，学习了其中的道术。女几是陈地卖酒的妇人。《寰宇记》说陕县有女几山；《九州要纪》说富禄县有女几，八十岁时住在陈留，卖酒，得道以后在此山飞升。大概山因人而得名，后人加上木旁写成“机”，是不对的。全祖望把“机”改作“几”，戴震也改作“几”。郦道元按：“几”和“机”相通，《孔子家语》写作“俯察机筵”，就是例证。女几山另见《洛水》篇，在今嵩县西面。山上有西王母祠。会贞按：赵一清把“山”字上接前文，是不对的。《寰宇记》说，女几庙在伊阳县西三十里。大概西王母祠又有女几庙这个名称。七谷水向东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蚤谷水注入它。蚤谷水发源于女几山的东谷。朱本把“机”误作“杭”，《笺》说宋本作“机”，赵一清改作“机”，戴震改作“几”。蚤谷水在今嵩县西面。向东流经旧亭南面，再向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东北流经伏流岭东面，岭上有昆仑祠，百姓至今还在那里祈祷。刘澄之《永初记》称：陆浑县西面有伏流坂。郦道元按：《隋书·经籍志》记载，《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是齐国都官尚书刘澄之所撰。今伏流山在县南崖口北面约三十里，若说在县西，就不对了。郦道元按：上文说三涂山在陆浑故城西南，这里又说崖口在县南，大概“南”可以包括西南。根据《地形志》，伊阳郡治在伏流城。《元和郡县图志》说，陆浑县的伏流城就是今天的县治。此城建于东魏武定二年，因为城北的焦涧水潜伏流入地下，城西有伏流坂，所以取名伏流城。现在伏流岭在嵩县东北。水向北与温泉水 汇合。温泉水发源于新城县狼皋山西南山冈下。朱本把“睾”写作“睪”，又在“山”下面多了“之”字；赵一清也作“睪”，戴震改作“皋”，并删去“之”字。郦道元按：应当作“睾”，“睾”与“皋”相通。此山就是《山海经》所说的放皋山，见下文。《寰宇记》说，明皋山就是放皋山，在梁县南六十里。《一统志》说狼皋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然而本《注》说，温泉水发源于新城县狼皋山西面；下文又说明水发源于梁县西面的狼皋山，向西北流；康水也发源于狼皋山，向东北流。《汝水注》又说，汝水从狼皋山东面流出山峡，可见此山很大。古代它分别属于新城、梁两个县：温泉水发源于山西面，属新城县境；明水、康水发源于山北，汝水经过山南，属梁县境。温泉水向西南流，与伊水汇合。伊水又向东北流，经伏睹岭。左边汇入焦涧水。焦涧水向西发源于鹿髆山。朱本把“髆”误作一个无法辨认的字，赵一清、戴震改正。郦道元按：今称樊水，发源于嵩县北六十里的露宝山；“露宝”与“鹿髆”读音相近。向东流经孤山南面。朱本脱去“径”字，又把“孤”误作“狐”，《笺》说宋本作“孤”，赵一清、戴震增改。此山独立在丰山之上。朱本把“介”误作“分”，《笺》说有一本作“介”，赵一清、戴震改正。山势单独秀美，孤峰挺立，所以世人称为方山。这就是刘澄之所说的“县有孤山”。郦道元按：《隋书·地理志》说，陆浑县有方山，又有孤山，把孤山、方山分作两座山，与这里不同。《新唐书·地理志》说，伊阙县有陆浑山，又名方山。《元和郡县图志》说，陆浑山俗名方山，在伊阙县西五十五里。把陆浑山说成方山，与这里更加不同。应当以《水经注》本文为准；后起的名称彼此混杂，都不足为凭。此山在今嵩县北四十里。焦涧水向东经过伏睹岭，再向东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东北流，涓水注入它。涓水发源于陆浑县西山。郦道元按：此山应当在今嵩县西北，今天有顺阳水，发源于宜阳 县南五十里的鱼儿泉。《一统志》怀疑这就是涓水，其实不是。此山就是陆浑山。全祖望校勘说：“山”字是衍文，“者”应作“都”，赵一清、戴震依此删改。会贞按：上文说“陆浑西山”，指陆浑县西面的山；这里正是说此山就是古代的陆浑山，所以下文举郭文、胡昭二人居住陆浑山为证。本条专门论述山。至于下文叙述陆浑县，才指《春秋》所说迁徙陆浑戎的事情，文意清楚，丝毫没有混淆。全祖望却误以为是“陆浑都”，赵一清、戴震贸然跟从，实在疏忽。寻找郭文的故居，探访胡昭的遗像；时代已经过去，变迁不停，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哪里。朱《笺》说：《晋书》记载，郭文，字文举，是河内轵县人。年轻时喜爱山水，崇尚隐居。服完父母丧服后，离家游历名山。洛阳陷落后，他徒步挑担进入吴兴余姚的大辟山中居住。《魏志》记载，胡昭，字孔明，是颍川人，居住在陆浑山中，亲自耕作，以乐于道义为事，以经籍自娱。乡里人都敬重爱戴他。盗贼到了陆浑南面的长乐亭，彼此约定发誓说：“胡居士是贤人，谁也不许侵犯他的部落。”当地一川的人都依靠胡昭，完全没有恐惧忧虑。

译会贞按：《晋书》没有明确说郭文居住在陆浑山。据《太平御览》卷五百十引虞般佑《高士传》说：郭文举是河内轵县人，十三岁时便有隐居的志向，每次行走山林，常常十多天忘了回家。父母去世服丧期满后，他离家不娶，进入陆浑、嵩山、少室山，后来又隐居华阴的山崖，观赏石室中的石函。这可以补充《晋书》的缺略。涓水有两个源头，汇流后向东注入虢略。朱本把“虢”误作“号”，下文同；《笺》说应作“虢”，赵一清、戴震改正。虢略在陆浑县西九十里。司马彪《郡国志》说：“县西有虢略地。”朱本把“地”误作“池”，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郡国志》“西”字下面还有一个“有”字，今补入。《春秋》所说的“东尽虢略”就是这里。朱本“尽”下多了“于”字，赵一清依据何焯校本删去，戴震也删去。郦道元按：《左传·僖公十五年》说，晋国贿赂秦国，疆界东面到达虢略。杜预注说，从河南向东直到虢国边界。虢国都城在上阳，见《河水注》第四篇。《元丰九域志》说，从河南府西南到虢州边界三百二十五里，再稍向南到邓州边界六百里，都是高山深林，这就是古代的虢略。可见虢略之地十分广阔，这篇《注》只是就其中一处来说罢了。北水 向东流，与侯涧水汇合。侯涧水发源于西北方的侯溪。朱本把“涧”写作“水”，又脱去“西北”二字；赵一清据黄本将“水”改正并补入二字，戴震也作同样增改。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有“西北”二字。此水应当在今宜阳县西南。向东南流，注入涓水。涓水又向东流，经陆浑县故城北面。汉代属弘农郡，魏代属河南尹，晋代属河南郡。东魏武定二年，以这里设置北陆浑，隶属新城郡，这是郦道元之后的事情。城在今嵩县东北五十里。周平王东迁时，辛有到伊川，看见有人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一百年，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戎地了！”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两国把陆浑戎迁到伊川。朱本把“秦”误作“春”，赵一清、戴震改正。郦道元按：这是《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原文。所以这个县以陆浑为名。涓水向东南流，右边汇入南水。朱本把“右”写作“左”。会贞按：下文说南水从北水左边汇入，可见南水在北水的右侧；这里“左合”是“右合”的错误，今改正。南水发源于西山七谷，也称七谷水，穿过阻涧向东流。朱本把“阻”写作“祖”，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七谷水经过陆浑县南面。又向东南流，左边汇入北水；两水乱流，左边又汇入禅渚水。朱本把“水”误作“渚”，赵一清沿用，戴震改正。禅渚水上承陆浑县东面的禅渚。赵一清把“渚”改作“陂”。郦道元按：古代称禅渚，世人称慎望陂，所以郦道元交错使用这两个名称；赵一清改作“陂”是不对的。禅渚水在今嵩县东北。禅渚位于高原上。朱本把“在”写作“左”，赵一清、戴震改正。陂方圆十里，盛产鱼和芦苇。朱本写作“蕈”，《笺》说有一本作“苇”，赵一清、戴震改作“苇”。这就是《山海经》所说的“南望禅渚”，是禹的父亲鲧被化为异物的地方。郭景纯《注》说：“禅”有一种读音为“暖”。朱本把“一”字误置在“禅”字上，《笺》说郭景纯说“墠”读作“填”。赵一清将“一禅”乙作“禅一”，并说郦道元引用郭《注》“禅一音暖”，足以纠正世本的错误；戴震也这样改。鲧在羽渊化为异物，又出现在这里；既然已经变成怪异之物，也就没有到哪里不发生变化的了。郦道元按：以上文字都是郭《注》，只是稍微改动了他的原文。世人称这个水泽为慎望陂。陂水向南流，注入涓水。朱本在“涓”字下面有“阳”字，下文同，赵一清沿用，戴震删去。涓水又向东南流，注入伊水。从前有莘氏的女子在伊川采桑，在空桑中得到一个婴儿。婴儿说，他的母亲怀孕在伊水岸边，梦见神灵告诉她：“臼水涌出后向东跑。”母亲醒来后看见臼水果然涌出，告诉邻居便逃走了；回头望自己的城邑，只见全都变成了水。她的母亲化成了空桑，孩子就在桑树里面。莘氏女子把孩子取出献上，命人交给庖厨抚养。孩子长大后有贤能的德行。朱本把“长而”误作“而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殷王朝任命他为尹，因此称为伊尹。朱《笺》说：伊尹的母亲化为空桑的故事，见《吕氏春秋·本味》篇。伊水又向东北流，经过新城县南面。马怀桥长水发源于新城西山。郦道元按：今称马回水，发源于嵩县东北的青岭。新城县的情况详见下文。向东流经晋代使持节征南将军宋均碑南面。戴震把“宋”改作“宗”。郦道元按：后汉宗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后汉书》把“宗”误作“宋”，详见惠栋《后汉书补注》辨析。又有一位注释《纬书》的宋均，《隋书·经籍志》称他为魏代博士。此人是河南新城人，与后汉初年的宗均时代、籍贯都不同，却与注释《纬书》的宋均时代相近。他或许在魏代任博士，到晋代成为征南将军？戴震究竟根据什么把它改作宗均呢？宋均字文平，是新城县人。他的碑在太始三年十二月立。马怀桥长水又向东流，注入伊水。又有明水，发源于梁县；梁县的情况详见《汝水注》。西狼皋山，朱谋认为“皋”是讹字而改作“睪”，赵一清改作“睾”，戴震改回“皋”。这座山的情况详见前文。民间称它为…… 石涧水。郦道元按：《地形志》说，汝北郡南汝原有石涧水，在今伊阳县北面。石涧水向西北流，经杨亮垒南面。郦道元按：这大概是姚襄任将领时修筑的，在今伊阳县东北。向西北流，与康水汇合。康水也发源于狼皋山。郦道元按：康水在今伊阳县北面。康水向东北流，经范坞北面，与明水汇合。朱本在这里下面有“北汶”二字，《笺》说“汶”字可能有误；赵一清把“汶”改作“《注》”，戴震删去二字。明水又向西南流，注入伊水。朱本没有“又”字，全祖望、赵一清沿用，戴震补入。《山海经》说：“放皋山……”朱《笺》说：旧本作“放睪”，郭景纯注《山海经》放皋山说，“放”有的本子作“效”，又有的作“牧”。郦道元按：根据这些记载，本《注》又写作狼皋，《寰宇记》又写作明皋山，见前文。“明水从这里发源，向南流注入伊水”，正是《山海经·中次七经》的文字。

译伊水又与大戟水汇合。大戟水发源于梁县西面。朱本脱去“水”字，把“梁”误作“渠”；《笺》说有一本作“梁”。赵一清、戴震改作“梁”，戴震又在“出”字上补“水”字。郦道元按：大戟水在今伊阳县北面。它有两个源头。朱本在“有”字上面多了一个“水”字，赵一清沿用，戴震删去。北水发源于广成泽，向西南流经杨志坞北面。朱本写作“出广城西南”，赵一清、戴震改正并删去有关文字。郦道元按：《地形志》说，汝北郡迁治杨志坞。《北齐书·斛律金传》说，在宜阳修筑杨志戍，大概是依着旧坞修筑的，应当在今伊阳县北面。北水与南水汇合。南水发源于广成泽，向西流经陆浑县。朱本误写作“西流陆浑”。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在“流”下补“径”字，在“浑”下补“县南”二字；戴震也这样增补。会贞按：孙潜的说法也不完全合适。陆浑县在伊水西面，大戟水在伊水东面，西流只能经过陆浑县境，不能经过县南；这里只需补“径”字和“县”字。《河南十二县境簿》朱本脱“境”字，赵一清、戴震补入。郦道元按：此书没有撰者姓名，书卷也已亡佚，《隋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初学记》《文选注》《寰宇记》都完整引用过它。考察《晋书·地理志》，河南郡统辖十二县，因此这是晋代人的书。书中说：广成泽在新城县 境内的黄阜，水向西北流，转弯后向东经过杨志坞南面。朱本脱去“志”字，赵一清、戴震补入。水又向北转弯，经过杨志坞东面；又经过坞北面，汇入老倒涧。当地人称它为老倒涧水，向西流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经过新城东面，与涧水汇合。涧水发源于新城县西山，向东流，向南转弯经过新城县故城西面；又向东转，经过该县南面。这里原来是蛮子国，县中有鄤聚，如今称为蛮中，就是这里。郦道元按：《续汉志》说，县中有鄤聚，古代是鄤氏之地，如今称蛮中。相关内容又见《汝水》篇。汉惠帝四年设置新城县。会贞按：这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汉代新城县属河南郡，后汉、魏属河南尹，晋代、后魏属河南郡。天平年间成为新城郡治所，这是郦道元之后的事情。县在今洛阳县南七十五里。涧水又向东北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经过当阶城西面。朱本误写作“又径西北当阶西”，《笺》说“阶”下面脱了“城”字；赵一清把“西北”移到“径”字上面，并补入“城”字，戴震改正。郦道元按：当阶城在今洛阳县南。大狂水流入伊水。孙星衍说：“狂”就是“枉”，因为这条水独自向西流，偏离水流的常性，所以称为“枉”。大狂水向东发源于阳城县的大▯山。郦道元按：阳城县详见《颍水注》。朱本写作“大苦口”，《笺》说应作“大▯山”；赵一清改作“大▯口”，戴震改作“大▯山”。郦道元按：“▯”是“苦”的古字。此水发源于今登封县西南的山中。《一统志》把县东南的大熊山当作此山，不对。《山海经》说：“大▯山，山南多产●琈玉，狂水从这里发源。”其中有三足龟，人吃了它就不会患大病，还可以消除肿胀。郦道元按：这是《山海经·中次七经》的文字。狂水又向西流，经过纶氏县故城南面。郦道元按：《汉书·地理志》作“纶”，《续汉书·郡国志》作“轮”。汉代纶氏县属颍川 郡，后汉、魏沿袭不变。《元和郡县图志》说，晋代撤销该县。县在今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竹书纪年》说：“楚国吾得率军和秦国一起讨伐郑国，包围纶氏。”郦道元按：今本《竹书纪年》把这条记在周显王三十五年，《注》说不知道是哪一年，姑且附在这里。雷学淇认为应当是周哀王三十五年。右边与倚薄山水汇合。朱本把“右”写作“左”。会贞按：应当作“右”，因为狂水向西流，倚薄山水从北向南注入，在狂水右侧，不在左侧，今改正。倚薄山水发源于倚薄山北面。会贞按：《新唐书·地理志》说颍阳县有倚箔山。《元和郡县图志》说，颍阳县的倚箔山看起来像竖立的箔，山西北崖下有钟乳石，隋代常作为贡品。《寰宇记》说，倚箔山在县北十五里。“箔”和“薄”相通。此山在今登封县西面。倚薄山水向南流经黄城西面。朱《笺》说旧本作“城黄”。会贞按：旧本错误；上文有黄阜，这里有黄城，都是因“黄”而得名。黄城在今登封县西南。倚薄山水又向南流经纶氏县故城东面。朱本脱去“县”字，赵一清、戴震补入。然后向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向西流，八风溪水注入它。朱本把“西八”误作“东入”，《笺》说宋本作“西八”，赵一清、戴震改正。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西八”。八风溪水发源于八风山北面。郦道元按：《水经注》说洛阳八风谷有黑石，又说八风谷有缁石，可见这些石头很有名；这里叙述八风山，却不说石头，是简略了。八风山在今登封县西面。水向南流，经过纶氏县故城西面。朱本脱去“县故”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水向西南流，注入狂水。郦道元按：《寰宇记》在颍阳县条下说，八风溪水向南流，与三交水汇合；这里的沙细而润，可以用来洗濯。隋代经常进贡，后宫把它与香药混合，用来代替豆屑，称为玉女沙。本《注》说八风溪水流入狂水，而狂水又接纳三交水，大概是狂水与八风溪水合流，同时兼用八风溪这个名称，这是名称互相通用的例子。狂水又向西流，到达三交水的入口。三交水有三个源头。朱本把“三”误作“二”，赵一清根据下文世人有“三交”之名，改作“三”。

译戴震也作同样改动。三个源头各自引出一条溪流，都从山中发源，向南流后汇合，所以世人有“三交”这个名称。关于“并出山南流合舍”，《笺》说宋本作“并出山南合流”，多出了一个“舍”字。赵一清说：按照文意，应当是“并出山”一句和“南流合舍”一句，宋本的说法显然不对；戴震与朱本相同。郦道元按：《大典》本、黄本作“南流合舍”。三交水在今登封县西面。赵一清说：《寰宇记》在颍阳县条下引用《水经注》说，三交水石上的菖蒲一寸九节，是药中最好的，长期服用可以成仙。校勘者说：考察《水经·伊水注》，虽然有三交水，却没有“石上菖蒲”的记载，恐怕近世流传的《水经》版本有脱文。戴震据此补入“石上”以下十六字。三交水向西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向西流，经过缶高山北面。郦道元按：此山应当在今洛阳县东南。水向西南流，与湮水汇合。湮水发源于东北面的湮谷。郦道元按：湮谷在今登封县西面。湮水向西南流，经过武林亭东北面。会贞按：武林亭在今登封县西面。《隋书·地理志》嵩阳县条下说，开皇六年把堙阳县改名为武林县；《新唐书·地理志》颍阳县条下说，载初元年分割河南等县，设置武林县，都是取武林亭为县名。武林亭在今登封县西面。湮水又转弯，经过武林亭南面；然后又向西南流，经过湮阳亭东面，大概是借水名来命名亭。水又向东南流，注入狂水。狂水又向西流，经过湮阳城南面。会贞按：上文说湮水向西南流经湮阳亭东面，注入狂水；这里接着说狂水向西流经湮阳城南面，可见湮阳城和湮阳亭是同一处。《地形志》说，太和十三年设置堙阳县，到天平初年，属中川郡。“堙”和“湮”字形相近，因此造成了错误。湮阳城在今登封县西面。狂水又向西流，经过当阶城南面，再向西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土沟水注入它。朱本把“土”写作“上”，《笺》说古本“上沟”有一本作“土沟”，戴震、赵一清改作“土”。会贞按：明抄本作“土沟”。土沟水发源于玄望山西面。朱本误写作“西山”，《笺》说有一本作“山西”，戴震、赵一清改正。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山西”。土沟水在今洛阳县西南。向东流经玄望山南面，又向东流经新城县故城北面，向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板桥水流入它。板桥水发源于西山。会贞按：此水在今洛阳县西南。向东流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与厌涧水汇合。厌涧水发源于西山。会贞按：此山在今洛阳县西南。水向东流经邥垂亭南面。朱《笺》说：孙潜认为“邥”读作“审”。《春秋左传·文公十七年》记载，秋季周国的甘歜在邥垂击败戎人。服虔说：邥垂在高都南面。郦道元按：这里的高都就是下文所说的高都城，不是京相璠所说的高都县。杜预《释地》说：河南新城县北面有邥垂亭。郦道元按：今本杜注没有“邥”字，大概是传抄时脱漏了。《续汉志注》引用时也没有“邥”字，后来的人又根据错误的杜注本删去了它。日本卷子本《左传注》作“邥垂亭”，与这里相合，足以纠正今本杜注及《续汉志注》的错误。司马彪《郡国志》说：新城县有高都城。现在邥垂亭在高都城南七里，遗址还存在。朱《笺》说：谢云“在”字下面有一本有“焉”字。戴震把“犹在”改作“存焉”。会贞按：邥垂亭在今洛阳县南。京相璠说：旧说邥垂在高都南面，如今上党有高都县。郦道元按：该县详见《沁水注》。我认为京相璠的论说相距太远，不足以作证；反而服虔的说法意义严密得多。朱本把“如虔”误作“知羣”，《笺》说“知羣”二字有误，应作“如虔”，赵一清、戴震依此改正；戴震把“旨”改作“指”。厌涧水又向东流，注入伊水。伊水又向北流，经过高都城东面。徐广《史记音义》说：如今河南新城县有高都城。会贞按：《周本纪集解》引用徐广的话，说高都城在今洛阳县南。《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十七年，东周与郑国在高都交战，取得高都利 就是这件事。郦道元按：今本《竹书纪年》把它记在周显王十五年，而且《竹书纪年》没有“利”字，疑为衍文。又有来儒水。朱本作“来需”，《笺》说旧本作“来儒”，《山海经》作“来需”；赵一清作“需”，戴震改作“儒”。郦道元按：《山海经·中次七经》说，来需水发源于半石山南面，向西流注入伊水；明抄本作“儒”。《资治通鉴》魏嘉平元年注、梁大同三年注引用此文，也都作“儒”。来儒水发源于半石山。郦道元按：此山见前《洛水》篇，来儒水在今偃师县西南。水向西南流，经过斌轮城北面，向西流经艾涧。朱本作“芰涧”，《笺》说有一本作“艾涧”，赵一清沿用，戴震改作“艾涧”。郦道元按：明抄本作“艾涧”。因水向西流，所以又称为小狂水。朱本把“水”字误置在“以其”前，赵一清沿用，戴震改正。郦道元按：小狂水向西流，与大狂水相同；《注》是相对大狂水而言，所以说又称小狂水。小狂水又向西南流，经过大石岭南面。郦道元按：《资治通鉴》梁大同三年记载，当初魏孝武帝西迁时，散骑常侍裴宽率领家属逃到大石岭，就是这里。这就是《开山图》所说的大石山。郦道元按：《后汉书·马融传》的《广成颂》中说“金山石林”，章怀太子注说，石林就是大石山，又名万安山，在河南郡境内。《河南十二县境簿》说，洛阳县南有大石山，山上有祠，名为大石祠；山高二百丈。山下有《大石岭碑》。河南隐士通明于汉灵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在山堂立碑。郦道元按：这里的山堂大概就是大石祠。碑文浅陋粗俗，几乎无法寻读。魏文帝曾在这座山打猎，老虎跃向他的车驾，孙礼拔剑刺虎于此山。会贞按：《魏志·孙礼传》作“明帝”而不是“文帝”，作“趋”而不是“超”，作“斫”而不是“投”，因此这里有错误。大石山在洛阳南面。郦道元按：上文已经说过。《寰宇记》又引用魏武帝《乐府·南山篇》“南上大石山”，也是大石山在洛阳南面的证据。《元和郡县图志》说，大石山在颍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寰宇记》说在洛阳县东南四十五里。现在此山在洛阳县东南，连接登封县边界。但刘澄之说在洛阳东北，不对。

译山的弯曲处有魏明帝的高平陵。郦道元按：《魏志·明帝纪》说，明帝葬在高平陵。《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七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说，曹芳到大石山祭拜曹氏陵墓。《资治通鉴》魏嘉平元年注引用孙盛的话说，高平陵距洛城九十里；原文“九”字下疑有脱误。王隐《晋书》说：晋惠帝派校尉陈总仲元到洛阳南山求雨。朱本把“南”误作“阳”，赵一清、戴震沿用；会贞按：明抄本、黄本都作“南”，今改正。陈总完全撤去小祀，只保留大石祠，在那里祈雨，七天后下了大雨。就是这座山。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用王隐《晋书》说，陈总升任殿中侍御史，皇帝下诏派他到南山求雨。陈总先撤去小石祠，只保留一所大石祠在那里祈祷。上文说：“巍峨的大石山，辅佐岳神通达治理，含藏滋润之气，吐出雨露，施惠于四海。”其中有讹误文字。《寰宇记》在洛阳县条下引用《九州要记》说，晋惠帝在此山求雨，七天后下了大雨。来儒水又向西南流经赤眉城南面。会贞按：赤眉城应当在今洛阳县东南。来儒水又向西流到高都城东面，再向西流入伊水，称为曲水。伊水又向东北流，经过伊阙中间。伊水流经前亭西面。《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朱本误作“三十二年”，《笺》说孙潜认为应是“二十二年”，赵一清、戴震改正。晋国的箕遗、乐征、右行诡渡过河，攻取前城，就是这件事。朱本把“诡”误作“跪”，《笺》说《左传》作“诡”，赵一清、戴震改正。京相璠说：如今洛阳西南五十里、伊阙外面有前亭。会贞按：《续汉志》说雒阳县有前亭，《注》引用杜预的话说，县西南有泉亭。但鲁僖公十一年杜注说，如今伊阙北面有泉亭，就是前亭，这是不对的。本《注》先叙述伊水经过前亭西面，后来才说伊水向北进入伊阙，因此前亭应在伊阙南面。《洛阳县志》说，今天龙门南五里有城址。服虔说：“前”应读作 “泉”。朱本把“读”误作“渎”，《笺》说宋本作“读”，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读”。这是周地。会贞按：杜预注说，这是子朝所得的城邑。伊水又向北流，进入伊阙。从前大禹疏通水道，使水流通畅。郦道元按：《括地志》《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八都引用这篇《注》，但“昔大禹”以下五字作“疏龙门以通水”。《括地志》在郦道元的话后接着说：考察今天洛阳南面仍然称它为龙门。似乎本《注》原来有“龙门”二字。伊阙两山相对，望去像门阙，伊水流经两山之间，向北流，所以称为伊阙。这就是《春秋》所说的阙塞。朱本把“也”作“焉”，赵一清沿用，戴震改正。昭公二十六年，赵鞅派女宽守卫阙塞，说的就是这里。郦道元按：杜预把阙塞定为洛阳西南的伊阙口。《通典》说，河南有阙塞山，俗称龙门，在今洛阳县西南三十里。陆机说：根据《隋书·经籍志》，陆机有《洛阳记》一卷。洛阳有四座关隘。朱本把“关”误作“阙”。郦道元按：《初学记》卷七引用《洛阳记》说，汉代洛阳有四关：东面成皋关，南面伊阙关，北面孟津关，西面函谷关。可见陆机说的原文是“四关”，这里作“四阙”是受上文影响而误，今改正。伊阙就是其中之一。东边的岩壁和西边的山岭，都凿石开出窗洞，高大的屋脊架在山峰上。郦道元按：后魏景明初年，诏令大长秋卿白整在洛阳南面的伊阙山为高祖和文昭高后营造两所石窟；永平年间，中尹刘腾又为世宗营造一所石窟。这就是《注》中所指的石窟。西侧灵岩山下有泉水向东流，注入伊水。傅毅《反都赋》说：“凭借龙门来畅行教化，开通伊阙来使听闻通达。”郦道元按：傅毅见《后汉书·文苑传》。《反都赋》今已失传，只见到这两句。伊阙左边石壁上有石刻铭文说：“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水暴发，水位上涨四丈五尺。”郦道元按：《元和郡县图志》在伊阳县条下作“大水出，高四丈五尺”。“齐”字以下到这里，郦道元按：这四个字疑有错误，大概是记载水位的涨落。朱本把“减”误作“灭”，赵一清、戴震改正。右边石壁上又有石刻铭文说：朱本把“右”误作“石”，赵一清、戴震改正。“永康五年。”赵一清说：晋惠帝的永康年号只有一年，随即改元为永宁，这里应当是“元康”之误。河南府君遵循大禹治水的旧规，部督邮辛曜、新城令王琨，以及部监作掾董猗、李褒，削平河岸，凿开山石，使伊阙水道平整畅通。石刻文字至今还在。伊水又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南面，向北流入洛水。伊水从伊阙向东北流，分出的支津从右侧流出。朱本把“枝”误作“之”，《笺》说克家认为应作“枝”，赵一清、戴震改正。支津向东北引水灌溉，向东与合水汇合，一同注入公路涧。会贞按：合水注入公路涧的情况详见《洛水注》。随后流入洛水。如今已经没有水了。《战国策·周策》说：东周想修筑稻田，西周不肯放水。苏秦见西周君说：“如今不放水，正是为了使东周富足；百姓都种麦子，没有种别的。您想要害它，不如放水去使它受损。东周一定会重新种稻；种稻以后再把水夺走，这样东周就算接受您的命令了。”西周于是放了水。郦道元按：这是抄录并改动《周策》的文字，今天的《战国策》没有最后一句。这就是这条水的旧河道。孙星衍说：这条河道在偃师。会贞按：应当在今洛阳、偃师两县的地域内。伊水又向东北流，分出的支渠从左侧流出。会贞按：这条支渠在今洛阳县东南。水积聚成湖，向北流入洛水。如今 已经没有水了。朱本把“无”误作“伊”，《笺》说现在应作“合”。赵一清认为“今”字没有错误，把“伊”改作“无”；全祖望、戴震也作同样改动。

译伊水又向东北流，到达洛阳县南面，经过圜丘东面；这里是大魏举行郊天祭祀的地方。守敬按：《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景初元年冬，在洛阳南面的委粟山营建圜丘。《后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孝文帝巡幸委粟山，商议确定圜丘的位置。《宣武帝纪》记载，景明二年十一月，在伊水北岸改建圜丘。《寰宇记》说，委粟山在洛阳县东南三十五里。这是后魏迁都洛阳时所建的圜丘，与曹魏所建的是同一地点，大概靠近洛水。后来改建后，便向南靠近伊水了。本《注》只说是大魏郊天之所，没有说委粟山，也没有提到曹魏先前营建圜丘的事，应当是针对改建后的圜丘而言。按照汉代旧例建造。守敬按：意思是仿照汉代制度。《汉书·郊祀志》说：赵、戴本在“汉”字后增加了“后”字。守敬按：这里应增加“续”字，“郊”应作“祭”。建武二年，最初在洛阳城南七里制定郊祭的坛兆。守敬按：在今洛阳县东面。修筑圜坛，赵本作“壝”。坛有八级台阶，中间又建重坛，天地之神位于坛上，都面向南方。外坛上设置五帝之位。外面筑有壝墙，重重营垣都涂成紫色，用来象征紫宫。朱本“像”字下没有“紫”字，《笺》说：脱漏了“紫”字。按《史记·天官书》说，十二星环卫紫宫。赵、戴本增加“紫”字。按礼制，天子穿大裘、戴冕，在这里祭祀昊天上帝。朱《笺》说：“昊”有版本作“皡”，赵本仍作“昊”，戴本改作“皞”。守敬按：《周礼·春官·司服》说，君王的吉服中，祭祀昊天上帝时穿大裘、戴冕。现在所说的衮冕，坛墙已经不再涂紫色了。伊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洛水。《广志》说：守敬按：《广志》的作者姓名失载，书卷也已亡佚。《隋书》没有著录，但古代类书常常引用它。鲵鱼的声音像小孩[缺字]，朱本脱去一个字，赵本在“小儿”下增加“啼”字：《尔雅·释鱼·注》和《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都有这个字，戴本也一并增加。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八引用《广志》时没有这个字。它有四只脚，形状像鳢鱼。赵云：鳢，是鲮鳢；《本草经》陶弘景说，鲮鳢的形状像[缺字]而短小，又像鲤鱼，有四只脚。《山海经》说，蔓渠山中，伊水从这里发源。有一种兽，名叫马腹，形状是人的面孔、老虎的身体，声音像婴儿，是吃人的。这种兽与《沔水注》中所说的庐疎水水虎很相似。郦道元又用“人鱼”来解释它，详见下文。全本、戴本增加“鲮”字。守敬按：《史记·正义》和《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八引用《广志》，都没有“鲮”字。可以用来治疗牛病，[三四]，产于伊水。司马迁称它为人鱼。朱《笺》说：《山海经》记载，厌染水从傅山南面流出，向南注入洛水，水中有很多人鱼。这里没有说伊水，难道是古今相沿，厌染水也称作伊水吗？赵云：考察可知，厌染水见于《洛水注》；朱氏只知道“人鱼”二字出自厌染水，却没有想到伊水也有马腹的记载。因此他所写的“其着”字样，朱《笺》说有版本作“其着”；全、赵、戴本改作“其着”。《史记》说：始皇帝下葬时，用人鱼的油脂做蜡烛。守敬按：这是《始皇本纪》的文字。徐广说：人鱼像鲇鱼而有四只脚。守敬按：《集解》引用了徐广的说法。也就是鲵鱼。瀍水 瀍水发源于河南谷城县的北山。守敬按：谷城县详见《谷水》篇。孙星衍说：《淮南子》作[缺字]水，这个字是后人俗加的“水”旁。守敬按：“瀍”字两见于《禹贡》和《史记》，《汉书》也都写作“瀍”。《说文解字》没有这个字，但未必不是书中脱漏。《淮南子》只是省写作“廛”，怎么能据此证明“瀍”是俗字？钱坫认为“瀍”“廛”是古字通用，这才是正确的。县城北面有[缺字]亭，戴本改作[缺字]。瀍水从它北面的梓泽中流出。梓泽，是地名。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记谷城县，《禹贡》说瀍水发源于[缺字]亭北；这里说水出于其北，本于《汉书·地理志》。《古今图书集成》本九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梓泽距离洛城六十里；梓泽就是金谷。《初学记》卷八引刘澄之《永初山川记》说，梓泽是地名，距离王城二十四里。《太平御览》卷七十二引《舆地志》说，梓泽在王城西北三十里，和金谷相近。因此《晋书·石崇传》说，石崇有别馆，在河阳的金谷，另一个名称就是梓泽。郦道元在《谷水注》中叙述金谷水从太白原东南流出，经过金谷，却没有说梓泽；这里说瀍水从梓泽中流出，大概是此处说得详细、彼处说得简略。参照各种说法，可以知道金谷水经过梓泽东境，瀍水则发源于梓泽西境。现在瀍水从孟津县以西六十里的谷城山发源。泽北面正对着原阜，就是裴氏墓地所在的地方，碑和阙还保存着。瀍水经过梓泽，向东南流。朱本误作“南”，赵本依据黄本改正，戴本作“流”。守敬按：《大典》本和明抄本都作“流”。水的西面有一处原地，地势平坦开阔，是古代[缺字]亭的所在。朱本将[缺字]误作“旧”。赵本改说：应作[缺字]亭。《郡国志》说，谷城，瀍水发源于此。刘昭《补注》引用《博物记》说，水发源于[缺字]亭山。《汉书·地理志》作[缺字]亭。颜师古说：[缺字]读音为[缺字]，字从水，是后人加上的。戴本改作[缺字]。守敬按：《文选·西征赋注》引用这里作“旧”，可见讹误流传已久，李善仍未能校正。钱坫说，[缺字]、[缺字]是古字通用。这里就是潘安仁《西征赋》所说的“越街邮”。守敬按：《西征赋》见《文选》，“越”字作“过”；“街邮”见《汉书·五行志》。[三五]向东与千金渠汇合。会贞按：《谷水》篇说，千金渠在魏代才出现；这也是《水经》成书于魏人的证据。《周书》说：我占卜瀍水以西的地方。守敬按：这是《洛诰》的文字。说的就是这条水。赵本“斯”作“是”。水向东南流。水的西南面有帛仲理的墓，墓前有碑。守敬按：据《寰宇记》引《郡国志》，墓前当时还有祠堂。碑上题作：真人帛君之表。

译仲理名叫护，是益州巴郡人。守敬按：《神仙传》记载，帛和，字仲理，是辽东人，与这里所说不同。这里的“护”疑是“获”字的讹误，“获”和“和”读音相同而接近。晋永宁二年十一月立碑。瀍水又向东南流，注入谷水。会贞按：瀍水过去从这里注入洛水，就是《洛水注》所谓的瀍水故渠。两处相互详见彼篇。谷水从千金堨向东流入，称作千金渠。会贞按：千金堰见《谷水》篇；“谷水经过堨向东流，称作千金渠”一语也见于彼篇。从堨以下直到流入洛水，瀍水与谷水同流，因此在《谷水》中详细叙述；所以《注》在这里对这两句只随着谷水略略带过，下面经过洛阳、偃师直到流入洛水，一字也没有再记。又向东流经洛阳县南面，又向东流经偃师县，最后向东注入洛水。涧水 涧水发源于新安县南面的白石山。《山海经》说：白石山，惠水从山的南面流出，向东南注入洛水。守敬按：惠水详见《洛水》篇，那里已经引用《中次六经》的文字。这里特意因为涧水也发源于白石山，所以顺带引用《山海经》的记载。涧水从山的北面流出，向北注入谷水。朱《笺》说：《山海经》作“向南流注入洛水，向西北流注入谷水”。会贞按：《山海经》作“于是向南流注入洛水”，《洛水注》叙述惠水时引用《山海经》，文字相同。因此这里的“东南”是“而南流”的讹误。《谷水注》叙述涧水时，引用《山海经》作“向北流注入谷水”，与这里相同，但又与《山海经》作“向西北流”不同，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处脱字、哪一处衍字。按照地势判断，似乎《注》的文字是正确的。世人称这座山为广阳山。会贞按：《谷水注》说，广阳川水从广阳北山流出；那个地方在谷水北面，是另一座广阳山。此水称作赤岸水。会贞按：《吴越春秋》卷四说，大禹遍行天下，向南越过赤岸；《注》把这里的赤岸水作为那一处，是错误的。《魏志·陈思王植传》说，我过去跟随先皇帝向南走到赤岸；这大概就是《吴越春秋》所说的赤岸，地点远在南方，不能把这里的赤岸水当作它。又称作石子涧。《地理志》说：涧水发源于新安县东南，向东流入洛水。戴本把“出”改作“在”，删去“入”字上面的“东”字，以符合今本《汉书·地理志》；赵本也这样改。会贞按：新安县详见《谷水》篇。这样说就更加确切了。会贞按：《水经》说涧水发源于白石山，大概依据《山海经》，所以《注》先引用《山海经》关于水从白石山北面流出的记载来解释。《水经》说山在新安县南面，但实际上在县东南。《地理志》说水发源于县东南，更为符合实际，所以再次引用它，称其说更加确切。至于“向东流入洛水”三字，只是顺带引用，与《山海经》说水注入谷水没有不同；注入谷水，也就是汇合谷水而流入洛水。《谷水》篇叙述涧水注入谷水时说，从这里以下，通常把涧水也称作谷水，这是正确的。水在今天新安县南面。向东北流，经过函谷关。会贞按：函谷关详见《谷水》篇。向东经过东坂，称作八特坂。会贞按：《十六国春秋》记载，刘曜光初九年，前军将军刘黑在八特坂攻击石虎部将石聪，就是这里。现在称为八陡山，在新安县东八里。《山海经》说：向北流注入谷水。守敬按：这里重复叙述《山海经》的文字，正是为了引出下文挚仲治的说法，所以又说，按照《山海经》推算核对里程，里数没有差别；并不是重复，详见下文。挚仲治在《三辅决录注》中说：马氏兄弟五人，共同居住在涧水、谷水两水交汇的地方。朱本依据吴本作“谷涧”，《笺》说：古本作“共居涧谷二水之交”。《太平御览》引用此文相同。赵本作“涧谷”。守敬按：明抄本作“涧谷”。《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引用《三辅决录》作“涧、谷三水之交”，但《太平御览》卷六十二引用这里仍作“涧、谷二水之交”。郦道元抄改了原文措辞。修建五门客舍，因此用“五门”作为名称。现在位于河南以西四十里。按照《山海经》推算核对，里数没有差别。挚仲治所记载的地方，水流交汇处还可以看到旧居遗址，这就是涧水。也就是《周书·洛诰》所说的“我占卜涧水以东”的地方。朱本在“东”字下有“言水”二字，《笺》说：《太平御览》引用此文没有“言水”二字。赵本把“是”字移到“水”字上面。守敬按：这是《洛诰》的文字。向东南流入洛水。孔安国《禹贡传》说：涧水发源于渑池山。[三六]赵本作“黾”，下文同。守敬按：今本《禹贡传》作“沔”，是错误的。现在新安县西北有一条水，从渑池界内向北流出，向东南流，经过新安县后又向东南流入谷水。孔安国所说的，应当就是这条水。守敬按：这就是《谷水》篇所说的溪水从黾池山向北流出、向东南注入谷水，疑即孔安国所谓的涧水。不过谷水发源于渑池。守敬按：这也详见《谷水》篇。谷水下游与涧水汇合，便取得了涧水的通称，也可能因此把谷水称作涧水。守敬按：这里又因为谷水发源于渑池、下游与涧水汇合，怀疑孔安国所说的“涧水发源于渑池山”，或许就是指谷水而言；只是没有详细说明。朱本把“之详”误作“详之”，赵本同，全、戴本乙改。现在孝水以东十里有一条水，世人称为慈涧，又称涧水。按《山海经》看，它应当是少水。会贞按：《山海经》说，少水从瞻诸山北面流出。世人称它为慈涧。详情也见《谷水注》。谷水向东流，郦道元叙述注入谷水的各条水流时，先说少水，后说孝水，那么少水应在孝水以西；这里“孝水东”的“东”字，应当是“西”字的错误。它并不是涧水，大概只是民间习惯造成的错误。又考察，河南有离山水。守敬按：这条水应当在今天新安县东北。人们称它为涧水。水从离山西北流出，向东南流。

译朱本在这里以下衍有“注于离山涧水也，又东南流”十一字，赵本只删去“离山”二字，戴本一并删去。水经过郏山。守敬按：郏山详见《谷水注》的芒阜。向东经过谷城县，守敬按：谷城县详见《谷水》篇。然后向南流入谷水。过去与谷水混合流动。朱本这里以下衍有“流同”二字，《笺》说：有版本作“同流”。全、赵本删去“流”字，戴本也一并删去。向南流入洛水。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谷水到谷城注入洛水；这里所说涧水过去与谷水混流后注入洛水的路线，也就是《洛水注》所谓的涧水故渠。两处相互详见彼篇。现在谷水向东注入千金渠，涧水也与它一同向东流入洛水。守敬按：涧水与谷水合流，所以《水经》在白石山发源处以下便说向东南流入洛水；经过谷城县以南的路线，见于《谷水经》，谷水的路线也就是涧水的路线。《注》特意说明涧水、谷水合流，使读者容易明白，因此在《谷水》中详细叙述，这里不再实际疏解，与《瀍水注》相同。有人认为这条水也是周公考察、占卜之水。吕忱说：如今河南有使水。赵本将“使”改作“死”，说：就是死谷水，见《谷水》篇。戴本改作“同”。孙星衍说：吕忱所说的是河南死水。“死”是古文“伊”字，也就是伊水。会贞按：黄省曾本也作“使”。郦道元说这条水是周公考察、占卜的水，指的是离山的涧水，不是谷水。赵、戴误解了郦道元的意思，把“使”改作“死”。孙星衍又把“死”解释为“伊”，错误更加复杂。守敬按：郦道元因为这里是涧水故渠，所以接连引用各条水来加以证明。他引用吕忱所说的“使水”，赵云认为“使”应作“死”，因为“使”“死”读音相同。渊如把它解释为伊水，字形、读音都不相近，是无根据的说法。原文疑是指这条水，戴本删去“是”字。然而其中的意思还没有完全弄清，所以把这些说法一并记录保存。

译校记 [一]“南流入洛”：按语：朱《笺》也引用《山海经》，位置在上句“水发尸山”之下；《疏》没有收录，疑心杨守敬没有看到朱《笺》。[二]“历清池山傍”：按语：《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一《洛南县》条说：“隋开皇五年，将拒阳改名为洛南，以洛水之南作为名称，民间俗称清池川。” [三]“后军外兵”：按语：沈《疏证》说：“考察‘后军’，是府署的名称；隋王诞当时任后军将军。”他又引用《宋书·百官志》说，大将军以下的属官中有外兵等十八曹参军。[四]“延之到这里便返回”：按语：《隋书·经籍志》卷二著录《西征记》一卷，作者是戴祚；又著录《宋武北征记》一卷，作者也是戴祚。《疏》引用《太平御览》所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檀山距离洛阳水路五百三十里。[五]“《元和志》作一金坞”：按语：聚珍本作“全”，不作“金”，应当已经校改。[六]“魏该逃到这里。守敬按：详见《晋书·魏该传》”：按语：《晋书·魏该传》作“屯于一泉坞”。同书《刘聪载记》说：“刘曜将要攻打河南，将军魏该逃到一泉坞。”郦道元《注》引用的也是《载记》。又有标点本在“一泉坞”下校注说：“应依《水经注》作‘一合坞’”，这也是错误的，应当作“泉”。[七]“在今天宜阳县西南八十五里”：按语：《明一统志》卷二十九说：“在宜阳县西九十里。”女几山又见唐代《李贺集·兰香神女庙》诗的自注：“兰香神女升天的地方，遗留的几案在那里，所以得名。” [八]“山石像墨一样，可以用来书写文字”：按语：《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明一统志》卷二十九都作“可以书”，没有“字”字，应当删去“字”。[九]“支渠向东北经过蒯乡”：按语：朱本“支”作“故”，下文同。赵氏《刊误》说：“‘故渎’多写作‘支渎’。《谷水注》说：‘洛水的支流流入这里。’全本、戴本也改作‘支’。” [一〇]“经过郏鄏陌”：按语：《括地志》卷六引用京相璠《地名》说：“郏，是山名；鄏，是邑名。” [一一]“廆山……现在称作谷口山”：按语：《明一统志》卷二十九说：“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是谷水的发源地。” [一二]“大谷关”：按语：《元和郡县图志》卷六说：“大谷故关，在颍阳县西北四十五里，是何进所说八关中的一关。” [一三]“向北流注入洛水，它的南面就是鹿[缺字]山”：按语：戴本把“其南”改作“之南”，并把它与上文连读为“洛水之南”。《要删补遗》卷十五说：“‘洛水’应断句，‘其南’属于下文；戴本改作‘之南’并归入上文，文意不通，这一定是《大典》本的错误。”查《大典》本，正作“向北流注入洛水之南”，戴本的改动是不对的。[一四]“《地记》，疑是《地说》的错误”：按语：杨《疏》说：“《地记》的作者不详。”但梁代任昉有《地记》。任昉死于天监七年，这部书也可能流传到这里，不能确定。（“《地记》……之误”一段，今据台北本删去。） [一五]“沈炳巽径直把七百改成六百”：按语：现在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作“六百”。[一六]“《魏志·文帝纪注》和《初学记》卷六都引用《魏略》的这一说法”：按语：《初学记》卷六引用时作《典略》；《隋书·经籍志》只有《典略》，而《文帝纪注》则作《魏略》。[一七]“全氏依据沈炳巽本增补”：按语：全氏七校本有这段文字，四库珍本所收沈氏之书没有。[一八]“修缮宫观和名山神祠，是为了等待皇帝临幸”：按语：标点本《史记》把“也”字校正为“矣”；《汉书·郊祀志》作“矣”。[一九]“赵氏依据《晋书》改作‘增’”：按语：沈炳巽也依据《晋书·郑袤传》改作“增”。[二〇]“王子朝进入王朝”：按语：朱《笺》误作“王朝”，现在依据《左传》校订为“城”。[二一]“皋子五岁时便赞助大禹”：按语：《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用《列女传》作“陶子”；下文曹大家的注也作“陶子”。[二二]“刘昭《注》引用《左传》说王子猛居住在湟地”：按语：现在的标点本仍作“皇”，不作“湟”。[二三]“《资治通鉴》隋义宁元年条，《注》引用这里作‘泂’”：按语：现在的标点本第5721页仍作“洞”，没有参考《水经》改正。[二四]“因此‘什’是‘斗’的错误，毫无疑问”：按语：这正是许慎《说文解字序》所说“人拿十作为斗”的一个证据。[二五]“向北瞻望有河……今本《周书》作‘向北望，超过岳鄙’”：按语：《周书·度邑》的原文作：“向南望，超过三涂；回头瞻望，超过有河；曲折瞻望，延伸到伊水、洛水；向北望，超过岳鄙。”其中“北”应当是“顾”字。今天的本子删去了“于”字下面的“有”字，又在“岳”字下面补入“鄙”字。[二六]“禹父所化成的地方”：按语：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说：“考察《山海经》，禹所著的书不应当自己说‘禹父所化成’，疑心这句话也是后人混入的。”现在看来，这也是证明《山海经》不是禹、益所著的明确证据。[二七]“又向东北流经新城县南面”：按语：朱《笺》说：“孙氏说，《史记》记载汉高祖到达雒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他劝说。胡氏《注》说，惠帝四年才设置新城县，这是依据《汉书·地理志》的文字；《地理志》作‘新成’，《续汉书·郡国志》作‘城’。”《疏》没有收录这段说明。[二八]“辨析见惠栋《后汉书补注》”：按语：见《补注》卷十“宗均”条。惠栋引用谢承的书，说宗均是宗资的祖父；又引用赵明诚《金石录》说宗资的墓在南阳；又引用《论衡·程材》篇作“东海相宗叔庠”；又引用《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宗均假传诏令的事情，这些都与《宗均传》相同。

译[二九]“《地形志》说，汝北郡迁治于杨志坞”：按语：标点本不作“杨志坞”，而作“迁治梁崔坞，这是武定元年的事”。下文又说，某年迁回杨志坞。《疏》认为原文删略过多。[三〇]“考察《水经·伊水注》”：按语：《寰宇记》卷五颍阳县条记载洨水等事，校勘时误作《洛水注》，赵氏沿用了这个错误。《疏》径直改作“伊”。[三一]“《元和志》说，在颍阳县西北四十五里”：按语：聚珍本《元和志》作“西北四十五里”。《寰宇记》卷三说，此山在洛阳县西南四十五里。熊氏没有查阅原书，只是转引《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二河南府山川条中的大石山，导致两书所记方位和里数都错误。[三二]“《括地志》在郦道元的话后面接着说：考察现在洛南仍称作龙门”：按语：杨氏引用《括地志》所引《水经注》，用来证明《注》原文确有“龙门”二字，这是正确的。但是，从“接着说”以下十个字是张守节的按语，不是《括地志》的原文。[三三]“到这里为止。守敬按：这四个字疑有讹误”：熙仲按：这四个字没有错误。石碑铭文原刻有“水志”二字，并刻作横线。“到这里为止”，是说大水的最高水位到这条线便停止。这里应当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位文字记录。[三四]“可以治疗牛病”：按语：沈氏《疏证》说：“《本草》说：食用它可以治愈疫病。” [三五]“街邮，见《汉书·五行志》”：按语：“街邮”见《五行志》第七中之下的草妖类，颜师古注说，街邮是传递文书的驿舍。事情发生在成帝永始元年二月。《西征赋》注引用《水经注》说：“梓泽西面有一处原地，是古代[缺字]亭的所在，也就是街邮。” [三六]“涧水发源于渑池山”：按语：《禹贡》孔《传》说：“涧水从沔池山发源。”《正义》说：“《汉书·地理志》说，涧水发源于弘农郡新安县东南，流入洛水。《地理志》和《孔传》不同，是因为沔池在新安县西面；《地理志》记载详细，《孔传》记载简略，所依据的地方略有差异罢了。”又考察，《山海经·中次六经》说：“白石山，涧水从山北面流出，向西北流入谷水。《续汉书·郡国志》则说：黾池有谷水发源，新安有涧水发源。”阮刻本《十三经》中“渑”字都作“沔”，阮氏没有作校记。《水经注疏》卷十六 后魏郦道元注 宜都杨守敬纂辑、疏证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 谷水 谷水发源于弘农郡黾池县南面的墦冢林和谷阳谷。《山海经》说：傅山的西面有一片树林，名叫墦冢，谷水从这里发源，向东流入洛水，水中有很多珚玉。朱本“珚”作“珉”，《笺》说：《山海经》作“珚”，《太平御览》引用《水经注》作[缺字]。赵、戴本改作[缺字]。守敬按：郭璞《注》以“堙”为音，作“珚”是正确的。《太平御览》宋本卷六十二也作“珚”，明本作[缺字]，是错误的。[一]以上是《中次六经》的文字。现在谷水从千崤山东面的马头山谷阳谷发源。朱本“千”误作“于”，全、赵本同，戴本改为“千”。守敬按：戴本改得对。千崤山详见《河水注》。班固、郭璞都说谷水发源于谷阳谷；这里在谷阳谷前加上马头山，大概是后起的名称。因此《地形志》说，北渑池县有马头山。《元和志》又作谷阳山，说它在永宁县西北五十五里，是谷水的发源地。现在谷水从渑池县西南的山中流出。向东北流，经过黾池川，这里原来是中乡的土地。《汉书·地理志》说，渑池县在高帝八年恢复中乡百姓的编户。汉景帝中元二年，朱本脱去“中”字，把“二”误作“三”。沈炳巽说：应当是中元二年。最初筑城，迁徙一万户设置为县。[二]守敬按：这是《汉书·地理志》的文字。因崤山和黾池而给县取名。守敬按：两汉时期县属弘农郡，建安年间迁徙并废除；后魏重新设置，称北渑池，是渑池郡的治所，在今渑池县北四里。也有人称它为彭池，所以徐广《史记音义》说：“黾”有的写作“彭”。守敬按：《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用徐广说：“黾，有的写作彭。”《六国年表》说，商君反叛后死在彤地，“彤”是“彭池”的错误。《盐铁论》称商鞅困于彭池。这里是谷水的发源处。朱本作“谷水处也”，全本在“水”下增加“所径”二字，孙潜增加“出”字，赵、戴依从增补。谷水又向东流，经过秦、赵两座城的南面。朱本在这里以下有司马彪等二十二字，赵、戴本相同；全本把这二十二字移到下文“故光武”一句的上面。守敬按：全本移置极为正确，这一定是七校本的文字；赵氏没有见到这个本子，这件事也可说明全本并非伪书。世人称这里为俱利城。年长博学的人说：从前秦、赵会盟时，各自占据一座城。会贞按：《地形志》说，渑池郡有俱利县，北渑池县有俱利城；应当是一座城设置为县，另一座城另属北渑池。《通典》说，渑池县有古代东、西两座俱利城，就是秦昭王与赵惠王会见的地方，大概是说秦、赵双方都得利。 《元和志》说，东城在县西十三里，西城在县西十四里。唐代的渑池县治就是今天的县城。这里是秦王让赵王弹瑟、蔺相如让秦王击缶的地方。会贞按：见《史记·蔺相如列传》。冯异又在这条川地击败赤眉军。司马彪《续汉书》说：赤眉军从黾池出发，经利阳向南走，想前往宜阳。朱本把这二十二字放在上文“秦、赵二城南面”之下，全本移到这里。会贞按：《后汉书·刘盆子传》说，冯异在崤底击败赤眉军，光武帝到达宜阳，布置重兵来截击他们的退路。《异传》说：在崤底大败赤眉军，残余部众向东逃往宜阳。宜阳县详见《洛水注》。所以光武帝的玺书说：开始时虽然在回溪遭受挫败。会贞按：《通典》说，永宁 县东北有回溪，俗称回坑，长四里，[缺字]二丈，深二丈五尺，就是冯异战败的地方，也在今天县城东北。最终却能在黾池振翅奋飞。可以说是在东隅失掉的东西，最后在桑榆收回来了。朱本“嵎”作“隅”，赵本同，戴本改作“嵎”。会贞按：明抄本、黄本作“嵎”。“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见《后汉书·冯异传》。会贞按：

译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土崤北面。朱《笺》说：孙氏认为“土”字可能错误，因为有东西二崤，这里或许应作“西崤”。赵云：不是这样。《玉海》说，《吕氏春秋》所列九塞中，崤是其中之一。《左传》说，晋军在崤地击败秦军。《公羊传》说，崤地山势高峻险峻。《谷梁传》说，在崤山岩石高耸的下面。《春秋正义》说，俗称土崤、石崤，险要道路在两崤之间。“土”字没有错误。守敬按：《河水注》记千崤山时说，山旁道路附近有石刻，记载晋代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显然不是同一座崤山。这里的崤在东面，就是所谓太崤，指的正是这里。按照《春秋正义》把土崤、石崤相对举说，“土”字是正确的。孙氏说或许作“西崤”，是把东崤误作西崤，是不了解地形的说法，详见下文。这就是所谓的二崤。赵本改作“三崤”，说“二”应作“三”。胡渭说：《河水》篇说，河水右面有崤水注入，水从河南盘崤山发源，向东北流，与石崤水汇合；石崤水从石崤山发源，山有两座山陵，即南陵和北陵。《河水注》又说，河水向东流，千崤水注入其中；千崤水从南面发源于千崤山，这就是所谓三崤山。《史记·正义》也说，崤就是三崤山，在洛州永宁县西北二十八里。《北史·崔宏传》说，三崤地势险要，那里盗寇很多，指的就是这里。全本也把“二”改成“三”，说二崤是盘崤、石崤，三崤是土崤。戴本也改作“三”。会贞按：胡氏以《河水》篇中的盘崤、石崤、千崤作为三崤，却遗漏了本注所说的土崤；全氏把盘崤、石崤与土崤合为三崤，又遗漏了彼篇的千崤，二人的说法都不能圆满。根据《春秋正义》所说的“俗称土崤、石崤，险要道路在两崤之间”，这里的土崤与《河水注》中的石崤就是二崤。《元和志》说，二崤山又名嵚崟山，在永宁县北二十八里；又引用《西征记》说，从东崤到西崤山三十五里。东崤有长达数里的陡坡，高峻的山丘和断绝的深涧，车辆不能并排行驶。西崤全是石坡，长十二里，险峻绝壁与东崤没有不同。所谓东崤，指的是土崤；所谓西崤，指的是石崤。没有提到盘崤、千崤，大概是因为盘崤、千崤在土崤、石崤之间，举出二崤便可以概括它们。《续汉书·郡国志》说，黾池有二崤。《后汉书·梁冀传》说，采土筑山，用来仿造二崤。班固《西都赋》说，左边凭借函谷、二崤的险阻。张载《叙行赋》说，登上二崤重重的险阻。古书称二崤的记载清清楚楚，可以逐一验证，这是郦道元所依据的。至于《地形志》《通典》《新唐志》等书作三崤，与《北史·崔宏传》《史记·正义》相同，是后世名称出现分歧。全、赵、戴本改作“三”，是没有广泛考察的缘故。东崤在今永宁县北面，西崤在今陕州东南面。谷水又向东流，在左面汇合北溪。溪水从黾池山向北流出。会贞按：《寰宇记》说，广阳山在渑池县东北二十里，[《元和志》作五十五里，是错误的。]也叫渑池山。现在这条水称作涧河，从渑池县东北流出。向东南流，注入谷水。朱本“南”误作“西”，戴、赵本改作“南”。守敬按：《大典》本、黄本作“南”。疑心这就是孔安国所说的涧水。相关内容见《涧水注》。谷水又向东流，经过新安县旧城。守敬按：两汉和魏代时，该县属弘农郡；晋代属河南郡。《地形志》说，天平初年属新安；这件事在郦道元之后，因此这座旧城一定经历过迁徙，只是《地形志》没有详细说明。谷水南北两面夹着水流，西面连接崤山和黾池。过去项羽向西进入秦地，在这里坑杀投降的士卒二十万人。守敬按：见《史记·项羽本纪》。国家灭亡、自身丧命，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千秋亭南面。守敬按：《通典》说，渑池县有千秋亭。《寰宇记》说，亭在县东二十里。亭子用石块砌成围墙，世人称作千秋城。朱本脱去“千秋”二字，赵本相同，全、戴本补入。潘岳《西征赋》见《文选》，说：亭子有“千秋”的名号，人却不能活到七十岁，说的就是这座亭。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四引用潘岳《伤弱子序》[三]说：元康二年三月壬寅日，弱子出生；五月，我前往长安；壬寅日，住在新安县千秋亭；甲辰日，弱子夭亡；乙巳日，葬在亭子东面。《子序》[三]说：元康二年三月壬寅日，小儿出生；五月，我前往长安。壬寅日，住在新安的千秋亭；甲辰日，小儿夭亡；乙巳日，埋葬在亭子东边。又向东流经雍谷溪。朱本“径”字下有“于”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郦道元按语说：《资治通鉴》唐武德三年注文引用这里时没有“于”字。《晋书·河间王颙传》说，南阳王模派将领梁臣在新安雍谷杀死了司马颙。这里山谷回环曲折，石路被峡谷阻断，所以也有“峡石”的称呼。郦道元按语说：名为峡石的地方有三处。《新唐书》记载，武德三年，行军总管罗士信袭击王世充的硖石堡并攻下它，就是这里所说的峡石，在今新安县西四十里。又《晋书》记载，永嘉五年，度支校尉魏浚率领数百家流民，守卫河阴的硖石。又《后汉书》记载，永安二年，尔朱荣与元颢相持，派尔朱兆、贺拔胜从马渚西面的硖石连夜渡河，也是河阴的峡石，在今孟津县西。《隋书·地理志》记载，熊耳县有峡石山。两部《唐书》记载，峡石县县治在峡石坞，也就是熊耳的峡石，在今陕州东南；这些都不是这里。因此郦道元说此地也有峡石之称，是为了同孟津、陕州的峡石区别开来。谷水经过这里的侧面，朱本误作“晋水”，全祖望、赵一清改为“崤”，也不对，戴震改为“谷”。谷水在左边与北川水汇合。北川水有两个源头，都发源于北山。郦道元按语说：这条水在今新安县西北。水向东南流，汇合成一条水，从乾方流向巽方，注入谷水。郦道元按语说：“乾”是西北方，“巽”是东南方，这里用八卦方位代指方向。谷水又向东流，经缺门山，与会贞按语说：《隋书·地理志》记载，新安县有缺门山。《朝野佥载》记载，开元八年契丹叛乱，关中军队救援营府，行军到达渑池缺门。因此这座山在唐代改属渑池。《金史·地理志》称新安有阙门山。《明一统志》记载，新安以西有缺门山，在今新安县西三十里。山冈彼此不相连接，相距一里多。会贞按语说：《太平御览》卷四十二引文作“一里”。所以得到“缺门”这个名称。两边的山壁争相高耸，像斗一样耸立，彼此错杂。

译向西望是两座山冈，向右看则平坦如砥石。朱本作“始低”，《笺注》说，谢灵运本有一作“如砥”。戴震、赵一清据此改。会贞按语说：孙潜校本作“砥”。谷水从缺门向东流去。朱本没有“缺”字，《笺注》说，戴克家认为这里以下疑有脱去的“缺”字；赵一清依此补入。广阳川水流来注入谷水。广阳川水发源于广阳北山。会贞按语说：这条水在今新安县西北，俗名谷水。向东南流，注入谷水；向南望去是微山。会贞按语说：微山在今新安县西南。云峰彼此错杂。谷水又流经白超垒南面。朱本《笺注》说：“白超”是误字，应作“白起”。赵一清说：不对。《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白超故城又名白超垒、白超坞。东汉末年，黄巾军在白超筑垒自守。《周书·魏元传》记载，魏元被任命为白超防主。隋代韩擒虎也曾任白超防主，见于他的碑文。大概南北朝长期兵乱，这里常作为戍守重镇。戴延之《西征记》说：继续走便到白超垒，距函谷关十五里；垒筑在大道上，左右有山夹峙。朱本误作“夹至”，《笺注》说宋本作“浃至”。孙潜认为疑当作“夹垒”。全祖望改为“夹之”，赵一清改为“浃至”，戴震改为“夹立”。两山相距一百多步，道路从中间通过。朱本没有“道”字，戴震、赵一清也相同。郦道元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作“道从中出”，今据此订正。这是旧时的关城。朱本“此”误作“北”，戴震、赵一清相同；郦道元按语说，《大典》本、明抄本作“此”，今据此订正。它不是所谓的白超垒。白超垒在缺门以东十五里。会贞按语说：《元和郡县图志》说它在新安县西北十五里。垒旁旧有坞，是冶官的所在地。朱本把“冶官”误作“治官”，戴震、赵一清改正，以下同。魏、晋时期，引谷水用于水力冶炼，以供国家使用，遗迹至今还存在。朱本作“尚有”，赵一清相同。《笺注》说“有”应作“在”。全祖望、戴震改作“存”。郦道元按语说：《后汉书·杜诗传》记载，杜诗制造水排，用来铸造农具，耗力少而成效多，百姓都认为便利。《三国志·魏书·韩暨传》记载，韩暨任监冶谒者。旧时的冶炼使用马排，每熔炼一次矿石，要用一百匹马；后来改用人排，又耗费人工。韩暨于是利用长流水制造水排，计算它带来的利益，是从前的三倍。桂馥《札朴》说：古人制造水排，“排”指排囊，用芦苇编成，鼓风吹炭，用于冶炼铁器；以水代替人力，所以叫作“水冶”。谷水又向东流，石默溪水发源于微山东麓。会贞按：此水在今新安县西南，微山已在上文记述。石默溪向东北流，汇入谷水。谷水又向东流，宋水向北流，注入谷水。会贞按语说：这条水在今新安县西南。谷水又向东流，经魏国将作大匠毌丘兴墓南。朱本“兴”字下有“盛”字，以下同。赵一清说：考《魏书·毌丘俭传》和裴松之注文所引《魏名臣奏议》张既表，都作“毌丘兴”，没有“盛”字。全祖望、戴震删去。郦道元按语说：《苏则传》也只称“兴”，何况三国时期两字名很少。墓在今新安县县治北、慕容山下，墓旁还存有两通碑；毌丘兴是毌丘俭的父亲。《管辂别传》说：管辂曾随军西征，经过他的墓时叹息。会贞按语说：《书钞》引文作“经过毌丘俭墓下”。《三国志·魏书·管辂传》和《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所引《魏略》也这样写，都是错误的，应当用这篇注文来订正。管辂对士人朋友说：玄武藏着头，青龙没有脚；白虎口衔尸体，朱雀悲哭；四种凶象都已具备，按术数应当灭族。后来果然如他所说。会贞按语说：《书钞》卷九十四所引《管辂别传》更为详细，这是记载相墓术最早的材料。谷水又向东流，经函谷关南面，转向东北流，皂涧水注入谷水。皂涧水发源于新安县。郦道元按语说：水源在今新安县北。向东南流，经毌丘兴墓东面，又向南流经函谷关西面。关口地势高峻险狭，道路通向城郭。郦道元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记谷城，注文引《西征记》说，函谷关两侧是高达十丈的断岸，中间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屡立大功，以身处关外为耻，请求用家僮七百人筑造关塞，把函谷关迁到新安，就是这里。郦道元按语说：《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三年，把函谷关迁到新安。应劭说：当时楼船将军杨仆屡立大功，以做关外之民为耻，上书请求迁徙东关，并愿以家财供给所需。汉武帝也有扩大疆域的意图，于是把函谷关迁到新安，距弘农三百里。旧函谷关在弘农，详见《河水注》。杨仆家所筑的关塞，从南山横跨洛水，北面连接黄河，相关情况又见《洛水注》。《元和郡县图志》说，今新安以东有南北向的塞墙，是杨仆所筑。《通典》说，新安县东北一里有汉代旧函谷关，并引用郭缘生《述征记》说，今天仍称它为新关，在今县城东二里。从前郭丹向西进入函谷关，在关下感慨说：‘我如果不乘驷马高车，终究不走出这座关。’离关十二年后，果然实现了这个愿望。朱本《笺注》说：《东观汉记》记载，郭丹当初前往长安，向宛人陈兆买来入关符，凭此进入函谷关。进入关内后，他把符交给乞丐，说：‘不乘使者的车，就不出关。’于是没有回家。十二年后，他奉命出使，才走出函谷关。[引文见《艺文类聚》卷六。]郦道元按语说：《后汉书·郭丹传》也作‘不乘使者车’，没有‘驷马高车’四字，这里大概兼采了其他《后汉书》的文字。皂涧水又向东流，注入谷水。谷水又向东北流，经函谷关城东面，在右侧与爽水汇合。朱本误作“合桑爽之水”。赵一清说：考《山海经》，“桑”“爽”二字并不相连。全祖望、戴震删去“桑”字和“之”字。《山海经》说：白石山，山的情况详见《洛水注》。向西五十里是谷山，山上多谷树，山下多桑树，爽水发源于此。朱本“爽”字下多一个“之”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郦道元按语说：今称郁山，在新安县西南二十里，练谷水发源于此，大概山和水都改了名称。

