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台湾在当时与内地远隔重洋，有黑水、风涛、沙汕等险阻，不是人迹能够到达的地方，但仍然不能放弃；放弃它就会被认为不便利。至于今天的蛤仔难，则比台湾更加接近。水陆相连，并没有遥远隔绝的形势，而我国百姓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有数万人，开垦的田地数不胜数，却在那里叹息，希望成为盛世的百姓而不能实现，这难道不是令人同情吗？何况杨太守进山时，百姓拦路攀住车辕，就像儿子拜见父母一样；百姓的情形也由此完全可以看出来。作为官长，放弃这数万百姓，让他们率领父母子弟，永远成为拖欠租税、逃避赋税、私自贩运、偷运货物的人而不加过问，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放弃这数百里的肥沃土地、田舍和牲畜，使它们成为天家租税无法征收之地，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百姓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争斗；居住在那里的人中，漳、泉风俗不同，闽、广禀性不同，却任由他们彼此争斗杀戮、自生自灭，像没有听见一样，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况且这数万人中，如果出现一个雄强狡黠、才智出众、桀骜不驯而不安分的人，出来驾驭众人，势力根深蒂固，却不知道把他视为我国疆土和我国土地的祸患，这是不可行的第四点。蔡骞在一旁窥伺，朱濆四处钻营求取，一旦与当地势力勾结，就会借兵给海盗、给盗贼运送粮食；这是不可行的第五点。况且那里地势向南通往淡水、艋舺十分便利，向西渡过闽安、五虎十分快捷，砍伐树木堵塞道路来巩固自己又十分险要；倘若被贼人占有，台湾就会有近在眼前的祸患，而祸患也会波及内地；这是不可行的第六点。如今官府虽然还没有开辟治理，但百姓已经开辟了那里，水陆往来，树木被砍，道路已经打通，唯独政令不能到达；奸邪凶恶之人把那里当作逃亡藏匿的地方，官府的追捕和征敛都到不了；这是不可行的第七点。这七点，仁者会加以考虑，凭借不忍之心来处理；智者会加以谋划，把它视为预见先机的智慧；归根到底，都是说放弃土地、放弃百姓不是良策。有人却说：『台湾虽然归属内地，但在官府管辖之外的地方都是番人的土地，还给番人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争夺并占有它，来增加地方事务，这就是不合适。』他们不知道，如今在蛤仔难占地耕种的已经有数万人，必须把他们全部收归内地，禁止海盗再前往，然后才可以说是还给番人，才可以说是无事。否则，官府想要安于无事，百姓和海盗却都做不到。这不是百姓喜欢惹事，而是户口日益增多，有肥沃的土地却不去耕种，形势上不可能做到。也不是海盗喜欢惹事，而是我们放弃了土地，海盗本来就会来夺取；我们放弃了百姓，海盗又会来夺取。所以，如果今天蛤仔难可以放弃，那么过去的台湾也同样可以放弃。过去之所以保留台湾，本来是认为设置郡县以后，让我国百姓充实其中，让我国军队在外面防守，使番人有所依靠，使海盗失去盘踞之处；所谓安于无事，就是这个意思。今天的蛤仔难也同样如此。有人又说：『蛤仔难的百姓长期没有受到王化，他们的内心难以测度，突然想要驾驭他们，恐怕会产生祸端。』这话确实有道理。君子做官，所需要的不过是仁与智两点。智者考虑事情，不只看一天，而要考虑百年；仁者用心，不只求自身安逸便利，而是要有益于百姓生计和国家大计。倘若恭敬办事、爱护百姓，蛤仔难的百姓就是尧舜的百姓，哪里会有什么祸端？杨太守进入蛤仔难时，欢呼声震动大地；要征召他们为义勇，他们便全都跟随；要搜捕凶人，他们便把人捆来献上，怎么能说他们长期没有受到王化呢！如果有人只图自身利益，不通晓时务，或者委任使用了不合适的人，让土豪奸吏从中把持、徇私，那么开启祸端就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件事如果不是才德出众的人，就不能同他谋划。

译一个地方的开辟治理，必定要有能干的人在其中筹划。有人把自己的见解落实到事务中，最终建立了显著的功业；有人只是提出见解而当时不能采用，后来最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这些都成为这个地方的文献。自施靖海以后，善于筹划台湾事务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陈少林、蓝鹿洲二位公，可称为筹划台湾事务的宗师。当康熙年间，彰化、淡水还没有设置官府，政令和巡防向北只到斗六门为止；有时到半线，扼守要地，但不越过诸罗辖内二百余里的地方。自半线向北直到鸡笼，七八百里土地全都荒废弃置，也交给番人；即使台邑的罗汉门、凤山的琅娇，也都排斥在治理之外。当权者犹豫畏缩，只求苟且安稳，多次制定划地自守的办法，虽然口头上说禁止百姓侵入番地，实际上却是在包藏奸邪。所以陈少林撰写《诸罗县志》，慷慨地写下议论。他说：『天下有宏大通达而又深切的谋略，世俗有时认为困难便不肯去做，有时认为迂阔而认为没有必要去做；事情开始时本来很容易，却不去做，后来才认为非做不可而去做，劳苦费用已经增加到原来的十百千万倍了。明代初年，漳州、潮州之间有深澳（就是今天的南澳），泉州所属有澎湖，当时都迁走当地百姓，使之成为废墟；并且堵塞南澳的入口，使船只不能进入，是担心岛屿险远，劳累军队而耗尽粮饷。到了嘉靖年间，倭寇进入南澳，澳口重新通行，巨寇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先后占据那里，两省因而疲敝，朝廷于是设置副总兵镇守。直到今天，它已经巍然成为一个重要军事重镇。澎湖也曾是林道干、曾一本、林凤的巢穴。万历二十年，传来倭寇侵扰鸡笼、淡水的消息；当时认为澎湖距离那里很近，不应坐视而失，于是设置游击镇守；直到今天，它也已经巍然成为重要重镇。假使当初设置险要据点加以拒守，那么南澳就不会使闽、广军队疲惫，澎湖也不会成为蛇虫猪狗般盗寇的巢穴；倭寇不会深入，海盗也不能偷偷占据漳、泉各郡，未必会遭受像过去所说的那样惨重的祸患。如今从半线到淡水，水源丰富，土地肥沃，许多港口四通八达，仍像藏在璞石中的玉；流动迁徙的人前来开垦，船只往来，也已经知道它确实是玉了。而鸡笼是整个台湾北部的锁钥，淡水是鸡笼以南的咽喉，大甲、后垄、竹堑都有险要可以凭据，却习惯于眼前的安逸便利，不谋划长远的根本计策，难道要增设县邑、增加防守驻军，使山海险要松弛而没有防备，非要等到亡羊之后才开始修补羊圈吗？南澳、澎湖过去的事情，已经可以看到了！按照少林的这番论述，其情形恰好与今天相似。今天的蛤仔难，就是过去的彰化、淡水；只是那时海上还算安宁，如今海盗交错盘踞，天天在其中窥伺，其形势就更加紧迫了。又有蓝鹿洲呈给巡使黄玉圃的诗说：“郡东万山之中，形势如罗汉门。里面地势开阔平坦，可以容纳几十个村庄；雄踞南北交通要道，奸人盗匪频繁往来；近来成了逃亡者的聚集处，大家商议要把它废弃，使之变成荆棘丛生的荒地。这里田土肥沃，山林木材利于砍伐；迁移百姓、搬运财产、修建住宅，驻兵防守也争论不休。为什么不设置屯田驻军，让守备军巡逻？左边抚扼冈山的后方，右边堵住大武的后方；既可清除盗贼巢穴，也可平靖野番的骚扰。府治有了屏障，彼此相依，就像牙齿和嘴唇一样。”又说：“诸罗是方圆千里的县，内部相当于一个省。万山依凭着天险，许多港口通向大海。广阔的原野一望无际，百姓和番民都在喁喁相议。上面一声呼唤，下面立即响应，来回往返要经过整整一个月。如果不分设县治管理，祸患将无穷无尽！南面划定虎尾溪，北面据守大鸡笼。假使把县治设在半线，再增设游击、守备等武职；健壮士卒足有一千人，分派到各汛地扼守要冲。台北不再空虚，全郡的形势自然雄强。” “这是平定海疆的上策，却因犹豫而耽误了你们的父亲。”又说：“凤山东南边境，有一处地方叫琅娇。那里的海湾可以通行船只，山后连接着崇爻。土地宽广平坦，又平原肥沃，气势也雄伟强盛。这里过一百年后，建县也不必‘燋’〔原字疑有误〕。近来因为地势险阻而被弃置，断绝人迹，长满蓬蒿。既然有利，怎么可以断绝？番民如果相互招引，这里不让百姓居住，就会成为盗贼的巢穴；荒远之地无人过问，盗匪就会聚集并藏匿其中。为什么不分设汛地和弁员，遥相戒备一方？”这三首诗所陈述的利弊，也都与今天相似，因此全是前人的经验教训。而且，治理的方法，只在于看百姓的需要；百姓趋向的地方，不可以放弃。土地肥沃，足以容纳众人；地势险要，足以藏匿奸人，台湾大体就是这样。像蛤仔难这样的地方，还应当逐步开发经营；这件事并不只限于蛤仔难。然而自古以来，苟且偷安的人很多，难道要把那些焦头烂额的祸事留给后人承担吗？这哪里是为百姓、为国家着想呢？附：泉漳治理方法论 考察原因 了解困难 任用差役 运用羞耻心 械斗 掳掠、拘禁 抗拒官府、拒捕、夺取犯人、杀害差役 亲自接近百姓 尊重士人 论治辖境内的南方狱讼事件 考察原因 高明的医生诊察疾病，总要查明病因；不除去导致疾病的原因，就不能谈论治疗。泉州、漳州的百姓，性情极为拙直而又容易发怒。拙直，就昏暗于利害得失，不能作长远谋划；容易发怒，就不可随意触动他们，一旦被触动，受到的压抑又少，于是就会暴烈地发作。百姓受到压抑，就到官府告状，这是形势所必然的；可是告到官府后，官府不能治理，便说是犯人不到案，因为他强悍而无法捕捉；即使捕到了、到案了，又有人行贿，官府也不能秉公处理。百姓于是认定，既然官府不能捕人，那我就自己去捕；于是便有了掳掠拘禁、私刑拷打、打死灭尸等事情。百姓认为既然犯罪而官府不能治，那么即使打死人、毁尸灭迹，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不久大家相信了这一点，打死人、灭尸的人可以不到案，到案后也可以行贿免罪；于是众人纷纷仿效，渐渐形成风俗。大家认为，自己受到的压抑可以借此发泄，即使倾家荡产拿钱行贿官府，也没有怨言。等到事情牵涉乡里时，便往往聚集众人、联合同族，私下互相侵伐，因此发生械斗。械斗而死伤人数恰好相等，还可以由居中调解的人说和解除；如果我杀了他们两个人，而他们杀了我们三个人，就一定再次约集众人，说这是为了保持双方的公平。捕捉犯人、施刑拷打来伸张受到的压抑，杀人抵命来维持公平，本来是人心和天道所认为当然的事；只是官府不能做到，于是百姓便把这种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唉！这就是掳禁、灭尸、械斗发生的原因。能够除去这些原因的，才是良吏；有了善于治理的人，然后才可以谈治理的方法。先有治理的人，才有治理的方法，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如今械斗的习气日益盛行，如果不加以惩治，田园荒芜的人将数不胜数；那么国家日后的正供又从哪里筹办呢？百姓敢于杀人，贫困而做盗贼，就会进行抢劫杀人；如果不幸又遇到水旱灾害和荒年，那么械斗的本领就会变成作乱的本领，地方所面临的忧患将更加严重。希望仁人君子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这就不只是治理械斗而已了。

译了解困难 罪犯不能捕获，上面就无法施行刑罚。困难不在于用刑，而在于施政的方法。杀人者抵命，按照古代制度本来就是如此，即使蒙昧无知的孩子也知道。若杀人而不抵命，就是国法不能实行；天下这样大，动乱很快就会接踵而来。如今泉州、漳州杀人的案件，全都是不抵命的；械斗中杀人，只是双方互相抵偿，并不是由国法来抵命。因掳禁而死的人，上面向官员行贿，中间向吏胥行贿，下面向死者亲属行贿；验尸时便说：“伤势不是致命伤，是跌打而死，或者是服毒而死。”死者亲属写下供词，案件据此审定，就没有被人上诉的忧患。于是县官把命案变成了谋利的渠道。官员不收贿赂，就缉捕不到凶手，反而先要承担责任；百姓便自己去买通死者亲属以求免事。官员没有缉捕的能力，也乐得死者亲属不再催逼罢了。既得不到钱，百姓的冤屈仍不能伸张，胥吏差役都感到失望，所以廉吏很难做。倘若死者亲属不肯受贿，便上诉到监司；监司反复批示发牌，纸张墨水都用尽了，事情却已经结束。更严重的，就调动营兵，召集军队，大张旗鼓地称为“会拿”。文武官员全部集合，直接驱兵长驱而去；声势所到之处，鸟兽般四散逃走。无辜的人扶老携幼，哭声遍地；军役一到，乡村便空无一人，纵火烧毁房屋，夺走剩余财物，吃光他们的鸡和粮食，事情也就永远结束了。到了“会拿”这种地步仍抓不到罪犯，即使督抚也知道泉州、漳州难以治理，却不知道这并不是泉州、漳州本身难治。官员不接受贿赂，胥吏差役就会失望；这种弊病没有一处不是如此。做官而得到百姓称誉的人，大多会遭到胥吏差役的诽谤。百姓离官员远，胥吏差役离官员近，他们必然想尽办法迷惑官员，直到把官员陷害成受贿的官员才肯罢休；所以廉吏是可以做，却很难做下去。只有谨慎选择这些人，用善道教导他们；官员身边的亲随以及吏胥中，如果有几个人爱好善行而不贪婪，就可以任用他们共同办事，这实在是移风易俗的重要办法。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还不如姑且承受他们失望后的诽谤，反而更好。任用差役 过去负责缉捕的是健役，如今负责缉捕的是民壮。健役只有几个人，民壮却有几十人。人数一旦达到几十，就必须用统领军队的方法来管理。因此，治理泉州、漳州的官员，不能不懂军事。军队从来没有不经过训练就可以使用的，也一定要亲自训练之后才能使用。训练他们，不只是训练技艺和勇力，还要训练他们了解我的性情和法令。我的性情像铁一样坚定，法令像山一样不可动摇；要让他们了解并相信这一点，使他们像手臂听从手指一样听命。二十个人如果能如同一人，就可以治理一个县；四十个人如果能如同一人，就可以治理一个郡。得到四五十名民壮，就可以在泉州、漳州两府之间纵横行动，缉捕凶犯没有抓不到的。具体办法是：县里不可超过三十人，郡里不可超过五十人；超过三十、五十人，就不能按道理统率，也没有什么用处。泉州、漳州的百姓虽然极其顽强，却也极其驯服；虽然极其强悍，却又极其拙直；受到激发就容易变化，犯了罪又会明显知道害怕。得到一个廉洁公正的官员，审察时机加以利用，就没有人敢抗拒。马巷是泉州险要的县邑，冯别驾养了几十名民壮，当地因此安宁，这就是明显的验证。军队若没有经过训练，或者不是由自己亲自训练，即使只有几个人，名将也不能驾驭。如今那些纷纷举行的“会拿”，民壮几十人、会合的营兵几百人，喧闹着出发，颓然地回来；只是徒然伤害良民，没有看到任何益处。军队不怕将领，就必然会怕敌人；贪图财物，就不会作战，这是一定的道理。将领没有法令，谁知道有什么可怕？既有夺取赃物的利益，又没有死伤的忧患，他们当然乐意这样做；于是就会趁乡民逃走之机占据他们的房屋，搜掠他们藏的财物，抢夺饮食，占用厨房、灶台、房屋和床铺，吃饱后躺下；有人来就把他吓走罢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况且军队不是可以轻率试用的，如今的官兵只是养着空有声势的锋芒，实际上并不能使用。如果动不动就试探他们的锋芒，却一个凶犯也抓不到，既得罪平民，又让那些作乱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可怕，于是便肆意妄为、毫无顾忌；流寇的祸患将迫在眼前，这才是值得忧虑的事。只有善于使用民壮的人，实际上具备用兵的力量，却没有用兵的名义；兵威仍然潜藏而不泄露，民壮只承担差役。因此，善于筹划泉州、漳州治理的人，一定不会采用“会营”的办法。缉捕凶犯不用“会营”，即使捕盗时营伍全部出动，也不过是吓唬盗贼使其逃走罢了。用兵的机密不应让敌人知道，难道如今这样喧哗着出动就能抓到盗贼吗？养民壮就必须按治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凡是妄自取用民间物品的，定罪而不赦免。这样百姓就不会疑虑官府，官府也就能得到民情；得到民情，就没有不能得到盗贼情报的道理。有人或许担心，民壮中难免有恶少充数，养他们反而会给百姓带来危害；然而岳忠武收编的盗贼士兵后来就成了精锐部队，关键只在于上位者如何驾驭他们罢了！运用羞耻心 《传》中说：“知道羞耻，就接近勇敢了。”又说：“使用人的勇气，要去除他的愤怒。”羞耻产生愤懑，愤懑产生暴烈，这正是泉州、漳州百姓的情形。只要转移他们的心理，就可以使他们用来行善；关键在于上位者要能够除去他们的蒙蔽，并加以激发，使他们奋发起来。他们喜欢逞勇斗狠，触犯大忌也不躲避，是因为以受人压制为耻，想要设法胜过别人。形势被别人压制、利益被别人夺走，就觉得内心无处容身；他们愤怒到不顾性命，甚至还会彼此帮助起来，这难道不是羞耻心所激发的吗？可惜他们感到羞耻的，仅仅是地位和利益。地位被压制、利益被夺取，只是在一时之间怯弱罢了，道理仍有伸张的可能。至于杀人犯法，那就是在道理上输给别人；等到被列入乱民之中，姓名被列为凶犯，和囚犯、差役同列，和逃亡的罪犯同类，为什么反而没有羞耻心呢？况且杀了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你的父亲；杀了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杀你的兄长，这和自己杀自己有什么不同？他们认为“我能够杀他”，以为自己的势力因此胜过别人，却没有想到对方也会杀掉自己；这样其实从未胜过别人。还有些人因争夺利益而动手，所争的利益还没有得到，所花费的钱却已经是利益的十倍。早晨械斗杀人，晚上就聚集钱财拿去供养官府；兵役因愤怒而抢夺他们的财物，胥吏坐在那里把钱财吃光，招摇撞骗的人又欺诈他们，把钱财骗走。能够把钱送到官府买罪免罚，已经算是幸运了。他们平日把一文钱看得像性命一样重要，一旦受到欺骗、讹诈，却把钱像泥沙一样丢弃而不知道羞愧。唉！为什么竟不能因此感到不平而发怒呢？可惜没有人斥责他们是乱民，称他们为凶犯，把他们列在囚犯名册上，揭露他们逃亡的罪状，标明他们杀父杀兄的恶行，宣布他们受欺受诈的事实，使他们惊惧不安、羞惭难堪；把他们原本无地自容的心理转移过来，使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感到羞耻并因此发怒。

译仁人君子用心治理，才德出众的良吏循吏，面对这种情形，难道竟然没有办法吗？禁止不行，就用威势；威势不行，就劝谕；劝谕仍不能停止，就激发他们，这种风俗是可以改变的。首先要把道理讲明白，亲自带头；再多方完善方法启发他们；长期以诚意感动他们；用痛切的话激发他们；根据他们已经明白的道理加以疏通；触犯他们所厌恶的事情来刺激他们；劝策家长打开局面；训导生员推行教化。于是用乡约聚集乡人，以宣读法令使他们的气势平和。划分东西南北各乡治理，也可以借征收赋税的便利，每到一个乡，必定召集当地老幼，分别加以劝导和惩戒；言语不要迂曲，意旨要专在激发他们。对于应当劝勉的乡里善人，就在祠堂中为他们荣立匾额，征收赋税时减免其陋规；对乡中年高有德者给予赏赐，对衿生、监生以隆重礼仪优待。对于应当惩罚的乡里顽劣强悍之人，就剥下其祠堂匾额以羞辱他们，把他们作为囚犯和差役的姓名写出来张贴在墙上，把他们逃亡时的形貌画出贴在墙上，并散发张贴到邻近乡里的集市；强宗大族中的生员，就使他们在科举考试中遇到困难。我担心他们乡里的人一定会因此感到羞耻并且愤怒。不过，这还不够。程子说：“一个最低级的命官，如果确实存有爱护万物的心，对人的内心总会有所帮助。” 这句话说的是存心。只要内心确实存有这种心意，就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宜的办法，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如果内心没有这种心意，百姓还能得到什么幸处呢？衣食富足之后，礼义才能兴起；如今械斗日益严重，百姓日益贫困，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运用羞耻心的了。我私下认为，应当查明那些长期作恶的人，先除掉他们造成的祸害，使百姓乐于从事生产；百姓乐业之后，才可以激发、劝勉他们。械斗 有因为积累的怨恨和深仇而械斗的，也有因为某个事端引起冲突而械斗的。他们械斗的原因不同，治理的方法也不同。因事端引起冲突的，祸患较浅，治理应当严厉，依法处置也必须严格；积累怨恨、结下深仇的，祸患较深，治理必须缓和，依法处置也应当宽大；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地方。像泉州的同安、漳州的漳浦，仇家彼此纠结，往往持续了很多年。杀父、杀兄的仇恨，到处都有。甚至有人刨毁仇家的祖坟，连挖数代祖先的坟墓，挖出尸骨拿到市场上出售，题名为“某人第几世祖的骨头出售”；把尸骨陈列在集市上，让众人围观。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不是国法所能制止的。治理这种事，催逼他们没有益处，依法处置又难以合乎情理；抓到一两个人加以诛杀，往往与他们的罪行不相称，而祸患也不会停止。唉！这一定要靠长期积累诚意去感动他们，流泪劝导，使他们惊惧、彻底悔悟，忧愁惭愧得不知眼泪从何而来，然后再用恰当的方法处置，或许才有希望。这不是德行浅薄的人所能做到的。至于因事端引起冲突的，往往是为坟地、田地、水利、粮食等利益一时争执，又被恶少因羞辱、愤懑、怨恨和恼怒激成，并没有深厚根由而难以停止。只要果断处理而做到公平，仇怨就可以化解。如果处理稍微迟缓，流毒已经加深，形势就难以很快解除；严厉处置，使人知道忌惮，这种风气就可以平息。这是居于上位的人应当尽心办理的事。治理的方法，在于平日讲解劝谕，在事变将要萌发时尽力遏止。事情已经发生，就要严惩首先挑起事端的人，并严格追究家长的责任。这里所说的家长，就是衿生、监生。恶少滋事时，往往是一时愤怒，挥拳袒胸，甚至投石拔刀，仓促间就动手，家长来不及知道，也无法制止。等到大规模械斗，就一定会聚集在众家祠庙，凑集钱财，排列器械，设置厨房让同伙吃饱，燃放炮竹显示威势。这时作为家长的人只要说一句不答应，事情一定会被阻止；只是他们受到党羽势力强弱的影响，内心有所偏向，委曲迁就恶少的意愿，这就是家长的罪过。严格追究而不宽宥，生员、监生顾惜自己的私情，即使受到恶少逼迫，也会多方争执，事情的势头已经削弱大半。过去谢金銮在南靖任教谕时，南靖百姓中有同姓的人在城邑械斗，教谕因此忧虑得停药、不进食、夜不能寐，于是把全部生员、监生召来劝谕。势力较弱的一房叩头认罪悔过，把挑起事端的人捆起来送到县官那里。势力较强的一房却不这样，多次传唤也不到；查明后才知道，他们正聚集在公所，吃饱饭，修治器械，放炮示强，炮声连续了两天。于是便拟具文书，详细列名革去二名生员的资格，训诫七八人；革除资格的文书已经拟好，众人才互相带头跪拜叩首，满地叩头，愿意平息事端并自行受罚，准备为明伦堂砌筑泮池的石栏；又请延山长戴明经来监督此事。那一房中较弱、较早悔罪的人，便裁写联句加以褒奖，不予处罚；他们也背着畚箕、铁锹前来相助。这难道不是贤明县令把法令明确展示给众人所能达到的吗？做官本来应当爱护秀才；只是对于械斗一事，严格追究秀才的责任，正是为了尊重秀才，使他们成为推行教化的开端。论到械斗，应该严格追究秀才的责任。如今乡僻之处文风日渐衰落，有上千上百成年男子，却没有一个秀才。又有同姓分成强房、弱房，秀才即使属于弱房，也不敢干预强房的事情。所谓家长，善良的不足以约束恶劣子弟，奸猾的反而乐于制造事端以谋财。治理械斗，似乎应当先治理这些家长：善良的，就尊重并运用他的权力；奸猾的，就惩治他的恶习。有挑起事端的人，让他向官府报告；不受家长约束的恶少，也允许家长自首。若不向官府报告、不自首，却轻率地参与械斗，就要加重对他的责罚，这样或许家长就能发挥作用了。又有些地方有社而没有家长，各自械斗。如廿七都蔡坂一社，沈、蔡两姓联合乡里械斗，杀人、掘坟，直到如今八、九年还没有停止。问他们械斗有什么乐趣，其实是痛苦而不是快乐；问为什么不平息事端，是因为没有家长；问为什么不推举一家长来主持此事，是因为衙役要贿赂，人命官司也要贿赂，案件还没有了结，家产已经耗尽在械斗上，没有钱来办理此事，也没有人敢干预此事。像这样的械斗，治理械斗的人又应当通晓情况，灵活处理了！从前的械斗，结社还少；如今各处没有不结社的。凡是某社发生械斗，同会的人一定拿着器械出来帮助，因此牵连的人越来越多。有些恶少喜欢械斗，听说同姓的人发生械斗，便拿器械去帮助；甚至有挑起事端的人想要平息事情，而前来助斗的人却不肯停手，这应当预先严加禁止。凡是拿器械助斗的人，死了也不得索债、索贿，这种风气或许才可能改变。又有延请惯于作盗贼的人，借助斗的名义把他们请来，更应当严厉惩治。

