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槎纪略卷四

译军队是貔貅般勇猛的力量，必须使它经常劳苦，不能任由它安逸享乐。自古以来的名将训练士卒，都把劳苦放在首位。手持戈矛，身披重铠，即使遇到寒冬雨雪或盛夏炎热，而强敌当前，也要整顿队伍前进。如果平时习惯于安逸，怎么能够驱使他们争先作战？所以要训练技艺，练习奔走；白天在荆棘丛中行走，夜晚睡在冰霜之地，寒冷时能够赤身，暑热时也能穿重衣，这样之后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营制中的训练各有固定期限，将弁操练演习，也把它看作例行故事。只有班兵出营时，约束烦琐复杂，而且把数十处彼此不熟悉的人集合为一营，互相陌生，操练很难统一；将备害怕受罚，即使想要不时勤加操演，也有做不到的地方。这种轮换更替之中，正包含着让士兵习惯劳苦的意义。再加上贤能的将帅讲求训练，这样才能形成精锐部队。如果改为招募，日子久了便会安闲懈怠，有兵和没有兵也没有区别。这是不能改变班兵制度的第二点。军队是勇猛之士，以勇敢为首要。胜败往往决定于顷刻之间，胆气要在平时训练。身经百战的军队所向无前，是因为胆气壮盛，所以轻视敌人。古代名将训练士卒，有时让他们睡在崩塌的山崖下面，有时把他们置于虎狼出没的洞窟中，都是为了训练胆气，使他们习惯于陷入危急而不害怕，这样才可以养成大勇。渡过台海，也可以说是身处危急。惊涛骇浪茫茫无边，巨风突然刮起，舵折断、桅杆倾斜。船师披散着头发呼喊神灵，邻近的船只漂流破碎。大鱼高过山丘，人的性命轻如鸿毛。像这样，班兵往来频繁，习惯之后便不再畏惧，胆气自然加倍。一旦冲锋迎敌、冒着箭矢石块前进，也许就不至于畏缩退却。而且平日已经熟悉海洋，即使遇到变故，往来通行也容易。兵法说：把人置于死地之后才能求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如果改为【石募（疑为“召募”）】，免除他们涉险渡海，就会养成怯懦的性情，遇到困难便望风先逃。胆气既然没有，少有不溃败的。爱护他们反而正足以使他们走向死亡，这完全不是国家养兵的本意。这是不能改变班兵制度的第三点。对于这种必不可改变的制度却想要变更，就是把台湾看作内地，岂不是没有深思历代圣主的谋略和前人的善意吗？不过，大府之所以商议改制，也自有它的说法，请允许我解除其中的疑惑，使大家不再困惑。第一，说是为了节省糜费。闽省的兵糈仅仅能够支给，自从林、陈、蔡三逆兴兵作乱以来，各府县运送粮食到台湾储存，仓粮损耗了大半，连年购买补充，仍然缺额十几万石。台湾每年运输粮食，又不能按时到达，各县只得借用仓粮，垫付兵米；旧有储粮尚未补满，又有新的借粮，各县以此为借口，难免造成亏空。而且台湾新设置的艋舺一营，兵米也不够支给。因此闽省仓储显得相当窘迫。如果把班兵改为招募，内地眷米这一项每年可以节省粮食数万。数年以后，不仅能够补足，还会有盈余，并且可以减少运输，以供给艋舺的兵米。这就是所谓节省糜费的说法。却不知道内地仓储并不是亏在军需上，而是亏在官吏身上。军需所缺的粮食，历年采买，并不难办成报销；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有采买之名，却没有实际买粮。等到交接时，辗转流转，虚报仓中存粮。至于台湾的粮食，不过是运输日期稍有迟延，虽然需要借粮垫付，粮食运到后立即归还，怎么会造成亏空？如果艋舺兵米不够，台湾当地也还有其他款项可以筹措。何必贪图节省的虚名，却耽误百年的大计呢！第二，说是为了安置游民。台湾虽然严禁人口私渡，但港汊分岔众多，除了鹿耳门、鹿港、八里坌三个正口以外，南路有打鼓港、东港、大港、喜树仔，北路有笨港、五条港、大甲、椿梢、后陇、中港、大埯、乌石港，其他偏僻的私港更是不计其数。无业之民偷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是聚集在市肆，就是肆意充当盗贼，逮捕惩治也来不及应付这么多人。如果招募他们为兵，这些人有了赖以谋生的途径，也是一种处置安顿他们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安置游民的说法。却不知道招募的名额有定数，而游民来往没有限度；不能当兵的人，又将用什么办法安置？而且这些人懒惰游荡、没有根基，稍不顺心，或者犯了法，就会逃走而无所顾忌；如果约束得稍微急迫一些，他们又会鼓噪作乱。一旦奸民蠢动，这些人就都会成为他们的叛党。何况台湾当地的漳、泉、粤三籍向来各分气类，动不动就发生械斗。将弁带兵弹压时，不是偏向其中一方的仇敌，就是成为另一方的党羽，难道不会更加助长他们作乱吗？这种祸患没有穷尽，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判定了。第三，说是为了免除烦扰。台湾班兵三年抽换一次，往来络绎不绝，于是有编造名册、移文报告的烦劳；遇到缺额和事故，又有办理补充、革退案件文书的烦劳。台湾、鹿港、蚶江、厦防四厅，分派船只、等待渡海的事务没有一天停止；内地五十八营、台湾十六营，收营、出营的人员接连不断地上路。而且班兵期满出营以后，大多不遵守约束，纷纷滋生事端；带兵的员弁害怕他们如同害怕虎狼，地方厅县更难以审理查办。如果改为招募，这些弊端就都能清除。这就是所谓免除烦扰的说法。却不知道文书案牍不过是书吏的劳作；厅、营事务纷繁，各自都有旧章可以遵守。倘若出营后滋生事端，一个能干的官吏就足以使其安定。如果因为担心烦扰，务求安逸便利，这种做法适合事务简单、民情淳朴的地区，而不是用来施行于事务繁重、地位紧要之处，何况是海外重兵的事务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这样看来，前面三条所说的是害处很大，后面三条却没有任何益处。我不知道主张改制的人究竟看中了什么，竟然轻率地改变旧章！老将谈论用兵，谋划总要做到万无一失；忠臣谋划国事，着眼于长远。事情一定要权衡利害，而利益所在之处，弊端也会随之存在，只是要看利弊的大小如何罢了。班兵制度实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推究它的弊端不过如此，而它的好处却是保障整个海疆。改为招募以后，害处将多得无法尽说，却没有任何益处。由此就可以决定应当遵从什么、违背什么了。《台湾班兵议》（下） 班兵制度不能改变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大府想要改变它，错误就很明显了。我听说大府入京朝见时，曾当面陈说此事的利弊，已经得到谕旨。一定有人把这件事说得非常恳切，这一点可以推想而知。大概是认为班兵不能发挥作用罢了。朱一贵作乱时，全台湾都陷落了；林爽文作乱时，南、北两路都陷落了，没有攻破的只有郡城；陈周全作乱时，起初攻陷鹿港，后来又攻陷彰化；蔡牵作乱时，起初进入艋舺、新庄，后来攻陷凤山，占据洲仔尾，郡城被围攻达三个月。班兵不能消灭贼寇，都是依靠义民的力量，接着又靠大军，后来才把他们消灭。这是班兵不能发挥作用的明显证据。唉！这是文武诸臣的罪过，和班兵有什么关系呢？