译世人称它为纻麻涧。赵一清说：按此句是郦道元增加的，不是《山海经》原文；下文“百答水”一句也一样。郦道元按语说：这六个字本是郭璞的注文，不是郦道元增加的；下文“百答水”一句也属于郭璞注文。水向北流，注入谷水。郦道元按语说：《山海经》作“向西北流，注入谷水”；朱本此处以下多出“《山海经》曰”四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山中有很多碧绿色的石头。朱本脱去“绿”字，戴震、赵一清补入。郦道元按语说：这是《中次六经》的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谷水又向东流，涧水注入它。《山海经》说：娄涿山，山的情况详见《洛水注》。向西四十里是白石山，涧水发源于此，向北流入谷水。郦道元按语说：这也是《中次六经》的文字。《涧水》篇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山海经》。戴震把《涧水注》中挚仲治以下的一段移到这里，是错误的，说明见该篇。以下统称为涧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之”字。涧水也是谷水的另一个名称。所以《尚书·禹贡》说：伊水、洛水、〔缺字〕、涧水都已流入黄河，却没有列出谷水这个名称，可见这个名称也可以通用。刘澄之说：新安有涧水，源头在县北。朱本误作“北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调换文字。又有渊水，不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我考察各地记载，根本没有渊水；只是“渊”和“涧”字形相近，常有把“涧”错写成“渊”的情况。所以阚骃《地理志》说：禹贡中的渊水……由此可知流传抄写的书籍有误，字句确实错乱。郦道元按语说：《灈水注》中的白羊涧误作白羊渊，也是同样的情况。这是刘澄之没有想清楚造成的。既然没有这条水，又到哪里去寻找它的源头呢？谷水又向东流，波水注入它。《山海经》说：瞻诸山向西三十里是娄涿山。朱本“娄”字上没有“曰”字，赵一清补入；这两座山的情况都详见《洛水注》。山上没有草木，却有很多金玉，波水发源于山的北面。朱本《笺注》说：《山海经》作“陂水”。赵一清说：今本《山海经》中“陂”字是传刻错误。全祖望说：我认为从洛水流出的水称为波水，应当就是这条水。如今郦道元在《洛水》篇把门水当作波水，恐怕不对；考证来看，王应麟已经先于我提出过这个说法。会贞按语说：波水在今新安县东南，世人称它为百答水。郦道元按语说：这句话是郭璞的注文。波水向北流，注入谷水。朱本此处以下多出“《山海经》曰”四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水中有很多茈石、文石。郦道元按语说：这是《中次六经》的文字。谷水又向东流，少水注入它。《山海经》说：廆山，山的情况详见《洛水注》。向西三十里是瞻诸山，山的南面多金，北面多文石。少水发源于山的北面，汇集牵引众多溪流，积聚成河。赵一清说：考这八个字也是郦道元增加的。少水向东流，注入谷水。郦道元按语说：这也是《中次六经》的文字。世人称它为慈涧。郦道元按语说：这句话也是郭璞的注文。《魏书·灵征志》记载，正始元年，河南郡上报说，慈水岸边有连理树。《隋书·地理志》记载，寿安县有慈涧。《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德三年，秦王李世民进军慈涧。《元和郡县图志》说，少水现在名为慈涧，水源在寿安县北。因此，自郭璞以后，没有不沿用俗称而把这条水称为慈水的。可是《金史·地理志》说宜阳县有少水，大概是依据《山海经》来称说的。水在今新安县东三十里。谷水又向东流，俞随之水注入它。《山海经》说：平蓬山，山的情况详见《谷水注》。向西十里是廆山。朱本没有“曰”字，赵一清补入。山的南面多有〔字形不清〕琈玉。赵一清改动了这个字。俞随之水发源于山的北面，向北流入谷水。朱本《笺注》说：孙潜认为，《山海经》作‘平蓬山向西十里是缟羝山，再向西十里是廆山’。会贞按语说：这也是《中次六经》的文字。廆山在缟羝山以西十里，缟羝山在平蓬山以西十里，那么廆山应在平蓬山以西二十里；这里说十里，则应把平蓬山改作缟羝山，才相合。也可能是郦道元记忆有误。世人称这条水为孝水。郦道元按语说：这句话同上面的纻麻、百答、慈涧一样，似乎也是郭璞的注文。又…… 《太平御览》卷六十三引用《山海经》第六篇时，也一并引用了这句话，但今天的《山海经注》已经没有它。而且《寰宇记》在河南县条下引用《山海经》，在‘向北流，注入谷水’之下明确写道：‘《水经注》说，世人称它为孝水。’足以证明这是郭璞的说法，只是早已脱落。今天称它为王祥河。潘岳《西征赋》说：‘在孝水中洗濯帽缨，赞美这个美好的名称就在这里。’赵一清说：考《文选》五臣注说，“澡”字，《水经注》作“济”，可见唐代官刻本原来写的是“济”字。古代隶书“齐”字和“喿”字形相近，所以“济”和“澡”互相不同。会贞按语说：《寰宇记》称这里引用的注文作“澡”，与今本相同。这条水在河南城西十多里。会贞按语说：《资治通鉴》梁大同四年注文引文作四十里，大概是错误的。《寰宇记》引用时仍作十多里。《隋书·地理志》记载，新安有孝水。《明一统志》记载，洛阳西南有孝水，在今洛阳西三十里。所以吕忱说：孝水在河南郡。会贞按语说：《文选·西征赋》注文引《字林》也这样说。可是戴延之说它在函谷关西面。郦道元按语说：这里以下应当有‘向南流入谷水，如今已经干涸’七字。刘澄之又说：水发源于檀山。朱本把“檀”误作“坛”，以下同。赵一清改正并说：檀山见《洛水注》。檀山在宜阳县西面，位于谷水南面，不可能有向南流入谷水的道理。戴震说：考察上文所引材料，并没有说水向南流入谷水，这里应当有脱文。推究这段说法，大概是承袭郭缘生《述征记》的错误记载。郭缘生随军戍守旅行，沿途询问探访；他既不是当地人，所以没有深入考察。如今河流向北流，水色清澄却夹杂泥泞，怎么能说已经干涸呢？戴震说：考察上文所引材料没有“枯涸”的话，这里也应有脱文。这些说法全都疏漏偏僻。水向东北流，经过谷城县北面。会贞按语说：班固《地理志》作“谷成”，《郡国志》作“谷城”。惠栋说：“成”“城”是古今通用字，把“城”写作“成”，见于刘宽碑阴和韩勅别碑。

译谷城县西面临近谷水，所以县名取自谷水。谷水又向东流，经谷城南面，并不经过它的北面。郦道元按语说：两汉、魏、晋时期，这个县都属河南郡；后来废除。[郭璞《山海经注》说，今谷水发源于谷阳谷东北，流到谷城县注入洛河，可见西晋时仍有这个县，《晋书·地理志》漏载。]《寰宇记》说，西晋时裁省此县，并入河南，大概是在太康年间以后。今在洛阳县西北十八里。谷水又向东流。朱本这里以下有“径”字。赵一清接着补入“河南王城西”五字，并说：《洛水注》记载，洛水支流向东北流经制乡，经河南县王城西，再向北注入谷水；这里应接“向东流，经河南王城西”，全祖望、戴震删去“径”字。洛水的支流流入谷水，详见《洛水注》。如今已经没有这条水了。又向东流，经过河南县北面，向东南流入洛水。河南王城西北面。朱本脱去“王”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谷水右侧有石碛。会贞按语说：在今洛阳县西北。石碛南面流出的是死谷。会贞按语说：见下文韦昭、颖容的说法。北面流出的是湖沟。魏太和四年，暴雨洪水上涨到三丈高。朱本把“四年”误作“七年”，全祖望本也相同。赵一清说：考《魏书》，魏明帝太和四年九月大雨，伊水、洛水、黄河、汉水都泛滥。《晋书》《宋书·五行志》记载也相同，没有太和七年发生暴水的事。下文说，太和五年在五龙渠上修建千金堨，恢复张、王过去的功绩；这样看来，太和四年伊、洛暴水才是正确的。这里的“七年”应是因下文“晋泰始七年大水暴发”而误。胡朏明说：曹魏明帝和北魏孝文帝都有“太和”年号。魏明帝的太和年号到六年结束，所以《方舆纪要》说谷水流入〔缺字〕，经王城北面，是从北魏开始的。然而〔缺字〕水发源于谷城山，向东南流，到王城东北后向南流入洛水。周灵王堵塞谷水使它向东流，按理必然同这条水汇合。韦昭说，谷水在王城北面，向东流入〔缺字〕水，这才是正确的。北魏所疏决的，是石碛北面的湖水。涧水与〔缺字〕水汇合，并不是从北魏开始的。会贞按语说：胡氏认为周灵王堵塞谷水，使它与〔缺字〕水汇合，这是不对的。赵氏也被这个说法迷惑，详见《洛水》篇和本注文下文。这里水流停滞，积成湖泽；又开挖沟渠使水流通，东西长十里，决开湖水，注入〔缺字〕水。朱本把“决”误作〔字形不清〕，《笺注》说应作“决”。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地理书》说，谷水流出形成湖沟，设置千金堰来拦蓄它。注文上文说“北面流出的是湖沟”，正是指这里所说的开沟通水。根据〔缺字〕水注，〔缺字〕水向东南流入谷水，谷水从千金堨向东流注，等等，可知千金堨正在〔缺字〕水的下游。注文后文叙述谷水向东流经乾祭门，后来向东到达千金堨，可见这里距离〔缺字〕水还很远。郦道元大概因为旧书说沟渠下游设置千金堰，所以顺带说到决湖注入〔缺字〕水，以此结束这件事。谷水又流经河南王城北面。戴震在“北”字上增加“西”字。郦道元按语说：不对。上文说经王城西北，这里不应再次说经西北。《括地志》说，旧王城又名河南城，所以这里连称河南王城。这就是所谓成周。《公羊传》说：什么叫成周？就是东周。郦道元按语说：这是《公羊传》宣公十六年的文字。何休说：称为成周，是因为周道开始完成，是周王所居住的都城。郦道元按语说：今本《公羊传》没有何休这条注文；《史记·鲁世家集解》引用何休的说法，与郦道元这段文字完全相同。《续汉书·郡国志》注文也引用何休的话，说周道开始完成，是周王的都城；可见何休原本确实有这条注文。[一〇]《地理志》说：河南郡的河南县。郦道元按语说：两汉、魏、晋时期，该县属河南郡。《地形志》记载，天平二年设置宜迁县，作为河南郡治；这在郦道元之后，所以郦道元当时仍是河南县，属河南郡。在今洛阳县西北九里。这就是古代的郏、鄏之地。郦道元按语说：《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周成王在郏鄏定鼎。杜预注文说，郏鄏就是今天的河南。京相璠说：郏是山名。鄏是邑名。朱本作“鄏地邑也”，赵一清、戴震相同，全祖望作“地名”。郦道元按语说：《括地志》引用京相璠《土地名》说，郏是山名，鄏是邑名；今据此订正。郏山详见《谷水注》。周成王占卜国运、安定九鼎，把这里作为周王的东都，称为新邑，这就是王城。城的东南门名叫鼎门，大概是九鼎从这里搬入，所以称这片地方为鼎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郦道元按语说：《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用《帝王世纪》所引《援神契》说，营建新邑并安置九鼎，把它作为周王的东都，这就是王城。如今东门名叫鼎门，大概是九鼎从这里搬入。《文选·谢朓〈暂使下都诗〉》注文引用《帝王世纪》，又说南门名为定鼎门；但《续汉书·郡国志》注文引用《帝王世纪》说东南门名为鼎门，与这里相合。注文又说，周成王定鼎，洛阳西南洛水上的鼎中观就是此处。楚王攻打陆浑之戎，曾在这里问鼎。郦道元按语说：见《左传》宣公三年。秦、晋两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详见《伊水》篇。《述征记》说：谷水、洛水原本在王城东北汇流，这就是所谓谷、洛斗。如今城东南缺去一千步，世人又称那里为谷、洛斗之处，这些说法都不对。我考察史书，周灵王时期，谷水、洛水相冲，冲毁了王宫。周王准备筑堰拦水，太子晋进谏，周王没有听从。郦道元按语说：这是《国语·周语》所记灵王二十二年的事。遗留下来的堰坝三道至今还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朱本作二十五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相同。

译郦道元按语说：《左传》应是襄公二十四年，今据此订正。齐国人修筑郏城，穆叔到周国祝贺。郦道元按语说：杜预注文说，郏就是王城；当时谷水、洛水相冲，毁坏王宫，齐国因此替周王修筑王城。韦昭说：洛水在王城南面，谷水在王城北面，向东流入〔缺字〕水。到周灵王时，谷水水势盛大，从王城西面流出，向南流与洛水汇合。两水相互冲击，好像争斗一样，并冲毁了王城西南面。郦道元按语说：这是《国语·周语》的注文。颖容著《春秋条例》。朱本《笺注》说：《隋书·经籍志》记载，汉代公车征召的士人颖容著《春秋释例》十卷。他说，西城梁门处有枯水之地，世人称为死谷，就是这里。由此才知道，郭缘生在旅途中仓促考察，进入函谷关时没有深入探究，所以记载同事实不符。会贞按语说：《禹贡锥指》认为郦道元引用韦昭的话来驳斥郭缘生的错误。我认为郭璞本来就错了，韦昭也没有完全说对。谷水从王城西面流出，向南与洛水汇合，这是它原来的河道。周灵王时，恰好遇到暴雨洪水大规模到来，两条河流相互冲撞，好像格斗一样，所以称为“斗”。并不是谷水原本从城北向东流入〔缺字〕水，后来忽然改道从城西流入洛水。假如谷水原本从城北向东流入〔缺字〕水，那么《洛诰》为什么要说王城在涧水以东呢？而且，假如谷水原来的河道确实在城北，周灵王堵塞它，使它从北面流出，这就是恢复大禹旧迹，太子晋又为什么要引用共工、鲧治水失败的祸害来劝诫周王呢？现在考察胡氏说谷水不在王城北面，这是对的；但他又说周灵王堵塞谷水，使它汇入〔缺字〕水，这就不对了。若果真如此，那么周代谷水流入洛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河道，为什么《汉书·地理志》仍说谷水流到谷城注入雒水呢？况且，如果担心谷水为害，应当堵塞它，使它流向更远的地方；假如它向东流经城西北，再经城北，一旦发生暴水，危害岂不是更大？大概周灵王堵塞谷水，只是为了防止水流溢出；谷水与〔缺字〕水汇合，是后汉、曹魏时期才形成的水道。韦昭误把后世的水道当成周灵王以前的河道，胡氏又误以为那是周灵王堵塞谷水后形成的河道。至于颖容所说的死谷，大概只是记载一次暴水留下的旧迹；郦道元又勉强用它来证明韦昭所谓谷水从城西流出、向南汇入洛水的说法。考王把周桓公封在这里，这就是西周。郦道元按语说：《史记·周本纪》记载，考王把弟弟封在河南，称为桓公。《世本》说，西周桓公名叫揭，居住在河南。到了他的孙子惠公，又把小儿子封在巩地，称为东周，详见《洛水注》巩县条。因此有了东西周的名称。郦道元按语说：赵翼说，东周是从西周的王城分出去的，不是周敬王所居的成周。分封在巩地的称东周，而河南的惠公原本居住在王城，所以仍称西周；这样，东西周都在河南，而周王以成周为都城则没有改变。《战国策》所说的周王，是居住在成周的周王；所谓东周君、西周君，则分别是以王城为都的河南周君和受封于巩地的周君。高士奇又说，东西周的名称前后总共发生过三次变化：最初说东西周，是以镐京和洛邑相对而言；中间说东西周，是以王城和成周相对而言；最后说东西周，则是以河南和巩地相对而言。秦灭周，把这里设为三川郡。全祖望说：考《史记·秦本纪》，秦灭周在灭韩之后；灭韩时已经设置三川郡，等到灭周，只是把周地并入三川郡而已，郦道元的说法没有考核。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郦道元按语说：见《史记·项羽本纪》。汉代把这里设为河南郡，王莽又将它改名为保忠信乡。赵一清说：考《汉书·王莽传》，王莽把三辅分为六尉郡，又把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设为六队郡，设置大夫，职权如同太守，属官职权如同都尉。又把河南大尹改名为保忠信乡，把河南所属县增加到三十个，设置六郊，每州设州长一人，每人主管五县，其他官名也全部更改。大郡最多分为五个，郡县中以亭命名的有三百六十个，以应合符命。这说明王莽改的是官名，不是地名。而且王莽当时正在营建东郡，扩大制度，怎么会把郡改称为乡？“乡”字应是“卿”字的错误。《地理志》写作“乡”字，郦道元又引用它，这种写法流传已久。全祖望、戴震改作“卿”。郦道元按语说：王怀祖、钱献之等人都把“乡”改为“卿”，但《汉书·地理志》和《王莽传》都写作“乡”，没有一本写作“卿”；当时也可能仍把它作为地名，称为保忠信乡以表示美称，这一点无法确定，不如保留原字。又《汉书·食货志》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这样就是一万二千五百户。把大郡分为五个来考察，一万二千五百户并不算少。又《释名》说，“乡”就是“向”，是众人所趋向的地方。这又是一种解释。汉光武帝定都洛阳，把这里设为尹。尹就是正的意思。郦道元按语说：《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世祖定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河南郡为河南尹。刘昭注文引用应劭《汉官》说，尹就是正，用来整治京畿，成为天下各郡的表率。谷水又向东流，经干祭门北面。朱本《笺注》说“干”一作“轧”。戴震说：王城北门叫干祭门。郦道元按语说：《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士景伯站在干祭门。杜预注文说，这是王城北门。《续汉书·郡国志》记载，北城门名为干祭。《资治通鉴》唐武德三年注文引用这里，也作“干”。全祖望说：按晋国并没有开此门，这是误读《左传》而妄加的说法。水向东到千金堨。《河南十二县境簿》。朱本把“县”误作“里”，《笺注》说应作“县”。郦道元按语说：《伊水注》引用时作《十二县境簿》。书中说：

译《御览》卷七十三引《九州岛要记》说，千金堨旁有九龙祠；《寰宇记》又引《东都记》说，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修治千金堨，并有在九龙祠祭祀的文字。[详见下文。]千金堨是穀水的正流，在洛阳城外；它与九龙殿前的九龙池完全不相通，修凿的时间也不同。九龙池是张纯原先开凿的渠道，所以有祠祀。到晋代渠道毁坏，在西面开渠泄水，正是原九龙渠的所在地，于是改名为代龙渠，而祠祀仍然存在，所以郦道元说代龙渠就是九龙渠。全氏认为九龙池就是九龙渠，实在是因为不知道渠道在城外、池子在城内。后来张方进入洛阳，攻破千金堨。守敬按：《御览》卷七十三引《晋后略》说，张方包围京城，决开千金堰的水，沟渠干涸，水井大多没有泉水。《伽蓝记》说，张方开沟引水，向东南通到洛水，向北通到芒山，大概是因为张方破坏堨后，水分流出来，于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京城中的水碓也都干涸了。永嘉初年，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治它，用来便利漕运。朱本从“京师”以下脱去二十七字。全氏 说：张方破坏了堨，为什么反而说公私都依赖它呢？根据《晋书·李矩传》，补入“京师水碓皆涸，永嘉初，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运”二十七字。戴氏也补入了，但漏补“京师水碓皆涸”六字。[一二]公私都依赖它。水积年。赵氏说：按这里有脱文。守敬按：删去“水”字就通了。渠道和堨都年久毁坏，石砌几乎全无，但遗留下来的基址还存在。朝廷在太和年间修复旧堨。守敬按：《魏书·孝文帝纪》说，太和二十年九月，将要引洛水通入穀水，皇帝亲自到现场观看。《寰宇记》引《东都记》说，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修治千金堨；渠道修成后水却不流，常常看见有龙扼住水道，使水不能下泄，于是到九龙祠祭祀，龙退去后水才流动。按千金堨石人西肋下的文字说：如果沟渠年久，需要疏通加深来引水，就应当在河南城北石碛的西面，守敬按：这就是前面所说河南王城西北的石碛。再开一条向北的渠道，使渠首通向狐邱。朱本误作“孤立”。《笺》说：宋本作“役首孤邱”，不知如何解释，或许都有讹误，应作“使首狐邱”，意思是向北引渠，向东与旧渎相合，取“狐死首邱”的意思。守敬按：这种解释也不恰当。旧沟向东流下。守敬按：这里的旧沟，大概就是前面所说从石碛北面流出、形成湖沟的旧河道。因为沿用旧道容易施工，石碛坚硬而且便于施工，工程完成后再来查看。加上边境事务很多，人力又十分缺少，而且新修的渠道和堨刚刚完成，水患尚未发生，所以不敢预先修通它；如果以后还要重新兴工，就应当从西面的石碛着手。因此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留给后来的贤者。守敬按：石人西肋下的文字到这里为止。虽然石碛已经沉陷败坏，但旧迹仍可凭据。按照文字来看，“北引渠”前面应完整作“谷水北引渠”，赵氏也增补了“谷水”二字。会贞按：这几句是郦道元解释石人上面的文字。上文说“再开渠北出”，是说从穀水分开另开渠道，向北引水，并不是说把穀水向北引入渠道。全氏、赵氏增添“谷水”二字，反而与上文意思相违。戴氏仍依旧文，是对的。向东与旧渎相合。旧渎又向东流。会贞按：这句话有误。石人文字先说开渠道向北流出，旧沟向东流下，因沿用旧道容易施工；后面又说新修渠道和堨，水患尚未发生，不敢预先修通它。这是说旧渎的河道容易疏通，因为新修千金堨后穀水暂时还没有造成危害，所以尚未修治；可见旧渎明确与穀水是两回事。郦道元上文说“北引渠东合旧渎”，以“旧渎”解释“故渎”是对的。但这里接着说“旧渎又东”，后文又承接说“谷水又东”，于是把旧渎当成穀水的正流了，这与石人文字的意思不合。这里应改作“谷水又东”。晋惠帝在水上修造石梁。朱本“梁”误作“渠”，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按桥西门南侧的题记说：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修石巷水门。守敬按：《文选·西征赋注》引此作“石卷”，是错误的。拆除竖枋。朱本“竖”误作“坚”。《笺》说：宋本作“竖”。戴氏、赵氏同。守敬按：孙潜校本作“竖”。又制作函枋，竖立起来作为覆盖的枋屋；前后开辟台阶，接续修筑石障，使南北两边都能通到河岸；在需要修筑的地方凿破石头，做成斜削的形状。到三年三月十五日完工。朱本“讫”误作“记”，全氏、赵氏、戴氏改正。守敬按：以上是桥西门南侧题记的原文，以下直到皋门桥，都是根据原文概括而写的话。并且在左右两边分别记载各门的宽、长、深、浅：巷道东西长七尺，南北方向的龙尾宽十二丈，巷道水口高三丈，称为皋门桥。朱本“皋”误作“睪”，全氏同，赵氏改作“皋”，戴氏改作“皋”。“睾”与“皋”相通。会贞按：《寰宇记》说，穀水上有皋门桥，就是晋惠帝所建，在旧洛阳城西。潘岳《西征赋》见于《文选》。文中说：“在皋门喂马。”朱本“潘”字上有“又”字，全氏、赵氏、戴氏删去。“秣马”中的“秣”字，戴氏认为是讹字，改作“驻”。守敬按：《文选》原本作“秣”，《寰宇记》引用时也作“秣”，因此“秣”字不是讹误。说的就是这里。穀水又向东流，又筑成石梁，横跨水面并控制城水，这是西梁。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出阊阖门外七里，桥长分 桥。中朝时期，因穀水水势湍急，流到城下，常常冲坏百姓住宅，于是架设石桥加以阻挡。水长时就分流注入洛水，所以称为长分桥。也有人说，晋代河间王当时在长安，派张方征讨长沙王，军队驻扎在这里，因此称为张方桥。

译穀水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合金谷水。金谷水发源于太白原，向东南流经金谷，称为金谷水。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郭缘生《述征记》说，金谷就是一处山谷，那里有金水，从太白原向南流经此谷，注入穀水。《通鉴》隋大业九年注文引作“金谷涧”。《方舆纪要》也同样把“水”改作“涧”，大概是沿用了《金谷诗叙》。 《寰宇记》说，太白原在河南县西北六十八里，是邙山的一座特殊山阜，在今洛阳县西北。金谷水向东南流，经过晋代卫尉卿石崇的旧居。戴氏删去“也”字。守敬按：《晋书·石崇传》说，石崇被任命为卫尉，在河阳金谷有别馆。这里在旧洛阳城西北。石季伦《金谷诗集叙》说：我在元康七年任太仆卿出任征虏将军，在河南境内的金谷涧中有一所别墅，那里清泉茂树，众多果树、竹子、柏树以及药草蔽覆其间。朱本《笺》说：以上是《金谷诗集叙》的文字，但宋本从这里到现在都脱落了，却错误地把第十七卷《渭水又东过上邽县注》中“渭水又东至即洋水也”以北的三百二十二字抄入这里；那一段注文本来已有，应当删去。守敬按：《世说·品藻篇注》载《金谷诗叙》说：我在元康六年任太仆卿出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在河南县境内的金谷涧中有一所别墅。那里地势有高有低，有清泉茂林，各种果树、竹子、柏树和药草等无不齐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凡是供人赏心娱目的东西都具备了。当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将要返回长安，我和众位贤者一同在涧中为他送行，日夜游宴，多次更换座处，有时登高俯视，有时列坐水边。当时琴、瑟、笙、筑等乐器都装载在这里，道路上一路演奏；到达住处后，又让乐工与鼓吹轮流演奏。于是各人作诗，来抒写心中的情怀。不能作诗的人，罚酒三斗。感叹生命不能长久，害怕衰败凋零不知何时到来，所以详细列出当时人的官职 爵位、姓名、年龄，又把诗写在后面。后来有好事的人，希望他们会来读这些文字。总共有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人苏绍，字世嗣，五十岁，列为第一。赵氏说：按这里缺失了一叶，无法补正。中尉虽然引用石季伦《诗叙》来补其缺文，但与下文西北角的文字终究接不上。戴氏把“蔽翳”改作“备具”。《升庵集》卷五十三说，所录宋人石刻的文字与《世说注》完全相同。可是严氏《全晋文》所载文字中有许多不同的话，难道是后人增添的吗？又《文选·金谷集诗注》《别赋注》《寰宇记》所载郭缘生《述征记》节引《金谷诗叙》，都作元康六年、太仆卿，与《世说注》相合；那么这里的“七”就是“六”的错误，“卿”字脱落了。“蔽翳”二字只见于此处，所以戴氏依《寰宇记》改作“备具”。金谷水又向东南流，注入穀水。会贞按：以下穀水分为两支：一支向东流经洛阳城北，一支向南流经洛阳城西。这里说穀水向东流经金墉城北，是指流经洛阳城北的水；后文说阳渠水向南流到阊阖门，是指流经洛阳城西的水。穀水又向东流，经金墉城北面。会贞按：这里叙述的是洛阳城北穀水的正流。魏明帝在洛阳城西北角修筑金墉城。朱本从“金谷水”到“洛阳城”一句共脱去二十六字，全氏、赵氏本也相同，戴氏增补。守敬按：戴氏所补“金墉城”等文字，是根据下文赵氏的说法补入的，因此旧抄本也相同，不一定就是《大典》本。现在考察《通鉴》卷七十二注文引《水经注》本，作“金墉城在洛阳城西北角”；又《文选·陆士龙〈为顾彦先赠妇诗〉注》引陆机《洛阳记》说，金墉城在宫城西北角；《通典》说，金墉城在旧洛阳城西北角。这些都可以作为郦道元《注》的证据，戴氏增补是对的。洛阳城在今洛阳县东北二十里。称作金墉城。魏文帝在城东北角修建高层楼阁。赵氏说：《寰宇记》“西京洛阳县”条说，金墉城在旧城西北角，是魏明帝所筑。《洛阳地图》说，金墉城内有百尺楼。一清按：“西北角”上面应当是在叙述洛阳故城，今本脱漏了这几个字。又金墉城是明帝所筑，那么高楼就不应说是文帝所建，这大概也是把明帝误作文帝。全氏也认为“文帝起楼”这句话有误。戴氏删去“魏文帝”三字。守敬按：《河南志》引《洛阳记》说，洛阳城内西北角有百尺楼，是魏文帝所造；这里是就洛阳城整体而言。《洛阳伽蓝记》说，金墉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年代虽然久远，形制仍和当初一样；这里是专指金墉城而言。两书都称魏文帝，与此《注》相同。《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又引华延隽《洛中记》说，金墉城东北有百尺楼，是魏都水使者陈熙建造的，也就是文帝时期建楼的人。因此文帝原先已有这座楼，明帝后来修筑金墉城将它围在其中；楼在金墉城东北，所以郦氏直接说文帝在东北角修建高层楼阁。全氏、赵氏怀疑“文帝”二字有误，戴氏径直删去，是没有考察清楚。《晋宫阁名》。守敬按：此书没有作者姓名，书卷已经亡佚，《隋志》没有著录；《类聚》《初学记》《文选注》等书多有引用。书中说：金墉有崇天堂，就是这里。会贞按：《初学记》卷二十四说，晋代有崇天台，注文说见《晋宫阁名》，怀疑这里的“堂”是“台”字的错误。

译地面上架木建成榭，所以就是百尺楼。朱本作“曰楼”，全氏、戴氏改“曰”为“白”。守敬按：不对。《洛阳记》《伽蓝记》《洛中记》都作“百尺楼”，这里应作“故百尺楼矣”，现据此订正。皇帝刚迁来，宫殿还没有完工，暂时在这里停驻。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迁都之初，宫阙尚未建成，高祖住在金墉城。在旧台上建造霄榭，就是所谓台势高耸的建筑。全氏说：这里有误文。会贞按：这句中的“台”字，《大典》本没有，残宋本作缺字。南面叫干光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高祖在金墉城内建造光极殿，于是把金墉城的城门命名为光极门，怀疑就是干光门。两旁修建两座观，观下在壕沟上排列朱红色横木，作为御路。东面叫含春门，北面有退门。全氏、赵氏、戴氏把“退”改作无法辨识的字。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文作“退”，《方舆纪要》作无法辨识的字。城上西面排列着楼观。守敬按：《御览》卷一百七十九引华 延隽《洛中记》说，金墉城西南角有昌都观；此《注》没有说出观的名称，是略写。每隔五十步设一座睥睨，屋台上放置一口钟，用来与漏鼓相应。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文作“居屋台”。西北面连接着有廊庑遮蔽的建筑。朱本把“西”误作“函”，并且“庑”下面脱去一个“函”字；赵氏根据孙潜本改补。城墙与宽阔的榭相连。朱本把“比”误作“北”，赵氏同；全氏、戴氏改正。炎热的夏天，高祖常来这里避暑。朱本把“祖”作“视”。《笺》说：“视”字错误，应作“高欢”。全氏改作“高祖”，并说何焯认为郦道元不可能见到神武帝时代；施廷枢说高欢的避暑宫在晋阳。赵氏也把“视”改作“祖”。戴氏说，《魏书·高祖纪》记载高祖常到洛阳，故改“视”为“祖”。这就是金墉城中的一处绿水池。穀水经过洛阳小城北面，依凭旧城曲折处构筑金墉城，所以称为向城。朱本把“城”误作“地”，全氏、赵氏、戴氏改正。永嘉之乱时，筑成营垒，称为洛阳垒。朱本脱去“之”字，全氏、赵氏、戴氏补入；赵氏根据《名胜志》删去“曰”字。《洛阳伽蓝记》说，金墉城东面有洛阳小城，永嘉年间修筑。因此《洛阳记》说：陵云台西面有金市。守敬按：《魏志·文帝纪》记载，黄初二年修筑陵云台。《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杨龙骧《洛阳记》说，凌云台高二十三丈，登上去可以看见孟津。《洛阳伽蓝记》说，千秋门内道路北面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引《述征记》说，凌云台在明光殿西面，可见它是在宫城之中。金市就是后文所说渠道向东流经旧金市南面的地方。金市北面正对着洛阳垒。又向东流经大夏门下。会贞按：《通鉴》魏明帝太和元年注文引此作“大”。《文选·潘安仁〈河南县作诗〉》说：“大夏遥远，无法看见。”这里的“夏”与“通”相通。就是旧夏门。会贞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夏门。[一三]《洛阳伽蓝记》说，北面最西一端叫大夏门，汉代叫夏门，魏、晋叫大夏门。《寰宇记》说，汉代叫夏门，晋代改为大夏门，正位于亥 上文。《河南志》说，夏门又作夏城门。陆机《与弟书》说：门上有三层楼，高一百尺，是魏明帝建造的。朱本脱去“楼”字，全本、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寰宇记》引《魏略》说，明帝建造三层楼，高十丈。陆机《与弟书》说，大夏门有三层楼，高一百尺。《河南志》也相同，今据此订正。门内东侧靠近城墙处，有魏明帝所建的景阳山。朱本把“明帝”误作“文帝”，下文同；全本、戴本改正。遗址还保存着。孙盛《魏春秋》说：景初元年。朱本误作“黄初元年”，赵本相同，全本、戴本改正。明帝更加崇尚宫殿，雕饰楼观，在太行谷城山采集白石英、紫石英和五色文石。朱本作“大石”，全本、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高堂隆传》作“文石”，《河南志》也相同，今据此订正。在芳林园中筑起景阳山。会贞按：芳林园在旧洛阳城中。山上种植松树、竹子和各种草木，捕捉禽兽充实其中。当时各种劳役纷纷兴起。朱本“时”作“是”，赵本相同，全本、戴本改正。明帝亲自挖土，率领群臣以及三公以下官员，没有不出力的。全本说：这是明帝景初元年的事，杨阜、高堂隆曾连续上奏章加以劝谏。会贞按：《魏志·高堂隆传》说，景初元年，明帝更加增建宫殿，雕饰楼观，开凿太行山的石英，采集谷城的文石，在芳林园中筑起景阳山，在太极宫北面修建昭阳殿。各种劳役繁兴，役作者多达万人。公卿以下，直到学生，没有不出力的，明帝于是亲自挖土来率先示范。《杨阜传》说，明帝营建洛阳宫殿楼观，杨阜上疏如此劝说。又，明帝景初元年的注释引《魏略》说：这一年设置内殿，在芳林园西北角的前面筑起土山，使公卿群僚都背土筑山，并在山上种松树、竹子、杂木和各种花草，捕捉山禽、杂兽放置其中。这也可以作为孙盛说法的证据。山的东面，旧时有九江。陆机《洛阳记》说：九江径直作成圆形水面，水中筑一座圆坛，从中分成三处，夹着水面可以互相通行。《东京赋》说：全本、戴本增补“东京”二字。濯龙、芳林，九谷、八溪。朱本《笺》说：《文选》薛综注引《洛阳图经》说，濯龙是地名，芳林是苑名，九谷、八溪是养鱼池。会贞按：《御览》卷八百三十四引《续汉书·百官志》说，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河南志》说，芳林园在步广里。[步广里见下文。]九谷池、八溪池，已经不知道所在之处。芙蓉覆盖水面，秋兰铺满山崖。戴本把“崖”改作“涯”，大概是依据《文选》。守敬按：说兰花覆盖山崖，是有这种情况的；说兰花覆盖水涯，却从未听闻。如今山只剩下奇特的土丘孤立着，江水也不再有从前那样的形态了。朱本《笺》说：谢氏认为，详细考察上文，这里应作“九江”，也有人作“溪谷”。赵本说：按何焯认为，“江”字可以概括九江，不必增改。

译渠水又向东流。戴本把“渠”改作“谷”。会贞按：不对，理由见后文。渠水分出一支向南流入华林园。会贞按：华林园就是上文所说的芳林园。《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说，齐王曹芳即位后，改称华林。这条城北的渠水，从大夏门向东分出一支流入城内；渠水就是谷水。水流经过疏圃南面。赵本说：“疏”也作“蔬”，二字通用。会贞按：《御览》卷一百八十九引文作“蔬圃”；《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洛阳宫殿簿》说，蔬圃殿在华林园中，因取此园名为殿名。蔬圃在华林园中，下文的瑶华宫、景阳山、天渊池、茅茨堂也都在园中。园中有一口古玉井，井的各部分全都用珉玉制成。守敬按：《寰宇记》引《洛阳记》说，璇华宫有玉井，用白玉层层砌成并加以装饰。[“累”字疑当作“累”。]这段注文叙述玉井后接着叙述瑶华宫，就是《洛阳记》所说的那口井。瑶华大概是璇华的异名。井口用缁石制成。朱本把“缁”作“锱”，戴本改作“缁”，赵本相同。赵本说：《湿水注》所说的洛阳八风谷中的缁石，大概就是黑石。又说：《北堂书钞》引注文作“缋石”。会贞按：《大典》本、残宋本作“缁”。《御览》卷一百八十九、《事类赋注》卷八引文作“缋”。玉井制作精密，即使历经年代也没有改变，光彩灿烂，像新的一样。会贞按：《御览》引文把“璨”作“粲”。水又经过瑶华宫南面。朱本脱去“径”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水流经过景阳山北面。会贞按：《魏书》说，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游览华林园，观看旧景阳山。山上有都亭。朱本把“有”作“在”，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御览》卷一百九十四引华延儁《洛阳记》说，城内有都亭。《河南志》引华延儁《洛阳记》说，城内有二十四座都亭。《通鉴》说，齐中兴元年，魏国追捕擒获咸阳王元禧，送到华林都亭。《通鉴注》说，华林都亭大概在华林园门外。胡三省不知道都亭在华林园中，是因为没有考察郦道元的注文。厅堂上筑有方形湖泊，湖中建起御座，是用石头做的。会贞按：《初学记》卷八引此文，“起”作“趣”，是错误；“坐”作“座”。《河南志》也作“座”。《事类赋注》卷四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天渊池南面有积石坛，据说是三月三日皇帝设流杯宴饮、临御的地方。《宋书·礼志》说，魏明帝在天渊池南设置流杯石沟，宴请群臣；御座前修建蓬莱山，曲折的池水连接宴席，飞流的水沼拂过坐席。会贞按：《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引《魏略》说，在芳林园中筑起池陂。南面设置射侯，夹在宴席两侧；武库高峙，背靠山岭。厅堂上有崎岖的石路，岩石山峰高峻险要；云台、风观，以及相连的山峦土丘，错落相接。游览观赏的人登上或走下高阁。朱本把“阿”作“耶”，《笺》说：孙氏认为疑当作“阿”；全本、赵本、戴本改正。人们出入彩虹般的台阶，从远处看，形状就像野鸭沉没、鸾鸟飞举。朱本《笺》说：古本作“岛没”。谢氏说：一作“鸟没”，吴本改作“凫没”。其中引水飞流而下。朱本把“睾”误作“睪”，赵本相同，戴本改作“皋”。水流倾泻成瀑布，有时曲折绕过水中洲渚，水声潺潺，连续不断。竹子和柏树遮蔽着层层叠叠的山石，绣薄草丛生在泉水旁边；微风暂时拂过，芳香便弥漫于六合之内，实在像神仙居住的地方。朱本把“实”误作“入”，全本、赵本、戴本改正。水向东流入天渊池。守敬按：《魏志·文帝纪》说，黄初五年开凿天渊池。《后魏书·宣武帝纪》说，永平四年把代京的铜龙迁置于天渊池。《事类赋注》卷四引《邺中记》说，华林园千金堤上设置两条铜龙，彼此相对喷水，水流注入天渊池。《邺中记》应当是《洛中记》的错误。又据《洛阳伽蓝记》，华林园中有大海，就是汉代[应当作“魏代”。]的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的九华殿。朱本作“九花丛”，《笺》说：应当作“九华殿”。《洛阳宫殿簿》[按：引文见《艺文类聚》卷六十二。]记载有明光殿、式干殿、九华殿、蔬圃殿。但《魏志》说，青龙三年，返回洛阳宫，恢复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赵本说：按，此说不对。程大昌《演繁露》说，水流经洛阳天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楼，“楼”字也误。据《魏书》记载，黄初七年三月修筑九华台。现今校正为“九华台”。会贞按：赵氏把九华台说成九华殿，也不对。《宋书·后妃传赞》说，汉氏昭阳宫的宏丽，魏室九华殿的光辉；昭阳、九华并举，因此这里也应当是指九华殿。魏国既有九华台，又有九华殿。这段注文所说的“殿基”等，正是指有九华殿而言。至于九龙殿，和后文所叙的九龙池相近，并不是这里的地方。《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洛阳宫殿簿》称有魏九华殿，又有九龙殿，可以作为证明。又考察《洛阳伽蓝记》，天渊池中有文帝九华台，魏孝文帝在台上建造清凉殿。这大概是北魏改建九华台上的殿宇，又称为清凉殿吧？殿基全都用洛阳旧碑层层垒成，如今在其上建造了钓台。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世宗在天渊池中修筑蓬莱山，山上有钓台殿；这与这里所说在九华殿上建钓台的记载不同。池南正对着魏文帝的茅茨堂，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年间所立。赵本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奈林南面有一处石碑，是魏明帝所立，碑题作《苗茨之碑》。魏孝文帝在碑北面修建苗茨堂。永安年间，庄帝在华林园练习骑马射箭，百官都来读碑，怀疑“苗”字是错误的。国子博士李同轨说，魏明帝才华卓越，世人称为三祖，公干、仲宣是他的羽翼，只是不知道碑文原意究竟如何，不能说它错了。杨衒之当时任奉朝请，于是解释说，因用蒿草覆盖它，所以称为苗茨，这有什么错误？众人都称赞说得好，认为他理解了碑文的旨意。陈耀文《天中记》说，杨衒之是魏人，亲自解释了“曲茨”的含义。道元说是黄初年间所立，这是错误的。一清按：天渊池是在黄初五年开凿的；九华台是在黄初七年修筑的；

译或者茅茨堂也是曹丕所建，只是那块碑是曹叡所立，这一点还无法确定。又，李同轨说公干、仲宣是魏明帝的羽翼，也不正确。刘桢、王粲都是曹丕的宾客，到了曹叡时期，两人的尸骨早已朽坏很久了。守敬按：《巵林》说，《魏书·任城王澄传》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修建茅茨堂，东边叫步元庑，西边叫游凯庑，命群臣作诗。因此碑是在曹魏时期立的，而茅茨堂却是魏孝文帝所建。周氏的说法与《洛阳伽蓝记》相合。我私下认为，堂和碑都是子桓曹丕首创的；如果茅茨堂始建于魏孝文帝时，怎么会有《苗茨碑》？到魏孝文帝时，堂已毁而碑还在，所以又修建堂来更新它罢了。我所见《伽蓝记》古抄本中，两处“明”字都作“文”，与此注文相同。陈耀文依据错误的《伽蓝记》版本来责难郦道元，赵氏又依据它来议论李同轨，却没有想到李氏即使是一时答错，杨衒之把它记在书中，难道竟不知道两人的时代并不相合吗？这条水从天渊池向东流出华林园，经过听讼观南面。会贞按：听讼观在旧洛阳城中。原来叫平望观。魏明帝常说：狱讼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当审断重大案件，总要亲临听讼观察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太和三年，改用现在这个名称。会贞按：《魏志·明帝纪》说，太和三年十月，把平望观改名为听讼观。明帝常说，诉讼案件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审断重大案件，常亲临此观听察。《魏书·宣武帝纪》说，永平元年下诏依照洛阳旧图修缮听讼观，大概是沿用了曹魏的旧制。听讼观西北面连接华林隶簿。朱本《笺》说：《唐六典》记载，都官原是汉代设置的官职，属司隶校尉管辖，掌管各种奴婢男女；男子充入罪隶，女子从事春饎之事。都官郎中掌管配没隶簿，登记俘囚，供给衣服、粮食、药物和医治，并审理诉讼争执、洗雪冤屈。从前刘桢在这里磨石。《文士传》会贞按：《隋志》著录《文士传》五十卷，张隐撰；《新唐志》作张骘，《魏志》裴松之注作骘。说：魏文帝还在东宫时，宴请各位文学之士。酒兴正浓时，命甄后出来行拜礼。朱本“出拜”作“拜坐”，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书钞》卷一百六十引原书作“出拜”。《御览》卷五十一引作“拜坐”，是脱去了“者”字。众人都伏身行礼，只有刘桢抬眼直视。朱本作“平仰观之”，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原文在此截断，后文缺失。]《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原书作“平视”，《书钞》所引也相同。魏太祖认为这是不敬，把他送入徒隶簿。后来魏太祖乘坐步牵车登城，下来察看。朱本把“阅”误作“关”，《笺》说：应当作“观”。赵本改作“观”，全本、戴本改作“阅”。守敬按：《御览》引作“阅”。徒隶簿上的人都恭敬行礼，只有刘桢拘曲着身子坐着。朱本作“抠坐”，《笺》说：一作“匡坐”。赵本说：按“抠坐”是提着衣襟坐着；他因为从事磨石，所以坐姿是这样。如果作“匡坐”，就是端正地坐着，怎么能磨石？戴本作“拒坐”，说含义不详。守敬按：《世说》注、《书钞》引作“匡”，《大典》本、残宋本作“拒”，黄本才作“抠”，怀疑《注》原本作“匡”，传抄时变作“●”，后来的人又改成“抠”。戴氏、赵氏没有深入考察。磨石一动不动。[一四]魏太祖说：这不是刘桢吗？朱本《笺》说：“也”应当作“邪”。赵本说：按阎若璩认为，《唐韵正》中“也”和“邪”古代可以通用。《御览》引作“也”。这块石头有什么性质？刘桢说：石头出自荆山玄岩之下，外表显现五色的纹理，内里秉有坚贞的性质。朱本把“坚”误作“贤”，《笺》说：应当作“坚”。守敬按：《御览》引作“坚”。雕刻它不会增加纹饰，打磨它也不会增添光泽；它禀受的气质正直，天性本来如此。魏太祖说：名声难道是凭空得来的吗？于是恢复了他文学侍从的身份。朱本《笺》说：《世说》注引《文士传》说，石头出自荆山悬岩之巅，外面有五色纹理，内部含有卞氏之珍；打磨它不会增加光泽，雕刻它不会增加纹饰；禀受的气质坚贞，是天然形成的。守敬按：《世说》注与此处所引文字有些相同，也有些不同。又《书钞》卷一百六十、《类聚》卷八十三、《御览》卷四百六十四引《文士传》，彼此也有详略差异，应当是传抄造成的变化。只有《御览》所引与这里相同，但少了末句，现据此校订。池水又向东流，流入洛阳县的南池。朱本把“入”作“于”，赵本、全本相同，戴本改正。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魏孝文帝在翟泉北面设置河南尹。这里所说的洛阳县南池，大概是洛阳县与河南尹共同治所在池北一带。南池在旧洛阳城中东北角。此池就是旧日的狄泉，南北长一百一十步。东西宽七十步。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建春门内太仓南面有翟泉，周围三里，水仍然清澈，水底幽深明净，鱼鳞甲壳潜藏其中，能够辨认出鱼的种类。[原文此处疑脱“类”等字。]魏孝文帝因为泉水在华林园东面，便取名为苍龙海。皇甫谧说：悼王把景王葬在翟泉，如今洛阳太仓中的大坟就是景王墓。会贞按：《续汉志》注引《帝王世纪》说，太仓中的大坟是周景王的墓。《寰宇记》引文说，景王葬在翟泉，如今东阳门内有一条大街，街北有太仓，其中有景王陵，向北可以远望翟泉。太仓就是后文所叙从阊阖门分出的一支水、经过太仓南面的地方。《春秋·定公元年》说，晋国魏献子在翟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开始结盟修筑周城。会贞按：《左传·定公元年》说，晋国魏舒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将要修筑成周城。所谓“寻盟”是在前一年，这次盟会修筑周城，应当作“城成周”。班固、服虔、皇甫谧都说翟泉在洛阳东北，是周代的墓地。《汉志》引《春秋》说晋国在狄泉会合诸侯，下面只说因为这里地势广大，便修成周城，让周敬王居住。

译用这段注文来对照，应当有文字脱漏。服虔的说法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续汉志》注引《帝王世纪》说，狄泉原本是殷王的墓地，在成周东北，今天城中有殷王墓，就是这里。现在考察，周威烈王葬在洛阳城内东北角。会贞按：《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说，又引宋忠说，威烈王葬在洛阳城中东北角。又《续汉志》注引《晋太康地道记》说，城东北角有周威烈王墓。景王墓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座墓之间，靠近广莫门道路东侧、建春门道路北侧。会贞按：广莫门在北城墙东端，建春门在东城墙北端，详见下文。这里的道路就是东宫街，在洛阳城中位于东北方向。会贞按：《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说，翟泉在成周东北。后来秦国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扩建洛阳城，并且取得景王 这是吕不韦的墓地。会贞按：《史记·吕不韦传》说，秦庄襄王元年，封吕不韦为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周本纪集解》引《皇览》说，景王墓在洛阳太仓之中。秦国封吕不韦洛阳十万户，所以扩大洛阳城，把景王墓也围在城内。这就是景王墓地。会贞按：《吕不韦传集解》引《皇览》说，吕不韦墓在河南洛阳北邙道西的大冢，就是这里。到了晋永嘉元年，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面陷落，有两只鹅出现：苍色的飞翔冲天，白色的停留在那里。陈留孝廉董养说：步广是周代的狄泉，是诸侯盟会之地；如今出现苍色，正是胡人的征象，这件事难道可以说尽吗？后来过了五年，刘曜、王弥进入洛阳，皇帝逃居平阳。会贞按：《晋书·五行志》说，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面陷落，出现苍、白两色的鹅；苍色的飞翔冲天，白色的停留在那里。陈留人董养说，步广是周代的狄泉，是诸侯盟会之地。白色是金的颜色，是国家所行的征象；苍色是胡人的征象，这件事难道可以说尽吗？此后刘元海、石勒相继扰乱中原。篇末一句是把后来的事情合并概括来说的。《怀帝纪》却说，刘曜、王弥进入京师，皇帝出逃，被刘曜等人追上，在平阳蒙受流亡之苦。另据《隐逸传》也记载步广里的事情，说董养字仲道，是陈留浚仪人，却没有说他是孝廉，这是记载的省略。陆机《洛阳记》说：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城的东面。会贞按：《河南志》说，步广里在上东门内。《洛阳伽蓝记》卷一说，魏高祖在翟泉北设置河南尹，晋代中期这里就是步广里。由此可知，狄泉所在之处，不可能在太仓西南。京相璠与裴司空彦季修撰《晋舆地图》，书名作《春秋赵有土字。地名》。会贞按：《晋书·裴秀传》说，裴秀字季彦，任司空，撰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并上奏进献。他的《序》说，现在考察《禹贡》所记山海、河流、平原、低湿地、陂塘、湖泽，古代九州以及当时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落，以及古国、盟会的旧名和水陆道路，于是绘成地图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记载，《春秋土地名》三卷，是晋代裴秀门客京相璠所撰。又说：今天太仓西南的池水，名称叫狄泉。朱本把“池”误作“地”，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明抄本、黄本作“池”。又说：旧说认为，翟泉本来就在洛阳北面，后来苌弘修筑成周城，才把它绕入城内。朱本把“苌”写作“长”，又脱去“城”字；《笺》说应作“苌弘城成周”。赵本改“城”字，戴本增补“城”字。守敬按：《国语·周语下》说，周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想修筑成周，于是向晋国报告如此等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正义》引《土地名》说，有人认为，定公元年修筑成周，于是把翟泉绕入城内。大概是抄略《土地记》的文字。考察郑玄说，狄泉本来在下都城北面，当时修筑成周城，于是把狄泉绕进城内，这大概就是《土地记》所说的旧说。杜预据此一条证据，认为一定是狄泉。朱本脱去“谓”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赵云：狄泉应依《左传》文字作翟泉。会贞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经》作翟泉，《传》也作翟泉；昭公二十三年《经》作狄泉，三十二年《传》作狄泉，定公元年《传》作狄泉。因此《经》《传》中翟、狄二字都有错出。本注采用了这种说法，前后也交替使用翟、狄二字，大概是因为翟、狄可以通用。赵本于是说应依《传》作翟，并把前后所有“狄”字都改成“翟”；全本、戴本也跟从这样改，实在是没有考察清楚。杜预的说法，详见后文杜元凯所说的“狄泉”条。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会贞按：这里暂且只用一句话空泛地驳斥，后文才具体指出它的错误。后来这里成为东宫池。会贞按：《寰宇记》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太子宫东面有翟泉，如今已经干涸，没有水。《晋中州记》——守敬按：《中州记》未被《隋书·经籍志》著录——说：惠帝还是太子时，出行听到蛤蟆叫声，问人这是官家的蛤蟆还是私人的蛤蟆。侍臣贾胤回答说：在官地里的就是官蛤蟆，在私地里的就是私蛤蟆。皇帝下令说：如果是官蛤蟆，可以供给俸禄。此前有谶语说，蛤蟆将要显贵。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九引王隐《晋书》说，谶书中有“蛤蟆当贵”的话。惠帝在宫中时，出来询问左右：这叫声是官蛤蟆吗，还是私蛤蟆吗？贾胤说，在官地中是官蛤蟆，在私地中是私蛤蟆。于是世间就流传了这句话。《晋书》说，华林园中有蛙鸣，惠帝问左右，侍中贾允如此回答。今天的《晋书·惠帝纪》也说，惠帝曾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声，那时他还是太子。这里的“侍臣”应以作“侍中”为是。

译从前晋朝把愍怀太子收押在后池。会贞按：《晋书》说，愍怀太子司马遹是惠帝的长子，贾后想杀害他，派尚书和郁等人到东宫，把太子废为庶人。但只说这一天太子在玄圃游玩，没有说把他收押在后池。这里所说的就是这座池。会贞按：本注从大夏门向东、分枝流入城的水，叙述到此为止，却没有说明狄泉水流向何处；后文叙述灵芝池、九龙池时也是如此。考察《洛阳伽蓝记》说，华林园中各处水池都有石孔通向地下，向西通谷水，向东连接阳渠，也同翟泉相连。如果旱灾严重，谷水流入其中也不会干涸；离毕附近的水流滋润这里，阳渠排水也不会涨满。由此可见，狄泉以及灵芝池、九龙池下面，都有石孔使水流通，本注没有说到，只是有所省略。其中一条水流。会贞按：这是城北谷水的主流。从大夏门向东流经宣武观。守敬按：《寰宇记》洛阳县条引《晋宫阙簿》说，宣武观在大夏门内东北方的高处；[《河南志》引文没有“上”字。]所以说，南面可以望见天渊池，北面可以俯瞰宣武场。建筑依凭城墙修建，不再增筑城墙。守敬按：宣武观在旧洛阳北城墙上。左右两侧排列着夹道步廊，高低错落，像鸟翼一样伸展；南望天渊池，天渊池详见前文；北瞰宣武场。守敬按：《晋书·武帝纪》说，泰始十年十一月，武帝登临宣武观，大规模检阅各军。大概是在宣武场讲习武事，登观观看。因此《山涛传》又说，武帝太康年间，曾在宣武场讲武。《寰宇记》说，宣武场是魏明帝斗猛兽的地方，但那只是针对设置栏槛斗虎之事而言。《洛阳伽蓝记》说，晋代中期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如今成为光风园，长满苜蓿，在旧洛阳城外。《竹林七贤论》——会贞按：《隋书·经籍志》记载，《竹林七贤论》二卷，晋代戴逵撰——说：王戎幼年时就清秀聪慧。魏明帝 在宣武场上——《事类赋》卷二十作“明帝”，是错误的——设置栏槛，包住虎的牙爪。“苞虎牙”三字，朱本误作“苞虎阱”，赵本相同，戴本作“苞虎牙”。会贞按：《大典》本、残宋本作“牙”；以《世说新语·雅量》作“折断虎爪牙”相互印证，可知“牙”字正确。这三字的文意本来承接下文，后人没有察觉，改成“苞虎阱”，使文意承接上文。不知道设置陷阱正是为了捕虎，这个地方哪里会有陷阱呢？也是不明事理。于是让力士裸露上身，轮番同老虎搏斗，放任百姓观看。王戎当时七岁。会贞按：《世说新语》也作七岁。《晋书》本传作六七岁。考察王戎死于晋惠帝永兴二年，享年七十二岁，倒推可知生于魏明帝青龙二年。青龙年号共四年，后来改为景初；景初二年十二月，魏明帝卧病，景初三年正月去世。这样看来，王戎在魏明帝卧病时还只有五岁，不仅《竹林七贤传》和《世说新语》的记载不合，连《晋书》本传也不合。他也前往观看。老虎乘机逼近栏槛吼叫。会贞按：《事类赋注》引文作“承”，《世说新语》也作“承”。它的叫声震动大地，观看的人没有不躲避退缩、跌倒扑地的。王戎却安然不动。会贞按：《事类赋注》引文作“安”，《世说新语》作“湛”。魏明帝在阁楼上看见了他。朱本作“门上”。会贞按：《世说新语注》引文作“阁”，《事类赋注》也作“阁”，《晋书》本传同样作“阁”，可知这里的“门”是“阁”字之误，现予订正。魏明帝派人询问他的姓名，感到十分惊异。会贞按：《事类赋注》卷二十引《竹林七贤论》的文字。宣武场西面是旧日贾充的住宅。会贞按：《晋书·贾充传》说，贾充是平阳襄陵人，这里是他任官时的旧宅。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广莫门北面，这就是汉代的谷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谷门。《洛阳伽蓝记》说，北面东端的门叫广莫门，汉代叫谷门，魏、晋叫广莫门，魏高祖沿用旧名，没有改动。《寰宇记》说，汉代叫谷门，晋代改为广莫门，正当丑位。《河南志》说，谷门也叫谷城门。它北面对着芒阜。朱本《笺》说：应作“邙阜”，就是北邙。赵本 说：考察北邙的“邙”也写作“芒”。晋太安二年，成都王司马颖从邺起兵向京城进发，皇帝驻军芒山抵抗他，就是这个地方。“下芒垄”“北芒”中的“芒”都应按字面读。戴本说：芒、邙是古今通用字。守敬按：《说文解字》说，邙是河南洛阳北面芒山上的邑。《文选·应璩〈与君苗书〉注》引《说文》说，芒是洛阳北面的大土丘。段玉裁说，山本来名为芒，山上的城邑才写作邙；后人只知道北邙，很少知道芒山。“连岭修”朱本误作“连岭垣”，戴本作“连岭”，赵本依据黄本改。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连岭修”。山岭连绵高长，包罗总括众山，从洛口——洛水流入黄河的地方——开始，向西越过平阴，平阴县详见《河水注》，全都是芒山的山垄。朱本把“垄”误作“龙”，戴本、赵本改作“垄”。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垄”。《文选·潘安仁〈河阳县诗〉注》引郭缘生《述征记》说，北邙距大夏门不到一里，那么距离广莫门也不会很远。《河水注》在“河水南面对首阳山下”一段，叙述魏氏在芒山边修建玄武观；《洛水注》引《周书》说，周公建造大邑成周，北面依着郏山；

译《涧水注》说，离山水流经郏山；本注前面引用《山海经》说平蓬山西面如此等等；在河南王城一段，又引京相璠说，郏是山名；这些都是这里所说的芒阜。《寰宇记》说，芒山又作邙山，在河南县北十里、洛阳县北二里，又名平蓬山，也是郏山的别名。又是《文选·沈休文〈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注》引《述征记》说，洛阳北面的芒岭，是绵延曲折的长土丘，从荥阳山连绵伸展，一直到东垣。《元和郡县图志》说，北邙山西起洛阳县界，向东进入巩县界。旧说认为，它是陇山的末端，其实是众山的总称。这些说法都与郦道元所说相合。它位于今洛阳县北，以及孟津、偃师、巩三县境内。《魏志·辛毗传》说：魏明帝想铲平北芒。朱本《笺》说：应作“邙”。会贞按：《魏志》原本作“芒”。魏明帝命人登台眺望孟津。孟津详见《河水注》。侍中辛毗劝谏说：如果九条河水泛滥涌来。会贞按：《辛毗传》作“盈溢”。洪水造成灾害，丘陵都被夷平了，还凭什么抵御洪水呢？魏明帝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谷水又向东流，转向南方。朱本误作“东出屋南”。《笺》说，谢氏本作“东屈而径”。赵本仍作“出”字，把“屋”改为“屈”，并说“南”字没有错误。戴本作“东屈南”。会贞按：《大典》本作“屈南”。城北谷水的主流从这里转向，沿城东向南流。流经建春门石桥下。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建春门外有两座桥，一座纵向，一座横向。所谓纵桥就是这里所说的桥，所谓横桥就是下文的下马市石桥。《寰宇记》引《晋书》说，洛阳十二门都有双阙和石桥，桥跨在阳渠水上。本注只叙述这里以及阊阖门、东阳门的石桥，没有说十二门都有石桥，是有所省略。建春门就是上东门。阮嗣宗《咏怀诗》见于其文集和《文选》，其中所说的“步出上东门”就是这里。又称上升门。守敬按：无从考证，必定是民间流行的称呼。晋代称建阳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上东门。《洛阳伽蓝记》说，东面北端第一座门叫建春门，汉代叫上东门，魏、晋叫建春门，魏高祖沿用旧名，没有改动。没有所谓建阳门。考察孝武帝郑太后名讳为“春”，所以把蕲春改为蕲阳，把寿春改为寿阳，把富春改为富阳。《晋书·孝武帝纪》说，太元十六年，慕容永进犯河南，太守杨佺期将其击败。这说明太元年间一定把建春改作建阳。到安帝隆安三年，姚兴攻陷洛阳。又到义熙年间，刘裕向北平定关中、洛阳，随即又失去。由此可知，把建春改为建阳，时间并不长。所以《伽蓝记》仍称建春，戴延之《西征记》也如此。郦道元喜欢搜奇，因此不称建春而称建阳。宋本《初学记》作定阳，也是建阳之误。《寰宇记》说，晋代称昌门，又称建春门。昌门也一定是晋代民间流行的称呼。《百官志》说：洛阳十二门，每门设置一名门候，秩禄六百石。朱本脱去“每门”二字，赵本相同，全本、戴本增补。《笺》说：《后汉书·百官志》说，洛阳十二门，每门设置一名门候，秩禄六百石。《汉官仪》说，十二门都有亭。守敬按：《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说，洛阳城有十二门，与《续汉书·百官志》相同，这是汉、晋沿用的旧门。据《洛阳伽蓝记》，魏高祖在金墉城西面增设承明门。这样看来，魏代的洛阳 共有十三座门。本注叙述东面三门、南面四门、西面三门、北面二门，都是《续汉书·百官志》所记的旧门，没有计算承明门。大概郦道元的意图在于保存古制，所以对于当时的制度，往往略而不记。《东观汉记》说：郅恽任上东门候。光武帝曾经出城，夜间返回，下诏开门，想要进城，郅恽却不让他进去。光武帝命令他从门缝中辨认面孔，郅恽说：火光照得很远，仍然看不清。于是坚持拒绝开门，因此光武帝更加器重他。守敬按：《寰宇记》引《东观汉记》说，郅恽任上东门候，光武帝夜间回来，郅恽不接纳。《后汉书·郅恽传》记载大致相同。这里也是袁本初悬挂符节的地方。守敬按：本初是袁绍的字，事情见《后汉书·袁绍传》，原文“挂”作“悬”。《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一引张璠《后汉纪》，卷三百四十五引《英雄记》，都作“悬”。桥头竖立两根石柱，桥右边的石柱上刻着铭文说：赵氏《朱笺刊误》说：“桥之右”应作“桥之石”。守敬按：朱本作“右”，没有错误。阳嘉四年乙酉日、壬申日的诏书说，因为城下的漕渠向东通到黄河、济水，向南引入长江、淮水，四方进贡和运输物资都由此而来，于是派中谒者、魏郡清渊人马宪监督修造石桥和桥柱。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明悬寺在建春门外，谷水绕城流到门外，向东流入阳渠。石桥有四根石柱，位于道路南面。铭文说，汉阳嘉四年，由将作大匠马宪建造。他严令督促工匠，使他们用尽精妙的技艺；雕刻竖立重石，层层累筑，使其高大，周围距离适当；桥梁工程和道路宽广，水流通达万里，等等。河南尹邳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十五年〕

译史王荫、史赵兴、将作吏睢阳人申翔、道桥守敬按：这两个字疑有错误。掾成睾，“睾”字朱本作“睪”，全本、赵本相同，戴本改为“皋”。卑守敬按：姓氏书中没有“卑”姓，恐怕有误；下文“降”字也同样有问题。国，洛阳令江双、丞平阳人降、监掾王腾之、主石作右北平人山仲。三月开始修建，八月完工。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到了孝昌三年，因大雨，桥柱倒塌，才开始埋没；道路北面的两根桥柱至今还保存着。那里的水依傍着桥柱流过。又，朱本“又”字作“文”，全本、戴本改作“又”，下文承接于此。从乐里道转向东，流出而进入阳渠。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谷水曲折环绕城池，到建春门外向东流入阳渠。考察谷水沿城南流，到建春门外的乐里道，与下文所说从谷水在城东南角分出、向北流的水相汇；它转向东流出而进入阳渠后，就不再沿城流了。从前陆机为成都王司马颖进入洛阳，兵败后返回。朱本“北”字作“此”，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全本把“昔陆机”至“败北而返”十四字移到《晋后略》上面，又把“水南即马市也”至“并无文刻也”七十七字移到“后折杨为之应也”之下。董沛认为，全本移接后的文意连贯，推断这是正确的见解。会贞按：陆机的事迹详见《晋书》本传。全本把陆机这一条移出后，与《晋后略》叙述陆机事迹的文字相比，似乎确实如此。但是，阳渠从这里以下就是七里涧的水，郦道元大概是有意在前后两处都记载陆机的事，以表明阳渠、七里涧是同一条水道，并不是篇简错乱。至于马市、白社，距离建春门只有二里，而马市石桥在建春门石桥的东面，称为东石桥，所以《水经注》在这里接着叙述。若是后文所说七里涧的桥，则距离洛阳宫六七里；全本把马市、白社以及马市石桥等事移到“折杨”句下，就会位于叙述七里涧桥之后，远近次序颠倒，更不对了。水的南面就是马市。戴本删去“也”字。旧时洛阳有三个市场，这里是其中之一。朱《笺》说：陆机《洛阳记》记载，洛阳旧有三个市场：一叫金市，在宫城西面的大城中；二叫马市，在城东；三叫羊市，在城南。会贞按：朱《笺》所引《洛阳记》，见《御览》卷八百二十七和卷一百九十一；其中“羊市”写作“阳市”。《初学记》卷二十四所引也相同。而没有涉及 阳市，这是省略。［《河南志》引华延儁《洛阳记》，把“阳市”写作“南市”。］［一八］这里就是嵇叔夜被司马昭杀害的地方。朱本脱去“即”字，赵本依据《名胜志》的引文补入“亦”字。守敬按：《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寰宇记》所引都作“即”。《御览》卷五百三十二引戴延之《西征记》说：距离建春门二里，有牛马市，是嵇公临刑的地方。［一九］北面就是白社的故里。戴本删去“也”字。从前孙子荆在白社会见董威辇，说的就是这里；因为与他同车而感到荣耀，所以有《威辇图》。朱《笺》说：《晋书》记载，董京，字威辇，起初和陇西计吏一同来到洛阳。他披散着头发边走边吟咏，常常住在白社中。当时在市场乞讨，得到破碎的丝絮，打结后用来遮盖身体。孙楚当时任著作郎，多次到白社同他交谈，劝他出来做官。董京作诗回答，后来隐遁而去。守敬按：《类聚》卷三十九引戴延之《西征记》说，洛阳建春门外御道北面有白社，是董威辇居住的地方，距离城门二里。《洛阳伽蓝记》说，璎珞寺在建春门外御道北面，所谓建阳里，就是中朝时期的白社所在地、董威辇居住的地方。在旧洛阳城的东面。又向东流，经由马市石桥。桥南有两根石柱，都没有文字雕刻。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出建春门外一里多，到东石桥，南北通行；桥建于晋太康元年，桥南就是中朝的牛马市。桥在旧洛阳城东面。汉代司空、渔阳人王梁任河南尹时，准备引谷水来灌溉京都，渠道修成后水却不流，因此获罪被免职。守敬按：《后汉书·王梁传》说，建武元年升任大司空，建武五年任河南尹，开凿渠道引谷水，注入洛阳城下，向东排入巩川；等到渠道修成，水却不流。建武七年，有关官员弹劾他，王梁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后来张纯筑堰拦截洛水以疏通漕运。朱本“而”字作“以”，赵本依据《御览》卷七十五所引改正。洛阳城中公私都因此丰足。朱本“穰”字作“怀”，全本改为“穰”。《后汉书·张纯传》说，建武二十三年任大司空，主持开通洛渠，引洛水作为漕运水道，百姓都得到好处。因此，这条渠道如今引谷水，大概是张纯创修的。守敬按：王梁引谷水灌溉洛阳，是说把谷水引到王城北面，在这里筑堰拦谷水，使它向东注入洛阳城下。渠道修成而水不流，张纯于是筑堰拦洛水以通漕运。这样看来，后汉时期京都专门依靠洛水，不再依靠谷水了。然而谷水向上游流经王城北面的情形仍然如此，所以韦昭说谷水在王城北面。只是由于谷水不能注入洛阳城下，拦谷水的堰便废弃了，谷水只沿着水道流入洛水。到张纯筑堰拦洛水通漕以后，不知何时又毁坏了。到曹魏时重新修筑这道堰，称为千金堨，拦蓄谷水使其进入五龙渠，令其流经洛阳城；历经西晋至北魏都没有改变。郦道元认为这条渠道如今引谷水，大概是张纯创修的，并没有埋没张纯的首创功劳。考察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所说，城的四面都有阳渠。朱本“四”字误作“西”，全本、赵本、戴本相同，今据正。详见下文。有阳渠，是周公制定的。守敬按：《类聚》卷六十三引陆机《记》说，洛阳城是周公规划建造的，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每隔百步有一座楼橹，城外有沟渠。《御览》卷一百九十三所引与此相同。这说明陆机的说法本来是就城的四面而言，并不是只说西面。刘澄之《永初记》的说法应当也与陆机相同。以《御览》卷七十五引戴延之《西征记》为证，洛阳城外四面都有阳渠水，是周公所制定的。《寰宇记》引《舆地志》说，洛阳城外四面有阳渠水，就是周公所制定的；上游出自函谷，向东流入城西北角，随后分流，环绕城池到建春门外，重新汇合，又转向东流，注入洛水。《洛阳伽蓝记》说，谷水曲折环绕城池，到建春门外向东流入阳渠。这样看来，把这里的“西面”解释为“四面”之误，毫无疑问。这一个字，是说明洛阳城四面有谷渠的依据。这个字如果错误，环城水道曲折流绕的情形也就全都无法理解了。然而《后汉书·张纯传》注文又说，阳渠在洛阳城南，这是因为张纯通漕的渠道位于城南，所以只说南面的一段阳渠。《御览》卷一百九十引《述征记》说，过去在王城东北开渠，引洛水，名为阳渠；水向东流，经洛阳城东南，然后向北回转，通航运至建春门，用来输送粮食到常满仓，这指的正是张纯开通漕运的阳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十三里、百步〕

