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二

译历代诗文选本中，以乾隆三年和乾隆十五年御选的《唐宋文醇》《诗醇》最为精粹；其中的评点采用各种颜色套印，尤其清晰醒目。《文醇》的体例是：圣祖御评用黄色；高宗御评及圈点用朱色；诸家品题以及考证事迹用蓝色。《诗醇》的体例是：高宗御评及圈点用朱色，诸家品题用蓝色，考证事迹用绿色（颜色的区别比《文醇》尤其详细）。我所收藏的内府原刻本，都是这样标识的；但我读《四库总目。文醇提要》时，却看到其中说：前人的评论题跋中有所发明，以及人物姓名、事迹有助于考证的，各用紫色、绿色分别附在末尾（《简明目录》也这样说，并且在《诗醇》中称另用颜色作为标识，大致如《文醇》的体例）。所谓紫、绿二色，与原刻本使用的蓝色，以及《诗醇》凡例中所举的颜色，似乎有两种说法。难道编修《四库》时另行抄录了一部收入其中，特意改用紫色、绿色，所以才与原书不相符合吗？这个疑问无法弄清，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阁本，考察它们的异同呢？文人喜欢做些游戏性的事情，有人特意刻制印章来显示自己的不同。乾隆年间，兴化郑板桥大令（燮）曾刻过一方印，上面说：“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近来会稽李莼客侍御（慈铭）也有一方印，上面说：“道光庚戌茂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临桂王幼霞给谏（鹏运）任内阁侍读时，也有一方印，上面说：“三品服，四品阶，五品秩，六品俸。”都奇特巧妙，令人喜爱。（我也打算刻一方印，上面说：“癸未入邑庠，戊子登乡榜，乙未贡春官，戊戌成进士。两次遇到未年、两次遇到戊年，也是天然的巧合。”） 光绪戊寅年秋天，先大夫代理两淮刘庄场大使的事务。刘庄又名云溪，处在兴化、东台两县之间，地处偏僻，百姓贫困，不过是一个有几千户人家的市镇罢了。境内有紫云山寺，是兴化以东颇有名的胜景。刘庄本来没有山，这座寺大概建在高地上，沿着石坡曲折向上，因此以“山”命名；楼阁高大宏伟，结构精巧雅致。每到年初，香火极为旺盛。我当时刚满十岁，跟随父亲住在任所，一有空闲就和哥哥旭辰一起，带着署中各位幕客前去游览。住持名叫云峰，是六十多岁的老僧。他煮茶招待宾客，娓娓而谈；春秋两季天气好的日子，有时还准备素食，在寺院厨房设宴，菰米饭、芹菜羹，另有一番风味。到了辛巳年春天，先大夫任期届满后迁居东台，于是再也没有机会前往那里了。十多年后，我考中进士，旭兄也已经考中乡试，先大夫于是制作匾额，托从前的乡绅悬挂供奉在佛殿中，以报答神灵的庇佑。辛丑年秋天，我写《云溪杂咏诗》十二首，其中一首说：“紫云山寺倚晴空，小市人烟一望中。好是夕阳西下候，亭亭楼阁半山红。”每次吟诵，都觉得旧日游览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按：乾隆年间，曲阜颜心斋明府崇{规木}任兴化县知县时，曾作《赋紫云山诗》，诗说：“鸣鸠声送片帆间，蟹簖渔村罨画间。”见《曲阜诗钞》。） “一夜雨停天晴，春水活泼流动；菜花黄遍了紫云山。”见《曲阜诗钞》。如今附记在这里。本朝自乾隆、嘉庆以来，考中鼎甲的人，大多出身于内阁中书和各部小京官。评论者认为，这两种官职对于登第最为有利；这种说法是没有考察根本情况的。中书除进士授职以及举人、贡生捐纳取得资格的人之外，其余都是由举人考取，或者是召试后特别任用的人员（召用人员，只有乾隆、嘉庆时期有）。各部小京官，是由各省拔贡参加朝考取得一等后，才授予这种官职的（自乾隆丁酉科开始）。获得这种选拔的人，大多擅长书法，或者是当时有名望的人；既然列入朝廷官员名册，遇到事情又往往能先得到消息。因此，他们在仕途上的际遇，也不是偶然的。我在内阁任官总共十八年，从庚寅年五月由举人入任中书，到甲午年，因为协助校勘完成《平定回苗各匪方略》，议定叙功，承蒙皇恩，按侍读职位遇缺即补，并赏加四品衔。到了乙未年会试考中时，恰好已经南下回乡省亲，于是戊戌年补行殿试后，请求仍回到侍读原来的班次。不过殿试名次是二甲第十一名，所以当时颇有人替我没有考取鼎甲而惋惜。（凡是补行殿试的人，都要在试卷上盖一个“补”字红戳，按惯例不能列入进呈前十名的试卷。） 现在把历科鼎甲以及传胪中曾经任过中书或小京官的人汇总记录下来，以此记载盛事。（考中进士时，小京官中有许多人已经转任主事，这里按照他们最初的任职来记。）雍正癸丑科：榜眼田志勤（考取中书）。