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五

译这产业必定不能恢复原主。詹德兴原本与吕千五有亲属关系，所以接受了他的委托保管，等到亲情道义一旦受损，就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不敢向官府申报，却擅自将其变卖。按照法律：即使是明知是受托保管而欺诈隐瞒财产的，杖责一百。詹德兴接受了吕千五家的委托财产，理应定罪，官府既然知道这是虚假的，却把产业判给他，这是教唆盗窃，因此詹德兴必定不能得到这产业。西安税赋流失，摊派无法执行，县里号称难以治理，都是因为乡民变更寄放田产所致。我任职期间，有时因索要凭证而发现，有时查阅户籍而知晓，未能一一依法裁断，也没见过寄主与受托人如此纷争。上述田地，酌情考虑人情，参酌法律精神，吕、詹两家都不应当拥有。毛监丞宅购买时，本来不知情，现在既然已经管理佃种，应当由本县发给凭证，给他处理才合乎情理。两家的虚假契约簿册，一并销毁涂抹附卷存档。詹德兴卖得的钱款，追缴充作本县及县丞厅建造之用，发牒给县丞拘禁看管。詹德兴已死，吕千五经过赦免，各自免除定罪，詹元三留监，其余人释放。

译〔一〕江山县重亲詹德兴，明本无“重亲”两字。

〔二〕各种欺诈隐匿减免等级或科配者，以违制论。注说：以财产隐寄，或假借户名，及立诡名挟户之类。作“作”“科配”原作“科罪”，“户名”原作“户下”，“诡名”原作“户名”，据《庆元条法事类》卷四十七《匿免税租》改。

〔三〕受吕千五户之寄产，“户”，据明本补。

僧人还俗继承家产

翁浩堂

我观看何氏的诉讼，由此看出天道不可欺瞒，人间的伪诈不可施行。何南夫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何点，次子叫何大中，幼子叫何烈。何大中出家后去世绝嗣。何点有个儿子叫德懋，七岁时父母双亡，十二岁时祖父去世，他是个孤苦无依的孤儿，茫然没有依靠。何烈是德懋的亲叔父，正值壮年当家，本该抚育侄子，教他读诗书，为他成家立业，以延续他哥哥的宗族祭祀，这难道不是仁义到了极点吗！〔一〕何南夫去世才刚满两年，德懋忽然出家，投奔常山县茗原寺做行童。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抛弃骨肉亲情，拜僧人为师，在离家七十多里的地方，孤苦零丁，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心生怜悯。死者若有知，难道不会在九泉之下含恨忍痛吗？何烈设谋用计，是多么残忍啊！所以国家立法规定：凡是诱引或强迫同居亲属做童行、僧、道，图谋财产者，杖打一百，仍令改正，赃物重的按坐赃论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从此何烈也没有亲生儿子，于是抱养异姓子道喜孙为儿子，晚年妾室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乌老。德懋年纪渐长，颇知家世，开始有了不甘被叔父逼迫的心，于是在淳祐二年还俗蓄发，又与何烈同居。何烈年老犹豫不决，悍妻在旁，爱子在侧，不能明断勇决地安排德懋，只是分屋居住，分田供养。德懋隐忍，不免袖手等待叔父去世，叔父死后诉讼就兴起了。按法律：僧、道犯罪还俗，而本家已经分产者，只根据祖父财产中现存的部分均分。何烈既然已经身亡，所有图谋财产的情节，暂且免于彻底追究。何氏现存的物业，都应按子承父分的法律，分成两份均分。缪氏母子不懂事理，还拿着遗嘱和关书一本，作为已经分家的证据。这些都是何烈在世时做的装点，没有经过官府印押，怎么可以用私家的旧纸，来扰乱朝廷的明法呢？我做出这个判决，不仅是为了德懋打算，也是为了缪氏打算。《传》不是说吗：蝮蛇咬手，壮士断腕。说的是舍弃小的，保全大的。德懋还俗，是何烈身后的遗毒，缪氏母子怎么抵御？万一听信唆使之言，不遵从我的判决，越级上诉，争讼不止，那么何氏的家业立刻就会破荡殆尽，这是事理必然的结果。本案现在监督族长和监乡司清查何氏现存物业，索取产簿核对，分成两份均分，设立关书，析开户眼，当官印押，以此断绝两家的诉讼。所有喜孙虽然是异姓子，但是何烈生前抱养的，自从妻子在世就跟随妻子的条款。备榜县门，申报州府和提举司知晓。

〔一〕岂不仁至义尽矣乎，“矣乎”，原作“夫”，据明本改。

〔二〕投常山县茗原寺为行童，“童”据明本补。“行童”，疑作“童

妻财置办的产业不参与分家

翁浩堂

陈圭控告儿子仲龙与妻子蔡氏，盗卖众分田产给蔡仁，等到传唤蔡仁，蔡仁却称所典卖的产业是仲龙妻子蔡氏的嫁妆置办的。拿出干照上手，缴到阿胡原来的契约，称卖给陈解元作为嫁妆置办得清清楚楚，这就不能称为众分田了。

按法律：妻子娘家所得的财物，不在分家限额之内。又按法律：妇女的财产，都与丈夫作为主人。现在陈仲龙自己典卖其妻嫁妆田，乃是正当交易，但蔡仁确实是其妻蔡氏的弟弟，那么踪迹有可疑之处。又据陈圭称，被蔡仁设计租赁房屋钱款骗取。拖照系端平三年交易，在三年期限之外，不应受理诉讼。上述田产原典价二十贯文足，争端在务限期内，虽然不当听赎，但蔡仁是仲龙的妻弟，其父陈圭既然已有词状，那么蔡仁自然不宜久占，应听凭备齐钱、会，当官推赎。现在蔡仁愿意将田产归还其姐，官司自当听从。本案须引问两家，如果是陈圭愿意备钱还给蔡氏，而产业当归众，在将来兄弟分家数额内；如果陈圭不出赎钱，则产业归还蔡氏，自然依照随嫁田的法律了，以此断绝日后的争端。责状附案。

〔一〕以田业还其姊，“业”，原作“弃”，“姊”，原作“妹”，据此明本改。

〔二〕自依随嫁田法矣，“矣”，据明本补。

继母将养老田遗嘱给亲生女儿

翁浩堂

蒋汝霖的事情久而不决，是因为叶氏不曾到官。现在准本州押下，才见到底蕴。叶氏是蒋森后娶的妻子，蒋汝霖是蒋森原来收养的儿子，儿子可以控告继母吗？蒋汝霖自合坐罪，然而也是其继母的舅舅有以使之。契勘蒋森家业有田

译硕，蒋森在世时，自行出卖了三十二硕田产。蒋森死后，叶氏与其兄叶十乙秀合谋，擅自将田产分割为三份：汝霖分得谷一百七十硕，叶氏亲生女儿归娘分得谷三十一硕作为嫁妆，叶氏自己留下谷五十七硕用于养老。归娘既是叶氏亲生女儿，又已许配给叶氏姐姐的儿子郑庆一，因此叶氏与郑家结成同党，而汝霖的势力开始孤立。假如汝霖能够尽孝道来挽回母亲的心意，谨慎守礼来守护父亲的产业，难道不是尽善尽美吗？如今他却接连不断地将分得的产业变卖殆尽，他的母亲和妹妹怎能不产生疑虑恐惧而加以防范呢？母子、兄妹之间的情意既然已经隔绝，于是汝霖才敢不守礼节并引发诉讼。已经分割的产业，已经卖出的田地，官府难以重新厘正。只就现有的情况而言，归娘那三十一硕谷田，自然应当归还给归娘作为随身嫁妆，汝霖不得干预。叶氏那五十七硕谷田，叶氏尚在人世，哪里容得外人过问。但是叶氏的这些田地，作为养老的资财是可以的，私自典当出卖固然不可以，作为嫁妆随女儿出嫁也不可以，立遗嘱给女儿也不可以。为什么呢？按照法律：寡妇如果没有十六岁以下的子孙，是不允许典当出卖田宅的。这是因为丈夫死后妻子服从儿子的道理，妇女没有继承田产的份额，这怎么能私自典当出卖呢？妇女出嫁时携带的嫁妆田，是父母给予夫家的田产，自有夫家继承份额的人，哪里容许她卷走带走呢？寡妇将夫家财产立遗嘱处分，虽然是被允许的，但户令规定：凡是财产没有继承份额的人，愿意立遗嘱给内

译对于服丧等级在缌麻以上的亲属，允许他们自行陈述。这就意味着有承担继承份额的人不符合遗嘱的规定。现在既然已有蒋汝霖承担继承份额，怎么可以凭私意立遗嘱，又专门用来肥润他亲生的女儿呢？责令蒋汝霖今后洗心革面，侍奉叶氏，不得咆哮放肆；叶氏也应当抚育儿女，不要产生二心。并且不得让叶十乙秀干预蒋家事务，以离间他们的母子关系。对蒋汝霖暂且略加惩戒，判决小杖二十下，再犯则从重治罪。申呈州府照会。

关于重复交易应监契内钱款归还

姚立斋

审阅右院勘验江伸、丘某争田一事。得知江伸四三在绍定四年四月，向丘某三三借钱一百贯，五月内将两段田地，作价一百贯足立典契，以成甫的名义，代替父亲江唐宗知契归还丘某，契内明确写明，认供苗税，不离业。丘某受其欺骗，已经收取苗税六年，却不知江伸将田地重复与徐吉甫交易完毕，双方互相争论。江伸却将另一项从前已判决的丘三十、徐乙赌博钱款之事，混杂在一起诬赖。主簿误将丘三十当作丘三三，并将他们的契约毁抹。其实江某将田地还给丘三十的，是赌钱之事；将田契给丘三三的，是借钱之事。法律有禁止规定，毁掉赌钱契约是适宜的，毁掉借钱契约就过分了！现在江伸在右院已经供认，借丘某钱一百贯足，其中现钱五十贯足，官会六十五贯，实际上所写的典田一段是实的，一段是虚的，应当引用诈欺条款定罪。司理认为赌博与借钱都是违法，想要追缴钱款入官，这却不正确。查得准折有利债负，才是违法。现在江伸在四月借钱，五月典田，交易在一个月之内。没有利息，就不适用上述条款。况且丘某受其欺诈，原本不知情，难以追缴钱款入官。那田地原本未离业，应当归还业主。只是江伸不该虚写田段，欺诈丘某钱契，本应照条判处杖八十，照赦免断。帖示右院押下县，监令所供认的钱、会归还丘某，取领状申报。

争田应分三等定夺

叶息庵

我认为翁泰的田地，应当分作三等分别处理；胡五姐的婚姻，应当分作两说剖判。翁泰未成年之前，如果有县判的，就应当让持有业权的管绍，与理为正进行正常交易；那些没有县判的，才可以坐以违法。但各人未免用过钱、会，何况三次追扰，现在想要参用最近颁布的鬻卖官田指令，在减去二分之外，再裁减一二分，让持有业权的人携带钱、会到官府承买，这是第一等。翁泰成年后所鬻卖的，则是正当交易，应当听从照契管业，这是第二等。翁泰死后的产业，则是绝户的田产，应当举而归之官府，这是第三等。至于胡五姐，则应当究问，近来是谁主婚，是谁行媒，是用什么财帛定聘，是用什么财帛回答，是谁写的婚书，是何时成礼，成亲之夜会了哪些亲戚，请了哪些邻里，宴饮用的是谁的庖厨？如果是礼婚，那么翁泰死后鬻卖不尽的产业，应当让管绍持有。但只能食用其苗利，至于契书，应当寄存在官库，不许典卖。如果未曾成婚，则应当责成其父母及时嫁遣，不要让她失时。如果让她女儿奔走讼庭，实在不是美事。我的意见如此，如果可行，就请求委派精强官员，尽数追足真本契照及证佐，仔细研穷点对施行，或许可以平息诉讼。因依申取旨挥，准行下，奉行提举常簿台判：三等之说，比起建安知县作户绝处理，尤为近厚。牒下叶府判，听从所申，再限半月，允许持有业权的人各自携带契照，到官府逐一点对，等诸契齐集后，如果胡五姐为姻与不为姻，在其契中也有可以旁证的，就凭契分别三等，又借此以正稽籍，那么那诉讼应当自然平息。如果出限不肯携带契照到官府，或者是已论诉后旋即投印，或契内年月有揩改，不立即自首的，一并追人送狱根勘。照条执行。（次榜建阳县）。

从兄盗卖已死弟田业

建阳佐官

查得法律规定：交易诸盗及重复之类，钱主知情的，钱没官，自首及不知情的，理还。犯人赔偿不足，知情牙保均备。又法律规定：盗典卖田业者，杖一百，赃重的准盗论，牙保知情与同罪。丘庄即丘六四，是丘萱的从兄。丘萱身死无子，阿刘单弱寡居，丘庄包藏祸心，垂涎从弟刚死，染指于丘新立继。觊觎不获，奸巧横行，见将丘萱三瞿里已分得的五十种田地，自立两契，作为牙保卖与朱府。县司当来追到一行人审问，据丘庄已经自己招伏，盗卖得赃，来历分

