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如今州县的义仓米，开始于仁宗时期。起初，集贤校理王琪曾在景祐年间陈述请求，希望每缴纳正税二斗，另缴一升，交由转运使掌管，遇到水旱灾害时用来赈济。有关部门议论此事，意见不一致，便停止了。庆历元年九月，王琪再次提出原来的建议，皇帝特地下诏实行。到新法实行后，又增加为每一斗征收一升；然而遇到水旱灾害时，所依靠的赈济很多。实行日久，官吏把它看作公家的财物，遇到赈济时格外吝惜，完全失去了当初立法的本意。仁宗重视台谏官的选任。景祐元年四月癸丑，诏令御史台设置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里行。又诏令推荐三丞以上、曾经担任知县的人，授为御史里行；任满二年授御史，再任满二年授三司或开封判官。由清要职位而历任繁剧事务，选任既然重要，一时都称为得人。明道元年七月辛卯，又因为谏官没有办公处所，于是以门下省作为谏院，另在右掖门以西创建门下省。这是因为朝廷百官都有入局办公的地方，唯独谏院没有。真宗想在南郊祭天时让太宗配享上帝，但太祖的配享又不能更改，于是奉太宗与太祖一起配享。仁宗郊祀天帝时，又增加真宗，于是变成三位皇帝配享一位上帝。嘉祐七年，因杨畋极力进谏，才确定只以太宗配享。如今南郊祭祀又让祖宗一同配享了。祖宗重视堂后官，改用士人担任；他们升迁到员外郎后，就出任外官。后来很多人不愿出任外官，只求为子孙取得恩泽，于是形成惯例。仁宗嘉祐八年，中书省上奏说：“今后愿意留任的人，虽然允许继续供职，但各房提点都必须选择有才能的人，等到职事办好后才补授。如果不称职，就堂除为知州。”这是因为考虑到士人出身，所以优待他们。新法实行后，增加设置宰属，士人不再担任堂后官，也因此被削减。旧制规定，堂后官出任外官最高只到通判，不得担任知州。在此之前，皇祐三年四月，诏令堂后官不得佩鱼袋；如果选用士人并升任五房提点，才允许佩鱼袋，以示区别。如今即使不是选用士人，人人也都佩鱼袋了。先圣孔子的后代，先圣被封为文宣王后，承袭爵位的人称为文宣公。“文宣”是谥号，谥号不是子孙可以承袭的。仁宗至和二年三月，采纳太常博士祖无择的建议，改称衍圣公，大概是取承袭封爵的意思。旧制规定，妇女的冠用漆纱制作，再加以装饰，使用金银珠翠和彩色绢花，起初没有固定的制度。仁宗时期，宫中改用白角制作冠和梳；冠的长度达到三尺，有的甚至齐肩，梳长达到一尺。议论的人认为这是妖异的装束，仁宗也厌恶这种奢侈。皇祐元年十月，训令宫内宫外不得用角制作冠、梳；冠的宽度不得超过一尺，长度不得超过四寸；梳的长度不得超过四寸。仁宗一朝终了，没有人敢违犯。后来奢侈糜费的风气盛行，冠不只是用白角，又改用鱼枕；梳不只是用白角，又改用象牙、玳瑁。本朝武臣，正任官每十年升迁一次。熙宁八年，特地下诏规定驸马都尉每七年升迁一次，后来写入法令；这不只是表示优待，也是为了杜绝他们不合道理地请托求官。元丰六年二月癸未，诏令吏部磨勘满七年后，不再另行请旨。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诏令把河南府学改为西京国子监，设置分司官。后来南京、北京都援照这个办法设置。崇宁四年秋七月丙午朔，诏令罢去三京国子监的官员，各设置司业一员，其〔文字有缺误〕京国子监就规模完备而略显简约了。本朝追封褒奖先贤，都各有缘由。仁宗景祐元年九月，诏令封扁鹊为神应侯，这是因为皇帝的疾病痊愈，医者许希提出了请求。徽宗崇宁元年二月，封孔鲤为泗水侯、孔汲为沂水侯，是为了尊崇先圣的后代。六月，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是为了重视节义的风气。宣和元年五月甲申，封列御寇为冲虚观妙真君、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是因为崇尚虚无之教。然而仁宗只是因医者请求，姑且勉强同意。伯鱼、子思的封号，是按照配享先圣的惯例而封的。