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八

译万竿修长的竹子散布着清凉的树荫，雨后凉意生成，翠色更加深浓。竹叶在春云般的烟霭中纷乱，何等袅袅；竹影摇入池水，水色因此显得深沉。题诗时到处倚着竹子，风刚刚吹来；纵情饮酒放声狂呼，暑气也侵扰不到。竹林隔断尘世喧嚣，使我能够在做官之余隐居，此竹应当知道我著《草玄》的心意。积翠亭，芝山吴扩。茂密的细竹被翠色烟气蒸腾，浓荫覆盖着草亭。地处偏僻，云气缓缓升起；石块细小，水声清冷。斜倚枕头，听清越的天籁；放声长歌，声响震动幽深之处。过去幽雅的兴致极浓，便作一篇赋，拟写湘水之神湘灵。夏日与石葵乔元戎在积翠亭饮酒，即席恭敬赋诗二首，前人。海上来客为寻旧盟而至，将军驾车前来。青春年少的何水部，具有如谪仙般的诗才。华美的菜肴从花间端出，文酒在竹下开饮。岩亭中相邀观赏落日，再登上御风台。仙署傍晚烟气氤氲，池亭中花香熏人。走过桥遇见积翠亭，举杯观看流云。新竹繁密，彼此掩映；乳鹤成群，步履蹒跚。百年中有幸享受这样的燕集赏游，文运如奎星、璧星般照耀人间。欣喜乔石葵、吴芝山来访，留下饮酒，依照原诗韵脚恭敬作答二首，归德朱家相。江边馆舍少有宾客迎送，风度翩翩的两位才子却来了。天子赐予的金符正宠遇着乔君，正逢他有新的任命；他又有郢中《白雪》般的才华。海鹤迎人起舞，檐边花朵映着酒意开放。留住欢乐，情意还没有尽头；夕阳西下，又登上高台。诗坛上奏起金石般的声调，仙人的佩饰散发蕙兰香气。共同醉看清淮之月，闲闲观看黄浦之云。天地之间我们全是漂泊的踪迹，身在江海，更珍惜同道之人的聚会。解下腰间宝剑相赠，剑上的龙光照耀着斗宿的纹彩。依照原诗韵脚作诗送刘一轩北上。春风吹拂着楚地的树木，我在木兰舟上为你送行。沙洲上的鸟对着酒杯鸣叫，江上云气卷动帷幔般漂浮。南浦送别令人黯然销魂，我们共同击楫行驶在江心。回头望去，风烟已经遥远，怎能不想起从前的游赏？送韩次冈赴南都。黄浦溪头新水上涨，清淮渡口一叶帆船明亮可见。我这百年意气又有什么可说的，你只管向万里云霄远行。紫气暂时分开，露出星斗般的宝剑；青溪遥遥环带着凤凰城。料想后夜我们同在明月下，早早寄来书信，以排遣离别之情。冬日夜晚欣喜明厓来访，在积翠亭小集，依照原诗韵脚作诗。这里如同杨雄寂寞的宅第，竟能劳烦贵客前来探访。霜花般的寒气严严袭入座席，月色淡淡穿过树林。促膝交谈，茶烟已经消散；倾心论说，铜壶中的漏水声渐渐沉寂。世间仕途之事，请君不要问起；追怀古人，又不免为今世而悲伤。在积翠亭饮酒，为张明厓北上送行，依照元冈诗韵作二首。我眷念张平子，与他相互顾视，意气格外投合。他的风流超过鲍照、谢灵运，文章才藻逼近阴铿、何逊。使者将辞别淮海，楼船驶向□河。□□应当尽情醉饮，随着节拍敲击，声动骊歌。正北方清朗的月光已经接近，淮南芳草繁多。只因交情深重，怎奈何离别之情？黄莺燕子遥遥随船而行，菰草蒲草的绿色铺满河面。身在天涯思念同调之友，寄上一曲郢中歌。送马元冈赴南都。连夜的雨洗净了炎热的气氛，在江亭这里为你送行。怜惜你在风尘中抱病，惋惜你将离开同伴而奔向云霄。淮海上孤帆映着月色，钟山上飘着五色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执手相会，敞开心怀共同谈论文艺？在积翠亭恭敬设宴为冯南淮尹德清饯行。（冯君原任刑部郎官，因审理案件之事被贬为茂名县尉，后来转任现职。） 怜惜你在炎热的海边怀抱孤愤，来到溪边；德清是县名，令人欣喜的是你获得了量移。你的才干并不只是担任黄绶小吏，声望却足以匹敌白云司。你驾着桂木船桨渺然远去，春江上徒然留下我的思念。你乘云霄飞舄归去已近，不妨不要叹息离别。春日在望淮亭饮酒，依照一轩诗韵作诗。高阁被晴日的云气环抱，长淮的春水流来。凭栏凌空远眺一次，心中欣赏之情久久徘徊。心系宫阙，远隔千里；思念故乡，饮下一杯酒。放声高歌，彼此都慷慨激昂；缥缈的彩云随歌声回旋。在一鉴亭恭敬设宴为吴芝山归返吴门饯行。初次相逢便倾盖交谈，情意能够融洽；到了临别之际，饮酒很容易醉。高飞的鸿雁本来就要飞行万里，神奇的宝剑忽然分成两处。手中把玩中泠泉映出的月色，木筏漂浮在震泽的云气间。归山之后自有高雅的声调，早晚还会听到你的消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万里〕 文类。《清江船厂记》。我的同乡席文同以进士身份出任郯城县令，入朝拜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奉命分管清江船厂。他一到任，兴办有利之事，清除积弊，得到许多补益。