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本朝初年，进士仍沿用唐朝旧制，每年录取的人大多不超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因为郡县缺少官员的地方很多，录取进士将近五百人，比旧制多了二十倍。正月己巳，在开宝寺宴请新进士吕蒙正等人，赐给他们御制诗二首。按照旧例，唱名宣布名次以后，大家凑钱到曲江举行闻喜宴。近代改在名园、佛寺举行；到了这时，则由官府供应帐幕等物，每年照例举行。此前，进士参加铨选时才开始脱去布衣、改穿绿袍。这一年赐宴五日后的癸日，诏令赐给新进士和诸科士人绿袍、靴、笏。从此以后改为在唱名宣布名次的当天赐给，只赐袍、笏，不再赐靴。世人传说，堂后官过去任用士人，吕夷简改为任用吏人，这种说法不对。太祖皇帝认为堂后官擅自掌握中书事务和权力，多有奸诈贪赃行为。开宝六年四月癸巳，诏令流内铨从前任县令、录事、判官、司理参军、主簿、县尉中选取熟悉政务的十五人，补任堂后官，三年一换；县令、录事可以除授升朝官，其余人升任上县官。五月庚辰，任命姜寅亮、任能、夏德崇、孔崇煦担任此职。这是太祖开创基业、建立国家的宏大制度。不仅如此，寇准任宰相时，刑部、大理寺以及三司的法直、副法直官，旧例都是由令史升迁补任，寇准则交替任用士人。景德二年三月，诏令铨司选取在流内官任职一任三考、没有遗漏和过失的人，引见皇帝，试作断案，然后授予这些官职。这大概是仰体太祖谨慎重视堂后官的意旨，并加以推广。然而改制初期不能一下子全部清除旧制，新旧人员混杂任用，士大夫以同他们为伍为耻。又过了三年，因为任用的人没有长久任职的意愿，而旧吏的子孙把此职当作世代相传的产业，新的任用者始终抵挡不住众人的喧扰。太祖皇帝的美意传了几代以后，便悄无声息、无人再提起了，这是令人痛恨的事。远方贫寒的士人参加乡试荐举，想要赴礼部试；如果借贷、乞求也无法筹得盘缠，那么宁可寄名参加荐举而不去应试，实在值得怜悯。谨按：开宝二年十月丁亥，诏令西川、山南、荆湖等道，对所荐举人一律发给往返的公券，命枢密院制定条例施行。这样从最初启程直到返回家乡，费用全都由公家供给；如果这样还要挟持商旅、在关卡处索取财物，依法惩办他们，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如今已经再也听不到有人提起施行这项办法了。前代的驿站，都役使百姓来承担；自从兵农分离以后，军制与古代大不相同，但驿亭役使百姓的旧弊仍然如故。太祖即位之初，立即革除这一弊端。建隆二年五月，诏令各道州府用军卒代替百姓担任递夫。后来专门设置递卒，优厚供给他们的廪禄，于是成为固定制度。五代时期，凭军功升迁官秩而成为节度使的武夫悍卒，多得数不清，但他们的班次却排在卿、监之下。太祖皇帝以节度使身份接受禅让，于是慎重选择节度使，提高其班次，使其位在六曹侍郎之上；这是建隆三年三月壬午的诏书所规定的。因此其恩礼待遇与执政官相同，除授时锁院宣麻尤其优异。除了宗室近亲、外戚、国婿，以及因年资和资历次序积累已久的人，不得担任这一官职。此外能够担任的就只有殿帅，前任宰执也偶尔有被任命的。崇宁以来，开始出现滥施恩典的情况，此后任官的人都能担任节度使，实在丧失了太祖改制的本意。前代赐给时令服装，只到将相、翰林学士以及各军大校为止。建隆三年，太祖皇帝对宰相说：‘时令服装不赐给百官，实在没有道理，应当一并赐给他们。’于是就在冬十月乙酉朔，赐给文武常参官时服，从此便成为固定制度。唐朝制度规定，担任刺史的人一律借穿绯服。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戌，诏令常参官中主管节镇的人一律借穿紫服，防御使、团练使以及刺史州借穿绯服，等回任时恢复原来的服色。原来穿绯服的人出任各州官职，也借穿紫服，只有在军垒任职时不这样做。本朝初年，假试官是凭恩泽补授的，不受选限约束。太宗皇帝即位后，牧、伯都派遣子弟带着地方土产来朝进贡祝贺，朝廷一律让他们参加七选，赴吏部南曹调选并接受引见，才开始授予官职；从此假试官才得以列入仕籍。太祖皇帝因为赵普专擅权力，想设置副职来防范和监察他。太祖问陶穀等人，宰相一级还有什么官职可以设置；陶穀以参知政事、参知机务回答。乾德二年四月乙丑，于是任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不押班，不掌印，不升入政事堂。却没有想到，唐朝宰相的名目很多，有仆射，有内史，有纳言，有参预朝政，有同二品、同三品；只要是宰相，地位都是相同的。而同平章事这一名号，反而是资历最浅的人担任的。自天宝之乱以后，常常任用资历浅的人担任此职，而这个名号便固定下来不再改变。陶穀因儒学而受到太祖重视，却像这样不考察前代典故，使这一官职的设置几乎等同于宰相的属官。