译从前周王把殷地的百姓迁徙到洛邑。会贞按：这句话见于《尚书·洛诰》。城墙和护城壕狭窄，那里只是低矮简陋的地方罢了。晋代在旧城基础上修成成周城，作为敬王的居所；秦代又扩大城垣，把它封给不韦，详情都见前文。由此推论，可以知道这座城并不是周公一人专门营造的。它也叫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簿》说：“朱本‘河’字上衍‘故’字，又脱‘境’字；全本、赵本、戴本删去并补正。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面，向西通到洛阳。”又考察傅畅《晋书》说。守敬按：《隋志》著录《晋诸公赞》二十一卷，为秘书监傅畅撰。《晋书》本传作《晋诸公叙赞》，《唐志》《册府元龟》都作二十二卷。都水使者陈狼。朱本作“陈良”，《笺》说旧本作“狼”，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狼”。《方舆纪要》作陈协，大概是依据本《注》前文改写。开凿漕运渠道，从洛水入水口引水，注入九曲渎，流到东阳门。太仓在东阳门外，详见后文。因此阮嗣宗《咏怀诗》所说的“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朱《笺》说：“基”应当作“岑”，各本都已改。会贞按：阮嗣宗文集中的《咏怀》五言诗共八十二首，“步出上东门”“北望首阳岑”两句在第九首，《文选》选录了它们；《注》前文在“上东门”下面引用阮诗，作“步出上东门”。“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两句在第六十四首；“遥遥九州岛间，徘徊欲何之”两句也出自这一首，但《文选》没有收录。《注》在这里正是引用后一首的话，写作“首阳基”并没有错，是朱氏误以为引用的是《文选》选录的前一首，才说“基”应改作“岑”；戴本、赵本没有核对阮氏文集，也依照改了。不曾想到“遥遥”二句并不在《文选》中。又说：“遥遥九曲闲，裴徊欲何之。”会贞按：阮氏文集作“逍遥”，是对的；“裴徊”作“徘徊”。考察《注》从“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叙述水流至此暂时停止；这条水也叫九曲渎，又名七里涧。下文叙述城南的谷水向东流，在左边汇合七里涧，说的就是这条水。阳渠水向南到达阊阖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一卷、二十二卷〕 会贞按：这里叙述的是洛阳城西阳渠水的主流，阳渠就是谷水。它就是汉代所说的上西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上西门。《洛阳伽蓝记》说，西面从北数第二座门叫阊阖门，汉代称上西门，魏、晋称阊阖门，魏高祖沿用旧名没有改动。《寰宇记》说，上西门在戍上，晋代改称阊阖门。《汉官仪》。朱本作《汉官记》，《笺》说“官”应作“宫”，大概依据《玉海》，全本、赵本、戴本都依此改为“宫”。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注文引应劭《汉官》说，上西门之所以不涂成纯白色，是因为汉家最初建成，所以用红色雕饰。这与这里的文字各有讹误。这里的《汉官记》是《汉官仪》之误，那里也脱了“仪”字；那里“初成”是“厄戍”之误。《寰宇记》《河南志》都作《汉官仪》，并作“厄戍”，可以证明；现据此订正。书中说：上西门之所以不涂成纯白色，是因为汉家受困于戍事，所以用丹漆雕饰。［二〇］太和年间迁都，把城门迁到南侧。守敬按：《河南志》说，魏代旧城门迁到了稍南的位置。这股水向北沿着高渠流行，分成上下两支，经过旧石桥东面，流入城内。会贞按：这是城西阳渠水从阊阖门处分出、最初流入城内的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里〕 流经瑶光寺。朱本作“望先寺”，全本、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记载，瑶光寺是世宗宣武皇帝所建，在阊阖门外御道北面，向东距离千秋门二里。寺北有金墉城，东面有洛阳小城，按照地理方位考察，与《注》所叙述的寺完全相合。“望先”与“瑶光”字形相近，显然是“瑶光”的讹误，现据此订正。《通鉴》记载，齐建武三年，魏废黜皇后冯氏，冯氏后来住在瑶光寺，成为修行的尼姑。《注》说，瑶光寺在洛阳宫旁。寺中有碑，碑旁的法式像《子丹碑》。守敬按：子丹指曹真，见《水经注》。碑座作龙形，形势如矩。朱《笺》说：疑当作“龙距”，就像龟趺一样。赵本依此改作“距”；戴本说，按本书多处有“云矩”“螭矩”“龙矩”，所以朱氏说应作“龙距”是不对的。至今这样写就好，但在古代仍然较差。渠水又向东流，经过旧金市南面。守敬按：金市是洛阳三个市场之一，详见上文。《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洛阳记》说，金市在临商观西面；“兑”代表金，所以称为金市。根据郦道元所叙，它在阊阖门内。《洛阳伽蓝记》又说，长秋寺在西阳门内御道北面一里，就是晋代中朝时的金市所在。这样又认为金市在西阳门内，恐怕是羊氏记载有误。正对着千秋门，千秋门是古代的宫门。朱本“古”字作“右”，全本、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御览》卷一百八十三引《洛阳故宫名》说，洛阳有千秋门。《通鉴》晋太安元年注文说，千秋门是宫城西门。又有分支水流入石逗。会贞按：这是从阊阖门处分出的水中，最初分流出来的一支。它潜流注入灵芝九龙池。《魏志·文帝纪》记载，黄初三年开凿灵芝池。《御览》卷六十七引《晋宫阁名》说，灵芝池长宽各一百五十步，深二丈；池上有相连的楼阁和高台，四面都有阁道；钓台中央有鸣鹤舟、指南舟。《魏志·明帝纪》注文引《魏略》又说，引谷水穿过九龙殿前，筑成玉井绮栏，蟾蜍承接水流，神龙吐水流出；让博士马均制造司南车，水流转动时可以演出各种杂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里〕

译九龙是指九龙殿；这里说引谷水流过殿前，就是九龙池。以《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验证：凌云台下有碧海曲池，台东有灵芝钓台，用木材层层堆叠建成，伸入池中。这里的“海”就是灵芝池。又说，钓台南面有宣光殿，殿西有九龙殿，殿前有龙吐水，形成一片海。这里的“海”就是九龙池。这两个池都在宫城之中，相距不远，所以《注》叙述分支水流潜流注入池中时，把它们连续说到一起。魏太和年间，魏国都城迁到洛阳。《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到洛阳，确定迁都计划；十九年九月，六宫以及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于是营建宫殿，修理街道和渠道，务求探究幽深隐蔽之处。朱本没有“幽”字，戴本也没有。《笺》说疑似脱去“幽”字，赵本补入。打开石头察看，竟然没有毁坏。朱本“曾”字作“尝”，全本校改为“曾”，戴本、赵本相同。又因石工制作精细严密，不是今天的工艺所能比，也可以说精美到了极点，于是顺便加以利用。这一支水。会贞按：这是从阊阖门分出的水。它从千秋门向南流，经过神虎门下，向东正对着云龙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三年、百五十步、二丈〕 守敬按：《文选·东京赋》说：“在春路飞起云龙，在秋方屯驻神虎。”薛综注说，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西门称神虎门。李善引《宫殿簿》说，北宫有云龙门、神虎门。这两座门的横梁椽栿上，朱本作“二水”，《笺》说疑当作“二门”，戴本、赵本改正。会贞按：《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文作“二门”。门上都刻着云龙风虎的形状。朱本“刻”字作“列”，《笺》说《初学记》引文作“刻”，全本、赵本、戴本改正。会贞按：《御览》卷一百八十三引文也作“刻”。再用火齐宝石薄饰其上。等到清晨曙光初起、傍晚夕阳斜照时，霜样的纹饰映出翠色光芒，光彩斑斓，耀人眼目。又向南流，经通门、掖门西面。全本引赵氏说，“通门”疑有误。守敬按：《初学记》引《洛阳故宫记》说，洛阳有南掖门、北掖门、东掖门、西掖门。这里水流经过的应是西掖门。又向南流，转向东，经过阊阖门南面。戴本说，按此处的阊阖门是宫城正南门；下文说把雉门改为阊阖门，正是如此。它与前后所说的阊阖门同名而位置不同。守敬按：《洛阳故宫名》说，洛阳有阊阖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年、九月、十九年〕 《魏书·前废帝纪》说，群臣行拜贺礼完毕，登上阊阖门，说的就是这里。全氏于是引用《寰宇记》所说“晋代把上西门改为阊阖门”，因而误把宫城南门当成大城西门。考察礼制：天子有五道门，叫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守敬按：《礼记·明堂位》郑玄注说，天子有五门，即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又叫毕门。守敬按：《尚书·顾命》说，两个人戴雀弁，手执惠，站在毕门之内。《正义》说，毕门就是路寝的门，另一个名称叫毕门。路门也叫虎门。守敬按：《周礼》说，师氏掌管教导君王，居住在虎门左侧，负责掌理王朝；郑玄注说，虎门就是路寝门。魏明帝在洛阳南宫仿效太极殿建制。会贞按：《史记·高祖纪》说，汉高祖六年，在雒阳南宫置酒；《正义》引《括地志》说，南宫在雒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之中。《舆地志》说，秦代时已经有南宫、北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六年、二十六里〕 宫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曾临幸南宫却非殿。这里以及下文所说的南宫、北宫，都是曹魏时期的事。大概自秦代修建南、北宫以后，汉、魏沿用了这一制度。曹魏在汉代崇德殿原址修建太极殿。守敬按：《文选·东京赋》说，崇德殿是汉明帝所建。薛综注说，崇德殿在东，德阳殿在西，两殿相距五十步。《魏志·明帝纪》载，青龙三年，大规模修治洛阳宫，修建太极殿。《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戴延之《西征记》说，太极殿上有金井栏、金博山、金辘轳，井上有蛟龙背负博山，又有金狮子在蛟龙下面。把雉门改名为阊阖门。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三引《汉宫殿名》说，洛阳有阊阖门，那么汉代已经有此门，似乎并不是魏代才有的名称。过去在汉代，洛阳宫殿门上的题字，大多用大篆，据说是蔡邕的几个儿子所写。守敬按：《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所著《篆势》流传于世。《晋书·卫恒传》所载《四体书势》说，秦代李斯以善写篆书著称。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有不同于李斯，但也以善写篆书著称。

译蔡邕取法李斯、曹喜，融合成古今杂糅的字体。他的几个儿子，应当就是师宜官、梁鹄等人。自从董卓焚烧宫殿以后，守敬按：《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把宫殿和官府全部烧毁。魏太祖平定荆州时，汉朝吏部尚书、安定人梁孟皇，擅长师宜官的八分书体，朱本误作“盖”，《笺》说应作“善”；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改作“善”。梁孟皇请求以书法赎死。魏太祖认为他的书法很好，常把他的字悬挂在帐中，爱赏玩味，认为胜过师宜官。北宫的匾额题字，全是梁鹄所写。守敬按：《书断》说，后汉师宜官是南阳人。灵帝喜好书法，在鸿都门征召天下善书之人，达到数百人，其中八分书以师宜官为最。《晋书》载卫恒《四体书势》说，师宜官常到酒家饮酒，在墙上写字，写完就削下来烧掉。梁鹄于是增加木板，请他饮酒，等他醉后偷偷取走字迹。梁鹄最终凭书法做到选部尚书。当时魏武帝想任命他为洛阳县令，却任命他为北部尉。后来梁鹄逃奔刘表，魏武帝攻破荆州后悬赏寻找梁鹄，所以梁鹄害怕，自己捆绑着到门下，在秘书省以勤于书写来效力。魏武帝曾把他的字悬挂在帐中，又用钉子钉在墙上赏玩，认为胜过师宜官。如今宫殿上的题字署名，大多是梁鹄所写。《魏武帝纪注》说，梁鹄字孟黄，【宋本作“皇”，与这里相同。】是安定人。南宫建成以后，汉明帝命侍中、京兆人韦诞用古篆书写匾额。守敬按：《魏志》中韦诞附载于《刘劭传》，称其为光禄大夫、京兆人韦诞。《晋书》卫恒《四体书势》说，韦诞的篆书师法邯郸淳。太和年间，韦诞任武都太守，因善于书法而留下补任侍中。魏氏珍藏器物上的铭文，都由韦诞书写。《书断》又说，韦诞各种书体都擅长，尤其精于题署。迁都洛阳以后，才命中书舍人沈含馨用隶书书写。守敬按：沈含馨无考。景明、正始年间，又命符节令江式用大篆改写。守敬按：《魏书·官氏志》说，符节令为第八品官。如今各处横匾上的题字，都是江式所写。会贞按：《魏书·宣武帝纪》载，永平二年下诏确定各宫门的名称，应当是先定名称而后书写。郦道元说如今各处横匾题字都是江式所写，明确指永平年以后所见的题字为江式所书；但又说书写于景明、正始年间，这是在永平二年定名以前，前后不合，疑有错误。《魏书·江式传》说，江式被任命为符节令。他的篆书尤其精工，洛阳宫殿各门的匾额，都是江式所写。《周官》说：太宰在正月把治理国家的法令悬挂在象魏上。《广雅》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载，《广雅》三卷，由魏代博士张揖撰写。说：宫阙叫作象魏。守敬按：《广雅·释宫》说，象魏就是宫阙。《玉篇》也这样说。《风俗通》说：鲁昭公在宫门两旁设置两座观，这就叫阙；“阙”从门部，以“●”为声。朱本“●”作“厥”，赵本相同，全祖望、戴震改作“●”。守敬按：今本《风俗通》已脱去这段文字。《尔雅·释宫》说，观叫作阙。《说文》说，阙就是门观。《汉官典职》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载，《汉官典职》二卷，由汉代蔡质撰写。偃师县距离洛阳四十五里，偃师详见后文。从那里望见朱雀阙，阙楼高耸，仿佛与天空相连。会贞按：《艺文类聚》卷六十二、《河南志》都引《汉官典职》这条文字，作“三十五里”；“郁然”，《艺文类聚》作“郁朴”，《河南志》作“郁律”。考察《艺文类聚》卷八另引一条说，德阳殿周 围可容纳万人，从偃师到宫殿四十五里，洛水从殿下引流通过。这里仍作“四十五里”，与注文相合。“郁然”也比“郁朴”“郁律”更好。由此可见宫阙确实高峻极了。《洛阳故宫名》记载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这四座都是南宫的宫阙。守敬按：这句话是郦道元的解释，意思是上面所说的四座阙都是南宫阙。《东观汉记》说，更始帝从洛阳出发时，李松负责引导，车马奔驰，撞上北阙的铁柱门，三匹马都死了，说的就是这座阙。守敬按：《后汉书·刘玄传》也记载马匹奔驰的事，只是把“北阙”写作“北宫”，与郦道元说北阙是南宫阙不同。《白虎通》说：宫门一定要有阙，为什么呢？阙是用来标明尊卑等级的。守敬按：今本《白虎通》已脱去这段文字。如今阊阖门外，两侧修建高大的宫阙，以对应朱雀这一星宿。守敬按：朱雀是南方星宿的名称。虽然不完全合乎礼制，仍然仿照象魏而在其上加设罦罳，用来代替观。孙星衍《笺》说：“犹象魏之上而加罦罳，以易观矣”才对。锺谭本、项絪本、黄晟本都依此改写。赵一清说，按《困学纪闻》，杨植《许由庙碣》有“尧而许之，日而月之”的句子。独孤及《仙掌铭》说：“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句法相同。杨慎说，《庄子》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所以注文中的“象而魏之”本来就是古代的句法，并不是文字错误。是在上面加设罦罳，以代替观。守敬按：《魏志·明帝纪》青龙三年注文引《魏略》说，这一年在阊阖门各宫阙外修筑罦罳，可见后魏沿用了前代的制度。《广雅·释宫》说，罦罳守敬按：今本《广雅》作“罦罳”。就是屏。守敬按：《礼记·明堂位》郑玄注说，屏叫作树，现在称作罦罳。崔豹《古今注》说，罦罳是屏的遗制。《释名·释宫室》说，屏就是用来遮蔽自身的屏障。罦罳设置在门外，“罦”有重复之意。臣下将入宫请示事情，先在这里反复思考。朱本“请”作“言”，《笺》说《释名》作“请”，戴震、赵一清改作“请”。汉末发生战乱，园陵的罦罳被毁，曾说：“不要……”

译不要让百姓重新思念汉朝。守敬按：此事见《汉书·王莽传》，按原文，“坏”字上面应有“王莽遣使”四字。《盐铁论·散不足》说：宫墙、宫阙和罦罳，是说在墙垣和宫阙的角落设置屏障。颖容又说：阙，是上面有所失误，下面的人可以把意见写在阙上，用来向众人求取议论和评价，所以叫作阙。如今阙前水的南面、道路的右侧，设置登闻鼓来接纳劝谏。戴震删去“也”字。守敬按：《玉海》引《后魏书》说，世祖在阙的左边悬挂登闻鼓，以通达冤情。《水经注》说，阙的右边设置登闻鼓，以接受劝谏。《巵林》对此提出非议，认为阙左平反冤屈的制度在桑干，阙右求取言论的制度才是洛城朱雀阙。据《魏书·刑法志》，神瑞年间，诏令崔浩制定律令，只说在阙左悬挂登闻鼓，并没有说阙右的制度。因此伯厚引用《水经注》来补充说明，并不是不知道阙左在桑干。过去黄帝曾提出修建明堂的议论，尧有在衢室询问政事，舜有悬挂告善之旌，禹有设置鼓以听取意见，汤有在总街接受诽谤，武王有在灵台反复思考。守敬按：以上六句见《管子·桓公问》篇。今本《管子》把“明堂”作“明台”，是错误的。这些都是为了广泛设置防备过失的制度。渠水会贞按：这里指从阊阖门分出的水。又有一条分流。会贞按：这是从阊阖门分出的水再次分出的支流。它夹着道路向南流出，经过太尉坊、司徒坊之间。朱本“出”字误置在“径”字下面，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注文引伏侯《古今注》说，永平十五年，在开阳城门内修建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洛阳伽蓝记》说，宫殿前阊阖门向南一里，御道西面有永宁寺，寺东有太尉府；阊阖门前御道东面有左卫府，府南有司徒府。这一带叫铜驼街。旧魏明帝在阊阖门南街设置铜驼等兽像。朱本“兽”作“猎”，吴本改作“兽”。陆机说：铜驼高九尺，脊背伸出太尉坊。朱本“脊”误作“即”，赵本相同，全祖望、戴震改正。守敬按：《寰宇记》《寰宇记》记载铜驼街时引陆机《洛阳记》说，汉代铸造了两只铜骆驼，位于宫城南面四通道路的起点，夹路相对而立。俗语说：“金马门外聚集群贤，铜驼陌上聚集少年。”说的是当时人物兴盛。而陆机这段引文中没有注文所引的两句话，大概各自有所删节。《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洛中记》说，宫城南面的四通道路起点有两只铜骆驼，高九尺，带有肉鞍，两只相对而立。与《寰宇记》所引的前半段大致相同。《洛中记》应当就是《洛阳记》的异文，所说高九尺与这里的引文相合，只是略去了“脊出太尉坊”的文字。《晋书·载记》又说，石季龙把洛阳的铜骆驼迁到邺城。因此陆翙《邺中记》说，两只铜骆驼在中阳门外。由此可知，旧日设置在南街的铜骆驼，到郦道元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水的西面有永宁寺，熙平年间才开始创建。寺中建造九层佛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枚、一十四丈、四十九丈〕 赵一清说：按《魏书·术艺传》，永宁寺九层佛塔由郭安兴担任工匠。佛塔底基呈方形，每边十四丈，从金露柈戴震改作“盘”。守敬按：“柈”音“盘”。杜甫诗说“蕉糖幸一柈”。塔基下至地面共有四十九丈，取法于代都的七级佛塔。赵一清说：按七级佛塔在代都，是元魏迁都以前所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九十丈、一千尺、百里、二十五石、十五年〕 按《释法显行 传》记载，会贞按：《隋书·经籍志》载，《法显传》二卷，就是《佛国记》；《法显行传》一卷，今已失传。“西域”戴震改作“西国”，不对。有一座爵离佛塔。朱《笺》说：“爵”一作“郁”。赵一清说：不对，爵离寺见《河水注》引用《释氏西域记》，其高度与这里所说相近。东都洛阳和西域的佛塔，都壮丽奇妙。这里是曹爽的旧宅。永宁寺开始营建那天，在寺院西南角发现曹爽的地下居室，向下进入地面约一丈多。朱本“土”作“地”，赵本相同，戴震作“土”。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土”。地下室的墙壁全用方石层层砌成，石材加工细密，完全没有毁坏，所有石料都被拿去用于佛寺建筑。若不是曹爽留下的，普通工匠也难以仿造。这正应验了桓范所说的话：“曹子丹先有这样的猪狗，果然如此。”朱《笺》说：《魏志》载，曹爽专权作威，饮食、车服都比拟皇帝，尚方珍玩充满其家，妻妾挤满后庭。他修建地下室，四周用华丽窗棂装饰，常与何晏等人在其中聚会，纵情饮酒作乐。《魏氏春秋》说，曹爽罢兵以后说：“我没有失去做一个富家翁的机会。”桓范哭着说：“曹子丹是佳人，生下你们兄弟，却只是生了些小牛犊罢了！”

译哪里想到今天竟因你们而遭到灭族呢！渠水左边是魏、晋旧日宗庙的所在地。会贞按：《魏志·三少帝纪》注文说，询问当地长者，得知晋初接受魏的禅让后，就承用了魏庙。《宋书·礼志》载，晋武帝太始元年接受禅让，太始二年，有关官员奏请营建七庙，皇帝认为工程负担太重，下诏暂且建一座宗庙。于是群臣奏议说，舜承受尧的禅让，在文祖之庙接受终命，那么虞氏并没有改换唐尧的宗庙，而是沿用旧宫，可以依照有虞氏的旧例，继续使用魏庙。奏议获准。现在这里全是民居，已经没有残存的墙垣了。渠水会贞按：这里指从阊阖门分出的水。又向南流经宗庙和社坛之间。守敬按：“西”应作“南”。《洛阳伽蓝记》说，司徒府南面有国子学堂，国子学南面有宗正寺，宗正寺南面有太庙；太尉府南面有将作曹，将作曹南面有九级府，九级府南面有太社。这段注文叙述渠水分流后向南流出，经过太尉坊、司徒坊，又经过宗庙、社坛，向南注入南渠。因此应是“南历”，不是“西历”。向南流入南渠。会贞按：南渠就是下谷水经过西明门左侧、分出一条向东流入城中的水。宗庙的颜色各自按照五行之色来区别方位。《周礼》说：宗庙和路寝都仿照明堂建造，但另有燕寝；只有祧庙没有燕寝。后代通常合为一座宗庙，在下方排列正室，不再设置燕寝。《礼记》说：天子建立国都，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守敬按：《周礼·小宗伯》说，掌管建立国都神位的人，规定右边为社稷，左边为宗庙；以石为神主，祭祀时穿希冕服。如今多由王公代行祭祀，天子不亲自拜祭。咸宁元年，朱本“宁”误作“陵”，戴震、赵一清改作“宁”。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宁”。洛阳刮起大风，皇帝社坛的树被吹断，有青色云气直上天空。元王将要东渡，魏朝的社稷将取代晋朝而兴盛。朱《笺》说：“王”一作“皇”，“魏”也作“晋”。赵一清说：不对。郦道元生于拓跋氏的魏朝，当时魏都在洛阳，记载此事正是为了表明晋衰魏兴的征兆，怎么能说是晋社稷将要兴盛呢？“元王”本来也不作“皇王”，例如称刘裕为刘武王，就可以知道。守敬按：王隐《晋书》说，晋武帝咸宁元年八月，大风吹断太社的树，有青色云气冒出。占卜说：东莞一带应当会有帝王出现。第二年，元帝出生，这正是晋朝中兴的征兆。郦道元虽然依据王隐《晋书》，但与王隐的意思不同。王隐是晋人，所以说这是晋朝中兴；郦道元则是指魏朝兴起，赵一清看出了他的意旨。渠水会贞按：这里指从阊阖门分出的水。渠水从铜驼街向东流，经过司马门南面。会贞按：《续汉书·百官志》注文引伏侯《古今注》说，永平二年开始修建北宫朱雀门南面的司马门。《三辅黄图》说，凡称司马的地方，都是宫墙以内、军队守卫所在之处；司马主管军事，所以把宫城外门称为司马门。《史记索隐》说，天子有兵卫栏杆的门叫司马门，因此东京、西京都有司马门。这就是宫城的南门。魏明帝开始修筑门阙，阙楼倒塌，压死数百人，于是不再修筑，所以没有阙。司马门南面的屏障中，过去有安置铜翁仲的地方。会贞按：《魏志·明帝纪》景初元 年注文引《魏略》说，这一年大规模开采铜，铸造两个铜人，号称翁仲，排列坐在司马门外。金人已经沉没，原来的地方也被毁坏，只剩下残破的石头。会贞按：《晋书·载记》说，石勒把洛阳的铜马、铜翁仲迁到襄国，放置在永丰门。从这里向南正对宣阳门，宣阳门详见后文。道路纵横贯通。王先谦校本说：“经”字，朱本误作“径”。守敬按：朱本本来就是“经”，只有锺本、谭本作“径”。这里王先谦没有见到朱本，只把锺、谭本当作朱本。道路都列为驰道，往来车辆受到禁令，和两汉完全相同。会贞按：《魏书·宣武帝纪》载，正始四年，禁止车辆、马匹出入大司马门。曹子建曾经走御街，触犯门禁，因此受到轻视。会贞按：《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曹植曾乘车行驶在驰道中，打开司马门出行，魏太祖大怒。渠水又向东流，经过杜预所说的翟泉北面，如今已经没有水了。水坑呈方形，每边九丈六尺，深二丈多，看起来像人工开凿，不像泉水形成的池陂，这是证明它不是翟泉的第一条证据。皇甫谧《帝王世纪》又说：王室安定以后，便迁居成周；城池狭小，不能容纳王都。朱本脱“城”字，三家版本都如此，今据文意补入。所以毁掉翟泉，把它扩大。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说：“王室安定以后，便迁都成周。”后来晋国又率领诸侯，修缮那座城，因为成周城小，不能容纳王都，所以毁掉翟泉并将其扩大。郦道元抄录时略去了原文。泉水源头既已堵塞，显然没有旧日的遗迹。守敬按：上文明明说洛阳县南池就是旧翟泉，这里又说没有旧迹，未免前后矛盾，这是郦道元随手写下的疏漏。这是证明它不是翟泉的第二条证据。杜预说翟泉在太仓西南。守敬按：《春秋·僖公二十九年》杜预注说，翟泉就是今天洛阳城内太仓西南的池水；昭公二十三年注文也这样说。既然说在西南，翟泉就不可能在洛阳城东北，这是证明它不是翟泉的第三条证据。考察地理记载，事情几乎已经明白了，这里不可能是翟泉。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昭仪寺在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面；御道北面是太仓、导官二署，东南面是治粟里，仓署的官属住在那里。昭仪寺有池，京城求学的人把它叫作翟泉。杨衒之按杜预《春秋》注文说，翟泉在晋代太仓西南。晋代太仓在建春门内，如今太仓在东阳门内；此地现在位于太仓西南，显然不是翟泉。后来隐士赵逸说，这里是晋代侍中石崇家的池塘，池塘南面有绿珠楼。于是求学的人才醒悟过来，经过这里的人都想象绿珠的容貌。这段注文说渠水向东流经杜预所谓翟泉的北面，从东阳门石桥下流出，那么这个地方就在东阳门内。羊氏所说昭仪寺的池塘在东阳门内御道南面，与注文所指的是同一池塘，而认定它不是翟泉，也与注文相同。不过，杜预关于狄泉的说法与京相璠相同。【见前文。】所以池塘并不是始建于石崇、赵逸所说的时代，这一说法也不能完全作为依据。大概原本就有这个池塘，而石崇只是沿用了它。羊氏又认为晋代太仓在建春门内，魏代太仓在东阳门内；如果按他的说法，那么杜预的说法没有错误，而郦道元的驳斥反而错了。

译然而考察《寰宇记》所引《帝王世纪》，如今东阳门内有一条大街，大街北面有太仓，那么晋代太仓也在东阳门内，与后魏相同，大概就是下文所说渠水经过太仓南面的地方。杜预的说法确实错了，羊氏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渠水流经司空府前，经过太仓，向南从东阳门石桥下流出；东阳门详见后文。注入阳渠。会贞按：注文叙述从阊阖门最初分出的水，至此为止。阳渠就是下谷水从城东南角分出后向北流的水。谷水从阊阖门向南流，经过土山东面。朱本把“径”字误作“自”，并在“阊阖”下面脱去“门”字，在“而南”下面脱去“径”字，戴震、赵一清改正并补入。戴震说：这里的阊阖门就是上文所说的西门。水流西面三里有山坡，山坡上有土山，是汉代大将军梁冀修筑的；他堆土筑山，种植林木，建成苑囿。戴震把“林”改作“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面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场西北有土山、鱼池，是汉代梁冀修造的。张璠《汉记》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载，《后汉纪》三十卷，由张璠撰写。张璠说：山上有许多陡峭的山坡，用来仿象二崤山。山中堆积金玉，捕捉禽兽，充实其中。有人杀了苑中的兔子，官吏互相追查追捕，因而死了十三个人。守敬按：《艺文类聚》卷七引张璠《汉记》说，梁冀堆土筑山，十里之内有九道山坡，用来仿象二崤山，极尽工巧；又把金玉明珠堆积其中，使之充满。《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引张璠《汉记》说，梁冀在河南修建兔苑，向所在地发布檄文，征调毛色全白的兔子，并在兔毛上刻记号。百姓有触犯禁令的，罪至死刑。西域曾有商胡来到这里，不知道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彼此转告，因而被判死刑的有十多人。水向南流出，经过西阳门，西阳门就是旧汉代的西明门，也叫雍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壅门。《洛阳伽蓝记》说，城西面从北往南数的第二门叫西阳门，汉代称壅门，魏、晋称西明门，高祖改称西阳门。《寰宇记》说，汉代称壅门，位置在酉方；晋代改称西明门。《河南志》说，晋代的西明门，后魏孝文帝改为西阳门。这段注文说它是汉代旧有的西明门，与各家说法不同，难道是把汉代和晋代误记了？旧门在南面，太和年间。沈炳巽说：这里的太和是拓跋魏的太和年间。会贞按：《河南志》说，旧门位于东南，斜向伸出；后魏孝文帝把它迁到与东阳门相对的位置。因为旧门斜向伸出，朱本把“邪”误作“卯”，戴震、赵一清改正。所以迁移这座门后，它向东正对东阳门。谷水又向南流，经过白马寺东面。过去汉明帝梦见一个大人，身体金色，颈项佩有白色光环。守敬按：残宋本、明抄本“白”作“日”。《后汉纪》作“日月”，《翻译名义集》引《译经图纪》作“项有日光”，这里的“白”是“日”字的错误。汉明帝把梦告诉群臣询问。有人回答说：西方有神，名叫佛，形貌像您梦见的样子，莫非就是他吗？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天竺。守敬按：《后汉纪》没有“于是发使天竺”四字；范晔《后汉书·楚王英传》注文引文有这四字。《翻译名义 集》引《译经图纪》说，汉明帝命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向西寻找佛法，到了印度国，抄写并带回佛经和佛像。守敬按：从汉明帝到这里的记载，原本出自《后汉纪》，只是说画下佛的形像，有佛经数千万卷，并没有说抄写佛经。最初用榆木匣子盛放佛经。朱《笺》说：“榆欓”不详。考察袁宏《汉纪》和《牟子》，都没有记载这件事。只有《吴越春秋》曾有“甘密九欓，文笥七枚”的文字，解释者认为“欓”与“瓽”相通。《齐民要术》说，榆树生长十五年以后，树心可以制作车毂和蒲葡●。由此可知，用榆木制作●，是为了远途运送蒲葡。瓽、●、欓三个字相通，那么“榆欓”就是用榆木制作的经匣。白马驮着佛经图像，把它们带到中原，所以用“白马”作为寺名。这只榆木经匣后来迁到城内愍怀太子的佛塔中；愍怀太子见前文狄泉以下。近代又把它迁回这座寺。会贞按：《洛阳伽蓝记》说，白马寺是汉明帝所建。佛法传入中国时，由白马驮来，因此以白马命名。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面。《北齐书·韩贤传》说，汉明帝时，西域用白马驮着佛经送到洛阳，于是建立白马寺。那只盛经的经匣传藏在白马寺，形制质朴，世人认为是古代遗物，历代都珍重收藏。然而佛法的金色光辉从这里流传照耀，佛法之轮也从这里向东转动，佛教事业就是从此开始的。谷水又向南流，经过平乐观东面。李尤守敬按：《后汉书·文苑传》说，李尤字伯仁，是广汉郡雒县人。《平乐观赋》说：“于是设置宏伟显赫的平乐观，彰显秘藏的奇珍异宝。”守敬按：《艺文类聚》卷六十三也引用此文，只是“伟”作“玮”。华峤《后汉书》说：朱本脱“后”字，赵一清据《隋书·经籍志》补入，并说：《隋书·经籍志》载，《后汉书》十七卷，本来九十七卷，今已残缺，由晋代少府卿华峤撰写。汉灵帝在平乐观下面修筑大坛，坛上建造十二层五彩华盖，高十丈。坛的东北面又有小坛，另建九层华盖，高九丈。排列奇兵和骑士数万人，天子住在大华盖下。礼仪结束后，天子亲自穿上铠甲、

译戴上头盔，自称无上将军，列阵三……后返回，并设置秘戏给远方来的人观看。守敬按：从“列阵三”以上的文字，也见于范晔《后汉书·何进传》，只是“奇兵”作“步兵”。袁宏《后汉纪》说，中平五年十月甲子日，皇帝在平乐观炫耀军威，亲自穿戴铠甲头盔，就是这件事。因此《东京赋》说：平乐观西面有苑囿，有平乐都场，是向远方来者展示的观台；有龙雀盘曲蜿蜒，有天马高达半空。应劭说：飞廉是能招来风气的神禽，古人用精良的金属铸造它的形象。朱本“象”作“形”，戴震、赵一清改作“象”。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象”。汉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和铜马，安置在上西门外平乐观。守敬按：《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说略有不同，长安上面有“至”字。《文选·东京赋注》引华峤《后汉书》也有“至”字。《后汉书·董卓传注》引前书《音义》同样脱去“至”字。按作“自”字更为恰当。如今上西门外没有其他平乐观的遗址，只有西明门外独有这座台，高大壮丽，怀疑就是平乐观。又说皇女雅夭折。朱《笺》说：“雅”应作“稚”，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改作“稚”。守敬按：“殇”是未成年而死。雅也可能是皇女的名字，改作“稚”字反而多余。皇女埋葬在台旁，所以又把它称为皇女台。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述征记》说，广阳门北面、魏明帝流杯池西面，平原懿公主府第有皇女台。《洛阳伽蓝记》说，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面有洛阳大市，周围八里；市场东南有皇女台，是汉代大将军梁冀所造，至今还高五尺多。晋灼说：飞廉是鹿身，头部像雀，有角，长着蛇尾和豹纹。守敬按：这是抄改《汉书·武帝纪注》晋灼的说法，略去了蛇尾。董卓把飞廉熔化取金使用，铜马迁到建始殿东阶下。会贞按：《汉书·武帝纪注》记载应劭的说法。董卓把它们全部熔化铸钱，这里把飞廉、铜马合在一起说。《后汉书·董卓传》也说，董卓毁坏五铢钱，另铸小钱，取用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类来铸钱。郦道元说只是熔化飞廉，铜马则迁到建始殿东阶下，显然另有依据。《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引《洛阳宫殿簿》，其中有建始殿。《洛阳伽蓝记》记宣阳门说，汉代称津阳门，竟把津阳混入宣阳，又错误地把津阳说成汉代门名；魏、晋称津阳门，高祖沿用而没有改名。《寰宇记》说，汉代称津门，位置在未方，对着洛水浮桥下方。《河南志》说，津门一作津城门，又作津阳门。从前洛水泛滥，漂流淹死人很多。朱本在“漂”字下面多了“落”字，赵一清据何焯校本改正，戴震相同。津阳城门校尉。朱本脱“尉”字，赵一清据何焯校本补入，戴震相同。守敬按：《大典》本、黄本没有“阳”字，因此“阳”字应是衍文。谢承《后汉书》只称津城门。朝廷准备修筑城门来阻挡水势。谏议大夫陈宣劝止说：王尊也是臣子，此外，“遵”字也都作“尊”。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宣”；只有《大典》本作“尊”，残宋本把“遵”错排出来，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字通用，相关说明见《河水》篇第五。水就冲断了城门校尉的双脚。等朝廷中兴之后，水一定不会再进入城中。水于是冲到城门口便退去了。守敬按：《续汉书·五行志》卷三注文引谢承《后汉书》说，陈宣在光武帝即位后，被征召任命为谏议大夫。建武十年，雒水泛滥，冲到津城门，城门校尉想上奏请求堵塞水道。陈宣说：从前东郡金堤大决口，洪水将要淹没郡城，官吏和百姓都四散逃跑。太守王尊端正自身，命令大家停住不动；洪水随即自行消退。王尊作为臣子尚且能够修养正道、消除灾害，何况如今朝廷中兴，有圣明君主，是上天挺立授予的，洪水一定不会进入城中。话还没有说完，水就退去了。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宣阳门南面，这里原来是小苑门。朱本脱去“小”字。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小苑门。《洛阳伽蓝记》说，城南面从西往东数的第二门叫宣阳门，汉代称津阳门，晋代称宣阳门，高祖沿用而没有改名。“津阳”二字有误，应依《续汉志》作“小苑”。《寰宇记》说，汉代小苑门位于午方，晋代改称宣阳门。迁都洛阳以后，把门迁置于这里，旧门见下文。正对 阊阖门；阊阖门在北面，详见下文。向南正对洛水浮桁。守敬按：《资治通鉴》魏嘉平元年注文引此文，“桁”作“桥”。《文选·闲居赋注》引《河南郡县境界簿》说，城南五里有洛水浮桥。《洛阳伽蓝记》说，宣阳门外四里到洛水边，修建浮桥，就是所谓永桥。神龟年间，常景为它刻写铭文，铭文说，南北两岸有华表，华表上雕作凤凰，气势仿佛要冲上天空。因此《东京赋》说：溯洛水而上，背靠黄河，左边是伊水，右边是瀍水。考察洛阳在天下中心的位置，卜筮认为“洛食”最为适宜，它确实是神都。朱本脱“都”字，三家版本也都没有。戴震说：这句话有讹误。守敬按：“神”字下应有“都”字。宣阳门左边就是洛阳池的旧址，池的东面是旧平城门所在的地方。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正南有一座门，叫平城门，就是下文的平门。《古今注》说，建武十四年九月开辟平城门。如今已经堵塞，北面正对洛阳南宫。朱本“洛”字误作“南”，赵一清改正，并说：《括地志》载，洛阳故城内有南宫、北宫。因此蔡邕说：平城门是正南方的大门，与宫城相连，是皇帝举行郊祀时乘法驾出入的门，是各门中最尊贵的。

译守敬按：蔡邕的话见《续汉书·五行志》卷一。《洛阳诸宫名》说：南宫有謻台。赵一清说：按《说文》，周景王修建謻台，读音为尺氏切。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说，周赧王欠百姓很多债，无力偿还，于是登上高台躲避债主，所以周人把这座台称为逃债之台；洛阳南面的謻台就是此台。还有临照台。《东京赋》说：南宫以南有謻门、曲榭，斜着阻隔城墙下的护城水。朱本“邪”误作“依”，《笺》说《东京赋》作“邪”，戴震、赵一清改正。注文说：謻门就是冰室的门；“阻”是依靠的意思。朱本“邪”作“耶”，《笺》说脱去“也”字。“洫”是城下的护城水；这些道路都曲折斜行，依傍城池而设。所以《说文》说：“隍”就是护城壕；有水的叫池，没有水的叫隍。謻门就是宣阳 门。守敬按：这是旧宣阳门。门内有宣阳冰室。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六十八引陆机《洛阳记》说，冰室在宣阳门内，常年藏有冰块，天子用来赏赐王公和各级官员。《洛阳伽蓝记》说，太社南面有凌阴里，是四朝时期藏冰的地方。《周礼》中有掌管冰事的官职。守敬按：《周礼·天官》说，凌人掌管冰政。在太阳运行到北陆时藏冰，运行到西陆时，早晨会见时取出冰。守敬按：这两句话见《左传·昭公四年》。冰室旧在宣阳门内，所以因此得名；宣阳门既已堵塞，守敬按：据上文，应是在后魏太和年间。冰室也随之停止使用。谷水又流经灵台北面，灵台是用来观望云气物候的。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刘向《洪范五行传》说：“天子所说的灵台，是用来观察天文变化的。”汉光武帝所筑，高六丈，方圆二十步。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中元元年，兴建灵台。注文引《汉宫阁疏》说，灵台高三丈，有十二座门。《文选·闲居赋》注文引陆机《洛阳记》说，灵台在洛阳城南，距城三里。《洛阳伽蓝记》说，景明寺在宣阳门外一里、御道东面；景明寺南面一里有秦太上公二寺，寺东有一座灵台，台基虽然已经倾圮，仍高五丈多，就是汉光武帝所建的灵台。因此，以高六丈的记载为正确。世祖曾在这座台上宴饮，在台上捕获一只鼮鼠。朱氏本把“鼮”写作“走”，《笺》说：“走鼠”应当改作“鼮鼠”。《窦氏家传》说，窦攸研究《尔雅》，被举为孝廉，任郎官。世祖和百官游灵台时捕获一只老鼠，身上有豹一样的花纹，闪闪发光。群臣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只有窦攸回答说：“这叫鼮鼠，事情见于《尔雅》。”于是赐给他绢一百匹。守敬按：《尔雅·释兽》说：“鼨鼠，就是有豹纹的鼮鼠。”郭璞注文解释鼨鼠说“未详”，解释鼮鼠说“老鼠的纹彩像豹一样”。汉武帝时捕获过这种鼠，孝廉、郎官终军知道它是什么，皇帝赐绢一百匹。《说文》说：“鼨，是有豹纹的老鼠。”大概郭璞把《尔雅》中“豹文”二字归属于“鼮鼠”，许慎则把“豹文”二字归属于“鼨鼠”。《唐书·卢藏用传》说，卢藏用的弟弟卢若虚以《说文》为依据。王楙《野客丛书》说，考辨鼮鼠本来是窦攸的事，而郭璞却误认为是终军的事。《窦氏家传》的这段文字见于《太平御览》卷九百一十一。又，《文选·任彦升〈为萧扬州荐士表〉》注文引《三辅决录注》，内容大致相同。（这里所说的地方）也是谏议大夫第五颉、字子陵的居所；第五伦的幼子第五颉以清正著称。各本“称”字脱落，《笺》说：这里下文疑似脱去“为郡功曹”四字。《三辅决录》说：“第五颉，字子陵，以清正任郡功曹。”全祖望、赵一清依朱氏本增补四字。守敬按：不对。《后汉书·第五伦传》说，伦的幼子颉承袭爵位，历任桂阳、庐江、南阳三郡太守，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誉。章怀太子注文引《三辅决录注》说：“颉字子陵，任郡功曹、州从事，公府征辟，考绩高第，任侍御史、南顿令、桂阳、南阳、庐江三郡太守、谏议大夫”等。由此可知，“以清正”下面应当脱去“称”字，正是本传所说的“所到之处都受到称誉”，现予订正。朱氏《笺》在“清正”下面补入“为郡功曹”，与下文接不上。而且第五颉是京兆南陵人，曾任郡功曹，怎么会居住在洛阳？本注文明确说“也是谏议大夫第五子陵的居所”，正是指第五颉任谏议大夫时的住所。因此下文都是在说第五颉居住洛阳的事情。洛阳没有房主，乡里也没有田宅，他寄居在灵台，有时十天都不能生火做饭。司隶校尉、南阳人左雄，太史令张衡，尚书、庐江人朱建，以及孟兴等人，各本在“左雄”下面脱去“太史令张衡”，在“朱”下面脱去“建”字，现据《决录》补入。因此，第五颉所举荐的孝廉、功曹，各本脱去“颉所举”三字。考察《决录》说：“他们都与第五颉是旧交。”其中没有关于孝廉、功曹的说法，这一定是取自另一家《后汉书》的文字。左雄、张衡、朱建、孟兴，都是第五颉任南阳、庐江太守时的属吏；说他们是第五颉所举的孝廉、功曹，毫无疑问，与他的父亲第五伦无关。全祖望补作“皆伦所举”四字，是错误的；这里应当补入“颉所举”三字。他们各自送来礼物财物，第五颉都推辞不接受。永建年间，他去世。守敬按：这也是另一家《后汉书》的文字。考察本传说，顺帝被废为太子时，颉任太中大夫，和太仆来历等人一同守在宫门前坚决劝谏；顺帝即位后，提拔他为将作大匠，他是在任上去世的。《决录》也没有说 他在哪一年去世。

译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平昌门南面，这就是旧时的平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南面从西边数的第二座门叫平昌门，汉代叫平门，魏、晋时叫平昌门，魏孝文帝仍沿用旧名没有改动。《寰宇记》说，汉代叫平城门，在丙位之上。《河南志》说，汉代平门又作平城门。《通鉴》记载，魏嘉平元年，桓范出城到达平昌城门；据此，以魏代改称平昌为正确。谷水又经过明堂北面，明堂是汉光武帝中元元年所建。会贞按：这里本出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应当依据《续汉书·祭祀志》改作建武中元元年。《通鉴考异》和胡三省注文考证得很详细。又，《宋书·符瑞志》也作建武中元元年，可知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的记载无疑有脱误。考察它的基址形制，上圆下方，有九室、重隅、十二堂。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注文引《礼图》作建武三十一年，记作：“明堂上圆下方，有十二堂，以象征日辰；有九室，以取法九州；每室有八窗，共八九七十二窗，以象征一年四时的君王。” 每室有十二扇门，以取法阴阳的数目。注文又引《汉官仪》说，明堂四面筑土墙形成壕沟，壕沟上架桥，沟中没有水。明堂距平城门约二里。蔡邕《月令章句》说法相同。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记载，《月令章句》十二卷，为汉代左中郎将蔡邕所撰。因此在明堂下面引水，修建辟雍。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中元元年兴建辟雍。注文引《汉官仪》说，辟雍距明堂三百步。皇帝车驾亲临辟雍时，引水环绕辟雍外部，以便限制观看的人群。《文选·闲居赋》注文引陆机《洛阳记》说，辟雍在灵台东面，相距一里，二者都是魏武帝迁置的。《洛阳伽蓝记》说，灵台东面的辟雍，是魏武帝所建。正光年间，在辟雍西南修建明堂，上圆下方，有八扇窗、四座门。由此可见，灵台、明堂、辟雍在汉代以后，历代都有改建和迁移。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开阳门南面。《晋宫阁名》说：这里原来是建阳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 城有开阳门。《洛阳伽蓝记序》说，南面最东边的第一座门叫开阳门，从魏到晋都沿用此名，魏孝文帝也没有改。据《晋宫阁名》看，这座门曾改名为建阳门，但时间不长，所以《伽蓝记》略去未载。《寰宇记》说，开阳门在己位之上。《汉官》说：朱氏《笺》说：《汉官》下面，宋本有“仪”字。赵一清说：何焯认为不应有“仪”字。考察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汉官仪》一卷，是后汉军谋校尉、汝南人应劭仲远所撰。考察《唐书·经籍志》，有《汉官》五卷、《汉官仪》十卷，如今只保存这一卷，所记只有三公官名以及他们的姓名、籍贯而已，全书已经亡佚。郦道元当时还见过旧籍，所以本来不应有错误；但朱氏却轻率地说宋本如此，这就是他免不了被阎百诗、冯定远讥刺的原因。守敬按：残宋本这一行缺四字，根据上下文推断，没有“仪”字。《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文引应劭《汉官》，与本文相同。《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七也作《汉官》，但《后汉书·秦彭传》注文、《文选·怀旧赋》注文、《寰宇记》、《河南志》引用时都作《汉官仪》，可见这种讹误由来已久。或者朱氏所见宋本不同，说有“仪”字，也未必完全错误。开阳门刚建成时还没有名称，前一夜有一根柱子飞来落在城楼上。琅琊开阳县上报说，南城门上有一根柱子从南面飞来；“南”字上面应当增“县”字。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注文引文有“县”字。一根柱子又飞走了。光武皇帝派人来辨认查看，确实是那根柱子，于是把它牢牢捆住，借此刻下年月日作为命名的依据。朱氏本上句把“缚”写作“传”，下句没有“因”字。《笺》说：“坚”应当作“竖”。赵一清说：何焯认为“坚”字没有错误，“传”应当作“缚”；“刻记”上脱去“因”字，应参照《后汉书》注文和《文选》注文校正。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作了增补。何汤，字仲弓，朱氏本脱去“何”字二字。《笺》说：谢承《汉书》说，何汤字仲弓，向桓荣学习，是桓荣的高等弟子。建武年间，何汤被任命为郎中，推荐桓荣担任太子师傅。他曾任门候。皇帝微服出行，夜里回来，何汤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朝廷称赞他。守敬按：这件事恐怕与郅恽是同一件事，只是流传的说法不同。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国子太学石经北面。《周礼》有国学施行成均教育法的记载。守敬按：《周礼·春官·宗伯》下的《大司乐》说，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法。《学记》（《礼记》）说：“古代，家中有塾，党中有庠，遂中有序。”守敬按：《学记》作“术”。郑玄注文说，“术”应当作“遂”，是读音相近造成的错误。国家有学。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东序、西序，殷人有右学、左学；朱氏本脱去“右学”二字，赵一清依据《礼记·王制》在“左学”下面补入二字。守敬按：《王制》先说右学，后说左学，现在应当补在“左学”上面。周人有东胶、虞庠。《王制》说：“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赵一清本作“曰”。守敬按：上文夏后氏以下三句也出自《王制》；这里明引《王制》，但只说虞氏供养国老、庶老的制度，是举一例来概括其他制度。因此设有太学、小学，用来教育国中的子弟，这些学生称为国子。汉、魏以来，把太学设置在国子堂东面。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说，建武五年冬十月，开始兴建太学。注文引陆机《洛阳记》说，太学在洛阳城旧开阳门外，距宫城八里；讲堂长十丈、宽三丈。

译《文选·闲居赋》注文引郭缘生《述征记》说，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面二百步。《洛阳伽蓝记》说，报德寺在开阳门外三里；开阳门外御道东面有汉代国子学堂。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镌碑，刊载五经，立在太学讲堂前面，都在东侧。会贞按：《后汉书·灵帝纪》说，熹平四年下诏让诸儒校正五经文字，把文字刊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这与《蔡邕传》所说的熹平四年相同。光和在熹平之后，这里说光和六年刻石，是就石经刻成的时间而言，见下文《隶释》。 《后汉书·儒林传》注文引谢承《后汉书》说，石碑立在太学门外，用瓦屋覆盖，四面设置栏障，南面开门，河南郡设置官吏士卒看守。蔡邕在熹平四年参与此事。朱氏本把“熹”误作“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邕传》作“熹”。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的文字，灵帝答应了他们。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书写在碑上，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从此以后，后来的儒生和晚辈学者都以此为标准。石碑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碑文的人，守敬按：《邕传》作“摹”。车马每天有一千多辆。戴震作“辆”，守敬按：《蔡邕传》作“两”。把街道都堵塞了。守敬按：从“蔡邕”一句到这里，都是《后汉书·蔡邕传》的文字。如今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守敬按：《邕传》注文引《洛阳记》说，《礼记》碑上刻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立了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三字石经》。守敬按：《晋书·卫恒传》所载《四体书势》说，正始年间立《三字石经》，但没有明确说是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古文产生于黄帝时代，仓颉根据鸟的足迹造字，取文字繁衍相生之意，所以文字有六种造字义例。秦代使用篆书，焚烧先代典籍，古文于是断绝。鲁恭王得到孔子住宅中的古书，却不知道其中有古文，称它为科斗书，大概因为科斗这个名称，便仿效蝌蚪的形状来解释。大篆产生于周宣王时期，由史籀创制。周平王东迁以后，文字发生错乱。秦代的李斯和胡母敬又改造史籀的大篆，朱氏本作 “有”，《笺》说：应当作“又”，赵一清、戴震改正。称为小篆，所以有大篆、小篆之分。然而许慎的《说文解字》专门解释篆书，而不以古文为根本。孙星衍说：认为许慎不取法古文的说法，起源于郦道元，但这可以说是不懂六书。守敬按：孙星衍《问字堂集·与段茂堂书》说：“我年轻时读《水经注》，见其中说许慎专门解释篆书而不取法古文，便奇怪郦道元读书粗疏；连《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的‘现在叙述篆文，兼合古文、籀文’这句话，他也完全没有看到。”现在这里又有孙氏的驳语，才知道孙氏的这段校勘并不是伪托。《说文解字》把古文、籀文列在小篆字下的地方很多，郦道元难道会没有看到？大概因为古文到汉代已经有很多失传，所以《说文解字》没有把古文列在篆书之前，而都是放在篆书下面加以说明；这是时代造成的情况，并不是许慎重视篆书而轻视古文。古隶书产生于秦代，因为篆字笔画繁多，无法适应会聚处理繁重事务的需要。朱氏本把“无会剧务”误写作“芜会剧者”，《笺》说：宋本作“剧务”，赵一清据此改正；又依据黄丕烈本把“芜”改作“无”，说是在繁重事务中便无法应付。戴震作“无”“务”。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无”“务”。所以采用隶人简省的写法，称为隶书。有人说，就是程邈在云阳增删篆书而成的；所谓“隶”，是说这种书体比篆书便捷。守敬按：从“黄帝之世”到这里，全部出自卫恒《四体书势》，只是抄录时改换了措辞。孙畅之。守敬按：孙畅之的《画记》见于《隋书·经籍志》，这里应当是他所记载的文字。孙畅之另有《述书》，见于《渐江水注》。他曾看见青州刺史傅宏仁。朱氏本把“仁”写作“什”，《笺》说：《初学记》引文作“傅宏仁”。守敬按：《初学记》没有引这一句；《淄水注》引孙畅之的话，作“傅宏仁”。孙畅之说，临淄人挖掘古墓，得到一具铜棺。守敬按：《淄水注》引这件事也作“铜棺”，是正确的。桐木棺怎么能够历经长久岁月而不腐朽？棺材外面前方隐约凸起。朱氏本没有“起”字，《笺》说：脱去一个“起”字，全祖望、赵一清补入。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文都有“起”字。上面刻的是隶字，说这是齐太公的第六代孙 胡公的棺材。只有三个字是古文，其余都与今世通行的文字相同。朱氏本把“余”写作“隶”，《笺》说：《初学记》作“余”，戴震、赵一清改正。守敬按：明抄本作“余”，《太平御览》也相同。由此可以证明，隶书本来就出自古文，《笺》说“自”字有版本作“字”。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九引文都作“字”，并非始于秦代。孙星衍说：这一定不对，是好事者编造的。郦道元在小学文字方面最为疏略，所以采用了这种民间传说。守敬按：近来安阳出土的龟板，守敬亲眼见过几十枚，全是三代古文，绝不是伪造的。可惜没有让渊如看到它们！魏初，流传说古文出自邯郸淳；石经上的古文已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笔法。守敬按：这是卫恒《四体书势》的原文。邯郸淳附载于《魏志·王粲传》。书写这块碑的人，《魏书·江式传》直接说是邯郸淳所书；《晋书·卫恒传》则说书体已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笔法。胡三省《通鉴注》说，《魏碑》是在正始年间建立的。

译《后汉书》说，元嘉元年，皇帝下诏命邯郸淳书写《曹娥碑》，当时邯郸淳已经成年。从元嘉到正始，经过九十多年，石经绝不可能是邯郸淳所书。然而终究还不能确切指出书写者的姓名。我认为，《卫恒传》所说“魏初传授古文的人，源自邯郸淳”，是指卫敬侯先向邯郸淳学习古文，后来临摹邯郸淳的尚书字体，再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正始年间建立《三字石经》时，书体已经转而失去邯郸淳的笔法，只是因为有“科斗书”这个名称，便仿效蝌蚪的形状。这里明明是说，卫敬侯起初向邯郸淳学习古文，等到书写石经时，反而转而失去邯郸淳的笔法，责怪他没有遵循老师的笔法。这部石经无疑就是卫敬侯书写的。否则，石经失去邯郸淳的笔法，与卫敬侯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记载在《卫恒传》中呢？这也是前人从未揭示过的事情。石碑立在讲堂西面，石碑高八尺、宽四尺，下面排列着成行的石碑。会贞按：“树之于堂西”以下四句承接上文魏代的事情，叙述的是《魏石经》。前文说汉代石碑立在太学讲堂东侧，这里说立在讲堂西侧，所以应当是魏石经。《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说，国子学堂前有排列成行的碑，南北向，共三十五枚，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上面书写《春秋经》和《尚书》两部经典，使用大篆、隶书、科斗书三种字体。碑高八尺，如今还存十八枚，其余都已经崩毁；这里说的是魏石经。国子学堂在太学堂西面；《西征记》又说有“三字”、碑高八尺，都与这篇注文相合。它所说的三十五枚，还可以补充这篇注文的缺略。《北史》中，江式也说魏代在汉碑西面建立《三字石经》，但认为是邯郸淳所书，这是错误的。《洛阳伽蓝记》写作二十五碑，与《西征记》不同；又认为是蔡邕书法的遗迹，把汉碑认作魏碑，错误更大。碑石共有四十八枚。王校本说：朱氏本把“十”误作“千”。会贞按：朱氏本作“十”，误作“千”的是锺本、谭本，项絪本、黄晟本也误作“千”。碑石宽三十丈。会贞按：这两句是补叙汉石经；碑上应当有“汉”字，意思才清楚。《后汉书·蔡邕传》注文引陆机《洛阳记》说，太学堂前有石经四部，原有碑四十六枚：西行排列《尚书》《周易》《公羊传》，现存十六碑，毁坏十二碑；南行排列《礼记》十五碑，全部崩坏；东行排列《论语》三碑，毁坏二碑。四十六枚应当依此注文改作四十八枚。大概“《论语》三碑”下面脱去了“存”字，后人以为《论语》只有三碑，所以把四十八枚改成四十六枚来迁就这一说法。按照上文“十六碑存、十二碑毁”的例子，这一句应当作“三碑存、二碑毁”，这样《论语》原有五碑，合计正好四十八枚。《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说，太学堂前的石碑有四十枚，看来又脱去了八个字。《洛阳伽蓝记》、《后汉书补注》四引《羊头山记》、《续博物志》卷六，都作四十八枚，可以作为证明。“宽三十丈”一句有错误。考察《后汉书·儒林传》注文引杨龙骧《洛阳记》所载朱超石《与兄书》，说石经文字都像碑，高约一丈，宽四尺，成排相接。每块碑宽四尺，总计只有十九丈二尺，举成数应当作宽二十丈。魏明帝，朱氏本误作“魏文帝”，全祖望、戴震改正，赵一清的辨析见下文。又把《典论》刻成六碑，附在石经之后。赵一清说：《隶释·石经残碑》记载，《水经》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石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刻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的《三字石经》。大概诸儒接受诏令是在熹平年间，而石碑完成是在光和年间。《隋书·经籍志》记载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并说汉代镌刻七经，都是蔡邕所书。又说魏代建立了《一字石经》。这种说法前后自相矛盾。《新唐书·艺文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有今字石经七种，注文说《论语》为蔡邕所作；又有三字石经古文、篆书两种。大概唐代史书把隶书称为今字。观看现存石经遗字的书法精妙，不是蔡邕这一类书法家不能写成。拿黄初以来的碑刻与它相比，差距简直如同天壤，哪里是魏人的笔力能够达到的？应当以《水经》的记载为依据。所谓三体，是魏人刻写的。《儒林传》说是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写，这个说法不对。又，《隶续·三体石经左传遗字》说，石经见于范晔《后汉书》的《灵帝纪》和《儒林传》《宦者传》，这些篇章都说是五经；蔡邕传、张驯传则说是六经，只有《儒林传》说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书法。郦道元《水经》说，汉代在太学建立石经，魏正始年间又刻古文、篆书、隶书三字石经。《唐书·经籍志》有三字石经古文、篆书两种，一种是《尚书》，一种是《左传》。只有《隋书·经籍志》所记不同，目录中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既然已经说七经是蔡邕所书，又说魏代建立《一字石经》，这就是它的错误。范蔚宗在世时，三体石经和熹平年间镌刻的石经并列在学宫中，所以史官下笔时误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后人沿袭了这种讹误，有些人没有见过石刻，便无法考证。赵一清虽然认为一字石经是蔡中郎所书，却从未见过三体石经。欧阳修认为三体石经是汉碑，却从未见过一字石经。近世方勺撰写《泊宅编》，记载他弟弟方匋题跋石经，也被范晔《后汉书》和《隋书·经籍志》所误导，把三体石经指认为汉代文字。至于《公羊碑》上有马日磾等人的姓名，他竟说魏代沿用他们校正确定的经本，所以保留了他们的姓名，这可以说是荒谬的说法。一清按：景伯依据《水经》的事实，辨明《后汉书》和《隋书·经籍志》的矛盾，确定一字石经是汉代刻本、三字石经是魏代碑刻；他的论述简洁而有根据，其他纷杂说法不足以记录。我们杭州的杭世骏编修撰有《石经考异》，汇集各类典籍，足以补充顾炎武的不足。四明全祖望又加以增广，搜罗剔抉，更加没有遗漏。石经的陈旧遗迹，终于在千百年后重新显露出来。又按：郦道元的说法也不对。根据陈寿《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春二月戊子日，魏明帝下诏命太傅和三公把魏文帝《典论》刊刻在石上，立于宗庙门外；没有说立在太学。《搜神记》却说，皇帝下诏把它刻石立在宗庙门外和太学。裴世期说：过去我跟随征西将军到洛阳，逐一察看旧日遗物，看见太学中魏文帝《典论》的石碑还保存着，而宗庙门外已经没有。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晋初接受魏的禅让后，就使用魏代的宗庙，把这批石碑迁到太学，并不是在两个地方分别建立。私下认为这话不对，大概应当以《搜神记》的说法为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四年、二月〕 大概石经立在太学，《典论》本来就在宗庙门外；郦道元把晋代迁移之事说成魏代建立，恐怕不如裴世期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记载可靠。又，《三少帝纪》注文引《搜神记》，说《典论》是魏明帝建立的，魏明帝下诏对三公说：“先帝从前撰写《典论》，是不可磨灭的格言，应当把它刊刻在宗庙门外和太学，与石经并列，以长久昭示后世。”齐王即位初年，西域进献火浣布，子桓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下令把这篇论说刻石销毁，天下人都讥笑他。如今说是魏文帝把《典论》附刻在石碑上，也错了。[三二]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说，魏文帝《典论》有六碑，如今保存四碑、毁坏二碑。《洛阳伽蓝记》也说，《典论》有六碑，到太和十七年还剩四碑。陆机说，《太学赞》另有一碑，在讲堂西面。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说，《太学赞碑》一处，是汉建武年间建立的，就是陆机所说的那块碑。碑下排列着石龟，碑上刻有蔡邕、韩说、堂溪典等人的姓名。

译《太学弟子赞》又有一块碑，在外门中。如今这两块碑都已经没有了。石经东面有一块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建立的。朱氏本把“元”误作“八”，赵一清改正，并说：阎若璩认为阳嘉年间只有到四年，“八”是“元”字的错误，大概碑文在工程完成后就立即建立了；下文的“九年”也应当是“元年”。碑文说：“建武二十七年修建太学，年久以后逐渐毁坏。永建六年九月，皇帝下诏修缮太学。刻石记载年代，使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朱氏本在“工”字下面多出“字”，赵一清本相同，戴震作“作工”。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作工”。阳嘉元年八月工程完毕。朱氏本把“元”误作“九”，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顺帝纪》明确作阳嘉元年。碑的南面刻着颂文，碑的正反两面都镂刻文字，至今仍保存完好。守敬按：《后汉书·顺帝纪》说，永建六年修缮太学；阳嘉元年七月，太学建成，与这里说八月完工不同。《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四引《述征记》说，太学讲堂里面有《太学赞碑记》，碑文说：“建武二十七年建立太学堂，永建六年下令各府修缮，并建立供诸生居住的房舍一千多间。” 阳嘉元年工程完毕，碑上刻有太尉庞参、司徒刘崎、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九年、二十七年、六年、九月、十一万二千人、八月、七月〕 常孔扶、将作大匠胡广答复诏令的记文。这块位于石经东面的碑，另一个名称叫《太学赞碑》，也就是《洛阳伽蓝记》所说堂前有一处《赞学碑》，并不是陆机所说的《太学赞碑》。汉石经北面有《晋辟雍行礼碑》，是太始二年建立的，碑身从中间折断。守敬按：《晋书·武帝纪》说，泰始六年十一月，皇帝亲临辟雍，举行乡饮酒礼；泰始二年没有在辟雍行礼的事情。近来洛阳出土的《晋辟雍碑》，碑文说，泰始三年十月开始举行乡饮酒礼、乡射礼，泰始六年正月又奏请举行大射礼，同年十月举行乡饮酒礼；又说皇太子在咸宁三年十二月举行乡饮酒礼，四年二月举行大射礼，碑立于咸宁四年十月。碑文所说泰始三年十月的事情，就是这篇注文所指的事情，足以证明“二年”是“三年”的错误。碑文所说泰始六年十月的事情，就是《晋书》所记，足以证明“十一月”多出了一个字。如今这块碑和郦道元所见的碑各自是一块，大概泰始三年曾经刻石记事，后来又把泰始、咸宁年间的各项事情综合刻在一块碑上。但是世代不同，事物不能永远保持原状。守敬按：《水经注》中有“物不停固”的文字，这里的“故”应当作“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石经逐渐残缺，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半，毁坏的几乎过半。朱氏《笺》说：应当作“存毁几半”。赵一清说：考察“存半毁几”，意思是保存下来的大致如此，而毁坏的有多少则难以确定；朱氏凭主观意思妄加改动，实在不妥。守敬按：石经残缺的数目上文已有详细说明，朱氏说应当作“存毁几半”，只是大致估计。像赵氏这样解释，反而不如朱氏改文说得明白。《魏书·外戚传》说，洛阳虽然经历战乱破坏，旧有的三字石经仍然完整存在；后来冯熙和常伯夫相继任洛州刺史，废弃毁坏石经，拆下来分别使用，大体已经倾颓。但是《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说，三字石经如今保存十八枚，其余都已崩毁；《洛阳伽蓝记》也说还剩十八碑，其余都残毁。两者与《西征记》的说法相同，那么又似乎没有冯熙、常伯夫毁坏石经的事情。说它可以长存永久，想来只能令人惆怅。考察古书有“三雍”的说法。守敬按：《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来朝，回答说有三雍宫。应劭说，三雍就是辟雍、明堂、灵台。如今灵台、太学，都没有辟雍。守敬按：古人有的认为明堂、辟雍在同一处，有的认为灵台、辟雍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有的认为太学就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六年、十一月、三年、十月、正月、十二月、四年、二月〕 辟雍。郦道元似乎没有采用应劭的说法，而只是根据上文所叙述的情况来说：明堂有辟雍，灵台、太学则没有辟雍。晋永嘉年间，王弥、刘曜进入洛阳，焚毁了太学和国子学。守敬按：《晋书·怀帝纪》说，王弥、刘曜进入京师是在永嘉五年。《刘聪载记》说，王弥等焚烧东阳、宣阳等城门以及各府寺，太学和国子学也应在其中。还依稀可见原来的地基。会贞按：《后魏书·刘芳传》的表文说，《洛阳记》记载，太学在开阳门外；如今太学的地基还清楚可见，仍然沿用旧日的营建格局。又说，如今太学旧坊一带，地基宽阔空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枚〕 谷水在城东南角分出支流，向北流去。会贞按：这是前面所说从城西流经城南的谷水，在东南角分成三支，向北流经城东。它流经青阳门东面，这里原来是清明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东面从南边数的第二座门叫青阳门，魏、晋时叫清明门，魏孝文帝改为青阳门。又叫税门。朱氏本在“门”外有“也”字，戴震删去。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作“秏门”。又叫芒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说，汉代叫望京门。《河南志》作望京门，又作宣平门。谷水又向北流经东阳门东面，这里原来是中东门。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说，雒阳城有中东门。《洛阳伽蓝记》说，东面从南边数的第二座门叫东阳门，汉代叫东中门，魏、晋时叫东阳门，魏孝文帝仍沿用旧名没有改。谷水又向北流经旧太仓西面。《洛阳地记》说：“大城东面有太仓，仓下常有运粮船，数量经常达到一千艘。”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引《洛阳记》有“常满仓”，说的是汉代的仓。《晋书·食货志》说，显宗永平五年修建常满仓，在城东设立粟市，就是这个仓，位于建春门外。

译这里所说的太仓，是晋代的仓。《晋书·武帝纪》说，咸宁二年九月，在城东修建太仓，就是此事；太仓位于东阳门外。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谷水又向北流入洛阳沟。会贞按：注文叙述从城东南角分出的支流水，到这里为止。洛阳沟就是上文所说谷水从城北转弯向南，经过建春门、乐里道的水道；这一支水则从城西流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城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九月〕 谷水又向东流。会贞按：这是城南谷水向东流出的主流。水流向左侧迂回形成水池。会贞按：水池在旧洛阳城东面。谷水又向东流，右侧分出一条水道形成方湖，东西长一百九十步，南北宽七十步。会贞按：湖在旧洛阳城东面。这里原来是水衡署的所在地。会贞按：《续汉书·百官志》卷三说，汉孝武帝起初设置水衡都尉，另行主管上林苑以及其中供皇帝游宴休息的离宫；世祖把这项职务并入少府。每逢立秋举行貙刘仪式时，便临时设置水衡都尉，事情结束后就撤除。谷水又向东流，向南转弯，再曲折向东流去，称为阮曲。会贞按：《渭水注》记述成国故渠向东流，又向东南流，称为周氏曲，与这里的情况大致相同。传说这里是阮嗣宗的旧居。《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字嗣宗，是陈留尉氏人；这里是他入仕后任官时居住的地方，在旧洛阳城东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十步、七十步〕 谷水又向东流，转向南方，曲折后向东注入，称为阮曲。会贞按：《渭水注》叙述成国故渠向东流，又向东南流，称为周氏曲，与这里大致相同。这里说的是阮嗣宗的故居。《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字嗣宗，是陈留郡尉氏县人；这里是他出仕做官时居住的地方，位于故洛阳城东面。谷水又向东流，注入鸿池陂。《百官志》《续汉书》说：鸿池是池的名称，在洛阳以东二十里。会贞按：《后汉书·安帝纪》的注文引《续汉书》说，永初二年，下诏把鸿池借给贫民使用，就是这座池。在今偃师县西。设丞一人，秩二百石。池东西长一千步，南北长一千一百步，四周有堤塘，池中又有东西向的横塘，水道直接相通。戴氏把“径”改作“泾”。所以旧日李尤《鸿池陂铭》说：“鸿泽之陂，是圣王规划的；开通水源向东流去，水出自城池。”朱氏把“源”作“水”，《笺》说：旧本作“又”，《玉海》引文也作“又”，这个错误由来已久。按《艺文类聚》，张载《鸿池陂铭》说：“开通水源向东流去，水出自城池。”大概是沿用李尤的话。守敬按：朱氏《笺》所说的张载《鸿池陂铭》，见于《艺文类聚》卷九，其中 又有“渐台建在池中，楼馆高低错落”两句。《文选·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注文引作李尤《洪池铭》。张载与李尤不应全文相同，由此可知应是李尤的铭文，而《类聚》误作张载。那水又向东流，在左边汇合七里涧。会贞按：注文没有说七里涧发源于哪里。据《洛阳伽蓝记》说，七里桥在建春门外，[详见下文。]那么七里涧就是从建春门外乐里道转弯向东流出、汇入阳渠的水；城南向东流出的谷水汇合此涧后，谷水下游到这里又合流成为一条水了。山涧在旧洛阳城东。至于谷水与山涧汇合的地方，则已在偃师境内；鸿池在洛阳东二十里，谷水与山涧汇合处还在鸿池以东。《晋后略》说：守敬按：《隋志》记载，《晋后略记》五卷，是晋代下邳太守荀绰所撰。《晋书》本传说荀绰撰《晋后书》十五卷，“十”字是衍文。两《唐志》都作五卷，可以证明。成都王司马颖派使者陆机任前锋都督，进攻京师，轻率深入，被洛阳军乘隙攻击；朱氏误作“为治军所处”，赵氏据《名胜志》引文改正，全氏、戴氏也改同。军队在鹿苑大败，士卒相互践踏，死在壕沟中以及七里涧里，山涧因此被尸体填满。守敬按：《晋书·陆机传》记载大致相同。就是这条山涧。山涧上有石桥，就是旅人桥。守敬按：《寰宇记》引陆机《洛阳记》说，城东有石桥横跨七里涧。《洛阳伽蓝记》说，出建春门外一里多，到达东石桥；桥北的大路向东有绥民里，东边有崇义里，崇义里东边有七里桥，桥用石头建成，是中朝杜预任荆州刺史时出城停驻的地方。七里桥向东一里，郭城门开有三道，称为三门；离别的人多说送到三门之外。京城士子送人离去、迎人归来，常常都在这里。过去孙登不愿久居洛阳，知道杨氏的荣华不能长久，想隐遁到林乡，假装隐居而诈死。朱氏《笺》说：宋本作“忘死”。赵氏说：按，不是这样；“妄死”就是诈死，并非错误。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妄”。《神仙传》作“卒死”。“卒死”就是突然死亡。