译泉州人的械斗按乡来斗，漳州人的械斗则按姓来斗。按乡械斗的，比如两乡相斗，以土地分界东西；靠近东边的帮助东边，靠近西边的帮助西边，牵连有时达到几十个乡。按姓械斗的，比如两姓相斗，远乡的同姓人也必定受到牵累；既然受到牵累，也各自械斗，牵连同样能够达到几十个乡。至于漳浦的红白旗会，则接近泉州人的情形。究其根源，按乡械斗的，必定由大族带头；按姓械斗的，必定由大姓带头。因此治理大族、大姓，应当更加用心。掳禁 有借掳禁来勒索的，有借掳禁来发泄仇怨的，有借掳禁来施行劫持控制手段的。勒索的人是要钱财，报仇的人是要发泄怨恨，劫持控制的人是要取得他们所争夺的东西。勒索是强盗的行径，他们在路上侦察那人的子弟，拦截并抓住他。更严重的，深夜纠集多人，点着火把、拿着器械，砍破门户闯入他家，把那人掳走。过了一两天，有人来告诉他家说：『掳走你儿子的人，我知道他藏在哪里；拿出若干金钱就可以赎回。一定要某人亲自带钱前往，才可以；不是某人，即使钱已经备齐，也不赎人。』这个某人，是本县忠厚的长者，而且家境富裕；他平素不与恶人交往，害怕而不愿前去。他家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他家中号哭、哭泣、叩头，请他同去；恭敬地带足数额的钱，果然把人赎回来了。假如迟一两天，报信的人又会来，说已经截断了他儿子的一根手指，以表示事情紧急；再迟一两天，又会截断一根手指。钱不够，就一定急忙变卖家产。某人不来，就一定急忙请求他，而某人又怎么能坐视那孩子死亡而不救呢？等孩子已经回来，难道不想向官府告发吗？一旦告官，官府必然牵连某人；官府不能捕盗，却一定会急于追究某人。盗贼还没有抓到，忠厚长者的家产已经破败了。像这样的事情，漳州很多，赃款都以千计；善良的人含冤受压，盗贼横行。对于真正的勒索案件，官府全都不知道，便说是因为百姓不告发。至于因掳禁勒索而告官的，多半出自结仇的人家。两姓相互愤怒争斗，平素已有嫌隙，于是互相掳掠；无赖之徒便借此牟利，有时掳财，有时掳人。把人掳来使其受困受辱，同时也勒索钱财作为赎金。赃物并不多，意图在于侮辱对方，只是为了发泄仇恨罢了。这类事情泉州最多，安溪尤其严重。若落入无赖手中，就和劫盗没有区别。安溪赤岭有几家因掳抢勒索而致富，林员、林茂之流就是这样的人。这些人被控告的案件以百、十计算，而县官不能治理；赤岭道路阻塞不通，至今已有五六年。附近村庄到县城去的人，都要加倍赶路，绕道前往，正是因为林员、林茂之流还没有被捕。这种事情起初是出于仇恨，最后却成了勒索。至于因坟墓、田地、树木之争到官府诉讼却没有得到审理，以及拖欠租税、债务的人倚仗强势不肯归还，于是便把人掳来私下拷打，这就是施行劫持控制之法。即使是绅士、富民之家，也常常这样做。这种做法大多会导致人死亡；但双方也会互相掳人作为报复。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仇恨之事。掳禁的祸患，这是最初的起因；治理它的人应当首先严格禁止。应当切实晓谕他们说：『强行争夺坟墓、田地、树木，拖欠租税、债务不还，罪名是较轻的；掳人并私下施刑，罪名是较重的；导致人死亡，罪名就更加严重。你想治理那人的小罪，自己却陷入大罪，那么你所受的冤屈最终不能得到伸张，官府将舍弃追究他的罪而来治你的罪，这对你最不利。你这样做，是因为告到官府却没有得到审理，事情得不到公断。既然你能够把他掳来捉住，不如直接把他送到官府，交给差役办理，官府自然会替你治他。这样你没有掳禁的罪名，事情又能得到公断，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利呢？』百姓没有不愿意听从的。然而一定要迅速判决，并且持守公平。如果只是把案件交给班馆，任由胥役借机吃拿，拖久了不办理，那么百姓仍会觉得私下捉拿施刑反而更好。治理劫持控制最容易，也应当最先治理；仇恨械斗稍难；勒索危害最大，而治理起来最难，并且是因为百姓大多不告发。唉，哪里能得到仁人君子，专心为百姓办事，连不告发的案件也一并治理呢？只要明确政令和刑罚，这三种事情都不用特别治理也会自行平息。近来械斗蔓延，极多是从掳禁开始的；这是无赖之徒借端生事造成的祸害。假如陈姓和王姓械斗，陈姓的恶劣子弟遇到王姓的人，没有不掳掠的。不论是隔乡还是隔县的王姓人，他们都只说：『你们王姓和我们陈姓有仇，我不会放过你！』王姓的恶劣子弟掳掠陈姓人，也是这样。他们也明知所掳掠的人并没有罪，意图只是夺取他的财物。又有其他姓氏的恶劣子弟借端帮助陈姓、王姓，遇到人就掳掠；还有两姓的人想械斗而尚未械斗，旁人却先在路上拦截掳掠，逼迫他们械斗。恶党日益增多，良民受到困顿压抑。治理械斗的人如果明确发布禁令，抓住这些借端生事的人治罪，就不必担心械斗蔓延了。勒索案件没有人告发，械斗致死的案件近来也多没有人告发；并不是不想告发，而是贫穷并且破产，已经没有钱财可以用来告发了。官府不急于治理械斗，转眼间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告发也没有用。有些有力量告发的人，又不告发真正的凶手，反而告发那些富有而懦弱的人来图利；于是使杀人者可以逃脱罪责，而善良的人蒙受冤屈。这样，杀人者更加敢于杀人，告发也不能解决械斗。唉！富民的钱财被差役装满了口袋，而贫民因械斗死亡，有时还要把棺材停放不葬，希望官长或许前来查看验尸；可是官长不了解实情，反而惊诧其刁悍到了极点，连脚都不愿踏入那个地方。唉，真是可怜！大族的恶棍在路上拦截抢劫小姓的人，小姓的贫民不得不外出谋生，又害怕触怒他们，因而没有人敢告发。抗拒官府、拒捕、夺犯、杀害差役 抗拒官府、拒捕、夺犯、杀害差役这些事情，泉州、漳州的百姓具备这样做的条件，却绝没有这样的心思。既然绝没有这样的心思，就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但偶尔有这种事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有原因的。

译官府不能持平办事，百姓已经习以为常了，不敢发怒；官府接受贿赂，百姓更是习以为常，不但不敢发怒，而且早晨刚被定了罪名，晚上就已经凑集钱财等候了。官员下乡时，带着民壮、胥吏、差役、皂隶、跟随、轿夫，合计人数多的有一百多人，少的也不少于七、八十人。他们的饮食起居，全都取给于百姓；出发以后，又把百姓供给的各种物品和财物全部夺走，百姓不是敢于吝惜，而是不敢吝惜。然而只要官员不接受贿赂，决心缉捕凶犯，即使把犯人拘押起来，胥役、皂隶任意劫夺，百姓也不会怨恨。官员既然收了贿赂，就一定会替他脱罪，即使剩余赃物还没有交完，也不能再拘押此人、任由胥役劫夺。假如还有这样做的，变故立刻就会发生。招致这种祸患的有两种人：贪婪而没有满足、暴虐而不能停止的人，这是第一种；鄙陋而笨拙、昏暗而腐败的人，这是另一种。贪婪暴虐者，祸患由他自己造成；鄙陋卑劣者，祸患由手下人酿成。除去这两种人，即使是污吏，也不会给泉州、漳州的百姓带来祸患。天下即使是不合乎法度的事情，也必定有情理可说。强盗如果抛弃情理，尚且无法成为强盗，何况官府呢？如果超出情理之外行事，使人痛心，就将无所不至。乌喙是杀人的毒物；明明知道它是乌喙，却拿它给人吃，导致人死亡，然后说：『这是乌喙的罪。』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早晨刚被定了罪名，晚上就能凑集钱财等候，这是乾隆、嘉庆年间的百姓。如今稍有小小的愤怒就械斗，无赖之徒乐于借此牟利，善良的人却屡屡破产倾家。富民迁居城市，也免不了被凶恶之人指使告发。土地贫瘠、百姓贫穷，于是有因凑不齐钱财，械斗也因此不能平息的情况。作为百姓父母的官长，为什么要迷惑于身边人的话，听任百姓像婴儿一样互相残伤呢？亲民 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懂得怎样亲近百姓，就可以做县令了。因此他看待百姓，常常像看待自己的家人、妻子儿女一样。一天不见他们，就担心他们寒暖、饥饱是否失时，出入起居是否谨慎；遇到丑恶之事，就担心他们发生争斗；从事职业，就担心他们荒废本业。同时也要让百姓看待县令，常常像看待父母、家长一样。县令一天外出游行，百姓就一定仔细了解他的行踪，担心他行走时失去扶持。兴办一项劳役，就担心给长者带来忧虑；遇到一件难事，就害怕使长者忧伤。岁时伏腊，得到饮食美味，也不会顾不上父母、家长而叹息。唉，这样就可以做县令了。如今做县令的人，征收钱粮、缉捕盗犯时一定亲自下乡，这还不是日常应有的做法。然而如果想亲近百姓，本来不必等到征收、缉捕时，也仍然必须按时到各地巡视。宣讲圣谕，讲解乡约，把辖区分为东、西、南、北，按时巡历。轻装骑马，减少随从，带一顿饭、一箪食、茶炉、酒榼，到了地方就召集父老交谈，说明百姓的疾苦；替耕田的人督促农桑，替读书的人订正句读，附近村庄的衿耆也都跟随前来。这样没有官府召集会面的劳苦，却有家人、妻子儿女相处的快乐。那么当地风俗是淳厚还是浇薄，生计是丰足还是贫乏，子弟是贤能还是不肖，全都在我的心中；而他真挚的仁爱、和蔼的情意，以及与百姓同乐同忧，百姓就会喜欢他，每天都忘记他是官员。家庭闺门中的私事，有人来告诉他吗？何况那些邻里间鸡毛蒜皮的纠纷，不等到诉讼就消解的，每天不知有多少。县令如果能这样做，我想械斗的人就没有空闲械斗，掳禁的人就没有借口掳禁，结仇的人每天都会忘记仇恨，也就没有大的案件了。一旦需要缉捕，那些平素与我亲近的人，老人小孩都不会躲避我；这样还需要多少民壮来寻找呢？从前程伯子做晋城令，三年之内百姓没有械斗致死的。任期届满，接任者将要到来时，差吏夜里敲门，说有杀人的人。伯子说：『我的辖县怎么会有这种事？如果真有，必定是某村某人。』一问，果然如此，众人都惊讶其中的缘故。他说：『我曾经怀疑这个人是恶少中没有改过的人。』唉，这件事可以作为亲近百姓者的法则了。如今做县令的人，看待百姓像看待鱼肉；百姓看待县令，则像看待虎狼。凡是下乡，都是为了得钱而来；得不到钱，就不知道还有百姓。人亲近鱼肉，是因为想吃它；人害怕虎狼，是害怕被它吃掉。唉，哪里有虎狼可以和人亲近，又哪里有人会和虎狼亲近呢？躲避它还唯恐不够快！本来如此，上下彼此隔绝，县里仿佛没有官员的县，百姓仿佛没有官员的百姓，彼此争斗、彼此掳掠、彼此施刑、彼此杀害。官员一到他们的乡里，就有几十名壮役前来压迫；一家犯罪，全乡都逃跑藏匿。这样还可以治理吗？古代《大学》的文章说：『在亲民。』其中的意思可以作为效法的准则啊！最难治理的，是泉州、漳州的百姓；而最容易治理的，也正是泉州、漳州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官长。前面两篇论述说，任用差役应当供养民壮；如果能有廉洁公正的官员与百姓相亲，也就不需要民壮了。如今百姓械斗争乱，没有什么能够调停的，只有官长可以调停。喜欢械斗的人，也会受到官长压制而不敢再作乱。调停后又复发的，一定是因为门子、吏役收受贿赂，官员强行压制百姓而不能做到公平。因此，调停后再次械斗，仍然不是官长无法调停，只是要求官长廉洁而公正罢了。去年经过北溪，亲眼看见林、蔡两姓械斗，已经死了四十多条人命，事情却还没有平息；问其中的原因，原来没有人不后悔械斗造成的祸患，却没有人能够收拾械斗的局面。

译田地连绵相接，有人坐等田地荒芜，贫困得无法维持生活的人则散往四方。他们涉及人命，有的告官，有的不告；想让双方私下和解，又担心官府依据告发的内容追究自己的罪责。那些因械斗而死的人，想要索取贿赂，贿赂不符合自己的愿望，又担心我同对方和解后，助斗的人再次掳掠勒索，于是和解始终不能成功。这并不是官府不能调停，只是要求官员廉洁而公正罢了。廉洁就能公正，公正就能明察，亲近随侍左右的人就不能欺骗他。官府不辜负百姓，百姓感激官府功德还来不及，又怎么忍心辜负官府呢？我私下估计，泉州、漳州的百姓没有一个县不械斗，没有一年不械斗；一个县之中，每年械斗致死的人即使不到一百，也要以几十计，只是没有告发，所以官府不知道罢了。从前于公审理案件，平反冤狱，相信他的后代一定会昌盛。假如真能使一个县不械斗、不掳掠，那么每年免于死亡的就有一百多人；一个任期的县令可以救活数百人，一个任期的府道可以救活数千人，万代的公侯富贵，又有什么不能稳稳取得的呢？听说泉州、漳州的百姓发生械斗时，泉州人曾经冒充官长，夜里进入某家掳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冒充官长就能够在夜里进入人家，也足以看出百姓害怕官长，并不是不可治理。尊重士人 关于械斗应当治理秀才的问题，我已经详细说明了。除此之外，还应当懂得尊重士人的办法。因为是非不明，国家就没有政令；士人失去应当追求的方向，教化就没有办法兴起。政令和教化不能施行，即使是长久安定的时代，也会一天天败坏，更何况治理泉州、漳州呢？如今泉州、漳州的风俗，凡是有诉讼案件，一定列出许多生员的名字，说：『某某抢夺杀人，是生员喝令他这样做的。』『某某掳人勒索，是生员策划的。』而且同族相互倾轧时，就一定把那个乡、那个族的衿生、监生全部列入。即使深居简出、闭门不出、不懂世事的人，也都不能免除。甚至有人在一两年前已经死了，告状的人不知道，仍然把他的姓名列上。因为如果只告发凶犯，就明知凶犯不会被缉捕；告发生员，官府就会传唤他到案，可以使他陷入困窘、受到羞辱；传唤他而他不来，还可以革去他的衣顶功名。因此，凶恶顽劣的人有罪却逍遥法外，懦弱的人无罪却受到责罚，泉州、漳州的士人这才开始把读书看成祸患了！这种风气的形成，实在是由于县官。为什么呢？抢劫杀人、掳掠拘禁、敲诈勒索等行为，都是乱民所为；至于不牵涉生员的案件，官府也知道。可是，一旦他们彼此构成诉讼，祸及乡里宗族，就要由众人聚集钱财，送给官吏，使那些完全无罪的家族得以保全；这件事实际上是依靠生员才办得到的。百姓来告状时，明知凶手不会被捕，就一定要伸张自己的冤屈，目的在于使对方倾家荡产；官府想收受贿赂，百姓也想用贿赂来息事。官府对待诉状，并不一定是要审理案件，目的在于收取他们的钱财；明知百姓可以用钱贿赂来平息事情，自己也可以收钱了事。贿赂的收集，必定要依靠秀才，所以这种风俗必然要控告秀才；而县官长期以来也因此获利。县官用主谋的罪名恐吓秀才，暗中接受他们所收钱财中的好处，最终却从不惩治所谓主谋者，这是县官最擅长的伎俩。如果他们收集的钱不多，送来得不顺利，或者压低钱数、拖欠余款，县官就说这是秀才在把持争执、从中取利，是秀才的恶劣行为；还要真的以主谋之罪治他们，使彼此成为仇敌。于是秀才便真的有了把持争执、从中取利的人。唉！这样天天把秀才驱使到不善的道路上，秀才还能走向哪里呢？如今国家急于整治泉州、漳州的治理办法，各级宪官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正要施行教化，以破除他们的愚昧顽固，转变他们的风俗。教化要施行，除了从生员开始，还能从哪里开始呢？所以，审理泉州、漳州的案件时，凡是直接告发生员的，就移交学政衙门查究。其他凡是指称某人是主谋、说某人发号施令的，一律斥为诬告，概不追问；牵连其中的人，立即责罚。之所以要尊重秀才，是因为这样能够明辨是非，也可以借此开始教化。有人说：‘天下难道全都是贪赃的官吏吗！生员身为一家之长，责任本来就难以推辞；让他们牵连在其中，然后使他们有所惊惧，才可以依靠他们缉捕凶犯、晓谕众人。假如让秀才完全置身事外，您又怎么能够施行教化呢？’唉！官府缉捕凶犯、晓谕众人，自然有自己的办法，难道要依靠秀才吗！那些秀才哪里能够缉捕凶犯，乱民反而会把他们当作仇敌。上面没有首先教化他们，秀才又哪里能够晓谕众人？况且官府想要使秀才警惧，有什么困难呢？宣讲圣谕、讲解乡约时，只要传唤而一次不到，革除生员资格也就足够了。他们到了以后，官府每天同他们接触，可以借此宣讲教条、察看善恶；再根据他们奉行教化的勤惰，辨别优劣，分别劝勉或惩罚。这样，一次责罚、一次惩戒，也都是尊重他们的办法。不去做这些事情，却想用不明确的是非标准劫持控制秀才，还说这样可以施行教化吗？士人的风气鄙陋，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一个人一考中秀才，就有人在内开设赌局、勾结衙门中的蠹虫来肥己，在外树立威势！如果他只守本分、安分守己，不能使人害怕，别人也不会尊重他。所以，要使秀才不图谋非分之事，是很困难的。唉！士人是四民之首，可是他们的行为有时反而比乡间愚民长期积累的恶习更加污浊，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况且刚考取的秀才，学官有时把他们当作奴隶对待；甚至有人把秀才囚禁在学宫中，强行索取丰厚的贽礼。秀才如果有志于行善，那就罢了；秀才如果无志于行善，将来出身做官、加以治理百姓时，一定会互相仿效，做出搏击吞噬般的暴行。他们居住在乡里的，也一定会倚强凌弱，争相追求卑鄙、鄙俗、狼藉的行为。上面的人看见后厌恶他们，说：‘士人不值得尊重。’却不知道士人的恶行是逐渐受到熏染形成的。改变民间风气，要从士人开始；改变士人的风气，要从倡导、率领士人的人开始。父母、师长、保傅，这些人的责任同样重大；端正品德、使百姓生活富足，他们的功劳同样广大。愿我和这些百姓一起祈祷祝愿，求得这样的结果！龙溪林广迈附记。论治辖区内南部案件 凡是泉州百姓械斗，在事先一定有乡里的强横恶人能够把持众人，按户摊派银钱、摊派壮丁。银钱用来供给食用，壮丁用来帮助械斗。家中没有壮丁，或者虽有壮丁却不适合械斗的人家，一定要加派银钱。到了械斗时，刀、镰、棍棒、火铳等器具，全都陈列在交战双方。杀伤如果大致相当，死者便各自收敛尸体；有时把活捉的人带走，割斩、焚烧，埋入坑中或丢进水里，使尸体消失而无法找到。严重时，男女经过他们的地界，就会被污辱、杀害，或者被捆绑起来勒索赎金。然而他们往往不把这些事报告官府，因为认为官府不足以审治这些案件。

译那些到官府诉讼的人，大多是乡里的奸邪之徒和讼师；他们往往放过凶手，反而罗织罪名陷害富人，使他们无法脱身。县令于是集合民壮、乡勇、徒役，共有数百人或一百多人，摆出出兵的样子，飞驰到那个乡里捉拿；还担心不能取胜，就带着兵丁跟随。可是百姓早已全家远逃，家中空无一人。县令和兵役到达后，搜寻不到人，就焚烧房屋，祸及鸡犬，像鱼受沸水之灾一样还不停止。于是强悍的差役和乡里的几个奸邪之徒替他们居中说情，使他们一定要交纳贿赂才能解脱。那些富裕而无辜的人害怕祸患，不得已答应下来；但还要向全族聚敛钱财，才能凑齐。事情说定后，官吏、强悍差役等前往收取，再交给上面；强悍差役又一定要和居中说情的人一同前往，边喝骂边践踏凌辱，百姓痛苦不堪。强悍差役依次收取钱袋，从营将、县宰直到看门人、随从、胥役、厮养、轿夫、皂隶之类，全都从中饱私囊，案件才稍稍平息。那些被杀者的家属，则由乡人自己用贿赂堵住他们的口。杀人的罪犯则用贿赂买通无赖代替自己去死，这叫作‘顶凶’，真正的凶手通常不会出来。然而这件事，往往就是强悍差役等人出谋策划的。如果他们侵吞了顶凶的钱，或者钱没有按时给，或所给不足，代死的人被押解到省里后，就会翻供，不肯承认；又有时讼师和宗族中的恶劣之人，欲壑难填，过了几年或十几年后，又唆使人奔走到京师控告。天子派遣大臣前来，案件才得以平息。评论说：从前淮南王刘安说越人喜欢互相攻击，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习性；那么闽地的械斗，自汉代以来就是这样，难道不是郢与余善等人留下的祸害吗？小小的猜疑酿成冲突，攻打杀戮没有止境，祸及子孙、殃及乡里，超过百年也不能解除，其心态似乎接近《公羊春秋》所说的百世复仇；可是使用这种做法却没有掌握它的正义意义，才到了这种地步！从前我二十岁左右时到泉州，曾亲眼看见这种情形。后来有人采用赵广汉的办法，收捕其中强横狡黠的人，诱使他们交出财物，百姓长期处于倒悬之苦，姑且听从命令，终于得到二十年的安宁。如今又开始蠢蠢欲动，无法遏制，每月有时会发生数起械斗。然而那些乡里并不是没有善士良民，他们知道畏惧法律、遵循道理；之所以不断制造祸患、逼迫众人卷入的，不过是几个强横恶人充当首领罢了。又有一两个奸邪之徒在其中活动，和强悍的差役相互勾结，如同老虎添上翅膀；他们勾连起来牟利，又煽动摆布百姓，拿这些事诱惑官府说：‘泉州百姓顽劣吝啬，只有械斗才能威逼他们、从中取钱。’官府向以前的府尹和同僚询问，他们都说：‘那个地方的风气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大县的官员清廉俸禄不过千金，每年开支却应当达到数万缗；郡伯的陋规、幕宾的修脯、驿传的供给、盗贼囚犯的押解，这些用度极其浩繁，费用究竟从哪里来？不从百姓那里索取贿赂就不行！既然要从百姓那里取得贿赂，就没有比械斗更好的办法了。’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任职的人，上下内外都喧嚣不已，只图谋贿赂。官府所设置的民社乡勇，大多是市井中的恶少，他们每天和强悍差役一起到民间侦察窥探，一听说某个乡发生械斗，就拍手相庆；否则便愁眉苦脸，仿佛一天也过不下去。唉！宗族乡党，本来是古人用来教导百姓互相保息、联络相亲、和睦婚姻、互相扶助，以使风俗淳厚的；如今却发展到仇杀相继、严重到这种地步，难道只是百姓没有人心，全都以灾祸为利、以祸患为乐吗？恐怕也是因为教化长期没有施行的缘故！祸患已经十分严重，县令县长又跟着残害百姓；放纵爪牙，四处攫取吞噬，百姓杀人而官府放火，这是官府自己做盗寇，百姓便与官府结仇。使百姓的父母受冻挨饿，使他们的妻子兄弟离散，使他们的宗族亲戚受到牵连拘系，水越来越深，火越来越热，不把百姓摧残得溃烂就不停止。唉！作为百姓父母的官员，怎么忍心把他们逼到这种灾祸中呢！然而官员却向上级大吏和所有人宣称：‘百姓实在刁悍！即使孔子、孟子重新活过来，也没有办法教化他们。’唉！百姓果真顽固喧嚣、不可教化吗？我听说几十年前，有一位史姓的大官任晋江县令时，一点东西也不取，每顿饭不过吃蔬菜；他用严厉的法律约束官吏，用诚心来访察百姓，施行了两年，公堂上没有诉讼文书。泉州人至今还思念他，这难道是轻易改变百姓而治理他们的人吗？如今即使不能立即兴起教化，也还有简易的办法：就是只要求审理案件时不收贿赂，捕人时不使用兵役。凡四乡发生械斗，一定会有约定日期，若不需要几天便不能办成；县令县长若能在事情发生之前，稍微察觉到苗头，立即乘一辆单车到乡里，晓谕他们解散，辨理曲直并加以禁止约束，那就是最好中的最好。已经发生械斗的，县令也乘一辆单车到乡里，除带一两个随从外，一概不用胥役、民壮、乡勇；召集当地父老和绅士生员，明确告诉他们：‘杀人者处死，这是国家的法律；我不能徇私，也不能枉法。乡里有恶人而不除掉，他就是国家的贼，也是给你们带来灾祸的人。我来替你们审理大案，一丝一毫也不取，发誓不让一个差役扰害你们的百姓；你们把倡导械斗和杀人的人捉来献给官府，其余的人都像原来一样安居，不再追问。那些不是正凶、却用贿赂代替正凶的人，把他们放走。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假如换来一个贪婪而残酷的人任职，将会对你们极为不利；玉石俱焚，你们怎么会有幸免的道理！况且你们触犯国家法律，却逃亡不出来，这就是罪上加罪，不会再得到赦免。圣明的天子在上，贤能的大吏在下，难道会为了一个人而使法律不能在天下伸张吗？你们怎么这样愚蠢！’百姓受祸患惊吓，又困于钱财，长久以来仿佛坠入水深火热之中；一旦看到这样一位良吏到来，人人都得到了可以依靠的人。这样一来，家家都能安居，哪里还需要逃跑躲藏，又哪里敢不听命？什么罪犯不能捕获，什么案件不能解开？不过，这个办法又在于预先取得信任。预先取得信任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县令县长刚到任时，不接受属吏的贿赂，不搜刮百姓的钱财；严格约束仆从、胥役，勤勉办理民事，迅速审决诉讼。居住在这个地方时，要远离邪佞，亲近正直之人；有空就巡视郊野，和当地父老子弟询问疾苦，劝导仁爱谦让，彼此亲近如同一家人，相互看待如同一体，这样百姓就会预先信任他。于是再选择乡里年长而端正诚实的人，设立族正一人、副族正二人，如同古代的三老、啬夫。凡是乡里有不利于百姓的事情以及诉讼之事，族人便告诉族正；小事由族正判明曲直而了结，大事则由族正亲自到县里报告，或带领有关的人一同前往，等候县令县长审理裁决。县令县长有所询问，只需用一张纸召唤族正，也照这样办理。族正到来后，官员以公正廉明的态度审问，以忠信慈惠的态度察看，不必多费言语，案件就已经解决了。这样实行一两年，百姓就可以没有诉讼；县令县长一旦有急难，百姓还会争相资助他，就像三辅百姓为儿宽缴纳租赋、山阴百姓送钱给刘宠一样，哪里还会有贫乏亏空的忧患呢？舍弃这个办法不去实行，却把像饿狼、暴虎一样苛刻残酷当作长处，彼此相互仿效；这样的罪过超过盗贼，祸害还会遗留给子孙。然而如今村村残破，户户颠沛困顿，弱者转死于沟壑，壮者被驱赶到萑苻。吾恐怕即使丧身殒命，只降下一人的祸患还算小；而相互结仇、激成动乱，酿成一方的巨大祸患，那才是可怕的！

