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开阳杂著卷八

译《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九。《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九。《海运图说》。考察元代海运的旧航道，南起福建梅花所，北起太仓刘家河，终点到直沽，南北不过五千里，往返不超过二十天。不仅转运方便，能够使国家节省繁重的经费，而且也使货物相互流通，沿海居民都能从中获利，同时没有盐盗之害。自永乐以来，会通河修成，海运于是废止，运输都改由漕河，是为了避开远洋航行的危险。海上险处没有比成山以东白蓬头等地更严重的，危险礁石杂乱，急流暗沙众多，不可胜数；但熟悉水势和潮流的人自然可以趋避。如今黄河逐渐向南迁移，有时又冲向北方，屡次造成漕运灾患。我认为应当赶快恢复海运旧制，招募沿海渔人、灶丁、盐徒、番客，查明熟悉海潮水势的人，以开辟运输航道。如果广东的船能到漳州，漳州的船能到宁波，宁波的船能到崇明，崇明的船能到通州、泰州、海州，从这里往北都还有旧航迹可循。老人相传，崇明到海州风势顺利时，不需要一天。海州到登州六百里，绕过登州、莱州环抱之地一千多里，从利津到直沽也不过六百里左右。考察《元史》记载，至元三十年开辟海运新航道，从浙西到直沽不超过十天，又疏浚山东胶莱新河直达天津，以避开向东海路的险处；如今尚未贯通的地方只有五里。况且漕船大的有四五百石，海船大的可载数千石；漕运一年中每运三石才能运到一石，海运一个月不用运两石便能运到一石，两者便利与否非常明显。所担心的只是风涛难以预测。然而听说南洋各国往来的番舶，专门在琉球、大食等国之间航行；沿海郡县的鱼盐贸易，公私往来跋涉，没有一天停止，却没有听说有覆没溺亡的忧患。何况东洋有山可以依靠，有港口可以停泊，不像南洋、西洋一望无际，船在海上遇到风就无法停泊。元代从至元年间到天历年间六十多年，海运没有废止；总计损失的米数，竟不到运输总数的十分之一。那是因为当时专意发展海运，招募两浙富户中素来熟悉海涛的人，又任用沙民朱清、张瑄为使，并且禁止网具过于疏漏，使他们能够与民间共同获利。到了本朝初年迁都北平，议论实行海运，编定里甲，逐年轮流派差；夹带私盐的就没收入官，并且加以刑法；再加上造船多不合规格，督运又多用非人，所以乡民屡屡受到祸害，都认为海运不便利。如果确实按照元代旧制，下诏招募沿海大户，由他们自备人员和船只进行海运；每运输米一万石，发给损耗补贴。米粮运输约四千石，允许装载私货并带回食盐，以酬劳其辛苦。连续多年有功的人，酌量授予官职。这样谁会不乐意效力呢？只是应当让他们自行雇用番客、灶丁、渔人、盐徒等熟悉海涛的人，听任他们选择，不能强行指定内地不熟悉水性的军民来承担，以致败坏这件事。还应变通船只式样，兼用漳船、蜈蚣船【船底尖、船面宽，两旁排列几十支船桨，航行如飞，而且没有倾覆的忧患】的制度，斟酌采用有风便扬帆、无风便划桨的办法。造船有法，处置得当，自然没有漂失的忧患。即使发生意外，也如河运一样，偶尔会有遇风而损坏的情况，哪里能够保证万无一失呢？只是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仍由河运；八闽、两广、浙东西、苏松常等地，则全部由海运。这样或许三吴的田赋可以逐渐减轻，东南百姓的民力可以稍稍得到休息。南北货物流通，物价不至于暴涨；官民船只便利，漕河不至于拥挤堵塞。并且军卒得到休息而卫所行伍充实，沙民富足而海上的盐盗平息，熟悉水战后，南方滨海的夷人也不难控制驾驭。计算其得失，究竟哪一方面有利、哪一方面有害？应当舍弃什么、实行什么？一定有能够辨明的人。至于测量浅滩、占候风向的方法，确定船位、观望星辰的规则，以及出海、停船的地点，详见《大学衍义补》《山东通志》《海道经》等书，这里不必再赘述。

译《海道附录》。元代海上航道一共改动过三次。起初，巴延建议从平江刘家港入海，经过通州海门县黄连沙嘴、万里长滩出海，沿着山屿到淮安路盐城县，经过海宁府东海县，又经过密州、胶州界，在灵山洋出海；向东北航行，浅沙很多，航行一个多月抵达成山。从上海到直沽杨村码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又提出一条便利航道：从刘家港出海到撑脚沙，转过沙嘴到三沙，驶出扬子江入海；退潮时向东北航行，经过扁担沙大洪，又经过万里长滩到白水、绿水，经过黑水大洋转向成山西行，经过刘家岛到芝罘沙门二岛，驶入莱州大洋，抵达界河口，再到直沽，比旧道稍直。至正十三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入海到崇明州三沙出洋，向东航行进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转向西到刘家岛进入沙门，驶入莱州大洋抵达直沽。风顺时，从浙西到京师不到十天，更加便利【《元史·食货志》：元都燕京距离江南极远，而粮食物资全都仰赖江南供给。自巴延提出海运建议后，把江南粮食分作春、夏两次运输，于是每年运抵京师的粮食多达三百余万石。】