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八

译案件的具体情形与法律条文，截然不同。丁一没有儿子，生前抱养王安主的儿子作为继承人，当时孩子不到三岁，完全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丁一去世后，他的弟弟丁用之想要让自己的儿子作为丁一的继承人。丁一生前抱养的养子，在法律上与亲生儿子同等对待，既然丁一已经有了继承人，丁用之便无权干涉，再次提起诉讼，予以惩处并作出判决。

译父亲在世时收养异姓之子，父亲去世后，没有规定必须将其遣返的条文。

胡石壁

依据法律：凡是收养子孙，如果被收养者的祖父、父亲去世，其祖母、母亲不得无理将其遣返。郑文宝没有儿子，收养元振作为儿子，虽然说是异姓，但三岁以下就随了郑姓，依照亲生子孙的法律，也是法令所允许的。郑文宝收养元振，没有经过户籍除名和附籍的手续，当时的年龄固然无法考证，但在郑文宝生前，郑逢吉写信给他，已经称呼元振为侄子，以此查验，（郑逢吉的指控）显然是诬陷。如今郑文宝已经去世，即使他的母亲想要无理遣返元振，也不被允许，何况是伯叔呢！假如郑逢吉有感于莒国人灭掉鄫国这件事，厌恶同族的人不是自己亲生，担心鬼神不享用祭祀，那么就应当以道理训导弟媳，让她在本宗族中选择一个辈分相当的人，与元振一起作为继承人，这样还算出于公心。如果她不听从，按照法律，丈夫去世妻子在世的，听从妻子的意见，尊长和官府也没有强迫压制她的道理。现在根据所画的宗族谱系图，却说他自己有两个儿子，他的意图果然在于此吗？真是想要折断兄长的手臂来抢夺他的食物啊。弟弟在世时就诬告弟弟，弟弟去世后便诬告侄子，用心不善，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在任职时，痛恨这类人如同仇敌，今天既然掌管刑狱，怎么能不惩治呢？判处杖刑一百下，枷锁项颈在市集示众，令其示众十天。今晚寄押在厢房，明天早上判决。

叔父教唆嫂子不愿立嗣，意在吞并家产

胡石壁

李学文已经娶妻却去世了，他的祖父曾经为他立过嗣子，那么他就不是未成年就去世的儿子了。阿张昨天以所指定的继子是李学文的亲堂弟、辈分不顺为由进行辩解。本府于是勒令其归还原宗族，另外命令指定继子。而现在她所陈述的，却称李学文自己不愿意再从亲弟弟一脉中为他立嗣，这样一来就是断绝李学文的后代了！阿张只是一个愚昧的妇人，什么都不懂，这一定是李学礼志在吞并兄长家的产业，于是教唆他的母亲这样写诉状。忘记同胞兄弟的恩情，抛弃继承绝嗣的道义，废除了祭祀，让鬼神挨饿，如果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这种禽兽异类，我痛恨他们如同仇敌，如果不是赦免之恩临近，就应当审问判决并编管流放。暂且将李学礼拘禁押送到签厅，会同本宗族的尊长，提供辈分相当的人，以便指定继子。又传唤到尊长，供称没有辈分相当的人，请求立异姓之子。国家立异姓之子称为“灭”，家族立异姓之子称为“亡”，《春秋》记载莒国人灭掉鄫国，大概就是指他们用异姓作为后代。后世立法，虽然有允许立三岁以下异姓之子的条文，大概也是迁就人情，让鳏夫寡妇有所依靠而生存罢了，起初并没有让官府在当事人已经去世、后代已经断绝的情况下，自行指定异姓继子。现在李学文既然没有辈分相当的儿子，而他的母亲阿张又常常有不愿指定继子的言辞，官府怎么能强行命令从异姓中寻求呢。只应当为他们划分确定一户田产，一半归还李惟贤，一半归还阿张与李学礼母子共同掌管。等到李学礼将来如果有两个儿子，命令将一个儿子过继给李学文作为后代。如果也没有儿子，就听任阿张自行处置。李学礼释放。

已经立了辈分相当的人，同宗族却妄自诉讼

翁浩堂

谨按法令说：凡是无子孙的，允许收养同宗族辈分相当的人作为子孙。又说：想要继承绝嗣，而得到绝嗣家近亲尊长指定继子的，允许这样做。又说：丈夫去世妻子在世的，听从妻子的意见。观察这三条法令，那么王氏的争讼一看就可以决断，何至于文书堆积，跨越年月，如此纷纷扰扰呢！王学正思中娶江氏为妻，没有儿子，立弟弟王学录的次子为儿子，名叫作霖，娶了两个妻子，都没有儿子。王思中夫妻又为作霖立侄子王宗二秀的次子为儿子，名叫华老，可以说是辈分相当了。王永锡对华老是叔父，所画的宗族谱系及所供的状纸，都没有不同的言辞，江氏对华老是祖母，也没有其他说法。祖父、父亲收养他，尊长指定他，祖母主持他，华老成为作霖的后嗣，安稳如山岳，谁能动摇他呢？王思权垂涎其旁，不顾理法的不当，只知道攫取财利，欺凌孤寡，起事贪谋，妄说华老已经过继给王兴祖。等到考察宗族谱系，才知道不是这样，原来过继给王兴祖的，不是华老，而是贵老，王思权自知理亏，前任官员多次追索不出，以致诉讼拖延。我参详旧案，事理明显，正不需要王思权出面，自然可以定断。只是江氏尚且诉讼被抢夺簋、乘、衣服、器皿等事，现在大纲已经端正，末节就予以忽略。出示给王思权看，如果今后不安分守己，妄生事端，官府一定追究断治。案卷发给断由交给江氏收执，在官府除名附籍，张榜县门，申报州府及提举司知晓。

立了辈分相当的人，又想私自遣返

王留耕

查得虞艾在世时，娶陈氏，得到妻家拨给的一百二十种田地，随嫁过来。不幸陈氏与虞艾相继去世，其父虞县丞不能为他立后，导致陈佐向官府提起诉讼。谯运使判令立嗣，虞县丞方才商议以族中虞升夫的儿子虞继，作为虞艾的后代。这虞县丞的初心，已经不善。虞继既已立为嗣子，虞县丞如果念及儿子亡故，应当以亲孙之爱对待他，抚育教养，使他有所成就，就可以了。然而因为一个宠妾离间的原因，爱憎突然分明，心中又后悔。于是以收养遗弃之人为名，暗中为

译派遣逐出养子的计策，这是虞丞用心更加不善了。推究虞继被立为继承人的事，并非虞丞的本意，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儿子虞艾得到了随嫁的田产，虞艾死后产业无处归属，既然被陈佐诉讼，患得患失的心情，在心中日益急切，况且依据谯运使的判决，暂且这样做来解除眼前的纷扰罢了。然而他不考虑虞继是本宗族中辈分相当的子侄，有幸立他为继承人，可以为他儿子延续香火，虞继既然没有明显的过错，怎么能急切地想要除去他呢？那虞继，究竟是从哪里被立为继承人的呢？三岁收养，在法律上虽然有明文规定，但世人果真能在遗弃之中收养孩子的，很少了。那些阴谋侵吞嫁妆，扶持合并指证，大抵都出于私心，十件之中大概有八九件。虞继被立为继承人，恐怕也是如此。详查本县出具给所立虞继的公据，只说这些，那么虞继原本是没有问题的。等到陈佐提起诉讼，虞丞出面官府分析，却供称虞继已经死了，然后才立虞锥，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呢？况且虞继被立为继承人，是因为虞艾死后，谯运使因为陈佐的诉讼，责令立继承人，然后虞继才被立。现在根据公据内却说虞艾死后，虞继没有回家守丧，那么不孝的罪责就重，然后虞锥才能被立，虞继

译可以遣送，却不知官府文书都在，那继子命定的月日本来可以查考。近来虞继曾同他的生父虞升之到官府陈述词情，却说他已经死了，可以吗？说他已经死了，说不持丧，这都是虞丞意在立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不想立继子。虞丞拾取遗弃的婴儿收养，在县衙据理争辩，作伪日益拙劣，虞丞的心思也够劳累了！如今案卷已经齐全，足以参照，那些关键当事人也都在官府，没有到官的，只有房长虞季恭和虞丞妾刘氏的儿子罢了。这两个人，已经写了手状在案，不必传唤集合，足以看清是非。虞继既然先被虞丞立为继子，昭穆次序已经顺当，况且没有明显的过错，自然没有遣逐的道理，应当照原来经官府除附，承继虞艾的香火。刘氏不得妄生事端惹起诉讼，虞锥不得妄图搀入立嗣。只是刘氏乃是虞丞的妾，曾为虞丞生过儿子，对于虞继应当有服丧的亲属关系，父母所爱的，连犬马都如此，何况是人呢，父母有过错，子孙怎么可以议论。虞继只应当以出继为心，树立虞艾的门庭，使虞艾的家业不坠，不可以旧怨为念，与刘氏产生嫌隙。要门示虞锥、虞继，仍贴县备示刘氏知道底细，不仅虞艾的香火有归属，也可以平息陈佐不已的诉讼。奉台判，照所拟执行，见知在人的引唤读示完毕，各放。

〔一〕虞继之立恐亦如此详其本縣出给所立虞继公据但言此

明本作“虞锥之立，恐亦如此，詳其本縣出给所立，但言继死”

〔二〕奉台判“台”，据明本補。“判”之下，原有“留耕”兩字，应为衍字，据明本删。

已有亲子不应命继

天水

拖照案卷，见得陈县丞任内，也曾批判，方森既无亲兄弟，哪有支书，既有妻阿黄亲生子方治，何用命继，显见虚妄。门示。权縣虽能察其情，未与正其罪，于是导致方又复番诉。方

其番诉之初，在当职也不能无疑。今勒逐名供具，要见方森，阿黄，方，方柳姑，方洽见几

岁，其方森于何年月日身故。今據具到见得方森系庚申生，年二十娶阿黄。其阿黄系甲子生，十六岁嫁方森。阿黄于癸未年内亲生一女，名柳姑，五岁丧父，现年一十五。阿黄于乙酉年内亲生一男，名洽，三岁丧父，现年一十三。所谓方者，据其供称，是方森向伯父方凯抱乞为子，年方八岁，丁丑年五月，随父方森同到書坊，开小典买卖。己卯年正月，父亲续娶阿黄。以丁丑年考之，方森年才十八，却已抱养方为子。大抵无子立嗣，起初并非自愿，不是年老，便是病重，哪有年才十八，无故抱养他人八岁男为子的道理。兼方状貌老大，也不是二十八岁少壮者可比，虚妄情节，于此益见。取索支書，日复一日，迁延不到，迫之稍急，竟以白纸上呈，并不经官印押。争分全凭支書，有印押者尚多假伪，不足凭據，何况不印押者呢？看来方森与方年岁相去不多，方森在日，方想随其在書坊买卖营运，今见其死后有遗下物业，遂启贪图之心，创为抱养之說。不然，则方森家事，在方何得知

得如是详悉？幸人之死，分人之業，非特论扰良民，也是紊烦官府。方勘杖八十，押出縣界，若要番论，给据从便，所有白紙支書付案。

继絶子孙止得财产四分之一

刘后村

田县丞有二子，曰世光登仕，是抱养之子，曰珍珍，是亲生之子。县丞身后财产，合作两分均分。世光大死，无子，却有二女尚幼。通仕是丞公的亲弟，珍珍是他的犹子，二女是他的侄孙。男方丱角，女方孩提，通应当教诲孤侄，应当抚恤二女，应当公心为世光立嗣。如今恤孤之义无闻，谋产之念太切，首先以己子世德为世光之后，而藏宝世光遗嘱〔一〕二纸，以为执手之据。世俗以弟为子，固然也有，必须宗族无间言而后可。如今争讼累年，若不早知悔悟，那么这遗嘱二纸，只合付之一抹。为什么呢？国家无此等条法，使世光现存，经官以世德为子，官府也不过令别求昭穆相当之人。何况不由族众，不经官府的遗嘱呢？通仕所以不顾条令，必欲行其胸意者，不过以县丞与世光皆不娶妻，而侄与侄孙皆幼孤，可得而欺负罢了。在法：诸户絶人有所生母同居的，财产合听为主。户絶的〔三〕且如此，何况刘氏是珍珍的生母，秋菊是二女的生母，母子皆存，财产合听为主，通仕怎么得以立嗣为由，而入头干预呢！度通仕之意，欲以一子中分县丞的业。此大不然，考之令

译凡是绝户，其财产全部给予在室的女儿。又说：凡是已经绝户而确立了继承绝户的子孙，对于绝户

译关于财产，如果只有在家未嫁的女儿，就按全户的四分之一分给她们。那么，世光这一房如果不立嗣子，官府将世光应分的财产全部给他的两个女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通仕有什么理由可以争辩呢？如果刘氏、秋菊和她们的亲生儿女愿意让世德做世光的嗣子，也最多只能得到世光全户的四分之一，通仕即使想全部得到这一份，可以吗？往往通仕也不懂法律，被人误导，这是通仕的错误。刘氏自从丞公在世时，就已经掌管家务，虽然并非礼法上的正妻，但凭借主君的恩宠，把秋菊等人看作妾婢。然而看她在官府前后诉讼的言辞，都以丞公的正妻自居，却绝口不提世光的两个女儿还在世，只知道有自己亲生的珍珍，却不知道有秋菊所生的两个女儿。所以蔡提刑有“产业由刘氏做主”的判决，而我起初看刘氏的诉状，判决也是如此，这是想把世光的那一份财产也归给珍珍，这是刘氏的错误。通仕、刘氏都是因为不懂法理，被讼师挑唆，而自己不知道这是违背情理、伤害道义的。我反复审视这件事，因为看到田氏尊长钤辖家的几封信，也以昭穆辈分不相当为疑点。又说族中没有可以立嗣的人，可怜！可怜！又说登仕与珍郎本来就是两分财产，又说登仕的两个女儿让谁抚养，又说刘氏后来生的妇女，现在被挑唆去官府打官司，浮财用尽，必定要卖田产，一男二女肯定流落，又说老了讨厌听到骨肉无义争讼，必须与族人和解。书中的言语，无非是严厉责备通仕，而通仕不醒悟，反而拿着这封信作为证据，难道通仕也不懂文理吗？我现在也不想立刻用法律制裁通仕，如果愿意依照“绝户子得四分之一”的条令，可以在厅堂上写下保证状，等待委派官员劝谕田氏族人以及刘氏、秋菊母子，按照前日和议的方案，暂且让世德奉祀世光的香火，得到四分之一，而把四分之三给世光的两个女儿，这才符合法律本意。如果还要纠缠不清，就只能引用“全部给在室女”的条文，全部给两个女儿了，这是关于立嗣这一节的内容。刘氏是丞公的侧室，秋菊是登仕的女仆，过去，行为有尊卑，人有粗细，爱有等差，现在丞公和登仕都已去世，只剩下两个生母罢了。如果把县丞的全部产业都给刘氏，两个女儿长大后，必定又会兴讼，刘氏怎么自明清白？况且眼下把秋菊置于何地，母子没有分离的道理。秋菊对于两个女儿，也就像刘氏对于珍珍一样，人情难道相差很远吗？县丞的财产应该按照条令检查一遍，分为两份。生母和所生子女各自听任做主。其中世光的两个女儿暂且给四分之三，只是儿女都年幼，不许生母典卖。等到检查完毕那天，张贴榜文禁止违法交易的人。案件呈报本军现任官员，选派一人执行。随后具呈，再次奉判。裘司理居官公正廉洁，委派本官传唤田氏族尊长，制属颇有私意干请，司理会用义理开导他。与通仕夫妇、刘氏、珍郎以及秋菊、两个女儿当堂劝谕，本宗既然没有其他可以立嗣的人，如果把世光的一份财产全部给两个女儿，那么世光就没有人祭祀了。通仕起初不懂条法，想用一个儿子继承世光全份的产业，所以刘氏不平而争。现在既然知道条法，在室女儿得四分之三，而继绝男只得到四分之一，情愿依照这条分析。在刘氏、珍郎与秋菊、两个女儿也应当保留四分之一，作为登仕香火的奉祀。取联书对定，状申。

译想要拆散他人的家业，离间他人的骨肉亲情，以谋求自己最大的欲望。通仕既然名字已列在官员名册之中，怎么可以不体会尊长们的教诲、官府官员的劝告，而忍心用父亲祖辈的家业、亲哥哥的财产，去填饱那些贪婪的讼师们无底的欲望呢！本案卷宗，本官前后所判定的三本，一本交给通仕，两本交给裘司理，传唤刘氏、珍郎以及秋菊母子，每人发给一本。关于查验核实这一环节，司理狱官不可前往外县，张贴文书命令都昌县王县尉前往司理厅，共同商议确定一个说法，前去查验核实，上报。如此处置，刘氏必定又会与秋菊发生争执，妇人无知，只说我是县丞的妻子，你是登仕郎的婢女，却不知道自己本身也是妾室。按法律规定：只有同一母亲所生的儿子不允许分割财产，如今珍郎是刘氏所生，两个女儿是秋菊所

译出，既然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自然应当依照法律进行分割，以平息日后的诉讼。再根据刘氏关于立嗣的诉状，判决如下：此前所判，未曾知晓刘氏也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既然是县丞的亲生子女，假如登仕还在世，应当与珍郎平均分配，两个女儿各自应得男子的一半。如今登仕已经去世，只能依照诸子平均分配的法律，县丞的两个女儿应当与珍郎共同继承父亲的那一份，在十分之中，珍郎得五分，将五分平均分给两个女儿。登仕的两个女儿，应当与所立的儿子共同继承登仕的那一份，男子因为是死后所立的嗣子，应当将四分之三给两个女儿，将四分之一给所立的儿子。这样处理，才符合法律的本意。但是刘氏必定会说登仕的两个女儿分得的反而比两个姑姑多，况且登仕目前尚未安葬，所有秋菊的两个女儿，按照两个姑姑的例子，各得一分，在其中拿出一分作为登仕安葬的费用，这样事情大体上就均衡了。田通仕既然想要让儿子继承登仕的后嗣，就应当抚恤刘氏、秋菊母子，应当避嫌，不得干预县丞名下的事务。刘氏、秋菊也应当念及通仕是县丞的亲弟弟，所分的产业，仅得八分中的二分，与其立疏远的族人，不如立近亲。张贴文书命令司理官劝谕通仕，让他立下状纸在官府备案，除了立嗣子分得产业之外，不得干预兄长名下的财产粮食。仍然责令各佃户立下知委状申报，日前欺瞒主人、侵吞盗窃的罪行，暂且按照减等降级的旨意，一并免除追究，如果再犯，追回重办。并张贴文书命令司理官、王县尉，将县丞的财产中珍郎与两个妹妹作三分，登仕一分，各自平均分割申报。批准判决：当职虽然如此书写判决，尚恐教唆者煽动刘氏，想要为两个女儿谋求增添份额。因为县丞身后的流动财产箱笼，都是刘氏收管，即使不在检查分割的数目之中，刘氏如果真念及县丞深爱儿女，自然应当用这些流动财产补贴儿女婚嫁，比起登仕名下只得到田产，而得不到流动财产，已经多得多了。并将司理官劝谕寻找呈报押据的文书，再奉判决：根据刘氏的诉词，县丞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长子登仕是长子，已经身故外，现存的一个儿子珍郎及两个女儿都是刘氏所生，从法律上讲，应当将县丞的流动财产田产，并作三大分平均分配，登仕、珍郎，各得一分，两个女儿共得一分。但是县丞一生的流动财产箱笼，既然是刘氏收掌，如果官府逐一查究检查，恐怕刘氏母子不肯拿出，两方诉讼纷争，必定要到家破人亡才停止，所以如今所断，只采用诸子平均分配的方法，而流动财产这一项，并不在检查分割的数目之中，可以保全家庭平息诉讼。佥厅再开导劝谕刘氏，取愿状呈报。不久责令刘氏供状呈报，奉判决：从法律上讲，刘氏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应当得到田产的三分之二，如今只平分，其余用流动财产抵折，可以说极尽天下的公平了。张贴文书命令司理官按照所判执行。刘氏是父亲的侧室，秋菊是儿子的婢女，珍郎与两个女儿是叔父辈、姑姑辈，秋菊所生的两个女儿，是侄辈，自然应当有分别，除了流动财产外，所有田宅，都按照如今所判，检查分割，申报。并张贴文书命令王县尉照应。接着根据刘氏等人诉家产事，奉判决：此事当职屡次判决千言万语，可以说很明白了，访闻所委派的官员裘司理，母亲妻子之家都在都昌，意有所牵制，于是使已经明白的事情尚未决断。发牒给新任知郡，索取一宗案卷，仔细翻阅，另委派没有牵连的清强官员，按照原判决监督刘氏等人分割，申报，十日。接着根据都昌王县尉申报，品搭分割田□县丞田宅财产事，奉判决：田氏田产，本司已经请求都昌县尉在本司分成八分，发牒给军唤刘氏母子并秋菊同来本司，抓阄平均分配。所有田通仕想要让儿子世德继承登仕的后嗣，昭穆次序不顺，本不应立，因为他是亲房，姑且让他继承绝嗣。责令本军唤田世德与本生父通仕前来抓阄，如果不肯来，径直将这一分县尽给诸女，条法执行，后悔莫及。仍然从本军取通仕的愿状申报，并张贴文书命令司理官照应。发牒内再奉判决：如果各人愿意在本军抓阄分割，请备词申报。接着根据田柏年状，昨天与阿刘互相争夺亡侄立嗣，奉判决：田通仕执留登仕的丧柩在家，作为欺骗孤幼，占据产业之地，这是什么道理？如今活着的人各自已经分割，只有登仕的丧柩，应当处理，东尉唤上刘氏、秋菊，在两位儿女众财之内，截拨一项钱物，作为登仕葬送的费用。切待行下军、县，责令族人依法办理，通仕不得干预。所有刘氏、秋菊两份，母子自要相依而居，对通仕有什么干预。况且通仕的儿子本不得立，所有现拨一分产业，行下本县拘留，等候登仕葬毕，刘氏、秋菊并儿女各安居毕，通仕别无窥图，方得以其子承此一分。接着根据甲头雷先、干人余德裕状，催促诉说上件事。奉判决：此事甚不难决，而淹延数月，田制死于旅邸，余德裕又以疾告，使提刑有累月不决之讼，亦本司之耻。人案并押下罗司理，照已行的监督分割，申报，五日。余德裕系干人，本非家人