译《蠡测汇钞》，邓传安 《台湾番社纪略》《水沙连纪程》《祷海神息浪通舟文》《牒台湾府城隍文》《台湾番社纪略》台湾四面都是海，大山横贯南北。山的西面民人与番人杂居，山的东面只有番人而没有民人。番人聚居的地方叫作社，在东西之间分别划定疆界。界内的番人有的住在平地，有的住在近山地区，都是熟番；界外的番人有的已经归化，有的尚未归化，都是生番。幸而承受皇帝的教化，已经有多年了；土地越来越得到开发，百姓越来越聚集，番人也越来越驯服。仍然担心番人中有不愿纳贡输赋的，于是设置南路、北路理番两同知来安抚他们。北路熟番中可以记载的，嘉义共有十三社，彰化共有三十二社，淡水共有三十六社。每社都有通事、土目，用来约束其众；通事、土目的废置都由同知决定。此外，已经归化的生番，嘉义有内优六社和阿里山八社，崇爻八社也附属于阿里山输送饷赋；彰化有水沙连二十四社。淡水的蛤仔难，过去在界外。如今纳入版图，改称噶玛兰，设置官吏如同淡水厅；通判兼管理番事务，不再隶属于北路同知。内优的通事仍由官府设置，其余则像土司一样世袭。阿里山的副通事、水沙连的社丁首，都负责办理贌社和输送饷赋的事务。听说南路的卑南觅，也有由官府设置的社丁首。所谓贌社，就是民人与番人之间的互市。所谓归化，不过是缴纳饷赋罢了；他们不剃发，也不穿戴衣冠，依然像野兽一样粗野蒙昧，有时还会袭击杀害熟番，而有关官府不能惩治，只能为此叹息！怎样才能像噶玛兰那样，把土司改为流官呢？南路理台、凤两县番人的情况，记载在府志中的，台湾只有三社，都是平地番；凤山的熟番也只有六社，其余都是已经归化的生番。根据我所听到的，只有山猪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确实与凤山相接；琅娇十八社，从陆路行走必须经过生番的地界，从水路则经由下淡水，小船可以通行，而沙马矶头是它的尽头。所以从凤山前往的人，都走水路的便捷路线。至于卑南觅七十二社，西南面正对凤山，北面连接崇爻，又在嘉义山后。府志只记载了大概情况，所以把它附列在凤山条下。如今山猪毛已经在界内，民人与番人杂居，有都司驻扎在那里。琅娇和沙马矶头，都见于蓝鹿洲的《东征集》。琅娇当时已经称为乐郊，实在不忍心把它弃置在界外；如今更加繁盛，百姓杂有闽人、粤人，番人刚刚归化，官府都能与他们通行文书，不像傀儡山那样只有番人而没有民人。蓝鹿洲曾经作为元戎发布檄文，命卑南觅大土官写具文书，命令他搜山擒贼，并赏赐帽子、靴子、补服、衣袍等物；可见生番中并不是没有衣冠文物。如今他们的女土官宝珠，穿戴华美，像中华大户人家的女子，办事也有章法；有时她奉行官长的文书，恭敬谨慎地遵照执行。听说她的祖先原本是逃难的汉人，占据当地成为首领，能够用汉人的法度改变番人的风俗；子孙也都敬畏祖训，不杀人，不抗拒官府。既然如此，他们虽然处在界外，又和内地有什么不同呢？从卑南觅到崇爻，崇爻以北是秀孤鸾，再往北是奇崃，再往北是苏澳，已经到了海岛的尽头；向西曲折行进，才到达噶玛兰。自从噶玛兰开发以后，人迹罕至的地方才开始知道它们的名称，难怪此前没有涉及这些地方。唯独奇怪的是巴荖远、狮头、狮尾，至今尚未归化，却被府志附列在彰化番社的末尾。猴猴、歪仔歪、巴荖郁、新仔罗罕、奇立再丹、抵美简、抵美、踏踏、新仔罕、又毛搭吝（即南搭吝）、珍汝女简（即珍珠美简）、女老（即里荖）、奇武律（即奇武荖）、勿罕勿罕（即武罕）、毛老甫渊（即猫里府烟）、奇立爰（即奇立板）、抵羡福（即抵美福）、哆朥美仔远（即哆啰美远）、屏仔猫力（即珍仔满力）、摆里（即摆厘）、奇班宇难（即奇兰武兰）、打那轩（即打那岸），共二十二社，如今都在噶玛兰界内，当时并没有归化；为什么府志却把它们记在淡水番社中？彰化的万斗六、阿里史二社都设置了通事，而府志却没有记载。恐怕像这样生番、熟番混杂的情况还有很多，不亲自走访就不能核实。我国车书一统，声教没有边界，不应该在一座岛中划分华人与夷人。追溯台湾最初平定时，只有凤山、台湾、诸罗三县；后来又在半线设置彰化县，在竹堑设置淡水厅，如今又在艋舺、三貂的东南方增设噶玛兰厅。这正如蓝鹿洲所说：‘气运将要开启，不是人力所能阻遏的。’划定界线、禁止开垦，是前人为一时采取的权宜办法；究竟说来，旧日的疆界没有不被越过的，应该随着形势改变并加以疏通。用番人治理番人，是使归顺者柔服、征讨叛逆者、使内外合为一体的根本办法。郁沧浪《稗海纪游》说：“有个叫赖科的人，想打通山东土番的道路，便和七个人结伴，白天躲藏、夜间行走，从野番中间翻越万山，终于到达东面。东番带领他们游历各社，稻谷长得茂盛，家家富足；他们说：‘苦于被野番隔绝，不能同山西相通，希望约西番从两面夹击他们。’又说：‘请代我们转告长官，如果能够派兵相助，那么山东万人就能凿山开路，使东西成为一家，共同输纳贡赋，成为天朝的百姓了。’考察赖科这个名字，也见于《东征集》；他是大鸡笼的通事，曾招抚崇爻八社归化。所谓‘野番’，似乎指淡水山后；至于所说的土番究竟是崇爻，还是还在崇爻以北，尚不得而知。姑且保存这一说法，以备参考。《水沙连纪程》水沙连归化的生番共有二十四社，在彰化县界外；不是与生番互市的社丁不能到达那里，而且越界私自开垦是严禁的。嘉庆二十年，现任淡水司马的吴朴庵性诚代理知县事务，因奉檄前往驱逐占垦埔里社的汉民，作诗记述这件事。过了七年，我来担任北路理番同知，读到朴庵的诗，十分赞叹。恰好又有熟番偷偷进入，当事者担心这种事情不断发生，接连下檄重申禁令。我想到不亲自前往就不能查明实情，况且美好山水仅凭传闻，哪里比得上亲眼看见？难道会因为路途险远而不去一趟吗？但深入异域，不能没有护卫，于是先驻扎在广盛庄，命令各社社丁率领徒众一百人，又增加屯丁四十人；田头社的生番也率众前来迎接，愿意担任向导。于是我们佩弓、背箭袋，手持戈、举着盾牌出发了。

译经过油车坑口时，道路陡峭狭窄，抬着兜子上下行走，时而像拉上去，时而像用绳索悬吊下去。又沿溪行走数百里，登上鸡胸岭。从岭上望见社仔旧社，大概是二十四社中距离最近的一个；后来被汉民占地开垦，生番无力抵御，全都迁到山里去了。水里社的土目也率众到岭上迎接。经过土地公案五里，满是密树；经过牛朥泽五里，满是高大的竹子；树木和竹林遮天蔽日，完全见不到阳光。不过树林里的湿气会侵袭人身，不如竹林那样清爽可爱。这是进山以来最深奥的地方，是海外从未见过的景象。经过满丹岭到达田头社，地势由幽深转为开阔，顿时使人心胸和眼界都开朗起来。两社的番人男女跪在道路旁迎接，服饰装束各不相同，无法一概而论；见到官长都欣喜异常，于是留下住宿。当时正值秋末，山中的傍晚景色很美；社丁指点说，两座相对的山形状像龟和蛇，我久久伫立观看。第二天早晨，经过水里社，望见日月潭中的珠仔山；蓝鹿洲《东征集》所记的水沙连就是这里。因为番人还没有把船停泊好，便留下来等候回程时乘船畅游。经过猫兰和审辘，这里过去是生番的两个社；自从被占地开垦后，番人迁走，社址空了，汉民被驱逐后，已经长满茂草。从审辘向东，穿过树林下坡，在山沟中行走，两山高耸对峙，中间夹着巨石；溪水湍急，浅处可以涉水而过，深处却无法渡过。于是登山砍伐树木，推下山去，很快便架成桥梁；就像《左氏传》所说的清除道路、架设桥梁一样，只是因为人多，做起来容易。也有无法架桥的地方，仍然抬着兜子渡水，水道曲折纵横，比油车坑更加险峻。走完险路便变得平坦，走出幽深处便转为开阔，远远看见埔里社，放眼望去全是平原；这是界外最开阔的地方。埔里社的番人和招来的各地熟番都跪在路边迎接，随即把我们请到覆鼎金山下的番寮住宿。山高不到三丈，登上去远眺，四面看去都一样开阔；这才知道二十里平坦开阔的地方中只有埔里一社，其余各社都依山而居。如果把荒草开辟出来，可以得到良田千顷。生番不能深耕，耕作浅、收获少，却已经有余粮；即使是招来的熟番，也不能像汉人那样充分利用土地的生产力。如今聚居在山下的熟番有二十多家，还借用当年民人占地修筑的土围作为遮蔽物，割茅草盖屋，器具粗略齐备；官长和随从人多，都不至于露宿。生番既供应柴米，又用牛和猪犒劳众人。听到宰牛杀猪的声音，简直就像《诗经·泂酌》所说的“济济跄跄”一样热闹。第二天，我让熟番担任向导，实地勘察田地原野。新近开垦的土地不到三十里，还没有形成田地；旧日开垦的田地是这里的十倍，却早已荒芜。这里东通秀孤鸾，南接阿里山，北接尚未归化的沙里兴，是全台居中的地方；地势平坦开阔，土地肥沃，仿佛内地莆田一县，真是天地自然形成的美利；可惜处在界外。汉民人口日益繁多，番黎人口却日益减少，不知是什么缘故？我经过的地方，已经看到三社成为废墟，猜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形。经过埔里社时，看到番人的居处很稀少，不到十户；询问后才知道，自从遭到汉民侵扰后，社势更加衰败，人口更加减少。邻近的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都很强盛，经常同嗜杀的沙里兴往来，他们的意图难以测度；处在他们逼近之地的人，实在惴惴不安。番人的性情重财轻士，为什么会舍不得招来熟番保护自己，却爱惜这些旷野之士呢？我已经知道用番人招番人的缘由，仍然召来四社土目，询问他们荒地能否开垦。双方必须经过两次翻译才能沟通，而社丁和熟番中能够说生番语的人各怀私见，彼此争辩是非；后来找到一个会说汉语的生番担任通事，才完全弄清实情。原来眉里等社不愿开垦，是借口说社仔社因为招来垦民而灭亡；这个理由很正当。埔里社孤立无援、时时自危，不仅急切希望招来垦民，甚至愿意剃发成为熟番，这也是他们内心所希望的，他们的处境实在可怜。而且这次进入的熟番，确实是生番招来的，与当年汉民强行占地不同。只是开垦对社丁不利，所以难免夸大其词，向上级报告。当事者担心奸民混入其中，逐渐藏污纳垢，因此不得不查明实情、重申禁令。我所见到的情况已经不同于传闻，也预料熟番的开垦将来一定不会成功，不必像往年那样用力驱逐；只需命令他们具结，等农事结束后各自返回本社，这样既可以安定番众，也可以恢复土地。官府何必多事强求呢！于是第二天乘轿返回，游览水里社。这一年是道光三年。《祷海神息浪通舟文》道光八年，岁次戊子，孟秋月己亥朔后的第十一日己酉，某某等谨以少牢、清酒和各种菜肴作为祭品，恭敬地向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的天后，以及海上诸神的神灵祷告说：鹿耳门这个地方旁边浅、中间深，实际上连接着海东岛屿的七鲲身；它凭借咽喉般的地势作为出入口，使来往船只像云聚一样汇集。通行是否顺畅关系极大，全靠明神加以护佑。正当夏季，震动百里的声响，仿佛狮子吼叫和雷声喧响。巨浪的怒涛并不是因为风力激荡，天空明朗也看不见侵袭的云气；只听见巨大的声音震动大地，便知道高浪正在冲向天空。过去海上轰鸣从未连续满一个月，只有去年澎湃了五十天；经有司陈词祭告后，才逐渐把危急局面转为风平浪静。谁知今年海浪涌动得更久，听到的人无不胆战心惊、心中酸楚。经商往来的商贾聚集，等待渡海的行旅纷纷拥挤；整天在巨浪中颠簸，直到夜晚，受惊的魂魄也无法安定。有的人冒险运送灵柩，有的人携带家眷孤苦无依，只希望早日到达彼岸便算幸运，谁能忍受这样狼狈地滞留！远望外洋，飘来的风本来都对航行有利，却惆怅于水流冲击、泥沙涌动形成的阻隔，仿佛被篱笆挡住！有时船搁在浅滩而漏水，人们成群登岸求生；小船哪里承受得住巨浪冲击，老人和孩子全都随着船只沉没！唉！百姓有什么罪过？竟遭逢这样的艰难辛苦。《伐檀》诗所说的诛责，正是讽刺尸位素餐的人。如果官吏失职，就祈求神灵把灾祸降到他们身上；假如有妖怪凭借此事作祟为害，就应当荡平扫除，使天地重见光明；假如溺死者还能成为鬼魂，就赶快招请巫阳来替他们解除烦冤！不要任由灾气难以消散，连累无辜的百姓。因此我们选择吉日洁净身心，虔诚祷告，一同恭敬地穿戴礼服；伏愿神明显灵降临在上，鉴察我们这片愚拙而真诚的心意！平息汹涌的波涛，使港口水道深而宽；让船首船尾相接往来于台岛，长期客居在外的人能够回到故乡；公文传报无不迅速，海外永远庆幸长享太平。尚请享用祭品！《致台湾府城隍文》

译伏想鬼魂都有归宿，才不会成为祸害。中元节在郊外设祭，载于国家祀典，是为了安顿无主的游魂。只有城隍尊神，实际主持这件事。台郡人民有一半是冒险从内地渡海而来，进出都以鹿耳口为门户。船只有时搁浅，有时被风阻挡，不能直接出入；偶尔遇到滔天巨浪，人力难以施展，往往因此发生事故，危险超过外洋。如今春季领取饷银的弁兵，以及初秋出游的人、棺柩和家眷，全都因沉溺而丧生，能够生还的很少，远近之人都为之伤心；想来神明也会怜悯他们吧！对于思念故土这一点，人和鬼的感情相同。冒险出行却不得善终，死后如果有知觉，眷恋故土而徘徊不去，哪里肯留恋海外？近来海上的吼声不同于往日，怎么知道不是游魂作祟为害呢？我们此前祷告并设醮，已经竭尽有司的诚意。仰望神威灵验、官爵秩位尊贵显赫，正如一路上的福星。海岛上的商民要渡回内地，必须由官府发给照票才能出行；想来幽明之间的事情也是一理，所以写此文呈请神明鉴察。伏望俯念那些无主游魂，陷于险远之地，想归还故乡却不能，暗中赐予引导，护送他们回到故乡；使他们能够享受族人的香火祭祀，不要长久滞留在寂寞荒僻之地，使海外长久庆祝风平浪静，这实在是千里之内无边的福祉！道光八年七月十五日。《内自讼斋文集》周凯 记台湾张丙之乱 记台湾张丙之乱 台湾一郡，有四县、五厅；地处东海之中。它向西延伸而狭长，南到凤山，北到淡水；新近开辟的噶玛兰在北面向东，是台湾的背面。澎湖一厅又孤悬海外，与台湾不相连接，处在台湾和厦门之间。控制台湾的地方，没有比厦门更重要的。当地百姓来自闽地泉州、漳州二郡和广东近海地区。闽人占据沿海平坦开阔的土地；粤人居住在靠山地区，引诱番人交出土地后开垦。因此粤人富裕而狡猾，闽人强悍而勇猛。他们的村落，闽人称为闽社，粤人称为粤庄。闽人称粤人为“客”，长期按地域和族类相互不容，动不动就聚众持械械斗。平时也有闽、粤杂居的地方，发生械斗时就各自依附同类。闽、粤相斗时泉州、漳州联合，泉州、漳州相斗时粤人便伺机观察胜负，乘其疲弱从后面攻击。民情浮动而容易生变。自康熙二十二年纳入版图，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发生动乱的共有十五次，都是闽人发动的。规模大的如朱一贵（康熙六十年）、林爽文（乾隆五十一年）、蔡牵（嘉庆一十五年）等，都请求大军前来剿灭；规模小的如吴球（康熙三十五年）、刘却（康熙四十年）、林武（雍正第九年）、吴福生（雍正一十年）、黄教（乾隆三十五年）、陈周全、陈光爱（乾隆六十年）、廖卦、杨肇（嘉庆第二年）、汪降（嘉庆第三年）、陈锡宗（嘉庆第五年）、许北（嘉庆十五年）、杨良斌（道光第四年）、黄斗奶（道光第六年）等，有的用本省军队，有的用台湾镇标军队平定。有时隔数年，有时隔十几年，总会发生一次。如果是相互残杀，那么隔一年就可能有一次。当地土地肥沃、粮食产量丰富，全省都依靠它作为仓储。内地许多不法之徒又跑到这里，使它成为盗贼聚集之地；一遇荒年，他们便趁机滋事。道光十二年冬，张丙在嘉义倡乱。十月初一，杀死知县；第二天，杀死知府。包围嘉义城，使总兵被困一个月；攻破盐水港，在曾文溪抢劫军火器械；彰化的黄城和斗六门陷落：这就是北路贼。凤山的许成、台湾的林海攻打凤山，夺取罗汉门，响应张丙，成为南路贼。凤山粤庄的奸民李受又趁机假打“义民旗号”，烧杀闽庄和阿里港七十多处。总共三个月，事情才平定。当时兴泉永道周凯驻在厦门。十月九日听到警报，立即驰报巡抚魏公元烺。魏公当时代理总督，就近调署漳州府的托浑布代理台湾府事务；又飞檄命陆提督马公济胜率兵二千名从厦门渡海，金门镇总兵官窦公振彪率兵一千三百名从蚶江渡海，副将谢朝恩率兵一千二百名从五虎渡海，分路平定贼乱；按察使凤来来到厦门策应。十一月二十八日，总督程公祖洛从浙江赶到厦门督办，不久渡海向东；第二年正月，钦差将军瑚公松额从厦门渡海。事情大体平定后，署理台湾道平庆受到议处；七月，檄令调周凯代理台湾道事务。他任职一百零九日，搜捕余党，亲自审讯案犯供词，发现与前后听到的说法不同；于是访查事情始末，核对章奏和案牍，依次整理成文。张丙的祖先是漳州南靖人。他居住在嘉义，三代都是店仔口的鱼牙（“牙”是“互”的古字）。他一向是个无赖，喜欢结交亡命之徒，一声招呼就能聚集数百人；他同一群盗贼来往，能够庇护他们。又凭借一些小忠小信庇护乡邻，于是逐渐出了名。道光十二年夏天，发生旱灾；各庄禁止粮食运出本乡。有个叫陈壬癸的人买了店仔口数百石米，却不能运出，便拿钱请求生员吴赞出面庇护、帮助运送。吴赞所属的吴房，是逃亡的盗贼；他曾同詹通在道路上抢劫。店仔口禁止米粮外运，是张丙带头实行的；吴赞向县里发文，称张丙勾结盗贼。嘉义县邵用之捕获吴房，将他解送府城依法处死，并逮捕张丙。张丙怨恨县令不惩治私运米粮出境，却专门惩办抢劫，便想绑架吴赞；听说吴赞带着妻子儿女躲进城里，就追赶上去；追到半路，吴赞又被邵县令派遣的差役护送离开。张丙认为县令收了贿赂，更加愤怒。陈办是大盗，住在嘉义北面的仑仔庄。他的族人摘了粤人张阿凛的芋叶，被张阿凛侮辱；于是向陈办告发，请他报复，陈办便毁坏了张阿凛的芋田。张阿凛住在双溪口；双溪口是粤庄中势力强大的地方。闰九月十日，张阿凛率众焚烧陈办的房屋，又牵走别人的牛。陈办约张丙同他交战；张丙与詹通、刘仲、刘港、刘邦顶、赖牛、王奉、陈委、洪番仔、吴允、许六、吴猫、李武松聚集三百人，和陈办、陈连一起攻打双溪口。没有取胜，反而被对方打伤。听说总兵刘公廷斌正在山中巡查，张丙便和众人偷偷返回店仔口。陈办、陈连焚烧并抢掠附近安平一带的各个粤庄，张阿凛又焚烧陈连的庄子。二十五日，陈办抢劫大埔林汛的防守器械；总兵刘公追到东势湖，杀了两个抢猪的人。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和邵县令也赶到，在红山仔夹击陈办。陈办逃走后同王奉会合，又攻打并抓捕姜仑庄的人。官兵突然赶到，斩杀了他的同党王兴、王泉。