本朝从刘家河开船，驶出崇明平安沙小洪出洋，向东北航行，经过白棘沙、绿苔沙进入管家洪，直向北到海门县界的吕四场，转向东经过蓼角嘴，这是横上；再向北经过胡椒沙，这是大横。那里阴沙很多，应当勤加防范水势，这就是所谓的长滩。望见白水洋后向东北航行，看见官绿水；一天后看见黑绿水；正北航行两日两夜就是黑水洋；再航行两日两夜看见北洋绿水；又航行一日一夜，正北望见显神山；半日后看见成山。如果在黑水洋向正北偏东航行，过了若干天仍看不见成山，黑水很多，必定低头望见升罗屿；西面有一座像笔架的礁石，于是再回头向北偏西航行，一日一夜看见成山。如果在北洋绿水看见延真岛，向西北望去，山尖就是九峰山；西南海面有北茶山白峰头的石礁，横亘一百多里，激起的浪花像白雪，这时扬帆向东北航行，半日便看见成山。成山头极其险峻，从出海进入黑水洋，夹在延真岛和白峰头之间转向成山，这就是所谓的万里波涛。若大致按照航程顺序，随航路趋避险处，那么从刘家河出发，经过崇明、蓼角嘴到大河营，约三百多里；其中有大安沙、县后沙等沙嘴浅滩，应当避开。从大河营经过胡椒沙、黄沙洋、酣沙、奔茶场、吕家堡、斗龙江淮河口到莺游山，约六百多里；其中黄沙洋一带有阴沙，斗龙江口潮势险恶，应当避开。从莺游山向东北远望琅琊山，到斋堂岛，约四百多里。其中有石桕澜、胡家澜、曲伏桃花澜，应当避开。从斋堂岛向正东，经胶州灵山岛，向东北远望劳山前方，驶向福岛，约二百多里。其中有灵岛、鼓楼圈、唐岛、驴鸣嘴、董家湾、捉马嘴，应当避开。从福岛向东避开老君山，望见田横岛，约一百五十里。从田横岛经青黄岛，向远处望见槎山前方，驶向延真岛，约四百多里。其中有刘家岭以及岛东的三块孤石，应当避开。从延真岛稍稍出海，转过杵岛嘴，向北经过成山头，向西北望见威海山前方，驶向刘公岛，约二百四十里。其中有黑石岛、饿狼鸱石、成山头殿东头，应当避开。从刘公岛向西北避开黄家嘴，再向西避开靖子岛、小杵岛，远望芝罘岛，约二百多里。从芝罘岛经过龙洞，直向西远望长山岛，向西驶入沙门岛，约一百八十多里。其中有龙洞嘴、湾子口、抹直口、金礁嘴、新河海口、观音嘴、石长沙嘴石，应当避开。从沙门岛向西南远望三山岛，约二百多里。其中有大石澜、羊栏礁石，应当避开。从三山岛经过芙蓉岛，直向西驶入大清河，约四百里。其中有虎头崖、东北碎石、海仓口、椿米闸石，应当避开。从大清河航行一百六十里到大备河，再航行二百多里到大沽河，进入直沽辽运。至于从沙门岛出海，向北望去，直接经过砣矶山、钦岛、没岛、南半洋、北半洋到铁洋，再向东驶入旅顺口。黄洋川西南有礁石；黄洋川东面驶入平岛口外有五馒头山，进入口内停泊。南边一路在旧海岸外有一座孤山，望见成儿岭尽头向东可望见三山；正中驶入内侧，有一条南北沙带相连，岸边深水可以停泊。三山以西有南山，驶入青泥洼；西面有松树岛，不是孤山；向东北望见凤凰山，便是和尚岛烽燧下面，占据西面有礁石；西北有仓庙，外面有浅滩乱礁，必须避开。由三山向北看青岛，一路望山到海驼，驶入黄岛；使岛、铁山向西驶入羊头洼、双岛，那里有半边山。从艾子口看塔山，看连云岛，向东北看盖州；一路望山到盐场，向西看宝塔台，便是梁房口；进入三义河、牧牛庄，停泊在马头。【从辽运以下属于新开辟的海道，不是洪武、永乐年间的旧航路。】《郑开阳杂著》卷九。钦定《四库全书》。《郑开阳杂著》卷十。明代郑若曾撰。《黄河图议》。

译《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十。《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十。《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十。《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十。《史部·地理类·边防之属·郑开阳杂著》卷十。黄河议。黄河发源于星宿海，从一个大泽流出，经过两个大泽，几经曲折到达昆仑，河势还不十分盛大。听说当地土人抱着皮囊、骑马就能渡过它。河流上游多高山大陵，彼此夹护，流入麻哈地区；那里的山峰异常高峻，绵延五百多里。黄河沿山脚向东流到积石，进入中国，绕过西宁，经过临洮；这一带有鸣沙岭，又有宁夏山夹在两旁。黄河从宁夏转流，延伸八百多里，经过丰州、西受降城，经过大同路、云内州、东胜州，与黑河汇合后向南流，这就是所谓的河套。到了灵宝县，黄河冲到太行山，转向辖石；这一带有三门、七津、砥柱，又有禹庙，有人认为这里就是禹▯山通河的地方。两岸都是高山，黄河在山中流行；到达渑池、孟津、河南府、温县时，岸边已经没有山，山势到这里尽了。在河南府，只有北邙山还能阻挡南岸，北岸完全没有山。到武陟时，洛河、伊河、沁河流来汇合，河势才开始盛大；又有汜水汇入，河流更加横行无忌。在河阴，虽然有广武山，但山也只在南岸，北岸同样没有山，不能从两岸夹束河流。因此河水流到武陟就会泛滥，这也是河流必然形成的形势。因此，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县黑阳山决口；正统十三年，在荥阳决口，冲击张秋，冲毁沙湾东堤；又在荥泽决口，在孙家渡决口，整个黄河向南改道。