译长，难道有官府不为我裁决，反而让差役主宰主家的道理吗？请求司理官详细审查前后所判的内容，介意尽早进行分析，呈报。随后根据罗司理了解到的分析关书共八本，前往官府请求印押，责成交付给各人，请求下令。奉判决：令各人领取关书完毕，在厅堂对质确定，这一节呈报。如果刘氏、秋菊母子与田通仕和允已经确定，责令具状入案，然后将田允懃的一份关书一并给付；如果尚未对质确定，应当等到安葬完毕，经过本司请求给付。佥厅随即责成刘氏、秋菊等人与田通仕和允的供状，佥厅官员书写拟呈奉判决执行。仍发牒给军队，更请求按照本司已行的命令，催促建昌县尽快了结安葬事宜，呈报。

译立继、营葬、嫁女应同时进行

建阳

涂子恭去世，没有子嗣，堂兄涂子仁将次子过继给他，这是合乎道义的。亲弟涂拱因三具棺木尚未安葬、侄女尚未出嫁而担忧，也是合乎道义的。既然都说是合乎道义，那么立继的早晚、丧葬与嫁娶的先后，应当并行不悖，却为何自相纷扰呢？莫非是表面上追求道义而内心贪图利益吗？莫非是事情在此而意图在彼吗？风俗浅薄恶劣，实在令人深深叹息，假如涂子恭没有祖业，没有分家的法度，应该没有人会来争问了吧。官府不忍心助长这种纷扰，各自勉励以实践道义的实质。查得涂子仁以其子淮孙过继给兄长涂子恭，昭穆辈分顺当，于律条没有妨碍。只是涂子恭、涂拱两房的产业数目尚未查明，出示告示给族长，由公家检校，取具状纸申报，听任淮孙作为涂子恭的后嗣。仍责令涂拱，即日与侄儿淮孙一同安葬三具棺木，遣嫁侄女，将状纸录入案卷，这样才能并行不悖，以保全兄弟间生死的大义。仍申报提举司。

诸户绝而立继者，官府不应没收其产业充入学校

李文溪

建阳县申报拘没周德田产充入学校一事。佥厅拟议云云。批示县府将屋业拨还给周起宗，以立周德的后嗣，限十日内，取周起宗管理产业的状纸申报。如果阿张再被包揽诉讼的人唆使而有言辞争辩，就应当直接追缉阿张的后夫章师德，根究多年侵吞周德租米多少，按赃物定罪。奉提举台判决，未成年而死的不当立嗣，起初没有这条规定；出嫁的妾将主家的田地献入官府，也没有这种法律。周起宗虽然不是周成的亲生儿子，毕竟从小抱养，况且他有儿子，可以继承周德的绝嗣，官府应当予以宽厚对待。如今没收其产业，于情理安吗？建阳是朱文公居住过的地方，学校是教化产生的地方，诸位朋友平日讲明义利的区别，在取舍上一定不随便，于理不可，即使千钟粮食也视同污秽，十五硕的微小利益，对延续生计有什么补益，却忍心触犯不义吗？这不过是官府贪图美名，有所诱导罢了。在县学门前张贴告示，仰周起宗前来本司，供明应立嗣的人名，以便发给凭证。批示县府即日拨还田地给本人，责令领取管理产业。阿张是出嫁的妾，不应妄将主家田地献入官府，判杖六十，照赦免断。其余照拟议执行。

贪图其田产，自为尊长却想以亲孙为人后

李文溪〔一〕

吴子顺去世，其子吴升又去世，只剩子顺的妻子阿张在，留得随嫁田十余种。晚年疾病与忧患交加，既无丈夫可依靠，又无儿子可依靠，而回到娘家张氏养老，已经令人哀怜了。她活着的时候，没听说有吴氏能哀怜并扶持她的，等到她病重且将死时，却有贪图她些许田产的人了，这是更加令人哀怜的。有个叫吴辰的人，在去年二月提起诉讼，控告张氏的两个侄子盗收田契田苗。前任包知县所判，已经照破了他的奸计。等到张氏去世，吴辰又想以其孙镇老，强行为吴升的后嗣。看他执到的除附文书，寻求所谓族长保明的人，竟是吴子大。子大就是吴辰，镇老是君文的儿子，君文是子大的儿子，哪有自为尊长，而以亲孙为人后的道理，为何不避嫌疑呢。张氏纵然有病，难道二月内刚与吴辰打官司，六月内就以其孙为后嗣，即使是三尺孩童也不可欺骗，这不叫贪图其田产又是什么呢？等到追到吴氏亲房尊长吴君至作证，则说所余田地是张氏的随嫁田，不是吴氏的产业，又说吴君文假作张氏的词状，在权官处陈乞给据。那不义的俗习，竟有如此者。如今张氏、吴升两具棺木，都未安葬，应从吴君至所陈，在张氏随嫁田内，估量所费拨卖，以了结两具棺木的安葬，官府给簿收支。葬毕，在族中从众选立一人承祀，再将剩余田地拨给他，吴君文一家不得干预，这样死者才能瞑目，公论才能允协。吴君文判杖八十，封存案卷，再有词状拆断，其余释放。仍申报提举司。所有权官厅脱给公据，毁抹附案。

〔一〕“李文溪”署名原缺，据明代版本补。

〔二〕既病且死也“既”，据明代版本补。

〔三〕再词拆断“拆”，明代版本作“折”。

嫂子控告其叔，用意在于立继夺产

邓运管拟姚立斋判

瓯宁县寡妇张氏控告叔父范遇争夺立继夺产一事。查看各处断由，得知范通一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熙甫，次子叫子敬即监税，三子叫遇即达甫，四子叫述即善甫。熙甫已娶妻生子，不久，夫妻与儿子都亡故，按理应当为他立继。按法律，立继由族长决定，因为都没有亲人。如果父母在世，应当由父母决定。当熙甫死时，其父母都在世，都没有立继的意思，不是不爱他们的儿子，而是认为微薄的田产，分给在世的三个儿子，则力量均等，立一个孙子为熙甫的后嗣，则一房独分的产业已割去一半了，割去一半，使两个儿子分受，则三个儿子中就有厚薄之分，这是通一的本意。所以宁愿均分给三个儿子，而以熙甫私置的田作为烝尝田，使三房轮收，以供奉祭祀。三房之子都是他的侄子，虽不立嗣，而祭祀不绝。所以绍定二年

译十月，立下砧基簿，簿首写明长子范熙甫已经去世，不愿分割家产，他在世时将妻子的嫁妆购置的田产等，拨出作为祭祀之用。簿尾由通一、母亲陈氏画押，兄弟共同签名，这显然是有父亲的命令在。砧基文书，都已经盖印画押完毕。范熙甫去世已经十五年，而春秋两季的祭祀没有缺漏，是因为所立下的范熙甫十五年祭祀田产还在的缘故。作为三个儿子，遵循父亲的命令，轮流按时祭祀，那么范家的祖先就不会挨饿了。然而范遇这个人，偏偏在父母去世、分家八年之后，兄长之子范敬也去世了，就强迫逼迫弟弟范善甫、侄子范余庆签名画押立下过继文书，让自己的儿子范文孙作为范熙甫的后嗣，这难道是真心挂念兄长没有后嗣吗，不过是想要夺取他的

译一兄一弟的产业已经分开了。提举司判决，送交县里结案上报，说如果立文孙为后，那么已经分开的产业，又要重新分割为四份，一则没有父母的命令，二则难以强迫兄弟顺从，言辞道理非常明白。签厅忽略不看，却说没有父母的命令，现在按照范善甫、范余庆等人的约定，以文孙作为熙甫的后嗣。说烝尝田不给予文孙，恐怕违背父母的美意，那么割削兄弟的财产，给予文孙，难道不伤害父母的本意吗？这在道理上不通，只是被“继绝”的美名所迷惑罢了。现在参考断由，范遇是曾经受过徒刑判决的人，对父母不孝，对姐姐和兄长不敬，又不友爱弟弟，每次拿着刀追赶杀害，拿着棍棒殴打，旁人救助的，甚至被他打断了牙齿。更严重的是，趁着兄长之子范敬去世，闯入他的房间，拖打嫂子，驱散做工的人，不允许入殓，勒索钱财三百贯，米数百石。又逼迫弟弟和侄子，订立这个私约。在嫂子张氏被论处之后，随即勾结县吏，印押除附公据，又经过丞厅改正户帐。这个文约不正当，怎么能照用。况且他的用意非常恶劣，签厅官员应当使用诛心之法。逼迫胁迫而结盟，叫做要盟，要尽数与厘正则可以，却说既然已经落入他的计谋中，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宽容奸邪到这种地步，那么弱者的肉，强者来吃，人类就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了！愚见认为熙甫既然有烝尝田，自然不缺祭祀，如果在产业已经分开之后，突然立一人为后嗣，那么从前父母所立的砧基支书，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必将全部夺取田产分开。八年之久，田产难道没有变化，一兄一弟难道肯低头听从割让财产，来增加文孙的份额，必将扰乱一家，更加增加仇怨，诉讼纷纷，怎么能结束。不仅成全凶人吞并的阴谋，而且对死者没有益处，反而对生者有害。不如各自按照砧基支书管理产业，追回销毁文约公据，或许一家得以安定。

如果一定要立后嗣，那么范遇设计吞并，他的儿子文孙也不应当立。通知县里照应。奉都运检详姚立斋

判决，按照所拟定的执行。要立后嗣，难以触动已经分开的产业，只应当在烝尝田内，在不碍房分中推立。范遇既然如此凶暴，用意吞并，他的儿子却不可立。通知县里照应。

〔一〕而春秋祭祀无缺者以所立范熙十五年烝尝田在故也“年”，原作“五”，据明本改。

〔二〕要尽与厘正则可“尽”，原作为“盟”。

〔三〕以益文孙“益”，原作为“畀”。

父子都去世立孙为后

建仓

绝户命继，有一举而两得的情况，比如父子都去世，没有人继承香火，不必为父亲命继而立孙，那么父亲的香火就在其中了。王圣与有两个儿子，长子王怡，次子王蜀，都不幸早逝。于是立广闻的儿子惠孙作为王怡的后嗣，立广祚的儿子衡孙作为王蜀的后嗣。恰逢不幸王广闻的长子渊道都死了，他的惠孙只能回到亲生父亲家，继承王广闻的产业，而王怡的香火断绝了。虽然惠孙虽然离开，衡孙尚存，这是王蜀有后嗣而王怡无后嗣，王蜀的香火不断绝，那么王圣与的香火也不断绝，只是可惜王怡成为无人祭祀的鬼魂罢了。族长王圣沐经过本司陈情乞求，按照条例选择昭穆相当的人，为王怡命继，道义上当然应该。本司于是下达通判厅指定。不久根据申报的理由，得知惠孙虽然回到亲生父亲家，尚且想要包占王怡的一份绝业，这是王圣沐所以有诉讼的原因。加上王齐翼即王圣与的父亲同儿子王圣与、妻子余氏在世时，曾经在嘉定十三年经过县里陈称，不想立广汉作为王圣与的后嗣广汉即王圣与的堂

侄，于是立堂侄王广闻的儿子惠孙，作为儿子王怡的后嗣。现在惠孙既然已经归宗，只得以本宗内选择一个昭穆相当的人，继承王怡的香火，这个道理非常明白。本司于是下达本县。根据申报，传唤到王家族长王圣泰等人，核查只有王广炳次子渊海，才三岁，称呼王怡是叔辈，此外没有别的可继之人。本司再次下达核查，如果确实如此，就立继完毕，申报，是想更加详细审慎。现在却根据族长评议，已经立渊海继承王怡之外，更想立王广汉作为王圣与的后嗣。究其所以，是说余氏在世时，有这个遗嘱，几乎与先前通判所申报的王齐翼父子并余氏不想立广汉的说法背道而驰。假设真的有遗嘱，就应当经过官府印押，拿出作为凭证，不应当直接等到王怡命继后，才拿出遗嘱搀杂立继，作为族长的又附会，而提出双立的说法，这不过是又生出一个秦，一起破荡王怡的物业，在道理上确实是难以实行。只应当下达本县，听任立渊海作为王怡的后嗣，王怡的香火不断绝，那么王圣与的香火也不断断，所谓一举两得就是如此。奉提举徐户部宫讲台判决执行。

所立的又去世再立亲房的儿子

建仓

查得王广汉所争立的继嗣事，按照本条例来说，王怡不在，只应当在近亲中选择昭穆相当的人，给他继承后嗣。王广汉，是从兄弟，假设他当时已经有两个儿子，那么以近亲来说，固然不应当舍弃他的儿子而

译确立远房宗族的后嗣。只是因为此时王广汉的次子尚未出生，族人认为王怡不能断绝香火，于是共同商议，立王广炳三岁的儿子渊海为嗣。这渊海虽然是远房亲属，但辈分顺序恰当，其他各房都没有儿子，因此都没有人能够争辩。唯独王广汉，一时不忍心将祖先的产业分给别人

译远房亲属，于是经过官府陈述词状，拿出遗嘱，认为王怡的母亲曾立他为嗣子，想要与王渊海共同立嗣，于是成为叔孙。官府认为他的遗嘱不够正当，因此阻止而不允许实行。岂料王渊海被立为嗣子不久，忽然去世。在这个时候，王广汉也已经有了次子，官府立他为王怡的后嗣，族人中谁还能争辩呢？县道官员在勘验契据时有失误，于是又立王奇为王渊海的儿子。凭借一个三岁就夭折的儿子，违反法律、超越次序，为他立嗣，怎么能平息争辩者的言辞呢？王广汉在官府争诉，还没有判决，而所立的王奇，又不在这里，这难道也是造物主不想让王朝散的产业，被外房计较而得到，一定要有所等待然后给予吗？王广汉的儿子王椿，既然是王朝散嫡系的子孙，立为王怡的后嗣，名正言顺，辈分相当，考察本条法律，都没有丝毫可以挑剔的地方。但其中有个人叫王圣沐的，号称族长，掌握着立嗣的权力，专门从事教唆卖弄，前后的词状诉讼，此人必定名列其中，只知道鼓动族人起争端，作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完全不考虑族人败家失业，都是由于这种妄自兴讼造成的。近来王圣沐又经过本司陈述控告，想要再为王渊海立儿子。况且先前给三岁夭折的儿子立孙子，官府在勘验契据时有失误，至今惹得诉讼不止，现在如果重蹈前非，那就是再次落入王圣沐的奸计了。想要贴示县里，依照条令从公以广汉的次子王椿为王怡的后嗣，除去附给的凭据。那王圣沐与王怡、王广汉既然亲属关系疏远，而且为人不公，不应当干预。仍然告示王圣沐，如果再有词状，一定以健讼扰乱烦扰的罪名判决。限定三天具文申报，奉提举徐户部台判，所拟定的很恰当，依从执行。

命继与立继不同

拟笔

命继有正式条令在，官府只知道守法，而宗族亲属则参杂以人情，必须情法两全，然后存亡各得其所。江齐戴没有儿子，论起来辈分相当，那么江渊的儿子名瑞的可以继承他；而宗族亲属的诉讼，则说江渊曾经用儿子继承齐孟了，不能尽到为人后嗣的责任，所以想要用江超的孙子名禧的继承齐戴。现在勘验禧是超的儿子，不是孙子，不是孙子那么辈分就不顺，官府虽然想依从他，也不可能了，没有别的办法，就另择他派。按照江氏宗谱，自仲任以下，分为三支，其中应亿、周彦两派之下，各传五代而止，只有元伟一派传到八代，这样那么只有元伟派下第八代的诸孙，可以继承齐戴罢了。第八代的诸孙不只是江瑞一人可以继承，但是词状诉讼纷纷，已经失去了宗族亲属的心意，官府如果仓促让他继承，恐怕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或者产生后来的诉讼，这是继承者反而成为拖累他的原因。我反复审察处理，一定要使情法两全，但还是担心宗族亲属的议论不能尽公，而支派所画的界限或许有所隐瞒，不能立即凭此定断。私下看见江渊、江齐戴二人，都是集撰侍郎游公的女婿，现在争立的人江瑞，正是侍郎的外孙，当立不当立，可立与不可立，只需向侍郎取正。因为侍郎德高望重，必定能为平息宗族亲属的纷扰诉讼，公心正理，必定能照破宗族亲属的私情，一语可以决断，差不多情法两全，而可以保全宗族亲属的道义，难道不美好吗！贴示本县知县，请亲自到侍郎宅第，禀报上述曲折，仍然与他的族长折衷，定为一说，回申，本府再与从公照条施行。一行人并送县，照已判。

再判

查得江瑞、江禧争继江齐戴的后嗣，昨天府台判决已经详尽。所以贴示县里禀报游侍郎，集合他的宗族亲属，寻求折衷而为一说，是想使情法两全。现在本县缴回侍郎的回札，族长的陈词，他们的说法还没有统一。准台判，察推拟呈，我认为立继、命继都有条令，衡量法律，江禧的继承，辈分不顺，确实不应当立，可以立的是江瑞罢了。然而考察众人的情理，侍郎是江渊、江齐戴的外舅，正对江渊的所作所为不平，而不愿与他争。江刘员是齐戴的亲哥哥，正历数江渊的过错，而不愿立他的儿子，这大概可以看见了。况且东老一位三子，长刘员，次齐孟،次齐戴，先前齐孟死而无后，江渊曾经用一个儿子继承他了，不能尽到为人后嗣的责任，导致被他的母亲王氏所诉。现在齐戴的嗣子不续，江渊又想用儿子继承他，这样那么他位下三房物业，江渊者得到其中两分，这是宗族亲属之所以必争，而词状诉讼之所以纷纷的原因。反复推究，想合情理，想平息诉讼，必须斟酌法律的适中者而施行，这才可以。江瑞的立，应当以命继论，不应当以立继论。检照淳熙指挥内臣僚的奏请，说按照祖宗的法令，立继者是指丈夫去世而妻子在，他的绝嗣那么他的立嗣应当听从妻子，命继者是指夫妻都去世，那么他的命嗣应当只有近亲尊长。立继者与儿子继承父亲分法相同，应当全部拿出他的财产给他。命继者对于诸无在室、归宗诸女，只得到家财三分之一。又准

译户令规定：凡是已经绝嗣的家庭，确立继承绝嗣的子孙，指的是由近亲中的长辈指定继承的人，对于绝嗣家庭的财产，如果只有未出嫁的女儿，就给予全户财产的四分之一，如果还有已出嫁后返回宗族的女儿，给予