译陈办、王奉都逃到店仔口，向张丙报告。张丙触动了此前的怒气，认为官府只杀闽人、偏袒一方，于是同詹通谋反，竖旗起事。詹通的父亲詹经知道后，命长子詹日新前去杀詹通，只砍伤了詹通的额头，未能杀死他；旁边的贼人杀死了詹日新。十月初一，张丙等劫掠盐水港佳里兴巡检署，杀死教读古嘉会和汛兵，抢掠下加冬、北势坡、八桨溪各汛。嘉义县知县邵用之追贼进入店仔口，张丙包围并擒获了他；对他加以鞭打侮辱，并把他的尸体肢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初二日，台湾府知府吕志恒听说邵县令被困，便带乡勇二百人会合营兵前往救援；南投县丞朱懋也随同前往。张丙在大排竹抵抗他们，署理游击周进龙退却；朱懋用言语激励他，于是上前发炮，却又没有按规矩操作，反而被贼人乘机攻击。义首许邦亮把自己骑的马让给吕志恒，自己徒步作战，二人都陷入贼军；吕志恒、朱懋和外委曾聚宝都被杀；朱懋一向有清正声望，贼人后来为杀死他而后悔。周应龙和弁兵从小路逃回。陈办当初约张丙时，并没有杀害官员的意图；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妻子上吊而死。张丙于是遍邀各方交游，假称自己是“开国大元帅”，年号为“天运”，以杀戮贪官污吏为名义。张丙发布伪示说：“擒获官员和官兵的给予奖赏。”他杀了两个奸淫劫掠者示众，说是让百姓不要害怕，希望百姓帮助自己。他封党羽詹通、黄番婆、陈连、陈办、吴扁为伪元帅，刘仲、刘港、刘邦顶、王奉、陈委、洪番仔、吴猫、李武松、许六、孙恶为伪先锋，封柯亭为伪军帅。吴允不接受封号，自称伪开国功臣；赖牛也自称伪元帅。他们各自在所居之处招集恶徒。县城以南的店仔口一带直到更南方，由张丙和詹通据守；县城以北的仑仔庄、土库，由陈办、陈连据守。他们推举张丙为“总大哥”，分成大小二十四股。各股首领、伪帅都称“大哥”。股首领之下设旗首，旗首之下设旗脚；每股有一百多人或几百人。以派饭、封存粮食作为贼军粮食，以强迫百姓出银买旗、保卫庄社作为贼军军饷，以攻打汛所、杀官所得的军器作为贼军武器。初三日，张丙率领各路贼众包围嘉义城。典史张继昌激励并劝导兵民关闭城门，坚守防御。聚众前来助贼的，还有蔡恭、梁办、庄文一、吴鳅、陈开陶、黄元德、陈太山、刘眉滚、杜乌番、张廖等各股首领；每股也有二、三百人。初四日，张丙分派贼众抢攻大武垄汛；巡检秦师韩受伤，被乡民救走。贼众又抢攻加溜湾汛，把总朱国珍战死在那里。听说总兵刘公来援救嘉义，张丙便命令各股贼众分路迎敌。刘公带二百名士兵出巡，突然间无法调集更多兵力赶来，兵力单薄，只能边战边进。等到接近嘉义城时，刘仲突然冲出，刘公前后受困；正好遇到前提督王得禄的弟弟、武生王得蟠组织义勇前来护城，便拥护刘公进入城中。副将周承恩负责殿后而不知道这件事，反而策马冲入贼阵；众人前去援救他，往返冲杀数周，被枪刺中，战马跌倒，他仍挥刀杀伤数十人，贼众砍下他的头离去。将弁死亡九员、兵丁一百多人，军械全部丧失。总兵刘公在城下呼喊时，城中怀疑是贼人假冒，想诱骗城内开门，便开炮轰击他。炮弹打得过高，从上方越过目标；炮兵又追击贼众，贼众才退去。余下的士兵已经不多，只有署理副将温兆凤跟随。天已经黑了，许多囚犯反出狱中并放火，于是下令将他们擒拿斩首。任命典史张继昌代理县政，修造战具，招募义勇，日夜登城防守，准备困守。张丙制作皮档和竹梯攻城，刘公亲自率领士兵、义勇抵御。又有贼人江七、曾吉、侯虎、欧淙、柯和尚、蔡临、廖花、吴猫等纷纷起事扰乱，包围城池、焚烧庄社，时而分散，时而合兵，道路因此阻塞；郡城实行戒严。刘公夜间用绳索把义勇缒下城去袭击贼众，多次斩获敌人。初七日，黄番婆亲自率领部众攻打盐水港，将其攻破。守备张荣森奋力作战而死，巡检施模、外委苏连发都受了伤。盐水港是嘉义的咽喉，也是郡城北面的屏障。盐水港被攻破后，贼众更加肆无忌惮。初八日，张丙和各路贼众于是解除对嘉义的包围而离去，四处骚扰掠夺，逼迫、威胁百姓附和他们。刘公下令在城外修筑土围，以加固城防。南面的贼众逐渐逼近郡城。郡城起初还不知道守令已经被杀害；有从大排竹逃回来的人，叙述了那里的情况。台湾道平庆因改简同知王衍庆代理府政，便环绕城池设置栅栏、开挖壕沟，准备战守；绅士招募义勇，帮助搬运土石、关闭闸门守城。军饷缺乏，就向富裕人家借款以备应急。贡生陈以宽冒险渡海内地报信，城中谣言一天比一天多。中营游击武忠泰掉进井里死亡；有人相互约定想带着家眷登船离开。王衍庆持刀在城中下令说：“敢说逃走的斩首！”捕获奸细吴连等三人，得知他们是刘仲派来的；于是又把狱中的盗匪张胆等六人斩首示众。刘仲、刘港、刘邦顶、蔡恭在包围嘉义时偷偷返回大穆降（地名），窥伺郡城；奸细被捕后，他们便向北逃去。蔡恭驻扎在麻豆庄，与张丙形成犄角之势。十一日，张丙派贼众再次劫掠盐水港。十二日，陈办再次攻打笨港，多次被县丞文煊、千总蔡凌标击败；嘉义所属各汛都遭到焚烧劫掠，只有这个汛所始终完整无损。嘉义县城解除包围五天后，土围修成。十四日，张丙再次攻打嘉义城。他命令黄番婆把盐水港缺口处的大炮抬到城下，但大炮无法发射；又强行让所掠来的兵丁发炮，兵丁故意把炮口抬高，炮火向上飞去，打不到城墙，连续发射十多炮都是如此。城中人怀疑有神灵保护，张丙也产生了疑虑。他们仍用皮档、竹梯攻城，但没有攻克；这样持续三天后，又解除包围离去。

译这时，南路凤山县的贼人许成在本月初十日于观音山竖旗，也使用“天运”这个伪号，封吴欧先为伪军师、柯神庇为伪先锋；以“灭粤”为口号，拦截运往郡城的粮米，窥伺郡城。张丙听说后，诱骗许成前来归附，并用缴获的吕守轿迎接他；给他的部众供饭，但他们没有吃饱就离去了。台湾县的贼人林海在旧社庄竖旗，听说官府要捕捉自己，便逃去投靠许成。十四日，林海等人骚扰阿公店，被千总许日高击败，这才不敢窥伺郡城，而转向南面骚扰凤山。北路彰化县的贼人黄城接受张丙的约定，在本月十二日于嘉义、彰化交界的林圯埔竖旗；自称伪兴汉大元帅，使用大明主的年号，以僧人允报为谋主。彰化县令李廷璧听说嘉义有贼，先与鹿港同知王兰佩劝导百姓联庄，互相保卫防御，使贼众不能北上。后来又听说黄城反叛，便与副将叶长春商议以解散、招抚为办法，答应免除死罪；收降简象等八人，后来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郡城听说嘉义被围困已久，而城中的各位将领都在外面，于是派都司蔡长青率领九百名士兵，运送军火前去救援。王衍庆又依照旧例，发札谕告知凤山各粤庄的首事，招募义勇，前往郡城听候调遣。蔡恭回到麻豆庄后，侦察得知蔡长青抵达茅港尾，便与刘仲、刘港、刘邦顶联合江七、曾吉、蔡临、杜乌番、陈太山、刘眉滚，分成几股在曾文溪拦截他。官兵驻扎在溪北，作为背水营。十九日，贼众大批到来，官兵返身逃走，无法渡过溪水，被贼众攻击；蔡长青等十八员和二百多名士兵战死，军火器械又一次丧失。二十三日，张丙焚烧嘉义城北门；兵勇出城迎战，双方都有伤亡。他胁迫角仔寮庄为他结成营寨，分派部众，勒索银两和粮食。南路的贼人许成、林海骚扰东港，杀死巡哨兵二十七名。凤山各粤庄的监生李受借助王衍庆的谕札，约集各庄头人收集银粮、聚集义勇。匪徒每天聚集起来，制作了六面台湾府“义民旗”。因为许成说过“灭粤”的话，他们便以自保为借口，不前往郡城，却趁机抢掠闽人。他们连续多日攻打万丹；阿猴各闽庄出兵、出义勇援助万丹，斩杀一百多名贼人，把贼人的住处全部焚毁，并毁掉他们制造的一轨三轮车八辆。三十日，张丙再次分派各股贼众包围嘉义城。城中派出兵勇交战，擒获股首陈太山、刘眉滚，将他们磔死。陈办、陈连攻打大埤头、双溪口的粤庄，没有取胜。张丙见攻城一个月仍不能攻下，且各路贼众都各自称雄，各据一个庄社自行解决粮食，出现了镇南、镇北、中路、南路元帅等名目；贼伙郭桃、叶断也各自成股；吴允得到各路贼众归心，有兼并其他部众的意图；只有孙恶、柯亭还保留着伪封号。于是张丙放弃攻城离去，与各路贼众分头劫掠民庄作为食物。庄民起初看到张丙的伪示说不伤害乡里，关于派饭、封存粮食、买旗保庄等事，仍然勉强应付。到了这时，大家苦于他们无休止的责索，稍有不顺从，贼众便纵情大掠，焚烧庄社，裹挟百姓离去；百姓知道自己受了欺骗，于是纷纷合力抵抗。富裕的庄社由绅士出资建立“义民旗”杀贼；于是股首叶断被庄民杀死，杜乌番、张廖果、吴猫、柯和尚、郭桃被绅士擒获，赖牛被张继昌捕获，全部在市中磔死。只有那些无处谋食的游民，仍然群起附和贼众。这一天，南路贼众包围凤山埤头竹围。埤头没有城墙，以种植荆棘竹作为城防，所以叫竹围；县署就在这里。贼众勾结内应，夜里放火逼近县署。游击翁朝龙退守火药局，署理知县托克通阿与千总岑廷高在县庭排列火炮；贼众到来时，他们点燃火炮轰击，击退贼众，并擒获林海，将他磔死。十一月初一日，福建陆路提督马公济胜率领二千名士兵，乘十三艘船连■〈舟宗〉抵达鹿耳门；传令查验稽查海上关隘，断绝贼众的水路。初三日，军队驻扎在郡城北门外的较场，举行誓师并整顿军队。跪在道路上喊冤的难民有一万多人；马公说：“巡抚已经把这里的情况奏报天子，朝廷派出十万大军从五虎、蚶江、厦门三处渡海，很快就会到达，难道不足以替你们报仇吗？”说完挥手让他们离开。马公问贼人在哪里，难民回答：“南北都有贼。”马公说：“应当先对付势力大、事情紧急的！”任命贡生陈廷禄为向导。此前，马公在厦门购买了几千条麻布米袋；到了郡城，又再次购买。他说：“贼众多而我军少，应当步步设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口〕 初五日，军队进到西港仔；捕获奸细，得知贼情。初七日，抵达茅港尾；遇到二千名贼人，将其击败。马公说：“这个地方可以交战。”下令把壕沟挖深，用袋子装土筑成三座营垒，很快就完成；又告诫乡勇另行设营，不要靠近我军。即使是服劳役的人也都知道马公必定获胜。初八日，五、六千名贼众大声呼喊前来进攻，马公告诫军队不要行动；等到贼众力量耗尽，才分兵攻击，杀死三百名贼人。初十日，贼众来得更多，用大炮抵抗我军，我军也用大炮轰击；贼众战败，斩杀数百人，生擒数十人。缴获贼众往来的书信和蔡恭的伪印，将其捣碎；由此更加了解贼众内部的虚实。十二日，军队进到铁线桥；桥又长又窄，溪水湍急，无法涉水通过。贼众埋伏在桥北；马公说：“不要轻率前进！”于是返回茅港尾驻扎。听说贼众想抄小路切断郡城的援军，又听说贼众想用装有燧尾的牛车冲击我军，并决开上游的水淹没营地；马公没有听信这些说法，命令挖三重壕沟，设置防守等待敌人。整整三天，港南没有一个贼人，而港北的贼众却大量聚集。十八日，张丙亲自率领一万多名贼众前来挑战，马公分兵三路攻击，将其击败。蔡恭从侧面出兵，马公又击败他；追到湾里溪，贼众有很多淹死。贼众谣传马公营中有银二十万；各个无赖都想得到这些银子，便尾随在贼众后面，贼众借此壮大自己的声势。二十二日，张丙拥众二万，亲自投入战斗，气势非常锐盛，枪炮声和喊杀声震动山谷。马公说：“我正想让他们聚集起来一举歼灭，现在机会到了！”于是下令坚守营垒，不许发出声音。从巳时到酉时，贼众百般辱骂，士卒都十分愤怒。贼众的声音渐渐停息，马公才下令军中大声呼喊，士兵们都跃过营垒、跳出壕沟，勇气增加百倍；贼众来不及交战，纷纷溃败逃跑。官军追赶数十里，生擒五十多人，斩杀七八百人；被炮轰击、溺水以及相互撞击而死的贼人，不计其数。

译贼众还有一万多人驻扎在桥北。二十三日黎明，马公亲自督率大军出其不意地渡过铁线桥；贼众望见军势便逃跑。官军捣毁他们的巢穴，生擒李武松，俘获詹通；贼众大败溃散，道路因此畅通。于是大规模张贴晓谕，解散贼众党羽。先前买旗保庄、派饭而跟随贼众的人，本来就心怀二意；贼众到来时便竖起贼旗，贼众退去后又自称义民。其间有抢掠的人，到这时都竖起“义民旗”，捆绑贼人前来献给官军。贼众更加困窘，逃窜躲藏到近山的麻林中。二十六日，大军驻扎在盐水港。金门镇窦公振彪也在初三日登陆，从鹿港疏通北路，率兵前来会合；马公又增拨二百名士兵给他，命令他攻打凤山南路的贼众。二十八日，马公整顿军队进入嘉义城，总兵刘公出来迎见；两人又与窦公分兵四处搜捕。绅士、义民有的捆绑贼人前来献出，有的带领官兵捕捉贼人；捕获黄番婆、刘仲、刘港，在军前杀戮。三十日，发布露布报告胜利。彰化的贼人黄城既然不能向北推进，便率领一千多名贼人想向南与张丙会合。斗六门位于嘉义北界，以竹子围成防地，是一处大汛。县丞方振声、守备马步衢、千总陈玉威设置险要防守，贼人不能得逞；黄城约同梁办、庄文一、吴猫攻打斗六门，多次失败。十一月初一日，黄城考虑退走。监生张清红（人们称他为张红头）与马步衢有矛盾，便命族人张成假称“大元帅”，聚集众人帮助贼军。初三日，黄城采用张红头的计策，驾牛车装载草料填塞壕沟；陈玉威将草料焚烧。当天夜里，贼人又用车辆运来草料，覆盖泥土后铺在上面堵塞河道，逼近竹围；马步衢督率各将领抵御。战事正紧急时，嘉义都司许荆山与郡令一同出城捕贼，到了土库被陈办逼迫，逃奔斗六门躲避，马步衢留下来抵御贼众；见形势危急，便破坏竹围逃走。贼众乘机进入，放火焚烧；陈玉威与外委朱承恩、许国宝、林登超、蔡大贵、额外朱腾辉、朱万斗在巷战中战死。陈玉威先派他的儿子陈继昌前往总兵处报告变故，方振声也先派他的妾抱着幼子外出躲藏。马步衢没有家属，有人劝他逃走，他厉声呵斥。他们收集剩余的火药，与方振声一起自焚，没有死；于是方振声、方振声的妻子张氏和幼女、陈玉威的妻子唐氏都被擒获。他们全都辱骂贼众而死，贼众把他们剁碎制成肉酱。方振声的朋友沈志勇，以及仆人江承惠、曾大祥、邱薪、许厨，都因义而死；朋友的儿子沈联辉因孝而死。同时遇难的还有官员九员、家属和丁幕九人、士兵二百二十多人。黄城任命黄虽莱为伪县丞，守卫斗六门；自己率领部众向南，帮助张丙抵抗大军，但战败。十二月，他与张丙、蔡恭、江七、庄文一、陈办、陈连、陈开陶、黄元德、许六、吴猫、梁办、曾吉、欧宗、刘邦顶、吴扁、侯虎一起被捕。官军把张丙、詹通、陈办、陈连押解到郡城，将李武松等各股贼人磔死在嘉义，把店仔口各处的贼人斩首示众；剖开黄城一伙贼人的心，祭祀死难者。北路平定。初七日，马公督率军队前往凤山剿灭南路贼众。贼众在三喃沟抵抗，官军将其击败。初八日，谢朝恩擒获许成，杀死蔡临，并将他的尸体剉碎。南路也平定了。起初，粤人李受认为许成攻打凤山埤头一定会攻破；攻破后再让粤人夺回，就可以获得功劳。他把被贼众劫掠的闽人庄社指作贼庄，这是粤人的旧计；于是与杨石老二、廖芋头勾结生番，乘机发泄报复。十一月初十日，他们打着“义民旗”攻破阿里港以及附近各闽人庄社，焚烧、劫掠、惨杀尤其严重。没想到许成再次攻打埤头，被炮火击退，逃到台湾县边界。十二月初二日，许成攻打罗汉门汛，李受又乘机攻打与嘉义接界的礁吧哖闽庄。台湾道平庆会同副将谢朝恩诱捕李受，将他关入狱中。十三年正月，总督程公抵达台湾。凤山闽庄遭难后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少，还有一千八百多人在郡城，官府加以抚恤；于是捐出银两，命绅士在阿里港各庄搭建草寮，让他们居住。发布檄文命提督马公镇守凤山，搜捕那些攻打庄社的粤人以及尚未捕获的各股首领，依法审理惩治。二月，钦差大臣、将军瑚公抵达台湾。当总兵刘公被围困时，他和台湾道平庆都把贼情上报朝廷；皇上命瑚松额署理福州将军，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任命哈朗阿为参赞大臣，带领侍卫巴图鲁章京三十四员，又调西安马队兵三百名、河南兵一千名、贵州兵五百名、四川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台湾剿办。巡抚魏公在十二月十一日接到提督马公的捷报后，上奏请求停止调兵，并紧急发文通知各直省截回所调兵员；皇上降谕说：“瑚松额抵达福建后，立即渡海赴台，督同马济胜、刘廷斌搜捕贼党；程祖洛渡台办理善后事宜。各省调来的官兵撤回归队，到了什么地方就在哪里截回；侍卫章京，命瑚松额酌情带几员，其余交给哈朗阿带回京城。”因此，各省军队都没有进入福建境内。瑚公和总督程公先后渡海到台湾后，奉命查明引发事变的原因，以及死难、出力和失职人员，上奏朝廷；又彻底追查余党，按名册全部捕获，枭首、斩首、凌迟处死的罪犯有三百多人，被发遣戍边的有两倍之多，并将首犯张丙等四人戴械押送京师。死难的各位大臣和兵丁都蒙受皇恩，得到优厚抚恤；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入祀昭忠祠，他们的妻子也获赐谥号。又在斗六门建立专祠，让幼女、幕友、家丁陪祀。提督马公济胜获赏戴双眼花翎，授二等男爵世职，并赐御书“忠勇严明”匾额；前任提督、子爵王公得禄率领家属劝说各庄联合树立义旗、擒获贼人，获加授太子少保衔；总督程公祖洛获赏戴花翎。守城杀贼、办理军务的文武官员以及出力的绅士义勇，先后分别获赏戴花翎、蓝翎，升迁授职各有不同。台湾镇、道都受到议处；后来刘公因病死于军中，平庆因病请求退休。调兴泉永道周凯署理台湾道事务。六月，瑚公渡海返回内地，军队也依次撤回；七月，程公办完善后事务，巡视北路后返回。周凯在七月到任，与总兵张公琴搜捕并斩杀余匪、逃盗四十多人，十二月回到任所。第二年春正月，提督马公入京朝见，深受嘉奖赏赐，晋升为子爵，并在御前侍卫处行走；半个月后，返回福建提督任。巡抚魏公元烺获赐花翎。

译这些事情都是查照章奏和供词直录叙述的，不敢稍有增添或删改。初一、初二等日期没有记载甲子，是依从太仆归公的《壬戌纪行》和《昆山倭寇始末》；“股首”“旗首”等称呼也没有用其他词语替代，因为要依据事实。《东溟文集》姚莹 《与倪兵备论捕盗书》《上孔兵备书》《上孔兵备论办贼事宜书》《再上孔兵备书》《与杜少京书》《覆赵尚书言台湾兵事书》《台湾兵事第二书》《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台湾班兵议（上）》《班兵议（下）》《筹议商运台榖》《筹建鹿耳门炮台》《与倪兵备论捕盗书》漳州、泉州一向以盗贼多而著称，近年来诛杀、捕捉的盗贼已经不少了。然而抢劫的风气仍不停止，那么盗贼哪里捕得完呢！如今法令把保甲制度作为消弭盗贼的首要事务。这种办法在西北各省实行，或许有成效。然而实行得不恰当，民间已经有很多人苦于此事。东南地区不是有江湖阻隔，就是濒临大海；福建、广东之间山深林密，往往是兵役无法到达的地方，只有成群的凶恶亡命之徒藏在那里。逼迫他们太急，他们就会奔逃聚集，人数日益增多，成为严重的隐患；而且祸患又不只是抢劫而已。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各郡的百姓聚族而居，向来以强悍著称。即使带领数千兵役前去搜查藏匿凶徒的地方，也常常不能抓到一个罪犯。如今想要按次序编排各户，登记在册加以查察，还要每日、每月更换登记，注明他们的出入、生死、迁徙并全部报告官府，恐怕愚顽的百姓不能这样事事不怕烦扰地执行。我常认为，保甲之法应当审察时势、估量地理，灵活变通地实行，只取其本意就可以了。我过去在龙溪时，忧虑盗贼太多，于是召集各社家长，给他们条约和告示，又给族正、族副、家长发“信记”，让他们各自登记姓名名册，不借助书吏差役。社户较多的，分别设置家长、房长，由族正、族副统领；社户较少的，只设家长、族正。由族正、族副统领房长，由房长统领家长，大事小事依次通报。子弟中有不肖而作恶的，由本族自行处置；不服从教诫，然后捆绑送到县里。县中也不苛细追究，只在当地责令赔偿损失。凡是白天在路途中遭抢劫的，查明地点属于哪一界，先责罚该地的家长、族正，让他们赔偿客人的损失，然后再捕盗。夜间纠集抢劫的，命事主查明盗贼逃入哪个社，也责令该社赔偿；如果能够捕获盗贼，就免除赔偿。县城四路各派一名家奴带领五名民壮，每天前往巡看，并发给他们“循”“环”两本簿册，供应饭食。到了某社，就见该社家长，在簿册上留下信记，注明月日。簿册中没有别的内容，只是为了出具证明，表明不敢容留盗贼匪徒。从正月一直到年终，不能间断。如果刚刚出具证明便发生案件，只追究出具证明的家长。从此各社都清肃起来，宵小之徒没有敢于容留隐藏的，我以为这就是好办法了。几个月后，忽然多次发生夜间抢劫。询问原因，原来各社都整顿肃清了，匪徒全都逃到高山深林中，藏匿的人逐渐增多，因饥饿无食，便出来扰乱抢劫。于是我才明白，所立的办法还不够完善；便召集众家长告诫他们说：“你们各社，大的有万人，小的有千人，最小的也有几百人；盗贼即使很多，不过几十人，少的只有十几人而已。你们族中的丁壮是盗贼的十倍，盗贼即使强悍，怎么敢趁夜深入呢？这一定有同盗贼相通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本族中贫困的人。这些人没有产业，忍受饥寒，族中的富裕人家又不肯救济他们，所以他们心怀怨恨而与盗贼相通，这就是盗贼产生的根源。如今我实行清肃各社的办法，盗贼无处藏身，又聚集山林为害，捕捉他们比在社中更难，而且也捕不胜捕。要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没有比救济族人、守护各社更好的办法了。怎样救济族人、守护各社呢？先核查你们社内的公产以及富裕人家，规定他们拿出若干公费；再核查你们社中赤贫、无业、平素又不成器的壮丁，召集他们回到本社，每天供给饭食和钱，让他们充当社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人，小社二十人，分成两班，每夜一班，巡逻各社，负责防守。一人拿锣但不敲，一人击梆，其余人拿大棒，不许携带刀枪、鸟铳；从三更开始绕行社外，到五更天将亮时停止。发现盗贼，就敲锣大声呼喊，全社的人都起来一同呼喊追赶盗贼；盗贼一定不敢进入社中，只会逃走。一社敲锣，邻社都要响应。不敲锣、不追盗贼的人要受罚。盗贼逃走后，不可追赶太远或继续攻击捕捉，恐怕把他们逼到无路可走而拒捕伤人。这种办法一实行，各社贫困的人有了养活自己的办法，都自行保护本社；他们不但不再做盗贼，也不再外出成为外盗。这就是救济族人、守护各社的办法；要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呢？”众家长非常高兴，都遵照约定实行；从此以后盗贼便不敢妄动了。由此看来，如果把保甲之法实行于漳州、泉州，不仅会使乡里受到骚扰、良民受到牵累，而且奸邪之人无处容身，恐怕会逃到险要偏僻之地聚集，像我清肃各社那样，所造成的祸患又有无法形容的地方。立法实在太难了！《上孔兵备书》姚莹叩头谨慎地向您进言：阁下是先圣的贤哲后裔、仪郑的优秀儿子，声望倾动朝廷内外，誉满九重！如今您巡视按察台湾、澎湖，已经六月了。清正明察的节操、严肃正直的义理，使官吏百姓无不心悦诚服、竭诚归附。因此政事通达，人心和顺，风雨也按时调和；郡守以下以及各厅县官员，也都以贤能著称，勤勉地寻求治理之道，于是使百年来委靡奢华的风气完全清除。这固然是由于圣明天子恭谨节俭、仁慈明察，其教化风行海外；但您承宣圣德教化，施行政令宽厚从容，实在不能不让我为您颂扬。