译观察下文说把他埋在这座桥旁，就知道应解释为诈死，而不是死亡。杨骏把他埋在这座桥的东面。守敬按：《神仙传》作“骏给棺埋之于振桥”，这是把旅桥误作振桥。杨骏后来不久也死了。《搜神记》说：太康末年，京城洛阳开始流行《折杨》歌，歌词中有兵乱和艰苦的内容。杨骏后来被诛杀，太后被幽禁而死，《折杨》歌正是对此的应验。戴氏删去“为”字。会贞按：今本《搜神记》脱去这一条，见于《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三；“始为折杨”下面有“柳”字，“革”作“车”，都是错误。末句没有“为”字。这几座桥都用累。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累”。石头建造，也很高大雄壮。制作十分精良，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损坏，仍不妨碍行人旅客通行。朱超石《与兄书》说：守敬按：朱超石是朱龄石的弟弟，《宋书》《南史》都把他附在《龄石传》后。桥距离洛阳宫六七里。守敬按：桥在旧洛阳城东。桥全用大石建造，桥下做成圆形以通水，足以让大船通过，构造十分奇特。朱氏《笺》说：“奇制作”不详；《玉海》引文没有这三个字。赵氏说：按，“奇制作”是说桥的构造非常奇特，就是上文“制作甚佳”的意思，怎么能因为《玉海》引文没有这三个字，就怀疑它呢？戴氏认为是衍文，删去。“桥上题记说：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开始施工，每天使用七万五千人，到四月末停止。”守敬按：《晋书·武帝纪》说，泰始十年十一月修建城东七里涧石桥。这里写太康三年，大概是错误。这里写到四月末停止，也有讹误，怀疑“四”应作“是”，意思是十一月初开工，当月月底就停止。这座桥后来破败，又重新修补，现在已经没有题刻文字了。守敬按：由此可知，上文是根据旧拓本记载的，并非亲眼看见桥上的题记；应当以《武帝纪》为准。阳渠水又向东流，经过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面。朱氏《笺》说：“径”应作“经”。赵氏说：按，前后注文都作“径”，这种改字实在是多余。戴氏说：谷水从阊阖门向南流以下，连同阳渠水，原 本以及近刻本唯独这里和下面“径亳殷”两处忽然称为阳渠，后来又称为谷水。考察这些地方的相互位置，并没有错乱，但名称参差不一，也许是后人凭臆测改动造成的，现在姑且仍照原文。会贞按：戴氏不知道谷水和阳渠本来可以通称。上文说渠水又分出支流向南进入华林园，戴氏把它改称谷水，大概是专门把向东流出的水称作谷水；但这样无法解释注文所说这条水流到建春门外乐里道后，又转弯向东流出成为阳渠，以及这里又只把从阊阖门向南流的水称为阳渠。郦道元有意交替使用两个名称，是要让人知道阳渠就是谷水。戴氏怀疑是后人改动，是诬妄。全氏、赵氏也没有理解这一点，详见后文。郦食其号广野君，见《史记》本传。庙在北山上。成公绥守敬按：《晋书》说，成公绥字子安，著有诗、赋及杂笔数十卷。所谓偃师西山。守敬按：《隋志》说，偃师县有郦山，就是这座山；大概因为山上有郦食其庙，后人取他的姓来命名此山，在今偃师县西。山上的旧基址还在，庙宇面向东。戴氏把“面”改作“向”。门前有两个石人相对倚立。北边石人的胸前铭文说：“门亭长。” 全氏说：这里有脱文。守敬说：这就像孔庙的石人，胸前题写“府门之卒”，并没有文字脱漏。石人西边有两座石阙，虽然已经坍毁，仍高一丈多。石阙西边就是庙的旧基址。基址前有碑，文字剥蚀残缺，已经无法辨认。成公子安仰慕郦食其流传万古的清芬，在庙像上赞颂他的清美德行，文章保存在他的文集中。朱氏作“字”，戴氏同。朱氏《笺》说：“文字”以下有脱误，应当是“载”字，意思是成公子安的文集中载有郦生庙碑文。全氏依此增“载”字。守敬按：孙诒让《札迻》说，“字”应作“存”，因字形相近而误。说得对，现在订正。阳渠水又向东流，经过亳殷南面；过去盘庚迁都到这里，从此把商改称为殷。朱氏没有“自”字，全氏、赵氏、戴氏相同。守敬按：应有“自”字，现在补入。《书序》说，盘庚将治理亳殷。孔颖达《疏》引郑玄说，是在亳地的殷地治理。商王朝自从迁到这里，就改国号为殷。《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帝王世纪》说，帝王 盘庚迁都到殷，开始把商改称为殷。按《洹水注》既说盘庚所迁的殷在邺县以南，这里又说在河南，大概是把旧有的两种说法并存下来。班固《汉书·地理志》偃师县下说：“尸乡，是过去殷汤建都的地方。”守敬按：《续汉志》注文引《帝王世纪》说，尸乡在偃师县西二十里。《括地志》说，亳邑故城在偃师县西十四里，是商汤的都城。《偃师县志》说，今县西十里的新塞铺，就是古代的尸乡，所以也称汤亭。守敬按：《书序》孔颖达《疏》引郑玄说，亳就是今天河南偃师县，有汤亭。《续汉志》注文引《皇览》也说那里有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都认为这种说法不对，认为那里是帝喾的都城。守敬按：《汉志》偃师县颜师古注文引臣瓒说，汤居住在亳，今天的济阴县就是亳；但没有驳斥汤都在此地的说法，也没有说帝喾建都于此，大概都是颜师古删去了。皇甫谧驳斥汤都说的内容，详见《获水注》；他说帝喾都城的地方，见下文。《晋太康记》《地道记》朱氏误作《晋太康地理记》，赵氏增改说：这里兼引两部书，所以说“并言”。

译两部书都说田横死在这座亭子里。守敬按：《史记·田儋传》说，田横乘传车前往洛阳，还没到洛阳三十里，到了尸乡驿站，就自刎而死。因此改称尸乡，是不对的。我的考察是：司马彪《郡国志》在偃师县下认为这是《春秋》所说的尸氏。守敬按：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那里泽地旷野背靠高原，城郭两旁有许多坟墓，就是陆士衡与王辅嗣相会的地方。袁氏《王陆诗叙》守敬按：《隋志》没有著录。陆机初到洛阳时，暂住在河南的偃师；当时忽然阴云密布，望见道路左边好像有民居。朱氏作“右”，《笺》说：《异苑》作“左右若有民居”，没有“者”字。全氏、赵氏改“若”字，增加“有”字。戴氏也改“若”。守敬按：《类聚》卷七十九、《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广记》卷三百一十八引《异苑》，都作“道左若有民居”。于是前去投宿，朱氏把“逗”作“退”，《笺》说：宋本作“逗”；《异苑》作“投”。戴氏、赵氏作“逗”。守敬按：[三四]《大典》本、残宋本作“逗”。见到一个少年，仪态神情端庄高远，和陆机谈论玄理；陆机佩服他的才智，却无法回答驳难。朱氏《笺》说：《异苑》作“抗”。起先提出一个辩论问题。朱氏作“前至一辩文”。守敬按：今本《异苑》脱去这句以及下面的“机”字；全氏、戴氏把“至”改为“致”，删去“文”字。陆机谈论古今，朱氏《笺》说：《异苑》“机”字下有“乃”字。守敬按：《类聚》《御览》《广记》引《异苑》都没有“乃”字。朱氏把“题”作“提”。综合考察名物与事实。守敬按：《类聚》《御览》《广记》中的“检”都作“验”。这个少年并不十分欣赏或理解。将近天亮时，陆机要离去，在旅舍解下车驾。朱氏没有“逆旅”二字，赵氏据黄本增入，戴氏本有。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都有“逆旅”二字。老妇人说：“您住在哪里来的？从东方几十里以内都没有村落，只有山阳王家的墓。”朱氏把“止”误作“上”，赵氏据孙潜校本改正，戴氏作“止”。守敬按：[三五]《大典》本、残宋本都作“止”。王弼见《魏志》，附在《锺会传》之后，称为山阳人。《寰宇记》说，王弼墓在偃师县南三里。元代陈思忠撰《弼墓碑记》，却说在县东三里，《一统志》采用了他的说法。陆机于是惊异惆怅，回头看昨天走过的道路，只见空旷原野昏暗迷蒙。朱氏《笺》说：《异苑》“昏”字是衍文，赵氏也有这个字，全氏、戴氏删去。云气聚集，遮蔽了太阳。朱氏《笺》说：《异苑》“攒”字下有“木”字，全氏、戴氏增入。守敬按：原本这两句上句作“空野昏霾”，下句作“云攒蔽日”。朱氏所见《异苑》有“昏”字，却认为是衍文，这是错误的。又说《异苑》“攒”字下有“木”字。现在《类聚》《御览》《广记》引《异苑》，上句都没有“昏”字；以“云”字断句，下一句有“木”字，“攒”作“拱”。大概都是后人任意删改造成的。“攒”作“拱”，应是因为“云攒”不常见，所以改作“拱”；然而树木聚拢怎么能够遮蔽太阳呢？考察《汉书·上林赋》，“攒立丛倚”中的“攒”，注文解释为聚集。因此怀疑“云攒”两字被颠倒错置了。由此知道陆机遇到的，确实是王弼。会贞按：《晋书·陆云传》把这件事归到陆云名下。这座山就是祝鸡翁过去居住的地方。《搜神 记》说：守敬按：今本《搜神记》不记载祝鸡翁的事，只有《列仙传》记载得详细。又《类聚》卷九十一、《御览》卷九百十八、《广记》卷四百六十一、《事类赋》卷八，都引作《列仙传》。祝鸡翁是洛阳人，住在尸乡北山脚下，养鸡一百多年。守敬按：《列仙传》以及《类聚》《御览》《广记》《事类赋》的引文，都作“一百多年”。《寰宇记》引刘澄之《永初山川记》也相同，因此这里“年余”两个字应当倒置。鸡有一千多只，每只都有名字；想要取哪只鸡，叫它的名字，它就会按品种分别前来。守敬按：《广记》引《列仙传》没有“之”字。后来去了吴山，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全氏说：这里以下没有叙述阳渠水流入谷水的地方，疑有脱文；而且原来水流的分合多有错误，无法考订。赵氏说：按《洛水》篇，《经》文说“又向东流到偃师城南”，注文说“洛水又向北流，阳渠水注入它”，那么阳渠水是在偃师城南由谷水流入洛水的。会贞按：注文叙述城内外的水流，主流和支流的分合都有条理，分别考察各条便可明白，按图也能查找。它所说向东流出、向南流出的水，谷水和阳渠交替出现；到城东汇流后成为同一条河流，又有时称阳渠，有时称谷水。大概谷水兼有阳渠这个名称；只说谷水，就遗漏阳渠之名；只说阳渠，就遗漏谷水之名，所以交替称说，以显示是一条水而有两个名称。看本篇末尾只说谷水流入洛水，《洛水注》只说阳渠水注入洛水，一水二名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全氏没有看出郦道元的意旨，所以说有脱误。赵氏说阳渠由谷水流入洛水，似乎正确，但仍不免把两者分成两条水。谷水又向东流，经过偃师城南。守敬按：两汉、魏、晋时期[上文袁氏《王陆诗叙》说陆机初到洛阳，暂住河南偃师。考察陆机入洛在太康末年，可知晋初已有偃师县，《晋志》漏载。]偃师县属河南郡，晋代撤省，即今县治所在地。皇甫谧说：帝喾建都于亳，偃师就是那里。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的说法，《御览》卷一百五十五也有引文。王莽所谓的 师氏之地。孙星衍说：现在《地理志》作“师城”，钱坫认为“师城”是误刻，这是对的。谷水又向东流，注入洛水。会贞按：现在谷水与涧水汇合后，在洛阳县西南注入洛水，就是《禹贡》所说涧水注入洛水的水道，详见《洛水》篇。甘水 甘水发源于弘农郡宜阳县的鹿蹄山。守敬按：宜阳县的情况详见《洛水注》。鹿蹄山。守敬按：《中次四经》说，鹿蹄山，甘水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洛水。这就是本《经》文字的依据。

译山在河南郡陆浑县故城西北。守敬按：这座山又见《洛水注》。《隋志》说，兴泰县有鹿蹄山，在今宜阳县东南五十里。俗称纵山。甘水发源的地方，位于山的曲折深处。守敬按：水发源于今宜阳县东南。因此世人把它所在的地方称为甘掌。朱氏把“掌”误作“棠”，赵氏据黄本改正，说：这和华掌、鸾掌一类的名称相同。《元和志》寿安县下说，后魏分新安设置甘掌县，就是这个地方。戴氏作“掌”。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掌”。向东北流到河南县南面，向北注入洛水。[三六]甘水发源后向东北流，向北转弯，经过一座故城东面；故城在非山上，非山详见下文。世人称它为石城。京相璠说：有人说，甘水在西山上，山地被夷平而宽广。朱氏把“夷污”作“梦汁”，《笺》说：孙氏认为“梦汁”疑当作“广阔”。全氏说：先 司空本原是“夷污”二字。赵氏、戴氏都依此改正。守敬按：朱氏作“梦汁”，无法解释。孙汝澄怀疑应作“广阔”，虽合乎臆测。全氏说司空本作“夷污”，文辞新奇，却没有典据。戴氏也依此改，这也是戴氏袭用全氏、赵氏说法的证据。那里有旧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守敬按：《括地志》说，故甘城在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大概本于京相璠的说法；“西”下面增“南”字，是错误。[三七]所指的就是这座城。我考察甘水向东十多里，在洛城南面有故甘城。它北面正对着河南故城。守敬按：在今洛阳县西南。世人称它为鉴洛城。朱氏把“鉴”作“凿”，《笺》说：“凿”一作“鉴”，下文同。戴氏、赵氏改作“鉴”。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都作“鉴”。“鉴”和“甘”声音相近，就是因为声音相近，所以通称为鉴洛城。它就是故甘城。守敬按：郦道元的意思是，京相璠误把石城当作甘城，而实际应以鉴洛城作为甘城。石城在甘水西面，鉴洛城在甘水东面，注文说得很清楚。然而《春秋地名考略》说，郦道元《注》所说河南城西二十五里的故甘城，俗称鉴洛城，在甘水以东十里。它把京相璠的说法和郦道元的说法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这里是王子带过去的封邑，所以昭公叔带有“甘公”的称号。全氏说：按王子带称太叔，死后称甘昭公，不称昭叔。会贞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甘昭公受到惠后的宠爱。杜预注文说，甘昭公就是王子带，食邑在甘地。 《晋语》说，晋文公元年，襄王躲避昭叔的祸难。郦道元称昭叔，正是有所依据；全氏没有查考。甘水又与非山水汇合。非山水从非山东面的山谷流出。孙星衍说：非山就是鹿蹄山。会贞按：《通鉴》记载，唐高宗龙朔元年十月，在非山打猎，就是这里。《隋书·食货志》作“飞山”；这座山在鹿蹄山西北，不是同一座山。然而《括地志》引《洛阳记》说，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有甘水发源，山上有甘城。它所说的甘城，就是京相璠所指在非山上的那座城；那么所说的甘水，就是此注文所说的非山水。《方舆纪要》有时把鹿蹄山称为非山，大概就是根据这条记载。不知道甘水发源于鹿蹄山，郦道元明明说甘水与 非山水汇合，由此可知鹿蹄山不是非山。今本《洛水注》说鹿蹄山世称“非”，据此本“非也”上面应脱去“纵山”二字。全氏、赵氏、戴氏都把“也”改成“山”，孙星衍于是认为非山就是鹿蹄山。这说明《括地志》被《洛阳记》误导，顾祖禹又被《括地志》误导，孙星衍再被全氏、赵氏、戴氏擅改《洛水》篇的做法误导；都是因为没有仔细阅读郦道元的注文，没有参校《洛水》《甘水》两篇，辗转武断所造成的。非山水向东流，注入甘水。甘水又在河南城西向北流入洛水，《经》文说在县南，是错误的。所以京相璠说：“现在的河南郡河南县……”戴氏删去原文上面的“河南”二字。守敬按：这是说河南郡的河南县，“河南”二字不是衍文。县西有甘水。朱氏脱去“西”字。赵氏增作“西南”，说：《郡国志》记载，河南县有甘城；刘昭注文引杜预说，县西南有甘泉，就是这条水。戴氏也增作“西南”。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黄本都作“西”，与上文相合。京相璠不一定要和杜预说法相同。戴氏不依《大典》本作“西”，而作“西南”，是被赵氏说法误导，现在订正。向北流入洛水，这才是正确的。漆水 漆水发源于扶风郡杜阳县的俞山，向东北流入渭水。守敬按：漆水在夏、商、周三代时最为著名，读《诗经》《尚书》都能见到它。到了秦、汉时期，水道已经多次变迁。所以《汉志》只说它在漆县西面。《说文》说，漆水出于杜阳岐山，这应当是古代《尚书》学者的旧说。郑玄《毛诗》笺已经不能详细说明，大概旧迹几乎完全湮灭了。撰写《水经》的人当时已经找不到漆水，只是杂取《山海经》《说文》写成此文。它说漆水发源于扶风杜阳，是依据《说文》；说发源于俞山，就是《山海经》的羭次山；说向东北流入渭水，是东面依据《说文》，北面依据《山海经》。然而这两种说法所说的水道和地点都不同，不能合并为一条。况且杜阳在渭水以北，漆水怎么能够向东北流入渭水？到了郦道元时，更无法亲自验证，所以篇末以漆渠来对应它，仍不敢确信。可惜他所引用的旧说也没有说明白，而且有很多错简，现在为它疏理如下。

译《山海经》说：羭次山，漆水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渭水。守敬按：这是《西山经》的文字。它上文说的浮山，就是《水经·渭水注》中的浮肺山，与丽山山麓相连而名称不同。现在在临潼县南面。再向西七十里是羭次山，漆水从这里发源，向北流入渭水。郭璞注文说，现在漆水发源于岐山。郭璞大概不敢把岐山当作羭次山，因为知道从华山、符禺山以西不可能立即到达岐山，所以引用岐山的漆水来说明它们不是同一处。考察临潼以西七十里，正当杜陵、鄠县之间，就是此注文后文引用《关中记》所说的漆水在鄠县，也就是后文引用《开山图》所说的岐川在杜陵北面，因此说向北流入渭水。大概实际是自北向南流。守敬按：郦道元没有理解《山海经》的旨意，不能把这段文字编排在《关中记》之前；又因为漆水在渭水以北，认为不可能向北流入渭水，所以解释为自北向南流。他这种牵强附会的痕迹，几乎令人发笑。下文引用《开山图》《关中记》，明明是解释《山海经》所说向北流入渭水的证据，怎么会有“自北而南”的记载？这一定是浅陋之人只知道漆水向南流入渭水，认为不可能向北流入渭水，又看到《大辽水》篇有“自北而南”的文字，于是把它窜入了这里。各本还有《尚书·禹贡》至“入于河”共二十六字，以及“孔安国说”至符合《禹贡》《本纪》之说共六十二字；这是泾水以东的漆水、沮水错简在这里，现在移到《沮水》篇。《开山图》说：丽山西北有温池。朱氏《笺》说：古本作“地”，吴本改作“池”。戴氏说：《大典》本作“池”。《三秦记》和《汉武故事》都说骊山有汤泉，又称温泉，没有说温池。守敬按：把泉称作池，也没有不可。温池西南八十里，岐川在杜陵北面。戴氏、赵氏把“岐川”改作“岐山”；朱氏作“在杜陵埤”，《笺》说宋本作“北”。赵氏误把许慎《说文》的一句移到它下面；《笺》中孙氏说“杜陵”应作“杜阳”八字，与宋本相合 成为一条，改作“在杜阳北”。守敬按：这就是《关中记》所说漆水在鄠县的说法。温池以西八十里，正对着杜陵北面的原野，文字没有错误；岐川就是漆水。岐、漆读音相近，所以《渭水注》说大道川向东南流入漆水，即原来的岐水，这就是证据。戴氏、赵氏把岐川改为岐山，又把杜陵改为杜阳，是不知道这里另有一条岐川，在杜陵而不在杜阳。温池距离岐山、杜阳哪里只有三百里，竟然只有八十里吗？长安以西有一条渠，称为漆渠。守敬按：《开山图》以下三十三字，各本错简在潘岳《关中记》一段文字之下，现在移到这里。潘岳《关中记》说：关中有泾水、渭水、灞水、浐水、酆水、鄗水、漆水、沮水。守敬按：《文选·上林赋》李善注文引潘岳《关中记》，列为泾、渭、灞、浐、酆、鄗、漆、潏，共八条水。《初学记》引文相同。这说明郦道元所见的《关中记》与李善、徐坚所见的版本不同。《初学记》又引《关中记》说，泾水与渭水、洛水是关中的三条河流；又引《关中记》说，洛水一名漆沮水，发源于冯翊。这说明《关中记》认为泾水以东、渭水以南都有漆水和沮水。酆水、鄗水、漆水、沮水四条水，在长安西南的鄠县，都向北流入渭水。戴氏增作“漆沮皆南注”，说酆水、鄗水都向北流，并删去“渭”字。守敬按：既然说四条水都在鄠县，就都应当向北流入渭水，怎么能把漆水、沮水改为向南流？删去“渭”字后，漆水、沮水又流入哪条水？我认为“注酆鄗水”四字是衍文；从潘岳《关中记》以下，各本错简在《开山图》一段文字上面，现在移到这里。以上都是解释《山海经》所说向北流入渭水的文字，下面才解释泾水以西的水。周太王离开邠地，渡过漆水和沮水，越过梁山，停留在岐山之下。所以《诗经》说：“百姓开始出生，来自沮水和漆水之地。”朱氏误作“漆沮”，戴氏作“沮漆”，赵氏依照《经》文把次序倒过来。会贞按：黄本作“沮漆”。《诗经》又说：“沿着西边水岸，直到岐山之下。”守敬按：这是泾水以西的漆水、沮水。《括地志》说，梁山在好畤县西北十八里；在今干州北十里。岐山在今岐山县东北五十里，在杜水南面，所以《诗经》说从沮水、漆水之地而来，是由北向南。按照地理位置推断，本应先越过梁山，后渡过沮水、漆水。可是《史记》却先说渡过沮水、漆水，后说越过梁山；这样漆水就应当在杜水以北，向东南流经梁山东面才行，明显与《诗经》文字不合。考察《孟子》只说越过梁山到达岐山脚下，《吴越春秋》也只说越过梁山而居于岐山，没有提到渡漆水、沮水的事。怀疑司马迁就是根据《诗经》“自土沮漆”的文字增写了这件事，没有来得及推究道路情形，于是把先后次序倒置了。从周太王以下的各本文字，错简在许慎《说文》上面，现在移到这里。班固《地理志》说，漆水在漆县西面。守敬按：《郡国志》说漆县有漆水，注文引《地道记》说水在县西，都是依据《汉志》。阚骃《十三州志》又说：漆水发源于漆县西北的岐山，向东流入渭水。守敬按：《书·正义》引文相同，但有驳文。岐山怎么会在漆县西北？所以王伯厚《诗地理考》在“岐山”上增“至”字，赵氏、戴氏都依从。不知道漆县就是今天的邠州，其西北在泾水以北。而且《汉志》凡是说“至”的，必定是说流到相近的地方。岐山在漆县西南，怎么能直接说水向东流入渭水？

译而浮泛地看待它，就没有办法辨别了。守敬按：今本《漆水》篇不明白《诗经》《尚书》的区别，既有错简，又没有条理。《山海经》《关中记》《开山图》都不能用来解释杜阳的水，现在加以订正，才稍有条理。所推定的漆渠水发源于杜阳岐山，大体没有偏离原意。但它的流程太短，而且与《汉志》所说漆水在漆县西面不太相合。至于《元和志》《寰宇记》把邠州西面的白土川、向东北流入泾水的水当作漆水，并驳斥向南流的漆溪不是汉代漆水，大概是想附会《汉志》“在漆县西”的说法，又被《水经》所说东北流的记载迷惑。不知道《说文》明明说流入渭水，《山海经》也说流入渭水，怎么能拿流入泾水的水来冒充它呢？《隋志》在普润县下说那里有漆水。普润在今麟游以西一百多里，与《汉志》所说在漆县西面相合，也不违背漆水发源于杜阳岐山的说法，这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可惜现在没有其他典籍可以详细考证。有人说，普润原是汉代杜阳县的辖地，所以说那里有漆水，不一定是另有一条水。看到“浮”字，已经无法据此辨明了。守敬按：今本《水经注·漆水》篇没有弄清《诗经》《尚书》中相关记载的区别，既有错简，又没有条理。《山海经》《关中记》《开山图》都不足以说明杜阳之水的情况，现予以订正，稍微有了条理。我所推定的漆渠之水发源于杜阳岐山，与原意相差不远。但它的流程太短，而且与《汉书·地理志》所说“在漆之西”的意思不太相合。至于《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把邠州西面的白土川向东北流入泾水的水道作为漆水，并驳斥南流的漆溪不是汉水，这大概是想附会《汉书·地理志》“在漆之西”的文字，又被《水经》所说的东北流向迷惑了。他们不知道《说文解字》明明说漆水流入渭水，《山海经》也说流入渭水，怎么能把流入泾水的水冒充漆水呢？《隋书·地理志》在记述普润县时说那里有漆水。普润县在今麟游县以西一百余里，正与《汉书·地理志》所说“在漆之西”相合，又不违背漆水发源于杜阳岐山的记载，这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可惜现在没有其他典籍可以对此作详细考证了。有人说，普润县本来就是汉代杜阳县的辖地，所以说那里有漆水，并不一定是另有文献依据。守敬按：漆、沮本来是双声字，说漆可以包括沮，说沮也可以包括漆。《汉志》《说文》却都分别有漆水、沮水，是因为《尚书》所说经过漆水、沮水的地方在泾水以东；《汉志》《说文》所说的沮水，就是泾水以东的水，所以有沮水而没有漆水的名称。《诗经》所说的漆、沮在泾水以西；《汉志》《说文》所说的漆水，就是泾水以西的水，所以有漆水而没有沮水的名称。这正是各自举出其中一个字的证据。孔颖达、司马贞、程大昌、王应麟不了解这一点，所以纷纷产生疑问。浐水 浐水发源于京兆郡蓝田县的蓝田谷，向北流入灞水。守敬按：浐水流入灞水，说明灞水大于浐水；可是《水经》不另立《灞水》篇，只把灞水附见于《渭水》，这也是一个疏漏。《地理志》说：浐水。守敬按：今本《汉志》作“沂水”，错误，详见下文。发源于南陵县的蓝田谷。守敬按：两 汉代两县都属京兆尹，后来南陵县废置，在今咸宁县东南。浐水发源于蓝田县西南的秦岭，就是现在称为对家河的水，但如今没有“浐水”这个名称。现在另有一条浐水，在郦道元所指浐水的西面。郦道元在《渭水》篇记载它说，俗称为浐水，并非如此。两条水都向北流入灞水，西边的水比东边的水长，所以当时已经有浐水这个名称。郦道元认为俗称不确，于是把东边的水作为浐水的正式名称，必定另有根据，只是现在无法考察了。水向西北流，与另一条水汇合；另一条水发源于西南面的莽谷。守敬按：这条水也发源于今蓝田县西南的秦岭。水向东北流，注入浐水。孙星衍说：浐水发源于蓝谷，所以就是今天所称的蓝水；莽谷水就是辋川。会贞按：不是这样。今天的蓝水就是灞水，辋川就是辋谷水，都见于《渭水注》；怎么能又把它们当作这里所说的两条水呢？浐水又向北流经蓝田川。会贞按：《渭水注》叙述灞水时，也有经过蓝田川的文字。大概灞水在蓝田县东面，浐水在蓝田县西面，两条水都流经蓝田，所以都有“经过蓝田川”的说法。向北流入灞水。《地理志》说：浐水向北流到灞陵县，注入灞水。戴氏把“灞”改作“霸”，下文同。霸陵县的情况详见《渭水注》。全氏《鲒埼亭集》说：《汉志》京兆尹南陵县下记载，沂水发源于蓝田谷，向北流到霸陵，注入霸水；霸水也发源于蓝田谷，流入渭水。颜师古说，“沂”音先历反切，因此“沂”字读音类似“涅”。遍查各书，从未听说霸上有沂水，于是向研究地理学的人质问，也没有人能考证它的名称。有人说，“沂”是某字的通假，某水也发源于蓝田，向西经过嶢关，又重新与霸水汇合。现在世人大多把省写的字作“泥”，读音转为“涅”。这种说法迂回曲折地牵强求解，我不敢相信。况且《汉志》说泥水发源于北地郡郁郅县北面的蛮夷之中，那水源很远；在文字学上又完全没有根据。最近为了说明《水经》的问题，取《浐水》篇来读，才发现它两次引用《地理志》的文字，都直接写作“浐水”，而不是“沂水”。由此才知道，六朝旧本本来就是“浐水”。玄霸、素浐，古代把这两条水并称；汉王朝把它们列入国家祭祀，这就是所谓的长水。因此按照《地志》的体例，必定会并列记载，而〔原文末尾文字残缺，无法释读〕

译历史文献中已经这样称呼它，只是出现得稍晚一些。何况郦道元生在颜师古之前，专门研究《水经》，他引用《汉书·地理志》最为审慎，难道还会有可疑之处吗？守敬按：《说文》说，浐水从京兆蓝田谷流出，注入霸水；其中没有这种沂水。又据《三辅黄图》和张揖《上林赋注》，产水从蓝田谷流出，向北到霸陵注入霸水。段玉裁《说文注》也认为《汉志》中的“沂”是“浐”的错误。钱坫、洪颐、汪远孙、陈澧都同意这种说法。徐松根据段玉裁的手迹札记说：按《水经·渭水》篇，泥水、浐水都从蓝田谷流出，注入霸水；《汉志》写作“沂”，沂大概是“泥”的音误。“沂”又被误拆成另一个字，所以颜师古注音为“先历反”。这里本应说“泥水、浐水都从蓝田谷流出，向北到霸陵注入霸水”。今本脱去“浐水”，郦道元所依据的本子又脱去“沂水”，所以叙述泥水时没有引用《地理志》的原文，而《浐水》篇却引用了《地理志》的原文。然而根据宋敏求《长安志》，郦道元《注》中关于泥水的脱文还很多，怎么知道这段不在其中呢？现在改“沂”为“泥”，又补入“浐水”，或许可以相合。泥水比浐水小，所以《汉志》和《说文》有浐水而没有泥水。况且霸水向西北流，泥水在蓝田以东注入霸水，和霸陵没有关系；浐水在霸陵注入霸水，位置在蓝田西北，怎么能把两者混为一谈？难道是说泥水、浐水都向北到霸陵注入霸水吗？段氏这种说法非常错误。赵一清为颜师古的说法辩护，又说“沂”字也写作【缺字】，“见《渭水注》”。如今《渭水注》完整存在，哪里曾有“沂也作泥”的文字？这是在错误上又加了一层错误。沮水 沮水从北地郡直路县流出，向东经过冯翊郡祋祤县北面，向东注入洛水。赵一清把“沮”改作【异体字】，下文同，并说：按古本《水经》写作【异体字】水，现在俗本错误地写成“沮”。《史记索隐》说，沮水在《地理志》中没有记载；而《水经》说【异体字】水从北地郡直路县流出，向东经过冯翊郡祋祤县，注入洛水。《说文》说，【异体字】水从北地郡直路县西面流出，向东注入洛水；“水”旁、【字符】声，音切为“侧加切”。沮水从汉中郡房陵县流出，向东注入长江；“水”旁、“且”声，音切为“子余切”。现在北地的【异体字】水和汉中的沮水，已经无法区别。看小司马所引用的文字，仍可看出唐代《水经》的面貌很好，也和许氏《字说》相合。许氏《字说》也与此相合。守敬按：《禹贡》写作“沮”，《汉志》也写作“沮”，只有《说文》写作【异体字】；大概因为“沮”字沿用已久，所以本《经》和本《注》仍写作“沮”。这和济水一样，《说文》写作“泲”，而《水经注》仍写作“济”。《索隐》大概依据《说文》，把“沮”改成【异体字】，并不是唐代《水经》本来就写作【异体字】。会贞按：《经》说沮水向东经过祋祤县北面，向东注入洛水；《注》却说它经过祋祤县故城西面，沿郑渠向东北注入洛水，也就是经过祋祤县南面。《注》没有驳正《经》的错误，由此可知《经》原本一定写的是“县南”，只是传抄时把“南”错成了“北”。《尚书·禹贡》和太史公《禹本纪》说：“疏导渭水向东北到泾水，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注入黄河。”守敬按：这二十六个字，各本错抄到《漆水》篇“自北而南矣”以下，现移到这里。朱长文把“过”误作“径”，戴震改为“过”；又把“河”误作“洛”，黄省曾本、吴管本原本作“河”。这里说的是泾水以东的漆水、沮水。郦道元把《尚书》和《史记·夏本纪》的文字合并抄录，却称为《禹本纪》，其实就是《夏本纪》。《地理志》说：“沮水从直路县西面流出，向东注入洛水。”朱长文把“直路”误作“畿县”，戴震改正。守敬按：今本《汉志》作“沮水从东面流出，向西注入洛水”。王念孙说，洛水在沮水东面，不可能说向西注入洛水。《说文》说【异体字】水从北地郡直路县西面流出，向东注入洛水。《水经》也说向东注入洛水，可见《汉志》原本应是“从西面流出，向东注入洛水”，很明显。应当依据《说文》和《水经》来订正《汉志》的错误。按《禹贡》，漆水、沮水原本注入渭水，并不注入洛水；自从郑国开凿郑渠，引沮水沿郑渠流行后，沮水才不再注入渭水而改入洛水。胡渭说，《汉志》说沮水注入洛水，是根据郑渠开通以后说的，这个解释是对的。孔安国说：“漆水、沮水，是同一条水的名称，【三八】也就是洛水；它从冯翊以北流出。”守敬按：这十八个字，各本错抄到《漆水》篇“周太王去邠”以上，现移到这里。朱长文作“二”，戴震改为“一”。《史记·夏本纪索隐》说，《说文》认为漆水、沮水各自是一条水，只有孔安国认为它们是一条水。这说明司马贞所见的《书传》本作“一”，后人依据《毛传》改成了“二”。《渭水注》说，洛水流入其中，阚骃认为那是漆水、沮水。漆水、沮水本来不是洛水，只因沮水沿郑渠流行，后来流入洛水，所以把洛水当作漆水、沮水。这与《禹贡》和《禹本纪》的说法相符。守敬按：这八个字，各本错抄到《漆水》篇“《诗》说至于岐下”以下。按《毛诗》说的是泾水以西的漆水、沮水，和《禹贡》《禹本纪》有什么关系？现移到这里。古代有泾水以东的漆水、沮水，见于《禹贡》；也有泾水以西的漆水、沮水，见于《毛诗》，原本并不混淆。后世不仅泾水以东的漆水、沮水因郑国引沮水沿郑渠流行而与洛水混合，泾水以西的漆水旧迹也已经湮没。郦道元虽然引用《汉志》《说文》等书，却不能确切指出它们的位置；各种说法杂糅在一起，显得恍惚游移。再加上篇章错简，于是使孔颖达、司马贞、程大昌、王应麟都不能弄清楚。赵一清引用《书疏》《索隐》《雍录》《诗地理考》，也不能加以区分，只是徒然扰乱人的思路，现不予收入。现在的水从直路县流出。会贞按：直路县在今中部县西北二百里，东汉以后已经废弃。《经》仍说沮水从直路县流出，大概是依据旧籍记载；除此外没有可以指认的名称。郦道元也称直路县，可见《注》中提到前代县名时，只称其县而不称故城，并不一定表示该县全部仍然存在。

译现在沮水从中部县西南的山中流出。向东南经过燋石山。戴震把“燋”改作“谯”。守敬按：《说文》说，“燋”是用来燃烧、拿着火的东西；这里的“燋”字没有错，戴震改动反而错了。 《一统志》说，石堂山在中部县西北七十里。《水经注》所说的燋石山，疑即石堂山的别名。石堂山见赵一清补注的《洛水》篇，距离燋石山很远，不是同一座山。水向东南流，经过檀台川，俗称檀台水；转弯夹山向西流，又向西南经过宜君川，世人又称它为宜君水。会贞按：《地形志》说宜君县有宜君水。宜君县在今宜君县西南，大概是沮水流经宜君县境内后，也被称为宜君水。又到达黄嵚水的入口。黄嵚水从云阳县石门山的黄嵚谷向西北流出。守敬按：两汉的云阳县属左冯翊，在今淳化县西北；魏时废县，设置抚夷护军；晋代撤除；后魏又恢复设置该县，属北地郡，在今泾阳县北。《通鉴》说，周显王五年，秦献公在石门击败三晋军队，就是这里。《元和志》说，石门山在三水县东五十里，峰岩相对，看去像一道门。根据《渭水注》，五丈渠水从石门山流出，向东南流经黄嵚山西面，由此可知黄嵚山在石门山东南。水从黄嵚谷流出，所以就以黄嵚为名。向东南流，注入宜君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祋祤县故城西面。祋祤县是汉景帝二年设置的。朱长文《笺》说，宋本“以”字下面有“溪名”二字；赵一清说，按文意不应有这两个字。守敬按：残宋本这一行缺十一字，根据上下文推测，大概没有“溪名”二字。《史记·孝景本纪》说，景帝二年设置祋祤县；《汉志》也相同。该县属左冯翊，东汉沿袭。 《寰宇记》说，汉末废弃，在今耀州东北一里。它的水在南面汇合铜官水。铜官水从县东北流出。朱本没有“县”字，而且这句下面多出一个“而”字；赵一清依据孙潜的校本增删，戴震也这样处理。水向西南经过铜官川，称为铜官水。守敬按：《通鉴》说，晋太元九年，秦王苻坚在赵氏坞攻击后秦军；后秦军中没有井，秦人堵塞安公谷，拦截同官水来困住他们。又说，后秦王姚苌派宁北将军姚穆守卫同官川。《长安志》说，同官川水在同官县北五十里，从宜君县界流来。现在同官川从铜官县东北流出。又向西南流，经过祋祤县东面；再向西南流，经过县城南面的原野下方，然后向西南注入宜君水。宜君水又向南流，从土门山西面流出。会贞按：《地形志》说土门县有土门山。《元和志》说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今在耀州东南，接近富平县界。宜君水又称沮水。又向东南流，经土门南面的原野下方，向东经过怀德城南面；城在北面的原上。赵一清说，按《寰宇记》，怀德故城在今富平县西南十一里，并不是汉代怀德县。大概后汉末和三国时期沿用汉代旧名，在这里设置县，至今还有废城。 《括地志》说，怀德故城在同州朝邑县西南四十三 里。根据这一记载，这是汉代的县城，和这里所说的城不是同一处。守敬按：《汉志》左冯翊怀德县条下说，《禹贡》所载北条荆山在南面，下面有疆梁原；洛水向东南流入渭水。这说的是朝邑的怀德县，阎百诗的考证很确切。自《隋志》误把荆山归到富平县以后，《元和志》《长安志》便沿袭了这个错误。《水经注》在叙述疆梁时归入洛水篇，又在渭水篇说怀德城在渭水北面、沙苑南面；对于汉代怀德县，指认得十分明确，不只是《括地志》《寰宇记》可以证明。水又向东经过汉太上皇陵北面，陵在南面的原上。守敬按：汉高祖安葬父亲，修筑坟陵，见下文。《元和志》说，汉太上皇陵在栎阳县东北二十五里。《明一统志》说，在临潼县东北七十五里。沮水向东注入郑渠。从前韩国想使秦国不能向东攻伐，便派水工郑国以间谍身份进入秦国，开凿泾水引水，称为郑渠。郑渠渠首在中山西面承接泾水；中山详见下文。渠水从瓠口开始。赵一清依据《河渠书》在“西”字下面增入“邸”字，全祖望、戴震也增入。会贞按：《汉书·沟洫志》也说，开凿泾水，从中山西面到瓠口修渠。但颜师古说，“邸”是到达的意思；《史诠》说“邸”应作“抵”。这样就不能把“邸”与“瓠口”连起来作为名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入“邸”字，是错误的。《通鉴》晋永和八年注引这段文字，也没有“邸”字。郑渠故道从今泾阳县西北分引泾水，也就是所谓瓠中。《尔雅·释地》认为这就是周代的焦获。朱长文写作“护”，《笺》说宋本作“获”。守敬按：《文选·班叔皮〈北征赋〉注》引《尔雅》作“获”，今本《尔雅》作“护”。郭璞注说，焦获就是今天扶风池阳县的瓠中。《括地志》说，焦获在泾阳县城北十多里，在今县西北六十里的谷口下面。郑渠沿着北山向东流。朱本没有“为”字，全祖望本相同，赵一清依据《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增入。向东注入洛水，长三百多里，原本想用来灌溉农田；工程进行到中途，事情被发觉了。秦国想杀掉郑国，郑国说：朱本脱去“而”“秦”二字以及“不”字前的“郑国”二字。《笺》说，《史记》作“中以溉田，中作而觉，欲杀郑国，郑国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此增补。我起初是作为间谍来的，但渠修成以后，对秦国也有好处。戴震删去“成”字。最终秦国还是让他完成了渠的修筑，渠修成后投入使用，

译把积聚淤塞的水引入灌溉盐碱地四万多顷；朱本脱去“之地”二字，赵一清依据《史记·河渠书》增补，全祖望、戴震也增补。每顷都是一锺。【原文此处“皆”字上，《史记》有“收”字。】关中成为肥沃的田野，不再有歉收之年；秦国因此富强，最终兼并诸侯，称为郑渠。守敬按：从“从前韩国想使秦国不能向东攻伐”到这里，基本取自《史记·河渠书》，只有“所谓瓠中也”两句参照了《尔雅》和郭璞注。郑渠水道向东经过宜秋城北面。守敬按：这里称“渠渎”，是因为已经没有水了。《通鉴》说，晋永和八年，杜洪、张琚据守宜秋，就是这里，在今泾阳县西北。又向东经过中山南面。《河渠书》说：“从中山西面开凿泾水。”朱本把“西”误作“而”。赵一清说，《史记》作“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郦道元大概把原文割裂引用了；全祖望依《史记》增入“邸瓠口为渠”五字。守敬按：《史记·封禅书集解》中徐广说，《河渠书》作“凿泾水自中山西”，与这里完全相同。况且上文暗用《河渠书》，已经出现“瓠口”二字，所以这里明引时删节也没有妨碍。《封禅书》说：汉武帝在汾阴得到宝鼎，将要把它进献到甘泉宫。宝鼎运到中山时，云气弥漫，有黄色云彩像伞盖一样笼罩着它。守敬按：原书“氤氲”写作“燕【缺字】”。徐广《史记音义》说，关中也有中山，并不是冀州的中山。会贞按：《封禅书集解》中徐广说，关中也另有中山，不是鲁地的中山；“鲁”是“冀”的错误，应据此订正。这里所指的山，俗称仲山，并不是这样。赵一清说，顾祖禹说，《图经》记载，中山北面连接嵯峨山，西面到冶谷，南面与九嵕山相连，泾河从山中流出，所以叫中山；另一说认为它在冶谷水西面、泾水东面。俗称“仲山”，传说汉高祖的哥哥刘仲住在这里。郦道元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是正确的。守敬按：《汉书·沟洫志》颜师古注说，“中”读作“仲”。《括地志》说，中山又名仲山，在云阳县西十五里。《金史·地理志》说，淳化县有仲山，这些都沿袭了俗说。现在也称作仲山，在泾阳县西北，接近淳化县界。郑渠又向东流，经过舍车宫南面。会贞按：舍车宫无从考证。郑渠截断冶谷水。朱本把“绝”误作“纪”，把“冶”误作“治”；《笺》说“纪”应作“绝”，赵一清把“治”改作“冶”。冶谷水详见《渭水注》。郑渠故道又向东流，经过嶭山南面。会贞按：司马相如《上林赋》作“九嵕嶭”，《汉志》说池阳县北有嶭山。颜师古说，嶭山就是今天俗称的嵯峨山。《元和志》说，嵯峨山在云阳县东北十里，东西长二十五里，南北宽二十里；山上出现云就一定下雨，人们常把它作为预测天气的征兆。今在泾阳县北，东接三原县，西接淳化县界。郑渠又经过池阳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池阳县属左冯翊，魏属冯翊，晋代为扶风郡治，后魏属咸阳郡，在今泾阳县西北二里。又向东截断清水，清水详见《渭水注》。又向东经过北原下面，浊水流入其中。赵一清说，按孔安国《尚书正义》引用《注》作“濯水”。从“浊水”以上，现在已经没有水了。朱本脱去“今”“水”二字。全祖望、赵一清都说这里有脱文。戴震增补。会贞按：这是说郑渠从承接泾水的地方流到与浊水汇合处，已经湮没了。浊水上游承接云阳县的水；云阳县详见上文。向东流到大黑泉，再向东南流，称为浊谷水。孙星衍说，《长安志》记载，华原的浊谷河水从县西北孝义乡大海村流来，流经县境四十五里，向南流入三原县界。守敬按：《通鉴》说，齐永明十一年，魏北地郡的贼人支酉进兵到咸阳北面的浊谷，就是这里。现在浊谷河从耀州西北甲池堡南面的马鞍口流出。又向东南流，流出原野，注入郑渠；郑渠又向东流，经过原野，经过曲梁城北面。守敬按：曲梁城就是黄白城，大概因为城中有曲梁宫，所以又称曲梁城。黄白城原本就是曲梁宫，见《渭水注》。郑渠又向东经过太上皇陵南面的原野下面，向北转弯，经过原野东面，与沮水汇合，分成两道水。一道向东南流出，就是浊水，流到白渠；白渠详见《渭水注》。浊水又与泽泉汇合，泽泉详见下文。会贞按：浊水与泽泉汇合处，在 沮水与泽泉汇合处的南面。当地俗称它为漆水，又称漆沮水。孙星衍说，《地形志》记载万年县有漆沮水。守敬按：下文说“因此浊水得到漆沮的名称”，按照这句话，前面两句所指的应是浊水。郑渠截断白渠，向东经过万年县故城北面，成为栎阳渠；这座城就是栎阳宫。守敬按：《括地志》说，秦代栎阳故宫在雍州栎阳县北三十五里，是秦献公修建的。《三辅黄图》说，高祖定都长安时还没有宫室，曾居住在栎阳宫。汉高帝把父亲安葬在这个县，修筑坟陵，设置邑名，改称万年。守敬按：《史记·高祖纪》说，高祖十年，太上皇在栎阳宫去世。《汉书》说，太上皇去世后，安葬在万年。颜师古说，《三辅黄图》记载，高祖起初居住在栎阳，所以太上皇也住在栎阳；高祖十年，太上皇去世，安葬在栎阳北面的原上，设置万年邑，任命长、丞。《地理志》说，冯翊郡万年县是高祖设置的。王莽时改名为异赤。因此徐广《史记音义·秦本纪集解》说：栎阳，就是今天的万年。

译守敬按：秦代设置栎阳县，汉高帝分置万年县，县治在栎阳城中，两县都属左冯翊。东汉撤销栎阳县并入万年县，仍属左冯翊。魏、晋时属京兆，后魏又属冯翊。在今临潼县东北七十五里。阚骃说，县西有泾水、渭水，北面有小河。守敬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十三州志》，这里“西”作“南”，指的就是这条水。朱本把“谓”误作“渭”，《笺》说“渭”一作“此渭”；赵一清说不对，“渭”应作“谓”，改为“谓”，全祖望、戴震也这样改。水又向南转弯，改称石川水。守敬按：《括地志》说，沮水又名石川水。又向西南流，经过郭【缺字】城西面。守敬按：郭【缺字】无从考证。《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说“我先王取得郭狼”；大概是另一个地方。《汉志》说，西河郡有皋狼县。《通鉴地理通释》怀疑是同一地。难道秦国曾把郭狼的人迁到这里，于是城便以此命名吗？“【缺字】”是“狼”的俗体。会贞按：这条水是白渠的支渠。这就是《渭水注》所说的白渠支渠：向东南流，经过高陵县故城北面，又向东经过栎阳城北面。它与白渠支渠汇合后，又向南流入渭水。另一道水向东流出，就是沮水。守敬按：从这里以下，是郦道元依据旧籍叙述沮水沿郑渠流行的情况。实际上沮水已经不再与郑渠相通，就像郦道元叙述南济水、北济水一样，都是追述古代情况，并不是当时真实存在的水道。看《渭水》篇所说白渠如今已经没有水，本篇上文又说郑渠从浊水以上已经没有水，由此可知这里是在追述古道。沮水向东与泽泉汇合。会贞按：沮水与泽泉汇合处，在浊水与泽泉汇合处的北面。泽泉从沮水以东的泽中流出。会贞按：《长安志》说，泽多泉在富平县西十三里永润乡温泉村，向东流入薄台川三十里，又向东南流入漆沮河，灌溉百姓田地。毕沅认为，这就是《水经注》所说的“泽泉从沮水东面的泽中流出”。泽泉与沮水隔着原野，相距十五里，当地俗称这条水为漆水。朱本作“渠”，赵一清改作“柒”，全祖望、戴震改作“漆”。泽泉向东流，经过薄昭墓南面，墓在北面的原上。会贞按：《寰宇记》说，薄昭墓在富平县西十三里；薄昭是薄太后的弟弟，封为轵侯。宋代的县就是今天的富平县。又经过怀德城北面，该城详见前文。向东南注入郑渠，与沮水汇合。又从沮水处直流截断，注入浊水，直到白渠处与之汇合。会贞按：泽泉截断沮水，就是上文所说的“沮水向东与泽泉汇合”；它流到白渠与浊水汇合，就是上文所说的“浊水流到白渠与泽泉汇合”。所以浊水获得了漆沮这个名称。朱本作“柒沮”，《笺》说应作“漆沮”。守敬按：《注》上文说，俗称泽泉为漆水；到浊水与泽泉汇合时，俗称它为漆水，又称漆沮水。这里再次申明说，因此浊水得到漆沮这个名称。漆沮这个名称本来属于泽泉，浊水原来没有这个名称；因为浊水下游汇合了泽泉，才有漆水和漆沮的名称。《注》的意思本来很清楚，胡渭却说郦道元把浊水当作漆水，不知道郦道元叙述的是浊水的上游并不叫漆水。沮水沿郑渠向东，经过当道城南面。会贞按：当道城应在今富平县东北。城在频阳县故城南面，就是频阳宫，秦厉公设置。朱长文《笺》说，古本脱去“秦厉”二字，吴管本增入。会贞按：《汉志》说，频阳县是秦厉公设置的。《史记·秦本纪》说，厉公二十一年，开始设置频阳县；《汉志》依据的也是这一记载。两汉时县属左冯翊，魏、晋属冯翊，后魏废弃。在今富平县东北五十里。城北有频山。会贞按：《隋志》说华原县有频山。《通典》说美原有平阳山，“平”“频”读音相同。《元和志》说美原西北十一里有频山。《金史·地理志》说美原有频阳山。在今富平县东北七十里。山上有汉武帝的殿宇，用石块架成。县在山南，所以称频阳。朱长文《笺》说，古本作“颍阳”，是错误。孙星衍说，频阳就是滨阳，古字就是这样写的。守敬按：郦道元明说县在频山南面，所以称频阳，这是以山为依据。《元和志》也说，秦厉公在山南设置县，大概是以《注》为依据。沮水沿着郑渠向东流，经由当道城南面。会贞按：此城应当在今富平县东北。该城位于频阳县故城南面，也是频阳宫所在地，由秦厉公设置。朱《笺》说：古本脱漏“秦厉”二字，吴本补入。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频阳县由秦厉公设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厉公二十一年，开始设置频阳县；《汉书·地理志》也是依据这一记载。两汉时期，该县隶属左冯翊；魏、晋时期隶属冯翊；后魏时废除。故城在今富平县东北五十里。城北有频山。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华原县有频山。《通典》说，美原县有平阳山；“平”与“频”读音相同。《元和郡县图志》说，美原县西北十一里有频山。《金史·地理志》说，美原县有频阳山。该山在今富平县东北七十里。山上有汉武帝的殿宇，用石头架筑而成。县城位于山的南面，所以称为频阳。朱《笺》说：古本作“颍阳”，错误。孙星衍说：“频阳”就是“滨阳”，古代文字就是这样写的。守敬按：郦道元明白说县城在频山南面，所以称为频阳，这是以山为依据命名。《元和郡县图志》也说，秦厉公在山南设置县，大概是以《水经注》的记载为依据。应劭却说县在频水北岸。郦道元虽然借郑渠、沮水来迁就应劭的说法，但明显有不赞同的意思。考察《史记·河渠书》，郑国的事叙述在西门豹之后；西门豹在魏文侯时期，秦厉公则应在魏献子时期，那么设置频阳县时还没有郑渠。沮水经过县南面，怎么能说县在频水北岸？或许应劭原本写的是“频山”，只是传抄时误作“频水”吧？但《汉志》颜师古注保留了应劭的说法，《史记·王翦传索隐》也引用了它。《晋志》《通典》都依据应劭的说法，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至于孙星衍把“频阳”解释为“滨阳”，就更没有道理了。应劭说：县在频水北岸。现在县城附近没有水可以与此相应，能够勉强相当的，只有郑渠和沮水。又向东经过莲芍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部《汉志》写作“勺”，《晋志》《地形志》写作“芍”。赵一清在这里依朱本作“芍”，但在《渭水注》中又改作“勺”，这是没有前后照应。两汉时该县属左冯翊，魏、晋、后魏属冯翊，在今渭南县北七十里。《十三州志》说：县名是因当地生长的草而得名。沮水又向东流，经过光武故城北面。朱本在“光”字上有“汉”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守敬按：《地形志》说频阳县有广武城。“广”和“光”读音相近，就是这座城。像《济水注》中“广里”又写作“光里”一样。大概是“广武”讹变成“光武”，浅陋的抄写者又加上了“汉”字，现在删去。城应在今白水县西南。水又向东流，经过粟邑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该县属左冯翊，魏、晋属冯翊，后来废弃。《地形志》说，白水县有粟邑城，在白水县北二十八里。王莽改名为粟城。东汉又封骑都尉耿夔为侯国。守敬按：《后汉书·耿弇传》说，和帝永元三年封侯。水又向东北流，注入洛水。朱本把“也”作“矣”，赵一清依据黄省曾本改正。会贞按：沮水下游分成两道，石川水注入渭水，沮水的正流注入洛水。郑渠湮塞以后，沮水不再注入洛水，便与石川水汇合为一条水。所以现在只有石川河在临潼东北注入渭水。

译校记 “宋本《御览》卷六十二也作‘珚’，明本作【缺字】，是错误。”按：这是杨守敬《疏》的文字，应排作双行小字；抄写者误排成大字，混入《注》文，应改为双行小字。“徙万户为县。”按：标点本“万户”作“万家”。《寰宇记》卷五“渑池县”条下说：“景帝中二年，开始筑城，迁徙万家作为县。”标点本也相同。王氏《补注》同样作“家”，只有引用《水经》时作“户”。“《御览》卷一百九十四引用潘岳《伤弱子序》。”按：影宋本《御览》卷一百九十四第九百三十七页，这条文字有脱 文。底本原来的第五页把它和班固《西都赋》混在一起；班固的文章只有一行，下一行引用潘岳文章，从“子生五月”开始，仍然有脱字。《疏》实际引用的是严可均辑录的《全晋文》。沈氏《疏证》说：按现在是千秋铺。“自干注巽。”按：郦道元《注》中有这种用字例子，仍然是以“离”“坎”代指南北。“跟从宛地人陈兆。”按：《类聚》卷六“关”字条下作“陈洮”。“朱本误作‘合桑爽之水’。”按：朱本有《笺》，认为这是后人误读；赵一清的本子沿用了朱本，《疏》中没有收入《笺》。“《通鉴》记载，唐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进军慈涧。”按：秦王进军是在这一年七月；在此之前，《通鉴》记载四月罗士信围攻慈涧，胡三省注引用《隋志》和这段《注》文，《疏》应改用四月的事情。“山的南面有很多【缺字】琈玉。”按：今本《山海经》“阳”字作“阴”，郝懿行《笺疏》说，《水经注》和《御览》卷六十三引用此文都作“其阳”。“怎么能说它干涸了呢？”按：朱本脱去“何”字，沈本也相同；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订时增补，《疏》漏记了这一点。“何休说……那么何氏本来就有这条注。”按：何休《解诂》说：“称为成周，是因为原本是成王所确定的名称，只是天下最初这样称呼罢了。”“成”字应连到下文，读作“成王”。“《河南十二县境簿》。”按：此处以下抄脱“曰：河南县城”五字，后面接“东十五里”，现在补入。“守敬按，也见《晋书·邵续传》。”按：《邵续传》中没有这件事。《晋书》中邵续传和李矩传在同一卷，所以杨守敬误记。现在删去。（这十个字，今天的台北本也删去了，现据此删去。） “雒阳城有夏门。”按：刘昭《注》引用李尤铭文说：“夏门正对着孟门，方位对应十二月，位置在亥。”所以《寰宇记》说：正处在亥 的方位上。铭文不应不予记录，否则《寰宇记》的话就难以理解。“抠坐……磨石不动。”按：杨守敬说：“难道是《大典》本吗？”现在查验《大典》本，杨守敬的推测是对的。赵一清又认为作“匡坐”是错误，但《书钞》卷一百六十“石”篇引用时正作“匡坐磨石”。朱长文《笺》应当依据这一记载。“裴司空彦季。”按：据《要删补遗》卷十六说：《魏志·裴潜传》附《裴秀传》，注中引用《文章叙录》说“秀字季彦”；《晋书》本传也作“字季彦”，应当把“彦季”倒改为“季彦”。“侍臣应当改作侍中才对。”按：《晋书·职官志》说，东宫官有中庶子四人，职掌如同侍中。根据这一点，这里不应作“侍中”。“大概郦道元的用意在于保存古制。”按：郦道元《注》引用《续汉书·百官志》，原文作“十二”，并不是关于元魏制度的记载。“《河南志》引用华延儁《洛阳记》，作‘阳市’；南市。”按：《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用《洛阳记》作“南市”，应当是华延儁的《洛阳记》，而不是陆机的《洛阳记》。“就是嵇康临刑的地方。”按：原文的“稽”应作“嵇”，现在订正。《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崇真寺”条下说：“桥南有中朝时的牛马市，是处死嵇康的地方。” “用丹漆雕刻它。”按：原文“丹”字下面脱去“漆”字，《续汉志》也相同。标点本已经校补；《寰宇记》和《名胜志》河南卷八中都有这个字，可以作为证明。现在补入。“引通谷水经过九龙前殿。”按：《魏志注》作“九龙殿”。杨守敬所依据的本子似乎脱去了“殿”字，所以说“九龙就是九龙殿”。现在补入“殿”字。“以上六句见于《管子·桓公问》篇。”按：郦道元抄录时改动了原文，“见”字应改作“出”字。“沈炳巽说：这是拓跋魏的太和年号。”按：四库珍本沈氏《集释》中没有这句话，全祖望本有。“铜马迁到建始殿东阶下。”按：抄写者误脱六十五个字，应当补入，文字是：“胡军发生丧乱，这尊铜像于是沉沦。谷水又向南流，经过西明门，就是旧广阳门。门左有分渠向东流入城中，经过太社前；又向东经过太庙南面；又向东，在青阳门右侧向下流入明渠。谷水又向南流，向东转弯，经过津阳门南面，就是旧津门。” “《通鉴》魏嘉平元年注引用此文，把‘桁’作‘桥’。”按：《疏》错了。《通鉴》作“桥”，胡三省注引用《水经注》作“桁”。“《窦氏家传》。”按：这是根据周婴《卮林》的考证，《疏》没有提到《卮林》，不知是什么原因。“杨赐是杨震的孙子，《后汉书》有他的传记，称他曾升任少府、光禄勋。”按：根据《杨赐传》，熹平二年授任光禄大夫，五年任司徒。郦道元《注》说“光禄大夫杨赐”，正是熹平二年至五年以前，熹平四年时杨赐所任的官职。《疏》漏引“光禄大夫”，实在疏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年〕

译“这部石经无疑就是卫敬侯所书。”熙仲按：《疏》错了。卫觊去世时，儿子卫瓘十岁（见《晋书·卫瓘传》）。永平元年卫瓘去世时七十二岁（元康元年六月，即公元二九一年），他十岁时是黄初元年（公元二二〇年），距离正始元年已经二十年。《三体石经》是在正始年间建立的，卫敬侯怎么可能书写它？杨守敬没有考察清楚。卫恒所说“后来失去了淳法”，指的是正始年间书写石碑的人，难道是说卫敬侯吗？杨守敬说这是从来没有人揭破的事情，是误解了《卫恒传》的意思。《传》中叙述卫敬侯学习邯郸淳的古文，后来写给邯郸淳看而邯郸淳不能辨认，意思是说，如果卫敬侯还活着，石经本应由卫敬侯书写，深深惋惜他已经去世。至于叙述“到正始年间建立《三体石经》，后来反而失去了淳法”，说的是正始年间书写石碑的人失去了邯郸淳的书法规范。杨守敬说“明明是说卫敬侯先向邯郸淳学习古文，后来书写石经时反而失去了淳法”，这是为了自圆其说而严重冤枉卫敬侯，实在可惜！章太炎《新出三体石经考》已经考定，邯郸淳到黄初元年时已经八十九岁；正始年间书丹的人绝不可能是邯郸淳，或许是接受过邯郸淳传授的人。当时还在世的邯郸淳弟子有曹霖、韦诞；卫觊的弟子有江统兄弟。“接续上文魏代的事情，叙述魏代石经。”按：这里说的是，下文“把它立在堂屋西面”等语句，承接上文“魏正始年间又建立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石经”一句。前文从“古文出于黄帝之世”到“石经古文转失淳法”为止，是分别解释古文、篆书、隶书，也属于《注》中的注文。[三〇]“碑石四十八枚……宽三十丈”。按语：熊氏按语说：“这两句是补叙《汉石经》的，碑上本来应有‘汉’字，意思才清楚。”这话不对。根据洪适《隶释》《隶续》的考定，其中一字石经属于汉石经，三字石经属于魏石经，近人王国维又作了考证，现已成为定论。郦道元注中“碑石四十八枚，宽三十丈”在上文“树立在堂西”之下，实际上是把汉石经的石碑数误作魏石经的石碑数。《疏》只应说明这一错误，不必曲意为之辩护。若按熊氏所说，在碑石上加“汉”字，只会沿袭讹误、增加纷争。况且上文刚说：“魏正始年间又刻立古篆、隶书《三字石经》，树立在堂西，碑石长八尺、宽四尺。”下文接着说：“魏明帝又刊刻《典论》六碑，附列在它的后面。”如果横插入“汉碑石四十八枚，宽三十丈”十一字，文意就不通了。《御览》卷五八九引《西征记》说，国子堂前有碑三十五枚，是《三字石经》；太学堂前有碑四十枚，是《一字石经》。郦道元《注》明确说，《汉石经》碑立在太学讲堂东侧，而《魏石经》碑树立在堂西；汉石经碑石四十八枚，怎么能列在堂西呢？[三一]“《论语》三碑下脱存字……《论语》本五碑”。按语：熊氏认为，《后汉书·蔡邕传》引《洛阳记》说东行的《论语》碑有三块、其中两块毁坏，按照上文其他经书记载存、毁的例子，《论语》原本有五块碑；这句应作“三碑存、二碑毁”，合计汉碑共四十八枚，《西征记》脱漏了“八”字，这是卓越的见解。王国维《魏石经考》认为，碑石数量没有比《洛阳记》记载得更确切的，但还差一点。《洛阳伽蓝记》说：“石碑四十八枚，也都是碑的内外两面刻隶书。”它与郦道元《注》的数目相同，都是确数。[三二]“现在说文帝刊刻后附列，也是错误的”。按语：这是指前面《注》文中的“魏明帝”，朱《笺》本误作“文帝”。[三三]“汉代称东中门”。按语：周祖谟校订《伽蓝记》改作“中东门”，是正确的。[三四]“《类聚》引《异苑》作‘投’”。按语：汪绍楹校本仍作“逗”。（这句是守敬按语，今据台北本删改为“《大典》本、残宋本作‘逗’”。） [三五]“《御览》引《异苑》作‘止’”。按语：影宋本作“正”；依照晋人的语言习惯，作“正”更有意义。（这九字，今据台北本删改。） [三六]“向东北流到河南县南面，向北流入洛水”。按语：沈炳巽说：“河南废县在府城唐代苑囿之内。” [三七]“而西下增加‘南’字，不对”。按语：《括地志》卷六引《洛阳记》说，河南县西南二十五里，这就是该说法的依据。[三八]“孔安国说：漆水、沮水，是一条水的名称”。按语：戴震把《书传正义》的“二”改作“一”，但仍注明：“现在的《书传》作‘二水名’。” [三九]“《寰宇记》说，汉末废弃”。按语：《寰宇记》卷三十一说，华原县本是汉代祋祤县的辖地，并没有“汉末废弃”的文字；同官县也没有 这句话。云阳县则有这句话。[四〇]“《通鉴》晋永和八年《注》”。按语：胡三省《注》没有“邸”字，标点本误把“西”字归到下文，标作“西瓠”。[四一]“向东经过万年县故城北面，成为栎阳”。按语：此句以下抄本脱漏“渠城即栎阳”五字，应当补入。[四二]“又向南流，注入渭水”。按语：此句以上抄本脱漏“与白渠枝渠合”六字，应当补入。[四三]“和帝永初三年受封”。按语：杨氏误把“和”记成“安”。《夔传》记载是在和帝永元三年受封；当时他以骑都尉的身份随窦宪攻打匈奴并立功，现予订正。《水经注疏》卷十七 后魏郦道元注 宜都杨守敬编纂、作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作疏 “渭水上”原本“全”字版本都作“一”，戴震删去。渭水发源于陇西郡首阳县渭首亭南面的鸟鼠山。朱谋原注本把“渭首”作“渭谷”。守敬按：《说文》作“渭首亭”，郦道元《注》也相同，“谷”字是错误，现予订正。

