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官府专卖酒，实行这种制度已经很久了。太宗皇帝深怕因此损害百姓，淳化五年三月戊申诏令说：“天下酒榷，先前派遣使者监督办理，应当招募百姓来掌管。减少常课的十分之二，使它容易办成，官吏不要再干预。”这是因为由百姓自行卖酒，收取的利润较轻；遇到婚丧等吉凶聚会，百姓容易买到酒，便有了谋生的乐趣；官府也没有稽查、警戒和捕捉的劳苦，而课额固定，没有人敢违欠，公私双方都便利。然而收入没有盈余，官吏对此不满意。新法实行后，酒业全部归公，皇帝把青苗钱发放到设厅，又在谯门设置酒肆；百姓拿钱出来，便诱使他们饮酒，往往要花掉十分之二三。又怕他们不肯顾客，于是命令娼女坐在酒肆中奏乐诱惑他们。小民无知，争抢斗殴，官府不能禁止，便又派兵官排列枷杖进行弹压，名为“设法卖酒”。“设法”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太宗爱护百姓，宁可损害皇上的利益来使下民受益；新法却只是剥削下民来供奉上层，而且诱使百姓作恶、使百姓陷入罪刑，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官的心意吗？现在官府卖酒仍像过去一样使用妓女奏乐，却不再实行弹压的制度，而“设法”的名称也没有改变，州县之间竟没有一个肯加以厘正的，这是为什么呢？江南李主迷信佛教，剃度为僧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太祖平定江南以后，重新进行淘汰整顿，人数仍然很多。太宗于是为此制定禁令。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诏令：江南、两浙、福建等地各州，僧人每三百人每年剃度一人，尼姑每一百人每年剃度一人。从前每年剃度僧道，只是考试经义，并且按照寺院大小规定名额，就像进士应试一样。然而，虽然奸猾之人有很多借此藏身其中，极其庸劣愚蠢的人却没有容身之处。自从朝廷设定价格出售度牒以后，仆役、下层人士都能借此出家，泛滥得不可收拾。州的长吏不亲自监临决刑，自中唐以来就是这样。遇到引决时，都是牙校在门外监临执行。太宗怜悯刑狱，担心有冤屈和滥刑，至道元年六月己亥诏令各州长吏：凡是判决徒刑，都必须亲自临场监决。这是因太常博士王扌犬提出请求。如今州郡判处杖刑的案件，全都交给职掌幕府的官员办理；徒刑案件则一定由长吏亲自监决；帅府则把徒刑案件交给通判。圣朝在用刑方面谨慎严明，大概是因为把人的性命看得最为重要。丧家命令僧人、道士诵经，设斋、作醮、做佛事，说是为了“资助冥界的福分”。出葬时又用他们在前面引导，这是什么道理呢？至于铙钹，本来是胡人的乐器，胡人习俗中宴饮娱乐时才敲击它，怎么可以用于送葬的棺柩呢？世俗之人无知，甚至使用鼓吹奏乐，又怎么忍心这样做呢？开宝三年十月甲午，诏令开封府禁止士人和庶民家中丧葬时使用僧道仪仗在前面导引。太平兴国六年，又禁止送葬时奏乐，庶人不得使用方相、魌头。如今违反这些禁令的，到处都是。祖宗对于移风易俗如此重视，可惜州县之间不能认真执行！江南李唐旧日使用铁钱，大概是因为韩熙载建议，以六枚铁钱折合四枚铜钱；但铁钱与铜钱的价值相差太远，不能强行推行。江南末年，十枚铁钱只值一枚铜钱。江南平定后，民间不肯使用，转运使樊若水请求废除。太平兴国二年二月，诏令官府收取民间铁钱，铸造成农具，发给归附的江北流民，于是江南的铁钱就全部消失了。然而川蜀、陕西仍照旧使用铁钱。川蜀每一贯铁钱重二十五斤，一枚铜钱可抵十三枚铁钱；小民把铁钱熔化铸成器物，卖得二千钱，于是官府的铁钱都被小民盗熔，无法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请求改铸铁钱，每贯重十二斤，一枚铜钱可抵十枚铁钱；民间没有了盗熔的利益，便不再这样做。庆历初年，知商州皮仲容建议开采洛南红崖、虢州青水的铜，设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造大钱，一枚可以抵三枚小钱。