译近来听说署理总兵官赵公，因为先前追逐夷船，巡视南、北两路。命令突然下达，文武官员都惶恐不安，私下颇有议论；我也不能没有疑惑。舺板夷船因贩卖鸦片、进行禁烟贸易，被广东省驱逐，逃窜进入福建洋面。总督、巡抚、水师提督严令沿海文武官员，不许让它停泊。从本年三月起，它来到鹿耳门外；郡中禁令严厉，于是驶到鸡笼。然而淡水的奸民仗恃那里偏僻遥远，暗中用樟脑交换鸦片。水师任凭它停泊，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再驱逐，其中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幸亏接到檄令，官吏赶往那里，又正好遇到中丞到郡，严厉责备水师游击，夷船才在七月十五日被引走。不久在闰七月初三日又返回，而且靠近沪尾。计算从三月到现在，已经在那里逗留半年了。夷人的意图难以预测，起初或许只是想贩卖鸦片；到了鸡笼，便又收购樟脑。等到往来台湾，既熟悉海道，又看见我国海防疏漏、水师怯弱，万一回到他们的国家，说这里本是红毛旧土，忽然产生别的图谋，谁能保证将来不会成为祸患呢？水师如此玩忽误事，我私下认为署理总兵官赵公一定会受到严厉弹劾。他突然下令让兵船大批集中在海口，派人前去询问夷船久停的意图；那条船势单力薄，一定会扬帆离去。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迟疑观望了一个月，忽然改口说要巡视南、北两路。不知道这一举动是出于公心呢，还是出于私心呢？按既定制度：台湾镇总兵官每年冬季巡视南、北两路各一次。所以一定在冬季举行，是因为那时宵小容易滋生，可以借巡视营伍来镇定各地；而且农事空闲，道路上的夫役和供给也稍微便利些。如今才是八月，还没有到巡阅的时期。本年六月，中丞遵旨巡视台湾；入奏还不到三个月，兵民已经安定，为什么又一定要举行巡阅呢？那么所谓出于公心，便没有道理了。再说，按照推测，总兵官蔡公渡海正好在冬日，他作为真正的守将刚到任，难道能不出去巡视一下吗？这样半年之内，一名巡抚、两名总兵官共巡阅三次，即使郡县富裕，也承受不了这种烦扰。郡县虽然会馈送物品，贤能的人一定不肯接受；但仅仅是供应车马、犒劳随从和弁兵，难道是容易承担的吗？今年三月，观公离去而明公到任；七月，明公因服丧离去而赵公到任；十月，蔡公又将到任。一年之内更换四次，文官的供帐已经十分繁费，各营参将以下还能够承受吗？台湾五厅、四县，有仓库的共七处；更换官员时常常不能按期办理交代。比如台湾县，已经因为亏缺官钱而被弹劾罢黜了。各营办理交代，也多是这种情况。它们经费窘迫、事务支绌的情形，难道还不能完全看出来吗？赵公一向能够体恤下属，或许一时没有考虑到这些；营中没有人敢进言，厅、县官员也因避嫌而不说。现在估计能够进言并且适合进言的，只有阁下了。为什么不把善意的意见委婉地告诉他？可以说：“夷船长久停泊在海口，水师既然不足以倚仗，就不能不亲自前去显示威势；只是没有必要以巡视南、北两路为名。因为巡视应当上奏朝廷，营伍中细小的利弊问题，如今巡抚刚刚上奏不久，而且又不在冬季巡阅的时令，不仅不是督抚的意思，恐怕也未必能得到优厚的圣旨。”这样一来，他一定会立即醒悟；这样替文武众属吏保全的事情就很多了。或者我还有更深的忧虑：一时的处置，恐怕会引发边境事端。每逢外夷的事情，往往假借天朝恩德宽大的名义，实际上却向他们显示软弱；殊不知损害国家威严，就是丧失国家体统。嘉庆二十四年，■〈口英〉咭唎到天津的事情，可以作为明显的鉴戒。当事者只图眼前省事，却不顾开启外夷轻视中国之心。水师既然贪图其中利益，又害怕夷船高大，不敢驱逐；赵公这次前去，他们一定会用诡诈的话应对，甚至夸大其词来恐吓他，这些都无法预料。而赵公的器量见识究竟如何，也不得而知。假如他的举止比游击并没有大不相同，那就更加有损国家体统；还不如不去更好。我这些狂妄浅陋的话，本来不足以影响大局。只是因为关系到国家体统，又深知地方文武官员已经疲敝不堪，无法承受供给接待的烦劳，所以忘记自己越出职分，不得已才进言。恭敬地希望您加以采纳取舍，幸甚。《上孔兵备论办贼事宜书》南路的贼匪自二十二日夜间进入城中以后，成百上十人聚集在一起，啸聚于仑仔顶和黄梨山，拦截杀害兵役；幸好大军到达埤头，又下令所属官吏驻扎阿公店，扼守要害，贼匪听到风声后惊散，道路才重新畅通。这实在是万民的幸运，郡中人心大为安定。但听说署理总兵官按兵不动两天，没有出兵剿贼，我私下对此很不理解。众人都因为贼匪逃散而高兴，唯独我不能不忧虑。匪徒不过是乌合之众，本来不足为虑；然而他们既然敢进入城中抢劫，又聚集在山中，沿途截断文书报告，可见他们的志向不小。近来还派同党潜入郡城招集众人，这难道是寻常小事吗？推测贼情，大约有两大群：一群是许尚，一群是杨良斌。许尚虽然已经被捕，但他的党羽只抓到潘阿榜一人；而杨良斌的党羽竟敢攻打抢劫埤头，实在担心两股贼匪暗中合并。自从调发郡兵以后，没有听说官军杀了多少贼，反而只听说贼匪逃散；他们起初是认为官军可怕，所以暂时躲避罢了。各位将领一向怯懦，不敢攻击贼匪；等看到贼匪退去，就以为贼匪真的害怕我军，他们一定会因此骄傲松懈。我担心贼匪已经看出了我军的情况，原先害怕的最终会不再害怕，暂时逃散的也未必不会再次聚集。我不自量力地提出愚见，冒昧拟定八条，向阁下陈述。

译第一，剿贼应当迅速。剿贼和捕盗不同。平时捕盗，必须依靠招集民众和差役；如今贼匪公然聚众进入县城，又沿途截杀兵役，这是叛逆，不是招集民众能够办理的。只要探知贼匪踪迹，就应立即带兵扑击剿灭；军队迟一天，贼匪就会多一天。扑剿的方法，以多杀为上策，生擒次之，最不宜把贼匪冲散。因为贼匪聚集时，需要用兵的地方少；军队集中时，力量雄厚、声势强大，可以一鼓作气迅速成功。这种乌合之众，器械又不完备，怎么能抵抗敌军？他们必然失败。如果把他们冲散，就会到处都有贼匪，只能分兵追捕；军队一分兵，力量就薄弱、声势就减小，还会有东西奔波应付的劳苦！这样拖延日久，什么时候才能消灭贼匪呢？而且大军向南冲击，贼匪一定向北逃窜；北路一向盗贼很多，如果有人起而响应，势力蔓延就无法收拾了！现在虽然分兵驻守防御，但山间道路很多，哪里能够全部堵塞？所以说，杀贼是上策，擒捕是次策，屯兵防御是下策；如果把贼匪冲散，危害就说不尽了。署理总兵官发兵已经迟了，到了埤头后又按兵两天不动，道路上听到的人无不惊诧。应当以大义责备他，不要吝惜声色，以免贻误郡县！第二，乡勇应当招募。台湾游民每天都在增加，平时就剽悍强横；一有轻微骚动，他们不用等贼匪招募，便会自行前往。否则就各自结成一队，乘机焚烧抢掠，府、县城内外尤其多；这是因为城市人口密集，容易成为奸民聚集之处。过去办理郡兵事务的人，每逢有警，就由道、府、厅、县各自出资广泛招募乡勇；名义上是准备守城、击贼，实际上是暗中把这类人收拢供养起来，免得他们去做贼。这些人也未必一定想做贼，只是因为没有人供养他们，才乘机寻找食物。如今有了口粮，他们的心就安定了。这笔费用绝对不能吝惜。第三，军用物资应当清查。台湾的军器，有在郡中收买制造的，有班兵从内地随身带来的，有从福州制造后运来的。如今应当发文通查，查明郡中以及郡外各厅、营、县所有鸟枪、藤牌、刀枪、火药、铅子、大小炮位，实际各有多少。若果然都已备齐，足以分发使用，就便于配备。第四，招集散兵。各营积弊很多：班兵进入营伍后，常常私自请假，另谋生计，根本不在伙房和汛地。这类人约有十分之三，连同伴当、四行等人离开的又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只有十分之六而已。平时到处都苦于兵多，有事调遣时却苦于兵少；而汛地兵少，不能达到规定数额，因此贼匪更加肆无忌惮。如今应当立即命令各营严格核查在营、在汛兵丁的实际人数，同时把平日散出的兵收回，以供攻守之用。五是调派外地军队。台湾现有驻军，在府城不过一千多人；安平一协、中左两营的水师兵分驻各汛地以外，驻在镇上的也只有一千人。扣除虚报的数目，实际不过七百多人而已。这些兵只能协同防守府城，不能再分派到别处。现在南路有郡兵七百人，又有南路本营兵一千人，足以办理贼匪，无须增派。只是北路嘉义地方辽阔，只有北路左营都司一人驻守嘉义县城，虽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人的编额，除去分守各汛地的兵，守城的只有五百人；再扣除四项虚报的数目，恐怕不足四百人。如今南路的贼匪纷纷向北逃去，正应侦察贼匪踪迹，迅速前往攻击捕捉；不但没有军队可以调派，而且连可以统领军队的官员也没有。距离北路最近的地方没有比澎湖更合适的了。澎湖营水师的兵额有一千八百多人，那里又没有贼匪；应当咨请摄理总兵官，命令派一名游击，准备七百名士兵，以等待北路的行动。六是请派官员听候任用。台湾各营，从安平副将以下，参将到守备，大多是以较小的官职代理较大的官职，彼此错杂不一；他们资历浅、权力轻，实际上不足以统率军校，不仅办事能力低下，而且性情懦弱。即使文官中，能够办理公事、供差遣的人也确实很少。侦知贼匪踪迹后，派兵前往攻击，却苦于没有可以任用的官员；至于守城和带兵的事情，甚至要用教官来承担，又怎么能取得功效？应当秘密请太府从参将到守备各选派一员，文官中选择一向以能办事著称的郡倅、县丞二三员，迅速赶来。即使这是为了安定地方、使其平安无事，也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剿灭贼匪。七是赶快修缮城墙。府城中的城墙已经毁坏，各县雇工修缮，至今还没有完工。南门尤其是关键所在，但县里雇用的工匠头目所召集的泥水匠不到一百人，未免进展迟缓。应当命台湾县再招募乡夫二百名，按工匠的工钱发给工匠头目；这些工钱仍由各县的家奴分别筹给，并大力催促修筑，限三天完工。又嘉义县城接连被雨水冲塌二百多丈，听说县令已经筹款修葺；应当发文催促，再增加雇用民夫，限期修完。八是筹措发给军费。大军既已出动，军粮尤其紧急。现在府城中向南行进的军队，虽由台湾府筹款置办粮饷，但凤山县本地的军费以及台湾守城各军的费用，都要由县里筹措支付。各种杂费很多，尤其不能缺少。此时各位官员按道义应当急公奉公，决不敢稍有吝惜；但恐怕事情平定以后，各人亏空太大，连家产也会受到牵连。这笔款项将来如果不能获准报销，应当怎样筹补？还是由郡县分年接续捐纳？请先发给札牒，以解除各位官员的顾虑；这样才少有瞻前顾后，避免贻误时机。再次上书给孔兵备 南路贼匪滋事，仰赖您的周密谋划，文武官员都尽力而为，首犯、从犯全都擒获；保全整个郡的功绩光耀无比。莹寄居在这个地方，也得以蒙受您的威武之力，完全没有受到惊扰；内心鼓舞欢欣，不能自已！

译只是从起事到功成，已经整整一个月了。还没有上报，难道不是因为罪犯人数众多，正在悉心审讯，不愿仓促定案吗？从这里可以看出阁下以仁慈宽恕为怀，即使在严厉肃杀之中，仍然体察圣主不使一个人无辜受害的德意；这就是所谓在法律之外寻求可以宽宥的地方。可是浅薄庸俗、没有见识的人不明白大义，往往把放纵当作宽大，于是想让有罪的人逃脱刑罚；这就是舆论的错误。自古以来，有道之国从不赦免有罪之人。因为法律以天意和祖制为根本，即使是天子的权力，也不能凭个人意愿任意加重或减轻。如今那些拘泥于阴德报应之说的人，往往有意减轻或释放罪人。莹曾苦口婆心地争辩，认为这叫放纵，并不叫宽大。所谓宽大，只是掌握大的原则，不在细枝末节上苛刻，也不牵强附会、罗织深文。因此圣王在上，虽然法网也会漏掉能够吞食大船的鱼，却从未因此废弃法网而不用。诸葛武侯治理蜀地，使用法律颇为严峻，但蜀人百代都感念他；子产被称为众人的母亲，却仍铸造刑书。这其中的道理极其深远，不是浅见的俗士和习惯施行妇人之仁的人所能明白的。虽然如此，法律是圣王不得已才使用的，只期望用它来制止犯罪而已，并不是要做得过分，其中自有权衡。如果为了纠正放纵、松弛的弊病，便一味严峻用法，那么有时也会有处理不公平的情况。近来，贼徒谋反，甚至想攻打城池、杀害官员，这确实是罪大恶极。然而幸好他们的党羽并不多，很快就已经被消灭。如今首领和协助作恶的十几个人已经服极刑，参与谋反、攻城而被判大辟的也有几十人，其余戴着刑具等待治罪的还有一百多人。以莹愚见，似乎可以全部发遣，不必再把他们成排处死。为什么呢？圣王的法律之所以对谋反罪判得极重，是因为这类凶恶暴戾的行为会败坏人心，使乡里百姓遭受毒害和灾祸，极其惨酷；所以主谋者必定处以极刑，使后人知道警戒。贼势刚刚受挫时，民间谣言还没有平息，人们仍然惊疑；那些暗中接受贼匪约束的人，也还免不了观望。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严刑峻法，就不足以警戒凶恶之徒、安定人心。等事情已经平定，百姓安居，贼徒畏惧并解散以后，那么杀戮数百人和数十人也没有区别了。如今首贼和协助作恶的人，有的处以极刑，有的处以大辟；其余已经认罪服法，以及审问查验时低头认罪、无话可说的，都不必再论了。至于有人供词反复，虽然明知他们狡诈，似乎也不妨暂且援引“惟轻”的议论，降低等第治罪。这样虽然接近放纵，实际上却不是放纵；因为依法处理的人已经很多，国法也足以昭示警戒了。仁与义是两条途径，可以相互配合使用；权衡的方法，在于掌握权柄的人。私下认为，现在应当赶快发文命府、县定案上报，以使圣主宽心，不必再继续追究。这个月已经接近望日；如果过了这个月的期限，那么开船就要到除夕，未免太迟。以上愚昧之言，伏望您明察。给杜少京的信 时局正处于紧急之中，您赶快回来侍奉杜母；士人和百姓都欢欣歌舞，您的仁爱和威望远近都已听闻。看今日的舆论，更加知道您当年的惠政。听到您的声望便为之庆贺欢喜，以至不能入睡。颕斋先生回来后告诉我：您在满目疮痍、仓皇混乱之中接受任命，慷慨献身，把赤诚之心推而广之，以安抚反叛不安的人心；众人的意志团结起来，就可以消灭强敌。何况这区区一群乌合之众，一听到大军到来，已经自行惊慌溃散，像蛇一样爬行、像老鼠一样躲藏，要按次序将他们擒获并不难，四境肃清，保卫地方的功劳实在伟大。前些时候，我私下有些未经充分听察的话，冒昧献上浅见，只希望仁厚的您留意！自古以来，刚刚归附的人大多骄横强悍，面对敌人胆怯，却勇于虐待百姓，这种情况到处都是。仁人君子无不厌恶他们。然而如果处置他们不得其道，百姓尚未受到我们的庇护，或许会发生意外祸患，这是不能不察知的。军队是凶器，就像剑锋一样；用来杀敌报仇，就是价值千金的宝物，用来伤害善良百姓，就是钝钩也不值得珍视。那些将士，也不过是剑锋罢了！如何指挥并使用他们，在于有能力的人。使用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体恤他们的劳苦，用真情与他们沟通；怜悯他们粗鄙浅陋，以礼相待。把士兵和差役一视同仁，像对待儿子一样，宽恕他们的小过错，教导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有承诺一定兑现，有奖赏一定迅速发给。这样一来，士兵却不听从我们的命令，是从来没有过的。将帅的官阶虽然比县令稍高，但也要看县令的才能和职分；如果二者不足，就暂且顺从他们的意思，委曲迁就他们。郭汾阳曾与鱼朝恩交好，王阳明曾在夜间与张永结交；以这两位公的才干和功劳，尚且不难委屈自己来成就大事，确实是因为他们的眼光长远。那么，扩大包容荒疏的度量，花费那些有益的钱财，不正是在今天吗？谚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说：‘成大事者不顾家。’这些话我平时常常思考。听说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招募乡勇八百人，一半守城，一半侦察贼匪，这确实是盛大的举措。只是您认为留兵没有用，这似乎只是看到了有形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无形的一面。军队虽然在缉捕方面不如差役，但国威所在，可以借此安定人心，而且也不是不能使用。二十二日夜里埤头的危急已经迫在眉睫，幸亏依靠郡兵将贼匪击退，全城平安无事；这份功劳难道可以埋没吗？所遗憾的是，第二天退守火药库；以及大军随后到达时，又没能迅速奋勇入山猛烈剿灭贼匪。然而贼匪溃散，确实是由于大军的缘故。如今残余贼匪还没有肃清，潜伏的贼徒仍然存在，却已经有了留兵无用的说法；这实在不能让贼匪听见，而且恐怕会更加失去将士的心。这样能保证将帅回师以后，贼匪不会再来吗？我又听说，在艰难的时期，尤其要把人心作为根本。察看夷人伤情，慰劳士卒，救济困乏，抚恤孤儿寡妇；即使身在军中，也仍然每天接见士民，勤于慰问，对远方来的人尤其加意关怀。这是古代循良官员的作风，您也已经做得很出色了。我私下听说，先前有率领几十名义民前来的人，您给了他们两天的粮食，却没有见他们便把他们遣走；这实在可惜。这些人虽然不一定都能任用，但他们以急公赴义为名，名义非常正当。义民一旦兴起，贼匪必定有所顾忌，从而挫败他们的邪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迎合这个机会加以引导，用好言慰劳他们，发给他们条文教令，让他们各自保护村庄；四方听说后，一定会有人起来响应，这就等于不用花费军粮，而使劲旅驻扎在四境了！为什么竟想不到这一点呢？听说他们心怀怨恨而离去，您又遣散了他们的队伍；又听说某武举人抓获一小股贼匪的首领，押送来请求保全其弟，但您不答应，某武举人也退去并遣散了他的义民。远近人心，难道不会因此涣散吗？以后恐怕即使招他们，他们也不会来了。莹所听到的未必属实，但临机应变的方法不能不讲；希望您由这件事类推其他情况。只有善人才能接受尽情直言，伏望您千万珍重！

译答复赵尚书谈台湾军务的信 奉到六月望日以后您的谕示，您担心台湾营伍的恶习，几乎已经有魏博牙兵的势头，希望集思广益，命令广泛采集舆论上报。莹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台湾地方的深重忧患，只是告发的人说得过分罢了。自古以来，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不同。军队是凶器，军人大多粗鲁横暴；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在于简明和严明。简明，就是不在琐碎细节上苛求，只责求大原则；严明，并不是刻薄残酷，而是赏罚分明、说到做到。虎豹犀象虽然非常威猛，但世上仍有人能够豢养它们，这是因为掌握了驾驭的方法。马牛犬猪虽然十分驯弱，仆夫童子也可以拿着鞭子驱赶它们；壮健的成年人如果粗疏鲁莽，反而会被它们用蹄角伤害甚至致死，这是因为没有掌握驾驭的方法。市井无赖三五成群互相斗殴，气势汹汹；妇人孩子吓得心胆俱裂；老儒学究向他们评判曲直，反而受辱骂而归，只能挥手气愤，痛骂他们没有良心；路旁的人袖手旁观，私下议论是非，纷纷不止。一个武夫健卒愤怒地呵斥他们一声，双方立刻哄然散去。台湾营伍的情势，也不过如此。如今跑来向您告状的人，不是妇人、老儒，就是路旁袖手旁观的人；哪里值得烦劳您的明察呢！请让我直截了当地说明。台湾一镇有水陆十三营，弁兵一万四千多人，是天下的重镇。士兵都从内地的督、抚、提、镇以及协的水陆五十八营调来，其中漳州、泉州的士兵人数最多。上府各营的士兵较弱，过去一直没有事情；兴化一营稍微强悍，多有违法行为。其中最难治理的，是漳州、泉州的士兵。这些人本来就崇尚勇猛，民俗又好斗，作为百姓时尚且如此，何况成为士兵呢？水师提标、金门标尤其严重。古人害怕他们桀骜不驯，于是把他们分散安置，使各营互相牵制，这种用意非常深远。然而械斗、嫖娼赌博、私自运输违禁货物等事，都不能避免；甚至不服从本管官员的约束，也不听地方官审理。大概康熙、雍正年间尤其严重，乾隆、嘉庆以后多次严加治理，才稍微收敛。这就是刑、兵两方面的法律在台湾独自从重施行的原因，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重法如同迅雷霹雳，不可以经常施用；经常施用，人们就会侧着脚走路而不得安宁。所以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但是小事可以放宽，大事不能放宽。小事如嫖娼、聚众赌博、私自运输违禁货物、欺凌虐待平民之类；如果是械斗伤人甚至致死、不服从本管官员约束、不服从有司拘捕审理，那么关系到法纪纲常，就绝不能宽宥：这就是轻重的区别。因此治理军队，不可不知道简明、严明的道理。不辨轻重，就不能做到简明；不能简明，就不能做到严明；不能严明，就不能使用威势。威势不足，就用恩惠补充；恩惠不足，就用诚信守持。自古以来，著名将领能够得到士卒效力，都是由于使用了这些方法。如今用兵的人，大多既不知道简明，也不能做到严明。有罪而不诛，就没有威势；将领不操练军校，军校不操练士兵，不体恤劳苦，却只求从中削减侵吞，就没有恩惠；应当处罚的免除，应当奖赏的吝惜不给，就没有诚信。这就是命令无人服从、禁令无法禁止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认为不值得深忧，有什么根据吗？回答说：有。军队中值得忧虑而难以治理的，是叛乱和变故。自古以来，骄横的军队、作乱的士卒，大多在自己的乡邑，形势有利方便，容易叛乱和发生变故；至于客兵，则只会溃散而不会叛乱，因为他们所处的形势不利。魏博的牙兵，都是魏博本地人；所以才敢多次杀死、驱逐自己的大将而不接受替换。台湾的士兵，则都是分别从内地调来的。建宁、延平各郡与漳州、泉州彼此不和；兴化与漳州、泉州相邻，也彼此不和；漳州和泉州又彼此不和。因此他们在营中，常常有彼此顾忌之心，必定不敢公然与将领为难，这是明白无疑的。何况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出征的人有加饷，留居的人有眷米，朝廷豢养他们的恩德极为深厚；假如发生变乱，父母妻子首先就会被杀害！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呢？虽然台湾地方的百姓，大半是漳州、泉州士兵的同乡，但士兵一向与百姓有相互仇视的态势。所以一百多年来，只有百姓叛乱而没有士兵叛乱；只是治理军队的人常常害怕他们，不敢治理，这就是将领懦弱。况且漳州、泉州人情绪容易激动而不能持久；一个人倡议，成百上千的人响应，起初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稍微弄清楚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不愿意的事情，很快就松懈下来；再制造声势向他们压迫，他们就像老鼠一样伏地、像兔子一样逃走了。就像吹猪尿泡一样，起初虽然胀得很大，只要刺一个小孔，马上就瘪下去：这就是漳州、泉州人的性情。漳州、泉州的士兵既然得到治理，其他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请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安平士兵发生械斗，死了几个人；将领和副将多次理论制止，苦口婆心地劝说也没有停止。镇将发怒，整队准备前往诛杀他们，众士兵听到消息便解散了；最终抓住几个人，分别上奏请求诛杀，再没有人敢行动。二十五年正月，郡兵在市中聚众赌博。莹任台湾县令，经过那里并不回避；呵斥他们，众人都逃走了。有一个士兵诬告县役掠夺钱财，双方争执，莹命令他跪下审问。众多散开的士兵以为将要责罚这个士兵，一时有几十人一起呼喊、拿着器械出来，想把这个士兵夺走。县役和随从准备与他们搏斗，莹约束制止了他们；下轿后，亲手用铁索捆住这个士兵，走近他说：‘你们敢抗拒逮捕，就全都处死！’众人惊愕，不敢冒犯。于是莹亲手牵着这个士兵，步行到镇署。众人非常害怕，请求免除处罚，莹不答应；最终责罚、罢黜十几人，并禁止他们赌博。从此以后，莹所经过的地方，士兵都畏惧躲避。同年九月，兴化、云霄两营的士兵发生械斗，将领谋划在夜间摧毁并杀戮他们。各位将领仓促戒严，莹也在夜间巡视。各营的士兵成群结队，每群一百多人，看见莹经过，都跪了下来；莹好言劝导他们说：‘我知道械斗并不是你们的本意，只是担心你们被人劫持，所以自行防备罢了。’ 不要放走伏兵，不要擅自出营！一旦出去，责任就不在你们这里，对方就会乘虚而入了！众士兵大喜，说：“县主爱护我们！”到了其他营，也照此办理。整夜寂静无事，天亮后才解散。音镇军严厉责备各营将领，众士兵这才害怕，纷纷叩头，额头都磕出了血；又查出每营最狡猾强悍的几个人，穿耳示众，各军于是肃然。以上三件事，起初声势汹汹，几乎无法预料；最终大家都畏惧服从，不敢妄动。由此可见，台湾的兵还是可以治理的。等到我第二次到台湾时，却听说到处都把士兵横行作为议论，有人担心会发生变故。追问事情，大多不过是聚众赌博而受到禁止却不服从之类的事。将领和副将懦弱怕事，加上营与县不和，所以议论者纷纷夸大其词，其实并非事实。总兵官观公常常替他们辩白，没有一次不扼腕叹息，恨不得有得力助手；这就是他决意以疾病为由请求离任的原因。他离开以后，营、县之中才有人开始思念他。今年正月，凤山、淡水两营都发生营兵打死平民的事，副将以下想暗中赔礼了结，厅、县也商议稍稍判罪，最后把事情压了下来。当时太守方公代理道员，和观公竭力坚持，不允许这样处理。后来才得以把这些士兵和器械送到郡城，但营中有些人因此心怀怨恨。五月，安平营士兵趁危乱劫夺百姓的米粮，各位将领又想不予追究；幸好巡抚大人巡视台湾，正好遇到这件事，严厉责问，斩杀三人，其余人按军流之罪治办。巡抚大人正在盛怒之下追根究底时，议论者纷纷说，兵民形成这种习惯已经很久，突然严办恐怕会发生变乱；有人说安平营士兵全都溃逃下海了，有人说行刑那天他们将要谋划劫夺。太守方公入见巡抚，竭力陈说无需忧虑的情形，只请求不要多杀而已。上奏此事的当天，兵民都畏惧服从了。既然如此，那么那些纷纷扰扰的舆论难道可以凭信吗？后来各营再没有械斗和劫夺，难道不是严厉整治的效果吗？执事说得好：“如果没有像李临淮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军营面貌焕然一新！”这句话可以说抓住了要害。李临淮固然不可多得，但如果把台湾各营同魏博相比，情况还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即使有违法行为，一个健将或能吏也足以平定，保证不会有其他问题。况且聚集一万四千多名士兵，远渡重洋，经历风涛险阻，又有三年更换一次的烦扰；旧兵还未离开，新兵又已到来，这种情势本来就与常年驻守本土的士兵不同，而营将能够用恩惠、威严和信义对待士兵的，百人中也难有一个。又正值太平无事之时，士兵整天在市井中游荡嬉玩，强悍刚健的气力无处发泄，要他们不喧哗争斗、少做违反禁令的事，是不可能的。可是那些柔弱无能、没有见识的人既不能治理，只是一味互相报告这些惊怪之事，实在令人叹息！《台湾兵事第二书》前一封信中，我已经详细说明台湾士兵不必过分忧虑，关键只在于统领者是否得人，能否以简明、严整为根本，以恩惠、威严、信义为手段；这样就没有难以治理的地方了，所说已经很详细。后来我又想到，这番话只是用兵的大略。只有深刻明白其中含义，并且能够灵活变通地实行的人，才足以谈论这件事；这不是今天统领士兵的各位将领所懂得的。不明白这个道理，却片面执着于“台湾士兵不足为虑”的说法来互相指责，不是怀疑，就是惊骇。颕斋太守看到了我的信，把它报告给兵备孔公；孔公索取信件阅读后，对太守说：“说戍守士兵不敢叛乱，这还说得通；但认为他们不足为虑，我不相信；我正担心他们溃散呢！”我在这里孤独无援，和孔公虽有通家之谊，却不常见面，不能向他说明其中的原因。可惜孔公有忧虑世事之心，却不了解军情，这不是靠言语争辩能够解决的。在台湾任职的人尚且不能完全没有疑虑，何况远隔大海，军务岂能遥相推测？赵充国是老将而且深谋远虑，尚且一定要亲自到边塞指点部署军势；由此可见，古人也不轻易谈论这种事。请允许我把这一说法申述完毕，只请您明察！