译渭水发源于首阳县守敬按：两汉、魏、晋、后魏的首阳县都隶属陇西郡，在今渭源县东北。首阳山在渭首亭南面的山谷中。守敬按：《说文》说：“渭水发源于陇西首阳渭首亭南面的山谷。”这是《注》的依据。“南谷”应当断句。自《明一统志》把下文连作“南谷山”以来，各地志书大多沿袭这一说法。不知《注》一句中既然说首阳山，又说南谷山，怎么可能呢？这显然是误读。山在鸟鼠山西北。守敬按：这里的“山”指首阳山。《经》说渭水发源于鸟鼠山，《注》因此采用《说文》的说法；随后又把发源于鸟鼠山的水作为另一源头，实际上这是 说首阳山在鸟鼠山西北，以此表明《说文》与《经》的说法不同。首阳山在今渭源县西北。该县有高城岭，岭上有城，号称渭源城，渭水就发源于此。三源合流。朱谋原注本“源”作“川”，《笺》说宋本作“源”；戴震、赵一清改作“源”。会贞按：《河水注》称鸟鼠山西北有高城岭，这里说首阳山在鸟鼠山西北，接着又说县境有高城岭、岭上有号称渭源城的城，可见高城岭就是首阳山，渭源城就是渭首亭。三国魏陈泰从陇西进军，越过高城岭，就是这个山岭；西魏设置渭源郡县，也是取这座城为名。《隋书·豆卢绩传》说：“鸟鼠山俗称高武[此字应作‘城’。]陇，绝壁高达千寻，下面就是渭水发源处。”把高城说成鸟鼠山的俗称固然不对，但说渭水发源于此，则与《注》相合。渭水北源发源于渭源县西部、鸟鼠山北麓的分水岭，向东北流经首阳县西面，与另一源头汇合。水发源于南鸟鼠山的渭水谷。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出南”改作“南出”。朱谋原注本“渭水”下多出一个“出”字，全祖望、赵一清沿用；全祖望又在“谷”下增加“会”字和“之”字。戴震删去“出”字。会贞按：《注》中有“南出”和“出南”两种写法，这里不必改动，理由见《浊漳水》篇。下文说这条水与不同源头汇合，正是要与发源于渭首亭南面山谷的水汇合；因此不可能先说渭水与另一源头汇合。戴震删去“出”字，是对的。《括地志》说，渭水发源于渭源县西七十六里的鸟鼠山，鸟鼠山又名青雀山。现在渭水南源发源于县西鸟鼠山南麓，这就是《尚书·禹贡》所说的“渭出鸟鼠”。会贞按：《说文》说，杜林解释《夏书》，认为渭水发源于鸟鼠山。《地说》说：朱谋原注本“地”误作“他”，戴震、赵一清改作“地”；会贞按：明抄本作“地”。鸟鼠山，是同穴山的枝脉。会贞按：《御览》卷三十八引《河图》说：“鸟鼠山，是同穴山的干脉。”怀疑这里的“枝”字是衍文。渭水从山中流出，向东北流经同穴山的支脉之间。朱谋原注本“过”字上还有一个“过”字，《笺》说疑当作“流”；赵一清改作“流”，戴震删去。守敬按：明抄本没有这个“过”字。既然说“经过”，就明白不是一座山。朱谋原注本“山”作“水”，赵一清同；全祖望、戴震改作“山”。会贞按：《山水泽地注》引郑玄说，鸟鼠山中有鸟，与鼠一起飞行居处；又有停留并同穴而居的山。因此认为是两座山，与《地说》相同。然而鸟鼠同穴实际是一座山，所以《禹贡》把二者连在一起说。《淮南子》《汉书·地理志》等书都沿用这一说法；单独称“鸟鼠”，只是省略说法。水又向东北流，与另一源头汇合。会贞按：所谓“另一源头”，指发源于渭首亭南面山谷的水源。渭水向东南流，经过首阳县南面，在右侧汇入封溪水。朱谋原注本“溪”误作“湲”，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再向南汇入广相溪水，再向东汇入共谷水；左侧则有天马溪水，再向南则有伯阳谷水。这些水流交错分布，从两侧注入渭水。孙星衍说：这五条水应当在今渭源境内。守敬按：今渭源县东至陇西县界十五里，陇西县至渭源县界七十五里；五条水在渭源县东、陇西县西，应当位于两县境内。现在陇西县西北数十里有一条水，向东北流入渭水；又有癿羊河，向南流入渭水，大概就是五水中的两条。《通鉴》晋隆安四年记载，西秦王乞伏乾归派武卫将军慕兀率领中军两万人驻扎柏阳，就是这里的伯阳。胡三省把后文董亭东面的伯阳当作此处，恐怕没有详细考察当时用兵的地势。诸水乱流向东南流出。向东北流经襄武县北面。朱谋原注本“东北”误作“又北”，赵一清同。戴震改作“云”：考察《注》文可知，渭水通常呈东南流向，并不向东北流，这可以证明“又”是“东”字的讹误。全祖望改同。守敬按：这恐怕是全祖望本袭用戴震的说法。广阳水发源于西山。守敬按：《汉书·冯奉世传》说，另派校尉在广阳谷救援百姓，就是这条广阳水发源的山谷。《明一统志》说，西山在巩昌府西九十里，是广阳水的发源地。[二]《府志》说，就是今天的西河，发源于西面四十里的山谷之间。两条源流汇合，合成一条河。向东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南流，经过襄武县东北，荆头川水汇入这里。这条水发源于襄武县西南鸟鼠山的荆谷。守敬 按：今称南河，发源于陇西县南三十里的荆谷。向东北流经襄武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襄武县隶属陇西郡，魏、晋、后魏时均为郡治，在今陇西县西南。王莽改名为相桓。汉代护羌校尉温序巡视部属，行至此地，被隗嚣部将苟宇拘捕；温序含须自刎，就是在这里。朱谋原注本“苟”作“荀”。[三]《笺》说：《后汉书》记载，温序字次房，是太原郡祁县人。建武六年被任为谒者，后升任护羌校尉。他巡视部属到襄武时，被隗嚣的别将荀宇拘捕。温序大怒，用符节击杀一人，便把胡须含在口中，伏剑而死。戴震作“苟”，赵一清说：《后汉书·温序传》作“苟”字。会贞按：《大典》本、残宋本、明抄本、吴本都作“苟”。考察《后汉书·隗嚣传》也作“苟”，与《温序传》相同。明代晋藩刊《初学记》卷十七引《后汉书》作“苟”，徐守铭刊《初学记》作“荀”。《御览》卷三百七十四、四百十七引《后汉书》都作“苟”。《通鉴》汉建武八年也作“苟”。《搜神记》卷十六、《名胜志》祁县条都作“荀”。“荀”“苟”两字错出，我私下认为《后汉书》温序、隗嚣二传都作“苟”，《御览》两次引《后汉书》也作“苟”，《通鉴》又以此为依据，那么《后汉书》作“苟”是没有疑问的。

译各书作“苟”的是正确的，作“荀”的都是因为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赵一清根据《温序传》订正朱谋原注本的讹误，现在又广泛考察资料来加以证明。这条水向东北流入渭水；渭水通常呈东南流向，并不向东北。守敬按：这是驳斥《经》文所说“向东北流经襄武县”的说法。又向东流，枲水注入渭水。枲水发源于西南方的雀富谷。守敬按：这条水大概发源于今陇西县南面。向东北流经襄武县南面，向东北流入渭水。《魏志·三少帝纪》说：咸熙二年，襄武县上报说，看见一个巨人，身高三丈多。会贞 按：《书钞》卷一百二十八、《初学记》卷十九、《御览》卷三百七十七、六百五十二引《魏志》也都有“长”字，今本《魏志》脱漏了“长”字。足迹长三尺二寸。朱谋原注本误作“一寸”，赵一清改作“二寸”，并说《魏书》作“二寸”。会贞按：《书钞》《初学记》《御览》卷六百五十二引《魏志》都作“二寸”，《御览》卷三百七十七作“六寸”，是错误的。白发，穿黄色单衣、戴黄色头巾。朱谋原注本“巾”上没有“黄”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也相同。会贞按：《魏志》有“黄”字，《书钞》《初学记》《御览》引文也相同；《宋书·符瑞志》同样有“黄”字。这里脱去了“黄”字，似乎把衣服和头巾混为一件事，现补入。拄着手杖，对百姓呼喊王始说：“现在天下将要太平。十二月之后，天禄永远终结，帝王的气数归于晋。”魏于是迁亡，晋取而代之。又向东流经獂道县南面。守敬按：两汉和晋代《地理志》都作“▯道”。《地形志》在渭州作“桓道”。宋、齐两代县名有迁徙，志书都作“桓道”。《史记·秦本纪》作“獂”，与这里的《经》《注》相同；但《匈奴传》又作“▯”。右侧有岑溪水，接着有同水，都从左侧注入渭水。朱谋原注本脱去“注之”二字，戴震补入；全祖望、赵一清改作“俱作其”，没有“注之”二字。会贞按：全祖望、赵一清不对。“左侧有过水，从右侧注入”，朱谋原注本作“则过水右注之”，全祖望、赵一清改“右”为“合”，戴震在上面增“次”字。守敬按：这句话与上文相对成文，应是“右侧的水从左侧注入，左侧的水从右侧注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改法都不对，现补入“左”字。应当在今陇西县东面。渭水又向东南流，经过獂道县故城西面。守敬按：前汉时獂道县隶属天水郡，后汉时属汉阳郡，在今陇西县东南二十五里。从前秦孝公在这里向西斩杀戎族的獂王。朱谋原注本没有“于此”二字，《笺》说宋本作“斩戎之獂王于此”。守敬按：这是《史记·秦本纪》的文字。应劭说：“獂，是戎人的城邑。”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有应劭的说法，《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匈奴传索隐》也引用了它。汉灵帝中平五年。朱谋原注本脱去“中平”二字，赵一清补入，并说《续志》汉阳郡条下，刘昭《补 注引《秦州记》说，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全祖望、戴震也补入。另设南安郡。守敬按：魏、晋、后魏时，獂道县都作为郡治。《地形志》作“南安阳”，多出了“阳”字。赤亭水发源于东山的赤谷。赵一清根据《通鉴注》引文，在“出”下增加“郡”字；全祖望、戴震也补入。会贞按：这应是胡三省臆测增加的字，不足以作为依据。《十六国春秋·后秦录》说，姚弋仲是南安赤亭的羌人，他的先世是羌族酋长，后来归附中原，汉朝把他们安置在南安赤亭。章怀太子《后汉书注》说，赤亭故城在襄武县东南，有赤亭水。这里《注》先叙述渭水经过獂道城西，后面才叙述赤亭水；这条水应当是今天从八角山流到陇西县东南、注入渭水的水，或者有人把西流至城北后向南注入渭水的水当作它，都是不对的。这条水向西流经獂道城北。会贞按：是说流经獂道城北。向南注入渭水。渭水又流经城南，汇入粟水。粟水发源于西南方的安都谷，向东北流入渭水。守敬按：这条水应当在今陇西县东南。《巩昌府志》说它发源于县南宋板坡，由县南门引入城中，这不是古代粟水的河道。古代粟水在獂道城南注入渭水，因此应在今陇西县东南数十里，不可能流入陇西城。渭水又向东流，新兴川水发源于西南方的鸟鼠山，两条源流汇合。朱谋原注本《笺》说：“舍，宋本作‘注’。”赵一清说：“考察可知，‘舍’字没有错误。”会贞按：新兴川现在称广吴河，上游是闾井、良恭两条水，发源于岷州东面的山中，向东北流并相互汇合。又向东北流，与彰川汇合。彰川发源于西南方的溪下。会贞按：现在称擦寸河，发源于旧漳县西面。向东北流到彰县南面。守敬按：《元和志》说，鄣水在鄣县南一里。本来属于故道候尉治所。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武都郡有故道县，并没有说有候尉。这是郦道元依据古地志的说法。县的情况详见《漾水注》。后汉设置此县。守敬按：后汉陇西郡有鄣县，魏、晋[《晋志》脱漏。]都隶属陇西 郡，永嘉以后废除。后魏重新设置，作“彰”，作为广宁郡治，在旧漳县西南。永元元年，和帝把耿秉封为侯国。朱谋原注本没有“和”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补入。守敬按：《范书·耿秉传》没有记载封鄣侯的事，相关内容详见下卷。万年川水发源于南山。守敬按：就是今天的遮阳水，发源于旧漳县西南的崆峒山。向东北流，注入新兴川。又向东北流，经过新兴县北面。《晋书·地道记》说，这是南安郡的属县。守敬按：后汉末设置新兴县，隶属南安郡；魏、晋沿袭，后魏时隶属广宁郡，在今宁远县西南。这条水又向东北流，与南川水汇合。南川水发源于西南方山下，向东北流，与北水汇合。守敬按：这条水应当在今宁远县西面。又向东北流，注入渭水。

译渭水又向东流经武城县西面。守敬按：武城县无从考证。《通鉴》魏甘露元年记载，姜维跟随董亭前往南安，邓艾据守武城山抵抗他。胡三省引用这段《注》说，可能是以山名作为县名。郦道元没有说是武城故县，当是后魏所设；但《地形志》中没有记载，可能很快就废置并省并了。应当在今宁远县西面。武城川水流入这里。水源发端处的水，发源于鹿部西山。守敬按：鹿部山无法考证，应当就是邓艾所据守的武城山。[四]今称山丹河，发源于宁远县西南的青阳山。两源合流，向东北流经鹿部南面，也称鹿部水。又向东北流，昌丘水发源于西南方山丘下，向东北注入武城水。会贞按：今宁远县南面有一条水，发源于分水岭，下游与山丹河汇合，怀疑就是昌丘水。但它向西北流入山丹河，与《注》所说发源于西南、向东北注入武城水的方向不同。诸水乱流向东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流入武阳川。会贞按：武阳川就是渭水。《注》中多说渭水经过某川，这里说“入”，只是换一种说法。后文说渭水流入新阳川，也是同样的情况。但这里距离下文武阳溪注入渭水的地方还很远，似乎不应称为武阳川，怀疑“武阳”是“武城”的讹误。又有关于关城川水发源于南面，句子残缺。安城谷水发源于北面，句子残缺。两条水流交错，注入渭水。朱谋原注本“两”误作“邱”，赵一清同；全祖望、戴震改正。守敬按：关城川水应当在今宁远县东面。现在有一条水发源于陇西县东南，到宁远县东北注入渭水，大概就是安城谷水。渭水又向东流，与落门西山向东流出的三府谷水汇合。赵一清依据胡渭的说法，把“与”改作“径”；戴震把“与”改作“有”，又删去“府”字。守敬按：这里有错杂，赵、戴的改动和删字都不妥。应作：“渭水又向东流，三府谷水注入；三府谷水发源于落门西山，向东流来”，这样才合乎文意。《后汉书注》说，陇西县东南有落门山，落门水发源于此。《元和志》说，落门水发源于陇西县东南的落门谷。《方舆纪要》说，三府谷后来讹作三都谷。宋真宗祥符九年，秦州知州曹暐在三都谷击败西番宗哥族、唃厮啰等，就是这件事。现在有南峪河发源于宁远县东南的山中，大概就是这条谷水。三条水汇为一条，向东北流，注入渭水，那里有落门聚。[五]守敬按：《续汉志》说，冀县有雒门聚，在今伏羌县西十里。从前冯异进攻落门，未能攻下便去世了。建武十年，来歙又进攻落门，擒获隗嚣的儿子隗纯，陇右于是平定。守敬按：这是《后汉书·隗嚣传》的文字。渭水又向东流，与落门西山向东流的水相合，三府谷水注入其中。赵从胡渭之说，把“与”改作“径”；戴震把“与”改作“有”，又删去“府”字。守敬按：这里的文字有错杂，赵、戴所作的改动和删削都不妥。应当作“渭水又东，三府谷水注之，水出落门西山东流”，这样才相合。《后汉书注》说，陇西县东南有雒门山，落门水从那里发源。《元和志》说，落门水发源于陇西县东南的落门谷。《方舆纪要》说，三府谷后来讹写成三都谷。宋真宗祥符九年，秦州知州曹暐在三都谷击败西番的宗哥族、唃厮啰等部，这就是此处所说的地方。现在有南峪河从宁远县东南的山中流出，大概就是这条谷水了。三条水流汇合为一，向东北流，注入渭水，那里有落门聚。[五]守敬按：《续汉志》说，冀县有雒门聚，在今伏羌县以西十里。过去冯异进攻落门，没有攻下便去世了。建武十年，来歙又进攻落门，擒获隗嚣的儿子隗纯，于是陇右平定。守敬按：这是《后汉书·隗嚣传》中的原文。渭水从落门向东流到黑水峡，左右两侧有六条水夹流注入。左侧是武阳溪水，再向东是土门谷水。朱谋原注本“次东”误作“东门”，全祖望、赵一清改作“东北”，戴震改作“次东”。都发源于北山。会贞按：《魏书·灵征志》说，秦州上报陇西武阳山有树木枝干相连，就是武阳溪发源的山。向南流入渭水。右侧是温谷水。朱谋原注本作“左侧有温谷”，《笺》说“左”字宋本作“右”。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作“右”，删去“有”字，增加“水”字。再向东是故城溪水，再向东是闾里溪水，也称习溪水；再向东是黑水，都发源于南山，向北流入渭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在“入”字下增加“渭”字，把“渭水”二字归到下文。守敬按：六条水应当在今伏羌县西面。渭水又向东流出黑水峡。朱谋原注本脱去“峡”字，戴震根据下文补入，全祖望、赵一清也补入。流经冀川。守敬按：渭水大概在这里进入冀县，所以称作冀州。又向东流经冀县北面。赵一清说：考察《说文》“骥”字条下的说法：“天水有骥县”，可知这里应是“骥”字。渭水从黑水峡流到岑峡。朱谋原注本“自”误作“至”，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黄本“岑”都作“崟”，戴震、赵一清改作“岑”。南北共有十一条水注入渭水。朱谋原注本“十一”误作“一十”，全祖望、赵一清同，戴震改正。守敬按：下文叙述渭水北面的两条水、南面的九条水，合计十一条。北面有温谷水注入。戴震删去“注之”二字，守敬按：不对。这条水发源于平襄县南山的温溪。朱谋原注本“导”作“道”，没有“源”字；全祖望、赵一清改正并补入，戴震删去“其水”二字，把“道”改作“导”。守敬按：今天称华川水，发源于通渭县北山。源头有两支，西源称悠江水，曲折向东南流，与《注》文相合，就是所说温谷水的源头。向东北流经平襄县故城南面。朱谋原注本脱去“故”字，“城南”误作“南城”，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改正。守敬按：前汉时平襄县是天水郡治，后汉属汉阳郡，魏属广魏郡，晋属略阳郡，后魏废弃。根据下文平襄距朱圉山二百四十里，应当在今通渭县北面。是旧时襄戎人的城邑。[六]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平襄县条，颜师古注引阚骃说：“是旧时襄戎人的城邑。” 这就是王莽所说的“平相”。朱谋原注本误作“之谓平襄县矣”，《笺》说“之”应作“所”；赵一清增加“所”字，依据《汉志》把“襄”改作“相”，删去“县”字，戴震同。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有“所”字，是正确的。[七]这条水向东南流，经过三堆南面。守敬按：三堆无法考证，应当在今通渭县北面。又向东流而转向南，注入黄槐川。戴震删去“而”字，又把“入”改作“历”。会贞按：上文称渭水“入武阳川”，下文称渭水“入新阳川”，这正是它的用语格式；戴震偏偏认为这里的“入”字是错误而改掉，为什么呢？河道冬季阻塞，赵一清说：这里有脱字。全祖望把“梗津渠”三字移到“冬则辍流”之下。冬季水流中断，春夏水量充足时，则形成河道注入渭水。其次是牛谷水。朱谋原注本“牛”误作“午”，赵一清同，戴震改作“牛”。守敬按：残宋本、明抄本作“牛”。向南流入渭水。守敬按：这条水应当在今伏羌县东北。今渭水北面有牛蹄湾，戴震据此把“午”改作“牛”。南面有长堑谷水，再向东有安蒲溪水，再向东有衣谷水，都发源于朱圉山。赵一清把“圉”作“圄”。山在梧中聚。守敬按：见《汉书·地理志》冀县条下。《通典》说，上邽县有朱圉山，俗称岩山。《元和志》说，朱圉山在伏羌县西南六十里。阎若璩说，我曾亲自经过朱圉山，在今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有石鼓，不敲击也会自行发出声响；一旦鸣响，就会发生战争。守敬按：这是《寰宇记》大潭县条下引《十三州志》的文字。

译汉成帝鸿嘉三年，天水郡冀县南山有大石自行发声，声音低沉连续，像雷声。按语：《汉书》作“隆隆”，不是“隐隐”。过了一会儿声音停止；平襄县二百四十里以内都听得见，野鸡也都鸣叫。朱谋原注本“皆”作“自”，戴震作“皆”，赵一清根据黄本改正。会贞按：残宋本、明抄本作“皆”。石头长一丈三尺，长、宽、厚大致相等，附着在山崖侧面。朱谋原注本“着”作“在”，赵一清同，戴震作“着”。会贞按：残宋本、明抄本作“着”。离地二百多丈。朱谋原注本“百”字上脱去“二”字，戴震也没有补，全祖望、赵一清补入。按《汉书》有“二”字。百姓俗称它为石鼓。会贞按：《隋志》说，冀城有石鼓崖。旧志说，石鼓山在伏羌县南四十里，西边连接朱圉山，有三块巨石，形状像鼓，大概就是朱圉山的另一座山峰。石鼓鸣响，就会发生战争。这一年，广汉郡的钳子朱。朱谋原注本“钳”作“黜”，《笺》说应作“钳”，戴震、赵一清改正。攻打牢狱，杀死囚犯，[八]盗取武库兵器，掠夺官吏百姓，穿着绣衣，自称“仙君”，党羽逐渐扩大。朱谋原注本作“漫广”，《笺》说《前汉书·五行志》记载：“广汉郡钳子自称山君，党羽逐渐扩大。”全祖望、赵一清把“仙”改作“山”，赵一清把“漫”改作“寖”。第二年冬天，被依法处死；自行归降的有三千多人。会贞按：从汉武帝到这里，都是《汉书·五行志》的文字。确实可信，而且有证据。朱谋原注本脱去“矣”字，赵一清根据《名胜志》校补，全祖望、戴震也补入。这条水向北流经冀县城北面。全祖望、赵一清在“县”下增加“故”字。秦武公十年，攻取冀戎，把这里设置为县。会贞按：这是《史记·秦本纪》的文字。这里原来是天水郡治。会贞按：阎若璩说，前汉天水郡治在平襄，这是从《五行志》中可以知道的。《水经注》说原来的天水郡治在冀县，是指东汉而言。王莽改名为镇戎。会贞按：这与《后汉书·隗嚣传》《马援传》相同。赵一清依据《汉志》作“填戎”，“填”“镇”是古今字。县名叫冀治。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改为汉阳郡。守敬按：这是《续汉志》的文字。魏又恢复为天水郡，见《明帝纪》和《曹真传》。晋代把郡治迁到上邽，[见下文。]冀县隶属该郡。永嘉以后废弃。在今伏羌县东面。这座城就是隗嚣称西伯时居住的地方。守敬按：《后汉书·隗嚣传》说，更始年间，隗嚣从长安逃回天水，占据旧地，自称西州上将军。《元和志》伏羌县条说，县城本是秦代冀县，隗嚣称西伯时，建都于此。后来马超围攻冀县。赵一清根据孙潜本在“后”下增加“汉”字，[九]全祖望、戴震同。守敬按：这里的“后”是指前后关系，不应增加“汉”字。凉州别驾阎伯俭潜入水中出来，将要向夏侯渊报告紧急军情，被马超擒获；马超命他告诉城中说没有援军。阎伯俭说：“大军马上就到了。”城中人都高呼万岁。马超大怒，责问他。阎伯俭说：“你难道要让长者说出不义的话吗？”朱谋原注本“义”误作“利”，戴震作“义”，赵一清依据《魏志》改正。守敬按：《大典》本、黄本作“义”。马超于是杀了他。守敬按：这是《魏志·阎温传》的文字。渭水又向东流，与冀水汇合；冀水发源于冀谷。再向东有浊谷水，再向东有当里溪水，再向东有托里水，再向东有渠谷水，再向东有黄土川水。这些水都发源于南山，向北流经冀城东面，然后向北流入渭水。朱谋原注本脱去“注”字，赵一清根据孙潜校本补入。守敬按：六条水应当在今秦州西北。渭水又向东流出岑峡。朱谋原注本“岑”作“崟”。《笺》说，古本作“岑”，吴琯改作“崟”。锺、谭本说，这与前文不同，是错误的；仍应从“岑”字。戴震、赵一清作“岑”。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黄本也作“岑”，可见各本前后错出。《寰宇记》清水县条、《通鉴》晋大兴元年《注》引这里，都作“岑峡”。渭水流入新阳川。守敬按：渭水到这里接近新阳城，所以称为新阳川。流经新阳下城南面。守敬按：“下”字下应有“故”字。曹魏设置新阳县，[一〇]隶属天水郡，晋代沿袭，后来废弃。在今秦安县西南。溪谷水、赤蒿水都发源于南山，向东北流入渭水。守敬按：这两条水应当在今秦州西北。渭水又向东流，与新阳崖水汇合，这就是陇水。孙星衍说：这里的陇水，确实是《山海经》中的滥水。向东北流出陇山。会贞按：陇山绵延数百里，结合《河水》《渭水》《汭水》诸篇考察可知，郦道元把北面的称为大陇山，南面的称为小陇山，也有时单称陇山。陇山发源的水很多，有向东西流的，也有向南北流的；这条水既以陇为名，就应当是向南流的水。《水道提纲》称它为罗玉河，其上游有多条支流，河水分为南北两源；南源大概就是这条经过瓦亭南面的水。又考察《寰宇记》清水县条，引用这里时作“大陇山”。虽然各本都没有“大”字，但它与《河水》篇所说发源于大陇山苦水谷的高平川水相接，乐史大概有所依据，所以增加“大”字来补《注》的缺漏。这条水向西流，右侧流经瓦亭南面。朱谋原注本“流”字下多出“陇”字，赵一清同，全祖望、戴震删去。

译隗嚣听说略 阳城陷落，便派牛邯守卫瓦亭，就是这座亭。会贞按：《后汉书·隗嚣传》说，建武八年，来歙从山路袭击并夺取略阳城。隗嚣害怕了，派牛邯驻军瓦亭。《地形志》说，平凉郡鹑阴县有凡亭，“凡”是“瓦”的错误。《元和志》说，瓦亭故关在平高县南七十里，就是陇山北部的边缘；隗嚣派牛邯守卫瓦亭，[一一]就是这里。在今隆德县西北。又有一条水发源于陇山。朱谋原注本“一”误作“其”，赵一清同，戴震改正。会贞按：此处《大典》本、残宋本作“此亦”。戴震作“一”是对的。今天泾河的北源，大概就是这条经过瓦亭北面的水。向东南流，经过瓦亭北面；又向西南流，汇合为一条水，称为瓦亭川。赵一清说：按《寰宇记》引《郡国志》说，乌氏县有瓦亭，又名薄落亭。今本《续志》说，乌枝有瓦亭，水发源于薄落谷，大概有缺文。疑应作：“乌枝有瓦亭，一名薄落亭，瓦亭水出薄落谷。”会贞按：《后汉书·隗嚣传》注说，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向西南流经清宾溪北面。会贞按：“北”字应是衍文。《注》没有说清宾溪发源或流入哪里，由此可知这里如同说“经过某川”，只是指瓦亭川流经清宾溪。又向西南流，与黑水汇合；黑水发源于黑城北面。会贞按：就是今天苦水河的上游，发源于固原州西面。向西南流经黑城西面。会贞按：黑城应当在今固原州西南。向西南流，莫吾南川水注入；这条水向东北发源于陇山北麓。会贞按：应当就是今天苦水河源头以东的另一条水。向西南流经黑城南面，注入黑水。黑水向西南流出悬镜峡，又向西南流入瓦亭川。戴震把“川”改作“水”。赵一清说：按《汉书·地理志》，安定郡乌氏县有乌水，发源于西面，向北流入河；都卢山在县西。王莽改乌氏为乌亭。刘昭《郡国志补注》说，本传有龙池山；《地道记》说，乌水发源于此。乌水是否就是黑水的别名？《寰宇记》说，潘原县的乌水发源于都卢山，有西乌水；又向东北流，经乌氏县，向东注入泾水，称为合川水。然而泾水中间有石岩，向东 两条水在这里汇合。西乌水就是所谓从西面流来汇合的▯水。悬境峡是否就是所谓的石岩？又据《陇西记》说，襄武县有锦镜峡，是黑水流经的地方。峡中四面望去，花木明丽，水中可以照见影子，因此得名。《汉书·地理志》说乌水流入河，而这里《注》说流入渭水，《寰宇记》说流入泾水；泾水、渭水汇合，大概是由渭水通达到黄河。守敬按：悬镜峡与阿阳县相近，应当在阿阳县境内；《御览》卷五十三引《陇西记》称襄武县有锦镜峡，襄武县距这里很远，应是另一座峡谷，大概在今静宁州北面。又有▯水从西面流来汇合。朱谋原注本“来”误作“东”，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今静宁州西北有一条水，向东南流入苦水河，大概就是▯水。世人称为鹿角口。又向南流经阿阳县故城东面。守敬按：两汉时阿阳县隶属天水郡，后汉属汉阳郡，后来废弃；后魏重新设置，隶属略阳郡，在今静宁州南面。中平元年，北地郡羌人、胡人和边章侵犯陇右，汉阳长史[一二]盖勋驻扎阿阳抵御叛军。守敬按：见《后汉书·盖勋传》。就是这座城。瓦亭水又向南流，与燕无水汇合。水源从东山发出（守敬按： “延”字疑为衍文）。向西注入瓦亭水（守敬按：今甜水河发源于隆德县东部，向西南流入苦水河，大概就是燕无水）。瓦亭水又向南流，在左岸汇入方城川（守敬按：下文没有叙述方城川的水源，应该有脱文）。又向西流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向南流，经成纪县东面（守敬按：《地形志》没有记载成纪县；但孝昌年间吕伯度曾在成纪击败杜粲，可见孝昌以前成纪县尚未废除，所以这里不称“故城”。这里的成纪县与下文的成纪故城显然是两座城，而《地形志》漏载了它，因此张瀛暹才作《延昌地形志》）。水流经过长离川，称为长离水（守敬按：《魏志·夏侯渊传》说，夏侯渊进攻长离诸羌，韩遂前来救援，夏侯渊大败他们；就是此水左右的羌人）。在右侧与成纪水汇合。成纪水发源于朱此三字作“源导”二字，赵据孙潜校正的西北 流向当亭川（守敬按：就是今天的仁当川，发源于静宁州西南）。向东流出破石峡，水道于是断绝。旧水道向东经过成纪县故城东面（朱本没有“城东”二字。守敬按：这是汉代以来的成纪县故城，应当称“故城”；但“县”字下面只有一个“故”字，大概是传抄者脱落了“城东”二字。郦道元每次叙述沿革都把相关内容置于“故城”之后，所以知道这里原有“城东”二字。赵氏把“故”字归入下文，是错误的；全、戴没有说明，看来也同样误了）。这里是帝太皞庖牺氏的出生地（守敬按：《续汉志》成纪县下，刘昭注引《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出生于成纪）。汉代属天水郡（朱本作“汉氏以为天水县”。赵说：《汉志》所载天水郡，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从未以天水为县名。于是他在“县”上增“郡”字，删去“氏”字；全、戴同。守敬按：不对，应将“作”改为“属”，将“县”改为“郡”才通，今据此订正）。后汉时县属汉阳郡，魏、晋时属天水郡，后魏时废弃，在今秦安县西北。这里也是王莽所改阿阳郡的治所。赵说：按《汉志》，王莽把天水郡改为填戎；这里又说是阿阳，或许是支郡，即所谓大郡后来分成五郡的情况。又向东，水源潜藏而隐约流出，与成纪水相通。向东南流入瓦亭川（戴改“川”为“水”）。瓦亭川水又向东南流（戴改“川水”为“瓦亭水”），与受渠水汇合（朱本“会”下衍“相”字，全、赵、戴同，今删）。水向东流出大陇山（守敬按：应当就是今乐正水，位于故庄浪县东北）。向西经过受渠亭北面（守敬按：亭当在故庄浪县西南）。又向西南流入瓦亭川（戴改“川水”为“瓦亭水”）。瓦亭川水又向西南流（戴改“川水”为“瓦亭水”），经过僵人峡（会贞按：《隋志》成纪县有仙人硖，“仙”可能是“僵”字的错误，应在故庄浪县西南）。道路旁的岩石上有死人，僵尸藏在山穴中，因此山谷便以此命名。山洞直通洞穴，向上可达一百多仞；石路曲折，仅勉强能够容一人通行。僵尸倚靠着洞窟，枯骨还完整，只是没有皮肤

译而已。询问当地居住在川谷中的人，他们说：乡里的父老还是儿童时，就已经听到长辈相传，说这应当是数百年前留下的尸骸（戴改“儿童”为“童儿”）。这条水又向西南流，与略阳川水汇合。略阳川水发源于陇山香谷以西（赵删去“西”字。守敬按：《元和志》说大陇山在陇城县东一百里。今称马落川，发源于华亭县西南；山中有两条源流，北源大概就是注文所指的水）。向西流，右侧有单溪向西注入（守敬按：这里说的是略阳川，相对于左侧汇入的水而言，单溪在右侧；它向西流时没有别的水注入，所以说“单溪西注”）。左侧有阁水流入（赵把“阁”改为“合”，并在下文增“川”字，说这就是《寰宇记》所谓的合川水；全、戴也作了同样修改。守敬按：《寰宇记》把阁川水列在潘原县。该水向东流入泾水，就是唐代李元亮开凿的合川水，详见《甘肃通志》。郦道元时代根本没有阁川水，而且它与这里的阁水之间隔着陇山，完全不是一回事。赵氏误把两水合为一水，又误将“阁”改成“合”，这是赵氏的大错。戴氏没有重新核对《寰宇记》，也不根据地理位置判断，便贸然沿从赵说；这也是戴氏沿袭赵氏错误的证据，后来刻印全书者又跟着沿用）。如今马落河的南源向西北流，与北源汇合，大概就是阁水。这条水又向西流经蒲池郊。石鲁水发源于东南方的石鲁溪，向西北流入这里（守敬按：今清水县东北有一条小水，向西北流入落马河，疑为石鲁水）。这条水又向西流经略阳川（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入”，与上文“入黄楒川”相同。赵据黄省曾本将“历”改为“入”。守敬按：《注》中有时说“入某川”，有时说“历某川”，这是通例，不必改）。向西先后得到破杜谷水、平相谷水、金里谷水、南室水和▯谷水，这些水都发源于南山，向北流，在略阳城东面扬起水波，向北注入川水（守敬按：这五条水当在今秦安县东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步〕 水又向西经过略阳道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略阳道属天水郡，后汉称略阳，属汉阳郡；魏属广魏郡，晋属略阳郡，后来废除。《地形志》说，陇城县有略阳城，在今秦安县东北九十里）。渠水发源于南山（朱本作“渥”，赵据下文“峡”改）。向北经过峡谷北面，流入城中。建武八年，中郎将来歙（守敬按：《后汉书·来歙传》说，建武五年授来歙中郎将）与祭遵所部的护军王忠、右辅将军朱宠，率领二千人，都带着卤刀和斧头，从安民县的杨城出发。元始二年，平帝废除安定的滹沱苑，设置安民县，并兴建官署、寺庙和市里。朱本把“元始”误作“永始”，把平帝误作成帝，把“滹沱”写作“呼他”。全氏说：“永始二年”以下二十二字，是注文中的注文。按《汉书》，这是平帝元始二年的事。颜师古说，是中山郡的安定。平帝以中山王身份承继大统，所以应当是中山的安定县。《班志》没有安民县，大概是暂时设置后立即省并了。赵说：按刘昭《郡国志补注》，安定郡临泾县下注引谢承《书》说，宣仲任长史，百姓挽留他，于是改名宜民；《李固传》中也有记载，但《志》没有记载这一改名，难道是谢承的妄说吗？“宜民”大概就是“安民”的讹误，因为西汉已经有这个称呼，并非始于宣仲。刘昭认为谢承的说法荒诞，是正确的。又据《地理志》，巨鹿郡有定安县，其故城在今祁州束鹿县西七里，这就是中山的安定县。《元和志》说，深州鹿城县向东到州城二十五里，原为汉代安定县地，属巨鹿郡。隋开皇十八年改名鹿城，取县东的故鹿城为名。滹沱河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苑大概因取水于此而得名。今从戴氏改本。从番须回中砍伐树木，开通山路，到达略阳。朱本把“番须”作“审倾”。《笺》说：“里”字下脱落“来歙”二字，“审倾”应作“番须”。赵据此改作“番须”，说朱氏认为“审倾”是错误，这是对的；但他说“市里”下脱落“来歙”二字，则不对。“永始二年”以下直到“市里”的二十二字，是解释安民县，属于注文中的注文。后人转抄时把注文写成正文大字，导致文义多处无法贯通。如果按照原 本，那么应当是：“从安民县的杨城出发，从番须回中经过”，文从字顺。如今若在“番须”上再加“来歙”二字，岂不是又与上文发生冲突吗？全、戴也都把“审倾”改为“番须”。守敬按：锺、谭本在上文有“来歙”二字，大概是被朱氏的说法迷惑，随意增入；而朱氏本人还没有明确增补。王校本竟说朱本有这两个字，是因为没有看到朱氏原本。从来歙与祭遵到阳城，又从番须回中到略阳，这段文字见于《东观汉记》，惠氏《后汉书补注》引用过。惠氏说，番须、回中都在安定。《正义》认为番须在汧县，刘昭、章怀认为回中在汧县，都是错误的。会贞按：《通鉴》记光武帝建武二年，赤眉军到达阳城、番须、回中（则番须、回中应与阳城相近）。夜间袭击隗嚣所拒守的将领金梁等人（朱本“将”下衍“军”字，“梁”下衍“城”字。赵据《来歙传》删去“城”字，戴连“军”字也删去），把他们全部杀死，因而占据了那座城。隗嚣听说略阳失陷，便率全部兵力进攻来歙，并引水灌城。光武帝亲自率军来救（朱本脱“救之”二字，全校增，赵、戴同样增补）。

译隗嚣逃到西城，世祖光武帝与来歙在这里会合（守敬按：《范书·来歙传》叙述此事，与注文各有详略）。这条水从城北流入川中。一水分成两川，大概就是隗嚣筑堰引水灌略阳的地方。川水向西先后得到白杨泉、蒲谷水；朱本没有第二个“又”字，赵本同，全、戴增补。又向西得到蒲谷西川，再向西得到龙尾溪水，并与蒲谷水汇合（朱本把“蒲”误作“渭”，全、赵、戴改正）。这些水都发源于南山，清水飞流，向北注入川水（守敬按：《夷水注》说“激素飞清”，这是同样的措辞）。以上五水也应当在今秦安县东北。川水又向西南流（朱本没有重复“川”字，全、赵删去“水”字，戴增补“川”字），在水洛口汇入水洛水（会贞按：《唐书》说，贞元三年将要与吐蕃结盟，韩游瓌奉诏屯驻洛口，就是这里）。水源从东面陇山流出；今水洛川发源于故庄浪县东南的陇山。向西经过水洛亭（会贞按：《注》没有说明水流经过亭的南面还是北面，根据下文犊 奴水在此水以南、向西经过亭南面来看，这条水应当经过亭北面。《通鉴》记晋义熙七年，河南王乞伏乾归在水洛城攻打秦南平太守王憬；注文引用郑氏的话说，水洛城西面占据陇坻，是通往秦州道路的要冲。陇山的两条水环绕城西向东流，环带着渭河；川地平坦、土壤肥沃，方圆数百里。《九域志》说，德顺军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是仁宗朝郑氏派刘沪修筑的。这只是宋代依照旧址增筑罢了。范仲淹说，朝那以西、秦亭以东有水洛城，在故庄浪县东南。水向西南流，又在犊奴水口汇入犊奴水。犊奴水发源于陇山，向西经过犊奴川，又向西经过水洛亭南面，向西北流入水洛水；两水乱流向西南，经过石门峡（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峡在静宁州南一百五十里，山石像门，通路险绝，就是陇山北部的山麓。《方舆纪要》说，宋代刘沪曾在这里击破羌人）。如今称为石门山，也称为石门水。向西南流入略阳川（会贞按：《明志》说，静宁州南有水洛川，一名石门水，下游到秦州，流入略阳川）。这与注文相合。如今水洛川位于马洛川北面，向西流入苦水川，并不注入马洛川，与古代情况不同。略阳川水又向西北流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向西南流出显亲峡（会贞按：今秦安县西北二十里有黑龙山，下临锁峡，陇水沿峡而流，就是显亲峡）。石岩水注入其中（赵据孙潜校改“岩”为“宕”，戴同。守敬按：残宋本作“宕”，但《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岩”；“岩”是“岩”的省写。沈炳巽把下面的“石宕”“何宕”都改为“岩”，似乎应当从他）。石岩水发源于北山（守敬按：今称阳兀川，发源于秦安县西北的山中）。山上有女娲祠（守敬按：《陕西通志》说，秦安县北山上有女娲庙）。庖牺氏之后有帝女娲氏，与神农氏合称三皇（会贞按：郑玄《六艺论》引《春秋运斗枢》，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石岩水向南流，注入瓦亭水。瓦 亭水又向西南流，经过显亲县故城东南（守敬按：后汉设置显亲县，属汉阳郡；魏、晋、后魏属天水郡。《晋志》《后魏志》都作“新亲”，在今秦安县西北）。汉代封大鸿胪窦固为侯国（守敬按：《后汉书·窦融传》说，建武八年封窦融之弟窦友为显亲侯；窦固是窦友之子，后来承袭爵位，肃宗即位后征召他任大鸿胪）。从石宕水开始，依次得到虾蟆溪水、金黑水（朱本脱“次”字，赵增“又”字，全、戴增“次”字），又得到宜都溪水。这些水分别从左右两侧参差不齐地流入瓦亭水（守敬按：注文说“三水咸出左右”，大概右侧有两水，左侧有一水。根据上文石宕水在瓦亭水右侧，而这里接着叙述虾蟆、金黑二水，并依次说“次得”，可知二水也在右侧；至于宜都溪改说“又得”，可知它一定在左侧。右侧二水应在今秦安县西北，左侧一水应在县东北）。瓦亭水又向东南流，在安夷川口汇合。安夷川的水源从东面的胡谷流出（朱本“出”下衍“更”字，全、赵、戴删。守敬按：胡谷与后文羌水的发源地羌谷相近，大概因羌人、胡人居住于此而得名）。胡谷就是羌谷的另一名称，夷水也是羌水的不同称呼。水发源于今秦安县东山，向西北流经夷水川（全、赵改作“夷川水”。会贞按：不对，注文的惯例是说“历某川”，不说“历某水”），与东阳川水汇合（守敬按：水在今秦安县东），称为取阳交。又向西得到何宕川水，再向西得到罗汉水（守敬按： “罗汉”疑为“罗溪”之误。《寰宇记》秦州成纪条说，罗谷水从大岳山流来，今天分流入州，又流入夕阳河，就是此水）。这些水都从东北向西南注入夷水（守敬按：这两水也在今秦安县东）。夷水又向西经过显亲县南面，向西注入瓦亭水。瓦亭水又向东南流，得到大华谷水；又向东南流，得到折里溪水；又向东流，得到六谷水（朱本把“谷”误作“合”。赵改说：“六合”应作“六谷”，是谷名）。《地形志》，正始初年改置南秦州，州治设在骆谷城。《方舆纪要》说，巩昌府成县有洛谷川，“骆”“洛”读音相同，通用。全、戴同样改写。会贞按：赵认为“六合”应作“六谷”，是正确的；但他引用《地形志》的骆谷却不对。这里的六谷属于魏代秦州地界，南秦州在更南方；其治所骆谷，就是《漾水注》所叙的洛谷。赵氏在那一篇引用《方舆纪要》，说成县有六汉水，即洛汉水；这里不在成县境内，显然是另一个六谷，怎么能混为一谈？这些水都发源于近处的溪流峡谷，注入瓦亭水（守敬按：二水应在今秦安县南）。又向东南流出新阳峡，山崖高耸如墙，水从其中流出，称为新阳崖水。又向东南流入渭水（朱本作“流于渭”，这样是对的；赵在“流”下增“入”字，全、赵又删去）。又向东流，经过上邽县。

译渭水向东流经县城北面，经过封山北坡，流经固岭东北面（朱本作“封山流之阴径固岭北东”。《笺》说，孙氏认为“封山”应作“邽山”；又说宋本没有“流”字；又说“固岭北”下面有一本没有“东”字。赵说：按《地形志》，秦州天水郡的上封县条说，因避太祖名讳而改名。它本来是汉代陇西郡的上邽县，后魏因避讳其君主元珪的嫌名，把上邽改为上封。郦道元按照新制度书写。全书中的“邽”字，都是后人改写的；有些没有改尽，仍留下旧迹。“流”字应移到“阴”字下面，“北东”二字应互换位置，这些都不是衍文。全、戴同样移换）。会贞按：邽山见于《山海经》（下文将引用）。《九域志》说成纪县有邽山。《甘肃通志》说，今称卦山，在秦州西北三十里。山体中部突然断开，又高高突起。固岭无从考证，大概在邽山东面。渭水向东南流，兰渠川水从北山流出，挟带着众多溪流，向南流入渭水（会贞按：今有三阳川，发源于秦州北面，向东南流入渭水，应当就是兰渠川水）。渭水向东南流，与神涧水汇合（会贞按：《初学记》卷六引文作“神泉”。唐人避唐高祖李渊的讳，把“渊”都改作“泉”；这里原本应作“神渊”，传抄者因字形相近误作“神涧”。《谷水注》说，“渊”“涧”二字相似，有时会把“涧”误作“渊”；这里则是把“渊”误作“涧”，正是因为字形相似）。这就是《开山图》所说的灵泉池（会贞按：池当在今秦州东北），俗称万石湾（朱本作“石万”。《笺》说应作“万石”）。水潭深不可测，确实显得神异；前后到这里漫游的人，很多都死在这里（朱《笺》说“离”字宋本作“罹”，戴改作“罹”。会贞按：残宋本仍作“离”，“离”“罹”通用）。渭水又向东南流，得到历泉水。历泉水从北面的历泉溪流出（朱本脱去一个“水”字和“出”字；全、赵增“出”字，戴增“水”“出”二字），向东南流入渭水（会贞按：水当在今秦州东北）。渭水又向东南流，从桥亭西面流出（守敬按：《地形志》说，略阳郡绵诸县有榆亭。根据地理位置推断，就是这里的亭，但《地形志》作“榆”，这里作“桥”。据下文，东亭水也称桥水，可知亭因水得名，这里作“桥”是对的；在今秦州东）。又向南流，在藉水口汇入藉水。藉水发源于西山（守敬按：《通鉴》魏甘露元年、晋义熙十二年，注文引用此文，都作“籍水”；《通典》也作“籍水”。今图志都作“藉水”，发源于秦州西南的嶓冢山）。百条山涧发出声响，汇流成一条河（朱《笺》说应作“群流”；赵说“声流”是说泉水流动有声音）。水向东流经当亭川，这里就是当亭县的治所（守敬按：《地形志》说，当亭县为真君八年设置，属天水郡，在今秦州西南）。左侧有当亭水注入，右侧有曾席水流入（朱本脱“入焉”二字，赵据孙潜校本增补。全、戴把上句“注之”二字移到本句末。守敬按：后文叙述羌水时说“左 侧有长谷水向西南注入，右侧有东部水向东南流入”，所以赵依孙潜本增补是对的。上文的当亭川指藉水，这里的当亭水则是藉水北面的水。这条水大概向东经过当亭县南面，从西北流来与藉水汇合，所以也有当亭之名。《地形志》说上封县有席水。这两条水都在今秦州西南。渭水又向东流，与大弁川水汇合。大弁川水发源于西山（朱本把“川”误作“州”，并脱“水合”二字。《笺》说这里有脱误，应作“又东与大弁川水合，水出西山”；全、赵、戴依此改正。守敬按：谢氏根据文意订正，却没有说这是宋本，可见其他地方说“宋本”的并非假托）。两条源流合并流下（守敬按：今秦州西面有一条关字水，发源于关字岭，向东流；另有一水从左侧山中流来汇合，大概就是大弁水的两条源流）。向东流经大弁川，向东南流入藉水。藉水又向东南流，与竹岭水汇合。竹岭水发源于南山竹岭（会贞按：晋元兴三年，西秦乞伏乾归与仇池杨盛在竹岭交战。《通鉴注》说，上邽西南有南山竹岭；水发源于今秦州西南）。两条源流一起泄流，向东北注入藉水。藉水又向东北流入上封县（朱本“又”下衍“次”字，全、赵、戴删；戴把“入”改作“径”。会贞按：《通鉴》晋义熙十二年注文引文作“入”。郦道元凡说“径某县”，都有东西南北等方位字；这里只说“入”，是进入该县的辖境，戴氏竟不知道这一点）。左侧有四条水相伴：向东汇合占溪水；再向东有大鲁谷水（朱本把“谷”误作“溪”，赵据下文“小鲁谷水”改，戴同）；再向东得到小鲁谷水；再向东有杨反谷水。这些水都发源于北山，流入藉水（朱《笺》说，宋本作“咸自北山注藉水”，没有“离注”二字。赵据孙潜校本把“注离”改为“流注”，删去“下注”二字，戴同。会贞按：残宋本与《笺》所说宋本不同。“离”字若按卦名代方位，《谷水》篇有“自干注巽”，似乎可以相同；但这里不能在“注藉”之前先说“注离”。）。

译考 《鲍邱》篇说，白杨泉水从北面的白杨溪发源，向右侧注入大榆河；那么这里的“注离”应当是“望离”的错误，孙氏校改并不对。四条水应当在今秦州附近。藉水右侧带有四条水（朱本误作“又带五水”，赵改“又”为“右”，全、戴改“右”并改“五”为“四”）。竹岭水向东流，得到乱石溪水；再向东得到木门谷水（守敬按：《魏志·张郃传》说，诸葛亮退回祁山固守，张郃追到木门，与诸葛亮军交战，射杀张郃。胡三省说，木门距今天水县十里。《方舆纪要》说，木门谷在秦州西南九十里）；再向东得到罗城溪水；再向东得到山谷水。这些水都发源于南山，向北流入藉水（守敬按：四水在今秦州西南）。藉水又向东流，黄瓜水注入其中。黄瓜水发源于黄瓜西谷，向东流经黄瓜县北面（全本作“山”，守敬按：不对。《地形志》说黄瓜县为真君八年设置，属汉阳郡，在今秦州西南）。又向东，清溪、白水从左右两侧夹流注入；又向东北流，大旱谷水从南面的旱溪流出，经过山涧向北流，泉水溪流曲折荡漾，一同注入黄瓜水。黄瓜水又向东北流经赤谷，各水都汇归藉水。会贞按：《宋史》说，嘉定十一年，利州统制王逸收复大散关和皁郊堡，进攻秦州，抵达赤谷口。《元一统志》说，皁郊堡俯视秦州赤谷川，大概就是黄瓜水改换名称后的水道。《明一统志》说，赤谷在秦州西南七里，其中有赤谷川。由此可知清溪、白水、大旱等水也在秦州西南。藉水又向东得到毛泉谷水（朱本没有“得”字。《笺》说宋本有“合”字；全、赵依此增“合”字，戴增“得”字。守敬按：明抄本作“得”）。又向东经过上封城南面（赵在“封”下增“县故”二字。守敬按：不对。自汉代至元魏一直都有这个县，各地志没有说它迁徙过。如果都是故城，应该先叙述故城；而注文把故城放在后面叙述，足以说明这里是元魏的县城）。

译只是它与故城相距不远，所以各地志 没有详细说明罢了。又得到核泉水（戴本没有“又”字；守敬按：残宋本没有，黄本有）。这些水都发源于南山，向北流入藉水（守敬按：二水应在今秦州东南）。藉水就是洋水（朱《笺》说古本作某字水，吴氏改作洋水。会贞按：洋水本见《山海经》，下文将引用）。北面有蒙水注入。蒙水发源于县西北的封山（会贞按：《隋志》说上封县有蒙水。水发源于今秦州西北山中，详见前文）。蒙水挟带众多支流，汇积成溪，向东流后转向南，经过上封县故城西面，从城旁向南流出。上封，是原来的封戎国（会贞按：《汉志》上邽县下注中，应劭说，《史记》记载这是邽戎的旧邑；《秦本纪集解》也引用此说。秦武公十年，秦国攻伐邽地，把它设置为县。守敬按：这是《史记·秦本纪》的原文）。这里又是旧天水郡的治所（赵说：按《晋志》《魏志》，天水郡都治于上邽，与两汉治所在冀县不同，所以郦道元特意分别说明。守敬按：前汉上邽县属陇西郡，不属天水。据下文看，大概元鼎年间设置天水郡时，郡治本在这里；后来迁到平襄，才把上邽县改隶陇西）。后汉时改属汉阳郡，魏、晋时又改属天水郡，后魏把上封改为天水郡的治所。《秦州志》说，上邽故城在秦州南五十里的街子口，旧址仍然存在，当地人挖土时常常挖到古代器物。五座城彼此相连（守敬按：《通鉴》记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国金城的边固、天水的梁会据守上邽东城反叛，进攻逼迫西城；结合此注文所说的北城来看，所谓五城大概就是东、西、南、北、中五城）。北城中有湖水（守敬按：《明一统志》说天水湖在秦州西南七里。按上邽故城在州城南五十里，则天水湖在北城中）。有一条白龙从湖中出现，风雨也随之而来。因此汉武帝元鼎三年把这里改为天水郡（赵说：按《汉志》天水郡条，颜师古引用《秦州记》说，郡府前有湖，冬夏水量没有增减，因此以此命名。守敬按：《类聚》卷九引用《秦州记》，也说湖水冬夏没有增减）。义 熙初年，有白龙在这座湖中升天。《秦州志》说，天水湖在秦州西南七里，冬夏水面都平满，既不泛溢也不干涸。但《御览》卷五十九引用《秦州记》说，成纪县有一座石臼，里面的水深数尺，旱涝时水量都不增减，所以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天水郡。这两种说法又不相同。当地居民全都用木板盖房子，这就是毛公《秦风·小戎》篇所说的西戎板屋（注十八）。蒙水又向南注入藉水。《山海经》说：“邽山，蒙水从这里发源，向南流入洋水。”（守敬按：这是《西次四经》的原文。《通典》说藉水又名洋水，大概就是根据这段话；又说今作峄水。“洋”“峄”字形相近，可能是传抄不同）。说的就是这条水。藉水又向东，得到阳谷水；又向东，得到宕谷水（朱本“又”下面脱“东”字，“宕”下面多了“水”字。赵据孙潜校本增删，全、戴删去“水”字。会贞按：“宕”疑为“岩”字之误）。这些水都从南山发源，向北流入藉水（守敬按：二水应在今秦州西南）。藉水又向东，与段谷水汇合（朱本作“段溪”，是受下文“溪”字影响而误。守敬按：《蜀志·姜维传》说，姜维在段谷被邓艾击败）。《通典》说，上封县有段谷水。《元和志》说，段谷水发源于县东南山下。如今有骆驼水发源于秦州东南，向东北流入藉水，应当就是这条水。水发源于西南方的马门溪（朱本脱“水”字，全、赵、戴增补。守敬按：《通鉴》魏甘露元年注文引文有“水”字），向东北流，与藉水汇合。藉水又向东流入渭水。渭水又经过桥亭南面，流入绵诸县（全、戴把“入”改作“径”。守敬按：不对。“入”是进入绵诸县的辖境，不应改作“径”）。下接“东”字，是元魏的绵诸县，属略阳郡，并不是汉代绵诸县的故城，详见下文。向东与东亭水汇合。东亭水也称桥水，有时又把它作为清水的通称（朱本作“清水又或为通称矣”，全、赵、戴同，今改换次序）。水源从东面小陇 山发源（会贞按：《元和志》说，清水县的小陇山又名陇坻、分水岭，向东距大震关五十里。现在牛头河上游有浊水河，发源于清水县东关山顶，就是东亭水的源头）。众多河流奔泻汇注（朱、赵作“泻浪”。《笺》引谢氏说一本作“泻注”；赵说“泻浪”没有错误；全、戴改作“泻注”），汇成一条水，向西流入东亭川，称为东亭水，与小祗、大祗两水汇合。又向西北得到南神谷水，三条水都发源于此，向东南交错奔流汇注（会贞按：三水在东亭水左侧）。又有埋蒲水，挟带两条支流，与延水一起向西南流，注入东亭水（会贞按：三水在东亭水右侧。今清水县东北有白沙河，大概是其中两水之一）。东亭水又向西流，左侧有暵沟水（朱本“左”作“右”，赵、戴同。守敬按：东亭水向西流，暵沟、曲谷二水向西北注入，不可能在右侧，应作“左”，与下文“右”相对。又《笺》说“暵”古本作“叹”，戴改作“叹”；按《大典》本、残宋本也作“叹”）。再向西得到曲谷水。曲谷水发源于东南方（朱本“水”下有“侧”字，全、赵同，戴删）。两条溪水向西北流，注入东亭川（会贞按：今清水县东有蒙河、阎家河，向西北注入浊水河，似乎就是这两条水；但今天两河下游合流，与这里分别注入不同。因此阎家河较大，大概就是暵沟水；曲谷水应在它的西面）。东亭川水右侧有温谷水，发源于小陇山（会贞按：今称汤峪川，发源于清水县东北山中；小陇山详见后文汧水条）。又向西，莎谷水从东北的莎溪发源（朱本“东北”作“南北”，两个“莎”字都作缺字；全、赵、戴改作“南山”，戴又改缺字为“莎”。会贞按：东亭水向西流，此水与温谷水从右侧向西南注入，因此必定发源于东北；“南北”是“东北”的错误。全、赵、戴改为“南山”，反而与地理位置相反，今订正）。水应发源于今清水县东北山中，向西南注入东亭川水。东亭川水又向西流，在清水口汇合清水。清水发源于东北陇山（朱、全、赵本在“水”上有“清”字，戴删）。

译两条源流一同发源，向西南流出陇口（朱本误作“龙谷”。《笺》说“谷”古本作“口”；戴、赵改为“陇口”。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口”。朱氏只知道“口”字是对的，却没有察觉“龙”是“陇”字脱误）。合成一条水，向西南流，经过细野峡，经过清池谷（守敬按：峡和谷应在今清水县北面）。又经过清水县故城东面（守敬按：前汉时县属天水郡，后汉废除，魏时复置，属广魏郡，晋、后魏属略阳郡，在今清水县西）。这里就是王莽所改的识睦县。水向西南流，与东亭川汇合；从这里以下也通常称为清水（朱本没有“自下亦通”四字及“矣”字，全、戴增补，赵在“水”下增“口”字，错误）。又经过清水城南面（赵在“水”下增“县故”二字）。又向西与秦水汇合。秦水发源于东北大陇山的秦谷，两条源流分别流出（守敬按：今称后川河，源头为长家川，发源于清水县东北的陇城关，但现在只有一条源流，与古代不同）。秦水流经三处泉水（守敬按：今长家川西北有猫儿河，从西南流来汇入，疑即秦水所经过的泉水；但现在只有一条水，与古代也不同），合成一条水后流经秦川。川中有故秦亭（朱本误作“有育故亭”，赵改说应作“故秦亭”，详见下文）。秦亭在今清水县北面。《清水县志》说在县东三十里，即今白沙镇，这是错误的。这里是非子受封的地方（朱本作“秦仲”，全、赵、戴同）。秦国的名称就是从此开始的。赵说：《史记·秦本纪》记载，周孝王说：“我应当分封土地，使他成为附庸，在秦地给他封邑。”徐广说，今天水、陇西一带的秦亭。赵又引用《地理志》说，孝王说：从前伯益懂得驯养禽兽，子孙不断，于是封他为附庸，把封邑置于秦地；今天陇西的秦亭、秦谷就是那里。《郡国志》说，猪坻聚有秦亭。守敬按：《史记》《汉志》都认为这是非子的事。《史记》说，周孝王让非子恢复嬴氏的祭祀，号称嬴。秦，秦嬴生 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是非子的曾孙。《汉志》说，非子替周孝王养马等。秦仲生活在周宣王时，距离周孝王已经很远了。赵氏引用这两部书，却没有一句辨正的话。全、戴也熟视无睹，这是为什么呢？秦水向西经过降陇县故城南面（会贞按：这里把陇县称作降陇，与《河水注》把狄道称作降狄道相同）。前汉时陇县属天水郡，后汉属汉阳郡，后来废除。后魏重新设置陇城县，属略阳郡。《地形志》说，陇城县有陇城，就是陇县故城，在今清水县北面；后魏的陇城县则在今秦安县东北一百里。又向西南流，亥水、松多水都发源于陇山（赵说：松多是胡语名称。晋大兴二年，屠各人路松多起兵，归附晋王司马保，占据草壁；刘曜攻下草壁后，松多逃到陇城，就是这件事。守敬按：《通鉴》记宋元嘉二十三年，略阳人王元达聚众驻扎在松多川，魏国派封敕文讨平了他们；就是这里的松多水。这两条水应在今清水县北面）。两水汇合后向西南流，经过降陇城北面，又向西南注入秦水。秦水又向西南流，经陇川，流经六盘口，与……水汇合。会贞按：六盘口应当在今清水县西北。经过清水城，向西南注入清水。关于“清水上下”一语，朱本作“西南注清清上下”，《笺》说宋本作“西南注清水，清水上下”，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依此增补。各家都称这里为秦川。水又向西流，羌水注入其中。羌水从北面的羌谷发源，引纳众多支流，汇合成为溪水。‘▯水星会’，会贞按：这是说泉水涌出，奔流汇聚，如流星一般。此水称为小羌水。会贞按：因为此水流入羌水，所以称作小羌水，以区别于羌水。小羌水向西南流，左边有长谷水向西南注入，右边有东部水向东南流入。羌水又向南流入清水。朱本脱去‘又’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会贞按：羌水以及它所接纳的几条水流，应当在今清水、秦安两县之间。清水又向西南流，到达绵诸水的入水口；绵诸水发源于西北面的绵诸溪。朱本脱‘水’字和‘绵’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会贞按：此水应当发源于今秦州东北境。它向东南流，与长思水汇合。朱本没有‘合’字，《笺》说谢氏认为‘水’字下疑有‘合’字；赵一清增‘合’字，全祖望、戴震将‘与’改为‘有’。长思水从北面的长思溪发源。朱本脱去‘水’字和‘长’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长’字，今本又增‘水’字。长思水向南流入绵诸水。会贞按：此水在绵诸水的左边。绵诸水又向东南流，经绵诸道故城北。朱本作‘经绵诸故道北’。赵一清改订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郡有绵诸道，县中有蛮夷居住的地方称为‘道’，这里文字有误，应作‘经绵诸道故城北’。守敬按：后汉时撤省，后魏又恢复设置，称绵诸县，隶属略阳郡。所以《水经注》上文称绵诸县，在今秦州以东四十五里。水向东南流入清水。清水向东南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南流，与泾谷水汇合。泾谷水发源于西南面的泾谷山，向东北流，与横水汇合。横水发源于东南面的横谷，向西北流经横水圹，又向西北流入泾谷水。朱本误作‘入西北泾谷水’，赵一清把‘入’改为‘又’，也不对；全祖望、戴震增补‘又’字，并把‘入’字移到‘北’字下面。两水交错乱流，向西北流出泾谷峡。水又向西北流，轩辕谷水注入其中。轩辕谷水发源于南山的轩辕溪。会贞按：下文所说的董亭在今秦州东南五十里。轩辕谷水发源于南山，向北流与泾谷水汇合，经过董亭，注入渭水。按地理位置推测，今秦州东南的马跑泉由南向北流，曲折地流入渭水，疑即轩辕谷水。不过，泾谷水以及先后汇入它的横水、白娥水、白城水等，今天都已无法考证。南安人姚瞻，会贞按：《十六国春秋·后秦录》说，姚弋仲是南安赤亭的羌人；这里的南安姚瞻，大概是他的族人。他认为黄帝出生在天水，地点在上封城以东七十里的轩辕谷。会贞按：轩辕谷在今秦州东南。《陕西通志》说在今清水县东南六十里，《一统志》已经辨明这是错误的。皇甫谧说黄帝出生在寿丘，寿丘在鲁国东门以北。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记载鲁县，刘昭注引《帝王世纪》说，黄帝出生在寿丘，即鲁国东门的北面。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

译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集解》引皇甫谧的话说，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所以以轩辕为号。皇甫谧大概因为《五帝本纪》只说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所以没有认为他出生在那里，而认为他出生于寿丘。姚氏则认为，史书说黄帝居住在轩辕之丘，就是说他出生在那里。轩辕谷水向北流，注入泾谷水。泾谷水又向西北流，有白城溪向东北流来注入。朱本没有‘有’字，并且‘城’字下多出‘谷’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谷’字，赵一清、全祖望又在‘西北’下增‘合’字。守敬按：白城溪水很小，紧接下文说它流入泾谷水，郦道元因为白城溪距离泾谷水很近，没有另起一句说明。因此应增‘有’字，文意才更明白。白娥泉水从白城溪西面发源，向东注入白城水。白城水又向东北流入泾谷水。泾谷水又向东北流，经董亭下面。杨难当曾派他的侄子杨保宗镇守董亭，说的就是这座亭。守敬按：《宋书·氐胡传》说，元嘉六年，杨玄死去，他的弟弟杨难当废黜杨玄的儿子杨保宗而自立；元嘉十二年，派杨保宗镇守童亭。《资治通鉴》也写作童亭。《考异》说：《后魏书》作‘熏亭’，但今本《魏书》作‘董亭’，《北史》作‘熏亭’。《魏书》原书散佚，是后人依据《北史》补写的；今本写作‘董’，又是校订者改过的。《地形志》记载安戎县有董城，与这里的《水经注》相合，所以写作‘董’是正确的。《秦州志》说，今秦州东南五十里有秦亭，有人认为它就是董亭。至于《资治通鉴》甘露元年记载，姜维率军出祁山，听说邓艾已经有所防备，于是返回，从董亭向南安进军；那么那里是另一座董亭，在今巩昌府西南。胡三省引用《水经注》说，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流经亭下，向东北注入渭水。他说董亭在南安西南，地理位置并没有错；但《水经注》没有这样说，而他又把‘谷水流经其下’明确指作这座亭，因此差得很远。泾谷水向东北流，注入渭水。《山海经·西次四经》说：泾谷山，泾水从这里发源，向东南流注入渭水；说的就是这件事。朱本的两个‘泾’字都误作‘注’字，《笺》说孙星衍认为《山海经》作‘泾谷之山，泾水出焉’，各本都已改正。孙星衍说：向东南流与向东北流相差很远，疑心是郦道元引用时弄错了。守敬按：《西次四经》这一段的上下文中，水流都向东北流，疑心郦道元所见的《山海经》版本原作‘东北流’，今本误作‘东南流’，后人又据今本改动了郦道元的注文。渭水又向东流，伯阳谷水注入其中。伯阳谷水发源于刑马山的伯阳谷。赵一清把‘之’字移到‘山’字下面。会贞按：残宋本作‘之山’。《一统志》说刑马山在秦州以西九十里，《秦州志》说在州西南九十里。又考察：这里的伯阳谷水以及下文的苗谷水，都在秦州以东；两水都发源于这座山，那么刑马山应在秦州以东，与近代志书所说不合。大概后人没有确切知道山的位置，另指一座山来充当刑马山。伯阳谷水向北流，白水从东南面的白水溪发源，向西北注入伯阳水。会贞按：白水在伯阳水的右边。伯阳水又向西北流经山谷，汇集许多水流，向北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流经大利。守敬按：《晋书·载记》说，乞伏炽磐派昙达等人到上邽攻打姚艾，昙达进军驻扎大利，攻破黄石、大羌两座戍堡，就是这里所说的大利。渭水又向东南流，苗谷水注入其中。朱本《笺》说：《汉书·郡国志》记载渭水发源于陇西郡鸟鼠同穴山，《地道记》说有三危山，三苗居住在那里，所以有苗谷。苗谷水发源于刑马山南面。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出南’改作‘南出’。会贞按：《水经注》中有‘东出、西出、南出、北出’以及‘出东、出西、出南、出北’两种表达，不必改字，详见《浊漳水》篇。苗谷水向北流经平作。沈炳巽说‘平作’的‘作’字疑有问题。水向西北流经苗谷，曲折地向东流经伯阳城南，称为伯阳川。相传李耳向西入关，老子的事迹详见后文。因为往来道路所经过的地方，旧日的山岭、原野、沟渠和山谷，往往都沿用了他的名号。渭水向东南流，众多河流倾泻着水浪，接连不断地注入，像雁群排列一样。朱本把‘雁’误作‘边’，全祖望、赵一清同作‘边’，戴震改正。渭水左侧，先有伯阳东溪水注入，接着向东是望松水，再向东是毛六溪水，再向东是皮周谷水，再向东是黄杜东溪水；这五条水都发源于北山。朱本脱去‘并’字，戴震也没有补，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增补，全祖望增补‘同’字。五水向南注入渭水。会贞按：这五条水应当在今秦州以东。现在有段峪河，离伯阳城稍远，疑即望松水；伯阳东溪水靠近伯阳川，应当在它的西面；毛六水、皮周水应当在它的东面。现在大震关西南有一条水，向南注入渭水。陇西一带向南注入渭水的水流从这里开始，这条水应当就是黄杜东溪水。渭水右侧有胡谷水。戴震把‘胡’改作‘明’。会贞按：胡谷、明谷都无法考证。再向东是邱谷水，再向东是邱谷东溪水，再向东有钳岩谷水。朱本把‘钳’作‘铜’，赵一清同，戴震作‘钳’。会贞按：黄本作‘铜’，《大典》本、残宋本都作‘钳’。这四条水都发源于南山，向东北注入渭水。会贞按：这四条水应当在今秦州东南；胡谷、邱谷、邱谷东溪，都应当在今黄交峪水以西。黄交峪水向东北流入渭水。陇西一带向北注入渭水的水流从这里开始，大概就是钳岩谷水。

译渭水又向东南流，流出石门。会贞按：现在有金门山，在陇州西南一百里。两山相对而立，像一道门，渭水从中间流过，就是这里所说的石门。渭水流过小陇山。小陇山在今清水县东南、陇州西南，相关情况详见后文汧水段。渭水流经南由县南面。朱本把‘由’误作‘田’，赵一清改作‘由’，并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南由县是后魏孝明帝在南由谷设置的。《方舆纪要》说它隶属武都郡，西魏时撤县改为南由镇。《禹贡锥指》说，陇州东南一百二十里有南由故城，原属汉代汧县，后魏分置。《地形志》说武都郡有南田县，所以‘由’字是误写。戴震也改作‘由’。守敬按：《周书·赵昶传》、《隋书·地理志》、两部《唐书·地理志》、《寰宇记》都作‘由’；而《通典》作‘田’，《漾水注》又作‘南田’，赵一清、戴震没有改正，是没有相互参照。渭水向东与楚水汇合，世人所说的长蛇水就是它。朱本把‘也’字放在下句末尾，今移到这里。楚水发源于汧县的数历山。守敬按：《山海经·西次二经》说，数历山，楚水从那里发源。《元和郡县图志》说，南由县原属汉代汧县，长蛇川在县西一百步，所以沿用了民间的称呼。现在有江陵河，从陇州南境的吴山发源，大概就是这条水。《水道提纲》依据旧图，把宝鸡县西面的一条小水当成长蛇川，这是不对的。这条水的流程很短，阚骃不至于把它指认为汧水。阚骃的说法见下文。楚水向南流经长蛇戍东面。长蛇戍在魏和平三年修筑。守敬按：《魏书·陆真传》说，魏高宗时开始设置长蛇镇，陆真率军修筑城池尚未完工，氐族首领仇▯檀等人反叛，氐人全都响应，陆真将其击败平定，最终筑成长蛇城后返回；这就是郦道元所指的修筑戍堡之事。《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孝昌二年设置长蛇县，但《地形志》没有记载。考察《周书·赵昶传》，大统十五年，赵昶被任命为安夷郡守，兼任长蛇镇将，可见魏代始终把长蛇作为重要镇守地。长蛇戍应当在今陇州以南。赵一清、戴震同此。守敬按：残宋本作‘遏’，明抄本作‘寇’。迁徙各地流民，以阻挡陇地的寇贼。朱本误作‘以过陇川’，《笺》说宋本作‘以遏陇寇’。楚水又向南流，注入渭水。阚骃把这条水当作汧水。朱本把‘汧’误作‘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守敬按：汧水因汧山得名，汧山见于《禹贡》，汧县见于《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所指的水，完全没有借指或混淆，怎么可以任意移动更改呢？阚骃把楚水当作汧水，又把汧水当作鱼龙水，这一定是因为阚骃看到的旧籍中‘汧’、‘扞’二字互相倒置，于是才有先汧水、后扞水的说法。原文说：渭水又向东流，汧水、扞水注入其中。朱本把‘扞’作‘汗’，《笺》说‘言’字宋本作‘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把它改为‘焉’。会贞按：‘言’字没有错误，‘汗’是‘扞’的误字。‘又东，汧、扞二水入焉’应当是阚骃的原文。郦道元的意思本来是扞水先流入渭水，汧水后来流入；阚骃却说汧水先入渭，扞水后入渭，所以不写‘扞汧’，而写‘汧扞’。在扞水之前，发源于汧县西北的只有楚水，因此郦道元说阚骃把它当作汧水，并引用阚骃先汧后扞的说法，来证明阚骃把楚水当作汧水。郦道元随即指出，阚骃所说扞水发源于汧县西北，虽然与《地理志》相同，但他所指的水却不同。到后文，郦道元才实际接着说明扞、汧两水汇入的先后次序，以表明阚骃把扞、汧次序颠倒了。文字意思曲折，仔细考察，仍然是有条理的。赵一清、戴震没有理解郦道元的旨意，把‘言’改成‘焉’，文气就中断了，因此把‘又东’以下八个字当成郦道元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文就应当先说汧水、后说扞水；为什么却先说扞水、后说汧水呢？这足以证明‘又东，汧、扞二水入焉’是阚骃的话。这也是宋本不足以作为唯一依据，而朱本还保存了一个‘言’字，使人能够研究并贯通其中意义的地方。否则，‘又东，汧、扞二水入焉’这一句就会成为无法解释的赘文。我考察各地志书。朱本把‘诸’误作‘渭’，《笺》说宋本作‘诸’，疑心应作‘汉’；戴震、赵一清作‘诸’。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都作‘诸’。汧水发源于汧县，汧县详见后文。向西北流。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和《说文解字》都说汧水发源于汧县西北。阚骃《十三州志》与此相同。朱本在‘志’下面多出‘曰’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删去。阚骃又把汧水称作鱼龙水。守敬按：这里先提出一句，为下文作铺垫。大概是因为水道相通，所以又把它的通称一并收入。守敬按：阚骃把汧水当作鱼龙水，也是因为汧水中产五色鱼，通常称为鱼龙川；所以阚骃以鱼龙水为正式名称，不称汧水。渭水向东流入散关。朱本‘水’字上没有‘渭’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会贞按：《元和郡县图志》、《寰宇记》都说散关在宝鸡县西南五十二里。《方舆纪要》说，散关在宝鸡县西南五十二里的大散岭上，也叫大散关，是秦地通往蜀地的咽喉。《抱朴子·神仙传》说：有一种说法是，老子向西出关，关令尹喜观望云气，知道真人将要向西游历，遇到老子后，强迫他写书。李耳不得已，写成《道经》和《德经》两部经书，称为《老子书》。会贞按：郦道元概括了原书的文字。这里有老子庙。干宝。戴震、赵一清把‘于’改作‘干’。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干’，黄本作‘于’，两个字错乱已经很久了，见《汝水》篇。《搜神记》说：老子将向西进入关中，关令尹喜是喜爱道术的人，知道真人将向西去，于是在道路上迎候他。会贞按：《搜神记》原书早已亡佚。《津逮秘书》和《汉魏丛书》所收的《搜神记》，都是不学之人从其他书中窜入的文字，用来欺骗读者；原书中还保存在古书里的文字很多，大半没有被辑录出来，这就是其中的一例。

