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槎纪略卷一

译●东槎纪略卷一 桐城姚莹石甫著 平定许杨二逆 复建凤山县城 改设台北营制 改配台北班兵 筹给艋舺营兵米 筹议商运台榖 筹建鹿耳门炮台 埔里社纪略 平定许杨二逆 台湾纳入户籍已有一百四十年，奸民起事有十一次；当地人浮动而喜好动乱，这是当地的习性。人口日益繁多，各处有许多游手好闲之人，不是械斗，就是成为盗贼。道光三年，赵文恪督理闽地军务，忧虑这一情况，慎重选任守令，让福州府方传穟代理台湾守。与此同时，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县李慎彝、凤山县杜绍祁、嘉义县王衍庆、淡水厅吴性诚、噶玛兰厅吕志恒都很有声望。道光四年五月，凤山县打鼓山鸣园的竹子开花；七月又逢闰月，民间认为从前林爽文反叛时曾有这种征兆，于是谣言渐渐出现。台湾海防同知职位空缺，杜绍祁代理该职；代理凤山县的是刘功杰，他颇为积极地搜捕盗贼。不久，许尚的事情就发生了。许尚是凤山广安庄人，以卖槟榔为业，平日结交各类无赖，群盗都喜欢他。他被乡保告发，害怕被捕，于是与交好的人蔡双弼、张仔来、商乌紫、王曾、杨良斌、沈古老、徐红柑、林溪以及番人潘老通谋划反叛。他的同党很多，约定十月十一日聚集商议，先攻下淡水县丞署，再攻打埤头，进而攻取郡城。因苦于没有财物，先肆意抢掠，当时反叛的谋划还没有暴露。方传穟听说有盗贼，便发檄文命县里赶快搜捕。许尚将要起事时，他庄上的人刘黄中暗中听到了他们的谋划，把众人留在家中，劝阻他们，不让许尚出去。刘功杰没有抓到许尚和杨良斌，便焚烧了许尚的住宅，追查踪迹直到刘黄中家。十三日，刘黄中于是把许尚交出，给他戴上刑具，押送到郡城。方传穟亲自审讯许尚，从他口中得知了反叛的情况，便对镇、道官员说：“许尚的同党都还在，事情一旦败露，动乱必定很快发生。埤头没有城池，无法防守；刘县令刚刚任职，他手下的参将又懦弱，应该增派兵力防守。而且台湾各地到处都有盗匪和民众，极易聚众作乱。从前南路有事，北路就起来响应；北路有事，南路就发生骚动，郡城百姓常常苦于受到牵制。现在应该趁事情尚未发生，赶快准备防守北路，使我能够集中力量应对南路。”镇、道官员都认为他说得对。于是秘密命令嘉义、彰化、淡水做好防备。当时长期积水成灾，郡城、嘉义城的城墙都已坍塌，便赶紧修缮。派杜绍祁与县丞丁嘉植、都司翁朝龙率郡兵二百人协同防守埤头。埤头就是凤山县治所在地；旧县城毁于林爽文之乱，县治迁到埤头后，只筑了竹围，后来又毁于蔡牵之乱，所以令人忧虑。到达那里时，民间已经纷纷传说贼寇起事，争相躲避到郡城，却没有人知道贼人在哪里。营、县官员每天出动清查各庄，捕获了十多个贼人，最后抓到他们的军师林溪。许尚被捕后，他的同党准备散去，但杨良斌不肯。众人于是推举杨良斌为首领，在黄梨山中聚集商议。杨良斌制造刀、棍、旗帜，让潘老通向他的舅舅、番通事潘巴能借来火炮；以林溪为军师，王曾为都督，率领红旗；李川、郑荣春为正、副先锋，率领乌旗；蔡双弼以下的人都充任头目，分头招集贼众，约定二十四日夜间攻打埤头，杀害官员、占据土地，再乘胜攻打郡城。又让徐红柑从台湾、沈古老从嘉义，各自招集同党同时起事；还让吴赐潜入郡城，联络匪徒和百姓作为内应。约定既已确定，二十一日，林溪到埤头市集购买五色绸缎制作旗帜。林溪原来是县衙中的皂役，负责侦察贼情，暗中却替贼人出谋划策，官府将要前往哪里，贼人总能事先得知，所以他们的谋划十分隐秘。林溪买到绸缎，让人带着先走，自己吃完饭后才出发；他的母亲追问得知此事，便告发了他，因此林溪被捕，但审讯时没有立即认罪。良斌见溪被擒后，不等众人集结，二十二日夜间便把数百名贼人分成西、北两路进攻埤头，杀死苦苓门汛的兵丁，从竹围的缺口处进入。埤头事先已有防备，绍祁、功杰守卫县署，朝龙、嘉植守卫仓库。贼人先到仓库，朝龙指挥兵丁攻击，打伤并杀死两名贼人；贼人点燃大炮却没有震响，于是败逃。贼人在县署前已经砍开栅门将要进入，也被乡勇击退。参将某听说贼情后，带兵守在火药库不出；第二天对朝龙说：“贼人虽然败退，但一定还会大举来攻。埤头的仓库和县署都不能守，火药库有土墙，四面又有水阻隔，从前蔡牵进攻也不能攻破，可以赶快占据这里。”朝龙被他说动，于是带兵迁入，文官们也相继跟着进去。百姓非常惊恐，纷纷逃跑，奸人乘机抢劫掠夺，负责传递塘报的兵丁又被贼人杀死，道路于是阻塞不通。二十三日夜间，郡中听到警报，于是商议由昭虔、慎彝守城，左营和安平水师的兵丁守卫郡城。传穟与署台镇赵裕、福中营游击杨俊统率军队援救凤山。许尚仍然关押在府监中，传穟把他斩首后才出发。当时郡中谣言四起，人心震惊恐惧，绅士韩高扬、黄化鲤等入见传穟，请问方略。传穟说：“凤山虽然只是一个角落，距离郡城一百里，贼人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达；恐怕还有奸人响应他们，应当巩固根本。如今郡城的城墙毁坏了，要连夜修筑，两天可以完工。城内外的街市，多处设置木栅，你们率领壮丁跟随李令日夜亲自巡查；在城墙上分布兵丁和乡勇。安平副将率水师六百人驻扎在西城外的蝼蛄石，作为保护商路的犄角；城内设置精兵三百人，披甲露宿，足以作为策应。各衙门和绅士家都招募乡勇，以收容流民，不要让他们帮助贼人。只是大军向南进发后，贼人一定会溃逃，应当拦截他们，不要让他们越过郡境。已经命令台湾、嘉义的营、县分驻兵丁和乡勇，扼守要隘；又命令各庄的耆老挑选壮丁，彼此守卫支援。只要土贼不能前往响应，我们的事情就成功了！”有人请求关闭郡城八门，传穟说：“不行！南路躲避贼人的难民每天有几千人到来，不能不收容；而且不能让北路谣传郡城被围，以免激起奸人的心思。道试刚刚结束，各学官都在这里，只须让他们率领兵役守门，查验出入人员即可。”众人都很赞同，守备于是更加严密。

译二十四日，镇将率兵出发；传穟也已经部署完毕。二十五日，他又率兵二百、乡勇二百随后出发，经过何公店。那里是南北适中的地方，民居相当稠密，于是留下兵丁和乡勇二百人，让训导谢代埙驻守，以扼守交通要冲，道路才恢复畅通。二十六日到达埤头，撤去功杰，让绍祁回任；署镇也撤去其参将一职，改由朝龙接任。传穟于是督促民夫增补竹围，沿着竹围挖深沟，在沟中插上竹签。他招抚逃亡百姓，告谕各乡守卫村庄、捕捉贼人。先前接受过贼人约定、能够自首的，免除罪责。绍祁又招募乡勇八百名，四百人守卫埤头，四百人和官兵一起捕贼。县役中有与贼人勾通的，不敢采取行动，而且相当害怕自己获罪；绍祁宽宏大量地向他们表示不再追究，他们于是安定下来。贼人从埤头逃到黄梨山，竖起旗帜招集众人。镇将刚到时，无法估测贼人的多少，又因为贼人凭借险要地势，颇为忧虑，没有立即进攻。后来各路兵丁驻扎在乡庄，接受府、县约束，严密阻守各处要隘；各地观望、等待起事的匪民不下数千人，贼人无法通过，到这时竟然没有人敢响应。嘉义的贼将准备从内山偷偷前来，被王、李二位县令扼阻，全部四散逃走。吴赐到达郡城，被慎彝等人诛杀。新授台湾镇的蔡万龄也到了。良斌见众人不能集结，非常恐惧，他的党羽于是离散。兵丁和乡勇进攻他们，他们随即溃败。传穟、绍祁急忙悬挂重赏捉拿贼人，王曾、李川、蔡双弼以下的贼人全部被捕，伏法处死。良斌驾着小船入海，逃到彰化，被县令李振青擒获，押送到郡城，南路于是平定。这次战事，从许尚起事到事情办完，只有一个月；没有烦劳内地军队，也没有让贼人蹂躏百姓。南路办理贼乱时，北路安宁如常。总共使用军饷银数万两，都是筹款补充供给，没有耗费国库银钱，这是郡、县用人的成效。奏章送入朝廷后，皇上大为赞赏，说：“传穟主持筹办事务时，完全符合军机和实际情况，特赐花翎；镇、道以下各官，分别从优议叙。”第二年，才在旧治修建凤山县城。再次修建凤山县城 凤山县旧有土城，在兴隆里龟山、蛇山之间，外有半屏山、打鼓山环抱，地势是天然形成的。康熙六十一年，知县刘光泗修建。雍正十二年，知县钱洙环绕城墙种植莿竹。乾隆二十五年，知县王瑛曾在四座城门增建炮台。乾隆五十一年，因庄大田之乱而废弃，改在埤头治理，用竹子插成城墙。嘉庆十一年，蔡牵进攻台湾，吴淮泗乘机攻陷埤头，城池颇有毁坏。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埤头土层浅薄、水也浅，地势苦于潮湿，不如旧城干爽高敞；而且旧城背靠山、面向海，地势雄伟壮观。将军赛公冲阿于是请求迁回旧治。嘉庆十五年，总督方勤襄公维甸到台湾察看地势，上奏赞同赛公的意见，改建为石城，并请求把龟山围入城中，以免敌人从高处俯瞰。费用巨大，部议驳回，未能实行。此后有人很想捐资修建，但民间没有响应。