译台湾土地肥沃而百姓富裕，糖、蔗、米、油的利益，北到天津、山海关，南到宁波、上海，内地又供应福州、漳、泉数郡。百姓和商人的力量既然富足，守土的人就不免产生吞食肥肉的贪念。太平日子长久以后，文官安逸、武将懈怠，只以声色宴乐为娱乐，不讲求训练的方法，也不询问民间疾苦，上下隔绝，百姓怨恨叹息，所以使奸人得以窥见空隙、产生野心，借机勾结而作乱。事情仓促发生时，文武官弁还在梦中。朱一贵导致变乱的原因，说起来令人痛恨。后来的人不知道以此为明鉴，时间久了渐渐忘记，又发生了林爽文之事。陈周全本是陈光爱的余党，诛杀没有彻底；等到彰化米价昂贵，匪民肆意抢掠，台湾守备急驰前往，却只擒获惩办二十余人，粉饰一番便草草了事，又置陈周全不予追问，以致放纵成了大患，刚回到郡城，祸难就发生了。蔡牵的贼党大股势力在海上骚扰十多年，用重利诱使、结交岸上的匪类，接受伪旗的人有一万多人。一旦扬帆直接驶入，匪民在内应接，所以能够直逼郡城。这些全都是诸臣筹划经营不足，和班兵有什么过错？即使当时不设置班兵，而是全部改为招募，难道就能保证没有事情发生吗？然而我听说朱一贵作乱时，文官先带着妻子儿女逃往澎湖躲避，因此人心没有主心骨，总兵欧阳凯奋力作战，死于战事。林爽文起初占据嘉义时，总兵柴大纪一出兵就歼灭贼寇、收复城池。陈周全的另一支贼军首领王快攻打斗六门，千总龙升腾率领一百名士兵击败一千多名贼寇。蔡牵攻打台湾时，澎湖副将王得禄率水师六百名士兵在洲仔尾击破数万贼寇，不到三年最终消灭了蔡牵。台湾人直到今天还能够讲述这些事。由此可见，班兵并不是不能发挥作用，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罢了。想要改变旧制，难道合乎道理吗？不过，今天台湾营有五件应当讲求的事情：第一，平时收藏器械，以整肃营规；第二，演习、检验军装、枪炮，以求能够使用；第三，选取教师，学习技艺，以备临敌；第四，增加噶玛兰营的兵额，以资防守；第五，调驻北路副将，以加强形势。台湾班兵的器械，除炮位、铅药以外，都由内地各营士兵配带。因为器械分散在各营，恐怕遗失，过去都由士兵自行收管，不交给将弁保管。然而按类别分置的习惯没有革除，每逢因小事发生争执，彼此便拿出器械相斗，将备来不及弹压，已经导致伤人。虽然多次加以严惩，这种风气仍不能免除。实在是因为器械拿在手中，容易让人逞凶的缘故。现在应当制定规章：自入营点名以后，所有器械都编号登记姓名，交给本营守备收入库房；只有操演教习，以及奉派出营追捕盗贼时，才按姓名发放，平时无事就全部缴回，不许拿在手中。各泛距离营地稍远的，也交给千把总收管。这样一来，士兵手中没有可以倚仗逞凶的器械，平时就可以避免械斗，营规也会整肃。武备的作用，以利器为先。藤牌、鸟枪、长矛、半斩腰刀，到处都必须坚固锋利。大小炮位一发炮弹就能击杀贼兵数十人，更是取胜的重要器具。台湾营的军装，只有火药、硝磺由内地运输供给，在当地自行煎煮；其余都由省局制造，委派参游等大员押运到台湾，旧的、损坏的则收回缴还省局。我曾见过刀刃脆薄，不能承受砍斫；每次斩决囚犯，只用一两次就崩缺。藤牌很小，圆周不过三尺，藤条也很轻薄，这只能适合操演时腾挪舞动、轻便灵活罢了；如果用来临敌，不足以遮挡箭矢石块。鸟枪尤其短，不能抵到肩部，怎么能够射中远处目标？至于炮位，铁料很多没有充分炼熟，又掺杂铅砂，稍微重一些掷到地上，两边的耳轴就会断裂；火门又有时歪斜，往往炸裂伤人，以至于士兵不敢演放。武备像这样，即使有健壮锐利的士兵，也难以战胜敌人。过去省局发出、营中接收时，都是顾及情面，草率收下，贻误军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应当严格制定制度，务必以厚大、坚固、锋利为原则。枪炮必须由委员当面试放，并由镇、道会同检验，然后才能收进营中；否则就退回另造，并且按照应得的罪责治罪工匠。这样一来，省局就不敢偷减工料，委员不敢徇私照顾而押运，台湾营也不敢草率点收，军装就可以期望坚固锋利了。营制中的操演，弓箭、鸟枪、藤牌、刀矛各有使用方法，前进、后退、跳跃、冲荡、腾挪、奔走、击打、刺杀，各有规矩。平时督、抚、提、镇校阅时，都按照一定的阵图演习，这不过是固定的阵法和陈旧的规矩，用来训练步伐罢了。等到遇敌冲锋时，则要临机应变，只把勇敢、敏捷、整齐作为首要，必须做到手与器械协调，器械与心意协调，心意与队伍协调，队伍与将弁协调，将弁与将领协调；这样以后才能千人一心，众志成城，没有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常见市井中的无赖尚且都以膂力相互夸耀；一营之中，难道没有精通长技的人吗？如果能够留心选拔，让他们担任众兵的教师，早晚训练，将备亲自督率，每日检查、每月考试，考察他们的优劣；能够教会十人以上的给予奖赏，能够教会百人以上的提拔任用。这样一来，人人都会争相凭技艺显示长处，精锐部队就可以形成，临敌时也一定能够取胜。