译皇甫士安《高士传》说：老子担任周朝柱下史，等到周王朝衰败时，便凭借官职隐居，担任周朝守藏室史；积累了八十多年，喜好无名之道，……朱本《笺》说：考察《高士传》，原文说老子喜欢保养精气，重视交接而不施泄。全祖望说：这四个字有疑问。会贞按：朱氏所引的两句话见于《列仙传》。此外，《史记·老子传》说：他的学问以隐退自身、不求名声为要务，世人也不知道他就是那位真人。到了周景王十年，孔子十七岁，于是到周都去拜见老聃。然而周幽王失道，朱本在‘失’下多出‘其’字，赵一清同，戴震删去。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没有‘其’字。后来周平王向东迁都，关隘随之改变，人员也因职务而迁移；尹喜观望云气的事不可能发生在这里，显然如此。守敬按：《史记·索隐》引李尤《函谷关铭》说，尹喜请求老子留下来写成两篇；崔浩认为尹喜后来又担任散关令，就是这个意思。《正义》引《抱朴子》说，老子向西游历，在散关遇到关令尹喜，为尹喜写成一卷《道德经》，称为《老子》，有人认为这里的关是函谷关。这些说法都是两说并存。郦道元在《河水》篇说尹喜在函谷关观望云气，并引用赵至的书作为证据。又有人称散关是老子出关时望气的地方，但不知这一说法究竟应当如何确定。这篇《注》先引用《抱朴子》说，向西出关是望气之处；所谓“西出关”指散关。后来又引用干宝的话，说向西进入关内指函谷关；又引用皇甫谧的说法，确定老子在周朝。于是随文在下文加入自己的意见，认为周朝东迁以后，散关已经不属于周地；老子作为周臣，候望天象应当在函谷关，而不在散关，于是又专门主张前面所引《抱朴子》的说法。原文“往径所由”一句，“往”字上朱本有“而”字，赵本相同，全本改作“往”，戴本无“而”字。会贞按：《大典》本、残宋本没有“而”字。“上苗谷水”以下有“往径所由”的文字，足以证明这里不应作“往”。全本改字也不对。此处或许可以这样处理。渭水又向东流，经由西武功的北面。赵一清改作“武功县西北”。守敬按：不对。武功县距离此地很远，中间还隔着陈仓、郁夷、虢等县，《水经注》没有这样的体例。这大概是武功的另一座城，如同小修武、小槐里一类，所以称为“西武功”；褚先生把它称作小邑，最为明白。赵氏擅自改动，实在过于草率。其地应当在今宝 县西南。民间把它当作散关城，朱本作“俗以散关城”。《笺》说：“城”字，宋本作“名”。赵本在“散关”下增加“名字”二字，戴本又在“以下”增加“为”字。守敬按：戴本是对的。不对。褚先生于是说：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没有“乃”字。武功是扶风西部边界上的小邑。“谷口蜀栈道”，朱本误作“蜀口栈道”。守敬按：原书作“谷口蜀道”，现予订正。靠近山岭，没有别的豪强，原书作“无豪”。改成“易高”的说法是对的。这一段是《史记·田传》的后文，最后一句无法解释。渭水又与捍水汇合。朱本在“与”字下面多了“其”字，戴本、赵本没有。戴氏把“捍”改作“扞”，捍、扞二字相通。捍水发源于周道谷。朱本没有“出”字，《笺》说：疑是脱去了“出”字。戴本、赵本增补了“出”字。水向北流，经由武都郡故道县故城西面。守敬按：两汉、魏、蜀、晋时的故道县，都隶属于武都郡。《元和郡县图志》说，永嘉以后此地被氐、羌占据，县于是废弃。故城应当在今凤县东北。王莽改名为善治。故道县有怒特祠。《列异传》记载：守敬按：《隋书·经籍志》载，《列异传》三卷，为魏文帝所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说是张华所撰。书中说：武都郡故道县有怒特祠。守敬按：《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徐广的话说，今天武都故道县有怒特祠，内容相同。又说，神的本体原是南山的一棵大梓树。从前秦文公二十七年攻伐这棵树，树上的伤口随即合拢。秦文公于是派四十个人，拿着斧头砍它，仍然砍不断。有一个疲惫的士卒伤了脚，不能离开，便躺在树下，听见鬼彼此说：“这样辛苦地攻伐吗？”其中一个说：“脚已经够辛苦了。”又说：“秦公一定会拿着斧头不停地砍。”朱本把“持”写作“特”，《笺》说：一作“持”。全本、赵本、戴本都改作“持”。鬼回答说：“那他能把我怎么样！”又说：“把赤色的灰撒在你身上，怎么样？”于是便默不作声。躺着的士卒把这些话报告了。秦文公命令士卒都穿红衣，随着砍伐的地方用灰涂抹。赵本把“斫”作“砍”。树于是断了，变成一头牛，逃入水中，所以秦人替它建立了祠庙。朱氏《笺》说：又据《录异传》记载〔按：《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用此说〕，秦文公时，雍地南山有一棵大梓树，文公砍它，常常刮起大风、下起暴雨，树木的伤口又长合起来，始终砍不断。当时有一个人病了，夜里到山中，听见鬼说：“秦国如果派人披散头发，用朱红色的丝带缠住树再砍你，难道还不能使你困窘吗？”树神没有回答。第二天，这些话被报告给文公。文公按鬼说的办法砍树，树断后有一头青牛跑出来，逃入丰水，于是文公建立了怒特祠。同一件事却有两种说法，附在这里，以扩大奇异见闻。守敬按：《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列异经》说，秦文公砍梓树，梓树变成牛；文公派骑兵追击，骑兵跌倒，头发披散，牛害怕，逃入丰水中不再出来。秦人于是建立怒特祠。《列异经》大概就是这里所称的《列异传》，但叙述略有不同。捍水又向东北流，经由大散关，注入渭水。守敬按：今有清涧河，发源于宝 县西南的煎茶坪，应当就是捍水。只是捍水注入渭水的地点在楚水之后；如今清涧河在宝 县西南注入渭水，则位于金陵河注入渭水之前，大概是下游河道后来发生了变迁。渭水又向东南流。朱本把“南”写作“而”，并与下文相连；戴本、赵本改正。渭水右侧又汇合了南山的五条溪水，朱本把“右”写作“又”，《笺》说：宋本作“右”。戴本、赵本作“右”。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右”。这些溪水夹着山涧流来注入渭水。朱本把“夹”写作“诸”，《笺》说：宋本作“夹”。戴本、赵本相同，但戴本漏了“也”字。守敬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夹”，并有“也”字。五溪应当在今宝 县东南。如今有清水河，向东北流入渭水，大概是五条水流中的一条。渭水又向东流，经过陈仓县西面。守敬按：陈仓县在渭水南面，渭水在这里向东北流，所以可以说经过县城西面；如果按照《注》的文字，陈仓水向东南流入渭水，那么就不能说渭水经过县城西面。县境内有陈仓山。守敬按：《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三秦记》说，太白山西面有陈仓山。《括地志》说，陈仓山在陈仓县南面。《元和郡县图志》说，山在宝 县南十里，南面接连梁州、凤州二州的边界。《方舆纪要》说，在宝 县东南四十里。《宝 县志》也说在县南。这说明古今地理志都说陈仓山在渭水南面；如果按照《注》下文所说陈仓水向东南注入渭水，那么陈仓山就应在渭水北面。山上有宝 鸣祠。赵氏说：《西京赋》说，陈宝 鸣在那里；《史记·封禅书》说，秦文公获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在陈仓县北城用一牢牲畜祭祀，命名为陈宝。臣瓒说，陈仓县有宝夫人祠。这大概是扩大异名的说法。《寰宇记》和《通鉴地理通释》作“宝 祠”，所以《注》中的“宝 鸣祠”上面应当有“陈”字。全本、戴本依此增补。守敬按：全本、赵本、戴本增“陈”字，是因为《封禅书》说命名为陈宝。然而“宝”因陈仓山而得名，所以《括地志》、《寰宇记》、《通鉴地理通释》都只称“宝 祠”；省略这个“陈”字，也未尝不可。会贞按：《括地志》说，宝 神祠在汉代陈仓县故城中。从前秦文公因阳伯的话受到感动。朱本作“咸伯”，《笺》说：“咸”应作“感”，“伯”字下面脱去“道”字。

译锺本、项本都增补了“道”字。赵氏说：考察《淯水注》作“阳伯”，应当是“伯阳”之误。《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宣王时有太史伯阳甫。《集解》中唐固说，伯阳父就是周朝的柱下史老子。《神仙传》说，老子名重耳，字伯阳。大概李耳西行入关，又与秦文公处于同一时代，所以应当是这样。不过朱长孺注释《李义山诗》时引用这段文字，说“从前秦文公因伯、王的话受到感动”，大概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增添了“王”字。会贞按：老子入关是在秦献公时期，见《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那里所说的是周太史儋。孟康认为太史儋就是老子〔二四〕。然而这绝不可能发生在秦文公时期，因此《淯水注》作“阳伯”是对的。大概这是陈仓人的名字。守敬按：朱氏《笺》说“伯”字下面脱去“道”字，无法理解。赵氏改作“伯阳”，但这样又与秦文公不在同一时代；把“阳伯”看作陈仓人的名字，较为合理。只是《列异传》说，陈仓人把得到雌的就称王、得到雄的就称霸这件事告诉了秦文公。因此朱长孺引用时写作“秦文公因伯、王的话受到感动”，在事情的情节上是相合的。只是《列异传》误把文公写成穆公，与《史记》、《汉书》的记载相冲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四十里〕 秦文公在陈仓游猎。守敬按：《太康地志》记载：《太康地志》作“陈仓人猎”，《列异传》作“秦穆公猎”。秦文公在北 处遇到了它。戴本把“北”改作“此”。守敬按：不对。《封禅书》、《郊祀志》都作“北 城”，这足以说明戴氏没有查检原书。秦文公得到了一块像石头的东西，颜色像肝脏。守敬按：苏林说，质地像石头，形状像肝脏。秦文公带回去，把它当作宝物祭祀，因此称为陈宝。朱本作“城如”，《笺》说：一作“归而”。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集解》引韦昭说，在陈仓得到宝物并加以祭祀，所以称为陈宝。它来的时候从东南方传来，守敬按：《封禅书》作“东南”，《郊祀志》作“东方”。声音殷殷作响。朱氏《笺》说：古本作“晖喤”，宋本作“●●”。戴本、赵本改作“晖晖”。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晖晖”；《封禅书》说“其声殷殷”，《郊祀志》作“其声殷”，所以这里应当作“殷殷”。声音如同雷鸣，守敬按：臣瓒说，神到来时，天空因此发出殷殷的雷鸣声。野 处都鸣叫，守敬按：《封禅书》作“夜雊”，《郊祀志》作“夜鸣”。所以称作 鸣神。守敬按：这件事最早见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郦道元兼采《史记》、《汉书》及其传注写成这段文字。此后，《太康地志》和《列异传》才开始出现两个童子化为雉、得到雄雉的人称王、得到雌雉的人称霸的说法，这已经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了。而《列异传》说是穆公游猎，后来却说文公建立祠庙，不知道文公在穆公之前，这就更加荒谬。《地理志》说：这里有上公、明星、黄帝孙、舜妻盲冢等祠庙。朱本没有“祠”字，赵氏根据《汉书·地理志》增补，全本、戴本也增补。守敬按：钱坫说，《说文解字》和甘氏《星经》说，太白星就是上公；上公的妻子称女媊，居于南斗，名为仓厉，天下人祭祀她，称作明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禁止祭祀明星。〔二五〕梁玉绳说：《竹书纪年》记载，舜三十年葬在后育旁的渭水边。“育”是后育的名字，“盲”必定是“育”字之误。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一百三十五引《尸子》说，尧把娥皇、女英嫁给舜；“皇”和“盲”读音相近。这里有羽阳宫。朱本把“阳”误作“隐”，《笺》说：《汉书·地理志》记载，陈仓有秦羽阳宫。戴本、赵本改正。羽阳宫是秦武王兴建的。守 各个版本都没有“秦武王起”这十一字。守敬按：以上《注》的文字都不是只说陈仓的故事，并没有解释渭水的流经情况。考察陈仓县，两汉、魏、晋时期隶属扶风郡。《寰宇记》说，陈仓县在西晋末年废除；《地形志》于是没有这个县，那么《注》的文字本来应当有“陈仓故城”四字。考察下文郝昭所筑的城与秦文公所筑的城相连接，那么“渭水经过陈仓县故城”一句，原应在郝昭城的上文，只是传抄者脱漏了，现在予以增补。魏明帝派遣太原郡人将军郝昭修筑陈仓城，城已建成。朱本把“筑”写作“营”，《笺》说：宋本作“筑”。戴本、赵本改正。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筑”。《元和郡县图志》说，陈仓故城在宝 县东二十里，有上、下两座相连的城：上城是秦文公所筑，下城是郝昭所筑。唐代的宝 县就是今天的县治。诸葛亮包围了它。诸葛亮派郝昭的同乡靳祥。守敬按：《魏略》作“靳详”，“祥”、“详”二字相通。去劝说郝昭投降，但郝昭不肯。诸葛亮用几万人攻打郝昭的一千多人，用云梯、冲车和地道逼近并射击郝昭；郝昭用火箭和连石抵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三年、三十年〕 诸葛亮进攻失利后退兵。守敬按：从魏明帝以下的内容，都是引用《魏略》的文字，见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的注文。如今汧水与诸葛亮所筑的城相对。朱本把“汧”误作“滠”。赵氏改并说：《方舆纪要》记载，石鼻城在宝 县东北三十里，是诸葛武侯所筑。《水经注》说“如今汧水与诸葛亮的城相对”，指的就是郝昭与诸葛亮相互抵御的地方。守敬按：这是说汧水与诸葛亮的城隔着渭水南北相对；《方舆纪要》却把石鼻城当作这座城，也是被《注》所说“东南流”的错误方向误导了。这就是郝昭与诸葛亮相互抵御的地方。陈仓水发源于陈仓山下，向东北流，注入渭水。朱本把“北”作“南”。孙星衍说：这样看来，陈仓山应当在渭水北面；如今地志说在渭水南面，是错误的。守敬按：古书和今代地志没有不说陈仓山在渭水南面的；看下文绥阳溪水向北到达陈仓并注入渭水，也可以知道陈仓山在渭水南面，现在订正。渭水又向东流，与绥阳溪水汇合。朱本脱去“绥”字和“水”字，全本、赵本、戴本增补。绥阳溪水上游承接斜水，斜水的情况详见后文。水从斜谷分流，注入绥阳溪，向北到达陈仓，流入渭水。会贞按：《方舆纪要》说，绥阳溪在宝 县东南五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岁、一人〕

译如今有马峪河，发源于宝鸡县东南，向东北流入渭水，大概就是这条水。但它的上游距离斜水很远，没有相互连通的道路；或者古代曾经相通，而今已淤塞湮没。因此诸葛亮《与兄瑾书》说：“有一条绥阳小谷，虽然山崖极其险峻，朱本把‘险’写作‘重’，赵本相同，全本、戴本改正。溪水纵横交错，不适合用来行军。从前巡逻侦察的人往来于此，是通行人员的要道。朱本把‘昔’误作‘作’，全本、赵本、戴本改正。戴本又把‘人’改作‘入’，不对。如今我派前军砍伐修治这条道路，使军队能够向陈仓进发，足以牵制敌军的兵力，使他们不能分兵向东进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里〕 渭水又向东流，经由郁夷县故城南面。守敬按：西汉时郁夷县隶属右扶风，东汉时废除。汉代郁夷故城在今陇州西五十里，各种地理志的说法没有不同。这里以下引用《地理志》所说的汧水祠，是郁夷县旧事；又引用《东观汉记》说船只沿水到达郁夷、陈仓，先说郁夷，后说陈仓，那么这里的郁夷必定在陈仓以东，所以《注》把郁夷放在渭水向东经过陈仓之后。《寰宇记》引《地道记》说，郁夷省并入郿县，大概是因为王莽之乱，郁夷人暂时寄居并由郿县境内治理，后来因此并入郿县。《地理志》说：这里有汧水祠。王莽把它改名为郁平。《东观汉记》说：隗嚣包围了来歙于略阳。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此事发生在建武八年。世祖下诏说：“桃花水流出。”守敬按：《汉书·沟洫志》说，来年春天，桃花水盛大。颜师古说，《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开始降雨，桃花开始开放。大概正当桃花开放时，既有雨水，河谷中的冰开始融化，水流大量汇集，水势波澜盛大，所以称作桃花水。船只都到达郁夷、陈仓，分部前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里〕 现在有马峪河，发源于宝鸡县东南，向东北流入渭水，大概就是这条水。但它的上游距离斜水很远，没有相通的道路，也可能是古代相通而如今已经湮塞了。因此诸葛亮《与兄瑾书》说：“有绥阳小谷，虽然山崖极其险绝（朱本作‘重’，赵本同，全本、戴本改），溪水纵横交错，难以用来行军。从前巡逻侦察的人往来于此，是通行的要道。如今派前军砍伐修治这条道路（《地理通释》引文中‘斫’作‘砍’），用来进攻陈仓，足以牵制敌军的兵势，使他们不能分兵向东行进。” 渭水又向东流，经由郁夷县故城南面。守敬按：西汉时，郁夷县隶属右扶风，东汉时废除。汉代郁夷故城在今天陇州以西五十里，各种地理志书的说法没有不同。这里以下引《地理志》所说的有汧水祠，是有关旧郁夷县的记载。又引用《东观汉记》说船盘到达郁夷、陈仓，先说郁夷，后说陈仓，那么这里的郁夷一定在陈仓以东，所以《水经注》把郁夷县记在渭水向东流经陈仓之后。《寰宇记》引用《地道记》说，郁夷省并入郿县，大概是因为王莽之乱，郁夷人暂时寄居并受郿县管辖，因而并入郿县。《地理志》说：“有汧水祠。”王莽改名为郁平。《东观汉记》说：“隗嚣把来歙围困在略阳。”守敬按：《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这件事发生在建武八年。世祖下诏说：“桃花水流出。”守敬按：《汉书·沟洫志》说，来年春天，桃花水盛大。颜师古说，《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开始下雨，桃花开始开放。大概正当桃花开放时，又有雨水，河川山谷中的冰融化，[“流猥集”疑有讹误]，水流纷纷汇集，波涛盛大而上涨，所以称为桃花水。船盘都到达郁夷、陈仓，分头编组前进。守敬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没有记载这道诏书。汧水流入这里。水源出于汧县，汧县详见下文。蒲谷乡的弦中谷，《朱笺》说：“弦，旧本作‘维’。”赵云：考《周礼·职方氏》，雍州的薮泽称为弦蒲。《太平寰宇记》在陇州汧源县条下引《晋太康地志》说，汧县有蒲谷乡、弦中谷。朱氏上文把‘维’字改为‘弦’，这里又把‘弦’改为‘弦’，纷繁援引，总之都是徒费辞说。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汧县北有蒲谷乡、弦中谷，雍州有弦蒲薮。这段注文所依据的就是这些记载，只是因为汧水与弦蒲薮相通，所以改换文辞写成‘为弦蒲薮’罢了。《方舆纪要》说，弦蒲薮在陇州以西四十里。现在汧水出于州西，汧山就是那里。《尔雅·释水》说：水汇聚成的泽叫作汧。‘汧’这个名称，实际上兼有这两层含义。水有两个源头。守敬按：两个源头，是指上游出自弦中谷的水，以及下游出自西山的水。《一统志》把出自西山的水和后来从南山发源的水说成汧水的两个源头，不对。有一条水出自县西的山。守敬按：这条水现在出于陇州西北，旧图称为鱼龙川。世人称它为小陇山。《朱笺》说：旧本作‘小龙山’。赵云：考《元和郡县图志》，小陇山一名小陇，又名分水岭，大概与大陇山山麓相连。朱氏把‘陇’写成‘龙’，大错。孙星衍说，华亭县原是汉代泾阳县的辖地，小陇山在县西四十里。山岩屏障高峻险要。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引文作‘高峻’。车马道路无法通行。所以张衡《四愁诗》（《文选》卷二十九）说：‘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这条水向东北流，经过山涧，汇注而成深潭，潭水涨满时深浅不可测。朱《笺》说：孙氏认为‘涨’应作‘深’。赵云：‘涨’字没有错误。守敬按：残宋本作‘涨’，《太平御览》卷六十八引文也作‘涨’。水中产出五色鱼，俗人认为它们有灵异，谁也不敢捕捞。朱本把‘采’误作‘操’，《笺》说：宋本作‘采’。守敬按：残宋本、《永乐大典》本作‘采’，《太平御览》引文也相同。因此人们称这条水为龙鱼水，从这里以下也通称为龙鱼川。会贞按：《太平寰宇记》引文作‘鱼龙’。

译唐太宗贞观四年，又曾在鱼龙川举行大规模狩猎。宋高宗绍兴年间，金人在鱼龙川口修筑栅寨。然而《太平御览》卷六十八引文仍作‘龙鱼’。后世传称时把词序倒转，称为鱼龙川。《太平寰宇记》于是以‘鱼龙川’作为条目名称，引用这段文字时也改成‘鱼龙’。川水向东流经汧县故城北面。守敬按：两汉时汧县属右扶风，魏、晋时属扶风。《魏书·地形志》没有汧县。据《太平寰宇记》，魏孝明帝正光三年在汧县故城设置东秦州。又说，废帝时改汧县为汧阴县，那么郦道元所处的时代已经没有这个县了；故城在今陇州南三里。《史记》说，秦文公向东狩猎到汧田，于是便在这里建都。会贞按：《史记》没有狩猎到汧田的说法。《秦本纪》记载，文公三年向东狩猎；四年到达汧水、渭水会合处，就在那里营建城邑。《封禅书》也说，文公向东狩猎于汧、渭之间，占卜后认为适合居住，于是定居在那里。这里的‘田’字应当是‘渭’字脱漏讹坏。这个说法是对的。水又向东流经泽地，诸水乱流汇合成一股。朱本脱‘流’字，戴氏补入。赵氏又根据孙潜校本在‘一’字下补‘水’字。右边汇入白龙泉。朱本没有‘得’字，并把‘白’写作‘曰’；赵氏同意，俞樾、戴震增改。泉水流经之处宽五尺，源头的穴口水势猛烈喷涌。朱本把‘穴’写作‘流’，《笺》说：‘奋’，古本作‘旧’。赵云：‘奋通’是说水势迸发猛烈，改作‘旧’字有什么根据？俞樾、戴震把‘流’改为‘穴’。水面涟漪向四方扩散。会贞按：现在陇州南面有金泉，又名白龙泉，水像喷注一样涌出，可以用来灌溉。水向东北流，注入汧水。汧水又向东流，与一条水汇合，这条水发源于南山西侧。朱本第二个‘水’字脱漏，赵氏同样，俞樾、戴震补入。会贞按：现在陇州南面有八渡河，发源于望辇峰，就是这条水。不过它下游汇合白龙泉，与古代情形不同。俗人把这座山称为吴山，三座山峰如霞光腾起。守敬按：《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引文，在‘三’字前有‘其山’二字。山色秀美，云气直上天空；山峦崩塌倾侧，反复错落。朱《笺》说：‘返’一作‘仄’。赵云：‘倾返’是形容山势高危不稳。‘仄’训为逼仄，意义不够妥当。守敬按：‘返’字也不妥，不如改为‘侧’字。‘侧’有不正、倾斜之意，山顶彼此抵拒，看上去总像要坠落。《地理志》说：吴山在县西，古文献把它称为汧山。朱本作‘古之汧山’。赵云：《地理志》原文是‘古文以为汧山’。守敬按：《禹贡》写作‘岍’。但《说文解字》只有‘汧’字。《山水泽地》篇也写作‘汧’，与《汉书·地理志》相合。《地理通释》说，吴山在陇州吴山县西南五十里，汧山在陇州汧源县，是汧水的发源地。阎若璩《尚书疏证》说，汧山在陇州以西四十里。《唐六典》所说陇右道的名山‘秦岭’，就是此山。吴岳山在陇州南八十里，《唐六典》所说关内道的名山‘吴山’，就是它。这样看来，吴山、汧山应当是两座山。考《禹贡锥指》，吴山虽然《汉书·地理志》说在县西，但山冈峰峦绵延到南面，实际上只是一座山。自周代尊称汧山为岳山，民间又称它为吴山，有时合称吴岳，于是‘汧山’这个名称逐渐隐没。实际上，《周礼》总称为岳山，《禹贡》总称为岍山，应该以《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为正确。《国语》所谓‘西虞’就是这个地方。朱本脱‘西’字，俞樾、赵一清、戴震相同。守敬按：《国语》没有‘虞山’。只有《齐语》记管子说‘西服流沙、西吴’，韦昭注说这是雍州之地；《管子·小匡篇》作‘西虞’，尹知章注说是国名。因此，郦道元所见的《国语》写作‘西虞’，今天通行的《国语》写作‘西吴’，古字可以通用。这段注文脱漏了‘西’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写作‘《国语》谓之西吴’，可以作为证明，现在补入。山下有石穴，宽四尺，高七尺，水从石穴中溢出，流过空洞。朱《笺》说：‘空’，宋本作‘穴’。赵云：‘空’读上声，与‘孔’相同，意为小穴。《韩非子》说，空窍是神明的门户；《史记·大宛传》说，楼兰、姑师只是小国，却处在通往西域的孔道上。朱氏用‘穴’字解释它，大概是误读为平声。守敬按：残宋本作‘空’，《太平御览》卷四十四引文作‘穴’。悬挂的水流偏斜下注，水声轰鸣，震荡奔涌。朱本没有‘震’字，赵氏根据《太平寰宇记》引文补入，戴氏同。守敬按：《太平御览》引作‘涌澜奔荡’，大概是凭臆改写。水从这里发源形成河川。朱本误作‘穴川’，《笺》说：宋本作‘成川’。戴氏作‘成’，赵氏根据《太平寰宇记》引文改正。守敬按：《永乐大典》本、残宋本作‘成’，《太平御览》引文也作‘成川’。水向北流，注入汧水。从这条水与汧水交会处上下游，都称为龙鱼川。戴本在‘之下’之间增‘为’字。汧水又向东南流，经过隃麋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时隃麋县属右扶风，魏时属扶风。《太平寰宇记》说，晋代撤销了该县。故城在今汧阳县东三十里。这里是王莽所改称的扶亭。过去郭歙以王莽征召他为耻，因此隐遁在这里。赵云：考《汉书·鲍宣传》，此人是郭钦。但郭钦有两人：一人见于《鲍宣传》，不接受王莽征召，闭门而终；一人见于《王莽传》，曾在王莽手下任戊己校尉，后拜为填外将军，封劋胡子，后来列入九虎，兵败后守仓投降更始帝，被封为侯。两人的姓名相同，但行迹完全不同。现在郦道元把不接受王莽征召的人写成郭歙，这就与《世本》《汉书》不同；也可能六朝古本原来写的是‘歙’字，后来讹成‘钦’字，这一点无法确定。守敬按：《王莽传》的郭钦没有说明是哪县人，《鲍宣传》的郭钦则称为隃麋郭钦。郦氏在隃麋县条下写作郭歙，那么今天的《汉书·鲍宣传》中的‘郭钦’，也许是‘郭歙’之误。建武四年，光武帝把耿弇封为侯国。朱《笺》说：《后汉书》记载，耿弇的父亲耿况，字侠游，任上谷太守，曾与彭宠一起攻打王朗。建武四年，耿弇进封为隃麋侯。汧水向南流经慈山。会贞按：慈山应当在今汧阳、宝鸡两县之间。水向东南流。会贞按：‘东’字上面应当有‘又’字。水流经郁夷县北面、平阳故城南面。朱本‘北’字作‘径’。

译‘径’字。赵云：县字下面有脱文。戴氏删去‘径’字。会贞按：县字下面并没有脱文。以上文渭水经过郁夷故城南面考察，这里应当是‘经过郁夷县北面’。大概郁夷、平阳两座城南北相对，所以连续说到。魏代武都郡有平阳县，真君六年设置。这里称为故城，又引用徐广的话作证明，所以不是指魏代的平阳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宁公二年，迁都平阳。徐广说：这是原来郿县的平阳亭。朱本把‘郿’讹作‘郁’。赵氏改作‘郿之平阳亭’。会贞按：郿县在晋代尚未废除，徐广是晋代人，不可能称‘故郿’。《史记集解》没有‘故’字，这个‘故’字大概是衍文。《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也说，秦宁公迁居平阳，就是今天扶风郿县的平阳亭。这同样证明这里不应称‘故郿之平阳亭’。《括地志》说，平阳故城在岐山县西四十六里。《九域志》说，虢县有平阳镇。现在有阳平镇，在宝鸡县东七十里。城北有《汉邠州刺史赵融碑》。守敬按：《元和郡县图志》说，后魏大统十四年，宇文泰设置南幽州；废帝时去掉‘南’字；开元十三年，因为‘豳’字与‘幽’字相涉，诏令改为邠。由此可知，幽州是在西魏建立的，邠州是在唐代改名的，十分确定。这里本应作‘幽州’，‘幽’讹作‘豳’，校订者又改成了‘邠’。《魏书·赵逸传》说，赵逸是天水人，他的十世祖赵融是汉代光禄大夫，不知道是不是碑中的这个人。灵帝建宁元年建立。朱本把‘宁’写作‘安’。赵云：灵帝的年号是建宁，献帝的年号是建安，不知是‘灵’字错了，还是‘安’字讹了。会贞按：‘灵’与‘献’字形相差很远，‘宁’与‘安’字形相近，所以这里应是‘建宁’讹成‘建安’，现在订正。汧水又向东流，注入渭水。朱本脱‘注’字，俞樾、赵一清、戴震补入，并删去‘渭’字下的‘水’字。会贞按：根据注文，渭水在平阳故城东面；现在汧水在阳平镇西面注入渭水，大概已经不是北魏时的河道了。渭水的右岸，有磻溪水注入。水发源于南山的兹谷。会贞按：现在磻溪出于宝鸡县东南的山中。水从高处奔腾而下，注入溪中。溪中有泉，称为兹泉；泉水汇积成潭，自然形成深渊水湾，就是《吕氏春秋》所谓太公垂钓的兹泉。《吕氏春秋·谨听》《观世》两篇都有‘太公在滋泉垂钓’的话。《初学记》卷二十二引文也作‘滋’，《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则引作‘兹’。今天人们称它为凡谷。朱本把‘凡’讹作‘几’。赵氏根据《史记正义》改为‘凡’，俞樾同，戴震改为‘丸’。这里石壁深邃高峻，幽暗的谷地深远幽密。守敬按：《史记正义》引作‘幽篁’，较好。《太平御览》卷六十七引作‘幽泉’，‘泉’是‘篁’字脱坏所致。林木遮蔽，山势秀美险阻，人迹很少往来。按：《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引‘交’字，都作‘及’。东南角有一座石室。赵本据孙潜校本在‘有’字下补一字，俞樾、戴震也补入。按：《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引文都没有这一字。大概是太公居住的地方。水边有一块平整的石头，是垂钓处。朱本在‘水’字下衍‘流’字，赵氏根据《史记正义》删去。按：《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引文都没有‘流’字。这就是太公垂钓的地方。守敬按：《通典》说，虢县有磻矶，太公曾在这里钓鱼。他投竿、跪着放置钓饵的遗迹至今还在。按：《史记正义》引文把‘跽’作‘跪’。朱《笺》说：此字应作‘膝’。赵云：这个字指小腿与大腿相接的关节，字从‘肉’，以‘桼’为声。徐锴《说文系传》说，今俗写作‘膝’。因此这里有磻溪之称。守敬按：《淇水注》说，汲郡西北也有磻溪。但《说苑》说，周文王出猎于渭水之滨，到达磻溪，所以这里的磻溪才是正确的。溪水清冷而有神异，向北流十二里，注入渭水；向北距离维堆城七十里。会贞按：维堆城无从考证。七十里可能有误，因为渭水以北还有雍水，两地相距不过二十里；如果维堆城距渭水七十里，就应当在雍水以北。可是下卷写雍水时没有说经过此城，所以可知它应当在今岐山县西南、雍水以南，‘七十’或许是‘十七’的错误。渭水又向东流经积石原。朱本脱‘积’字，把‘原’误作‘源’。赵云：应作‘积石原’。《元和郡县图志》说，积石原在郿县西北二 十五里。《方舆纪要》说，积石原在渭水北岸，也叫北原；五丈原称为南原。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太平寰宇记》郿县条引文，都作‘积石原’。在今郿县西北，接近岐山县界，就是北原。魏明帝青龙二年，即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诸葛亮从斜谷出兵。当时司马懿驻军渭水以南。朱本‘时’字作‘与’，俞樾、赵一清相同，戴震删去。会贞按：《魏志·郭淮传》说：‘这时司马宣王驻军渭南。’因此‘与’是‘时’字之误，戴氏径自删去，不对，现在订正。雍州刺史郭淮估计诸葛亮一定会争夺北原并在那里驻军，于是先占据北原。诸葛亮到达后，果然无法上去。朱本脱‘亮至，果不得上’四字，赵氏据《太平寰宇记》引文补入，俞樾、戴震同。会贞按：《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四引文也有这四字。自青龙二年以下直到这里，都是抄改《魏志·郭淮传》的文字。渭水又向东流经五丈原北面。朱本没有‘东’字，赵氏据孙潜校本补入。五丈原详见本篇下卷。《魏氏春秋》说：朱本没有‘氏’字，赵氏据《隋书·经籍志》增补，并说《魏氏春秋》二十卷，孙盛撰写；这里脱落了‘氏’字，下文同。俞樾、戴震也补入。诸葛亮占据渭水南面的原地。守敬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建兴十二年，诸葛亮驻军武功五丈原。司马懿对众将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沿山向东转进，那才算勇敢；如果向西进至五丈原，诸位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朱《笺》引《晋书》作‘诸军无事矣’。赵云：考《太平御览》引《魏氏春秋》作‘诸君’，与《元和郡县图志》相同。大概唐人还依据旧籍，没有采用《晋书》的文字。会贞按：《太平寰宇记》引《魏氏春秋》也作‘诸君’。诸葛亮果然驻军在这片原地，与司马懿相持。

译渭水又向东流经郿县故城南面。守敬按：两汉时郿县属右扶风，魏、晋时属扶风，后魏时废除；故城在今郿县东北十五里。《地理志》说：右辅都尉治所。《魏氏春秋》说，诸葛亮进攻郿县，司马懿据守郿县抵御诸葛亮，就是这个县。守敬按：这就是上文所说青龙二年的事情。《魏志》说，青龙二年四月，诸葛亮驻军渭水以南，司马宣王率领各军抵御他，就是此事。渭水又向东流经郿坞南面。会贞按：《魏书·地形志》说，平阳县有郿坞，在今郿县东北十六里。《汉献帝传》说：董卓发兵修筑郿坞，城墙高度与长安城相等。会贞按：《三辅黄图》说，长安城高三丈五尺。《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在郿县修筑城坞，高、厚都是七丈，号称万岁坞。大概高度三丈五尺、厚度也三丈五尺，所以说‘高厚七丈’。他积存粮食作为三十年的储备，并且自称：事情成功，就雄踞天下；事情不成，守住这里也足以终老。会贞按：《魏志·董卓传》记载相同。他的愚蠢竟到了这种地步。朱本从‘渭水又东流经郿坞南’直到这里的文字，错置在后面雍水末尾，又有‘南流注于渭’一句；俞樾、赵一清相同。戴震说：考《元和郡县图志》，郿县故城在今县东北十五里，董卓坞在县东北十六里。《太平寰宇记》说，武功故城在今郿县东四十里。郿坞与郿县故城相距很近，不可能隔着武功县，之后才到郿坞，所以现在改正。校记。[一]“同穴的枝干。会贞按……怀疑这里的‘枝’字是衍文。”按：下文有“穴枝间”，‘枝’与‘干’意义相近，不一定是衍文。[二]“《明一统志》说，西山在巩昌府西九十里，是广阳水的发源地。”按：明代万寿堂刻本《一统志》卷三十五作“广汉水所出”。《清一统志》卷二百作“广阳水”。杨氏所引与《清一统志》相同，下文所引《府志》也出自《一统志》。统志》。[三]“朱本把‘苟’写作‘荀’。”按：标点本《后汉书》的底本是影宋绍兴本，作“苟”。[四]“应当就是邓艾据守的武城山。”按：根据杨氏引用《资治通鉴》的原文：“邓艾据守武城山来抵御他，姜维与邓艾争夺险要之地，没有成功。”可知据守武城山的是邓艾，杨氏误记为姜维，现在订正为“邓艾”。[五]“有落门聚。”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作“洛门”，《后汉书·隗嚣传》及其注作“落门”，《郡国志》在“冀县”条下作“雒门聚”。雒门就是洛门，也就是落门。[六]“原来是襄戎的城邑。”按：此句以下抄本脱漏“王莽之所谓平相矣”八字，应当补入。（现在已经根据台北本补入。） [七]“守敬说，按通常体例，应当没有‘所谓’二字。”按：也不能完全这样说。《河水》篇第三记“又向北流经朔方临戎县西”，郦道元注说：“元朔五年设置，旧为朔方郡治所，是王莽所谓的稚武。”这就是一例。注文中关于王莽改名有七种格式：一是“王莽之××也”，二是“王莽以为××者也”，三是“王莽更之曰××矣”，四是“王莽更曰××”，五是“王莽改曰××”，六是“王莽名之曰××”，七是“王莽之所谓××”。依照这七种格式，除平襄外，还有《河水》篇第五的平县、发干县故城，以及《济水》篇的离狐等处。据此应当依赵氏意见补入“所”字，原文应为“王莽之所谓平襄县矣”，共九字，应当补入。（注文“其水向东南流”上面原有《疏》文“守敬谓…

译…”十一字，现在已经根据台北本删改。） [八]“广汉钳子，谋攻牢，篡取死囚。”按：这段注文原来没有“牢”“篡”两个字，文意不清。《五行志》原文作“谋攻牢，篡死囚”等，现在补入“牢”“篡”二字。[九]“后来马超围攻冀县时，赵氏据孙潜本在‘后’字下面增‘汉’字。”按：杨氏说：“这里的‘后’承接前文，不应增加‘汉’字。”这是对的。上文已经有“汉明帝”，这里不应再有“汉”字，孙潜本误增。[一〇]“曹魏设置新阳县。”按：据《资治通鉴》晋大兴元年胡三省注引何承天的话：“魏代设置。《水经注》说，渭水流过冀县，又向东流出岑峡，进入新阳川。新阳县大概就设置在这里。” [一一]“隗嚣派牛邯守卫瓦亭。”按：《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在秦州陇城县条下说，瓦亭山在县东北二百多里，是隗嚣派将领牛邯驻守的地方；这座山也延伸到原州境内。[一二]“汉阳长史。”按：朱本误作“长吏”，沈炳巽本相同。俞樾、赵一清、戴震改作“长史”，《疏》文漏作校记。[一三]“隋开皇十八年改为鹿城。”按：《疏》文有误。《元和郡县图志》原文是：“开皇三年，在这里设置安定县，取用汉代旧名，隶属定州。十八年改为鹿城”等。现在订正为“开皇三年”，不是“十八年”。[一四]“后人转抄写成大字，以致文义多半无法贯通。”按：赵氏沿用了俞樾《注》中“《注》”的说法，这是对的。不过把“大”字改成“小”字，不符合本书体例；现在使用破折号，原文就容易理解。这也说明标点符号具有优越性，所以破例使用破折号。[一五]“赤眉军到达阳城、番须、回中。”按：《资治通鉴》作“至阳城番须中”，熊氏引用时不应增加“回”字。李贤注说：“番须与回中相近，两地都靠近阳城郡。”现在订正。[一六]“《夷水注》说，激素飞清，这是它的文辞格式。”按：《夷水》篇说：“又向北流经宜都，水流冬夏都激荡飞泻，清澈见底。”杨先生是宜都人，非常欣赏这句话，家中有一座楼阁，名为“激素飞清之阁”。1916年，我在黄冈买到杨先生亲手装裱的薛稷书《升仙太子碑》碑阴和北齐人摩崖刻写的大字《般若经》剪贴本，上面都有杨先生题写的“激素飞清之阁”字样，后来在日寇侵扰芜湖时遗失。杨先生收藏的碑版拓本，都把他晚年的小照片粘贴在帖本前面。龚自珍也曾得到北齐水牛山《般若经》。这些拓本后来在芜湖沦陷时遗失。杨先生收藏的碑版拓本，都把他晚年的小照片粘贴在帖本前面。龚自珍也曾得到北齐水牛山《般若经》。[一七]“将要同吐蕃结盟，韩游瓌奉诏驻军洛口。”按：《资治通鉴》贞元三年闰月胡三省注说：“洛口，就是水洛口，在瓦亭川东北。”熊氏沿用了《清一统志》秦州条下把水洛川和《新唐书》贞元二年混为一谈的错误，没有仔细核对《新唐书》。[一八]“毛公所说的西戎板屋。”按：《诗经·秦风·小戎》有“在其板屋”一句。《毛传》说：“西戎的板屋。”注文采用的是《毛传》的话，不是《诗经》原文。按照《济水》篇第二所说“毛公说：景山就是大山”的格式，《诗》字应改为“毛公”，或者在“《诗》”下面增加“《传》”字。现在改为“毛公”二字。[一九]“川水奔泻，浪涛翻涌。”按：朱《笺》本把“川”误作“水”，沈炳巽本作“川”，俞樾、赵一清、戴震都改为“

译川”。[二〇]“次东面有钳岩谷水。戴氏把‘铜’改为‘钳’。会贞按：铜岩、钳岩都无法考证。”按：《永乐大典》本作“钳”，戴氏据此改正，但也没有深入考察。（这一段引文中的“戴改铜作钳”等字，现在已经根据台北本删改为“朱本作钳，……”。） [二一]“《周书·赵昶传》……都作‘由’。”按：标点本有校记，引用张元济的意见，认为“田”字有误，并说“见《氐传》”。《周书·异域传上·氐传》说：“大统九年，氐族首领梁道显反叛，进攻南由。”（这句话也见于《赵昶传》。）现在考察，《北史》卷六十九《赵昶传》同样作“南由”。

译[二二]“于是有了先汧水、后扞水的说法。”按：《疏》文费解。与《要删》卷十七校对后，知道抄手脱漏了“而即引”三字。熊氏根据郦道元注文的行文意思，认为注文先引用阚骃把它认作汧水，随即又引用阚骃关于“先汧水、后扞水”的说法（“又向东流，汧水、扞水汇入这里”，这是阚氏的话），目的是证明阚骃把楚水当作汧水。现在补入。[二三]“干宝《搜神记》。”按：“于”字是错误，应改为“干”字。俞樾、赵一清、戴震三家都改作“干”；《永乐大典》本误作“于”，戴氏改正，《疏》文却没有改，不知是什么原因。改正了它，《疏》文为什么没有改呢？[二四]“孟康说就是老子。”按：原文把“孟康”写作“徐广”；《封禅书》《郊祀志》的注文都作“孟康”，现在订正。[二五]“禁止，不得祭祀明星。”按：原文是“明星出西方”，应当与下文相连阅读。《史记》标点本把“禁不得祠”断为一句，现将这一问题记录下来，暂存疑。[二六]“世人都说明代人喜欢凭臆测改动古书，像这种情况，恐怕也不值得效法。”按：杨氏不同于顾亭林把朱《笺》称赞为明代三百年间的一部书。他的意思是，顾亭林认为朱氏不轻易改动古书是可贵的；但是，像这样用宋本去证明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二七]“《太平寰宇记》说晋朝末年废除。”按：《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宝鸡县条引《周地图记》说，晋朝末年废除。[二八]“水出汧县的蒲谷乡弦中谷。”按：“弦”字下面漏引了“朱《笺》曰：旧本作维”七字，现在订正补入。否则赵氏所说“朱氏上面把‘维’字改成‘弦’”就无法解释了。[二九]“《元和郡县图志》说，后魏大统十四年宇文泰……”熙仲按：大统是后魏的年号，而“文帝”指的是北周宇文泰死后的谥号。《疏》文直接把《元和郡县图志》的文字写成“后魏文帝”，不妥。现在删去“大统”上面的“文帝”二字，在“十四年”下面补入“宇文泰”，改为“后魏大统十四年宇文泰置”。《要删》卷十七写作“周文帝大统元年”，也不对，现在不采用。[三〇]“人迹罕交。”按：《太平寰宇记》卷三十虢县条引文作“交”，“幽隍”也作“隍”。《水经注疏》卷十八。后魏郦道元撰写。宜都杨守敬纂辑并作疏证。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渭水”中的“中”字，戴震删去。又向东流经武功县北面。朱本把“过”写作“径”，戴震、赵一清改正。渭水在武功县境内，斜水从南面流来注入它。朱本脱“来”字，赵氏据胡渭校本补入，戴氏也补入。水发源于县西南的衙岭山。守敬按：《汉书·地理志》在武功县条下说，斜水、湑水都出自衙领山。《太平寰宇记》说，衙岭山在盩厔县西北九十八里，湑水源头出自北山。至于斜水，则说它出于斜谷，并不认为出自这座山；可见这座山的名称已经向南迁移了。我认为《汉书·地理志》把衙领山列在武功县，大概就是今天郿县西南、盩厔县东北的秦岭，在盩厔县西北几十里的地方，只不过是北山的延伸罢了。现在斜水上游称为桃川，出自郿县西南的山中。水向北流经斜谷。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说，武功县有斜谷。《魏书·地形志》说，平阳县有新谷，谷口在今郿县西南三十里，这是北口；南口称为褒口，详见《沔水注》。水流经五丈原东面。诸葛亮《与步骘书》说：“我的前军驻在五丈原，五丈原在武功以西十多里。”会贞按：《长安志》引文作“十余里”。《魏书·地形志》说：岐州平阳县有五丈原。《隋书·地理志》《通典》说，郿县有五丈原。《元和郡县图志》说，在郿县西南三十五里。现在位于县西南，与岐山县接界。水出自武功县，所以也称为武功水。因此诸葛亮的《表》说。守敬按：《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诸葛亮集》有这段话：“我派虎步监孟琰……”守敬按：《三国志·姜维传》说，应当先训练中虎步兵五六千人；虎步监大概相当于羽林监。孟琰。守敬按：《太平御览》引作孟玉，“玉”大概是“琰”字脱坏。孟琰据守武功水以东。司马懿因水势上涨，进攻孟琰的营寨；我军修筑竹桥。守敬按：《太平御览》作“车桥”，《长安志》引文也作“车桥”，所以“竹”字有误。敌军越过水面向桥上射箭，桥修成后便疾驰离去。这条水向北流，注入渭水。《地理志》在武功县条下说：斜水出自衙岭山北面，流到郿县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流，经过马冢北面。朱本脱“渭”字，赵一清、戴震补入。诸葛亮《与步骘书》说：“马冢在武功以东十多里。”守敬按：诸葛亮前面说五丈原在武功以西，这里又说马冢在武功以东，而五丈原与马冢之间并没有武功城。细看注文中武功水正在五丈原与马冢之间，才知道诸葛亮所说的武功，指的是武功水。马冢在今郿县西南十五里。那里地势高，进攻很不方便，所以只停留在那里。渭水又流经武功县故城北面。守敬按：前汉时武功县属右扶风，后汉时迁徙并废除。故城在今郿县东四十里。这里是王莽所改称的新光。《地理志》在右扶风武功县条下说：县境有太一山。赵氏据《汉书·地理志》把“一”改作“壹”。守敬按：《史记·夏本纪·索隐》《初学记》引《汉书·地理志》都作“太一”，与这里相同，可知《汉书·地理志》原本作“太一”。此外，《续汉书·郡国志》《初学记》所引《福地记》《三秦记》《秦州记》以及《文选·张衡〈西京赋〉》、潘岳《西征赋》都作“太一”；今天的《汉书·地理志》本作“太壹”，大概是后人改的。古文献把它称为终南山。杜预认为就是中南山。会贞按：《左传·昭公四年》作“中南”，杜预注说，在始平郡武功县南面；《释例》又说，武功县西南有太壹山。“中南”本是《左传》原文，杜预用太一山解释它，所以郦道元说“太一山，杜预认为就是中南山”。又称为太白山。会贞按：从“太白山”到“疾风”一句，都是辛氏《三秦记》的文字，见于《太平御览》卷四十、《太平寰宇记》《长安志》。孙星衍认为“又曰”上脱《三秦记》三字，这是不对的。郦道元引用、运用古籍，不一定每次都写出书名。

译太白山在武功县南面，距离长安二百里。会贞按：《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作三百里，《长安志》仍作二百里。不知道它究竟有多高。俗话说：“武功太白，离天三百。”军队在山下行进时，不能鸣奏鼓角；一旦鸣奏鼓角，就会有猛烈的风雨到来。[六]会贞按：根据《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两个“鼓角”上面都应当有“鸣”字。《长安志》上句也脱了“鸣”字；此外“雨”字上面都有“暴”字。杜彦达说。守敬按：《资治通鉴》唐天宝八年胡三省注引文作“杜彦远”，《元和郡县图志》也作“远”；但注文下文作“达”，与这里相同，《滍水注》也作“达”。太白山向南连接武功山，在各山中最为秀美挺拔，冬夏两季都积着白雪，远望一片皓白。王校本在这里以下刊载朱《笺》说：《周地图记》说，太白山上常年积雪，半山腰有横向的积雪像瀑布一样；出现这种情形就要下雨，人们常把它当作天气征候。所以俗语说：“南山瀑布，不是早晨就是傍晚。”守敬按：朱《笺》并没有这段说法，只有钟、谭两种版本在书眉上有此文，开头标作“朱云”，其实不是朱氏的文字。项絪的底本删去了“朱云”二字，把这段文字收入书中，因而同朱氏《笺》混在一起。王氏没有见到、谋求原书，便误以为是《笺》中的话。山上有谷春祠。谷春是栎阳人，汉成帝时病死后尸体却不寒冷，后来忽然出现在栎阳南门和光门上。守敬按：《列仙传》作“横门”。这是长安城北面向西数第一门，原名横门。如淳说，“光”读作“广”，所以称为光门。下卷还会提到。他后来进入太白山。百姓在山岭上为他建立祠庙，春秋两季前来祭祀，往往住在这里。朱本把“止”误作“山”，《笺》说宋本作“上”。戴氏改为“上”，赵氏改为“止”。守敬按：作“山”或“上”都不对，应是“止”字。古本《列仙传》作“止”，这一条是节略抄录《列仙传》的文字。山下有太白祠，是百姓祭祀的地方。刘曜时期，这座山崩塌，长安人刘终在山崩中得到一块白玉。朱氏《笺》说：从这里以下文理不相衔接，大概是篇简脱落了。赵氏说：这以下孙潜用柳佥钞本校补了四百二十字，实在是稀世珍宝。详情见本卷。白玉方圆一尺，上面有文字，说：“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咢酉小衰，困嚣丧。” 呜呼！呜呼！赤牛奋力拉车，事情大概要结束了吧！当时官员赵氏作臣。毕贺。中书监刘均进言说：“这是国家灭亡的征兆，难道值得庆贺吗？”最终果然应验了赵氏所说的那些字。话说完了。[八]渭水又向东流，温泉水注入渭水。温水发源于太一山。戴氏删去“温”字。守敬按：《御览》卷七十一引《水经注》有“温”字。《隋书·地理志》说盩厔县有温汤，又名凤泉汤。《唐书·地理志》说郿县有凤泉汤，就是此水。现在称作汤谷河，发源于郿县东南的碌●崖。水沸腾涌出，像热汤一样。杜彦达说：它可以医治百病，天下清平时疾病就会痊愈；天下混浊时则没有效验。它的水向下同溪流汇合，向北流十三 里，流入渭水。守敬按：现在水从谷口流出，向北流二十五里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流，经斄县旧城南面。守敬按：西汉时斄县属右扶风，东汉把武功县迁置于此，仍属右扶风；曹魏时也属扶风郡，西晋属始平郡，后魏废除。在今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这里是旧邰城。守敬按：颜师古说，“斄”读音同“邰”。这是后稷受封的城邑。守敬按：《史记·周本纪》说，后稷受封于邰。《汉书·地理志》说，斄县是后稷受封之地。《诗经》所说的“即有邰家室”，指的就是这里。朱本把“即”字放在“诗”字上面，全氏、赵氏也如此，戴氏移正。守敬按：这是《大雅·生民》篇的文字。城东北有姜嫄祠，城西南一百步有稷祠。守敬按：《地形志》说，美阳县有姜嫄庙。[九]《太平寰宇记》引用《关中记》说，姜嫄祠在邰城东面。《元和郡县图志》说，姜嫄祠、后稷祠都在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长安志》说，姜嫄祠与后稷祠在一起，在县西南二十三里。唐代武功县就是今天的县治。这里也是郿县的斄亭。守敬按：《续汉书·郡国志》说，郿县有邰亭；这里写作斄亭，是依《汉书》的写法。王少林任郿县县令时，经过这座亭。亭长说：“这座亭凶险，会杀人。”少林说：“仁德能够胜过凶邪，什么鬼敢来抗拒我？”于是住了下来。半夜听见有女子哭泣的声音。少林说：“可以上前来，我替你寻求公道。”女子说：“我没有衣服，不敢进来。”少林便把衣服扔给她。女子上前诉说：“我的丈夫任涪县县令，赴任途中经过这里，住在这座亭中，被亭长杀害。”少林说：“我应当替你审理这件事，不能再伤害善良的人。”于是把衣服解下放在地上，女子忽然不见了。天亮后，他告诉亭长，亭长于是服罪供认，这座亭也就清静安宁了。守敬按：这一条是抄录并改写《后汉书·独行传·王忳传》的文字，王忳字少林。渭水又向东流，雍水注入渭水。雍水发源于雍县的雍山。全氏、赵氏写作“渭水又东，经雍县雍山”。赵氏说：雍山上面原本应当写“雍水出雍山”。《汉书·地理志》说，右扶风武功县有淮水祠，怀疑这里的“雍水祠”是“淮水祠”的误写。《太平寰宇记》在凤翔府天兴县条下说，雍水在县北二里，源头从西北平地流出。李应祥《雍胜略》说，雍山在凤翔县西北三十里，雍水发源于此。应劭说，四面地势隆起而高的地方叫作“雍”，因为地势聚积隆高，也可以称为山。关中的地势有许多隆起的高地，如风凉原、白鹿原，类似的地方不止一处。康海《武功县志》又说，雍原就是周原。周原在岐山下，那么雍山大概就是岐山的一座支脉小山吧？戴氏增作“渭水又东经雍县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县雍山”。会贞按：雍县在今凤翔县南面，远在郿县、武功县、斄县三县以西，渭水不可能先经过郿、武功、斄三县之后再经过雍县。若按今天雍水的流向来说，它从凤翔县西北流出，向东南流经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南面，又向东南流到斄厔县北面注入渭水。

译所以《水经注》是就雍水注入渭水的地点而言，不能说渭水经过雍县雍山。赵氏、戴氏知道这里有脱文，校补是对的；但仍保留“经雍县”的文字，就不对了。应改作：“渭水又向东流，雍水注入它；雍水发源于雍县雍山。”现在订正如下。雍水向东南流，经过中▯溪，世人称它为中▯水；戴氏把两个“▯”字都改作“牢”。守敬按：《太平寰宇记》天兴县条下引用此《注》，都作“牢”。它又叫冰井水。向南流经胡城东面，这只是俗称。这里大概就是秦惠公的旧居，即所谓祈年宫。秦孝公时又称橐泉宫。戴氏在“之”字下面增“为”字。按《地理志》说，橐泉宫在雍县。会贞按：《汉书·地理志》的原文见下文，雍县的情况详见后文。崔骃说，秦穆公的坟墓在橐泉宫祈年观下面。会贞按：《后汉书》中有崔骃传。《汳水注》也引用崔骃的话说：“商汤的坟墓在济阴郡薄县北面。”可见崔骃有记载坟墓的书，但今已无法考见。《皇览》也这样说。赵氏没有这两个字，他辨析说：《史记·秦本纪》说，秦穆公死后葬在雍。《集解》引用《皇览》说，秦穆公的坟墓在橐泉宫祈年观下面。现在本文只有崔骃的说法，没有《皇览》的话，而下文又说知道这两条证据不真实，大概这里有 脱文。全氏只增补“《皇览》”二字，说这里有脱文；戴氏增补了六字。刘向说，秦穆公葬在没有丘垄的地方。会贞按：《汉书·刘向传》说，秦穆公葬在雍县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是没有丘垄的地方。《史记》说：“秦穆公死时，殉死的人有一百七十七人，其中有良臣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针虎。”戴氏增补“也在殉死之中”六字。秦国人哀悼他们，为此作了《黄鸟》诗。全氏、戴氏删去“之”字，并在“鸟”字下增加“焉”字。我认为，从崔骃和《皇览》的说法错误，一直到“志”字为止，都是赵氏所说孙潜用柳佥钞本校补的内容。但仔细核对赵本，实际上只到四百一十九字为止；全氏、戴氏都有增补，所以各本所说的字数不同。朱本把“志”写作“忘”，《笺》说：孙氏认为，从“自忘也”以下四十一字，文意不相连续，怀疑有脱误。赵氏说：并不是这样，“忘”应作“志”，意思是说崔骃和《皇览》的说法是错误的记载。应作“志也”。惠公、孝公都是秦穆公的后代，是相继即位的君主。朱本把“志”误作“忘”，把“并”误作“立”；赵氏据黄本改正，戴氏作“志”、作“并”。会贞按：《大典》本、明抄本都作“志”、作“并”。他们的子孙没有理由在祖宗坟墓上兴建宫殿。由此推断，就知道上述两条证据并不真实。赵氏说：《雍录》说，根据郦道元这句话，惠公建都于雍县，那里有祈年宫；到孝公时命名为橐泉宫，名称虽然有两个，实际上是一座宫殿。《雍录》又引用崔骃的话，进一步辨正其错误，那么祈年宫、橐泉宫都在惠公的雍都，但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建造的。只有《汉书》说是惠公建造的。《三辅黄图》把“祈”写作“蕲”，并且说是穆公建造的。《庙记》说宫在城外。《始皇本纪》则说在雍县，都因为年代久远而难以考定其确切情况。一清按：《汉书·地理志注》说，橐泉宫是孝公所建，祈年宫是惠公所建，可见是两座宫殿。程泰之不知道引用这一条，实在令人不解。又有左阳水，戴氏把“而”改为“雍水又东”，全氏作“渭水又东”。会贞按：“而”字远承上文“经胡城东”一句。由此推断，可知全氏《注》中关于《注》的说法并没有错，戴氏改动是不对的。世人称它为 西水。会贞按：这是因为水流经岐州西面而得名。左阳溪从北面流出。戴氏在“北”字上重复增加“水”字。会贞按：以下文“北出河桃谷”为例，不必增字。向南流经岐州城西面，魏朝设置岐州刺史，治所就在这里。会贞按：《地形志》说，岐州在太和十一年设置，治于雍城镇。《太平寰宇记》说，后魏太武帝在今州城东五里筑雍城镇，孝文帝把镇改为岐州。[一四]按此《注》，岐州在雍水北面、东水和西水之间；雍县则在雍水南面、邓泉北面。因此州和县并非同一座城，雍城镇也不是雍县城。左阳水又向南流，注入雍水；雍水又同东水汇合。孙星衍说：考察地理，东水就是今天的东湖。会贞按：《方舆纪要》说，东湖在凤翔府城东面，是雍水、渭水泛溢形成的湖泊。东水的源头在府城北面很远，不过下游流经府城东面，经过东湖一带。它又是俗称。会贞按：这是因水流经岐州东面而得名。东水从北面的河桃谷流出。朱氏《笺》说：谢氏说，宋本作“俗名之北水出河”。赵氏说：不对，应断作“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北出河桃谷”应另断句。郦道元认为东水是俗称，水从河桃谷流出；孙汝澄把“出河”断为一句，错得厉害。会贞按：此谷应当在今凤翔县北面数十里处，不过“河桃”二字可能有误。东水向南流，右边汇合南源。会贞按：东水有两个源头，从北面的河桃谷流出的，是北源；这一源在南面，所以称作南源。世人称它为返眼泉。会贞按：《凤翔府志》说，返眼泉在府城西北三十里。水流散乱地向南流，经岐州城东面，又向南同雍水汇合；岐州位于两水之间，南面正是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会贞按：东西两水本来都注入雍水，后来两水又与雍水汇合，所以说是“交会”。世人也称它为淬空水。会贞按：《说文》徐氏说，淬，是把烧红的剑插入水中。《汉书·天文志》说，火与水相合叫作淬。这两条水流交会，水波回旋，也许有些像水火相合的形状，所以有“淬空”这个名称吧？东水向东流，邓公泉注入它。邓公泉发源于邓艾祠北面，所以称为

译邓公泉。会贞按：《方舆纪要》说，邓水发源于凤翔府北二十里的黄花谷，下游同横水汇合。这大概是后世附会的说法，并不是古代的邓泉。根据《水经注》，邓艾祠在雍县南面，水从祠北流出，那么它应发源于府城南面。几个水源都发源于雍县旧城南面。朱本脱去“故”字，全氏、赵氏、戴氏增补。会贞按：两汉时该县属右扶风，魏晋时属扶风郡，后魏时为平秦郡治所。《一统志》说，在今凤翔县南面。该县旧地是秦德公居住的地方。会贞按：《史记·秦本纪》说，德公元年开始居住在雍城大郑宫。《封禅书》也说，德公即位后，占卜选择在雍居住。但《汉书·地理志》说，惠公建都于此。王念孙说，“惠公”应为“德公”，“惠”是古代“德”字。《晋书·地道记》认为这里是西虢的土地。《汉书·地理志》认为这里是西虢县。赵氏说：按《汉书·地理志》宏农郡陕县条下说，西虢在雍，但没有“西虢县”这一县名。右扶风虢县有虢宫，是秦宣太后所建，就是所谓西虢。会贞按：虢县在后汉时废除。《太康地记》说：这是虢叔的国家。会贞按：《史记·秦本纪正义》引《舆地志》说，这个虢国是周文王的弟弟虢叔的封国，称为西虢，与《太康地记》的说法相同。那里有虢宫。会贞按：此说本于《汉书·地理志》。周平王向东迁都后，虢叔从这里迁到上阳，成为南虢。赵氏说：何氏说，按杜预所说，陕县东南有虢城，就是西虢国，是虢仲的封地。大阳的下阳城，大概是它的别都。河东郡与宏农郡地界相接，并不是两个国家。荥阳新郑的虢国才是虢叔的封国，在陕县南面，所以当年虢仲的北虢也可以称为西虢。如果右扶风的虢县同周王室的两个虢国无关，那么郦道元就是弄错了。《方舆纪要》说，桃虢城在宝鸡县东五十里，是古代虢君的支属封地。《史记》说，秦武公十一年灭掉小虢，就是这个地方。现在有桃城、虢城两座城，相距十多里，民间也称这一带为桃虢川。

译雍县有五畤祠，以上等祠礼祭祀五 位天帝。赵氏说：按此《注》有讹误。《汉书·地理志》说，雍县有五畤，祭祀太昊、黄帝以下的神祠共有三百零三处。《汉书·郊祀志》说，秦襄公攻打戎人、援救周王，列为诸侯而居于西方，自认为主管少昊之神，于是修建西畤，祭祀白帝。秦文公向东在汧水、渭水之间打猎，梦见黄蛇从天而下连接大地，蛇口停在鄜衍。于是修建鄜畤，用牛、羊、猪三牲举行郊祭，祭祀白帝。在修建鄜畤以前，雍县旁边原有吴阳武畤，雍县东面有好畤，都已废弃而不再祭祀。秦德公占卜决定居住在雍县，雍县的各种祠祀从此兴盛。后来秦宣公在渭水以南修建密畤，祭祀青帝；秦灵公在吴阳修建上畤，祭祀黄帝；又修建下畤，祭祀炎帝。秦献公在栎阳修建畦畤，祭祀白帝。汉高祖建立黑帝祠，名为北畤。除去武畤、好畤并非秦国所建，秦襄公居住在西垂，宫室在陇西，由此可知西畤不在雍县。秦文公的鄜畤在鄜县，秦献公的畦畤在栎阳，这些也都不在雍县。雍县的五畤，《封禅书》说，只有雍县四畤祭祀的上帝最为尊贵。《索隐》说，雍县有五畤，却说四畤，是顾氏认为把下文的上帝也算在内成为五畤，并不是这样。西畤、鄜畤都不在雍县，密畤以及上畤、下畤合起来是四畤，再加上汉高祖增设的黑帝畤，才是五畤。小司马把畦畤看作雍县四畤之一；《太平寰宇记》说，凤翔府天兴县有三畤原，引用《封禅书》中的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并说三畤在北原，也称作周原。这样反而遗漏了雍县的下畤。章怀太子为《后汉书·冯衍传》作注时，也只引用《史记》说，秦兼并天下后，在雍县祭祀四畤，汉朝增加黑帝畤，称为五畤，却没有列出四畤的具体名称，因此其中的意义始终无法说明。顾祖禹认为五畤是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北畤，也不对。又按：三畤是秦代的畤，五畤是汉代的畤，这就是“三畤”“五畤”名称分别形成的原因。守敬按：《括地志》说，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引用《封禅书》中的鄜畤、西畤、吴阳上畤；所指的三座祠与《太平寰宇记》不同，应当是错误的。鄜畤、西畤都祭祀白帝，不可能重复列出。《括地志》又说，汉帝的五畤在岐州雍县南面，这五畤就是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是顾祖禹说法的依据。其中所指的鄜畤，与《索隐》所说的畦畤不同。鄜畤、畦畤都祭祀白帝，雍县四畤中必有其中一处，只是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处。王先谦则采用《索隐》的说法，并说密畤在渭水以南，畦畤在栎阳，大概秦始皇以后把祭祀合并到这里；他引用《后汉书·冯衍 传》的注作为证据。这样足以解释赵氏对于畦畤在雍县的疑问。昔日秦文公在汧水、渭水之间打猎，梦见黄蛇从天而下降落到地上，蛇口停在鄜衍，把它认为是上帝之神，于是修建鄜畤，在那里祭祀白帝。朱本没有“焉”字，赵氏本也相同，全氏、戴氏增补。秦宣公在渭水以南修建密畤。朱本写作“在陈仓北”，全氏、赵氏相同，戴氏改正。祭祀青帝。秦灵公又在吴阳修建上畤，祭祀黄帝；修建下畤。朱本脱去这六个字，赵氏本也相同，全氏、戴氏增补。守敬按：《封禅书》说，秦灵公修建吴阳上畤，祭祀黄帝；修建下畤，祭祀炎帝。这里有脱文，增补六字是对的。祭祀炎帝。秦献公在栎阳修建畦畤，祭祀白帝。朱本误作“作畦畤，祭祀赤帝”。赵氏说：按这段文字同《封禅书》《郊祀志》完全相违。秦宣公是在雍县修建密畤，并不是在陈仓北面。位于陈仓北面的，是陈宝祠，是秦文公所建。现在把陈宝祠当成鄜畤，是错误的。秦灵公修建吴阳上畤，祭祀黄帝；修建下畤，祭祀炎帝。《索隐》说，吴阳是地名，大概在岳山南面。上文说雍县有旧吴阳武畤，大概是沿用武畤之名，又修建上畤、下畤来祭祀黄帝、炎帝。现在却说上畤祭祀炎帝，是错误的。《史记》说，栎阳降下金雨，秦献公自认为得到金瑞，于是在栎阳修建畦畤，祭祀白帝。《汉书》说祭祀上帝，“上帝”二字是传抄错误。现在说祭祀赤帝，赤帝就是炎帝，更加错误。汉高帝问道：“上天有五位天帝，现在为什么只有四位？”朱本作“何四也”，赵氏本相同，戴氏作“四何”。会贞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四何”。博士们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缘故。这里《封禅书》《郊祀志》都没有“博士”二字。皇帝说：“我知道原因了，等着我，就成为五位。”于是设置北畤，祭祀黑帝。守敬按：从秦文公以下直到这里，都是《封禅书》《郊祀志》的文字。应劭说：四面地势隆起而高的地方叫作“雍”。阚骃说：应当是神明聚集的深奥之处，所以在那里设置畤祠。守敬按：《汉书·地理志》雍县条下，颜师古注所引应劭的话与此相同。《史记·封禅书》说，自古以来因为雍州地势隆起高峻，是神明聚集的深奥之地，所以在高地修建畤来郊祭上帝，各种神祠也都聚集在那里。这就是应劭、阚骃说法的依据。那里又有凤台、凤女祠。秦穆公时，有个叫箫史的人，善于吹箫，能够招来白鹄、孔雀。穆公的女儿弄玉喜欢他。穆公为他们修建凤台让他们居住。过了几十年，一天忽然随凤凰飞去，传说雍宫世代都能听到箫管之声。朱氏《笺》说：刘向《列仙传》中有箫史的故事。会贞按：今本《列仙传》把“白鹄”写作“白鹊”，把“数十年”写作“数年”，都是错误。《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引用《列仙传》，都作“白鹄”、作“数十年”，与这里相同，可以作为证明。只是“随凤去”一句下面，《列仙传》还有“所以秦人替他修建凤女祠”的文字，而这里没有记载，大概是脱佚了。上文说有凤台、凤女祠，先一并点明台和祠；下文说台倾倒、祠毁坏，也同上文相照应；既然引用《列仙传》原文，就不应遗漏凤女祠。《列仙传》末句作“有箫声”。现在凤台倾倒、凤女祠毁坏，已经不再如此了。会贞按：《明一统志》说，凤台在宝鸡县东南六十里。邓泉向东流，注入雍水。会贞按：应当是在今凤翔县东南注入雍水。