译明，引上丁千七、丘德广与他们对质，情节没有两样。按照法律，这三人的罪行无处可逃。丘庄刚被押解出来，不久就翻供，并且声称在县狱中所供的都是被逼迫的，只有刚到县衙时的初供以及后来在本厅的供词，才是实情。下厅既然没有刑讯逼供，朱府的地契多次索要却拿不出来，台府限期催办，岂能长期拖延，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只是暗中仔细察访，比如朱县尉这一笔交易，丘庄在县里，初供称是在干人丁千七家立契，等到在本厅供词时，却又说是本府四孺人来本里龙隐庵祭坟，与她立契，而朱县尉宅的干人范寅的状子，又说丘庄领着丘萱到府宅交接。朱总领这一笔交易，丘庄在县里，初供说是在总领位的干人刘广那里商议立契，等到在本厅供词时，却又说是淳佑元年十二月总领回任，在本县双溪阁交易，蒙总领台判，送库司陈提辖商议，而总领位的干人王传的状子，又说丘庄领着丘萱到府宅投卖。言语前后不一，其虚假可想而知。况且立契、做牙保、领钱，都出自丘庄一人之手，哪有交易地点前后如此差异且毫无根据的呢？朱府是名门贤士之家，举动全都遵循理法，这样的交易，断然不会去做，大概是被丘庄和干佃辈所蒙蔽吧？丘庄不想彻底追究，打算暂且按照条例勘问，判处杖刑一百，戴枷监禁。

译丘庄，自己前往朱府请出原契，到官府比对，如果确实是丘萱的亲笔，官府应当另外处理；如果没有契约作为凭证，或者行迹可疑，就是盗卖，官府就应当判决监禁并追缴赃物。丘庄自然应当准备领过的钱，交还给朱府，那块田地应当留给阿刘，依旧按照契约租佃，却不允许无理典卖。丁千七、丘德广、丘元三人想要按照减免降免的科则处理，其余的人暂且在家听候。案件具结，将判决的依据上报县里，再请求上级详细斟酌施行，仍然回复申报台府知晓。

〔一〕“意”，明本作“理”。

〔二〕“阁”，明本作“关”。

〔三〕“阀”，明本作“阅”。

〔四〕“未”，明本作“本”。

〔五〕明本无“照”字。

侄子伪造叔父的契约，昏庸狡赖田产

建州佥厅

事情有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的，言辞有看似弱势实则强势的，通过言辞来考察事情，才能看清真假，善于审理诉讼的人不可有所偏颇。现在看贾性甫、贾文虎、贾宣的诉讼，先前佥厅所拟定的判决，谁说不对呢，但反复查阅案卷，却发现大不相同。贾文虎，是勉仲的庶子，过继给宁老的。贾性甫，是勉仲的亲弟弟，过继给与县尉的。贾宣，是游氏的儿子，被性甫抱养的。过继的人跟随本房，抱养的人跟随养父。性甫称呼文虎为侄子，文虎应当称呼性甫为叔父；贾宣称呼文虎为哥哥，贾文虎应当称呼贾宣为弟弟。看文虎的言辞，用叔父来称呼性甫，用游宪来称呼贾宣，难道是伦理法度不明吗，还是别有用心呢？善于审理诉讼的人，应当对此深入考察。这件事先前佥厅所拟定的，大致得其情由，至于剖断决疑的时候，未免真假混杂，是非颠倒，佥厅何不详细说明。勉仲的妾严氏归于性甫，是在绍定己丑年。那时勉仲安好，是雇佣还是非雇佣，有财物还是无财物，既然由亲生母亲决定，儿子又有什么可说的。佥厅所说的兄长已经去世，就把严氏安置在他家，难道没有考察清楚吗？性甫的田地典给文虎，是在宝庆乙酉年，那时文虎尚且年幼，勉仲还在世，没有印契，没有分割赋税，没有收取租子，没有管理产业，究竟有什么利益而进行交易，又凭什么不管理产业？佥厅所说的文虎先用钱典叔父性甫的田地，难道不是偏听吗？现在根据送来的典契，是绍定六年四月初三日印押分明，然而宝庆元年到这时已经九年了，能印性甫的契，却不能收租、分割赋税、管理产业，他的意图何在，难道是富有而能谦让吗？如果说富有，那么文虎继承的产业已经破败荡尽，亡兄的产业又盗卖殆尽，为什么偏偏不卖二十二年无租无税的田地，难道唯独为伯父保留吗？即使果真如此，也应当自行厘正，何况并非如此呢！况且因为性甫有诉讼，曾经两次在县里责问罪状，认为确实没有上述遗嘱拨给等文字吗？现在有了，那么性甫所论述的，确实不假。县司先前辨验，已经看出差异，佥厅现在再次考究，不能没有疑问。等到根据文虎送出的勉仲拨给严氏田地的遗嘱，字迹相同，印信相同，印信的年月也相同。佥厅想想，严氏既然归于性甫，那么随之的产业应当归于性甫，严氏既然立户在通判名下，为什么遗嘱的印信在文虎手中，收租也在文虎手中，那么文虎伪造两份契约是什么意思呢？也说勉仲的产业，不是我应当拥有的，严氏，是我的母亲，可以给我，性甫的儿子抱养异姓，盗用印信伪造此契。将来借此作为欺骗胁迫的资本，性甫察觉，怎能不诉讼？先前佥厅所拟定的说：如果不及时处理，后世必然成为子孙的忧患。这确实得其真情。贾氏家族，枝繁叶少，抱养异姓，性甫岂是不得已吗！先前佥厅不知此情，便追捕游宪，既然被性甫所养，就跟随贾姓，立名贾宣，除去附给凭证，件件分明，在性甫那里是父子关系，在文虎那里是兄弟关系，法律没有儿子唆使父亲的条款，父亲的罪也不连及儿子，为什么偏听，就进行追捕？官府如果不为我决断，又拖延时间，那么七十五岁的老翁不能保证安全，而文虎就能得逞了。想要先将贾宣释放，然后将伪契销毁抹去附在案卷中，仍然将寄存在库中的官会，责令归还性甫交领，使他知道台府清明，不至于被欺骗蒙蔽所迷惑，文虎原本冒领性甫的苗利钱旧会三百贯道，应当追理与否，呈奉知府杨侍郎台判。拟判很恰当，都依从执行。贾文虎领过性甫的苗利钱，责令限期归还性甫，取领状上报。

〔一〕“事”，原作“差”，据上图校勘本改

〔二〕上图校勘本作“者”。按明本，应当属于上句，作“要当深察乎此者”

〔三〕“惑”，原作“是”，据明本改

典卖园屋既然没有契据难以取赎

莆阳

曾氏兄弟，是先正的后代，名宦的儿子，其他家族所效法的对象，应当使孝悌友爱闻名，才不坠先人的训诫。现在却不是这样，起初因为争奏荐恩泽不和，弟弟比哥哥先得到官职，这固然是父亲的命令，做哥哥的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弟弟既然

译获得官职后，应当以远大的志向来约束自己，凡事稍微谦让兄长一些以弥补他的不足，那么怨恨自然就会平息了。如今却不是这样，不仅不谦让，反而有时掩盖兄长的优点，那么兄长的愤恨又从哪里消除呢？从此便导致双方互相挑起争端，暗中结党营私，兄长或许资助他人来使弟弟陷入困境，弟弟或许指使他人来陷害兄长，无非是用蛮横无理的手段互相施加压力，用阴险诡诈的方法互相陷害，凭借深厚的天伦亲情，却像仇敌一样怒目而视，凭借骨肉至亲的关系，却互相残害几乎如同豺狼虎豹，诉讼文书纷纷递交，没有哪个月是空白的。官府并非不知道这些情况，像前任赵知县所做的判决，已经掌握了大概，然而终究无可奈何。实在是因为县令权力轻微，他们依仗官势，用道理去劝导，他们就不听从；用法律去制裁，这边又不敢这样做，因此他们的诉讼正兴起而没有停止的时候。这就像放任火烧柴草，柴草如果不烧尽，火就没有熄灭的期限，我上任之初，首先接到县令的判决，送下来胡应卯、曾爚互相争论赎回园子以及争夺采桑叶等事情，查阅案卷，详细审阅供状，仔细加以审问，因而得知曾氏兄弟提起诉讼的原因，而前面所说的暗中结党营私，兄弟资助他人互相窘迫陷害的人，胡应卯一伙就是那些人。请试着援引胡应卯赎回园子这件事来论述。按照法律：典当田宅的人，都要订立合同契约，钱主和业主各执一份。这是天下通行的做法，普通人也都清楚。胡应卯父子长期居住在县城集市，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自称将萧屯的园屋典给曾知府，却没有一个字据作为凭证。如今有人拿着衣物去当铺，当一百几十文钱，还凭借帖子来赎回，假如丢失了帖子，衣物尚且没有赎回的道理，哪有田宅交易，可以没有凭据就赎回的呢？先前县司不知凭借什么凭证，与他交接钱款存入库中，与他出具凭据管理产业。虽然有转运司台判，寄钱给据，然而根据胡应卯片面之词，应当准备前后词情详细申报，听候上级行下。以此

译推究此案，官吏徇私舞弊的情形显而易见，不过是因为曾县尉先前交过五贯钱，且不知曾县尉凭何文书凭证，认定是典当，便率先交钱。如今人拥有产业，谁不爱惜，必定是万不得已才退赎。曾县尉父亲购置的田园屋舍，曾县尉必定要使胡应卯得到，不知究竟有何用意？曾爚声称萧屯园屋是其父购买的产业，虽无正式契约，但有交钱收据，赵判县已认为可以旁证。又索取到丁子昭分摊产业的文书，县衙案卷两处都说，已转卖给曾知府，如此则曾爚有三项旁证，证明萧屯园屋是买卖关系。官府怎能舍弃三项买卖的证据，而听从毫无一字可据的典当之说呢？如今为胡应卯辩护的人，不过说曾爚没有正式契约，而曾爚又自己拿出其弟曾县尉的批文，称契约书等待寻找，一并交纳。前任陈主簿已看到契约书在其弟处。如此则曾爚从何得到正式契约呢？又详细考察所争的萧屯园屋，其土地利益甚微，而胡应卯之所以必定想要得到，曾县尉之所以必定要归还给胡应卯，大概是因为曾县尉被其兄曾爚逐出另立门户，而不供给公堂的钱米，其萧屯园屋下却是存放公堂米谷的地方，曾县尉无法发泄其愤恨，所以必定要夺取它，归还给胡应卯，从而资助胡应卯，进行无休止的诉讼。如今此事来到本厅，因为双方都是名宦士人，没有不再三劝谕，使他们和解，希望能保全他们的恩义，但都难以告知，所以不敢再以官卑位下为惧，只得从公尽情陈述，即使招致仇怨，也来不及顾惜。关于胡应卯所论曾爚赎回萧屯园屋一事，既然没有契约凭证，难以收赎。县衙先前所给的无凭据公文，应当缴回县衙销毁。所有寄存在库的钱，应当申报县衙归还给胡应卯。等到分析案情之日，如果曾县尉得到它，再赎回给胡应卯也不晚。所争的桑叶，据供称是胡应卯父子带领裴丙子等人采去的，如今园子既已归还曾知府，则土地利益应当归入有理之家，案后追查裴丙子对质，应当归还曾知府宅邸。又考虑到当职下属小官，尽言无隐，那曾氏兄弟的诉讼，正纠缠不清而不可解，这必定不足以平息他们的争执。然而私下认为官府既然不能平息曾氏兄弟的争执，像胡应卯这类人结党翼助，难道可以放纵而不治罪吗？应当备文申报县衙，请求备榜晓示，今后凡有词诉，与曾氏兄弟有关的，如果不是弟弟派人控告其兄，就是哥哥派人诉讼其弟，都要追究来历，将串通教唆之徒，严厉惩治，那么曾氏的诉讼或许能稍息了！涉及胡应卯的公据，都在厅上归还，徐八五留下供对采桑叶一事，其余释放。

〔一〕又或从而掩其有“其”，根据明本补。

〔二〕遂致互起争端“互”，明本作为“有”。

〔三〕当职到任之初“当职”，根据明本补。

〔四〕请试援胡应卯赎园之事而论“援”，明本作为“就”。

〔五〕胡应卯父子明本无“父子两字。

〔六〕丁子昭摊产“摊”，明本作为“推”。

〔七〕发其□愤明本作为“发其愤”

〔八〕无不再三劝谕“无不”，明本作为“吾”。

〔九〕今园既还曾知府“知，根据明本补。

〔一○〕应今后词诉“应”，明本作为“一应”。

〔一一〕自“并”字以下，宋本缺，根据明本补。

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

人境

我私下看到退败人家，产业将尽，常在交易立契之时，多用奸谋，图谋昏赖，即使是至亲，也不顾恤。或者浓淡其墨迹，或者异同其笔画，或者隐匿其产数，或者变易其土名，或者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凡此类，难以尽述。那得到产业的人，或者也相信太过，失于点检。等到兴讼，一时官府又只知道有怜贫扶弱之说，不再核查其真非真是，导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如今莫世明亲生三子：如箎、如�、如江。昨天在世时，将户下物作三分均分，立关书三份，父知号外，兄弟三人互相签押，收藏作为凭证，当时即无如山名字参错其间。外有买人黄�、丘竹�等〔一〕处田地及桑本、大�等物，关书内也声说，自后许作三分，均分给如�、如�、如江管佃，不得妄有纷争，未曾有如山名字干预其数。其莫如江在嘉定七年将白竹�田立契，卖给王巡检户下行之，印契管业，已经两年。今年八月，却据莫如山经使、府讼诉，莫如江卖过己分卑幼物业。批准台判送下，速与追人究勘审�，从公理断，申报。当职拖照案祖，得见莫如�当来卖田契内，明言系自己受�，分拨到父世明物业，又明言不�瞒昧尊卑，仍与亲房外人�无交加，如有一切不明，并系出�人自管理直。其契照分明如此，莫如�何故妄