译五分之一。只有归宗的女儿，依据户绝法给予外亲，即以其余财产减半给予她们，剩余部分没收归官。只有出嫁的女儿，即以全户财产三分之率为标准，将二分与出嫁的女儿平均分配，剩余一分没收归官。法令昭然，如同日月星辰，这是州县应当奉行的。现在打算依照上述条款帖示县衙，委派官员将江齐戴现有的应干田地、屋业、浮财等物品，公正地检校抄录，分为三份平均分配：将一份命江瑞以继承齐戴后嗣，奉承祭祀，官府再行检校，建立簿册，选择族长主管收支，官府进行稽查考核，等到他成年时给予，江渊不得干预；将一份依照给予诸女的法规，拨为义庄，用来赡养宗族中的孤寡贫困者，仍然选择族长主管收支，官府进行考核；剩余一份没收归官。这样或许能堵塞觊觎的期望，平息争竞的心念，人情、法理两得其平，而诉讼也可以断绝了。我浅陋的意见如此，请判府大卿台判施行。帖示委派建阳县尉公正检校申报，限期十日。察推再次拟议。查得上述事情争诉日久，现在如果委派县尉检校，若有出差，恐怕导致拖延，又惹起诉讼。打算就在府中委派官员一员前去，传唤江宅干人，索取砧基祖簿，召集本族尊长，公正地核对，依照条令检校，直接均分为三份，就在县厅会同所委官员及房长摊开开具清单申报，照限十日。其余浮财什物一并检校平均分配，不要偏私。奉判府台判委派合同。

先立一子，等待将来本宗有昭穆相当的人，双立。

方铁庵

丁□□无子，争立嗣子者共有三项。知县主张族人推举的丁僖孙，固然可以。佥厅仍有怀疑之处，如果□氏果真是其妻，则有夫亡从妻的条令，然而趁□□死日才进入，妇人有无耻到这种地步的吗！□□父妾安安主张其女夫家怀孕的婢女，指为□□遗腹，有嫂子□氏的话，而族人却不以为然。如果邓氏即安安果真生下□□，则有诸户绝人有所生母若祖母同居者，财产并听为主的条令。然而邓氏词称□□为亡男，又自称庶母，而丁一鹗则说只是生了一女的妾，是生母的说法未必确实。帖示县衙再与契勘，着实保明申报，十日□□□□□□□□□□□。看详案卷，参以通判所申报，见得丁□□无嗣，丁僖孙是三从侄，虽然昭穆相当，但年龄二十一岁，已继承父分，已自婚娶，与□□素来有仇隙，入其家，乱其妾。又近亲近一鹗、一夔，庶母、继母所不乐意，如果强行立他，怎能断绝诉讼。荣孙，是异姓，七岁，且遗嘱不真，似难争立。贵奴之子虽是异姓，尚在襁褓，而一鹗、一夔邓氏□□都愿意立他，固然不是由尊长决定。参之人情法意也接近，然而让他独立，恐怕不能断绝丁僖的诉讼。不如照条检校，先立贵奴之子，仍等待丁族子孙的出生者，选择昭穆相当而并立之，而邓氏□不许典卖，庶几□□的产业可保，而欺孤灭寡之徒，可以断绝觊觎的期望了。

治命不可动摇

人境

窃闻事合于权，不必绳之以正；情根乎私，未易文之以公。现在吴崇与吴元宝迭为词首，而为吴坦申诉立继之事，虽说是义举也可以。然而拖照案祖，得见吴镗立为吴坦之子，吴深立为吴坦之孙，皆出于祖父母、父母的治命，由子及孙，代代相承，已见于再世了。一旦再使之动摇不安，可以吗？譬如附橘于柚，续梨以查，幸好脉理坚凝，气势联属，正津津然喜有生意，或者过虑其种性驳杂，天天砍伐它，岂止枝叶受害，而本根且随之仆倒。这正是吴崇今日之举。假设吴崇真有意于爱念骨肉，当伯父吴元宝议立之初，自合从事于几谏，为何不在那时曲尽忠款，及至吴镗兄弟析户之日，又与伯父吴元宝联名知押。现在吴镗立继，已经三十余年，突然兴词诉讼，与刚才知押关书之意，大段矛盾，岂能服众公论也哉！当职颇为之深思熟虑，当吴坦与其父吴元佐议立时，想其环视本宗，无人可立，不得已取其妻家之裔，也是说关于九族之一，庶几亲亲以睦，而相依而生，其较诸绝无瓜葛者，良有间矣。况且人之无子，而至于立继，不过愿其保全家族产业，而使祖宗之享祀不忒罢了。现在契勘吴镗与吴彦基分析吴元佐户口下产钱，每房计一贯四百有零，现在吴彦基仅留四百文有零，而吴镢户口下增至二贯八百有零，勘验至此，果真何

译辜负了你们祖辈父辈在商议确立继承人选时的初衷。那么吴镗的继位，虽然是出于

译对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大体上也不妨碍其正当性。后来又与他参校族谱，吴崇之与吴坦，乃是堂兄弟关系，凭着堂兄弟的亲情，与已故的堂兄商议身后之事，谁能说不可呢？然而起初的诉状想要把自己的儿子吴锜，在吴坦的继承人已经确定之后，再立为嗣子，知县陈宣教窥见了他的私心，也就认为他不公正了。现在又想以众房之子，在吴坦的儿子吴镇之后立为嗣子，这并不算不公，但怎么知道这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愿没有实现，姑且假借公义来掩饰自己，从而再次让曾氏陷入困境呢？因为曾氏对于吴镇，乃是亲生母亲，哪有儿子早逝，母亲忍心让他没有继承人的道理。现在根据曾氏的供词，昨天已经将第三孙吴岩护立继给吴镇，此外不再愿意另立他人。自从她的丈夫吴坦去世以来，每件事都由曾氏处理，那么商议立吴镇为嗣，也必须听从她的意愿，其他人有什么资格干预呢！况且吴镗户下的田产钱财刚刚达到三千，现有孙男三人，孙女一人，都已长大成人，将来婚嫁，也不是小事。即使官府偏袒听从吴崇之的请求，再立一人，如今人情不好，这样和睦之气受损，怎么能保证他家道昌盛呢？私下考虑曾氏年纪已老，所立的孙男吴岩护，官府应当予以除籍附籍，作为善后的计策。不然，日后诉讼再起，吴坦的产业难以保全。回想今日吴崇倡导为绝户立嗣的举动，也不过是美好的谈资罢了，起初对本宗族有什么补益呢！我浅陋的看法如此，仍将吴崇所呈报的家谱，粘连在前面，备文申报使者、府衙，乞请裁夺施行。见到的人各自画押，由家知掌管，听候旨意挥动。

〔一〕绩梨以查“查”，明本作为“杏”。

〔二〕吴崇之与吴坦“与”，原作“祖”，据上图校勘本改正。

后立者不得占有前立者自行置买的田地

查得人家立嗣，固然有出于祖父母、父母治命的，且昭穆辈分相当，法理没有妨碍，即使官府也不容许在其中掺杂丝毫私意。然而有的人沉溺于私爱，就随意改变初心，于是造成两立嗣子，诉讼的缝隙一旦打开，逐渐导致家计破败，官府又怎么能不主持公论，为他们筹划安排呢！现在根据汪庆安与其弟汪尧蓂争论立嗣一事。当职查照前案，得知阿游与丈夫汪球共生五子：汪如旦、汪如珪、汪如璋、汪如松、汪如玉。汪球去世之后，他的长子汪如旦也早逝，妻子阿周奉婆婆阿游之命，以及其夫汪如旦在世的遗嘱，将汪如珪的儿子汪庆安，立为汪如旦的嗣子，文书内，众子都有知押，而幼子汪如玉确实参与了。后来经过官府除籍附籍发给凭证，交给汪庆安收执。总共过了十多年，到嘉定九年，阿游听信幼子汪如玉的话，上状请求将次子汪尧蓂再立为汪如旦的后嗣，因此导致汪庆安有词讼。前任知县陈奉议因为看到阿游不曾出面，前后的诉状都不是亲笔，所立的汪尧蓂必定不是她的本意，于是查照阿周与其婆婆阿游当初的约定，只让汪庆安立继为汪如旦的后嗣，也可以说是公正得当了。那汪如玉不服，却用他九岁儿子汪尧蓂的名字，向使者、府衙反复争论。现在查勘阿游再立汪尧蓂的遗嘱，只说汪庆安患病，恐怕将来不能承奉汪如旦的香火。到嘉定九年三月的诉状，则说汪庆安酗酒赌博，不经营生计。嘉定十年七月内的诉状，又说汪庆安凶狠不肖，咆哮尊长。莫非是汪如玉怨恨他不听从两立嗣子的提议，于是随意生事，来罗织罪名呢？等到追到阿游询问，虽然根据供词，愿意立汪尧蓂，但她年纪已老，心中没有主见，每次出面，汪如玉常跟在后面。又查勘汪如玉名下也生了五子，分家之后，家业只有退步没有进步，想必是居家的时候，朝夕哀鸣其母，而凡是作为母亲的，大多私爱幼子。况且又亲眼看到幼子汪如玉如此累赘，家计又如此艰难，于是听任他策划两立嗣子，而不暇考虑诉讼缝隙是从哪里产生的。然而汪庆安、汪尧蓂都是阿游的亲孙，阿游愿意为亡故的长子汪如旦两立嗣子，官府也只能听从她的说法。只是汪庆安当初立继在汪如旦名下，只有生谷田二十一石，随后向生父汪如珪借钱，赎回汪如旦在世时所典当的生谷田十七石。现在阿游两立的意思，既然坚决不改变，那么汪庆安原本佃种的生谷田二十一石，与汪尧蓂均分管佃。至于自备钱赎回的生谷田十七石，不应当在均分的数额内。这样则大致符合公论，诉讼可以断绝。那汪庆安从此以后，也应当承顺祖母阿游，不得因此随意产生怨恨，违背判决绝不宽恕。现在备文申报使者、府衙，各人由家知掌管，听候旨意挥动。

〔一〕诸子皆有知押“皆”字原本缺失，据明本补入。

〔二〕庆安病患“病患”，明本作为“患病”。

户绝

丈夫去世而有养子不得称为户绝

叶宪

阿甘现在虽然招到了接脚夫，但有三岁以下收养的儿子，并非户绝分明。帖县将所登记没收的物品归还给阿甘母子，牒文提举司照会。随后又根据宁都县申报，具列了原因，奉台判，根据本县当初所申报的，丁昌在世时已经收养了三岁以下的儿子，然而丁昌

译元家并非绝户，只是朱先诬告罢了。林知县既然明明知道，却还用“不除附”的法律来制裁他，那些村民哪里懂得“除附”是什么意思，如今看来林知县也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所谓“除附”，是指人家收养同宗子弟，两户都有人丁，甲户没有儿子，收养乙户的儿子作为儿子，就将乙户儿子的名字从原籍除去，附记在甲户名下，所以称为“除附”。那侯四是贫民，未必有户籍，况且收养异姓三岁以下儿童，法律明确允许，就随养父的姓氏，起初不过问孩子从哪里来，哪里有什么“除附”之事。如果说丁昌收养儿子，应当申报官府附入户籍，这倒是可以的。然而法律也有规定，即使没有办理“除附”，只要官府勘验属实，就依照“除附”的法律处理。林知县也不参照这条规定，便将丁昌当作绝户，没收他的财产，并从丁昌妻儿怀中夺走孩子，以此资助那些诬告揭发、无赖之徒，在情理上实在不妥。前面说阿甘已经招了接脚夫，不应当再为前夫抱养儿子，便想没收她的财产，这就更加不妥了。妇人无处依靠，收养儿子以延续前夫的香火，而自身托付给后夫，这也属于值得怜悯的情况，法律上起初并没有禁止的明文规定。即使这个孩子不应当收养，阿甘既然是招接脚夫，也有权且给予财产的条款，不应当没收。根据户令：寡妇没有子孙，且同居者中没有亲近亲属，招接脚夫的，前夫的田宅经官府登记后，权且给予，计算价值不得超过五千贯，只有当妇人愿意回到后夫家或自身死亡时，才依照绝户法处理。据丁昌的产业，价值不过二百多贯，应当给予阿甘是很明显的。朱先是个无赖，趁人家孩子年幼、家庭危难之际，诬告是绝户。官府也只贪图微小的利益，不顾道义情理，不参照法令，就顺水推舟没收掠夺，几乎到了上下互相征敛的地步。本司的判决，是依据情理和法律，同时在提举司结案。

译此后若再翻案申诉，施行自有先后次序。本县不遵从本司后来的判决，却擅自将提举司原本不当的文移文书混乱地妄自申报，承行人杖责八十。再次批示，责令将丁昌的产业一文钱以上，都按照条令归还给阿甘管领，取回领状照例申报。朱先妄自控告，本应治罪，因遇赦免罪，其已缴纳的买业钱二百一十四贯有余，不知是何依据，官府妄自行交收，告示朱先，直接拿着钞票前去请领。那原本发给的公据，责令本县吏人监押索取解送前来，销毁涂抹附在案卷上，仍然发给断由，附在阿甘收执。行文提举司、本州各自照会。

〔一〕所以谓之除附“以”，根据明本补入。

〔二〕何除附之有“附”，根据明本补入。

〔三〕丁昌的产业所值不过二百余贯“二”，明本作“三”。

〔四〕不遵从本司后断“遵”，明本作“依”。

归宗

儿子跟随母亲改嫁而回归本宗

蔡久轩

提干所拟定的意见，已经探得实情。从前范文正公跟随母亲改嫁到朱家，冒姓朱氏，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哭泣着离开他们，终身不忘朱家的恩情。前贤的作为，光明磊落值得效法。舒常容留后妻傅氏带来的儿子，冒姓舒氏，虽然妨碍法律，然而将近二十年，长幼之间没有怨言，似乎有古人忠厚的风气，当今世上不容易有这样的人。只是薛龙孙等人，在其义父舒常死后，却应当自己回归本宗，而作为傅氏的也应当以义理遣送他们。现在却徘徊不去，难怪舒氏的族人不能容忍。妇人有什么见识，只看见她带来的儿子冒姓命名，已经过了很多年，以为可以分割舒氏的产业，而薛龙孙年长，主持家事，舒氏的亲子反而拱手听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舒希说等人诉讼的起因。舒常的亲子舒思义已经长大成人，看他的状词，知道母亲应当爱护，而说舒希说等人侵扰他的家，也是很有见识的人，正不需要薛龙孙代替他处理家事。责令薛龙孙、龙弟各自回归奉祀薛氏的宗庙，不得再冒姓舒氏，以及干预舒氏的家事。傅氏也应当以公正为心，留意抚养三个儿子，不得再引惹薛龙孙等人。薛氏的两个儿子既然各自回归本姓，那么舒希说、冯景扬的诉讼从此应当平息。如果仍然强词夺理，那就是有意欺骗孤寡，另行议罪。冯景扬作为别人的女婿，不能调和，率领他的妻子控告他的母亲，大多是谋取利益，这难道真是有为舒氏着想的心吗！佥厅所拟定的分为三份的说法，不知法律意旨如何，另行呈报。各人责成遵从状入官完毕，一并释放。随后佥厅官拟定再次呈报，奉台判，只依照摽拨法。

〔一〕提干所拟“干”，明本作“舉”。

出继不肖官勒归宗

翁浩堂

卢公达是侍郎的孙子，不幸没有儿子，于是收养同姓人卢君用的儿子应申为儿子。又不幸不肖，倚仗侍郎的荫庇，在乡邻间生事，背离所养之父，跟随所生之父，犯赃犯盗，蒙本州将应申决脊杖，编管抚州，这还可以继承侍郎的后代，而奉祀他的香火吗？既然不能做侍郎的后代，那么还能称为卢公达的儿子吗？父亲之所以生儿子，是因为他活着能养活自己，死了能安葬自己。现在问卢应申，则称与父亲公达各居异食，这是活着不能养活他了。公达死后，义子陈日宣经过县衙投词，称应申不出钱营葬。活着不能养活，死了又不肯安葬，父子之道本来是这样吗？人伦天理，至此灭绝了！现在根据卢应申、陈日宣各自拿出公达生前的遗嘱，乃是应申未犯罪之前，今年六月、七月的遗嘱及状词互相反复，都是公达临终的乱命，不可凭信。现在只以大义裁断，那么应申既然同所生父亲君用受刑，那么决不可玷辱衣冠，况且活着不养活公达，死了不安葬公达，确实难以为子，引勒卢应申仍旧回归本宗，做君用的儿子。公达的产业簿册，当庭给付房长卢景愈等人，从公选择本宗昭穆相当的人，立为公达的后代，仍然监押检索侍郎诰敕，交给他主掌。应申手中卖过的田业，用过的钱物，一并免予根究。陈日宣自是外姓人，跟随母亲嫁给公达，所有公达户下的物业，日宣不得干预惹词。申报州、提举司照会。

〔一〕为君用之子“之”，根据明本补入。

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房长收养

翁浩堂

父子，是人伦中最大的关系，父亲老了儿子不能侍奉，那么罪责在儿子，儿子年幼父亲不能抚养，那么责任在父亲。刘珵是衡州知郡的孙子，有儿子元老，年幼时不抚养，而卖给乡民郑七，抛弃衣冠而从事田亩，情状也可怜，这还可以推托，说是刘珵一时因为贫困的缘故。不久元老在郑七家不安，逃回本父，刘珵固应回复天理，自己把儿子当儿子了。却又把元老卖给程十乙，那么他的心意何在呢？可以说是败坏人伦，灭绝天理到极点了！现在郑七入词，想要取回元老，在已经离开三年后，这决无复合的道理。元老宦裔，郑七农夫，不是同族同类，其心必异，不应再来识认。刘珵两次将元老卖

译弄，身为儿子却不尽孝道，原本应当审问并处以杖刑，姑且依仗其祖辈的荫庇，只责打小杖二十下。元老出具公文，将其押送至族长刘万二宣教家中，听任其收养。鉴于此子神情面貌奸诈狡猾，加之所习染的品行已经乖张悖谬，恳请刘万二宣教严加管束，以免他沉沦堕落到下流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污点，这也是一件美事。

译女婿不应平分岳家财产

刘后村

按法律规定：父母去世后，儿女分割家产，女儿应得儿子的一半。遗腹之子也是儿子，周丙身后的财产应分为三份，遗腹子得两份，细乙娘得一份，这样分割才符合法律精神。李应龙作为女婿，岳家尚有孤子，他竟不顾法律条文，不怜恤幼孤，擅自将岳父肥沃的田产，与其族人妄加标拨，声称是岳父、岳母的安排，天下哪有女婿平分岳家财产的道理？县尉所引用的张乖崖将财产三分给女婿的旧例，正是体现现行法令中女儿得儿子一半的意思。我委派东尉，索取周丙户下一宗田园的地契以及动产账目，将贫瘠与肥沃、好坏搭配均分为三份，传唤应分之人，在厅堂上抓阄分配。同厅官员先索取李应龙一宗违法的地契，予以销毁并附卷存档。

母亲在世不应将亲生儿子与抱养儿子析产

陈文卿妻吴氏

吴氏先前抱养陈厚为子，后来亲生二子，即陈谦、陈寅。吴氏夫妇若贤良，则在有亲生儿子后，正当对三个儿子调护均一，使三子和睦无间，这才是可行的。吴氏无故自行将家产析为三份，陈文卿死后，吴氏又将未分的家产析出。陈厚自行出卖自己的那份产业，固然不对，但如果吴氏起初没有偏私之意，没有立即分开家产，至今三子同灶吃饭，母亲主持家务，那么陈厚即使想出卖也无从下手。陈谦、陈寅挟制母亲来整治他们的兄长，甚至诬称陈厚殴打母亲，在诉状中声称十月二十九日陈状判执者，这不过是陈谦、陈寅买通官府填印白纸，栽赃添讼罢了。否则，二十九日的状簿上，为何唯独没有吴氏的名字。按法律规定，父母在世，不许分户别财，正是为了均衡贫富，培养孝悌罢了。如今看吴氏母子违法析产给陈厚，是想逼迫他陷入贫困。从前姜氏厌恶庄公，偏爱叔段，东莱吕氏说：爱恶二字，乃是事端起因。如今吴氏的爱恶与此有何不同。幸好如今吴氏母子因陈厚论告诡户之事，稍肯和解，这是我深愿看到的。传唤陈厚，在厅堂上先拜谢其母，陈谦、陈寅随后拜谢其兄，传唤乡司剔除陈厚、陈谦、陈寅三户之外，将其余范从政、陈梦龙、陈氏之子陈堪下黄庚、三姐、陈文卿等五代物业，全部归并到陈文卿一户，由吴氏掌管，同居共灶，于是母子兄弟如初。将来吴氏寿终之后，按条令只将陈文卿一户分给三子，陈厚不得再分陈谦、陈寅两家物业，因为这两家已经析产立户，自行卖尽的缘故。若按法律精神来说，陈谦、陈寅两家也应当归并，但陈厚既然已自行卖掉了所受之产，不想归并，以免遂了陈厚重复分业的罪责，这是委屈公法而顺从人情罢了。仍发给凭证给陈谦、陈寅作为依据。陈厚应当回归家庭，与妻子改过自新以侍奉双亲，笃行友爱以和睦兄弟，从此以后，没有乖争凌犯的习气，以敦厚乡里，这是官府所期望的。仍上报。