译自古以来的名将，不是从行伍中直接提拔出来的，就是出身微贱而不拘泥于细小的品行；士兵尤其多是无赖而强悍的壮士，所以能够强悍勇敢、舍身杀敌。如果人人都循规蹈矩，那么气势就无法振作；气势不能振作，内心就会怯弱；即使人数众多，又有什么用呢？壮士像老虎，懦夫像羊；牵来一千头羊，也抵挡不住一只老虎的吼叫，又何必耗费国家亿万钱财呢！明朝末年边防事务败坏，正是因为读书人不懂军事，扰乱军情而错失战机；即使有勇猛的将领和精锐的士兵，也不能加以使用。一切都用法令来约束，尚未见到敌人，士气先已受挫。这就是壮士灰心、精锐受挫的原因。近来武人多半习惯于装作文雅的样子，放下戈矛去讲求应酬，以驯顺温柔来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其喜欢这种做法，把它看作雅歌投壶的风气。唉！平时不熟悉行军布阵，也不讲求技艺，一听到炮声就惊慌失措；即使有百万支箭壶，又怎么能用来投向敌人呢？驯弱到这种程度，还不如粗野勇猛。粗野勇猛到了极点，不过是强横；强横正是勇敢的资质，善于驾驭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到了驯弱的地步，鞭打他也不能使他前进了。况且将领和士卒，是国家的爪牙；如果没有威严，国家设置军队又有什么意义？从前李广因为私人怨恨杀了霸陵尉，便请罪；汉武帝回信说：“报仇雪恨、除掉祸害、舍弃残暴、停止杀戮，正是我对将军的期望。至于脱帽、赤脚、叩头请罪，难道是我的本意吗？”汉武帝这句话，可以说是懂得将帅谋略了。至于根据过失的轻重大小分别施刑，这只是军吏的职责，不是将帅谋略。因此郭汾阳、岳忠武虽是知礼的名将，却都曾经触犯司法。科条繁多细密，武人粗疏，最容易触犯；即使贤如郭、岳，也仍然不能避免。若用这些法条约束今天的强悍士卒，能够实行吗？不寻求训练他们的方法，只担心他们强悍而不守法；所以我说，这是不了解军情。如今不担心他们叛乱，反而更担心他们溃散。那么士兵为什么会溃散呢？古代士兵溃散，有的是军队疲惫而停止作战后溃散，有的是守险之地粮食用尽后溃散，有的是突然受到强敌惊袭后溃散；这些都不是今天的情势。无缘无故地溃散，四面又有大海阻隔，溃散后将逃往哪里呢？况且班兵值得忧虑，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这种议论是叶健庵中丞首先提出的。中丞曾任台湾兵备，深以班兵为忧，建议把“更戍”改为“招募”；他把这意见告诉总督庆公，庆公回答：“不可以。”后来叶公离任，仍以没有实行自己的主张为遗憾。如今执事已经洞察这个主张不合理，但福建之中负责此事的人不了解实际情势，往往只是道听途说地接受这种议论。更严重的还有人说：“台湾士兵我们无法治理；将来一旦有紧急情况，只有自杀罢了！”将校尚且说出这种话，文官又能说什么呢？难怪他们更加厌恶并害怕台湾士兵。每当看见士兵犯法，就夸大其词地互相报告，于是士兵的声势更加膨胀；这件事文武百官都不能说没有责任！台湾士兵本来没有难以治理的地方，不责备治理方法不当，却说“士兵强悍，值得忧虑”，甚至说出“只有自杀”的话，也实在可笑！只是可惜台湾数以万计的健儿，都是国家的劲旅，却因三五个庸弱的将校而白白耽误；这样的军务还怎么能够有所作为呢？有将领，士兵就精强；没有将领，士兵就强悍难制。自古以来，治理百姓从来不是靠更换百姓，今天难道能靠更换士兵来治理吗？所以，做官而说百姓邪恶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好官；做将领而说士兵邪恶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良将。不过，良将实在难得！连执法都做不到，又怎么会懂得将帅谋略？我竭力争辩的，是说明戍守士兵可以治理，希望安定众人的心，消除众人的疑虑，挽救他们的怯弱而振作他们的志气，希望他们有所振作罢了！难道我是喜欢这样喋喋不休吗？如果实在不得已，那么姑且提出三条补救弊端的方法：第一，小事不要追究，大事不能赦免；第二，规定训练期限，每月亲自考核；第三，责成军校负责，不得频繁更换。军法十分严厉，发生事情以后才使用。现在正值太平时期，不可以经常使用，但不能不让士兵知道军法的存在。对于平常容易犯的过失以及兵民之间的纠纷，应当分别处理。小事加以宽容，大事一定治罪，既已定罪就不赦免。因为小事也不宽容，就会使法令过于繁密，军心不得安定；大事如果赦免，就会使人无所顾忌，法令也无法施行。一宽一严，恩惠和威严就都得到体现了。中枢对政务考核和训练本来有固定期限；弓马、器械、枪牌、阵图，各有规定的方法。如今全都把这些当成具文；条令教诲虽然明确，执行却不得力。这是当前最大的弊病。应当严格责成总兵官，各营每月由副将亲自考核一次，明确列出等级差别，发文上报省中处理；根据优劣分别赏罚，用来劝善惩恶。这样营伍自然会整肃，士卒可以取得实际成效，也可以避免懒散游荡而滋生事端。至于班兵到台湾后，分驻各营、各汛，都有各自主管的官员。过去因为没有固定的训练日期，士兵任意出营到别处去；而各汛军校又不时更换，有的不是因公过调任处分，就是揣测各处肥瘠，把职务当作谋利的场所。因此主管官员往往连各营头目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士兵了。前一封信所说的“将领不训练军校，军校不训练士兵”，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应当分别确定各营、各汛，责成主管官员加以约束，使士兵不得擅自出营；军校各自守好所属营汛，不得任意更换。总兵官随时考察他们贤能还是无能、勤劳还是懒惰，使功过各有所归，那么士兵就不难治理了。这三件事极其浅显容易，但要大力实行却很难，所以一定要依靠贤能的将领。弊政废弛已经很久，必然会有人极力说这样做不合适，从各方面加以阻挠；不要被他们迷惑，应当严厉弹劾，以此警戒。这样或许恩惠和威严能够彰显，命令也可以施行。谚语说：“仁慈的人不能掌管军队。”请执事裁夺！《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阁下两次治理晋江，贤能的声誉更加显著；近来调任台湾，实在是海外百姓的幸运。您竟然屈尊下问，极其谦逊，诚恳地询问这个地方政务的宽严以及施政措施的先后；我惭愧不安之余，反而更加局促。只是我对于这个地方有“旧令尹必告”的责任，不敢置身事外，谨将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您。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调理自己的身体，必须使气血流通、身体各部分活动起来，才可以没有疾病。如果某一肢某一节气血滞塞凝结，疾病就会发生。然而用药的人必须特别审察患者体质的强弱和疾病的深浅，斟酌分量来用药；所以有病情相同而用药不同的，最后都能奏效。我又听说，治理政事在于得到民心。要得到民心，必须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阁下从泉州到台湾任职，台湾百姓有一半是泉州人，泉州人的弊病以及他们的好恶，您已经熟悉了；至于台湾人的弊病和好恶，或许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

译如今逞强好斗、轻视死亡而看重钱财，是泉州的风俗。他们喜欢打官司却不顾情理，喜欢争强却没有道理。摴蒱、女妓、顽童、槟榔、鸦片，把这些当作每天的饮食和生死大事。这就是泉州形成这种风俗的原因。台湾人本来兼有这些特点。然而台湾这个地方，下辖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嘉应州人，有潮州人，也有番众；把几个郡的番、汉百姓聚集在一起居住，百姓就很难成为和睦的一体。一个总兵、三个副将，水陆十三营，分别属于督标、抚标、水提标、汀邵、延建、长福烽火、兴化、诏安云霄平和、金门同安，合计九郡五十八营的士兵轮流换防，士兵也很难成为和睦的一体。百姓之间不能相容，士兵之间不能相容，百姓与士兵之间不能相容，番人与士兵、百姓之间也不能相容；他们每天错杂相处而产生隔阂，这是情势所决定、无法避免的。因此安抚、调解、整合他们，困难在于使各方和睦。台湾的门户，南路是鹿耳门，北路是鹿港和八里坌，这些是官府设置的港口；不是官府设置的港口还有：凤山的东港、打鼓，嘉义的笨港，彰化的五条港，淡水的大甲、中港、吞霄、后陇、竹堑、大安，噶玛兰的乌石港，商船都络绎不绝。至于沿海偏僻安静的地方，港口分歧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渡过。不只是商人和贩运货物的人来往没有固定时间、居住没有固定地方，内地游手无赖以及犯重罪后逃亡的人也混杂着纷纷到来。有产业的人十户中不过两三户，土地出产和人工不足以养活众人，于是大家聚集起来成为盗贼，做出奸邪恶行。因此，如何查察并整顿、捕捉他们，困难在于必须周密。内地百姓聚族而居，人口多的也不过一万男丁罢了！彼此即使相互仇视，也只是被牵连到私人械斗，没有人敢倡导叛乱。台湾百姓不是按宗族划分，而是以府籍形成同党；漳州人结党于漳州人，泉州人结党于泉州人，广东人结党于广东人，潮州人虽然属于广东人，却也结党于漳州人，人数动辄不下数十万。匪徒聚集起来，达到上千上百人，就足以作乱。朱一贵、黄教、林爽文、陈锡宗、陈周全、蔡牵等逆贼先后倡乱，彼此相隔有的三十年，有的十多年；虽然很快就被消灭，但杀害官员、攻陷城池，使百姓遭受涂炭，战乱的惨状令人谈起便心寒。耗费国家数十百万的金钱，使将帅经过数月经年的征讨，之后才办完此事。人心浮动，流言容易兴起；变乱的萌芽，不知何时会出现！因此困难在于保持常态，同时能够察知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凤山的百姓狡猾而凶狠，嘉义、彰化的百姓富裕而强悍，淡水的百姓涣散，噶玛兰的百姓贫困。只有台湾附郡，地域狭小；艋舺通商，户口大多富实，所以那里的百姓稍微淳朴善良，比较容易治理。然而一旦安逸，就会想到放纵享乐，一人倡导，百人应和。官府有一件善政，百姓就成群进来称颂并表示服从；官府有一件不善之举，百姓就一齐辱骂，并做奸诈欺骗之事。因此，施政措施的困难，在于必须既有德行又有才干。以上这些，都是这个地方的弊病。知道它的病症并加以治疗，用药就一定有相应的方法。虚弱的就补益，有毒害的就攻治，抵抗而不能被药力攻入的，就用调和的方法使其疏通引导；即使扁鹊、卢医也不能改变这一原则。孔子所说的同百姓有共同好恶，并不是为了苟且求安而采取一切姑息政策。百姓既然浮动而喜欢惹事，不严厉就不足以镇定安抚。铲除强暴、赏罚分明而且有信，这叫严；事情预先建立安排、临到变故而不惊慌，这叫重。用威严震慑他们，用恩惠团结他们，用信义成就政事，大体都包括在这里了。百姓痛恨盗贼，我就严密查捕；百姓痛恨匪徒，我就诛除强横者；百姓厌恶诉讼，我就勤勉听审决断；百姓厌恶受到冤枉牵连，我就不株连无辜：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厌恶。百姓喜欢贸易，我就不惊扰市场店铺；百姓喜欢安居乐业，我就不扰乱乡里；百姓喜欢自矜自重，我就以礼相待；百姓看重财货，我就保持廉洁：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喜好。用宽容来容纳众人，但不能把宽容误作容许奸邪，对有过犯者必须惩罚；用恩惠来培养士人，乡绅耆老和总董等人，除非有公事，不接见他们；调和军营队伍，使心平气和，以达到融洽；亲自接触贫贱之人，广泛询问以便了解下情；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预先防备，慎重思考而作出明断。文官和武官同心，官府和百姓成为一体，那么气血自然就会流通，身体各处没有堵塞，还会有什么疾病不能治好呢？《台湾班兵议（上）》近来听说大府下达檄文，商议改革台湾班兵制度，改为招募本地人。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海外荒服之地，明朝末年被郑氏擅自占据，几十年来一直是闽、浙、江南的忧患。圣祖仁皇帝命令将领兴师讨伐，郑克塽衔璧归降，这才纳入版图。到现在已有一百五十三年，设置重镇，总管军队，使其拥有专门诛杀的权力，东南沿海数十郡因此有了外藩屏障，日本、荷兰都不敢窥伺台湾，这就是台湾的功劳。台、澎一镇的水陆十六营，额定士兵一万四千六百五十有六人；从督、抚两院，水、陆二提，漳州、汀州、建宁、福宁、海坛、金门六镇，以及福州、兴化、延平、闽安、邵武五协的五十八营中抽调士兵轮流戍守，多的七、八百人，少的百数十人。他们到台湾后，又分散布置在各处；每个内地营分到台湾各营的只有十几人，最多也不过百人而已。不仅三年之内分批轮班、出营和收营时有纷纷点调的烦扰，还要配坐哨船或商船，经历重洋风涛，每年都有漂流溺死的祸患；而且戍守台湾的士兵既有兵饷，又有供养家属士兵的费用，每年耗费十几万庾，正供也不少，实在令人痛惜。这究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曾推究其中的原因，私下看出历代圣明君主的谋略深远，以及前人建立法律、确定制度的优点，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

译兵器是凶险至极的东西；用来防御外来侵侮，首先要考虑内部的叛乱。自古以来边塞的士兵，都是从远方调来戍守，不使用当地人；为什么呢？是要取得他们拼死效力的力量，不能让他们受到家室的牵累。边塞是战争之地，胜负得失没有定数，居住当地的人各自顾念家室，心里犹豫观望；如果一旦失守，就会相互带着逃跑。早晨归楚、晚上归秦，是他们的常态。如果用这样的人当兵，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名将，也不能同他们守住边塞。所以不惜让数千里外的士兵长途劳苦，轮流前往戍守，期限定为三年；让他们顾念自己的家室，使他们在疆场上竭尽全力，然后舍弃生命来效命。台湾孤悬海外，遇到缓急情况，势必难以互相策应；民情浮动，容易反复。然而自朱一贵、林爽文、陈周全、蔡牵等逆寇屡次酝酿作乱，最终没有发生兵变，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害怕招致显戮，不敢怀有异心。前人还担心他们难以控制，所以把他们分散安置，使各方错杂、相互牵制，用意十分深密。如今如果停止轮班兵，改为招募，就等于让台湾人守卫台湾，是用台湾来对付台湾人。假如发生意外，他们先行勾结，将帅便没有可以掌握的力量。我恐怕那忧患太大，简直不忍说了。这是不能改的第一点。军队是貔貅般勇猛之士的力量，必须使他们经常劳苦，不能任由他们安逸享乐。自古名将训练士卒，都把劳苦放在首位；手拿戈矛，身披重铠，即使遇到寒冬雨雪、盛夏酷热，而大敌当前，也要整顿队伍向前进攻。如果平日习惯于安逸，怎么能够驱策他们争先作战？所以要训练技艺、练习奔走，白天行走在荆棘丛中，夜晚睡在冰霜之地，冷时能够赤身，热时能够穿重衣，这样以后军队才可以使用。如今营制中的训练各有固定期限，将领和弁员把操演看作例行旧事。只是轮班兵出营时约束烦难，而且把几十处彼此不熟悉的人集合成一营，彼此生疏，操演势必难以统一；将领和裨将害怕受罚，即使想不定时勤加操演，也有所不能。这就是说，在轮换之中本来就包含着训练劳苦的意思。再加上贤能的将帅讲授训练，这样才能成为精锐部队。如果改为招募，日子一久便安闲懈怠，有兵和没有兵就没有区别。这是不能改的第二点。军队是勇猛之士，应当把勇敢作为首要条件。胜败往往决定于顷刻之间，胆气要在平时训练。身经百战的军队，所向无前，是因为胆气壮大，所以轻视敌人。古代名将训练士兵，有时让他们躺在崩塌的山崖下，有时把他们置于虎狼出没的洞窟中，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胆气，使他们习惯陷入危急而不害怕，这样以后才能养成大勇。渡过台湾海洋，也可以说是身处危机。惊涛骇浪茫茫无边，巨风突然刮起，船舵折断、桅杆倾斜；船夫披散头发呼喊神灵，邻近的船只漂流破碎。大鱼高过丘陵山岳，人的性命轻如鸿毛。像这样的情形，轮班兵往来频繁，已经习惯并熟悉了，胆气自然加倍。一旦冲向刀箭、冒着弓矢和石块前进，希望不至于害怕畏缩而退步。而且平时已经熟悉海洋，即使遇到变故，往来联系也容易。兵法说：“把人置于必死之地，然后才能求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今如果改为招募，免除他们涉险渡海，就会养成怯懦的性情，遇到困难便望风先逃。胆气既然没有，少有不溃败的。爱护他们反而正足以使他们送命，这实在不是国家养兵的本意。这是不能改的第三点。对于这种必不可改的制度，却想要变更它，等于把台湾视同内地，难道不是对历代圣主的谋略和前人的美意没有深入思考吗？然而大府之所以议论改制，也自有其说法；请允许我解释其中的疑问，这样就可以不再迷惑。第一，说是为了节省糜费。闽省的兵糈，仅仅能够支给。自从林、陈、蔡三名逆贼起兵以来，各府、县运送粮食到台湾，积存的粮食大半被掏空；连年购买补充，仍然短缺十数万石。可是台湾每年运来的粮食不能按时到达，各县只得借用仓粮，垫付发放兵米；旧有的储粮还没有补满，又有新的借粮，各县借此难免造成亏空。而且台湾新设艋舺一营，兵米不够支给，所以闽省仓储很是窘迫。如果把轮班兵改为招募，内地眷米这一项每年可以节省粮食数万。几年以后，不但能够补足，还会有盈余；并且可以减少运粮，用来供给艋舺兵米。这就是所谓节省糜费的说法。却不知道内地仓储并不是亏在军需上，而是亏在官吏身上。军需既然短缺，历年采买也不难报称办竣；所担心的是只有采买的名目，却没有实际买粮。到了交代时，辗转挪用抵补，虚报仓中存粮。至于台湾的粮食，不过是运输日期稍迟，虽然需要借粮垫付，运到后立即归还，怎么会造成亏空？如果艋舺兵米不够，台湾还有其他款项可以筹措，何必贪图节省的虚名，而耽误百年大计？第二，说是为了安置游民。台湾的户口禁令虽然严格，但港口分歧众多。除了鹿耳门、鹿港、八里坌三个正口以外，南路有打鼓港、东港、大港、喜树仔，北路有笨港、五条港、大甲、吞霄、后陇、中港、大安、乌石港，其他偏僻的私港更是数不胜数。无业之民偷渡的日子增多，他们不是聚集在市廛之间游荡，就是肆意做盗贼；捕捉惩治也无法胜任这么多人的数量。如果招募他们当兵，使这些人有可以赖以谋生的途径，也是一种安置他们的办法。这就是所谓安置游民的说法。却不知道招募的名额有定数，而游民来的人没有限量；那些不能当兵的人，又将用什么办法安置？而且这些人懒惰游荡、没有根基，稍不如意，或者触犯法律，就会逃走而毫无顾忌；如果管束得稍微急迫一些，又会鼓噪作乱。一旦奸民蠢动，这些人全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叛党。况且台湾的漳、泉、粤三籍向来各分气类，动不动就发生械斗；将领和弁员带兵弹压时，他们不是仇人的一方，就是党羽的一方，难道不会反而助长混乱吗？这种祸患无穷，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判断出来。第三，说是为了免除烦扰。台湾轮班兵每三年抽调更换一次，往来接连不断，于是有编造名册、移文报告的烦劳；遇到缺额和事故，又有补充、革退文案的烦劳。台湾、鹿港、蚶江、厦防四厅，配备船只等待渡海，没有一天停止。内地五十八营、外地十六营，收营、出营的人一路相连。而且轮班期满出营以后，多不遵守约束，纷纷惹事；带兵的员弁既害怕他们如同害怕虎狼，地方厅县更难以审问治理。如果改为招募，这些弊端就都会清除。这就是所谓免除烦扰的说法。却不知道文书案牍不过是书吏记录的劳作；厅、营事务纷杂，各有旧章可以遵守。假如他们出营滋事，有一个能干的官吏就足以安抚处理。如果因为担心烦扰，专门追求安逸便利，这种做法适合在事务简单、民风淳厚的地区讲求，却不是用来施行于事务繁多、地位重要的地方的；何况是海外重兵驻防的事情呢！