乾隆丙辰科：状元金德瑛（考取中书）；丁巳科：榜眼林枝春（考取中书）；己未科：榜眼涂逢震（考取中书）、探花秦勇均（考取中书）；壬戌科：探花汤大绅（考取中书）；乙丑科：状元钱维城（考取中书）、探花王际华（考取中书）；戊辰科：状元梁国治（考取中书）；壬申科：探花卢文▯召（考取中书）；甲戌科：状元庄培因（考取中书）、探花倪承宽（考取中书）；丁丑科：榜眼梅立本（中书）；庚辰科：状元毕沅（中书）、榜眼诸重光（考取中书）；辛巳科：榜眼胡高望（中书）、探花赵翼（中书）、传胪蒋雍植（召试中书）；癸未科：榜眼沈初（召试中书）、探花韦谦恒（召试中书）；丙戌科：传胪陆费墀（召试中书）；辛卯科：状元黄轩（中书）；壬辰科：状元金榜（召试中书）；乙未科：状元吴锡龄（中书）、榜眼汪镛（中书）、探花沈清藻（中书）。戊戌科：状元戴衢亨（召试中书）、探花孙希旦（中书）、传胪邵自昌（考取中书）；庚子科：传胪关槐（召试中书）；辛丑科：探花汪学金（中书）；丁未科：探花董教增（召试中书）。

译嘉庆己未科：状元姚文田（召试中书）；乙丑科：探花何凌汉（拔贡小京官）；甲戌科：状元龙汝言（召试中书）、传胪裘元善（中书）；丁丑科：状元吴其浚（中书）；庚辰科：榜眼许乃普（拔贡小京官）。道光壬午科：传胪陈嘉树（中书）；丙戌科：状元朱昌颐（拔贡小京官）；壬辰科：传胪赵德▯（中书）；辛丑科：状元龙启瑞（考取中书）；乙巳科：探花吴福年（考取中书）；丁未科：状元张之万（拔贡小京官）、榜眼袁续懋（考取中书）。咸丰癸丑科：传胪黄钰（拔贡小京官）；丙辰科：状元翁同▯（拔贡小京官）、榜眼孙毓汶（考取中书）；己未科：榜眼孙念祖（考取中书）。同治癸亥科：榜眼龚承钧（拔贡小京官）；乙丑科：榜眼于建章（拔贡小京官）；戊辰科：探花王文在（拔贡小京官）；甲戌科：探花黄贻楫（中书）。光绪丙子科：状元曹鸿勋（拔贡小京官）、榜眼王赓荣（拔贡小京官）、传胪吴树梅（考取中书）；丁丑科：状元王仁堪（考取中书）、榜眼余联沅（中书）、探花朱赓▯（拔贡小京官）；庚辰科：状元黄思永（拔贡小京官）、传胪戴彬元（贡小京官）；庚寅科：状元吴鲁（拔贡小京官）、榜眼文廷式（考取中书）；壬辰科：状元刘福姚（考取中书）、探花陈伯陶（考取中书）；甲午科：传胪吴筠孙（考取中书）；甲辰科：榜眼朱汝珍（拔贡小京官）、传胪张启后（拔贡小京官）。文人造句喜欢使用骈偶字词，其中把“风”“雨”二字相对使用的，书中所见最多。例如：凄风苦雨（《左传·昭公四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焱风暴雨（《礼记·月令》：“孟春行秋令，▯风暴雨总至”）、时雨飘风（《管子·兵法篇》：“众若时雨，寡若飘风”）、飘风暴雨（又见《小匡篇》：“飘风暴雨数臻”）、柔风甘雨（又见《四时篇》：“柔风甘雨乃至”）、飘风骤雨（《老子》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甚风疾雨（《庄子·天下篇》：“沐甚风，栉疾雨”）、飘风冻雨（《楚辞·屈平九歌》：“令飘风兮先驱，使冻雨兮洒尘”）、友风子雨（《荀子·赋篇·云赋》：“友风而子雨”）、暴雨疾风（《韩非子·用人篇》：“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风伯雨师（又见《十过篇》：“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疾风淋雨（《战国策·赵四》土偶说：“使我逢疾风淋雨，坏阻乃复归土”）、烈风澍雨（《尚书大传· 周书》：“久矣天之无烈风澍雨。”按：这四个字《韩诗外传》卷五作“迅风疾雨”。又《文心雕龙·练字篇》则说《大传》作“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作“列风淫雨”。迅风疾雨（见上注）、别风淮雨（同上）、列风淫雨（同上）、大风疾雨（《春秋繁露·灭国篇》：“根本微者，不可遭大风疾雨”）、扶风冻雨（《淮南子·览冥训》：“阴阳交争，降扶风，杂冻雨”）、春风夏雨（《说苑·贵德篇》：“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驰风骋雨（《楚辞·刘向〈九叹〉》：“驰风聘雨，游无穷兮”）、乘风驾雨（《易林》：“乘风驾雨，与鸣鸟俱”）、震风凌雨（扬子《法言·吾子篇》：“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为▯屏▯也”）、祥风时雨（《后汉书·鲁恭传》所载《谏击匈奴疏》说：“祥风时雨，覆被远方”）、烈风迅雨（又见《刘恺传》所载《陈忠疏》：“考功举材，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风毛雨血（又见《班固传》所载《西都赋》：“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祥风甘雨（又有：“习习祥风，祁祁甘雨”）、时风嘉雨（《蔡中郎集· 《九疑山碑文》：“时风嘉雨，浸润下民。”