检校

检校寡妇幼童财产

吴雨岩

方天禄死而无子，妻子年仅十八便守寡，未必能守节，但只要未改嫁一日，就可以一日继承丈夫的份额，早晨改嫁则晚上义绝。妻子虽可继承丈夫份额，但这并非王思诚所能干预。儿子固然应当立，丈夫死后由妻子做主，方天福之子既然是单丁，也不应立，如果以方天福之子为子，那么天禄的产业就全部归到天福名下，与绝户均分一样了。先责令王思诚不得干预，违令者按不应为杖断。仍将天福押到县里，传唤族长，公正地将相关户下物业均分为二，其中应归天禄名下的，由官府登记造册，仍择本宗昭穆相当者立为方天禄后嗣。妻子在世，本不需检校，但事有经权，十八岁的寡妇，既无固守之志，加上王思诚在一旁垂涎，不检校不行。请本县详加判决处置后，上报。

侵用已检校财产论如擅支朝廷封桩物资法

胡石壁

湖湘百姓，大多好讼，邵阳虽然偏僻简陋，但好讼之风也不少。然而自本官到任以来，每件事都以理开导，以法处断，凡是素来称险健者，大多屈服退听，未曾有再次诉讼者。唯独曾仕珍父子狼戾顽劣，犯义犯刑，恬不知畏。本府尚未结断，他们便上诉至漕司；漕司正在索案，他们又上诉至帅司；帅司正在行下，他们又上诉至宪司。如果他们确实抱屈，也须等候各处官司施行完毕，方可依次陈述，哪有首尾不及两月，便遍经诸司的。何况本府之所处断，未尝敢容一丝私意己见，都是按据条令。又其越狱之罪，已从轻恕，不再穷究，也可说是曲尽宽厚了。而小人略不知罪，恃其能讼，辄敢求胜不已。如果他们在诸司诉讼，说本府断狱不当，尚且说得过去。如今却一

译于是说禁卒害死了他的父亲，又说禁卒害死了他的父亲，竟然不曾想到监狱之中，有官员有小吏，有同牢的人，如果死于非命，众人都在看着，众人都在指着，怎么可以诬陷呢。况且他逃窜之后，他的亲戚邻里有看见他的，有藏匿他的，案卷可以查考而知，其人可以追捕而问，这又怎么可以诬陷呢。而曾元收竟然敢妄说此话，来欺骗蒙蔽宪台，来诬赖州郡。看这一节，那么他平日的罪恶，确实像乡邻所说、侄女所控告的那样了。这件事既然已在宪台，本府应当置之不问。但根据敕令：擅自支用已检校财产者，按擅自支用朝廷封桩钱物法论处，判徒刑二年。又根据律法：伪造官府文书及增减内容的，杖打一百。如今曾元收擅自支用已检校钱六百余贯，银盏二十只，又如涂改朱契六道，他眼里还有法律禁令吗？如果不按条规定罪，那么听闻的人将认为本府也被他挟制，不敢质问，从此奸民都将以此为准则而效仿了。难道可以不用柱后惠文冠弹劾惩治他吗？两件事都揭发，按重罪论处，曾元收决脊杖十五下，那曾士殊分家业，按条规应当将一半给曾二姑。如今佥厅及推官所拟定的，只给三分之一，很不合法。大使司文书中明确说：诉讼虽在已嫁之后，但绝户却在未嫁之前。如此则应当按在室女依子继承父亲

译分法给半，夫复何说。余一半本该没收归官，但我向来不喜欢做这种事，以免让人觉得是为了私利才这么做，暂且听任仕珍、仕亮两位均分，仕殊私房购置的物业，按照户绝的法令全部给曾二姑。限三日内对定，照已判，专人解推吏并原告抱案赴提刑司。

闻通判平生清苦自立，乡里人所共知。现在不幸死在任上，他家只有一个妇人一个孙子，孤苦无依，孤儿寡母，孤影凄然，路过的人看见，尚且不忍心，何况是如同手足的至爱，如同亲生儿子的至情呢！扶持他们，保护他们，以慰藉九泉之下的期望，这实在是天下的大义。现在却庆幸那人死了，窥视归案的物品，急切地唯恐谋夺得不快。况且他家财产一向微薄，所余俸禄，一落入豺虎之口，死者怎么安葬，生者怎么养活？就像现在所失的一箱物品，委派官员查验，起初没有外贼来的踪迹，不是家人谋划，又是谁做的呢？吃糠吃到米，是势所必然，辨别不早，祸患必成燎原之势。见委派察推亲自屈尊召致季知县、王宗教、潘县尉、汤监簿集会其家，点对原检校数目，严格封存。将来准备丧葬开支之外，以其余金钱全部用来买田，养活孤儿幼子，如现在留用的日用婢仆之类，也应当酌情支给，其它在旁蚕食的，一概屏除，不要以姑息为事。一死一生，才见交情，季知县、各位寓公往日情谊之厚，在舆论中显扬，必定能同心协力经营而保全他们。烦察推再转达此意，实在是州府的公祷。切幸介注。

同业则当同财

蔡久轩

只看邻证单状，李春五、春六住大瓦屋，而牛畜多，阿郑、阿郑、牛俚住小茅屋，并无一物，由此便可见大大不均。纵然往年已分家，而牛俚这一份实在未均其利。春五、春六应当念及牛俚是同祖之亲，既然已同业，必当同财。帖县尉同隅官照单状所载，将三家物力除田产外，应系米谷、孳牲之类，并混作三份，内牛俚一份，分明具单入官，责成阿陈收掌抚育。所有契照向李春五兄弟索出，封寄县库，发给凭证，等出幼时给还。各责状申。

鼓诱卑幼取财

黎定夫等六人，利孙某年幼，教他私自将田业，在张上舍、宋通判宅抵押，生钱共一百二十贯足，并非所用。内黎定夫等三名解受孙某钱会，系欺诈取财，按盗窃罪论处。黎定夫赃满三十贯八百，应配本州。夏某赃满一十五贯二百，应徒二年。刘庚四赃五贯五百文，应徒一年半。其余教诱卑幼，非理费用财产，应杖一百，编管邻州。李楶受孙某的寄钱，共官会五百二十贯，据孙某及他母亲阿杨所供，都是李楶留此钱，想为鬻举，因事体稍重，未欲尽情根究。萧子昌只向李楶名下借钱，已还，尚可宽略。孙某有母亲在，而私自以田案抵押，也应按瞒昧条，杖一百。刘顺为牙保，也应同罪。虽犯在赦前，但黎定夫等诈欺得财，牵涉卑幼，以破坏人家财产，残害人家子弟岂容罚不伤其毫毛。案备所供申使府取自施行。萧子章放，余名各知，在听候。

监还塾宾攘取财物

曹颐受恩于张佥判，非一日。现在却趁其夫妇相继去世，孤儿寡母可欺，随行钱物，全部夺取。一死一生，情其可见，况且张佥判之家生计素来窘迫，旅殡未归，未卜归葬之所，累然诸孤，谁其依怙？行道之人，无不凄怆，何况于数十年相与之塾宾呢？士行至此，扫地尽矣！且监还认钱五百九十五贯，衣物九号，交张宅收领。但张佥判夫妇的殡，皆未有所归，自应追还曹颐之钱，责付其家，先行营葬之计。二孤不能任大事之责，非得其本族尊长与夫亲故中畴昔尚义之人，为之主盟，何以克济？王宗教谊气素高，乡曲起敬久矣？闻此当能出力，为之扶持。牒请王宗教亟为图之。

叔父谋吞并幼侄财产

胡石壁

李文孜蕞尔童稚，怙恃俱无，行道之人，所共怜悯。李细二十三为叔父，非特略无矜恤之心，且肆其吞噬之

译这个人竟然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兄长的儿子，霸占了兄长的田产，毁坏了兄长的房屋，侵吞了兄长的衣物、饮食、器具等生活物资，以及鸡、猪、狗、彘等家畜，哪怕是毫发丝粟般的细微之物，也全部据为己有。以至于兄嫂去世时，遗体暴露在外无法安葬，孤苦无依的侄子流亡在外无处可归。他灭绝天理的行为，也太过分了！即使他的儿子确实是兄嫂生前收养的，那么按照法律，被收养的子孙如果败光家产，

译不能侍奉供养，确实有明显的过错，官府审验属实，就听任遣送回去。如今他如此不孝不友爱，他的过错岂止是败坏家产和不侍奉供养而已，官府也应当依据道义判决，将他遣送驱逐回宗族。况且他当初来时，既没有原籍官府申报附籍的凭证，而官府勘验他父子前后的供词，反复不一。又有如主簿所申报的那样，对上欺瞒官府，对下欺压虐待孤儿幼童，他的罪过已无法逃避，却又敢依仗强悍，勾结仇家党羽，在主簿查究时恐吓威胁，在巡检拘捕后劫夺财物，在弓手追捕时抗拒，缴纳租赋、遵守期限约定的百姓，应当是这样的吗？如果不严厉惩处，怎么惩治暴行！根据敕令：凡是身死而有财产者，男女孤儿幼童，厢耆、邻居不申报官府抄没登记的，杖打八十。因此导致侵吞欺骗、隐瞒隐匿的，加重二等。厢邻不申报，尚且如此，何况叔侄呢？因此导致侵吞欺骗，尚且如此，何况吞并呢？又根据敕令：各路州县官员咆哮凌辱轻慢的，杖打一百。凌辱轻慢尚且如此，何况抢夺囚犯呢？又根据律法：凡是斗殴用兵刃砍射人，没有击中的，杖打一百。砍射平民，尚且如此，何况抗拒州县派遣的人呢？合并这些罪行，确实难以从轻减免。但儿子听从父亲的是常理，李少二十一哪里知道听从父亲命令做坏事是不孝。推究情由定罪，李细二十三为重罪，李少二十一为轻罪，李细二十三决脊杖十五下，编管五百里，李少二十一勘杖一百下，押送归回亲生父亲家，仍然枷锁项颈，监押归还所夺去的李文孜财物、契书等。李文孜年纪尚小，如果让他回乡，必定不能在群凶之中自立，而刘宗汉又是外人，也难以责成他托付孤儿的任务，这件事颇费斟酌安排。当职昨天唤李文孜到案前，询问家事，应对大致有条理，虽然说是有人教导他，但也可见他心中并非愚钝不灵，应送交府学，委派一位老成持重的士人朋友，让他随分教导，并照看他的衣服饮食，加倍用心抚养他。他那一户的产业，都由官府检校，每年的租课，府学的钱粮，由官府拘禁专管，以充作束脩服食的费用，有剩余的就附籍收管，等到成年时归还。

〔一〕官与之拘榷“榷”，原作为“确”，根据明本改为“榷”。

女承分

处分孤遗田产

范西堂

对照解汝霖因敌寇入侵，夫妇都死了，全家被俘虏，过了几年，才有幼女七姑、女孙秀娘回归。他的侄子解懃在自家抚养她们，主管生计，可以说能厚待和睦宗族之义，承担抚恤孤儿的职责。余荣祖连年递交状纸，告论户口断绝，说是解懃侵吞入己，请求没收归官。前任政官已大致施行，拘收租课，让他交钱，数额超过千缗。接着七姑、秀娘回归，于是免除执行拘籍，仍然交给解懃主管。而余荣祖至今还没有停止诉讼，当初州府只想拘收花利，后来解懃又想视为自己的产业，处理不当，不能止息诉讼，辗转十年，正好滋生吏员的奸弊。既然有两个女儿，依法应当继承份额，官府拘收钱款，已经犯了错误，责成交给族人，又因为利益，诉讼接连到来，这确实有引起的原因。汝霖家业，每年收取主分租谷大约不下二百石，不算不丰厚，解懃以己任之，既没有收支簿册，又不主持婚姻议定，只立了一个断绝关系的儿子，叫伴哥，来继承汝霖的产业。虽然说是断绝关系的家长，允许命定继承人，异姓非三岁以下，也暂且不论。然而挟持一个幼子，而占据叔父的田产，两个女儿在室，各自没有处分，怎么能免于议论。解汝霖既然没有亲生儿子，应按户口断绝施行。根据法律：凡是已断绝关系的家庭而立断绝关系的子孙，说是近亲尊长命定继承人的。对于断绝关系家庭的财产，如果只有在室诸女，就把全户的四分之一给她们，如果又有归宗诸女，给五分之一。在室并归宗女就把所得四分，按户口断绝法给她们。只有归宗诸女，按户口断绝法给之外，就把其余减半给她们，剩余没收归官。只有出嫁诸女的，就把全户三分作为比率，把二分与出嫁女均分，一分没收归官。如果没有在室、归宗、出嫁诸女，把全户三分给一，并到三千贯止，就及二万贯，增给二千贯。如今解汝霖只有幼女、孙女，都属于在室，按户口断绝法均分，各不在三千贯以上。伴哥继承断绝关系，应给四分之一，其余三分，均与两个在室女为产业。七姑虽然本姓郑，汝霖生前自行收养，与亲生女儿相同。今年二十五岁，未定亲事，倘若再等二十五年后才出嫁，岂没有墓木已拱的感叹！兄长抚养存活，他的心意何在？况且秀娘往年被掳，遗弃在九场，襄阳将官王璋收拾回家，抚养如己子，又过了八年，解懃才因为荣祖的诉讼，无可凭借，前往理取，推究他的本意，取回不过是为了占田的打算罢了。倘若荣祖的诉讼不起，汝霖的产业可据，秀娘必定听任成为襄阳的人，使她正首丘，哪里有空谋划。拖照回文，秀娘原来在王氏之家，系存留为次子媳妇，此意本善。解懃当官责成领回，也说权且暂取回，承认田产，不敢辜负亲盟。如今留

译秀娘在娘家，确实可以作为占有田产的策略，但王氏的亲属约定，却不再顾及。况且当时身处危难，如果不是遇到王璋，早就进入鬼门关了；既然得以生还，怎敢忘记恩义？九泉之下若能复生，揣度祖父的心意，决不会违背。从前王璋愿意做儿媳妇，起初并非贪图丰厚的嫁资，如今秀娘既然继承了女儿的名分，

译正应当借此机会报答恩德。解懃无知，为自己谋划得很周全，却刻薄地对待他人，最终招致诉讼，并非没有缘由。当厅将汝霖的田产按照条令均分，制作三份契约：一份交给伴哥，听从解懃的命令，让他继承断绝的香火；一份交给七姑，召人商议婚嫁；一份交给秀娘，收执作为产业。发牒给县尉丈量，均分为四份上报，以便抽签决定。行文给襄阳，传唤王璋，按照原来的约定，接回女子成婚。绝户之家，自有专门的条令，官府处置，完全依照条令，这不仅能够杜绝诉讼，死者可以安慰舐犊之情，生者可以远离兼并的嫌疑，即使有喜欢诉讼的人，也没有插嘴的余地。自己估量没有愧疚，对于荣祖有什么可畏惧的，在市集张贴告示。如果有人愿意商议婚嫁，听任他们自行递交诉状，务必等待审度，以便施行。又根据所呈报的族谱，解懃也没有后代，仅有一个女儿，年龄超过六十岁，此时已迫近晚年，是生命将尽的时候。孜孜不倦地谋取私利，不知道自我反省，能够欺骗人，却不能欺骗天，能够计较一时，却不能计较日后，实在担心后人看现在，就像现在看过去一样，一并写下以警戒他。汝霖的一份田租，一并封存管理，存留作为两个女儿出嫁的费用，其余的人一并释放。申报州府照会施行。

〔一〕取回成婚“婚”，原作“毕”,据明本改。

遗嘱

假造伪遗嘱以图谋丧事

蔡久轩

范瑜放荡无赖，趁着范大佑神朝奉去世，妄起贪念，既教唆族人，在范朝奉垂死之际，登门图谋丧事，骗去钱、会子，现在又敢仗恃自己破落，自行欺诈赖账。将他关进监狱审讯，理屈词穷，即使没有所谓的遗嘱，也是凭空诬赖，作为骗取钱物的手段罢了。国家大臣去世，尸骨未寒，而不肖的族人已经群起而吞并其财产，这是风俗的大恶，是人情所共同厌恶的，不实行重惩，无法警戒后人。范瑜判处杖刑一百，编管到邻州，所有在范朝奉垂死之际骗去钱物的人，发牒给府第具名上报，以便追究。院司引断施行期间，陆续根据国子进士范涣等人联名札状陈告，以及范承议的札状，请求从轻减免，范瑜原本按照已判的杖刑编管，因为明堂赦恩恰好到来，而范族尊长及小范佑神承义一起请求，姑且从轻，送到州学决竹篦二十下，听任读书三个月，释放。其余按照之前的判决。

〔一〕恃其破落“落”，明本作“”。

女儿应当继承份额

范西堂

郑应辰没有儿子。亲生两个女儿，叫孝纯、孝德，过房一个儿子叫孝先，家里有田三千亩，仓库十座，不能说不丰厚。应辰在世时，两个女儿各遗嘱田一百三十亩，仓库一座给她们，并不过分。应辰死后，养子却想独占，看他所呈报的，无非是刻薄的言论。假使父母没有遗嘱，她们也自然应当得到，如果按照其他郡县均分的惯例处理，两个女儿与养子各应承受一半。现在只给她们田一百三十亩，还固执己见，可以说是不义到了极点，九泉之下如果有知，难道没有遗憾吗？县丞所断，不计算家业的厚薄，分受的多寡，只是比较遗嘱的是非，义利的取舍，却不考虑身为养子，承受田亩三千，而所拨付的不过二百六十，遗嘱的是非何必辩驳呢。两个女儿是她父亲所生，祖业完全不能沾润，而专门托付给过房的人，义利的取舍，选择什么呢。舍弃错误而遵从正确，这是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的吗？假使舍弃利益而遵从道义，这是可以获取，也可以不获取的吗？假使现在孝先的给予，不至于伤害恩惠，两个女儿的获取，不至于伤害廉洁，果断施行，一见即可决定。郑孝先判处杖刑一百，钉锢，按照原遗嘱各拨田一百三十亩，立即管理产业。

〔一〕父母无遗嘱“母”，据明本补

〔二〕今只人与田百三十亩“人”,明本作“令”。

〔三〕不得以沾其润明本无“”字。

众侄争论索要遗嘱钱

范西堂

柳璟兄弟四人，很久以前就分家，各自占有分籍，向来没有诉讼。三个哥哥都死了，有侄子四个，柳璟死的时候，家业独厚，儿子独幼，于是因为四个侄子贫乏，各资助十千，写在纸上，每年作为惯例。现在才五七年，而柳璟的妻子儿女却违背原约，众侄子陈诉，想要取回索要，从其族长索取到批贴，是柳璟亲笔书写，按照干照，接续支付，似乎没有可推辞的。只是探求其本意，实有深意。古人有儿子年幼而女婿强壮，临终之日，托付家业，女婿占据其子的一半，后来违背盟约，有诉讼到官府。先正乖崖认为他善于保护身后的儿子，从而识破其父的智慧，从而反过来，九泉之志，最终得以伸张。柳璟的死，子在襁褓，知道众侄子不可托付孤儿的职责，而以利诱之。看他的遣词，起初念及生事的微薄，而资助钱，最终以孤儿寡妇的无所依托，而致其恳切，且说获得免除侵欺，瞑目无憾。执笔至此，哪里是不得已。这与古人分付家业之事，意思实相同，其所虑，可谓甚远。众侄子不体恤其叔的本意，历年既远，执券索偿，如果果真有。不知道璟的儿子受年日以多，璟的妻子更事日以熟，门户之托

译既然有所倚仗，便用利益来引诱他人，毫不顾忌承诺与责备。应当效仿乖崖的意图来施行，之前的契约全部销毁，从今以后，各自按照所占的份额作为产业，如果有侵吞欺诈的行为，应当进行惩处裁断。

