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通志卷九十九

译传 皇清 李时珍传　　　　　　　　　　顾景星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父亲李言闻，孝顺友爱，以行医为业，王侯都很敬重他。李时珍出生时，有白鹿进入房屋，紫芝生长在庭院中。他小时候就以神仙自许。十四岁时，补为诸生，颇有声望。三次参加乡试都未中，便发愤读书，十年不出门户。经传、诸子史书、声律、农圃、星相卜筮、佛教道教以及稗官小说，无不深入研究。待诏瞿九思以老师之礼侍奉他。他尤其擅长医术，于是以医生名世。曾经用单方投药治愈疾病，多数不收取诊费；远方的人甚至从千里之外来到门下求药。富顺王宠爱庶出的子女，嫡子患病，富顺王便暗中示意李时珍。李时珍进献良药，题名为“附子和气汤”。富顺王因此醒悟，嫡子后来去世，庶子得以承袭王位。楚王听说他的贤能，聘请他担任奉祠，掌管良医所的事务。世子突然昏厥，李时珍立即使他苏醒。王妃亲自带着金帛前来道谢，他不肯接受。有人将他推荐给朝廷，授任太医院院判。几年后告假归乡，撰成《本草纲目》。太仓王世贞是国内博学之士，携带书稿来向他请正。世贞为此书作序，称他为“北斗以南一人”。他一生多暗中行善，不让别人知道。七十多岁时，预先推定自己的死期，写好遗表交给儿子李建元，命他上呈朝廷。遗表大略说：“臣幼年体弱多病，长大后又愚钝迟钝，只是沉迷典籍，勤奋专心地编纂整理。汇集诸家著述，竭尽心力加以厘定。我想到《本草》一书关系重大，但错误实在很多，于是加以订正，历经三十年，工作才告完成。自炎帝辨别百谷、尝试百草，区分药物气味的良性与毒性；轩辕向岐伯求教，遵循伯高的学说，剖析经络的根本与标末，于是有了《神农本草》三卷。梁代陶弘景增补注释，记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唐高宗命李勣重新修订，长史苏恭上表请求增加药物一百一十四种。宋太祖命刘翰详细校订，仁宗又下诏补注，增加一百种。唐慎微合编为《证类本草》，修订补充各家本子，从此被指为全书。考察其中，缺点错误不少：有应当分开的却混在一起的，如萎蕤、女萎两种药并入一条；有应当合并的却分开的，如虎掌、南星本是一物却分成两种。生姜、薯蓣是蔬菜，却列在草部；槟榔、龙眼是果实，却列在木部。八谷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却不能辨别其种类；三菘是日常食用的蔬菜，却无法明确考定其形质和名称。黑豆、赤小豆大小不同，却列在同一条；硝石、芒硝一属水、一属火，却混在一起注释。兰花草、卷丹本是百合，却被寇氏《衍义》错误解释；黄精就是钩吻，勾紊、旋花就是山姜，这是陶氏《别录》中的意义讹误。欧浆、苦胆草、莱又重复出现，是掌氏考察不详；天花、栝楼两处图形相同，是苏氏说明不清。五倍子是虫所作的虫窠，却被认为是树木的果实；大藭草。[原文此处“田”字疑为讹字]是草，却指作浮萍。像这一类的错误，无法一一列举。臣不顾自己的愚陋，冒昧地大加删订：重复的删去，缺漏的补上。像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奈、土茯苓、番木鳖、金枯、樟脑、防虎、狗蝇、白蜡、水蛇、狗宝、秋虫等，都是如今药方所使用的，而古本没有记载。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等，是各地的土产草药，稗官野史没有记载。旧有药物一千五百一十八种，新增药物五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五十二卷。以正名为纲，以附加解释为目；其次编列集解，辨析疑义、订正错误，详细说明产地；再按气味、主治，附列药方，说明药物的形体和功用。上自古代典籍，下至传奇小说，凡是有所关联的，无不搜集。虽然名为医书，实际上包括了万物的道理。希望陛下特地下诏，命学臣补充撰写，使它成为本朝显著的典籍，与日月争辉。臣不与草木一同腐朽。”万历年间，朝廷命令内外官员进献书籍，李建元便以遗表进呈，朝廷命礼部誊写，在两京和各省分别刊行，天下人都珍视此书。李时珍晚年治学更加专心，日夜不停，自号濒湖山人。著有《医案》二十卷、《薖所馆诗》十卷、《集唐律》六卷、《脉诀》一卷、《五脏图论》三卷、《客难》《命门考》《蕲艾传》《白花蛇传》，都流传于世。又著有天文、地理、奇门遁甲等书。因儿子李建中显贵，获封文林郎，并入祀乡贤祠。顾景星说：我小时候在乡里听说先生的逸事，他孝顺友爱、胸襟豁达，暗中积有很多德行；晚年又同我的祖父交往，领悟濂洛理学的宗旨，读书以太阳出没为作息，夜晚就端坐不动，大概是有道之人。他以神仙自许，难道不是这样吗？他的诗文及其他文集，大多因战火而失传，只有《本草纲目》流传于世。考察其中解释性理、探究事物的内容，可以补益《尔雅》及《诗经》旧注。书中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个，新增一千一百六十一个，都是他独自发明所得。赞曰：李公勤勉笃实，以乐道为务；不以荣华自满，而从下学进至上达；以古人为师，既有智慧又有仁德，道术和技艺因此成就，远世以来可与他相匹敌的，只有景纯那样通达明彻的人。刘千里传　　　　　　　　　　王封濚 刘醇骥，字千里，广济人。祖父刘思郊，父亲刘芝圃，两代都积学有文名。刘醇骥出生时，手上有“历”字。他十五岁进入县学，聪明而志向慕古，蓬头垢面，连睡觉吃饭都忘了。舅父胡士容资助他读书，从九经、历代史书直到诸子百家和文集，没有不广泛阅览的。他常恨宋元以来文风日益卑弱，因此奉《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为法式。近代则对历下、琅琊、南溟、大泌诸家，大都加以取法；有些人苦于其文章宏丽而生硬奇险，几乎无法断句，便讥笑他们。刘醇骥反而更加高兴，一定要把文章的曲折变化尽情发挥后才停止。他参加诸生考试，常常名列第一。澄川高彚旃尤其赏识他的才华。崇祯壬午年，高彚旃聘请楚地士人编修《五朝文献录》，刘醇骥负责安陆的传志，成绩列为最优。顺治丁亥年，按岁贡资格应当赴京参加公车考试，他却没有前往。后来想到京城英杰汇聚，便进入都城，与栢乡厚庵、环溪等人在都门讲学。回来后，李公五鹿任兴国兵备，以老师之礼迎请他主持赤庵，教授学生；卢高远、心华、士瞻、公望等人都由此成为进士。丙午年，他从吴地前往曲阜，为文祭告先师孔子墓，因而再次入都。有人拟以国史名义上疏推荐他，但没有成功，于是归乡。

译甲寅年，他居家患痁病，第二年秋季七月终于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刘醇骥相貌高而清瘦，身材挺拔如鹤立；性情方正直率、简朴严肃，自负甚高。他评论文章，以欧阳修、曾巩以上的古文为标准，不轻易借鉴或改易世间流行的文体。他曾说，史家叙事的方法已经失传很久，因此他写人物传记时，所作删削取舍都不像当时的文体；后来退下来查考孟坚的文集，却发现一一都有根据。他又能融会古学而化为己用，曾说：“我楚地前辈大泌的文章丰富博大，有《史记》《汉书》的风格，只是援引旧典常常多达几十行，却不改一个字；这正是他的短处。”他的议论大多如此。刘醇骥所作古文传志，精神气韵近似班孟坚；说话稍有口吃，也像班孟坚。诗歌雄浑深厚、典雅刚健，每天吟咏不止。他潜心研究理学数十年，所作《通书解》《太极解》《定性解》等，虽然未必都达到了精粹扼要的程度，但议论判断老练，笔力苍劲，是孟坚以后很少见的。去世四年后，弘博举开设纂修《明史》的机构，在公卿之间，人们往往追念刘醇骥。儿子一人，名光智，生活颇为贫困，抱着父亲遗集一百卷，每天加以省察抄录，孝行可与孝穆相比。李门二节妇传　　　　　　　　李昌祚 我家居住在深山之中，三四百年来，朴实简略的风气至今仍然存在。过去忠孝节烈的事迹，乡中父老能够讲述，却没有人能把它们写入书中。我还来得及知道其中一两件，想扩大它们的流传，使之留给后世。其中一件，是李若英的妻子节妇姚氏。李若英与我的祖父同出于曾祖箕山公一支，年轻时能写文章，因为屡次考试被主管考试的官员排斥，到了二十七岁便因病去世。节妇当时还只有二十二岁。丈夫去世那天，她想上吊殉死，族长责备她说婆婆还在世，而且生下的儿子只有一个，才满一岁，宗族祭祀的延续关系着他的生死，于是她忍住悲痛，不敢再提此事。丈夫死后，她侍奉婆婆更加谨慎，与婆婆同住一室，夜里还和儿子同被而睡。婆媳彼此怜爱非常，婆婆享年八十七岁，她们从未有一天分离。家中有人欺凌冒犯她，有时她整天厉声斥责，但最终也不计较。分配家产时，她只取较少的一份；每天亲自舂米推磨，吃粗粮，穿白绢衣，至今已有五十多年。她哭丈夫，仍像丈夫刚去世那天一样；请老师教导儿子，慈爱与严格并施，教育有方法。那个一岁大的孩子名叫应贞，在县学中颇有声望。他生了四个孙子：昌黎、昌穆、昌苏、昌稽，都还年幼，围绕膝下嬉戏。节妇从未听说开口大笑，时年七十九岁，宗族乡里都称颂她。另一件，是李若谷的妻子节妇雷氏。李若谷与李若英的关系，就像我的祖父与李若英的关系一样。李若谷是我曾祖太常公同胞弟的儿子，生来聪慧有才，读书一目数行，相貌如神仙中人。太常公为弟弟早夭而悲伤，认为这个孩子本来是大器，谁知事情竟不是这样，他二十岁就去世了。节妇当时才十八岁，儿子出生才几个月，每次哭泣都哭得死去活来。她整天抱着孩子到灵堂，面对丈夫哭喊：“我如果不是因为李家还有这条血脉，我凭什么活下去呢？”太常公怜悯她的志节，给她的财产分配格外优厚。临终时，她还拉着我祖父的手，嘱咐说：“应栢这个孩子，就托付给您了。”应栢就是那个几个月大的孩子。我祖父把他当作亲生儿子抚养，婚娶行礼，都和我的父亲相同；只有祭祀告别时另行区别，这是为了保存李若谷的后代。节妇因此不用操持外部事务，脚不踏出堂屋，只关门悲痛，憔悴得仿佛已经不懂人世。应栢后来入国子监贡生，节妇也不知道为此高兴。应栢四十三岁时，夫妇相继去世，节妇于是悲痛万分，竟不想再活下去。她病卧在席褥之间，过了五年才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应栢的儿子也有四人：长子昌科，是府学生；次子昌捷，是县学生；因世道动乱而放弃学业，亲自耕种以供自己生活；次子昌重，是县学生；幼子昌宣。两位节妇幽静贞洁、自守其志，多半不愿在人前求取表彰，所以世人至今未能知道她们的全部事迹。田烈妇传　　　　　　　　　　熊祚永 烈妇田氏，是汉阳田君生兰的次女，诸生文纶的妻子。她天性善良聪慧，稍长时只认识字，后来懂得文章义理，便自己努力学习作诗；但她深自隐藏才华，即使伯叔父兄和兄弟，也不轻易给他们看一纸一字，因此人们更加认为她贤德。十七岁时，嫁给王克执，履行妇道。王克执患重病，烈妇向上天祈祷，请求以自己代替丈夫受病。王克执病势加重，久久看着烈妇，仿佛将要永别。烈妇悲恸地对他说：“您如果一旦去世，我虽然没有什么德行，但略知义理；又没有子女，只能依靠您，难道我还敢想着独活而辜负您吗？您千万不要为我忧虑。”王克执于是闭眼去世。烈妇亲自为他收殓，料理丧事。将要办完时，她对母亲说：“王克执不幸中途抛下我，临诀别时，我发誓不独自活着，如今将践行前言，随他到地下。活着是王家的媳妇，死后是王家的鬼魂。我再没有缘由回到父母家门。”当时她已经六天没有喝一口水浆，便以头撞柱，鲜血流满面。母亲知道她要寻死，便时时陪着她。烈妇假意说：“我还没有死，母亲应该回去了。”母亲离开后，还留下两个婢女，时时守着她。烈妇于是自己束好头发、缝整衣服，回头对两个婢女说：“衰服和丧服不能再脱下了，谁来替我拂拭内心的怨恨？” 她于是亲自写下三首绝命词。第一首说：“本想与你白头偕老，谁料竟惨然分飞永别？我的命运难道会像风中的柳絮飘落吗？我发誓要沿着黄泉路与你相随。”第二首说：“辞别我的父母和兄长们，不必再说伤心话，早已断魂。我的孩子就像西原路旁的野草，在雪压霜欺之下，声音也已经被吞没。”第三首说：“幽冥之路漫长，你可以慢慢走；你回去了，我哪里肯顾惜自己的余生？宁愿甘心在地下与你同葬如玉，哪里肯学杜鹃啼血，哀怨到五更？”当时夜已过半，守护的人稍有松懈，她便上吊死去。年纪刚满二十岁。我敬重烈妇的高义，于是为她作传，等待掌管教化风俗的人采录采用。王氏贞节传　　　　　　　　　刘肇国

译母亲王氏，本是儒生家的女儿，十七岁时嫁给张君。婚后才四年，张君便去世了，长子当时三岁，如今名叫慎先；次子一岁，如今名叫博先。慎先如今已经四十多岁，博先也四十岁了。张家一向贫困，孩子还在幼年、刚入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母亲披头散发、以呕心沥血般的辛劳抚养他们的时期；但抚养没有停止，教育也没有停止。抚养固然没有停止在她的双手上，教育也固然没有停止在她的心中。孩子到了二十岁、长大成家时，正是母亲以荻草画字教他们识字、截断自己的须发换钱的时候；又正是母亲拿着利刃躲避锋利的敌兵、寄身旅舍以保全自己和孩子的时候。然而教育没有停止，抚养没有停止，婚事没有停止，参加考试取得士人资格也没有停止。教育和抚养没有停止在她的双手和心中，婚事与考试也没有停止在她的双手和心中。直到现在，慎先、博先都已年过四十，正是他们各自有妻室、妻室有子女、腹中有诗书、子弟因诗书而成才、出门有交游、交游勉励他们忠孝的时候；母亲的教育没有停止，抚养没有停止，婚事和考试没有停止，如今又继续施及两个儿子的孩子。只是她的双手已经磨损，内心已经枯竭，身体衰颓萎弱，丝毫精力也没有了。大概四十年来，她的精力全都化作两个儿子的家庭，又化作两个儿子的名声，又化作两个儿子的文章和品行。至于她在生死之间始终不改其心，始终以礼法自我防守；年轻时正值兵乱盗贼横行的时代，却没有被强暴污辱；她大开门户，既是母亲，也是父母，也是师长保姆，也是臣仆。虽然这靠的是她志向坚定能够做到，也靠的是她有才智来成全此事。如今母亲年寿尚未到尽头，将来到了地下，如果见到张君，张君若问慎先、博先兄弟的情况，母亲也有话可以回答了。这实在是足以流传于后世、彰明隐德的事。母亲生于万历辛丑年六月十六日。博先以文章知名，是诸生；慎先也一样。母亲的弟弟王宪，大概能够帮助姐姐实现志愿、成全她的节操，按礼法也应一并记载。二人都是汉阳人，这些事是齐安胡子石屋告诉我的。南漳令姚延儒传　　　　　　　姚淳焘 姚公名延儒，字尔真，浙江乌程人。姚淳焘的曾祖承安公，是理学名臣；对姚延儒来说，是他的祖父太仆卿，曾任御史，不依附魏忠贤，因正直而著名。姚祚端公是他的先祖。我的先父方伯公，曾任江南按察使，是姚公的堂兄，也是姚公跟随受业的老师。姚公家学渊源深厚，才华远超同辈数等，却屡次仕途不遇。丙子年考中副榜，丙戌年学使李际期最以善于识人著名，读到姚公文章后赞赏感叹，选拔他为第一名贡生，送入京师。廷试对策名列前茅，顺治五年授任南漳县令。当时西南地区尚未平定，湖湘一带到处都是壁垒。南漳是小县，多次遭受兵火，流亡百姓还没有恢复；西山盗贼借助声势制造祸乱，肆意杀掠，出没无常，人心惶惶。姚公到任后竭力招抚流民，平均徭役，以宽缓的文法治理。过了五年，百姓感念他的恩德，政绩声誉传开，升任大同府同知。他尚未离任，山贼郝摇旗、袁踏党等便像野猪拱墙一样冲击城墙，声势大盛。有人请求暂时躲避，以图日后恢复，姚公说：“我是守土之臣，按义理应当与城池共存亡，其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城防已经危急，姚公束好腰带、整好衣服，坐在谯楼上。贼兵来到，威胁他投降，姚公大怒，高声斥骂。贼兵还不忍心杀害他，但姚公更加奋力痛骂不止，最终在水府庙被杀，一名仆人也一同殉死。当时是顺治九年十月十一日。此事上报朝廷。世祖皇帝深为哀悼，追赠他为奉政大夫，准予祭祀并赐予荫子。康熙四年，河南鲍帅剿贼凯旋，经过南漳，驻扎在水府庙。忽然狂风大作，天地昏暗。帐下有一个投降的士兵刘某，自称南漳姚公是被自己杀死的，今天本来就应当偿命。县中诸生陶相虞把这件事详细告诉鲍帅，极力请求处置。鲍帅立即依法将刘某处死。夜里老虎来到，吃了他的尸体，人们都感到奇异。陶相虞是姚公遇害后负责收殓姚公的人陶际虞的弟弟。姚公一生敦厚地维护伦理情谊，少说多做。太仆公任江都令时，姚公出生而母夫人去世，因此姚公别号“防劬”。他侍奉寡嫂极其诚敬，抚养几个弟弟如同自己的儿子。妻子吴孺人去世时，他年仅三十多岁，此后便没有再娶。后来又娶妻，平日处在家庭和师友之间，一概以道德相互砥砺；遇到危难而献出生命时，他处之泰然。这本于见识明达、平素修养深厚；拿他与世上那些爱慕名声、畏惧义理，只在一时逞强斗气的人相比，当然大不相同。刘太史传　　　　　　　　　　金德嘉 刘太史稚川先生，是黄冈人。名子壮，字克猷。他的祖先是江西清江人，后来迁居黄冈团风镇。到第四代生下封公。封公有两个儿子，长子伯克章，克章公是次子。封公和太孺人早逝，排行第三的叔父抚养了他。刘公幼年聪颖，读书一眼能看几行。写文章奇特纵逸，刚满二十岁便考中庚午科乡试。洲上有文昌阁，刘公在其中闭门读书。阁中多次出现怪异征兆，刘公把它们秘密收藏。刘公广泛通晓六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汉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著作，对门外之事一概不闻不问。顺治己丑年考中进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丈〕 廷试对策写了近万言，大意说：陛下统一天下，像爱护子女一样抚恤百姓；隆重举行祭祀典礼以表达孝道，扩大乡试名额以求取贤才，停止厂卫以使百姓安宁，罢除宦官以慎重开端；近来又勤于召见对答以开通言路，放宽养马、挟书的禁令，宽减隐匿和连坐的条例。既然恩德深厚广大，天下已经向往风教了。然而仍然应当发布德音，下达明诏，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取法上古；这些是三公九卿的职责，不是臣这样的草野新进所能胜任的。但臣愚昧，谨述所听闻、诵读所学习的内容，私下认为二帝三王治理天下以道为根本，道又以心为根本。因此讲学是明心的关键，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请 在经筵中讲读，使人获得知识并努力实行。以敬作为端正内心的功夫，以诚作为恢复本性的途径，以仁作为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完整德行。恢复古制，应当每天 实行御便殿的制度，命大臣把内外奏章取来，当面相互商议订正；谏官仍可在仪仗之下当面驳正，使上下情意相通，满汉之道相合。宰辅不只是把奉行诏令当作职责，卿贰也不只是把署理文书当作才能，那么内心深处隐微的情况都可以上达，远在万里之外的海荒也如同就在眼前。由此减免灾荒地区的赋税以充裕国家根本，合并屯田和卫所以杜绝隐瞒侵占，清理酿成祸乱的根源，消除祸乱萌芽，从而消灭盗贼；建立满学，设置教习，使风俗归于一致；推行文治，这样国家就能享有亿万年的国祚，臣民都能获得厚重而无边的福祉，或许就在于此吧？对答完毕。皇帝对他加以奖赏和嘉许，于是传胪时列为第一名，授任国史院修撰，好比

译经筵、满学、教习、屯卫等各项重大政务，都著为法令，依次施行。壬辰年分校南宫，取中二十二人，榜上所列都是天下知名之士。不久请假回乡。癸巳年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原配张氏先去世，继配是侍读学士曹公厚庵的姑母。儿子茂甫当时才两岁，由曹夫人抚养。刘公天性孝顺友爱，叔伯、兄长去世后留下的五六个弟弟侄子孤弱无依，刘公抚养并教导他们，为他们完成婚嫁礼仪，即使在乱世也不苟且。一次经过昆山，县令向来与刘公交好，愿意拿千金为他祝寿。有个小吏获罪，急忙请求刘公救助，打算把即将出嫁的女儿抵押，送给刘公几十两金子。刘公听说后制止他。小吏担心刘公不肯尽力解救，刘公告诉他说：“不要担心，不会让你花一文钱。”刘公入内禀告县令，县令不答应。刘公说：“只要赦免这个小吏的罪，就等于已经接受他赠送的千金了。”县令不得已答应，小吏得以脱罪，女儿的婚事也保全了，但刘公始终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县里有个年轻人遭遇兵乱，妻子被掠到京城，刘公知道后，借给他一百金赎回，像原来一样为他们完婚，后来生了几个孩子，家口大为繁盛，人们都认为这是刘公赐予的福分。壬辰年秋天南归，经过淮上，捐出千金在某寺置办产业，到了家时，钱袋空空，萧然如同平民诸生。刘公端庄严肃、谨慎恭敬，不问米盐等琐碎杂事，而专心精研论著；制举文章深厚精通经术，不写西京以后流行的文辞。门人陆进士鸣时将他的文章刊刻流传，直到今天仍在文坛传诵。起初他在文昌阁肄业时，白天所作的文章，夜里一定焚香禀告上天，几十年如一日。曹夫人抚养孙子茂甫成人，如今茂甫任郢学司训；孙子永锡也享有纯厚福禄，子孙绵延，循规向善。金德嘉说：“我读稚川先生的书，心中私下十分仰慕。他的经术已经如董江都、刘中垒那样灿然可观；但考察先生一生，又是多么恭谨笃行的君子啊！名声冠绝当时，福泽流传后裔，是有原因的。” 贺逢圣传　　　　　　　　　　张希良 贺逢圣，字对扬，父亲阳亨先生是理学醇厚的儒者，另有传记。贺公年轻时接受家训，已经有宰辅之才望，与同县的熊襄愍公熊廷弼齐名。学使熊石门尤其把贺逢圣视为国士，曾说：“熊、贺两位学生，本来都能主宰文场；但论到戴头巾的士人中冲锋陷阵、摧毁奸邪、廓清弊政，贺不如熊。将来支撑天地、建立功业，留下美好身后名声，熊不如贺。”万历丁酉年，熊廷弼主持楚地乡试，贺逢圣却独自落榜。熊石门接见新考中的俊才，举手示意熊廷弼和贺逢圣，并说：“贺公将来必定大贵，这是毫无疑问的。”众士人只作一揖便退下，他却特意派吏员催请贺逢圣前来，握手叹息，诚恳安慰了两次；又把一件公事交给他，约定可以资助他三年的灯火费用。贺公谢绝，熊石门更加叹服，仍从自己的箱笼中挑出金钱赠给他。阳亨公问这些钱的来历，以及学使召见时说了什么，贺逢圣便详细说明原委。阳亨公笑着说：“这才真是我的儿子。”过了六年，到癸卯年，贺逢圣考中乡试；再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因父母急需奉养，请求授予学官职务，得到应城教谕一职。当时阳亨公年事已高，不愿让他赴任，贺逢圣只带一个仆人随行，而把危夫人留下奉养双亲。到任后，他寄食于训斋，任职期间又得到机会专心读书。他曾经独自端坐在明伦堂，仿佛看见先圣出现在屏风之间。那天有人拿着圣人画像来，画像容貌正像他当天所见，他感到惊异，于是更加磨炼自己、奋发进取，以成为大儒自期。丙辰年终于考中进士第二名，授任编修。当时翰林词臣素来崇尚风采，贺逢圣却独自保持简朴，严格区别取舍，门庭十分寂静。过了很久，他请假回乡探望父母。此前学使熊公恰好掌管楚地按察事务，门生中那些显贵的人纷纷前来陈情请求，络绎不绝。贺逢圣在老师住所外问候起居，一件事也没有请求。新任巡抚某公与熊公是同乡，平素有嫌隙；熊公刚正耿介，不肯屈居其下，准备上疏辞职离去。门下诸生坚决挽留贺逢圣，却只催促熊公离开，说：“以廉使抗拒中丞，会损伤国家体统。如果委曲求全、含垢忍辱，就不是逢圣所希望老师采取的态度。”熊公醒悟，说他们是真心爱护自己，最终离职。壬戌年分校礼闱，录取者多是有节操气概的人。不久升任国子监司业，充任经筵讲官。当时逆臣魏忠贤勾结门客崔某等奸党，窃取国柄，满朝大臣都攀附他，只有贺逢圣不肯对他假以颜色和言辞。魏忠贤想网罗他，乘机暗示说：“各省都建立了生祠，唯独贵乡从来没有我的功德祠。”贺逢圣拒绝说，这是地方官的事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魏忠贤又说：“听说生祠的上梁文是先生的大手笔。” 贺逢圣严肃地说：“替人作文并借用名衔，本来就是庸俗的作风。”贺逢圣任经筵官，不能为了替别人署名而奔走数千里之外。魏忠贤默然无言。甲子年举行乡试，魏忠贤又掌管此事。朝廷议论推举贺逢圣主持南方乡试，魏忠贤私下暗示说：“这是皇上的命令，应当进宫谢恩。”贺逢圣笑着拒绝，当天便整理行装离开京城。魏忠贤大怒，假传诏令从涿州追他回来，改派其他官员前往。从此逆党都对他怀恨在心，而杨涟、左光斗等君子相继遭受魏忠贤的祸害。贺公于是极力上疏请求归乡奉养父母，刚到乡里，削职夺官的命令便下来了。推官禹好善、知县王尔玉都是逆党，想尽办法使他受困受辱。贺逢圣更加严厉地自我约束防守，奸党暗中也畏惧他。怀宗即位，下诏起用他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升任少詹事，协理府事。接连遭逢父母丧事，安葬全都遵循古礼；服丧期满后进入京城。由少詹事升任礼部侍郎，历任吏部侍郎，不久升任正詹事，教习馆员，后任礼部尚书。第二年下诏入阁办事，官阶升至少傅，荫封一个儿子为中书舍人。当时首辅颇为专横，暗中有权势援助并结党依附；贺逢圣始终谨慎约束自己、持守正道不变，京城人称他为“贺圣人”。不久他辞官归乡，皇上始终思念不止，特地下诏再召他入中书，但他最终仍与首辅不合，因此多次上疏请求退休。