过了一年稍有闲暇，便在船厂旁边以及分司左右，都树立大匾加以标识。又过了一年，他离任而去，便考订漕船的沿革，依次派人经过南京，托我为此作记。文同治理政务，知道事情的轻重了。清江船厂在清河县南面，距离淮安三十多里，因为临近淮水，所以称为清江。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极目望去一片空旷，大概是南北交通的一个重要冲要。我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定都金陵，使九州岛和百夷各依本地出产纳贡。于是我太宗文皇帝中道安定国家，更加隆重地继承先业，在顺天府开始营建北京，便命文武大臣各一人，疏浚闸河以通舟船，借此减少海运转输的一半。实行不久，海运便停止了。如今所谓清江、卫河二提举司，都是当时议定、认为便利而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历朝相承，略有增减损益；到了英宗时，江南、江北开始限定船数为一万一千七百余只，其中清江十九，卫河十一。后来清江应造的运船数目，又分给浙江、南直隶等卫所，使它们各自制造。隶属清江的，只有南京、镇江以及江北直隶的各卫所。每船价格为银一百二十两；最初征收的造船材料银，取自江西、湖广、四川、福建以及直隶徽州各郡县。百姓苦于解送缴纳，往返历时一年，导致破产倾家，公私都陷于困顿。军士也常有领取的材料费用不够，辗转赔补的祸患，于是开始有人因此卖掉子女、出卖自己取息，彼此转相逃亡，有司把实情全部上报。朝廷采纳各方意见，命湖广荆州府、浙江杭州府、直隶太平府委派部官抽分征税，以充作清江、卫河造船之用；淮安的抽分则命本司自行掌管。合计每年按例可得银二万六百七十两，苏、淮、扬三府人匠银三千三十两。每年定额制造五百三十三只船，江南各省府不计在内。直到现在仍遵守这一规定，作为固定制度。近来总督漕运右都御史安福张公、总兵官都督同知合肥郭公奉诏入朝，会同本部尚书曾公等首先提出重大建议，又增加官银二千三百七十两，总计官府供给银二万六千七十余两；再加各军士原来旧有的自办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每年共得使用银五万余两。疲惫的军士和困苦的士卒，顿时觉得稍稍得到恢复。这正是晁大夫所说的节省民力而不使其耗尽，以及邵夫子所说的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谋划国家大计的人，不吝惜小额费用；谋求长远成效的人，不屑于眼前小功。如今计算费用而拨给，哪怕极小的钱也要计较；按照船只数目督责，哪怕船只沉没倾覆也不顾惜。再加上那些罗织罪名、制造事端的官吏争相炫耀虚名，远离诽谤、躲避嫌疑的人只知拘守旧案。运送几次之后，弊病一天比一天滋长。我担心军民都会疲惫，上下都陷于匮乏，不知有什么拯救的办法、通融的策略，才能处理好此事而后得到改善呢！

译唉！天地之间的财货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孔子说：“要用制度来节制。”曾子说：“使用财物的人应当舒缓宽正。”如果刘晏等人再被起用，这些圣贤的话已经足够了，何必在无数歧路上徒然纷纷更改呢？理财的道理，总不外乎这些。我姑且把它系缀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写成《清江船厂记》。也借此告诉后来任事的人：万一我的君主和宰相有所询问，就应当拿这篇文章来回答。这是我日夜怀有的志愿，只是惭愧自己未能做到，也正是文同刻石的用意。于是写下此文。弘治十四年，岁次辛酉，三月既望。赐进士出身、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奉直大夫。前经筵讲读官、兼修《会典》、西充马廷用书。《清江厂题名记》。国家设置水部专官，在水部之外又专门掌管漕运船只，这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划，也是济世的首要事务。三代以前，天子在国都之内取食，舟车不出五百里之外，所以《周官》中隶属于司空的官职，有林衡、川衡二官，掌管山林川泽的禁令，这就是掌管漕运的官员设置的由来。自秦代以后，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天子统有天下，征集四方粮食，供给中都的赋税。