译从这里以下，即使又汇合其他渡口之水，仍然可以通称为雍水，所以《禹贡》有雍水、沮水会同的说法。全氏说：郦道元错了。怎么可以拿兖州的雍水、沮水来解释岐山以西的水道呢？他又说：《禹贡》中的雍、沮是两条不同的水，不能通称。守敬按：郦道元在《匏子河》篇明明引用《禹贡》，怎么能把渭水以北的雍水牵强附会进去？阎百诗于是说，专门名家的著作中竟有这种笑柄。我怀疑这三句是后人窜入的，应当直接删去。雍水又向东流，经邵亭南面。朱本把“邵”写作“邰”，《笺》说古本作“邵”，下文同。赵氏改作“邵”，戴氏作“召”。世人称这里为树亭川，大概是因为“邵”“树”读音相近而误称。亭是古代邵公的采邑。京相璠说，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周城的情况详见下文。《后汉书·郡国志》说，郿县有邵亭，说的就是这里。赵氏说：按《周南》《召南》的谱说，周、召是《禹贡》所说的 雍州岐山南面的地方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史记·燕召公世家》注中谯周说，周王室的支族在召地食采，所以称为召公。《索隐》说，召是王畿以内的采地，召奭开始在召地食采，所以称召公。有人认为，周文王接受天命后，取得岐周旧墟周、召两地，分别封爵给两位公，所以《诗经》有《周南》《召南》；二地都在岐山南面，所以称为“南”。《地形志》说，武功郡美阳县有邵亭。《方舆纪要》说，凤翔府凤翔县有召城，也称召亭。《郡国志》却说郿县有邰亭，就是上文所说斄县的斄亭。班固《地理志》说，右扶风斄县是周后稷受封之地。颜师古说，“斄”读音同“邰”，音胎。郦道元错误地把邰写成邵，又用召公食采之地来证明后稷始封之地，错乱得十分厉害。王伯厚《诗地理考》引用《水经注》说：“雍水向东流经邵亭南。”黄本也作“邵”字，朱氏《笺》却都改作“邰”字，大概又是替这种说法强行辩解吧？守敬按：《括地志》说，邵亭在岐山县西南十里。《明一统志》说，在县西八里召公村。雍水又向东南流，同杜水汇合。戴氏把“杜”改作“横”，下文同。会贞按：戴氏因为下文又有杜水，所以把这里的杜水改作横水。然而相近的水流同名，有什么不可以？例如北易水、甫易水就是明证。此水发源于杜阳山，直接称为杜水；下文所说的水发源于杜阳县大岭旁边，怀疑也是杜水。因此这里的杜水毫无疑问，至于下文的杜水仍只是存疑之说。戴氏竟把这里改作横水，实在疏忽。水发源于杜阳山。会贞按：《九域志》说，天兴县有杜阳山；《明一统志》说，山在凤翔府东北二十五里，杜水发源于此。现在称为横水。水向南流，称为杜阳川。向东南流，左边汇合漆水。漆水发源于杜阳县的漆溪，称为漆渠。会贞按：这就是《漆水》篇所说的“现在有水从杜阳县岐山北面的漆溪流出，称为漆渠”。《隋书·地理志》说，普闰县有漆水。《麟游县志》说，漆水发源于县西，即旧普闰县西面。杜阳县详见下文。所以徐广说：“漆水发源于杜阳的岐山”，就是这个意思。会贞按：《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测度漆水、沮水；《集解》引用徐广说，水在杜阳岐山。这里“在”字应是“出”字的错误，应当用本《注》来订正。岐山的情况详见下文。“漆”字下面原有“水”字。《笺》说：“水”字可能是衍文。全氏、赵氏、戴氏删去。漆渠水向南流，大峦水注入它。朱本把“峦”误作“栾”，赵氏根据《太平寰宇记》改正，戴氏作“峦”。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峦”。大峦水从西北的大道川流出。朱本没有“水”字，戴氏、赵氏增补。水向东南流入漆水，就是旧时的岐水。会贞按：《隋书·地理志》说，普闰县有岐水。《方舆纪要》说，岐水在岐山县西北四十五里，从麟游县西南流出，经过县境，向东南到扶风县界，注入漆水。现在岐水从岐山县西北流来，在县西南注入雍水。《太平寰宇记》原作“古”。《淮南子》说：“岐水发源于石桥山。”会贞按：《墬形训》说“岐水发源于石桥山”，高诱没有作注。按照郦道元的说法，石桥山应当在今麟游县西南、岐山县西北。现在岐山县南五十里有石桥山，却是另一座山。岐水向东南流。司马相如《封禅书》，见《史记》《汉书·司马相如传》，说：“在岐地收取龟。”朱本作“牧龟”，《笺》说：《史记》作“收龟”，《汉书》作“放龟”。文颖注说：周人把多余的龟放养在池沼里，到汉代时，在岐山旁边捕获了它们。会贞按：《笺》引用《史记》《汉书》，接着引用文颖的注，意思是认为“放”字正确，所以全氏作“放”，并斥责“收”字错误；戴氏、赵氏则作“收”。现在考察《史记》说：“获得周代遗留下来的珍宝，在岐地收龟。”应断为两句，分作两件事，这样作“收”字，文义才协调。《汉书》没有“珍”字，作一句读，把它当作一件事，那么作“放”似乎也说得通，这就是异说产生的原因。《史记志疑》反而认为应当依《汉书》，这是错误的。裴骃引用徐广说，有一本作“放龟”，可见《史记》也有“获得周代遗珍，在岐地放龟”的版本。裴骃又引用《汉书音义》说，“余珍”就是得到周鼎。可见《汉书》也有“获得周代遗珍，在岐地放龟”的版本，所以《文选》沿用了这种说法。然而两件事相对举出，不能一句说“获”，另一句说“放”；或者可以把“获得遗珍”“放龟”连举为两件事，意思是宝鼎和龟都属于岐周之物，汉代一并获得。但周鼎并不出于岐地，这种解释也说不通。所以朱珔《释文选》仍认为“放”应改作“收”。郦氏只引用“收龟”四字，必定是他所见的《史记》作“收”；如果作“放”，应当另有辨析的话才对。《汉书音义》说：“岐，是水名。”会贞按：此语见《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说的就是这条水。两条水流一同流去。朱本把“并”误作“洋”，全氏、赵氏、戴氏改正。两水合流成为一条水，向南同杜水汇合。会贞按：应当在今岐山县西北汇合。从这里以下又可以通称为岐水。朱本没有这八个字，全氏、赵氏本也没有，戴氏增补。会贞按：大概是因为下文又称岐水。民间称为小横水。朱本把“横”写作“黄”，《笺》说：孙氏认为应作“小横水”。会贞按：这是相对下文的大横水而言，所以有小横水的名称。《地形志》说，岐州平秦郡有横水县，是从周城县分置的，以这条水命名。又有人称它为米流川。会贞按：《诗经·邶风》说“河水弥弥”，《广韵》“弥”音弭，是水流的样子。“弥”和“米”同音，大概原本应作“弥流”；郦氏喜欢求新奇，改称为“米流”。[一六]水流经岐山西面。朱本把“西”误作“而”，赵氏说孙潜校改；全氏、戴氏也改作“西”。会贞按：《汉书·地理志》说，美阳县的岐山在县西北。《续汉书·郡国志》《地形志》都说，美阳县有岐山。《括地志》说，山在岐山县东北十里。《县志》说，天柱山在县北十里，岐山在县东北五十里。

译有的记载把天柱山、岐山分为两座山，但实际上是一座山。相关情况在下文互相详见。水流又转弯，经过周城南面。周城在岐山南面，位置偏西。会贞按：《续汉书·郡国志》说，美阳县有周城。《地形志》说，雍县有周城。《括地志》说，旧周城又名美阳城，在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就是太王城。它所记的方位略有差异。王祎《周公庙记》说，周城现在是岐阳镇，遗址还在，东西南北宽广七八里，四周都是深沟。高士奇说，在今岐山县东北五十里。所谓居于岐山南面，会贞按：这是《诗经·鲁颂·閟宫》篇的文字。不只是因山而得名，也因水而称名。会贞按：这足以证明杜水就是岐水。山的南面称阳，水的北面也称阳；周城在岐山南面、岐水北面，所以都可以说是居于岐山之阳。水又经过周原下面。守敬按：《诗经·大雅·绵》篇说“周原膴膴”。《续汉书·郡国志》美阳县注引《帝王世纪》说，周城南面 有周原；《诗谱》说，周原在岐山南面，土地属于杜阳。地势险要，道路艰阻，但原野田地肥沃。[一七]两种说法又不同。高士奇说，周原东西横亘，在今岐山县东北四十里。北面则有中水乡的成周聚，所以称为“周”。守敬按：《汉书·地理志》说，右扶风美阳县有中水乡，是周太王建立邑居的地方。《说文》也说，太王受封之地在美阳县中水乡。依照此《注》，成周聚就是中水乡中的聚落名称。《孟子》说，太王离开邠地，迁居到岐山下。《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用皇甫谧说，太王居住在周地，所以才开始把国名改为“周”。水的北面就是岐山。过去秦人偷吃秦穆公马匹的地方就在这里。朱氏《笺》说：《吕氏春秋》记载，秦穆公丢失了他的驾车马，看见野人正要在岐山南面吃马肉。穆公说：“吃骏马的肉，却不回来喝酒，恐怕会伤害你们。”于是他们饮酒后离去。守敬按：《括地志》说，野人坞在岐州雍县东北二十里，是野人偷马并吃马的地方，因此得名。《太平寰宇记》说，野人坞在天兴县南一百八十步。《方舆纪要》说，坞在凤翔府东南十多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五里、五十里〕 岐水又向东流，经姜氏城南面，称为姜水。守敬按：《明一统志》说，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这是错误的。《太平御览》卷七十引《三辅旧事》说，姜泉在岐山县。《一统志》说，姜氏城在岐山县东面，那么姜水也应在县东。按《世本》说，炎帝姓姜。《帝王世纪》说：炎帝是神农氏，姓姜，母亲叫女登。朱本脱去“姓”字，把“女”写作“安”。《笺》说：谢氏说姜母名安登，宋本作“母曰姜姒”。谢氏引用宋本也错了。根据《帝王世纪》，应作“神农氏，姜姓，母安登”。按文意应断为“炎帝神农氏，姜母安登”，原文并没有错误。今本《三皇纪》作“女登”。守敬按：《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宋本《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用《帝王世纪》，在“姜”字下面都有“姓”字。《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一百三十五引用时都说“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根据谢氏所引宋本，这里的原文应当是“姜姓，母曰任姒”。宋本把“任”字倒错成“姜”，又脱去“姓”字；后人看到文意不通，便把“姜”字移到“母”字上，又改作“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里、二十里、一百八十步〕 女登”，传刻时又把“女”误作“安”。朱氏斥责宋本错误，却不能根据宋本领悟郦氏原文，只就今本说应作“姜姓”，这点完全正确，但仍沿用了“安登”的错误。赵氏也不知道有脱误；他引用《三皇纪》作“女登”，也只是存疑。戴氏增补“姓”字，把“安”改作“女”，是对的。但终究不是郦氏原文，现姑且采用这一写法，同时把上述说法保存于此。炎帝游历华阳时，感应神灵而出生，长大于姜水。守敬按：《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记载详略略有不同。姜水同雍水汇合后向东流。守敬按：朱本作“水合而东”四字，这里有脱文；赵氏把“水”字删去，也不对。全氏、戴氏增改为“是其地也，东注雍水”，似乎认为应当是这样。可是雍水向东流，并不向南流。现在增补“与雍”二字，正如下文“与渎魋水合而东”的句式。会贞按：这里是美阳县的中亭川水。朱本把“会”写作“径”，赵氏相同；全氏、戴氏把“水也”二字改作“合武水”三字。守敬按：武水是后起的名称，古代没有这种称呼。而且下文说“莫水经美阳县的中亭川注入雍水”，意思是莫水汇合杜水后注入雍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里〕 女登，传世刻本又把“女”字误刻成“安”字。朱氏斥责宋本的错误，却不能由宋本进一步悟及郦道元的原文；就今本而言，他说这里应当作“姜姓”，确实正确，但仍沿袭了“安登”的错误。赵氏并不知道其中有脱文和讹误；他引用《三皇纪》作“女登”，也只是存疑。戴氏增补“姓”字，把“安”改作“女”，是正确的。不过这终究不是郦道元的原文，现姑且依从戴氏的改法，同时把他的说法保存在这里。女登游历华阳，感应神灵而生下炎帝；炎帝在姜水边长大。守敬按：《史记正义》和《御览》所引《世纪》，记载的详略略有不同。（此水）与雍水汇合后向东流。守敬按：朱氏作“水合而东”四字，其中有脱文；赵氏又删去“水”字，更不对。全氏、戴氏增补并改作“是其地也，东注雍水，雍水又南”，似乎能够与文意相合。然而雍水是向东流的，并不向南流；现在增入“与雍”二字，下文“与渎魋水合而东”的文辞格式也是如此。（此水）汇合了美阳县的中亭川水。朱氏把“会”改作“径”，赵氏也如此；全氏、戴氏把“水也”二字改作“合武水”三字。守敬按：武水是后世才出现的名称，古代没有这种称呼。而且下文说“莫水径美阳县之中亭川注雍水”，意思是莫水汇合杜水后注入雍水。

译这里所说的中亭水就是杜水，不能又增出武水；如今只把“径”改为“会”，就可以与文意相合。水发源于杜阳县大岭旁。会贞按：《水道提纲》称它为石臼水，发源于麟游县西北山，下游称为武亭水。世人称此山为赤泥岘。会贞按：《魏书·灵征志》记熙平二年，岐州横水县赤粟谷出现金子；“粟”是“栗”字的错误。“栗”与“泥”读音相近，赤栗谷就是赤泥岘。水沿着河谷流过，俗称大横水。会贞按：《新唐志》记，好畤县有大横关，就是取此水之名。这里大概就是杜水。水向东南流，向东经过杜阳县故城。朱本脱“县”字，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增补。会贞按：两汉时杜阳县属右扶风，魏时属扶风。《寰宇记》引《县国地道记》说，晋代撤销此县。《一统志》说，故城在今麟游县西北。城东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戴震把这两句移到“大岭侧”之下。守敬按：“世谓之赤泥岘”紧接着大岭而言，中间不应被这两句隔开，所以仍以原文为是。所以应当如此。世人称这里为故县川。又，故县有杜阳山。朱本在“又故”下有“谷”字。赵一清改为“虢”，说：《汉志》右扶风有虢县，后汉初年并入雍县，所以称为故虢县；全祖望、戴震也改作“虢”。守敬按：汉代虢县在雍县南三十五里，杜阳山在雍县东北三十五里，此山不可能属于虢县。而且《汉志》也没有说虢县有杜阳山。赵一清是凭臆测改字，全祖望、戴震也因此受误导。我认为“谷”字是衍文；“故县”承接上文，与上句所称“故县”相同，指的就是杜阳县。山北有杜阳谷，谷中有地穴，向北通入，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位于天柱山南面。朱本作“大柱”。赵一清说：应作“天柱”。《寰宇记》在岐山县条下说，岐山又名天柱山。《河图括地象》说，岐山在昆仑山东南，是地乳所在，山上多白金。周朝兴起时，有鸑鷟在山上鸣叫。当时人也称此山为凤凰堆。郦道元注《水经》说，天柱山有凤凰祠。有人说它高峻挺拔，远远高出群山，形状像柱子，因此得名。一清按：《御览》卷四十和程克斋《春秋分记》都引用过这些话，今本已经缺失。故县因而取这个名称，也就是借此水来标明地名。这里就是王莽时期的通杜县。所以《地理志》说：“县有杜水。”朱本把“有”误作“自”。赵一清、戴震改订并说：按《汉志》，右扶风杜阳县的杜水向南流入渭水。《诗经》说“自杜”。颜师古说，《大雅·緜》诗写道：“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齐诗》作“杜”，说的是公刘躲避狄人而来，居住在杜水和漆沮水一带。水又向东流。朱本“东”字上脱文，戴震增“杜水又”三字，赵一清增“又”字。有二坑水注入。此水有两个源头：一水发源于西北，与渎魋水汇合后向东流。朱本脱“与”字，“合”字上多出“二”字，戴震、赵一清分别增删。守敬按：两源应当都发源于今麟游县西南；所谓发源于西北的，是北源，渎魋水则是南源。钱坫校注《汉志》作“渎魁”，大概是认为它像瀵水有“瀵魁”的称呼，可供参考。水流经五将山。守敬按：《通鉴》记，晋太元十年，秦王苻坚因谶书说“帝出五将，久长得”，而逃奔五将。《通典》说，岐山县有五将山。《元和志》说，五将山在岐山县西北六十里。在今岐山县北、扶风醴泉县交界处。到了《新唐志》所说的醴泉县五将山，那是另一座山，也可能是把“五林”误作“五将”。水又与乡谷水汇合。乡谷水发源于乡溪，向东南流入杜水。全祖望、戴震在“杜”下增“水”字。守敬按：此水应当在今麟游县南。乡谷水又称乡谷川。水又向南流，莫水注入其中。朱本把“莫”误作“荚”。赵一清改订说：《名胜志》引用《水经注》作“莫水”。《方舆纪要》说，莫水又叫莫谷水。《寰宇记》在武功县条下引《水经注》说，莫谷水向南流经美阳县，与中亭川水汇合。“荚”与“莫”字形相近，全祖望、戴震都改作“莫”。莫水发源于好畤县梁山大岭东面。朱本把“东”误作“泉”，赵一清、戴震同改。守敬按：《四书释地》说，这就是太王从邠地到岐地、翻越梁山时所经过的梁山。《地形志》说，莫西县有梁山。水向南流经梁山宫西面，所以《地理志》说：“好畤县有梁山宫，是秦始皇兴建的。”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记，始皇三十五年到梁山宫。水东面有好畤县故城，就是王莽时期的好邑。汉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将军耿弇为侯国。守敬按：见《后汉书·耿弇传》。水又向南流经美阳县的中亭川。守敬按：《通典》说，美阳县治所在中水乡，城西就是中亭川。莫水注入雍水。守敬按：这里是说莫水与杜水汇合后，注入雍水。此水称为中亭水。水又向南流经美阳县西面。永元二年，改封彰侯耿秉为侯国。朱本把“彰”作“鄣”，下衍“雍”字。赵一清说：按《后汉书·耿秉传》，章和二年封耿秉为美阳侯，没有封为鄣侯、雍侯的记载。据前文獂道县《注》说，渭水向东北流，与彰川汇合，向东北流到彰县南面。永元元年，和帝封耿秉为侯国。由此可知，耿秉先曾被封为彰侯，后来改封美阳侯，这可以补足范晔《后汉书》的缺载；“雍”字是错误。戴震把“永元”改作“章和”，把“鄣”改作“彰”，并删去“雍”字。守敬按：范晔《后汉书·耿秉传》没有记载封彰侯的事。这部《水经注》上卷明确说，永元元年封彰侯，永元二年改封美阳侯。

译这说得十分明确，大概依据的是另一家所撰的《后汉书》。赵一清于是引用范晔《后汉书·耿秉传》所说的章和二年封美阳侯，戴震也据此改订，这是因为不知道《耿秉传》把年代写成“章和”本身就是错误。《耿秉传》说，章和二年，耿秉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辅佐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北匈奴，大破匈奴，封为美阳侯。可见封美阳侯是因攻打北匈奴的功劳。考察《和帝纪》和《窦宪传》，北伐匈奴是在永元元年，因此《耿秉传》的记载无疑有误。而且章和年号在永元之前，怎么能说永元元年封彰侯、章和二年封美阳侯？其错误更不必再辨。此水又向南流，注入渭水。朱本从这里起杂入“渭水又东径郿坞南至其愚如此”等五十三字，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把它移到前文“渭水东径郿县故城南”之后。渭水又向东流。朱本把“又”误作“之”，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洛谷水发源于南山的洛谷。会贞按：《通鉴》魏甘露二年注引此文作“骆谷”；《蜀志·姜维传》和《魏志·曹爽传》都作“骆谷”。《地形志》说，美阳县有骆谷。《通典》说，美原有骆谷关。《长安志》说，洛谷在盩厔县南三十里，有道路通往洋州。洛谷的情况又见《沔水上》。洛谷水向北流，经过长城西面。魏甘露二年，蜀国派姜维从洛谷出兵，包围长城。朱本把“二年”作“三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相同。会贞按：《蜀志·后主传》说，姜维在延熙二十年出骆谷，景耀元年返回；《姜维传》也如此。延熙二十年应当是魏甘露二年，景耀元年应当是甘露三年，所以姜维是在甘露二年出兵，三年返回。这里的“三年”是“二年”的错误，现予订正。又据《姜维传》说，当时魏将司马望、邓艾都驻军长城。《魏志·邓艾传》也说，在长城抵御姜维。姜维实际上没有包围长城。郦道元抄改了原文，和事实稍有不合。就是这个地方。水又向北流，注入渭水。朱本脱去此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本也都缺。守敬按：《通鉴》魏甘露二年注引郦道元《注》有此句，今据以补入。水又向东流，芒水从南面流来注入其中。芒水发源于南山芒谷。朱本没有“山”字，赵一清增补并说：“南”字下面脱了“山”字，指的是终南山。宋敏求《长安志》校订时补入。守敬按：《御览》卷一百八十五和《通鉴》魏甘露二年注引这段文字，都有“山”字。芒水向北流，经过玉女房；水旁山边有石室，世人称为玉女房。守敬按：《长安志》说，玉女洞在盩厔县南三十里，洞门高四尺、宽三尺。《盩厔县志》说，玉女洞在黑水谷中。芒水又向北流，经过盩厔县的竹圃。守敬按：《史记·货殖列传》说，渭川有千亩竹林。《汉志》说，秦地有鄠、杜竹林。《长安志》引《晋地道记》说，司竹都尉治所在鄠县，其竹园周围百里，用来供应国家所需。结合汉代诏书所说的盩厔芒竹来看，大概从盩厔向东连接鄠、杜两地，都是古代司竹的地域；这里说芒水经过竹圃，只是借汉代诏书来说明罢了。《隋志》说，盩厔县有司竹园。《元和志》说，园在县东十五里。《寰宇记》说，在县东十二里。这也只是指竹园西部而言。盩厔县的情况详见下卷。水分成两支。全祖望认为这四字是重复文字。守敬按：不是这样。汉冲帝诏书说：赵一清按：《日知录》说，年幼的皇帝称为冲帝。《水经注》把孺子婴称作冲帝。守敬按：《长安志》引此文作“汉婴子诏曰”。翟义在东方起兵作乱，霍鸿凭借盩厔的芒竹发动叛乱。守敬按：翟方进的小儿子翟义任东郡太守，厌恶王莽摄政，于是起兵。三辅地区听说翟义起兵后，盗贼也纷纷起事，霍鸿等自称将军。这件事附载在《翟方进传》中，这道诏书也有记载。说的就是这里。朱本“也”字下有“其水分为二流”六字，赵一清、戴震本也相同。会贞按：这与上文“分为二水”一句重复，应是衍文。水的一支向东北流，成为分支水流。朱本在“水”下衍“之”字，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戴震删去。会贞按：《长安志》引文没有“之”字，但脱了“流”字。分支水流详见下卷。另一支水向北流，注入渭水。朱本《笺》说：旧本、吴本都缺少这一《注》，谢耳伯根据宋本补入。

译校记。[一]“斜水则言出斜谷，不以为出此山”：按，杨守敬的说法不对。查《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褒城县条，确实说“褒水源出此山”，“斜水源并出西北衙岭山”；《寰宇记》卷三十郿县条则说“斜水出斜谷”。《疏》遗漏查阅卷一百三十三。[二]“北历斜谷”：按，《郡国志》说，武功县有斜谷。《注》引《西征赋注》说：“褒斜谷在长安西南，南口叫褒，北口叫斜，长一百七十里，谷中的水向南流。” [三]“《御览》引作孟玉”：按，影宋本《御览》仍作“琰”，并没有错误。张澍辑录《诸葛武侯集》时，“琰”字只保存了一半，成为“玉”，是因为避清嘉庆帝的名讳而刊去了另一半。[四]“斜水出衙岭北，至郿注渭”：按，《汉志》“岭”字下面有“山”字，《注》中的“注”字作“入”。这是郦道元抄录时改动了原文。[五]“《文选·张衡〈西京赋〉》、潘岳《西征赋》都作太一”：按，这两条不能算很好的证据，不必引用。《赋》中终南、太一是两座山，李善《注》已经明确辨析说：“终南是南山的总称，太一只是其中一座山的别名。因此两山不是一山。”所以郦道元引用杜预的说法，是为了说明古文的记载不正确。[六]“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按，《寰宇记》在“至”字上有“立”字，《御览》和《长安志》卷十四在“至”字上有“兼”字。《注》的原文应当是：“不得鸣鼓角，鸣鼓角则疾风暴雨兼至。” [七]“杜彦达”：按，《寰宇记》卷二十七武功县条作“彦达”。[八]“终如……言矣”：按，《大典》本抄漏“其”字，戴震大概据《大典》本删去。原文为“终如其言矣。戴删其字，非。”现据台北本删去“其”字以及“戴删其字非”，并增补“赵有其字”。[九]“《地形志》说，美阳有姜嫄庙”：按，《地形志》记雍州扶风郡有美阳县，但没有注文。岐州武功郡也有美阳，注文说：“有岐山、太白山、美原庙。”今标点本校记引用温校意见说：“美原大概就是姜嫄。”校记又说：“杨守敬在《渭水》篇这条下面引用《地形志》作‘姜嫄庙’，但没有说明依据。” [十]“《元和志》说，姜嫄祠、后稷祠都在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按，《元和志》与《长安志》相同，但在武功县条下说，后稷祠在县西南二十三里，姜嫄祠在县西南二十二里。“并”字错误，应当删去。[十一]“当为理寝”：按，各版本都作“寝冤”，只有《大典》本作“侵冤”，作“侵”是对的，今据此订正。戴震依据《大典》本改字很多，唯独这里不敢改，不知为什么。又《长安志》引用此《注》时，“害良善”作“害”字，不作“杀”；“亭遂清安”作“亭遂清晏”。[十二]“《汉志》说，右扶风武功县有淮水祠，疑是雍水祠的错误”：按，今标点本把“淮”字校改为“褒”，应当是依据上文。但“淮”和“雍”字形相近，容易讹误，没有理由认为是“褒”字的错误，仍应存疑。[十三]“仔细核对赵本，实际上只有四百一十九字；全本、戴本都有增字，所以字数各不相同”：按，戴震说共有四百三十七字，近刻本有脱落，是依据原本补出的。现在仔细核对《大典》本，实际有四百二十字；其中多出的十七字，是戴震增补而《大典》本没有的。[十四]“文帝把镇改为岐州”：按，《寰宇记》卷三十凤翔府条所说的“文帝”，就是孝文帝拓跋宏。[十五]“雍地有五畤……赵一清说：按，这条《注》有错误……这足以解释赵氏对畦畤在雍地的疑问”：按，雍地有五畤，《封禅书》明确记载，孝文帝十三年，有关官员议论增加雍地五畤的路车，每畤各一辆，配备车马；西畤、畦畤的禺车也各一辆，禺马各四匹，配备车马。因此西畤、畦畤都属于五畤。孝文帝十五年夏四月，《封禅书》又记载：“文帝开始到雍地祭祀五畤。”《郊祀志》说文帝到雍地郊祭五畤，更是五畤在雍地的证据。五畤是秦代原有的四帝畤，分别祭祀白帝、青帝、黄帝、赤帝；汉高祖又建立黑帝祠，称为北畤。小司马《索隐》说：“四畤，是依据秦代旧制而言。”这话是对的。顾祖禹的说法可以采纳。[十六]“大概原本应作弥流，郦道元喜欢求奇，才改称米流”：按，熊会贞的说法没有根据。这条水也许本来就叫米流川，它在小横水下游，没有理由远取《邶风》的字来命名；不能用“郦道元喜欢求奇、所以改称米流”来替自己的说法圆场。熊会贞《疏》中常有这种情况，读者应当继续寻求确切解释。[十七]“土地属于杜阳”：按，阮元校本所收郑玄《周南召南谱》说：“周、召之地，是《禹贡》所说雍州岐山南面的地名，如今属于右扶风美阳县；地势险阻，田地深厚肥沃。”《疏》引用《诗谱》时没有完全依照原文。孔颖达《正义》说：“美阳，有的版本作杜阳。”按《志》记载，扶风另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县，不说在杜阳县；作“杜”的是错误。《疏》引用时没有仔细核对。[十八]“《通典》说，美阳县治所在中水乡”：按，《通典》中没有这段话。杨守敬大概是转引《方舆纪要》卷五十四美阳城条下的文字：“杜佑说，美阳县治所在中水乡，城西就是中亭川。” [十九]“水向北流，经过玉女房”：按，沈钦韩《疏证》说，苏轼《仙游潭》诗的自注写道：“中兴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飞泉，水味很甘美。”按《名胜志》：五福山在盩厔县东南四十里，再走十里就是玉女洞。[二十]“水分成两条”：全祖望认为这四个字是重复文字。杨守敬不同意。但郦道元《注》引用汉冲帝诏书到“就是这里”为止时，朱本下面有“其水分为二流”六字，熊会贞认为这与上文“分为二水”一句重复，应当是衍文，便删去了。现在看来：全祖望是对的，而《疏》错了。《注》引用汉冲帝诏书，是为了说明上文的竹圃；说到“就是这里”，已经解释完竹圃。接着写“其水分为二流”，文意通顺。虽然汉代诏书是《注》中的注文，但不能因为全祖望认为重复就删去本来应有的“其水分为二流”六字；而“分为二水”四字远隔在前面，文气并不衔接。如果一定要删这六字，就应当把“分为二水”四字移到“就是这里”下面；但总不如删去前面的四字而保留后面的六字妥当。

译有“其水分为二流”六字，熊氏认为这同上文“分为二水”一句重复，应当是衍文，因而删去。现在考察：全氏的意见是对的，而《疏》的处理不对。《注》引用汉冲帝的诏书，是为了说明上文所说的竹圃；到“即此也”为止，关于竹圃的解释已经完毕。接着写“其水分为二流”，文意承接自然，字句也通顺。汉冲帝诏书虽然是《注》中的注文，但全氏不应删去本来应有的“其水分为二流”六字；况且“分为二水”四字与此相隔甚远，文气无法衔接。如果一定要删去这六字，就应当把“分为二水”四字移到“即此也”之下；但归根到底，不如删去这四字而保留六字更为妥当。《水经注疏》第十九卷。后魏郦道元注。宜都杨守敬纂辑并疏证。门人枝江熊会贞参与疏证。“渭水下”字，全本作“二”，戴震删去“下”字。渭水又向东流，经过槐里县南面。朱本在“又”字上有“渭水”二字，赵一清本相同，全祖望、戴震删去。水又向东流，涝水从南面流来注入渭水。渭水流经槐里县故城南面。《汉书集注》中，李奇称它为小槐里，是县城的西城。朱本脱“县”字，全祖望、赵一清本也缺，戴震增补。守敬按：《汉书·樊哙传》说，樊哙攻下赵贲，攻取郿、槐里、柳中、咸阳，灌破废丘，功劳最大。颜师古没有记载李奇的这条说法。《史记索隐》引李奇说，废丘就是槐里。前面已经有槐里，这里又这样说，怀疑这里指的是小槐里。因此李奇只是因废丘而提到小槐里，并没有明确说明它的位置。郦道元明确说是县城西城，大概另有依据。《寰宇记》说，小槐里，李奇认为就是槐里的西城。东面已经有槐里城，所以把这座城称为小槐里，大概就是依据郦道元《注》来说的。《魏志·杨阜传》说，杨阜任武都太守时，太祖认为武都偏远孤立，便把武都郡迁到小槐里，就是这座城。[一]《一统志》说，小槐里城在今兴平县西面，与武功县交界。渭水又向东流，与芒水的分支汇合；这条分支水是在竹圃承接芒水的。守敬按：分支承接芒水的地方，应当在今盩厔县东南。水向东北流，又转向西北，流入渭水。朱本把“西”作“而”，又脱“北”字。《笺》说：谢耳伯本作“又屈西北入于渭”。赵一清依据孙潜校本作“屈而西北”，戴震作“屈而北”；“入”字下各本都有“于”字。守敬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北入渭”。渭水又向东北流，经过黄山宫南面。朱本这十个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并说：考察黄山宫以及就水、田溪水都在槐里县西面，不能同《经》文混淆。全祖望、赵一清也作相同改订。会贞按：《三辅黄图》说，黄山宫在与平县西三十里。[唐代才开始有这个县。]《元和志》《寰宇记》都说在县西南三十里。钱坫说，如今县西南三十里的马嵬坡，乡人常常在故址挖到带有“黄山”二字的宫瓦。这就是《地理志》所说的“县有黄山宫，惠帝二年兴建”。朱本把“二”作“三”，戴震、赵一清依据《汉志》改正。会贞按：《方舆纪要》引《宫阙簿》说，黄山宫建于惠帝二年。《东方朔传》说，武帝微服出行，向西到黄山宫。会贞按：《汉书·东方朔传》只说向西到黄山，没有“宫”字；注文中晋灼说，黄山是宫名，在槐里。这里兼采注文。后世因此称这里为游城。朱本在“也”字上有“非”字，赵一清本相同，全祖望、戴震删去。就水注入渭水。朱本这四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就水发源于南山就谷。守敬按：《明志》说，盩厔县南有龙水，“龙”是“就”的错误。《县志》说，就水从就谷向北流，称为沙河。水向北流经大陵西面，世人称这里为老子陵。从前李耳任周朝柱下史。朱本没有“下”字，《笺》说：孙潜认为应作“柱下史”。赵一清、戴震增补“下”字。守敬按：《寰宇记》《长安志》引用此文都作“柱下史”，赵一清增补是对的。《书钞》卷六十二引《汉官仪·周》说，柱下史由老聃担任。《索隐》说，这是周朝藏书室的史官。《张苍传》说，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藏书室柱下的史官，因此以此作为官名。后来因世道衰微而进入戎地。守敬按：《老子传》说，老子见周朝衰败，于是离开，经过关隘，没人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列仙传》说，他到了流沙以西。那里有他的坟墓，这件事没有经典文献作证。然而庄周所著书说：“老聃死后，秦失前去吊唁，哭号三声便出来了。”守敬按：这是《庄子·养生主》的文字；残宋本“聃”作“子”，“失”作“佚”，没有“吊之”和“而出”四字。自黄本依据原书改补后，各本都沿用，但恐怕仍有错误。这并不能证明老子没有死。人承受五行的精气，阴阳有终结和变化，也没有不化的道理。由此推论，老子或许确实如传说所说。会贞按：这是指像庄周书中所说的老聃死亡一样。古人允许保存有疑问的传说，所以两种说法并存。会贞又按：释道宣《广弘明集·辨惑篇序》说，李叟死于槐里；他在孙盛《老子疑问反讯》篇后跋中说，老子逃往西方边地，走到秦地，死于扶风，葬在槐里。《路史后记》卷七注说，鄠县柳谷水西有老子墓。《寰宇记》说，盩厔县有老子陵。《盩厔县志》说，县东南三十五里有五老洞，相传就是老子的葬处。但《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楼台本记》说，尹喜住宅在南山山阜上的仙馆舍，就是大夫观望的台子。从前老君在这座山上腾空而去，当时人于是称此处为老子陵，大概并不是坟墓。所以《尔雅》说，大陆叫阜，大阜叫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又是一种说法，可以补充郦道元没有备述的内容。就水流经竹圃；“就水当径竹圃中”应与芒水同样理解，而且水向北流，也不可能经过竹圃北面，所以以“圃”字断句，把“北”字归入下句才对。朱本脱“竹”字，《笺》说：孙潜认为“圃”字可能有误，或许应作“陵”。赵一清增“竹”字，并说：《名胜志》引文作“历竹圃北”，《笺》的说法不对；戴震也增补“竹”字。竹圃很大，详见上卷。水向北流，与黑水汇合。黑水上游承接三股泉水。朱本脱“水”字，戴震、赵一清增补。就水右侧有三股泉水奇异地涌出。会贞按：《通鉴》记，梁普通六年，魏军将领莫折天生驻军黑水，魏将崔延伯驻军马嵬，不久选精兵向西渡过黑水。

译说的就是这条水。根据《注》，这条水有三个源头，都发源于就水右侧；它与芒水在就水左侧的情形不同，因此不是今天所说的黑水。三源汇为一条水道，向北流，在左侧注入就水。朱本把“注”误作“径”，赵一清本相同，全祖望、戴震改为“注”。就水又向北流，注入渭水。渭水又向东流，与田溪水汇合。朱本这八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全祖望、赵一清本相同。田溪水发源于南山田谷。守敬按：《长安志》说，田谷河在盩厔县东南三十五里，发源于终南山下。《盩厔县志》说，田谷距县三十五里，在太微峰东二里。水向北流经长杨宫西面。朱本脱“径”字，戴震增补。守敬按：长杨宫详见下文。水又向北流经盩厔县故城西面。守敬按：前汉时盩厔县属右扶风，后汉废除，后魏复置，仍属扶风郡。钱坫说，故城在今县东三十里，地名终南镇。水又向东北流，与另一条水汇合。此水上游承接盩厔县南面的泉水。朱本把“县”误作“南”，与下文重复，戴震、赵一清改正；又都把“泉”改为“源”。守敬按：《水经注》记涿水向东北流与阪泉汇合，水源出涿鹿县东面的泉水；这与此处说承接盩厔县南面的泉水相同，因此“泉”字没有错误，不应改为“源”。泉水在盩厔县南面，也就是在今县东南。上文说田溪水流经盩厔县故城西面，这里说此水流经县东面，可知此水在田溪水右侧。水向北流经该县东面，又向北流经思乡城西面。守敬按：《元和志》说，思乡城在蓝田县东南三十三里。思乡城是宋武帝征伐关中时修筑的。南方人思念故乡，因此得名。这是另一座城。此城应当在今盩厔县东面，具体建置已无从考察。水又向北注入田溪。田溪水又向北流，注入渭水。县北有蒙茏渠。朱本误作“县苑有蒙茏源”。《笺》说：谢耳伯认为应作“县北”。赵一清说：“源”字，《汉志》作“渠”；下文“成林源” 和“灵轵源”的“源”字，都应当作“渠”。会贞按：今本《汉志》把“茏”误作“笼”，可以据此订正。蒙茏渠上游在郿县东面承接渭水，流经武功县；这两个县的情况都详见上卷。此渠名为成林渠。戴震说：按，这里有脱误。《汉志》在右扶风郿县条下说，成国渠起首承接渭水，向东北流到上林苑，称为蒙茏渠。会贞按：《沟洫志》也作“成国渠”，与《地理志》相同，没有“成林渠”的称呼。因此钱坫把“成林”改为“成国”。洪颐、王先谦也认为“成林”是“成国”的错误。这里说成国渠在郿县承接渭水，是记载汉代渠道的起点；后文说卫臻开凿的成国渠，在陈仓承接汧水，则是记载魏代渠道的起点。大概汉代只引渭水，魏代又引汧水。一个说从郿县流经武功，一个说从陈仓流经郿县和武功，可知二者所经道路并无不同。《元和志》说，成国渠在郿县东北九里，承接渭水灌溉田地，大概仍是就汉代渠道而言。有人说，《注》后文的故渠流经渭水北面，而《汉志》说渠道直到上林苑；上林苑却在渭水南面。但考察《汉书》，司马相如《上林赋》说上林苑出入泾水、渭水。扬雄《羽猎赋》说，上林苑北面环绕黄山。《霍光传》说，宣帝地节年间，霍禹常带着宾客在黄山苑中打猎。黄山在渭水北面，可见上林苑也包括渭水北面的地方。水向东流经县北。朱本误作“县苑”，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此渠又称灵轵渠。会贞按：《汉志》说，盩厔县有灵轵渠，是汉武帝开凿的。班固没有详细说明灵轵渠的来历，大概是因为他把此渠看作成国渠的下游，也就是蒙茏渠。《河渠书》认为它引的是堵水。朱本脱“书”“为”二字，戴震增补。赵一清把“河渠”改为“湋渠”，说：《汉书·沟洫志》记关中有灵轵、成国、湋渠，分别引各条河流。应劭说，“湋”读作韦，韦水发源于韦谷。这里的“河渠”是“湋渠”的错误。全祖望也作相同改动。会贞按：此处《注》作“堵水”，明显是引用《河渠书》；《河渠书》没有说湋渠，不能依据《沟洫志》改字，应以戴震增补为是。徐广说：有的版本作“诸川”。朱本“川”误作“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改正。会贞按：《史记集解》引徐广的话作“川”，与《沟洫志》相同，这是对的。渭水又向东流，经过槐里县故城南面。朱本这十一字误作《经》，戴震改为《注》，并说：现在考察小槐里到这里，才是《经》文所说的 “经过槐里县南”。全祖望、赵一清也作相同改订。槐里县原是古代犬邱邑，周懿王曾以此为都。朱本把“懿”误作“赧”。《笺》说：《帝王世纪》和《世本》[《诗·小雅谱疏》引用《世本》。]都说，懿王从镐迁都犬邱；这里作赧王，是字形错误。会贞按：《汉志》说，槐里县周代称犬丘，周懿王以此为都；秦代改为废丘。会贞按：《汉志》说，秦改名为废丘。《高帝纪》中韦昭说，秦国想废弃此地，于是改名废丘。又称舒邱。会贞按：舒邱的具体位置不详。《方舆纪要》说，附近有舒邱城，汉桓帝封皇甫嵩为舒邱侯，封邑就在这里。大概是因为误读郦道元《注》，把这句和下文合为一事，又不知道“桓”字是错误。中平元年，灵帝封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侯国。朱本把“中平”误作“和平”，把“灵帝”误作“桓帝”。赵一清说：沈钦韩认为，应是灵帝中平年间。会贞按：《后汉书·皇甫嵩传》说，中平元年，皇甫嵩先任左中郎将，后来任左车骑将军，封槐里侯。县城南面正对渭水。会贞按：上文已经说渭水流经县故城南面，所以说县城南面正对渭水。

译县城北面背靠通渠。会贞按：这里指成国故渠；后文说故渠流经槐里县北面，所以县城北面背靠通渠。《史记·秦本纪》说：秦武王三年，渭水红了三天；秦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红了三天。赵一清说：沈钦韩认为，《秦本纪》中没有这段文字，而《汉书·五行志》引用过；再考察可知，秦武王的事见于《史记》的秦世系中，秦昭王的事最终已经散佚。会贞按：《汉书·五行志》在“渭水又”下面没有“大”字，《长安志》引用时也没有“大”字，这里应是衍文。《洪范五行传》说：红色是火的颜色，水全部变红，是火侵凌水的表现。渭水是秦国的大河，阴阳失调，这是秦国施用严刑而导致败乱的征兆。守敬按：《汉书·五行志》引用《史记》后，接着说，刘向认为这是接近火侵凌水的现象。秦国实行连坐之法，往道路上丢灰也要处以黥刑，法网严密而刑罚残酷，以至于五行发生变乱，气色错乱。上天仿佛告诫说：“不要施行刻薄急迫的政令，否则将导致败亡。”这与《注》所引用的 《洪范五行传》不同。《御览》卷五十九、卷六十二和《长安志》引用上面的《史记》以及这篇五行传，大概都是依据郦道元《水经注》。后来项羽进入秦地，封司马欣为塞王，定都栎阳；封董翳为翟王，定都高奴；封章邯为雍王，定都废丘。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把关中分为三部分，封秦朝降将为王：立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咸阳以东直到黄河一带，都城在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都城在高奴；立章邯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都城在废丘。栎阳详见本篇下卷，高奴详见《河水注》卷三。章邯居住在槐里。《笺》说：谢耳伯认为“居槐里”三字可能是衍文，戴震删去。赵一清说：按，这篇《注》正在解释槐里，所以重复说一次，比栎阳、高奴写得更详细，并不是多余的话。守敬按：《史记》没有“居槐里”的文字，而且下文说汉高祖改称槐里，所以谢耳伯怀疑“居槐里”是衍文，戴震便据此删去。但考察《竹书纪年》，周懿王迁都于槐里，可见周代的犬邱也叫槐里。《史记·周勃世家》说，周勃攻打槐里、好畤，取得胜利；又说，他包围章邯所在的废丘并攻破它。《樊哙传》说，樊哙攻打章邯，攻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破废丘，功劳最大。《汉书》记载也相同。由此可知，秦代的废丘也称槐里。这篇《注》说章邯都城在废丘、居住在槐里，大概是兼举两种名称。到了汉高祖改名之后，才专门以槐里作为县名。这里成为三秦之一。守敬按：《史记·始皇本纪》说，秦灭亡后，把秦地分为三部分，分别称雍王、塞王、翟王，合称三秦。汉高祖向北平定三秦。守敬按：《史记·项羽本纪》说，汉王回军平定三秦。汉军引水灌城，于是消灭章邯。汉高祖三年，改名为槐里。会贞按：《史记·高祖本纪》说，高祖二年引水灌废丘，废丘投降，章邯自杀；又改废丘为槐里。《汉书》也说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事情同样在高祖二年。这里作三年改为槐里，大概依据《汉志》，但实际上是错误的。王莽把槐里改名为槐治。世人称它为大槐里。晋太康年间，这里成为始平郡治所。守敬按：前汉时槐里县属右扶风，后汉成为右扶风治所，魏代成为扶风治所。《晋志》记始平郡，泰始三 （始平郡）于某年设置。[五]《宋志》说是太康二年设置。《注》中称太康年间始平郡治所在这里，是依据《宋志》；槐里据《太康地志》属于始平郡。这大概只是依据《太康地志》而言。后魏时仍属扶风郡。钱坫说，在今与平县东南十里。其城连续环绕着防御性的陆地，旧渠还存在，就是《汉书》所说的“槐里环堤”。郦道元按：据《翟方进传》，赵明依凭槐里环堤固守。颜师古说，槐里县境内有环曲的堤坝，赵明依靠它来巩固防守。东方有漏水，朱本“漏”字作“涌”，《笺》说宋本作“漏”；赵本仍作“涌”，戴本改为“漏”。郦道元按：《大典》本、残宋本都作“漏”，《长安志》引文也相同。漏水出自南山赤谷。郦道元按：《魏书·陆真传》说，咸阳百姓赵昌煽动鄠、盩厔二县，聚集党众数百人，占据赤谷反叛；这就是漏水发源的山谷。《长安志》说，赤谷在盩厔县东南三十五里。《盩厔县志》说，在田谷以东四里。漏水向东北流，经长杨宫东面。宫中有长杨树，因此取名为长杨宫。郦道元按：《汉志》说，盩厔县有长杨宫，是秦昭王所建。《三辅黄图》说，宫在今盩厔县东南三十【原文有脱文】里，原本是秦代旧宫，到汉代加以修饰，用来供皇帝出行临幸。宫中有数亩垂杨，因此得名。《元和志》说，宫在盩厔县东南三十三里。朱本把“漏水”误作“渭水”。《笺》说宋本作“漏水”；全本、赵本改作“涌水”，戴本改作“漏水”。郦道元按：残宋本作“漏水”，《长安志》引文相同。漏水又向北经过苇圃西面。朱本误作“径围”，戴本改正；赵本据《名胜志》校改为“历苇圃西”。郦道元按：《大典》本、残宋本作“历苇圃”，《长安志》引文相同。又说，苇圃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周长二十顷，也称仙泽。郦道元按：《元和志》说，望仙泽在盩厔县东南三十五里，泽中有龙尾堆。这里的里数有误：长杨宫在此泽南，志书说它在县东南三十三里，泽怎么反而在县东南三十五里呢？《长安志》说，泽在县东南三十七里，周长十里，更加错误。据《长安志》，苇圃在县东南三十里，因此“三十五”中的“五”和“三十七”中的“七”都是衍文。漏水又向北流经望仙宫。【原文下文残缺】会贞按：下文说耿谷水流经仙泽东面，又流经望仙宫东面；这条水在耿谷水以西，既然流经仙泽西面，也应当流经望仙宫西面，因此“宫”字下应有“西”字。《初学记》卷二十四说，汉代有望仙宫，见于《汉武故事》。《一统志》说，宫在盩厔县东四十里。

译漏水又向东北流，耿谷水注入其中。耿谷水发源于南山耿谷。会贞按：《长安志》说，耿谷水在鄠县西南三十里，宽三步，深一尺，河底全是碎砂石。《一统志》说，水在鄠县西南，接近盩厔县边界。这样看来，它的发源地就谷，在今鄠县西南、盩厔县东南境内。耿谷水向北流，与柳泉水汇合。郦道元按：柳泉无从考证。水又向东北流经五柞宫西面。长杨、五柞两宫，朱本脱去“五柞”以下八字。《笺》说宋本作“东北径五柞宫”。赵云：据《长安志》引文，五柞宫下还有“西长杨五柞二宫”七字；《寰宇记》盩厔县条下也有，今补入。全本、戴本增补相同。郦道元按：《长安志》“五柞”下没有“宫”字，与宋本合起来才完整。《寰宇记》引文有“长杨”以下六字。相距八里。郦道元按：《长安志》引作八十里，“十”字是衍文，《寰宇记》引文与本书相同。以树木命名宫殿，也如陶渊明因五棵柳树而自号“五柳先生”。郦道元按：《陶渊明集》中有《五柳先生传》。所以张晏说，宫中有五柞树。郦道元按：《西京杂记》说，汉代五柞宫有柞树，树干都三抱相连，上面的枝叶荫蔽数十里。五柞宫在盩厔县西面。朱本《笺》说“西”字一作“矣”。赵云：据《汉书注》作“西”，可知《笺》的说法错误。郦道元按：《汉书·武帝纪》记载，后元二年，汉武帝临幸盩厔五柞宫。张晏说，宫中有五柞树，因此以此命名。原文没有“在盩厔”一句，大概是颜师古删去了；《宣帝纪》和《丙吉传》中，颜师古也只说宫在盩厔。赵氏认为《汉书注》作“西”，是不对的。而且本篇《注》记渭水各支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先说田溪水流经盩厔城西，后来又说耿谷水流经五柞宫西，接着向北流经仙泽东，那么五柞宫应在盩厔东南。如果按张晏所说宫在盩厔西，郦道元为什么不加以驳正？由此可知，这里的“西”是“南”字之误，因为说“南”可以概括东南方向。《三辅黄图》说，五柞宫在盩厔县东南三十八里。这与《元和志》相合，由此可知《黄图》是后人编辑的，是按照隋代迁移后的县治来说的，所以宫也在东南。漏水向北流经仙泽东面，又向北流经望仙宫东面；再向北与赤水汇合；又向北流经思乡城东面。思乡城见前文。最后向北注入渭水。郦道元按：《长安志》说，水向北流入兴平县境，汇合渭水。渭水又向东流，与甘水汇合。朱本将这七字误作“《经》”，赵本、戴本改为“《注》”。甘水发源于南山甘谷。郦道元按：《长安志》说，甘谷水在鄠县西南二十二里，宽三步，深一尺，河底全是碎砂石。现在位于鄠县西南，接近盩厔县边界。考察可知，坛谷以东十五里就是甘谷，这条水便发源于此。甘水向北流经秦文王萯阳宫西面。郦道元按：《汉志》说，鄠县有萯阳宫，是秦文王所建。钱玷说，《东方朔传》作“倍阳”，李斐把“萯”读作“倍”。《说文》说，县中有▯乡，读音如“倍”，所以▯就是萯，萯就是倍。《说苑》认为这里是秦始皇迁徙太后的地方。郦道元按：《三辅黄图》说，宫在今鄠县西南二十三里。《元和志》《长安志》说法相同。隋代将县治迁到现在的位置，这也是《黄图》为后人辑录的证据。甘水又向北流经五柞宫东面。甘水又向北流经甘亭西面。郦道元按：《说文》说，鄠县有甘亭。《续汉志》说法相同。刘昭引用《帝王世纪》说，甘亭在县南。《元和志》《长安志》说，亭在县西南五里。《寰宇记》说在县西五里，脱去了“南”字。甘亭在水东、鄠县境内。赵本作“在水东”，据孙潜校改为“在甘水之东”。郦道元按：《寰宇记》引文作“在甘水之东”，但“在水东鄠县”本来文意通顺，应该是乐史节录时增添了字，孙氏却把它当作校勘依据。从前夏启讨伐有扈，在这座亭子作誓师辞。郦道元按：《史记·夏本纪》说，夏启讨伐有扈，将要交战时，作《甘誓》。所以马融说：“甘”是有扈氏南郊的地名。朱本把“甘”字误写在“扈”字之下。《笺》说“南”字一作“西”。赵云：按“南”字没有错，“甘”字应当 移到“有扈”二字的上面。《尚书音义》已经校正。会贞按：《史记·夏本纪·集解》也引用马融的话，说“甘”是有扈氏南郊的地名。赵云：《寰宇记》鄠县条下引《水经注》说，扈水上游承接扈阳池。按这里引用有扈来证明甘水，因此可知此处有脱文。甘水又向东流，到达涝水汇入口。涝水发源于南山涝谷。郦道元按：《说文》说，涝水发源于鄠县；但《汉志》说鄠县有潏水，没有涝水。王念孙认为“潏水”是“涝水”之误，这是正确的，详见后文。《山海经》说，牛首山的涝水发源于马。这里说发源于涝谷，大概就是牛首山的山谷。《元和志》说，牛首山在鄠县西南二十三里，南面连接终南山。现在山谷两岸，东边属鄠县，西边属盩厔县。涝水向北流经汉宜春观东面。朱本把“东”字误置在下一句“又”字下，赵本相同，戴本改正。郦道元按：《类聚》卷六十三引《汉宫殿名》说，长安有宜春观；《长安志》说，在鄠县境内。《一统志》说，在县西南，并引用《十道志》说此观为汉武帝所建。涝水又向北流经鄠县故城西面。

译郦道元按：两汉时鄠县属右扶风，曹魏时属扶风，西晋时属始平，后魏时属京兆。《方舆纪要》说，故城在鄠县北二里。涝水贴近城北流出，与美陂水汇合。朱本作“渼”，《笺》说古本作“美”。赵云：美陂的“美”字，《十道志》《元和志》《长安志》和杜子美诗都作“渼”，与“美”相通，不必改。会贞按：《说文》《玉篇》都没有“渼”字，《广韵》才出现此字。所以《大典》本、残宋本、黄本都作“美”；孙刻《元和志》说，美陂在县西五里，周长十四里，也作“美”。《长安志》作“渼陂”，其中引用《十道志》说，有一处叫五味陂，因为陂中鱼味很美，后来误称为美陂。由此可知，《十道志》原本作“美”。杜甫诗作“渼陂”，《新唐志》《金志》《明志》也都作“渼”。唐代“美”“渼”两种写法并用，后来才专门写作“渼”。朱本依据吴本作“渼”，但仍以古本为正确。赵氏的说法没有核实。陕西地方志说，元末游兵决开陂水取鱼，水流尽后陂泽干涸，变成田地。《鄠县志》说，陂在县西三里，明末重新修筑堤障。水发源于宜春观北面。会贞按：《十道志》说，水发源于终南山各谷，与胡公泉汇合形成陂泽。水向东北流，注入涝水。涝水向北注入甘水，随后散乱地流入渭水。朱本脱去“涝水”二字，又脱去“注甘水而乱”五字，赵本相同，戴本补入。这一带就是上林苑旧址。《东方朔传》说：武帝建元年间微服出行。朱本脱去“传”字，全本、赵本、戴本相同。郦道元按：这是《汉书·东方朔传》的文字，并不是东方朔说的话，“朔”字下应有“传”字，现补入。皇帝向北到池阳，郦道元按：《三辅黄图》说，池阳宫在池阳南面上原的山坡上，有长年阪，距离长安五十里。向西到黄山，黄山宫详见前文。向南到长杨宫狩猎，长杨宫详见上文。向东游览宜春宫。颜师古说，这里的宜春是宜春宫，在长安城东南。有人却认为是在鄠县，这是错误的；鄠县的宜春是宜春观，在长安城西，怎么能说向东游览呢？郦道元按：《三辅黄图》说，宜春宫原是秦代离宫，在长安城东南杜县以东，靠近下杜。夜间漏刻达到十刻才出行，与侍中、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与侍”。常侍、武骑、待诏以及陇西、北地两地善于骑射的良家子弟，约定在各宫殿门下集合。朱本误作“殿下”，戴本、赵本相同。郦道元按：《大典》本、残宋本以及《东方朔传》作“殿门”。因此有“期门”的称号。天亮后进入山下，纵马驰射鹿、野猪、狐狸、兔子，徒手搏击熊、罴。武帝对此非常高兴。于是武帝派大中大夫虞邱寿王。朱本将“乃”误作“仍”，戴本、赵本改正。郦道元按：《汉书》作“乃”，“乃”“乃”相通。《笺》又说，“虞”就是“吾”，古字相通。他让能使用算术的待诏登记户籍册。阿城以南，郦道元按：颜师古说，阿城原是秦代阿房宫，因为宫墙高大宽广，所以民间称为阿城，详见后文阿房宫条下。盩厔以东，盩厔县详见上文；宜春以西；把封域内的土地顷数及其价格都登记下来。朱本作“宜”，《笺》说《汉书》作“贾直”。赵本、戴本相同。郦道元按：《大典》本、残宋本作“贾直”。把这些土地连同南山划入其中，作为上林苑。[一〇]东方朔进谏说，秦始皇修建阿房宫，导致天下动乱，于是陈述泰阶六符的道理。朱本《笺》说：孟康认为，泰阶就是三台，每台两颗星，共六颗星；“符”是六星所显示的征验。应劭认为，上阶代表天子，中阶代表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代表士人和庶民。三阶平正，阴阳就调和，风雨按时，天下大安；三阶不平，五神缺少祭祀，冬天打雷，夏天降霜，百姓不得安宁。武帝于是任命他为大中大夫、给事中，[一一]赐黄金百斤。上林苑最终因此兴建起来。郦道元按：《东方朔传》记载到这里为止。扬雄《羽猎赋》说，汉武帝大规模开辟上林苑，东南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沿南山向西，到达长杨、五柞，向北绕过黄山，沿渭水向东，周长达数百里。《三辅黄图》说，汉代上林苑就是秦代旧苑。《汉宫殿疏》说，方圆三百四十里；《汉旧仪》说，方圆三百里。《元和志》说，在长安县西北十四里，周围二百四十里。《一统志》说，在长安县西面，并跨及盩厔、鄠县的边界。从前司马相如请求为天子作游猎赋，假托乌有先生、亡是公之名，进献《上林赋》。郦道元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渭水又向东流，丰水从南面流来，注入渭水。《地说》说：朱本将“地”误作“他”，戴本、赵本改正。戴本在《地说》之前增补“丰水出丰溪，向西北流，分成两条水：一条向东北流，成为支津；另一条向西北流，然后向北流，交水从东面流入；又向北流，昆明池水注入；又向北流经灵台西面；又向北到石墩，注入渭水”五十五字。郦道元按：除了“成为支津，一条水向西北流”八字以外，其余四十七字见于《长安志》，应当是《丰水》篇的佚文。由于《长安志》引用《水经注》时，这里的佚文共有四条，可知另有《丰水》篇。戴氏依据《长安志》增补“丰水出丰溪”等四十七字；又见这段文字脉络不连贯，增补“成为支津”等八字，却不知道这里并没有脱文。全本、赵本将这些文字收入《补丰水》篇，这是正确的。

译渭水又向东流，在短阴山内与丰水汇合。会贞按：《元和志》说，短阴原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咸阳县志》说，原周围二三里，是没有石头的土山。这与《注》下文所说原上有石块冲激相矛盾，大概《注》兼指原下而言，而县志只指原本身而言。有人把“水会”据《名胜志》引文改成“水所汇处”。会贞按：“水会”一词在本书中多次出现，并没有错；《名胜志》大概是凭空改动的。这里没有其他高山奇峰，所有的只是土原、丘阜和石块冲激而已。会贞按：《御览》卷六十二引作“石墽”，是错误的。《河水注》说，岑山在石门以东，堆积的石头有八处，都像小山，称为八激堤。《沔水注》说，北岸数里处有大石激，名叫五女激，这些都是石激的证据。水上从前有便门桥，与便门正相对。郦道元按：这是长安城西面从南头数第一座城门，详见后文。《三辅黄图》说，便门桥在便门外，跨过渭水，通往茂陵。《注》说，长安城西门叫便门，这座桥与城门正相对，因此称为便桥，是汉武帝建元三年修造的。朱本误作“建武”。沈炳巽说：应当是“建元”。郦道元按：《汉书·武帝纪》说，建元三年，开始修建便门桥。[一二]张昌说，桥在长安西北、茂陵以东。如淳说，距离长安四十里。赵云：杭世骏说，《汉书注》中，张昌作服虔，如淳作苏林。郦道元按：张昌没有其他文献可考，“张”与“服”字形相近，所以张昌大概是服虔之误；如淳也可能是苏林之误，应以《汉书注》为准。《长安志》作服虔、苏林，与《汉书注》相同，可以作为证明。《元和志》说，便桥在咸阳县西南十里，距离长安二十里。《寰宇记》作距离长安四十里。茂陵、长安都详见后文。《史记·景帝纪·索隐》说，渭桥有三座：通往咸阳道路的叫西渭桥，通往高陵道路的叫东渭桥，在长安城北的叫中渭桥。这里所说的便门桥，就是西渭桥。后来水上又有 一座桥，也称为渭桥，就是中渭桥；至于东渭桥，则略而不说。渭水又流经太公庙北面，庙前有太公碑。朱本脱去“庙”字，戴本、赵本补入。《咸阳县志》说，县西钓台旁从前有太公庙碑。碑文已经剥蚀残缺，如今无法查考。渭水又向东北流，与镐水汇合。朱本将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赵本相同。本段及下文“鄗”“镐”二字交错出现，各版本历来如此，戴本一律改作“鄗”。郦道元按：“镐”“鄗”本来相同。郦氏因依据不同书籍而采用不同写法。前后都作“镐”，应当是《诗经》和郑玄《笺》所用的“镐”；中间都作“鄗”，应当是《春秋后传》所用的“鄗”。如果像戴本那样改成一种写法，岂不是强行把两部书改成同一写法了吗？水上游承接昆明池北面的镐池。郦道元按：《汉书·五行志注》中孟康说，长安西南有镐池。《三辅黄图》引用《庙记》说，长安城西有镐池，在昆明池北面，周围二十二里，灌溉土地三十三顷。《长安志》说，镐水发源于县西北十八里。《注》说，镐池据今《图经》记载，滈水在县西四十里。按镐池应当与昆明池相通，所以水源源不断；《注》没有说明，是省略了。《方舆纪要》说，唐贞观年间筑堰，把丰水、镐水引入昆明池，两水从此断流。这里是周武王建都的地方。郦道元按：《寰宇记》引用《帝王世纪》说，镐池就是周代旧都。所以《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考察占卜结果，王居住在镐京。”郦道元按：《说文》说，镐是地名，是周武王建都的地方，在长安西面的上林苑中。《长安志》卷三引用《帝王世纪》说，武王从丰邑迁居镐京。今沣水以东、长安以南三十里，距离丰邑二十五里。“只有龟兆正确，武王使它建成。”汉武帝从这里开凿昆明池。朱本脱去“武”字，赵本、戴本补入。郦道元按：《汉书·武帝纪》说，元狩三年开凿昆明池。臣瓒说，《西南夷传》中有越嶲、昆明国，那里有滇池，方圆三百里。汉朝使者想求取通往身毒国的道路，却被昆明国阻挡；如今想讨伐它，因此仿照昆明的形制修建昆明池，用来练习水战。昆明池在长安西南，周围四十 里。《食货志》又说，当时越国想和汉朝进行水战，于是大规模修建昆明池。《长安志》说，池在长安县西二十里，如今已成为民田。《长安县志》说，在县西南三十里，地名叫鹳鹊庄。池的基址和建筑已经沉沦剥蚀。郦道元按：《长安志》卷三引用本句作“沦陷”。现在已无法考察。赵云：《雍录》说，各家都说自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以后，镐京旧址都沉入池中，再也无法查考。只有梁载言《十道志》说，镐池也叫元址，位于昆明池北面，是秦始皇毁掉的。郦道元按：《方舆纪要》说，秦始皇时镐京故址已毁，汉武帝开凿昆明池后，故址更加无法考察，这才是正确的。《春秋后传》说：“使者郑客……”朱本《笺》说，宋本《水经》和《搜神记》都作“郑容”，这里的“客”字是错误的，戴本、赵本改作“容”。郦道元按：《大典》本、残宋本都作“容”；宋本《书钞》卷一百六十、宋本《初学记》卷五引用乐资《春秋传》，都作“客”。《御览》卷五十一、卷九百五十八两处引用，一处作“容”，一处作“客”。

译《汉书·五行志》引用《史记》也作“客”。“容”“客”两种写法交错出现，无法确定哪一种正确。郑客进入函谷关。朱本把“函”误作“柏”，赵本、戴本相同。郦道元按：《河水注》中有柏谷亭，但没有“柏谷关”这个名称。据《书钞》《初学记》《御览》的引文，都作“函谷关”，所以“柏”无疑是“函”字之误，现予订正。郑客到达平舒置。郦道元按：平舒道见后文。《广雅》说，邮置就是关驿。《汉书·曹参传》说，曹参攻取狐父、祁、善置。颜师古说，“置”就像今天的驿站。郑客在华山见到素车白马。华山详见后文。他问：“郑客在哪里？”回答说：“到咸阳去了。”咸阳是秦国都城，详见下文。车上的人说：朱本把这三个字误作“过镐池”，戴本作“车上人”，赵本据孙潜校改，也作“车上人”。郦道元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车上人”。“我是华山君的使者，希望托你送一封信给镐池君。你到咸阳去时，经过镐池，如果看见大梓树下有文石，就拿它敲击梓树。朱本在“款”字下多出“扣”字。赵本相同，戴本改作“列”。郦道元按：各书引文只作“款”，没有“扣”字。《御览》卷九百五十八引作“扣”；“款”就是“扣”，不应重复出现两个字。大概校勘者把“扣”字注在旁边，后来混入正文。全本、戴本不知道“扣”是衍文，反而改作“列”，疏失了。应当有回应的人，把这封信交给他。不要擅自拆看，以便送到他想要的地方。”郑客走到鄗池，看见一棵梓树，果然在树下有文石，就拿石头敲击梓树。里面回答说：“好。”郑容像睡着了一样，醒来后看见宫阙，好像王者居住的地方。谒者出来接过书信，进入宫中，过了一会儿。朱本把“有”误作“又见”，赵本相同，戴本改正。郦道元按：《书钞》《御览》卷九百五十八引作“有”。郑容听见里面有人说：“祖龙死。”郦道元按：“祖”字上有脱文。《御览》卷九百五十八引作“今年祖龙死”，也是错误的；《搜神记》作“明年”，才是正确的。今本《史记·始皇本纪》作“今年”，《潜邱札记》极力辨明其错误，又引用太白诗“明年祖龙死”作为证据。《汉书注》中苏林说：“祖”就是始；龙是君主的象征，指秦始皇。神灵之道幽深昧暗，难以推究，因此无法精确辨明其中的隐秘情状。鄗水又向北流，向西北注入，与彪池汇合。水发源于鄗池西面。郦道元按：《地形志》说，长安有滮池水。《括地志》说，池周长十五步。《长安志》说，滮池水发源于长安西北二十里的滮池，然后向北流入鄗水。《毛诗》说，“滮”是水流的样子。朱本把“貌”误作“浪”，赵本、戴本相同。会贞按：《小雅·白华》篇《毛传》说，“滮”是水流的样子。这里写作“流浪”，是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错误。《长安志》也沿用了《注》的错误。考察《说文》，“滮”是水流的样子，这也证明本书原本作“貌”。但后世流传下来，已经把它当作水名了。会贞按：《通鉴》说，晋太元十一年，秦将邓景率领五千人，占据彪池攻打后秦。胡三省认为应作“彪池”，可见“彪池”这个名称流传已久，并不是郦道元时代才出现的。郑玄《笺》说，丰水、镐水之间的水向北流。镐水向北流经清泠台西面。朱本误作“溪灵台”。《笺》说宋本作“汉灵台”。赵云：按“溪灵台”中的“溪”字是错误的。《笺》说宋本作“汉灵台”，我认为看似正确，实际上并不正确。《御览》卷六十二和《长安志》引文都作“清泠台”，与今本不同。朱氏家中藏有许多古书，未必没有根据。《地形志》说，长安县有周灵台。《方舆纪要》在长安县灵台条下引用《三辅故事》说，周灵台在鄠县丰水东面。鄠县丰城条下又说，《左传·昭公四年》中楚国椒举说，康王曾在酆宫朝会；杜预说，酆宫东面有灵台，周康王在那里朝见诸侯。孔颖达说，酆邑距离长安镐池二十五里；又说灵台在县东北，是周灵台。《志书》说，酆宫再向东二十五里，就是灵囿所在地，其中有灵台，即《诗经》所说“经始灵台”的灵台。《春秋·僖公十五年》说，秦、晋在韩地交战，秦军俘获晋侯带回，安置在灵台，就是这里。又说，《三辅故事》记载，汉灵台在长安故城西北八里，本来是秦代的清台，汉代称灵台。郭缘生《述征记》说，长安宫中有灵台，高十五仞。《水经注》说，汉灵台在秦阿房宫南面，距离明堂三百步，镐水流经它的西面。汉平帝元始四年建立。由此看来，丰宫的灵台属于周代，长安的灵台属于汉代。郦道元在长安城条下已经记载过汉灵台，这里又说是汉灵台，岂不是重复了吗？《寰宇记》引用《水经注》作“清灵台”，这是正确的。清台这个名称并不是从秦代才开始的。康志贺《述礼统》说，夏代称清台，商代称神台，周代称灵台。毛公《诗传》说，神明清正称为灵，四方形制而且高耸的建筑称为台。古代也有把清、灵合称的例子，《史记·封禅书》记载，公孙卿说，黄帝曾登上青灵台，连续十二日焚烧祭祀。《黄图》说，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又说周文王灵台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围四百二十步。由此明确有周、汉两座灵台之分。《吕图》也说，汉代旧城外有灵台，北面与未央宫相对。这就是汉灵台，与酆宫的灵台无关。中尉只知道改正“溪”字的错误，却不知道《汉志》的说法同样属于主观臆断，而且与事实和文义严重不合。《玉海》引用《水经注》说，酆水向北流经灵台西面，周文王又引水修建辟雍和灵沼。这些文字如今都已经脱失，难怪后人只能凭自己的看法推断。酆水又流经磁石门西面。磁石门在阿房宫前，阿房宫详见下文。门全部用磁石建成，所以专门以此命名。