译愍帝在便殿召见贺逢圣，说：“先生忠诚谨慎、端正方直，朕十分倚赖您，为什么突然要引退？”贺逢圣陈述自己的病情，皇帝仍下诏慰留；他又不断上章抗辩，辞意更加哀切。皇帝叹息说：“先生难道也不肯为朕勉强留下吗？”但他的志向坚定，难以挽回，皇帝只好暂准他回乡调养，同时仍召他回来；第二天赐宴并温言慰问后送他回去。当时是戊寅年秋天。第二年，皇帝派行人携玺书慰问，奖赏安慰更加优厚。然而贺逢圣虽然离开朝廷，始终忧虑国事日益恶化，忧色显露于面；亲眼看到楚地盗贼和饥荒接连而来，便不惜屈身求见当权者，借助旧日声望，同时更加谦逊谨慎。他家门口只有一个老仆，经常与邻里乡曲握手交谈；一生以道义相互勉励，约束子弟不许闹到官府，门内门外仿佛没有宰相。癸未年，献贼渡江，贺逢圣负责守卫南门。贼兵猛烈攻城，于是他亲自打开楚王府，请求发放府库钱财犒劳军队，但没有得到答复；他仍以忠义激励守城将士。五月最后一天，城池陷落，他告诉夫人危氏：“我们是大臣之家，不能受贼人侮辱。”夫人带领妇女和婢女投进后园池中，贺逢圣等全家人都沉没后，才投淄阳桥下而死。八月城池收复，寻找不到他的尸体；到年末湖水干涸，才找到尸体，共经过六个月，面貌仍像活着一样。贺逢圣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都来自阳亨先生；他一举一动都不敢失去父亲的教诲。他曾喜欢吟诵韩魏公“须臾慰满三农望，收敛神功寂似无”这两句诗。因此他在政府中申救黄石斋、引荐谢青墩，都采取暗中扶助、潜移默化的方式，具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即使屡次遭受挫折，直到为仁义而死，他仍从容不改本来的操守。这大概是因为他融会圣学很深，而当时只是被副宰相所忌恨，才没有完全施展。并且他入朝不久就屡次引退，评论者都为此惋惜。贺公有两个儿子，长子觐明，次子光明；他们和三个孙子都死于献贼叛乱。觐明的妻子是曾氏，光明的妻子是陈氏，全家赴死的有二十多人，只有孙子士聪、士廉幸存。外传所记多有奇异事迹，如锁住浔江水、妖人拜衮前往朝廷时黄鹤在前引导等；这些都是以怪异为主的逸闻，便不详细记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明溆浦令王祚久传　　　　　　夏力恕 王公名祚久，字象征，贵州平越人。以拔贡资格进入国子监，按照成均旧例，太学生可以将陈情书呈送宫阙。到了东林党祸剧烈之时，人们争相标榜门户，竞相谈论气节，不以保全自身为荣耀。评论者把这种风气比作东汉末年，但流弊更为严重。唯独王公恭谨深沉，以树立诚心为根本，以救济众人为实际作用。有人以非分之事求托他，他就像高山大岳一样不可动摇，却从不借助外在的凛然风骨来招致祸患、猎取名声。辰州溆浦县，是古代五溪之地，最为偏僻遥远。王公两次担任守令，最终把官印系在这里。当时名士轻视县令，不肯认真治理，有的饮酒作诗来自我豪放，完全不顾百姓事务。王公内心很鄙弃这种做法，刚到任便巡视全境，慨然说：“这里难道就不值得治理吗？”于是兴办推行礼教，各项废弛的事务全都恢复；闲暇时就在桃花明月之间漫步，对诸生娓娓教导，毫不疲倦。溆浦人由此崇尚学习。县中有里三十六个、坊厢四个，也称得上事务繁多。不到一年，他就完全了解各村落的远近、民俗的刁顽或淳朴；百姓因事情来见他，他常常说：“你是从某地来的吗？某某如今已经迁善改过了吗？”听到的人都感到惊惧。然而他对百姓抚慰体恤到了极点，所以百姓既敬畏又爱戴，像水流归下一样奔向县令。南方局势不安，他修筑城垒，清查盗贼的根源；凡是他一句话涉及的事情，都像手臂和手指一样指挥自如，没人敢违抗。怀宗年间，军粮储备不足，有一位何将军率领一万多人驻扎在当地，起初还颇为收敛。王公于是怀有长远考虑，厚意结交他，但县中百姓并不知道。过了很久，何将军果然缺粮，临走前准备大肆屠杀抢掠，日子都已经定下了。王公多次求见而不得，形势越来越紧急，官吏百姓惴惴不安，面无人色。王公把应办的事务大致安排完毕，便掀开军帐直接进入，伏地陈述情况。将军又怒又责问：“我已经想尽办法，什么也筹措不到；你一个人来，能济什么事？难道你能让我的军队变成沙虫猿鹤吗？”王公泪流满面，请求用自己一人的财物换取全县百姓的性命。王公历任官职以来有余俸八百金、布八百匹，愿意拿来为将军祝寿。将军说：“我自己尚且需要供养，那么士卒怎么办？”在此之前，王公已经同乡民准备了牛羊猪、酒和米若干，于是按数目向将军陈列；将军脸色稍稍缓和，沉吟着环顾左右。这时银钱、布匹、牛羊酒米都送到，交错陈列在军帐外，全军都高兴起来。第二天整顿队伍出发，县民震恐，都跑到衙舍，围绕着跪伏，背后层层叠叠，连衙门内外都容纳不下。将军既得到裹带的粮食，又感动于王公的真诚，凡是军队经过境内的道路，都在各家门上用箭作记号，并下令说：“擅自闯入者一律杀无赦！” 于是军队衔枚疾行，最终没有杀戮一个人便离开了。百姓如同重新获得生命，欢呼声震动大地。过了几天，父老聚集起来哭着告诉王公：“杀人的喊声在百里之外都听得见！我们县承受您的恩德太大了。”起初王公任丰都令，慈祥和善，蜀地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到这时他解下官印归乡，只有一辆车，家人徒步随行。溆浦百姓都带着粮食来献给他，他全部拒绝接受。百姓于是哭着送车到乡里门口，哭声不断，世世代代祭祀他。王公有七个儿子、二十一个孙子。长子梦麟，康熙年间补行辛酉科乡试中举，任丰润令。梦旭，康熙壬辰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转任户部郎中。梦尧，康熙戊戌年进士，任翰林院检讨，转任刑部郎中，出任粤西太平府知府。其余人的科举功名接连不断，不能一一记载。长曾孙名士俊，是梦麟的儿子。康熙辛丑年，他与我一同考中进士，在词垣共事两年。我在长安经营珠玉，闭门读书吟咏，却从未陷于贫乏。我暗中探查原因，才知道丰润公有惠政，丰润人感念他，常常寄钱接济他的困乏。雍正九年，从粤藩奉 简命，特以御史中丞身份巡抚楚地。北方的溆浦人听说后，仍感动得流泪说：“这是王公的后代啊。”唉，王公世代积累的德行已经流传很远了！王公曾亲口说：“我所做的都是暗中积德的事，只希望内心无愧，不让世人知道，也不让后人知道。”因此他的其他遗事大多没有流传下来。当年亲眼见过的溆浦百姓，父老已经全部去世，他们的子孙也都去世了；但经历数代之后，人们称颂他仍不衰，在家中祭祀，又在学校祭祀。我过去游历衡山、湘江之间，当地人也颇多谈论他的事迹。士君子如果真能以救济百姓为职责担任守令，那么德泽就在一县；如果担任宰辅，那么德泽就在天下。假如当时那些标榜门户、竞逐气节的人，都能做到王公所做的事，他们保全的东西，难道不是很大吗？至于凭借官宦门第使家族世代显贵的人，那又是王公的罪人，不值得一提。

译赞说：“我从故老那里听说，明朝末年楚地遭受兵乱最为惨烈；那些拥有百姓社稷、身负地方职责的人，难道只是所谓保全自身、保住妻子儿女的人吗？” 王公对楚地确实有极大的造福，他的后代也长久发扬了这种祥瑞。御史中丞在粤地任职，粤地便得到治理；来到楚地，楚地也得到治理。那么享受王公恩德、完成王公志愿的人，难道不就是这些人吗？难道不就是这些人吗？易节母孝子合传　　　　　　　张大受 旌表易节母，就是旌表孝子易贞的母亲。节妇却称为母亲，是因为她是孝子的母亲，用来表明她有儿子可以承继其德行。她姓邓，是上湘紫田人。祖父柳田，父亲魁甫，凭借资财在郡县间称雄。母亲十八岁时，嫁给同县太平诸生易道生。易道生的父亲嘉萃、祖父万桥，也世代拥有富厚家产。成婚之夜，两家迎来送往，嫁妆的丰盛铺满门户，光彩耀眼。乡里人仰望赞叹，说两家真是天造的一对璧人。嫁过去后，易道生反而更加谦逊卑下；她不愿被绫罗绸缎遮蔽本性，梳椎髻，穿粗布衣，劳作不知疲倦。易道生性情豪爽，喜欢宾客，不经营家庭产业。正逢明朝末年横征暴敛、日不暇给，家境日益衰落。节母努力维持家计，补助丈夫的不足，没有流露出丝毫怨恨。二十九岁时，易道生去世。当时湖南土寇蜂拥而起，节母手持刀具发誓死守，在刀兵之中护卫丈夫的棺材；她掘土修筑坟墓，亲自拿着畚箕和锄头，才得以办完丧事。她侍奉公婆，和颜悦色地尽孝，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像易道生在世时一样。后来婆婆裴氏年老体弱多病，她搀扶照料、替她抓痒按摩，衣不解带；内衣、衬裤和便器，都亲自洗涤。裴氏老妇感慨地说：“我的媳妇如此驯顺、孝敬、谨慎，我希望我媳妇的儿子和儿子的媳妇也能如此，这就是对我的报答。” 等到舅舅、舅母去世时，他们都已年过八十。节母穿着丧服，因悲哀而形容憔悴；办理丧事完全合乎礼制，乡里都称她为孝妇。她侍奉亲生的公公见龙和婆婆周氏，也把妇道做得十分周全，和侍奉后来的公婆一样。尤其难得的是，她生了五个儿子，长子就是孝子易贞言，次子是训，次子是诚，次子是让，幼子豫让早夭。她有十七个孙子。节母读书识字，像严师一样教导四个儿子和众孙。家人聚会时，她总是命孩子们以诗文分题作文，把这当作欢笑娱乐，并不只是给老人含饴弄孙、承袭老年人的习惯。康熙壬午年，节母去世，享年九十六岁。八年后，县令祝铨上报她的事迹，中丞武进赵公复核查实，特地上疏请求旌表；庚寅年得到【原文“邀”疑为讹字】。恩准。诏令有关官府发给银两，建立双阙，用乌头门表彰她，荣耀她的里门，所以特别称作易节母。其他善行都详细记载在事实册中，这里不再一一叙述，只说其中主要的。易孝子名贞，言是他的字，内含美好的意义。世代居住在湘乡太平，是县里的望族。他的先祖有炎正，成元年间考中延祐进士；曾孙华明，洪武年间受封为【原文“防政”疑为讹字】；又传了几代，才生下孝子。孝子九岁时父亲去世，居苫块之中，悲哀毁伤超过成年人。服丧期刚满，天下便陷入动乱，局势没有安定的时候。孝子每天到父亲坟前哭泣，不忍离开。节母邓氏被他的心意感动，便在坟旁搭屋居住，对他说：“你不忍离开父亲，我怎敢抛下舅舅、舅母呢？你住在这里，我也将回去了。”孝子哭泣叩拜，独自守墓十年后才回家。二十岁时补为县学弟子员，文章义理日益长进，每天手不释卷，反复咀嚼研读，常常不知不觉日已西斜。即使家中遭遇大饥荒和严寒，家人多次催促，他也像没有听见一样。因此著作最多。后来有一次他抚摸书卷，颓然说道：“这些不过是求取仕宦的捷径罢了。大丈夫应当努力实行仁义，章句之学不是我所崇尚的。”顺治戊子年，流贼蹂躏湘邑，孝子带着家人在黄花园避乱。乱兵肆意奸淫抢掠，成年男子四处逃散。他的亲生祖父见龙年老衰弱，蹒跚得不能行走，于是孝子舍弃怀中两岁的婴儿宗清，背着祖父逃脱了灾难。他侍奉节母邓氏，能够预先体察她的意愿，顺承她的心志；即使到了年老体衰之时，早晚问安、亲自察看饮食，也从不感到疲倦。母亲去世时，他已七十五岁，悲哀过度，瘦得只剩骨头，因而染病，几乎丧命。他生性友爱，把父亲遗留的财产全部分给三个弟弟，自己一点也没有取用。对待各位侄子与亲生子女没有区别，教导他们，替他们操办婚嫁，毫不遗余力。至于建立家祠、编纂家谱、置办祭田，以及捐建义冢、修复破碎家庭并使流离者返回故乡、扶危济困等，像太丘陈寔、彦方那样行事，而功劳比他们更多。他有朱家季布、季心那样的义气，却没有流于任侠。他的美好品行和高尚节操，大概是楚南第一人。历任县令为他表彰门第的有五位，最后一次在康熙庚寅年。朝廷再次颁下明诏，寻求有节操、有孝行和隐逸的士人。郡县推举孝子，由中丞宜兴潘公上报；礼部下令复核事实，像表彰节母那样旌表他，并命有关官府前去慰问。诏令下达这一天，孝子的众子孙排列成班，向他行拜礼。孝子虽然脸色苍老、头发花白，仍按礼节跪拜。子孙们像树林一样列在两旁跟随，家庭之内庄严得如同朝廷礼仪。远近的人都艳羡不已，认为这是罕见的殊荣。第二年孝子便去世了，享年八十七岁。他有五个成年儿子，二十一名孙子，都进入学校读书，以文章和品行光耀家族。其中宗洛、宗瀛、宗涒尤其卓异，是易氏子弟中最受称道的人。评论说：《易经》称“恒久保持他的德行而守正，妇人这样做则吉祥”；《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旌表门第的意义，难道取自这些话吗？天道必定降福于善人，如同回声随声音而来。节母辛劳侍奉婆婆，孝子又竭尽全力侍奉母亲，因此得到乡里的共同赞誉，感动了上天的听闻，诏书恩命光耀，先后两次来到他们家中，唉，这是多么盛大的荣宠啊！节母去世时九十六岁，亲眼见到五代男女三百多人，列于学校中的有二十九人。孝子也活到八十七岁，持杖穿履安然行走，曾孙、玄孙环绕膝下，眼前满是戴冠着裳的子孙，这又是孝行得到福报的证明。近来举行节孝荐举时，宗瀛、宗涒二人竭力承担此事，奔走万里，遍访并请求各位荐绅和显贵公卿，为他们歌咏事迹，使之流传不朽，也可以说没有辱没自己的生身父母了。这难道不是孝子在家庭训诫时努力实行仁义所勉励的吗？韩昌黎给元侍御的信中说，甄逢能够实行孝行，自己有幸得到方州大臣的赏识，从而表彰他的先人，使事迹传遍天下，声名传到天子和史官那里，都应当载入史册。我因此记述这件事，使它收藏在他们家中，也借此传播天下，作为砥砺浇薄风俗的榜样。湖广通志卷一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湖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 湖广通志卷一百一 艺文志

译序 南北朝 《楚词序》　刘勰 自从《风》《雅》的声音渐渐沉寂，再没有人承接其文脉，奇异华美的文章纷纷兴起，其中不就是《离骚》吗？它本已高飞在《诗经》作者之后，奋飞在辞赋作家之前，难道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还不远，而楚地的人又特别有才华吗？从前汉武帝喜爱《离骚》，淮南王刘安为它作传，认为《国风》虽写男女爱情却不淫荡，《小雅》虽有怨刺却不悖乱；像《离骚》这样，可以说兼有二者的特点。它从污浊之中脱身，在尘埃之外浮游，洁白无瑕，虽经涅染也不变黑，即使说它可以与日月争辉也行。班固认为它是显露才华、张扬自己，因愤懑而投江；又说羿、浇、二姚等事与《左传》不合，昆仑、悬圃等说法也不是经书所载。然而它文辞华美典雅，是辞赋的宗师；即使不能算明智通达之作，也可以说是奇妙的才华。王逸认为《离骚》像诗人提耳告诫之作，屈原委婉和顺；《离骚》的文章依据经书来确立义理，写驾驭虬龙、乘坐鹥鸟，就像当时乘六龙；写昆仑、流沙，就像《禹贡》分布九州疆土。著名儒者的辞赋无不仿效它的风范，所谓金玉般的外表和本质，百代无人可以匹敌。到了汉宣帝感叹称许，认为它都合乎经术；扬雄吟咏玩味，也说它的体制与《诗经》的《风》《雅》相同。四家都把它比作经书，而班孟坚认为它不合《左传》褒贬之法，任凭声调抑扬，超过实际，可以说是有所鉴别却不精审，玩味却没有核实。要核验他的议论，必须考察原文，所以《离骚》陈述尧舜的耿介，称颂禹汤的敬慎，这是典诰的体制。讥刺桀、纣的猖狂放纵，哀伤羿、浇的覆亡，是规劝讽刺的防范；用虬龙比喻君子，用云霓比喻谗邪，是比兴的意义；每次回望便泪流不止，叹息君门有九重，是忠而含怨的言辞。观察这四件事，都与《风》《雅》相同。至于借云龙来说迂曲怪诞之事，丰隆替宓妃求婚，鸩鸟为娀女作媒，是诡异的言辞；康回使大地倾斜，夷羿遮蔽太阳，木夫长着九个头，土伯长着三只眼，是诡谲怪异的谈说；依循彭咸遗留下来的法则，跟随子胥以求自我适意，是狷急褊狭的志向；士女混杂同席，混乱而没有分别，把这些指作欢乐，饮酒不停止沉湎，日夜以此为欢，是荒淫的意趣。摘取这四件事来看，就与经典不同了。因此评论它的典诰之处是那样，谈到它的夸诞之处又是这样，确实可知《楚辞》的体制低于三代，而在战国又近于《风》《雅》；它是《雅》《颂》的博杂之徒，却是辞赋中的英杰。看它所树立的骨格和附着的文采，虽然吸收经书的意旨，也自行铸造了宏伟的辞章。因此《骚经》九章，明朗华丽而寄托哀志；《九歌》《九辩》，绮丽柔靡而抒写伤情；《远游》《天问》，瑰奇诡异而聪慧巧妙；《招魂》《招隐》，光彩艳丽而深沉华美；《卜居》表现放言直说的情致。《渔父》寄托独立自守的才性。因此它的气势凌驾古人，辞采切合当今，惊人的文采和绝妙的艳丽，难以有作品与之匹敌。自《九怀》以下，仓促地追随它的踪迹，却连屈原、宋玉的超逸步伐也没有人能够追上。所以它抒写情感怨恨时，曲折含蓄而容易感人；叙述离别独居时，悲怆惆怅而令人难以忘怀；评论山水时，顺着声音便能得到形貌；谈论节令时，披读文辞便能看见时序。枚乘、贾谊追随它的风采而进入绮丽，司马相如、扬雄沿着它的波澜而获得奇异。它滋养影响后代文人，并非只在一个朝代。所以才华高的人吸取它宏大的裁制，中等巧思的人猎取它艳丽的辞句，吟咏讽诵的人含纳它的山川描写，儿童妇女也拾取它的芳香草木。若能凭轼而倚靠《雅》《颂》，悬住缰绳而驾驭楚篇，取其奇异却不失真实，玩赏华美却不丢掉实际，那么回顾顾盼之间就可以驾驭辞藻，轻轻咳唾也能穷尽文章的意趣，也不必再向长卿借助神灵、向子渊借取声誉了。又说：《诗经》有六义，其中第二是赋。赋，就是铺陈；铺陈文采、铺展辞藻，描写事物、抒写志意。从前召公称赞公卿献诗，《周礼》师氏的箴言和赋传说：能登高作赋，就可以称为大夫。《诗大序》与此义相同，而传说所说的体制不同。总的归结起来，实际上是枝干相连的。刘向说，明白而不歌唱的就是颂；班固称它是古诗的流派。至于郑庄公作《大隧》赋、士蒍作《狐裘》赋，末尾用韵，辞句出自作者自己，虽合乎赋体，却明白而尚未圆融。到了灵均吟咏《离骚》，才扩大了声音和形貌的表现范围；然而赋这种文体，是从诗人那里承受根源，在《楚辞》中开拓疆域的。于是荀况写《礼》《智》，宋玉写《风》《钧》，开始赋予它正式名号，并与《诗经》划分疆界。六义的附属文体，渐渐发展成一个大国。于是以宾客到来起首引发，极力铺写声音形貌，穷尽文章变化。这大概就是诗的分流的起始，也是赋的追溯源头。又说：《诗经》作者综合运用韵脚，大多清楚简切；楚地辞赋使用楚地方言，所以错押韵的地方很多。到了张华论说韵律，认为陆机的文章多有楚地辞赋的成分，也说懂得楚声并不容易。这可以说是含有灵均的余音，却失去了黄钟的正声。又说：《诗经》和文章宏大深奥，包容蕴含六义。毛公作传，却只特别标举兴体。难道不是因为风体可以通行，而赋体与它相同，明白显露，而兴体隐约含蓄吗？所以“比”就是附着，“兴”就是起发。附着义理，是拿相近的事物来指明事情；引起情感，是依托隐微之物来进行拟议。因兴体而树立情意，因附着义理而产生比体。比，是积蓄愤懑而直接斥说；兴，是辗转譬喻而寄寓讽谏。大概因应时势的意义不一，所以诗人的志意有两种。看那兴体所寄托的譬喻，委婉而形成篇章：说到名称，小处是取其相类，大处则像《关雎》有区别，所以用后妃来比方德行；尸鸠专一守贞，所以用夫人来象征义理。取的是贞正之义，并不是因为它属于夷狄禽鸟。取的是德行中贵在有别，并不因它像猛禽而嫌弃。意义明白却尚未融通，所以要发明注文以后才能看出。至于什么叫“比”？就是描写事物来寄托意旨，铺陈言语来切合事情。因此用金锡比喻光明的德行，用珪璋比喻秀异之民，用螟蛉比类教诲，用蜩螗描写号呼；用洗衣比拟内心忧愁，用卷席比方志向坚固。凡是这样贴切的形象，都是比的意义。至于“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这一类，都是以相类事物作比。楚襄王听信谗言，而三闾大夫屈原忠贞刚烈，于是依照《诗经》的体制创作《离骚》，讽谏兼用比兴。炎汉虽然盛大，但辞赋家阿谀逢迎，《诗经》中讽刺的正道已经丧失，所以兴义渐渐消亡。于是赋、颂率先兴起，而比体纷纷构成，杂乱繁多，确实恢复了旧有的章法。又说：韩、魏以武力治理，燕、赵任用权术，《五蠹》《六虱》所说的弊病，比秦国法令还严酷。只有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国开设庄衢之第，楚国扩建兰台之宫。孟子受到宾礼，荀卿任宰邑之官，所以稷下学宫传播清正风气，兰陵地方形成浓郁的文风。邹子凭谈论天道而声誉飞扬，驺奭以雕饰龙文而驰名。屈平把辞藻联缀得如日月，宋玉把文采交织得如风云。看他们艳丽的论说，便笼罩了《雅》《颂》。所以知道光辉奇伟的意趣，出自纵横家诡奇的风俗。又说：《离骚》代代兴起，触类旁通而不断增长；事物的形貌难以穷尽，所以反复叠写以舒展描状。