译道光三年，勤襄的侄子传穟署理台湾镇守，临行前，总督赵文恪公命令他察看地势，完成修城之事。第二年，巡抚孙公尔准巡视台湾，又采纳舆论上奏请求修建。恰逢杨良斌之乱，传穟商议请求由官府捐资，以此倡导百姓，众人都听从了。于是他发文告谕各位绅士说：“台湾是富庶之地，却已经屡屡困于战火。自康熙二十二年纳入版图后，三十五年发生吴球之乱，四十年发生刘却之乱，六十年发生朱一贵之乱；雍正九年吴福生在冈山作乱；乾隆三十五年黄教在大穆降作乱；五十一年林爽文、庄大田相继作乱，北路先陷落，南路又响应；六十年陈光爱、陈周全相继作乱，南路刚平定，北路又随即失守；汪降之乱发生在嘉庆五年，许北之乱发生在嘉庆十五年，中间又夹杂着蔡牵之乱，吴淮泗于是攻陷凤山；胡杜侯之乱时，陈锡宗又占据曾文。一百三十年间，变乱出现了十一次。近来杨良斌之事又动用军队，台湾即使富裕，怎么承受得了呢？况且作乱的贼人，如吴球、朱一贵、庄大田、陈光爱、汪降和许北、吴淮泗和杨良斌，都是凤山的事情。前后十二次叛乱，凤山独自占了其中八次。这一带战乱特别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靠近郡城。比如人的身体，郡城如同心脏，凤山就是头部，嘉义是腹部，彰化是腰部，淡水只是小腿和大腿罢了。嘉义以北，关键要地层层相接；凤山逼近咽喉，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中间没有屏障；头部患病，心脏也会受到影响，哪里是腰、腹、大腿和小腿所能救助的呢？这就是贼人常常出现在南路的原因。南路有事，郡城一定先遭受兵祸；北路的贼人乘机再次起事，郡城就总是有来不及防备的危险。所以凤山尤其重要。南路安定了，北路即使有事，也可以不必忧虑。古代，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一定有三里的城。如今凤山北起二赞行溪，南到琅峤二百二十里，至沙马矶头四百里，西到海边，东到傀儡山下，也有一百多里，却没有城池；想让丑徒没有觊觎之心，是办不到的。众人一致认为凤山旧城适宜修建。如今将土城改为石城，却因为费用重，一直没有举行修建，难道是台湾人崇尚义举的风气稍微衰退了吗？只是没有人倡导罢了。命令工匠计算工程，需用番银十二万有余。希望官府和百姓共同承担。如今本道衙门筹捐三千两，府捐一万二千两，凤山县捐六千两，淡水、台湾、嘉义、彰化四厅县捐一万二千两，台防同知捐二千五百两，鹿港、澎湖、噶玛兰三厅捐四千五百两。官府捐款总共四万两。此外不能不寄希望于士绅和百姓！”台湾人受到感动。于是凤山士绅和百姓一致商议：缴纳正供的人，每缴粮一石，捐番银一圆，总数四万有余；富民另外捐款四万四千两。郡中的绅士和商人听说后，也捐了二万五千两有余。传穟于是选任绅士黄化鲤、吴尚新、黄名标、刘伊仲等人为城工总理，分派各城门招募工匠，不经过胥役。传穟亲自和知县杜绍祁巡查督办。道光五年七月十五日开始修筑，道光六年八月十五日工程完工。建成石城，周长八百六十四丈，城楼、炮台各四座，共用番银九万二千一百圆。又分别修建知县、典史衙署各一所，仓廒、监狱一应俱全；参将衙署一所，附设火药局，共用番银二万五千圆，依次兴修。还剩番银三万圆，作为每年维修的费用。巡抚韩公克均上奏朝廷，议定对绅士、商人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议叙。第二年，署理淡水同知李慎彝也劝导捐资修建竹堑城。从此，山前的郡县才全部有了城池。改设台北营制 台湾地势狭长。从郡城向南，到凤山的沙马矶头有四百五十里；向北到淡水的大鸡笼有八百多里。郡城虽然说处在中路，实际上偏在南方。从郡城到嘉义需两天，到彰化需四天，到淡水需七天。噶玛兰在淡水最北面的山后。从淡水到兰城又需六天；溪流和山岭险恶，生番出没。镇、道的重兵都在郡城，对遥远地区的控制很困难。旧制是：北路设置副将一员、中营都司一员，驻扎彰化，管辖嘉义都司作为北路左营，竹堑守备作为北路右营。嘉庆十年，蔡逆从沪尾登岸，直接到达新庄。又调台协水师右营游击驻守淡水的艋舺，兼管水陆事务；调延平协守备为游击中军，又调兴化协守备驻守沪尾，任水师守备。噶玛兰新设的守备也归艋舺管辖。这样，艋舺游击管辖三名守备。陆路从新庄以北到噶玛兰边界，有三百多里；水路从大甲外海向北，经过八里坌，绕过鸡笼向南，到苏澳，有八百多里。

译道光三年五月，总督赵文恪公向台湾镇、道、府发文说：“台北距离遥远，郡城的军队难以从远处控制；北路副将驻在彰化，尚且觉得鞭长莫及；艋舺游击所管辖的海面尤其广大，又兼管陆路，难免顾此失彼。兰厅一旦有事，恐怕难以策应。现在打算把北路副将移驻竹堑，把右营守备改为中营，抽调彰化额兵二百名、艋舺额兵一百名归竹堑守备，随副将驻扎；把彰化都司改为北路左营，把艋舺守备改为北路右营，与兰营守备四营一并归副将管辖；嘉义都司则改归郡中城守参将管辖。这样，向南可以支援彰化，向北可以支援噶玛兰，地势部署才成为要冲；而艋舺水师游击也可以专门负责海面事务，水陆两路都能发挥作用。兰境新开地区额设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战守兵四百名；那里逼近生番，兵力还很薄弱，拟增设都司一员驻在五围城内，守备移驻头围，千总移驻三貂；另外设置在城千总一员、外委二员、战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这样巡防才会周密。他们的俸薪、养廉银、马干银、兵饷，就从兰厅正供的余租中支给；不够的，再从盐课、税契收入中留存支用。这些额设兵员不必从内地派遣，可以从台湾城守、嘉义两营抽调。衙署、兵房迁建和增设的费用如何筹措，你们务必认真会议。”总兵观公很赞同这一议议，准备遵照檄文办理；但水师提督在台湾，认为这是削弱艋舺水师的职权，北路副将又贪恋彰化的富庶，不愿意移营。道、府官员被他们的话迷惑，于是重新议定，请求北路副将仍旧驻在彰化；把艋舺游击改为参将，以提高其官阶；从城守、北路左营、艋舺三营抽调兵三百人进入兰地，按照檄文增设都司、千总。但抽调兵员、划分汛地、廉俸、粮饷等事项，都还没有筹办。

