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漕船志》（明）席书编纂。《漕船志》序。增修《清江漕船志》序。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前任兵科都给事中。山阳潘埙撰写。《清江漕船志》创始于元山公，后来由点白子续编。嘉靖癸卯年，南川子来主持船厂事务，又加以增修。并把卫河归属清江的事项补入，恢复郡志中长期借载的内容。全书约分为八卷，列为十门。所记事务详尽而核实，文字简约而严谨；彰明船材，摘取纲要。展卷阅读之间，可以看见帝国谋略的宏大、使命的重大、王朝赋税的充足、军事实力的强盛、经常制度的严密以及优恤安乐措施的诚意。对于我国培育长久国运的根脉、缔造巩固基业的根基，以及深远的谋略，都灿然呈现在眼前。多么美盛啊！《禹贡》记载山川，对于贡赋则细到蚕丝、金属、木材等物，禹凭此向天下报告治水成功；《周礼》记载六典，谈到考工时连木、石、毛、革之类也加以记述，周公据此辅佐治理政事。这部志书记载漕运政务的大要，器物和数量清楚，品级和式样完备，材料使用安排妥当，综合管理周密，防范措施严谨。至于细节，也不遗漏竹头木屑，因为必定这样，才能治理天下财赋，办成天下事务。对上可以副承遣使命，对下可以抒发奔走效劳的心愿。但也有值得忧虑的地方：漕船本来是为了便利国家，如今却逐渐成为祸患。成化以前，祸患在百姓；成化以后，祸患在军队；嘉靖以来，不在商人身上，就在船厂方面。大概是船只日益增加却日益损坏，价格年年上涨而经费年年不足。领取船只，常常超过一年；发给和领受经费，也常常赶不上期限。有人乘船政困弊之机，因而从中牟利，那么弊病就会更加严重。究竟在商人方面，还是在船厂方面？我无法知道。既然如此，怎样做才可以解决呢？答案是任用合适的人。南川子的办法简明而完备；如果治理国家的人能在上面主持整治，使下面得到调节补救，漕运的病患大概就可以痊愈了吧？南川子姓朱，名家相，字伯邻，是归德州人，嘉靖戊戌科考中进士。他的文章、政务才能和节操品行，从这部志书中可以看到一斑。嘉靖甲辰年菊月十五日。《漕船志》序。遂宁元山席书撰写。感慨我大明王朝通过舟船运输，使南北会通；自从剖木造船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兴盛的。考察天下的大水道，北方是黄河，南方是长江。自古建都多在西北，漕船进入后都要逆流而上。唯独我国先建都于长江以东，后来又建都于黄河以北，正处在两条大水道汇合并流入海的地方，漕船进入后都顺流向东。这正是万条水流朝宗、百川汇入大海，帝王居所哪里有比这里更壮观的呢！古今都说：汉、唐以后，兵力没有比西北更强的，财赋没有比东南更充足的。这两个都城虽然都是南北交通的要地，但必须使财赋和兵力合在一起而不偏废，才能成为全盛之都。晋朝建都金陵，疆域尚未统合西北；元朝建都幽燕，漕船尚未完全通达东南，何况元人建都这里，实际上只是因为地理便利，难道胡人真知道这里是天下的会聚之地吗！国家迁都河朔以后，凭此控制天下大势，但江南的粮食也不能废弃。首先采纳众议，疏浚真州、楚州诸湖，引长江来的船进入淮河；再次疏浚徐洪、吕洪，引淮河来的船进入济水；最后疏通汶河，使水道通达清河、卫河、漳河、御河，济水来的船便可一直抵达直沽。于是停止海运，改走内河，而便利漕运的设施以及船场、造船厂的设置，确实是首先要办的事务。于是就在淮安南清河、山东北清河设置两个船厂，负责督造船只，至今已有百年。长江、大河一气贯通，漕船从南方而来，最远来自岭北，像车辐聚集一样汇聚于京城。君子要判断国家的盛强，在这里可以看见其最大的征象。从前有远方夷族来进贡，看见我国船舰绵延千里，对同类说：“中国的桅樯橹楫，比小夷的铠甲兵器还多，我们怎敢生出异心？”由此看来，漕船所关系的，不只是控制南北；至于横跨四海、使百蛮肃服，也还要依靠它来壮大声势。啊，真是盛大啊！我席书奉朝廷命令前来掌管淮安船厂。