译于是像高山耸峙这一类形象聚集起来，像草木繁茂这一类景物也成群累积。到了长卿一类人，构造奇诡的气势，发出瑰丽的声调，摹写山川，文字必然连贯排列。所谓诗人追求华丽而语言简约，辞赋家追求华丽而辞句繁多。至于《雅》中歌咏棠树花朵，有的黄色、有的白色；《离骚》叙写秋兰，有绿色叶子、紫色茎干。凡是铺陈表现五色，贵在适时出现。如果青黄反复出现，就会繁多而不珍贵。自近代以来，文章重在形貌相似，从风景之上窥察情感，从草木之中钻研形态。吟咏所抒发的，志意只在深远；描写事物的妙处，功夫在于紧密贴合。因此巧妙的言辞切合物状，如同印章印入泥中，不加雕琢削饰，却能曲折细写毫末芥蒂。这样便能读到文字而看见形貌，看到字句便知道时令。然而事物有固定的姿态，思想却没有固定的规范；有时率意便达到极致，有时越是精心思索反而越疏略。而且《诗经》《楚辞》所标举的，都抓住事物要害，因此后来的锐笔之士，害怕与它们争胜。没有不因事物的方形而借取巧思，顺着形势而会合奇趣的；善于切合要旨，即使是旧题材也能变得新鲜。因此四时循环变化，触发兴致贵在闲适；景物虽然繁多，剖析辞藻却崇尚简约。使意味飘然轻举，情感焕发而不断更新。自古以来的辞赋家，在不同朝代前后相接，无不参酌变化、因革相承，以此取得成就。景物写尽而情意仍有余韵，是因为通晓其中的会通之理。至于山林、田野和丘壤，实在是文思深奥的宝库；说得简略就会有遗漏，说得详尽又会繁琐。然而屈平之所以能够洞察《风》《骚》的情感，难道不也是江山景物的助力吗？唐 《送陈郎将归衡岳序》　李白 仲尼身为旅人，文王处于明夷之时；如果不是处在合适的时代，贤人圣人尚且低眉忍受，何况我这样不遇时的庸人呢？而我被贬逐而日渐枯槁，本来就是应该的吗？早晨心情郁结不能舒展，晚上头发便全白了；感慨回望，使人更加悲伤。陈郎将义气之风凛然，英发的才思奔放；来时屈尊登临专城长官的榻席，离去时又邀请才子们赋诗，在江流中央激发清雅兴致，横渡清波径直而去。各位公卿惆怅远望，来不及送行，便联章作诗为他饯行。我惭愧自己受到启发，便把这篇序冠在诗篇之前。作者们会嘲笑我，把它当作拍掌取乐的材料吗？《送戴十五归衡岳序》　李白 我上探幽深的古代，中间观察人世，下考察交游之道。天下豪杰，相识的人如浮云一般；自称德行可与伯夷、颜回相比，才华兼有孔子、墨子之长的人，无不靠言辞取得名声，实际办事却退缩不前。至于风采义气真正可亲近的，只有戴侯。戴侯寓居长沙，禀受湖湘山岳的气质；少年时在咸阳、洛阳一带成长，窥见霸王的谋略。精微的思想可以达到神妙境界，美好的禀性可以崇尚德行，谋略可以尊奉君王，文章辞藻可以成就教化。又兼具五种才能，统合四种美德，无论到哪里不能成功呢？他的几位兄长，都因才华秀异而被提拔任用，文章光彩焕发，声名上达朝廷；只有这位先生独自韬光养晦，等待后世的大用。他如鲲将要跃入大海，如鹏将要升上云霄，前程还不遥远。他从千里之外来访我，谈论辅佐国家的俊秀人才，其中有廖侯。廖侯鉴识人物精明，天下独一无二；常邀我赴宴谈笑，称许我是博通之人。独孤有邻以及丁、薛诸公，也都认为这确实如此。适逢圣明君主尚未梦见贤才，他暂且归往衡阳，在祝融峰云端休憩，在茱萸水急流旁游赏。车马相互会合，在魏公的林亭设宴饯行；笙歌响彻秋日，剑舞增添豪气。况且江边树叶飘落，沙洲鸿雁飞翔；登高送远，使人心醉。遇见周、张二位先生，谈论平生旧事；鸡黍之约，应当赶快前往赴约。《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　李白 我游览荆州玉泉寺，那里靠近清溪诸山；山洞中往往有乳窟，里面多有玉泉。泉水交汇处有白蝙蝠，大得像乌鸦。按照仙经的说法，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以后，身体白得像雪，栖息时倒挂着，大概是饮用乳泉水而得以长生。泉水边到处都有茶草丛生，枝叶像碧玉；只有玉泉寺的真公经常采来饮用，年过八十，脸色还像桃花一样。这种茶清香、滑润、醇熟，与其他茶不同，所以能使人返老还童、振起衰枯，帮助人延年益寿。我游金陵时，见到宗僧中孚，他给我看了几十片茶叶，拳曲重叠，形状像手掌，号称仙人掌茶；大概是新近出自玉泉山，自古以来从未见过。我带着它来赠送给别人，同时写诗相赠，请我作诗答和，于是有了这篇作品。后来高僧和大隐士，应当知道仙人掌茶是由中孚禅师和青莲居士李白使它流传开来的。《游瑞莲池序》　柳宗元 零陵城南四面环绕着群山，远处延伸着树林和山麓。山崖峡谷汇聚之处，水势洼下便形成池塘，弯曲处便成为溪流。上面多有枫树、柟树、竹子和箭竹，还有哀鸣的鸟禽；水中多有芡、菱、蒲草、荷花，还有跃出水面的鱼。它包容天空，清淡艳丽地映照乡里，实在是游览观赏的佳美之处。崔公到任后，政事宏大而宽舒，风俗和顺而廉洁；既以百姓为乐，也以自身的处境为乐。这年春末，他征召贤士、会合同僚，在这片水边的渡口登舟。群山倒映水中，万物形象都在脚下；浮云和倒影漂荡，仿佛四周没有边际。碧空横贯其中，凌驾太虚而径直渡过。羽觞飞转，笙箫等管弦声激越。众人兴盛地歌唱，婆娑起舞，托着下巴欢笑，瞪着眼睛蹲坐，竟不知道天色将晚。对于先前所见的这些景物，可以说没有辜负它们了。从前的人知道欢乐不能长久，相逢也不能一定实现；有人在欢乐时反而悲伤，何况崔公政绩将成，应当离任，又受到厚重的赏赐和荣宠呢？贤者大都在官场中施展才华、泽被百姓，正要脱去鳞甲、长出羽翼，怎么会徘徊在湘中，做一个憔悴的客人呢？我既然被世道弃置，常常只能与这些山水为伴，因此哀悼这次聚会不能再有。于是写下文章记载它。《赠崔复州序》　韩愈 复州管辖土地数百里，奔走办事的官吏，从长吏、司马以下有几十人；他们的俸禄足以使三族亲属以及朋友故旧得到恩惠，心情高兴，整个境内的人便欢喜；心情不高兴，整个境内的人便恐惧。男子做到刺史，已经是很荣耀的事了。可是偏远地方的小民，脚步从未到过城邑，假如生活不得其所，能够在乡里官吏面前为自己申辩的很少，何况能在县吏面前自行辩明呢？能在县吏面前自行辩明的已经很少，何况能在刺史的公堂上自行申诉呢？因此刺史有听不到的情况，小民有无法申说的冤情。赋税有固定数额，但百姓的财产没有定数；水灾、旱灾、瘟疫又是无法预料的，百姓的丰足或贫困，全系于州县。县令不据实上言，连帅也不据实取信，百姓陷入困穷，征敛却更加急迫。我看刺史实在难以治理。崔君任复州刺史，他的连帅是于公。崔君的仁爱足以使复州百姓苏醒，于公的贤能又足以成就崔君。既有刺史的荣耀，又没有做刺史的艰难，或许就在这里吧？我曾有幸受到于公的知遇，又与崔君是旧日朋友。想到复州百姓将要享受他的恩泽，便写下这些话。《石鼎联句诗序》　韩愈

译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从衡山来。他过去与刘师服、进士衡湘相识，将要经过太白；得知师服在京城，夜里便到他住所投宿。当时有校书郎侯喜，近来刚以能诗闻名。夜里他和刘师服谈论诗歌，弥明就在旁边。弥明相貌极其丑陋，白胡须、黑脸，脖子长，喉结高突，又说楚地方言。侯喜看他如同没有这个人。弥明忽然扬起衣袖、张开眉毛，指着炉中的石鼎，对侯喜说：“你说自己能作诗，能不能为这个石鼎赋诗？”刘师服曾听衡湘一带的人说，弥明年纪已九十多岁，能够捕捉驱逐鬼怪，拘禁蛟龙、螭、虎、豹，不知道实际上是否真有这种本领。见他年老，刘师服颇为恭敬，却不知道他还会写文章。听到这话后，侯喜非常高兴，立即提笔写下开头两句，再传给侯喜【原文此处语意疑有脱误】。侯喜兴奋地接着写下后面的诗句。道士哑然失笑，说：“你的诗就只有这样吗？”随即把手拢在袖中，耸着肩，靠北墙坐下，对刘师服说：“我不懂世俗的书，你替我写。”于是高声吟道：“龙头缩得像菌子般蠢笨，猪腹胀得广大无比。”起初并不像经过精心构思，诗句又好像在讥刺侯喜。两人相互对视，既惭愧又惊骇，想用更多诗句使他困窘；道士便又作诗，传给侯喜。侯喜思考得更加苦心，务必要压倒道士。每次构思想要出口时，声调越发悲苦；拿起笔想写，下笔前又停住，最终还是不能写出奇句。写完后便传给道士。道士高高蹲坐，大声唱道：“刘师服拿笔，我的诗如下。”他像起初一样毫不经意，语句却更加奇特，句句都在侵犯、讥刺刘师服。刘师服和侯喜已经赋诗十多个韵，弥明应答如同回声，句句锋颖脱出，含有讥讽。到了三更夜尽，两人思绪枯竭，不能续写，于是起身道谢说：“尊师不是世俗之人，我们服输了，愿意拜您为师，不敢再谈论诗了。”道士奋然说道：“不行，篇章不能不写完。”又对刘师服说：“把笔拿来，我和你把它完成。”随即又高声吟出四十个字、八句诗，写完后让他们诵读。读完，便对两人说：“篇章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两人齐声回答：“完成了。”道士说：“这些都不值得与人谈论，这难道算文章吗？我只是按照你们所能达到的水平来写，并不是凭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本领写的。我真正会的东西，你们都没有资格听到。难道只有文章如此吗？连我的言语你们也不配听。我闭口了。”两人大为恐惧，都起身站在床下拜谢说：“不敢再有别的问题，只愿听您说一句话罢了。” 先生称说道：“我不懂人间的书，请问您所说的‘懂’究竟是懂什么书？请只让我们听听这个。”道士寂静无声，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两人多次询问，他都不回答。两人心中不安，只好退回座位。道士靠着墙睡觉，鼻息声像雷鸣。两人吓得变了脸色，不敢喘气。过了一会儿，报晓鼓咚咚响起，两人也困了，便坐着睡到天亮。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他们惊慌四顾寻找道士，却不见踪影，便询问童仆。童仆说：“天快亮时，道士起身出门，说是要去解手。但我奇怪他久久不回来，便出门到处寻找，却没有找到。”两人惊讶惋惜，自责像丢失了什么宝物一样。后来他们来到我这里，说不能辨认他究竟是哪一类道士。曾听说有一位隐居君子叫弥明，难道就是这个人吗？《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 有位从事官拿荆州、潭州相互酬答的诗作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全书，于是抬头说道：“平和的声音平淡，而忧愁思虑的声音精要美妙；欢快愉悦的辞句难以写得精工，困穷苦难中的言语却容易写得动人。因此文章的创作，常常产生于羁旅和民间草野。至于王公贵人，气势充盈、志得意满，若不是天性有才又喜爱文章，便没有闲暇去创作。如今仆射裴公镇守蛮荆，统辖的郡只有九个；常侍杨公统领湖之南，辖地二千里。两人推行德政和刑政，都得到勉励，爵位俸禄的报偿也都很优厚，却还能存心于诗书，寄托言辞于咏歌，彼此往来酬答，有人唱作便有人应和。搜寻奇异，抉发怪诞，雕琢文字，与平民乡里的憔悴而专心致志之士，较量细微差别；诗声铿锵，如金石发声，幽深遥远，足以感动鬼神。确实是所谓才性完备而才能宏大的人。”两府的从事官和所属各部的官吏，接连作诗唱和；凡列入诗集的，都值得观赏。应当把它们施用于乐章，记载在册籍中。从事官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告知两位公，写下这篇《荆潭唱和诗序》。” 《三游洞序》　白居易 平定淮西的第二年冬天，我从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元微之从通州司马授任虢州长史。第二年春天，我们各自奉命赴任，和知退一同出行。三月十日，我们在夷陵会合。第二天，元微之掉转船头送我到下牢戍。又过一天，我们将要分别却不忍离去，便让船在上下水之间来回停留了很久。酒喝得畅快时，听到山石间传来水声，于是舍船前进，步行进入岸边的缺口。起初看见山石，有的像堆垒，有的像刀削；奇特的像伸出的手臂，又像垂下的旌幢。接着看见泉水，有的像倾泻，有的像飞洒；奇异的像悬挂的白绢，又像不断的丝线。于是我们一起把船系在岩石下，带领仆夫砍除杂草、割去遮蔽物，攀登险梯、沿着滑壁下绳；休息后又继续攀上去，总共四次。仰头观看，俯身察看，完全没有人的踪迹。水和石互相冲击，水光石色闪烁作响，像跳动的珍珠、飞溅的白玉，震动人的耳目。从未时到戍时，我们喜爱这里，舍不得离开。不久峡中山色昏黑，云层裂开，月亮升起；月光和云气一吐一纳，交替明灭，晶莹玲珑，各种形象仿佛在其中生成，虽然有张开的嘴，却不能用语言描摹。后来整夜不能入睡，直到天亮，怜惜奇景又舍不得分别，一边叹息一边谈论。知退说：“这样的境地胜过天下，能有几处呢？为什么让它面对水陆交通要道，绵延许多年代，却寂寥地被弃置，很少有人到来呢？” 我说：“由此可以推知彼处，足以长久叹息，难道只有这件事吗？难道只有这件事吗？”知退说：“这话确实有道理，何况我们这些人难得相逢，这样的胜境也不容易遇到，如今都偶然来到这里，难道不该记述吗？”于是请我们各自作古调诗二十韵，题写在石壁上，又命我作序记载此事。又因为是我们三人首先游览这里，所以据此命名为三游洞。洞在峡州城上游二十里、北峰山下，两岸靠拢的中间。想让将来喜好游览的人知道，所以详细记下这件事。宋 《送张复之任崇阳宰序》　王禹偁

译今天的县尹，就是古代的诸侯。自从秦国把天下分为郡，诸侯小国全都变成了县。县中有政事，听从郡里的条令然后施行；县中有长官，观察州牧、郡守的行动然后行动。县令品秩低、俸禄少，不足以自我保护，当然无暇改变风俗。到了炎汉兴盛时，才开始重视外任官，于是任命郎官出任方圆百里的县令，秩四百石，抬高他的地位，增加他的俸禄，大概是想让他分担君主的忧劳，访求百姓的疾苦。汉代以后，县官地位越来越低，所以梁竦有“徒劳”的感叹，陶渊明发出折腰求仕的叹息。他们和一般胥吏混杂在尘世之间，终于使怀有辅佐君王之才的人以做县官为耻而不肯任职，使贪图财利的人在那里饱食终日、自得其处。假如县政有缺失，往往说：“我将辞去这个县而到别的县去，何必改革呢？”县民有疾苦，也说：“我将舍弃这些百姓而去治理别的百姓，何必改变呢？”看他们对待一个县和一县百姓，像过客看待旅舍房屋一样，等到天亮就离开，本来没有什么可惜的。风气相互影响，渐渐成为习俗，实在是国家稍稍亲民的任职被轻视、治理百姓的官职被轻视造成的。弊病如果发展到极点，圣人还有谁能制止呢？宋天王继位第五年，亲自选拔贡士，分为甲、乙两科。考中甲科的可以通理郡事，考中乙科的专门任掌县政。又以廷评的地位尊崇他们，以使者的车驾加重他们的权力。县政有缺失，可以自行革除；县民有危害，可以专断改变。既能革除又能改变，还不能使地方安宁吗？《诗经》所说善于任用官员的人，难道只是赞美文王吗？清河人张咏，字复之，祖居九河之间。年轻时就有奇特的节操，除钓鱼和侍奉父母饮食外，没有一天不读书。执笔作文，开阔洒落，有三代文章的风格。今年春天考中进士，第一次应试就被录取，将奉行我的君命，前往崇阳任职，分担君主的忧劳，使皇帝的心意得到舒展；访求百姓疾苦，使民心和乐。江淮以南的郡，最大的只有鄂郡；鄂地得到贤能的县令，也是非常令人欢喜的事。波光映照鹦洲，烟雾笼罩鹤楼，白云芳草，引起悠悠的怀古之思。公堂上有鸣琴，足以振作安和肃穆的风气；酒樽中有醇酒，足以涵养浩然正气。只有江水浩浩荡荡，映照你的襟怀衣袖；只有山势高峻巍峨，映衬你的门窗。可以品尝鲂鱼、鲈鱼，果品多有橘柚。在这里做一个吏隐之人，足以保证没有过失；且从容游乐，不要使江山感到羞惭。复之，努力吧！特此相勉。《楚辞集注序》　朱子 自从屈原创作《离骚》，南方各国便以他为宗主，名篇相继出现，统称为《楚辞》。大体上都继承屈原的意旨，而《离骚》的思想最为深远。我曾私下评论：屈原为人，他的志向有时或许超过中庸之道，不能作为一般法则，但全都出于忠于君主、热爱国家的诚心。屈原写作的《楚辞》，辞意有时流于奔放诡怪、怨恨激越，不能作为训诫，但全都产生于缠绵恻隐、悲痛不能自已的深厚情意。只是他不知道向北方学习，求取周公、仲尼之道，反而驰骋于变风、变雅的末流，因此醇厚的儒者和庄重的士人有时以称道他为羞。然而假使世上的被放逐之臣、被排斥之子、怨愤的妻子、被休弃的妇人，在下位流泪歌吟，而他们所奉为上天的人幸而听见，那么在彼此之间，天性和民间伦理的善良，难道不足以相互发扬，并增加三纲五典的重要性吗？这就是我每每玩味他的言辞，不敢只把它当作辞赋家作品来看的原因。然而自屈原写成此辞，到汉代并没有多久，解说者已经失去了它的旨趣；司马迁大概也未能避免，刘安、班固、贾逵的著作，世上又不再流传。到了隋唐之间，作注解的还有五六家，另有僧人道骞能够用楚声诵读，今天也全都散佚无存，无法考察他们说法的得失。而东京王逸的《章句》和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流传于世，在训诂、名物方面已经很详尽了。不过王逸之书在取舍材料以及篇名的分合方面，有许多值得商议之处，洪兴祖也都没有加以订正。至于大义，两人又都未曾沉潜反复地体会吟咏，以探明文章词句和意旨的根源，便贸然取譬设说，旁征曲证，强行附会于既成事实。因此有时迂曲滞涩而远离人的性情，有时逼迫牵强而损害义理，使屈原当年因不得志而郁结的情怀，后世又变得昏暗而无法彰明。我对此更加感慨。于是趁疾病呻吟之余，姑且依据旧编，粗略加以删定编次，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能够在千年之后见到古人；即使古人死去，也仿佛可以复生，并且足以知道千年以后还有理解我的人，不会因后世无人听闻而遗憾。唉，这真是令人悲叹的事，难道容易对俗人说吗？又 《周礼》说，太师掌管六诗，用来教育国子，即风、赋、比、兴、雅、颂。《毛诗大序》称它们为六义，大概古今声诗的条理没有超出这一范围的。风，是里巷风土、男女情思的辞章；雅，是朝会宴享、公卿大夫的作品；颂，是鬼神、宗庙祭祀歌舞的乐章。它们之所以区分，都是根据篇章、章节和节奏的不同来分别的。赋，是直接陈述事情；比，是借取事物作比；兴，是寄托事物来引发文辞。它们之所以区分，又是根据组织辞句、构思意旨的不同来分别的。诵读《诗经》的人先辨明这些，那么三百篇就像纲上的网，有条理而不紊乱。不只是《诗经》如此，《楚辞》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来求解。它寄托情感于草木，寄托意旨于男女，以尽情表现游览观赏的适意，是变风一类。它叙事陈情，感叹今日、追怀古代，以不忘君臣之义，是变雅一类。至于语言昏乱而超越礼法，抒发怨愤而失去中正，那又是风、雅的再次变异。它歌说鬼神和歌舞盛况，近于颂，但它的变异又更加严重。它所作的赋，就是《离骚经》开头一章所说的那些内容；比，就是香草、恶物等一类。兴，就是借托事物来引发文辞，起初并不取它本身的意义，例如《九歌》以沅芷、澧兰起兴，表达思念公子却不敢说出的情形。可是《诗经》多用兴，少用比和赋；《楚辞》少用兴，多用比和赋。一定要辨明这一点，然后才能寻求辞意；读者不可以不仔细考察。《楚辞后语目录序》　朱子

译以上《楚辞后语》目录，是根据晁氏所辑《录续变》两书刊补、订定而成的，共五十二篇。晁氏编这部书，本来以辞章为主，但也不得不兼顾义理。如今沿用他的旧编，那么考察辞章应当更加精确，选择义理也应当更加严格。这就是我战战兢兢、不得不格外谨慎的原因。屈子，是困穷时呼天、病痛时呼父母的辞章作者。因此如今所要选取、使之承继屈子作品的，必须出于幽深忧患、穷困逼迫、怨慕凄凉的情意，才算得到他的余韵；至于宏大铺张、巨大华丽的景象以及欢快舒适的言语，就不应列入。至于评论它们的等级，又一定以无意模仿而自然相会者为贵。若有这样的作品，即使作者地位遥远而低贱，也要汲取并推荐它；如果存心追求相似，即使逼真得像杨柳，也不得不舍弃。至于义理，开头所收荀卿子的文章，意旨深切，声调铿锵。统治人民的君主，如果真能让人早晚讽诵，使它不离身旁，就像卫武公的《抑》《戒》一样，那么它入耳着心所产生的作用，难道只是高大房屋、细白毡席和明师劝诵所能带来的好处吗？这正是我心心念念、不能忘怀的地方。像《高唐神女》《李姬》《洛神》这一类作品，辞句似乎不能废弃，但我全都舍弃不录，是因为用义理裁断，判定它们是礼法的罪人。《高唐赋》末章虽然有“恩及万方，忧虑国家祸害，启发圣贤，辅助君王不足”的话，也不过像屠夫礼佛、倡女读礼一样，离成为供人取笑的材料还差多少呢？又有什么可以讽谏的呢？至于不舍弃息夫躬、柳宗元的作品，晁氏已经说过了。至于扬雄，还没有人议论他的罪过，只有我认为这是他失去节操的表现，也和蔡琰一类。可是蔡琰还知道惭愧并自我申诉，扬雄却反而讥讪前代贤哲来为自己文饰，更不应与蔡琰相比。如今把这些都选取进来，难道不是因为蔡琰母子之间没有断绝伦理，而对于扬雄，则想借着反驳《离骚》，彰显苏氏、洪氏贬斥他的言论，以此昭示天下的大戒吗？陶翁的辞章，晁氏认为是中和之情的发露，在这里本不属于所选范围，只因它是古赋的流派而收录，这是正确的。或者因为他自称晋臣，以侍奉二姓为耻而发言，那么他的心意也不能说不悲凉。把它编列在这里，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至于最后一篇，特别记载张夫子、吕与叔的话，大概又是用来告诫那些把游艺学习到这种程度的人，使他们知道学问有根本，能够回头求本；如此一来，文章本身也有不值得追求的地方了。其余细微的文章和零碎的义理，又分别附见于各篇之中，这里没有时间全部记载了。《游南岳唱酬序》　张栻 栻往来湖湘已经超过二十年，梦中都常想到衡岳的胜景，也曾寄居其间，只是独独没有登上绝顶来获得快意。乾道丁亥年秋天，新安人朱熹，字元晦，来到湘水边探望我，停留了两个月，准备取道南山回去，这才开始和我一同作这次游览；三山人林川中，字择之，也参加了。十一日庚午，从潭州渡过湘水；甲戌日，经过石滩，才望见衡山顶峰，忽然云气四合，大雪纷纷落下，不一会儿就积了约一尺深。我们三人到路旁草舍吃饭，每人喝了一大杯酒，骑马上路走了三十多里，投宿在草衣岩。当时山川林壑的景色，已经觉得极为美好。乙亥日，到达后岳；丙子日，稍作休息，雨下得很大，到傍晚还没有停止，随从们都露出疲倦的神色。湘潭人彪居正，字德美，来此会合，也料想我们不能登山。我独自和元晦约定，明天一定冒着风雪赶快登山。但到了半夜雨停了，起身看见明星灿烂，等到天亮时太阳已经升到▯谷了。德美因为害怕寒冷告辞回去，我们三人联骑渡过兴乐江，宿雾全都散尽，群峰如白玉般挺立，顿时心旷神怡。于是我们在黄心易处吃饭，乘竹舆从马迹桥登山，起初放眼望去全是荒岭，后来进入大林壑崖边，时而遇到积雪，景色十分畅快。溪流冲击着岩石，曲折流淌，发出琅琅声响。傍晚到达方广，那里气象幽深，八座山峰环绕而立，就是所谓的莲花峰。登上楼阁四面眺望，只见雪光月色皎洁明亮。寺院全都建成木板屋，询问年老的僧人，他说：用瓦盖屋往往会被冰雪冻裂；从这里直到高台、上封等处，都是这样。戊寅日，天刚亮便穿过小径进入高台寺，门外万竿竹子森然挺立，其中有些被雪压折，清新爽洁，十分可爱。住山僧了信有诗句说：“夜月照亮窗户，间或传来猿啸，清越极了。”出寺后便行走在古木寒藤之间，背阴的山崖上积雪厚达几尺；远望石廪峰，像一面白色锦屏。日光照进林间，冰块坠落，铿锵作响。云气阴沉聚集，飞霰交相落下，不久便停止了。出西岭，经过天柱峰，向下到福岩，远望南台；经过马祖庵，由寺院登山，路也不很狭窄，遇到险处往往都有石磴可以攀登。走过几十里，经过大明寺，有几阵飞雪从东面飘来；望见上封寺还要在曲折山路上走约数里。到了山势很高的地方，草木坚硬瘦小，寺门外的寒松都拳曲臃肿，虬枝下垂，冰霜凝结其上，像苍龙白凤。寺院房屋全用木板遮蔽，否则云气在其中吞吐，时时连人影都辨认不清。有座穹林阁，是侍郎胡公题写匾额的地方，大概取自韩愈“壁潭潭穹林攸擢”之语。我和两位朋友才停下肩舆，望见祝融峰绝顶，撩起衣裳径直前往。峰顶有一块石头，可以坐下几十个人；当时烟霭还没有完全消散澄明。然而群峰交错耸立，远近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向外四面望去，苍茫无际，不知边界在哪里，好像大海环绕着它，真是奇异的景观。湘水环绕山脚，曲折五次才向北流去。寺僧指着苍茫之处说，洞庭湖就在那边。晚上住在阁上，看晴朗的霞光横贯千里。夜里住在方丈室，月光照着积雪覆盖的屋舍，寒光逼人；泉水声隔着窗户传来，整夜清冷作响，恍惚间不知道自己正坐在山峰之上。己卯日，武陵人胡实，字广仲，范彦，字德伯，来此会合，一同游览仙人桥。道路沿着山石旁边延伸，勉强可以通行；前面的山崖突出，下临万丈深谷，令人凛然，不敢久留。再次登上绝顶，风势非常猛烈，看见远处的山峰依次显露出来，比昨天所见畅快得多。寒气逼人，叫人取酒连饮几杯，仍然抵挡不住，只好拥着毛毡坐下才能支撑。过了一会儿，云气从山岩间升起，又翻腾涌动，像蒸气上升；越过南岭后被风吹散，空濛幽暗的云霭顷刻间便看不见了。当夜大风骤起，庚辰日天还未亮，雪片打在窗上发出声响，惊醒后准备下山。寺僧也说石柱已经结冰，无法行走，于是赶紧从前岭下山。

