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部吏买卖员缺的弊端，自古就有。皇▯年间，赵及担任判流内铨，开始设置阙亭。凡有州郡申报到部的员缺，立即张榜公布，以防止买卖员缺；所立的法令不能说不好。然而部吏每逢收到申报，就隐藏起来不报告。如今州郡寄居官中，有因丁忧或事故多年不申报到部的；也有已经向部中申报多年，而部中始终没有更改并张榜公布的。吏人公然加以品评，长贰、郎官在做小官时也都曾有这种情况，只是没有时间过问。太宗皇帝说：“侥幸之门就像老鼠洞，是不可能完全堵住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本朝初年，宦官不过几十人；真宗时逐渐增多，大概是因为遇到郊祀恩典，任子的对象都是十几岁的小孩，日积月累，所以越来越多。皇▯五年闰七月戊辰，言官认为这是长期积弊，应当革除，于是下诏规定，从供奉官到行门，以一百八十人为额，只有出现缺额时才允许奏请补授。到元▯二年二月，又下诏规定，从供奉官到黄门，以一百人为额。然而流弊积累已久，终究无法革除，到宣和、政和年间，动辄达到数千人。仁宗朝，言官认为士大夫不能安守职分，只致力于奔走竞争，请求重申并严加告诫勉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下诏规定，中外官员任满二年才允许调任；其中任期为三年、三十个月的，仍依旧制。这确实是良法。中兴以来，职事官仍然按照资历和考任计算，因此有的人要等一两任；至于三丞以上，以及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升迁的，所以人人没有苟且求进的心思。近年，任满年限仍未升迁，就会被人指责；居于其位又感到恐惧而请求离职，这只是不了解祖宗旧典罢了。旧制中，御试诗赋论时，士人免不了在殿陛下上奏请问，出题官则到殿前回答，往返纷杂，很失尊严体统。景▯元年三月丙子，下诏规定，进士试题要注明出自哪部书史，由御药院加盖印章后发给，士人不得上殿请问。从此以后，进士各自伏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敢再到殿庭。本朝优厚地待遇士大夫，这一点是前代所未有的。天圣五年，下诏规定，臣僚去世后应当赐予谥号而本家没有陈请的，命有关部门主动办理。又规定，兄弟同时在朝任职的，允许联名上状请求封赠。这是把恩惠推及黄泉，使恩泽达到幽冥。天圣九年十二月癸丑，下诏给流内铨：选人中父母年满八十岁的，暂且允许注授邻近的官职。这是教导人行孝，也是在厚植风俗。康定元年六月壬子，下诏规定，臣僚任官期满离职时，经过山险之处，派军士护送，但护送人员不得超过送迎人员的一半。这是怜悯他们道路跋涉、羁旅在外，恐怕不能得到妥善安置。仁宗施恩于臣下，达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说是仁厚了。在此以前，咸平六年，真宗下诏规定，命官因贬谪岭南而死的，一律允许归葬，官府发给缗钱；如果亲属年幼，就派牙校护送到其家。因为这些人虽然犯罪，但他们死去却值得怜悯；用威严惩罚他们的罪行，用恩惠抚恤他们的死亡，对死者尚且如此，何况活着的人呢？对有罪的人尚且如此，何况无罪的人呢？仁宗可以说是能够光大祖宗家法了。宗室年满五岁，官府就供给廪禄和食物，这是祖宗旧法。皇▯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让请求从三岁起供给廪禄。仁宗认为太过，三月甲辰，下诏规定宗室年满三岁以上，官府供给食物。如今又恢复以五岁为限。西京的学校，旧时称为河南府学。景▯元年，下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作为优待贤才的场所。商税这一职务，如今交给初任官职的小使臣，或者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也把它看作低贱的差事。他们却没有想到，商旅往来、乡民进城赶集，动不动就遭到搜刮殆尽，有的人又借机营私，把税物掩为己有，对百姓的危害更为严重。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下诏规定：商税达到三万贯以上的地方，选派亲民官负责监临，并给通判增加俸禄，以此表示重视征税的职责。