译噶玛兰新近开辟，定额设置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战兵二百六十名、守兵一百四十名，归艋舺水师游击管辖。所调拨的班兵，都使用上游四府的兵员。只是兰境北到三貂，南到苏澳边界，横向绵延一百多里，三面背靠山地，有二十处关隘，都是生番出没的地方；东面临海，内港有乌石、加礼远两个港口，从三月至八月港道通畅，百姓贩运粮米，小船往来不断；外海则有苏澳、龟山、鸡笼洋面，南风盛行时，常有匪船游弋，防守堵截尤其重要。兰地偏僻遥远，在台湾最北部的山后，距离郡城十三日路程，距离淡水六日路程，中间隔着三貂大山，道路狭窄、溪流深险，极其险阻；一旦发生意外，一百人就可以阻塞道路。如今额定兵员裁为四百名，分守各处汛地，未免单薄，必须增加战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设置都司大员统领，驻扎在五围城内；守备移驻头围，千总移驻三貂；另外再设置在城千总一员、外委二员，这样才足以资助弹压。只是增加兵员就必须筹措军饷。我私下看到，兰营的兵米和饷银，都是从兰厅的正供和余租中拨给的，每年银、谷都有盈余：谷约五千石，余租番银二千两。如今如果抽调战守兵二百名增援防守，每年增加的兵米为七百二十石，不过使用谷一千四百四十石，每年仍有余谷。增设兵饷方面，战兵一百二十名，每人每月饷银一两四钱；守兵八十名，每人每月饷银一两，每年约需银二千九百七十六两。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银，约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设各兵的加饷银九百五十五两而已。总共需要银四千六百多两。兰厅余租这一项颇有盈余，用来支付官弁养廉和戍兵加饷，足以供给。至于这批额兵，如果还要从内地抽调，似乎会很烦琐。查阅军册，台郡城中驻有城守参将一员、兵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北路左营都司驻嘉义，兵一千二百八十二名，额兵相当多。如今如果从城守和嘉义两营中酌情抽调，就可以补足数额，而且无需另行筹措饷银和眷米。这样，兰营的兵力就可以没有单薄不足的忧虑，防守也会更加周密了。台湾府治向东南路到琅■〈王乔〉四百五十里，向北路到苏澳一千二百多里。就地势来说，南路短，北路长。兰境尚未开发时，最初设置北路副将一员、中营都司一员，额兵一千二百三十八名，驻在彰化城内，管辖嘉义都司，作为北路左营。竹堑守备所辖额兵七百二十六名，作为北路右营。艋舺、新庄以北空虚，所以嘉庆九年蔡逆从沪尾登岸，直达新庄。后来才增设沪尾水师一营，驻游击一员，把艋舺营守备所辖陆路兵八百八十七名以及兰营陆路守备，都归该营管辖。因此，两营的陆路兵都由水师游击统辖，是因为北路副将驻在彰化，鞭长莫及，只能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沪尾游击所管辖的海面，上自苏澳，下至大甲，八百多里；中间隔着鸡笼，需要等候南风；从鸡笼到沪尾以及到大甲，又需要等候北风。这一路浅澳最多，向来是盗匪船只出没的地方，进行哨探、缉捕、稽查，实在很不容易。如今又让他兼统陆路，确实有顾此失彼的忧虑。一旦淡水、兰地发生事情，仍然不能发挥作用。依我的愚见，不如把北路副将移驻竹堑，将右营改为中营，抽调彰化营额兵二百名、艋舺营额兵一百名，归竹堑守备管辖，并加都司衔，随同副将驻扎；把彰化都司改为北路左营，把艋舺守备改为北路右营，与兰营守备合计四营兵，全部归副将管辖。嘉义所辖、驻在左营的都司，则改归郡中城守营参将管辖。这样，北路副将居中控制淡水，向南可以应援彰化，向北可以应援艋舺、噶玛兰，地势形势才算扼要，郡城也可以没有北顾之忧。而艋舺水师游击只需尽心负责海面，以便专一责成。水路、陆路两方面都可以发挥作用了。以上五条，确实是当前台湾营务的急务，一旦施行，必定会有实际成效。然而自古以来，治理的方法没有比治理人更重要的。如果守土官员平时廉洁正直、公平明察，勤于政事，不贪图安逸，我知道台湾人一定会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他；即使有奸邪之人，也不敢萌生作乱之心。即使万一发生意外，我们用有准备的军队抵御，再用百姓子弟协助，哪有不能在一朝一夕间扑灭的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又何至于使皇上忧心，还要远远烦劳数万大军，耗费无穷的粮饷呢！道光二年，督抚根据前任台湾道叶公的意见，想要改行班兵制度。观镇军拿不定主意，便向我询问对策，我替他拟成议案上报；观镇军很快认为是对的。但叶公随即升任闽抚，面奏时仍涉及这件事。皇上下令让他与总督共同筹议。道光三年，赵文恪前来督理闽浙军务，看到这项议案，便将它停止。不过后来又采纳了其中的意见，对台北营制有所增设和改动。答复笛楼老师谈台湾兵事的信 奉到六月望日后的谕旨，说台湾营兵的恶习，几乎已经有魏博牙兵那样的势头，皇上对此深为忧虑，于是集思广益，命令广泛采纳舆论来报告。我认为，这不值得成为台湾地方深重的忧患，只是报告的人言过其实罢了。自古以来，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不同。军队是凶器，士兵大多粗鲁横暴，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在于简要和严明。所谓简要，就是不在琐碎细节上苛求，只追究大端。所谓严明，并不是刻薄残酷，而是赏罚分明、说到做到。虎、豹、犀、象虽然十分威猛，但世上仍有人能够驯养它们，这是因为掌握了驾驭的方法。马、牛、狗、羊虽然十分驯弱，仆夫童子也可以拿着鞭子棍棒驱赶它们；壮汉如果粗暴莽撞，也可能被它们的蹄角伤害甚至致死，这是因为没有掌握驾驭的方法。市井无赖三五成群互相殴打，气势汹汹；妇女儿童吓得心胆俱碎；老儒生、学究本想判断是非，反而被辱骂着回来，只能挥手气愤，痛骂他们没有良心；路旁的人袖手旁观，私下议论长短，纷纷不止；一个强健的武夫愤怒地呵斥他们一声，两边便哄然散去。台湾营兵的情势也不过如此。如今跑来向老师报告的人，不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就是路旁袖手旁观的人，哪里值得劳烦明察的官长呢？