译道路已经非常湿滑，有人跌倒。向下看，只见白云翻腾，弥漫吞吐于林谷之间，确实有荡涤胸襟的气势。本想探访李邺侯书堂，但林木深密、道路断绝，已经不能前往了。走了约三十里，到岳市，住宿在胜业寺劲节堂。自甲戌日至庚辰日，共七天，往来上下数百里，各处景物的美好无法全部叙述。其间已经写入吟咏之中，彼此唱和酬答，倒空行囊共得到一百四十九篇诗文。虽然只是当时的作品，不能把一切景物都写尽，但也可以由此看出耳目所经历的景象，以及兴致寄托所在。以后或许有人考察这些事情，于是便把它们汇集记录下来。己卯日晚上，半夜里寒气凛冽，我们拨弄残火相对而坐，想到我们三人这几天也太沉溺于作诗了。大凡事情无论大小、美好还是丑恶，只要任其流连而不回头，都足以使人丧失志向。于是开始决定约束自己，第二天应当停止。此后即使还有值得歌咏的事情，也不再写入诗中了。唉，读到这篇文字的人，难道也会拿我们三人来警戒自己吗？《富水志》序　张声道 古代分封诸侯，把天下分为许多诸国，到秦代才开始实行郡县制。晋、宋以来，州郡交错设置。唐朝兴起后，全部改易州名。郢地称为郢，是楚国郢都旧称的延续。向东通往江淮，向西通达梁汉，向南经过荆湘，向北则驰行于陈、蔡、汝、颍一带。这里虽然号称四通八达，却有石城作为险固，有汉水作为界限。古人依据地形便利设置州治，以本地旧事作为命名依据，大概是很恰当的。楚国最初定都于郢，今天的江陵就是那里。后来又把郢迁到寿春，魏文帝也曾把荆州江北的都郡设置为郢州。然而寿春的郢最终恢复旧称，南郡的郢随即恢复正名。郢这个名称虽有四处，实际上仍是同一个名称。只是刘宋以后，一处指这里，一处指那里，互相分别作为州名；有东、南、西、北的地域区别，也有江夏、义阳、淮安、定城、赤石、安广等不同名称。各地道德不一，文字车轨制度不同，日月星辰、五岳山川的气运分散而没有统一；南北之间的分裂和改置，甚至达到十分之三。到唐代才重新合为一体，至乾元年间州名才确定。直到如今谈论郢地事务的人，仍然乖谬错杂：把鄂渚认作郢地的有十分之八九，把江陵指作郢地的有一半，对义阳、淮安、汝、蔡、光、随等地也大略取其二三处。祖祖相传的讹误，延续了很长时间，不知情的人大都把它当成真的，而知情的人却推托说：“《春秋》传述疑义，本来就应当这样。”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古人辨明国土、正定封域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郢地旧有志书，最初出自草创的简略记录。淳熙丙午年，张侯实际到任后，看见旧志疏略而且错误，十分不满。随后他振兴废坠、扶植衰败，逐条安排，务求整治从容，于是命众多才俊共同编成这部书，共十卷，分为三十四门；无论细小重大都予以记载，事情的始末也全都列举。按照星宿所临的区域，各有封域；徐、雍、荆、扬以及南北各地又相互见于记载，所以辨明郢州，说明其地具有坎险之象，是天然形成、依山为固的地方，和其他地方并不相同；所以辨明石城、都邑、郊外、乡鄙，不应混在一起。所以辨明两个郢地的疆界和相对形势，怎么可以错杂呢？所以辨明章山的名称、遗迹和事实，说明它们必定各有确定的位置。所以辨明新市。这样一来，名称端正，言语顺当，纲领提出而细目随之清楚，千百年来的讹误便一扫而空。张侯在这个州任职时，日夜专心研究，扩大并整治地方的规模，革除陈旧简陋；到将要离任时，仍像刚到任那样。此书的完成，大概可以由它的纲目看出来。我张声道敬佩感叹之余，谨述作序的缘由，置于篇首。《澧州社仓规约》序　万镇 我曾经说，《周礼》这部书为百姓考虑得很深。它规定比、闾、族、党之间，必须互相救济、互相周恤；“六行”用来教导百姓任用贤能、救济困乏，安排在亲睦婚姻之后。古代圣人既爱护百姓，又希望百姓彼此相爱，所以法律得以建立而风俗淳厚，是有来由的。我的家乡自从遭受兵乱以后，故老凋零，习俗衰败。富裕之家沉溺于经商、做工和计较利益的习惯，又没有君子长者的言论来激励他们。因此，做事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做，稍微有损于自己就不做。甚至把粮食积存到发红腐烂，等候灾荒年景，极力抬高价格来增加售粮所得，却从未听说有人倡导义举，唉，为什么这样薄情啊！偶尔有稍微不同于流俗、能够喜好义行的人，也不过说修筑崎岖的道路、架设漫溢的溪涧，以便往来通行罢了。道路不修，只是行走艰难；溪涧不架桥，只是涉水困难，这不过是一个人的责任罢了。假使百姓每天都缺少食物，时间一久，弱者转死沟壑，强者振臂高呼，相互带领去做盗贼，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那些靠财富自满的人能够保全吗？我一生长久地考虑这件事。因为看到先儒文公朱先生在建宁任职时，遇到大饥荒，向官府请求设置社仓，建宁人非常感念他的恩德。这件事触动了我的心，我想率领乡中富裕而有德的人仿效并实行。凡是参加盟约的人，每人以谷十斛为标准，十个人聚集谷物一百斛，选择乡里贤能而有才干的人负责收支。制度仿照文公的规模，使贫民每年仲夏到仓中领取粮食，冬天则加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偿还。年成稍差、收成不足时，利息减免一半；遇到大灾荒则全部免除利息。约定经过几年以后，本息相生，使本金增加到原来的十倍，那么惠及百姓的范围就更加广泛，利息也最终可以全部捐给百姓。不仅百姓能够得到粮食供给，不再有发生变乱的忧患，而且古人互相救济、互相周恤、任用贤能、救助困乏的制度，以及用来使人彼此相爱的办法，也差不多可以在今天的风俗中重新出现了。这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因此写下这些话来告诉志同道合的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实行。《分题诗》序　释觉范 宣和三年秋七月，青社人张廓然卸任长沙教官，十五日渡过湘水准备北归，住在道林寺，带着家人遍游湘山的胜景。那情形如同有人经过故乡，依依恋恋不忍离去，门下弟子也相守不舍。又像痴儿嗜好甜食一样，每天在晴日山岚、傍晚霞光之间追随游赏，在千崖万壑之上欢笑交谈。二十二日，十个人会集在四美堂，我恰好也到了。廓然回头叹息说：“爱山是我的天性，我之所以迟迟留下没有出发，是因为眷恋这个地方有许多奇异之士。不然的话，我到哪里去不可以呢？”我说：“苏东坡曾说：‘故乡的山相隔千里，遇到佳处就会迟迟停留。’这句话大概正是为您今天的游览说的。”于是分定字韵作诗，以记载这件事。还没有来得及搁笔，恰逢我有急客到来，便骑马赶回。廓然和诸位先生登上清富堂，汲取峰顶的泉水，烹试壑源茶；下到鹿苑寺，分散坐在清幽的林下。过了很久，沿岸向北走，经过槲林坞到达南台，天已经黑了。点灯略饮，畅快交谈，赋诗作乐。诗写成了，感情还没有尽；酒喝得不多，欢乐却有余。当晚风势很高，月色昏暗，万树发出秋声。廓然长揖告别，飘然回到道林寺，我派人举着火炬追赶着为他送行。

译第二天，诸位先生都把诗送来。廓然说：“湘西大概是天下第一的绝境，而我这次同游的朋友又都是善于作诗的高士，这次游览即使比之山阴、冶城子也无愧色，应当写一篇序放在群诗的开头。”我说：“是，是。” 明 《碧崖亭序》　宋濂 我宋濂同太常卿魏观先生交游很久，知道他是个孝敬的人。先生常对我说：“我家在鄂州蒲圻，那里有座山叫蒲首山，陡峭地拔地而起，像云间的旌旗和翠色屏障，在空濛之中摇荡摩挲；两块石头相对耸立，像石门栏杆，直上如笋。山中有碧色深处，高达千寻，嘉美的花朵和灵异的草木交杂覆盖，红花纷披，绿叶惊目，俨然如在图画中。先父喜爱并留恋这里，每天扶杖在山下散步，有时在涧底洗濯冠缨，在盘石上吟诗而坐；有时望着云气在崖谷间出没，悠然忘返，于是以‘碧崖’自号。时光变迁，事情更替，层层山崖和绝壁虽然苍然如旧，没有改变；但先父已经在风马云车之中追随群仙，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每次经过山下，不知不觉便流下眼泪。所以我在任官游历所到之处，都把‘碧崖’二字悬挂在屋檐之间，用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虽然如此，题名固然有所寄托，言语却尤其有所寄托。《易》说的，难道是亲自踏上那片土地，寻求先父遗迹的意思吗？如今圣人在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将来若能在山麓修筑亭子，仍以‘碧崖’命名，等到风清日美时，和几位朋友游览其中，指着景物说：‘那股清泉潺潺斜流出来的地方，就是先父洗濯冠缨之处；那块层层磐石可以坐人的地方，就是先父吟诗之地；那幽深沉静、灵气宣通的岩谷，就是先父观望云气出没的地方。’一俯一仰之间，精神彼此会合，不仅能使遥远的思念更加浓郁，也将借此激励自己所学，希望能够完全像先父一样。我虽然老了，这个心愿怎敢忘记呢？希望您替我写篇文章。”宋濂说：“传记中有这样的话：舜进食时，在羹汤中看见尧；坐下时，在墙上看见尧。古代至高的圣人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人呢？为人子女的对于父母，遇到事情、接触到物品，没有什么不能受到感动和激励的，何况是父母曾经游历过的地方呢？这座亭子的修建，应当同甄氏的思亭并称；与那些登高台、游芳榭以放纵游观相比，怎么样呢？”先生字▯山，魏观就是他的名。他学问丰富，品行修养深厚，任职遍及朝廷内外，他的善政是显著可见的。铭辞说：“山岩上的云啊，英姿勃勃地升起；山岩上的树啊，欣欣然茂盛。惆怅那仙人啊，他去了哪里？旋风迫近而向上飞行，难道会降下精气、留下福祉，化作美好的征兆吗？三秀灵芝萌发，膏露凝结。对无穷无尽之事长久遥想啊，把一息之生看作千年。金子可以销熔，石头可以磨蚀，又怎么能损伤我的精诚呢？” 《送张伯原归广济序》　杨士奇 圣明天子继承大位之初，广施恩泽于朝廷内外，推行革新的政治，无论远近都同样得到福泽。于是延请并升用几位大臣，使他们处在师保之位；选拔贤能俊才，安排在文武重任之中。旧日的宫廷大臣也都依次升迁，道路上到处传唱着颂歌。这时左春坊张公伯原，年龄虽还不到七十岁，但头发鬓发已经洁白如玉雪。皇上怜悯他，不愿再让职务劳烦他，赐给玺书，加赐白金和文币，让他退休回乡。伯原世代居住在广济，洪武年间考取乡贡，任顺昌教官，后来升任靖江王府教授，于是升为左春坊司谏，十多年后转任太子少傅。皇上在春宫时，曾命他侍奉皇孙讲书，又曾亲笔写诏谕宫臣说：“张根诚实可靠，可以任用；但他已经老了，应当优待安逸地供养他。”大概皇上深知伯原，所以对他的优遇并非一日；而伯原之所以能够承受皇上的眷顾，也确实有其自身的原因。临行时，朝廷的卿大夫都作诗歌赠送，命我为此写序。况且士君子壮年时，谁不希望施展自己的才智，为当世效力，希望上能补益国家，下能补益百姓？等到衰老时，又有谁不希望停止劳苦，安逸地度过余年呢？这是人们共同的心愿，只是未必都能实现。如今伯原归乡，每天同乡人和朋友逍遥于云林泉石之间，饮酒尽兴，吟咏歌唱天子使天下太平的德泽，这是多么快乐啊！又利用余暇，带领子孙和乡里的优秀人才，在《诗》《书》的园圃中相互切磋，在仁义的道路上涵泳吟咏；日积月累，将使人人成为善士，乡里都形成良好风俗。那么伯原虽然退职，也不是在圣明时代无所作为了。我和伯原做同僚的时间最长，这次送行既有欣羡他的心情，又有寄托期望的意思，于是把这些话写在篇首。《送归州尚司训序》　薛瑄 上天赋予人这种道理，虽然人人相同，但觉悟有先有后。先觉悟的人用自己所觉悟的道理使后觉悟的人觉悟，所以称作老师。老师是天理和人伦道德的发端所在，人的邪正也由此决定；这样的责任难道容易承担吗？自古以来师道废弛，老师用来使人觉悟的道理，以及人们从老师那里接受的觉悟，有时出自异端邪说和旁门歧途，而不是出自天理人伦的正道。这样，老师的名义虽正确，实际却不正确。国家设立学校、任用老师，用来教育人的内容纯粹出自天理人伦的至正之道，异端旁门不得混杂其中，师道复归古制正在于此。正统元年春天，圣明天子即位之初，天下士人怀抱所学前来春官考试的，当时人才济济，约有一千人。主考官录取进士一百人，又选取其中文学通达纯粹的四百多人，用来补充教官的空缺。保宁人尚志，是四百多人之一，被提拔授予归州儒学司训。监察御史姚克脩为他的出行作惜别之意，又嘱托我写话赠给他。我曾经论说，做老师的道理不过是把自己从人那里得到的知识，用来使别人觉悟罢了。从上天那里得到的道理，如五品和人伦关系就是这样。老师舍弃这些便没有什么可以教，子弟舍弃这些便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御史姚君曾称赞尚志的为人：他的资质禀赋厚重，学问正大；以质朴的根本为基础，以文章学问作为辅助，不混杂异端，不被旁门歧路迷惑，这样的人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尚志到任以后，应当想着不要辜负御史姚君对他的了解，必定端正自身，必定增进学问，使上天赋予我们的道理，既努力探求它的义理，又努力践行它；这样将会看到归州学校的学生，都能由此启发、破除蒙蔽，开辟前进道路，豁然看见这正道的光明，坦然遵循天理人伦的正道。将来这些人被任用来承担国家职责时，必定能够推广所学，忠于君主而爱护百姓。到那时，尚志的师道已经树立，善人也会增多，就可以追随古代那些做老师的人了。千万不要被异端旁门所迷惑啊！《衡岳志》后序　罗洪先

译衡岳是南方诸山的宗主。舜的时候巡行天下，每五年到一次；衡山举行望祀的典礼，南方各诸侯都奉命前来。祭祀远方诸山时，各山之神聚集到衡山来享受祭祀，各地诸侯也因接受命令而全部到来；所以尊奉衡山，也就是尊奉舜。文中子说：“五年巡行一次，这个次数有什么依据呢？因为仪仗卫队少，征发供求少。仪仗和征求，是圣人的政事必定要考察的；如果不能节制，即使圣人也不可能到衡山。”由此可见，衡山是否被尊为宗主，取决于仪仗和征求的原因。时代变化了，周文王、周公时代的巡行比舜时稀疏了。然而诸侯到来，必定有食邑；用食邑供给天子的费用，这些事情就不会成为百姓的祸患。到了后来，索取金钱、车辆，困苦不堪，于是楚国不能按时进贡包茅，王者的踪迹也就消失了。秦汉举行封禅，又恢复汤沐邑的名义，但衡山因险峻遥远，独独没有参与其中。正在这时，佛教、道教兴起，都用神怪诡术来役使百姓，而且还能竭尽财力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它们占据了代替明堂的位置而任意专擅。借儒术取得志愿的人，不是羁旅之人，就是年老疲倦而退居的人。那些羁旅之人既没有力量振作自己；至于疲倦退居之人的心，又隔绝外界而厌恶劳作，他们怎么能够长久占有这种地位呢？考察风俗必须到田野去；登高赋诗，是大夫的职责。舒展郁闷局促的胸怀，荡涤昏乱烦冤的疾病，没有比游览观赏更好的办法。不同时间以职事前往衡山的人，县官要选备车辆和随从，在道路上设置饮食，往往使数百上千人奔走，这种形势自然不可能长久。既然前往困难，又不能久留，那么不能亲自瞻望的人不是很多吗？上面不保存王者巡行的遗迹，下面又被采风的官吏弃置；其次又多半不能被羁旅者、退居者遇见，那么佛、道二家占据并专擅这里就很自然了。然而百姓困苦了，如今这两家也无从供给百姓，因此它们所居之处也随之败坏。那么，衡山作为宗山究竟依据什么呢？以前我读前任县令彭君簮所作的《岳志》，心中十分感慨仰慕。过了二十年，我才第一次到达这里，考察询问志书所载的内容，像观看海上日出、俯视洞庭湖等少见奇异的事情，大体都出自骚人寓言，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今县令张君宣续刻此志，又因太学生阳续向我询问序文，于是我依次论述从舜以来的事情，并附上自己的见解。这样，后来到衡山的人或许能从我的话中有所取用，就可以寻求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去除百姓的忧患；对于那些受形势限制而不能亲自到达的人，也能不被寓言迷惑，明白衡山成为宗山的真正原因，那么又何必为没有到过这里而忧伤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邵孝子诗》序　李东阳 户部主事、湘阴人邵汝学很早就失去父亲，侍奉母亲李氏十分勤劳辛苦。他平日总是面色和悦，每次外出从未喝醉。遇到蔬菜水果，就一定带回家奉给母亲。母亲生病时，他衣不解带，每天亲自侍奉汤药。即使是唾壶、便器等污秽器物，也一定亲手洗涤；有时污水溅到自己脸上，也不让母亲看见。等母亲安睡后，才慢慢擦拭。母亲去世后，他悲伤过度，接连几天不能进食；进食时一定只喝粥。下葬那天，他睡在草席上、以土块作枕，住在凤山墓旁守墓三年，孝行非常特殊。门人龙来云等人在乡里倡导此事，乡里阴阳训术传时省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县里。县令上奏朝廷，事情交给礼部办理；礼部移文御史和按察司，下发郡守层层复核上报，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朝廷按照惯例在他家门上建立牌坊，以表彰孝行。当时邵君已经由乡贡考中进士，按例可以再次建立绰楔；到这时总共建了三座。如今的制度是，有司在门上建绰楔表彰的，凡科举出身的人，以及孝顺、节义等有特殊德行的人家，都可以这样做。表彰科举出身，是为了勉励人求仕；表彰特殊德行，是为了勉励人为善。做官本来也是为了求得实行德行，但做官的人常有，德行特别的人却不常有。所以只要有特殊德行，即使是州里的平民、乡里的妇女，也要为之立坊旌表；礼遇更加隆重，得到这种荣誉的人也更加荣耀。何况做官的人又具有这样的德行呢？如今在乡里表彰做官的人，乡里人起来仰慕他，于是天下所有做官的人都受到勉励；在乡里表彰特殊德行的人，乡里人起来仰慕他，于是天下所有有志修德行的人都受到勉励。鼓舞欣悦、感奋振作的机理，本来各自会由同类相互感应，势头不可遏止，何况一个人兼具做官和特殊德行两方面呢？天下人的德行不一定都要经过劝勉才会成就，但劝勉也确实有作用。所谓州中平民、乡里妇女，他们的行为不超出田间和闺门之内，能被别人听见看见的范围很近，范围近就不容易普遍传播。做官的人，名籍在朝廷，功勋事业在台省，天下人都在观察仰望。如果这样的人又有特殊德行，而在上位的人还来不及为他表彰，那么他所产生的感动应当多么盛大啊！如今皇帝以孝道治理天下，政治昌明，法制严密；善行一定会被听闻，听闻之后一定会受到劝勉。而邵君正因为特殊德行而登上显要官职，接受旌表异行的典礼，因此他的自身关系到天下教化，责任也更加重大。难道能够把他同一般情况等量齐观吗？古代国家有美善的政事，乡里有良好的风俗，一定要传播到诗歌中来感化、激励天下；这种熏陶诱导扶助，大概比教令更为深远。我们同道之人不能不为此出力。和邵君一同考中进士的有若干人，作诗若干篇。李东阳私下认为，乡里的士人是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与我们尤其亲近，所以写下这篇序来帮助邵君勉励天下人，希望一切从我们的乡里开始。《兵部尚书华容刘公归序》　李梦阳 刘公从去年起上书请求退休，皇上察知他的忠诚，勉强挽留他。到这时他三次上书，皇上仍不答应；恰逢刘公眼疾，于是请求更加坚决，皇上不得已答应了，赐给玺书、文镪和一袭锦衣。出行那天，冠盖、车辆、骑从挤满道路，路旁观看的人都叹息，争相跑来观看。刘公的事迹被众人聚集传说，难道不是极其荣耀、幸运的事情吗？议论的人说，刘公先前以司农卿身份退休，先皇帝特地下诏起用他，安置在身边，委以心腹重任，多次召见他当面询问政事得失，所以每次谈话屏退侍从，必定过了一段时间才结束。所谓帷幄旧臣，如今天子年幼，正在居丧，四境尚未安定，忠直刚正的老臣不可以一天离开身边。何况大司马是辅佐君王平定邦国的人，刘公离去后，谁和朕一起治理呢？因此不听从他的请求。等到刘公将要离去，议论的人把这些话告诉天子；他们知道刘公已经决意离开，所以最终没有挽留他。士人有了必定离去的志向，才会有不可改变的节操；所以古人有召请也不能使他来，遇到事情挥手让他离开却又不能使他走的人，难道不是杰出伟大的烈丈夫吗？如果公卿都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卿又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大夫又说：“我可以离去，那就离去吧。”早晨离去一位公，晚上离去一位卿，又离去一位大夫，那么君主将会认为，荣贵、利禄、显达不足以用尽天下人才；天下人才也将自己把追求荣贵、利禄、显达看作耻辱。