译〔一〕家业独厚，所生之子却年幼。“生子独”，明本作“而子”。

〔二〕如果确实有，“果”，明本作“其”。

别宅子

无证据

范西堂

饶操没有亲生儿子，收养应申作为儿子。倘若饶操确实有庶出的亲生儿子，却不亲自抚养，反而连同母亲一起驱逐，并将母亲嫁给仆人李三，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如今李三的儿子李五，声称其母是怀着孕被逐出，嫁给李三，自己陈述要回归宗族，他凭什么依据这样说呢？依照法律：凡是别宅所生的儿子，其父亲死后如果没有证据的，官府不允许受理。李五出生在李三家，年龄超过二十岁，父亲从未把他当作儿子，他没有任何证据是确定的。李三是饶操的仆人，二十年间，往来饶操家不知多少次，必定严守主仆名分，想当儿子的人果真会这样吗？根据李五的供词，说是生母被逐出，母亲确实驱逐了他，道理上固然有这种情况，只是母亲死后十年，饶操去世后也十年之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饶操为何要一并抛弃驱逐。起初母亲死时不替母亲守丧，如今父亲死了却想分割父亲的产业，这难道可行吗？过了二十年，明明住在李三家，却暗中做饶操的儿子，天下哪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呢？父子之情，是天性，不能勉强结合，纵然是他自己生的，而父亲不承认，也没有可以强求的道理，何况是伪造的呢？从前卫太子回到北阙，由公车向朝廷报告，真假尚不可知，众人正为难如何处理，京兆尹隽不疑便喝令随从官吏逮捕捆绑，说太子得罪先帝，逃亡不立即自杀，如今自己前来投案，是罪人，送入诏狱最终查明是假的。大义所在，是古今不变的真理，国家与家庭虽然不同，其道理却相同，用大义来决断，哪里容得下插嘴。因为李五在族人家里出没，往往有很多支持他的人，如果询问族长，必定有人出来证明实情。饶操过继应申，族人大多不平，趁机找借口，让他得以施展。如果确实推崇笃厚族义，行事公正，在饶操在世时，为何不让他确立正父子之名于一时，杜绝日后的纷争祸患。为何在饶操死后，突然相互扶持，企图最终诉讼，族义淡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郡县所判决的，反复辩驳论证，如同看透肺腑。如今治理政务，不是说知道困难，必须果断执行，等到诉讼平息，家业已经丧失，最终落入族人的奸计。李五审问杖打一百，发配邻州管制。李三本是饶操的地客，押出县界，有诉状判决流放。

〔一〕说是其母怀孕被逐出，“其”，据明本补。

〔二〕他没有任何证据是确定的，“决”，原作“大”，据明本改。

〔三〕趁机找借口，“巇”，明本作“隙”。

义子

背母无状

蔡久轩

详细查看王氏的供词，起初嫁给张显之做妻子，张显之死后，只有儿子张大谦。王氏因为丈夫去世儿子年幼，开始招许文进做接脚夫。许万三，是许文进的义子，被带到王氏家的人。许文进用王氏前夫的财产，经营致富。许万三长大后，王氏又为他娶妻，把全部家产交给他，虽然前夫亲生的儿子已经死了，不再为他立嗣，所以抚养许万三的恩情，可以说很深厚了。今年四月，许文进病重，口头命令许万三写下遗嘱。交代家事，正想杜绝许万三背离母亲的心。许万三却偷走了遗嘱，本来就没有礼貌，而且放纵他的妻子阿戴悖逆傲慢对待婆婆，又把盐钞席卷而去，有这样的道理吗？王氏有诉状，难道是不得已吗，本州委派林都监查究实情，不能端正他们的母子名分，只问他们的财物下落，舍本求末，抛弃道义谈论利益，只知道货利，却不知道母子之间的天性。卑鄙啊！武夫哪里值得懂得这个。尤其奇怪的是，王氏正在本司的法庭上诉，忽然有许文通的人，突然拿着状子出来，拉着王氏上前，像擒拿一个贼的样子，押下去供认对质，才知道许文通，是许万三的生父。所供的状子与所拿的状子，字迹已经出自两手，无缘无故想要干预寡妇家事，一不可；又为出继的儿子入词，率领儿子攻击母亲，二不可。违背公理，介入行私，寡妇在公庭，尚且被他擒拿欺压。那么他在私家可知了，那么他帮助生母的儿子，来悖逆养母，也可知了。我亲眼看见他的无状，心里很厌恶，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养子，天理人伦，何至于此！许文通审问杖打八十，封存案件，如果敢再干预王氏家事，立即拆断，通知州里派人管押。许万三夫妻及财物原本与王氏同居侍奉，如果再咆哮不孝，导致王氏不安居，一定将儿子媳妇一律治以不孝之罪。仍然在门口告示。

〔一〕是许文进的义子，“义”，据明本补。

〔二〕又把盐钞席卷而去，“卷”，明本作“掩”

〔三〕被他擒拿欺压，“欺”，原作“期”，据明本改。

〔四〕立即拆断，“拆”，明本作“折”。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九

户婚门

违法交易

已出嫁母卖其子物业

蔡久轩

本司昨天因为徐氏控告她的儿子不孝，因为事情关乎风化教化，于是追究。如今儿子母亲到官府供认对质，才知道徐氏是陈师言的继妻，原来乞养一个儿子，叫绍

译陈绍祖，又亲生两个儿子，叫绍高、绍先，以及一个女儿叫真娘。陈师言死后，徐氏亲自将丈夫的遗产分成五份，给收养的儿子一份，自己与亲生的两个儿子占据四份，按照律条来说这也是不合理的，难怪绍祖以偏爱为由议论他的母亲，母亲又以不孝的罪名加给儿子，然而徐氏还有可以推脱的理由，因为她还能坚守节操。如今既然不能坚守节操，自己改嫁给了陈嘉谋，那么就不是陈师言的妻子了。不是陈师言的妻子，也就不是绍祖兄弟的母亲了。既然不是那个人的妻子，又不是那个人的母亲，却擅自想要变卖人家的家产，指责儿子不孝，可以吗？在法律上有

译脚夫，大概是因为丈夫去世、儿子年幼，无人主持家务才设立的。如今陈家的三个儿子年龄将近三十，各自都能主持家务，哪里还需要陈嘉谋呢？徐氏在儿子壮年时侍奉陈嘉谋，这是嫁给他，而不是接脚夫，怎么能占据别人的房屋，变卖别人的产业，哪有这种道理呢？那徐氏私自变卖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产业，确实是违法的。刘通判是什么人，竟敢违法进行交易。户籍婚姻案件不属于本司管辖，发文书给州府直接追究，按照条例执行。然而徐氏嫁给陈嘉谋，就成了陈嘉谋的家人，虽然不应当干预陈绍祖家的家务，但陈绍祖兄弟以前本来也是以母亲之礼侍奉她的。现在虽然已经改嫁，也不应该有所欺凌侮辱。暂且免予判决一次，除了责成出具戒励状之外，告示徐氏、陈绍祖直接前往州府听候处理，原案一并下发。

亲生二子“二子”，原作“三子”，根据明本改正。

母亲又以不孝加罪于她的儿子“母”，根据明本补入。

各自能主持家务“主”字原缺，根据明本补入。

徐氏在儿子壮年时侍奉陈嘉谋“子壮”，原作“去”，根据明本改正。

陈嘉谋原作“陈嘉谟”，根据明本改正。

过继子变卖本生家的产业

蔡久轩

所拟定的意见已经非常详尽。余自强过继给余端礼，是在绍定五年经过县府、提刑司除名附籍的，如此张扬，谁不知道呢？李宅购买余自强的田产，印契却在绍定六年正月，这说明余自强在过继一年后，盗卖本生家的田地，李宅明知违法，却公然与之交易。假设余自强没有过继给别人，而是瞒着母亲出卖，尚且应当钱归官府，产业归还主人，何况他是别人家的儿子，却盗卖本生家的产业，违法悖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李安抚宅抵拒监司、州郡以及御史台已经判决毁抹的契约，十五年不肯交出官府，强行收取租苗，蛮横已经太过分了！纵然不监管李宅的租苗归还许氏，哪有监管钱财归还李宅的道理？余自强、夏潭各杖责八十，并监管缴纳租苗钱入官。伪契不仅假冒许氏的花押，而且所写的字画都在朱印之上，又没有年月，完全不像契约的样子，可见作伪的拙劣，毁抹后附在案卷上。产业归还许氏管理耕种。其余按照拟定执行，仍然申报御史台知晓。

作伪的拙劣“作”，明本作“诈”。

卑幼为亲生父亲变卖产业

蔡久轩

这项齐元诉讼产业的事，本州签厅所判决的，本司检法所拟定的，都失之偏颇。天下哪有两位父亲、两本宗谱的道理呢？抚育的恩情固然深厚，但继承的道义尤其重要，作为继承人，不得顾念自己的私亲。假如齐元诉讼取得他父亲的产业是不当的，那么齐元席卷他的产业回到齐公旦的家，也不必做齐司法的儿子，而继绝、检校的条例都可以废除了。这不仅于法律有碍，而且于情理也有碍，使人不知道有父子的大伦常，都从这里开始了。

况且卑幼的产业被尊长盗卖，允许他不以年限来陈诉乞求。齐元在齐公旦死后陈诉乞求，也不能以厘革来论处。只是本司不想侵夺转运司的事权，难以裁断，发给凭证给齐元，让他再自行经过州府陈诉。

正典既子母通知不得谓之违法

典、绝两契都是周道卿亲笔，所谓“母亲卢氏”四个字不同，乃是真书和草书有差异，说不是周道卿的笔迹，那么我不相信。周道卿典契的花押与绝契的花押，确实是不同，但花押或许随时改易，事在出业的人，不干得业人的事。若使得业人伪造，那么正当摹仿使之相似，哪有故意做成两样的道理？卢氏的花押，或印或写，也是这类情况，遇到笔就押，遇到印就印，又有什么拘泥的呢？又典买只凭牙人作证，既然有陈德清证明契约，为何还要支离蔓生强聒？又卢氏初词称倚当（抵押），再词称典当，如果倚当不必批注支书，既然批注支书，就不能称为倚当，这一项卢氏已经自相矛盾。只有绝卖不批注支书，其绝契中已经自相矛盾，而卢氏独凭此漏洞，便说她儿子违法断骨，而自己不知情。所谓违法之事，世上或许有，须至子弟不肖破荡，然后私自典卖不使父母闻知。现在正典系母子通知，而绝卖却独自推诿给她儿子，绝卖已经及一年，初无词说，而她儿子死才一个月，便发出此词，情可见矣。再下发编录司，呈条取见批典不批绝，有无不成交易，以凭施行。

再判：上件事当职前判已了结，只有支书批典不批绝一项可疑，近使、府断詹保、丁斗南宫事内，丁县丞支书批典不批绝，亦不受理，案照例门示卢氏，不得再词。

共帐园业不应典卖

儗笔

查得梁淮元有兄弟三人，兄与弟都死了，只有梁淮在。他的侄子回老、锡老是他兄弟的儿子，都继承父亲的份额。梁氏物业已析分，只留下灵耀寺边的园地一所，就是现在与龚承直所争之地。其支书该载明言：此系众业，暂且退后等待分。那么上件园系共账之业，固不容分析也。分析尚且不可，何况典卖呢！现在梁回老

译盗贼将两分园地卖给了龚承直，只留下梁淮的一分，仅够在里面安葬他的母亲范氏。龚家又在这两分买来的园地内搭建房屋、挖掘开凿，这不仅违背了法律的精神，也让人情上感到不安，梁淮怎能没有话说？本府通判认为：龚家买园子在范氏安葬之前，怎么能说是墓园呢？却不知道上述园地，起初特意保留而不分割，本来是有用意的。如今梁回老等人不顾念他们的叔父，不过问共同的账目，就擅自与龚家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隐瞒欺骗尊长、私下进行利益交换，不知道这在法律上是否没有妨碍？龚承直有园子与梁淮的园子紧紧相邻，难道不知道这园子是三分尚未分割的产业，却引诱梁回老等人立下契约。对于梁回老等人来说是盗卖，对于龚承直来说是盗买，双方都不能说没有罪过。本来应该按照律条，钱款没收归官府，产业归还主人，因为已经经过赦免宽恕，所以不想严格依法执行。昨天通判行文给建阳县，让梁淮准备钱款去赎回，这也已经妥当。接着根据本县承差申报，梁淮没有钱可以赎回。现在根据梁淮陈述，称已经带着钱、会子来到官府，县吏却推托拒绝，不让他交钱取回契约。恐怕县吏接受了龚承直的嘱托，故意拖延。想要贴文给丞厅，监督梁淮向龚家管家当面在官府前将钱两互相交付，限定三天内办理完毕。

译申。如有不服的人，解送到本司执行。奉都运台判决：按照所拟定的意见，贴示丞厅监督钱款与产业两相交付，限三日内完结，如果违反，解送过来。

〔一〕如有不服的人解送到本司执行，“人”，明本作“仍”。

母亲在世，兄弟有分

刘后村

交易田宅，自有正式条例，母亲在世，就应当让她作为契约的首签人，兄弟没有分家，就应当让兄弟共同订立契约，没有母亲在堂，兄弟五人都健在，而一人独自可以典当田地的情况。魏峻的母亲李氏尚在人世，有兄长魏岘、魏峡，弟弟魏峤，如果想要典卖田宅，应当跟随他的母亲订立契约，兄弟五人同时签字画押也可以。魏峻不肖，饮酒赌博，想要得到钱财使用，于是将众人的田产，在丘汝砺处典当钱财。豪民不仁，只知道兼并，却不知道有条令，公然与他交易。危文谟作为牙人，实际上共同谋划促成此事。有诉状到官府，丘汝砺、危文谟不遵循理法，却妄称是魏峻继承的物业，不知道要把他的母亲和兄长置于何地？又说魏峻来到丘汝砺家交易，危文谟带着契约前往李氏家签字画押，只根据他们的供词，便是李氏不曾亲自去交易清楚。魏峻虽然未曾出庭，此事自然可以定断，按照违法交易的条例，钱款没收归官，产业归还主人，契约暂且附在案卷上，等候催追魏峻监督钱款足额之日销毁抹去。丘汝砺、危文谟犯罪在赦令之前，自然应当免罪，但危文谟妄言抵赖，欺罔官府，败坏人家不肖子弟，不能不惩罚，审问杖打六十，仍旧召保。如果魏峻监督钱款不足，按照条例监督牙保人均分承担。张五十契约内没有名字，一并丘汝砺释放。

〔一〕弟弟魏峤，“魏”，据明本补。

重迭

翁浩堂

王益之家的园屋、地基既已典卖给徐克俭，又典卖给舒元琇，考查他们投案的年月，都不出淳佑元年八、九月之间，所谓重迭典卖是明显的了。舒元琇家收得上手契，徐克俭家批得关书，如果论年月，没有多大差别。但徐克俭家却有王益之的父亲王元喜典来的一纸契约，本来也怀疑它不是真的，等到追查到出产人、牙人以及知见人王安然的供词，确实有来历，王元喜的契约确实是真不是假。那么徐克俭应当得到产业，而舒元琇不应当得到产业了。王益之是重迭出卖产业的人，审问根据他的供词，称欠王规酒米钱一百贯官会钱，被辗转起息，计算利息到三百余贯，逼迫他写下典契。舒元琇这个人，是王规所立的假名。牙人陈思聦的供词也是这样。按照法律：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折算价钱的，产业归还主人，钱款不追。如此，那么舒元琇交关确实是违法，上述屋业应当归还原典主徐克俭管佃。又法律：凡是把自己的田宅重迭典卖的，杖打一百，牙保知情与同罪。王益之重典，陈思聦知情，都应当按照条例审问杖打一百。徐克俭的干照给还，舒元琇的干照毁抹附案。

〔一〕知见人，明本作“知见人”。

产业未分而私立契约盗卖

翁浩堂

方文亮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彦德，次子彦诚，是前妻黄氏所生，幼子云老，是妾李氏所生。彦诚已经死了，有儿子仲乙，云老年仅两岁，家业全由长子彦德掌管。昨天根据彦德入状，控告儿子仲乙无理赌博，盗卖田产。等到追查到仲乙，详细查看他的供状，并考查族长所画的宗族谱系，才知道仲乙不是彦德的儿子，确实是他的侄子。根据彦德所说，曾经抱养仲乙为子。以侄子为儿子，在情理上虽然顺当，但彦德已经自立了一个儿子，名叫仲二，仲乙的生父彦诚又没有其他儿子，难道应当无故变乱宗族谱系，断绝彦诚的继嗣。这都是彦德起意并吞，贪图全部产业，指侄为儿，名不正，言不顺，这是仲乙所以不服，无理破荡的原因。胡元十、祝万五之类的人乘间贪谋，引诱仲乙赌博，输钱到七百余贯，私下订立田契及生钱文约，现在已经索取到白契三纸在官府，查验是仲乙等人签字画押分明，仲乙固然不容无罪，也是伯父彦德有以激怒他。查验方文亮服丧尚未满，云老所生的李氏尚在人世：都应当按照淳佑七年敕令所看详到平江府陈师仁的分法，拨田给李氏赡养，其余田产物业，作三分均分，各自立户，这样下合人情，上合法意，可以永远没有争竞。所有仲乙违法典过的三纸契约，如果仲乙确实是彦德的亲子，没有继承分业，就应当用钱不追，产业归还主人。现在仲乙乃是彦诚的儿子，自有应得的分业，如果违法典卖，导致尊长发觉，而又不追钱得业，那么卑幼的不肖者什么不可以做，似乎反而成为不义的鼓励。方仲乙按照条例审问杖打一百，追钱没收归官，未到的人以及方仲乙的生钱文约，牒巡、尉司限三日追索。

〔一〕给李氏赡养，“膳”，明本作“赡”。

〔二〕巡尉司，明本作“廵检司”。

鼓动引诱寡妇盗卖夫家产业

翁浩堂

徐二初娶阿蔡为妻，亲生一女六五娘。再娶阿冯，没有儿子。阿冯有带来

译前夫陈十三的儿子，名叫陈百四。徐二适宜立嗣却没有立嗣，是因为阿冯母子把持家权，不容许立嗣。徐二对此深思熟虑，担心自己死后，家业被异姓人侵夺，于是在淳佑二年亲手写下遗嘱，将房屋、园池等财产给付亲妹妹和女儿，并且约定将来供养阿冯以及办理后事。徐二虽然为家业考虑，也没有不为阿冯考虑，他的遗嘱可以说周全详尽，阿冯可以生死无憾了。然而徐二死后尸骨未寒，同乡陈元七用心不仁，欺负阿冯寡妇处境而贪婪图谋，指使陈小三做中间人，诱骗阿冯立契，盗卖徐二的家业。法律规定：凡是财产没有继承人的，愿意遗嘱给内外缌麻以上亲属的，允许自行陈述，官府给予官方凭证。又法律规定：凡是寡妇没有子孙，擅自典当买卖田宅的，杖打一百，产业归还主人，钱主、牙保知情者与同罪。如今徐二的家业已经遗嘱给妹妹百二娘和女儿六五娘，并且经过官府投印，可以说是合法。

译而陈元七辄引诱阿冯盗卖，如果仅以擅自典卖的法律规定来定罪，尚且应当审问罪行、追回产业，何况这又是盗卖呢？陈元七、陈小三、阿冯三人，各审问杖打一百，其中阿冯因年老免予执行杖刑，监禁并追缴钱款。家产追回，归还给徐百二娘、六五娘共同管理耕种，另外发给断由（官府文书），作为凭证。仍责令百二娘按照遗嘱供养阿冯终身，不得背弃。所有伪造的契约，等府判厅送达之日予以销毁。

寡妇阿宋有三个儿子，长子宗显，次子宗球，三子宗辉。户下的产业除了均分三份外，特意留下门前的池塘、东丘的谷园，又有一口池塘，作为阿宋养老之用。嘉定十六年，黄宗球拿出一份契约，从东丘谷田的三份中抽出一分，典当给黄宗智，索取到干照（凭证），有母亲阿宋及牙人签字画押，这项确实是正当交易，但有两份宗显、宗辉未曾出卖。根据阿宋最初的陈述，认为是黄隅官宗智强占其产业。黄宗智的供状，则声称已经全部买下。等到索取出嘉熙元年的一份契约，只有黄宗辉、黄宗显的签字，既没有牙人，也没有母亲阿宋的签字画押。用黄宗显的字迹来考对供状，已完全不同。又据阿宋称，黄宗辉是乙未年去世的，现在这份契约是在黄宗辉死后才立的。兄弟签字不同，又不取得母亲签字画押及牙人作证，弊病百出，无法遮掩。这都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负阿宋这一房孤寡，因为得到了黄宗球的一份产业，于是假立弊契，想要包占三份。如果阿宋不能扶病极力陈述，官府不彻底查明根源，那么这块田地就会落入黄宗智之手，让孤儿寡妇坐受压抑委屈，岂不可怜。黄宗智立伪契强占田地，审问杖打一百，真契归还，伪契销毁附案。仍发给凭证给阿宋作为依据。