闲暇时，我考察建厂的缘由、兑运的次序、造船的地点、船只的数量、每年的运输定额、财赋经费的用途、运输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漕卒的利弊和历年应办的事务；凡是有关船政的，都考查旧典，采集要点，编成一册，名为《漕船志》，使国家文献有所依据。翻阅之间，南北形势和漕运制度的始末大体都可以看见。掌管记录史事的人，或许会把它收入史册。这也是今天纂修《会典》的一项帮助。这部志书记载的是大事。至于志书没有记载、但可以由志书考察出来的事项，今天漕船的数量实际上并没有比过去增加或减少。祖宗时期，办事任职的人多，而依靠国家供养的人少；如今办事任职的人少，而依靠国家供养的人多，这将要用什么办法来处置呢？有见识的人说：“与其增加运送粮食的漕船，不如节省供养粮食的官员和士卒。”这是至理名言。因此把它写在志书开头；如果天下有进言献策的大臣，而皇帝能够采纳，那么今天的漕船将与长江、大河一起，使南北交通无边无际。这也是水滴向东流的意思。弘治辛酉年春三月吉日。增修《漕船志》序。漕船旧有志书，确实是元山公创作的。正德年间，丁敬夫重新刻印。版片久已逐渐漫漶损坏。我朱家相不才，打算重刻流传，但仍然感叹元山公的意图还有没有完成的地方。因此时代有古今，政务有沿革，漕运规制也有多次变化。我开始协调这些情况，考察旧有制度，彼此有同有异；况且卫河归属清江已经很久，而典章制度却有缺略。如果不增补订正，后人凭什么考证？我又哪里敢推辞？于是订正旧文、补充新制，希望不违背长久通行的规范。经过三个月才搜集编成此书，冒昧越职的罪过，想来实在无法逃避。但对于原作者的志愿，我不敢有丝毫不同。唉！我观察造船的事务，因而又深有感触。造船只是小技，材料规格和尺寸必须真实合度，事情一定要听命于工师；而船的操纵，行进还是停泊，也只能听从楫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有利于航行。漕运是国家最重要的计划，数百万石储粮首尾相接地运往京师，依靠船只来办理，难道不重要吗？主管这项事务的人，如果自以为是而不考察典章规范，错误地任用这种长处，那么漕运的祸害就会更加严重，也难免招致官府的罪责了。

译从前子文举出政事来告诫后人更新，刘昭补充志书而成就史业，君子都认为这些做法可取。我朱家相不是他们的门徒，斗胆说：既然已经尽了自己的心力，但愿能够彰明往事、告诫后来者，共同期望把这项事务办好，对国家略有补益，对漕运没有危害而已。至于删去芜杂、补足缺漏，启发我的蒙昧，以完成元山公最初的意图，使这部编书将来能够显明于世，那就要等待君子来完成了。归德朱家相谨慎撰写。《漕船志》凡例。增修《漕船志》凡例。一，编纂时在书首题写书名，分别注明所记事项，冒昧仿效古代志书的体例，每条都列出小序，有时援引前代旧事、经典传文和格言，从而引出本条的端绪。所有记载，都以旧志为依据，搜求历代文书，访问年长旧人，不敢任意增删。一，旧志把船数、船号、每年应办数额、工料办理等分别归类，共列三十二项。如今稍加归括，编为八卷、十门，使各项按类别附列，以便阅读。一，本志以漕船为重点，至于清江的人物、土产、古迹、寺观等类，与本书主旨无关的，暂且删去。一，官属、人役、法例、制度兴革等事项，旧志没有记载的，如今增补收入，以备考证。一，有些事情对漕运政务有帮助，但尚未立即施行，间或参杂个人推测，冒昧加以叙论的，就在开头冠以“按”字；有时写明作者姓名，以便区别。一，本志以清江为主，凡卫河归属清江的始末和有关事务，都附在各条之后，不再另立凡例。一，漕船原先隶属于本厂，后来改隶各卫，但仍附录其船数，这是为了保存旧制。一，凡记载前代名贤和本朝名公的事迹文章，往往直接写出姓名，这是因为行文时不避讳。一，志中的记载，随着文章截取，只取能够显示大义的部分为止；关系尤其重大、足以备查考的，则在其他条目中详细记载。一，所载诗文不拘体裁，只以年代先后为次序。一，每卷都空出左边，以等待贤者订正讹误、补充缺漏。《漕船志》第一卷。第一卷。建置。本志开头为什么记建置？是为了追溯建造船厂的源流。治理船只以转运粮食，国家的财政确实依赖它；建立船厂以治理船只，是漕运政务的首要事务。因此，所在地控制上游，规模制度就宏大；法度参照前代，综合管理就周密；官员裁减冗员，责任落实就容易。