译如果这样，即使刘公决意离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既然知道天下人才把追求荣贵、利禄、显达看作耻辱，皇上将要借此来教化天下，所以最终不挽留刘公。这样一来，天下愿意入朝做官的人就会每天纷纷而来。先生教导人的时候，谈到交往应酬，必定说：义理决定进退；在事情刚出现征兆时先加以处理，事情的显隐就会显现；按照时机作出决断，事物的消长就会呈现。因此忘记义理的人会贪婪，不明白征兆的人会陷入危险，违背时势的人会遭受败亡。三者只要有一个，上位者就一定轻视他，说：“这是追求荣贵、利禄、显达的人。”正因为轻视这种人，所以天下愿意入朝做官的人反而不来。因此说：即使刘公决意离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刘公先任司农卿时，我李梦阳以郎官身份事奉他；等他任大司马时，我又以旧日郎官身份多次见他。我愚钝而没有才能，实在不能描摹刘公的为人。然而我私下知道，古人所说的大臣，正有这种义理。《易经》说“不等到一天结束”，大概说的就是刘公。众人相继到都门为刘公祖饯。北地李梦阳作此序。《怀麓堂稿》序　杨一清 古人能够闻名当世而永垂不朽的原因有三种：建立功业、建立德行、建立言论，就是这些。如今天下的政治教化出于统一，六经四书的光辉如同太阳照耀天空，本来不需要再有所谓建立言论。他们见于著作的文字，如记事铺陈之文、咏歌吟诵之诗，可以考察政治得失，留给后世借鉴和警戒，并激发人们向善的萌芽。大的可以用于朝廷，施行于天下，以彰显一代盛世；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谓建立言论的遗意吗？如今少师、致仕的西涯李先生，凭借天地间的精粹灵气，挺然生于重熙累洽的盛世，二十岁便进入翰林，已经负有文学盛名。金石上所刻、书卷中所收的作品，几乎遍布天下。士大夫得到他片言只语都视为至宝，后辈士人凡是登门接受指授的，往往都有一时的声名。到了中年，他的学问又深入而造诣高远；等到掌管皇帝诏制、进入政府，又扩展为经世治国、润饰礼乐的文章，考究古事代皇帝立言，用来确定国是、改变士习、补益政治、促进教化，其中有些成就不是一般文章家能够用言语称述的。况且文章到了今天虽然盛行，弊病也随之而来；所以连篇累牍、充满天地之间的作品都是这种东西。能够追踪古代名家，超然自立于当世的人，大概也并不多见。后来的作者各自挟有所长，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汇集起来阅读，喜欢纵情挥洒的，弊病在于驳杂而不醇厚；喜欢摹仿古人的，缺点在于拘束而不流畅。近来有人又习惯写瘦硬的辞句，使人无法考索理解，把这当作古人所说的用艰深文字来文饰浅近内容；文章的弊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令人感慨。李先生才华绝世，独步一时，又用学问来充实它，所以他的诗文深厚浑雄，不写奇崛险怪、令人惊骇的辞句，却法度严整，意味深长；完全脱离凡俗浅近，而古意独自留存。每次蘸墨铺纸，天然的情趣便洋溢而出；文章收放开合，随意而行，却不越过典章法则。那些每月锤炼、每旬锻造来追求工巧的人，即使竭力追赶也无法达到他的境界。譬如大人君子，戴冠冕、佩玉珮，雍容自如地行于朝廷之上，指挥百官，各自担任职务；不曾有呵斥怒骂的威势，但远望他的人自然起敬，接近他的人自然倾心。至于各种体裁都完备，没有什么不适宜；探究得越深，寻求得越远，就像大河的源头出自昆仑山，流到积石，又流到龙门、底柱，随后吞纳百川而通达大海，涵容日月，片刻之间变化万千，却不知道它的尽头在哪里，真是达到极高境界了。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言论。”李先生孝顺友爱，出于天性；平日品行如金玉般纯全精粹，名声传遍天下，却自视不足；地位达到人臣极位，仍然乐于行善，唯恐来不及；平常处世和应对变故，始终坚定不易改变操守。大概他的文章和功业都很盛大，确实有足以立身于世的成就；说他的成就不以德行为根本，是不可以的。李先生曾亲自编定诗文共九十卷，总名为《怀麓堂稿》。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是在翰林时所作；诗后稿十卷、文后稿三十卷，是在内阁时所作。《南行稿》《北上录》附在前稿末尾；《讲读录》《东祀录》《集句录》《哭子录》《求退录》附在后稿末尾，因为都是杂记，所以不编入各卷。徽州知府熊君桂，是李先生在礼闱取中的士人；他偶尔从熟人那里得到副本，于是和同知王仲仁等人在郡斋刻印此书，并写信到京师请求我作序。我有幸蒙李先生知遇四十年，他给我的规劝和益处很多；我每次有所撰述，他总是指出其中的瑕疵，从不隐瞒。只是我庸懒无成，年轻时就已如此，年老了仍不能测知他的门径，更何况希望窥见他的堂奥呢？然而我平生仰慕他的心愿，能够借此把姓名寄托在不朽之作中，已觉得幸运；熊君积极传播先生美善的心意，也不能不加以说明，所以冒昧写下这些话。李先生另有《燕对录》，收藏在家中；还有许多机密诏章和奏疏文字，世人来不及见到。我承乏任内阁时，得以窥见这些作品。至于他致仕以后的诗文，将另编为续稿，将来应当自会有人把它们流传下来。《长沙府志》序　张治 长沙的志书长期废置，没有修纂，因此考察山川、疆域、城邑防御、人口、经制、物产等情况时，无法裁定；考察政治得失、民俗缓急、政令弛张和先后次序时，无法稽考；考察风气民习的异同以及取舍趋向时，也没有依据。嘉靖戊子年，滁阳人孙惟甫任太守，于是嘱托地官郎杨林考察郡中的旧事，创修志书。稿本完成后，孙惟甫调任离去。辛卯年，婺源人潘希平从荆州来任长沙太守，又把这件事交给我张治。他对我说：“这是国家的典章，是事物的条理，是万物的纲纪。我这个后学没有学问，怎么敢承担？怎么敢承担？”潘希平说：“史书用来彰明过去、昭示未来，阐发隐微、揭示幽深。您身为太史却不加以论述记载，废弃郡邑的旧事而使其不传，埋没先哲的事业而不加叙述，这就是使天下的历史坠落，我很害怕。”我慨然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于是拿来杨林所作的稿本，加以删改，编成谱五篇、纪十二篇，共六卷，约有若干万字。江淹说：“修史的困难，没有超过编志的。”陈寿号称善于叙述，李延寿也被称道为详尽熟悉旧事，但他们所撰的两部史书，唯独在志略方面有所欠缺。

译实在因为志书所关系的是典章制度，不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我这个后学没有学问，哪里能够参与这件事呢？只是把旧日听闻见闻辑录起来，缀附在篇中，用来补备遗忘罢了。希望后世有志于治理国家、考察古事的君子，能够看到这些内容。史书说：“神农氏死后葬在长沙茶乡。”《路史》也说：“祝融氏葬在茶陵露水。”这样看来，长沙确实是天子巡狩之地，是圣人治理过的地方。政区沿革有升降变化，有分离也有合并，割分、设立、合置各不相同，但总的目的在于亲近百姓、贯通王道、推究历代运势的次序，于是编作《郡县沿革世谱》第一。 《易经》说：“建立万国，亲近诸侯。”自从三代制度废弃以后，后世增损各不相同，而兴衰强弱的变化可以作为鉴戒，于是编作《封建世谱》第二。古代大国的地域方圆千里，长沙的疆域大约九百多里；它的防守坚固，具有古代诸侯国的规模，难道可以不重视吗？难道可以不重视吗？按照名称考察实际，百代之后也无法逃脱考核，于是编作《郡守以下历任年谱》第三。百里之地的命运，寄托在县令身上；有德便归附他，否则便违背他，因此不能不慎重。召父、杜母那样的爱民之心，难道还会遥远吗？于是编作《十二州县职官历任年谱》第四。《易经》说：“圣人养育贤才，以至于万民。” 贤才是国家赖以建立的支柱。选拔任用人才的途径，古今制度各不相同，但要点都是得到人才、实现良好政治。因此汇集从宋代直到如今的科举制度，编作《选举年谱》第五。古代先王划分土地、治理郊野，使百姓遵循共同的规范；地势有平险，距离有远近，正是风气聚集形成的地方。于是比较地形、形势和疆域的道理，协调民俗的适宜与否，编作《地理纪》第一。国家的粮食在于百姓，百姓的粮食在于劳力，丰歉增减的规律不能不辨明。考察物产的丰厚与贫乏，来确定贡赋、征役轻重的适宜标准，这是有关官员的责任，于是编作《食货纪》第二。兴建工程和征发劳役，是王政不能废除的事情；然而百姓要为此劳苦，灵台诗篇、城郭记载都说明应当慎重选择，于是编作《建置纪》第三。《诗经》说：“青青子衿。”学校废弛，其中确实有讽刺的意味。古代治理政事总是把学校放在首位，于是编作《学校纪》第四。过去百姓在盟誓中依靠诚信，却因违背诅咒盟约而遭覆亡，事情传闻开来，只留下血腥气息，这是先王所怜悯的。彰明常典，使祭祀具有馨香，那么万灵没有不降临的；以此记载祭祀的常规，不流于邪淫，于是编作《正祀纪》第五。《尚书》说：“有准备就没有忧患。”司马迁说：“没有兵力国家就不能强盛，没有德行国家就不能昌盛。”设置武备由来已久，而且一向受到重视；但如今有时把它当作儿戏，拿着兵器和披着铠甲却不能作战，难道不可害怕吗？于是编作《兵防纪》第六。这里水环山抱，尽得湖南的秀美；岳麓山的胜景，是贤人君子曾经游历过的地方，百代之后仍然光彩照人。因此撰成《名胜纪》第七。只有君子勤于治理百姓，使恩泽下达民间；德行美善光明，百代之后功烈也不可掩盖。因此撰成《名宦纪》第八。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次是树立言论；至于隐士和贞妇，也都可以因此不朽，用来教化天下。所以汇集评论他们事迹的大要，以叙述后世，撰成《人物纪》第九。天与人的关系，其感应不可忽视；端正地观察祥瑞和妖孽，就可以考察政治，因此撰成《物异纪》第十。异端的教说，流传已经很久了，蔓延开来，无法尽行铲除；发展到极端，百姓相互受到浸染，混乱昏昧，因而践踏非正当的行为，实在可怕。因此撰成《方外纪》第十一。道理推究到尽头便会产生疑惑，事情纷杂便会陷入混乱，不能用一个原则统一起来；但也不可遗漏，所以保存下来以备搜求考察，撰成《杂纪》，用来穷尽事变，列为第十二。《武昌刻汉魏诗纪序》　乔世宁 少洲冯先生分类辑录古诗：自上古到秦代，另编为前编；汉代编为一编；六朝又编为一编；唐代以下没有收录，大概是因为他说士人大多都有自己的文集。他广博综合而鉴别精审，详细情况见他所著的凡例中。《汉魏诗纪》大概抄录自汉魏人的文集，又依据正史和地方志，旁及各类书籍以及郭茂倩所辑的乐府。凡是诗、歌、谣、谚以及传记中有根据可考的，也一并采录。这种编纂体例，是用来考察政治和风俗，说明古今得失的原因，其旨意可谓宏大深远了。书刻成后，嘱托我作序。我过去私下考察古人的著述，曾经说过：“《诗经》是以《国风》为基础的。《离骚》是学习《国风》的意旨而改变其文辞的作品；汉魏诗歌，是《国风》《离骚》流传下来的余音吧？”我每次读这些诗，从来没有不反复深思的。他们那种浑厚质朴、古雅的文辞，以及歌唱感叹、讽谏譬喻的旨趣，足以使人的精神情感超然脱俗，悠然神游于千载之上。至于其中意义难以言说的地方，领会大概意思也就可以了，不可逐一用训诂去强求。至于乐府诗，意义更加丰富；若不能省察理解，那就是因为乐府所凭借的声音之道已经失传了。我因此更加感慨叹息。自六朝到现在，人人都希望写成汉魏那样的作品，但他们的诗最终却不像汉魏诗，难道是诗教衰落了吗？还是因为时代相隔已经久远，风气和才力各不相同呢？我私下看到汉魏作者抒写性情，彰显美盛功业，各自的运用都恰到好处。后世大多违背它的本来宗旨，往往只是摹仿标举、追逐效法，连词义也一并袭取，这样凭什么用于当世并教导后人呢？又人人仿作古乐府，不论词义所指向的内容，难道连音节也有能够协调于律吕的吗？如果不能，怎么还能称作乐府呢？况且苏武、李陵的赠答诗，感情足以感动鬼神，所以慷慨悲歌，古今少有匹敌。后世的赠别诗，其感遇有像这样的吗？这又是由于时代和处境不同。由此就可以类推其他情况了。这就是汉魏诗难以企及的原因，难道全都可以归结为时代不同吗？如果真想探究汉魏诗的旨意，只有里巷间流传的歌谣词最为接近，这就是所谓真正的诗。近世王叔武、李空同的论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正是《国风》所以能够产生的原因，难道只是汉魏如此吗？他们的见识远远超出世俗。冯先生辑录这部书，意在敦厚地考察古代；附录歌谣词，大概也是王叔武、李空同的意思。难道只是谈论诗艺的准则吗？即使是采集民歌的人，也可以从中观览。《楚词序》　何乔新

译《楚词》八卷，是紫阳朱夫子校订的。书后的六则后语，是朱子根据晁氏所辑录的材料刊定并补写的。自《诗经》三百篇以后，只有屈原堪称伟大人物：他的志向纯洁，品行廉正，文辞绮丽，声调超逸，仿佛乘着鹥鸟、驾着虬龙，漂游在尘埃之上的高远境界。自宋玉、景差直到汉、唐、宋代，作者相继出现，能够承袭他的规范法度，却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实在是《风》《雅》的宗主，词赋的鼻祖。汉代王逸曾为它作章句，宋代洪兴祖又为之补注，晁无咎又取古今词赋中接近《离骚》的作品来续编。然而洪氏、王氏的注释往往随文生义，没有能够阐明作者的内心；晁氏的书辨析议论纷杂，也没有在义理上有所发明。朱子凭借豪杰般的才华和圣贤之学，处在宋代中叶，受到权奸压制，始终不能施展，和屈原身处楚国的处境没有两样。当时士大夫中那些迎合世俗、谋求进用的人，又跟着阻挠、排斥他，把他的学说视为伪学，对待他几乎比子兰、上官大夫之流还要过分。但朱子当时正与几位门人弟子在武夷讲论道理，从容游处于溪云山月之间，他自我处置的境界，大概不是屈原所能相比的。我曾间或读屈原的辞作，读到所谓“过去的人我赶不上，后来的人我也听不到”时，深深为之悲痛，于是取王氏、晁氏的书删定为这部书，又为它作注释，辨析其中比兴的体例，发明其中悲忧、感伤、悼念的情感；从此，作者的心事便在天下后世昭然可见了。我年轻时得到这部书并阅读它，喜爱它的文辞声调铿锵有力、气势格调高古；慢慢体察其中忧愁郁闷、缠绵悲恻的情意，便又惆怅而生悲，反复诵读它的文辞，不能自止。所以我为它作序，使读者知道朱子注释这部书的用意，而不敢把它仅仅看作词人的辞赋。唉！大儒著述的深意，哪里是浅学之人所能窥见的呢？但我曾听说，孔子删定《诗经》，朱子审定《离骚》，用意是相同的。诗歌可以感发人的善心，惩戒并抑制放纵的志向，它对于移风易俗的帮助是很大的。《离骚》的文辞，都出于忠贞爱国的诚心；而所谓“善不是从外部得来，名声不能凭虚假造成”，不也是圣贤的格言吗？假使被放逐的臣子、遭排斥的君子在寂寞之地呻吟咏叹，那么他们安置自己的方式必定有其道理。后来听到他们歌唱的人，难道不会凄然有所感动，从而引导自己遵循伦常纲纪吗？这就是圣贤删定诗骚的大意。读这部书的人，应当因它的文辞探求它的义理，并反过来对照自身，这样或许能够体会朱子的用意，而不至于流于雕琢辞藻、追求文字技巧的末流。《赠郑子唯东守德安序》　顾璘 三山郑先生将要任德安太守，来拜访东桥先生，说：“我郑唯不才，曾任司徒郎，厌恶懒惰，却喜欢举荐被废弃的人，有时失之于烦琐；厌恶隐瞒，却喜欢直言，有时失之于激切。既然已经受到惩罚，如今又要列在外任官员之中，难道也会不利于这种原则吗？”东桥先生说：“厌恶，这是什么话！事情如果没有废弛，怎么能算功劳？还何必看重首先倡议的人呢？人如果没有过错，与善人为伍便是德行，又何必取法于过分议论呢？君子的取舍，只须以道来衡量罢了，哪里容得下私心！所以，明知事情废弛却不举荐的人，就像看见大厦将要倾倒，却只吝惜一根木头；明知别人有过错却不直言的人，就像看见瘴气和厉害的病逐渐加重，却拿人参、茯苓来敷衍治疗。使人陷入败亡，还说是不忠，何况要据此从政吗？太守掌握各种政务的纲领，尚且担心它废弛，何况因为害怕烦琐，反而安于懒惰呢？承接上级、面对下属，言语不直率，就会在政务中养成蠹虫，并且把这种弊病流传给百姓；何况因为害怕激切，反而强行隐瞒吗？”郑先生，你出发吧，遵循你过去的原则，与道义为伴，即使做到三公，也仍应如此。至于毁誉和仕途利钝，是人为之、天成之，我又何必参与其中呢？” 《检斋遗稿序》　王世贞 唉！上天本来有确定的时候，难道也有不确定的时候吗？君子幸运时遇到它确定的时候，不幸时遇到它不确定的时候。然而所谓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少，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多呢？成化末年，李孜省窃取天子的法权，万眉州暗中依附他。天下士人的气节，在这两个奸臣门下日渐削弱了十之八九。正值天子登上帝位，准备有所更张任用，台谏官却噤声不敢发言。麻城李君以进士身份独自奋起，上书大意说：“君主施行法令不可受到阻挠，权力也不可下移。应当裁抑宦官，扩大言路，整顿纲纪，统一风俗。”并且推荐原尚书河洲王公竑、三原王公恕，说他们很有才干可以任用；南京刑部郎林公俊、思宁司理王公纯，直言敢谏，应当加以褒奖显用。当时宦官恼怒，假借诏令召李公到左顺门，严厉地责问他。李公不为所动，条列回答得十分明辨，仍因此获罪，被贬为永咸宁。没过多久，三原王公被任命为大宰，贤能的李公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李公任主事仅十多天，就因不满吉舍人上呈的奏疏而触犯权势，被逮捕并牵连贬为典隆卫经历。典隆是过去的鬼方之地。李公不轻视当地吏员，反而替他们清理污垢、申理冤屈，并上报有关事情。台省官员都答复说可以。当时，天下人仰慕李公的风采，如同仰望景星庆云，都认为他早晚将被委以重任。然而李公最终在前往商河入朝祝贺时溺水而死。他志向相同且最为贤能的邹先生智，由庶吉士被贬到石城，因寒冷而死；丁先生羲，由中书舍人被贬，稍后升迁到蜀地按察司，也因溺水而死。宦官和大臣能够窃取天子的法权，贬斥李公等人；至于所谓冻死、溺死，却不是他们所能直接造成的。没有过多久，天子大为振作，熟悉政治，任用老成贤哲，共同修治虞舜、夏禹时代君臣相得的事业。即使有人想提出建议，也无法拿出自己的见解高出当时已经形成的政绩；即使列举细小过失，也不能真正提出大的指责。想要借触犯皇帝来获取高名的人，就像骊龙下颔的宝珠已经被取走，剩下的鳞片无从借此成就名声。当时，贤者所遇到的上天安排，不到十多年便又改变了。因此，正当天命尚未确定时，不只是小人巧妙排挤、严厉诋毁贤者的做法往往与天意相合，天也会巧妙地利用这些做法。李公以及邹、丁二位先生之死，正是如此。假使李公没有死，也不过成为弘治年间的一名大臣罢了。直到今天，人们一听到李公的名字仍会悚然惊惧、毛发直竖；读到他的文章和遗事，仍惋惜悲痛，内心作痛。

译李公光明焕发、精神充盈，流行于三楚之间，因此有些东西能够不朽；上天也不能不说是有定数的。李公写诗作文，都明白婉转而有情致；奏疏、公文，则恳切直截而切中事务。即使再三遭遇贬谪，邻近之地鬼魅杂处、夷人和侏儒般的鸟语交杂，他也没有丝毫不平之气，更没有以迁客自负，荒废职务。他的正直气节和平生志向，隐约流露在笔墨之间，自然也无法掩盖。李公去世将近九十年后，世贞在楚地做官，李公的孙子承泰拿出他的文集，嘱托我作序，我因而得以读完。只是世人都说李公考中进士时，万眉州曾让他的孙子文璧把李公请到家中；李公题画鸠作诗，讥刺得十分明显。万眉州对此恨之入骨。如今诗中这些话没有保存下来，难道是遗失了吗？还是有所忌讳呢？我王世贞不敏，特作此序，感叹上天的定与不定，不值得让贤者因此忧虑，也不值得让世道因此忧虑。《湖广通志》卷一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一百二 艺文志 序 明 《四游集序》　王世贞 京山李本宁先生二十岁时考中进士，进入中书省秘阁供职，后来晋升为掌领太史事务的官员将近几十年。他出入燕、赵一带，纵览西山八陵以及禅林、莲勺的胜景，于是他的诗集中宴饮、饯别、纪事、题咏标志之作占十分之八，登临眺览之作占十分之二。他的第一编名为《北游》。后来竟因不合绛侯、灌婴一派的心意，被调出京城防守关中；又从紫薇省调任按察司副职，专门督办学校事务，往来于三辅、秦陇之间，得以尽览终南山、二华山以及昆明、太液的遗迹。其中《关中》一编和輶轩所采录的内容，各占十分之五。他的第二编名为《西游》。后来又调任中州方面，以方伯公服丧，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买一只小船向东而行，凭吊鹦鹉洲，歌咏黄鹤楼，登临匡庐山，泛舟彭蠡湖，转入谼中，会见汪伯玉，随后住在黄山、白岳山下，在钱塘三竺、六桥之间徜徉了两个多月，又飘然来访我东海。登临眺览的篇章占十分之六，约友集会、赠答送别的篇章占十分之四，《关中》一编不计在内。他的第三编名为《东游》。本宁来访我时，把三编全部拿出来，说：“请为它们作别。”随后又泛游太湖，登上缥缈山、莫厘山的峰顶，观看日月出没；又转往阳羡，探访张公、善权、玉女诸洞的幽深奇异之处。回来后接受我的书简，补足《东游》中尚未完备的内容，然后归去。回去后，他沿洞庭湖而行，登衡山，越过大庾岭，准备在罗浮山住宿，并且最终游遍岭右的名山大川，把它们写入篇章，那就应当名为《南游》。四编合起来，称为《四游集》。这部集子的序，本来应当嘱托你来作；但听说你将要出行，我担心如果现在请你作序，恐怕不能等到你；如果改日再请，又恐怕来不及见到你。哪里想到我最终竟能完成这篇序呢！我读到他的《北游》一编，宏大俊逸、爽朗流畅，仿佛司马相如新近奏上的赋；《西游》一编，宏伟瑰丽、深沉雄浑，可以和《上林赋》争胜；到了《东游》，则神思超逸而意志凝聚，完全驱除了朝廷市井的尘翳，纳入山川的灵气，几乎达到化境。因此我写作并感叹说：“从前严夫子曾说‘一州有九次游历，其中八次如此’，本宁的志趣也是这样吧！但没有听说有人能像本宁这样铸炼文辞、抒发胸中蕴蓄。司马子长的游历，大概可以相比了。”他自己叙述说：“十岁时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南游，向上登会稽山，探访禹穴；在沅水、湘水一带游览九疑山；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城讲习学业，观察孔子遗留下来的风俗，在邹峄举行乡射礼，经过邾、薛、彭城，路过梁、楚而归。后来出仕为郎中，奉命向西征行，到了巴蜀以南的卭笮、昆明，返回复命。当时不知道他所记载的是什么地方，所吟咏歌唱的又是什么地方。只是等到《史记》写成，儒林先生们似乎认为游历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后来李白从翰林供奉任上出走，浪迹于太行山以东；又南下金陵，寄居匡庐山，乘船到牛渚，在武昌以南、夜郎以北的地方无不寄托胸怀、尽情游赏，于是他的诗歌便在唐代达到神妙境界，又怎么知道不是得益于游历呢？本宁就是当今的太史公，又恰好姓李，且从供奉一职出身，行迹也相似，我无暇细加辨析。他的诗和文章，与那两位君子相比怎么样呢？想来大概兼有二人的长处吧。至于南游虽尚未可知，但看得越多，胜景越多，思考也日益奇妙；凭这一点，要成为那两位君子，又有什么困难呢？本宁年纪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位列上大夫，官位比那两位君子高得多。我想借此夸赞本宁，本宁是应当接受的。《本草纲目序》　王世贞 史书说，望见龙的光气，便知道古剑；窥察宝物的气象，便能辨认明珠。所以萍实、商羊这类祥异之物，若不是天明之人，便不能预先知道它们的征兆。博物方面称华，辨字方面称康，辨识宝玉方面称猗顿，也不过像清晨的星星那样稀少。楚地蕲阳的李君东璧，有一天经过我的弇山园，拜访我并留饮数日。我观察他这个人，容貌温润，身形清瘦，谈论议论却兴味津津，真是北斗星以南的第一人。他打开行装，里面没有多余物品，只有《本草纲目》几十卷。他对我说：“时珍是荆楚的鄙野之人，幼年多病，成为迟钝之人；长大后沉迷典籍，如同吃甘蔗和糖一样，于是广泛搜猎群书，搜集诸家著述。凡是经史子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只要稍有所得，便写下几句话。古代有一部《本草》，从炎帝直到汉、梁、唐、宋，以下及本朝诸家注解，年代已经很久了。只是其中错乱、差误、讹传、遗漏之处，多得无法计数，于是我才敢奋发编纂整理之志，冒昧承担撰述之权。历时三十年，考察八百多家著作，稿本共三次改易。重复的删去，缺漏的补辑，虚假的加以订正。原书共有一千五百一十八种药，现在增加药物三百七十四种，总分为十六部，撰成五十二卷。虽然还不能说是汇集无遗，但也大致完备了，所以冒昧命名为《本草纲目》。希望求您写几句话，使它有所寄托而流传不朽。”我打开书卷仔细玩味，发现每种药先标出正名作为“纲”，再附列释名作为“目”，这是正名的起始；其次用集解辨析疑难、订正错误，详细说明药物的土产和形状；再次列出气味、主治和附方，说明它的体性和功用。上自古代典籍，下至传奇故事，凡是有关联的材料，无不广泛采集。它仿佛进入金谷园，众多花木名称耀人眼目；又仿佛登上龙君的宫殿，珍宝收藏全部陈列；还仿佛面对冰壶玉镜，连毛发都可以一一数清。内容广博却不繁杂，详尽而有要领，综合考核直到根本，直探知识的深海。这难道仅仅可以看作医书吗？它实在是性理学的精微之作、格物学的通典、帝王的秘藏、臣民的重宝。李君用心造福后世，是多么勤勉啊！唉！美玉没有被剖辨，朱色和紫色相互倾轧，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因此辨认能装满一车的骨头，必得等待鲁国儒者；考察支机石这样的博物，必得访问卖卜之人。我正在撰写《弇州巵言》，心意在于探究古今，像炼丹和炼铅汞一样用功。《巵言》之后恐怕无人继承，能够看到这部书是多么幸运啊！这部书若只是深藏在深山石室中，便没有用处；何不把它刻印出来，与天下后世共同分享，像扬子云那样品味《太玄》呢？”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张居正