译十月，方传穟到达台湾，观镇军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由于艋舺之事已经形成议定方案，来不及争论。不久，传穟署理道员，于是会同详细议定兰营制度，说：“兰地居民有三种籍贯，漳籍最多，泉籍、粤籍人少，不能使用漳、泉籍的兵丁，以免发生分类械斗的嫌隙；请全部使用上府兵。台湾城守左右两军原有额兵一千一百六十七名，可以抽调左军冈山汛兵四十名、右军大武垄垄兵三十名；北路左营原有额兵一千二百六十八名，可以抽调嘉义存城兵八十名、斗六门汛兵三十名、盐水港、西螺两汛兵二十名；艋舺陆路原有额兵八百名，可以抽调艋舺汛兵一百名。总共抽调战兵二百名、守兵一百名，编入兰营。兰营的地势部署中，五围城最为重要，原设守备、把总、外委各一员，额外二员，兵丁二百一十五名；请改设驻守都司一员、在城千总一员、外委二员、额外二员，战守兵三百六十名。头围北面正对北关，东面扼守乌石港，人口稠密，是地方上的重要关隘；原设千总一员、兵六十名，请改设驻守备一员、外委一员，战守兵一百名。隆隆岭汛是淡水、兰两厅的交界，连接三貂大岭，可以俯瞰鸡笼卯鼻；那里森林茂密、山岭险峻，是匪民逃藏的地方。旧有石堡，设置额外一员、兵二十名；请改设千总一员、战守兵五十名。马赛草山以外就是苏澳，与生番接界，东临大海，可以停泊大小船只一百艘；从前蔡牵、朱濆这两个逆匪多次在这里停船，窥伺噶玛兰。直到现在，每逢南风盛吹，土匪的小船仍常常藏泊在山沟里，也有百姓私自开垦。过去杨廷理原本议定在草山下建立南关，但那里地势平阔，关隘不容易修建，不如在山上建立炮台、土堡，以防守苏澳；请设置把总一员、战守兵五十名，防守边界，拦截缉拿海上匪徒。加礼远港在东面，是大溪出海的港口；沿港都是番社，港口只能容小船进出，杨廷理原先议定在这里修建炮台，似乎可以不必实行；请设置额外一员、兵丁三十名，负责查验和挂验。其余如溪洲汛，是东面的适中地点，过去设置把总一员、兵四十名；北关汛在梗枋，是进入兰地的锁钥，过去设置外委一员、兵四十名；三围汛在兰城西北，过去设置兵十名，请仍按旧制。只是炮台塘在乌石港口，过去设置兵十名，现在增加五名。以上兰营新增和旧设的编制，共有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四员、额外三员、战守兵六百九十五名，作为固定制度。噶玛兰每年定额征收的余租为番银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圆，折合纹银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四两；额编文员的廉俸、祭祀、役食银一千四百零二两，原设兰营官兵的廉俸、干饷银七千二百二十六两，故兵白事、运殖运柩、班兵盘费车价银六百两，遇闰年多支饷银五百三十两；只剩三千五百多两。兰营原定戍兵加饷每年支银一千九百一十两，从盐课中支给，余银不到二百两。如今新设官弁、兵丁每年所需的廉俸、干饷为五千五百一十三两，逢闰年多支饷银四百两；新兵加饷全年又需银一千四百四十两。兰地所存余租、盐课不够，而税契收入每年没有定额，因此应请求旧制照旧实行；新设营员的俸薪、廉银、马干银以及戍兵加饷，都从盐课余租中支取，剩余部分用于原有兵丁的白事等各项开支。新增的兵额，是从城守、北左、艋舺三营抽调的；所需饷银四千八百两，逢闰年还要多支饷银四百两。原本台府已有大饷的定额，请仍由府库支出。兰厅每年额征供耗谷一万四百五十八石，兰营新旧兵丁每年支取米二千五百二十七石二斗，逢闰年增加兵米二百一十石六斗，全部由兰仓供给。这就是抽调兵员、分派汛地以及俸饷、兵米的大致情况。兰营守备、存城把总、头围千总、溪洲把总原来都有官署，现在改建各官署，只稍微扩展规模。城中另建兵房三十间。杨廷理原先建议在加礼远港修建炮台、在马赛山下修建南关，现在改为在苏澳修建炮台，这样可以省去南关的费用；只是要在苏澳草山上筑一座土堡围护炮台，设置把总官署及兵房二十间，并在加礼远港修建外委公所及兵房十间，这样费用较省，工程也容易完工。原有艋舺游击改为淡水营参将，以及新设噶玛兰营都司、千总的印信钤记，请咨报有关部门铸造，另行颁给也可以。”道光四年二月，将这份议案上报文恪公，全部依奏施行。改派台北班兵 台湾一镇，水陆共有十六营，班兵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六名。这些兵员从内地五十三营派来戍守，三年轮换一次。到达台湾后分入各营，戍守期满便从鹿耳门配船渡海返回内地。这是旧制度。台北各营的班兵到达郡城，路途遥远，跋涉十分艰难。嘉庆十五年，总督方维甸上奏，建议嘉义以北的班兵改由鹿港登船，当时认为很方便。后来港口淤浅，船少兵多，等候配船需要很长时间。规定是：班期届满离营后，立即停止发给粮饷；虽然准许借支盘费，回到原营后再从饷中扣还，但所借的钱并不多。最初调往台湾戍守时，兵员都要到厦门接受提督点验；只有水提、金门两标最为便利，其他各标从五六站到十七八站不等。点验后配船，还要等候风向向东渡海。到达台湾后，中营、北协还要接受两次点验，然后才进入艋舺、兰两营归汛；路远、时间长，沿途已经有了借贷。三年戍守期满时，往往都无法偿还。临行前借支盘费，通常都用来还债，结果仍然空着肚子，只好群起围住带兵官请求借钱；带兵官为他们垫赔，却无力供给，甚至有人因此被殴打，所以带兵官尤其害怕这些人。各地厅、县也常常被他们吵闹纠缠。至于船户的骚扰，却没有人敢说，商人也深受其苦。

译道光三年，鹿港的行商请求与淡水的八里坌口分配船只、共同承载班兵。赵文恪公便命镇、道、府官员议定。四年正月，方传穟代理台道，向鹿港同知邓传安、代理淡水同知庞周询问，二人都说明了兵员和商人的困苦。于是传穟与总兵观喜共同议覆说：“台湾有三个渡口：鹿耳门与同安、厦门相对，鹿港与泉州、蚶江相对，八里坌与福州五虎门相对。戍兵往来，本来可以按照距离就近配船运输，只因沿袭过去由厦门、台郡点验的惯例，才造成跋涉和迂回。台湾北协中、左、右三营兵三千一百十名，艋舺参将所属水陆二营以及兰营新旧兵二千二百一十四名，共五千三百五十四名，全部由鹿港一处配船，八里坌却没有配载。商人负担有轻有重，而且带兵官还有垫赔的困难，也很难责令他们严格约束。官府、兵员、商人三方面都不便利，应该尽快酌情变通。请将兰、艋、沪尾、北右四营中由上府派来的兵二千二百四十一名，改由艋舺参将点验，从八里坌配船渡海，直接进入五虎门。四营中由中、下府派来的兵，以及北协三营兵，仍旧由鹿港配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内地换班来台的兵员中，凡应拨入兰、艋、沪尾、北右四营的，也请将督标、福协、延建、邵汀、福宁、长福、海坛、闽安、罗源、连江、桐山、枫岭、烽火各营的上府兵，由督协或福协点验，会同闽安协酌情调拨福宁、烽火、闽安各营的水师哨船配载；如船只不足，就命福防同知出面封租商船协同装载，全部从五虎门渡海，在八里坌登岸，由艋舺参将点验后，分别收归各营；仍照鹿耳门过去的惯例，顺便装载戍守期满的各营兵员返回内地。商船每装载一名兵员，减给官谷三斗。只是兰营中有几十名兴化兵，虽然不属于上府兵，但距离福州很近，而且一向与漳、泉兵不和，请全部由省城点验配载；戍守期满时，也由艋舺参将点验，从八里坌配船渡海返回原营。这样，戍兵往来就没有跋涉的劳苦，带兵官也可以免除垫赔的困难，商船也不至于因负担不均而发出困苦的怨言了。”文恪公按照议案上奏，随后施行。现在把兵册附载在后面，用来显示台湾各营的大致情况，使考察营制的人有所查考。艋舺营参将统辖艋舺陆营兵七百七名。罗源营兵一百七名，其中内外委一员；桐山营兵七十名，其中内外委一员；长福营右军兵三十六名，其中额外一员；福宁镇右营兵一十八名，其中内外委一员；建宁镇中营兵一十六名，其中内外委一员；督标右营额外一员；枫岭营兵六名；延平协右营兵一十三名。以上是艋舺营原有的上府兵二百六十七名。海坛镇右营兵一十八名；海坛镇左营兵四十六名；烽火营兵一十八名；闽安协左营兵三十三名；闽安协右营兵五十名；督标水师营兵五十名。以上是艋舺营新调入的上府兵二百一十五名。艋舺营参将统辖沪尾水师营兵七百七名。督标水师营兵一十五名；海坛镇左营兵五十六名，其中内外委一员；海坛镇右营兵五十九名；烽火门营兵二百四十四名，其中内外委一员；福宁镇左营兵一十九名，其中额外一员；闽安协左营兵二十一名；闽安协右营兵二十一名。以上是沪尾水师营的上府兵四百三十五名。艋舺营参将统辖噶玛兰营新旧兵七百二名。延平协左营兵四十二名，其中内外委一员；延平协右营兵四十一名，其中内外委一员；建宁镇中营兵四十二名；建宁镇左营兵四十一名；建宁镇右营兵四十一名；汀州营中营兵三十五名；汀州营左营兵三十六名；汀州镇右营兵三十七名，其中额外一员；邵武协左营兵四十一名，其中额外一员；邵武协右营兵四十一名，其中额外一员。以上是噶玛兰营原有的上府兵三百九十七名。福宁镇右营兵三十三名；海坛镇右营兵七名；建宁镇中营兵一十四名；建宁镇左营兵十名；建宁镇右营兵六名；福宁镇中营兵三十名；连江营兵五十名；长福营右军兵五十名；罗源营兵三十五名；长福营左军兵十名；连江营兵十二名；延平左营兵十三名；兴化协左营兵十五名；兴化协右营兵十五名。以上是噶玛兰营新调入的上府兵三百名。北路协统辖竹堑右营兵七百二十六名。福宁镇中营外委一名；福宁镇右营兵一百三十三名，其中内外委一员；福州协右军兵一十八名；建宁镇右营兵一百六十四名，其中内外委一员；长福营左军兵七十三名，其中内外委一员；桐山营兵一百零五名；枫岭营兵一百零八名，其中内外委一员；海坛镇左营兵二十二名。以上是北路右营的上府兵六百二十四名。以上艋舺、沪尾、噶玛兰、北路四营的上府兵，共二千二百四十一名，由八里坌配船渡海进入五虎门。艋舺参将统辖艋舺陆营，其中有金门镇左营兵五十名；金门镇右营兵五十名；水提标中营兵二十五名；水提标左营兵二十五名；水提标右营兵二十五名；水提标前营兵二十五名；水提标后营兵二十五名。以上是艋舺营新调入的下府兵二百二十五名。艋舺参将统辖沪尾水师营，其中有铜山营兵七十九名，其中额外一员；金门镇右营兵二十六名，其中内外委一员、额外一员；

译水提标中营兵二十三名；水提标左营兵二十三名；水提标右营兵二十四名，其中内外委一员；水提标前营兵二十三名；水提标后营兵二十三名；金门镇左营兵二十四名；南澳镇左营兵二十七名。以上是沪尾营下府水师兵二百七十二名。北路协统辖竹堑右营，其中有陆提标前营兵五十四名，其中内外委一员；陆提标后营兵四十三名，其中内外委一员、额外二员；漳州镇右营兵五名。以上是北路右营下府兵一百零二名。连同前面的兰、艋三营，共有下府兵五百九十九名，仍由鹿港配船渡往蚶江。筹措供给艋舺营兵米 嘉庆十一年，蔡牵从沪尾登岸，蹂躏新庄、艋舺。嘉庆十五年，于是设置艋舺一营，兼辖水陆兵一千四百名。兵米依靠淡防厅仓供给，但每年额征的供耗谷不足六千二百七十石，只得借用碾米粮储来补足；仓中储粮已经空了，又借用屯租。屯租，是淡厅每年协助供给台、凤二邑屯丁饷银的租谷。台、凤二邑的屯丁索要饷银，当事官员对此很忧虑，而艋舺营的兵米问题尤其紧急。部议认为，应将噶玛兰仓中剩余的谷物，以及台、凤、嘉、彰四县截留的旷兵米全部拨来补充；不足部分由布政司发价采购。台湾道胡承琪（《全集》本作“珙”）遵照檄文议论说：“淡防厅册报，自嘉庆十五年起，垫付艋舺兵米，用本营截留的旷兵米和现存余供谷拨补；另外由藩司发银一万一千三百两，采购尚未补足的谷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九石。这是道光二十五年以前的数目。各县扣存的截旷兵米中，彰化一县本营加闰的兵米已经不足，不能拨出。道光元年以前，台、凤、嘉三县扣存的截旷谷七千零七十石，噶玛兰征存的供耗谷一万六千七百四十石，用来补充淡仓，仍不足一万二千余石。至于道光元年以后应供给的兵米，请把三县截旷谷以及兰厅存谷（自道光元年起，每年约七千石）运到淡仓，用来供给新增加兵额的米，并且陆续归还、补足以前垫付的谷。” 只是陆路运输费用太多，应当改用海运。三县把谷物运到鹿耳门澳，由台防厅将其配装在前往淡水贸易的篷船上，并令行户作保。兰厅的余谷，则每年春夏之间由淡防厅雇船运送。按照台湾海运章程，谷物在内洋被劫，由地方官赔补；在外洋被劫，由营官买赔；船到内港后，因驾驶不慎搁浅损坏，或者船户在途中盗卖，由行户赔补；在外洋遭遇风灾，则咨报有关部门请求豁免。至于运输脚费，用淡厅每年征收的拳和官庄租谷变价银六百六十九两发给。道光二十五年以前厅、县应当补还的谷二万三千八百余石所需脚费，没有款项可以支出，于是命令二厅、三县分摊捐纳。”议案上报后，司、道官员请求咨报，赵文恪公对此表示怀疑，没有施行。