译既然如此，由前三项看来，它们的危害很大；由后三项看来，又没有任何好处。我不知道议论改制的人取的是什么，为什么轻率地改变旧章呢？老将谈论用兵，谋划总要做到万全；忠臣谋划国家，所期望的是长久。凡事都必须权衡利害，而利益所在的地方，弊端也就在那里；只是还要看利弊的大小如何罢了！轮班兵制度实行至今已有一百余年，推究它的弊端不过如此；至于它的利益，则是保障整个海疆。如果改为招募，它的危害多得说不尽，却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可以决定应当遵从什么、违背什么了。《班兵议》（下） 轮班兵制度不能改变，理由就是这样；那么大府还想改变它，他的错误也就很明显了。我听说大府入京朝觐时，曾经当面陈说此事的利弊，已经得到皇帝的允准。一定有人把这件事说得非常急切，这一点可以推想而知。大概是认为轮班兵不能发挥力量罢了。朱一贵作乱时，整个台湾都陷落了；林爽文作乱时，南北两路都陷落，未被攻破的只有郡城；陈周全作乱时，先攻陷鹿港，后来又攻陷彰化；蔡牵作乱时，先进入艋舺、新庄，后来攻陷凤山，占据洲仔尾，郡城被围攻达三个月。轮班兵不能消灭贼寇，都依靠义民的力量，后来又接续调来大军，才将他们彻底消灭。这是轮班兵不能发挥力量的明显证据。唉！这是文武诸臣的罪过，和轮班兵有什么关系呢？台湾土地肥沃而百姓富裕，糖、麻、油、米的利益，北到天津、山海关，南到宁波、上海，同时还供应内地福州、漳州、泉州数郡。百姓和商人的力量既然富足，守土的人就难免产生吞食肥肉的贪欲。太平日子久了，文官安逸、武官嬉游，只以声色宴乐为乐；不讲求训练的方法，也不询问民间的疾苦。上下隔绝，百姓怨恨叹息，所以使奸人窥伺空隙而产生异心，得以乘机结党作乱。事情仓促发生时，文武官弁还在梦中。朱一贵导致祸乱的原因，说起来令人痛恨。后来的人不知道把它作为鲜明的警戒，时间一久逐渐忘记，于是又发生林爽文之事。陈周全是陈光爱的余党，诛杀没有彻底。到彰化米价昂贵、匪民肆意抢掠时，台湾守备急忙赶去，只擒拿惩办了二十多人，粉饰一番了事，又放置周全不问，以致纵容他发展成大患；守备刚返回郡城，灾难就发生了。蔡牵的大帮势力在海上骚扰十多年，用重利引诱、结交岸上的匪类，接受伪旗的人有一万多人。他一旦扬帆直入，匪民在内部接应，所以能够一直逼近郡城。这些全都是诸臣经略不足，和轮班兵有什么过错？即使当时不设置轮班兵，而全都已经招募，难道就能保证没有事情吗？但我听说，朱一贵作乱时，文官先带着妻子儿女逃往澎湖，因此人心没有主心骨，总兵欧阳凯奋力作战而死于国难；林爽文最初占据嘉义时，总兵柴大纪一出兵就歼灭贼寇、收复城池；陈周全的另一支贼军首领王快攻打斗六门，千总龙升腾带领一百名士兵击败数千贼寇；蔡逆攻打台湾时，澎湖副将王得禄带领六百名水师士兵在洲仔尾击破数万贼寇，不到三年终于歼灭蔡逆。台湾人直到今天还能够谈起这些事情，这说明轮班兵并不是没有力量，只在于怎样使用他们。却想要改变旧制度，难道合乎道理吗？不过，今天台湾营务有五件适宜讲求的事：第一，平时收藏器械，以整肃营规；第二，演习、检验军装和枪炮，以求真正可用；第三，选取教师、学习技艺，以备临敌；第四，增设噶玛兰营兵，以资助防守；第五，把北路副将移驻别处，以加强战略形势。台湾轮班兵的器械，除了炮位、铅药以外，都是由内地各营士兵配带。因为分散派给各营，担心遗失，向来都由士兵自行保管，不交给弁员备用。然而按类别编组的习惯还没有消除，每当因小事发生口角，双方就拿出器械相斗，将领和裨将来不及弹压，已经导致伤人。虽然多次加以严惩，这种风气仍不能免除。实在是因为器械在手，容易逞凶的缘故。如今应该制定制度：自从入营点名以后，所有器械都编号并登记姓名，交给本营守备收入库房。只有操演教习、奉差出营、追捕盗贼时，才按姓名发给；无事时全部缴回，不许拿在手中。各汛地距离营地较远的，也交给千总、把总收管。这样一来，手中没有可以凭恃的器械，平时就可以避免械斗，营规也能整肃了。武备的作用，以武器锋利为先。藤牌、鸟枪、长矛、半斩腰刀，到处都必须坚固锋利。大小炮位，一炮可以击杀数十名贼寇，更是取胜的重要器具。台湾营的军装，只有火药、硝磺由内地运来供给，在当地自行煎煮；其余都由省局制造，委派参将、游击等大员押运到台湾，旧的、坏的则收回缴还省局。我曾见刀刃脆薄，不能承受砍斫；每次斩决囚犯，只用一两次就缺口。藤牌非常小，周长不过三尺，藤条也轻薄；这只能在操演时便于腾挪舞动，如果用来临敌，根本不足以遮蔽箭石。鸟枪尤其短，不能抵到肩部，怎么能射中远处目标？至于炮位，铁料很多未经熟炼，又掺入铅砂，稍微重一些掷到地上，两只耳部就会断裂；火门有时又歪斜，往往炸裂伤人，以至于不敢演放。武备达到这种程度，即使有健壮锐利的士兵，也难以战胜敌人。从前省局交付营中时，大家都顾及情面，草率收受；耽误军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应该严格制定制度，务必以厚大、坚固、锋利为标准。枪炮必须由委员当面试放，并且由镇、道会同检验，然后才能收入营中；否则退回重新制造，并且按照工匠应得的罪名治罪。这样，省局就不敢偷减工料，委员不敢徇私照顾而押运，台湾营也不敢草率点收，军装就可以期望做到坚固锋利了。营制中的操演，弓箭、鸟枪、藤牌、刀矛各有使用方法；进退、跳荡、腾挪、奔走、击刺，各有规矩。平时督、抚、提、镇校阅时，都按照固定的阵图演习；这不过是死板的方法和旧有的规矩，用来训练步伐罢了。到了真正遇到敌人冲锋时，就要临机应变，只以勇敢、灵便、整齐为上；必须使手与器械协调，器械与内心协调，内心与队伍协调，队伍与弁员协调，弁员与将领协调，然后才能千人一心，众志如城，没有不能战胜敌人的道理。常见市中的无赖之徒，都以拥有臂力互相夸尚；一营之中，难道没有熟悉高强技艺的人吗？如果能够留心选拔，让他们担任众兵的教师，早晚训练；将领和裨将亲自督率，每日检查、每月考核，评定优劣，能够教会十人以上的赏赐，能够教会百人以上的提拔任用。这样一来，人们都会争着凭技艺显示长处，精锐部队就可以形成，临敌时一定能够取胜。

译噶玛兰新近开辟，定额设置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战士二百六十名、守兵一百四十名，归艋舺水师游击管辖。所调拨的轮班兵，都使用上游四府的兵。只是兰境北到三貂，南到苏澳边界，横向延伸一百多里，三面背靠山岭，关隘二十处，都是生番出没的地方。东面临海，内港有乌石、加礼远两个港口，从三月至八月，港道通畅，百姓贩运粮食，小船往来不断；外洋则有苏澳、龟山、鸡笼洋面，南风当令时，常有匪船游弋，防守堵截尤其重要。兰地偏僻遥远，位于台湾最北部的山后，距离郡城十三日路程，距离淡水六日路程，中间隔着三貂大山，道路狭窄、溪流深险，极其险阻；一旦发生意外，一百人就可以堵塞道路。如今定额士兵裁减为四百名，分守各处汛地，不免显得单薄。必须增加战兵一百二十名、守兵八十名，设置都司大员统领，驻守五围城内；守备移驻头围，千总移驻三貂；再设置在城千总一员、外委二员，这样才足以资助弹压。只是增加兵员就必须筹措军饷。我私下看到，兰营的兵米和饷银，都是从兰厅正供的剩余租赋中支放，每年银、粮都有盈余，粮食约五千石，剩余租赋番银二千。如今如果抽调战兵、守兵二百名增加防守，每年增加兵米七百二十石，不过使用粮食一千四百四十石，每年仍有剩余粮食。增加兵饷方面，战兵一百二十名，每人每月饷银一两四钱；守兵八十名，每人每月饷银一两，每年约用银二千九百七十六两；都司全年俸薪、马干、养廉约银四百四十九两，千总俸薪、马干、养廉银一百九十二两，外委养廉银三十六两。增加设置各兵的饷银只有九百五十二两，总共需要银四千六百余两。兰厅剩余租赋这一项颇有盈余，用来供给官弁养廉和戍兵增饷，足以支给。至于这项定额兵，如果再从内地抽调，似乎显得繁琐。我查阅军册，台郡城中驻有城守参将一员、兵一千一百七十九名，北路左营都司驻在嘉义，有兵一千二百八十二名，定额兵相当多。如今如果从城守、嘉义两营中酌量抽调，就可以补足名额；而且不必另外筹措饷银和眷米。这样，兰营就没有兵力单薄的忧虑，防守也会更加周密了。台湾府治以南，到琅娇四百五十里；以北到苏澳一千二百多里。按地势来说，南边短，北边长。兰境尚未开发时，起初设置北路副将一员、中营都司一员，额兵一千二百三十八名，驻扎在彰化城内，管辖嘉义都司，作为北路左营；竹堑守备所辖额兵七百二十六名，作为北路右营；艋舺、新庄以北却是空虚的。因此嘉庆九年蔡逆从沪尾登岸，径直到了新庄。后来才增设沪尾水师一营，驻游击一员，把艋舺营守备所辖的陆路兵八百零七名以及兰营陆路守备，都归其管辖。所以两营陆路都归水师游击管辖，只是因为北路副将驻在彰化，鞭长莫及，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罢了。沪尾游击所管辖的海面，上起苏澳，下至大甲，长达八百多里；中间隔着鸡笼，必须等待南风；从鸡笼到沪尾以及大甲，则必须等待北风。这一路浅滩、港澳最多，向来是匪船出没的地方；进行哨探、捕盗和稽查，实在很不容易。如今又让他兼管陆路，确实有顾此失彼的忧虑。一旦淡水、兰地发生事情，仍然会无力应对。依我的愚见，不如把北路副将移驻竹堑，将右营改为中营，从彰化营抽调额兵二百名、从艋舺营抽调额兵一百名，归竹堑守备统领，并加授都司衔，随同副将驻扎；把彰化都司改为北路左营，把艋舺守备改为北路右营，与兰营守备合计四营兵力，统归副将管辖。嘉义所辖、驻在左营的都司，则改归郡中城守营参将管辖。这样，北路副将居中控制淡水，向南可以支援彰化，向北可以支援艋舺、噶玛兰，地势才算真正处于要害之处，郡城可以不再忧虑北方；而艋舺水师游击只需尽心管理海面，以便专一负责。水路、陆路两方面都可以发挥作用了。以上五条，确实是当前台湾的紧急事务。只要付诸实行，一定会有实际成效。不过，自古以来治理的方法没有比治理官员更重要的。如果守土的官员平时廉洁正直、公正明察，勤于政务，不贪图安逸，我知道台湾人一定会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他；即使有奸邪之徒，也不敢萌生作乱之心。即使万一发生意外，我们用已有准备的军队抵御，再用百姓子弟来帮助，哪有不能在早晚之间扑灭的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又何至于使皇上忧劳心神，远道调动数万大兵，耗费无穷的粮饷呢？道光二年，督、抚根据前任台湾道叶公的意见，想要改革班兵制度。观镇军犹豫不决，便向我询问对策，我替他议定方案上报；观镇军立即认为可行。然而叶公随即升任闽抚，临行时还提到这件事；皇上下令让他与总督共同筹划。道光三年，赵文恪前来督理闽、浙军务。他看到这个方案后，就停止了此事；但又采纳其中的意见，对台北营制作了增设和改动。筹议商船运输台湾粮食 闽省内地的水、陆官兵共有五十三营，驻防旗兵也不少于十万，每年征收粮米。只有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属于产米地区，供给士兵后还有剩余粮米，可以接济其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即使协助接济仍然不足，于是有一半按折色发给。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各营，有的全部按折色发给；雍正年间，先后奏请将其中一半发给本色粮，并从台湾额定征收的供粟中拨运。后来又增加发给戍台兵及其家属的米，也用台湾粮食运送。于是台湾每年运往内地、供给官兵家属的米粮有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闰年有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请确定由商船分配运输，运到各仓。这就是商船运输台湾粮食制度的由来。

译台湾商船都是漳、泉富民制造的。五十九年水灾以后，漳、泉两府械斗的风气非常盛，蔡牵在海上骚扰，军事行动几乎持续了二十年；漳、泉百姓更加困苦，台湾也衰败了，各种货物贸易萧条。海船遭遇风灾后，难以重新建造，出海的船只日益减少。于是台湾粮食不能按时运到内地；军粮极其紧急，厅、县都借助碾米来准备储存，结果仓储空了。大商船装货六七千石，小商船装货两三千石。规定：梁头宽二丈以上的，配运官粮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的，配运官粮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起初并没有什么困难。后来粮食运到仓中，官吏多方挑剔，而民间货物每石所给的水脚银从三钱到六钱不等。再加上商船从台湾装货运到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的有时还到盛京，然后才返回福建，往返要经过半年以上；官粮长久存放在仓中，担心受海气蒸变，所以台湾所配的粮食，商人私下都换成银子，用来购买货物。返航时也用折色交纳入仓；实在不能这样做时，才买粮食应付。官吏借机强行索取以牟利，时间久了就形成了陋规。于是内地有了台湾粮食，厅、县都依靠它来补助公用，就像江、浙的漕粮一样。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因台湾粮食积压滞运，奏请开放八里坌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是渡海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的，都命令配运三十石至八十多石。然而奸商诡诈，往往少报梁头宽度，巧妙地规避配运；官粮积压仍和以前一样。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奏请专门雇用商船，派文武大员到台湾运输十万石粮食。二十三年，又雇船运输七万石。在此以前，彰化县知县杨桂森曾建议请求台湾改征折色，奏请停止台湾粮食运输；省中议论认为不可。一个名叫卢允霞的奸民，因为好打官司而被遣戍，遇赦后返回，在鹿港听说此事，说：『这是奇货啊！』他对一位交好的商人说：『我能革除陋规。』众人被他迷惑，把他当作谋主；于是设立公馆，向各船户抽钱给卢允霞作为诉讼费用。但只有鹿港十几家这样做；台湾府以及泉州、厦门的许多商船并不愿意。二十五年，台湾道叶公世倬从鹿港来到任所，接受了他表面上的申诉，认为商人确实受到困扰，想要革除弊端来体恤商人。他议定停止商人配运粮食，请求制造官船进行海运；并把意见告诉台湾县知县姚莹。姚莹说：『台湾粮食每年十万石，按每艘船装二千石计算，依法应当使用五十艘船。一艘船的工料按五千两计算，就要花费二十五万两；既然有运粮船，就必须使用弁兵管理驾驶，并配备舵工、水手，每艘不少于数十人，每年又要花费数万两；海船驾驶三年应当修理一次，费用又是数万两。远洋风涛不可预测，一旦沉船损失粮食，就会船、粮两失；这是在漕船之外，又增加国家的一项负担，不能实行。』叶公怀疑他有私心，等到自己担任巡抚后，仍极力坚持原来的主张；还没来得及改革制度，他就被罢免离任了。

译赵文恪和孙公尔准担任督、抚时，担心商船运输不能按期进行，便嘱托台湾府方公传穟筹划此事。方传穟认为鹿港港口淤浅，商船无法前进；道光四年，采纳舆论意见，请求疏浚开放五条港，以便利商船。但这一年方才奉旨运米十四万石到天津，免除配运兵粮的船有六十艘，能够配运的船就更少了。方传穟说：『如今即使竭力疏通，也不足以运完本年的数额；估计到明年，积欠的数量应当会超过十三万石，势必又需要雇船运输。然而这并不是好办法！远洋艰险，商船往来，每年都有漂流沉没的；平时配运只是一百多石，糖货贸易的配运量是它的两倍，即使船只失水，也只需赔偿不多，所以这种办法可以长久实行。若雇船专门运输，每船所运粮食何止是十倍？一旦发生意外，官府和商人都难以承担赔偿。虽然以前已经实行过三次，但不能把它当作可靠办法。过去商人的资本丰厚，船只的工料坚固；近来商船轻薄狭小，在南北洋中沉毁的很多。民间购买一千石货物，尚且一定要分装在几艘船上，以防意外；官粮难道可以不更加慎重吗？积欠粮食十三万石，使用商船六七十艘，由厦门、蚶江二厅雇用调拨，应当分作四批或五六批运输；每一批都必须有文武正副委员以及护送的弁兵，还要供应和犒赏，这些都取自四县，赔累已经十分严重；而内地各仓既然失去了商船运输的便利，就一定会多方挑剔驳斥，不是说粮食混有糠和沙子，就是说斗斛数量不足，纷纷发文命令四县补运。这是官府方面的负担。官粮运脚每石六分六厘，比民间货物的水脚只有十分之二；每艘船按二千石计算，船户只能得到一百多两运脚银，连舵工、水手的饭食和工资都不够。船只的成本以及修整篷、缆、桅、锚所需的钱，又从哪里出？每逢雇船运输，各行商人和通行各港的船只都要摊派津贴，而船户仍然免不了赔钱。这是商人方面的负担。台湾三个港口，往来的商船只有这么多；既然专门运输积压粮食，明年的新粮必然会缺少配运船只。这是为了疏解积欠，反而增加新的积欠，也不是妥善的办法。何况台湾近年米价昂贵，一听说要雇船运输，民间米价必然会一时上涨，匪类还会借机滋事。这就会使官府、商人都受害，并且连百姓也受到损害。我的愚见是：只有暂时停止运输新粮，改用折色发放军粮；把积压粮食全部配运出去，免除雇船运输，以补充仓储。请下令台湾厅、县查明欠运粮食的数量，到本年为止实际有多少石，照旧配运。道光五年的新粮，命令四县全部折换成银子，按中等平准市价每一石折价番银一元三角，分四季解送到内地，由福州、厦门防厅库收存；有粮食的厅、县，再领回银子，按月折价发放军粮。内地一元番银可以兑换制钱八百多文；按二粮折一米计算，每米一斗可以折发制钱二百文。内地和台湾各厅、县领取、解送番银的脚费，水路平安时就按商船运输的旧例发给，脚费也一并支付。等积压粮食运完后，仍然像以前一样配运新粮。几年以后，如果再次有粮食积压，也可以照此办理，这样就永远免除雇船运输的危害；台湾积压的粮食可以清理，内地的仓储也可以得到补充。』文恪公非常赞同他的意见；水师提督许公松年却极力阻止这一方案。恰好卢允霞进京师上诉，请求停止商船运输，此事交给督、抚议处；司、道官员于是采纳杨桂森的主张，停止商运。请求台湾土地所供的粮食一半征收本色，用来供给台湾营兵；一半征收折色，每石粮食改征银一两二钱，用来供给内地营兵，全部划抵台湾兵饷。台湾地方免除一次次领取、解送的烦劳，内地免除解送饷银遭遇风灾的忧虑；每年还可以节省运脚费六十多两。文恪公说：『闽省漳、泉各府背山环海，田地少而百姓多，出产的米不足供百姓食用；台湾府产米地区粮食有余，所以过去命令征收本色粮运给内地营兵，原本就是要用台湾的有余来接济内地的不足；现在不让把本色粮运到内地接济军队，反而改为解送折色，已经失去了立法的本意。何况台湾府请求暂停一年、改解折色时，司、道官员已经担心米价昂贵、营员借此找借口；如果今后全部解送折色，难道米价就可以不必担心了吗？台湾府所属各地征收供粟，过去从来没有一半征本色、一半征折色的先例。按方守所议，暂时解送折色一年，尚且属于一时通融的办法，还可以由官府酌情办理；如果改为一半征折色，那么台湾百姓中有粮食的人家较多，纷纷卖粮换银，必然会有平水、火耗等加派，更会滋生弊端。这是为了便利商人而使百姓受害。更改旧章，不可以草率行事；应当再次议论！』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共同议论，都认为商运不可以停止。

译台湾百姓听说将要改征折色，大为哗然；士绅都说：『民间缴纳正供已经一百多年了。虽然今昔情形不同，私下折色也都是按照当时米价的高低，并没有固定数额；如果改征折色，每石粮食征银一两二钱，反而会成为固定的成例，实行日久，势必又会加征平水、火耗，将来受到的负担会更加深重！况且台湾百姓做买卖，都使用番饼，并没有纹银；全靠每年发放兵饷，使纹银和番饼都能流通，所以钱价能够保持平稳。如果大笔饷银永远停止，纹银就会断绝，番饼价格就会上涨，必然导致百姓和商人都困苦，大小事情都不方便。』当时孙公也把改征折色抵充兵饷的主张，私下向方传穟询问。方传穟回信说：『如今纷纷说商人受到困扰的人，都是追求虚名，没有计算实际情况。商船往来台湾海面一次，贩货所得利润和船户所得水脚，总共就是数千金；一艘装载数千石货物的船，只运一百多石官粮，还按每石六分多的运价支付给它，国家对商人的体恤可以说很优厚了。有什么困扰呢？所谓困扰，不过是有关官员的陋规罢了；既然有国家法律，就可以治罪，也可以裁革。若改动旧章，假如产生其他弊端，又该怎样处理呢？自古以来没有完全没有弊端的制度；利益所在之处，弊端就会随之产生。如果只看到制度流弊，便连根本制度也一并废掉，这就是因为噎住了便废弃吃饭。怎么可以不察看这一点呢？商船运输粮食，虽然是为了供养军队，但它的源头也在正供。台湾产粮地区，银钱货物相当难得。因此前人根据土地情况确定赋税，有供粟而没有地丁；虽有匀丁杂税，数额也很少。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多，粮食产量不足，所以用有余来交换不足，运送台湾粮食来接济各郡军粮，再拨出帑银供给全台湾的兵饷，各得其所，百姓长期以来都认为便利。虽然近来台湾所属地区的正供不免有折色征收，内地军粮不免有折色发放，船户运输粮食也不免有折色交纳；但是名义还在，法令还在，每当需要粮食时仍然可以立即准备。一旦改制，内地将永远没有取得粮食的机会，台湾也将永远没有得到银子的日子。一旦实际需要使用，反而要费尽周折；这是第一项不便。台湾所属地区的贸易都使用番饼；官府和百姓收取、使用纹银，全都依靠台湾兵饷。兵饷发给士兵后，又会流散到民间。舍弃这一来源，海外纹银就会断绝；这是第二项不便。全台湾每年发放兵饷银二十一万一千多两，闰年发放二十二万六千多两，另外还增加饷银六万七千多两；台湾所属地区额定征收的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捐款，也全部划扣，历年来司中还应当发银十四五万多两。现在把全台湾运输粮食折价计算，即使每年都能清理完毕、没有欠额，也只裁减十万两，仍不足以抵偿大笔饷银的数额。假如一年歉收，百姓欠粮不断累积，财政支绌立即就会显现。海外兵饷关系重大，造成耽误不是小事；这是第三项不便。自古以来，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废除按劳役征收的办法，国家有所征发，乡里就出车出人，马牛只听国家使用。唐代制定租庸调制度，史书还称赞它是好制度。因为军国所需，不能不依靠百姓的力量；这不仅是依靠百姓来办成事情，也是在暗中维系上下关系，使百姓懂得趋赴事务、效力立功、尊君亲上的道理，所以百姓安于自己的本分而忘记劳苦。如今西北各直省仍有车马差徭，因此当地民情愿意保持质朴，把奉公看作本分所应做的事。东南各省民俗轻薄而苟且，一切事情只要便利百姓，仍有人诽谤上级，是因为不懂得本分和义理。海船没有其他徭役，官府往来使用时都支付雇值；只有经过台湾时配载军需、返航时配载粮食，这两件事还保留着奉公的意义。不过也有水脚费的发给；即使船户稍有赔费，也是船户自己图谋巧利，被口员、胥吏挟持利用，最终形成陋规，并不是没有缘由才造成的。如果裁撤运输粮食的办法，那么商船从此就不会懂得奉公的道理；假如有一天发生意外而需要征发，商人反而会彼此怨叹，认为不应当再役使他们。霜降时踩到薄霜，最终会结成坚冰，事情总是逐渐发展的；这是第四项不便。卢允霞，不过是一个无赖讼棍罢了！过去他曾因唆使诉讼而被拟定遣戍，遇到恩赦后返回；后来又盘踞鹿港，倡导邪说，煽动迷惑商民，借着控告革除陋规的名义，设立公馆，每条船抽取数十两银子，这就是奸民横征暴敛。各商船户中，只有泉郊的几个人稍稍依附他，其余人都已经看清了他的奸诈，还有人到厅中控告他假借公益敛取费用。这就是前一年邓丞前去毁掉他的公馆的原因。他怀着这份怨恨，又被众多船户归罪，于是冒死叩击宫门上诉，以堵住众人对他的指责。起初是因为敛取费用而控告陋规，后来又因为陋规而条陈改革制度；这等于一个奸民竟敢肆意发表议论，改变扰乱祖宗制定的成法。虽然停止商运的议案，是杨桂森首先提出的；但杨桂森的主张过去没有实行，如今却因为卢允霞的上诉而实行，这就成了奸民卖弄聪明，反而胜过县令的建议。这种风气一旦开启，将来一定会有许多人纷纷仿效，争相议论国家政事。俗话说：天下有道，政权就不在大夫手中；如今反而落在奸民手中，这可以吗？其中不便之处有五点。州、县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必须让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办理公务，才不至于显得困窘。台湾谷物的陋规，不仅内地各属依赖它的很多，就是台湾各厅、县也有按折色征收一半的利益。每石谷物折收番银二元或一元八角，可以抵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如今如果把其中一半折抵发给台湾军饷，官员丝毫没有余利，那么各厅、县从此就会陷入极大困境。海外经费没有一项不比内地多一倍：幕友的修金每年通常四、五千金；捐赔的款项又有一、二千两。清廉官员的俸禄没有多少，靠什么来供给这些开支？这并不是全都为了把收入装进私囊、肥己谋私。其不便之处有六点。即使是清廉的官吏，也必须让他们能够自给，这样才不会侵耗国帑、搜刮民脂；陋规一旦全部革除，势必会造成仓库亏空。否则，词讼案牍方面就会出现掊克和贪赃受贿，百姓所受的祸害反而更加严重。海外的隐患，正会由此变得深重。其不便之处有七点。损害商人的弊端，危害还算小；如果因为便利商人，反而损害官员和百姓，进而损害国家，那么危害就非常大。古代治理政事的人，利益相同就用义理来权衡，危害相同就按照大小、轻重来权衡，不能不谨慎。本朝制度宽大，一切以便利百姓为主；或者根据时势有所增减，稍作变通还可以；如果竟然废除前人的法度，我私下恐怕将来会留下悔恨』。奏书上呈后，孙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文恪公给传穟写信说：『近来读到陈述的议论，所见正与我相同。这件事关系到国家制度，不能不把意见全部说出来』。然而他已经违背众人的意见，没有停止商人承运。传穟所说的停止旧运、开办新运的办法，也于是搁置了。