译状词中陈述争论的理由？只是因为上述契约末尾，有莫如山知押几个字，于是抓住这一点作为兴讼的借口。然而根据莫如江供词中所说，当初交易之时，托付相识的周佑代写莫如山的名字并批押。况且人们在交易时，不能亲自书写契约文字，而让人代书的，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至于签字画押，最关乎利害关系，怎么能让他人代写呢？现在莫如山本来不是有份的人，莫如江自己出卖自己的产业，却让周佑代写押字，这说明莫如江在订立契约之初，就已经包藏祸心很久了！王行与莫如江本是表亲，平时相互信任，固然没有预料到他的欺诈，而莫如江也自以为诡计得逞而高兴。却不知道交易若有争执，官府裁决，只凭契约。先前莫如江卖田的契约内，明确记载是自家产业，与内外亲属没有牵连，如此分明；其父莫世明亲手分家的关书，明确记载由莫如埙、莫如箎、莫如江三人分管佃种，根本没有莫如山的名字，又是如此分明。至于莫如山胡乱状告，莫如江供词招认，却与原来立的契约及关书文约所载完全相反。再将前案仔细推究对照，莫如山起初说，奉母亲命令，众兄长将户下田地分拨为四分，随后又说是在父亲莫世明生前处分田地，前后说法不一，完全不相符合。况且他的录白干照，并非经过官府印押的文字，官府凭什么相信？显然可见是莫如江勾结莫如山，串通做局，胡乱状告骚扰王行，意在无理赖账欺骗，显而易见。官府怎么能将契约关约视为具文，而听任他们胡乱状告，骚扰善良百姓，从而开启无理赖账欺骗的风气呢？现在按照条律定罪，莫如江及莫如山各打一百杖，那已经卖出的田地，责令得业人王行按照原契约管业佃种，再请示上级指示施行。

译〔一〕本篇篇名以及从“丘竹峒等”往上的文字，宋代版本缺页，依据明代版本补入。

〔二〕奉母亲之命，令众兄长将户下的田地分拨为四分。“令”字，原作“合”，依据明代版本改为“令”。

修改文字

人境

查得龚敷与游伯熙互相争夺第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号、二百八十八号、二百八十九号共三块土地，双方各执一词，官府起初也不知谁是谁非。等到将本厅出产图簿〔一〕与两家所持的契约凭证相互核对，发现二百八十七号及二百八十八号土地目前由龚敷管理耕种，二百八十九号土地目前由游伯熙管理耕种。那二百八十七号土地计五亩四十五步，二百八十八号土地计四亩一角三十二步，与官府簿册对照，没有丝毫差错。那二百八十九号土地，根据游伯熙契约凭证内记载，计一十亩五十五步，与官府簿册对照，却只计五亩一十五步。等到与他仔细查究核对，发现是在契约凭证内增加了亩数，涂改字画，墨迹的浓淡疏密，清晰可查。况且各自管理产业多年，此前并没有诉讼，这说明游伯熙意图侵占龚敷的地段十分明显。应当押解两方争讼人到地头，召集邻里保正，依照古来的田界标记进行迁移，交付两家管理产业。如今根据龚敷所陈述的，说是古来的活树篱笆田界，已被游伯熙锄掉砍断，但也必须有锄砍的痕迹可查，并责令从公指定标记迁移，不得观望拖延。如果再引起诉讼，一定追究邻里保正勘验判决。

〔一〕本厅出产图簿，“产”字，原作“山”，依据明代版本改为“产”。

〔二〕五亩四十五步，“四十五步”，明代版本作“四十步”。

田邻侵占边界以此得知，曹帅送一削

人境

查得准县衙委派请人标记钉桩聂忠敏与车言可所争夺的田地。当职依照使、府台的判决，如果本人赎回祖产的事实清楚，车言可有涂改图簿的实迹，应当予以追究，从公结案。寻找核对车言可所收的契约凭证，发现图簿之中有涂改痕迹，虽然事情涉及暧昧不明，然而他供称原来购买车迪功的田地步亩四至，与现在争夺的田段四至不相符合。等到追索聂忠敏赎回韩鲸的典契，虽然只拿出本人批退的文字一纸，但传唤乡司陈坦，在厅堂上对照税簿，聂忠敏确实在嘉定八年就从韩鲸户下收回了产钱七十二文，与祖上砧基簿内记载的产数对照，没有差异。到正月二十二日，亲自前去定验，发现那地头田段，边界划分整齐，毫不混杂，仍然多方询访，得知众人的议论，都说聂忠敏的祖先聂仕才原来有三块田，计三号，自北向南，上游下游相接，总而言之，东到普门院山，西到黄推官及阿廖与张大宗、嗣宗的田，南到阿黄的田，北到车言可原来购买车迪功的田，上述四至分明，但其中南边一界，本来是聂仕才的田与阿黄的田相接。因为经界初定之时，聂家开垦土地力量不足，被西边田邻张大宗、嗣宗兄弟侵占耕种，后来张家兄弟相继死亡，他们家将所侵占的田和自己家的田一起立契出卖，经过数年，后来归到蒙彦隆、韩国威两家。目前与阿黄田相接的，是蒙彦隆、韩国威的田。于是传唤田宅牙人陈达，连同邻里保正等人，将车言可、聂仕才、蒙彦昂、韩国威四家相连的田，当众从头丈量。根据蒙彦隆所买的上手张嗣宗田，原来计六亩二角零一十八步，如今丈量多出剩余一亩有余。韩国威所买的上手张大宗田，原来计五亩三角五十四步二尺，如今丈量多出剩余二亩有余。所有车言可原来购买车迪功的田，共计十二亩〔三〕二角一十七步，如今丈量已有十二亩三十八步，虽然亏损一角有余，然而那现在耕种田头的北边有一块田，众人作证每年都是车言可耕种。当聂忠敏指出这是车迪功所卖的田段，车言可坚决不允丈量，已经使人不能无疑，等到再次查看，那田内洪水冲刷损坏的地方，崎岖曲折，难以拉绳丈量的，还有遗留的土地，用这些土地来配平亏损的零数，也已经有余了。至于聂仕才的田，仅计七亩二角二十一步三尺，如今丈量只有五亩三角二十三步，却近亏损二亩，推寻其数，必定是落在蒙彦隆、韩国威两家多出的数目内，无可怀疑。然而聂仕才死后，他的子孙难道不愿陈述道理，或许也是自己知道经过多年，暂且依据现有的亩角承佃罢了。如今车言可又想要以所买车迪功田契内的八百八十号，来争夺占据其八百八十一号的田，官府如果不替他主持公道，深恐聂忠敏的田段亩角，从此更加被侵削，将来如何缴纳两税。私下认为聂忠敏之前在使、府论诉，也不过是想端正他的疆界，不再有所亏损，希望以后缴纳赋税，免除拖欠。这情况实在可怜。况且聂忠敏所供的东西南北四至，与其祖上砧基簿记载的四至，节节明白，并无差

译（文书）错乱，而车某所言可供四至，与所见争田段四至，只有一至相合，其余三至并不相符

译应。例如第八百八十一号地块，东边到普门院的山，西边到黄推官的田地，南边到聂仕才自己的田地，北边到车言可所购买的车迪功的田地。那车言可所购买的车迪功第八百八十号田地的契约上明确记载，东西北三面都到车言可自己的田地，南边到黄推官的田地。这两处记载如此不相符合，官府凭什么作为依据？况且又根据车言可的口头陈述，田地的邻居都是聂忠敏的同党，只有汪彦祥完全了解田段的实情。如今根据汪彦祥立下罪赏状，也明确说所争田段确实是聂忠敏的田地，车言可还有什么可说的？责令聂忠敏、车言可各自根据原来持有的凭证，按照未发生争执前的疆界进行管理和耕种，不得胡乱争夺侵占。如果再纠缠不清，造成对公私的骚扰，将依法定罪。现在绘制了地图，粘连在前，再请示台旨。

争山妄指界至

刘后村

俞行父、傅三七争夺山地的诉讼，昨天已经裁定，但俞行父派弟弟俞定国胡乱以拨定界至为借口，勾结保司，意图混淆是非。我本想将俞行父重判，有个叫祖主簿的人来相见，自称是俞行父、俞定国的表亲，认为俞行父兄弟有理，傅三七无理。我平时审理诉讼，不曾随意顺从自己的私见，只遵循真理，尚且担心祖主簿所说的有道理，于是委派县尉去实地查验。等到县尉亲自到了地头，祖主簿想私下勾结县尉，县尉不敢接受他的请托，祖主簿愤恨不已，将关键的邻居藏匿起来，公然用祖主簿的条印封闭邻居的门户，不让官府传唤。后来县尉看到俞行父所买的山，距离傅三七所买的田，中间隔着一条沟渠，两山两处，截然不相干涉，祖主簿、俞行父、俞定国自知理亏，不服从官府的裁定，竟然用不洁之物，将傅三七的新坟浇泼践踏。小民买地安葬亲人，与俞行父、俞定国兄弟没有相互侵犯，起初他们假造保司的朱记，假造调查核实，颠倒黑白，改东为西，中途买通保司，共同欺骗官府，最终倚仗寄居的权势以求必胜。况且祖主簿姓祖，却干预姓俞、姓傅之人的诉讼，难道不是与自己无关吗？至于封闭邻居门户，将不洁之物泼向他人坟墓，这难道是贤大夫所应该做的吗？建阳是名教礼义之邦，各位老先生年代久远，已不可见了，游郎中家居县后，没有一件事到县衙，没有一件事嘱托现任官员；朱侍郎位高权重，每封信都恳切地担心仆从骚扰村民。祖主簿辈分不高于朱、游，名位不尊贵于郎中、侍郎，却突然有仗势欺人、武断乡里的意图，实在是因为县令地位卑微声望轻，不能主持公道，致使村民被寄居者压迫，只能空自羞愧罢了。俞行父的祖父将仕用三百贯钱，购买刘德成的三块田、十二段山，确实可疑。大凡购置田地，必须凭借上手的凭证，刘德成模样像乞丐，所卖的三块田、十二段山，却是凭借大保长的凭由作为上手凭证，不足以作为依据，现在也来不及讨论这个。只是傅三七所买的刘八四的山，与俞行父的山全无干涉，先归还给傅三七管理产业以安葬亲人。俞行父、俞定国倚仗豪富压迫小民，挟持寄居者对抗官府，各判杖刑一百，拘收契约入案，追查刘德成对上手的来历，对经办人责成立下戒厉状。

揩擦关书包占山地

翁浩堂

方伯达、徐应辰所争夺的冈头山，历时久未决断，如今传唤各人拿出凭证，得知方伯达的亲叔方六乙将上述山地出典给徐应辰的叔父徐千四秀，徐千四秀有儿子名叫徐烨，现在还在世。方伯达因为祖坟在山中，在嘉熙四年曾用八贯四百足钱，向原业主徐烨处赎回，有徐烨当年领取钱款的凭证记载分明。凭证上明确说，红契查找未见，方伯达将此凭证经官府投印完毕。徐氏家族既然已经得到钱款，却不肯移交产业。有个叫徐应辰的人，是徐烨的族弟，事情与他无关，却插手争夺山地，竟然将祖先的关书揩擦一行，填上“二保土名”四字，占据他人一亩的山地，凑合外段园山作一行，企图包占。当堂令书铺辨验，揩擦改写的字迹清晰可见，况且“外段园山”四字，与簿册上的土名完全不相符合，只想用“二保”两字，占据他人一亩的山地。徐烨不肯出面，专门派徐应辰到官府强行辩驳。如果一房得钱，一房占山，就能得逞，那么强有力者都可以横行乡里，而国法就可以废除了！徐应辰判杖刑一百，关书附案，坟山归还方伯达，按照已赎回的产业管理。张贴榜文示知地头，催促追查未到场的四名人员。

译契”。

〔六〕“揩擦”二字，改写为“擦”与“写”两字，依据明本补入。

译争夺山地，各执一词，应当参看旁证。

查得曾子晦与范僧争论山地，涉及两项。一项是鸡笼山，已经由路、府两级官府结案，不应再行追问；如今所争的，却是宋家源头山。此山原本是杨三六的产业，卖给范崇，契约内详细列出了四至界限，载明钱六贯，于绍熙九年十二月立契，至绍熙三年四月呈报官府，这是范僧所依据的凭证。后来阿黄连同儿子范僧，将黄栀园及山地卖给曾大机宜，载明钱六贯二百文，却不曾详细列出山地的四至界限，于嘉定二年九月申请契纸，在绍定二年八月投税，这是曾子晦所持有的凭证。

按法律规定：交易只凭契约凭证。既然范僧同母亲将此山立契卖给曾子晦，那么既已卖出之后，寸土株木，自然应当归曾子晦掌管产业，纵然有原来的契约，岂可再次使用，范僧还有什么可说的？追问他所争的理由，并非没有缘由，大概是因为曾子晦所持有的契约内明确写道：“儿子患风疾，无钱医治”，这原本是范僧年幼时阿黄立契，范八依书作证，范僧也置身其中。但曾子晦认为范僧亲自签押，而范僧认为不曾签契领钱；曾子晦认为范僧亲自领钱，而范僧认为不曾领钱。从曾子晦的角度说，认为当初如果确实不曾立契，范僧为何不在三十年前争执，却要在曾子晦诉讼之后才来争执；从范僧的角度说，则认为当初如果确实卖给了曾子晦，为何半年不肯将契约呈报官府，却先以假伪文书执持冒占。

按法律规定：典卖超过二十年，钱主双方都健在，而两方言辞如此矛盾，何况书写契约的人无一存活，可以作证。本厅既然难以深入查究，如何能得知实情，所以不免让两家在外面对质，其意无他，也是因为曾子晦是得业的一方，范僧是失业的一方，即使是愚笨的人也已知晓其中有郑国、息国争地之势，所以官府再三劝勉他们达成虞、芮两国和解那样的结果，大概是想让彼此永远断绝诉讼根源，以免频频扰乱官府耳。