若拿它当十枚小钱使用，民间就会趋利，盗铸不断。到庆历八年，张方平、宋祁商议认为应当更改，于是诏令改为一枚铜钱抵十枚小钱。在此以前，庆历元年十一月，诏令江州、饶州、池州铸造铁钱一百万贯，帮助陕西经费；所积铁钱尤其多，钱币沉重，百姓苦于搬运。到这时连铸钱也一并停止，祸患才平息。旧制度规定，命官锁厅应试，先由所属部门选派官员考查其所学，才允许参加解试，进而到礼部应试。程文有错误而被勒令停职，不合格者缴纳铜赎罪，永远不得再参加科举。考中后参加御试，唱名定第时仍然降一个等级。因为朝廷对任子待遇很优厚，不同于寒门士人；即使想借他人之手作弊，又怎么能够呢？所以当时通过这条途径出身的人，都成为文人。仁宗想要开辟引导进取的道路，天圣四年六月辛未诏令，免除对举人所学的考试；下第者免除处罚，并且仍准许再次应举。景祐元年，又诏令锁厅人考试不合格的免除罪责，因为参加考试的人还少，特意再次申明。可是从此以后，任子心中没有了顾忌，即使确实没有才能的人，也都请求应试。本朝旧例，三元节张灯。太祖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诏令说：“上元节张灯，旧例只放三夜。如今朝廷没有事情，天下安宁，又正值年成丰收，应当放纵士民游乐；命开封府再增加十七、十八两夜张灯。”后来便成为定例。太宗淳化元年六月丙午，诏令停止中元、下元张灯。官府虽然废除了这种制度，但私家仍有人自行张灯。我过去在山阳任职时，中元、下元酒务还张灯卖酒，难道北方遗俗仍有保存下来的吗？北方习俗中，每逢初三、初七不吃酒肉，大概是因为重视道教的缘故；而七夕则改在初六过。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乙酉诏令说：“七夕是美好的节日，近代多在初六举行，应当以初七作为七夕，颁行天下。”大概当初改在初六举行时，就是从朝廷开始的，所以后来纠正它，也从朝廷开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月令》记载，在仲春月份开冰并进献羔羊。五代的动乱时期，讹误错乱，竟改在四月。淳化三年三月己未，诏令改正这一错误。祖宗重视百姓事务，反复叮咛告诫，即使是州县的小官，也从来没有稍有懈怠。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未，诏令凡是到外地任职的京朝官，以及州县官、幕职官入朝辞行的，都要在[原文“ト门”，字词疑误]宣读诏旨，加以告诫勉励，并把诏词写下来放在座位右边。不知道这项制度在什么时候废止了。假如州县小官也蒙受皇恩，受到抚恤安养，就一定知道自我珍重，思考如何符合皇上的心意，不敢自暴自弃。可惜没有能够实行这一制度的人啊。

译太平时期，职位空缺很多而任职人员很少，士大夫接受铨选拟任时，必定要求等待次序，以便自己安排。大概因为公务繁忙，长期劳苦在外，刚回到家乡，便要扫墓祭祖、聚会亲族、料理生产事业，形势使然；甚至超过规定年限，按法律加以惩处，也不能禁止。淳化二年正月己丑，诏令在外任职办理事务的京朝官，接到诏令后给假一个月洗濯休整；各州府要把他们赴任的日期上报，违犯者治罪。后来进士越来越多，任子也越来越多，所以苏轼进策中有“一官三人共之”的说法，认为在任一人、离任一人，等待任职的又一人。实际到任任官的日子少，闲居的日子长，士大夫甚至到了冒犯法令的地步。何况如今一项官职要由五六个人共同占有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雍熙三年九月癸未，诏令知州、通判、幕职官以及州县官任期届满到京师时，要在法书中抽问；如果完全不知道，便酌量加以殿罚。这是为了防备和检察年老衰弱、昏聩错乱、身患疾病的人。如今知州到京必须奏事，通判以下却不再实行，实在失去了祖宗谨慎重视州县事务、勤勉体恤百姓疾苦的本意。难道不是因为无能的人大多厌恶这会损害自己，所以不愿实行吗？汉代天子的印章称为“玺”，后世沿用这个名称没有改变。本朝初年，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天子合同之印，这些名称都不合正名之义。