译道光四年三月，传穟代理台道，又议论说：“淡厅所急需的，是每年发放新增加兵额的兵米。新增加的兵米一天不确定，过去垫付的兵米就一天不能清偿。账册屡次改造，纠缠得非常厉害。部中查收的，是嘉庆十八年以前垫付的数额；而承琪所议的，是淡厅现在送上的道光二十五年续造的册籍，比前一个数目已经增加了。至于道光元、二、三年垫付的数额，将来编造账册时，又不止三万五千八百余石。这时即使计算补还，也难以清结。而且厅中历年借款，有本厅及府仓储备的谷物，有司库发价采购的银两，有协助供给台、凤二邑屯饷的款项，还有本厅应解的税契及拳和庄租银；其中有的是外来款项，难以报部，有的是借来的银两，不能用来偿还谷物。再如各县的屯饷，急等着发放，而司库发价采购的钱，却没有办法归还。种种情况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先筹足当年的谷物，不再继续垫付，然后历年借欠的数目才能截清；或者分别归还补足，或者准许列入开支。这是拨补谷物时，后先缓急应当分别计算的地方。各县截留的旷米谷，嘉庆二十三年以后现存册籍所载为：台湾存二千五百九十一石，凤山存三千三百零二石，嘉义存一千一百七十六石，彰化存八百九十三石。虽然奉部议要求全部拨补，但彰化县每年额定支放兵米，在无闰年时余谷有限，五年遇到第二次闰年就已经短缺，不得不把截旷谷留下。” 凤山自从蔡逆军需案件以来，所有储备粮都被焚烧、抢掠一空，每年供谷用于发放兵米后可以余下二千石，再收回旷米谷每年可以有一千余石；如果把这些留下来补充本仓，十年以后就可以补回大半。嘉庆二十五年，前人错误地把这些谷物代替嘉义、彰化两邑运回内地，用来补还二十二年前民间拖欠的数额，却不顾本县仓储，已经是错误的谋划；如果再把它拨给淡厅，凤邑和淡厅的事情同样都需要粮食，怎么能顾了那边却丢掉这边？承琪只知道彰化的谷物应当留下，却不知道凤山的谷物更不能拨出。这些情况都应当统筹考虑。至于通过海道运输谷物，既然责令三邑运到鹿耳门澳，又设立行保，责令前往淡水的篷船按照船梁大小配载；兰厅的谷物，又命令淡厅专门雇船运送。等到遭遇风灾或被劫，又责令地方文武官员和行保分别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但行动繁琐，会给官府和商人造成日后无穷的负担，而且篷船最大的载量不到千石。鹿耳门往来的、装载民间日用货物的船只，只有台湾、凤山、嘉义三县使用；淡水、艋舺远在郡城之外，货船一向没有往来，哪里能找到许多船只来配运？即使有船，近来内地商船承运粮物，已经多有困累，尚且应当妥善议定章程，怎么能让这些小船又增加弊害？这也是民间长久的负担，是应当深思熟虑的地方。艋舺、沪尾两营原先增加戍兵八百七十一名，每年支给折合谷物的米六千二百七十一石，逢闰年增加支给折合谷物的米五百二十二石六斗，这是道光四年以前的数目。现在改议营制，从艋舺营抽调一百名兵员编入噶玛兰营，那么兰厅的兵谷会增加，而淡厅的兵谷可以减少。根据淡厅编造送上的册籍，无闰年扣除截旷谷后，两营新增兵米实际支出不过五千八百余石，逢闰年多支五百余石；现在减少一百名兵员后，无闰年实际支出五千二百余石，逢闰年也只有五千六百余石。淡厅每年额征供谷一万三千零七十石，淡水北路中、右营无闰年实际支出的兵米谷一万一千二百余石，还剩一千八百余石；逢闰年多支六百余石，应剩下一千二百余石。把两个无闰年的余谷合计起来，数目仍然很多。这样看来，每年不足的数目实际上不过四千石而已。”}], 噶玛兰每年定额供应耗谷一万四百五十八石，除本营新旧戍兵每年支用五千多石外，还可以拨给淡厅四千石。仅这一项，已经足够支放，不必从四县截留旷缺米粮，以免每年海运的纷扰和日后官府、商人的赔累。并请依照噶玛兰吕倅的建议，由兰厅把谷折价为番银四千圆，带到淡厅，逐年轮流购买米谷发放；如果民间粮价昂贵，在兰厅轮流购买的年份，由噶玛兰通判筹款补足；在淡厅轮流购买的年份，则准许用拳和庄租银支付。这样既可以免除海运脚费和遭风后的赔偿损失，也可以免除年年采买对民间的骚扰，事情并无阻碍。如果承蒙上级批准，就从本年开始，立即命令兰厅从额征谷中拨出四千石，秋收后运到淡厅，预先买谷入仓，作为来年的兵粮。这样，艋舺兵米不足而需要垫付的数额，就可以从本年起截清；道光五年以后，也都提前一年运输，不再有垫付的忧虑。垫付款数截清以后，再命令淡厅把历年垫付的款项分别核清银、谷，哪些应当归还，哪些不必补还，哪些急需归还，哪些可以缓办；数目核清，事情才有头绪。比如现在据淡厅查复的兵米案中，借用台湾、凤山二县协济屯饷的一项，自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四年，共有尚未解交的番银一万八千三百五十圆，这是垫付款中最应当先归还的一项。噶玛兰通判吕志恒编造送交的兰厅支销册中，截至道光元年冬季，除预备储存的谷二万石外，仓中实际存有供耗谷二万三千二百九十五石，这正是应拨补给淡厅的数额。然而兰厅一带海路艰险，船只遇风失水，便要责令赔偿；而且乌石港港口入口浅窄，只能容纳三、五百石的小船，要把二万三千多石谷运走，需要封雇民船六、七十只，对小民很不方便。我现在在清查屯租案中，详细请求将兰厅应拨的谷，依照余租的旧例，每石折价出售为番银一圆，先用来代替淡厅协济屯饷这一项解交府库，再命令台湾、凤山二县领取后发给屯丁。核清款项后还剩番银四千九百四十五圆，拨解淡厅，与本年应协济台湾、凤山屯租的番银四千六百五十圆一并存放在淡厅收贮，分年买谷补足，用来归还垫付款。

译至于截留的旷缺米粮，除凤山、彰化二县免于拨解外，每年台湾县大约可以收回谷八百多石，嘉义县大约可以收回谷四百多石。用篷船配运归还并送往淡厅，实在很不方便。查淡厅垫付的兵米中，有借用府仓预备储存的谷九千五百石；请命令台湾、嘉义二县把这项截留的米粮每三年一次就近拨解到府仓，用以代还淡厅的款项。等府仓的借款还清，立即停止办理。这样合计起来，艋舺新兵的米粮有了来源，淡厅垫付的数额也可以清偿了。”议案上报后，文恪公便与巡抚发文咨报部院办理，全台湾都认为便利。筹议商船运输台湾谷粮 福建省内地的水陆官兵共有五十三营，连同驻防旗兵，不下十万人。每年征收粮米，只有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是产米地区，供给官兵后还有余米，可以接济其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即使协济仍然不足，便有一半发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南澳等营，有的全部发给折色。雍正年间，先后上奏请求一半支给本色米，从台湾额征的供粟中拨运过去。后来又增加发给戍台兵丁家属的米，也用台湾谷运送。因此台湾每年运往内地的兵丁及家属米谷为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闰年为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上奏确定由商船分配运输到各仓，这就是商船运输台湾谷粮的由来。台湾的商船，都是漳州、泉州富民制造的。乾隆五十九年水灾以后，漳、泉二府械斗的风气大为盛行。蔡牵在海上骚扰，战事持续近二十年，漳州、泉州百姓更加困苦，台湾也衰败了，各种货物都不景气。海船遭遇风灾，难以重新制造，而出海的船只日益减少。于是台湾谷粮不能按时运到内地，兵粮非常紧急，各厅县都借用碾仓米粮来预备储存，仓储因此空了。商船大的装货六、七千石，小的二、三千石。规定：梁头宽二丈以上的，配运官谷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的，配运谷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起初并没有什么困难。后来谷运到仓，官吏多方挑剔，而民间货物每石所得水脚银却从三钱到六钱不等。又因为商船从台湾装货运到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的甚至到盛京，然后才返回福建，往返要经过半年以上；官谷长时间放在船舱里，担心受海气蒸变，所以台湾配给的谷粮，商人私下都换成银子购置货物，返航时也用折色交仓，不能这样做的才买谷应付。官吏借此挟制取利，久而久之便形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湾谷粮，厅县都依靠它来补济公用，就像江浙依靠漕粮一样。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因为台湾谷粮积压滞留，上奏请求开放八里岔口，和鹿耳门、鹿仔港一样实行配运。凡是渡海的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的，都命令配运谷三十石至八十多石。然而奸商诡诈，往往少报梁头尺寸，设法规避。官谷积压的情况依旧。嘉庆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上奏请求专门雇用商船，委派文武大员到台湾运输谷十万石。嘉庆二十三年，又雇船运输七万石。此前彰化县知县杨桂森曾经建议，请求台湾改征折色，奏请停止台湾谷粮运输；省里商议认为不可。奸民卢允霞因好打官司被发配戍边，遇到赦免后回乡，在鹿港听说此事，便说：“这是奇货啊！”他对亲近的商人说：“我能够革除这些陋规。”众人被他迷惑，把他当作谋划此事的主谋。于是设立公馆，向各船户抽钱给卢允霞作为诉讼费用，但只有鹿港十几家船户参加，台湾府以及泉州、厦门的众多商船都不愿参加。嘉庆二十五年，台澎道叶公世倬从鹿港来到台湾，接受了卢允霞表面上的诉状，认为商人果然受了困扰，想要革除弊端以体恤商人，于是商议停止商人配运谷粮，请求制造官船进行海运，并把这件事告诉台湾县姚莹。姚莹说：“台湾谷粮每年十万石，按每艘船装二千石计算，依法应当使用五十艘船；每艘船的工料费按五千金计算，就要花费二十五万金。既然有运粮船，就必然要使用弁兵管理驾驶，以及舵工、水手，每艘船不少于几十人，每年的费用又要几万金。海船驾驶，三年应当维修一次，费用又要几万金。远洋风涛难以预料，一旦有船沉没，船和谷粮就会同时损失。这是在漕船之外，又增加国家的一项负担，不能实行。”叶公怀疑他有私心，后来担任巡抚时，仍然极力坚持原来的主张，但还没有来得及改变制度，就离任了。