如今两家既然坚持己见，本官只得从公处理。大概宋家源的山，其价值甚微，而山上所植松杉之木，获利则甚多。范僧未动伐木之斧，此山固然不知其主属谁，范僧既卖木之后，曾子晦即经官府提起诉讼，可见两方争执之意不在山，而在木也。反复审视两家的言辞，以平心之论断之，大概曾子晦以阿黄嘉定二年所卖立契来主张此山是可以的，以曾子晦父亲知府所载宝庆元年支书来主张此山则不可以。因为支书所载之山，系土名宋家源，与“宋家源头”想必是两处，况且又是宋五山四至之中，又有一至是范家山，不知曾子晦与宋五交易，是在阿黄之前呢，还是在之后呢？只是曾子晦当初不便将此契呈报官府复核，却先把支书作为凭证，难怪范僧喋喋不休，所以官府以其支书者，并以此契怀疑之。

此外又有一说，可以参证，据范僧的兄长范八曾将黄栀园典给曾子晦交易，建阳乡例，交易往往多在原分支书上批凿。曾子晦认为黄栀园及宋家源头山并不曾批凿，范僧却坚持认为只是黄栀园曾批，而此山不系卖过，即不曾批。如今范僧所分支书现留在路、府司户厅，若是两项山园都不曾批，则曾子晦之说为是，此山应归还曾宅管业；若是黄栀园曾批，则范僧之说为是，而曾子晦之契尤其值得商议。此本文字既难得参详，路、府严限，不敢有违，案件具拟事理申报，取自路、府另委官点对结案，庶得公平得当。契书合给还取领。

经二十年而诉典买不平不得受理

吴生所诉范僧妄认墓山一事，索取到两家契照，昨日送司户看详。据申报范僧兄弟三人，长诚之，次元之，末尾僧，开禧三年已立支书分析印讫。

曾宅系于嘉定元年十月内买范元之鸡籠山下之山，范七六为牙保，涉三十余年。卖主范元之已身故，无凭传唤对质，申报府帖县，差无碍保正，再集合邻人从公勘会。今建阳县申报，据保正常吉同邻人锺五九等人称，范元之嘉定四年身故，即无子孙。又称鸡笼山下有曾知府、卢夫人、江孺人三坟三十余年，又有王家古墳，即不曾见范僧有丧事安葬在山。又称开禧三年，范僧经官府分析范元之在日分得晚田，卖给夏秀才，园卖

译华氏的儿子与黄栀园一起，将山卖给了曾知府宅。我查得所争之山，范元之卖给曾宅是在嘉定元年，范元之去世是在嘉定四年，范僧现在用淳熙三年的契约争理，说山内有所养母阿黄及兄长诚之的两座墓，曾宅又指称是王氏的古墓。但范僧不在曾宅安葬之时争理，却在曾宅陈述理由之后争理，现在查勘即无范僧有墓在山之说，曾宅掌管产业安葬既然已经年深日久，应当归还曾宅按照契约管理产业，所有山内现有的墓穴，也不允许曾宅开掘。仍然发帖子给县里照应，取回台旨。奉王侍郎台判，凡是典买田宅经过二十年，而诉讼典买不明者，不得受理。曾知府所买的范元之坟山三十年，如果是范僧分得产业，为何不在曾宅购买之时陈述申诉。况且钱、业主都已亡故，也不在论理的期限内。门示范僧，其余按照佥厅所拟执行。

译〔一〕淳熙三年的契约“淳熙”，根据前一篇，怀疑是“绍熙”的笔误。

〔二〕门示范僧“门”，明代版本作“开”。

〔三〕余照佥厅所拟行明代版本没有“行”字。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六

户婚门

赎回房屋

已经卖出但没有脱离产业

吴恕斋

阿章在绍定年间，将住房两间连同地基做成三份契约，卖给了徐麟，共计钱一百五十贯。当时，阿章是寡妇，徐鼎孙是晚辈，按照律令条规，阿章固然不该卖，徐麟也不该买。但是阿章穷得骨里透，没有其他产业，丈夫和儿子都死了，两个孙子年幼，有可以变卖来糊口的东西，急于求售，这实在是出于极不得已的情况。过了两年，徐十二援引亲邻优先赎回的条法，吝惜赎回作为产业，也已经过了九年，阿章并没有一句话。今年正月，忽然同徐鼎孙陈述案情，说当初只是典给徐麟，不曾断然卖出，仍然想要赎回。本县已经命令徐十二交钱归还产业。现在徐十二又在府里提起诉讼，称是徐麟见其修整完备，挟持往年吝惜赎回的怨恨，勾结阿章、徐鼎孙，妄把断卖当作典当，并且缴回了赎回徐麟原买的三份红契。仔细审查这起诉讼，阿章既然有卖给徐麟的红契，明确记载着“出卖”二字，说不曾卖，是不可以的。经过十多年的时间，如果以寡妇、晚辈来论，超出了违背条规的期限，也在不应受理的范围内。假使外姓辗转得到，对于阿章来说，已经断然没有赎回的道理。但是参酌人情，阿章与徐十二是从嫂叔关系，这可以赎回还是不可以赎回，尚有两种说法。根据阿章供称，现在和她的孙子住在这屋里，当初不曾脱离产业。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徐十二应当念及他嫂子当初不得已而出卖的意思，又庆幸她的孙子能够自立，可以恢复旧物，作为遮风挡雨的地方。楚人丢了弓，楚人得到了它，怎么忍心逼迫她出去，而让一个老人两个孤儿无所归依呢！这是阿章之所以还可以赎回的原因。但又根据徐十二供称，阿章脱离产业已久，只是因为徐麟挟恨，教唆兴讼。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就难以落入小人的奸计，以滋生无根之讼。大抵官司判决，只有一可一否，不应该两开其说。但是本府未审阿章果真曾脱离产业与否，难以遽然做出一定的论断。现在两方诉讼都不到府里，暑天又不想牵连追对，宗族有争执，所应当审处。想要发牒给昌化佐官，更加与从公契勘，限五日结案，申报。

执同分赎回房屋土地

吴恕斋

审理交易诉讼，自有条规期限。毛汝良典卖屋宇田地给陈自牧、陈潜，都不止十年，毛永成拿着众人存留的白约，却想在十年之后吝惜赎回。本县援引条规期限，判毛永成以虚妄之罪，对于永成来说也可以退听。现在又经过府里，理赎不止，如果真是生事健讼之徒，所应当科断。详细阅览案卷，考究其事，那么在法意人情上，尚有应当参酌的地方。大抵小人瞒昧同分，私自接受交易，多是历年不让他们知道，所以陈诉者或在条规期限之外，这暂且不谈。永成的白约，固然不可凭信，假使果真是汝良分到自己的产业，那么必定自有官印干照可凭，现在不拿出，怎么证明永成白约的伪呢？这也不谈。但是根据永成诉说，汝良所卖给陈自牧的一间屋，系与其所居一间连桁共柱，如果被自牧毁拆，那么所居的屋不能自立，无以遮风挡雨，这是人情。又根据永成诉说，汝良将大堰桑地一段、黄土坑山片，又童公沟水田一亩、梅家园桑地段，典卖给陈潜，其中大堰桑地有祖坟一所，其他地其他田，不许其赎回可以，有祖坟之地，不肖者卖之，稍有人心者赎回而归之，这意思也好，怎么可以让他不赎回呢？这是人情。假使汝良当初已经曾尽问，永成已经曾批退，那么屋虽共柱，地虽有坟，对于永成今日也难言了。现在汝良供吐，既称当初交易，永成确实不曾着押批退，那么共柱的屋，与其让外人毁拆，有坟的地，与其让他人作践，难道不如仍归之有分兄弟吗！现在官司从公区处，想要发牒唤上毛汝良、陈自牧、陈潜在，将屋二间及大堰有祖坟桑地亩，照原价仍兑还毛永成为业，其他黄土坑山、童公沟田、梅家园桑地段，并听陈潜等照契管业，差不多法意人情，两不相碍。陈自牧、陈既然为士人，也必须谙晓道理，如果能舍此些小屋地，非特义举，也免争诉追呼之扰，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当

抵当不交业

吴恕斋

在法律上：各种典卖田宅都必须脱离产业。又各种典卖田宅投印收税的，就当官推割，开收税租。必须依照此法，而后为典卖之正。徐子政治定八年用会子二百八十千，典杨衍田七亩有余，契字虽然已经投印，然而自嘉定至淳佑二十六年，徐即不曾收税供输，杨即不曾离业退佃，自承典日为始，虚租约，但每年断还会三十千。由此观之，杨衍

译当初杨衍只不过是将这块田地抵押在子政那里，子政也不过是每年收取增加的利息罢了。杨衍在宝庆元年去世，在宝庆元年之前，杨衍每年都用租钱偿还，徐氏从未有过怨言；宝庆元年之后，杨衍的儿子王廷也每年用租钱偿还，偶尔有少量拖欠，徐氏也从未有过怨言。到了淳祐元年，徐氏才在县衙提起诉讼，要求王廷等人每年偿还租谷一千斤，从宝庆元年以后总共拖欠了十八年，共计一万八千斤，扣除已支付的二百一十贯钱外，全部追讨不足的谷数。子政追讨不足的租钱是可以的，但突然将钱变为谷，近年接连饥荒，谷价飞涨，如果按谷价折算，不知要值多少钱了，这多么不仁义啊！假如当初确实是正式典当，确实是收取谷子，那么后来谷价比从前高出百倍，王廷等人也应当偿还谷子，而不应当偿还钱。现在既然没有缴纳契税，没有管理产业，所以没有收取谷子，这显然是抵押而非正式典当！况且在二十六年间，杨衍在生前已经偿还了钱，王廷等人也在其父去世

译死后，起初未曾有一天归还谷种，为何唯独没有一句言辞？仔细考察子政溪壑般的贪欲，必定是因为近年会子（纸币）价格低廉，谷价昂贵，所以想要舍弃便宜的而获取贵重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因为王廷等人曾经经过官府取赎，姑且想要夸大其欠款数目，以此来压制他们。完全不曾想到有典当必定有赎回，况且当初不曾过户纳税、转移产业，所典当的并非正式典当，起初不过用二百八十贯作为抵押，积累二十六年，收取利息也不算少，贪利何时才能停止。本县根据后来所判决的，勒令王廷、王烈除去已经归还的租钱外，再用新会子六十千偿还，仍然按照近元年的约束，备齐三分新旧会子二百八十贯，赎回其父亲典当的契约，已经算是恰当，只是起初不应当将其抵押当作正式典当，前后多次判决，都不曾剖析子政不过户纳税、不转移产业，其作为抵押，本来就不符合正式条例，无法杜绝他觊觎之心，所以子政还敢固执己见，扰乱官府。想要张贴告示，让县里按照已判决的告知徐子政知晓详情，如果再敢妄自诉讼，就按条例施行。

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吴恕斋

乡民用田地订立契约，暂时典当给有财力的人家，约定日期，还钱取回契约，各地间或有这种情况。为富不仁的人因为订立契约抵押，直接当作正式交易去纳税，便想认为那是自己的财产，这样的人也有。但如果是抵押，那么得到钱的人必定不肯当时就转移产业，用钱的人也不敢当时就过户纳税，那些有钱、有产业两相交付，并且当时就过户纳税、转移产业的，那是正式交易明显，决不是抵押。陈嗣佑在绍定二年八月，连同先前购置的三绍罗家坞山地赤契，作为价钱七贯，订立契约卖给何太应。当时嗣佑已经转移产业了，太应也已经过户纳税了。过了五年，太应将契约投税作为产业。又过了十多年，淳祐二年，嗣佑才在县里提起诉讼，说当初只是抵押，并非正式断卖，意图取赎。知县认为唐昌风俗多有抵押之事，加上这块地段，嗣佑在宝庆二年用十三千得到，不应当在绍定年间只用七贯折价出卖，怀疑是抵押，勒令太应退赎。知县如果能斟酌人情，（判决）是恰当的。现在太应坚决不服退赎，于是向府里提起诉讼。起初也怀疑他好讼，反复查看，原来有说法。官府审理交易，应当以赤契为主，所谓抵押，必须明辨其是非。嗣佑订立契约卖地之后，随即转移产业，太应用钱得到土地之后，又随即过户纳税，这是正式交易很明显。已经过了十年，一旦以抵押为由提起诉讼，十多年已经盖印的赤契，却意图认为是抵押，这是太应不服的原因。如果说嗣佑买贵卖贱，那么从宝庆到绍定也已经好几年了，怎么知道价格的贵贱不随时间高低变化呢？而且按照法律，凡是典卖田地满三年，而诉说以折算债务的，都不予受理。何况是正式订立卖契，经过十多年而诉说抵押的呢？富人大多怀有贪图私利之心，应当诛心，穷人常有受委屈压抑之事，尤其应当加以体恤。然而官府也只依据道理罢了。这必定是罗坞的山过去荒芜现在开垦，过去光秃现在茂盛，嗣佑很想要恢复旧业。但是正式订立契约，已经年深日久，过户纳税、转移产业，又已经清楚明白，如果意图认为是抵押，而顺从他取赎的请求，恐怕持有契约的人都不可凭信，编造浮词的人都会萌生侥幸之心。乡里有一类教唆之徒，喧哗生事，而官府也受不了他们的骚扰。想要张贴告示，只让何太应按照绍定二年买到的赤契管理产业，取陈嗣佑知晓详情申报，违抗的以虚妄之罪论处。