伯夷、叔齐辞让拥有千乘之国，哪里会求取死后的虚名；庄子、列子是超脱尘世的人，哪里会羡慕真君的称号，不封也可以。京师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到二相庙祈祷。所谓二相，就是子游、子夏。子游做过武城县宰，子夏曾出聘列国，不知道凭什么得到“相”的名号。如今行都在礼部参加考试的人，都到皮场庙祈祷；皮场就是剥皮的场所。建中靖国元年六月，传闻皮场土地神因为主管不能医治的疮病，被封为灵贶侯。如今这座庙在万寿观的晨华馆，馆舍和贡院相邻；不知道士人到那里祈祷始于何时，也不知道馆舍因为什么设置了这座庙。王安石创设宫观，是用来安置反对新法的人，并不是泛泛地施给士大夫。后来朝臣因获罪外出任职的，多被差遣到宫观。最初颁布这条命令时，说的是“优养老臣”。元丰元年二月辛亥，诏令年满六十岁的人可以注授、差遣到宫观，以三十个月为一任，不得超过两任。后来就不再拘守这条命令了。元丰初年，诏令规定检正官、检详官各以四员为定额。他们也同都事、录事、承旨一样，分房掌管事务，品秩还比较低。政和年间改革制度，品秩大大提高，各设置一员，统管各房事务，权力和任用都很重。然而提拔任用他们的方式不同：有的出于君主亲自擢用，这样宰执反而害怕他们，凡所请求不敢不答应；有的出于宰臣进拟，这样君主反而怀疑他们，因此品位不能提升。近世把宰属、枢属官称作“旋窝”，人们并不以此为乐；如果是君主亲自擢用的，又称为“跳出旋窝”，颇以此自负自夸。枢密使被罢免后，所享受的恩数与宰臣相同。皇祐五年，高若讷任枢密使后被罢政，仁宗厌恶他的奸邪，特意命舍人起草罢免诏词，以表示贬黜。后来枢密使都由前任宰臣担任，并且都带平章事，罢政时照旧宣麻；而由执政升任枢密使的人罢政时，不再宣麻，沿袭高若讷的旧例。淮南转运使旧有两员，都驻在楚州。明道元年七月甲戌，诏令把其中一员迁到庐州。南渡以后，废除江、淮发运使；驻治楚州的转移到真州，驻治庐州的转移到舒州，后来又从舒州迁到无为军。

译太庙斋郎后来改称假将仕郎。政和六年十一月，诏令说：假版官这种制度实行于衰乱时代，不可以沿用；把假承事郎改为通仕郎，把假承奉承务郎改为登仕郎；把旧通仕郎改为从政郎，把旧登仕郎改为修职郎，并去掉假将仕郎中的“假”字。现任中应当改名的人以及带有“假”字的人，都只改正称呼，不再另发告敕。旧制的贴职，止于直秘阁、直龙图阁、右文殿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皇帝亲自下诏说：“天下人才众多，积极任事、追求功业的人很多，现有官职不足以容纳众多人才，可以增设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秘阁修撰、集英殿修撰，共九等。”中兴以后，又增加敷文、焕章、华文、宝谟、宝章五等。等级既然增多，升迁转任也容易了，已不同于旧制。现在所谓判部、判寺、判监、判院，是官制改革以前的实际称谓；如今又把这些称谓加在正式官名之上，可以说是重复重叠了。从前有判刑部、判礼部、判兵部、判工部，只有户部、吏部没有这种称呼，大概是因为流内铨、三司使取代了它们的名称。官名已经端正，又加上“判”字，实在没有意义。其他寺、监也是如此。至于登闻检鼓院、进奏院，旧时也称判。政和五年，有人说官制改革后，凡称“判”的都应除去；只有大宗正司因官位尊贵而称判，次一级称知，至于六院则不能再称判。于是下诏全部改称监。现在的右文殿修撰，旧时称集贤殿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奉皇帝御笔说：“集贤殿旧来没有这个名称，秘书省的殿以右文殿为名，可以改为右文殿修撰。” 现在的宣教郎就是过去的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下诏说宣德郎与宣德门名称相犯，可以改为宣教郎；现任人员不必另发告身，只改称呼。政和四年八月，下诏将端明殿学士改为延康殿学士，将枢密直学士改为述古殿学士，恩数和品秩都依旧。中兴以后，端明殿学士恢复旧称，而述古殿学士与枢密直学士都废除了。