译荆州征收榷税，比其他地方少得多；它处在吴、楚上游，船只像鱼鳞一样聚集，是著名的汇聚区域。后来渐渐冷落寂静，商人旅客很少到来。汉浦周先生刚到任，便申明法令，整顿长期积弊，平抑物价，救济贫困无资财的人，赋税按照旧额征收，务求从轻宽免，百姓都传诵称道。张先生说：“我曾经同周先生谈论当初设置榷税以及后来逐渐发生变化的原因，大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使商人沟通有无，使农民努力从事根本的耕种。商人不能沟通有无来便利农民，农民就会困病；农民不能努力从事根本耕种来资助商人，商人也会困病。所以商农双方的形势常常像秤一样保持平衡，到了彼此困病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互相救济了。从前，富民豪奢放纵，没有人肯从事农业；农民靠粗劣的野菜也吃不饱，而大商人聚敛盈余，役使贫民。执政者以此为忧，于是估量他们的积蓄，逐渐取其余利，用来帮助国家的急需。但财多的不过数万，财少的仅有一万多，也不必一定取足。关键在于抑制浮华淫纵，把他们驱使到田地中去。近来，外部修筑亭障、整治边塞以防守关塞；内部又有宫室营建的费用，国家每年的支出通常达到数百万。天子忙到很晚才吃饭，公卿们苦心筹划，常常担心不能完全供给。于是征发和科派繁多，急迫得如同救火；榷税官也很是力求增加赋税，以补助财政匮乏，赋税有时超过定额。所以我认为，要使物力不至于枯竭，最好是减少征发，以使农民富足并资助商人；要使百姓的生活不困苦，最好是减轻关卡和市场的税负，以使商人富足并有利于农民。”周先生说：“既然如此，国家用度不足，该怎么办呢？”张先生说：“我曾读《盐铁论》，看到汉武帝元封、汉昭帝始元年间，天下困敝得很。当时在位者都扼腕叹息，主张实行榷利；文学之士却劝导人们努力务农、崇尚节俭。他们的话似乎迂阔，但昭帝实行之后，最终取得了成效。所以古代善于治理财政的人，淘汰浮费和过度支出，并不一味追求增加收入；节省漏洞和浪费，也不随意开辟财利来源。万不得已到了匮乏的地步，仍应从长远考虑，以培植国家根本，厚待百姓。贾谊说过：‘生产财物的人很少，耗费财物的人很多，天下的财力怎么能不枯竭？’如果不致力于消除根本弊病，却争相仿效贾似道那样增加财赋，岂不是很难吗？”周先生听了我的话，心里认为是对的。虽然我也自认为，只有周先生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不久，周先生任事完毕，代任期满归乡，乡里的大夫诸君在江边为他饯行，征求我的话作为赠言；我因病不能作文，于是记下他之所以提出这些议论的原委，如此而已。《张太岳集序》　沈鲤 太岳张公的文集有几十卷，就是张公辅佐朝廷的事业。当时皇上年幼即位，把天下的大政一一委托给张公。张公也感念皇上的恩遇，直接以自身承担这些责任，想要全面修明祖宗的法度；综合考核名实，赏罚分明，不回避嫌疑怨恨，不顾惜毁誉利害。因此朝廷内外，几乎没有不奉行法令的官吏，也没有不能施行的法令。十多年间，天下安宁清平，蛮夷归顺，不可说不是张公的功劳。只是人情害怕受到约束而喜欢因循，长期玩忽既久，一旦用法令约束他们，便觉得过于苛刻；张公却更加坚持，争辩得更加有力，因此同世俗发生抵触。又有一两件非常之事，众人不容易测知其中缘故；从表面看，不免像是刚愎、少有容忍、专擅权力，像是纯粹任用霸术，也似乎始终没有完全合于金革变礼之制。皇上一时虽然宽容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没有疑虑。等到张公去世以后，议论者更加夸张其词，皇上的宠信开始转移，于是张公家族的灾祸便无法挽回了。直到今天，旁观时局的人仍有许多烦琐的非议；但考察他先法后情、先国事后身家、任劳任怨的作为，他确实辅成了万历十年的太平之治。我朝宰相的功业和作为，确实很难有多少人能够超过他。假使后人遵循他已经确立的规模，只稍微用宽缓来补救，也完全可以收拾人心、保全元气。可是后来的人竟不深思事情的结局，只害怕众多议论，便把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反过来，以求取悦一时，最终使纲纪衰败，逐渐发展到今天，几乎到了无法治理的地步。世道和人心，有识之士对此暗中忧虑。是谁造成了这种祸害？难道不是张公的罪人吗？张公一生不屑于充作文人，但他的著作实际上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写成的。他提笔挥毫，全部都是治理天下的大方略。从奏疏、对答到代拟诏令，在天子身边任职时的文字，以及兰台、石室之外所作的文章，张公遭祸后，稿件大多散失无存；即使保存下来的，也有许多秘藏而没有流传。直到现在二十多年后，他的嗣子殿元君才搜求遗稿，仅从旧书中得到十分之一，加以刻印。唉，这也只是周代禁鼎的一块肉，尝到的人便可以知道全鼎的滋味了。我过去在翰林任职时，张公与新郑公当时同在政府；起初二人谋划决断、互相辅助，自命为豪杰，即使与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相比，也本来不肯多让。无奈小人从中构陷，最终彼此产生嫌隙，以至于世间议论纷纷，而皇上的恩遇也因此没有能够始终如一。世人于是把两人一同斥责，实际上两位都是国家的重臣，不可轻易毁谤。近来，新郑公的公论渐渐大为明朗，朝廷已经恢复他的恩典并追赠抚恤；天下也逐渐有更多人追念张公的功劳，写出有实际内容的章奏。这可以看出正直之道仍在。人心不容泯灭，是非也没有长久而不能确定的。况且皇上像天地一样无私，推倒旧碑、重新立碑，绝不是出于成见。为张公昭雪、撰写表章的责任，就在主持世教的君子身上。我这个早晚寄身林泉的人，本来不足以替张公增加什么重要的功业；他的公德功业存在于天地之间，也不是等待别人来抬高的。只是因为殿元君远道来请求我作序，便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赠杨使君序》　吴国伦 杨君大概是楚地人，曾在燕南求学。二十岁时出身考中进士，被选任为留都大司马属下的郎官。他在留都任职时，不用说谨守官秩、修治旧有事务，和各曹郎官相比就已经很出众了。大事是万名士卒穷困叛乱，甚至甘愿同少司徒对抗；三山震动，卿相以下的官员都估量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了。杨君慷慨地跃马上前，举起白毛扇对他们说：“我可以使你们活命，你们应当袒露左臂归顺。”于是万名士卒人人响应，没有一个不袒露左臂。杨君在当时那种局势下，抚剑也无从施展威势，和缓言辞也无从发挥辩说；杨君一跃上马，大难便解决了。直到今天谈论此事的人仍然激动得头发竖起，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神气足以镇压全场吗？后来朝廷记录平定危难的功劳，升任杨君为建州太守。杨君任建州太守大概三年，年纪才三十岁。等我入建州任职辅佐时，他俨然已经是我的长官了。然而杨君却不自认为是长官。我退下来私下叹息说：像我这样的人，哪里配给杨君执鞭呢？天下的荐绅先生听说杨君平定留都之难，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年长而且阅历丰富，能够在盘根错节的局势中不动声色，使反侧不安的人自行安定。哪里知道杨君如今仍是白面黑发、谦退从容、拖着金印紫绶，像章缝之士呢？”

译后来，我从旁边看到杨君治理郡务，也总是采用宽厚的办法。法令没有减损，百姓却亲近他；命令并不苛刻，事务却核实清楚。当时八闽苦于战争，建州处在上游，羽檄交相飞驰，使者的车接连到来；各路征发的将士每天不下数万人，经过建州向东而去。杨君却多次在举杯饮酒、谈笑之间，把筹划供应军需的任务交给有关官员，说：“按这样这样计算就足够了。”又有逃亡之徒聚集山泽作乱，乡邑父老扶老携幼赶来请求杨君发兵剿除。杨君又在举杯饮酒、谈笑之间对父老说：“你们只管回去，不必忧虑，我已经替你们消灭这伙人了。”后来，将士都对杨君感恩，市民完全不知道有战争；逃亡之徒被擒获，父老也安然无恙。这确实符合古人所说的在酒宴中解决军事冲突，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神气足以镇压全场吗？我心里已经知道杨君的学问不必依赖年岁增长，充沛的气力不必借助外力，完整的才干不必凭借阅历，却能运用不竭；只是我独自不能探究其中的微妙。过了一会儿，我又私下问他：“您在那边仓促平定祸难，在这里从容解除纷争，有什么道理吗？”杨君笑着回答：“只是偶然罢了。”唉，像我这样的人，哪里配给杨君执鞭呢？我和杨君相处还不到一个月，便接到了调任邵武的命令，只好同杨君告别。邵武既偏僻，警备事务又少，比建州容易治理数倍；但如果想用杨君治理建州的办法来治理邵武，我的精神气势本来就比不上他。正日夜想着能够再次见到杨君，向他谈论治理之道，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留赠给他。《楚纪序》　廖道南 大明皇帝登临帝位，到现在二十四年，秋季八月十五日，廖道南撰成《楚纪》。在此以前，中丞车公纯、柱史伊公敏生巡视衡州、潭州，访问乡里，曾说：“从前司马子长滞留周南，于是撰写《史记》；君实退居洓水，于是撰写《资治通鉴》。你过去是太史氏的官员，在山林水泽间藏修将近十年，究竟写了什么呢？”道南惊惶地说：“我哪里知道？我哪里说得出？我早年侍奉讲席，执笔于史局，恭敬诵读皇帝的文章，纵览秘府藏书，已经窥见其中奥妙。太祖皇帝开创大业，率领虎旅驻于鄂渚，使江汉地区平定；当时有祖训流传，有帝典可述，这是先于上天行动而不违背天意。皇上统御天下、登临帝位，从郢邸起兵而飞龙在天，翼、轸二宿光辉显扬；当时有大典可书，有大规模狩猎可记录，这是顺应天时而奉行天命。仁人事奉上天如同事奉父母，孝子事奉父母如同事奉上天。因此记载皇室运数，是敬畏天道，尊重应当尊重的事；记载国家根本和天潢贵胄，是亲近应当亲近的人。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有德必定要通过献纳彰明，有功必定要用功劳来表扬。因此记载征献，是承受上天的恩宠，彰显有德之人；记载懋庸，是隆盛上天的施予，奏明他们的功绩。修养德行，这样才可以凝聚大道；修饰文辞，然后才能成就文章。因此记载崇道，是顺循天性，尊奉正学；记载昭文，是使天上的文彩焕发，彰显文明。观察天象来察知变化，观察人事来促成教化；察知时势，必须审察细微征兆；审察征兆，必须凭借谨慎思虑。因此记载孚谏，是告诫人们敬畏天命，谨慎对待时势的征兆；记载稽谋，是体察上天的心意，协调幽明。身处变化之中要懂得守节，变化发展到极点才会通达；随时观察自己的行为，行为端正才能顺利。因此记载树节，是遵循天理而不失去常道；记载经变，是与天道同行而不扰乱它的次序。行为平坦正直的人，崇尚隐士的贞正；守持贞正的人，在贤明君主那里得到显扬。因此记载考履，是培植上天纯粹的德性，使其行为醇厚；记载阐幽，是继承上天的光明，使这类人物得到彰显。品行纯粹，名声便显著；幽隐得到阐明，风教便会流行。因此记载登绩，是代行上天的职事，使其功绩光明；记载穆风，是奏鸣上天的乐声，使其声名宏大。只有上天有自然形象，圣人取法于它，以贯通神明的德性；只有圣人有法则，学者以此为准绳，以达到圣贤的境域。因此最后以《景则》作结。《易经》说：“乾元运用九，才显现天的法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又听说，臣子为了利禄而献忠，忠诚必定不会完全；君子为了名誉而行善，善行必定不能成就。因此，有意写文章的人，未必能因文章而显明大道；无意写作而悟得大道的人，也可能日积月累而成就文章。我曾奉诏主持校勘列代圣人的宝训、实录，从中得以看见太祖皇帝盛大的谋略；又奉谕编纂整理皇上的御书、文札，从中得以看见皇上大力继承先业的功烈；及至修成祭祀仪制和《大明会典》，从中得以看见圣祖神孙天人合一的文章。何况兴都开创基业，使九州成为一家；圣神开启国运，使万象成为一体。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他们的法度是相同的。我私下不自量力，竭尽精力和思虑，到现在已经九年。早早起床铺纸执笔，夜半还抽取书箱中的典籍。山丘沟壑的景象就在眼前，收集资料虽多也不以为劳；身在田野却不忘天下，以管窥天也聊以自慰。过去的事情无法追回，后来或许能够续写；愚人千虑，或许也有一得。考察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都因为竭尽忠心才得以完成。因此仰承天帝的精气，彰显皇帝的文采，暗中赞助神明之理，明白融通万物的教化，使天与人贯通为一个机理，精微之处于是会通了；使古今贯通为一息，神妙之处于是契合了。使万物与我贯通而归于一致，教化于是广泛流行。因此这部书从《通纪》的编成开始。附带写下这些浅俗的话，用来记下年月罢了。《吊忠录序》　谭元春 中丞杨公大洪因为列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而被逮捕，关进诏狱，遭受榜笞、刺剟等酷刑，全身没有一处完好，最终死去。当时天下人内心悲痛、胆战心惊，却不敢发言。后来过了两年，当今皇上极力褒扬他的忠节，剥夺奸人的名位，以慰藉忠贞的魂魄。郡伯胡公在毁巢之后又保护鸟卵，进而为他建立祠堂。天下各地的祠堂，无论知晓他或不知晓他的人，都歌咏赞美，极尽嘉美。稗官之家把他的事迹编入小说传奇，刻成图像。他的鲜血如常山之血，他的头发如侍中之发，仿佛已经化为金铁星斗，不可朽坏。男子活在世上，这是一件极大的快事；然而国人哀悼他，仍然像为《黄鸟》作赋。我认为，用百人之身来赎罪，也不如一句话理解他的心志；中丞对此并不吝惜。他招致府中怨恨、攀连祸患，奋身一击，头颅与玉石一同破碎，只是因为“顾命”二字一直梗在心中，至死也不计较言辞。光宗留下遗命，要求辅佐皇太子，这是最要紧的事；熹宗临朝时也曾问胡子官在哪里。唐人有句话说：“布衣的一句话，也能使宰相为之死。”何况圣主恩德如天，忘恩负义的臣子肥义都认为死不足以抵罪；所谓死不足以抵罪，是说死得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置。杨公刚劲之气一往直前，如风如雷；而那些不知痛痒的人，必定以沽名钓誉给他定罪，还说后来魏忠贤造成的祸乱，是杨公激成的。这真是喜欢议论，却不愿成人之美的人啊。

译我曾说过：士君子的胸中不可没有一点愚直和拙朴。人事就像石匠雕刻苏轼等人被列为党人的事迹，却不愿刻上“安民”二字。石孝忠感念李愬的恩德，悲伤他的功劳不能显于天下，便推倒《平淮西碑》；一方面是出于爱好美德的善心，另一方面是出于不平之气。然而这两个人都像目不识丁一样，不把祸福、生死、安危、治乱放在心中计较，因此与圣贤豪杰没有不同。可是世上那些把依附魏忠贤的人和石杨公相提并论的人，他们看待这件事怎么样呢？正因为不愚不拙，才落到这个地步。杨公一定会像尸体一样冷眼看着他们，怜悯而发笑。《吊忠录》刻成后，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答报辛程二位君子。《湖广总志序》　徐学谟 起初，都御史贤言说：荆州旧地处在天文分野的中央，南方离位居于正位。自从云阳氏开始在沙丘建都以来，世代绵延久远，显赫地列在神明后裔之中。上古的记载已经很详尽。等到荆地降为楚国，便不再同中原会盟。于是古代典籍和丘索之书，只有楚国人能够辨识。左史所作《梼杌》，义理可比《春秋》；流传到后代，又有《鸡次之典》。于是记载法令，借铎氏的微言，来说明成败的终局。即使在分离动乱之际，楚国臣民仍然辗转跋涉、肩负背载，守护这些文献而不使其废弃，如同天球、河图一般。这就是楚地文献的来源。秦朝灭亡以后不必再说，汉、魏以下，历经遥远的千年。除正史之外，还有《襄阳耆旧》《楚国先贤》《荆楚岁时》《长沙岳阳风土》，以及《荆州传》《湘中江行》等传记，接连不断地有人撰述，内容森然灿烂、光彩夺目，无不有益于楚地。明朝兴起以来，道德教化广泛融洽，闻名当世的人才接连出现，楚地郁然成为文明都会，著作之林理应日益繁茂。可是掌管副职修志事务的人，有关官员大多废弛懈怠，不肯举办公务；直到现在，许多缃函缥帙往往损坏腐烂、散失无存。孔子为杞、宋两国史事无从考征而悲伤，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这难道不是缺憾吗？成化甲辰年，督学副使纲才开始着手编修《通志》，略略形成了梗概。转眼到了四十年之后，嘉靖壬午年，都御史廷举因奉命在乡土办事，逐渐加以整理增补。又过了四十年，年代久远、时局变迁，旧志仅存十五卷。辛酉年，督学副使天复对此感到痛惜，立志振兴替补，发文命黄州同知福征、应城人前进士士元，汇括旧文，析分为纪、表、志、书若干篇，文采灿然、内容充实，几乎超过前一部书。但书稿尚未完成，天复便很快罢职离去。甲子年，都御史、南京御史省发文督促督学佥事文华，命学生弟子整理残散书帙，并把此事托付给安陆人、前侍郎迁。到丙寅年，督学副使栻又在吉阳山中敦促他完成。壬申年，都御史道昆、御史鳌再次发文督促督学副使弘谟，把此事托付给蒲圻人、前副使裳来修订。第二年癸酉，安陆、蒲圻两县的官员分别把二氏的志书草稿先后呈送都御史台。当时我小子贤恰好接替道昆任职，有幸接受这些稿本并完成编修。于是我离席叹道：浩大啊！安陆本丰富而华美，蒲圻本简约而有法则。楚地的典章法度，或许就在这里吧？或许就在这里吧？我小子贤，哪里敢插嘴评论呢？但把两部书并列鉴照，便会互相映照而产生疑惑；并驾齐驱而行，车毂便会相互碰撞。二氏已经各自形成一家之言了。于是各篇文章的措辞彼此不同，华美与朴实也很少兼备；如果施行于国人，只怕他们无所适从。于是删削润色，斟酌取舍，汇编成一部书，用来传信于后世。诏令传来后，这只是我这个巡察地方、观察风俗的人的责任，应当设法完成。御史栻栻说：“是，是。”于是发出共同的檄文。现在左布政使学谟说：“你长期历任楚地官职，应当熟悉楚地事务，何不编纂这些材料，再次发檄文督促学政佥事允升？”又说：“如今正是广泛振兴学校的途径，这也是掌管旧有典章故实的职责，应当督办此事。”学谟、允升惶恐不安，谢称自己才力不够。过了十五天，才接受编纂的文书。于是私下议论说：“楚志没有完成，已经二十年了。难道只是主管官员几次更换而已吗？可见知我、罪我以及贤圣之人，恐怕都有未尽的考虑。幸而若能解除这一负担，免受罪责，岂不是非常困难吗？不如重新广泛访求采集，希望能够取得共同认可。”

译《尚书》说：“要同卿士谋议，要同自己的内心谋议，希望不要留下招致祸害的根由。” 于是向各郡县的长官以及博士弟子再次发檄文，要求各自搜集考察旧有事实，并询问各部门中有名望、擅长文学的人，请他们各自举荐所知道的人来报告。于是夷陵州知州昌祚、宁乡县知县以忠、楚审理言荣、襄府纪善绍稷、荣府纪善化成，以及学官德安府治、桂阳州维岳、江夏县李芳、桂阳县凌汉、桂东县密、郧阳府聘夫、襄阳县昌应，弟子员江夏敬、崇阳星耀，都先后匆匆应檄来到。后来以忠调任宁州，便召德安府推官桂臣来代替他。于是选择棘院作为编纂场所，召集各位文学之士专心办理此事。武昌府知府向阳、通判必闻，以及松江夏县知县世厚，则搜集名册和记载，准备粮饩，储备笔墨纸张，分别供给各位文学之士。不久，各郡县搜集的旧有事实也陆续递送到省里。学谟、允升按照文牒征集稿本，早晚谨慎办理，分列门类进行编纂，按才能分配职任。过了一年多，事情仍没有头绪，各学官都以职务事务为由辞去。只有昌祚、言荣、绍稷、化成四人被留下未遣，于是彼此加以考订搜罗，搜集补缀尚未完备的材料。但事务繁多、工程浩大，最终完成实在困难。过了很久，都御史贤奉召入院，由都御史瑞代替御史栻办理此事。事情完毕后回朝，又由御史程代替学谟、允升。二人再次请求抽暇办理志书，于是御史台屡次向各省省察，并加重督促，命令不得再行玩忽，不得使此前的功绩坠失，要尽快完成前任都御史的志愿。学谟、允升更加惶恐，谢称才力不够；退下后又告诫昌祚等人，众人惊恐相互警戒，更加闭门专心思考，直到终日不息，燃膏几乎废寝忘食，又经过十个月，学谟、允升才向都御史报告事情完成。御史台于是由都御史将此事报告给前任都御史贤、御史栻，又转请郧台都御史世贞核定，众人都命令刻板印行。又由布政司照磨选任武昌府同知防司校勘刻印，书版刻成。学谟没有什么才德，谨恭敬地整顿编次这些内容，写成一篇小序。序文说：“上溯炎帝时代，正黎主管天文，翼火星象征文明，轸星位在沙麋、寿鸟帑的分野，实际主管荆、衡一带；观察天象变化，授予农时，所显示的征兆端正而没有差错。编为《星野》第一。”“从前划分州域，荆州分得一方，包容联系着雍、豫、维、扬诸州，所产物品适宜当地，珍奇物产接连进献，直到南方边界；险狭之地逐渐繁殖发展，唯独这里号称雄伟开辟。多么盛大啊，唐代啊！编为《方舆》第二。”“这里是形势险要而幽深的地区，占有上等肥沃的土地，历代都作为屏障和藩翰；世代承继山河盟誓，接受玺书文牒，能够固守四方，谨慎遵守侯国法度，既广大又昌盛。从三代直到今天，从未改变。” 编为《国纪》第三。《藩封》第四。“土地广大而肥沃，养育我们的百姓；户籍有逃亡和错乱，田地有污邪荒芜，这是治理上的弊害。编为《田土》第五。”“荆地广阔绵延，百姓不能安居，于是让外来人口附籍，以此经商、捕鱼；谁能使他们各得其所？如同树木务求滋长，要考察人口的增减，以安定国家。编为《户口》第六。”“山泽所蕴藏滋养的物产极其繁多，土地上的出产自古以来就有名称；给各种物品确定正名，使人们知道共同享有的财货，所以百姓富裕而不愿迁徙。编为《方产》第七。”“圣王使百姓成就事业，赐给他们安宁的居所，因此修筑城郭宫室来作为坚固防御，设置井邑聚落来守卫，利用津梁来救济交通不通之处，经营规划这些事务。编为《建置》第八。”“治理国家、划分郊野，各有职掌；罗列土地的长短广狭，如果不布置职官、安定政务，大小职务互相维系，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并总摄百姓呢？编为《秩官》第九。”“《禹贡》规定赋税，有上下等级；贡物有丹砂、银、齿、革，如今征收这些物品，赋税加倍，何况还有渔税，征发越来越繁重，众人因此都恐惧。编为《贡赋》第十。”“古人说应当使百姓安逸以防止劳苦，但荆地的徭役使人劳苦，各种科派征收纷纷兴起，民力已经疲惫。应当调养、节制、减省，把情况报告给主管牧民的官员。编为《徭役》第十一。”“天地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废除兵器？十日交战以后，蛮地凭借险要地势，历代都有征讨；广阔的山谷和大河，其中藏有奸邪盗贼，这是太平时代的防备，也正是各种祸乱的根源。” 编为《兵防》第十二。“七泽九江，长江、汉水浩浩荡荡，用来漕运、灌溉，利益和危害无法相比；修筑堤防，疏导分流，就可以继承大禹治水的功业。编为《水利》第十三。”“文明端正的光辉，在南方疆域世代昌盛；溪峒之地也敲响书箱，从师求学，以连接和储育人才，读书人的风气没有不兴起的。编为《学校》第十四。”“世代因教化而迁变，文饰繁多而灭失本质。荆地一向专一，如同混沌被开辟；不要说百姓愚昧，应当顺从上帝的法则，破除棱角、削去雕饰，归于安宁统一。编为《风俗》第十五。”“士人献身效力，只等待上级取用；最上等的是征辟举荐，其次是科举制度。昌明的言论和朴实的品行，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制度有兴有衰，起初不必再议论。编为《选举》第十六。”“云龙、风虎，蓊郁地交相辉映；士人身居要职，掌握文书，执掌枢机，建立功业、镌刻勋绩，功名彪炳于彝鼎之上；祖宗子孙延续福庆，承受光荣恩泽。这种恩泽哪里有尽头？编为《大臣》第十七。《貤恩任子》第十八。违背盟约而中途反悔，罪行揭发出来，只有腥臭。先王怜悯这种情形，常典明白垂示后世；不可放纵淫乱以亵渎神明，古今道理完全一致。用来告诫百姓不可逾越礼法，编为《坛庙》第十九。”“著名的山岩和奇异的薮泽，雄伟绝胜，古今无比。想到这些景物终究有尽，而观察它们的兴替仿佛无穷，感慨由此而生；这难道不是使百姓返归本性的原因吗？” 编为《胜迹》第二十。“不朽的意义，要从身死之后来验证。对死者的哀悼不必等到施行礼仪，难道说就没有可以寄托的地方吗？贤哲之人的尸骨，难道忍心让狐狸挖穴、荆棘丛生而成为废墟吗？编为《陵墓》第二十一。”“圣人远去，道路湮没，佛、道二氏从旁兴起；建造宫观，演说教义，以形象和言语传播。达官大人亲近它们，普通人便有所畏惧；驯服顽民、引导鄙俗，比击鼓传令还迅速。编为《寺观》第二十二。”“上天显明而深思，德行不可僭越；祥瑞应验于德，原则只有一个。有的人拘泥于表象，有的人因其遥远而忽略；人伦之道其实就在眼前，十分明白清楚。编为《灾祥》第二十三。”“楚地以人才众多著称，并不是由于一种固定途径；总的来说，都在于经营世间事务、树立人伦典范。各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但英名声誉照耀一代。编为《献征》第二十四。”“官员列职就位，都称为分掌政务；至于功绩嘉美、功勋伟大、留给百姓福利的人，如果只是寥寥可数，便不是百姓遗忘了荣誉，而是名实难以尽述。编为《宦迹》第二十五。”“江汉地区的教化，起源于《关雎》；那些远方的闺中女子，洁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即使遭受艰苦困苦，至死也不改变；《葛覃》《樛木》所表现的情怀，正是用来长久追思。编为《烈女》第二十六。”“山川确实美丽，士人背着书箱赶来游览。到达那快乐的国土，悠然自得，悠然自得，由此可以观察当地风俗。历代都有羁留此地的人，于是留下了美好的踪迹。编为《流寓》第二十七。”