〔一〕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押“因”，原作“固”，据上图校勘本改正。

〔二〕嗣佑订立契约卖地之后“佑”字原脱，据上图校刊本补。

抵押

叶岩峰

查得叶渭叟去世，其家派干人入状，控告宋天锡、李与权脱骗交易钱。所谓的脱骗，并非真正的交易。李与权的儿子李正大状称，先父原本抵押田亩。所谓的抵押，并非正式典卖。本邑风俗，借取财物，以田地作为抵押品，必定订立两份契约，一份作抵押，一份作正式典当，时间推移事情久远，使用其中一份而隐藏另一份，于是拿着典当契约来认领产业。殊不知抵押与典卖不同，难道没有文书契约可依据，情节可考察吗？况且李与权在嘉定十一年，将三十三亩田地典当给叶渭叟，计价四百五十贯，有宋天錚作为牙保。从契约来看，似乎像正式典当，没有抵押。大凡购置产业，不论多少，决然是转移产业更换佃户，何况三十余亩，关系重大，为何不派干人收取田土，却派牙人宋天锡担保租钱，已经涉及可疑。何况宋天锡也将自己的田契一张相添抵押，有叶渭叟亲笔批领说：宋天锡与李与权作为保人借钱，将自家契约作为抵押，等钱足时检还。可见原本就是抵押分明。李与权因为投入三年租息，恐怕债务日益加重，在嘉定十三年冬天归还前项借钱，又有叶渭叟亲笔批领说：宋天錚与李兄送还钱共三百贯足，拿着这个作为凭证。书写画押尤其清楚。比较原来的钱，现在还有未尽。李正大称，续有古画梨雀图屏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轴，唐雀内竹雀四轴

译《潭帖》、《绛帖》各一部，用来抵偿之前那笔尚未还清的债券。虽然没有叶渭叟的批条收据，但根据叶家仆人的供词，说是管家李喜已经收到，可见所借之物已经归还。

译钱与会子（南宋货币）分明。李与权在归还钱与会子之后。至今十五年，已经不再管理产业，也不收取租子了。关于抵押的说法，偿还的约定，确实可信。假如李与权与叶渭叟都还健在，必然能彻底解决毫无争执，何至于留下祸患给子孙。无奈两人先后一年内去世，两家的主人全都亡故。叶渭叟的寡妻当家，年幼的孙子懂得什么，必定有主持门户的人，往往拿出这张契约，直接想要认领李正大的产业。完全不想那抵押的财产，昨天已经还了钱，十五年间既然没有诉讼，现在才想要管理产业、责求租子，不是太荒谬了吗！只有一点，原钱共计四百五十贯，钱与会子各占一半，李与权虽然偿还了三百贯足额，衡量那一半的钱，已经超过了数目，如果把剩余的钱折算成一半的会子，才达到三分之一，纵然有一幅画、一帖书法可以凑数偿还，一方想要低价，一方想要高价，高低不等，所以李家有剩钱的说法，叶家有不值钱的议论，两方争执始终不断。不如用图画、法帖赎回给李正大，让他自己筹办原会子未还清的数目，还给叶渭叟家，让他借的是钱与会子，还的也是钱与会子，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

争田业

伪冒交易

韩竹坡

莫君实的儿子莫梦回，同他的生母周八娘，诉讼林榕用假契约盗卖他的祭祀田产。追捕到林榕，起初拿出所卖青梅园的契约作为证据，后来知道那田已经转卖给赵孟錪，又依据赵孟錪拿走的莫君实卖契以及林榕转卖给赵孟錪的契约。周八娘又拿出君实临死前的遗嘱，请求辨别验证君实签押的字迹。随即对照检验，契约上君实的签押字迹，与遗嘱笔迹不同，这是可疑之一。传唤到君实的母亲赵氏，不仅不承认签押契约，而且赵氏在公堂上也能书写，笔迹也自然不同，这是可疑之二。君实在淳佑十一年去世，这契约在十年订立，契约订立在君实去世之前，似乎可信，但印泥在宝佑元年盖下，那是君实去世后的第三年。大凡人家交易，固然有未能及时投印的情况，然而契约主人一旦去世，就应当投印，哪有在业主去世三年之后才盖印的，这大概是在君实死后伪造的，因为日期参差错乱，而且母亲的签押，也是假造而成的。况且交易传承，必须凭借上手契约和砧基簿，现在那契约却说，所有的砧基簿和上手契约由叔叔晞孔收藏，现在只凭借盖印的契约文据，如果将来拿出砧基白契，就不再使用。这种说法非常可笑，不知道上手既然被晞孔收藏，却又凭借谁的盖印契约交接，如果真的有上手盖印契约，那么林榕转卖时，自然应当一并缴纳，现在当堂口称被赵孟錪隐匿，而契约上却没有记载，那么当时所谓的盖印契约就是虚妄的。至于割税这一节，更是可笑到了极点。君实的契约说，从莫通判户割入赵知县户，如果那税林榕已经收入林司法户，那么后来卖给赵孟錪，自然应当从林司户割出，现在从莫通判户割出，那就是莫通判的田，不曾变卖给林司法，林司法户也未曾收取莫通判的税色。查验契约文字，纸张痕迹不同，确实是赵氏没有签押，既然没有上手契约，又不割税，那就是林榕虚立死人契约，盗卖莫通判的产税给赵知县，为富不仁，竟到了这种地步。林榕杖责一百，监收的钱还赵孟錪，田还莫梦回管理耕种。追回三张契约，涂抹销毁付案。

兄弟争业

吴恕斋

本县所判决，佥厅所拟定，一是说潘琮将田产典给潘祖华，不应由其弟潘柽立契断卖；二是说契约后随即添加同姓潘祖应，墨迹浓淡不同；三是说所添加的字迹，又在税契朱墨之上，他所持有的卖契，确实难以凭据，只应归还潘祖应交钱取赎。用这三点来折服他，潘祖华应当拱手退让听从。现在县里判决不服而上诉到府，府里判决不服而陈述词状，反复喧嚣诉讼，前后四年，为何如此好讼。仔细详察潘祖华的言辞，是说潘琮、潘柽是亲兄弟，虽然是潘琮在兄弟未分家之前出典，却是潘柽在兄弟分家之后断卖，因为这田系分在潘柽名下，所以潘柽自行书写契约断卖，并非盗卖潘琮的产业。而且潘柽不仅断卖这一项承分的田产，他卖给祖应的住房、桑地，也是潘柽亲自书写契约，笔迹都可以比对验证。至于辩白墨迹浓淡一节，又说墨迹虽然不同，但笔迹与祖应现在所持有的契约确实没有差异。潘祖华的言辞固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潘祖应起初诉讼潘祖华不服退还山地、水田二顷，山地一顷，听从判决很轻易，水田一顷，争夺很激烈，也有可疑之处。官府给予或剥夺，如果不将两方言辞彻底究查到底，就无法断绝他们诬罔的根源。况且潘柽已经去世，其

译亲手书写的卖契在潘祖华那里的，或许可以伪造；但亲手书写的卖契在潘祖应家里的，却不可能伪造。在无法验证的情况下，这也足以作为验证的依据。打算将潘祖华以及一宗案件的卷宗、契据押送到县衙，并索取潘祖应当初购买潘柽住房、桑田的赤契，公开进行比对。如果潘祖华、潘祖应两家所买潘柽的契字笔迹相同，那么这块田确实是潘柽已分得的产业，确实是潘柽自己出售并亲自书写的契据，潘祖就不该拿着未分家时无用账簿，昏庸狡赖说这是潘琮的财产，妄图强行赎回。如果两家契字的笔迹确实不同，那么潘祖华断然出售的契据无一不是伪造的，应当销毁涂改，责令其交钱赎回。如果仍然不服，就解送府衙判决。小人被意气驱使，只追逐利益，所争夺的田地不满一亩，互相争讼不止数年，致使兄弟情义受到极大伤害而毫不顾及，官府如果不早日剖断决疑，那么兄弟阋墙的祸患，何时才能停止。限定十日期限结案，申报。

译〔一〕不服退赎山地、水田二顷，山地一顷，退赎之议甚轻；水田一顷，争持之力甚强。“顷”，疑当作“项”，否则后文说“所争之田不足一亩”，似乎无法解释。

出业后买主因价高而反悔

韩似斋

李震卿与同母弟倪氏，一个月内以八石六斗的租种田地卖给卢兴嗣，议定价钱五百五十贯。卢兴嗣亲自踏勘田亩进行丈量，请佃户共同确认，先确定租税管理权，然后订立契约交付钱款，卢兴嗣可以说是防范周密，审查熟稔了。当初订立契约时，卢兴嗣还怀疑李震卿有反悔之意，于是让他立下字据，明确说明先反悔者罚款一百贯入官。那么当时卢兴嗣购买李震卿的田地，只怕不能到手。卢兴嗣让李震卿写契，明确说明没有其他卑幼亲属，那么卢兴嗣虽然以高价与他交易，也是他本意所愿，并非李震卿勾结牙人，以此欺骗他。已经过了五个多月，时间不算短，却仍拿着白契到官府申诉，这是自己违背契约期限，自己先反悔，罪责惩罚岂可轻饶！如今卢兴嗣因为看到关于卑幼亲属的说法行不通，最近才经过佥厅递交诉状，声称李震卿有弟弟，年龄未达法定成年。根据李震卿供称，他的弟弟幼年时已过继给叔父，继承叔父名下的财产，李震卿继承父亲的分业，与过继的弟弟起初毫无关联。况且卢兴嗣在府衙初次诉状中，并没有李震卿有弟弟等卑幼亲属的说法，怎容他随着诉讼进展逐渐枝蔓其词，迷惑官府。卢兴嗣明知李震卿年龄已达标，却与他交易，经过一百五十多天，又以年龄未达标为由兴讼。卢兴嗣昨天拿着白契到官府，追问其缘故，据他口头声称所卖李震卿的田地，价格稍重，一定要监禁李震卿，让他偿还原钱。衡量人情法理，尤其不合情理。大凡人家贫困缺乏，不得已才出卖产业。假如卢兴嗣在六十日限期内反悔，那么李震卿所领取的交易钱款，尚且完好无损。如今交易钱款已过半载，李震卿为父亲营葬花费，一孔未必有存，若强制备齐原钱，以偿还卢兴嗣，那么交易条法中设立契约期限的意义就没了。如果卢兴嗣一定要取回钱款，那么李震卿须再次出卖产业，纵然低价求售于富家巨室，得知他交易，见到他兴讼，必定没有人拿钱来接济他，反而成为重复出卖产业者的祸害。打算传唤李震卿和倪氏，当堂责成批还卢兴嗣，明确说明仰赖卢兴嗣凭契约管理产业，如果日后过继的弟弟或有争执，仰赖李震卿另抽自己的分业田地，按照先前管理田段的租额，抵还给过继的弟弟，不涉及卢兴嗣的事，或许可以消除他的疑虑。打算一并请求批示卢兴嗣，立即纳税立契管理产业，如果敢再兴讼，烦扰使、府，请求先按责罚执行，后依原约，或许可以作为对好讼者的警戒。

〔一〕所卖李震卿的田地，“卖”，疑当作“买”。

争田产

李行可执持三张契约，除了洪观生亲笔书写的一张无可挑剔外，后两张都是吴膺自己书写，自己担保，自己佃种，又在抱租的批注中一并抱产，必定不是当时正式的交易。推测吴膺在世时，主持掌管洪氏家计，向李氏借贷不一，这张契约应当也是抵当典当的契约。但契约归于李氏，印税已二十年，最后一张已十七年，吴膺既已去世，李行可便向其妻子索取欠款并交接产业。洪七娘一旦不能甘心，又有洪宗起羽翼她兴讼。幸好契约原本不是出于父亲洪观生的亲笔，可以指认为伪，虽出于丈夫吴膺之笔，又幸好他已死而无法定罪，于是诉至县衙。县衙不认为她有理，又诉至州衙。然而官府凭文书，且涉及年代久远，也只应当归还李行可管理产业。洪七娘倘若认为契约是伪，那么造伪者乃是她的丈夫。况且洪七娘在后一张契约上亲自画押，若想诬称是后来被脱去画押，又有她的表兄许念一供证分明。洪观生没有儿子，他家一切托付给女儿与女婿，无缘吴膺与李行可交易，洪七娘有不预知的道理。前后言辞反复，便自可见。那么她的丈夫在世，就与他一起造伪，以骗取他人的钱；她的丈夫死后，就自己揭发其伪，以骗取他人的产业。狂妄的妇人，为何如此变诈。洪宗起与洪观生同户，不问有无干涉，根据他执持的洪诚三张契约，与洪宗起无相关，与李氏所争田段的四至又不相合，以及他执持的洪观生发付的文书，显然出于洪宗起供状的笔迹，却在别纸上移取洪观生一个画押字，粘补欺罔，是他奸诈之意甚深，而欺骗之术甚浅。如果不惩罚他，日后不止与李行可诉讼而已。自当送狱，根究本情，重加惩罚，姑且从轻将洪宗起、洪七娘各杖六十，以惩其奸。李行可按契约管理产业。发付伪约，毁抹附案。

其余人释放。

争田产

蒙备坐仓台行下孙、闾争讼田产之说，委派我查究实情。既亲自到地头供责，并参考两家干照公据等，查得闾丘辅的曾祖名绍，娶阿张为妻。绍在世时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遗腹部生一男，名继祖。这时阿张奉婆婆阿叶之命，纳胡喆为接脚夫，抚养孤儿幼女。不到四年，胡喆又死。胡喆生二