译东汉以后，凡是诗文中把“风”“雨”二字分别放在两句中的例子较多，现在都不记录了。冲风沐雨（《晋书·凉武昭王李▯传》所载《述志赋》：“冲风沐雨，载沈载浮”）、条风祥雨（《广弘明集》卷十五《王僧孺忏悔礼佛文》：“条风祥雨，膏润相属”）、风嗥雨啸（《鲍参军集·芜城赋》：“风嗥雨啸，昏见晨趋”）、浴雨排风（又见《登大雷岸与妹书》：“浴雨排风，吹涝弄翮”）、风除雨攘（《梁书·沈约传》：“既从竖而横构，亦风除而雨攘”）、候雨占风（《徐孝穆集·陈文帝哀策文》：“候雨占风，荒中海外”）、风惊雨骤（《王子安集·七夕赋》：“风惊雨骤，烟回电烁”）、时雨凉风（又见《秋日饯别序》：“来胜地则时雨凉风，助他乡之旅思”）、炎风暑雨（《卢升之集·释疾文》：“炎风暑雨兮相蒸”）、征风召雨（《骆宾王集·姚州破逆贼露布》：“征风召雨，▯胃起蜂飞”）、上雨旁风（《韩昌黎集· 《南海神庙碑》：“上雨旁风，无所盖障”）、盲风怪雨（又见：“盲风怪雨，发作无节”）、怪风剧雨（又见《徐偃王庙碑》：“是岁，州无怪风剧雨”）、狂风猛雨（《皮子文薮·桃花赋》：“狂风猛雨，一阵红去”）、风调雨顺（《旧唐书·礼仪志一》：“既而克殷，风调雨顺”）、息风收雨（又见《礼仪志三》张说的话：“圣心诚恳，宿斋山上，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暖”）、飘风急雨（《王临川文集·祭欧阳文忠公文》：“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骤雨狂风（《宣和书谱》卷十九：“怀素自谓得草书三昧，其势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和风甘雨（《文公大全集·明道先生赞》：“瑞日祥云，和风甘雨”）、天风海雨（《渭南文集·跋东坡七夕词后》：“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横风疾雨（《墨庄漫录》卷一：“王荆公书清劲峭拔，世谓之横风疾雨”）、教雨化风（《宋史· 《乐志十二·朝会乐章》：“教雨化风，洽此四国”。此外，诗词中还有：沐雨栉风（魏文帝《黎阳诗》：“载驰载驱，沐雨栉风”）、阑风伏雨（杜甫《秋雨叹》诗：“阑风伏雨秋纷纷”）、因风托雨（皇甫冉《迎神》诗：“因风托雨降琼筵”）、斜风细雨（张志和《渔父歌》：“斜风细雨不须归”）、松雨蒲风（皇甫松《浪淘沙》词：“松雨蒲风野艇秋”）、凉风暮雨（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诗：“又是凉风暮雨天”）、雨打风摧（又见《微之宅残牡丹》诗：“雨打风摧花不全”）、狂风急雨（又见《惜落花赠崔二十四》诗：“狂风急雨两相和”）、草风沙雨（又见《建昌江》诗：“草风沙雨渭河边”）、风吹雨打（又见《吴樱桃》诗：“可惜风吹兼雨打”）、仁风膏雨（又见《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诗：“仁风膏雨去随轮”）、急雨寒风（殷尧藩《寄太仆田卿》诗：“急雨寒风意万重”）、啸雨吟风（秦韬玉《桧树》诗：“啸雨吟风几百春”）、雨桧风篁（郑谷《少华甘露寺》诗：“雨桧风篁远近闻”）、▯雨拖风（韩▯《咏柳》诗：“▯雨拖风不自持”）、细风斜雨（林逋《西湖》诗：“细风斜雨不堪听”）、雨横风狂（欧阳修《蝶恋花》词：“雨横风狂三月暮”）、风豪雨横（王安石《和王微之登高斋》诗：“风豪雨横费调燮”）、洗雨吹风（又见《次韵酬宋▯巳》诗：“洗雨吹风一月春”）、小雨轻风（又见《钟山晚步》诗：“小雨轻风落楝花”）、雨叶风花（苏轼《次韵吕梁仲》诗：“雨叶风花日夜稀”）、怪雨腥风（又见《丁公默送蝤蛑》诗：“怪雨腥风入座寒”）、江风海雨（又见《和蔡景繁海州石堂》诗：“江风海雨入牙颊”）。蛮风蜒雨（又见《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蛮风蜒雨愁黄昏”）、呼风唤雨（《孙觌罨画溪行》：“呼风唤雨不能休”）、恩风惠雨（赵师侠《水调歌头》词：“九郡恩风惠雨”）、雨疏风骤（李清照《如梦令》词：“昨夜雨疏风骤”）、雨剩风残（杨万里《答章汉直》诗：“雨剩风残忽春暮”）、收风拾雨（又见《宿石潭步》诗：“收风拾雨猝无策”）、残风剩雨（又见《风雨》诗：“残风剩雨故欺人”）、风知雨觉（又见《三月三日上忠襄坟》诗：“不遣风知雨觉休”）、雨卧风餐（又见《早炊董家店》诗：“不辞雨卧风餐里”）、冷雨凄风（吴儆《清明阴雨》诗：“冷雨凄风连午夜”）、十风五雨（陆游《村居初夏》诗：“十风五雨岁丰穰”）、雨剥风摧（又见《和无咎兄郡斋燕集诗元韵》：“雨剥风摧供送迎”）、风驱雨压（又见《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风驱雨压无浮埃”）、松风桧雨（罗大经《瀹茶》诗：“松风桧雨到来初”）、绿风毛雨（汪元量《湖州歌》：“绿风毛雨共凄凉”）、顿两颠风（范▯亭《风止闻鹊》诗：“顿雨颠风戒敝袍”）、雄风豪雨（杨维桢《送理问王叔明》诗：“雄风豪雨将春去”）、雨丝风片（王士镇《秦淮杂诗》：“十日雨丝风片里”。按：这四个字见于《牡丹亭》曲，现今以诗集中的记载为依据。以上这些词语虽然错综变化、造句各不相同，但把“风”“雨”二字相对使用，确实是同一种用法。