译“地灵所以人杰，小道技艺也占其中一类。焦神极其能干，他们都可以说已经深入其中的精妙境界，并以才智闻名。编为《方伎》第二十八。”“灵异的仙境，幽深而冠绝天下。这里又有破额山和紫气山，南宗由此开创。信徒很多，不要因为末流的弊病而追究宗旨本身。编为《仙籍》第二十九。《禅宗》第三十。”“天地玄黄融结，珍奇幽秘之物聚集于此。金石、丝纶等文章，前后都灿烂茂盛，这就叫作文采斐然。并非只是雕琢文字的小技，而是使国家光彩的资助，怎么可以缺少呢？编为《文苑》第三十一。”“楚地旧事深奥繁多，琐碎细小的事情也有关于宏大事务。即使是积水污沟，也能增加水道的污浊；一抔土也可以用来增高丘陵。凡是深远的见闻都不遗漏，何妨附列其中？编为《杂纪》第三十二。全书终了。共编图经及论二十三篇，考十八篇，表二十六篇，纪二篇，大小列传四千四百多篇，分志三十二篇。各志都有序和论，与目录的数目完全相同。总计成书九十八卷。始事于万历甲戌年冬十一月，到这一年丙子夏四月初一日完工。这项工程中，右布政使柏、参政吉士、人。种玺、参议时雨、崇嗣、化日、强思充任按察使；邦奇、副使一魁、愿泽、大顺、楠、文炜、度，佥事克敬、梦龙、松林，署都指挥佥事乔范、显忠、昆，均搜检旧有文牍，宣告风俗歌谣，遇事访求咨询，协助完成，因此按惯例一并记载。” 《大隐山人稿》序　李维桢 樊山王升甫辑录自己所作的骚赋、乐府、五言诗、七言诗，以及志、论、表、状、序、记、尺牍，共十七卷，命名为《大隐山人稿》，并派使者带信给我，请我为它作序。他信中说：“轩冕只是尘世的踪迹罢了。执笔作文的宾客大多推重、尊贵鄙人，却不以学士之名称许我，我心中暗自以此为耻。只有您高明，希望可以把这些话告诉您。”我读了他的书稿，已经读完全文，茫然间感慨古今人事的变化。“古代圣贤帝王有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必定百世受祭祀。从黄帝到舜、禹，同姓而国号不同，用来彰明德行。其制度是天子赐姓，诸侯命族；姓由彼此繁衍，族则相互隶属。周代有一千零八国诸侯，以及公子、公孙成为卿大夫，世代承继并发扬他们的美德。只说楚国，楚国出自颛顼高阳氏的后裔；鬻熊做过周文王的老师，诸子的传承实际从这里开始。到熊绎时受封，到熊通时强盛；他的子孙有的以封邑为氏，有的以官职为氏，有的以字为氏，有的以族氏为氏，如斗、龚、屈、昭、景、詹、伍、蒍、申、庄、左史、二尹、连尹、沈尹、箴尹、芊尹等，都是圣贤帝王的后代。他们建国时能占卜定命，耕田时能发布命令，制作器物时能刻铭文，出使时能撰写外交辞令，登高时能作赋，统率军队时能发布誓令，面对山川时能作解说，办理丧事时能作诔文，主持祭祀时能致辞；他们下笔如泉涌，言辞动辄合乎礼法。因此，道德、政事、文学、言语四科，没有不是出自圣贤帝王后代中那些担任公卿大夫的人。” “赐姓的制度废弃后，谱牒散失，圣贤帝王的后代便与平民没有区别。士人以四科的名目自称，凭空崛起，超过前代，却不知道自己的世系出自哪里。封建制度废弃后，那些分封土地、接受俸禄的人，大都让属吏代替自己治理，只收租税、享受供养而无所事事。人们看待他们，就像看待草扎的龙、泥捏的偶像，表面尊敬，内心却轻视。”“周代宗族盟会，以同姓者为长。司马迁编列汉兴以来的诸侯，同姓、异姓交错排列，并没有把刘氏排在前面。他编列建元以来的王子侯，又依次列出高祖功臣以及惠帝、景帝、建元以来的诸侯，似乎是说亲属关系不如功劳重要。楚、赵、荆、燕、齐五家世家排在外戚之后，似乎是说这些人仍然只是承受外戚恩泽的侯爵。梁王五宗、三王的世家排在绛侯之后，似乎是说他们不如绛侯有条侯这样的功绩。他所记这些事情和文章相当寥落，不太能体现他笔下最慷慨激昂、歌颂贤豪的地方；那些内容反而在列传中，而诸王侯却没有被列入。”“班固沿袭《史记》，把世家一律改为列传。从此以后，贫寒孤微的士人，以及儒林、文苑之士，往往占据了列传篇目，凌驾于佩带印绶的贵族之上；而那些面南称王、自称孤家的诸侯，如淮南王刘安，却倚仗宾客来成就声望身价；又如陈思王上表请求自我试用，更有隋越说出宁愿不再活着之类的话。” 古今人事的变化，轻重多寡竟然完全相反，竟到了这种地步！升甫列于王爵，是高皇帝的云孙、当今天子的叔父，也是荆王的孙子，在天下人看来并不卑贱。他却耻于凭借国属和宗室身份获得尊贵，想同学士归为一类、共同获得称誉；这正是世代俸禄走到末路、势力达到极点而不能回返的情况，也是世俗逐渐熏染造成的。晋国范宣子称述祖先保有姓氏、接受氏族封号，世代不断祭祀，认为这样便可以不朽；叔孙豹却对此加以辨析：这难道就是所谓世代享禄吗？鲁国没有了，难道臧文仲死后留下的言论还能独立存在，这才叫不朽吗？言论不能停止，就像这样！升甫锤炼陶铸自己的文章，自成体势，不与他人同调。可以把他比作何逊，像从沙中挑出金子，往往能发现珍宝；可以比作陆机，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自然成文；也可以比作庾敳。他完全可以立身后世而获得不朽。我将举龙门、兰台的先例，特意为三闾大夫作传，而不把他附在楚世家中；又为楚元王作传，实际上所看重的是中垒校尉，使后人称道明德盛美，认为楚地确实人才辈出，足以同古代公卿大夫并肩；不是借助世代俸禄，而是凭立言取得声望。这样做，难道不是在自我振奋吗？不过，升甫把王爵看得如同冠帽和簪缨一般，私下比拟东方曼倩隐避世俗、游处金马门的意义，这一点不容易说清楚。真正的大隐士隐居在朝廷和市井之中，哪里只是诸王侯如此，天子也有这样的人。孔子说尧、舜拥有天下却不把它放在心上，这是比隐士更深的隐逸。升甫所说的隐，难道还有超出这篇稿子之外的含义吗？介之推本人既然已经隐居，又何必借文章来表现他？扬子云轻视雕虫小技，认为大丈夫不应从事；梁武帝却说曹景宗才艺很多、才能杰出，何必只限于一首诗？这些说法各有道理。我不善于隐居，又不擅长文章，实在没有资格替升甫作元晏那样的序，只姑且把自己比作别的山上的石头吧。” 《草堂自序》　郝敬

译我四十岁时，离开经学，向我的老师李本宁先生请教说：“先生的文章可以济世，就像齐国的绢、鲁国的白绢，可以制作冠带衣履；天下来求见求取文章的人挤满门庭，没有一天空闲，难道不是太屑越了吗？”先生二十岁入朝，阅读中秘书，掌管国史，历任中外官职五十多年，亲眼见过五朝人物的好坏、时政的得失，以及朝廷内外兴衰废立的许多事情，为什么不把它们整理成史书，藏在名山，传给后人，使弟子们共同研读，得以附着青云，这不是幸事吗？我的乡里从前有先民著述，如今将近百年，已经取来续写，这也是乡国的光荣景观。为什么凭借超越世俗的才华，却把精力耗费在衣带巾帕般的文章上？像建安七子、开元四杰，难道不能算有文才吗？如果想把文章垂为典则、昭示后世，那也只是夕阳将落时的余晖罢了。可以长久流传的文章，只有经书和史书。史书自宋代以来没有值得观览的；经书到宋代才称得上明白，到今天号称兴盛，但虽称兴盛，实际已经衰落了。拘守师承，受功令束缚，像郢人写书、燕人解释一样，始终不敢直说鹿不是马。如今何不扩大宏大的见识，成为文章的盟主？我这个年轻人虽然狂妄粗疏，愿意背着弓囊在前面开路。”先生说：“好，我将设法办理。”不久，先生从家中起用，出任蜀藩，转任粤地，又进入晋地，前后十五年。先生年老了。孔尼父还没有说要删定六经，陋巷中的颜回已经白头。先生闭门讲学，注释九经，粗略完成了一部书。我前去拜见先生，先生微笑着高兴地说：“用宰牛的刀去杀牛，已经够了；若用它来杀鸡，岂不是令人过分取笑吗？”不久他又怅然说道：“家中失火，延烧到藏书，所撰写的前朝实录，一下子都化为灰烬。”我听后扼腕叹息。从前郭景纯的门人偷取老师的《青囊书》，还没来得及阅读就遭遇火灾；孔子的鞋、汉高祖的剑，藏在武库中，也遭到祝融嫉妒。像弟子们所说社树不被砍伐、井中泥水不被饮用，宁可玉碎也不瓦全，难道不是天意吗？所以《易经》有天文，也有人文，才能必须与天时相合。著述之人有自己的才力，应当顺应时势安置事业；才力不足、时机不合，就暂且放弃不能做的，转而做能够做的。我年轻时低贱地学习诗歌，先生说：“诗这种东西容易使人困穷，而且应当先遵循功令，等到自身和名声都安泰之后，再来做它。”我退下后学习举子业，三年写了五千多首诗，求取早日登第；又打算三年不做官，学习足以流传千秋的事业。行经邯郸时，遇到先生乘车北行，他邀我说：“回来吧！亲人年老，家里贫穷；不做官却空谈千秋事业，就像看见鸡蛋便想求取夜明珠，太早了。”我于是返回，除去头巾出任县令，升任谏官，后来因考核浮躁而被贬出京。”}], 先生也长期滞留外藩，而我的仕途失意，渐渐与低级属吏为伍，于是拂袖归乡。归乡以后，前路艰难、处境困窘：戴着章甫帽到了越地，越人不戴帽；穿着白衣进入齐地，齐人却以紫衣为贵。这样难道是要作《离骚》吗？乡里的三闾大夫已经先作过，宋玉又作过一次。接着再作又能怎么样呢？也不过是陈旧的红色罢了。钱财腐朽而耳朵泛滥，难道是要作赋吗？司马相如已经先作过，扬子云不过是向人乞求旧火，又加上孟坚、平子、太冲，仍然只是四次残羹罢了，难道还要再加上我吗？我曾说今天人的词赋，像荒鸡乱叫，送别逃客出函关时使人听错；又像半夜起舞时群蛙呱呱乱鸣；又像用牡菊熏染穷愁之人，把胡闹当成鼓吹。至于赠送、游览的诗篇，题跋、记、赞之文，祝贺生者、哀诔死者的文章，称颂功劳、鼓励功业的作品，有的借询问奇闻来乞求施舍，只是分食残羹、沾一点利益；有的游说显贵以求取名声，托人逢迎替自己说情。于是使那些小小的狡猾之徒，自夸为我辈；把真正忠厚成人的人，反而视为庸碌无能。又有些人标榜龙门高士，携带资财，树立声价，自以为掌握文坛；而追逐臭味的人和卖朴木的商人相互拜揖，把我说成藏有巧诈、谄佞、夸耀的人，使文坛变成了卖臭鱼的市场。从前司马相如为陈皇后作《长门赋》，善于以文章谋利，所得增加三倍；后来模仿的人反而更加丑陋。有人作传记来求取米粮，写几个字便索取绢帛，斤斤计较多少，闻到金钱便按两种价格讨价还价。估客死后，蔡中郎替他写墓志；贪官被升迁，李北海替他写去思碑。斯文扫地，奎星、璧星也失去了光彩。这就像提着价值千金的玉璧去砸老鼠，揉碎明月珠去弹射麻雀，学习养龙的法术却拿去杀狗，舍弃金仆姑的箭却用来射鸡。李北海之所以做这种事，是因为他的父子曾向萧统受业；他贩卖铅椠，唐史记载了这些事实，杜甫也歌咏过其中的污秽。至于所称龙宫、防庙，以及祭祀器物、碑版方面的文章，如今已经没有一字值得流传了。既然如此，圣人所谓修饰文辞、建立诚信，以及上古流传至今而不朽的东西，想来一定另有所在。我年轻时曾经致力于文采，但才华比不上卿云；晚年研究六经，知道自己的过错，闭门谢客，至今已经二十二年了。大道还没有听闻，余生又苦于短促，想同子墨客卿一起，一边饮酒一边吟咏，比试雕琢文字的技巧，盼望以笔耕为业度过岁月，只能等待黄河澄清了。近年来我含咏经书、体味义理，把个人管见和浅陋论说抄录整理旧闻，共成二十八种；虽然可以说荒疏芜杂，但都是经史的余绪。即使十年之后仍然有气味，我何必急于使它腐朽？当时先生在太常，参与朝廷议论，将要以国史作为取舍裁定的依据，这正是请大匠来砍削加工。” 然而左丘明、司马迁，都是在民间谋求材料，才获得传世之名；并不是没有董狐，而是因为有金钱作注脚。凤凰将要带着九只雏鸟，凭什么飞上千仞高空？假使孔子当时做官，也未必能够写成《春秋》。我因此替先生犹豫，也借此自我嘲笑。司马迁说：“颜渊虽然贤能，得到孔子的称扬，名声更加显著。”左思写《三都赋》，也必须借助皇甫谧的推重，未能免俗，只好姑且如此。我的老师的弟子，难道一定比不上皇甫谧吗？我不过是直接据实评断根本，像这样叙述它的源流罢了。《重修衡岳志序》　邓云霄 我和衡岳大概有宿世的缘分。我是罗浮山下的人。史书称罗浮山是南岳的辅佐，九仙也说衡岳的水帘洞与罗浮相通。罗浮号称朱明洞天，历史已很久，而朱明峰也在衡岳。这两座山确实有瓜葛。我所说的夙缘，依据就在这里。我过去在揖仙楼读书，正与罗浮水帘相对，像一匹白绢的瀑布纷纷落在笔架上。我洒下浮提之汁，时时变成五色鸟飞去。于是想到洞中的仙人脚步可以暗中通达朱陵，风作马，神作御者，哪里还需要驾车呢？每当兴致到来，我便踏着飞云，拍打仙女的肩膀，总要遥遥献给祝融君一杯酒，说：“订立盟约，永不寒冷。”我的精神往来于衡岳，超过二十年；在仕途上浮沉，几乎辜负了尚平的志向。然而我没有忘记衡岳，衡岳也没有鄙弃我，仿佛有意使我与它结合。我从南垣出任楚地按察官时，患暑病服药，在野寺里天天发誓要丢弃鸡肋般的官场事务，去煮莼菜。白门的诸位词客前来慰问，踢我的肘说：“湖南并不坏，祝融君就在这里，难道这里不值得作为你的居停主人吗？”天下五大名山，衡岳占据其中之一；大丈夫筋力健壮，却不自己腾跃远游，到了老年才想靠卧游图来计划观览风景，岂不是太昏昧了！”

译我皱眉起身说：“幸亏有这位君子，我病得厉害，几乎把这件事忘了。”汗水不断流下，疾病很快就痊愈了。因此我便产生了渡湘江游览的兴致，心情顿时舒畅。衡岳给了我这些，我又拿什么报答岳神呢？我入仕以来一共三次做官，都占有湖山胜景。吴门、白下并不缺少名胜，直到今天，景致更加开阔宏大，就像顾长康吃甘蔗，渐渐进入佳境。我又拿什么报答岳神呢？况且我所取法的是甘泉、白沙两位先生，他们是我们乡里的希望。白沙年老多病，想游衡岳却未能成行；甘泉年纪极老，曾一再到衡岳，计算他的杖履也已经十分艰难了。我才力不敏，却能在壮年赶上这次游览，还能有余力帮助游览，实在是天大的幸运。我又拿什么报答岳神呢？游览时正值夏夜，云层低垂，像要下雨，山僧劝我暂且等待。我说想观看海上日出，决定连夜出发，于是鼓起勇气上山。不一会儿，四面天空澄澈明净，祥风不惊，星如珍珠、月如璧玉，伸手仿佛都可以摘取。拨云见日、雪霁天晴，长久以来都是人们艳羡称道的景象，我偶然遇到它，究竟是谁造成的呢？我拿什么报答岳神呢？往年庄稼歉收，疮痍尚未恢复，百姓还在惶恐观望。如今疫气消散，灾害平息，雨水阳光都合适，禾稼丰收，大概是岳神真的打开石廪来供给我的百姓吧。我终于能和百姓一同游览观赏、共享欢乐，那么又拿什么报答岳神呢？” 衡岳位于离明之方，平衡天地元气，礼秩待遇相当于三公，是古代天子按时巡行并加以礼敬的地方。楚是幅员广大、气势盛大的国家，衡岳是这里的重要镇山。国家尚且有史，衡岳难道可以没有志书吗？所以重修衡岳志。这样做是为了尊崇衡岳，实际上也是我这个主管巡察者的责任。征集文章，考核文献，继承过去、鉴戒未来，使灵异遗迹得到彰明传播，不使它们壅塞、不使它们污秽；用来报答岳神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旧志本来就有，但已经漫漶残破，无法仔细观看，鱼鲁相混、沿袭讹误，遗漏也越来越多，岳神大概感到惭愧，莫非有意把编纂的简册交给我吗？在此以前，曾金简先生壮年时拂衣而去，长期居住衡岳，留心搜集考订，书信文牍已经很多；邝生的祖父诗从他那里求得了这些秘藏。邝生在岳中读书，又进一步温习搜猎旧志未备的内容。我任官有空闲时，铃阁白日寂静，便逐字梳理、逐句校勘。大体上对照旧志，芜杂的删去十分之三，缺少的补足十分之五。至于订正疑似之处，分析异同之文，细致审慎，务求足以征信而不流于荒唐污杂，则有郡邑诸位大夫，以及两位王生边、宁国泰、刘生经筵、袁生伯献，共同竭尽力量商议考订，才完成这部完整的书。大概是聚集众人的意见才能织成裘衣，并非凭我个人的管见敢于擅自完成。书编成后交付刊刻，我捐出俸禄完成了这件事。” 我与衡岳神灵在精神上交往二十多年，才终于获得这次游览；游览以后想报答岳神的愿望有五项，如今已经完成了这项心愿，岳神听到后一定会高兴，这是可以知道的。不过，会稽、罗浮本来就是衡岳的辅佐之山，而岱山、恒山、嵩山、华山也是衡岳的兄弟姊妹。我借罗浮来作介绍，承担撰写文书的任务，希望岳神再转而为我介绍给那四位山神，使我依次登临它们的山巅。我的笔锋虽然已经秃了，还能为四位山神作向导；希望它们不要拒绝、不要吝惜我，我也将准备好过夜所需的粮食。时为万历四十年壬子清明日。” 《刻神禹碑序》　湛若水 我来任南京礼部尚书的第二年，听说衡山有神禹碑从地下显现出来，就想前去观看，却没有能够成行。又过了一年，即嘉靖乙未年秋天，楚地士人把神禹碑的摹本送给我。我高兴地观看并仔细考察，碑上的字画奇特古朴，与后来的篆书、籀书笔法截然不同；但碑石又已经剥落，即使熟悉古文字的人，也只能辨认其中一两个字，既然如此，便无法识读碑中所说的内容。只有在碑末有小楷写的“古帝禹刻”四字。我猜想一定是后来的汉、唐人因为见过此碑，另有考据，于是在末尾题写了这四字。等到考察韩昌黎《岣嵝山诗》等文字，以及刘禹锡寄给吕衡州的诗也说“曾经听闻……”；盛弘之《荆州记》说：“南岳周围数百里，从前大禹登临并祭祀它。”徐灵期《南岳记》说：“夏禹疏导水流、沟通水道，在名山高处刻石题名。”南岳碑文说“高四千一十丈”。把这些说法同《禹贡》合起来看，那么大禹从岷山疏导长江，经过湖泊进入海中，又经过南岳，登山祭祀并刻石；这座山就是此碑所在之山，毫无疑问。然而韩、刘二位先生大概都只是听说而没有见到；如今我有幸见到它，而他们所说的“蝌蚪拳薤、倒披鸾凤、飘挐虎螭”，完全像是在描写此碑字画的形状，难道就是所谓道人偶然见到后流传下来的说法？碑末四字，或许也是当时题写的吧？” 至于韩、刘二位先生所说的“秘文秘迹”，按道理本来确实如此。宇宙之中的神奇事物，本来就应当天所珍爱、地所收藏；时间久了，必定还会重新显现。我有幸正逢它在数千年后重新出现的时机，又得以亲眼观看，那么与韩、刘二位先生未能见到而悲叹惊异、流泪不止相比，我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公安县志序》　雷思霈 如今天下各地都可以编志书，但世上流传的随州、武功、雍、纪、青、齐、随州编年、近迂、武功叙事、近简、雍、青、河山等一百二十二种，大多足以振作气势、增强文章文采，却旁征博引、杂乱出入，不能形成一家之言。由此看来，天下并不一定处处都要有志书。楚地的志书起源于《禹贡》《山海经》，只记山川、田土、贡赋、物产，乃至诡异的神怪之事；这些内容今人简略，古人却记载得很详细。《梼杌》《楚书》开始综合记述人事，《离骚》《九辨》开始铺陈歌辞。汉、魏以来，舆地图经往往也不缺少。后来，袁崧有《宜都郡记》，盛弘之有《荆州记》，庾仲雍有《江记》，宗懔有《荆楚岁时记》，罗含有《湘中记》，习凿齿有《襄阳耆旧传》，郭仲产有《襄阳记》，鲍坚有《南雍记》，邹闳甫有《楚国先贤传》，余知古有《渚宫遗事》，范致明有《岳阳风土记》。这些君子凭借广博宏大的学问，抒发深沉郁积而文采丰赡的思想，使人仰望高山、景仰大道。”},{