景防三年，黄河在沙隄湾决口；弘治二年，在孙家渡决口，冲决开封，冲决黄陵冈；第三年又在原武决口，分成三支：一支在封丘金龙口决口，向下流入曹州、濮州，冲击张秋长堤；一支在中牟决口，向下流入尉氏；一支泛溢于兰阳、仪封、考城、归德，直至宿地，水势四处漫流，不再循行旧道。这是因为原武、阳武之间地势平坦开阔，没有高地和重叠山麓可以阻挡。早年沁水由此向东流注，弘治四年才淤塞；这一年黄河又在金龙口决口，冲击张秋；第五年黄河在沛县、梁县以东泛滥，波及兰阳、郓城等县，又在杨家口、金龙口等处决口，冲毁黄陵冈堤，奔向张秋，过了两年才淤塞。第七年又冲决张秋东堤；正德四年则在曹县、单县决口，流向沛县，经飞云桥流入运河。嘉靖六年，在曹县、单县、城武等县决口，又在杨家口、梁靖口、吴士举庄等处决口，冲入鸡鸣台；沛县以北全成了大水洼，向东漫溢，越过漕河流入昭阳湖。八年，飞云桥的河水向北改道，鱼台、谷亭一带可以在闸面行船。九年，黄河从单县侯家林决口。榻塲口冲谷亭后，到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水都不能向下泄；到十三年，庙道口淤塞。同年，河水又在赵皮寨决口，流入淮河。同年，黄河忽然从河南夏邑县太丘、囘邨等集冲开数个口，转向东北流，经萧县，仍在徐州小浮桥下流出，汇入二洪。不久，赵皮寨也淤塞。万历十九年，河水在睢州野鸡冈决口，经涡河流入淮河，二洪完全干涸。于是主管河务者认为，黄河上游来水水位高、流势湍急，难以在平地行进，屡屡决口失败；便开凿李景高口，分引河水出徐州、济宁二洪。过了两年又淤塞。万历三十一年，黄河在房邨决口，至曲头集，共决口四处，淤塞四十多里。三十二年七月，河水转向东北，到段家口便分成六股大水流：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都经运河到徐州，汇入洪水；又分出一股，从砀山坚城集下的郭贯楼处分散成五小股：龙沟、母河、梁楼沟、胡店沟，也从小浮桥流入洪水。三十八年以后，黄河从这几条沟中流行，水势因此分散，各处便没有淤塞之患。从此以后，河水会在哪里决口，实在还不能确定。黄河从茶城以上流过，因为没有山岭夹束，所以常常溃决；从茶城以下，南岸才有洞山、九里山、云龙山，北岸则有子房山夹着河流进入徐州，因此徐州独无溃决，只是发生泛滥上涨，这是两岸山势夹辅的作用。黄河流出徐州，经过清凉寺，南岸虽有半戈山、羊山阻挡，北岸却再没有山，所以河水不能冲击南岸，径直向北冲下，冲击距山、连汪、芦塘、落马、黄塾、周湖、柳湖等湖泊。这些湖泊都在邳州境内，所以邳州常常受害。黄河容易泛滥，也是因为北岸没有山岭夹束。邳州从落马湖到水晶湖，中间共有九个湖；从水晶湖到清河很近，过了清河，就是淮水汇合黄河的地方。黄河、淮河汇合后向下流，经云梯关进入大海，黄河、淮河的事情就结束了。黄河最初从潼关流出进入河南时，屡屡成为地方祸患，各地也往往以堵塞决口、减杀水流、修筑堤坝、建造闸门为务。河务设施于是很完备，堤岸上起木栾店，下至庙道口，蜿蜒一千多里，曲折重叠。大概是因为看见河势汹涌，所以在平地筑堤，用堤岸辅助河岸，把河流夹住以防暴涨；又因为河水横向冲击、冲坏河岸，便用卷帚挡住冲势；并且在所筑堤岸之外设置闸门泄水，以减弱水势，认为决口不堵塞，内地就会淤积；急流不减弱，就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泛滥得更加急迫。因此，修堤、设置卷帚，本来就是不得不做的事。等到堤岸再也不能阻挡，卷帚再也不能减弱水势，决口的自然决口，冲毁的自然冲毁。于是主管河务者又认为，堤岸和卷帚对冲决没有益处，想要舍弃堤帚不用，改议开辟分流河道；又议论恢复老黄河故道；又议论开凿新河以接济漕运，舍弃黄河而不再经过；还议论开凿胶莱河，恢复海运。所提出的方案可以说很多，考虑也可以说周详了。主张开辟分流河道的人说，黄河流入淮河的道路旧有三条：一条从中牟到荆山，与长淮之水汇合，叫作涡河；一条从开封府经过葛冈、小坝、丁家道口、马牧集、鸳鸯口到徐州，从小浮桥流出，叫作汒河；一条从小坝经过归德城南的饮马池到文家集，再经夏邑到宿迁，叫作白河。弘治年间黄河改道，涡河、白河两条道路淤塞，全部河水向东流下，所以徐州、邳州独自承受其害。如今如果重新引水疏通涡河、白河，水势自然分散，黄河就不只给徐州、邳州带来祸害了。主张恢复老黄河故道的人，是想在徐州以上，从河阴、原武、怀孟之间勘察地形，把黄河水引入卫河，直至临清、天津；这样不但可以减弱徐州、邳州一半的水势，也可以帮助京师形成有利形势。