译赵文恪公与孙公尔准担任督抚时，担忧商船运输迟滞不前，便交给台湾府方传穟筹划。方传穟认为鹿港港口淤浅，商船无法前进，道光四年采纳舆论，请求开通五条港以便利商船；但这一年又奉旨运米十四万石到天津，免除配运兵谷的船只六十多艘，能够配运的船就更少了。方传穟建议说：“现在即使极力疏通，也不足以运完本年的定额，估计到来年积欠的数量应当超过十三万石，势必要再次雇船运输。然而这并不是好办法。远洋险阻，商船往来，每年都有漂失沉没的；平时配运只是一百多石，糖货市场的配运量是它的两倍，即使失水后责令赔偿，数额也不多，所以这种办法可以长久实行。如果雇船专门运输，每艘船的运量何止是平时的十倍；一旦发生意外，官府和商人都难以承担赔偿。虽然以前已经实行过三次，但不能把它当作可靠办法。过去商人的资本丰厚，船只的工料坚固；近来商船薄弱狭小，在南北洋中沉毁的很多。民间装载一千石货物，尚且一定要分装在几艘船上，以防意外；官谷难道可以不更加慎重吗？积存的谷十三万石，要用商船六、七十艘，由厦门、蚶江二厅雇用调拨，应当分四次或五、六次运输；每一次都必然要有文武正副委员以及护送的弁兵，供应和犒赏的费用都取自四县，赔累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内地各仓既然失去了商船运输的便利，就必然会多方挑剔驳回，不是说谷中混有糠和沙子，就是说斗斛数量不足，纷纷发文命令四县补运。这是官府方面的负担。官谷的运脚是每石六分六厘，比民间货物的水脚仅为十分之二；每艘船按二千石计算，船户只能得到一百多两运脚银，还不够支付舵工、水手的饭食和工资。船本以及修整篷、索、桅、椗的费用，又从哪里出？每逢雇船运输，所有行商以及通港的船只都要摊派津贴，而船户仍然免不了赔钱。这是商人方面的负担。台湾三个港口往来的商船只有这么多，既然专门运输积存的谷粮，那么明年的新谷必然配运不足，这就成了疏解积欠反而增加新欠，也不是妥善的办法。况且台湾近几年米价昂贵，一听说要雇船运输，民间米价必然一时上涨，歹徒还会借机滋事。这就是官府、商人都受困，又连带使百姓受害。愚见只有暂时停运新谷，改用折色发放兵粮，把积存的谷粮全部配运完，免除雇船运输而补充仓储。请命令台湾厅县查明欠运谷的数目，到本年为止实际有多少石，依照旧例配运。道光五年的新谷，则命令四县全部换成银子，按照中平市价，每石折价番银一圆三角，分四季解送到内地福州、厦防厅库收贮。有谷粮的厅县，再领取回来，按月折价发放兵粮。内地番银一圆可以兑换制钱八百多文，按二谷一米计算，每米一斗可以折发制钱二百文。内地和外地厅县领取、解送番银的脚费，平水时就依照商船运输的惯例发给，脚价也照给；等积存的谷粮运输完毕，仍然像旧例一样配运新谷。几年以后，如果又有积存的谷粮，也可以照此办理，这样就永远免除雇船运输的危害。这样，台湾积存的谷粮可以清理，内地的仓储也可以补充了。”文恪公非常赞同他的意见。水师提督许公松年极力阻止这一建议。恰逢卢允霞进京上控，请求停止商船运输，此事交给督抚议论。司道于是采纳杨桂森的说法，停止商船运输，请求台湾供粟一半征收本色，以供给台湾营兵；一半征收折色，每谷一石改征银一两二钱，以供给内地营兵，并将全部数额抵作台湾兵饷。台湾免除了领取、解送的一领一解之劳烦，内地免除了运送饷银遭遇风灾的忧虑，每年又可以节省运脚银六千多两。文恪公说：“福建漳州、泉州各府背山环海，田地少而人口多，所产米粮不足以供百姓食用。台湾府产米的地区，原所以命令征收本色，是为了运给内地营兵食用。本来是用台湾的有余，来补济内地营兵的不足。现在不让把本色米运到内地接济营兵，反而让它改解折色，已经失去了立法的本意。何况台湾府请求暂时停运一年、改解折色时，司道已经担心米价昂贵、营员借此找借口；如果以后全部解交折色，难道米价就可以不必担心了吗？台湾府各属征收供粟，向来没有一半本色、一半折色的例子；方守所提出的暂时解交折色一年，尚且属于一时通融的办法，还可以由官府酌情办理；如果改为征收一半折色，那么台湾百姓中有谷的人家较多，纷纷卖谷缴银，必然会加收平水、火耗，更加滋生弊端；这是便利商人而使百姓受害。更改旧章，不可以草率行事；应当再次议论！”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共同议论，都认为不能停止商船运输。台湾百姓听说将要改征折色，大为哗然，绅士都说：“民间缴纳正供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今昔情形不同，私下折色缴纳也都按照当时市价的高低，并没有固定标准；如果改征折色，每谷一石征银一两二钱，反而会变成固定的成例，实行日久，势必又要加征平水、火耗，将来百姓受到的负担会更加深重！而且台湾百姓进行市场交易，都使用番饼，并没有纹银，全靠每年兵饷散布到民间，使纹银、番饼两方面都便利，所以钱价能够保持平稳；如果大笔兵饷永远停止，纹银来源断绝，番饼价格上涨，必然导致百姓和商人都困窘。这是非常不方便的。”