近来按亲民官资序来担任监当的人，已经听不到了；他们往往认为这是玷污自己的身份，不肯屈身担任。然而朝廷把场务交给长官、副长官和县令负责，正是知道监当一职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所以康定元年六月壬子下诏说：“天下州县征收课利的场务，亏损在五厘以下的，知州、通判、县令罚俸一月；亏损在一分以下的，罚俸两月；亏损达到二分的，降级改换差遣。增加二分的，升迁差遣。”赏罚不涉及监当，其中自有深意。我曾想过，裘氏以务农为业，没有人成为士大夫，所以能够长久聚居而不分散。假如其中有骤然显贵、地位特别显赫的人，就会有事情不是族长所能管束的。何况贵贱走的是不同道路，炎凉也有不同情趣；父兄虽然能够守住旧规矩，子孙也会改变它，原本讲义气的家族将会变得不讲义气。裘氏虽然没有显贵的人，但子孙世代守着原有产业，仍然成为大族，远胜过那些忽然兴盛、忽然衰败的家族。上天对裘氏的保佑，难道还不算深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十二月、二百三十六年、一人〕 本朝初年，进士考试的词赋押韵，不拘泥于平声、仄声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才开始下诏规定进士考试的律赋，押韵要按平仄次序使用。考官所公布的官韵，必须使用四个平声韵和四个仄声韵；词赋从此整齐，读起来铿锵悦耳。司天监的官员，从挈壶正升转到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升到冬官正，总共只需五次迁转罢了。旧制是五年迁转一次，有人认为这比武臣以及医官优厚得太多，想要增加他们的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下诏规定，从保章正升到五官正，十年才迁一次官。虽然按资历迁转非常缓慢，但与承信郎升转到武翼郎相比，仍然算是优厚的。太平时期，温州、鼎州、广州都进贡柑子，供尚方使用，通常不超过一千个，少的只有几百个。后来州郡把柑子成包成担送给权贵，挑担的人络绎不绝；又因为柑子容易腐烂，便增加数量以备挑选，给百姓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下诏规定，三州不得以进贡剩余为名义馈送给近臣，违犯者要受处罚。但最终还是不能禁止。如今只有温州仍有每年进贡、馈送的规定，鼎州、广州已经不再这样做了。

译五代时期天天寻衅用兵，对于军卒尤其重视激励；凡是军头没有战功的，都称为“伴饭指挥使”。本朝统一天下后，边境没有忧患，担任“伴饭指挥使”的人很多，于是下诏把这个职务用来安置有罪的人。凡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人人一看就知道他犯过罪。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下诏把军头“伴饭指挥使”改为“散指挥使”。但从此以后，人们不再把它看作耻辱，激励军人的作用也减弱了。本朝初年平定江南后，设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输江南的粮食来供养京师。后来因为陆路运输不方便，全部改走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下诏把水路、陆路发运合并为一路，由王继升掌管，董俨共同掌管；从此一直到宣和年间都没有改变。本朝初年，进士按照名次高低集合，通常按甲次出钱刊印小录、举行游宴。有的人家境富裕但名次较低，所出的钱很少；有的人家境贫寒但名次较高，甚至要借贷乞求。熙宁六年三月庚申，下诏赐给进士及第者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作为集合费用。一时之间人人羡慕，把这看作盛事。下一科是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上奏请求停止集合钱，只赐钱制作小录；进士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宴费用仍由众人出钱办理。