黄明之、李日益所争的破塘下东山边的田地，都出自吴家。索取出黄明之的契约，是从吴友暹那里得到的产业，详细记载田地大小十八块，典钱三十贯，是今年四月投印的。索取到李日益的契约，是从吴梦龄那里得到的产业，详细记载田地大小十一块，典钱七十二贯，有缴捧上手徐都巡的契约。吴友暹是父亲，吴梦龄是儿子，按理说，父亲卖断给儿子，黄明之的交易是正当的，李日益的交易是不正当的。然而用契约来考对，用供状来参验，那么吴友暹的两份契约颇有可疑之处。契约内十八块田，出租谷十五石，为何只典钱三十贯？既然是吴友暹全部契约出典，为何徐都巡的上手契约却是李日益得到的？又吴友暹别纸的花字也完全不同，两家契约的立契人都已去世，推测黄明之是在吴友暹死后，博换契约。而做这件事吗？不然，为何又加典一份契约，投印竟在今年四月，两家有诉讼之后呢。两份契约的牙人各为其主，不肯如实供吐。幸好吴友暹的义女吴四娘供称上述十八块田，在吴友暹端平元年去世后，吴梦龄将土名西边破塘下的十一块田典当给李日益，总计价钱七十二贯文足外，另有两块，现在按照吴子达所供，是本人承关分到一块，已卖给沈亿六秀，又转给徐宗五秀，现在管理耕种完毕，另一块是吴友暹在绍定六年断根卖给吴氏，由其夫金百二秀管理耕种。以此考对，那么十八块田的数量各有着落。现在黄明之却写立已死人的契约，全部包括十八块田，是想包并三家产业为一。况且今年加典一份契约，投印方新，尤其不可信，其虚伪也难以掩盖了。上述交易的立契人已去世，契约难以查明，只得根据供证，斟酌人情，作此结案，发给榜文到地头晓示，责令各自按照判决耕种产业，不得妄有侵占。所有黄明之伪造的罪行，事在赦令之前，暂且免于科罪。

观黄贡士的所作所为，使人羞愧无地。士人戴圆帽穿方鞋，学习古之道问，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百姓，是因为存有仁义罢了。借出砧基，伪造田契，移换粘缀，让人无法辨别，是不仁。勾结党羽谋划，私自定价，在府宅交易，让人无法夺取，是不义。对族子如此，是对亲近的人刻薄了。黄俊德不敢直指其叔，暂且以黄延盗卖为词，而听任黄延自己纠举其叔。如果交给官府，所犯的罪当不以

译关于荫籍的论断。官府不希望因为侄子而连累叔父获罪，黄桂子免除罪责；黄延不应书写契约及立批领交钱，判处杖刑八十下；陈秀不应作为牙保押契，判处小杖十五下。案件将黄俊德携带出的契约后批领，在公堂上毁抹后附于案卷，并将砧基簿批凿完毕，归还黄俊德管理产业，其余人员释放。

译关于取赎亲邻之法

胡石壁

查得各地百姓大多不了解亲邻取赎的法律，往往认为亲就是亲，邻就是邻。坚持“亲”这一说法的人，凡是同关典卖的产业，不问有没有邻居，都想取赎；坚持“邻”这一说法的人，凡是东南西北的邻居，不问有没有亲戚，也想取赎。殊不知法律上所说的应当询问的亲邻，仅仅是询问本宗有服制关系的亲戚中，那些与产业相邻的人。如果有亲戚而没有邻居，或者有邻居而没有亲戚，都不在询问的范围之内。这在庆元年间重修的田令以及嘉定十三年刑部颁布的条册中，都有明确记载，可以查证。现在谭亨想要取赎堂弟出典的田地，既然是有亲戚而没有邻居，这就与法律相抵触，应当按照佥厅所拟定的意见执行。

只有既有亲戚又有邻居且在三年以内的，才可以取赎

埂头的田地，既然是王子通典买的产业，允许他取赎，本来符合法律。至于南木山的陆地，却是王才库分得的产业。根据法令：凡是典卖田宅，四邻所到之处有本宗缌麻以上亲戚的，用账簿询问；如果有别户田地间隔在中间，以及间隔着自古以来的沟河和众户往来的道路之类的，不算作邻居。又根据法令：凡是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讼说应当询问邻居却没有询问的，不予受理。王才库所分得的陆地，即使确实与王子通同关，也必须与之相邻，没有其他间隔，并且在三年以内，才可以引用亲邻之法。如果有亲戚而没有邻居，以及有亲戚有邻居但在三年以外的，都不可以取赎。现在仅仅因为同关，就想允许他取赎，在法律上却没有这种说法，应当索取凭证进行核对后执行。

〔一〕并其间隔古来沟河及众户往来之类者：“并”，原作“非”，根据明本改为“并”。

妄执亲邻

陈子万家业破败已久，忽然用计取赎了三十年前已卖给陈定僧父亲的田地契约。根据这份契约，这块田地价值官会三百贯，现在从宝庆二年三月开始取赎，到宝庆三年正月，只交付了官会一百二十贯，还有官会一百八十贯只写了虚批，实际上没有一分钱可以偿还。陈定僧既然没有收到钱，陈子万也就没有曾经管理这块产业。现在已经凭借这份契约立了户头，又将这块田地卖给了杨世荣，又拿着这份契约以亲邻为由取赎陈定僧的其他田地。况且陈子万既然能取赎田地，既然能立户头，那么所取赎的田地应当自己保守，现在却是早上取赎晚上就卖掉，早上立户晚上就出让产业，这是为什么呢？大概这块田地既然卖给了杨世荣，那就是杨世荣的产业了，陈子万既然已经没有产业，哪里还有什么邻居呢？〔四〕根据法律：交易款项只有一百二十天的期限。陈子万取赎田地经过了一年，交钱不足，不应当就把别人的田地卖给杨世荣，不应当妄执亲邻。杨世荣不应当谋取产业，出钱资助陈子万取赎田地，又资助陈子万以邻居为由取赎。两名各判杖刑一百，备齐的钱、会本应当没收充公，又恐怕杨世荣当时偶然不知情，钱退还给杨世荣，田地退还给陈定僧，各自责令领取并录入案卷。刘氏所买的田地，是询问陈定僧交易的，陈子万既然没有产业，不知道以什么为亲，以什么为邻，应当归还刘氏管理产业，契约一并归还。所有陈定僧父亲判官契约内的田地，一定有陈偓断卖骨契，陈定僧年幼不能知晓管理，导致被陈子万等人混淆，把卖当作典。然而典业必须有合同契，如果陈偓、陈子万将来要取赎，责令他们拿出合同契，以便对照，各自发给断由。

〔一〕宝庆二年三月取赎：“取”，明本作“收”。

〔二〕陈子万亦末当管业：“当”，明本作“尝”。

〔三〕陈子万既能赎田：明本无“既能赎田”四字。

〔四〕乌有所谓邻哉：“乌”，明本作“焉”。

典买田业应当依照当初交易时的见钱或钱会中半来取赎

胡石壁

李边取赎田地的诉讼，已经持续了九年。县衙所定的判决与漕司所断的判决，都认为李边理亏。我如今将案卷逐一翻阅，发现李边果然非常无赖，在供认吐露之间，说条贯，不仅想昏赖典主，甚至想把持官府。以减落会价为借口，一是说违背圣旨，二是说违背圣旨，使得官府明知他不对，却瑟缩不敢加罪，典主明显遭到他的诬陷，受阻碍而不敢与他争辩。如果不是老奸巨猾，习惯于舞文弄墨，怎么能设谋造计到这种地步！殊不知法意、人情，实际上是一体的，顺从人情而违背法意，不可以；固守法意而违背人情，也不可以。在两者之间权衡，使上不违背法意，下不违背人情，那么通行而没有弊端了。称提楮币，是朝廷的法律，固然说断断乎其不可违背。州县的赋租，商贾的贸易，已经都同见钱一样流转行使，唯独民户典买田宅，解库收执物品，各地官府就与之参酌人情，使得当初交易原本是用见钱的，用见钱取赎；原本是用官会的，用官会取赎；原本是用钱、会中半的，用中半取赎。从京城附近以至于远方，没有不遵守这个的，把它作为成说。

如近日提举司所判颜时升取赎李升田地之类就是这样。现在李边却想用见钱五十贯、官会六十五贯，来取赎唐仲照用见钱一百二十贯典到的产业，怎么不近人情

译这人的情状太过分了！强迫他他不从，于是便诉讼要求减少会子的价格，经过县衙、经过监司，都没有得逞，仍然不知停止，又来经过州衙。这样一个小小的百姓，县令驳斥他他不从，监司驳斥他他也不服，那么他的狡诈也就可想而知了！况且看唐仲照不肯退让产业的缘由，只是坚持“持现钱典当、现钱赎回”的说法，起初并没有想要按当时的市价折算官会，怎么能凭空以“减少百陌”的罪名诬陷他？当初如果确实是钱与会子各占一半，那时旧会子是按七百七十文行使的，现在既然减作二百文省，那么李边也应当以五抵一偿还，除去五十贯现钱之外，还应该归还旧会子四百五十多贯。纵然说赎回的时候，是在朝廷新会子未发行之前、旧会子未减价之日，也不应该用六十五贯官会，来抵充七十贯钱，这即使是三岁孩童，也知道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李边自己反思感到惭愧，无话可说，于是拿出赎回后再次典当的一份契约，说对方隐瞒欺骗年幼者，说兄弟不知情。官府依据文书，难道能被虚妄的言辞所战胜吗？弄虚作假反而更加笨拙，想要掩盖反而更加显露，只怀着求胜的心，全然不顾最终招致灾祸的告诫。如果不严厉惩治，怎么能够遏制奸邪？本府昨天批准漕司下达的命令，监督李边备钱赔偿唐仲照，如果不顺从，就收押审问按律条执行。现在根据签厅所拟定的意见，李边应当审问杖打一百，但他在状纸开头自称“前学生”，意思可能是士人一类，于是想要免除判决。但看李边前后的状词，都是齐东野人那样的荒诞之语，没有丝毫诗书的意味，怎么能附在儒生的行列？况且听取舆论，都说他一贯好讼，罪恶已经积满，如果在这个时候又让他侥幸免罪，那么凡是丑类恶物、喜欢行凶作恶的人，只要稍微认识几个字的，都能以士人自居，而肆意做悖理伤道的事情，官府最终也无法奈何他们了！这是助长恶行的做法，难道是治理政事的方法吗！按照律条杖打一百，押监追缴钱款还给唐仲照，立即退

译契，指秋收时成交的田产契约。

〔一〕“减落百陌之罪”，明代版本作“会价”。

超过二十年，原业主已死的，官府不得受理诉讼。

吴恕斋

审理田产纠纷，无论公事私事，只凭契约凭证。沈邦政控告其祖父沈文道有田八亩，位于仁和县西塘，典当在孙宅，本县不予办理赎回，他向府衙申诉。签厅官员调取案卷核对，查证该田是刘防御在淳熙五年卖给陈保义，陈保义在庆元六年卖给徐四，徐四卖给钱登仕，钱登仕又在嘉定六年连同百余亩田产一起卖给孙宅。缴上来的钱登仕卖契及原买徐四上手的红契，一一清晰明确，更换了四、五个主人，历经五、六年，前后的契约中从未提及这田先前是沈文道的。不知沈邦政为何突然声称这是自己的田？如果说这是祖产，必定有砧基簿或分家文书可查；如果说确实是其祖父典当，必定有合同典契可考，如今这些都没有。他又自供起初不知典价多少，也不知牙保、业主姓名，只拿着一道先前从刘氏子家赎回的典契，称与此田是同一段，因此断定是其祖父沈文道典给外人，未曾取赎，所以申诉。殊不知这田虽然与典当给刘娘子的田同段，但那是干道年间的契约，怎知干道年之后，其祖父、父亲没有将这田卖给外人？假使说是其祖父曾典给他人，为何不在刘防御等人出卖之时，立即办理赎回？如今相隔五十年，自刘防御以后，辗转相授，孙宅已是第五任买主了。若想追根溯源，必须追问刘防御得田、卖田的缘由才行，官府怎能追究五、八十年前的契约之事？大凡为富不仁之徒，典了别人的田产，不肯退还赎回，世上确实有这种事，官府应当听从原业主的主张。但沈邦政既无只字片纸的契约凭证，其说法毫无根据，这必定是有生事者教唆，徒然搅扰。按法律规定：凡是典当田宅的，都立合同契，出典人、业主各执一份。又规定：凡是申诉田宅纠纷，而契约不明，超过二十年，出典人或业主已死的，不得受理。如今沈邦政既无合同典契，又相隔五、六十年，本县的判决已经恰当。命令孙宅按契约管业，如果沈邦政还敢妄言，解送府衙按律施行。

〔一〕“经涉五六年”，据本篇后文，当作“五、六十年”。“揩改契书占据不肯还赎”

典当赎回的法律，如日星般昭明，岂有年限届满，涂改契约文字，执占为业，而不退还赎回的道理。案件送到县衙，将案卷及合同典契核对，将“置”字改为“典”字非常清楚，吴师渊用心不良，知县的判决，司户的拟判，已经极其恰当。如今吴师渊却以叶云甫所典田产没有上手红契为借口。当初嘉熙年间用钱交易之初，不问红契有无，如今在限满退赎之后，反而索要红契，为什么呢？况且既有官府印押，分家文书登载，这田又何必有红契才能证明是自己的产业。吴师渊又说叶云甫所典田产是先典给别人的，如今业主已亡，不应取赎。

查考法令，凡是申诉田地纠纷，而契约不明，超过二十年，出典人业主或业主已死的，不得受理。叶云甫现是出典田主，并非亡故，合同契要并不不明，纵然是叶云甫先典给别人的，也只应听任叶云甫取赎，况且所立合同契内只说“置到”，且是继承分受的产业，又有什么可疑呢？衡量理法，没有一条站得住脚。迁延占据，涂改文书，按这两条罪名论处，吴师渊合按律条勘断，只判杖一百，押回县衙，交领寄库的钱、会退赎。如果能悔过，就免除杖刑，合同文约归还叶云甫管业。案吏乞取财物一节，另行呈报施行。

孤女赎回父亲田产

吴恕斋

俞梁有田九亩三分，开禧二年典给戴士壬，计钱八十七贯。俞梁在绍定二年死亡，并无子孙，仅有女儿俞百六娘，招赘陈应龙为夫，当时，俞氏夫妇也不知道这田是典是卖。到嘉熙二年二月，才经县衙申诉取赎。而戴士壬声称在绍定元年内，俞梁续将上述田产作价四十五贯，已经断卖，坚决不肯退还赎回。辗转五年，在县衙互相申诉，两次经县衙判决，说戴士壬出示的俞梁典卖契字分明，陈应龙夫妇不应取赎。如今陈应龙又经府衙反复申诉不止，准台判决，签厅核对，随即引双方对质盘问，并索要俞梁先前的典卖契字辨验查看。切想官府审理断决典卖田地诉讼，依法应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应当明辨真伪，则没有隐匿之情。只是本县只以契书为凭，而不知契的真伪更应当辨明，所以坚定了戴士壬执留之心，而激起了陈应龙纷纭之争。如今索要戴士壬原典卖俞梁田契，传唤书铺，当堂辨验，典当在开禧年间，卖在绍定年间，俞梁书押，出自两手，笔迹显然，典契是真，卖契是假，三岁孩童也不可欺骗。作伪心思劳苦，手脚都露了出来。又有可证明的，俞百六娘在嘉熙二年二月申诉取赎，而戴士壬却在嘉熙三年十二月才印卖契，又曾经

译在嘉熙三年三月期间，（戴士壬）用钱引诱陈应龙立契断卖四亩田地，因为俞百六娘不答应，而牙保人骆元圭曾经将此事上报官府。如果确实曾断买，契据真实，何必再让陈应龙立断卖契，又为何在俞百六娘申诉一年之后，才将印卖契投入官府呢？这显然是因为俞百六娘申诉要求取赎，（戴士壬）随即伪造契据，以此作为欺骗抵赖的计谋，更加无法掩盖。推究戴士壬的心思，自从得到这块田地，历经多年，大概已认为是自己的财物，一旦退还给业主的女婿，心中不甘，所以使出此计。查得诸妇人随嫁的资财及继承绝户财产，都与丈夫共同作为主人。法律规定：绝户财产全部给予在室诸女，而归宗女减半。现在俞梁死后既没有别的男女子女，仅有俞百六娘一人在家，招陈应龙为夫，此外又没有别的财产，这块田地应当听从俞百六娘夫妇按照典契取赎，这才合乎理法。所有虚假的卖契，应当由官府销毁涂改。但是陈应龙既然想要取赎这块田地，应当念及戴士壬培土施肥的功劳，毕竟年代久远，也有应当参酌人情之处。开禧年间的田价，按现在的标准加倍有所增加；开禧年间的会子价格，与现在相比有所贬损。看陈应龙为人，破落轻浮，哪里真的有钱赎田，必定有一等想要借此获利的徒众资助他，所以兴起了连年的诉讼。判处陈应龙在官府备齐十八界官会八十七贯，还给戴士壬，却给他归还一宗契据作为凭据。俞梁既然没有别的子孙，仰仗延续祭祀的只有俞百六娘而已，赎回这块田地，应当永远存留，充作岁时祭祀之用，在官府立下责状，不许卖给外人。如果陈应龙擅自出卖，允许戴士壬告发，立即拘禁没收入官，这样既可以保存延续绝嗣的美意，又可以杜绝陈应龙贱赎贵卖的私心。

译谋划，士壬愤恨嫉妒之心，也稍微平复了！

〔一〕应当念及士壬培育扶持的功劳。“当”，原作“堂”，根据上图校勘本改正。

典主拖延进入务限

胡石壁

查得孙知县在去年十二月间，判令阿龙等待务限开启之日，赎回所典当给赵端的田地。那赵端自应遵照县衙的指令，及时退田赎契，如今却以正在施工耕种为借口。本官观察各地豪强图谋小民田产，其用心思虑，都是如此。当务限开启之时，便拖延时日，百般推脱，或说寻找契书未果，或说家长外出未归，等到民户有诉讼时，又指使案司人员，申请延长文书期限，逐次推脱，更不出面应官，辗转数月，已进入务限了，致使典当田产的人家最终没有赎回的日子。况且贫民下户，尺地寸土都是汗水血泪换来的，一旦典当卖与他人，其一家老小痛心疾首，不言而喻。日夜男耕女织，一勺粮食不敢用来吃饱，一缕丝线不敢用来做衣，忍饥受寒，一点一滴积累，作为赎回旧业的计划，其情状也很可怜。而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却毫无怜悯之心，设下奸计，以此坐困对方，使那赎田的钱财，耗费在兴讼之时，纵使胜了官司，也没有钱可以交割田产了。因此富人胜了也胜，输了也胜，而穷人输了也输，胜了也输。这就是富人田连阡陌，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的原因。如今赵端困住阿龙，其手段正出于此。阿龙这块田出典给赵端家，四顷田共值

钱九十八贯，历经八年才能备齐赎回的资金，其艰难状况，可以想见。阿龙积得这笔钱在手，只怕不能早日得到田地，而赵端却想等到秋收之后才退田，这意思大概是知道阿龙的钱难聚易散，距离秋收，还有半年之遥。半年之间，倘若他的钱又转而他用，那么即使到了务限开启之日，叫他来赎，他也无计可施了。赵端居心不良，本官看来，已如见其肺肝。况且阿龙是去年春天得到孙知县判凭，今年正月又在县衙陈状，都在未入务限之前。按法律：凡典当买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在务限前赎回，而典主故意拖延占据的，杖责一百。赵端本应照条勘断，且因其年老，封存案件。兼之赵端伪造税领，欺罔官府，其奸狡尤为严重。如今不想一并加罪，暂将两项批领当堂毁抹，勒令即日交钱

退田。

伪造坟墓取赎

拟笔

凡人们诉讼田产，只凭契照来定夺。如今杨迪功与黄秀实因赎田互相争执，索取两家契照，得知上述田地原本系杨迪功父亲杨时可断骨卖与黄琮，黄琮分配给儿子黄桂子。其后黄桂子典当给吴舜举，黄桂子的哥哥黄秀实从吴舜举处赎回。嘉定十年，黄桂子立契断卖哥哥黄秀实，四至内并没有记载杨氏祖墓。端平三年十二月，黄桂子上述田地重叠与杨迪功交易，却称有杨氏祖墓况且黄桂子将田卖与哥哥黄秀实，全无祖墓之说，如今契书与前契相反，为什么呢？当传唤黄桂子引问，据其供称，