大夫的称谓次于卿，郎官又与天上的列宿相应，文臣认为用它们作为阶官是合适的，何况这些称谓来自古代，并不是新创的名称。因此神宗整顿官名，远考古代制度，用大夫、郎来替代职事官，旧称为寄禄官。至于武臣的横行、正使、副使等称谓，以及承制、崇班、供奉、侍禁、奉职、借职、差使、借差，并不是名称不正当，政和年间却全都改用大夫、郎的称谓。这难道是身披铠甲、手执锐器、驰骋弓马的人所适合使用的称谓吗？横行用十二阶替换十二阶，还可以说得过去；正使、副使各有十九阶，却都用八阶替代，岂不是把名器轻慢亵渎得太过了吗？过去的越级转任，仍按九资计算，这样副使任职四十五年也只能转升四资；如今却把四十五年减为十六年了。祖宗朝为武臣设置许多等级，是要根据边疆功劳考核他们；如果没有奇功殊勋，就没有理由越级升迁。因此文臣的正郎、员郎各自止于三转，而武臣的正使、副使则必须各自经过九转。圣明君主的宏大制度，一旦被提出建议的臣子破坏，使良法美意荡然无存；最严重的是，连称谓也不顾其中的义理。如果文武官名完全依照元丰时期的制度，人们就无从非议了。绍圣二年三月，监察御史常安民说：“请考察祖宗任用人才的制度，修订并建立权侍郎的迁转晋升法。”下诏让三省商议。章▯于是上奏：“请从起居郎、舍人、侍御史中带修撰职而授任的，任满三年后取旨；从七寺卿、国子祭酒、太常少卿、秘书少监、直龙图阁中授任的，任满二年后取旨；授任修撰以及在外任职而有政绩的，再留任二年后取旨；授正职和外任、授待制的，如果才能为众人所推重、政绩显著，并且是朝廷特别提拔的，不受此令限制。”下诏同意。况且天子的侍从之臣，难道没有才能和政绩也可以冒居其位吗？如果真如他说的那样，大概只是开始由铨部按照通常调任的资格，计算资历和年限罢了。当时虽然颁布了这个命令，最终却没有能够施行。章▯的用意，大概是想借这个命令来压制异己之人；至于那些不按次序越级升迁的人，就说是君主特别提拔的，岂不是很愚蠢吗？庆历二年，富弼请求废止殿试，只令尚书礼部奏报名次，再依次唱名，大概是因为殿试只采用诗赋，士子多凭侥幸取中。王尧臣、梁适都是状元及第，认为这是在讥讽自己。正月辛巳，朝廷刚刚同意富弼的请求；癸未日，马上又同意王尧臣、梁适的请求，恢复旧制。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说：“功臣不限制品级和人数，可以赐给私门立戟；文武臣僚允许建立家庙；已经赐予门戟的，拨给官地修建。”这是沿用唐制。因此有兄弟同居，却各自设置门庭来排列戟的；想来当时一定有获准立戟的人，只是近代这一制度没有实行，也没有人能援引旧事来说明。至于家庙制度，最终也没能实行。到皇▯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又重新颁布三品以上建立家庙的制度。这是采纳宋庠的请求。但是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想让建立家庙者的子孙承袭其封爵，世代递降一等，从国公降至封男，共五世；而封爵较低的，只承袭一两世。又有人怀疑，承袭公爵的，只有三恪和先圣的后代才有这种情况；如果实行这项制度，几代以后必然会有很多人如此。况且子孙有的起初只是低级官员，也不应承袭公侯的爵位。议论最终没有决定，制度终究因拘泥而未能实行，这是没有详细考察前代制度的结果，君子为此感到惋惜。本朝自真宗时期起，法令逐渐宽松，臣僚有的凭借恩泽以及自己所转授的官职，请求为子孙赐予科名，于是召来考试后授予；有的请求亲属升迁，注授越级差遣，使小官立即担任通判、知州；他们被降官、降差遣时，也援引这些先例请求恢复原职。大多是公卿大臣受人情牵累而无法拒绝的，日积月累，多得无法计算。庆历四年正月丙戌，下诏一并禁止，不得再行陈乞。当时规定县邑的门楼都称为“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下诏说：“近来颁下的制敕，处理的事情很多，有的改革刑名，有的申明制度，散失的很多，无法查考；议论和回复超过期限，又会伤害和气。从今以后，各州府、监、县所接受的诏敕，都应收藏在敕书楼中，并全部登记在册；接受交代时的批书、印纸、历子，违犯者论罪。”这样看来，敕书楼在州县都有。如今州郡已经听不到有敕书楼了。