译辽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鉴》收录了许多佛经中的俗字。乾隆年间修撰《四库书目》时，因为辽人的著作相当少，所以在小学类字书中专门著录了它。然而，这部书的刻本很少，只有江都汪氏《正谊斋丛书》中有一部；字体宽大，最为醒目（《书目答问》所说的张丹鸣刻本，就是指这一部）。只是第四卷下有巾部，其中所载的巾[1234]<巾巾>[1234][1234][1234]六字，实际上是[C030][A061][1234][1234][1234]的讹误。大概是因为“巾”字下垂，“[C030]”字上仰，字形相近，于是倒置而误刻了。而且巾部已经在第一卷下的平声部分出现，不应再次出现；这里属于入声，必定是[C030]部无疑（“[C030]”字读音如“彻”）。只是汪氏的书由陈明经逢衡主持督刻，陈明经一向以博学广闻著称，为什么当时竟没有校正？我浏览所及，因此记下这件事来订正它的错误。（另外，“[B042]”字应从两个[C024]，见《说文· [C024]部》，说草木[C024]盛的样子。如今写作两个“弓”，收入弓部，这是行均原书的错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人〕 我浙江人在前明时期考中状元的，共有二十人（洪武甲戌科定海张信；永乐丙辰科永嘉周旋；正统乙丑科淳安商辂；成化乙未科余姚谢迁、辛丑科余姚王华、甲辰科钱塘李▯；嘉靖癸未科慈溪姚涞、乙未科佘姚韩应龙、戊戌科钱塘茅瓒、甲辰科临海秦鸣雷、庚戊科兰溪唐汝楫、丙辰科山阴诸大绶、乙丑科乌程范应期；隆庆戊辰科会稽罗万化、辛未科山阴张元忭；万历癸未科秀水朱国祚、甲辰科慈溪杨守勤、庚戌科归安韩敬、丙辰科嘉善钱士升；天启乙丑科会稽余煌）。到了本朝，则由顺治乙未科鄞县史大成开端，随后经历康熙（甲辰科归安严我斯、庚戌科德清蔡启亻尊、壬戌科德清蔡升元、戊辰科秀水沈廷文）、雍正（庚戌科钱塘周{▯树}）、乾隆（丙辰科仁和金德瑛、壬戌科仁和金▯、戊辰科会稽梁国治、辛未科仁和吴鸿、丁丑科嘉善蔡以台、庚子科秀水汪如洋、甲辰科会稽茹▯、丁未科山阴史致光、乙卯科归安王以衔）、嘉庆（己未科归安姚文田）、道光（丙戌科海盐朱昌颐、戊戌科乌程钮福保），以及咸丰（壬子科鄞县章▯、庚申科仁和钟骏声），一直没有中断（共二十人，恰好与明代人数相等）。钟骏声以后，同治一朝没有人继续考中。因此我小时候就听说有“始于史，终于钟”的民谣。等到我在京师任官，亲眼见到乡人中及第的，还有光绪壬辰科榜眼钱塘吴士鉴、乙未科榜眼黄岩喻长霖、戊戌科探花德清俞陛云。我私下认为，后来出现的人才大多很杰出，将来一定会有获得首选的人。谁知甲辰年以后科举停止，不再举行，而关于始终的说法，竟成了预言。（按：直隶省的状元，以雍正甲辰科的陈德华开始，以光绪甲辰科的刘春霖结束，或许也有一定的数理。）我国自光绪二十年甲午和二十六年庚子两次遭受外国欺侮以后，谋划国事的人急切地想要训练军队，以求自强。二十九年癸卯十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从前因为各直省的军制、操练方法和器械不能统一，朝廷多次下旨命令各督抚认真研究训练，以求划一。然而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仍然成效很少，必须在京师特别设置一个总汇机构，随时考察、督促训练，以求整齐并重视军政。着派庆亲王奕▯（按：庆王当时任军机大臣）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按：袁公当时任直隶总督）身在北洋，着派充任会办练兵大臣；并着铁良（按：铁公当时任户部右侍郎，会办京旗练兵事务）协助办理。庆亲王和各位大臣受恩深重，务必任劳任怨，认真筹办，以符合朝廷竭力图谋自强的至意。” “应当办理的事务，着庆亲王和各位大臣随时妥善商议，具奏上报，钦此。”