到元▯三年三月甲戌，下诏又增加进士一百万钱、酒五百壶，作为集合费用。沿袭到今天，定为一千七百缗。但局中凡是摊派的钱，都以刊印小录为名，而同年中能够参加宴集的人没有几个。那些担任职事的人，每天白吃白喝，所得的小录、题名纸札以及装潢都很精致，不花一文钱。不担任职事的人，出了钱而所得之物非常不好，连一杯一勺酒也喝不到，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元丰四年二月乙卯，下诏把东南团练诸军编为十三将。这大概是因为太祖皇帝最初平定江南时，担心人心还没有统一，便分派禁军在那里戍守；日子久了，这些军队便与州郡的军队没有区别，所以才这样编制。淮东为第一将，淮西为第二将，浙西为第三将，浙东为第四将，江东为第五将，江西为第六将，湖北为第七将，湖南为第八将，全邵永为第九将，负责准备广州的援军，福建为第十将，广东为第十一将，桂州（今静江府）为第十二将，邕州为第十三将。它们的廪给特别优厚，可与禁卫军相比。至于江上诸军，是各郡原有的兵额，因为勤王入援而失去原驻地，所以以“驻札”为名；它们的廪给与将兵不同，更不用说州郡的军队了。僧道度牒每年考试补授，刻印版片后用纸摹印。新法施行后，提出建议的人规定价格出售，每张度牒定价一百三十千，但仍然每年确定出售的数额，不得超过规定。熙宁元年七月，开始向民间出售，第一年不过三四千人；到元丰六年，限额达到一万人。夔州转运司把价格增加到三百千，后来依次减到一百九十千。建中靖国元年，增加到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每年出售三万多张，新旧度牒积压，民间折价到九十千。朝廷认为出售过滥，停止出售三年，并追查在京城和民间的度牒，命令毁掉、涂抹。各路民间听说后，一时争相折价急售，降到每张二十千；而富家停止收购，价格逐渐增加到一百多贯。有司把情况上报，于是下诏：已经发下的度牒，酌量提高价格，另发公据，等待书写填发。六年，又下诏改用绫纸，依照将仕郎、校尉的例子办理。宣和七年，因为天下僧道超过一百万人，于是下诏停止发给五年。后来接连发生兵火，这项规定废止，不能实行。南渡以后，又制定新法，度牒价格从六十千增加到一百千。淳熙初年，增加到三百千，又增加到五百千，再增加到七百千。但朝廷谨慎看重度牒，不轻易出售，人们往往带着钱到行都，多方经营之后才能得到。后来又制定停止收购的命令，允许客商增加一百千来进行贩运，后来又增加到八百千。近些年发下的度牒逐渐增多，州郡甚至降价求售了。至和元年二月乙未，因为下了大雨雪，下诏命天下长吏详细斟酌公私房钱，准许减免三日；不是遇到大雨雪，不许减免，并且每年不得超过三次。当时天下太平已经一百多年了，仁宗皇帝凝神清静，却连细微之事也能想到，真是圣明的君主。本朝初年，百事草创，对学校教育和供养还没有特别重视。皇▯三年七月壬子，下诏规定，太学生沿用旧制二百人；如果不足，就以一百人为限。制度简略到这种程度。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才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ロ详细制定规章，在太学创设八十斋，每斋定额三十人，总计二千四百人，其中上舍生一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加学生总数至三千八百人：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在太学教育；外舍生三千人，在辟雍教育。废除太学的自讼斋，把太学中不遵守教令的人转送到辟雍。由祭酒总管两学，辟雍另设司业、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录各五人，分设一百斋，讲堂共四所。后来王黼改变蔡京的政策，上奏请求废除这些制度；这样一来，辟雍的学生，太学也没有地方容纳了。江南平定以后，两浙、福建录取士人，之后各州直接隶属京师，不再有藩府。只有河北、河东、陕西为了防御西北的二虏，帅臣的权力特别重；其他各路，只由监司负责督察。嘉▯四年五月丁巳，才下诏规定扬、庐、江宁、洪、潭、越、福七路兼任本路军马钤辖，各设置三指挥禁军驻泊；越、福二路设置两指挥，以威果为名额，每指挥四百人；各路兵马都监二员，越、福各一员。后来二广经略、京东西路安抚、江东西路安抚，都因事务需要命令守臣兼任，并加上钤辖的名号；至于两浙、四川，也因调发军队的缘故而这样设置。后来又把钤辖改为总管，只有四川至今仍沿用旧名。这件事起始于嘉▯年间，到了中兴以后才成为定制。然而帅臣大多权力很轻，遇到紧急情况，很少能够成功；太平无事时，也只是负责教阅军队。何况自从勤王诸将分为驻札军以后，州郡的兵额空缺便不再补充，名义存在而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不过，任用合适的人，政事就能办好；如果选择人才任用，并且交给他长期负责，也许在紧急时刻还可以有所依靠。