于是漕运制度开始受到重视，漕运河渠不能不疏浚，漕运船只不能不制造，掌管漕运的官员也不能不设置。因此历代相承，有都水使、都水台、都水监等官，虽然品秩高低不同，沿革也不一致，大体不出河渠、舟楫两个机构；这两个机构相互依凭，都是经办国家大事的部门，缺一不可。我太宗文皇帝继承皇祖的事业，定都北平。起初采用海运，后来清河、汶河疏通之后，才改用浅船，经由里河抵达京师。在南面的淮安清江、北面的临清卫河，设置两个提举司，专门负责制造和修理船只；这就是前代舟楫机构的延续，而其经办国家大事的规模尤其宏大。天子还想到储备粮食关系国家命脉，船只是渡越河流的工具，唯有这样的重大计划若委托给不合适的人办理，利国济民的功效就会缺失，事情也会失败。因此又在都水部各派一名郎官，监督管理船厂事务。永乐、宣德年间，有时派郎中；景泰以后，按例派主事，规定三年更换一任。历任前往者，其中有人升任藩、臬二司，有人被提拔担任都台要职，有人位列六卿，本来都将对后世和前代发挥利济作用。弘治戊午年，我来此厂任职监督管理，查访前任修治的吏案，因腐朽蒙尘，连姓名都没有记载；闲暇时寻访乡里的廉宪石翰卿、大尹张玄卿，也只得到大概情况，未能查清详细始末。如果苟且求全却不加以记述，过后几年，就会更加湮没而无从考查。因此按次序整理并刻在石上，同时空出左边的位置，用来等待后来的官长补刻，希望后来的人还能够凭这块石碑了解前人。凡是题名刻在石上的人，如果确实忠于舟船这一工具，对上有利于我们的君主，对下能够救济我们的百姓，那么后来有人看见这块石碑、读到他的姓名，都会说：“这个人啊，我听说过他的为人。”如果有人活着时对当时无所济助，死后对后世也没有声名，那么后来有人读到他的名字，都会说：“这个人啊，我却不了解他。” 唉！石碑难道不能品评人物吗？人人都会根据石碑议论人的好坏，那么既然借助石碑来议论，人们的言语哪里比石碑所载的言语更高明呢？凡是我们同僚之士，不要以能把姓名侧刻在石上为荣耀，而应常常害怕给石碑留下可供后人议论的话。这样看来，这块石碑大概不会白白存在。弘治辛酉年春三月既望。赐进士第、工部都水司主事、遂宁席书撰。《济川堂记》。淮安清江船厂旧有三间厅堂，用来参与办理漕运事务。厅堂四周有若干库房，里面储存着制造船只所需的各种物料，约有数万件。自永乐年间到现在，十间中已有六七间倾圮，只剩三四间，分散在四角，很不便于防守。工部主事席文同来到船厂的第二年，看到所储物料散积在无用之处，想要修葺库房，又担心财力艰难，不能轻率兴工。于是召集船厂下属官吏，计算所需费用，众人都说：“旧厂房太多，如今裁去其中一半，估算材料仍有七八成，短缺一两成。凡是在船厂谋利的商人，都愿意把这件事办成，即使不请求官府出钱也可以。服役的工人在厂中有现成的，制作的工匠在班籍中也有现成的，即使不经过有关官府办理也可以。”工部主事把这件事报告给都宪李公，李公说：“可以。”于是分派官属负责各项事务，选定日期开工；过了两个月，各库房建成；过了三个月，门房和厨房建成；又过了一个月，厅堂建成。厅堂建成的第二年，我正好在淮浦督办军饷，闲暇时前往察看，于是给这座厅堂题匾（“扁”通“匾”）为“济川”。这是取《大易》“利涉大川”和《尚书》“如同渡过大河，要任用你来作舟楫”的意思。工部主事来请我作记，我说：六军万骑，一天没有粮食能够生存吗？不能。长江大河，一天没有船只能够渡过吗？不能。以此来命名厅堂，可以吗？工部主事默然一笑，但其中还有道理。名为“济川”的，是厅堂；能够真正配得上这个厅堂名称的，是人，而不是厅堂本身。居住在这里的人不可不勉励自己。工部主事面带惭色并感到畏惧，但又解释说：渡过大河，是君主的大事；制造舟楫，是大臣宰相的职责；这同我这个工部主事有什么关系呢！即便如此，万斛大船、浊天巨浪，没有各位办事官员也不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它来命名厅堂也是可以的。工部主事请求我把这些写入记文。弘治十四年秋八月吉日。赐进士第、户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芜湖胡爟撰。《一鉴亭记》。淮地处于南北交通的冲要，舟船、车马和商贾聚集。按照旧制度，在清江浦设置工部都水分司，实行三十取一的征税法，用来办理漕船费用；财货的稽核、修造费用的支给以及官军的监督，稍有不能各自明白其职责，政务往往就会混乱。正德己卯年，我承乏出任此事，政务稍闲时便退居公署东边的燕居处休息，看见南门外有一座旧池塘，是前任使君席公开凿的，刚挖到泉水他就离任了，继任者没有继续修整，终于倾圮。于是命工匠加以疏浚，用砖砌成，面积仅半亩而呈方形；池底平整，水色清澈明亮，各种景物都能映照其中。又在池上建亭，立四根柱子、造三间屋，并铺设地板。临池而建，朴素、幽静而开阔，题名为“一鉴”，用意并不是凭栏俯视，只为观赏景色。于是想到，治理他人必须先治理自己；自己能够反观内心，才足以观察外物。自己有德心，便显出有德的容貌；自己有愧心，便显出惭愧的容貌。清浊善恶，无不显露，必定要用自己的平正去平正那些尚未平正的，用自己的清明去清明那些尚未清明的，在天光云影之间从容涵泳，直到完成为止。庄周说：“宇宙极其安定的人，显发自然的光明。”这就是不出门庭而能获得大观。一鉴亭的含义就是如此。