不久，简派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按：徐公原任商部左丞，奉旨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并赏给副都统衔）；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任军政司正使，直隶补用道段祺瑞充任军令司正使，候选道王士珍充任军学司正使（三位正使也都加副都统衔）；又任陆嘉▯为军政司副使，冯国璋为军令司副使，陆建章为军学司副使。于是找到东安门外锡拉胡同的房屋，作为练兵处的办公场所（三司则分别驻在其他地方）。我当时因父亲去世服丧，住在京城奉养母亲，正协助铁公办理保定军务幕府的事务，负责承办奏牍。这一年九月，铁公奉命前往日本国，参观明治三十六年的特别大演习（在日本明石、姬路之间举行），曾命我一同前往，记录东游期间的各种事情。到这时因调我到练兵处，派我充任文案委员（文案处共有十多人，我居首位）。刚开始办理时，事务繁多，我原住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往返路程较远，便住在办公处所里，早晚都办理公务，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凡是营制、饷章、军规、军礼，以及冠服的区别、舆图的测绘、旗章的制造、服装的筹备，还有各项学堂的设立、各国留学生的派遣，以及军人任职补官等各种章程规则，都依次拟定，陆续奏准施行。先后在近畿编练六镇（每镇设统制官一人，辖步队两协，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队、辎重队各一营，军乐一队。每协设统领官一人，辖步队两标。每标设统带官一人，各辖三营。每营设管带官一人。步队、马队、工程队、辎重队等营，各辖前、左、右、后四队。

译炮队营各辖中、左、右三队。每队设队官一人。步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等队，各辖三排，每排三棚。马队各辖二排，每排二棚。统计每镇的官佐、兵丁和夫役，共一万二千五百十二人。凡遇到军务，需要兴起大军时，就依照章程设置一军总统官；每军所辖，有时从两镇到三四镇不等。当时编练刚刚开始，镇数不多，所以便以镇作为主体），并命令各直省分别设置督练公所，按照奏定的章制，在防营、绿营以外增练新军。每镇编成以后，先派大员前往校阅。又在每年秋季选择地点举行一次大操。在各镇中抽调步、马、炮、工各队，编合成军，分作南、北两军，摆出攻守的态势，借此练习战略。乙巳年五月，徐公由兵部侍郎入值枢府，于是与铁公一同会办练兵事务（后来一同改任会办练兵大臣）。提调一职由同事寿勋担任（寿勋以分发直隶知府的身份到练兵处任文案委员，后来升任署理齐齐哈尔副都统，不久授任科布多参赞大臣，但都没有到任；当时已经调补为京旗副都统），三司的正、副使也先后都有调迁（刘永庆署理江北提督，段祺瑞充任某镇统制官，陆嘉▯补任长芦盐运使，陆建章充任某协统领官）。因此由王英楷署理军政司正使，王士珍署理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任军学司正使，姚锡光署理军政司副使，哈汉章署理军令司副使，良弼任军学司副使。到了丙午年秋季，京内外官制大加改革。九月二十日，奉谕：“兵部着改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应当设立的海军部，在军谘府尚未设立以前，都暂时归陆军部办理，钦此。”任命铁公为尚书（由户部尚书调补），寿勋为左侍郎，荫昌为右侍郎（当时荫昌正任出使德国大臣，由王士珍署理。后来王公又出任江北提督，由王英楷署理）。铁公于是命姚副使锡光和我接办练兵处提调事务，以便结束练兵处的工作（姚锡光是直隶候补道，与我同为戊子乡试同年），并命我们筹拟陆军部的职掌以及设置各员司的职位，制定一切详细章程。不过，兵部所承办的事务，都有依据《则例》和《中枢政考》等书，旧有制度明白公布，不能废止。太仆寺所掌管的牧厂以及孳生、均齐等事务，也都有现成的规章；至于练兵处，各项事务都是新创办理的，而且军政等司分别设置各科监督，都任用出洋留学陆军的毕业生，其余各员也都出自武备等学堂。一切筹划，大多参考东西各国的兵制；部、寺事务彼此不能协调，文武、新旧各类人员汇集在一起，很难融洽，调和配置也费尽经营。到了丁未年夏季，才把本部及附设的军谘处、海军处官制和现行办法，与军机处会同奏定。六月十二日，我蒙恩补授陆军部右丞，不久在七月间迁入铁狮子胡同的新署办公。原属兵部、太仆寺、练兵处的人员，都按照所掌管的新旧事务斟酌任用，分别安置。宣统己酉年春季，我升任署理左丞，过了一年补为实职。每当东西洋留学陆军各生回国，在部里举行毕业考试时，我总是担任监试官。