译冬春水位平缓时，漕船便从长江进入淮河，逆流到河阴，再顺流到卫河，沿临清到达天津；夏秋水势迅猛时，则仍从徐州、沛县到临清，再到天津。这样一来，就同时拥有两条漕运道路了。在徐州以下，有人认为清河县的大津口就是老黄河故道，小清口就是今天淮水流出的清口。原想议论恢复七十里旧河道，后来又考虑到鱼沟、铁线沟、叶家口、阴阳口一带地势低洼，各处决口的水会漫流到这里，筑堤费用巨大，而且恐怕难以保全，所以这个主张很快议定，又很快废止。主张开凿新河的人，计划从泇口镇开凿新河以通漕运，避开黄河的险处。河道从马家桥到直河出口，计算有二百三十多里。这个主张也很快议定，又很快废止。有人想从徐州子房山、梁山到马家桥上下开凿八十里新河，把旧河置于堤外，使黄河出口之地与新河互不相连，吕梁、徐州二洪的险处也都可以远远避开，这是一个方案。有人想从昭阳湖东面的汪家口起，直达留城，开凿一百四十多里河道接入运河，这是另一个方案。有人想开凿胶莱河，恢复海运，这是嘉靖丙申年山东副使王宪提出的方案。胶莱河南口起于麻湾，北口到海仓，两口相距三百三十五里。两口旧时都蓄有潮水，通常有二百多里水深充足、不用疏浚；需要疏浚的有一百三十多里。疏浚段中有分水岭，听说那里至今还保存着河道形状，只是下面多有砂石，水流很细，即使竭力开凿，也只能通行三十里左右。如果河道建成，漕船从淮安清江浦经过新坝、马家壕来到这里，计算起来十分便利。过去认为海运危险，停止海运，是因为马家壕没有疏通，漕船必须驶入大洋。如今马家壕既已疏通，我方漕船就不必经过大洋，只需在小海中行驶，自然没有危险。然后从麻湾、海仓两口直达天津直沽，难道不是一条便利的道路吗？船只从清江浦口到天津，全程一千六百里，其中走河道八百里，走海路八百里。海路既然走小海、不走大洋，就不像元代人海运那样遥远，也不必经过刘家岛、蓬莱岛、黑水、成山一带极其险恶的大洋。后来王宪因升迁离任，此事便搁置了。黄河造成祸患，自古以来就有记载；自夏后氏开山疏川，使土地平整、天地功成以后，汉代黄河在瓠子等处决口，常常被称为灾异，但也并不经常发生。隋唐以前，黄河与淮河分流，各自入海；宋代中叶以后，黄河与淮河合流而入海，间或有溃决泛滥的祸患，但灾害也不十分猛烈。到了我朝，黄河东冲西决，连年不止。大概国家自会通河修成后，借黄河水入运河，虽然得到它的助力，却也深受其害。筑堤、疏浚每年耗费金钱不下数十万，但这里堵塞，那里就溃决；那里疏浚，这里又淤塞，劳民伤财，始终没有成功。更值得忧虑的是，西北地区的供给仰赖东南，东南地区的运输全靠漕河。漕河从王家闸以北到德州，一千多里，是国家命脉所系；万一黄河决坏漕河，百万漕粮将从哪里运输？我认为胶莱河的方案现在就可以实行。往年议论停止，是因为分水岭三十里阻塞，人力难以施工，山东巡抚、巡按担心烦劳而停止。可惜小的费用而损害大的国计，贪图眼前安稳而忘记长远谋划，实在太不思考了。如果能排除众议，奋然实行，河道建成后，设置重兵屯守胶莱海边，使那里巍然成为一座大镇，专心以保护漕运、防御海寇为职责，那么河道一通，漕运便利，每年可以节省金钱一百多万，实在是世世代代无穷的利益。今天为东南边防考虑，应当防备海上；为国家根本考虑，应当保障漕运。我所以把两方面一并论述，请掌管国家财政的人深思熟虑地筹划这件事。《郑开阳杂著》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郑开阳杂著》卷十一 明代郑若曾撰 《苏松浮赋议》《尚书》说：“淮海一带是扬州，那里土地属于最低下的一等。”苏州、松江是古代扬州的辖域，东面濒临大海，控制并连接三江，四周环绕、抵达震泽。这里水多土湿，所以土地列为九等中的下下等。然而今天赋税定额之重，只有苏州、松江最为严重，我不能不提出议论。考察大禹时代，先区分土壤等级，再确定贡赋，共分九等；其中赋税属于下上而又上错，大概是第七等土地杂有第六等的产出。夏商周三代井田制度已无法恢复，不能再谈；自秦以来，大体都是按亩计税。汉代三十税一，从晋到唐，增减不一，但总不过按升合计算。宋代重新制定江浙税法，每亩不满一斗。当时苏州府税额征米三十多万石，松江府税额征米二十多万石，史书都有记载，可以考察得知。元初沿用宋代制度，到延祐年间增加赋税没有限度。苏州府多到八十万石，松江府多到七十万石。张士诚窃据江南，任意诛求，又给苏州府增加税额二十万石，但百姓很少有人能够缴纳。太祖高皇帝登基统治天下后，确定全国田赋：官田每亩起科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后来因为张士诚凭险固守，苏州、松江久攻不下，太祖恼怒百姓依附寇贼，于是没收豪强人家的征租私簿，准备用作税额，一时增加到有的每亩征粮七斗以上。于是苏州府合计二百八十多万石，松江府合计一百三十多万石，并下令苏州、松江人不得担任户部官员。洪武七年，太祖知道百姓困苦不堪，诏令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府，田地每亩起科七斗五升的减半。十三年，再次削减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的重租粮额：原额每亩征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的，再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的，减去十分之一；都只按三斗五升征收；三斗四升以下的仍按旧额。建文二年下诏说：“国家有正常的供赋，但田赋不均，百姓就无法治理。江浙赋税独重，而苏州、松江是按照私租确定税额，这只是为了惩罚一时的顽民，难道可以把它作为固定制度，使一方百姓更加困苦吗？应当全部减免，按照各地起科标准，每亩不得超过一斗。”田赋平定以后，苏州、松江人仍然可以担任户部官员。