译唐代有《王会图》，本朝也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请编纂各朝贡国的服饰冠帽，绘画其形状，记录其风俗，以便史官广泛记载。”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前来朝见的外夷，只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如唐代盛大。本朝初年，进奏官沿用五代旧例，通常做到御史大夫。各国平定后，天下统一，各州都设置进奏官，专门向京师传达事务，多达百人，混同于皂隶之中，不再列入士大夫的行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下诏规定，各州进奏官任职十年以上的，补授三班奉职；每逢郊祀，就叙补五人，直到现在仍作为惯例。种放在终南山有一处别墅，聚集门徒讲学；他性情嗜酒，种植黍米自己酿酒，林泉景色相当幽静优美。真宗听说后，想亲自到他家去却没有成行。咸平六年，派使者把图画送入朝廷，六月己未，召辅臣到龙图阁观看，并再三加以赞美。种放的父亲种翊曾任吏部令史，出任外官后做长安簿。种放幼年喜好学习，长大后以古道自任，奉养母亲隐居在终南山豹林谷，自称“退士”，写有数千字的《退士说》。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多次征召他都不肯出仕，张齐贤推荐说他的节操品行可以激励风俗；真宗又派中使召他，起用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他极力请求回山隐居。随从皇帝东封时，授为工部侍郎。他终身未娶，去世后，朝廷录用他的侄子种世雍为同学究出身。唐人很重视避讳，本朝初年这种风气仍然存在。刘温叟因为父亲名为岳，终身不听音乐；属官避讳监临者家中的讳名，尤其严格。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下诏说：“内外臣僚，三代的名讳只可以在自己任职范围内实行。州县长吏不得因家讳而离开任所。新授官职中有触犯家讳的，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允许依照诏令上言外，其余不在请求改授的范围内。”然而法令明文记载，官职名称触犯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名讳，仍冒居其职的人有罪；这样看来，这与这道诏令正好相反。难道不是这道诏令施行以后，人们失去廉耻，习惯成风，所以又跟着加以禁止吗？民间申诉水旱灾害，过去没有期限，有的到了秋天才申诉夏季旱灾，有的到了冬天才申诉秋季旱灾，往往在收割以后借此欺骗蒙蔽官吏，使人无法核实；拒绝他们又不可以，听任他们申诉又难以相信。因此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下诏规定，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辖区内的州县申诉水旱灾害，夏灾以四月三十日为限，秋灾以八月三十日为限。从此便成为固定制度。本朝初年，州郡的属官都由长吏自行奏请辟用，姓名还没有上报朝廷，已经先到任；等到任命下达时，先前任职的月份和日期都算作考任时间，大多是他们的宗族亲戚。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下诏说：“各处奏荐的，多数是亲属党羽，既损害公道，又徒然开启侥幸之门。今后如有员缺，应当以状文上报。”此后奏辟不敢再偏私亲戚；有触犯此令的，人们可以指斥他，稍微知道有所畏惧和顾忌了。唐制规定，乘驿的人发给银牌。