后来到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改定制度，命参知政事升入政事堂，掌印、押班都与宰相相同，并且合并班次为一班。此后担任宰相的人逐渐增多，而参知政事的权力逐渐减轻，不能再对政事表示可否。官制尚未改动以前，凡宰执官自成一班，独在百官之上；即使前任宰相以宫师身份退休，也都不能与宰执官同列。乾德元年，太祖在朝会时看见太子师侯益等人的班次排在下位，于是在闰十二月丙子降诏：凡一品致仕而曾经担任平章事的人，朝会时编入中书门下班。从此以后，他们的礼仪地位就超越百官了。此前，选人没有印纸，任期届满时才发给公凭；到参加铨选时依据它考核功过，但往往在已经发给公凭之后，仍不时有所更改，因此不足以取信。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壬申，诏书说：‘今后州府录曹、县令、主簿、县尉，吏部南曹都发给印纸、历子；对外发给公凭的做法废止。’从此以后，那些奔走钻营、巧取求进的人，不能再利用公凭营私，要求更改或重新发给文书了。唐朝末年，藩镇所属各州听从帅府命令，就像臣下侍奉君主一样；即使有时依据朝廷诏命任免官员，事情无论大小也都由藩帅决定，与朝廷几乎彼此忘却。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右拾遗李翰极力陈述这种弊端，太宗皇帝才开始诏令藩镇所属各州直接隶属于京师，长吏可以自行上奏政事。此后天下大权全部归于皇帝，藩镇跋扈的心思也逐渐暗中消除。如今长吏初次除授以及任期届满后上奏政事的制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旧制规定，品官穿绯服、紫服都依据品级，所以选人任职时间长的往往穿绯服、紫服；在京朝官中升迁调转迅速的人，反而多穿绿服。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冬至，郊祀赦文说：‘命常参官穿绯服、绿服满二十年后，到吏部投递状文，详细列明履历来奏报。’从此开始以实际任职年资计算。后来因为符合这一条件的人很少，改以实际任事之日作为起算时间，于是成为固定制度。

译旧制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以及权侍郎，都穿黑带、佩金鱼。霍端友任中书舍人时，入内奏事，徽宗皇帝看着他的腰带问：‘为什么与普通官员没有区别？’端友回答：‘不是金玉，使用红鞋也没有用。’于是诏令四品从官改穿红鞋、黑犀带，佩金鱼。如今武臣中大使臣以上穿红鞋，不知是从哪里开始的。本朝初年，士人和庶民所用的革带还没有固定制度，大体上贵人用金，身份低的人用银；富人崇尚奢侈，贫人崇尚节俭。太平兴国七年正月壬寅，诏令三品以上用玉銙，四品用金銙，五品、六品用银銙而以金涂饰，七品以上以及未入常参的官员和内职武官用银銙。皇帝特别赏赐的，不受此诏限制。八品、九品用黑银，就是今人所谓药点乌银。流外官、工商、士人、庶民使用铁、角两种。金荔枝銙，三品以上才允许佩用；这是太宗特别创制的銙式，其品制样式没有流传下来。后来球文笏头、御仙也由太宗创制，用来特别区别贵贱。而荔枝銙反而成为御仙銙的次等样式，即使不是从官，得到特别赏赐的也都允许佩用。起初，京官中初入品秩而获特别赐带的人，就穿紫服。马鞍、马辔的区别，也始于太宗时期。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令常参官使用银装鞍和丝绦，六品以下不得使用闹装，不得用刺绣、金皮装饰鞯。未入仕的人使用乌漆素鞍。这样看来，一命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使用银装鞍。近年以来，只有郡太守还保留银装、丝绦的制度，除此以外没有人敢使用了。至于乌漆鞍，庶民都可以通用；而鞍皮的制作工巧无所不用其极，因此使用素鞍的人已经很少了。本朝初年仍沿用唐朝旧制：有官职的人穿皂袍，没有官职的人穿白袍，庶民穿布袍；紫色只用于朝服，不是朝服而使用紫色，是禁止的。不过，所谓紫色是赤紫色；如今所穿的紫色称为黑紫，被认为是妖异之色，禁令尤其严格。因此太平兴国七年诏令说：‘中外官员以及贡举人，有人穿绯袍、绿袍、白袍，私自把紫色用于衣服的，禁止这样做；只许穿白袍或皂袍。’到了端拱二年，忽然又诏令士人和庶民都可以穿紫服，各地不得禁止。但是黑紫色的禁令，到仁宗时期又进一步申明严格执行。如今辽国境内的服色，正是本朝初年申明严格禁止的那种制度，这个道理实在无法理解。太祖皇帝收回藩镇的权力后，虽然即使是大的藩府也不敢把下属当作臣属，使他们在庭下拜伏；但担任小官的人也逐渐产生了凌辱怠慢上级的意图。