译蔡佾被招为赘婿，闾四四娘招曹叔训为赘婿

译赘婿，都是顺从阿张的命令。继祖长大后，娶了阿曹，生下一个儿子，名叫璇，年纪尚小，继祖又去世了。阿张抚养璇，像当初一样。淳熙年间，有族侄闾丘锪控告蔡佾、阿张犯义，登记家产。不久，阿张又向官府陈述，称自从丈夫去世后，主持家务，抚养儿女，实际上为夫家增加了田产，并为儿子继祖进纳官职，现在儿子死了孙子还在，祖母应该和不应该与孙子同居，以及子孙卑幼，祖父母、父母在世，应该和不应该拘籍。官府因为她归闾丘家多年，而没有离开宗族，于是把闾丘的物业交给阿张、阿曹掌管。由此看来，阿张对闾丘家有再世保抱的功劳，而且考证百年的公据，也没有看到遗腹子不是阿张生的，也没有看到闾丘锪淳熙年间控告蔡佾的事情涉及孙大椿。现在闾丘辅之诋毁曾祖母的恶行，既斥责她不能守志，又说遗子不是她生的，而且把闾丘锪淳熙年间控告蔡佾的事加在孙大椿身上。他编造这种说法，大概是认为后夫不应当使用前夫的物业，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远年没有凭证的空话。孙绍祖所持有的，是数十年可以考证的契据。而且以闾丘璇所卖的田来说，根据孙绍祖带来的庆元元年赤契，闾丘璇亲自书写出卖石家渡等处水田五十亩，以及桑园、陆地、常平等田，确实有县印、监官印以及招税凭由和朱钞可以考证。辅之却说，不是他祖父亲笔书写，而且出具废契，来比对笔迹。根据孙绍祖称，曾经在嘉定年间，将上述契据内割出的石家山田，卖给李文通，是闾丘璇保契，又割出大湾田，仍然卖给闾丘璇为业，已经推税，哪里有闾丘璇既卖又买，而且作为保契，却不是他亲笔书写的道理。辅之却说，大湾的田因为族锪再次控告于官府，孙绍祖归还他侵占疆界的半数，和劝者只让作卖契书写。于是索要李文通的契据，果然有闾丘璇保契书押，辅之带来的赤契，也确实孙绍祖端行出卖，而且已经招回八亩税色完毕。等到询问他所谓的和劝人，则说已经死了，无从追问。像这样，那么官府只应当以契据为证。而且闾丘璇主契的时候二十三岁，又过了三十二年才死，中间或者保契，或者自卖，没有听说有不是亲笔书写的说法。璇死又过了二十四年，如果儿子孙子认为不是，可以吗？况且拿出真伪莫辨的私约作为证据，然而嘉熙年间闾丘锪所控告的状子，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此外没有其他行移。孙大椿任状贴说的约，以及李大亨退田等约，都是片纸，有什么可以考证信任？而且根据佃户等人供称，都说租种孙氏的田，缴纳孙氏的租税。又以请射田地来说，将孙绍祖家淳熙十二年公据所列的四至，与辅之家淳熙八年官府给还物业地名公据对照，没有一个在的。辅之虽然称另有公文在曹至大家，然而多次索要不到，不过是推脱。而且从淳熙十二年到现在，已经七十年，都是孙大椿管业。闾丘璇从十八岁懂事，到死的那天，共三十七年，那时为什么不取索，一定要等到璇死又过了二十四年，辅之父子才想争夺，可以吗？虽然山间有一个改葬的废穴，辅之指为他曾祖绍不用的坟。然而现在已经百年，没有证据可以考证。只有孙大椿请射据内，有闾丘家坟禁五个字，然而凡是闾丘姓的都是，没有专门指为闾绍的废穴，难道可以执此，就认为是自己的土地吗！大凡田产婚姻的诉讼，只以契照为主。孙大椿请射买契，辅之倚恃淳熙八年计知县公据一宗作为张本，然而与胡氏请射的据对照，并没有地名可以考证。至于其他片文只字，又都是真伪莫辨，可以吗？唉！忘记祖母再世保抱的恩情，而诋毁她的恶行，隐瞒他父亲亲笔书写的契约，以掩盖真相，是自我控告他的父祖，可以说对亲近的人薄情了！论理，婚姻田产自有年限，金科玉条，凛然不可逾越。现在事情几乎百年，又都是陈迹，而且在非所论诉的时候夺取，是没有国法了！然而事情的曲直，如此明显，而前所究实，例皆含糊，大概是畏惧其嚣讼，厌恶其执持，先为全身之计，所以有不敢。我认为天下没有尽职而获谴的人，因此敢极言，上面的人难道不能烛照其奸吗！至于斫木件数，估计价直，已经有罗主簿究实公案在，不再宽恕。

〔一〕自后闾四二娘招蔡佥为赘“自”字缺笔画，据上图校勘补。

〔二〕又以请射田地言之“请”，按文义，作“请”是。后文孙大椿请射据内，亦当作“请”。

争业以奸事盖其妻

近准宪台送下孙岑状论孙达、孙斗南等争园地，使、府帖压孙斗南、王氏论孙达善奸乱，以及朱氏理孙斗南重迭交易园事。查得争业当论契照先后，争奸当论迹虚实。孙斗南与孙蜕、孙岑，是亲叔父，与孙兰、孙元善、孙达，是亲堂兄弟

译（某人）与孙彦烈，是远房同族。争夺产业已经不对，何况诬陷他乱伦呢，为什么对宗族道义如此淡薄！孙斗南起初将园地一角三十步卖给叔父孙蜕，那是绍定四年，契约文书分明。孙斗南胡乱以退还为借口，在绍定六年再次卖给叔父孙岑的儿子孙兰，可以吗？孙斗南又将园地两角、草屋三间典当给叔父孙岑的儿子孙兰，那是绍定五年借林知府的名义交易，随即改正印契，自然应当从典当转为买卖，就孙兰一并办理正式手续，孙斗南却在绍定六年将地权一并转让给叔父孙蜕，可以吗？这些时间有先后

译重叠，是非便不辨自明了。孙蜕死后，他的产业由儿子孙元善继承，于是与孙兰争讼到官府。孙元善的母亲朱氏又控告孙斗南交争无礼。孙斗南无法掩盖自己的罪责，便妄自提起诉讼。径直经过郡府，控告孙元善的弟弟孙达善与妻子王氏通奸，奸夫淫妇被丈夫抓获，应当追究事实真相即可。如今孙斗南并非亲眼所见，只凭信族兄孙彦烈的说法，执意认为属实。等到孙彦烈作证，却完全不知通奸的迹象，王氏对答，坚决否认有通奸之情，事情涉及暧昧，踪迹不实，就以此诬告他人，可以吗？大概孙斗南愚蠢至极，像一个木偶人，动不动就被族人驱使，让他重叠交易，他就写契书重叠，即使亲族失去产业，也毫不顾惜；让他诬告通奸，他就入状诬告，即使妻室受辱，也不以为耻，于是导致一家兄弟，都陷入不义不法的行为，他的罪过几乎不可饶恕。现在命令孙元善管佃园地一角三十步，孙兰管甸园地二角、草屋三间，孙达善与王氏并无通奸情状，一并释放孙彦烈。孙斗南从轻判杖八十，监收重叠交易钱三十四贯归还孙兰，十贯归还孙元善，这才算是公允恰当。仍备文申报使、府及宪台备案。

伪批诬赖

叶岩峰

吴五三，就是吴富，他的父亲吴亚休将五亩三角一十步田地，典当给陈税院的父亲，年代久远。吴五三同兄弟前去佃种，逐年缴纳租税没有拖欠。近三四年间，兄弟都去世了，只有吴五三幸存，于是萌生占种之意，不偿还租税，却声称故父已经赎回完毕，有批约可以证明。陈税院多次状告申诉，吴五三理屈词穷，凭借鲍十九等人求和，自己承认批约假伪，甘愿改佃，有状文入案，随即移交给缪百六佃种。秋收完毕，吴五三又强行收割禾稻，反而争论陈税院不该在南山律院迫使和解退佃，又不该经过尉司论诉强割，追人骚扰，想以此作为陈税院强占田地的罪证。殊不知既然有交争，何妨和解，既然相讼，难免追呼，这都是枝蔓之辞。至于产业的是非，起初并不在此。查看案卷，发现吴五三舍弃道理而依靠权势，陈税院秉持道理而畏惧权势，当职怎肯屈从道理以顺从权势，必定只依从是非而已。现在将吴五三的砧基、批约与陈税院的契书、租札参考其故，真伪容易看见，曲直显然。大抵砧基应当首尾全备，批约应当笔迹明白，历年虽久，纸与墨通常同一颜色，如果有丝毫妆点，欺伪之状晓然暴露。现在吴五三拿出的砧基只有一幅，无头无尾，不知是谁的东西，泛然批割，果真可以凭信吗？吴五三所持批约两张，烟尘熏染，纸色如旧，字迹却如新，公然欺罔，果真可以引用吗？这是吴五三虚妄之一。陈税院拿出吴亚休的契书，并缴呈上手赤契，出卖是在嘉泰二年八月，当年投印管业，割税，入户三十多年了。吴五三竟称其父亚休已在嘉泰元年赎回，所持陈税院父亲陈解元退赎两批，都是嘉泰元年八月十二日内书押。陈解元去世多年，笔迹是否相符，固然不可辨别，但用批约验证契书，哪有二年才交易，元年预先退赎的道理，这欺骗谁呢？存心作伪，完全不计岁月之讹舛，这是吴五三虚妄之二。吴朝兴、吴都正、吴富、吴归还就是亲兄弟，吴富就是吴五三，又共同立契，将上述田根在嘉定八年一并卖给陈税院的父亲，印契分明，吴朝兴等人又立租札佃种，也有二十多年了。契内兄弟商议，卖掉故父亚休所典当的田地，领钱尤其清楚。父亲先典当，儿子后出卖，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吴五三竟称父亲已经赎回，这不是诈赖又是什么。这是吴五三虚妄之三。吴五三自知典卖田根已久，伪造批约有罪，不免强词以诳人，起初捏造其田典当给曹寺丞宅。等到陈税院拿出曹宅回简说，不曾干预此田，他的计谋已穷，于是凭借曹八主簿一纸榜文，白占田亩，只知借势以为援，不知背理而难行，哪有正当的契书，反而不如假伪的文约，稍有识者，都知道其非，不然，那么全邑的产业，都可以强夺，全都牵涉而为伪了。这等恶徒，不可不纠正其罪，吴五三判杖八十，毁抹伪批及原用砧基准案，仍监收还田租。命令陈税院照契管业，从便改佃。其余人一并释放。

诉侄盗卖田

吴恕斋

华纲、华纬及其子惟德、惟忠，从绍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后十份契约，将六亩多田地，正典断卖与陈舜臣为业，并且已经官府投印。华纲、华纬死后，陈舜臣也死了，而华大成认为这是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控告其侄惟德、惟忠瞒昧盗卖与陈舜臣的儿子可久。县里追各人供对，大成说，这是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惟德、惟有说，这是故父华纲、华纬自己分受的

译田地。官府在此应当追索两家关于田产的凭证，查究证实这究竟是不是尚未分割的田地，那么是非曲直、给予或剥夺便一目了然了。为何要在已分、未分之间含糊其辞，在有分、无分的说法上模棱两可，只是责令华大成备齐两亩田的价钱，在可久家拨出两亩田来赎回。只因是非

译天还没亮，这就是大成盼望得到蜀地的心意，不仅仅满足于得到两亩地；想要长久保全完整土地的意思，又不忍心割让两亩地，所以诉讼才没完没了。总之，拨给两亩地的说法并不完全恰当，已分、未分的争执应当彻底解决。如果这田确实是未分的田，那么华咏生了四个儿子，祖业分成四份，这田应该按四份来赎回，难道只是大成一人能赎回两亩地吗？查得华咏四个儿子，早在开禧二年就分了家，华纲、华大成兄弟又在嘉定年间分了家，为什么已经分家三十年，还有未分的田呢？为什么不在三十年前华纲还活着的时候争诉呢？为什么其他各房不争，唯独这一房争呢？这田说是未分，官府凭什么依据？如果说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未分田，那么一定有众人保存的契约文书，也一定有各房分家的文书，互相记载可以查对。所应索取来彻底查证的，如果没有，就不能把话说尽。只是两方争执牵涉的人众多，如果一一追到府衙，恐怕造成烦扰，打算送到富阳县，详细拟定追索相关凭证，公正地结案。限五日内申报。

诉奁田

巴陵赵宰

石居易念及侄女失去父亲，而且贫穷没有嫁妆，批付孟城的田地，让侄子石辉去变卖，作为置办嫁妆的资金。作为石辉，自然应当遵从叔叔的命令，怜悯妹妹的孤苦，极力维持帮助才是。如今他不顾恤，反而把上述田产卖给了刘七，得到钱四百多贯，大多用来偿还以前自己胡乱造成的债务。廖万英是妹妹的女婿，来索要嫁妆，却一无所获。现在石辉认为从刘七那里卖田得到的钱，被刘七勾结曹旺等人胁迫夺走了，完全不想想每次支取、批贴，都是石辉亲手写的，欠债还钱，情理势所必然，怎么可以把罪责诬加给刘七呢？自称是读书人，却变得狡诈反复，仿效盗贼小人的行为，还配称为读书人吗！妹妹出嫁，托付孤儿性命，不是石辉的责任，是谁的责任呢？既然没有半点帮助，反而把叔叔资助出嫁的田产卖掉归为己有，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现在无法应付廖万英的请求，只拿刘七欺骗的说法来为自己辩解，从事理来看，刘七欺骗，没有见到证据，石辉的昏庸赖账，却是很明显的。这本是正当的，交易得到钱而用来还债，不可以和抵销偿还债务混为一谈。但是原来批贴中记载，毕竟说是置办石氏的嫁资，也就是廖万英身上的肉，刘七所欠的仔细想想吧。造成这种祸端，石辉的罪过，不可胜数，决竹板二十下，押入监狱，每日呈纳上述价款，交付给刘七，赎回田产交给廖万英，契约仍然寄存在库中。虽然石辉确实错了，但廖万英也未尝做得对。娶妻讲究财物，是夷狄蛮虏的做法，大丈夫光明磊落，难道会把妻子儿女的嫁妆当作欢喜或悲伤的理由吗。现在刻舟求剑，为什么不宽广些呢，纵然得到肥沃的土地来使自己富足，完全失去了亲戚和睦的道义，所得抵不上所失。请再想想吧。