译请允许我直说。台湾一镇有水陆十六营，官兵一万四千多人，是天下的重镇。士兵都从内地的督、抚、提、镇、协所辖水陆五十八营调来，其中漳州、泉州兵最多。上府各营的兵力较弱，向来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兴化一营稍微强悍，多有违法行为。其中最难治理的，是漳州、泉州的兵。当地人一向勇健，而民俗又喜欢争斗，做百姓时已经如此，何况成为士兵以后呢？水师提标、金门两标尤其严重。古人害怕他们桀骜难制，便把他们分散安置，使各处交错牵制，这种用意是很深远的。然而械斗、娼妓赌博、私自装载违禁货物等事，仍然不能避免。甚至还有不接受本管官员约束、不听地方官审理的。大概康熙、雍正年间尤其严重，乾隆、嘉庆以后，屡经严厉整治，才稍微收敛。这就是兵刑二律在台湾特别严厉的原因。哪里只是今天才这样呢！重法如同迅雷霹雳，不能经常施用；经常施用，人就会惶惶不安。所以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但是小事可以放宽，大事却不能放宽。小事，如留宿娼家、聚众赌博、承揽装运违禁货物、欺凌虐待平民之类。若是械斗致人死亡、不接受本管官员约束、不服从有司审判裁断，那关系到纲纪，必定不能宽宥。这就是轻重的区别。所以治理军队，不能不知道简要和严明的道理。不辨别轻重，就不能做到简；不能做到简，就不能做到严；不能做到严，就不能施用威势。威势不足，就用恩惠来辅助；恩惠不足，就用信用来维持。自古名将能够得到士卒的力量，都是因为采用了这一套方法。如今用兵的人，大多既不懂得简要，又不能严明。有罪却不诛罚，就没有威势；将领不体恤弁兵，弁兵不体恤士兵，对他们的劳苦不加体恤，反而加以削克索取，这是有所求，却没有恩惠。该罚的免罪，该赏的吝于赏赐，就没有信用。这就是命令无人听从、禁令无法制止的原因。既然这样，那么认为这不值得忧虑，有什么说法吗？回答说：有。军队中值得忧虑而又难以治理的，是叛变。自古骄兵乱卒，大多在自己的乡土，形势便利，容易叛变。客兵则只有溃散而不会叛变，因为他们所处的形势不便利。魏博的牙兵都是魏博人，所以敢于屡次杀死、驱逐自己的大将而不接受替换。至于台湾的兵，都是从内地调来的；上游人与下南人互不相容，兴化人与漳州、泉州人互不相容，漳州人与泉州人又互不相容。因此他们在营中常有彼此顾忌之心，显然一定不敢与将领为难。何况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出征的人有加饷，留守的人有眷米，朝廷对他们的豢养恩惠已经十分优厚。假如发生变乱，父母妻子首先就会被杀戮，难道还会有别的结果吗？即使台湾当地百姓大半是漳州、泉州人，但军队和百姓一向有互相仇视的情势，所以一百多年来只有叛民，没有叛兵。只是治理军队的人每每害怕他们，不敢治理，这是将领懦弱的表现。而且漳州、泉州人情绪容易激动，却不能持久；一个人倡导，千百人应和，起初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稍微弄清楚后，只要不是有极大的不满，气势就会懈怠；再以更盛大的声势压迫他们，他们就会像老鼠一样伏倒、像兔子一样逃跑了。这就像吹猪尿泡一样，开始虽然气势很盛，但只要刺一个小孔，马上就泄气了。这就是漳州、泉州人的性情。漳州、泉州的兵一旦得到治理，其他方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请让我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安平营士兵发生械斗，已经死了几个人，将备出面处理、劝解也不能制止，诚恳劝告也没有停止，观镇军发怒，整队准备亲自从郡城前往剿办。众兵听到消息便解散了，最终逮捕了几个人，分别上奏请求诛杀，再没有人敢动。二十五年正月，郡城士兵在市中聚众赌博。我任台湾县令，经过时没有回避，呵斥他们，众人全都逃走了。有一个士兵诬告县役抢掠钱财，与县役争执。我命令他跪下询问此事，散在四处的士兵以为将要责罚这个士兵，一时有几十人高声呼喊、拿着器械出来，想要把犯事的士兵夺走。县役的随从准备与他们相斗，我约束制止了他们，下轿后亲手用铁索捆住这个士兵，迎上众人说：‘你们敢抗拒逮捕，就都要死！’众人惊愕，不敢侵犯。于是我亲手牵着这个士兵，步行到镇署。众人非常害怕，请求赦免，没有答应；最终责罚、革退十几人，并禁止他们赌博。从此以后，我所经过的地方，士兵都畏惧躲避。又在这一年九月，兴化、云霄两营士兵发生械斗，将领们谋划夜间起事。各位将备仓促戒严，我也在夜间出巡。各营士兵成百上十地聚成一群，见我经过，都跪了下来。我友好地劝他们说：‘我知道械斗不是你们的本意，只是担心被别人劫持，所以我才来防备；不要放下武器，也不要胡乱出营；一旦出去，理亏的就不在你们，而是他们会乘虚而入！’众兵大喜，说：‘县主爱护我们！’到了其他营，也同样这样处理。整夜都寂静无事，天亮后才解散。观镇军严厉责备各位将领，众兵于是害怕了，全都叩头叩得流血。查出最狡猾桀骜的，每营几人，刺穿耳朵示众，各军都肃然。以上三件事，开始时气势汹汹，几乎无法预料，最终都畏惧服从，不敢妄动。由此可见，台湾的兵还是可以治理的。后来我再次到台湾，却听到纷纷有人把士兵横暴作为说辞，有人担心会发生变乱。追问事情，大多不过是捉拿赌博而不服从之类。将备懦弱怕事，加上镇、道、营、县之间不和，所以议论纷纷，夸大其词，并不是事实。观镇军每次对我谈起这些事，没有一次不扼腕叹息，遗憾没有得力助手；这就是他决意以疾病为由辞职的原因。他离开以后，营、县之中才有人思念他。

译今年正月，凤山、淡水两营都发生营兵开铳打死平民的事情。营将想要规避处分，厅县起初打算对外包庇，后来方守护道和观镇军坚决主持不许，这才得以把凶犯解送郡城；但将备中有人因此心怀怨恨。五月，安平营士兵乘危抢劫民人，营将又想不予追究，幸好抚军巡察台湾，正好遇到此事，严厉斥责他们，斩了三人，其余人按军流治罪。抚军正在盛怒之下彻底追查时，台湾中议论的人纷纷认为，军民相习已久，突然严治恐怕会发生变乱；有人说安平士兵全都溃逃下海了，有人说行刑那天将要谋划劫夺犯人。方守进入见抚军，极力陈说没有可忧虑的情形，只请求不要多杀而已。案件上奏的那天，军民都畏惧服从。既然如此，众说纷纭的舆论，难道可以凭信吗？老师说得好：‘如果不是得到像李临淮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让他的营垒焕然一新呢？’这句话可以说抓住了要点。李临淮固然不可再得，但如果拿台湾营兵同魏博牙兵相比，台湾还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即使有违法行为，一个强健的将领、能干的吏员也足以平定，保证不会有其他问题。