雍熙三年十月丙午，一并改称为“宝”，另行铸造使用。皇祐五年，仁宗因奉宸库中有一块美玉，宽一尺，厚度为宽的一半，命令制成“镇国神宝”；宰臣庞籍篆写印文，刘沆书写牌文。哲宗元符元年，咸阳百姓段义进献玉玺，说：“绍圣三年，河南乡修造房舍时挖掘得到。”玉色碧绿如蓝，印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背面有螭纽五盘。诏令蔡京等人议论，众人都认为是真正的秦代传国玺。诏令仍旧称为传国玺。徽宗大观元年，诏令搜求美玉，制作八宝来替代六玺。十一月壬戌诏令说：“永远思考受命的符瑞，应当有本朝一代的制度，却还沿用秦代旧有的六玺。上天重新申明命令，大地不吝惜宝物；我们从异域得到金玉，从民间得到巧匠，八宝已经制成，[原文“▯无前比”，字词疑误]，可以在明年正月朔日到大庆殿恭敬接受八宝。”这次举措所受恩典特别优厚。政和七年九月辛巳，又制作“定命宝”，以“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为印文，宽九寸，合称九宝。徽、钦二圣被北方掳走后，宝器沉沦在异域；高宗皇帝重新制作八宝，沿用大观年间的旧规。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正值仁宗皇帝诞生日，真宗皇帝十分高兴，宰臣以下的官员纷纷称贺。宫中拿出包子赏赐群臣，包子里面全是金珠。当年仁宗刚开始学习，天生具有圣人资质，又得到梦兆；当时才五岁，圣人的资质已经不同于常人，所以分赐群臣的福庆也特别奇异。真宗时，开封府以及京畿各县收纳绵布，多取出剩余部分；事情办完后，又把剩余的全部搜刮出来，平均赏赐给官吏。官吏却贪得无厌，取用越来越多，每年增加不止。景德三年六月壬辰，诏令全部免除这些取剩；官吏原来所得的赏赐，由官府用钱支付其价值。宋朝开国之初，吏人都是士大夫家不能自立的子弟，只因忍受羞耻才去做吏；他们犯罪时允许用祖先的恩荫赎罪，因此吏人有所倚仗，敢于作奸犯科。天圣七年三月乙丑，三司吏毋士安犯罪，援用祖父令孙的恩荫，诏令特别将他处决。又下诏说，今后吏人犯罪，一律不得使用恩荫。又下诏说，招募吏人时，必须责令其立下文状，声明本人没有可以用来赎罪的恩荫，才允许入役。假如吏人可以使用恩荫，那么就是做士人、做官还不如做吏了；这会诱使不肖子弟作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禁绝此事，确实是不能延缓的急务。旧制规定，京朝官实际任知县满三任，升任同判；同判实际任满三任，升任知州。天圣六年七月己亥，诏令从今以后，任内如果有五人犯罪同罪，举奏任用时减去一任。同判后来改称通判，至今沿用这个制度。各以任满两任、考核四次作为升迁条件。审官院确定知州、知军的差遣，都依据资历，不允许越级；资历应当得到的，不允许不给。天圣七年九月辛巳，诏令审官院确定差遣后，还要申报中书省，由中书省引见皇帝审察；如果有懦弱、庸碌、年老或患病而不能任事的人，就罢免他。如今都堂进行审察，正是沿袭了这一遗意。宋朝开国之初，奏荐制度很宽，不拘泥于服丧亲属关系的远近。天圣四年，才下诏规定，臣僚奏荐子弟，必须说明服丧亲属关系；不许奏荐没有服丧关系的亲属，冒充奏荐的，即使遇到赦免也不予宽宥。后来又根据服丧亲属关系的亲疏，决定奏荐官员的高低，可以说是良法。乾兴元年，仁宗皇帝登上帝位，八月，命学士院考试各州进奉、祝贺登位的人：曾经考取进士的，试授大理评事；曾经考取诸科的，试授秘书省正字；其余人试授校书郎。不愿参加考试的人，授太庙斋郎，共分四等。试授大理评事，元丰年间称假承事郎，如今称通仕郎，出任外官时授从事郎。试授秘书省正字，元丰年间称假承奉郎，如今称登仕郎，出任外官时授迪功郎。太庙斋郎，元丰年间尚未改名，如今称将仕郎，出任外官时也授迪功郎。后来按惯例补授将仕郎，只有宰执可以授登仕郎。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为寿春郡王，以张士逊、崔遵度为他的友，讲学的地方称为资善堂。