五代时各项事务刚刚草创，只由枢密院发给牒文。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造牒文，乘驿谋反，被擒获后依法处死。六月戊午，下诏恢复旧制，凡乘驿者一律发给银牌。中兴以后，这项制度又不再讲求了。●卷五 仁宗时，有一名染工从南方来，用山矾叶烧成灰，染出黝色，献给宦官和诸王，没有人不喜欢，于是用来制作朝袍。刚看到的人都惊异地观看，士大夫虽然羡慕，却不敢穿用。但妇女中有人把它做成衫礻爰，言官急忙加以论列，认为这是奇袤之服，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遏制。至和七年十月己丑，下诏严加禁止，违犯者治罪。中兴以后，皇帝驻跸南方，贵贱都穿黝紫，反而把赤紫称作御爱紫，也没有人敢用它制作衫袍，只有妇女把它做成衫礻爰而已。（服紫的始末，已经见于前卷。） 真宗时，考试进士开始采用糊名法，以革除泄露身份、徇私舞弊的弊端。张士逊以监察御史担任巡铺官，因而告诉主考官，他有亲戚参加进士考试，第二天将要引试，希望把自己调出以避嫌。主考官不听，张士逊于是自行说明情况而离去。真宗认为他做得对，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举人与试官有亲属关系或嫌疑关系的，调到另一处另行考试。别试所由此开始，并且以御史担任巡铺官，决不会容许徇私。后来改用宦官，不知始于哪一年。唐代设置武举来选拔将帅，五代以来却都以军卒充任将领，这项制度废弃已久。天圣七年，因为西部边境用兵，将帅缺乏，于是恢复设置武举。到皇▯元年，边境战事逐渐平息，便废除了这一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又恢复设置，一直到现在没有废止；淳熙甲辰年，距离治平已有一百二十年。仲父轩山公主持贡举，武举人林▯票、陶天麟等前来拜谢，仲父问他们说：“朝廷设置这一科是为了选择将帅，而你们不愿从军，为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能忍受受鞭笞之辱。”仲父于是上奏孝宗皇帝，请求改变旧制，命令三衙和沿江军帅以对待士人的礼节对待他们。到淳熙十四年，这件事才开始施行，进士都愿意从军。到绍熙庚戌年，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主持唱进士第，又上奏光宗皇帝，皇帝下令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鞭打侮辱；犯大罪的按劾上奏，犯小罪的罚俸。这道命令一出，武举进士都愿意从军，但军中却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于是三衙自行设置同正员的名额，直到江上各军，每次都以二十四人为额，任期七年；第一名任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任同副将，第四名以下任同准备将，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授巡尉。此后军帅也承接朝廷优待抚恤的意思，按照与统领官相同的礼节对待他们，有时还让他们兼任同统领的职事；遇到出战，多数只领兵守寨，只有确实自愿亲自上阵的，才听任其出战。因为军中从统制以下的官员，大多是假借名义代理，有的以准备将的身份暂时代理统制；他们在公文、文移、书札、榜子中，往往删去本来职衔，把代理职衔写成正式职衔。遇到东班官员，便自居于通判之上，只知道逞凶施暴，凌驾士大夫。一听到钲鼓的声音，就惴惴不安、战战兢兢。士大夫相信他们伪造的官衔，也就不再与他们争辩。因此，以守阙进勇副尉身份担任统制的，往往都是这样。如果在武举中选出愿意亲自上阵的人，让他们长期任职并按次序晋升，必定能够积极任事、追求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