译池中有莲花、鱼，池外有两座桥，分列左右，桥上各有匾额，题为“鸢飞”“鱼跃”。池塘南面叠石造假山，翠竹和幽蔓交错，结成翠色屏障，竹丛中设置棋盘。山南有“环碧亭”，杂种花卉、果木，清香扑人，这些都是用来增添池亭景观的。有客人经过，在这里饮酒，乐意题诗吟咏。于是有人把写记的事托付给客人，说：“一鉴的道理是您自己体会所得的，还要怎样嘱托别人来记呢？”我于是叙述建亭命名的本意，随意写下这篇记文，工拙好坏姑且不加比较。正德十四年，岁次己卯，孟冬望日。赐进士出身、承直郎、主事、余姚陈焕立。《葵亭记》。嘉靖改元那年秋天，我偶然查阅分司旧有的匾额，得到“葵亭”两个字。那是先前督办船厂事务的贵溪姚秀夫所书，笔意潇洒，没有尘俗气息，我心中非常喜欢。但不知道亭子在哪里，以为已经废弃了。过了两天，符卿刘公干来公署拜访我，问道：“葵亭还在吗？”我惊讶地说：“在哪里？”刘公指着那地方给我看，说：“这座亭子就是。”它过去与寄寄亭同时建造，如今“寄寄亭”还在，而这座亭子却改成了“环碧亭”，兴废为何走上不同道路呢？回头环视亭子左右，葵花也早已倾倒很久了。我于是感叹说：“这座亭建于三十年以前，而这块匾在三十年以后又重新被发现；符卿因为重新发现姚公的旧迹而有所感悟，这也是事物遭际中会出现的情况。”葵这种植物，花心向着太阳，有忠诚的道理；花叶低垂覆盖根部，又有知晓根本的道理。既忠诚又知本，不能把它只看成普通的长目草木。于是我与符卿以及地官李公在亭中记录并饮酒，便把“环碧”匾换到前面，将原来的匾额放回旧处。第二天，寻找葵花，遍种在亭子四周，葵花也挺拔秀美地生长起来。我因此感受到这种植物似乎也有知觉，能够回应人的心意，所以记录下来。京口丁瓒记。《虚白亭记》。正德庚辰年，我奉命在清江署理事务。公署西边有一块空地，原来有座小亭，当时已经荒芜倾圮。恰逢我武宗皇帝南征军队回师，我奔走迎送，无暇修葺。第二年辛巳，才在旧址建亭，不加雕刻装饰，只求朴素坚固。离亭约一丈的地方，用竹木环绕，以助幽雅景致。亭中空旷而虚，明净而白；在这里稍作休息，真实境界便在内心融合，外物的诱惑被屏蔽，于是命名为“虚白”。三峰朱君衮恰好来到，问道：“给亭子命名的意义在哪里？”我说：“人的心本来是虚明的，有欲望就会闭塞；闭塞以后，外物便能充实其中，使心被堵塞、阻碍而偏狭，没有容纳的余地，昏昏冥冥，最终必然陷入坑坎才会停止。只有虚明，才能安定宁静；安定宁静，才能产生光明。由此可以穷尽寒暑昼夜的变化，由此可以穷尽风雨露雷的化育，由此可以穷尽性情形体的感受，由此可以穷尽飞禽走兽、活动之物和植物的回应。丰厚帷幕造成的遮蔽不再建立，绳索束缚般的烦扰也不再侵扰。”三峰说：“圣人不把虚作为道，也不把虚作为德；道德并不虚空，您为什么还推崇虚呢？”我说：“人心不通达叫作闭塞，不明亮叫作昏暗；昏暗和闭塞，都是因为有欲望。” 况且天下的事物如果都处于实塞状态，就不能相互感通；能够使实塞之物相互感通的，只有虚明而已。虚明产生光明，光明又扩充虚明。因此，名位和货财不能诱惑我，正因为我的心虚明；也不能磨砺损害我，正因为我的心虚明。它们难道还能使我驰骋奔逐、跌撞失措吗？如果不是这样，外物就都会乘隙侵入。这样一来，日常起居、言语笑谈，全都成了带有根蒂的私欲，怎么能够使人心通达、让光明遍照天下呢？”三峰说：“这样说来，这座亭子不只是为游览休息而设置的了。请把这些刻在石上，等待有共同志趣的人，怎么样？”我说：“这只是叙述亭名的意义罢了，其他事情我不敢僭越妄言。”这就是记文。当时为嘉靖二年岁次癸未春王正月既望，丹徒点白子丁瓒敬夫甫记。《重修清江漕船志》序。清江漕船厂原来有一部志书，作于弘治年间。正德庚辰年，工部郎官丁敬夫来视察船厂事务，看到原志记到弘治辛酉年，而近来的事情有的完全缺载，于是重新加以修订。又依照附近郡志的体例，附载地产和文献。将要刊刻成书时，嘱托我作序。序文说：我国漕运的制度已经很详细了。