成祖文皇帝废除建文政权后，把建文帝的政策全部推翻，苏州、松江的赋额于是没有最终获得减免。宣德五年，皇帝在南斋宫召见大学士杨士奇，询问施行宽恤政策的事。杨士奇上奏说：各地官田起科标准不一，而租额都很重，平民贫困，苏州尤其严重。郡县把情况上报，户部却坚持不肯削减免除，许多平民只好弃田逃徙。这件事应当赶快减免。皇帝说：你所陈述的对我有益、对百姓生命有益，就起草诏敕，尽早颁行。每亩按旧例缴粮一斗至四斗的，各减去十分之二；四斗一升以上的，各减去十分之三。正统元年，采纳巡抚周忱的请求，诏令浙江、嘉兴、湖州以及直隶的苏州、松江等府，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科。每亩旧额四斗一升以上的，减为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的，减为一斗。苏州府得以减免秋粮七十多万石，松江府得以减免秋粮二十多万石。但减免的虽减了，实际征收的仍然很重。苏州府还剩浮额二百万石，松江府还剩浮额九十多万石。如今按照弘治十五年的会计：苏州府夏税小麦五万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有余【每石折银二钱五分，麦子成熟后开始征收】，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秋粮米二百零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谷物成熟后开始征收】；松江府夏税大小麦九万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丝绵折绢六百九十七匹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税钞三千二百六十七锭七百一十五文九分，农桑丝折绢一百六十七匹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厘，秋粮米九十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三万八千三百二十三石〕 这些就是实际征收的数额。唉！苏州、松江的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假如说太祖因为吴地百姓没有立即归附，所以用增加赋税表示惩罚，那么这一惩罚延续了二百多年，也实在令人不忍说了。偶然考察舆图，湖广最称大省，地域绵延广大，沃野千里，物产繁盛，俗话说：“湖广成熟，天下有余。”考察赋役志，湖广布政司夏税米麦一十三万一千四百石四斗七合二勺有余，绢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九匹七尺七寸四分二厘九毫有余，农桑丝折绢四千九百九十二匹一丈九尺九寸二分七厘，零散棉花折布一十二匹二丈二尺，秋粮米、豆、芝麻二百零三万六千一百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有余，赁钞一百七十五贯八百七十一文，课程苎麻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有余，棉布七百三十八匹八尺，总计起来，每亩只征收升合而已。又如八闽也称繁盛，考察福建布政司的定额：夏税麦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有余，钞一万七百七十八锭三贯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厘，丝绵折绢二百八十匹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厘，农桑丝折绢三百一十九匹一丈二尺七寸八分有余，丝绵一百九十四两五钱九分，土苎六十五斤一十三两一钱六分，秋粮米八十五万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有余，钞二贯二百六十四文，鱼课米三万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总计起来，也是每亩只征收升合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三万六千一百二石〕