受杨迪功指使，一时贪图得财，暂且顺从其请求，所以将杨氏祖墓添入，令书写契字。本官亲自引到地头查验，见田埂上有数块石头聚集在旁，称有墓铭。当问杨迪功时，却说已经多年，土内有石碑可证。他让仆人自掘入一尺多土，见石头一片，长约四五尺，上面凿有几个字。又没有支书记载，土内有石，凭什么知道，这是人情不能不怀疑的。杨迪功又拿出干道年间上手契书，称有墓地，仔细点检，契内无官印，契后应接处虽有官印，稍涉疑似，当传唤书铺辨验，一同称其伪，不肯保明，责罪状入案。假设此契果真杨迪功父亲杨时可卖与黄琮之时，应当说破自己祖墓，不应遗漏，却置之不言，这又是人情不能不怀疑的。况且此田在杨迪功门首，对自己很方便，无计可得，便暗埋石碑，伪造契字，买通黄桂子，多方编造，为今日赎回张本。查验契照，无一可凭，何名取赎。如今索取杨迪功伪契及与黄桂子重叠交易契书申县，见到欲乞当堂毁抹，两争人现在，取台旨。

〔一〕为今日赎回张本“为”，根据明本补。

妄赎同姓亡殁田产

佥厅

前任武冈军黄主簿妻子江氏，论江文辉等人妄赎同姓亡殁江通宝典当过的田产事，准台判，有申

明指令：典当产业契头亡殁经三十年者，不许受理。如今既无合同典契，不候官府裁决，不候黄宅交钱，便强行收取田禾，显见欺孤凌寡。帖县追捕两名，索取砧基簿及原典契解来，词人召保听候。后续建阳县解到江文辉、刘大乙到府，传唤词人干人陈吉，各携带干照、砧基、支书、契照，当庭诘问供对。照

译江氏儿子的父亲江朝宗，在淳熙十五年用现钱一百贯足额，典得江通宝的田地共三段；又在绍兴四年内用现钱一百贯再次典得田地一片，共两段，后来在嘉定五年拨给女儿江氏儿，随嫁黄主簿。从典卖至今已经四十八年，江朝宗和出业人江通宝都已去世，官府不当受理，这是第一点。江文辉供称自己是江通宝的直系子孙，想要赎回江通宝的田地，必定要有合同典契，现在既然没有合同之契，本司难以凭据允许赎回，这是第二点。根据江文辉带来的绍兴二十三年本县印押的江浩砧基簿一扇，共计十张纸。现在核对发现所写典与江朝宗的田段，在第十二张纸内，况且纸样印色不同，字迹浓淡各异，乃是添纸填写，不在收赎之列，这是第三点。又江文辉拿出庆元三年官府印押的江宗闵支书内记载：江浩生两男，长子二十八岁生彦，次子三十岁生宗闵，而没有江通宝之名，却在写三十岁的旁边，添上“名通宝”三字，既然不是江通宝正名的支书，难以辨别亲的子孙，况且江文辉指出该载所典田段，与契约内土名不同，又有添段，也难以证用，这是第四点。虽然根据江文辉带来的其他久年契字及纳税凭由，想要作为旁证，但都经过年深，难以引用，这是第五点。江文辉所供事情，多涉虚妄，违背情理难以赎回。然而江氏所论江文辉收过两冬的苗米，现在文辉只承认归还今年苗米一十二石，想要帖押下

译本县监还。关于江氏之子所控诉的刘大乙资助江文辉谋赎回田产一事，如今传唤双方对质，既然没有确凿证据，似乎难以定罪，打算责令具结后释放。

〔一〕绍兴四年“绍兴”，疑为“绍熙之误。

典主如不愿断骨合还业主收赎

大凡人家购置田宅，固然要合乎法度，也要合乎人心。合乎法度就不会引发争讼，合乎人心子孙才能保全产业。想要购置田宅，一定要给予高价，这是为了丰厚积蓄，使子孙不至于再像这样典卖产业。范鄜的父亲起初以乳名范侁立户，后来却以范庚之名领举得官，初任主簿，最终官至推官，而他的户名始终沿用范侁的旧名，没有更改，所以典卖田地，也使用范侁名字的契约。等到他有官职时，田产往往已经卖光了。范鄜拿出几重凭证，历历可考，范侁在乾道三年至淳熙四年间，将小郭坂的园屋，分三次共计价钱一百九十二贯足，出典给丁逸。丁逸的家人丁叔显等在嘉泰末年、开禧初年，两次共计钱一百八十二贯足，缴付上手转典给丁伯威管业，整整二十年，累积收取的租利不算不厚，难道不知道这是范鄜父亲的产业吗？范鄜贫困窘迫，想要断绝屋骨（买断产权），他们就不肯断骨；想要赎回，他们就不肯归还赎金；想要召人交易，又不肯卖给别人。偶然因为他父亲有两个名字，又有官职称呼，就以此为借口，抵赖应付官府，坐困范鄜，想要白白占据那园屋的产权，这究竟是什么居心呢？况且转典价与原典价已经有十千的亏损，只凭这十千之外，所增加的又能有多少，给他断骨，就可以满足范鄜的愿望了。却反而巧言曲说，持讼官府，丁伯威也可以说是太不仁义了。最关键是范侁的上手契约出自丁元珍之手，范侁的契草出自范鄜之手，就在厅堂上比对字画，原词年月更没有差错。当官唤上识认，丁元珍也张口结舌、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如果丁元珍愿意断骨，应当仰依时价。如果丁元珍不肯断骨，就应当听任范鄜备齐原典钱，向丁伯威赎回。如果范鄜没有钱赎回，仰依条令另召人交易。丁伯威如果敢像以前一样阻挠固守，到官一定依条令施行。凭证各给还。

〔一〕欲白据其园骨“骨”，明本作为“屋”。

坟墓

禁步内如非己业只不得再安坟墓起造成垦种听从其便

胡石壁

详细阅览案卷，知县所判，推官所判，于法意都是似是而非。推官所引用的法律说：凡是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五服以上亲属，其墓田相距百步内的，以帐取问。李细五在黎友宁所买的李二姑陆地，属于墓邻，应当听任李细五执赎，他的说法固然没错。然而法律规定：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讼称应询问邻居而未询问的，不得受理。黎友宁购买，是在嘉熙二年春天，李细五入词诉讼，是在淳祐二年秋天，相隔整整五年，虽然说是邻居，已不在受理期限内。而知县所引用的法律又说：典卖众分田宅私自费用者，准分法追还，令原典卖人还价；即典卖满十年的免追，只偿还其价；超过十年，典卖人死，或已二十年的，各不在论理期限内。若是墓田，虽在限外，听任有分人理认，钱、业各还主人，典卖人已死，价钱不追。于是判令李细五在限外执赎，他的说法尤为卤莽。因为法律中明言典卖众分田宅辄费用者，是指未分的产业，已分则不可言众分了。又说听任有分人理认，是指众分之中有分者，已分则各有所属，众人不再是有分者了。现在此地是李氏祖业，但李二姑的父亲李彦椹在宝庆二年已拨给女儿作为随嫁资，如此则是析产日久，就不是众分之业，李细五怎么能成为有分之人？执法而不详究其意，难怪黎友宁不服退业。但在法理年限方面，以印契日为始。又绍兴十二年二月二都省指挥：庶人墓田，依法划定方一十八步，如果有已置坟墓步数原本不及数的，其禁步内有他人盖屋舍，开垦成田园，种植桑果之类，如不愿卖，任从其便，只是不得在禁地内再安坟墓。敕令所看详，四方各相距一十八步，即东西南北共七十二步。又绍兴十四年十月五尚书省批下敕令所申：婺州申，墓禁内起造房屋，合与不合毁拆？及日后听与不听起砍伐？若是田园，听与不听地主垦种？本所看详虽在禁步内，既然不是自己的产业，惟日后不许安葬外，如不愿卖，任从其便，仍不许在步内取掘填垒。又乾道九年七月十五日指挥，也只令地主不得在墓禁取掘填垒。现在应当索取黎友宁买契，审验投印年月，如果李细五入词在印契三年之内，应当勒令黎友宁交钱退业；如果入词在三年印契之外，应当听任黎友宁仍旧管业，起造

译开垦耕种，并听任他们自行方便，只是不得在禁止通行的范围内再安葬坟墓，以及取土挖掘、填土垒筑。由佥厅、监照等官员遵照执行。

译〔一〕李细五“细”字，原作“四”，根据明代版本改为“细”。

〔二〕即不得在禁步范围内再安葬坟墓，“内”字，根据明代版本补入。

争山及坟禁

翁浩堂

徐克明、郑宗立所争夺的乌塘下山，郑宗立是从郑子轩处买来的，嘉定六年加盖官印立契；徐克明是从郑思文处买来的，嘉定十三年加盖官印立契。郑子轩是父亲，其契约为正契；郑思文是儿子，其契约为非正契。那么郑宗立应当获得产业，徐克明不应当获得产业。如今所争的，不仅仅是产业，因为徐克明、郑八共同的祖母孙二娘，先前已经葬在山中，据称已有四十多年了，今年郑宗立又将其妻子葬在坟旁。经查核，徐克明获得产业虽然在后，但安葬墓地却在先，产业可以剥夺，坟墓不可剥夺，郑宗立虽然可以获得山地，却不可违法侵犯古坟禁地。发牒押解徐克明、郑宗立到芝溪，请巡检亲自前往地头查验，就在孙二娘坟处测量，按照条令保留禁地。如果郑宗立所葬的其他坟墓侵犯了墓禁范围，则应当监督举发并迁移；如果在禁地之外，双方互不相干，则听任保持原状。该山地仍由郑宗立按照契约管理产业，徐克明除墓禁范围外，不得争夺占据。相关凭证分别归还各人。

主佃争墓地

莆阳

吴春控告王生掘土、砍伐树木、填塞祖墓，随后卓清夫控告吴春、吴辉殴打伤害工人、拦阻丧事、打碎墓碑、不让安葬。两方诉状都画有山地图，是非难以分辨。本保勘验后，双方互相控告没有凭据，所以不得不亲自前往定验，然后参照两家的凭证进行裁决。经查，此山总名叫大广，东边有一垄，卓家的祖坟在那里。南山两山环绕，中间是田地，都是卓家的产业。北山的背面，名叫北坑，从陇头进入则是吴家的产业。如今所争之地，却是在大广北山分水岭的南面。卓清夫拿出支书的执状，称吴春的祖先有吴四五、吴念七等人，是本家的佃户，庆元二年恳求本家，因为祖父没有地方安葬，于是将大广坟山右侧的一穴给他们，明确约定不许丈量侵占。吴春所持的则有吴柽的契约一道，用钱二贯足，买得江彦的一片山地，土名叫大广北坑口陇头，并且称山上安葬祖墓五穴，已经五十多年，树木栽种茂盛。我自从到达地头，召集邻保、双方当事人，一同登山究查实情，看见大广北山望南有一穴吴家墓，向东不出十丈，却有一穴古墓，卓清夫所开的新穴，正在古墓的右侧，距离吴家墓大约六丈，旁边下面没有五穴的来历，也没有填塞之处。再三审问，众口一词。吴春又说四邻都被卓家买通，只有切邻魏七七可以作证，带上来一问，结果也是如此。吴春兄弟相顾，羞愧得惊出一身冷汗。唉！世道衰微风俗浅薄，名分颠倒，礼义衰败，仅仅以微小的贫富作为强弱的标准罢了。卓清夫的先世是儒者，佃户请求安葬，割地给他们，这是仁人君子的用心。传了两代之后，子孙衰弱，主佃地位互换，吴春、吴辉不念旧恩，嚣张地像狗一样吠叫主人，得陇望蜀，敢图谋并吞。如果卓氏没有先见之明，没有经过官府执状可以依据，那么等到今天来说，即使有百张嘴，又如何辩白呢！吴春最欺骗蒙蔽人的是，东、西、南、北，是天地不变的位置，吴春在县里画出山地图，竟敢以南为北，以西为东，地头众人作证，胡乱指认，而且有移步换形的说法，用指南针一测，他的欺诈就穷尽了。果真如吴春所供，祖先担任保正，不是卓家的佃户，自己的山地自己安葬，不是卓家的地，安葬果真有五穴，经历五十多年，那么用契约来考察，吴柽与江彦交易，自然是嘉定十六年纳税立契，按法律，典卖年月只凭印契，哪有未到官府、未交产业，就预先在他人山上卜葬的道理？假使私下批凿，年月可以依据，那么从淳熙十年到嘉定十六年，总共经过四十年，藏匿白契，难道是合法的吗？何况江彦所卖的山，明确称是大广北坑口，四至界限，西至卓县尉田，南至牛路及卓尉山，那么如今开穴，自然是在大广北山的南面，牛路分水岭之下，不是卓家的山又是什么？邻保一致说，官府亲眼看见，吴春兄弟岂能只知道今日得到土地，不想到祖先乞怜，才刚得以染指其间，便想席卷而去。只是北山原来有一穴古墓，邻保都说多年无人祭祀，吴家认为是祖墓固然不可，卓氏想认为是叔母陈氏的坟，又凭什么？几年的茅草芦苇，曾不能成为马医夏畦那样的鬼魂，一旦交恶，竟争着要行郭崇韬那样的拜礼，实在可笑。所有大广北山头分水岭以南，以牛路为界，除了卓县尉原来允许吴家安葬的一地外，其余都应当归还卓宅承分子孙管理产业。吴辉、吴春殴打他人、拦阻丧事，不顾名分，改变南北方向，

烦扰迷惑官府，应当各判杖六十，照监原责赔偿钱入官。如果仍然坚持错误、好讼不止，应当按照原约断罪监禁迁移，这才可以作为对小人忘恩负义、冒犯名分、贪婪无厌者的警戒。案件具备定断事理上报，再〔三〕取自县衙斟酌施行，两方当事人及原案发解。

赵知县判

吴春的父亲吴柽买江彦的山，土

译名为大广北坑口垄头，根据界至来考察，东边到陇分水，西边到卓县尉的田地，南边到牛路及卓县尉的山，北边到范家山。这是江彦所立的契约确实如此。等到卓清夫拿出分书，上面所载的黄茅、莨芝山两片土地，土名叫做大广祖业，东边到陇分水、范楚的田地，西边到范万的田地，南边到范万的山及自己的田地，北边到陇分水，界至也各自分明。再将两家的契约对照参考，两家所画的地图，与主簿勘验确定的地图都相同。只是主簿勘验的山图之东，在吴春所画的图中是南，主簿勘验的山图之北，在吴春所画的图中是西，主簿勘验的山图之北，在吴春所的图中是东，由此考察吴春所画的四至全都错乱，况且主簿用地罗来证实，可见事实确凿。吴春、吴辉背信弃义、凶暴不法，主簿已经说得详细了。侵吞田产、殴打他人的罪行，应当予以判决，吴春、吴辉从轻判处杖打六十，其余按照主簿所拟定的意见执行。

译〔一〕吴四五，明本作“吴念五”。

〔二〕岂可徒知今日之得地，“徒”，明本作“但”。

〔三〕具定断事理申更自，“更”字以下，明本缺页。

盗葬

查对吴太师孙媳段氏丈夫在世时，诉讼佃户谢五乙兄弟盗葬本家从徐大夫处买来的洋地及游才卿等地内的风水，始末已经六年，官府虽然已经判决，至今尚未彻底了结。也曾推究他们盗葬的原因，以及不肯迁移的缘故，都是因为段氏丈夫吴思敬寄居在本府城内，所争之地在本县三十二都，相距四百多里，平时照管不到，致使谢五乙兄弟得以遂行盗葬的私欲。等到招来本宅诉讼，他们也不顾主佃的名分，竟敢计谋百出，一定要争占，作为己物。近年吴思敬已经去世，妻子守寡，儿子年幼，谢五乙兄弟更加得以肆无忌惮。现在再索取上述两处的契约及绘制的地图参考，得知上述山地，吴太师宅是在淳熙八年从徐洋处买到，庆元二年从游才卿处买到，契约内详细记载了亩角四至，清清楚楚。谢五乙兄弟所买的姜监镇一亩一角七十三步之地，却夹在吴太师前述山地之间，实在位于他们盗葬阴穴之下，又是开禧二年立的契约，实在在吴太师买来田地的年份之后，而契约内更不声说其地四至与何人相接，那么谢五乙兄弟在当年盗葬之余，随即编造这种模糊的契约，作为强争影占的工具，这是显而易见的。又据段氏差役周庆供称：本主自嘉定五年以来，多次经过州县诉讼，谢五乙兄弟却勾结好讼之人古六十，擅自假写本宅的撤诉状，交给保正荣安申报，已蒙前任陈知县查明实情，将保正荣安杖责六十完毕。那么谢五乙兄弟意在强葬其地，以至于有此奸谋诡计，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况且谢五乙兄弟现在耕种段氏的田地，一主一佃，名分清楚，昨天既然盗葬其地，现在又欺负主母孤寡，一向不肯迁移，导致再次诉讼。官府如果不为他们主持公道，不仅段氏有碍安葬其丈夫，恐怕以后凡有田地离家远的，人都可以强占，那设置官吏还有什么用呢！应当将谢五乙杖责一百，仍发牒给定江寨巡检严限监督迁移。如果再有推托，并追究谢五乙弟弟谢五二同罪，作为恃强霸占山地者的警戒。古六十不该假写撤诉状，昨天陈知县失于收罪，也应当杖责六十，并申报使台，取自台旨。谢五乙、古六十一等在家知管，听候旨挥行下外，谨申报转运使台，伏乞台旨施行。

一视同仁

蔡久轩

岂止姨奶坟不可动，即使是古墓也不可动。国家法律禁止，一视同仁，岂有轻重之分！如果刘自诚已经安葬在那里，只应当照条例监督迁移，官府依法而行，如果要这样委曲劝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诉掘墓

蔡久轩

两状送州，追索人、契，催促审理断结申报。如果确实是掘墓，那么李元亮的罪过固然不轻；如果只是妄诉，那么李景标合该反坐，也不可宽恕。

〔一〕此篇明本错于上一篇之后。

墓木

舍木与僧

蔡久轩

舍弃坟墓禁止砍伐的树木给僧人，是不孝的子孙；诱导他舍弃而砍伐禁木的，是不懂法的僧人。如果果然如县里判决，那么作为尊长可以舍弃墓木，作为侄儿不该诉讼墓木，与法律意图大相径庭了！程端汝杖责一百，僧妙日不应为，杖责六十。帖县照断。

争墓木致死

蔡久轩

决断死刑案件，要看到行凶人起争的原因，所谓原情定罪就是这样。余细三十与儿子余再六、侄子余再三，有祖墓林与买官人胡小七里田地连接。余家墓山，是累世的产业。胡家田地，是近年得到的。墓林茂盛，难免岚气遮蔽田地，处处如此。假使这田地被树木岚气遮蔽，胡小七当日不买也可以。

等到交业之后，佃户洪再十二想要退佃，不过是与干甲通同，想要邀求田主退减苗租而已。胡小七的悍仆胡再五、周先于是具状申闻胡小七，小七随即就状批判，差遣诸悍仆率领群佃百余人，名义上说是自耕，实际上携带刀斧，喧嚷着直接将田畔余家墓木恣意砍伐，几乎把山砍光。余细三十以及儿子侄子听说后，急忙前往守护坟木，这也是人情之常，但不应当携带管刀杖棒上前。等到登上墓山，果然见砍伐狼藉，以及将木植搬回干甲梁兴二之家。危辛乙，只是胡小七的一个佃户，也是随众砍伐的人。一时余再六登山赶捕不获，已经返回，适又遇见危辛一持斧上山，于是成为对头。危辛一先以斧头抵挡，余再六次以管刀抵挡刺击，余再三又以长棒击打，于是导致危辛一被刀伤要害身死。推究起争的原因，都是胡小七将判状交给悍仆，依凭威势，平白砍伐他人墓木

译余再六之所以没有怨恨，是因为爱护坟墓旁的树木。爱护坟墓旁的树木，是为了爱护他的祖先。人谁没有坟墓，这件事的起因，推究实情确实值得怜悯。买官的胡小七案发已有一年半，仍然没有受到惩处，州府虽然已经传唤追捕，却以本人在绍兴辛提干处为由，凭借打通关节的钱财，甚至有了免除追捕的判决，可见其豪强之势。查得余再六所犯的罪行在减刑赦免之前，他的弟弟余再三已在狱中死亡，他的父亲余细三十已改名为余超，此前经刑部特别宽恕性命，判处脊杖二十下，刺字发配二千里外的军州牢城。胡再五、周先倚仗威势，召集众佃户，判处脊杖十三下，编管一千里；方辛四、梁兴二都是协助胡小七作恶的人，判处杖一百，编管邻近州府。县吏周元、州吏徐必选、周思明免除追捕，杖一百，罢免驱逐，并发文给州府照此判决。那买官的胡小七，是个什么东西，竟以威力激起凶祸，发文给州府派人追捕解送来到本司，两次限期未到，定要追捕都