况且聚集一万四千多名士兵，远渡重洋、经历风涛的险阻，又有三年一换的烦劳，旧兵还未离开，新兵又已到来；这种情势与长期驻扎本土的士兵本来就不同，而营将能够用恩、威、信对待士兵的，百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再加上当时正值太平无事，士兵整天在市肆游荡，强悍勇猛的气力没有地方发泄，要想让他们不发生喧闹、争斗、违例犯法之事，必定做不到。然而，那些■〈忄巽〉懦无知的人既不能治理军队，只是彼此传告、把事情说得惊人可怕，实在令人叹息！答复笛楼老师谈台湾兵事的第二封信 前些日子那封信，已经详细说明台湾兵不值得深深忧虑，只要镇将得人，能够以简要、严明为根本，以恩惠、威势、信用为手段，就没有难以治理的。这个道理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后来我又想到，这只是做将领的大略，只有深刻明白其中意义的人才能灵活变通地实行，并不是今天各位镇将所懂得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却偏执地拿‘台湾兵不足忧虑’这句话来互相指责、诋毁，不是怀疑，就是惊骇。颖斋太守看到我的稿子，把它报告给荃溪观察，索取来阅读后，对太守说：‘所说戍兵不敢叛变，这一点是对的；但说他们不足忧虑，我却不相信，我所担心的正是他们溃散！’我在这里孤独失意，观察虽然与我有世交关系，但见面不多，不能替我说明其中的原因。可惜观察有忧虑世事之心，却不了解军队的情形，这不是靠口舌能够争辩清楚的。我在台湾尚且不能没有疑虑，何况老师远隔重洋，军务之事哪里能够从远处推测呢？赵充国这样的老将、深谋之人，尚且一定要亲自到塞上指画军势，可见古人也不轻易谈论军务。请让我把这个道理说完，只希望老师不要被惑乱。自古以来的名将，不是从军阵中直接提拔出来的，就是出身微贱，不拘泥于细小的操行；士兵中尤其有很多无赖健儿，所以能够强悍勇敢、舍弃生命去杀敌。如果人人都循规蹈矩，那么气势就不会振作；气势不振作，内心就会怯懦，即使有很多士兵又有什么用呢？壮士如虎，懦夫如羊；牵着一千头羊，也不能抵挡一只老虎的怒吼，何必耗费国家亿万金钱呢？明朝末年的边防事务之所以败坏，正是因为书生不懂军务，扰乱军情而贻误战机；即使有猛将劲卒也不能使用，一切都用法令束缚，尚未见到敌人，士气先已沮丧，这就是壮士灰心、精锐消耗折损的原因。近来的武人，大多习惯于装作文雅的样子，放弃刀枪而讲究应酬，用驯顺温柔来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其喜欢这样，认为这是雅歌投壶的风气。唉！平时不熟悉行军作战，不讲求技艺，一听到炮声就惊慌失措，即使有百万支壶矢，难道能够投向敌人吗？驯弱到这种地步，还不如粗猛一些。粗猛过度，也不过是强横；强横正是勇敢的资质，善于驾驭仍然可以发挥力量。一经驯弱，连用鞭子赶也走不动了。而且将领和士卒，是国家的爪牙；如果没有威势，设置军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从前李广因为个人怨恨杀了霸陵尉，向汉武帝谢罪。汉武帝回信说：‘报仇除害、除去残暴、停止杀戮，才是我对将军的期望；至于摘下帽子、光着双脚、叩头谢罪，难道是我的意思吗！’汉武帝这句话，可以说是懂得将领的谋略了。至于根据过失的不同，分别施加大小刑罚，那只是军吏的职责，不是将领的谋略。所以郭汾阳、岳忠武都是懂得礼法的名将，但也都曾经触犯司法。法令条文繁多琐细，武人粗疏，最容易触犯；即使郭汾阳、岳忠武这样的贤将尚且不能避免，却想用这些法令约束今天的强悍士卒，难道行得通吗？不寻求训练他们的方法，只担心他们强悍而不守法，所以我说这是不懂军队的情形。如今不必担心他们叛乱，反而更应担心他们溃散。军队为什么会溃散呢？古代军队溃散，有的是因为军队疲惫、该撤退了而溃散，有的是因为据守险要之地而粮食耗尽而溃散，有的是因为强敌突然袭击、受到惊扰而溃散，这些都不是今天的情势。无缘无故地溃散，四面又有大海阻隔，溃散的士兵将逃到哪里去呢？况且，认为班兵可忧的说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这种议论是叶健庵中丞首先提出的。中丞曾任台湾观察，深深以班兵为忧，建议改变轮班制度，改为招募。还没来得及实行，中丞便离职了，仍以未能实现自己的意愿为遗憾。如今我的老师已经彻底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可福建中掌事的人不了解实情，往往只是听信这种议论。并且不只是文官，近来有一名游击对人说：“台兵我无法管理，将来一旦有紧急情况，只有自杀罢了！”将领尚且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文官更加害怕并深恶班兵；每逢看到兵丁违法，就总是夸大其词地互相传告。于是兵丁的气势更加嚣张，这些文武官员都不能说没有责任。台兵本来并不难管理，他们不责怪自己无能，却说士兵强悍可怕，甚至说出自杀的话，也实在可笑。只是可惜台湾军营中数以万计的健儿，都是国家的精锐部队，却白白被三五个庸弱的将领耽误了；官兵之事难道还可以不追究吗？有将领，士兵就精良；没有将领，士兵就强悍难治。自古以来，治理百姓尚且不能不改变方法，今天难道反而能轻易治理士兵吗？所以，做官而说百姓邪恶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好官；做将领而说士兵邪恶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良将。话虽如此，良将实在难得；连依法办事都做不到，又哪里懂得将略呢？我莹之所以竭力向众人争辩，是为了说明戍兵可以治理，想要安定众人的心，消除大家的疑虑，挽救他们的懦弱、增强他们的志气，希望他们有所振作罢了。难道我是喜欢这样絮絮叨叨吗？