译当时孙公也因为改折抵饷的主张，私下向方传穟询问，方传穟回信说：“如今纷纷说商人受害的人，都只追求虚名，没有核算实际情况。商船往返台湾海面一次，贩货所得利润和船户所得水脚加起来总有数千金；以装载数千石货物的船只只运输一百多石官谷，又每石给六分多的运价，国家体恤商人，可以说已经很优厚了，商人有什么受害的呢？所谓商人受害，不过是有关官吏的陋规罢了；既然有国法在，治罪可以，裁除也可以。如今却要改易旧章，假如又产生其他弊端，到时又怎么处理？自古以来没有完全没有弊端的制度，利益所在，弊端就会产生。如果因为看到了制度末流的弊端，便连根本制度也一并废掉，这就是因噎废食，怎么可以不察明呢？商船运输谷粮，虽然是为了供养军队，但它的源头也在正供。台湾是产谷地区，银货相当困难，所以前人根据当地情况制定赋税，有供粟而没有地丁税；虽有匀丁、杂税，数额也很少。而漳州、泉州、福州兵民繁多，所产谷粮不足，所以用有余补不足，运输台湾谷粮来接济各郡的兵粮；又发给帑银，供给全台湾的兵饷，各得其所，民间长期认为便利。虽然近来台湾各属的正供不免有折色征收，内地的兵米不免有折色发放，船户运输谷粮也不免有折色交纳，但名义还在，制度还在，每当需要谷粮时，仍然可以立即准备；一旦改制，内地将永远没有取得谷粮的时期，台湾也将永远没有得到银子的日子；一旦实际需要使用，反而要费尽周折。这是第一项不便。台湾各属进行贸易，都使用番饼；官府和百姓收用纹银，都依赖台湾兵饷供给。兵饷发下以后，便散布到民间；除了这个来源，海外的纹银就会断绝。这是第二项不便。全台湾每年发放兵饷银二十一万一千有奇，闰年发放二十二万六千有奇，此外还增加饷银六万七千有奇。台湾各属额征的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和捐款，全部划扣后，历年司中仍应发银十四、五万有奇。现在把台湾谷粮全部运输折价，即使每年都能清理完毕、没有欠额，裁减的也只有十万，仍不足以抵充大笔兵饷。假如年成歉收，百姓欠粮累积，财政困难马上就会显现，关系海外兵饷，贻误不是小事。这是第三项不便。自古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废除力役之征；国家有征发时，乡里出车出人，马牛听凭征用。唐代制定租庸调法，史书还称赞它。因为军国所需不能不依靠民力，这不仅是借助民力来办成事情，也是在暗中维系上下关系，使百姓懂得趋事赴功、尊君亲上的道理，所以百姓安于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劳苦。如今西北各直省仍有车马差徭，所以那里的民情依然质朴，认为奉公是自己身份所应尽的责任。东南各省民俗浮薄懒惰，一切事情只要便利百姓，即使这样仍有人诽谤上级，是因为不懂得名分和道义。海船没有其他差役，官府使用它们往来，都支付雇值；只有经过台湾时配载军需，返航时配载谷粮，这两件事还保留着奉公的意义。不过也有水脚的补给，即使稍有赔费，也是由于船户自己图谋巧利，被口员、胥吏挟持，才逐渐形成陋规，并不是无缘无故造成的。如果裁除谷粮运输，商船从此就不懂得奉公的道理；假如有一天遇到意外征发，反而会彼此抱怨，认为官府不应当役使他们。霜降时踩到薄霜，便知道坚冰将要形成，事情一向都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第四项不便。卢允霞不过是一个无赖讼棍，从前曾因唆使别人打官司被判发配，遇到恩赦后回乡，又盘踞鹿港，倡导邪说，煽动迷惑商民，假借上控革除陋规的名义，设立公馆，每条船抽取数十两费用，这就是奸民横征暴敛。各商船户中，只有泉郊几个人稍微依附他，其余都已经看清他的奸诈，有人到厅里控告他假借公益敛取费用。这就是前一年邓丞前往捣毁他的公馆的原因。”}], 他怀着这份怨恨，又被众多船户归罪责怪，所以冒死叩击宫门，请求进见，以此堵住众人责难他的口。事情起初是因为征收费用，他控告存在陋规；后来又因陋规而条陈改革制度。这不过是一个奸民，竟敢放肆议论，扰乱祖宗制定的法令。虽然停止商运的议议是杨桂森首先提出的，但桂森的建议过去已经没有实行，如今却因卢允霞的控告而实行了，这岂不是奸民卖弄智巧，反而胜过县令的建言吗！这种风气一旦开了头，将来一定会有人纷纷仿效，争相议论国政。俗话说，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如今反倒落在奸民手中，这怎么可以？不便之处有五点。州县中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必须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办理公务，才不至于显出困顿窘迫。台榖的陋规，不仅内地各属依靠它的很多，就是台湾所属的厅县也有按半数折收的利益：每石谷折收番银二圆，或一圆八角，可以抵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如今如果让这些谷价按半数折抵发给台饷，那么官员丝毫没有余利，厅县从此就会非常困窘。海外经费没有一项不比内地加倍，幕府每年修金通常有四、五千金，捐赔的款项又有一、二千两，廉俸所剩无几，靠什么来供给？这并不全是拿来装入私囊、肥己营私的计划。不便之处有六点。即使是清廉的官吏，也一定要让他们能够自给，然后才不会侵耗国库，不会搜刮百姓的膏血。陋规如果全部革除，势必造成仓库亏空；否则，词讼案牍以及盘剥克扣、贪污舞弊，给民间带来的祸害会更加严重，海外的隐患也将从此加深。不便之处有七点。损害商人的弊端，其危害还小；如果因为便利商人，反而损害官员和百姓，进而损害国家，那么危害就很大了。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利益相同就用义理来权衡，危害相同就比较大小轻重来权衡，这一点不能不谨慎。本朝制度宽大，一切以便利百姓为务，或可因时制宜而有所增减，稍作变通尚且可以；如果竟然废弃前人的法令，我私下恐怕将来会后悔！”奏疏呈上后，孙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文恪公给传穟写信说：“近来读了你的陈议，见解正与我相同。事情关系到国家制度，不能不把意见全部说出来。”然而他已经违背众议，没有停止商运；传穟所说的“停止旧运、开办新运”的策略，也于是搁置了，第二年仍然雇船运输。传穟又请求制定减少运输的办法，说：“近来查阅台湾三口运输粮食的册数，每年积压约在二万石以上。如果减少运输眷谷，就不会有积压了。眷谷不是戍兵的正粮，每名戍兵每月供应眷米一斗，每年运输二万六千多石。各营士兵家属历年的米票，全都转手卖钱，并不前往仓库领取米粮。不如按照台榖的平价，每石米折给纹银一两。藩司从台饷中扣除发放，台湾所属各厅县用折色缴纳给府，以此抵充大饷。”这时文恪公已经离开福建，省里的议案虽然暂时实行了，却没能上奏并行文办理。传穟不久也渡海回内地去了。筹划修建鹿耳门炮台

译道光三年七月，台湾发生大风雨，鹿耳门以内海沙突然增高，变成了陆地。四年三月，总兵观喜、署理道员方传穟、署理知府邓传安上奏建议在鹿耳门修建炮台，大意说：“台湾孤悬海外，是四省的屏障；郡城是根本重地，设置险要、预先防备，尤其重要。鹿耳门这个海口，一百多年来号称天险，是因为从外洋到这里，波涛浩瀚，看不见海口，水底又有沙线横贯，船只一旦搁浅，立刻就会破碎。其中港门水深仅一丈多，不插设标志、趁潮水进出，就无法通行。这是外面的险要。海口以内有两道出水沙线，南北横贯，是它的内部门户。南线又叫北线尾，大船从这里进入更容易。小船沿着这条线向东南行二十里，经过安平镇，这是进入郡城的咽喉；再向东十里，才到达郡城。北线又叫海翁隙，里面可以停泊大船。从这里到岸边也有二十多里，是郡城北面的洲仔尾及嘉义县地界；水深浪大，船不能靠近，也没有办法登陆。这是里面的险要。过去伪郑的重兵都驻守安平，依仗鹿耳门的险要，没有设置防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王师平定台湾时，趁着潮水一进入，郑氏就反绑双手投降归诚。朱逆作乱时，郡城已经陷落，贼人也依仗这道海门而不加防备；大军再次进入，朱逆被杀。本朝制定的制度是，台协水师副将驻守安平，以防守大港；鹿耳门海口则由水师中营、右营的两名游击轮流巡防。嘉庆十年，前任镇道议奏增添喜字号梭船三十只，专门守卫鹿耳门，可以说安排得很周密；然而十一年蔡逆仍然进入鹿耳门，直逼郡城，那么所谓天险究竟怎么样呢？当时天然设置的险要尚且完好，却已经如此。如今海道变迁，鹿耳门以内的形势大不相同。上年七月风雨之后，海沙突然增高。当时只觉得军工厂一带沙土淤积，厂中的战舰不能进出；到了十月以后，北起嘉义的曾文，南到郡城小北门外四十多里，东起洲仔尾海岸，西到鹿耳门以内十五、六里，这片广阔浩大的区域忽然已经水干沙高，变成陆地，渐渐有百姓搭建草寮居住，竟然形成了鱼市。从陆地上向西望鹿耳门，不过近在咫尺。北线以内二、三里还是深水，接着就是浅水，到陆地约五、六里。现在正值春水上涨、潮势很大时，水深还只有一尺左右；到了秋冬以后，挽起衣服就可以涉水过去。从安平向东望陆地上的鱼市，好像只隔着一条沟。过去郡城内三郊的商货，都用小船从内海迅速运到鹿耳门；如今却必须改由安平大港外才能进出。现在已经如此，再过几十年，陆地继续增长增高，只怕鹿耳门就可以直接登陆，不必再经过安平了。这样一来，过去所谓的内险就没有可以凭依的地方了。北路空虚，实在令人忧虑！如果不在鹿耳门对岸的陆地上修建炮台，派偏师驻守，几乎就没有屏障了！” 康熙年间，鹿耳门原来有炮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倾圮废失，于是没有再修建。考察府志、县志，从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营制，安平副将所辖中营有炮台七座：蚊港汛四座，大港汛三座；左营有炮台七座：安平镇三座，笨港、海丰港、三林港、鹿仔港各一座；右营有炮台五座，都在打鼓港；唯独鹿耳门这一重要地方没有设置炮台，只有中营有炮架八座，右营有炮架七座，用来守卫鹿耳门而已。我私下怀疑，前人制定的制度不应当如此疏漏；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鹿耳门海口水势浩大。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南北两道沙线是海上的浮沙，容易陷没，不能修建炮台，也没有地方可以设置营汛，所以嘉庆十年的新议也只是增加梭船。然而南线旧日修建的天后宫已经有一百多年，其左右两座文武馆，是台防同知和安平中、右营官员查验商船出入、挂验文凭的地方，至今没有见到陷没。难道用它来查验商船可以，用来防御外患就不可以吗？人情喜欢安逸、厌恶劳苦，遇到困难就躲避、遇到容易的事就趋向，这件事正可看出这一点。何况今天和过去的形势不同，应当作百年长远的打算。新形成的陆地存在时间还不长，涨潮时海水仍然不免浸湿，而且地势平坦开阔，还没有险要关隘，应当等三、五年以后，百姓住宅逐渐稠密、土地坚实，再把安平右营迁到这里，用来扼守北路的要冲。至于鹿耳门南线的天后宫，请先修建炮台，四周围上土堡，使巡防鹿耳门的士兵有可以凭依的地方；用土堡保护士兵，用士兵保护炮台，这样鹿耳门的险要或许才可以据守。” 省里的议论认为，道光元年才刚有奏请鹿耳门不能修建炮台的奏疏，现在不便出现相互歧异的意见；不如再等几年以后讨论，于是最终没有建成。现在把这番意见保存于此，以等待后来的来者。埔里社纪略