王直之与朱氏争地

吴恕斋

争夺田地，官府凭契约文书。徐监狱媳妇朱氏拿出绍熙、庆元年间典买施文霸桑地的七张契约，共计两亩一角十九步，记载亩步四至，清楚明白，最后两张契约，并且声说除了将住屋及屋基，以滴水为界，典卖给施王德外，其余都系卖给徐宅的数量，这是朱氏的契约文书。王直之拿出嘉熙三年、四年典买施王德屋地的四张契约，并且缴到施王德原置施文霸屋地未印的老契约，记载屋宇间架及随屋地基，明确不曾声说有屋外桑地亩角，这是王直之的契约文书。以两家契约文书考证，朱氏应当拥有全部桑地，王直之仅买得屋基，彼此凭证，极其分明。现在王直之在施王德死后，竟想在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道凭什么依据？如果说缴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约可以查对，四十多年一张竹纸，竟然没有投税，已经难以凭信，现在纵然认为可以凭信，那么契约内只说住房基，就没有桑地一角两个字。但是在施王德最初的典契内凭空写出桑地二字，又没有亩角四至，接着在嘉熙四年闰月，施百二娘断卖给施王德，在施王德死后，又随即添上一角的话。不知道施王德、施百二娘凭什么卖桑地一角，王直之又凭什么买桑地一角呢？大概朱氏桑地，原来是施王德承租，及据施百二娘供认作证，当时只是出卖住屋基地，并没有连同桑地卖给王直之，这不是王直之有意贪图，就是施王德盗卖主产，无可辩驳。现在王直之不自省其契约文书的不正当，反而推求朱氏契约文书，说其不合在嘉熙年间投税，必定是假伪。查得朱氏七张契约，一张印于绍定三年，六张印于嘉熙四年，那印于嘉熙四年的固然可疑，但所置施文霸桑地，那一亩已在绍熙四年经官，批上砧基簿，那两亩一角十九步又在庆元五年经官，批上砧基簿，并且记载嘉定六年分书，并有官印官押分明，王直之尚且想把庆元元年至今未印的片纸作为依据，而朱氏绍熙、庆元、嘉定已印的砧基、分书反而不可凭信吗？无缘朱氏预于绍熙、嘉定年

译有人伪造地契和分家文书，以此作为昏聩狡诈、侵占嘉熙四年产业的手段。仔细详查双方的言辞，仅仅是争夺一角之地，却辗转争讼超过一年，路上奔波经营的费用，不知相当于多少角土地的价值了。不明退让的界限，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怜悯。如今将两家的契约文书反复审问查究，期望平息争端。朱氏应当完全拥有桑地，王直之只应得到屋基，彼此都不允许昏聩狡诈。本县虽然曾委派主簿进行标记迁移，因为桑地

译将房屋归还朱氏，把屋基归还王直之，只是剖析两家的真假情况完全不清楚，所以王直之还存有万一的侥幸心理。打算在公堂上责令他写下保证书，将各人的凭证逐一发还，或许可以杜绝诉讼。

陆地归官以平息争端

吴恕斋

张清去世，没有儿子，有两亩醎塘陆地，朱安礼、张七四互相争夺，从县衙到府衙，辗转诉讼两年。朱安礼陈述词状不停，张七四自刑拷问多次。朱安礼的说法是：嘉熙四年二月，用八十贯会子，典买了上述陆地，当年十一月缴纳了税款。张七四的说法是：张清过继给他做儿子，张清死于嘉熙四年十月，朱安礼的印契是在嘉熙四年十一月，张清当年三月，确实将上述土地抵押在朱安礼处，随后在五月已经算清还了本利，只是没有取回契书，所有的典契，是朱安礼逼迫已死的儿子张百三伪造的。现在将县府案卷反复仔细查看，得知张清的陆地，张七四、朱安礼都不应当得到，只应作为绝户财产归公。为什么这么说？张清将土地抵押，当地乡间惯例有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本利虽然已经还清，契簿未曾取回，朱安礼因为张清身死，便起了吞并的念头，于是制作正式典契去盖印。殊不知做伪之心劳苦，如同看见肺肝一样明显，现在详细查看两契都是临时填写年月，又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是伪造的第一点。既然是二月立契，却越过十月在张清死后投印，这是伪造的第二点。朱安礼交易不明，即使得到这块地，本来也没有这种说法。张七四却想垂涎，也不可以。因为张七四是张六一的嫡子，张清是他的叔父。张清没死时，张七四就分家另居各自生活，张清死后，张七四才窜身进入张清家室，这是他不是张清儿子的第一点。如果说过继，为什么尊长、邻里不敢指证，经过官府除名附籍，并没有明文，而朱安礼拿出本县嘉熙二年别案断由，明确指张清是张七四的叔父，这是他不是张清儿子的第二点。纵然说确实曾过继，按法律，为人后者不以嫡子。张七四绘制宗派图，他的本生父亲只生了张七四一人，实为嫡子。作为嫡子，却自己断绝本生父母的嗣续，过继给叔父，在情理上可以吗？这是张七四因为张清死而无子，又知道朱安礼交易不明，也起了吞并之心，所以编造过继的说法，作为占据产业的计谋，很明显了。利益所在，即使微小也必争，于是使朱安礼伪造契书而不顾，张七四冒认为人子而不恤，如果不彻底铲除他们的奸诈，怎么能改变浅薄的习俗。打算将朱安礼缴到的伪契销毁，行文给本县，并核查张清所有的物业，全部按照绝户条法拘禁登记入官，或者作为县学供养士子的资助，仍将张七四押回本生父亲张六一家，承续香火。他们争夺的陆地非常微小，官府并非有所图利，只是想让嗜利的小人稍知忌惮，不至于冒犯法律而违背情理罢了。

〔一〕张七四画列宗派图：“列”，疑作“到”。

争屋业

叔侄争

吴恕斋

盛荣与盛友能是从叔侄关系，贫富大概不同，嫌隙已非一日。友能必定富有，向来没有周济接济之恩；盛荣则饶于口舌，于是兴起连年诉讼。看盛荣正控告他的侄子包占古路，而友能又揭发他叔父私贩糯米，他们的情形大略可见。盛荣所诉，未必全实，但察推官说予夺田地的诉讼，所依据的是契照，所供给的是众证，这话极是。盛荣之所以不肯屈服，正是因为官府没有索取两家的契照，参合众人的公论罢了。现在切见盛荣所诉四事，其中虚妄无可怀疑的有两件，说是友能包占古路，侵占祖墓；其中虚妄而尚有可疑的有两件，说是友能占据竹地及桑地。为什么这么说？所争的古路，本来不是盛荣自己的地段，而是众人通行的路径。所争的古墓，奉不是盛荣的亲祖宗，而是同姓盛卸三的祖墓。如果说友能跨路造门，那么邻居供证，说起初并不妨碍众人往来。如果说盛荣另有祖墓，那么邻居供证，说并没有其他坟冢。众人的路，众人不以为不便，而盛荣独自以此为言；盛卸三的祖墓，盛卸三不以为侵占，而盛荣却敢妄指，这其中的虚妄很明显了。唯独所诉友能强占竹地、桑地，这是官府应当考究的。他所诉竹地一段，系盛文旺、文贵平分的产业。文旺即是盛荣的父亲，文贵即是友能的祖父，现在全部归友能所有，这是盛荣所以有词的原因。不知道友能全部拥有此地，有什么凭据？如果他的父祖已经买到文旺所分的一半，官府现在与他索取契照参照，那么盛荣自然无词了。从县到府，不曾追究友能所以全部拥有此地的缘由，这是盛荣所以嚣讼不已的原因。他所诉桑地一段，说是他父亲买到盛文智的产业，看见其砧基上手契，起初不知道他的侄子友闻盗卖与友能，这是盛荣所以有词的原因。作为侄子而盗卖众人平分的产业，世上也有。本县应当传唤友能根问，凭借什么干照，与友闻交易，以及当时曾不问盛荣，仍应当传唤友闻与盛荣面对，是不是盗卖，那么

译盛荣自然无话可说了。从县衙到府衙，既然不曾追查友闻对出卖田产的原因，这正是盛荣不断闹事诉讼的原因。小人陈述案情，往往借助事实来衬托虚构，夸大其事，以打动官府。殊不知虚妄的痕迹，最难掩盖，虚的部分一旦露出破绽，真实的部分也显得不可信了。如果到府衙逐一追究，恐怕会拖延延误。打算将盛荣连同案件一并押回县衙佐厅，追查当事人、索取契约，公正地指定处理，限定三日内上报，如果这两件事更加虚妄，明显看出其顽固狡诈，扰乱宗族，烦扰官府，就应当上报解除，依照律令执行。

译再次判决

吴恕斋

盛荣控告友能强占竹地、桑地两宗产业一事，如今传唤友闻、友能到案对质。查得桑地这一宗，确系盛荣父亲文旺早年从文智处购得。绍定年间，文旺的侄子友闻私自将此地卖给友能作为产业。友能不问土地来历，也不收取上手的契约凭证，鲁莽交易，理应招致今日的诉讼。但是，县令判决认为盛荣与友能是族叔侄关系，居住相近，怎会有绍定二年卖出此产而盛荣不知的道理？况且友能自从得到此地，在上面建房，种竹成林，已经十四五年了，盛荣才提出诉讼，这是什么缘故？按照法律：凡是同居的卑幼私自典卖田地，在五年内的，允许尊长提起诉讼。又规定：祖父母、父母已亡，私自典卖家族共有的田地并私自花费的，按分产法追回，令原典卖人归还价款；如果已满十年，则免除追还产业，只偿还价款。衡量法律条文，斟酌人情事理，年代既已久远，盛荣只应得到价款，不应得到产业。打算批示县衙，监督友闻交出当初的卖契，仍将产业判给友能管理。另外所争议的竹地一宗，据盛荣出示的分家文书，确系文旺、文贵各得一半，盛荣是文旺的儿子，友能是文贵的孙子，如今友能却全部占有，没有任何纸面凭证，必定是暗中包占，这就是盛荣反复吵闹诉讼不停的原因。打算一并批示委派官员，按照分家文书将上述竹地标定界限，分成两半分别管理产业，以便取舍各得其当。如果盛荣再敢无理取闹，就按照已判决的条文治罪施行。

舅甥争产

叶岩峰

张诚道是舅舅，锺承信、万钧是外甥，舅甥争夺房屋，是不义之举。锺承信供称，母亲置办了杨家巷七间两厦的房屋，租赁给外人；张诚道供称，在其中买下了前两间及一小间，于是互相争夺，都认为是自己的财产。大体上交易应当论契约，也应当论实际占有。张诚道不曾实际占有过一天，却有一张张洵的正卖契，于是说“有契约难道不胜过无契约吗？”锺承信只有张模等人的上手契三张，没有正式的典卖契，却实际占有二十八年，于是说“实际占有难道能让别人失业吗？”两种说法相持不下，无法决断是非。张诚道想要驳倒实际占有的说法，就说：“锺外甥久出不归，亲姐姐贫穷，无法供养，暂时借用这屋收租，以资助购买油菜。”这个论点不通，近世风气浇薄，兄弟姊妹视同路人，如果能损害自己的产业来赡养同胞，我不相信。锺承信想要驳倒无契约的说法，就说：“母亲置办这屋，恐怕因为孤孀被人欺侮，于是托舅舅的名义立契，竟然扣留不还。”这种情况恐怕是有的，安固地方的习俗，常借姓氏来置产，凡是诉讼文书中，屡见不鲜。何况锺承信的母亲，实际占有多年，去世已两年，至今锺家每天清点租赁钱款，有账簿可查。前后租屋的人，如张溢老、徐十三等，无不说是租锺家的屋，有租约及供词可凭。这实际占有分明，难道不比有契约更强吗！两方的曲直，在这里可以判断了。虽然如此，舅甥情义深重，忍心伤害和气吗？现在不必论契约的有无，也不必论实际占有的久远，应当按照张诚道所供，及其初衷来办。起初既能举出这屋来奉养姐姐，最终怎能不将这屋归还外甥。弓从楚人那里得到，毡还给王氏，理所当然，作为舅舅有什么可推辞的呢？现在命令锺承信、万钧仍旧管理佃种这屋，这样才能保全张诚道始终的情义，将契约发给锺承信，庶几妥当。

谋诈屋业

叶岩峰

曾读杜甫诗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都欢颜。”又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宁可让我庐独破受冻死也满足。”如果涂适道看到这首诗，将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涂适道，是个庸俗妄为的人，本来不指望他庇护寒士，不夺他老师所居之屋就足够了；本来不指望他住在破庐，不把他老师置于受冻之地就足够了。况且学谕陈国瑞、陈闻诗是父子，涂适道都跟随他们为师。从小到长大，不仅恭敬受教，而且邻里相近，怎会不知道陈国瑞以教书养贫，起初没有房屋可以聚居托身，于是于嘉定十三年租赁沈宗鲁、沈崈的书院屋宇三间居住。过了六七年之后，沈宗鲁于宝庆二年春，将上述房屋一间半，典当给陈国瑞，契约写明，所典房屋与基地系陈学谕在内居住。接着沈崈于宝庆三年冬，又将一间半并典当给陈国瑞，契约也写明，其屋原系陈学谕居住，所有房门窗板，乃陈学谕自己之物。从两张契约来看，可见陈国瑞租赁居住多年，如今从租赁到典当，正符合法律条文。寒士费尽经营，仅仅得到这些。岂料涂适道因为典到沈权等人的房屋，便产生觊觎之望，略不存师友之分，百般吞并，企图形成片段。沈宗鲁因诉讼而死，无法计算，于是劝说沈崈重复交易，有沈崈的供词可证。所以重典也是宝庆三年，并根乃是绍定二年，又想以势凌压，又于绍定二年假作辛大监立契，殊不知这几张契约，都在陈国瑞宝庆二年交易之后。历经使、府上司十年论诉，必欲强行赎回。陈国瑞年近八十