译不得已而退求其次，姑且提出补救弊病的办法，有三件事。第一，小事不要追究，大事不可赦免。第二，按照期限进行实际操练，每月亲自考核。第三，责任落实到千总、把总，不得频繁更换。军法最为严厉，只有发生事情以后才使用；如今正值太平时期，不能经常使用军法，但不可不让人知道军法的存在。对于平常容易犯的过错，以及兵民之间的纠纷，应当分别事情的大小；小事应当有所宽容，大事一旦触犯，就必须按罪论处，定罪后不可赦免。因为小事如果常常不加宽容，法令就会过于繁密，军心也不得安定；大事本来不常发生，如果赦免，便会使人无所顾忌，法令也无法实行。一宽一严，恩威就都体现出来了。中枢关于考核和操练，本来有固定期限，每逢三、八、五、十，都是应当操练的日子；弓马、器械、鎗牌、阵图，各有固定的规定。如今却把这些命令全都当成具文，没有一个营真正奉行。条文教令虽然明确，但执行不力，这是当前最大的弊病。应当责令各镇督促、整饬各营切实执行；每月由副将、参将、游击亲自考核一次，分别评定等级，造册送到省里，以考察优劣。有不遵行的，应当特别予以纠参惩处。这样，营伍自然能够整肃，士兵可以收到实际成效，也能避免懒散游荡、惹事生非。至于班兵到台湾后，分驻各营、各汛，都有本管的千总、把总。过去因为根本没有操练，士兵任意出营到别处去，而各汛的千总、把总、外委又不时更换；他们不是为了逃避处分，就是在揣度各处事务的肥瘠。营将不肖，甚至有人把军营当成谋利的地方。因此，往往千总、把总连上司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士兵了。前信所说的“将领不熟悉弁员，弁员不熟悉士兵”，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应当划定各营、各汛，责成将领、守备不时抽查点验，使士兵不得擅自出营；千总、把总各自守住汛地，不得任意更换，按季报告一次；由总兵不时抽查，使千总、把总、外委不再随意更换。这样，既然责任已经专一明确，那么勤惰和功过就都有了归属。以上三件事，极其浅显容易，但要认真实行却很难；如果没有严厉处罚、明确奖赏，就不足以显示惩罚和劝勉，从而挽救衰败的风气。所以一定要依靠贤能的镇将。积弊废弛已久，必定会有以各种理由说不便、加以阻挠的人；一旦查出，就应当特别参劾以示警告，这样命令才可以实行。谚语说：“慈不掌兵。”所以，简明和严厉尤其是治理军队的要领，希望您裁度考虑。《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阁下在晋江任职时，贤能的声誉十分显著；近来调任台邑，这是海外百姓的幸运。如今您谦逊地屈尊来信，恳切地询问地方政事的松弛与整饬，我惭愧而不敢当；只是莹在这个地方，有旧日令尹必须尽力相告的情义，所以谨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您。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调理自己的身体一样。气血流通，官骸运动，才可以没有疾病。如果一肢一节气滞血凝，疾病就会发生。然而使用药剂的人，必须审察人的体质强弱，以及所患疾病的深浅。有时病症相同而用药不同，但取得的疗效是一样的。我又听说，治理政事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要得到百姓的拥护，就必须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阁下从泉州到台湾任职，台湾的百姓有一半是泉州人。泉州人的弊病以及他们的好恶，您已经熟悉了；至于台湾人的弊病和好恶，或许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如今逞强好斗、轻视死亡而看重钱财，是泉州的风俗。喜欢打官司却不顾情理，好胜却没有道理。赌场、娼馆、槟榔、雅片，把这些当作每天的饮食和生死之事，这就是泉州之所以成为泉州的地方特色。台湾人本来兼有这些特点；然而台湾这个地方，包括一府、五厅、四县，南北长达二千里，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广东人，有潮州人，有番众。把漳、泉、潮、粤、番、汉各族百姓合在一起聚居，百姓就很难成为和睦的一体。一名总兵、三名副将、水陆十六营，分别属于督标、抚标、水提标、汀邵、延建、长福烽火、兴化、诏安云霄平和、金门同安，并由全省五十八营的士兵轮流戍守，士兵也就很难成为和睦的一体。百姓与百姓不能相容，士兵与士兵不能相容，百姓与士兵不能相容，番众、士兵和百姓彼此也不能相容。各种人每天错杂相处而产生嫌隙，这是势所难免；因此，负责安抚、调和整顿的人，困难就在于使他们和睦相处。台湾的门户，南路是鹿耳门，北路是鹿港、八里坌，这些是正式的港口。私设的港口，凤山有东港、打鼓港，嘉义有笨港，彰化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稍、后陇、竹堑、大埯，噶玛兰有乌石港，商船都往来不绝。至于沿海偏僻安静的地方，港汊分岔繁多，到处都可以偷渡。士人带着箱笼，农民背着锄头，商贩挑担云集，来往没有固定时间，居处也没有定所。内地游手好闲的无赖，犯了重罪而逃亡的罪犯，也混杂在一起纷纷到来。有产业的人十个中不到两三个，土地的出产和人工不足以养活众人，于是他们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查察和缉捕，困难就在于难以周密。内地百姓聚族而居，即使人数众多，也不过一万丁而已；彼此虽然相互仇视，被私人争斗牵制，却没有人敢首先倡导叛乱。台湾的百姓不按宗族划分，而是以府籍作为同类的标志：漳州人结党于漳州人，泉州人结党于泉州人，广东人结党于广东人；潮州人虽然也属广东人，却又结党于漳州人，人数动辄以数十万计。匪类聚集到千百人，就足以造成叛乱。朱一贵、黄教、林爽文、陈锡宗、陈周全、蔡牵等逆党，先后倡乱，相隔有三十年，有十余年；虽然没有多久便被消灭，但杀害官员、攻陷城池，使百姓遭受涂炭，战火的惨状令人谈起便心寒。国家耗费数十百万的金钱，使将帅历经数月数年的征讨作战，然后才平定事情。人心浮动，流言容易兴起，变乱的萌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困难在于守住常态，同时察知变化。凤山县的百姓狡猾而凶狠，嘉义、彰化的百姓富裕而强悍，淡水的百姓离散不定，噶玛兰的百姓贫穷；只有台邑依附郡城，辖境狭短，艋舺又是通商之地，户口大多富实，所以那里的百姓稍微淳厚善良，容易治理。然而一旦安逸，就会想要放纵淫逸；一个人倡导，百人响应。官府有一件善政，百姓就群起传播赞颂而心悦诚服；官府有一件不善之举，百姓就群起辱骂，并进行奸诈欺骗。因此，政事的举措施行，困难在于既要有德行，又要兼具才干。