译埔里社，是台湾彰化县归化的番社。它位于彰化东南面的山中，共有二十四社。府志记载的名称是：埔里、决里、毛啐、猫丹、社仔、木扣、木武郡、子黑、子希、倒咯、峦恋、田仔、猫兰、田头、思顺、挽兰、外斗截、水眉里、内斗截、内眉里、平来万、致雾、哆咯唧、福骨，共二十四社；埔里只是其中之一。距离县治九十多里，中间隔着大山，道路曲折崎岖，难以通行。进入各社有两条路：南路从水沙连沿着触口、大溪向东走，翻过狮仔头山，到达集集铺、广盛庄，再翻山向东走十里，到水里社的柴围；又向北翻越鸡胸岭、芊蓁林、竹仔林，走十五里到水里社的头社。这里地势颇为平坦宽广，全是番人开垦成的田地，土质很熟。再往前八里，就是水社，里面有一个大潭，宽约七、八里。潭中有一座小山，叫珠仔山。番人都绕着山居住。这就是《番俗六考》所说的‘青嶂白波，云水飞动，海外另有一个洞天’。大潭东岸是剥骨社，西岸则是水里本社。那里的番人颇为富裕，擅长种田，也能织罽毯。番人都皮肤白皙、相貌俊美，府志对此有记载。绕潭继续向北走，翻山七里，到达猫兰社；再向北五里，到达沈鹿，那里地势相当宽广。向西曲折行进，又进入山中十里，谷口极其狭窄，几乎一丸泥土就能封住，是最险要的地方，名叫谾口。经过这里向北，才是埔里大社。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周围有三十多里。南北有两条溪流，都发源于内山；南面的是浊水溪的源头，北面的是乌溪的源头。乌溪是进入埔里社的北路。从彰化县城以东的北投向北走，经过草鞋墩，到内木栅、阿发埔渡过溪流，向东北走到火焰山下五里，经过大平林，进山十里，翻过内龟洋，到达外国胜埔；再渡过溪流向南走二十五里，就到埔里社。从水沙连进入，需要走两天路程。北路较近，但经常有凶番出没，人们不敢通行，所以大多从水沙连进入。水沙连，是番社中长期输送贡赋的地方。大概因为埔里属于界外番社，按惯例禁止越界开垦，所以汉人想开垦土地，就借用水沙连的名义罢了。相传从埔里社再向东北走，翻山行走五天，就可以通到噶玛兰；向东南则是奇来及秀姑兰一带。《番俗六考》说：‘水沙连所属的番社有二十多社，各自依山筑屋居住。山谷险峻，岩石嶙峋，道路崎岖，只有南北两条溪涧沿岸可以通行；对外通往斗六门、竹脚寮，是各社共同的道路和关隘，通事在那里筑屋居住。’我认为南北两条溪涧就是触口和乌溪。斗六门归嘉义管辖，距离彰化所属的水沙连很远，大概是‘万斗六’的讹误。府志说，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连各社乘乱杀死通事而叛乱。六十一年，县令孙鲁多方招抚他们，向他们显示兵威，又赏赐烟、布、银，他们才接受安抚。从此以后再没有听说发生什么事。乾隆五十三年，开设屯田，各社遵照设置屯丁。水里、埔里二社内有屯田一百多甲，番人自己耕种的田地也有一百多甲，尚未开垦的荒地数量很多。嘉庆十九年，有水沙连隘丁首黄林旺，联合嘉义、彰化两县的百姓陈大用、郭百年以及台府门丁黄里仁，贪图当地土地肥沃，假借已经去世的生番通事土目的名义，到府中声称拖欠番饷，番人没有粮食，请求把祖传的水里、埔里二社荒地划定界限，交给汉人租佃耕种。某知府答应了他们。陈大用随即出面承领开垦，先替二社缴清拖欠的番饷，约定开垦成功后由二社永久缴纳；其余收成给社众作粮食。如果土地肥沃，开垦成田园的甲数达到一定程度，仍请准许登记征税，以增加国家赋税。嘉庆二十年春，便发下府中告示，并命令彰化县发给执照，准许开垦；然而并没有详细上报。这项约定的接受者只有水沙连社的番人，二十四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郭百年取得告示和执照后，便带领众人进入山中，先在水沙连界外的社仔开垦番地三百多甲。他们从社仔侵入水里社，又开垦四百多甲；随后又侵入沈鹿，修筑土围，开垦五百多甲。三个社的番人势力弱小，没有人敢争辩。后来他们假装成贵官，带领民壮、佃丁一千多人来到埔里社，用土袋筑成城，插起黄旗，上面大书‘开垦’二字。社番不服，双方相持一个多月。于是他们谋划让番割诈称停止开垦，官兵当天便撤回，并让壮番进山捕取鹿茸来献。趁番人没有防备，他们大肆焚烧杀戮。生番男女逃进内谾，合族聚集哭号了半个月。他们掠得已经串鼻的熟牛数百头、没有串鼻的野牛数千头、粟数百石，以及无数器物。听说社中的风俗是番人死后用物品陪葬，于是挖掘番冢一百多座，每座墓中都得到枪、刀各一件。夺取土地后，他们修筑土围十三座、木城一座，又增加招募佃户开垦。众番无处归依，逃到眉社、赤嵌居住。在此之前，汉人与番人相互争斗，镇道略有听闻，派人侦察此事；派去的人都回来报告说，是野番自己与社番争斗。社番不懂耕作，口粮没有来源，汉人佃户替他们开垦，以补充粮食；又因为社番人数少而势弱，需要依靠汉人支援，所以帮助汉人。被杀的都是野番。嘉庆二十一年冬，武镇军隆阿巡视台湾北部，完全查明了这件事，严厉盘问相关人员。于是彰化县令吴性诚请求下令，要求开垦户驱逐所有佃户出山。但奸民拿着台府的告示和执照不肯遵从。有人希望迎合府中的意图，说汉人佃户有一万多人，已经花费了巨额工钱，田园也已经建成，如果一下子驱逐他们，恐怕会引发变乱。吴性诚上奏说：‘埔地靠近内山，道路交错，深林密竹，一旦准许开垦，聚集的人一天天增多，我私下恐怕逃亡者、盗贼和凶犯会趁机混迹其中；如果他们招集亡命之徒，肆意妄为，那怎么办！而且这片埔地一向是生番捕鹿的地方，即使开垦后明确划定界址，但奸猾贪婪的人没有满足，时间一久必然逐渐私自越界；番人的性情虽然愚昧，却异常凶悍，一旦无处栖身，势必铤而走险，大大开启边境争端。不如趁他们还没有深入时，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山，这样还可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镇道非常采纳他的意见，命令台府撤回佃户。嘉庆二十二年六月，把传闻涉及的那些人带到郡城会审，给郭百年戴上枷、杖责，其余人宽免。署理鹿港同知张仪盛、彰化县知县吴性诚、吕志恒前往沈鹿，拆毁土城。水、埔二社的耕户全部撤走。生番这才各自返回本社。集集、乌溪两处入口各自立下禁碑。然而二十四社从此大为衰落。

译汉人又逐渐重新进入。社仔社的番人被驱逐后并入头社，猫兰并入水里社；哆咯唧、福骨两社与沙里兴相邻，混入了凶番。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也暗中与凶番相通，以求自保。埔里人口少，虽然与水里和睦，却无法得到救援，处境非常危险。道光三年，万斗六社的革通事田成发，欺骗并诱使埔里社番人谋划招募外社的熟番作为卫护，给他们荒地耕种；埔里社番人听从了他。田成发于是联合北投社的革屯弁乃猫诗、革通事余猫尉，招募附近的熟番，暗中前往重新开垦；而汉人暗中跟在后面，打算等熟番开垦成功后混入其中，伺机侵占。此前，田成发的同党曾与水沙连社丁首萧长发有过嫌隙，萧长发于是首先揭破了他们的阴谋。道光三年九月，鹿港同知邓传安会同营兵进入埔里社调查此事。越界开垦的熟番听到消息，先行逃走。邓传安抚慰晓谕社众后返回。然而传安颇有开设之议。又有一个流寓在此的绍兴人马莪士，到了福州，诱使商人林志通谋划充任业户。赵文恪公因此询问前台湾县姚莹。姚莹说：‘台湾人口日益繁多，游手好闲的人很多，山前已经没有空地了；番人势弱，从形势上看不可能长久占有那片土地，不到一百年，山后地区将全部纳入版图，不只是水、埔二社而已。然而这件事自有适当的时机，现在还不可以。四年五月，孙公来到台湾，想商议这件事。传安极力陈说那里的土地肥沃、山川秀美，孙公因此动了心，想按照噶玛兰的旧例办理，便向台湾知府方传穟询问。此时姚莹在台湾，方传穟前去拜访他。姚莹说：“如果一定要开发水社、埔社这两个地方，有八件大事，您应当把它们说出来。”方传穟问具体有哪些事情。姚莹说：“过去开发噶玛兰时，乾隆年间就已经有百姓偷偷前往。嘉庆元年，吴沙率领众人租地进入山中，占地、争夺、攻杀，前后共十多年。杨廷理前去开发时，大局已经确定，所以各社番人献上地图，设置官员管理；但是最初派员督促开垦时，东势社番人也还在对抗，必须用强力才能使其服从。如今埔社开垦的百姓已经被驱逐出山，社番人并没有真心归顺、愿意献纳土地。过去汉人焚烧、杀害他们的旧怨还没有忘记，如今前往开垦，必须先安抚和睦番人的情绪，这是第一件要事。番人与汉人语言不通，与番人和睦相处需要使用通事，但通事大多就是奸人。他们不把替国家安抚番人作为职责，反而用危言恐吓，社番人因为害怕而听命，内心其实并不甘愿；如果他们另有阴谋，就很损害国家体面。况且在开发初期，番汉交涉频繁，很多事情都只是小故，但斗殴都足以酿成祸乱，所以通事一定要选用善良的人，这是第二件要事。” 水社在外部，像社仔、审鹿等已经被汉人占地开垦的地方就不必说了；埔社周围方圆数十余里，其中社番人自己开垦成田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都是荒埔。如今外社熟番前来开垦的不过二百余人，如果由官府开垦就要招募佃户，大约需要巨额费用；将来哪些算番田，哪些算官佃？官课和社租不能混淆，这是第三件要事。社东北沿山的各社本来就不是埔里的地方，其中谾地等处是否一并开发？如果以山为界，那么山外通往噶玛兰以及奇来、秀姑兰等地，开发设置以后，难免有百姓私自越界，在其中往来。边界应当如何划定和管控，这是第四件要事。过去汉民前往开垦，各有头人承领垦照，意图在于充当业户；这时他们一定还会产生原来的主意。设置业户，弊端无穷。起初不过十几个人出名领照，名义上说是自己出资招募佃户，实际上却是纠集朋党充数，私下订立契约。等到开垦完成，向官府报请丈量时，土地多少、四至所在，因为业户只有一人，界限宽广，容易隐匿。赋税确定以后，遇到水旱等偏灾，还可以任意移影冒报。并且征收租课时，户名只有一个，欠缴可能达到千万；一旦破产，更换业户就很困难。” 不如由官府招募佃户开垦荒地，永远取消业户这一名目；这也是此前守杨廷理所以竭力驳斥设置业户之议的原因。但是奸人纠集资金，谋求充当业户，获利极大，不惜行贿以求一定达到目的，于是鼓吹邪说，迷惑上级。只有不让奸计得逞，百姓佃户才可以相安无事，这是第五件要事。地方方圆数十里，开垦田地数千甲，佃户多的将近万人，众人纷杂地聚集，如果没有头人管理，不仅无法约束，而且开垦本钱从哪里来？从前兰地的办法，是把几十个佃户合为一结，合力合作。由懂事而且资金多的人担任首领，称为小结首。再从几十个小结中推举一名富有、强健、有力量、公正而能使众人信服的人担任首领，称为大结首。有事情时，官府向大结首询问，大结首再向小结首询问。这样之后事务就能有条理、不紊乱，根据人数多少授予土地；开垦成功后，由众佃户共同分配，每人得到若干甲土地，而结首得到两倍或数倍的土地，视其资力而定。如今开发埔社，也应大致仿照这个意思办理，或许可以行得通，这是第六件要事。噶玛兰南北大约一百余里，连山地计算在内，几乎有二百里；东西腹地也有四五十里，不足以设置县，所以设置一厅。” 如今埔社方圆不过三十余里罢了，连同水社、山埔计算，或许有一百余里，似乎不足以设置一厅或一县；然而那里处在万山之中，南面从集集铺、北面从乌溪进入山中，两条道路都极其曲折险要，里面逼近凶悍的番人，后来又通往噶玛兰、奇来等地，可以说是全台湾的要冲，是前后山海的关键所在，地势天然形成，距离彰化县城又很遥远，不是佐杂小官所能镇抚的，不能不大致采用厅县的制度。文武职官的廉俸、军队的粮饷应当如何筹措供给，也不能不一并考虑，这是第七件要事。田园每天开辟，人口每天增加，不只是商人和贩夫可以通行，就连所生产的米谷和百姓的粮食，也必须运出山外买卖。南路由谾口进入水社，山岭重重高峻，地势上无法通行。只有北路乌溪的水道可以通行。但溪水上游很浅，乱石高耸，也应当加以疏通，以便船只通行，这是第八件要事。以上八件事，是开发设置的大纲。其余细务，还要依靠今后负责管理的人；如果才能见识不足以办事，操守不足以使众人信服，就不行。”方传穟陈述了这番意见，孙公看后认为难以实行。当时吴性诚任淡水同知，吕志恒任噶玛兰通判，便命方传穟再次汇集众人意见。吴性诚、吕志恒都认为禁止开垦比较有利。传安不能坚持先前的说法，也认为应当禁止。于是方传穟采纳众人意见，详细请求仍旧禁止开垦。