这部志书所记的类别并不相同，却单独标出“漕船”作为书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志书首先记载的内容；这就像《周官》中大司马掌管九伐之法，而官名以“马”命名，并不是说除了马以外就没有其他事务。军队使用的东西没有比马更重要的，军队行进而没有马，就等于徒手搏斗猛兽。那么漕运如果没有十万人的众力，哪里能够载运粮食越过江河的险阻呢？所以说，这是志书首先记载的内容。况且最初制造舟楫、把造船之法教给万世的人是谁呢？是我们圣人的门徒。因此造船有四项条件：天时、地气、材料优良、工艺精巧；四者合在一起，才可以造出良船，否则就是圣人所不采用的。国家设置专官来治理运输船只，把他们安置在上游，考察材料是否优良，又分派郎官所属机构加以监督；这样做的用意，也只是想符合上述造船之法罢了。我不知道除去偷懒苟且、谋求长久的办法，实际能否都像古代的制度那样，而不是只为应付一时呢？我私下悲痛军民交相困苦，而歪曲法令的做法层出不穷。议论者说，制造船只的祸害，成化以前由百姓承担，后来由漕卒承担，到实在不得已时才向商人征税。可是商人与漕卒仍然都是百姓；把百姓承受不了的负担转给漕卒，又把漕卒承受不了的负担转给商人，难道真是不得已吗？如今对商人的征税没有减少，而漕卒的困苦也没有缓解，主管此事的人对此忧虑。对于这些问题，这部书已经再三表达了意见。我的看法是：漕卒可以使用，但不能使他们困苦；商人可以征税，但不能再增加负担；关键只在于除去造成弊害的根源。天下的事情，如果坐视弊病而不设法治理，后来弊病会逐渐发展到无法收拾；或者给有才智者留下忧患，也会诱使好事者因习惯于积弊而妄加更改。一旦着手清理、剔除，众人必然不乐意，怨言诽谤也会随之而来；这会使本来守成尚且不足的人受到影响，有的人或许害怕利害得失，中途便受阻而停止。不作为而使弊病更加严重，与能够作为却不能坚持到底，这两种情况都是过错。至于深入了解事情的根由，谨慎地谋划处理，施行措施的先后本末都有确定的判断，既不急于开始，也不在最后懈怠，只有自信而不迷惑的人才能做到。然而这样的人又能多得吗？敬夫在清江任职三年，大概就是遵循这个道理；虽然间或受到阻挠，却始终自信而不迷惑。他编修这部志书，都是亲身试验过的事情，以及自己独到的心得；若能承接前人，在此基础上讲求并实行，未必没有补益。敬夫是京口人，曾向我的兄长补斋先生求学，所以他的论断像这样不违背世俗正理。嘉靖癸未年夏四月吉日。

译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经筵官。同修国史、淮阴蔡昂书。《崇景堂记》。工部尚书郎玉泉邵子在我淮地的清江浦分署一年多，政务修治得很完善，而崇景堂也恰好建成。于是派人带着礼物，到元山居所来，送上文状说：先生的道统存在于天下，教化影响万世，如同太阳高悬天空，如同水流行于大地，所以对先生的祭祀与天地相始终，即使蛮、戎、狄、貊，也没有不尊崇他的。那么崇景仰慕先生的心意，岂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停止的呢？清江浦距离郡治不算很远却偏僻，不能与那里的人共同举行隆重祭祀，所以用来表达崇景之意的条件不足。况且那些被我儒道斥逐的道宫佛寺，纷纷相望，而先生的祠堂却没有人建造。唉！高山令人仰望，正大的道路令人遵行。守卫我儒道的人，难道可以不更加用心吗？经济奉明天子的命令，来到这里主持漕运事务，早晚瞻望思虑，却茫然无所依凭，常常因此深切挂怀，担心劳苦、担心受伤，想要建祠却没有办法。于是估量公署，清理左边的空隙之地，又把右园中的闲亭、后角的空室迁来修饰。堂宇建成后，正中供奉孔夫子，并配祀从祀诸贤。于是私下取《风诗》的意思，题名为“崇景”，以记下我瞻仰的心意罢了。先生何不用有名望的言辞为我记载此意，以等待后来爱好礼制的人，使他们进一步扩大规制，那就太幸运了。”元于是感叹说：“伟大啊！崇景堂的建成，难道意味着君子反求常道的心愿已经实现了吗？所谓反求常道，就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这是上等的谋略。上等谋略，是道的幸运；这样看来，堂是不可不建的，已经很明显了。何况建堂而不至于劳累百姓、损伤财力，就更是好事。题写堂名的用意，文状中已经说得完备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因而探究您心中尚未说出的意思，来满足您的请求，可以吗？您在我淮地分署任职，按例要历时三年；向北望是君门，向南望是亲舍，彼此相距各有数千里。我一身寄居此地做官，难道能没有思念吗？思念所系，崇景最为重要，所以一登上这座堂，便俨然如同见到我的圣师。