这正是明朝兴起后治理国家、整顿漕运的优长之处，所以超过千古。现记《建置》。夏、商、周三代以前，漕运制度还不完备，建置情况无从考察。古代实行封建和井田制度，各有固定的规制。天子以方圆千里的地区为都城，所缴纳的贡物不超出京畿封域之内。《禹贡》说：“四百里缴纳粟，五百里缴纳米。”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卿大夫各有采地，兵役和赋税寄寓在农业之中，没有后世供养官员、供养军队的费用。汉朝初年，命令河南以东地区制造五百艘船，每年把东方的粮食经漕运运到关中。汉朝采纳张良的建议，漕运山东的粮食供应中都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时期，所用粮食逐渐增多，每年开始达到四百万石，漕运制度到这时逐渐完备了。唐代宗时期，刘晏主持漕运事务，于是在扬子设置十个船场造船，每艘发给钱一千缗。有人说：实际使用的钱不到一半，虚耗太多。刘晏说：“不是这样。谋划大计的人不计较小额费用，办任何事都必须考虑长远。如今刚设置船场，办事的人多，应当先让他们私人使用的材料和费用没有穷尽，这样官物才会坚固完好。将来一定会出现弊病，即使我们的费用多、后来减去一半也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运输了。”直到今天人们仍称赞他。宋朝初年，命令温州、台州、婺州、楚州等州设置船场，每年制造运输船共三千三百多艘，分成纲运输。处州六百零五艘，吉州五百二十五艘，明州一百七十七艘，婺州一百三十艘，温州一百二十五艘，台州一百二十六艘，楚州八十七艘，潭州二百八十艘，鼎州二百四十一艘，凤翔、斜谷六百艘，嘉州四十五艘。天禧末年，朝廷与各州商议，每年减少制造四百二十一艘。本朝洪武元年，下诏令中书省商议把四方的粮食漕运到京师。洪武三十年，商议通过海运把粮食运到辽东，以供应军饷。当时，河运、海运船只都派往四川、湖广等省制造，也派往龙江提举司制造。那时，每年核算粮食运输所需的船只，都分派给湖广、四川等省临水产木材的州县，由军户和民户共同制造，也有在龙江关制造的。永乐年间，开始建立清江、卫河两个船厂，督造运输船。旧传：永乐七年，淮安、临清开始建立清江、卫河两个船厂。我私下考察，永乐十二年以前虽然实行海运，但其中有黄河运输到卫河的漕船，由此可以知道船厂显然设立在这年以前，只是不知道确实是不是七年。南京、南直隶、江西、湖广、浙江各总的里河浅船，都在清江制造。遮洋海船以及山东、北直隶三总的浅船，都在卫河制造。大约清江制造的船，比卫河多十分之七。因为停止海运，所以把适合内河运输的船称为浅船，从仪真、徐州、淮安、临清、德州运到通州。遮洋海船由山东、北直隶出发，从直沽入海，转入白河运到蓟州。早年遮洋船多隶属清江厂制造，不久改隶卫河。宣德年间，商议制造江西、湖广、浙江、江南直隶各总的浅船，都归原属卫所；只有南京、镇江、江北直隶各卫隶属于清江。各地都在临水处兑运，不专门在淮安常盈仓支取粮食运输，所以归原卫制造船只，以便取得材料。此后，各船虽然归属原卫，但核算材料、维修和制造，仍由清江负责。凡各船返回清江本厂，就派提举司的官员和工匠估算应当修理或改造所需的材料，填注在票贴上，发给官军带回原卫，按数支领，购买材料维修制造。后来因为各船等候日久，提举司才进行估算，耽误了返程，成化十年以后，商议命令各司府自行估算修理。成化二十一年，商议将卫河总的遮洋海船以及山东、北直隶的浅船，听任官军领取价银，按照方便自行制造。此后，官军领取材料费和船价，多在仪真自行制造。虽然有卫河厂主事代为管理，但由于相隔遥远，无法遥相控制，往往侵吞耗费材料费和船价，以致船只脆薄，不能承担航运。甚至有在途中拆改旧船敷衍塞责的，以及盗卖船只后逃走的，奸弊尤其严重。成化二十三年，商议制造镇江浅船，也改归原卫。该年，御史谢文、郎中洪汉上奏，将直隶镇江卫的船只按照苏州、松江的事例，归本地制造；并将通州、泰州、盐城三所分派军余，一律办理，材料银五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