译凡是四方夷族前来朝见的使者，朱本把“令”误作“合”，《笺》说疑为“令”，戴本、赵本作“令”。郦道元按：《大典》本、明抄本作“令”，《长安志》卷三引文也相同。有些人把铠甲藏在身上、怀中暗藏兵刃，进入门内后便以此胁迫皇帝，以显示门的神异，所以磁石门也叫却胡门。郦道元按：《史记·始皇本纪·正义》引用《三辅旧事》说，阿房宫用磁石建门，是阿房宫北面的阙门。《西京记》说，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带兵刃进入的人总会被吸住。唐代玄应《瑜珈师地论音义》引用《埤苍》说，磁石就是能够吸铁的石头。《括地志》说，磁石门又叫却胡台。《元和志》说，在咸阳县东南十五里，东西两侧有阁道。镐水又向北流，注入渭水。朱本把“注”误作“径”，赵本、戴本改正。郦道元按：《括地志》说，如今镐池水又向北流入永通渠，不到磁石门，也不再流入渭水。这是后世水道发生迁移的结果，而《史记·始皇本纪·正义》却以此为依据，斥责郦《注》说水流入渭水是错误的，实在疏忽。渭水北面有杜邮亭，距离咸阳十七里。郦道元按：《战国策》记载，甘罗叙述武安君之死，说距离咸阳七里。《史记·甘罗传》也这样说。但考察《白起传》，说白起出咸阳西门十里到达杜邮。《汉书·司马迁传》中李奇说，杜邮是地名，在咸阳西十里。《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用李奇的话也相同。慧琳《弘明集音义》引用《春秋后语》说，杜邮在咸阳西十里。因此“十里”最为确切，足以证明“七”是“十”字之误。怀疑《注》原文作“十”，校勘者看到《战国策》作“七”，便把“七”字注在旁边，后来混入正文，因而合成了“十七”。《续汉志》说，长安有杜邮。《地形志》说，石安县有杜邮亭。《寰宇记》说，亭在咸阳县西南三十八步。《咸阳县志》说，杜邮馆在县东五里。今名孝里亭。会贞按：《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用《三秦记》说，杜邮后来改名孝里。《文选·潘岳〈西征赋〉》说：“考察杜邮如今在哪里？”并说它在孝里旧称之前。《注》说，杜邮现在称为孝里。那里有白起祠。会贞按：《史记·白起传》说，白起死得并非罪有应得，秦人怜悯他，各乡邑都祭祀他。这就是修建祠庙的缘由。《元和志》说，白起祠在咸阳县城中。咸阳城本来就是杜邮。唉！白起有克敌制胜的功劳，却渐渐具备尹、商那样的仁德。会贞按：《白起传》说，白起善于用兵，他替秦国作战，攻取、战胜的城池有七十多座，南面平定鄢、郢、汉中，北面擒获赵括的军队，即使周公、召公、吕望的功劳也没有超过他。郦氏议论他不仁，指的是他在长平坑杀赵国士卒四十万的事情。尹、商无从考证。“尹”与“召”、“商”与“周”字形相近，怀疑原文应作“周召”，传抄时误作“商尹”，后来又颠倒了次序。这里就是白起拔剑自杀的地方。会贞按：《白起传》说，白起到了杜邮，拔剑自刎；郦氏的说法即以此为依据。《战国策》记载甘罗说，白起是被绞杀的，和这里不同。渭水又向东北流经渭城南面。朱本把这九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相同。会贞按：前文已经说过汉代渭城县，这里《注》应当写作“县故城”。大概因为讹误作“《经》”，后人于是删去了“县故城”三字。《一统志》说，在今咸阳县东面。文颖认为这就是旧咸阳。会贞按：《汉书·高帝纪注》中，文颖说，今天渭水以北的渭城就是咸阳。这里是抄写时改变了他的说法。郦道元按：《汉志》已经说渭城就是旧咸阳。这里是秦孝公居住的离宫。秦献公定都栎阳时，天上降下金子。详见后文栎阳城条下。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说：“周朝原来同秦国合在一起，后来分开；分开五百年后又会合，会合七十年后将有人成为霸王。”郦道元按：这件事《史记·秦本纪》《周本纪》《封禅书》《老子传》《汉书·郊祀志》都有记载。应当以《周本纪》《封禅书》作“十七年”为正确。《集解》《索隐》《正义》和颜师古都说得很详细。《秦本纪》作“七十七年”，《老子传》《郊祀志》作“七十年”，都是错误的。这里采用《秦本纪》的说法而写成“七十年”，大概是脱掉了一个“七”字。秦孝公修建咸阳，筑起冀阙。郦道元按：《正义》中刘伯庄说，“冀”相当于记事，“阙”就是象魏。秦孝公于是迁都到这里。郦道元按：从秦献公到这里，都是《史记·秦本纪》的文字。所以张衡《西京赋》说：“秦地处在北方，实际就是咸阳。”朱本《笺》说，《西京赋》作“秦里其朔”。薛综注释说，“里”是居处，“朔”是北方；秦地处在北方，所以称为咸阳。赵云：按“霸”有幽暗、阴面的意思，与“朔”字意义相同。《汉书·律历志》说，四月己丑朔为死霸；死霸就是朔日，生霸就是望日。这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郦道元按：后文长安朔都门处，《注》也写作“霸都”。秦地实际上就是咸阳。太史公说：“长安，就是旧咸阳。”郦道元按：《史记·卢绾传》说，汉朝初年，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旧咸阳。《括地志》说，史传记载，长安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而卢绾最初受封时，项羽还没有灭亡，因此长安得名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司马迁说长安是旧咸阳，是依据当时通行的名称，借此在最后说明这件事，并不是说卢绾受封那天才把咸阳改名为长安。按长安原本是秦代乡名，所以隶属于咸阳，司马迁因此说它是旧咸阳。班固称渭城为旧咸阳；司马迁称长安为旧咸阳，就像班固在京兆尹条下称其为旧秦内史，在左冯翊、右扶风条下也都称为旧秦内史，是同一个例子。《京赋》见于《文选》。文中说：“秦里其霸。”[一五]朱《笺》说：《西京赋》写作“秦里其朔”。薛综《注》说：“里”是居住的意思；“朔”是北方的意思。秦地处在北方，所以称为咸阳。赵云说：考察“霸”字，是幽深阴暗的意思，与“朔”字的含义相同。《汉书·律历志》说：“四月己丑朔死霸。”所谓“死霸”就是朔日，“生霸”就是望日。这句话正是这个意思。守敬按：后来《长安朔都门》一文中，此《注》也写作“霸都”，其实指的就是咸阳。太史公说：“长安，就是旧日的咸阳。”守敬按：《史记·卢绾传》说，汉朝初年，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旧日的咸阳。《括地志》说：史书和传记所记载的情况表明，长安这个名称由来已久；而且卢绾最初受封时，项羽还没有被消灭，可见长安得名并不是始于汉代。司马迁说“长安，故咸阳”，是依据当时通行的名称，顺便在篇末说明这件事，并不是说卢绾受封那天才把咸阳改称为长安。考察起来，长安原本是秦国的乡名，所以过去隶属咸阳，史公因此说它是“故咸阳”。班固在记述渭城时说“故咸阳”；史公记述长安时也说“故咸阳”，这与班固在记述京兆尹时说“故秦内史”，以及在记述左冯翊、右扶风时也都说“故秦内史”，是同一个例子。

译汉高祖又把它改名为新城。会贞按：《史记·曹参世家》说，曹参向东攻取咸阳，改名为新城。《汉书·地理志》说，高帝元年改名新城，七年废除，隶属长安。下文说武帝另设为渭城，那么这句话下面应当还有废县的文字，才相合。武帝元鼎三年另设渭城。会贞按：《汉志》说，武帝元鼎三年改名渭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五十五引《帝王世纪》作“另设为渭城”。它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会贞按：这也是《帝王世纪》的文字。王莽时称京城。起初隶属扶风。会贞按：《汉志》说，渭城属右扶风。后来并入长安。会贞按：后汉省去渭城。《郡国志》称长安有杜邮，这是渭城并入长安的证据。《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时，“属扶风，后并长安”两句在“汉元年更名新城”之下，于是把起初隶属扶风理解为元年之事，把后来并入长安理解为七年废新城之事。然而直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有右扶风，怎么能说高帝时已有隶属扶风之事？因此应以这里的说法为准。至于泬水的记载，朱本这五字误作《经》，戴本改为《注》，并作“南有”；全本、赵本也改作同样的文字。赵本仍作原字。而全本也作“南有”。会贞按：“而”字承接上文“径渭城南”一句，与前卷“而左会左阳水”承接“径胡城东”一句相同。全本原来应作“而”，戴本不知道《注》中还有注文，怀疑文意不连贯，擅自改为“南有”，校刊全书的人又贸然沿用，完全失去了原文真貌。朱本又把“泬”写作“沈”，下文同。赵云：按“沈”字是“泬”字的讹误。《地理志》右扶风鄠县下说，潏水向北流过上林苑，注入渭水。颜师古说，潏水就是今天的沈水，有的写作泬，因为字形相近，所以称为沈水。潏水如今已经改名，人们不知道了。这样看来，“沈”字的讹误由来已久。戴本改“而”为“南有”，改“沈”为“泬”，并说，郑县以东另有沈水，这里是潏水，是关中八川之一，字从穴，不从冘。守敬按：王念孙说，《汉志》鄠县的潏水应当作涝水。“潏”字有时写作“泬”，“泬”又讹作“沈”。颜师古只知道“沈”是“泬”的讹字，却不知道“潏”是“涝”的讹字。现在考察《集韵》，“潏”“泬”都读古穴切，音玦。《说文》说，潏，是水涌出的样子；泬，是水从孔穴中迅疾流出的样子。因此，“潏”和“泬”二字的读音和意义都相同，所以“潏”有时写作“泬”。按照颜师古的说法，把“沈”看作“泬”的讹字，是完全正确的。赵本援引这一点作为证据，戴本也采纳了他的说法。段玉裁依据《上林赋》李善注所说“潏水出自杜陵，现名沇水”，斥责颜师古把它作“泬”是无稽之谈，并指责戴本把“沈”改为“泬”不对；但他不知道“沇”也是“泬”的讹字。水流在樊川承接皇子陂。朱本在“水上”后有“其”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会贞按：《史记·樊哙传》索隐引《三秦记》说，长安正南有山叫秦岭，谷叫子午谷，又名樊川。《元和郡县图志》说，樊川又名后宽川，在万年县南三十五里。《太平寰宇记》说，皇子陂在县启夏门南五十里。《长安志》引《十道志》说，秦人安葬皇子，在陂北原上修建坟墓，因此称为皇子陂。这里说泬水发源于樊川的皇子陂，那么皇子陂就是樊川的源头，也就是郦道元时代泬水的源头，在今咸宁县南。那里就是杜县的樊乡。杜县的情况详见后文杜陵之下。汉高祖到达栎阳，栎阳的情况详见后文。他任用将军樊哙灌水攻破废丘，樊哙因此最为显著；废丘详见前文。于是把这个乡赐给他作为食邑。会贞按：见《史记·樊哙传》。这条水向西北流，经杜县的杜京西面。朱本“径”字误作“注”，赵本相同。戴本改作“径”。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作“径”。杜县详见后文狗枷川水之下。杜京应当在今长安县南。水向西北流，经杜伯冢南面。会贞按：《长安志》说，杜伯冢在下杜城东南。《一统志》说，在今长安县南。杜伯和他的朋友左儒在周宣王时做官，左儒无罪却被杀害，杜伯也因此而死，最终能够向周宣王报仇。所以成公子安的五言诗中有句说：“谁说鬼魂没有知觉？杜伯射杀了宣王。”朱《笺》说：《国语·周语》说，周朝衰微时，杜伯在鄗地射杀周王。《墨子·明鬼》说，周宣王无罪杀死臣子杜伯；三年后，宣王在圃地会合诸侯打猎。正午时分，杜伯骑白马，穿朱衣、戴朱冠，射中宣王心脏，折断脊骨而死。这件事被写入《周春秋》，用来作为警戒。《汲冢琐语》说，宣王的妾女鸠想和杜伯私通，杜伯不答应，女鸠反过来向宣王诬告他。宣王把杜伯囚禁在焦地，杜伯的朋友左儒多次进谏，宣王不听，连左儒也杀了；三年后杜伯射杀宣王。守敬按：各书所记杜伯的事情并不相同。《汲冢琐语》说，左儒因杜伯而死。《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九引《还记》，也说女鸠向宣王告发杜伯，宣王杀死杜伯，左儒九次进谏而不被采纳；但略去了杀左儒的事情。这里的注文却说杜伯因左儒而死，不知依据何处。泬水又向西北流，经下杜城，这里就是杜伯的封国。会贞按：《汉志》说，杜陵原来是杜伯的封国。这里的注文在后文狗枷川水下说到汉宣帝的杜陵和杜陵县，却没有说杜伯国；而在这里说下杜城就是杜伯国。《括地志》也说，下杜故城在长安县东南九里，是古代杜伯国。大概周宣王杀死杜伯以后，他的子孙衰微，依附于秦，后来被秦武公灭掉并设置为县。汉宣帝时，在杜地东原修建陵墓，称为杜陵县，于是把这里改称为下杜城。《寰宇记》的说法大致相同。这就是说，下杜原本是杜伯国，后来成为杜县；到汉宣帝在杜原设置杜陵县时，这座城才有下杜之名。不过考察《汉书·宣帝纪》，宣帝还未即位时，常在杜、鄠之间的下杜游乐，可见下杜与杜县是两个地方，并不是改置杜陵县时才把杜县改称下杜。我认为杜县本来就是杜伯国，汉代改为杜陵，并不是迁移设置。因此《汉志》直接说“杜陵，原为杜伯国”，而不说有下杜城；至于“故杜伯国”，郦道元在后文引用应劭的话说，是原杜陵下面的聚落。

译《长安志》说，下杜城在长安县南十五里，并引《庙记》说，杜伯所筑城的东面有杜原，城在原下方，所以称为下杜。由此可知，这是杜县的别城。泬水又向西北流，在左侧汇合旧渠。朱本作“支合”，赵本相同，戴本把“支”改作“枝”。会贞按：旧渠在泬水左侧，所以应作“左合”。“支”是“左”的误字，戴本改成“枝”，是错上加错，现在订正。渠水有两股，上游承接交水；交水详见《补丰水》篇。两股水在高阳原汇合。会贞按：《长安志》说，高阳原在长安县西南二十里，唐恭懿太子陵在高阳原。《一统志》说，在长安县西南二十里，接近咸阳县界。水又向北流经河池陂东面。会贞按：《寰宇记》说，河池陂承接昆明池，向东注入渭水。按这里所说的河池陂，在昆明池南面。《一统志》说，陂在长安县西南。后文昆明故渠下也会提到它。水又向北注入泬水。泬水又向北流，与昆明故池汇合；昆明池详见前文。水又向北流经秦通六基东面。会贞按：秦通六基无从考证，应当在今长安县西。又向北流经堨水陂东面。会贞按：此陂应当在今长安县西北。又向北汇入陂水，这股水上游承接该陂。朱本误作“又北得陂承其陂”，赵本相同，戴本增补文字。水向东北流，注入泬水。泬水又向北流经长安城西面，长安城详见后文。与昆明池水汇合。这股水上游在昆明台承接昆明池。会贞按：《三辅黄图》说，豫中观是汉武帝所建，在昆明池中，也称昆明观。另一种说法是，上林苑中有昆明池观，大概也是武帝所设置；桓谭《新论》的记载与此注文相同，所以昆明观就是郦道元所说的昆明台。《一统志》说，台在长安县西。这里原是王仲都居住的地方。桓谭《新论》说：汉元帝患病，广泛寻求方士。汉中送来道士王仲都，皇帝下诏询问他有什么本领。他回答说：“能够忍受严寒酷暑。”于是选在隆冬极寒的日子，命他袒露身体，驾着四匹马的车，来到上林苑昆明池上。朱本作“乃以昆明池上”，中间脱文。朱《笺》说：桓谭《新论》原文作“乃于盛寒日，载以驷马车于昆明池上”。赵本据此增补；全本、戴本在“乃以”之后增入“隆冬盛寒日令袒载驷马于上林”十三字。会贞按：《新论》已经散佚，《笺》中所引不知道出自哪部书，查找也没有找到。全本、戴本所增文字，见于《三辅黄图》的引文，现从之。王仲都绕着冰面奔驰，车夫穿着厚重的狐裘仍冷得发抖，只有仲都脸色不变，躺在池台上，神情安闲自若。夏天最炎热的日子，让他裸身坐着，赵本把“曝”作“暴”。四周放置十座火炉，他却不说热，身体也不出汗。会贞按：《三辅黄图》《艺文类聚》卷五、《初学记》卷三、《太平御览》卷二十二、三十四、七百五十七引《新论》，内容各有详略。池水向北流经镐京东面，镐京详见前文；又经秦阿房宫西面。《史记·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三十五年，因为咸阳人口多，先王的宫室太小。朱本“人”字上有“之”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没有“之”字。先王所建的宫室规模很小，于是又在渭水以南修建朝宫，也叫阿城。守敬按：《史记》中没有这句话。《三辅黄图》说，阿房宫也叫阿城，这是郦道元所依据的文献。疑此句应当放在“前殿阿房”之下，是《注》中的注文。不过，也可能因为《史记》称前殿为阿房，所以先用“阿房”统称朝宫。 《正义》说，雍州郭城的西南面，就是阿房宫城的东面。《长安志》说，秦代阿房宫一名阿城，西、北、东三面有墙，南面没有墙，周长五里一百四十步，高八尺，上部宽四尺五寸，下部宽一丈五尺，如今全都成了民田。秦始皇先修建前殿阿房。守敬按：《三辅黄图》说，秦人修建宫室，使房屋高大宽广，所以天下称为阿房宫。殿上可以坐万人。朱本没有“上”字，《笺》说：宋本有“上”字。守敬按：《史记》中有“上”字。殿下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四周架设阁道，从殿堂一直通到南山。朱本“抵”字下有“城”字，赵本相同，戴本删去。

译在山顶上设置 阙。又修筑复道，从阿房宫跨过渭水，连接到咸阳，仿照天上的紫微垣阁道横跨银河、直达营室星宿的形制。守敬按：《索隐》说，修筑复道，跨过渭水连接咸阳，仿照天文中的阁道横跨银河直达营室。《天官书》说，天极紫宫后面十七颗星横跨银河直到营室，叫作阁道。《史记·始皇本纪》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正义》引《三辅旧事》说，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院中可以容纳一万人。《关中记》说，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会贞按：《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说，在长安县西北十四里。《长安志》说，在县西二十里。古长安在今长安的西北，所以《关中记》说在长安西南；《括地志》《元和志》说在西北，《长安志》说在西面。唐、宋时期的长安，就是今天的县治。殿堂东西一千步，南北三百步，庭院中可容纳十万人。守敬按：《始皇本纪》说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殿上可坐一万人。[《三辅黄图》说法相同。]《汉书·贾山传》说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张守节引《三辅旧事》说，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院中可容纳一万人。《长安志》引文作“可容纳十万人”。各家说法都与《关中记》不同，大概是规模宏大，传闻因此有不同说法。郦道元既引用《史记》所说的可坐一万人，又引用《关中记》所说的可容纳十万人，大概是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梁玉绳认为，以《黄图》所说的朝宫相参照，可容纳十万人的应当是朝宫，《关中记》误把它说成阿房宫；但他没有考察《三辅旧事》也作可容纳十万人。水流又曲折转向，经过阿房宫北面，向东北流入堨水陂。陂水向北流出，经汉武帝建章宫东面。守敬按：《三辅黄图》说，建章宫在未央宫西面、长安城外。《括地志》《元和志》说，在长安县西二十里。《长安志》说，在县西北二十里。它在凤阙南面，凤阙详见下文。向东注入泬水。水又向北流经凤阙东面。《三辅黄图》说，建章宫是汉武帝建造的。守敬按：《汉书·武帝纪》说，太初元年兴建建章宫。《郊祀志》说，柏梁台遭火灾。粤地巫师勇之说，粤地习俗是发生火灾后重建房屋，一定要建得高大，用来压过并制服火灾。于是建造建章宫。周长二十多里。守敬按：今本《黄图》引《三辅旧事》作周长三十里；《长安志》引《关中记》作周长二十多里。有千门万户。守敬按：《史记·封禅书》作“建章宫，规模有千门万户”。它的东面有凤阙。守敬按：《封禅书》也称其东面有凤阙。高七丈五尺。守敬按：今本《黄图》引《庙记》作七十丈五尺，《长安志》又引作十七丈五尺。民间称为贞女楼。朱本“贞”误作“真”，赵本据《汉志注》校改。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贞”；《黄图》引杨震《关辅古语》说，民间称凤凰阙为贞女楼，原本就是“贞”。《长安志》引《长安记》也相同。赵本依据《汉志注》，但《郊祀志》颜师古注说，今长安故城西面，民间所称的贞女楼，就是建章宫的阙，并不正确。《汉武帝故事》说，阙高二十丈。会贞按：《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三引《汉武帝故事》相同。《封禅书》又说，高二十多丈。《关中记》说：建章宫的圆阙临近北道，阙上有一只金凤，高一丈多，所以称为凤阙。会贞按：《艺文类聚》卷六十二、《长安志》卷三引《关中记》稍有删略。《黄图》引《古歌》说，长安城西有两座阙，阙上有一对铜雀。一只鸣叫，五谷成熟；两只鸣叫，五谷丰熟。铜雀就是铜凤凰。因此繁钦《建章凤阙赋》说：朱本作“繁钦《建章凤楼阙赋》曰”。朱《笺》说宋本“繁”字上有“故”字。何焯校订，认为“楼”字多余。赵本、戴本增“故”字，删去“楼”字。会贞按：删去“楼”字是对的，增“故”字不对。这几句话不是《赋》的正文，而是《赋序》的文字。大概原书本来把“序”字写在“赋”字下面，宋本误作“故”，又移到了“繁”字上面。《三辅黄图》《长安志》都引作《凤阙赋序》，[《黄图》脱去“赋”字。]“序”字通行写法是“叙”，《济水注》称孙子荆《故台叙》，也是这种写法，现在订正。秦、汉的宏大规模，如今已经完全毁坏湮没。会贞按：《黄图》《长安志》把“毁泯”作“泯毁”。只有建章宫的凤阙巍然独自 保存下来的文字中，守敬按：《黄图》《长安志》把“蘬”作“耸”。虽然不是象魏那样的制度，也是一代的宏伟景观。泬水又向北流，分成两条水道：一条向东北流。会贞按：这就是泬水的分支水道，详见下文。另一条水道。会贞按：这是泬水的主流。向北流经神明台的东面。《傅子·宫室》说：“皇上在建章宫中修建神明台、井干楼，都高五十多丈，全部修成悬空的楼阁，车驾所行的道路彼此相连。”会贞按：《封禅书》说：“皇上建造神明台、井干楼，高度五十丈，车驾道路彼此相连。”这是傅氏说法的来源。《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三引《汉武故事》，与傅氏所说相同。《黄图》引《庙记》说，神明台是汉武帝修建的祭祀仙人的地方，台上有承露盘。《汉书·郊祀志》中颜师古注说，井干楼是层层累木筑成的高楼，形状像井干；井干就是井上的栏木，形状有的为四角，有的为八角。《括地志》说，神明台在长安县西北二十里、长安故城之中。《三辅黄图》说：神明台在建章宫中，台上有九室，如今人们称它为九天台。朱本作“九子台”，戴本、赵本相同。

译会贞按：今本《黄图》脱漏了这一条。《类聚》卷六十四引《汉宫殿名》说：“神明台是汉武帝所建，高五十丈（原文‘高五’之后应当有‘十’字），上面有九室，如今人们称为九天台。汉武帝寻求神仙，常常安置九天道士一百人。”由此看来，这里所说的“九子”是“九天”的讹误。《长安志》引《黄图》作“九子”，也是错误，今予以订正。“即实非也”一句，朱本把“即”讹作“而”，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作“而”，并在“而”字下增“即”字，戴本作“即”。泬水又流经渐台的东面。《汉武帝故事》说：建章宫北面有太液池。会贞按：《封禅书》说，建章宫北面修建大池，命名为太液。《黄图》引《关辅记》说，池形仿照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又引《庙记》说，池周长十顷。池中有渐台，高三十丈。朱本脱去“高”字，戴本相同，赵本据《名胜志》校补。守敬按：《初学记》卷二十四、《御览》卷四百九十三引《汉武帝故事》，都有“高”字。《初学记》作“三十丈”，《御览》作“二十丈”，这是把“三”讹作“二”。又《封禅书》《郊祀志》作“高二十余丈”，大致相同。“渐”字，意思是浸润、浸泡。渐台有两座：一座在建章宫北面的太液池中，另一座在未央宫西面。郦道元在这里记载的是前一座，后来又记载后一座，区分得最为清楚。“渐”，就是浸润的意思，指被池水浸润。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星名。朱本《笺》说：李克家称，《晋天文志》说，渐台有四颗星，位于织女星的东足，是临水之台。会贞按：《黄图》解释“渐”字的两种含义，与这里几句话相同，只是把建章宫的太液池说成在未央宫，这不对。《郊祀志》中颜师古的注文采用前一种说法。南面有璧门，朱本作“壁门”。赵氏说：“壁”应当从玉旁作“璧”，下文说“璧，玉门也”。守敬按：《初学记》引《汉武故事》作“璧门”。考察《封禅书》《郊祀志》，都作“璧门”。《黄图》说，建章宫的正门叫阊阖，也叫璧门，共三层，高三十余丈，中间的殿堂有十二间，台阶全都用玉制成。铸造铜凤，高五丈。朱本脱去“高”字，戴本、赵本相同。守敬按：《初学记》《御览》卷一百七十八引文（《御览》误作《武帝内传》），都有“高”字。铜凤用黄金装饰，栖息在屋顶上。朱本《笺》说：宋本“栖”作“楼”。赵氏、戴氏改作“楼”。守敬按：不对。黄本作“栖”，《初学记》引文也作“栖”；《御览》作“楼”，也是错误。椽子的端部覆盖着玉璧，因此称为玉璧门。守敬按：《黄图》《长安志》引用“南有璧门”以下一段时，误说是《汉书》的文字，文字也有异同，末句作“因曰璧门”，没有“玉”字，疑应当依从这一写法。泬水又向北流入渭水，也称这条水为潏水。所以吕忱说：“潏水发源于杜陵县。”会贞按：《御览》卷六十二引《字林》也这样说。《说文》说，潏水在京兆杜陵，这是吕忱所依据的文献。《汉书音义》说：“潏，是水流涌动的声音。”会贞按：《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应劭的话说：“潏，是水涌出时的声音。”因此“潏”并不是水名。又称为高都水。西汉末年，王氏五侯大规模修建池苑和住宅。朱本讹作“五侯王氏大治池沼”，赵本相同，戴本改正。守敬按：《御览》卷六十二引文作“王氏五侯大治池宅”，戴本改得对。《括地志》也相同。引高都水 流入长安城。朱本讹作“他水”，《笺》说：宋本作“高都水”。赵本依据孙潜校本改为“沈水”，全本相同，戴本改为“泬水”。守敬按：作“高都水”是对的。上文说“又称为高都水”，正是为了引出王氏的事；这里所说的就是高都水。《御览》引文作“高都”，可以作为证明。《括地志》也相同。所以百姓歌唱说：“五侯刚刚兴起，曲阳侯最为暴怒。”守敬按：《元后传》说，河平二年，皇帝封舅父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所以当时称为“五侯”。“坏决高都，竟连五杜”，守敬按：《汉书》作“连竟外杜”。孟康说，杜县、鄠县之间，每亩田价值一金。这是说其地界从长安延伸到杜陵。李奇说，长安有高都水、杜里；高都水决口后修筑宫殿，又牵连到外杜里。颜师古说，成都侯商擅自穿凿帝城，引水入城而已；曲阳侯没有这件事。况且即使大规模修建宅第，也不可能从长安延伸到杜陵。李奇的说法是对的。“土山渐台”，朱本把“土”讹作“上”，《笺》说：《汉书》作“土”。赵本、戴本改正。塑造了西方白虎的形象。守敬按：见《汉书·元后传》。这就是这条水。又向东流经长安县北面。渭水向东分成两条水流。《广雅·释水》说：“水从渭水分出，叫作泶。”会贞按：渭水向东流，下面说这条水先向东北流，又向东南流入渭水，似乎应当在渭水以北；但考察它流经邓艾祠后，泬水的分支在这条水的南面，而它又流经祠的南面，那么它应当在渭水以南，位置当在今长安县西北。它由河水分出的情形，就像河水分出有雍水一样。戴本把“由”改作“犹”。会贞按：《尔雅》说：“水从河水分出，叫作灉。”这条水道向东北流，流经《魏雍州刺史郭淮碑》的南面。会贞按：《魏志·郭淮传》称郭淮为雍州刺史。《后魏书·郭祚传》说，孝高祖到长安，经过渭桥，路过郭淮庙，下令用太牢祭祀郭淮，并命郭祚撰写祭文。这块碑大概就是郭淮庙前的碑，应当在今长安县西北。又向东南与另一条水汇合，流经

译两尊石人的北面。秦始皇修造桥梁时，铁制桥墩太重，不能承受，于是刻石塑造力士孟贲等人的像来祭祀，桥墩才可以移动。守敬按：《三辅黄图》说，渭桥是秦始皇修造的，渭桥太重不能承受，于是刻石塑造力士孟贲等人的像，祭祀之后才可以移动，如今石人还在。《寰宇记》说，如今石人仍在长安城界内。其位置也应当在今长安县西北。又向东流经阳侯祠北面，每当水势上涨，就祭祀阳侯。这位神能够兴起大水波。《林》说，《淮南子》记载，周武王在孟津渡河时，阳侯掀起巨大的波涛，逆流冲击。高诱注说，阳侯是陵阳侯国的神；该国靠近水边，阳侯溺死于水中，他的神灵能够兴起巨大的波涛。扬雄《赋》中说“陵阳侯的白色波涛”。应劭说，阳侯是古代诸侯，因有罪而投江自尽，成为兴起巨浪的神。我认为这不对。《论语摘辅象》说，伏羲有六位辅佐，阳侯主管江海。宋均说，阳侯主管江海之事。“阳侯之波”的含义，大概就是出自这个说法。会贞按：这座祠也应当在今长安县西北。所以把他配享河伯。守敬按：河伯就是冯夷，详见《河水注》卷一。后人把这里当作邓艾祠。守敬按：《魏志·邓艾传》记载，段灼上疏说，从前秦国百姓怜悯无罪的白起，吴国人哀悼惨死的伍子胥，都为他们建立祠庙。如今天下百姓为邓艾悲痛怜悯，也正是这样。这就是后人把阳侯祠当作邓艾祠的原因。可悲啊！谗言压倒正道，忠心专一的人反而遭受祸害。守敬按：《邓艾传》说，钟会、胡烈等人上奏邓艾谋反悖逆，皇帝下诏用槛车征召邓艾。不久邓艾被卫瓘杀死，段灼认为他忠而获诛。这条水又向东流入渭水。朱本讹作“渭水又东注此水”，赵本相同，全本、戴本改正。会贞按：渭水向东流，这条水起初向东北流，随后向东南流，最后又向东流入渭水，似乎应当在渭水以北；但考察它流经邓艾祠北面，下面又说泬水分支在这条水的南面，而这条水流经祠南面，那么这条水就在渭水以南，大概位于 今长安县西北。水上有桥，称为渭桥，这是秦代的制度，也叫横门桥。朱本作“便门桥”，赵本、戴本相同。守敬按：便门是长安的西门，前文所说的便门桥正对着便门；这座桥不与便门相对，不能也称为便门桥。 《汉书·文帝纪》苏林注说，渭桥在长安北面三里。《元和志》说，中渭桥本名横桥。《文选·西征赋》注引《关中记》说，秦人修造渭水横桥，“横”读作“光”。《雍州图》说，桥在长安北面二里、横门外。因此这里的“便门”无疑是“横门”的错误，今予以订正。《长安志》说，汉代渭桥的位置，大约相当于唐代太极宫以西、太仓以北。《一统志》说，在长安县西北。秦始皇在渭水南北修建离宫，用来象征天宫。会贞按：《三辅黄图》说，秦始皇修筑咸阳宫，依傍北陵营建宫殿，设置四通的端门，以仿效紫宫，象征天帝居所。又说，兴乐宫是秦始皇所建。《括地志》《三辅旧事》说，秦人在渭水以南有兴乐宫，在渭水以北有咸阳宫。秦昭王想打通两宫之间的通道，于是修造长横桥。会贞按：渭水南北的宫殿都是秦始皇修建的，那么这座桥也应当是秦始皇修建的。所以《三辅黄图》说：“渭水穿过都城，是用来象征天上的银河。”会贞按：《诗经·小雅·大东》篇说“天上有银河”；《书钞》卷一百五十引《河图括地象》说，河水之精气上升就成为天上的银河。横桥向南延伸，用来仿效牵牛星。赵本在“牵牛”下增入“南有长乐宫，北有咸阳宫，欲通二宫之间，故造此”十九字（二十二）。赵氏说：《史记·索隐》引《黄图》和别本《水经注》都有这十九个字。全本、戴本也增入。守敬按：《黄图》没有这十九个字，黄省曾、项絪等版本也没有，不知道赵氏所说的别本《水经注》究竟是哪一种版本，而且为什么不明确指出，实在很可疑。又《史记·文帝纪·索隐》引的是《三辅故事》，不是《黄图》，文字也有不同。只有《元和志》的文字完全相合，但它也没有说出自《黄图》。赵氏这一条说法处处难以凭信，戴氏没有考察，也受到它的误导，所以详细辨析。《书钞》引《春秋佐助期》说，牵牛星主管关隘桥梁。桥宽六丈，南北长三百八十步。朱本“三”作“二”，赵氏说：《史记·索隐》作“三”。守敬按：《黄图》卷一作“二”，也是错误；卷六作“三”。

译《史记》《史记正义》《寰宇记》都作“三”。桥有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根柱子。守敬按：今本《黄图》作“八”，《长安志》没有“十”字。一百二十二根梁。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一百一十二根，今本《黄图》作二百一十二根，《长安志》作二百二根，《玉海》作一百二十根。桥的南北两端都有堤坝和拦水设施。守敬按：今本《黄图》把“激”作“缴”，是错误的。立有石柱，石柱以南由京兆负责。朱本把“主”讹作“立”，下文相同。赵氏说：两处“立”字，《长安志》都作“主”。会贞按：石柱以南属于长安县，汉代隶属京兆尹。石柱以北由冯翊负责。会贞按：《初学记》卷五引《三辅故事》说，石柱以南属京兆，石柱以北属右扶风；卷八引《三辅旧事》也相同。《史记·文帝纪·索隐》引《关中记》也相同。这里《注》作“柱北冯翊主之”，考察汉代长安以北是渭城、长陵二县，渭城属于右扶风，长陵属于左冯翊，石柱以北正是扶风、冯翊的分界处，所以有时说属扶风，有时说属冯翊，都是可以的。设有令、丞，各自统领一千五百名劳役。会贞按：《黄图》作“设置都水令来掌管此事”。桥的北端，在水中垒筑石块。会贞按：“垒”疑本作“絫”，“絫”是“累”的古字，所以称为石柱桥。过去有忖留神的塑像。这位神曾经同鲁班交谈，鲁班让他现身。朱本《笺》说：宋本“人”作“神”。赵本改作“神”。守敬按：《御览》卷六十二引文作“人”。忖留说：“我的相貌凶恶丑陋，您善于描画物体的形貌，我却不能出来。”鲁班于是拱手对他说：“露出头来让我看看。”忖留便露出头来，鲁班于是用手在地上画图。忖留察觉后，立即又沉入水中，所以把神像安置在水里，只让腰部以上露出水面。守敬按：《括地志》引《三辅旧事》，说秦人修桥之后接着记载忖留的故事，与这一段大致相同。因此《注》应当是依据《三辅旧事》的说法。末句的“背”字，该书 作“腰”，从意义上说更恰当，疑当依从“腰”字。这件事同《濡水注》引用《三齐略记》所说的海神故事一样，都是相同的怪异传说，属于附会之辞。后来董卓进入关中，于是焚毁了这座桥；魏武帝重新修建。朱本在“更”字上衍有“遂”字，赵本、戴本删去。桥宽三丈六尺。朱本脱去“广”字，赵本据孙潜校本补入，戴本相同。忖留的神像，曹公骑马看见它，受到惊吓，又命人把它放倒。会贞按：《元和志》说，中渭桥在咸阳县东南二十二里。汉末董卓烧毁此桥，魏文帝重新修造（“文”应当作“武”）。刘裕进入关中，又毁坏此桥；北魏重新修造。贞观十年，迁移到现在的位置。《燕丹子》说，燕太子丹作为人质在秦国，秦王对他无礼，于是他请求回国。秦王制作了带有机关的桥，想用它陷害太子丹；太子丹经过时，机关没有发动。会贞按：今本《燕丹子》作“桥为不发”，《类聚》卷九引《燕丹子》作“丹过之无虞”。另有一种说法，交龙托举车舆，而机关没有发动。戴本把“捧”改作“扶”。会贞按：《大典》本作“扶”，黄本作“捧”。《御览》卷九百三十引《博物志》说，燕太子丹作为人质在秦国，获准遣返时，秦人在渭水上设置了机关桥，想杀死他。蛟龙夹着桥把它托起，机关无法发动。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因此，这里的“交”应当作“蛟”，“轝”应当作“举”。但原文只说“但言”。朱本《笺》说：谢氏认为这里疑有脱误。如今已经不知道它原来应当放在什么地方了。渭水又向东流，与泬水的分支水道汇合。朱本把这十个字讹作《经》，赵本、戴本改为《注》。会贞按：这条泬水分支，就是上文所说泬水分成两条水流中的一条，即向东北流的那一条。水从泬水分出，向东北流，经邓艾祠南面。守敬按：这就是上文所说“后人把阳侯祠当作邓艾祠”的那座祠。另有一座邓艾祠，见后文明渠之下。又向东分成两条水流。其中一条向东流入逍遥园。会贞按：《晋书·载记》说，建兴初年，刘聪的将领赵染袭击长安，进入外城，随后退驻逍遥园。《御览》卷九百六引戴延之《西 《征记》说：徽音殿西南，姚兴建有波若台，另有逍遥园。[二四]《一统志》说，园在长安县西北。注：藕池。会贞按：这里说此水流入藕池，却没有说明下游；它的下游大概就是后文所说的泬水枝渠：在章门以西承接泬水，由飞渠引水入长安。池中有台观，莲花荷叶布满水边，花果秀美，值得观赏。会贞按：从池中莲荷满布可知，藕池是因藕多而得名。其中有一条水道向北流，注入渭水。朱本脱“注”字，戴本、赵本增补。渭水又向东流，经过长安城北。朱本把这句误作《经》，并脱去“东”字；戴本改为《注》，全本、赵本同。赵本根据胡渭校本增补“东”字，全本、戴本同。长安城在汉惠帝元年开始修筑，六年建成。赵云：据《汉书·惠帝纪》，惠帝元年正月修筑长安城。三年春，征发长安周围六百里以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城，三十天后停止。《注》引郦氏说，修筑城墙只需完成一面，所以很快停止；又过了五年九月，长安城建成。惠帝六年，修建长安西市。但《史记·吕后纪》说，惠帝三年才开始筑城，四年完成一半，五年、六年建成。《索隐》说，《汉宫阙疏》记载，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汉旧仪》说，城呈方形，周长六十三里，长宽各十二里。《三辅旧事》说，城形像北斗。会贞按：《汉书·惠帝纪》说，三年六月，征发诸侯王、列侯的徒隶二万人修筑长安城；五年正月，又征发长安六百里以内的男女十四万五千人修城，三十天后停止。赵氏遗漏了这一引文。《汉志》说，长安是高帝五年设置的。惠帝元年开始筑城，六年建成。两汉、魏、晋时期，长安县都作为京兆的治所。后魏时属京兆。《方舆纪要》说，在西安府西北十三里。这里就是咸阳。会贞按：太史公说，长安就是旧日的咸阳。相关说明见前文渭城之下。有人说，咸阳在高帝时统属于长安，所以说长安就是咸阳，这是不对的。秦朝的离宫没有城墙，所以后来修筑城墙。会贞按：《三辅黄图》说，汉高祖七年，才修建长安的宫城，从栎阳迁居到这里。

译这座城原是秦朝的离宫。最初设置长安时，城池本来狭小，到惠帝时重新扩建。王莽改名为常安。朱本把“常”误作“长”，戴本作“常”，赵本根据《汉志》改正。会贞按：《大典》本作“常”。长安城有十二座城门。东面从北边数第一座门，原名宣平门。守敬按：《文选·潘岳〈西征赋〉》说“践宣平之清阈”，就是指此门。《寰宇记》把宣平门说成长安南门，是错误的。王莽改名为春王门，设布恩亭。守敬按：《汉书·翟义传》有春王城门校尉王。正月亭，民间称为都门。朱本一作“亦”，戴本改正，又把“城”改作“都”。会贞按：残宋本、《大典》本都作“东城门”。今本《三辅黄图》作“民间所说的东都门”。《长安志》《雍录图》都相同。[二五]《方舆纪要》说，民间称它为东都门，也有人称东城门，大概因为无法确定，所以两说并存。按：郭门称为东都门，城门不应与郭门同名。根据《汉书·王莽传》，汉兵从宣平城门进入，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都门。因此城门只称都门；郭门在东面，所以又有东都门之称。自从《黄图》误作东都门以后，后人多沿袭这一错误，戴氏也被它迷惑。它的郭门也称东都门。赵云：按《汉书·王莽传》没有“东”字。会贞按：赵氏据《王莽传》解释此门，是错误的。《王莽传》指的是城门，不是郭门。《汉书·元帝纪》说，建昭元年秋，有白蛾飞来遮蔽太阳，从东都门飞到枳道。如淳说，《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东面从北头数第一门称宣平城门，外郭的门称东都门。这足以证明《黄图》只把郭门称为东都门，并没有把城门称作东都门的说法。又《昌邑王传》说，到了广明东都门，龚遂说，这是长安的东郭门。《疏广传》说，在东都门外准备供张。苏林说，这是长安东郭门。这些都是东都门的证据。然而《玉海》把东都改作东郭，毕沅校订《黄图》时也沿用了这一改法，实在考证不周。这就是逢萌挂冠的地方。会贞按：残宋本“逢”作“逄”。《后汉书》本传作“逢”，刘攽辨明其为误。传中说，王莽杀死儿子王宇后，逢萌对朋友说：“三纲已经断绝了，我若不离开，灾祸将要牵连到别人。” 于是解下官帽，挂在东都城门上。章怀太子注引《汉宫殿名》说，东都门如今名为青[此字有误。]门。又引《前书音义》说，长安…… 东郭城北头第一座门。[二六]《方舆纪要》认为就是这座郭门。第二座门原名清明门，又称凯门，王莽改名为宣德门，设布恩亭。门内有藉田仓，赵本把“藉”改作“籍”，下文同。也称藉田门。《三辅黄图》引《汉宫殿疏》说，第二座门名为城东门。《汉书·平帝纪》说，元始四年冬，大风把长安城东门的屋瓦几乎全吹掉。第三座门原名霸城门。会贞按：《三辅黄图》说，东面从南头数第一座门叫霸城门。王莽改名为仁寿门，设无疆亭。百姓见门的颜色青，又称青城门，有时称青绮门。会贞按：《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霸城门也称青绮门，也称青门。会贞按：《汉书·王莽传》说，天凤三年七月，霸城门发生火灾，民间所说的青门就是它。门外过去盛产好瓜。朱本《笺》说，有的版本作“好瓜”，戴本作“好”。会贞按：《黄图》作“佳”，残宋本、《大典》本作“好”。从前广陵人邵平曾任秦朝东陵侯，秦亡后成为平民，在这座门外种瓜，瓜味鲜美，所以世人称为东陵瓜。会贞按：《史记·萧相国世家》说，召平原是秦朝东陵侯，秦亡后成为平民，生活贫困，在长安城东种瓜，瓜味鲜美，所以世人称为东陵瓜。因此阮籍《咏怀诗》中说——会贞按：见《文选》——“从前听说东陵瓜，离青门外很近；瓜田连着田界，阻隔了田间小路，子母藤蔓相互牵连。”守敬按：《文选》“畛”作“轸”，是错误的。会贞按：《文选》“相”作“拘”。《周礼·巾车》“金路”条，《注》说，古本“”作“拘”，杜子春读作“”，可见这两个字通用。这里说的就是这座门。会贞按：《方舆纪要》引《洞冥记》说，武帝时有鸟雀在霸城门上飞翔，因此改称青雀门。南面从东头数第一座门，原名覆盎门。会贞按：《黄图》引《汉书》说，戾太子砍开覆盎门逃往湖泽；又《庙记》说，覆盎门与洛门相距十三里二百一十步，门外有鲁班输所造的桥，工艺精巧，举世无双。王莽改名为永清门。会贞按：《御览》引文把“清”作“春”。设长茂亭。它的南面有下杜城，下杜城详见前文泬水之下。因此称为下杜门，又称端门，北面正对长乐宫。会贞按：《黄图》称它为杜门。长乐宫在城内，靠近东面，正对杜门宫，详见后文。第二座门原名安门，也称鼎路门，王莽改名为光礼门，设显乐亭。北面正对武库。朱本脱去“此四字”，又误添“即西安亭，北对未央宫”九字；赵本同，戴本改移。会贞按：《黄图》鼎路门下有这四字。第三座门。会贞按：这是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今本《黄图》误作“南面第三座门”。[二八]原名平门。戴本把“又称便门”四字移到这里之下。会贞按：《黄图》在此门下称“一名便门”，在下文章门下又称“又名便门”，可见两座门都有便门的称号。郦道元只把章门称为便门，大概因为前文说便门桥与便门正相对，所以专门就便桥说明；那座便门在西面，桥正对城门，而此处的便门在南面，桥并不与城门正相对。

译全本、戴本于是把“又称便门”移到这里，失去了郦氏原意，相关内容详见下文。王莽改名为信平门，设诚正亭。朱本把“诚”作“城”。赵云：《三辅黄图》作“诚”。一名西安门，北面正对未央宫。戴本把上文“即西安亭，北对未央宫”九字移到这里，并将“即”改为“一名”，将“亭”改为“门”。会贞按：《御览》引文作“第三西安门，北对未央宫”，下接“本名平门”。但考察《注》的体例，凡说“本名某门”，都在第几门之下作为开头第一句，这里不可能让“西安门”八个字横插其中。因此《御览》所引也是误本，应以戴本订正的文字为是。西面从南头数第一座门，原名章门。会贞按：《黄图》《三辅旧事》都称章门，《汉宫殿疏》称章城门。《汉书·五行志》说，成帝元延元年，长安章城门的门扇自行丢失。晋灼说，这是西面从南头数第一座门。王莽改名为万秋门，设亿年亭，也称…… 光华门。朱本作“光毕”，《笺》说宋本作“故光毕”，赵本增“故”字，戴本把“毕”改为“华”。会贞按：黄本没有“故”字，《黄图》作“光华”。又称便门。全本、戴本把这四字移到上文。会贞按：《御览》引文与今本相同，因此不是错简，不应移动。程大昌《雍录》说，汉武帝修建便门桥。颜师古说，便门是长安城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吕丞相》[吕正献公大防。]《长安图》也说，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名为便门。至于《水经》却说，西面从南头数第一座门名为章门，又名便门。时代久远，这两种说法似乎难以判定。然而根据地理位置，结合事实可以推求，可知《水经》的说法正确。大概茂陵在长安西北，而便门在长安西面，从这里前往陵墓最为便利，所以称便门。《元和志》说，便门是长安西门，便门与桥相对，因此称为便桥；这样道理就更加明白了。唐太宗驾临城西，和颉利在便桥上结盟，对萧瑀说，当时请求和好时，可汗独自在水的西面。这说明桥在城西，不在城南，更可作为验证。所以我说，与长安西面章门相对的那座桥才是便桥。至于颜师古、吕大防说它是南面的城门，或许是因为南门也称便门，于是把南面的便门误作西面的便门。既然著作中已有这种说法，那么《水经》的说法更为正确。胡氏说，章门有人称为白门。[二九]北魏孝昌末年，萧宝寅占据关中反叛，多次被魏军击败。他的部将侯终德于是回军袭击萧宝寅，一直追到白门，萧宝寅才发觉；白门就是这座门。第二座门原名直门。守敬按：《黄图》又称直城门，引《汉宫殿疏》说，这是西面从南头数第二座门。王莽改名为直道门，设端路亭，也就是故龙楼门。张晏说，门楼上有铜龙。守敬按：这是《汉书·成帝纪》张晏注中的话。《汉书》所说的龙楼门，明明是另一座门，[见下文，]不是这座城门。《长安志》认为它是桂宫的门，大概是因为成帝做太子时，最初居住在桂宫。《三辅黄图》说，长安西面从南头数第二座门。守敬按：今本《黄图》相同。这就是此门。第三座门。守敬按：《黄图》说，这是西面从北头数第一座门。原名西城门，也称雍门，王莽改名为章义门，设着谊亭。戴本把“谊”改作“义”。守敬按：《御览》引文作“谊”，《玉海》也作“谊”。所以《黄图》作“义”，毕沅校订时改作“谊”。它的水向北流入，有函里。会贞按：这句话有错误。根据下文“城外有客舍”，这里的“其水”与“其外”字形相近，所以“其水”大概是“其外”之误。“北入”二字也可能有误。百姓称它为函里门。朱本把“民”误作“氏”，赵本同，戴本改正。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民”。又称光门，戴本删去这四字。守敬按：《御览》引文有这四字，《玉海》也相同。又称突门。赵云：按，这是西面从南头数第三座门，称光门；而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是横门，也称光门，两座门不应同名。程大昌说，根据《黄图》考察，长安城北面从西边数第一座门名横门，门外有桥名横桥。吕相《长安图》也相同。又《黄图》说，长安有九个市场，其中三个在道路东面；东市就在突门夹横桥大道。既然《水经》说光门又称突门，是长安西面从南边数第三座门，那么它与《黄图》、吕氏《图》所说的横门在城墙转角处前后相接。因此，《黄图》、吕氏《图》所说的北面之门，正与《水经》所说的位于城西面的突门、光门相对应。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不敢断定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原名横门，王莽改名为霸都门。守敬按：《御览》引文把“霸”作“朔”，《玉海》也作“朔”。设左幽亭。如淳说：“横”读作“光”。守敬按：《汉书·成帝纪》说，建始三年，虒上有个小女孩陈持弓跑进横城门。如淳说，“横”读作“光”。《三辅皇图》说，这是北面从西头数第一座门。《史记·外戚世家·集解》也引用如淳的说法。因此又称光门。它的外郭有都门。守敬按：《御览》引文没有“有都门”三字，这大概是衍文。《玉海》引有这些字，说明它所见的版本已经有误。还有棘门。徐广说，棘门在渭水以北。孟康说，在长安北面，是秦代的宫门。如淳说，《三辅黄图》记载，棘门在横门外。守敬按：《汉书·文帝纪》注中，孟康和如淳的说法相同。《史记·集解》先记徐广的说法，接着说裴骃按孟康的意见如何、如淳的意见如何；这里全部采用《集解》的文字，所以把徐广置于孟康、如淳之前。这……

译里全部采用《集解》的文字，所以把徐广置于孟康、如淳之前。《元和志》说，棘门在咸阳县东北十八里。今本《黄图》删去了这一条。按《汉书》记载，徐厉曾在这里驻军，防备匈奴。守敬按：这是《文帝纪》后六年冬天的事。又有通门、亥门。守敬按：《御览》引文在“通”字下有“元”字，是错误的。残宋本、黄本都作“通门”；这里承接上文棘门，也说的是外郭门。第二座门。朱本在“第”字上有“其”字，赵本同，戴本删去。原名洛门，全本、戴本把“洛”改作“厨”。守敬按：《御览》引文作洛门，《雍录》也作洛门。《长安志》作洛城门，所以“洛”字没有错误。全本、戴本改作厨门，大概因为下文第三座门又称洛门，认为两门重名。却不知道这座门原本就叫洛门，后来又称朝门、高门、厨门、广门；下文所说的门原名杜门，后来又称利城门、客舍门、洛门。门名随时代改变，前后同名本来没有妨碍。《晋志》说，北落师门是一颗星，在羽林星西南，是天上的藩篱。长安城北门称北落门，是取象于此。[三〇]所以又写作落门。又称朝门。王莽改名为建子门，设广世亭；又称高门。苏林说，高门就是长安城北门。守敬按：《汉书·司马迁传》注引苏林说，高门就是长安北门。按《司马迁传》所说的高门，详见《河水注》卷四。苏林的解释虽有错误，但足以证明长安北门称为高门。朱本《笺》说，按这里讲的是长安十二门，所以洛门之后应接厨门、杜门；旧本脱误，把郑县注接在这里。又称厨门。全本、戴本把上面的洛门改为厨门，并删去“又称厨门”四字。守敬按：不是这样。《长安志图》称洛城门一名厨城门。《雍录图》作洛门，又作厨城门，这些都是洛门又名厨门的证据。而且《注》下文说到长安厨官，正紧接此句。若按全本、戴本的改法，在说明厨门之后，插入朝门、高门以及王莽改名等内容，然后才说到厨官，文义就不连贯了，错误显而易见。门内东面有长安厨官，所以称为厨门。朱本把“东”误作“事”，把“名”误作“城”，赵本、戴本改正。守敬按：今本《黄图》说，厨城门，长安厨在门内，因此门由此得名。如淳说：现在名为广门。守敬按：《汉书·霍光传》…… 师古只引用如淳的话：“《黄图》说，北面中间的门外有长安厨，所以称为厨城门。”没有记载“现在名为广门”的说法。第三座门原名杜门，也称利城门。王莽改名为进和门，设临水亭。门外有客舍。朱本把“外”误作“水”，赵本改正，说《方舆纪要》作“外”；全本、戴本也改作“外”。所以称为客舍门。朱本把“民”作“名”，赵本同，戴本作“民”。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作“民”。又称洛门。守敬按：《方舆纪要》说，《艺文类聚》记载长安十二门，其中宣平、覆盎、横门、东都、青绮等门，是汉代名称；万秋、宣德、章义、仁寿等门，是王莽所改的名称。另有元成门、磁石门，不知名称根据什么。杜门，《黄图》也称杜门，那么后面的杜门就不应再有此名。平门也称便门。《纪要》说，古代“平”“便”二字相通；考察《尧典》的“平秩”，《史记》写作“便秩”，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不应把平门归在南面、便门归在西面。光门应当是横门的别名，那么西面所说的光门就不是另一座门。赵一清曾对此作过辨析。利城门就是洛城门，又称洛门；这样一来，北面第二座门的洛门也就不应存在。以上这些城门，都通向宽阔的大道，四通八达。守敬按：《三辅决录》作“通达九逵”。道路有三条，全部敞开。守敬按：《三辅决录》作“洞辟”，《雍录》作“洞开”。道路暗中用金椎夯筑，四周栽种林木。朱本《笺》说：贾山《至言》说，秦朝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直达燕、齐，向南直到吴、楚；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栽树，外边厚厚夯筑，暗中用金椎筑实，种上青松，左边出去、右边进来，作为往来的道路。朱本作“为徒之经”，《笺》说有的版本作“为往来之径”。赵云：按，这段文字见于《三辅决录》，朱氏为什么不注明书名？行走的人有上有下，所以道路有上下之别。守敬按：从“凡此诸门”到这里，应当是《黄图》所引《三辅决录》的文字。汉成帝做太子时，元帝曾经紧急召见他。太子从龙楼门出发，不敢横穿驰道，向西走到直城门，才得以通过。皇上责怪他来得迟，询问原因，他把情况…… 报告给皇上。皇上听后很高兴，于是制定法令，允许太子横穿驰道。守敬按：见《汉书·成帝纪》。渭水向东流，与昆明故渠汇合。此渠上游承接昆明池东口，向东流经河池陂北面。朱本作“河池北”，赵本根据孙潜校本增“陂而”二字，全本、戴本只增“陂”字；陂见前文。又称女观陂。又向东与泬水汇合。守敬按：这里说昆明渠与泬水汇合，实际上是截断了泬水；大概泬水向北流，而昆明渠向东流。又称漕渠。会贞按：后文说，漕渠从昆明池南面沿山原向东流到黄河，与昆明渠承接昆明池一样，都是漕渠的上游，也就是昆明渠的水道，所以昆明渠也称漕渠。又向东流经长安县南面，就是上文所说的长安城。向东流经明堂南面，旧时曾引水在这里修建辟雍，位置在鼎路门东南七里。会贞按：《汉书·郊祀志》说，汉武帝初年，想讨论古制，在城南建立明堂，用来朝会诸侯。《礼乐志》说，成帝时，丞相、大司空上奏请求建立辟雍，巡行查看长安城南，已经营造标志但尚未动工，成帝就去世了。到王莽任宰衡时，为了向众人炫耀，便兴建辟雍。又《平帝纪》说，元始四年，安汉公上奏建立明堂、辟雍。应劭说，明堂是用来确立四时秩序、施行教化的；辟雍形似玉璧，四周环水，象征教化流行。

译《三辅黄图》说，汉明堂在长安西南七里，辟雍在长安西北七里。《史记·武帝本纪·索隐》引《关中记》说，明堂在长安城门外、杜门以西。《长安志》说，朱雀街西面的普宁坊西街，有汉代太学的遗址；再往东是汉代辟雍，再往东是汉代明堂，都已毁坏湮没，不再留下遗迹。《一统志》说，在长安县西北。它的形制是上圆下方，有九宫、十二堂。朱本把“堂”误作“室”。赵云：《大戴礼记·盛德》篇说，明堂有九室；《明堂月令》篇说，九室十二堂。刘歆取《考工记》来补《周礼》冬官的缺失。其中“匠氏”一职记载了测量步数的制度，因而涉及明堂。书中说，夏后氏的世室有五室、九级台阶，四面各有两间夹室，窗户涂白色；殷人建重屋，四面有屋檐；周人的明堂，以九尺长的筵席为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共有五室，每室二筵。淳于登提出五室的说法，说水、木主事时交会于东北，木、火主事时交会于东南，火、土主事时交会于中央，土、金主事时交会于西南，金、水主事时交会于西北。郑康成注《礼》，以《考工记》的说法为主，认为《大戴礼记》所记的制度，是秦相吕不韦编写《春秋》时创立的，并非古代制度。支持《大戴礼记》的人则极力诋毁康成的注，说它全都取自淳于登的《月令异义》，违背了正确的学说。九室、五室两种说法互相讥讽，最终形成门户之争。按《北史·封轨传》说，吕氏《月令》中可以见到九室的意义，《大戴礼》记载了十二堂的文字。又《袁翻传》说，明堂五室，夏、商、周三代相同。郦道元是北方学者，兼取《戴记》《考工记》的制度，所以《湿水》篇有“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门，九室”的说法。本《注》又列举九宫、十二堂、四向、五室的含义。《世本》把“堂”字误作“室”，下文“室”字又似乎与上文重复，于是改作“色”。流俗造成的错误，实在荒谬极了！四向五室。朱本把“室”误作“色”。堂北三百步有灵台。守敬按：这八个字是《注》中的注文，详见下文。《三辅黄图》说，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代起初称为清台，原本是观测阴阳、天文变化的地方，后来改名为灵台。郭缘生《述征记》说，长安宫城南面有灵台，高十五仞。《长安志》说，朱雀街第五街从北面数第一坊是修真坊，其中有汉灵台遗址，高五尺，周长一百二十步。按：丰水以东的灵台，是周代灵台，详见丰水补注；这里明堂北面的灵台，在昆明故渠北，是汉代灵台；镐水上游以东的清泠台，又是另一座台。郦氏在三处分别说明，最为清楚。《方舆纪要》把它们混为一谈，反而责怪《黄图》把周灵台、汉灵台分为两处，是错误的，实在疏忽。此台在汉平帝元始四年建立。朱本作“永始四年”。赵云：永始是元始的错误。守敬按：《一统志》因为永始是成帝年号，便把平帝改为成帝。说成帝永始四年建立灵台，没有根据，《一统志》应当是错误的。不过说平帝元始四年建立灵台，也没有可以证明的材料。只有《汉书》说元始四年建立明堂、辟雍。《御览》卷八百二十七引《黄图》也说，元始四年兴建明堂、辟雍。那么这里的“堂”就是指明堂，所以把“堂北三百步有灵台”一句作为《注》中的注文；而本句直接承接明堂，文义就相合了。又《黄图》说，灵台上有铜表，题记说：“太初四年制造。”太初是汉武帝的年号，这也足以证明灵台不是平帝所建。[根据铜表来看，怀疑灵台就是在太初四年建造的；本句“平帝元始四年”应是“武帝太初四年”的错误。]渠水南面有汉代旧圜丘。守敬按：《三辅黄图》说，昆明故渠南面有汉代旧圜丘，现在测量高二丈，周长一百二十步。成帝建始二年，停止雍地五畤的祭祀。雍五畤详见上卷。从此开始在长安南郊祭祀皇天上帝。守敬按：这是《汉书·成帝纪》的文字，《纪》中此句作“开始在长安南郊举行郊祀”。应劭说，天郊在长安南面。守敬按：颜师古没有记载应劭的说法。[三二]这里就是所说的地方。故渠北面有白亭。按《汉书·戾太子传》，长安白亭东面是戾太子的后园。《寰宇记》说，汉代戾园所在地原为秦代白亭，在金城坊。还有博望苑，是汉武帝为太子所建。按：这里的太子是戾太子。《汉书·成帝纪》说，建始二年，废止太子博望苑。《黄图》说，苑在长安城南杜门外五里，有遗址。《长安志》说，朱雀街西面第四街从北向南数第三坊叫金城坊，原是汉代博望苑所在地。《一统志》说，在长安县北。设置此苑，是为了让太子接待显贵宾客，随自己的爱好游乐。后来太子巫蛊之事败露，便砍开杜门向东逃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按：这句话参照《刘屈牦传》抄改而成。《传》说，太子军队战败后向南逃走，从覆盎城门逃出。《黄图》说，覆盎门又称杜门。史良娣死后，守敬按：《戾太子传》说，太子纳史氏为良娣。韦昭说，良娣是太子的内官；太子有妃、良娣、孺子，共分三等。她葬在苑北，宣帝把那里称为戾园。会贞按：从“白亭”以下，是《汉书·戾太子传》的文字。因为用倡优一千人在思后园庙中奏乐，所以又称千人乡。会贞按：《汉书·外戚传》说，汉武帝的卫皇后生戾太子，后来遭遇巫蛊之祸，自杀而死。宣帝追谥她为思后，设置园邑。《元帝纪》说，永光四年废除思后园和戾园，建昭五年又恢复思后园。《续汉志》注引《皇览》说，卫思后葬在长安城东南的桐柏园，[三三]如今千人聚就是那里。《长安志》引《关中记》说，思后园中有一千名倡优杂伎奏乐，如今的千人乡就是那里。《寰宇记》也作千人乡，怀疑本《注》中“乡”字上脱去了“人”字。

译故渠又向东流，然后转向北，经过青门外；青门详见上文。它与泬水枝渠汇合。此渠在章门以西承接泬水；章门详见上文。会贞按：上文关于泬水的文字，考查《要删》可知是照抄的。[三四]又向北分成两条，一条水向东北流，就是上文所说的泬水枝津向东北流、经过邓艾祠的那一条。这样看来，向东北流出的只有一条枝津；这里又说泬水枝渠在章门以西承接泬水，似乎是泬水分出两条枝渠。按：渭水与泬水汇合后，泬水从渭水分出，向东流入渭水；渭水又与泬水枝津汇合，继续向东流，才经过长安城北。因此泬水距长安城南面很远。郦氏说泬水枝渠在章门以西承接泬水，大概就是泬水枝津。上文所谓泬水枝津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流入藕池。上文只说流入藕池，没有说明下游；这里说在章门以西承接泬水，正好遥相衔接。这里不说承接泬水枝津，大概是因为泬水枝渠承接的就是泬水枝津，若再重复说“承接泬水枝津”显得累赘，所以省略了“枝津”二字。蛛丝马迹，若不是细心考察就无法领会。按：泬水枝津的上游只有一条水，下游分成三条；它承接泬水后向东流，再分成两条，一条流入渭水，一条流入藉池；流入藉池的水向东经过长安城中，出城后又分成两条，一条流入渭水，一条流入昆明渠。《注》中多次出现泬水枝津，读者容易混淆，特意在这里说明。飞渠引水入城。水道向东流形成仓池，仓池在未央宫西面。会贞按：《通鉴》汉更始元年注引本文作“沧池”。《黄图》说，沧池在长安城内。旧图说，未央宫有沧池，因为池水呈苍色，所以称为沧池。池中有渐台。汉兵起事时，王莽死在这座台上。会贞按：《汉书·王莽传》只说，王莽登上车，前往渐台。商人杜吴杀死了王莽。《史记·佞幸传·正义》引《关中记》说，未央宫西面有苍池，池中有渐台，王莽死在这座台上。这就是郦氏所依据的材料。《长安志》引《括地志》说，王莽登车前往渐台；虽然未央宫、建章宫之间有复道相连，但汉兵已经逼近，不应当驾车越过城墙，所以这里的渐台不可能是建章宫的渐台。这样看来，未央宫、建章宫似乎各有一座渐台，并非同一地点。这里仍然只是推测性的说法。却不知道建章宫的渐台在太液池中，未央宫的渐台在苍池中，郦氏已经分别说明了。又向东流经…… 未央宫北面。会贞按：《黄图》说，未央宫周长十八里。《括地志》说，宫在长安故城内，靠近西南角。《元和志》说，在长安县西北十五里、故城之中。高祖在关东时，命令萧何修建未央宫。会贞按：《汉书·高帝纪》说，高帝七年，亲自率军到铜鞮攻打韩王信，又到平城，返回长安。萧何治理未央宫，修建东关、北阙、前殿、武库、大仓等，高祖看见宫室的壮丽规模，等等。萧何砍削龙首山，以此营建宫殿。会贞按：《黄图》说，营建未央宫时，依凭龙首山修建前殿。《括地志》说，山头在长安故城内；自从汉代修筑长安城、营建宫殿以后，都把山填平了，剩下的部分就是如今宫城太仓以东一带。《元和志》说，龙首山在长安县北十里。山绵延六十多里，山头临近渭水。朱本把“临”作“于”，并脱去“水”字。《笺》说，《三辅黄图》作“山头伸入渭水”。赵云：按《通鉴》晋建兴元年注引本文作“头临渭水”，“临”字正确。全本、戴本从之。守敬按：这段文字本出《三秦记》，原作“入”，与《黄图》相同；根据胡氏所引作“临”，可知郦道元抄录时改换了原词。山尾一直延伸到樊川。山头高二十丈，山尾逐渐降低，高五六丈，土色红而坚硬。传说从前有黑龙从南山出来，饮用渭水；它行走的道路因此在山上留下痕迹，山就是宫殿的基址和门阙的基础，不必另行筑造，高出长安城。守敬按：从“山长”以下到“行道”一句，是辛氏《三秦记》的文字，见《类聚》卷九十六所引，只是没有“色赤而坚”一句。根据《续汉志》注引《三秦记》，长安一带土地都是黑色土壤，城中土地如今红得像火，坚硬得像石头。因此“色赤而坚”是郦氏概括《三秦记》后的说法，《类聚》引文有所删略。《御览》卷九百三十引作“土赤不毛”，说法不同。又《长安志》引《三秦记》说，如今长安城就是疏通龙首山建造台殿，台基不必用版筑法修筑。这样看来，“此山即基，阙不假筑”两句也是《三秦记》的说法，只是怀疑其中有脱字。《元和志》又说“不假版筑”，下接“高出长安城”，也没有注明书名，大概同样是《三秦记》的说法。北面有玄武阙，也就是北阙。东面有苍龙阙。守敬按：《类聚》卷六十二引《三辅旧事》说，未央宫…… 东面有苍龙阙，北面有玄武阙。《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关中记》说：东面有苍龙阙，北面有玄武阙，所谓玄武就是北阙。按：苍龙就是东阙。阙内有阊阖门、止车门等门。朱本作“公交车”，《笺》说古本作“正车”，《玉海》引文作“止车”。赵氏说：按《关中记》（《长安志》引）说，未央宫有阊阖门、止车门，“止”字是对的。守敬按：《史记·田蚡传》说，退朝后，从止车门出来。未央殿东面有宣室。守敬按：《黄图》说，宣室在未央宫殿北面，是未央前殿的正室。《淮南子》说，周武王在宣室杀死纣王，汉代沿用了旧名。《汉书》说，汉文帝在宣室接受厘祭，夜半时分让贾谊坐席前，询问鬼神之事，说的就是这里。王莽地皇四年，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焚烧宫殿，王莽到宣室前殿躲避火灾，火势却总是跟随而来。还有玉堂。守敬按：《汉书·扬雄传》有“上玉堂”之语，《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引《黄图》说，未央宫有大玉堂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