这样，忠孝之心不能自已；职务已经修治，还要更加修治；功业已经成就，还要更加成就；上不愧对苍天，下不愧对他人，以求不辜负君王的恩德、父母的亲恩和老师的教诲罢了。那么我的心与天同游，一息之间也不懈怠；崇高的山可以仰望，光明的大道可以践行，而我儒道之堂巍峨地日益高大，光明显著地日益更新，都已经存在于我的方寸心中。元并没有什么才能，倘若我的话接近道理，请交付石工刻下，也许不会成为石碑的累赘，而我的言语也能借此流传不朽。” 嘉靖九年，岁次庚寅，仲冬吉日。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山西布政司参政。前监察御史、淮阴李元撰。书写在崇景堂碑的背面。厅堂有记，是为了记录；记录它最初的情况，以留给后人；刻在碑上，是为了使最终也有记载。记载就能保存，保存就能流传。古语说：“即使可以变成废墟，可以筑堤，可以沧海变桑田，但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不可磨灭。”所以说：“金石是传世百代的宝物。”这座堂最初由春山藩侯创建，记文已经写得很丰厚了。堂有三座，亭有一座：右边用来致斋，左边用来授馆，合计三处；四周用墙围起来，用池塘环绕。水泽已经汇聚，芹菜、莼菜相互环绕，祭祀便可以扩充了。于是捐出钱财，铸造鼎三件，用来煮牲；铸造觚六件，用来盛酒并共同使用；铸造爵十五件，用来完成献酒礼。供奉几案，陈列祭祀祝辞，整修尊、缶等礼器，清洁巾幂，悬挂钟鼓。制作笾八件，豆也同样八件；制作登五件，瓶也同样五件。把年份时节刻记下来，把堂名题刻上去，修整门庭，继承祭祀时的膻香，这样祭祀就可以供后人观览了。后来观看这次祭祀的人，或许会有所启发；扩大其规制，详备其制度，那么保存旧礼遗意的用心，也不至于没有一点补益。嘉靖九年，岁次庚寅，仲冬望日，仁和邵经济书。《济漕志补略》序。政务典章有固定常规，不容混乱，君子不会故意自立异说；政务法令也有变通，不必事事整齐划一，君子不会完全拘泥于旧法。因此，坚守统一的制度，才能使才干和声誉更加光明；调整更改制度，必须明白时机而不失误。然而世人正把诡诈顺从当作同道，把矫饰欺诬当作异见，这离正道也太远了！天下的治理不能长久地只求独善其身，何况财货贿赂、监察司官的弊病和相互倾轧的恶风，若不预先遏制防范，就更难治理。淮安清江船厂督理漕运船舰，征收商货税，掌管库藏出纳，每年核算的财物数量很大。至于综合治理、防范稽查的大纲，凡所谓《漕船志》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近几年来，大纲渐渐彰明，但遗漏的奸弊又日益发生。工曹郎官、浙江杭州人邵仲才接任管理船厂事务将近三年了，他清正有才、谋略深远，向来不专断自用。考察旧志，大概以席元山为主要主持者，有师承的道理；参照当时，大概以张、吕二位君子为志同道合者，有朋友辅助的益处。他们调停润色，增加前人功业的美善；事情陈列出义理，事物确立了章程，制度因此完备。多次变动而最终不归于混乱，小有差异而不妨碍大体相同，《志补》就是因此写成的。防范百姓的弊害在于谋虑长远，彰明志书在于保持清正，取法善行在于出于公心，使人觉悟在于宽厚，这是君子的四种道理，所以作序把它归结于此。嘉靖十一年春三月。赐进士、通议大夫、南京刑部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抚视江浙等处地方、淮阳胡琏序。《济漕志补略》序。我邵经济才力浅薄，奉命在淮地任事三年，对事务昏昧，事情又不是凭一己之力就能办好，因此这项任期年深日久。耗尽精神，竭尽思虑，偶尔在兴革事务上得到一点心得，也都遵循从前贤者元山公所建立的制度。《漕船志》所记述的陈规，我不敢固执一己的私见，另生出祸乱的根源。然而怎能保证这份记录不会出现疵病，也不会阻碍后来的任事者，不会被时代所非议呢？事情过去了，难道就把它全部丢弃吗？有人说，心是城郭，保存于政务之中；政务有其余绪，彰明于记载；记载既然保存，就可以考察，怎么能丢弃呢？况且前后几位君子早已主持这项事务，政绩良善丰厚，近来即可作为法式；而重修志书有未能达到的地方，如果任其随代而被弃置，就不是保存政务的办法。何不汇集这些内容，以等待后人考察？我邵经济恭敬承接并整理概要如下，命名为《济漕志补》。嘉靖壬辰年午日，仁和邵经济识。《兼山亭记》。