“资善”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此后，太子入学的地方都称为资善。五代时诸侯跋扈，违法杀人，主家可以自行杀死自己的奴仆。太祖建国后，首先禁止臣下擅自杀人。到建隆三年三月己巳，下诏规定，各郡国判决死刑案件，要把记录案件的朱书格律、判词、收禁的年月日以及主管官吏的姓名上报，取得诏旨后再执行。从此以后，生杀的大权就出自皇帝了。然而主家仍然擅自在奴仆脸上刺字，以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恶毒。真宗咸平六年五月，又下诏规定，士人和庶民家中的奴仆犯罪，不得在脸上刺字。这是因为不忍伤害人的肌肤。祖宗对于用刑十分谨慎慎重，只要可以施行忠厚之道，就没有不做到极致的。例如，下诏规定太岁三元圣节不判决死罪，这是淳化二年三月的事；命令众人从五月一日到八月一日免于刑罚，这是天圣四年四月辛未的诏令。历代圣君相继遵行，没有谁敢不遵守，这大概就是向上天祈求长久保有天命的原因吧。

译祖宗旧制规定，州郡公使库中的钱和酒，专门用来馈赠进京、往来以及赴任、罢任的士大夫，作为旅费。馈赠的厚薄，随着官品高低、妻子儿女多少而定。这体现了补助不足、周济急需而不是供养富人的意思。讲求邻郡和睦，不过是用酒互相赠送，双方交易后又归还公帑。如果私自使用，就要受到刑罚。治平元年，知凤翔府陈希亮自首，曾经私自使用邻州公使库的酒，因此被贬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于是又申明并严厉禁止：公使酒相互赠送，不得私用，必须全部归入公帑。后来祖无择因把公使库的三百小瓶酒送给亲属获罪，所以从直学士贬为散官并安置，何况其他物品呢？因此，前代任职过的州郡，得到邻郡的酒都归入公帑，再换取酒回赠，一瓶也不敢自己饮用。师、傅、保是辅佐君主的官职，名分非常重大；若不是道德尊崇、德行厚重的人，不能担任。师，是引导并教训；傅，是辅佐并使其具备德义；保，是保护其身体。像周公、召公、毕公辅佐成王那样，才可以当得起这些名称。汉代的张禹、孔光，受辱没有比他们更严重的了；邓禹大概还差不多。后世把师、傅、保当作阶官，依次升迁，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本意。至于给皇子加官而冠以师、傅、保的称号，这有什么意义呢？儿子即使贤能，难道可以做父亲的师、傅、保吗？何况有的人年纪还很小，就给他加上这些官职，更加违背道理。所以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贾黯极力陈述其中的错误；四月丙午，诏令只加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从此名分正当、言语顺理，别人就无从非议了。宣和、政和以后，甚至把师、傅、保加给宦官小人，违背道理就更加严重了。选人改任京朝官时，害怕去做县令，往往长期任职于清闲迟缓的职位，以致折损知县的资序。熙宁十年二月戊子，诏令选人经过磨勘改任京朝官，必须先出任知县；虽然不拘泥于通常制度，但不得接受举荐和辟召。近世这项禁令逐渐松弛，凡是改官的人，有出身的担任教授，没有出身的担任签判，任满两考后就到吏部，破格注授通判。孝宗皇帝重新严格执行旧制，仍以三年为一任；考核等第未满，或者有过犯的，不得注授通判，这一制度至今仍被严格遵行。《礼经》规定，女子出嫁后，对于父母三年的丧服，折减为两年；对于舅姑和父母，都是服一年之丧。太祖孝明皇后为昭宪太后服丧时，却穿齐衰三年。因此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上奏说：“三年之内，灵几仍然存在，丈夫还处在居丧卧苫枕块之中，妇人却穿着绮罗服饰；夫妇本为一体，哀乐却不相同。请规定，遇到舅姑之丧，妇人跟随丈夫服齐衰三年，这在道义上才相称。”十二月丁酉朔，诏令同意实行，于是成为定制。●卷四 江南刚刚平定时，李后主入朝京师，他的群臣按照才能分别任用，公卿将相大多改任小官，只有担任州县官的仍旧不变。至于服色，一概命令穿绿袍，不问官品高低，以表示与中原不同。