译这些都是台湾的弊病。知道它的弊病并加以医治，那么用药一定会有合适的方法。虚弱的就补益，有毒的就攻治，邪气阻隔而不能进入的，就用和解的方法使其通畅引导；即使扁鹊、卢医再世，也不能改变这个原则。所谓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并不是为了苟且求安的政务，更不是一味姑息。百姓既然浮动而喜欢惹事，不严厉就不足以镇定安靖。铲除强暴，实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叫作严。事情预先有所安排，遇到变故不惊慌，这叫作重。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恩惠团结他们，用信用成就政事，大体要领全在这里了。百姓憎恨盗贼，我就严密缉捕；百姓憎恨匪类，我就诛除强横之徒；百姓厌恶诉讼，我就勤于审理裁断；百姓厌恶受到无辜牵连，我就不实行株连。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憎恶。百姓喜欢贸易，我就使市场安定而不受惊扰；百姓喜欢安居乐业，我就不扰乱闾巷；百姓喜欢自尊自重，我就以礼相待；百姓喜爱财货，我就以廉洁守护财物。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喜好。可以宽容来容纳并非奸邪的人，但有人犯法就一定惩罚；用恩惠培养士人，但不是公正之士便不予接见；调和整顿军队，使心平气和，以达到融洽；亲自接近贫贱之人，多方询问以了解下情。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就预先防备，谨慎思考以求判断明确。文武同心，官民一体，那么气血自然流通，身体各处都不会阻塞停滞，还有什么疾病不能治好呢？《与鹿春如论料匠事》前些时候我拜访观察，谈到兰地军工料匠一事，担心厅中不能处理得尽善尽美，于是他委托您就近查办；想来您一向受到他的知遇，必定欣然奉命。只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可不知，处理时宽严也必须恰当，才不至于激起事端。由于军工大厂所使用的本地土料、木件，向来由南路的琅■〈王乔〉、北路的淡水两位匠首承办，其中北路承办的最多。匠首杜长春任职最久，靠煎煮樟脑获利。噶玛兰新近开发，还没有设置匠首；当地无业游民没有饭吃，便进山采伐木材，为居民建造房屋，制作农具器物，大家都依赖这一行。那里没有松树、杉树，只出产硬木，也就是军工所需的小料木材。因此，淡水大匠首杜长春派人承办军工，历经四年，每年一百二十件，从未出错。后来，因为附近兰地百姓常常进山煎煮樟脑，出售的樟脑逐渐增多，杜长春的樟脑便滞销，于是请求进入兰地设立料馆，名义上是为了采办军工材料，实际上是想垄断樟脑的利益。兰地各山的小料匠认为自己历年来承办军工都没有差错，一旦设立料馆，必然会增加许多派差负担，因此颇有怨言。私自煎煮樟脑的人也不肯遵守禁令，于是便联合众料匠，拒绝杜长春，不让他设立料馆。杜长春受到极大的侮辱，却隐瞒实情，反而控告他们抗拒承办军工。前任观察使叶公严厉下札，命令逮捕他们。众匠害怕，便到厅中投诉，请求免罪。高前厅答应了他们，罚令他们准备制作头围县丞衙署所需的料植，并减半办理；同时将设立料馆和侮辱匠首的案件详细上报销案。众匠以为事情已经没事了，详细报告送上去后，杜长春的禀文也到了；叶公严厉斥责厅中，命令立即拘捕他们。众匠大为哗然，于是相互谋划，聚众捆绑厅役，想要杀掉他们，因而酿成变乱。厅役害怕死亡，重金行贿后得以免死。然而杜长春仍然不肯罢休。我当时在台邑，听说此事后，竭力向叶公进言，说噶玛兰偏僻遥远，鞭长莫及，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而且平心而论，他们的过错也不全在百姓，人情汹汹，仓促处理恐怕还会发生变故。叶公采纳了我的意见，稍稍缓和了处理此事的办法。今年春天我来到兰地，更加了解了事情的情状。原来，兰地采料的人都沿山搭建寮屋，从头围到员山、大湖，共有七处；每处都有头人，多的有十几座寮屋，少的有四五座。每寮小匠有的三四十人，有的二三十人不等，都是赤手空拳的无赖之徒；所以他们不避生番，亲身进入险恶艰难之地，每年常有几十人被番人杀死，他们也毫不顾惜。那些头人也没有多少资本，只把随时卖掉木料所得作为工资，采料者和头人共同分取利益。依靠这个行业而活命的人，实在很多。至于煎煮樟脑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大体也略有家产，并且拿出资本招集工人来谋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人〕 这两种人本来互不相干；因为煎煮樟脑的人成了杜长春的祸患，杜长春想把他们合并却做不到，于是便想除掉他们；他们被逼得同采料者联合起来，于是连采料者也成了杜长春的祸患。采料和煎煮樟脑的两类人既然联合起来成为杜长春的祸患，淡水匠首这才开始厌倦承办军工，船政也因此大受损害。杜长春于是有了可以挟制官府的凭借，时时要求退出。历任官员一开始都容许他，这使匠首更加骄纵。他起初只是想除掉私自煎煮樟脑的人，后来又想除掉私自采料的人；兰地十万丁每天的生活都依靠采料，势必无法除掉，于是他又想不支付工钱而坐享抽取其中利益。兰地人不甘心，发誓不让他设立料馆，并愿意按照旧例承办四年的料。杜长春坚决不同意，所以事情拖了很久也没有解决。那些煎煮樟脑的人也因此得到如泰山般稳固的庇护。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认为杜长春固然贪婪，但无赖之徒动辄聚集众人抗拒，导致军工受到损害，这种风气也不能助长。