译苏州、松江的地域方圆几百里，山陵、河流、湖泽占十分之二三，古人称这里的土为泥土，常有水灾；而且其他省份种植作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苏州、松江两郡一年只有一次收获，一旦遇到灾荒，免不了饥寒号哭，辗转倒毙于沟壑。谁料苏州所属一州七县的粮额，反而超过整个湖广十五府十六州一百零七县的赋税；松江所属二县的正供，比整个福建八府一州五十七县的输纳还多。再如直隶所辖应天府所属八县，夏税大小麦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有余，丝绵折绢一千二百一十四匹一丈六寸九分二厘八毫，农桑丝折绢一百四十三匹二尺七寸三分四厘四毫，秋粮米二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有余；凤阳府所属五州十三县，夏税小麦九万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有余，税丝折绢一千三百八十匹一丈八尺七寸五分有余，农桑丝折绢一千三十五匹四尺一寸五分，秋粮米一十一万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有余；扬州府所属三州七县，夏税小麦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有余，农桑丝折绢八百四十一匹二丈四尺，农桑零丝六十四两五钱，秋粮米二十万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有余，租钞五千二百四贯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淮安府所属二州九县，夏税小麦二十二万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农桑丝折绢一千四百六十一匹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厘，秋粮米一十六万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庐州府所属二州六县，夏税小麦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有余，农桑丝折绢六百八十七匹一丈三尺三分六厘有余，秋粮米六万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有余。徽州府所属六县，夏税小麦五万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丝折绢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四尺三分三厘有余，农桑丝折绢一十五匹一丈四尺七寸，秋粮米一十二万一百三十三石八斗六升三合三勺。宁国府所属六县，夏税小麦二万九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农桑丝折绢三十匹二尺，农桑零丝三十三两三钱，税丝三百四十斤一十两七钱四分二厘六毫，秋粮米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池州府所属六县，夏税小麦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有余，税丝折绢一十五匹，税丝零丝一两一钱九分七厘，农桑丝折绢一百九十八匹，农桑零丝三斤一两八钱五分，秋粮米六万一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钞二百四十四贯二百七十九文。太平府所属三县，夏税小麦一万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丝绵折绢一百二匹九尺六寸四分二厘，秋粮米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安庆府所属六县，夏税小麦一万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农桑丝折绢三百五十三匹二丈九尺，秋粮米三万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常州府所属五县，夏税小麦一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丝绵折绢一千五百七十三匹一丈一尺一分有余，麻布二千七十七匹二丈六尺六寸五分有余，农桑丝折绢三百三十四匹二丈四尺六寸，秋粮米六十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钞二十四锭四百六十五文。镇江府所属三县，夏税小麦五万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丝绵折绢二百五匹二丈八尺六寸二分有余，农桑丝折绢一十三匹二丈七尺六寸三分，秋粮米一十三万四千八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把直隶十二府所属十二州七十八县的赋额合计起来，还不及苏州一府。即使把凤阳府所属五州十三县的赋额合计起来，也不及苏州府的一个小县，这是最不公平的地方。又如苏州府所属的崇明一县，每亩定额也只按升合计算，而长吴、昆山、太仓等州县却高出数倍。疆域和田土古今只有这些数量，苏州、松江的户口并没有比前代增加，苏州、松江的田亩难道比从前增多了吗？一个百姓的力量有多少？一年收入有多少？国家有臣僚、邻国和军队，小民也有父母、妻子。国家有朝会、宴享，小民也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祀。夏税、秋粮之外，再加上官吏的耗赠和额外摊派，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议论的人还说：苏州、松江是富饶之乡，货物聚集，游玩登临，每天花费不计其数。朝廷的正常供赋，即使多从这里征取，也不能算暴虐。