到庚戌年十一月，陆军部又奏请改定官制（当时荫昌任尚书），废除尚书、侍郎的名目，改设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员，并裁撤左右丞、左右参议各职位（辛亥年四月，各部也改设大臣和副大臣，但丞、参的设置仍旧）。我奉命以三品京堂以及交涉使、提学使、提法使候补，于是从此不再参与军事事务。总计练兵处的设置，前后不到四年；但虽然时间不长，当时的新军制度全都由练兵处订定并颁行，各省都把它奉为金科玉律。即使后来时有增删损益，但所奠定的根基始终没有超出它的范围。时局不断变化，我担心日子久了会有人不知道这个机关的设置经过，所以大略记下它的始末，使后来研究国故的人或许有所考察。宋代欧阳文忠公两次娶薛简肃公的女儿，事情见于《合璧事类》；至于三次娶同胞姊妹，我以前确实没有听说过。我原配金夫人，是鸳湖子羲先生的次女，光绪乙酉年嫁给我；过了十七年，辛丑年因病去世。乙巳年春季，我又娶先生的第四女（我给她取字季圆），过了一年突然去世。丁未年秋季，我再次娶先生的第五女（我给她取字又圆），不到一年又去世。说是没有缘分吧，为什么接连结成婚姻；说是有缘分吧，为什么又不能长久相处而分离？这实在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偶然读到太仓钱伯瑜中丞宝琛《自订颐寿老人年谱》，得知中丞起初娶昆山陈君世和的第三女，继配是第六女，再继配是第八女，三人都没过几年便相继去世。于是感叹天下的事情竟然如此无独有偶。

译上海制造局的设置始于同治六年，此后随时扩充，规模非常宏大。可惜所制造的军械还不够完善，而且地处商埠，尤其有因疏于收藏而招致盗贼的忧患。光绪三十年，湖广总督张公（之洞）会同两江总督魏公（光焘）奏请迁建新厂。朝廷认为事情重大，特命铁宝臣侍郎（良）前往各地详细查勘，写成覆奏一折，实际由我负责办理。只是这类奏折一向不发抄本，所以外界没有办法看到。辛亥年春季，我忽然在故纸堆中发现当时亲手拟写的底稿，于是抄录保存，以留下些许痕迹（此前练兵处议覆张督原奏，也是我起草的，可惜已经失存。我先后在练兵处、政务处、税务处承拟奏折，都没有留下底稿；如果当时随时抄存，应该不下百余通）。奏为遵旨查明江南制造局厂是否应当迁建以及各项情形，据实覆陈，恭敬地上折，请求圣上鉴察此事。臣私下禀报：臣先前在保定练兵营次办事时，承准军机大臣寄来文字：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日奉上谕：先前据张之洞等奏报江南制造局迁建新厂一折，制造局厂关系重大，究竟是否应当迁建，地方是否合宜，枪炮等制造怎样才能尽利，着派铁良前往各该处详细考察，全面筹划，据实复奏，钦此。钦此。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在扩充武备的同时，寓有郑重而精审洋务的意思，令人敬佩不已。臣在上年七月间入宫辞行并请示训诫后，取道天津，乘轮船前往上海，随即连续几天率领随行各员，到江南制造总局及龙华镇分局逐一实地勘察，详细考查。后来臣到苏州调查款项，又留下人员在当地，将所制造的枪炮和制造器械的各种机器分别检验。不久在十一、十二月间，先后前往安徽湾▯和江西萍乡一带，按照原奏提出的设立新厂地点，跋涉山地、上下原野，亲自往返考察多次。谨将查明的详细情形，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陈述。查江南制造局自同治四年五月在上海虹口购得洋人的机器铁厂一座，修造轮船、枪炮；到同治六年夏季，才在高昌庙购地，迁设新厂。先后建成机器厂、汽炉厂、木工厂、铸铜铁厂、熟铁厂、洋枪楼、库房、煤栈、工务厅、文案房、轮船厂、船坞等厂房。八年，又增设汽锤厂，另建枪厂，专门制造来福枪，并将城内广方言馆迁入局内兼管。十三年，在制造局以西十里外的龙华镇设置黑药厂，制造黑色火药。光绪初年，因为原设汽炉厂的土地不够使用，又设法扩充，改为锅炉厂；又在龙华镇设置枪子厂，制造来福、林明敦、马梯尼、黎意、格林等各项枪子的弹药。光绪四年，把汽锤厂改为炮厂，仿造英国阿姆斯脱郎后膛炮。五年，设置炮弹厂，雇用外国工匠，仿造各种开花弹和实心炮弹。七年，建立炮队营，并创设水雷厂。十一年，停止制造轮船，专门修理南洋、北洋的兵轮。十六年，购买炼钢机炉，扩充土地、建造厂房，试炼枪管、炮胚和各种钢料。十七年，改造快利枪，并增造各种快炮。十九年，仿造栗色火药和无烟火药两种。二十四年，创设工艺学堂。二十七年，增造新式快炮，同时停止制造快利枪，专门制造小口径新毛瑟枪。三十年，因为黑药、栗药积存很多，暂时停止制造；又因筹办铜元，把炮弹厂的机器并入其他厂，腾出厂房准备铸造钱币。这就是前后改革、增减和损益的大致情形。总计该局开办将近四十年，营造扩充，规模很大。可惜该厂所有机器新旧混杂，大多不够齐全，其中有因年代久远而损坏的，也有因节省费用而缺少的。