然而，这些人自己出工钱，忘却生命、冒险犯难，只为谋求一口饭吃；他们本来并没有抗拒承办军工，只是因为匠首争夺利益，便无端给他们定罪，这不足以使众人心服，也不能平息众怒。如果舍弃采料者而只惩治煎煮樟脑的人，又担心他们现在势力正相合，恐怕会被煽动而作乱。如果彻底查究，就应当以聚众殴打、侮辱官员的罪名惩治采料者，同时必须先查究匠首争夺利益、强行派摊的过错，这才是双方都能平衡的办法。可是军工正需要人手，除掉一个杜长春并不可惜，而军工受到的损害却无法估量；这正是投鼠忌器的局面。那么，仔细思考并妥善处理，只有增设料馆，同时宽免他们抗拒的罪过，使众料匠和匠首作为一体共同办理事务，稍微给匠首一些津贴，以表示有所统辖。料匠既然归入料馆，匠首也借此得到利益，不至于独自承担军工的负担；然后只追究私自煎煮樟脑的罪行并将其逮捕，采料者必定不再与他们联合；这样，煎煮樟脑者势单力孤，就可以由一名干练的差役将其捉拿治罪了。除去私煎樟脑这个弊病，匠首的利益必定专一；用这种办法来使匠人富足、救济军工，难道不好吗？

译这是我今秋在兰地筹划的、认为最为周全的办法。详细上请后，还没等到批复，我就离任了。后来杜长春贪得无厌；众料匠既然听从设立料馆，不再索取工钱，而听任匠首按九一比例加抽，作为津贴费用，也不再同煎煮樟脑的人往来，全都到案具结了。杜长春却一定要按二八比例加抽，不能达到目的后，又以料匠抗拒承办为借口，不去设立料馆，暗中打算以此挟制军工。如今观察慎重选择能办事的人，而您恰好在兰地，所以托我写信，把事情的始末告诉您。根据时机审度形势，须由才干卓越的人谨慎处理，不能预先固定办法。请您努力办理，不要辜负观察的心意！●《东槎纪略》卷五 桐城姚莹石甫著 陈周全之乱 陈周全之乱：乾隆六十年三月甲子，台湾匪民陈周全作乱，攻陷鹿港，同知朱慧昌、游击曾绍龙、外委任尚标死于此乱。乙丑，攻打彰化，右营游击陈大恩出兵据守八卦山，副将张无咎、知县朱澜逃往那里与他会合，都遭到杀害。城池陷落，典史费增运、千总吴见龙、郭云秀死于此乱。在此之前，二月，南路凤山的匪民陈光爱图谋反叛，进攻石井汛，未能攻破便被捕获；他的同党有几十人被斩杀，众人溃散，事情已经将要平定。官府的缉捕于是稍有松懈。不久，内地米价上涨，商船争相聚集，台湾米价也上涨，石米每石价格五千文。北路彰化的游民聚众抢夺。知府遇昌、右营游击陈大恩急忙前往，擒获并治办了十几人，又晓谕彰化、鹿港有粮之家出粮出售，市场价格才恢复平稳。三月乙卯，遇昌回到郡城，陈大恩留在彰化弹压。陈周全于是发动叛乱。周全是同安人，在台湾长大。乾隆五十七年，他回到原籍，与同安匪民苏叶谋反，事情没有成功，事败后逃到凤山。他同陈光爱结盟，再次失败，逃到彰化湖仔庄泉州人马江家中。又谋划联合潮州人陈容（即陈光辉）、漳州人黄朝、黄亲，分别招集漳、泉、粤三股人马，各招募一千人发动叛乱。周全自称首领，任命晋江人洪栋为军师，陈光秀、许篇、阮四、吴加令、杨成佳都被封为伪将军。他们捏造说，内地朱一贵的后代朱九桃有几千艘海船，将在三月十五日进入鹿港，并让旗帜和文书上写着“ 大盟主朱 ”。他们又刻制木印，四角刻着“竖仰攻济”四个字，中间刻成桃子形状，桃子中刻一个小“朱”字。他们的同党都以“朱”作为标号。三月辛酉日，洪栋制定计策，准备先攻打鹿港。癸亥日，彰化城里听说鹿港有贼人将要起事，游击陈大恩率领二百名士兵前往防备。有人告发城中的匪徒、百姓吴添响应贼人，陈大恩返回将他逮捕，交给县里审讯。随后又出城驻扎。当夜，贼人果然起事。甲子日黎明，贼人攻破鹿港，包围同知署。同知朱慧昌勇猛有力，手持刀抵抗贼人，杀死贼首陈光秀；众贼一同冲入，他于是遇害。鹿港营也被攻破，游击曾绍龙、外委任尚标都战死。陈大恩听到变故，返回驻扎在八卦山，以声援彰化城。署理副将张无咎、署理知县朱澜听说城中有贼，害怕而不敢守城，出城逃往八卦山与陈大恩会合。乙丑日，贼人转而攻打彰化西门，都司焦光宗拒守，用炮击伤、杀死了不少贼人。贼人又绕道攻打八卦山。大雨使官兵的火绳淋湿，枪炮都无法使用。贼人乘雨夺取山头，拼死进攻。陈大恩见形势危急，点燃火药自焚。张无咎、朱澜被杀。城中人看见八卦山起火，已经没有坚守的意志，贼人于是进入城中。典史费增运、千总郭云秀、吴见龙都战死。都司焦光宗自刎，尚未断气，百姓把他藏了起来。贼人释放囚犯，抢掠仓库，张榜安抚百姓。郡中的贼人又乘雨攻山，衣服都湿了，便向周全索取衣服。周全命令各家当铺暂时借给他们，众贼因此放肆抢掠，百姓十分怨恨，于是相互谋划驱逐贼人。丁卯日，提督兼台湾总兵哈当阿、台湾府知府遇昌率领九百名士兵讨伐贼人。戊辰日，军队到达湾里溪，因下雨而受阻，溪水上涨，无法前进。贼人攻打斗六门，千总龙升腾将他们击败。彰化最初逮捕吴添时，吴添供称有海盗船进入鹿港，已经约定日期攻打鹿港、彰化，并且有沿海的匪徒和百姓响应。第二天，果然发生了贼人攻陷鹿港的事。丁卯日，营、县的报告送到，原任凤山县知县张植发从彰化逃到郡城，说内地的红头贼船约有数十艘，船上人都穿白布领褂；本地响应的匪徒用白粉涂在衣服上作为标志，势力非常猖獗。当初并不知道贼首是陈周全。郡中商议认为郡城是根本重地，林爽文作乱时，台湾道杨廷理坚守城池，取得了民心；于是与中军游击潘国材、留守哈当阿、遇昌一起，派游击麦瑞率水陆兵九百人剿灭贼人，并派安平副将陈上高驾驶哨船前往鹿港拦截。连续多日昼夜大雨，戊辰日到达湾里溪时，水位上涨，无法前进，于是驻扎在那里。当天，斗六门的贼人王快率数百人响应陈周全，乘雨夜攻打斗六营。守备吴大瑞出援彰化尚未回来，千总龙升腾抵抗贼人，贼人退去。第二天，贼人又来，跟随他们的人更多了。他们害怕营中的枪炮，便把方棹横转，在车轮木上铺浸湿的棉被，贼人藏在棹后，推拥着向前。龙升腾约定军士拿着鸟枪先不要发射，等估计贼人靠近后，龙升腾亲自点燃大炮轰击棹，棹被击破，于是列队一齐开枪射击贼人，贼人死伤很多。又因为前几天下雨，预先准备了一百具斗篷，让士兵穿着斗篷在雨中作战，火绳没有被淋湿。贼人已经败退，守备吴大瑞的军队也赶到，贼人四散逃走。当时龙升腾的军队只有一百人，却击败了一千多名贼人，人人都称赞他的勇敢。己巳日，贼人出城进攻，田中央社武生林国泰率领义民将他们击败。汀州府同知沈扬藏在城中，秘密招募义民驱逐贼人。鹿港廪生杨应选召集义民响应。都司焦光宗也带着林国泰的义民赶到。贼人溃败逃走，于是收复彰化。鹿港的贼人也溃败，收复了鹿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