译嘉靖乙未年，有客人经过清江水部公署，问道：亭子名为“兼山”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墙东边巍然高起的，不是亭子吗？高高隆起的，不是山吗？所以命名为“东山亭”。池塘南边巍然高起的，不是亭子吗？高高隆起的，不是山吗？所以命名为“南山亭”。这座亭向左回望、向前远眺，面对它的仿佛是宾客，依附它的仿佛是随从，实际上兼有这两座山、两座亭的形势，所以命名为“兼山亭”。客人说：“唉！亭子固然是旧的，命名的意义也确实浅近。”回答说：“我本来就想保留旧亭，也本来就想让它的意义浅近。天下万物不一定由自己新创才美，万物的名称也不一定广泛援引典故才奇特。面对景物寄托心意，观赏万物而使心情愉悦，就足够了。”因此登东山亭便歌咏道：“我前往东山，久久不能归来；我从东边归来，细雨蒙蒙。”周公也确实辛劳了吧？登南山亭便歌咏道：“巍峨的南山，山石多么高大；显赫的太师尹氏，百姓全都仰望你。”我将能够不成为师尹那样的人吗？由此在兼山亭停下车驾，又诵道：“兼山为艮，君子因此思考，不越出自己的职位。”我将会有像艮卦“腓”那样止而不行的思虑吗？求学是为了明察事理，修养是为了澄清私欲。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保持纯一沉静、敦厚笃实而光明，就能认识天下的道理，使三才各得其位而相辅相成。哪里还需要以两座山为说呢！”客人说：“旧名‘一鉴’‘环碧’，说的都是水。如今专门说山，为什么又说艮卦？说到行动和停止，已经兼顾了两方面。”因此，仁爱从来不缺少智慧，宁静从来不等于不行动，这就叫作一神统摄、两端变化的道理。客人说：“啊！您果真是在专心修习艮身之学，并且以周公旦的事业为准则吗？”回答说：“这确实是我愿意学习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于是按次序整理这些话，写成此记。嘉靖十四年，岁次乙未，孟冬吉旦。赐进士、承德郎、工部主事、余姚徐存义撰。《重修工部厂记》。陈子奉接受光明的使命，主管清江厂的事务。到任那天，他全面查看了厅堂、寝室、门、库房、厨房和浴室，只见荒废毁坏而无人修治，蓬蒿长得十分茂盛。他抬头叹息说：“这是我的责任啊。只是不用财物就会招来非议，动用众人就会招致怨恨，人们将会怎么说我呢？”过了一会儿，他又叹息说：“难道还要忧虑什么吗！”事情有虽小有损而利益很大、暂时劳扰而能长久安宁的，古人已经做过了。何况这是我的责任，又有什么可忧虑的！”他向众人询问，大家都说：“只有这样才妥当。”于是选定七月的吉日，挑选木材、砍伐石料，召集工匠和雇用役夫，全部施以丹漆和白垩，校正绳墨，经过三个月便落成了。房屋按楹计算共有一百五十间，围墙按堵计算共有二百八十堵，门有六座，神祠有两座，绰楔有一座。提举公廨供官吏居住，共有房屋四十二间、楹门二座；物资很少被糟蹋，人人都尽心尽力，建筑高耸整齐，已经化旧为新了。于是给厅堂题名为“鉴空衡平”，以表明自己的志向。镜子空明才能照见，秤平正才能称量；如果不公正、不明察，弊害就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君子手持镜子，是用来照见自己；手持秤，是用来校准自己，也是向百姓表示有所遵循的准则。门内题为“仰极”，以表明朝向；厅堂背向离方而面向坎方。门外题为“司空行署”。我在征收商税的空闲时间，时常到这里来一次，用以考察事务。唉！这是我不得已而施行的政务。后来的君子如果继承下来并加以修葺，大概就能长久保存吧？姑且把这些话写在墙上，以记载岁月。嘉靖十五年，岁次丙申，冬十月吉日。赐进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通郡陈尧书。《新建清江书舍记》。清江处在山阳、清河两县之间，两县的百姓聚集在这里。这里距离两县县治各三十里，读书人原本要到学校从师学习，苦于一整年都要携带饭食，耽误在家中吃饭的时间，常常因此使求取崇高功业的志向发生动摇。石宪张令去世后，贤能的科举人才很少显著；即使有聪颖慧黠的资质和兼通博学的才华，由于共同研习日渐疏少，切磋琢磨又没有及时进行，似乎也有不足以成就大业之处！我奉承明之命，来到淮濆主管税务，所属各官都称职办事。我得以利用公务之余，和两三个学生探讨讲解过去所学习的内容，后来同伴来得越来越多。场所狭小，无法容纳，于是谋划修筑书舍。水署东边有一块空旷平坦的闲地，便确定地界，捐出俸禄购买树木，工匠役夫都尽力施工。工程开始于辛丑年二月，经过四个月完成。外面建门，题为“清江书舍”；中间建堂，题为“文会”；后面建轩，题为“退省”。堂的左右如翼伸展，共有楹十二根，是诸生居住的地方。又在书舍南面置办土地数十亩，用作修理毁坏建筑的费用，这样书舍就可以长久保存了。