译父子俩疲于应付官司，荒废了教书的馆舍，在诉讼中困顿不堪，师道尊严何在呢！这难道不是用后羿的技艺来杀害后羿吗，风俗败坏竟到了如此地步！涂适道起意贪图，不夺取就不满足，不仅仅想要赎回沈崈所典当的重典房屋。至于沈宗鲁单独典当以及陈国瑞典当的房屋，他也想一并吝惜赎回。乡里亲戚，毫无公正舆论。楚汝贤等人都是涂适道的党羽。表面上与陈国瑞和解，暗地里施行倾陷，诱骗陈国瑞拿出沈崈的契书，直接强行扣押，却逼迫陈国瑞交出钱与会子，勒令立下批约说：“领受涂适道吝惜赎回沈宗鲁房屋的钱、会子，令讫。”又说：“两份契书的钱、会子都已领足。”其欺骗的踪迹，在此败露。为什么这么说呢？陈国瑞租赁房屋在先，事事正当，如果按邻里关系论，陈国瑞既然先租先典，涂适道都在其后，理应先得到产业的人为主，陈可以赎回陈的邻居，涂不应赎回陈的产业。如果按亲属关系论，涂适道与沈宗鲁、沈嶌乃是异姓，沈既是涂的亲戚，涂怎么可以吝惜赎回沈典当的房屋，如今书写的批领却说，涂代沈吝赎，有这样的道理吗？明显可见违法背义到了极点，这难道不是抢夺其老师所居住的房屋吗？陈国瑞父子柔弱懦弱，看似不能言说，一时被涂的亲戚所逼迫，竟然低头顺从和解，退后思考，交易这房屋，各方面都在先，如果一旦平白被赎回，则无处栖身，还能依附谁家门户呢？于是坚决不肯退赎离业。涂适道驱逐客人的念头很急切，又担心陈国瑞没有迁徙居住和携带粮食的计策，拿出官券十贯，用来资助搬迁，不久，经过县衙投状诉讼，便指责这是陈国瑞妄自索取陪衬费用，低价使用，违背约束。他的意思是以陈国瑞是贫穷的儒生，哪里足以抵挡官府的追索，触犯违禁的罪名，必定

译直到耗尽他赖以生存的资财才罢休，这房屋将不等攻击就自动归还。完全不想念既然夺走了他的产业，使他失去遮风挡寒的住所，又诬陷他犯罪，将他推入陷阱之中，难道不使他在乡里狼狈不堪，在道路上流离失所吗？怎么忍心让一位老先生受困到这种地步，岂不是想把他置于受冻挨饿的境地吗？涂适道用心不仁，见利忘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也是乡里舆论所切齿痛恨的。天道好还，人欲难胜，幸好陈国瑞有沈宗鲁的典契一张，还留在州府案卷中，没有被涂适道抢夺，现在才检寻取来，于是证明交易的时间在先。又幸好陈国瑞随即向丞厅递交诉状，悔过退还吝惜的赎钱、会子，就在徐士显家付还搬取官会，并没有接受在自己手中。现在责令索取上述钱、会，勒令涂适道交领，仍将涂适道重叠的弊契及批领，毁抹附案，并监管沈崈重新典卖的钱还给涂适道。责令陈国瑞按照两契管业居住，大概从此风雨不动，安然如山了。但是沈崈不该故意违犯条法，重复交易，涂适道不该悖逆轻慢师道，妄自吝惜屋业，都应当勘杖八十，按照疏决免断，仍申报使、府照应。

〔一〕轻经使府上司十年论诉，“轻”，疑作“径”。

〔二〕领涂适道吝赎沈宗鲁屋令讫，“令”，疑作“会”。

〔三〕沈既涂之亲戚，“既”之下，疑脱“非”字。

天下有不平之事如此。黄清道是顽民中最顽劣的，十王的称号，确实不是虚得。陈成之是贫寒的儒士，哪里足以抵挡十王的势力。奈何有祖屋八九间，被黄清道强行租赁，既不归还赁钱，又打伤童仆，无法掩盖他的罪行，于是妄托杨氏的名义，想要以亲邻吝赎为由。殊不知干道年间八十多年的产业，况且经过风潮漂荡之后，契头各皆亡失，哪有吝赎的道理。本县昨天已将黄清道断遣，勒令归还赁钱，他不伏法，监出房屋，竟不遵从。两次蒙使、府听从县里的判决，送权县丞监管归还，又送县尉追断，都无可奈何。大凡为政，以拔大本薤为借鉴，况且黄清道只是市井一个顽徒，为什么都畏缩而不敢施行。这次又准使、府状县，追监出屋，限定十日。本县不是不严行追监，现在已经一个多月，本案不敢拘催，承差人甘心受杖，畏惧黄清道的顽恶，如同畏惧虎狼，其中刻木辈忌惮他，多与他做掩护。小人难治如此，何况陈成之的房屋，白白被锁闭，白白折损赁钱，用什么来充养贫士的资财。黄清道一向逃避，不得已，才令家属来投词，妄称已经使、府论事，反而想要监折陈成之的房屋，可谓倒置得厉害。揣度他的意思，只在计会追扰，使贫士人的几间屋扫地而尽，以快其意而后已。有这样的世界吗？如果更加拖延，必中其计，且照妻属杨氏杨璲的状子，责限来日出屋，一窗一户，不得移动，并且要齐全，取领足状申报。如果不伏法。押杨氏杨璲来，枷锢，具解使府施行。

陈成之有八九间祖屋，黄清道已经十年僦居，既然依托风雨的庇护，合分主宾的等级。奈何顽夫负义，不偿还点印的资财，等到小仆索债，见被殴伤的侮辱。既然不知道投鼠的忌惮，辄敢恃放鵰而诈欺。肆意逞用枝辞，殊无根据。不念身为屋客，租赁有亲书，及称业属妻家，想要赎回典物，方且执别产以影射邻界。甚至讼主人而侵占地基，可谓势若倒行，不思业已经久，盖杨氏更历三四世，难索亡没的契头，如干道交易八十年，初无受条之法。显见被论之后，妄为抵拒的词。君子固难胜小人，客僧反欲为寺。主，倘使市井之辈，尽相效陆，梁凡有房廊之家，无不遭攘夺，这是什么风俗，何不正罪名。既经减降之沾恩，姑且从宽而免断。仰陈成之主持积代的祖业，监管黄清道填还累月的赁钱。如果敢再词，定逐出屋。

〔一〕如致再词，“致”，疑作“敢”

李广县吏贴，有何能为，鲍焕是屋主人，反遭凌侮。几年依托帡幪的庇护，一朝逞除拆的私心。甲家私过乙家，固当搬去自己的东西，东壁打至西壁，不应毁作破屋，遂致四达以无旁，岂知一天而必葺。有心害物，夫何画茄子树而行，定罪原情，岂可从蒲鞭的宽恕。李广勘杖一百，监管修理。

牛大同是钱居茂的女婿，钱孝良是钱居洪的儿子，居茂、居洪嘉定六年置立分书，分家析产，已经三十年。淳佑二年，大同葬他的母亲在居茂祥禽乡的山上，孝良便称大同伪造居茂的遗嘱，强占山地，有词于县。县里不认为他直，再词于府。现在官合先论事理的是非，次考遗嘱的

译真伪。查得大同所葬的山，是居茂的山。居茂虽然已死，但他的妻子汪氏、儿子孝忠还在世。大同如果确实是伪造遗嘱，强占山地，汪氏、孝忠可以起诉他。如今汪氏、孝忠都没有提起诉讼，而孝良有什么关系，竟指称

译伪造文书去诉讼。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小人无知，因为建造坟墓，怀疑可以做成风水宝地，起初想要含糊其辞地阻挠，继而在诉状中栽赃埋下“亲邻有权赎回”的说法，只是想要觊觎并抢夺这块地。他们不知道，如果是共同分割的财产，如果卖给外人，那么亲邻可以吝惜赎回；现在大同是居茂的女婿，居茂既然已经用遗嘱把地给了他，而汪氏、孝忠都不认为不对，孝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况且将遗嘱辨验，确实是居茂生前拨给女儿舍娘作为嫁妆的，那言辞虽然粗俗恳切，虽不完全合乎道理，却是居茂亲笔书写画押，与嘉定年间的分家文书比对，出自同一人之手，真实无疑。又况且居茂、居洪在现在的合分文书中记载，极其清楚明白，居茂得到山地而得不到田地，居洪得到田地而得不到山地，孝良虽然想要觊觎，却无一可行。想要连同契约案帖呈报县里，让牛大同凭借遗嘱管理产业，这样是非才能分辨清楚，给予剥夺才能分明，乡村小人，各自安守本分，不至于闹出诉讼，严重伤害亲属情谊。

〔一〕居茂居洪今同分书内该记载极是分晓，“今”，疑作“合”。

争地界

傅良绍继承鲍家产业，沈百二承租乔宅屋宇，双方争夺地界互相诉讼，委派官员审究。现在详细查看主簿所申报的情况，那么沈百二无理的地方有三点。用契约凭证来考察，卢永拿出乔宅的契书，记载四至边界，其中一止于鲍家道路。既然说止于路，那么就不是止于鲍家了。现在沈百二修筑新篱笆，却想要弯曲转折钉在鲍家的柱子上，这是第一点。用地势来参验，不仅高低不同，鲍家房屋侧面，古时有水沟，直通官街，那么一条沟直出，都是鲍家的基地，这是明显的。现在沈百二弯曲修筑新篱笆，却想要夹截外沟的一半纳入篱笆内，这是第二点。用邻里来作证，沈九二等人供称，当初篱笆道路是夹截在沈百二屋柱上的，沟口在沈百二篱笆外，那么沟属于鲍家，篱笆依附沈屋，这是众人所共知的，相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现在一旦改篱笆跨越水沟，弯曲拆占，纵然傅良可以诬陷，而邻里不可诬陷，这是第三点。考察契约凭证，参验地势，证以邻里，他如此无理，为什么还想要占据。推究其原因，傅良父亲在世时，曾经把这块地借给沈百二，那时两家情分深厚，彼此的疆界，起初并不计较。长久借用而不归还，认为是自己的东西，并且想要在上面建造房屋，傅良于是好意想要收回被侵占的疆界，而沈百二反而用污秽言语肆意对抗，因此力争。事情既然到了官府，只以道理处断，监令沈百二拆除新篱笆，只依照契约凭证的边界，归还地段，这样可以平息争端。然而所争之地不过数尺，邻里之间贵在和睦，如果沈百二仍然想要借租，傅良也应当以和睦邻里为念。再命令明确订立文约，小心情告，取无词状申报。再不遵循道理，就按条例施行。

〔一〕曲拆包占，“拆”，疑作“折”

争界至取无词状以保全邻里的好意

吴恕斋

厢官究实，理亏完全在刘正甫。两家共用一道藩篱，正甫如果要想撤除并重新修建，首先应当以礼告知周掌膳是可以的。现在不告知就撤篱，直接进入他的园圃，周掌膳怎么能不怨恨。正甫这时如果还能早点辞谢道歉，就可以保全乡里理曲之义了。反而进行抗骂，周掌膳又怎么能没有话说。况且周是士人，刘是牙吏，也应当自己识得高下，怎么应该如此无礼。但是周之所以招致侮辱，难道不是因为土地相连，而怨恨刘正甫取赎吗。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却正不必为此怀恨。不想要立即施行处罚，以亏损邻里的好意，再帖厢官，监令刘正甫以礼道歉，夹截边界，取无词状申报。如果再恃强，一定执行断罪。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七

户婚门

立继

生前抱养外姓，死后难以动摇

吴恕斋

凡是无子孙的，允许收养同宗昭穆相当的人，这是法律。邢林、邢柟是亲兄弟，邢林无子，邢柟虽然有两个儿子，不愿意立为邢林的继承人，于是就在兄长死的那天，立即奉母亲吴氏、嫂子周氏的命令，立祖母蔡氏的侄子为邢林的嗣子，就是今天的邢坚。收养蔡氏的儿子，作为邢氏的后代，固然不符合法律本意，但当时既然出于邢坚祖母吴氏及其母亲周氏的本心，邢柟又亲自命令，这是自己违法而立嗣，不是邢坚的罪过。如果邢柟宗族中有懂义理的人，认为不合法，在邢柟刚立嗣的时候力争，是可以的；现在想要在立嗣八年之后转移，就不可以。在吴氏、周氏未死的时候力争，是可以的；现在想要在吴氏、周氏刚死之后驱逐，就不可以。况且八年之内，不仅他的祖母、母亲抚养他爱护他，

并没有闲话，邢柟也未曾有话说，指责邢坚的过错。而且邢坚作为邢氏之子八年，三次承受重服，一旦因为他的祖母、母亲相继去世，邢柟就无故突然想要再立吴德孙为邢坚的弟弟，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他的宗族应当因为邢柟挑起争端，就以不应收养异姓为说，合词驱逐他，又究竟有什么见解呢！而且邢柟说邢坚年幼体弱，他的祖母、母亲命令立嗣时他才七岁，却不认为年幼体弱，现在十四岁了，反而认为年幼体弱，可以吗？邢柟又以邢坚有过恶为由，邢坚才十四岁，既然说年幼体弱，推测不能免除子弟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