译论曰：台湾本是海外的岛夷之地，不向中国归服。自从郑氏被驱逐之后，才开始逐步开发。编入户籍时只有三县；半线以北在康熙末年仍是番人的土地。朱逆被平定以后，才增加设置彰化，设置淡水厅，于是一直扩展到北部边境，直到鸡笼，山前的土地也就开发尽了。然而台湾南北纵长不过一千二百余里，嘉庆、彰化处在中部，腹地从山到海，宽度也只有一百余里。每年从内地运入的粮食不过十万，而供给外地的军饷却是其两倍；它不能使国家获利，这是很明显的。嘉庆年间，又开发噶玛兰，于是扩展到山后，幅员增加一百里。议论的人都只以地势险要优越来说明。圣人的恩德远播，八方荒远之地都是我国的外藩；宏大的版图不断扩展，远远超过古代。却夸耀沧海中的一条船、天空中的一颗星，难道不是见识浅陋吗？至于那些雕题、裸体的百姓，语言不通，蹲伏在深山中，开垦耕作以自给，终身不敢走出山外一步，但仍然仰慕教化、充当屯民，这就是我天朝的赤子，与那些犯法的汉奸相比，何止强十倍。用土牛划定边界，正是为了严格申明禁令，实在是仁政到了极点。有司守卫这片边疆，不以宣扬传播德威为职责，反而放任私人势力与豪强奸猾之徒交往，违禁开发边地。” 他们还肆意施展凶残行为，暴露番人的枯骨。对于这种人，应当把他们绑缚着示众于边境，以彰明警戒、慰藉番人百姓。可是官府又隐忍拖延了一年多，越界开垦的追查，反而由镇臣发动。当时还有迎合心意、包庇奸人的人，提出模棱两可的说法。如果不是县令据理抗争，镇、道官员明确决断，奸人的计谋仍然会实行。最后却因为投鼠忌器，曲意赦免有罪者，使国家的禁令不能彰明，番人的冤屈无人处理。政治和刑法方面的过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火势烧得不猛烈，严厉的禁令更加空虚，于是奸人又萌生旧日的主意。不到几年，水社的谷地又归汉人佃种。番人愚昧，不懂得诉讼，社众一天天衰弱。外部受凶悍番人的逼迫，内部又害怕汉人的侵逼，不得已听从奸人的谋划，想要招引外番来保护自己。汉奸又跟在后面乘机侵入。养虎为患、引盗入室，这件事越发愚蠢，其处境也越发值得怜悯！邓君深入内山，走遍生番的境地，可以说非常壮行。他还在谈话间津津有味地称赞水社的山川秀美、埔社的土地肥沃，并且惋惜番人不善于治理田地，不能深耕灌溉。依我看来，喜欢追求功名利益的人贪图土地肥沃，害怕开发边疆的人却固守土牛划界的空洞禁令，这些人都只看到了一个局部，没有深入谋划长久安定的办法。水社、埔社二十四社，从雍正、乾隆年间起就被称为土地肥沃宽广，只是当时番族还很强盛，足以自我防守，汉人不了解虚实，不敢深入。况且台湾开发不久，地利仍有余地。如今山前已经没有空闲土地了，原有族类日益增多，新来的人也不断增加；没有产业可以依靠，于是出现了三种恶民：第一种是轿夫，成百上千结成群体，动不动就与官兵争斗；第二种是赤棍，结党立会，散处在市镇之间；第三种是盗贼，偷窃抢劫的事情屡屡听闻，即使诛杀也杀不尽。这是全台湾的大患。不加以处置，台湾就不能谈安定。那么，荒地的开发又怎么能够停止呢？汉人人口繁衍，丁口已经有二百五十余万，而生番、熟番合计还不到汉人二十分之一；这不只是贫困削弱，实际上也是人口衰少。其寡少弱小的形势，几乎像是有天意注定。他们不能自我固守的，并不只是水社、埔社两个地方。形势既然寡少弱小，奸民的欺凌就更加严重。何况这些年来不断深入，已经把番地的虚实了解得很清楚。即使外社熟番，也已经垂涎欲得。虽然有明确禁令，但人们趋利而忘却生命危险。刚被驱逐又重新进入；从前杀番人、挖掘坟墓的首恶，既然已经被释放而没有诛杀，如今这些人扛着农具前来，怎么能终于处以重刑呢？” 一次又一次地宽赦，禁碑还可以依靠吗？既然不能禁止，就不只是社番人会受到逼迫，有走险作乱的忧患，而且那里地形险要，如果有大奸人招集亡命之徒，就会成为林爽文的大小里杙那样的局面。这样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因此，安抚的办法也不能不讲求了。●《东槎纪略》卷二 桐城姚莹，字石甫著 筹议噶玛兰定制 筹议噶玛兰定制 噶玛兰编入户籍时，知府杨廷理创议十八件事情。嘉庆十五年，总督方勤襄公维甸上奏此事，汪制军志伊、张抚军师诚又接续上奏陈列，但各项措施尚未全部办完。在此以前，噶玛兰的土地都是深林茂草，番人不懂得耕作。杨廷理丈量出可以开垦为田园的土地七千余甲。议定田地仿照屯租分为六等，每甲征收谷六石；园地分为四等，每甲征收谷四石。仿照同安下沙则例，分为正供、耗羡、余租，其中正供、耗羡征收本色粮，余租每一石折征番银一圆。但部议命令按照台湾入官叛产的标准征收：每甲上等田征谷三十二石，中等田二十六石，下等田二十石；上等园按照中等田征收，中等园按照下等田征收，下等园征谷十八石。通判翟淦对此争辩，说噶玛兰土地贫瘠，最初议定田每甲六石、园每甲四石，百姓缴纳这些赋税已经很久了，如果命令增加租额，实在不符合轻赋薄敛的宗旨。大吏认为他说得对，但没有能够覆奏。杨廷理丈量时，原本只是牵绳大致估算，认为可以有七千余甲；等到开垦以后，土地多半贫瘠，西势、汤围、白石、新兴等庄靠近汤溪，受到温泉侵害，又有清溪、浊溪两条溪流不时冲刷已经成熟的田园，实际上只有五千余甲罢了。兰地一甲相当于内地十一亩有余。总计五百余顷，每年缴纳正供谷九千一百八十二石、耗羡谷一千二百七十五石、余租番银一万八千六百余圆；与淡水一厅相比，面积不到它的一半，赋额却超过它。道光三年，赵文恪公任福建总督，了解情况后叹息说：“这么小的地方，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了，哪里还承受得起沉重的赋税呢！”于是特意上奏请求制定赋税标准，按照杨廷理的意见办理，但七千余甲的土地不足以达到原定赋额。得到圣旨批准。于是任命福州府知府方传穟署理台湾府，候补盐运副使吕志恒借补噶玛兰通判，前往办完这件事。吕志恒分条列出应当造册的十件事，以及议定施行和停止的二十件事，方传穟复核后上报。院、司各部门都按照所议上奏并下达公文。部院司各衙门所需的纸张、饭食等费用共五千余银，全部筹集捐款供给。噶玛兰的制度才开始确定。方传穟和吕志恒所议论的内容相当详细，现在全部记载下来，以便后来的人考察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