就像枪厂的各种机器，本来是过去制造来福枪的设备，后来改造林明敦枪，又改造快利枪，现在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都是在原有机器上陆续拼凑，权宜改用。大小不合适的地方，就兼用人工锉磨。所用工匠又都没有受过训练，只是仿照外国样式，凭自己的意图制作，结果制造出来的器械一旦逐件拆卸，厚薄、宽窄彼此都有差异，互相不能替换。并且局中从总办到各员司等人，也没有精通制造技术的；对于制成的枪、炮、弹药等物是否合用，并不详细检验，也不分别优劣来决定取舍，只是制造完成后立即装箱发用。臣这次派员把该厂制造的器械，无论整件还是零件，都逐一详细考察，发现的毛病很多。这样大的工厂，每年耗费经费一百四十万两，而各种器械竟没有一件完善，实在可惜。至于员司冗滥、工作拖延、各项物品购价虚报、各厂用料浪费等种种积弊，又远不止这些。该地又是江海交通要冲，吴淞口内外各国兵轮不时聚集。上年该督臣原奏中曾说有‘疏于收藏的危害’和‘危险至极、值得忧虑’等话，能够在祸患发生以前预作筹划，可见谋虑深远。旧机器不够便利、旧办法不够完善，尚且不难购买新机器、整顿办法。

译至于旧址不好，而想寻找地势深邃、达到稳固要求的地方，那么该厂迁建自然不能停止。原奏又认为旧厂的各种器物搬运容易损坏，耗费也多，提出迁移旧厂不如另设新厂，这也确实是不可改变的意见。只是改建固然是正当的办理方式，选择地点尤其是重要谋划。查安徽湾▯地方，从芜湖江口进入内河向东南行七十里到达该镇，距镇四里有启发山，就是原先勘定的厂址。该地面积一千四十余亩，土质还算坚实，详细考察面积，也足够用来建厂。只是该镇地势稍低，每到夏季，山水冲下，直奔下游，市面上的积水约有四五尺深浅不等，低洼处几个月才退去，这是地势不合适的第一点。从芜湖到湾▯，河水涨满时约有八九尺，冬季水枯时只有一尺多，载重船不能驶入，这是运输道路不合适的第二点。机器工厂以煤和铁为主要材料，原先计划利用宣城煤矿，但该矿至今尚未开采；此外泾县、南陵等地虽然有煤矿，听说煤质不好，不适合机器使用，这是煤铁供应不便的第三点。运输船往来时，河边必须修筑码头；码头前的水又应当深而宽，以便停泊和转向。现在该处河道既浅，又是沙底，即使开挖，也容易再次淤塞，这是码头不容易修建的第四点。厂中材料和器件进出，必须有马路或铁路运输；现在距河四里以内，不是狭窄小路，就是高低不平的圩滩，如果全部填平，工程费用非常巨大，这是道路、轨道不容易修筑的第五点。有这些弊病，看起来该地不如湘东优越。湘东在江西萍乡县境以西，从湖北武汉逆江而上，经过岳州，进入洞庭湖，再经过湘阴、长沙，到达湘潭县所属的洙州镇，水路共九百八十里；从洙州陆行到醴陵，再从醴陵沿铁路到湘东，共一百五十里。如果从洙州乘船，经过湘河泺口、醴陵到达湘东，则共一百八十五里。该镇原先勘定的厂址名叫杨家场，后来又增备两处，叫作峡山口和朝天柱。峡山口面积约一千三四百亩，临河处地势稍低，水大时恐怕会被冲刷；朝天柱在峡山口以西，面积约六百二十余亩，土质还算坚实，只是比峡山口更加低洼。这两处都没有足以选取的条件。杨家场范围最广，大约可以得到平地三千多亩，三面以山为界，一面临水；从中心估算，距铁路约六七里。就此地的整体格局而言，它远离大江，深居内地，地势高而开阔，土质坚实凝结，界内房屋和坟墓稀少；除修建工厂外，隔山的剩余土地还可以扩充。东面临着大河，足以供工厂使用。它西北角的泉塘湾，泉水清澈，对于制造药品和使用汽锅也非常适宜。安源煤矿就在附近，距安源四十里，听说还有铁矿可以开采。从武汉到洙州，江河湖泊的运输路线四季都能通行；由洙州进入湘东河，虽然河水涨落没有定时，难免处处受到盘剥，但装载一二百石的船只也还可以往来。并且听说萍洙铁路在本年四月间就可以修成，这样陆路运输也还便利。具备这样的格局，自然比湾▯更好。只是其中还有几件需要斟酌的事：第一，湘东虽然属于两江辖境，但距离江宁省城和沪局太远，稽查很困难；第二，该镇山丘很多，层层环抱耸立，如果没有重兵驻守，防御就难以周全。只是处处设置防线，恐怕所需军饷数额必定很大；第三，铁矿还没有开办，是否能够使用，尚无把握；第四，萍醴矿路如果能够接通粤汉干路，运输当然比较便捷，只是这项路权中有没有▯▯▯葛，还必须详细查明；第五，该省地势偏南，向东北各省运输和使用军火，稍微感到不便。以上各项，都是原奏没有详细说明的；既然关系到工厂事务，就不得不预先筹划。这就是查明江南制造局应当迁建，以及迁建地点有利有弊的实际情况。臣私下认为，强国的举措首先重在练兵，练兵的关键，必须先使武器精良。军队贵在精锐训练，军械也以自行制造为宜；从中国的整体形势来看，绝不是一两个工厂所能满足的。在当前时局艰危之际，更应当谋求万全。奴才反复思考，谨根据目前情形斟酌拟定两条办法，恭敬地供圣明选择：第一，统筹全局的办法。