译旧制中，殿试都有黜落，临时请示皇帝决定，有时三人取一人，有时两人取一人，有时三人取两人，所以有人多次通过省试，却屡次在殿试中被淘汰。因此张元因长期积愤而投降元昊，成为中国的大患；朝廷起初囚禁他的家属，不久又把他们释放了。于是群臣上奏，把责任归咎于殿试黜落。嘉▯二年三月辛巳，下诏规定，进士参加殿试的，一律不再黜落。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这使一个叛逆贼子的行为，反而给天下后世的士子带来了无穷的利益。通判举荐举人改官，与太守相同；自提举常平使者列入监司后，各路的官员名额顿时增加。熙宁元年十二月，才下诏规定通判不得举荐举人改任京官。元丰初年，下诏规定改官人员五天引见一甲，一甲三人，每年定额一百四十人。到元▯元年四月，罢免各路提举常平，又命令通判每年年终举荐一人改官，也可以与县令轮流各举荐一人。十二月，因为改官人数太多，吏部侍郎孙觉请求每年定额一百人，朝廷同意了。绍圣三年，吏部请求每甲五人引见，不拘人数，这样一年就有三百多人。中兴以来，改官人数极少，每年不过几十人；虽然命令选人举荐官员，但逐员放散，人数也没有增加。到绍熙初年，号称增加很多，也不过三十多人。庆元以后，每年都有超过定额的情况，大概是寒门士人的仕途断绝，能够获得五名举官全部举荐的人已经足够，而没有得到举荐的人很多不能破白，这是形势造成的。纳粟补官，起初是为了救济饥荒，后来是为了招募百姓把粮食充实到边境。自从王安石开拓边境后，国用不足，把粮食运到边境很困难，应募的人很少。元▯二年八月，下诏允许纳粟入仕的人改官，历经四任、十次考核，并增加举主二人、职司二人、常员五人。从此人们乐于应募。这项法令虽然明确，却没有听说有人因此改换官阶；有人说中兴以后曾有一人官至太守，只是忘了他的姓名。旧制中，监司、太守举荐京官有固定人数，县令起初没有限定人数。皇▯二年五月庚午，京西提点刑狱张易举荐十六名县令，于是下诏规定：河北、陕西漕司举荐十二人，宪司六人；河东、京东西、淮南漕司十人，宪司五人；两浙、江东西、福建、湖南北、广东西、益、利、梓路漕司和宪司各四人；夔路漕司四人、宪司二人；六路制置发运使、副各六人；开封府及各州军各一人。然而立法之初，所举荐的县令，有出身者任满三考，无出身者任满四考；有两名举主，调任附近县的县令；任期届满而没有贪赃私罪的，升任幕职；再次任职为知县，任满后接受皇帝召见，改任京官。这就是说，受举荐后，历任两任知县、六次考核才改官；这是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的诏书规定。到熙宁四年，下诏规定，再任知县、县令的人，必须有安抚、转运、提刑、知州、通判五名官员奏举，才允许再任，其中有两名职司举荐的也可以。这里说的是任职后改官。政和年间，又因为州县增加官员，重新增加举荐名额。中兴以来，一直沿用前例，但也不时有所增减。旧制中，特别迁升官职的人，计算磨勘期限都从接受告身之日开始，所以有人眼看就要磨勘，忽然得到特别恩典而升官，先前的功劳全都作废。熙宁六年八月丙申，下诏规定，文武臣僚特别迁官的，不隔断磨勘期限；施恩十分公平，人人都得到实际好处，这一制度直到今天仍在实行。景▯三年五月，下诏允许中外臣僚把家书附在驿递中传送。诏令明确告知朝廷内外，命进奏院依照规定施行。臣子长期在外地做官，谁没有思念祖坟、宗族和亲戚的心情？要专门派人快马送信，必须是达官贵人才办得到。这个制度一颁布，小官和地位低下的官员中得到便利的人就多了。如今各地士大夫的私信多能通过驿递传送，正是沿用旧制的缘故。本朝沿用唐朝制度选取士人，只采用词赋；那些解释诸经的人，名叫“明经”，不得与进士并列。王安石废除词赋，只用经义取士。元▯元年十一月，设立经义、词赋两科，这是采用侍御史刘挚的建议。