太宗淳化元年正月戊寅的赦文说：“各路伪政权授予的官员，原先赐穿绯服的，只命令改穿绿服，现在一律允许仍旧穿原来的服色。原先穿紫服的，任常参官也允许仍旧穿紫服。”于是他们便获得了同王朝官员并列的资格。杨万顷杀死张审素，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姓名有缺误〕、〔姓名有缺误〕为父报仇，杀死杨万顷。张九龄想让他们活命，李林甫却一定要杀他们，两个儿子最终还是伏受大刑。大概是因为张九龄是君子，乐于促成人为善；李林甫是小人，嫉恨别人行善，所以两人的好恶不同。假如他们的父亲罪当处死，儿子当然不应当报仇；但如果父亲并非因犯罪而死，或者不是出于皇帝的命令，而是被人陷害排挤致死，难道可以不报仇吗？张审素的仇本来就应当报。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县名有缺误〕的百姓甄婆儿，为报母仇而杀人，诏令判杖刑后遣送。可惜〔姓名有缺误〕、〔姓名有缺误〕没有遇到圣明的时代和君主啊！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叔父教他学习。后来他显贵了，请求授给叔父一个官职，以报答叔父的恩德。诏令同意，于是叔父由员外郎追赠为郎中。后世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却不知道还有比欧阳修更早的人：王曾任参知政事时，为叔父太子中舍宗元、叔母严氏改葬，自己说幼年丧父，是叔父、叔母抚养成人的。诏令追赠宗元为工部员外郎，追封严氏为怀仁县太君。李遵勖原名勖，是崇矩的孙子、继昌的儿子。真宗朝，他娶长公主为妻，皇帝亲笔把他的名字增加为“遵勖”，又把他的世系提升为崇矩之子、继昌之弟。从此成为惯例，实际上扰乱了人伦关系。治平四年二月，神宗皇帝亲手下诏，叙述英宗临终的遗命：凡公主出嫁，她的丈夫不得提升到与公主父亲同辈的地位。大概英宗早就想厘正王室世系，只因患病未能亲自下诏，所以神宗依据遗命实行；可以说是善于继承先人的事业了。士大夫审理小民的案件时，纵容小民妄自诉讼；即使虚妄之处显而易见，也不反坐治罪，甚至听任他们越级上诉，几乎到了招揽诉讼、无事生非的地步。他们却没有想到，善良百姓畏惧官府如同畏惧虎狼，甘愿忍受冤屈压抑，不敢申诉昭雪；而奸猾百姓以恐吓胁迫、把持他人为生，和吏人互相勾结，把官府看作自家，肆意妄为而无所顾忌。士大夫落入他们的计谋，被他们困住，却完全没有察觉，实在令人叹息。太祖皇帝乾德二年正月己巳，诏令凡论诉之人不得越级陈递状纸，违犯者定罪。开国创业之初，首先就想到这一点，是担心它成为善良百姓的祸害。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诏令规定，所诉之事虚妄、喜欢拿别人的短处长处做文章、成为乡里祸害的人，第二次犯，判徒刑；第三次犯，杖刑后戴刑具押送到军头引见司。如果能够举而实行这些规定，大概妄诉的人就会停止了。旧制规定，服期丧的一百日内不得参加考试，尊卑长幼一律相同。读书人以此为苦，很多人进入京城，冒着服丧期间参加同文试；等到考中后被人告发，不免因此获罪。天禧四年二月壬申，翰林学士承旨晁回上言：“各州读书人因服期丧而妨碍考试，纷纷赶到京城，请从今以后，卑幼服期丧不妨碍参加取解试。”诏令同意。从此以后，冒着服丧参加考试的人就少了。大体说来，家中尊长服期丧，多是年长者；卑幼服期丧，多是年幼者。免除卑幼服丧的限制，妨碍考试的情况也就少了。宋朝开国之初，宗室人数还少，隶属于宗正等官署。仁宗景祐三年，因为宗室人数增多，特地设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允让主持大宗正事务。又下诏规定，从今以后在祖宗后代中各选择一人担任此职，崇尚贤能而不以年龄先后为标准，用来纠正宗室的违失。凡宗室上奏陈述，先交有关部门详细斟酌，然后上报，不得由宗室直接上达。后来又因为宗室迁居外州，在西京设置西外宗正司，在南京设置南外宗正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