古代制定边防制度时，假士、假候都选择本邑有贤能、有守护能力的人；用射箭之法训练百姓，教导百姓应对敌人。使他们熟悉并习惯这些训练而形成能力，不让他们迁徙；年幼时一同游玩，长大后一同办事；夜战时听声音便能相互认出，足以彼此救援；白天作战时看见面孔便能相互识别，彼此欢爱之情足以使他们互相舍命。这样，他们向前作战时就不会转身退缩。我才不才，比别人不过稍长一天；以义学教导儿童，又创建书舍，召集清江的读书人，亲自引导启发他们，讲授题目、修订课程，寒暑都不废止，也已经仿照古代边防制度的法则了。至于彼此砥砺、彼此切磋，务求成就居处和肆习之事，达到古代边防制度中“向前作战而不转身退缩”的程度，那么责任自然有应当承担的人。仰慕千里马的马，就是骐骥的乘骑；仰慕颜回的人，就是颜回一类的人，关键只在于是否用心努力罢了。因此，登上“文会堂”，就应当敬重学业、乐于合群，舍弃自己的成见而采纳别人的长处，不可流于小聪明，不可在干糇之类的小事上犯过失，这才可以称作“文会”。登上“退省轩”，就应当检点自身，克制自己，减少过错；如果还不能做到不言而自成、不说话也能取信于人，这才可以称作“退省”。若因房屋简陋而感到惭愧，厌恶别人看见自己的内心，弄虚作假而使心力劳苦，反而辜负这座宫墙的美好，就叫作“自欺”。镜子空明，所以能够照见；水面虚静，所以能够容纳。若固执于自己的偏见，便不能谦逊虚心。观察事理以求达到精微高明的境界，就叫作“自是”。用筳草去撞钟，用竹管去窥看豹子，所听到的声音和所看到的形象能有多少呢？以自满自得的声音、神态和笑容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和别人一同进入尧舜之道，就叫作“自足”。自欺就是蒙蔽自己，自是就是受到遮蔽，自足就是自我划定界限。蒙蔽、遮蔽和自我设限，都不是谈论“文会”所应有的，也不是谈论“退省”所应有的，何不共同勉励自己呢！这就是记。嘉靖年间，岁次壬寅，仲春吉日。赐进士出身、工部都水司主事、余姚叶选立。《重建清江义学记》。

译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其中一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这样爱好学习。”孟子说：“所谓大人，就是不失去婴儿般纯真之心的人。”所谓婴儿之心，说的也就是这种忠诚和信实罢了。人一出生，没有谁不具有这种忠信；具有忠信的人，没有谁不可以学习礼法。风气逐渐衰败，孩子幼小时便骄傲懒惰，长大后更加浮华放纵，既不专注也不明察，不能不失去最初的本心，这就是所谓不如孔子爱好学习啊！这种移风易俗、加以约束的关键，在家中取决于父兄，在公事上取决于官府。后来皋子部使负责督理清淮水上的艘船，既然承受了民政事务的托付，便有善于和百姓同心同德的意愿。即使只是一个普通士人，尚且把有益于百姓放在心上；何况处在百姓之上，难道忍心看着百姓沉沦于没有教化的境地，却漫不经心地不替他们设法吗！因此在官署东边设置书舍，来聚集众多士人。对于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应当让他们学习礼法、诵读诗书，懂得进退、揖让的礼节；古人另有小学来做这件事。水司过去建有义学，在关祠后面，地基偏僻狭窄，墙垣房屋全都毁坏了。正好有杨生愿意把荒芜的旧址拿出来营建学舍；杨生贫穷，便把旧地给他，并且帮助他承担建造房屋的费用，这样新建的学校就可以扩展了。辛丑年春季正月，我办理事务时捐出俸禄，规划工程，经过两个月便完工。周长三十二丈，中间建堂，外面建门，聚集镇中的儿童，选拔年长博学的儒者担任教师，每天供给薪资。每逢空闲，我一定亲自分辨句读，考察他们的勤惰，并分别加以惩戒或奖励。实行一年后，儿童学习礼法，仪态整齐，恭敬有礼，都知道求取进步。不敢说已经足以称誉这些俊秀少年，但也或许差不多可以达到一个普通士人能够有所济助的程度了。人在饥饿时供给他食物，人在寒冷时供给他衣服，不过是使一个人在一时得到饱暖罢了。以正道培养蒙童，如同山下流出的泉水；由此果断实行、培育德行，再由此写成辞章，便成为文人；由此登上科举，便成为官人；由此达到明达觉悟，便成为哲人。《诗经》说：“已经用酒喝醉了，已经用德行吃饱了。”说的是饱足于仁义，这本来就是人的膏粱美食。美好的声名和广泛的赞誉施加于自身，本来就是人的锦绣服饰。至于使人吃饱穿暖的救济，是后皋子对清淮百姓的期望，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