译他们不知道苏州、松江的风俗和实际情况，表面上似乎有余，内部实际上不足。开设字号、经营店铺的，大多是各地寄居的商旅，并不是拥有田产的人；那些戴华美帽子、穿鲜艳衣服，驾着彩船、吹箫击鼓，在山水之间游乐的人，大多是商人、胥吏、浮浪子弟、倡优和仆隶，也不是拥有田产的人。那些有田的人被赋役困扰，小心谨慎，连早晨都不能保证活到晚上，哪里有闲暇经营产业、游览观赏呢？苏州、松江的田地按《禹贡》属于第九等，如今却承担天下第一等的赋税。我所希望议减的，即使不能恢复唐宋旧额，为什么也不能只比元代旧额增加三倍呢？即使不能按照其他省份和本省各府最轻的标准，或许也可以仿照相邻郡县，像常州、镇江二府那样处于轻重之间的标准，斟酌增减。常州、镇江二府的定额，重的按斗计算，轻的按升合计算；而苏州、松江与常州、镇江二府接界相连。田地肥瘠相同，天时雨旸以及人力勤惰相同，赋额却相差悬殊，为什么不能统一起来呢？难道要说祖宗制度不便仓促改动，所以没有完全免除，只暂且保留它来表示当年惩罚创伤的意思吗？我私下看到，前朝因进言触犯皇帝旨意而被禁锢的大臣，新天子继位后，往往特别施恩宽释，并给予破格提拔；即使是靖难时抗节的人，也无不承受恩典，得到褒奖和抚恤。唯独苏州、松江这些无处申诉的百姓，到底犯了多么深重的罪过，为什么几代以后还要永远禁锢、惩罚他们到这种地步？朝廷之上举行任何一件事，动辄说要效法尧舜、效法祖宗。上古减轻徭役、薄收赋税，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如果遵循太祖初年均定每亩升合之数的旧制，为什么不依照执行，却把一时的迁怒所增加的赋额，历代反而奉为成法？如今百姓贫穷、财物耗尽，家中空无所有。回想从前谋求置办固定产业，原本是为了糊口，也是为了子孙长远打算；现在苦难已经无法承受，州县又以考核政绩为关卡，催收赋税不容片刻迟缓，吏胥只知道肥厚自己，把百姓搜刮干净也不肯稍稍宽缓。借贷无门，典当抵押也全都用尽，甚至有人变卖产业、出卖劳力，卖妻卖子。旧欠还没有缴完，新赋又再次拖欠；有人被敲打扑责而死，有人上吊自尽。过去用来糊口的产业，如今连自身和家庭都保不住了；过去用来为子孙打算的产业，如今后人中有一半将成为饿死的人。用几两金子换来的亩田，所得利益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而性命悬于呼吸之间；还不如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充当弓兵、民壮，就可以坐享朝廷的粮饷；充当一府的书吏、胥徒，就可以刻剥乡里的民脂民膏。于是百姓不敢怨恨君王，却怨恨天地，说：“为什么要生来成为苏州、松江的编户百姓？”不敢怨恨官长，却怨恨父母，说：“为什么要留下这份带来赔累的产业？”唉！民间困顿颠沛的情形到了这个地步，真是贾谊所说的值得痛哭流涕、长声叹息了。过去监门献上的流民图，大概也没有超过这种惨状。掌管财政、谋划国事的人，只说江南财赋冠绝天下，苏州、松江的财赋又冠绝江南，议论减免恐怕会带来国用不足的忧虑。我私下思考，职方所掌管的疆域广大无边，苏州、松江的版图不过像小小的画幅。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按照土地出产征收贡赋，完全可以供给军国之需，何必依靠苏州、松江两郡额外征收的赋税？况且筹划财用，务求实际有益，不应只求虚名。近年以来，两郡积欠的赋税动辄以数十万计，这只是徒然背负重税之名，却没有实际征收到。朝廷屡次颁下明诏免除旧赋，无奈黄纸上写着放免，白纸上却仍然征收；上面有宽贷的迹象，下面百姓却没有得到实际恩惠。宁可削减既定税额，明确写入法令，使凡有尺地寸土的人都沐浴浩荡恩德，让世世代代的子孙永远感戴圣朝的德意，不要忘记。孔子告诉鲁君的话说得好：“减轻赋税，百姓就会富裕。” 曾子解释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时说：“财富聚集到君主那里，百姓就会离散；财富分散到百姓那里，百姓就会聚集。”有若的论说透彻地指出：“百姓富足，君主怎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会富足？”做君主的人恭敬节俭、节约用度，从百姓那里征取有一定制度，民力就会宽裕，衣食仓储就会增长，百姓自然乐于缴纳贡赋来供给公家。如果暴虐征收、严厉聚敛，侵夺百姓的利益，使物力已经困竭，却又用刑罚威势驱逼他们，势必使百姓流离涣散，不得已而成为盗贼，进行寇劫杀伤，没有什么做不出来。过去海上的祸患，就是可以借鉴的教训。