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知开封府寇准极力陈述这种情况不可行，于是诏令开封府左右军巡使、京官知司录、诸曹参军，以及知几县的官员，见知府时都要在庭中参拜行礼。从此以后，各州的选人都在庭中行拜礼，所以老泉上书时也曾说到此事；不知道这种礼制是在什么时候废除的。进士旧制没有免解的规定。咸平二年六月丙戌，诏令贡举中参加考试三次的人，一律免于取解。如果三次连续考中，就是九年；三次不能连续考中的，有的人要经历二三十年，不如限定为十八年，这样才公平。如果四次连续考中，这种情况也很少，不会造成泛滥。建国初年，士大夫往往长期任职，也很少有人为他们送行或迎接。小官到任或罢任时，多半穿着芒鞋、拄着手杖步行，妇女骑驴就已经算是过分了。不幸遇到父母丧事而解除官职，很多人流落在外，不能回乡。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令川峡、广南、福建路的官员，遇父母丧事不得离任。圣明的君主居于深宫，却能考虑到这种事情，那么在远方任职的官员，就不至于因为畏惧困难而不敢前往。祖宗仁厚的恩泽，大多就是这样。后来认为川峡距离京师不算太远，到景德二年三月，又恢复允许川峡官员遇丧守制，只是由长吏上奏裁定。尉的职责是警戒盗贼，乡村发生争斗时，那些害怕经过州县审理的人，多半投奔尉司。尉司因此设狱审讯，拷打虐待，往往违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诏令重申禁约，全部毁掉并撤除这些狱所，所有词讼都归县处理。这是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初次任职，没有经历过处理民事，使用刑罚很轻率；县令权力又小，不能制伏他们，百姓因此遭受祸害。这道命令施行以后，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敢再违犯。铨曹的吏员，奸邪弊端最为严重；掌管铨选的人即使聪明过人，也都无法摆脱这些弊端。真宗朝有人把这件事上奏。咸平三年十二月丁未，诏令选派判司、主簿、县尉充任吏部流内铨南曹主事。这是为了慎重选择士大夫；与对待流外人员相比，两者的差别如同霄壤，完全不能相比。●卷二 建国初年，每隔三年举行郊祀，士大夫都能升迁品秩。真宗即位后，孙何极力陈说这种做法太过泛滥，请求废除按例升秩的规定，同时命有关部门考核官员的优劣，在临轩时决定黜退或升迁。咸平四年四月，这项规定才颁布施行。从此以后，士大夫按资历循序升迁颇为艰难。建国初年，进士科的考场管理还很宽松，礼部贡院与州郡考场没有区别。景德二年七月甲戍，礼部贡院上言：“举人除了书案以外，不许把茶厨、蜡烛等物带入考场；除了规定的韵书以外，不得夹带书册，违犯者推出考场，停止参加一次考试。”这样申明并加严禁令，确实是对的。但元丰年间贡院发生火灾，死者很多，这就是因为法令没有得到执行。当时考场所问的，不过是本经的义疏，只需记住出处而已。例如吕申公参加考试时，试卷问：“孔子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说的四项是什么？”回答说：“回答‘他立身行事恭敬，他侍奉君主恭谨，他养育百姓惠爱，他役使别人合乎义’，谨此回答。”试卷不誊录，考官只在界行上批注；能记住的写“通”，记不住的写“不”，十道题中有四道答“通”，就算合格。那些记错的人，也只写一个“不”；完全记不住的，则回答“对未审，谨对”。试卷虽然已经封弥，但还兼采声誉和名望，仍然可以通过观察字迹来推测他的为人；士人参加考试，知道要在小学上用功，这也可以诱导人们行善。自从实行誊录法以后，字迹丑劣，或者请别人代写的现象肆无忌惮地出现，人才一天比一天低下了。行卷的礼制，使人自己奋发激昂，以求得到当权者的知遇。那些没有文章才华、没有品行、乡里都不敬重的人，也不敢妄想参加科举；假如古代的这种意味还存在，像章子厚这样的人，难道容许他参加进士考试吗？旧制，进士中选后一起唱名宣布名次，人人都要自己准备钱作为鞍马费用；京师中游荡无业的人，也自己带着鞍马在宫禁门外等候。即使称为廷魁，与众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大中祥符八年二月戊申，诏令进士第一名由金吾司派七人作为导从，两面旌节在前面引导，这才开始与同列者明显区别开来。进士考试由转运使差派官属负责，只允许差派本路的官员。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乙卯，诏令本路如果缺少人选，就报告邻路，由邻路差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