本朝初年，致仕是用来表彰士大夫中安于退隐的人，并不像后世那样，人死以后还伪造致仕文书。真宗时，主客郎中谢泌说：致仕官员如果有清白名声，受到众人推重，并且略有功劳成效，才可以允许他请求致仕。咸平五年五月丙戌，下诏规定，年满七十而退休的人，允许致仕；如果是因病，或者任职期间有贪赃罪行的，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九年正月，下诏规定，请求致仕的人，由审官院查明其历任中有没有贪赃罪行，吏部上报后请示皇帝。仁宗天圣四年，才下诏规定，郎中以上致仕，给他的一个儿子授官。明道元年二月甲子，又下诏规定，员外郎以上致仕的，录用他的儿子为秘书省校书郎；三丞以上的，录用其子为太庙斋郎。二年正月庚寅，又下诏规定，三丞以上致仕而没有儿子的，允许其嫡孙或弟弟、侄子中的一人承受此恩，但官阶降低一等。这些做法，都是用利益来诱导官员致仕。景▯三年六月甲戌，侍御史司马池上奏说：“文武官员年满七十，应命令他们自行陈述请求致仕，依照旧敕给一个儿子授官；如果分司任职而领取全俸，违犯者由御史台纠察，特别命令其致仕，并且不再给他的儿子授官，也不再发给全俸。”诏令张榜于朝堂。皇▯三年二月戊子，又下诏规定，文武官员年老而没有子孙的，可以奏请期亲中的一人承受恩典。至和元年十二月庚子，又下诏规定，文武官员年满七十仍未致仕的，不再考核其功课、迁升官职；但有功于国家、有恩惠于百姓的，不受此限制。嘉▯三年十二月辛未，又下诏规定，年满七十、在任职期间犯事而尚未致仕的，不再给他的子孙推恩。这些做法，都是用法律来约束他们。庆历二年六月壬申朔，御史中丞贾昌朝上奏说，臣僚年满七十、精力衰弱的，应当优待，让他们改官致仕。诏令同意了。这是用赏赐来鼓励他们。何况制度刚开始施行时，必须在接受任命以后请求恩泽；即使患病的人也不允许，怎么会允许人死后伪造致仕呢？后来又限定只有接受任命后去世的人，才允许请求恩泽。再后来只要在请求恩泽以后去世就放行，于是欺诈伪造之事公开进行，也无人顾忌。如今士大夫解官服丧，在批书上注明丁忧的年月，有时竟与其父致仕的年月彼此矛盾，有司却从未追问。到徽宗朝，才放行员外郎致仕所得的恩泽。政和二年，张克公请求依照武官副使非因降黜而在任中死亡的例子，允许荫补，朝廷同意了。详细考察前后的诏令，可以看出制度起源于真宗朝，在仁宗朝制定得最详细严密；对待官员十分优厚，防范也十分严格，要求更是十分完备。

译然而皇帝还要反复恳切地发布圣训，达到六七次仍不停止，也可以看出风俗日益趋于浅薄，而士大夫能够守住知足戒律的人越来越少了。宋真宗时，因为朝官要在政事堂接受注拟，贫困的官员滞留在旅舍，没有资财维持生活，于是就在朱雀门外设置了朝集院。这是咸平四年四月癸丑日颁布的诏令。朝集院建成后，诏令规定，升朝官以上的官员来到京城，都要住在院中；由官府发给公券，出入时可以骑马，并由开封府派兵士随行护卫，只准到庙堂、省部和铨曹官厅去听候而已；即使想出入市场，也办不到。因此，升朝官以上的官员来朝时，总是先藏身在亲戚故旧家中，等到所要谋求安排的事情全部办妥，才敢报告[OCR疑误：ト门]，请求放行引见。因为[OCR疑误：ト门]当天就会通知朝集院，开封府的人马立即赶到，把他们接入院中。虽然住在院中不能自由出入，但同院的士大夫早晚往来交游，情谊如同兄弟；有时商量文章，有时互相询问各地风土，也有人因此结交，彼此推荐。他们的处境和那些在旅舍中辛苦奔波的人相比，实在大不相同。景▯二年十月辛亥日，诏令又增置朝集院，因为来到京城的士大夫一天比一天多了。宋朝初年，选拔任用人才不论资历次序，有人刚刚补授京官，便被任命为知州；有的人则被派任通判。他们既不了解做官道路上的艰苦，小官往往受到他们的轻视；又因为没有任过县官，不熟悉民间的疾苦。淳化四年十月庚午日，苏易简上言说：“初任京官、没有任历州县的，不得拟任知州、通判。”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不过，这项规定只施用于按常规调任的官员；如果是君主特别任命，就不受这个规定限制。吕公弼十九岁时，便以水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庐州知州，正如苏易简所说的那样，并没有因制度改变而停止这种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