唉！这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所以鹿台的财富、钜桥的粮食，商纣辛苦聚敛它们而失去民心，周武王散发它们而取得天下。汉、魏时代，徭役赋税很轻，而且屡次下诏免除租税；当时百姓安定、物产丰足，国用却从未不充足。到了唐宋以后，天天增加对百姓的赋税，而国用却从未有余。杜佑《通典》说：“家中富足不在于逃税，国家富足不在于重税。逃税就会使人不能安土定居，百姓贫困；重税就会使国家养着许多困弱之民，国家贫穷。”《大学衍义补》说：“治理国家不能不向百姓征取，也不能过度向百姓征取。不向百姓征取，就难以成为国家；过度向百姓征取，也难以使百姓成为百姓。” 善于制定制度、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建立经常不变的法令，把它作为养活百姓、充足国用的根本。所谓经常之法，不过就是《禹贡》所记载的贡赋制度。唐代陆贽《奏议》说：“国家确定赋税，必须先引导百姓从事使生活富足的事业，然后再取十分之一。征取时，要衡量百姓的力量，依据土地的适宜情况。”又说：“设置官职、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人民；向人民征收赋税、取得财物，是为了资助国家。明君不会加重国家所依赖的财物，却损害养活人民的根本，所以必定先办理好民生事务，借用百姓的余暇力量；先使家庭富足，再征收他们多余的财力。借用必须有尺度，征收必须合时。有尺度，百姓就忘记劳苦；合时，百姓就容易供给。因此官府事务不会缺失，民力也不会耗尽。假如法制有所亏损，本末倒置，只图从百姓那里取财以资助国家，却不思考建立国家是为了养活百姓，那就……”百姓不只是徭役赋税繁多，遥遥无期地得不到减免宽贷；至于征收催逼，也不体恤斟酌。养蚕事业刚刚兴起，已经缴纳绢税；农事还没有结束，便仓促征收谷租。上司的责罚既严，下级官吏的威逼暴虐就更加急迫。有财物的人急忙出卖，损失一半；实在没有财物的人只好借贷，费用要增加一倍。偿付所涉及的，不过是迟早相差十天半月。

译迟一些并没有妨碍，早一些又有什么好处？李翱《平赋书》说：“人人都知道重税可以取得财物，却不知道轻税取得的财物反而更多。重税会使人贫穷，人贫穷，流离的人就不会回来；土地虽然广大，却会荒废无人耕种，即使耕种，也会有地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人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即使想诛讨暴逆、威服四方夷族，能够做到吗？轻税则百姓乐于生活，百姓乐于生活，定居者就不流亡，流亡者也会日益回来。土地没有荒芜，桑柘日益繁茂，尽力耕作，土地就会有余利。百姓日益富裕，军队日益强大。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拥戴他，即使想驱逐他离开，能够做到吗？”积蓄，是天下最重大的命脉；民间的积蓄，实际上就是国家的外府。百姓没有死亡，就是国家没有拖欠赋税；百姓有余财，就是国家有余赋。与其在国库中追求充盈，采取损害下层、增益上层的办法，哪里比得上把财富藏于民间，采取耕九余三的办法？与其遇到灾害后再议论免税、赈济的恩典，哪里比得上均定土壤等级和赋税，制定可以常行、可以遵守的规制？过去我曾经把自己的浅见告诉大中丞定陶曹公【邦辅】，曹公谈到这里，不禁感慨抽泣，当即想写成奏疏上报，但因军事兴起而受阻，最终没有办成。从这以后，又因为寇乱气氛使驿路骚动，东南的财赋更加枯竭，百姓颠沛困苦更加严重。如果能把赋税偏重的负担陈述给皇帝，使圣明天子知道苏州、松江的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因怜悯而动心，特别命令户部让两郡的赋役大致仿照元代旧额，同时参照各省及本省各府现行征收的标准，下达宽恤诏书，以清除浮滥的弊端，那么民间的创伤就可以平复；施行法令之外的仁政，使乡里百姓摆脱困苦，那么军中的士气也可以振作。这样就能看到两郡百姓，义气足以献身，勇气足以奔赴战斗；如果发生意外，他们一定会拼死捍卫桑梓之地。百姓都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必有征调的烦扰；士兵就寓于百姓之中，而不必有供给军饷的劳苦。这就是所谓不招募士兵而军队强大，不专门谋求粮食而粮食充足。这样做难道只是延续苏州、松江亿万百姓垂死的生命，还将使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疆的福祚更加绵长！究竟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应当舍弃什么，选择什么？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应当深思熟虑地筹划这件事【赋额详见《会典》】。《郑开阳杂著》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