译踏上这里土地的人，恍惚间就像自己曾经游历过；想到这里的人物，也欣喜得仿佛他们还能够再生。对此没有一天不惆怅叹息。悠悠千古，谁来传述这些盛事？我的朋友中郎，才开始撰写《公安志》。恰好钱令君把这件事托付给中郎，他的文章和言语都十分精妙，天下的志书应当以此为标准。他搜抉奇异、探寻深奥，辨析事物、核实情状，绝没有老博士那种酸腐的语句。我认为，他只是独自承继了习襄阳的风格。我曾到过一次公安，与中郎及他的弟弟小修，坐在柳浪、潇碧馆中；面对玉条般的绿杨、长塘和曲巷，看晨间的野鸭、傍晚的野鹜，看晒背的龟鳖和跃动的鱼鳞，饮酒吟咏、相对交谈，很有习池的意味。而且四海之内声名弥漫、风采高俊超迈，正足以与习襄阳相称。习襄阳开头叙述人物，中间写到山川；公安志却只有江湖中的几片景物，不过把白黄山写成一片青色而已。这里没有隆中、岘首、鹿门、楚望，也没有洞壑、林泉的胜景，来疏解胸中的郁结；没有司马、诸葛、崔、徐、羊、杜、皮、孟这一类人物，来抒写神韵、彰显文采，并流传给后世。即便如此，山陵溪谷不断迁变，世事也秘密推移，何况地方方言和市场契券都具备精妙的语句，稗官小说也都能成为至文。更何况以一代的才士来撰写一县的志书，民居没有改变，文献又足以考征，何必要轻视当时的贤才，而仰赖异代的人呢？传闻说中郎是苏子瞻的后身。唉，子瞻都不敢撰写《三国史》，中郎却能够撰成一国之志，难道相隔一世之后，精灵反而更加增长了吗？随州、武功，才开始设置这种志书。如今公安所忧患的事情，就像腐蚀城墙、啃噬堤防一样，没有什么比江水更严重。请允许我就水道向中郎请教。中郎从尚书职位起家，《禹贡》说疏导长江向东流至澧水，经过九江，至于东陵。如今长江不流入澧水，却流入荆江；从防门以下到荆门，水势浩瀚，无法遏止。长江流入澧水，是大禹疏导的；长江流入荆江，却不知是什么时候江水自行改道的。《尚书》说：“云梦泽得到治理。”《周官·职方》称它的泽薮为云梦；说是云泽和梦泽，还是说云梦之泽，含义自然可以看出。从前是长江流入九江，所以水势收束而后漫溢；如今是九江流入长江，所以水道狭窄而后泛滥，这是水势造成的。既然已经不能恢复原来的河道，难道就不能疏解吗？这难道是昏昧儒生疑惑经典的最大迷误吗？又请允许我就水利向令君请教。令君生长在泽国，熟悉水势水情；公安据有油口，上下数百里之间，原有十多个口子用来泄去江水的怒势，使水向四面流散。如今数百里全都修筑了堤防，水土相激而震荡，风雨又乘势从上面冲来，下面渗漏，堤防荡动、渗漏、决裂的形势就形成了。如今水口既然确定不能开凿，堤防也确定不能拆除，难道不可以说“善于防水的人，应当让水有所宣泄”吗？这或许也是一条办法。油水发源于武陵白石山，与洈水汇合；孱陵城背靠油水、面向泽地，油水向西流过公安，再向北才注入长江。因此古城都离长江很远，如今却割取江边的土地同江水争夺，怎么能够抵挡阳侯的波涛？难道不能稍稍迁移城址，把它筑在较高的地势上吗？令君公正忠诚、廉洁平允，工于文词，通晓经术；即使亲自抵挡堤防，堤防也不会动摇；即使以【“▯”字疑有讹误】开渠，渠道也不会因此受损。这件事一定能够由他办成。中郎极其谨慎，很少称许他人；本朝贤能的牧守列入传记的也数不出几人，可他却津津乐道于贤令君。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为人了，这篇志书也正是因此而作。《巴东县令张君考绩最优序》——雷思霈 巴东是古代的丹阳，是夏代孟涂听理诉讼的地方，也是周代熊绎最初受封建立国家的地方。《禹贡》所记载的，是荆山以及衡山以南属于荆州；关于田赋和物产却没有说到治理之道。启的臣子孟涂，只在这里被提到，这样看来，楚国的吏治就是从巴东开始的。疆域方圆五千多里，火正陆终没有留下像弹丸那样的封邑记载；这块如黑点般的小地方，实际上到周文王时才真正建立国家，后来雄视中原，这样看来，楚国的疆域也是从巴东开始的。山脉从防门延伸而来，到了巫峡参差错落；十二座山峰绵延繁茂，云霞缭绕在高处，清晨天色晴朗时才略能看见峰峦；一定要登临长霄，才开始分辨各峰的高下。山势上接岷山、峨眉山，下方开展为衡山、霍山。水流从滟滪经过荆门，像雷声奔涌；云气牵曳，水势如赑屃般暴怒，波涛鼓荡腾跃，仿佛连天而起，一日之间可行千里。它汇成九江，形成洞庭，流入彭蠡；孕育沮水、漳水，又吞纳汉水，流归大海，这样看来，楚国的山川也同样从巴东开始。《十五国风》中没有楚国的诗歌，后来才有《离骚》，文采华美、节操高尚，与日月争光。秭归是古代巴子国的所在地，这样看来，楚国的文章和气节又未尝不是从巴东开始的。何况那些怪石和倾颓的波涛、险峻的山岭和倾斜的高岳，仿佛具有神气性情，能够表现出雄浑奇特而郁勃的姿态，这就是杜甫所题咏的东西瀼。经受膏露和凌霜，枝干如虬龙鳞甲、铁铸一般，能够引来霹雳而化为石头的，是莱国柏。烟雾如鬟，星辰似佩；猿猴长啸，杜鹃哀鸣；奔向万重山壑、汇聚于此的，是明妃村。石头上丛生着这种植物，长得粗大到两臂合抱；像火焰初发、雷电成荚，煮着清泉，便使人两腋生风的，是桑苎翁的茶。虽然【“风上”疑为“风土”或其他词语，原文有误】文物仅仅足以比拟周王室尚未完成之时，但是说到高山大川、名流胜迹，也足以畅达深远的韵致，激发登高作赋的兴思。只有神明般的主宰亲临并长期治理这片土地，观察它的歌谣风俗，历经它的险阻平坦，长于讽论，通达事物的变化。他的心境淡泊，没有什么嗜好；他的志趣超然自得，能够找到使自己快乐的事情。心境淡泊而没有嗜好，所以不因穷僻的乡土和险峻的城邑而自我轻视；志趣超然而自得其乐，所以山川的壮丽同胸中的郁结彼此相遇、相互争胜，精神奔向山川，山川进入心境，仿佛都符合他的心意所必然到达之处，成为笔下想要吐露并在眼前鼓舞的景象。他的诗越写越精工，他所治理的事务也越辨明清楚，那么如今的张令君就是这样的人。我在京师时，从友人曾退如那里有幸见到令君的诗，诗作高雅华美而典雅；等到他治理丹阳三年取得成效，教化施行于南国，足以歌唱、吟咏，移风易俗，绝没有庸俗官吏的习气。政事公平，讼案得到审理，官吏敬畏，百姓怀念；上级官员大多能够了解这些，百姓大多能够歌颂这些，荆地的士绅先生大多能够谈论这些，而我尤其详细说明了他用来训导士人的方面。

译我同巴地人士友善相处，巴地人士都来告诉我县令的教诲：他担心众多士人不能奋发进取，便为他们这样做——每日每月省察考试，根据成绩上下评定，发给他们纸笔，燃膏夜读，仿佛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自甘低劣。”他又担心众多士人拘泥于所听闻的知识而不能自我扩充，便在大的方面用古道弘扬他们，在广的方面以多种途径充实他们，仿佛说：“你们的国中难道没有读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人吗？你们乡里难道没有能作《九歌》《九章》的人吗？你们村里难道没有唱□巴歈和《白雪》的人吗？俊秀之士不一定出在邹鲁，朴拙之士不一定出在燕赵；如今吴越、瓯闽是文士汇聚之地，古代却是荒服之区，你们不要自我局限。”他又担心众多士人拘泥于地方风气，没有凌云拔萃的志向，便设置神道来教导他们，采用风水家的说法，创建文昌阁，仿佛说：“匡星、戴星等六星，精气上扬，主管天纪，是文章的主宰，天地之气可以补足人的不足。邹衍吹奏律管，使黍谷返春，我替你们开启祥瑞。你们这里的形势本来就很好，不要自我封闭。”从此巴东便多了文质彬彬的文学之士。县令优防斋，把时间按日计算：三成时间处理文书，五成时间治理词赋，二成时间同士人谈论古今。四周环抱的都是山，像带子一样环绕的都是水，林木繁密，烟霞随景变幻。他审理案件援引经术，做官而兼有隐士的声名，所谓“仙令”确实不是虚称。从前河阳、彭泽、永嘉、宣城、忠州、通州、西湖、涪水等地，其人都有睥睨万物、气凌八极的气概，却都把流水当作办理公务的场所，把青山当作仕宦中的情怀，大概都像县令一样。陆务观《江行记》说：“白雪亭是天下幽静奇绝的境地，群峰层叠出现，古木森然，往往有两三百年树龄。栏杆外有两道瀑布倾泻在石上，山涧中水珠跳跃，如溅起的玉屑，使人寒意透入肌骨。下游是慈溪奔流而来与江水会合。从吴地进入楚地，行程数千里，经过五十五州，亭榭的美景没有能比得上这里的。”亭子在县衙正厅之后，如今又连接着连理树，江边楼阁彼此争胜。我有诗说：“把书信封好寄给神明般的宰官，我爱你城头的姑射山；怎能得到一个机会亲眼看一看，并同县令在亭上畅饮呢？” 《潜江志》序　刘楚先 如今天下的郡、国、州、县，大多都有志书。志书的义旨不过是依据各地疆土、风气、民情、物产和歌谣习俗的常态，布列于方册之中，供人观览考察；这是记录事实，并不是琐细地描绘文饰，以供耳目之娱。我考察《禹贡》和《周礼·职方氏》，它们本来就是编纂地方志的源头。从今天看来，为什么又觉得它们如此琐碎而近于俚俗呢？田赋有高下，坟土有黑红，九镇九泽各有不同区域，五方八蛮各有不同服饰，逐项列出记载，是应当的。至于篠簜、箘簵，淮蠙、江龟，以及海产中细微繁多的种类，直到男女闺闼、村落器用等物，极精细、极卑贱，甚至有乡里小民说不清、官府缙绅先生也不能具体描述而要询问的东西，两部经典都一一采录，不遗余力。若要寻找所谓奇异见闻、宏伟华丽的辞语，却寥寥无几，几乎看不到什么。由此才知道古代圣人记录事实、确定宗旨，无不根源于地域，依据民众的日常生活，从没有徒然铺陈浮文、增加枝节。近来的学者厌弃一切饮食居处之事，却加以铺张光饰；即使有人从事编纂地方志，延请文士，分设局所，按年刻印流传，难道不是收集了很多足以记述的材料吗？可是考察其中是否符合事实，却少得可怜。因此，讨论粗疏，就会混杂出现遗漏；党同伐异、偏袒附会加入其中，就会造成阿谀和贬斥彼此乖违；更严重的，是把管中窥天、道听途说的见解写进去，甚至会把错误移植到城郭、山陵和河谷的记载中。我不必远举他郡为例，单说本郡从前已有的志书，虽不能说纯粹完善，却还没有完全陷入虚妄谬误。近来重新修纂，我却为之痛惜：疆域、乡里原有的情况，十之八九没有保存，又哪里谈得上评判得失呢？志书用来体现一邑，就像陶工依照模具塑造器物一样。即使圆的只成圆形，圭的只成圭形，封疆只记封疆，文牒只录文牒，又有什么可征验之处？唉！把荆地同天下相比，例子都可以看到了，志书确实难以言说。潜江是郢泽地区的县。我曾远考《尔雅》：汉水流出后称为潜水，嶓冢山水流细小，蓄积于龙渊，与硖石相会，经罡山而朝宗于海；郦道元《水经》记载，洪大源流向东奔行，沿襄、郢到达内方，在芦洑河转折，才分流环绕、汇聚蓄积，这就是潜水。这样看来，“潜”本来就是水流汇注的名称。如今县以水为名，耕田和捕鱼各占一半，能不担心百姓的粮食吗？这一地区早先隶属吾南郡，自安陆升为州、设置府之后，割取潜江归附于它，于是号称汤沐之地的左臂、舆塞中的要冲，比从前重要了一倍有余。只是数十年来，汉水越来越不循旧道，百姓几乎成了鱼；近来官府接连发布新命令，宦官近侍如虎添翼，在祖宗根本之乡咆哮，而地方长官却把这些看得如同弁髦一般，治理百姓的人日日戒惧。他们戒惧地奉行命令、挽救过失，为地方谋划，早晚听命尚且应接不暇，哪里还顾得上典籍和教化呢？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既是如此，所处时代的艰难又是如此。大概不是编纂一邑志书，就难以记述潜江；不是记述潜江之邑难，而是在今天编纂潜江之邑志确实特别困难。潘君凭制科出身，任职才几个月，政事通达，百姓和睦，百废俱兴，便勤勉地封定井邑，寄托民社责任，首先想到编纂此志。他将使后世按图考察方圆里数、翻阅卷帙考核文献的人，仿佛亲身履历、亲眼见到，明察如烛、计算如数，丝毫没有差错。这样说来，潘侯的功劳难道不是卓越的吗？唉！以荆地看潜江，潜江只是县，而荆地则是郡；以我看荆地和潜江，潜江是邻近之地，而荆地又是政务繁剧之处，远近之间本来就有差别。如今荆地志书尚未恢复应有的正确面貌，我难道能坐视不理、三缄其口吗？潘侯辱命相托，反而希望我拿不丰厚的文章来玷污潜江诸君子的成编，我又怎能不离席拜谢自己的无能呢？即便如此，古代各国都有史书，世代史官所编的邑志，就是一国的史书。我掌管掌故三十年，到现在头发已经日渐稀短，既不能提笔铺陈南郡的风土文物，又不能借邻近县邑修志的光荣来抒发胸中郁结，这就更加荒废了自己的职守。所以因潘侯的请求，姑且取法《禹贡》《周礼·职方氏》的纲要，旁采后世末流粉饰奢靡的弊病作为鉴戒，用来申述潘侯的美好功绩，最后说明自己根本残缺的不足，草草脱稿以应付刻印罢了。若有人谦称还要借用乡里的谈论，首先概括这部刻本，那么其中自有全邑诸位大夫撰写的记文在。《李太清忠谏疏稿》序　熊开元

译本县前辈李太清先生，曾任谏官，斥责大宦官，触犯显皇帝的禁忌，获罪后回到直谏职位，声名震动天下。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不能亲眼见到他，奏疏也没有流传下来。事情过去五十多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宙奇搜得遗稿以及当时议论救援、慰劳他的书信，拿给我看。我读完后，竟然叹息道：“当时国家长治久安，并不是偶然的。”太祖制定制度，规定中官不得参与政事，也不得干预外臣的冠服制度，直到洪武一朝，内外安宁，已是很好的局面。后来观军、奉使等职，圣子神孙逐渐不能不稍加借重宦官；但也只是有时派遣、有时撤除，随着日月更替而变化，人人都能仰望看见。唯独提督京营、东厂，以及特派刑曹审录这三项大政，不知为何沿袭成令，实行而不改。东厂这一差事，尤其能窥伺机会、借此通达至尊，是宫府关键事务所托付之处。若不是贤能如吕强、马孝亮这样的人，很少有不因私缘而作奸、制造祸乱的。何况普通百官，即使是心腹股肱、侍立君王左右的人，尚且担心不能胜任，更何况批逆鳞、蹈虎尾，一开口便祸患相随，谁能没有性命和自身安危的忧虑呢？实在难以预料。万历年间，东厂宦官张鲸倚仗权势、传播暴虐，既已因台省官员奏劾交付法司，却仍允许他自行效力。唉，这真是难以说了！先生刚进入谏垣，按道义不忍使国家陷入迷乱，斥责张鲸如虎狼一般，并采纳路人的告发，请求亲自拘捕张鲸治罪。显皇帝不高兴，把先生交付诏狱拷打，既备受酷刑，又遭棍棒扑打。于是杖刑刚刚落下，云愁风暗，宰辅和百官纷纷相顾说道：“人们都只会唯唯诺诺，难道不能用百人性命赎出这个敢于直言的君子吗？” 先生早晚不断呈上奏疏，大概有几十次；皇帝的怒意还没有立即消解，而宦官内部已经控诉他，诛杀的命令近在眉睫了。不到十天，先生的伤势还没有平复，而张鲸因为奉使并非一时之事，上下都能够同心体察，张鲸必然不会被罢黜。后来像张鲸这样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国家承平五十年，始终不改变，这难道可以说王道容易实行吗？君子认为，这一件事具备三种美德：先生的忠诚，同朝官员的义气，以及皇上及时回转、似乎唯恐来不及的仁厚。这是世所罕见而偶然出现的一次事情。然而若不是先生精诚不避斧锧，感动上下达到这种程度，这部刻本也不可能完成。先生不只是至今仍被记存，即使百世之后也不会死去。《麟经古亭世业》序　梅之焕 安国胡氏所传授的《春秋》，并不是经文本身，而是胡安国的奏议。明朝兴起后，以胡氏学说作为功令；研治《春秋》的人，便撮取胡氏之说编成疏义，其中甚至有人对左丘明、公羊、谷梁、郑氏、夹氏的学说一片未取，却靠《春秋》起家，这不能算通晓经学，只是借用了胡安国的经说。后来又牵连枝蔓来解释题目，强行拼合、株连肤浅之说，填塞腔调、射覆猜题，主考官凭自己的意思出题，应试者又凭自己的意思猜测，这更不是胡安国意旨所能涉及的了。明代经学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古亭以研治《春秋》特别闻名；询问学宫，那里以《春秋》为经业的学生十有九人；查阅《楚录》，在亭州以《春秋》考取魁首的十有九人；阅读题名记，亭州凭《春秋》考中者十有九人。然而他们对待《春秋》，仍不过像捕鱼的筌、祭祀的刍狗一样，利用过后便抛弃。只有叔台耿先生忧心忡忡，上疏请求厘定经学的疏义，可惜当时与各方当道的专门名家意见不合，奏疏被搁置，未能施行。我梅之焕忝居谏垣，私下记取先生未完成的志愿；但我生性不合时宜，为众人排挤，自己也无处立足，无暇顾及纸上的《春秋》。想到我使诸生长期钻研传注、荒废经学的习气更加严重，常常废卷叹息，因此以此作为终身的惭愧。今年耿克励刻印《麟经》，古亭世代研治《春秋》的事业得以完成，把他尊父叔台先生的奏疏列在卷首，并向我索取序文。他把《春秋》看作自己欠下的债，这难道不是克励触发了我的惭愧吗？或者说，克励学识充盈，行动足以成为朝廷士人的表率；他牢记家学传统，又不忘乡土口音，是个有心之人。我愿他不要把我的惭愧分给自己。《白云山房集》序　龙膺 俗话说：“只有楚地出人才。”人才为什么偏偏集中在楚地？楚地的分野属于轸宿，山岳镇守衡山、巫山，湖泽薮泽是云梦，河流汇合江、汉、沅、澧、潇、湘、沔、汭诸水，流入大海。这里出产金玉砥砺、丝纁玑组、羽毛皮革、栝柏箘簬、苞匦菁茅；而它所聚集的灵秀精华、聪慧明哲之气，大多凝聚在文章之中。倜傥而忠愤的士人，自鬻熊开始显名，倚相继承其宗风；屈原为左徒作骚，宋玉、景差等相继而上。秦人曾在大酉山隐居求学，汉代史家在浮湘之地成就事业。郭璞有《尔雅》之台，昭明太子主持高齐之选。马融在绛帐传授经学，庾信在章华铺陈辞藻。朱陵收藏邺侯的书，赤壁留下坡仙的赋。流传的风尚和超逸的韵致，历代从不缺少人物。所以琼邕在江夏虎步而行，杜孟在襄樊如凤高举；二欧在江潭光大前人事业，文考在南郡接续前贤足迹；群玉在澧浦留下绝唱，胡曾在邵阳高声吟咏，潘武在武陵声名并振，罗含在耒水吸纳文采。前代文采光辉灿烂，这只是大略。啊，盛大极了！本朝文才之士郁郁兴盛，著述如云气蒸腾，诸家直可上追汉魏。石首杨文定、华容刘忠宣、茶陵李文正、郴州何司空、我乡陈司马、安陆何司寇、汉东颜氏、亳州黄冈王吉士、沔阳童庶子、蒲圻魏观察、京山高长史、华容孙渔人，都以文章诗赋闻名于世。我出生得晚，只能私下仿效他们。自束发以来，得以同诸位大人长者交游：张文忠、吴明卿、陈玉叔、刘长卿，我以老师的礼节侍奉他们；梅客生、周二鲁、郭美命、邹大泽、赵安甫，我以兄长的礼节侍奉他们；陈立父、袁伯修、中郎、江进之，则是我心意相投的朋友；雷何思，是我的精神知己。他们忽然相继辞世，和先计部以及孝廉阿超一同在地下修文。如今幸有云杜李本宁太史，巍然如鲁灵光殿，堪称一代宗师，也很看重并勉励我成就大业。当时以风雅相交友善的，有费国聘、孙鹏初、孟义甫、彭季籛、王襄父、朱食其、魏肖生、梅长公、苏全夫、袁小修、李长叔、钟伯敬、邱长孺、王不疑、邱当世、江伯通、周伯孔，以及我的外甥杨修龄的儿子文弱；又很仰慕谭友夏，晚年才在晋宁结识傅咨伯。这些人无不家藏楚珩，人怀荆璞，齐集文苑鼓吹风雅，正是骚坛所说的儒雅之林、名流之薮。如今肖生、咨伯和我一同在这里做官，难道是被晋地任用的吗？然而楚地擅长文章词赋。

译擅长文章词赋的人不知有多少，而我所亲眼见到、记得并结交了解的大致如此。我在楚地结交的、以功勋节义著称的人不知有多少，其中擅长文章词赋的人也大致如此。因此，既不必因楚地人才众多而责怪我交游范围狭窄，也不应因我所交往了解的人就认为已经包括楚地全部人才。为什么呢？在我之前的人，我未能全部听闻；在我之后的人，不可限量；与我同时代的人，我又没有全部亲近。因巡察地方客居晋宁，我长期时时同咨伯上下讨论古今、发扬风雅，十分畅快。后来又得到咨伯所作诗篇，读完后觉得其骨气高奇，辞采俊丽，挥笔疾驰而无与伦比，才华一展便可远行千里。古人评论魏武帝的诗，像幽燕老将，气势韵致深沉雄健；子建的诗，像三河少年，风流自赏。我说咨伯的成就达到极高境界，应当兼有二者的特点。我因而同咨伯谈论：诗，应以专门的造诣作为境界，以丰富博大作为才料，以精雕细琢作为工夫，以浑然混沌作为形象，以豪迈刚劲、冲腾超逸作为气势。可是近来的作者大错特错，师法对象既低下，格调法式也放纵，步趋中晚唐，夹杂宋元，甚至充满轻薄言语，混入嘲笑戏谑，这哪里还是大雅之音？我私下认为，正德、嘉靖以前，穉钦、季迪是先觉；隆庆、万历以后，明卿、本宁和中郎兄弟是正宗。咨伯则是正在兴起的楚地俊杰，是歌咏郢地的雄才，也是屈原、宋玉的嫡传。我不能同他们相提并论。将来有一天，若他到渔仙溪、洞庭原野来访问我，望见沅湘的烟雨、□嵩梁的云气，以及长风怒涛的澎湃、蛟龙水族所凭依之处、鸟兽的鸣叫、草木振落的景象，那时我牵着咨伯的衣袖，掀髯高歌，放声长啸，然后谈论诗歌以相互质正，必定能对咨伯有所帮助吧？俗话又说：“诗亡而诗在楚。”我和咨伯都是楚人，诗也如此，所以谈到楚地。《新宁县志》序　顾起元 云间沈君治理新宁两年，所谓安定百姓、规范士人、安抚夷民等数十件事，都有条不紊地办理好了。于是他在公务之间召集父老子弟，询问新宁县建置有多少年；三代以后隶属职方的是什么；它先前称作夫夷、后来称作新宁，名称从何时开始；星官运行次序所对应的轸宿分野是几度；樟木的周长和直径有多少里；都梁的灌溉面积有多少亩；箐筒棋子般分布在多少区域。茶叶、林木、丹砂、羽毛的优美物产，从前本来称为丰富，如今还有吗？关于禨祥的缘故，冯相所观察的情况，如何加以验证？户口增减、月月不同、年年不一，已经更替了多少次？历代以来，在朝廷显名的贤人君子有谁？他们的事迹可供诵读效法的有多少？山岩间的贤才、闺房中的秀士，凭一种德行自我显现的有多少？官署房舍建置了多少处？它们的兴废变迁，所谓筹办材料、召集工匠，是哪些官吏负责的？县中有县令和佐官，学校有教师，古今被歌咏的人有多少。正供中应缴纳、完成赋税并交给中邦的，依据是什么？夫里力役的征派，又按照什么等级和制度执行？沈君既向父老子弟询问，人人都详细说明了；但他回去查考旧文牒，却没有可以复核查看的记录。沈君于是长叹说：“这些文字尚且可以作为考据，但缺失散佚、内容不全，治理百姓的人即使想据此厘正政务，又到哪里去询问呢？” 凭这样一个小县，一旦成书，文献竟超过杞、宋两国，沈君对新宁的功劳伟大极了。沈君与我同在泽宫中举，喜爱古文辞，广泛通晓当世事务，本来应当得到重用。有人说百里小县无法施展骏足，但沈君用心深厚诚挚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古人所说用经术修饰吏治的那种人吗？我将由此预见沈君会成为杰出的官吏。《湖广通志》卷一百二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湖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湖广通志》卷一百三 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