各省军队现在正依次编练，所需新式军械比以前更多；如果没有南、北、中三厂源源不断地制造，恐怕所生产的军械难以适应需要而不至于枯竭。拟请在湘东目前勘察的地方设立南厂；再在直隶、河南等省中选择靠近山西煤铁且交通便利的地方，另设一处作为北厂；并以鄂厂贯通其中，用来补助南北两厂不足的地方。所需款项，南厂在五年之内，取用沪局节存的七十万两、江皖赣三省协济的三十万两，以及铜元一半的余利；北厂则从奴才上年奏请试办的八省土膏统捐款项中拨支，使各项款项归各项使用。只是按照原议购买、置备全套机器等项目计算，所需数额非常巨大，恐怕这些款项还不够。拟将两厂都按照全局的规模布置，但办理办法分别分阶段进行，先从枪厂、子弹厂、药厂着手。所制造的枪式，三厂都必须完全一致，不得有丝毫差别。

译等将来经费充足，再把炼钢、造炮等工厂逐渐扩充。南厂和鄂厂专门制造过山快炮，北厂专门制造陆路车炮，希望做到完备精良。此时同时随厂各设学堂，招集学生，聘请教师教导训练，借此储备工厂人才。这是通盘筹划的正当办法。第二，变通办法。湘东厂的厂址大致可以使用，只是距离东北各省稍远。如果南北两厂一时难以同时兴办，只能先办理急需的事情；又因为该地偏南，转运终究有许多不便，那么只有暂缓办理该处。另在江北一带选择地势深厚坚固、交通便利的地区，取其对南北各省都处于适中位置、可以兼顾，专门设立一个工厂。地段和规模仍须具备完整工厂的条件，但也只能从枪厂、子弹厂、药厂办起，这样所需经费较少，成功较快，制造项目较专一，也容易精良。其款项就按照原奏中筹款的一条，把拟建湘东新厂五年所需经费六百五十万两全部拨作这项工程的费用，应当可以够用；等办出成效以后，再添制炮、钢等工厂。像这样选择要务办理，虽然未必像两厂同时建设那样完备，但也不至于有顾此失彼的忧虑，这是求全不能时姑且考虑的第二种变通办法。总之，无论怎样建设，似乎都应当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这样比较有把握。海外各国凡是兴办一项大工程、建造一座大工厂，无不经过日积月累才完成，其办法大多如此。至于工厂事务责任极其重大，自然应当由专员督办管理，并由练兵处随时派员考察，以表示慎重。沪局除提存新厂经费外，每年剩余的洋税等款以及铜元一半余利，也还有一百多万两左右。应当把不急需的工作和闲散冗余的官员核实删减，将全部这项银两用于目前所需的各项事务，例如各种子弹以及炼钢、修船等项目，精心研究制造方法，暂时应付急需。等数年后新厂建成，到那时如何合并，再斟酌核定办理。只是新厂的设立事体重大，究竟怎样定议才较为妥善，奴才不敢擅自决定，应请下令政务处、练兵处会同妥议后具奏。至于枪炮的各种制造，原奏拟请仿照德国枪械零件少的特点，而采用日本枪六密里五的口径；行营、台船所用各炮，则分别大小口径，定为长身、短身等四种，按照地势加以使用，本来就是为了力求便利。只是查考枪支口径既然较小，子弹也会因此较小；如果没有击中要害，恐怕不能致敌人于死命。听说各国枪支的口径彼此不同，除日本外，都比这一规格大而不是小。并且德国枪曾经把口径改为七密里，后来又恢复七密里九的旧式；它反复改制，自然不是没有原因。快炮是摧毁坚固目标、打击远处目标的器具，它的身长、口径以及重量大小，对武备尤其重要，考订越详细越好。以上两项，拟请一并下令练兵处详细考察核验，妥善拟定统一成式，奏请钦定施行。所有奴才遵照旨意查明江南制造局工厂是否应当迁建及各种情形，谨恭敬地上奏陈述，恭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按：这份奏折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上奏，十九日得到朱批：政务处、练兵处议奏。（交议以后，主持政务的各位大臣都极力赞成原奏，由同事许稚筠观察秉琦起草议覆，最终因为时事纷扰、款项匮乏，新厂的设立竟未能实行。） ● 卷三 礼部的设置，起源于虞廷的秩宗；到了成周设置春官，职掌才完备，后来历代不时有所沿袭或变革。自隋代确定名称为礼部以后，一千多年都没有改变。宣统三年，大力推行新政，才开始裁撤礼部，把旧时的行政事务分别隶属于内阁、民政部、学部、理藩部管理；另设典礼院，专门掌管朝会、祭祀等典礼，并把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寺的事务并入其中。其官制为掌院大学士一人（下旨时只称掌院学士）、副掌院学士一人、学士八人、直学士八人，下设总务一厅以及礼制、祠祭、奉常、精膳四署。我原是三品京堂候补官员，因蒙受恩典而冒昧担任直学士一职，只是品级尚未确定（当时正在商议改品为等），所以仍领取原任陆军部左丞的俸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