译第二年，仍然雇人承运。传穟又请求制定减少运输的办法，说：『近来查阅台湾三口运输谷物的册数，每年积压约二万余石；如果减少运输眷谷，就不会有积压了。眷谷不是戍兵的正粮；每名戍兵每月发给眷谷一斗，每年运输二万六千余石。各兵家属历年的米票，都转卖成钱，并不去仓库领取米；不如按照台湾谷物的平价，每石米抵给纹银一两，由藩司从台湾军饷中扣发，台湾各属用折色缴纳给府，以抵充大饷』。这时文恪公已经离开福建，省里的议议虽然暂时实行了这项办法，却未能上奏并咨报。传穟不久也渡海回内地了。筹建鹿耳门炮台 道光三年七月，台湾发生大风雨，鹿耳门内海的沙地突然增长，变成了陆地。道光四年三月，总兵观喜、署理道员方传穟、署理知府邓传安上奏提议在鹿耳门修建炮台。大意说：『台湾孤悬海外，是四省的屏障，郡城又是根本重地，设置险要、预先防备，尤其重要。鹿耳门这个海口，一百多年来都号称天险。因为从外海到这里，波涛浩瀚，看不见海口，水底又横着沙线，船只一旦搁浅，立即就会破碎。其中港道的水深只有一丈多，不插立标志、乘着潮水就不能出入。这是外部的险要。海口以内有两道出水沙线，南北横贯，是它内部的门户。南线又名北线尾；大船进入海口后，必须换乘小船，沿着这条沙线以内向东航行二十里，经过安平镇，这是通往郡城的咽喉。再向东十里，才到达郡城。北线又名海翁隙，里面可以停泊大船。从这里到岸边也有二十多里，是郡城北面的洲仔尾及嘉义县地界。水深浪大，船不能靠近，也没有办法登陆。这是内部的险要。过去伪郑的重兵都驻守安平，依仗鹿耳门的险要，不设置防备；王师平定台湾时，乘潮水一进入，郑氏便反绑双手投降。朱逆作乱时，郡城已经陷落，叛贼也依仗这个海口，没有设置防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大军再次进入，朱逆被擒杀。我朝制定制度，令台湾协水师副将驻守安平，以防守大港；鹿耳门海口则由水师中、右两营的游击轮流巡防。嘉庆十年，前任镇、道官员上奏议请增添「善」字号梭船三十只，专门守卫鹿耳门，可以说很周密了。然而嘉庆十一年，蔡逆仍然进入鹿耳门，直接逼近郡城，那么所谓天险究竟怎样呢！当时上天设置的险要并没有损坏，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今海道发生变迁，鹿耳门内部的形势大不相同。上年七月风雨之后，当时只觉得军工厂一带沙土淤积，厂中的战舰不能出入；到了十月以后，北起嘉义的曾文溪，南到郡城小北门外四十余里，东起洲仔尾海岸，西到鹿耳门以内十五、六里，广大浩瀚的区域突然水干沙高，变成了陆地，渐渐有百姓搭盖草屋，竟然形成了鱼市。从陆地上向西望鹿耳门，不过近在咫尺。北线以内二、三里处还是深水，再往前就是浅水，到陆地约五、六里。现在正值春水上涨、潮水很大时，水深仅有一尺左右；到了秋冬以后，挽起衣服就可以涉水过去。从安平向东望陆地上的鱼市，就像隔着一条沟。过去，郡城内三郊商人的货物都用小船，从内海迅速运到鹿耳门；现在则要从安平大港外才能出入。眼下情况如此；再过几十年，陆地继续增长、增高，恐怕鹿耳门就可以直接登陆，不必再经过安平了。这样，过去所谓的内部险要，就已经失去了凭依。北路空虚，实在令人忧虑；如果不在鹿耳门对岸的陆地上修建炮台，用偏师守卫，几乎就没有屏障了。康熙年间，鹿耳门原来有炮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倾圮毁失，于是再也没有重建。考察府志、县志，从乾隆年间到现在的营制中，安平副将所辖中营有炮台七座，蚊港汛四座、大港汛三座；左营有炮台七座，安平镇三座，笨港、海丰港、三林港、鹿仔港各一座；右营有炮台五座，都在打鼓港。而鹿耳门这个重要地方，唯独没有设置炮台；只是中营有炮架八座、右营有炮架七座，用来守卫鹿耳门而已。我私下疑惑，前人制定的制度不应当如此疏漏；推究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鹿耳门海口水势浩大，人们都说南、北两条沙线是海上的浮沙，容易陷没，不能修建炮台，也没有地方设置营汛，所以嘉庆十年的新议也只增加修造了梭船。然而南线过去修建的天后宫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它左右两边的文、武二馆，是台湾防同知以及安平中、右营官员查验商船出入、挂验的地方，至今没有见到陷没；难道用它查验商船可以，用它防御外患就不可以吗？人情喜欢安逸、厌恶劳苦，逃避困难、趋向容易，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况且今昔形势不同，应当作百年大计。新增长的陆地形成不久，潮水上涨时海水还不能说不湿润浸泡，而且地势平坦开阔，还没有险要之处，应当等三、五年以后百姓住宅逐渐稠密、土地坚实，再把安平右营迁到这里，以扼守北路的要冲。至于鹿耳门南线的天后宫，请先在那里修建炮台，四周用土堡围起来；让巡防鹿耳门的士兵有据守之地，用土堡保护士兵，用士兵保护炮台。这样以后，鹿耳门的险要或许就可以凭借了』。省里的议论认为：道光元年刚刚有过鹿耳门不能修建炮台的奏议，不便另立异议，还是再等几年以后再议；于是最终没有建成。现在把这个意见保存于此，以等待后人。《东槎纪略》姚莹（原署「阙名」） 《埔里社纪略》沿边各隘 施八坑 《埔里社纪略》浦里社，是台湾彰化县归化的番社。它位于彰化东南方的山中，共有二十四个社。府志记载的名称是：埔里、决里、毛啐、猫丹、社仔、木扣、木武郡、子黑、子希、倒咯、峦恋、田仔、猫兰、田头、思顺、挽兰、外斗截、水眉里、内斗截、内眉里、平来万、致雾、哆咯啷、福骨，共二十四社；埔里只是其中之一。

译距离县治九十余里，中间隔着大山，道路崎岖曲折，难以通行。进入各社的道路有两条：南路从水沙连沿着触口大溪向东走，越过狮仔头山，到达集集铺、广盛庄；再越过山向东走十里，到达水里社的柴围；又向北越过鸡胸岭、芋蓁林、竹仔林，走十五里到达水里社的头社。那里地势相当平坦宽广，都是番人开垦成的田地，十分肥熟。再往里进入水社，中间有一个大潭，面积约七、八里；潭中有一座小山，名叫珠仔山，番人都环绕着山居住。《番俗六考》所说的『青嶂白波，云水飞动，海外别有一洞天』，就是这里。大潭东岸是剥骨社，西岸则是水里本社。当地番人相当富裕，擅长种田，也能织造罽毯。番人都面色白皙而聪慧美好；府志这样称述他们。绕着大潭再向北走，翻过山七里到猫兰社；再向北五里到沈鹿，那里地势相当宽广。向西蜿蜒又进入山中，共十里，谷口极其狭窄，几乎一丸泥土就能封住，是最险要的地方；名叫谾口。过了这里向北，才是埔里大社。那里地势平坦开阔，周围约有三十余里。南北有两条溪，都发源于内山：南面是浊水溪的源头，北面则是乌溪的源头。乌溪是进入各社的北路。从彰化县东面的北投向北走，经过草鞋墩，到内木栅、阿发埔；渡过溪水向东北走，到火焰山下，走五里经过大平林，进入山中；十里后越过内龟洋，到外国胜埔；再渡过溪水向南走二十五里，到达埔里社。从水沙连进入，需要走两天路程；北路较近，但经常有凶番出没，没人敢走，所以大多从水沙连进入。水沙连是番社中长期缴纳贡赋的地方。因为埔里是界外番社，按例禁止越界开垦；所以汉人想要开垦时，只是借用水沙连的名义罢了。相传从埔里社再向东北走，越过山地走五天，就可以通往噶玛兰；东南面则是奇来及秀姑兰一带。《番谷六考》说：『水沙连番属二十余社，各自依山筑屋居住。山谷险峻，路径崎岖；只有南北两条溪涧沿岸可以往来，对外通往斗六门、竹脚寮，是各社共同的道路；隘口通事在那里筑屋居住』。我认为所谓南北两条溪涧，就是触口和乌溪。斗六门属于嘉义管辖，距离漳属的水沙连很远，大概是把“万斗六”误写成了“斗六”吧。《府志》说：康熙六十年，阿里山、水沙连各社趁着动乱杀死通事而反叛。六十一年，邑令孙鲁多方招抚他们，向他们显示军队的威势，又用烟、布、银子赏赐，他们才接受安抚。从此以后就没有听说什么了。乾隆五十三年开设屯田，各社遵照设置屯丁。水里、埔里二社内部有屯田一百余甲，番人自己耕种的田也有一百余甲，尚未开垦的荒地不计其数。嘉庆十九年，有水沙连隘丁首领黄林旺，联合嘉义、彰化两县的百姓陈大用、郭百年以及台湾府门丁黄里仁，贪图那里的肥沃土地，假借已经去世的生番通事、土目名义，到府里说：『拖欠的番饷累积很多，番人没有粮食，请把祖先遗留下来的水里、埔里二社荒地划定界限，交给汉人租种！』知府某人答应了。陈大用随即出面承领开垦，先把拖欠的饷银缴清。约定开垦成功后，替二社永久缴纳赋税，其余的给社众作为粮食；如果土地肥沃，开垦成田园的甲数仍然请准许登记纳税，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嘉庆二十年春，于是发给府里的告示，命令彰化县发给执照，让他们开垦；但没有把事情详细上报。接受这项约定的，只有水沙连番社而已，二十四社都不知道这件事。郭百年得到告示和执照后，便带领众人进入山中。他先在水沙连界外的社仔开垦番人的荒地三百余甲；又从社仔侵入水里社，再开垦四百余甲；随后又侵入沈鹿，修筑土围，开垦五百余甲。三个社的番人软弱，不敢与他们争较。后来他假冒贵官，带领一千多名民壮、佃丁到埔里社，用土袋筑成城，黄旗上大书「开垦」二字；社番不服，双方对峙了一个多月。于是他谋划让番割诈称停止开垦，官兵当天撤回，诱使社番进山猎取鹿，修整后拿来献上；趁他们没有防备，大肆焚烧杀戮。生番男女逃入内谾，聚族哀号了半个月。缴获已经串鼻的牛数百头、未串鼻的野牛数千头、栗子数百石，以及无数器物。听说社中风俗是番人死后要用物品陪葬，于是挖掘番人的坟墓一百多座，每座坟都得到枪、刀各一件。夺取他们的土地后，又修筑土围十三处、木城一座，并进一步招集佃户开垦。众番无处可归，逃到眉社、赤崁依附居住。此前，汉人与番人相持，镇、道官员略微听到一些情况，便派人侦察；那些人回来都报告说：『是野番自己和社番争斗罢了。社番不懂耕作，日常吃饭没有来源，汉人佃户替他们开垦，以补充粮食；而且社番人少势弱，依靠汉人作为援助，所以帮助汉人。被杀的，都是野番。嘉庆二十一年冬，武镇军隆阿巡阅台北，知道了全部事情，严厉地追问此事；于是彰化县令吴性诚请求下令告谕开垦户，把众多佃户驱逐出山。但奸民拿着台湾府的告示，不肯遵从。有人想迎合府中的意旨，说汉人佃户有一万多人，已经花费了巨额工钱，田园也已经建成；如果一下子把他们驱逐，恐怕会滋生变乱。吴性诚上奏说：『埔地靠近内山，道路丛杂，深林密集；一旦准许开垦，聚集的人每天增多，我私下恐怕盗贼、凶犯会趁机混迹其中。如果招集亡命之徒，让他们肆意妄为，那怎么办？况且这片埔地一向是生番打鹿的场所，即使开垦以后明确划定界址，但奸诈贪婪的人永远不会满足，时间久了必然会逐渐私自越界；番人虽然愚蠢，却异常凶悍，一旦无处栖身，势必铤而走险，大大引发边境争端。不如趁他们还没有深入时，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山，还可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镇、道官员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令台湾府撤回人员。嘉庆二十二年六月，把这些人传到郡城会审，给郭百年戴上枷并杖责；其余人宽免了。署理鹿港同知张仪盛、彰化县知县吴性诚、吕志恒到沈鹿拆毁土城，水、埔二社的耕种佃户全部散去；生番才各自返回本社。集集、乌溪两个关口，各自竖立了禁止开垦的碑。可是二十四社从此大为衰败。汉人又陆续进入社仔，社番被驱逐后并入头社、猫兰，头社、猫兰又并入水里社；而哆咯啷、福骨二社与沙里兴相邻，混入凶番之中，眉里、致雾、安里万三社也暗中与凶番相通来巩固自己。埔里人口很少，虽然和水里和睦相处，却无力救援别人，自己也非常危险。

译道光三年，于是有万斗六社革除通事田成发，欺骗埔社番人，谋划招募外社的熟番作为卫兵，给他们荒地开垦种植；埔社答应了。田成发于是联合北投社革除屯弁乃猫诗、革除通事余猫尉，招募附近的熟番，暗中前往重新开垦。然而汉人暗中跟在他们后面，等熟番开垦成功后，便混入其中，图谋侵占。此前，田成发的党羽曾经与水沙连社丁首领萧长发有嫌隙；萧长发于是首先告发了他们的阴谋。道光三年九月，鹿港同知邓传安会同营兵进入埔里社调查此事。越界开垦的熟番听到消息，先行逃走；邓传安安抚晓谕社众后返回。然而邓传安很有开设之议。又有一个寄居的绍兴人马莪士，到福州诱使商人林志通谋划成为业户。赵文恪公因此询问前任台湾县姚莹；姚莹说：『台湾人口日益繁多，游手好闲的人很多，山前已经没有空闲土地了。番人势弱，不能保有自己的土地；不到一百年，山后将全部纳入版图，不只是水、埔二社而已。但是会有那样的时候，如今还不可以』。道光四年五月，孙公到台湾，想要议论这件事。邓传安极力说那里的土地肥沃、山川秀美；孙公的意向有所动摇，想照噶玛兰的旧例办理，于是询问台湾知府方传穟。当时姚莹在台湾，方传穟前去拜访他；姚莹说：『如果一定想要开垦二社，有八件要领，大人可以把这些说出来』。方传穟问具体要领是什么？姚莹说：『过去噶玛兰开垦时，乾隆年间就有百姓暗中前往；嘉庆元年，吴沙率领众多佃户进入山中，占夺、攻杀一共十多年。杨廷理前往开垦时，大局已经确定，所以各社番人献上地图，设置官员经营管理；然而负责督促开垦的委员刚开始办理时，东势社番人仍然相持不服，也是用强力之后才得以成功。如今埔社的开垦百姓已经被驱逐出山，社番并没有输诚愿意献纳土地。此前汉人焚烧杀戮所造成的旧怨，他们还没有忘记；现在前往开垦，必须先使番人的情绪和顺：这是第一件要事。番、汉语言不通，要使番人和顺必须使用通事，可是通事大多就是奸人，他们不把安抚番人、安定国家作为职责，反而用危险的话恐吓威胁，社番害怕而听从命令，内心实际上并不甘愿。如果另有阴谋，就很伤害国家的体面。况且开设之初，番、汉交涉的事情很多，即使是小事争斗，也都足以酿成祸乱。』 必须选用善良可靠的通事：这是第二件要事。水社在外围，像社仔、沈鹿等地已经被汉人占垦的，姑且不论。埔社周围几十里，其中社番自己开垦成田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其余都是荒地。如今外围熟番前来开垦的不过二百多人；如果由官府开垦，就要招募佃户，大约需用巨额经费。哪些应算番田？哪些应算官佃？官课和番租不能混淆：这是第三件要事。社东北沿山各社，并不是埔里的土地；其中谾等处是否也一并开垦？或者以山为界；山外通往噶玛兰以及奇来、秀姑兰等地，开设以后，难免有百姓私自越界，在其中往来。界址应如何划定和封闭：这是第四件要事。从前汉民前往开垦，各有头人承领垦照，原意是充当业户；这时一定还会再动用旧的办法。设置业户，弊端无穷。起初不过十几个人出名领照，名义上说是自己出工本招募佃户，实际上是纠集同伴冒充，私下订立契约。等到土地开垦完成，报官丈量时，戈甲有多少？四至在哪里？业户一进入界内，就容易隐匿。赋税确定以后，遇到水旱偏灾，便可以任意影射冒报。而且征收租课时，户主只有一人，所欠可能达到十万；一旦破败，更换户主也很困难。不如由官府自行招募佃户，永远废除业户之名；这正是此前守杨廷理竭力反对业户之议的原因。然而奸人纠集资金，图谋冒充业户，其中利益很大，所以不惜行贿，务求获准；于是倡导邪说，迷惑上级。只有使奸计不能得逞，百姓佃种才能相安：这是第五件要事。地方方圆几十里，开垦田地数千甲，佃户多的将近万人；众人纷纷乌合，如果没有头人管理，不仅无法约束，而且工本从哪里来？过去兰人的办法是，把几十名佃户合为一结，合力耕作；选有见识而资财较多的人担任首领，称为‘小结首’。又从几十个小结中选出一名富强有力、公正而为众人所信服的人担任首领，称为‘大结首’。有事情时，官府询问‘大结首’，大结首再询问小结首。这样才会条理分明；根据人数多少分给土地，开垦完成后由众佃户共同分配；每人得到若干甲土地，而结首所得是其本人份额的两倍或数倍，视其资力而定。如今开垦埔社，也应大致仿照这个办法实行，或许可以成功：这是第六件要事。噶玛兰的土地南北大约一百多里，连同山地计算，几乎有二百里；东西方向腹地也有四五十里，不足以设置县，所以设立一厅。如今埔社一带才三十多里；把水社、山地和荒埔计算在内，或许有一百多里，似乎不足以设一厅一县。然而那里处在万山之中，南面从集集铺、北面从乌溪，两条入山道路都极其曲折险峻；里面逼近凶番，后来又通往噶玛兰、奇来等地，可以说是全台的要害、前后山海的关键，地势是天然形成的；距离彰化县城遥远，不是佐杂小官所能镇守安抚的，不得不大致采用厅县的制度。文武职官的廉俸、兵饷，应当如何筹措供给？不能不预先筹划：这是第七件要事。田园一天天开辟，人口一天天增加，不仅商贾货贩可以通行，就连当地所产的米谷和百姓食粮，也必须运出山外买卖。南路从谾口进入水社，山岭重重高峻，地势不允许通行；只有北路乌溪的水道可以通行，但溪水上游很浅，乱石高峻，也应开通水道以便利舟船：这是第八件要事。以上八件事，是开设的总纲；其余细务，还在其次。负责经营办理的人，如果不是才识足以办事、操守足以取得众人信任，就不能任用。’传穟陈述了这些意见，孙公看后提出了疑难。当时吴性诚任淡水同知，吕志恒任噶玛兰通判，传穟又召集众人商议，吴性诚、吕志恒都认为禁止开垦较为便利；传安不能坚持先前的说法，也认为应当禁止。于是传穟采纳众议，详细请示，仍照原议请求禁止。

译史论说：台湾本来是海外的岛夷之地，不向中国臣服。自从郑氏驱除当地人以后，才开始逐步开发。编入户籍时，只有三个县；半线以北，到康熙末年仍是番地。朱逆平定以后，才增设彰化，设置淡水厅，于是疆域向北一直扩展到鸡笼，山前的土地也就全部开发了。然而台湾南北长不过一千二百多里；嘉义、彰化处在最中部，腹地从山到海的宽度也只有一百多里。每年运入内地的粮食不过十万，而供给外地的兵饷却是它的两倍；它不能给国家带来利益，是很明显的。嘉庆年间又开发噶玛兰，于是扩展到山后，疆域增加了一百里。议论此事的人都以地势形势为依据。圣德远播，八方荒远之地都是我朝的外藩；宏大的版图不断扩展，远远超过上古。竟然夸谈台湾只是沧海中的一条船、大圆天中的一颗星，难道不是见识浅陋吗？至于那些刺面裸体的百姓，语言不通，蹲伏在深山中，开垦耕种以自给，终身不敢迈出山外一步，却仍然仰慕教化而愿意充作屯民；他们就是我朝的赤子，与那些违法的汉奸相比，何止强过十倍。正因为如此，竖立土牛作为界线、严申严厉禁令，实在是仁爱到了极点。主管官员守卫这片边疆，不把宣扬皇恩和威德作为职责，却任由那些私人同豪强奸猾之徒交往，违反禁令开拓边界；而且任意施展凶残暴行，使番民暴尸荒野。对于这种人，应当把他们一并斩首示众于边境，以昭示明显的警戒，并慰藉番民。可是官府又隐忍了一年多，越界开垦的案件还是由镇臣查问揭发出来；这时仍有人迎合上意、庇护奸徒，提出模棱两可的说法。如果不是县令据理抗争、镇道官员果断处理，奸人的计谋仍会得逞。最后却因为投鼠忌器，曲法赦免有罪之人；以致国家禁令不能申明，番民的冤屈无人处理。政治和刑罚的过失，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火势不猛烈，严厉禁令就更加虚弱；于是奸人又萌发旧日的计谋。不到几年，水社的谷物又落入汉人佃户之手。番民愚昧，不懂得诉讼，番众日渐衰弱。外部受到凶番逼迫，内部又害怕汉人逼迫，不得已听从奸人的谋划，想要招引外番来自卫，汉奸又跟在后面乘机侵入；这真是养虎引盗，事情更加愚蠢，而其处境也更加可怜。我认为邓公深入内山，走遍生番的境域，可以说非常壮烈；他谈到水社山川秀美、埔社土地肥沃时，还津津乐道；并且因为番民不善治理田地，不能深耕灌溉而感到惋惜。在我看来：喜好功利的人贪图土地的肥沃；害怕开拓边界的人却只守着土牛这种虚设的禁令；这些都只是看到一隅，没有深入谋划长久安定的策略。水社、埔社二十四社，从雍正、乾隆年间起，就被称为土地肥沃。那时番族还很强盛，足以自我固守；汉人不了解其中虚实，没有人敢深入。况且台湾开发不久，土地资源还有余地。如今山前已经没有空地了，旧有族群日益增多，新来的人又不断增加，没有产业可以谋生，于是出现了三种恶劣百姓：第一是轿夫，成百上千结成群体，动不动就同官兵械斗；第二是赤棍，结党立会，分散居住在市镇；第三是盗贼，偷窃抢劫的事情频繁发生，杀也杀不尽。这是全台的大患。不加以处置，台湾就不能谈安定；那么荒地的开垦又怎么能停止呢？汉人繁衍，丁口已经有二百五十多万，而生番、熟番合计还不到汉人二十分之一；这不只是贫困削弱，实际上也是人口衰落。如此寡少弱小的形势，几乎像是天数注定的啊！不能自我固守的，不只是水、埔二社。形势既然寡少弱小，奸民的欺凌就更加严重。何况近年来不断深入，番地的虚实已经全被摸清；就连外围的熟番也已经垂涎欲得了！虽然有明文禁令，但人们趋利而忘生，很快又驱赶耕牛进入。过去杀番、挖掘坟墓时，首恶已经被释放而没有处死；如今这些人扛着农具前来，怎么能立即处以重刑？一再宽赦之后，禁碑还可以依靠吗？既然不能禁止，这不仅会使番社受到逼迫而有铤而走险的忧患；而且当地地形险阻，假如有大奸徒招集亡命之徒，就会成为林爽文事件中的大里杙那样的地方。那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样一来，安抚的办法也不能不讲求了！沿边各处隘口 噶玛兰东面临海，西、南、北三面都是山；各地都有生番出没。自从设置官府以后，沿山逐步设置隘口，由壮丁守卫。嘉庆二十一、二年间，仍有生番逃出杀人；如今防守堵截更加严密，树木被砍平，沿山都成为隘田，居民已经安居。从三貂进入噶玛兰境内，首先到达远望坑，那里设有民壮寮。起初用来开通道路，后来用来护送行人。经过远望坑向南是大里简，设置民壮寮与远望坑相同。从大里简往南，便沿山设置隘口，各处都有数千甲田园作为口粮：称为梗枋、乌石港、金面山、白石、汤围、柴围、三围、四围一结、四围二结、四围三结、旱溪（又名枕头山）、大湖、叭哩吵喃、鹿埔、清水沟、崩山、员山庄、马赛、施八坑（新设）。以上隘地共十九处，北起梗枋，南到施八坑。不过是放弃界外数百甲土地，不征收赋税；隘丁贪图利益，竭力守卫，因而兰地百姓没有番患。施八坑 嘉庆十七年，百姓林朝宗等请求开垦苏澳施八坑。通判翟淦派差役李泉前往侦察；李泉回来报告说：‘查勘施八坑，是从东势山尾翻过山岭、盘绕山路才到达那里。西、南、北三面都是重山茂林；只有一条山坑，地势十分狭窄。山坑西端连接叭哩吵喃生番社的坑口；东面通出苏澳港，是生番出没的隘口。该地距离东势马鞍山、草山以及拟议设置南关的地方，大约五六里。山岭阻隔，原本就是生番的地界，同三籍应分的埔地并不相连。此前有百姓陈金、郑观凤想在那里请求设置隘口并开垦，奉批不准，已经弃置。至于坑头的水崛，都是生番巢穴；尚有若干埔地，无法彻底查究。查兰地自从纳入版图以来，东势一带百姓和番民屡次被生番杀害。南风盛行时，又常有盗匪船只停泊在港内伺机抢劫。那里容易藏匿奸徒，实在是重要地点；距离城池遥远，最难防御。似可就地设置隘口把守，里面防止生番逃出，外面保护居民砍柴采集。若遇盗匪船只停泊，也可以随时飞报并加以防守，从而杜绝奸民私自开垦、藏匿奸徒的念头；这对地方似乎确有益处。’ 翟淦还没有来得及批准。后来，逐渐有泉籍百姓私自开垦。道光元年，聚居的人已经有三百多人。署理通判姚莹请求查验编造丁册，将他们的田亩登记下来，作为隘地；事情还没有办完，他就离任了。卷三 防御夷人的奏疏 奏请开垦番地疏 奏请勘察番地疏 分条答复筹办番社的意见 拟定围剿夷人的奏疏 上呈刘玉坡制军论述台湾时事的书信 筹办番地的意见 呈给凤邑主曹怀朴，请其审核修改议定撤销捐款、发给精兵银两的禀请臬道宪周芸皋大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