译官吏。那些已经砍伐树木的赃物以及砧基簿，责令归还给其余有份额的人领取，并录入案卷。其余的人释放。

〔一〕“一佃火耳”中的“火”，明本作“人”。

〔二〕“以管刀敌擉”中的“擉”，明本作“触”。

庵僧盗卖坟木

许孜是古代的贤士，他在墓旁种植松树，有鹿侵害他的松苗，许孜哭泣，叹息说：鹿难道不念及我吗！第二天，那鹿死在松下，像是有人杀了它并送来的。野兽犯下过错，幽冥中的鬼神，尚且会申诉它的冤屈并诛杀它；何况是有灵性的人呢，难道法律能容忍吗！师彬背弃根本、忘记道义，连禽兽都不如。众小人一心追求利益，助长他的暴虐，这还可以推托。潘提举说他的祖先，都是名门望族的前辈，对于桑梓之地，必定恭敬对待，如今他的松木高耸入云，旁边兴起临渊的羡慕，斧头接连砍伐，天天不停，乡里的道义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这难道是平时习礼仪之家所应该做的吗！事情到了官府，用法律来警示他，这大概是挽回颓废风俗的一个方面。师彬被判处脊杖十七下，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州军牢城收管。

〔一〕从“矧灵而”三个字以下，宋本缺页，根据明本补入。

卖墓木

查得郑茂与冷彦哲互相争执，最初的诉状只是因为郑文礼兄弟砍伐坟木，卖给冷彦哲。后来冷彦哲的父亲冷浚义供称郑茂赎回田地，还钱没有还清。郑茂再次状告冷彦哲杀牛，犒劳砍木的人。这不过是些枝节蔓生的说法，官府何必深信。我曾经听说民间，确实有贪图利益的家庭，常常乐于以低价典卖别人的物业，又庆幸对方没有钱可以赎回。现在冷浚义昨天所典卖的郑茂田地，既然是正当的交易，怎么会被郑茂假写钱票、会子，脱身取走呢。况且嘉定八年以来，没有再提出理由索取，等到招来郑茂陈述之后，才开始以赎回田地欠钱为理由，那么这种说法确实难以相信。又看到相关法令，禁止宰杀耕牛，无论是告发还是抓捕，都有不可诬蔑的事实。现在郑茂所诉说的冷彦哲杀牛，仅仅凭借口述，原本没有丝毫赃物证据。况且去年正月递交诉状之初，不曾有这种情节，等到招来冷彦哲辩解之后，却再次以杀牛犒劳工人作为理由，那么这种说法果真值得相信吗？至于砍伐墓木，私下买卖，以致兴起诉讼，这件事对风俗教化颇有伤害，官府不得不加以体察。昨天经过使者、府台判决，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他们不孝不仁了。现在根据帖子命令再次审定，根据郑茂的诉状，论及郑文礼兄弟砍卖众祖先坟墓旁的树木，那郑文礼虽然声称是砍伐同户郑舟山内的树木，但既然是亲堂叔侄，我的祖父就是你的祖父，坟墓旁的林木，大概都是不可砍伐的。参照邻里保甲，昨天呈上的山图，也有郑舟墓地一穴，在众祖先坟墓旁边分明可见，郑文礼姑且指着它说是同户的，那么就是不顾及他祖先的墓木，而故意卖掉，他的不孝特别严重！又根据冷彦哲拿出的原本购买郑文礼树木的手写凭证，其中声称自己砍伐，搬运出卖，不涉及买主的事。然而车彦超是双方共同攀扯作证的人，参照车彦超说是在冷彦哲昨天与郑茂争执的时候，一同在他们祖先的坟山上，那么也明知是郑氏的坟木，而故意购买，他的不仁还有谁更严重呢！查验到此，郑文礼擅自卖坟木的罪行，如果确实无法逃脱，那么冷彦哲知情而买木，也应当与他同罪。所有砍下的树木，昨天知县李宣教虽然想要拘禁扣押，但那树木都在，合并申报使者、府台，取自上级旨意施行。

〔一〕本篇篇名及从“岂应被”以上文字，宋本缺页，根据明本补入。

赁屋

租赁别人的房屋而自己建造

胡石壁

李茂森租赁别人的店铺，不等待契约订立，不取得主人的命令，就急忙拆除旧的建造新的，固然不无专断擅行的罪过。但是从去年十月初开工，到今年三月末完工，历时如此之久，蒋邦先难道不知道吗？如果认为不可以，那么应当不等一天就告到官府，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有诉讼？况且当房屋建成后，又有笔帖，让他把建造费用的数目告诉我。由此看来，这一定是之前有约定的言语了，不然的话，李茂森不是非常愚昧无知的人，怎么会贸然花费金钱粮食，为他人做事呢！诉讼的兴起，主要不是为了这个，一定是看到李茂森列举的数目太多，其中必定不能一一都真实，所以兴起诉讼来要挟他，他的意思不过是想要勒令他裁减钱数罢了，并不是真的想要拆除毁掉他的房屋。小人的奸诈状况，有什么难见的，两家既然是亲戚，怎么适宜为了小利而失去大义，压下本厢，唤来邻里从公劝和，务必要双方公平，不得偏袒任何一方。五日。

库本钱

领取库本钱的人既然贫穷，斟酌监督归还

胡石壁

罗友诚分次领取周子遵的钱二百七十贯，开设质库，而且有契约凭证，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因为主人家诉说他欠债，他就声称所领的钱原本不足数，所说的开库，是柜坊，与契约所写的大相矛盾，意在诬赖，不言而喻。但是小人得到钱到手，既然胡乱使用，官府虽然有理由索取，怎么能一一按照约定。幸好周子遵前后已经取去钱二百一十六贯，如果通算本

译仔细盘算，所偿还的仅仅达到利息的一半；如果只以本金来论，所短缺的仅仅五十四贯罢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能够收回本金已经是万幸，哪有空闲再去计较利息呢！委任了不恰当的人，只能承认错误。如果一定要追究到底，就要追查担保人和借款人，岂不是骚扰侵害邻里。公文往来，动不动就是十天半个月，滞留在城市，出入官府，纵然完全如你所愿，也恐怕得不偿失。况且罗友诚如此贫穷，断定是没有办法拿出钱来。现在只能酌情处理。罗友诚判处杖打一百，戴上枷锁押送到县里，监禁并偿还尚未还清的本金五十四贯之外，再监禁并缴纳利息一百贯才足够。如果

译如果一个月不缴纳，押送上级官府依照判决监禁偿还。

〔一〕更监纳息钱一百贯 足明本无此句。

质库利息与私人借贷不同

胡石壁

大凡官厅审理财物纠纷的案件，考察事实虚实，就凭借文书证据；判定是非曲直，就依据法律条文。舍弃这些而凭主观臆断，那就难以做到一言断案了。黄公才起初以一百千钱借给李四二作本钱，而他的儿子李五三、李五七只供认五十千，知县就认为可信。说是当时确实只有五十千，不知拿什么作为凭证，来证明单方供词并非虚妄？这是不凭借文书来考察事实虚实了。李四二领取钱款之初，约定每年缴纳二分利息，以十四年计算，应得利息二百八十贯。根据黄公才供称，曾支取二十七贯，连同本金和利息合计尚存三百五十三贯。这乃是多年累积留在库中的利息，未曾支取拨用，起初并非将财物借出，而将利息滚入本金的情况。知县却引用“积日虽多，不过得一倍”的法规来判决，难道还没有看到淳熙十四年申明的敕令吗？其中说道：如果甲家出一百贯钱，雇佣乙家开设质库经营，所收利息虽然超过本金，但受雇之人是因本金经营所得利息，既然是外来各类人将衣物、金帛抵当之类，其本金尚在，与借贷取利超过本金的情况，事理不同，就不应当与私人借贷一概而论。现在李四二所欠黄公才的钱，正是质库利息。知县却以私人借贷来裁决，这是又不依据法律条文来判定是非曲直了。那么如何平息诉讼呢？佥厅再次传唤双方，从黄公才名下索取李四二领钱的契约，以查验实际欠款多少。如果查明没有其他未尽的情节，就依照法律追缴监禁偿还，何必再追查干证。

〔一〕官厅财物勾加之讼 “厅”，原作“听”，据明本改。

〔二〕回利为本者 “回”，明本作“因”。

〔三〕借贷取利 “贷”，原作“借”，据明本改。

仆人背主赖欠库本钱

起初据罗居汰坐牌申冤，称被主人枷项一个月，讯腿两次，传乡院号令，逼迫致死其妻。当职一看状词，便知道其妻之死并非因此，只是想借此来打动官府听闻，希望施加力量罢了。唯独对于枷讯一事，则不能没有怀疑。因为此地偏僻在一隅，风俗强悍暴戾，豪富之家大多不法，私设牢狱，擅用威刑，习以为常，安然不以为怪。像罗居汰所诉，不可完全认为没有，追逮审问难道可以停止吗！现在双方到庭，一方说有，一方说无，各执片面之词，固然都难以相信。但罗居汰称五月十六日被讯一百下，二十五日又讯三十下，仅仅相隔十几天，当厅查验，毫无伤痕。又在厅前吏卒中唤来一个同时被讯之人，与他对比查看，这则形迹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由此看来，其虚妄已不难发现。等到询问开解始末，自庚子年三月开始，

分次共领过本钱一千一百贯，每年收息一分七厘半。湖湘乡例，成贯三分，成百分四，最少也不低于二分。现在所收仅一分七厘半，那么利润也不算不多，又不可说是为富不仁了。然而区元鼎起初何负于罗居汰，而罗居汰竟敢如此反咬一口呢？如果区元鼎果因富有而虐待贫弱，其罪固然不可宽恕；现在罗居汰既以仆人身份背叛主人，其情实不可容忍。且因时值暑天，从轻勘杖一百，限半月将典本还给主人，未尽利息免予监禁，出外居住。

〔一〕传乡院号令 “院”，据明本补。

〔二〕班班可考 “班班”，明本作“般般”。

争财

欠负人确实无力偿还应免监理

胡石壁

李五三兄弟欠负主人财本，官府固然应当为他们追缴，但其家既一向没有产业，其父因饥荒而投靠黄公才家，恐怕黄公才未必立刻将数百千钱交到他手中。必定是预料他像饥鹰依附人，吃饱了就飞走，所以邀请他假立文约领钱，作为牵制的手段罢了，不然，就不应如此轻率了。现在本府押其兄弟

下县监禁缴纳，已过了几个月，更无一钱偿还，啼饥号寒，死期已近，纵使有欠负，也已无可责偿，何况未必是实情呢！按法律：债务违约不偿。官府代为追缴，罪止杖一百，并不留禁。现在看他们形容憔悴如此，不仅不当留禁，杖责又岂可再施？应免监理，仍各从济贫米中支取米粮一次遣散。

掌主与看库人互争

莆阳

此事拖阅县案，黎润祖状词可疑者二，陈氏儿状词可疑者三，而大可疑者有一。试与言之，黎润祖状称：租赁范雅房屋一所，开小米铺，乙未年下，范雅以米五十硕寄卖，当面约定五十贯足，至次年三月，展算加利，令作一百七十贯手批。论这一节，以五十贯米钱，越数月而算利两倍之余，未委是实。至于令作手批一语，尤为难信，天下之事不合于理，不当于情，又或非心甘意肯，岂肯依从他人使令呢

译如今有一个人，有人让他去赴汤蹈火，他会答应吗？这是第一个可疑之处。他说从后来分批归还完毕，所有上述手写的批条，范雅声称已经去世，随即就没有见到，后来拖延未曾去取。谈论这一节，既然曾经把钱归还给人家，即使没有得到原来的契约，难道不会索取交接凭证作为凭据，反而把它放在不闻不问的境地吗？这是第二个可疑之处。又根据陈氏儿子的供状，说丈夫去小湖探亲，范雅竟然放纵众妾，肆意喝骂，想要殴打杀害。谈论这一节，陈氏儿子既然与范雅的众妾没有冤仇，为何会突然殴打杀害，而且用心如此险恶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必定是有原因的，这是第三个可疑之处。他说范雅的众妾愚昧凶狠，当晚连同姑夫吴孙将首饰、银子、会子、笼子、兵器之类，带到吴孙家回去

译躲避。讨论这一节，陈氏的儿子如果被范雅的众妾辱骂，应当等待丈夫回来，把实情告诉他，可以搬迁就搬迁，为什么要收拾好所有东西，竟然跟随吴孙走了呢？这是第四个可疑之处。有人说范雅的众妾抢劫了箱笼、银两、会子等，全部收回家中，过了一更天，才召集住在屋里的人丘大二以及陈氏儿子的仇人詹十八，勒令封存。讨论这一节，如果真的有抢劫，陈氏的儿子必定呼叫邻里保甲，怎么肯让范雅的众妾自己夺下，自己拿走，自己叫人封存，却没有任何言语惊动四邻呢？白天论时辰，夜晚论更次，说“过了一更”，那么这件事是在夜里发生的。如果陈氏的儿子真的害怕范雅的众妾而躲避，那么应当在白天公然出去，范雅的众妾虽然想要拦截，虽然想要喝骂，人们也不会认为范雅有理。现在陈氏的儿子在夜间搬移笼、袱之类，事情涉及可疑，而范雅反而得以对陈氏有说辞，这是第五个可疑之处。至于最可疑的，又不在于此了。黎润祖的诉状说曾在范雅家教书三年，人情没有这样深熟的，只是因为正月初两家妇女有少许言语不合，因为黎润祖去小湖省亲，于是导致范雅的众妾有喝骂的侮辱，妻子阿陈有搬迁的行动，唉！可笑啊！详细体会人情深熟的意思，品味妇女言语不合的话，那么争执的开端，诉讼的根源，大概开始于此吧？合并这六个可疑之处，又参以当时勘验的意见，怎么能折中决断呢？现在根据范雅拿出的黎润祖手批写道：从端平三年正月日起，再展期计算钱一百六十八贯文足，再加三贯文足。又说黎润祖的诉状称戊子、己丑、辛卯三年，在范雅家教馆，甲午年，租范雅的房屋，开米铺。既然教馆长达三年，人情深熟，理当如此。因为深熟，那么在范雅那里借贷少许钱，作为开店的本钱，黎润祖可以开口，而范雅也不能拒绝。既然借了，范雅又担心他长期借贷不还，于是在端平三年索要契约，黎润祖写下手据作一百七十一贯，其中或许展期加利，虽然不可知，但既然是亲手书写，还有什么可说的？黎润祖不疯不狂，如果说范雅让他这样写，他就依着这样写，我不相信。县牒押下黎润祖、范雅等人，只有陈氏的儿子喧哗不止，似乎不是不能说话的人。现在在查究之日，却不尽情辩白，只是不时用言语撩拨范雅的众妾，那些众妾其余都沉默，中有一个人不明白陈氏耍巧的意思，于是喃喃应和，虽然蛮音不能完全听懂，但神色愤怒，气势豪横，言辞烦杂，也不是善良之人。这是陈氏的儿子挑动他的怒气，想要立刻证明范雅众妾的凶狠罢了。但是陈氏的情状，本官已在押下之日看清楚了。范雅在查究之日，只坚持黎润祖与他关于看库一事，有时厉声与黎润祖争辩，这是范雅想要显示我是主人，你是看库的人，使本官知道有分别存在罢了。但是昔日黎是馆宾，范是主公，宾主交欢，以至于人情深熟，现在虽然借了少许钱未还，不应以看库的人看待他。虽然如此，事情到了争执的地步，哪里还讲究礼节，这也是当仁不让的意思。但是有理不在高声，范雅失算了。又邻居丘大二等人供称，正月十九日夜三更前后，听得邻居范九解宅的工作人王七八吼叫库下有贼声，丘大二等邻居各明火开门，看见有黄笼一对、箱子二只以及布袱一帕，各为一担，放在官街上，当时有王七八，黎六九秀脱落头巾在地上。这样看来黎润祖不在小湖，也不是范雅众妾夺去笼、袱，过了一更而后唤人到拘桩。如果丘大二、王三一像黎润祖所说，是范雅屋的佃户，那就不是实供，那么余太一名不住他的屋，不佃他的田，现在也在邻居保甲之列，也同此供，如果一概以诬证看待，是不可以的。这必定是黎润祖在范雅人情深熟之时，借贷钱物，开张店铺，后来因为有争执，黎想要席卷而去，范雅得知，于是导致拦截，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抢劫，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县牒想要本官拟断具申，现在合当申县，乞请再将两争人押上，当庭勒令黎润祖斟酌少许钱，填还范雅，不必拘泥于原数，也是俗话所说的卖人饶买人的意思。又况范雅的儿子范继既得黎润祖训导，他的模范已经端正了。现在范雅责成黎润祖偿还，又能不求其足，这也是阴德的一种帮助。模范已经端正，阴德相辅，将来范继黄卷策勋，青衫入手，黎润祖的澄源正本，也有功劳。虽然如此，人事尽则天理见，范继又不可以全靠这一项阴德。案备申，仍将所押下的人押回，听候结案，如果二争不服，一律听县衙从条施行。

译“端”字以上，明刻本有“争之言乃”这四个字。

译〔六〕其余都沉默不语。“默默”，明本作“默然”。

〔七〕黎六九秀脱落的头巾掉在地上。“秀”，明本作“乃”。

〔八〕笼仗。“仗”，明本作“袱”。

〔九〕借贷钱物。“借贷”，原作“徣借”，根据明本改正。

〔一○〕于是导致拦截。“致”，原作“知”，根据明本改正。

〔一一〕模范既然确立。“正”，明本作“立”。

婚嫁

将已嫁之女背后再嫁

蔡久轩

胡千三戏弄儿媳，虽然没有发生奸情，但行为举止违背情理太严重了，阿吴确实难以再回到他家。然而这也只是根据阿吴所说如此，并未经过官府审问核实听取。而其父吴庆乙听从其兄吴大三的教唆，竟然将阿吴藏匿起来，背地里将她嫁给外州的人，于是妄图向本司控告，说其女不知下落，假如追查不出，岂不是给胡千三带来更大的灾祸？按照法律衡量，应当反坐治罪，吴庆乙审问后杖打一百，发配邻州管制。如果妄告这一节也是吴大三教唆的，那么吴大三应当跟随杖打并发配管制，而吴庆乙可以免罪。下发文书给县里追捕吴大三彻底查究，解送本司执行。阿吴如果回到胡千三家，固然必然有投水自缢的灾祸，然而背弃丈夫私自改嫁，又怎么可以再回到胡氏家呢。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理，本县责成官方媒人，另行改嫁，所判决的已经恰当，这件事不能姑息迁就。胡千三未经审问核实，难以加罪。如果再有诉讼，责令本县送进监狱审问核实其违背情理的罪行，重新执行，以此作为给那些身为公公却行为荒谬混乱者的警戒。

〔一〕未经官府审问核实听取。明本没有“听”字，疑为衍字。

士人娶妓

蔡久轩

公举的士人，娶官妓，难道不是名教的罪人吗？难道不是士人朋友的耻辱吗？不可！不可！大不可！

薨逝之后不许悔亲

蔡久轩

一尺布帛就能结为亲家，何况双缣这么多呢！在徐侍郎升迁进用之时结为姻亲，在徐侍郎去世之后背弃盟约，按照公议衡量，难道不可以吗？如果说四年不相往来，那么徐侍郎的丧事刚刚发生，又怎么可以催促姻亲呢？下发文书给州里照已行催与结絶，申报。

嫂嫁小叔入状

胡石壁

阿区作为一个妇人，却三次改嫁丈夫，失节已经太严重了！但是李孝德是她的公公，怎么能控制她的命运呢？即使因为他背弃兄长而憎恶他，那么在他改嫁李从龙的时候，就应当声讨他的罪行，向官府陈述，这样那么名分正而言语顺理。现在阿区既然长久地做了李从龙的妻子，那么阿区已经是李从龙的妻子，不再是李孝标的妻子，也就不是李孝德的嫂子了。李从龙死之后，嫁或不嫁，任凭阿区自己选择，可以，李孝德有什么关系呢？

况且阿区嫁给梁肃，主婚的是叔翁李伯侃，送嫁的是族叔李孝绩，起初并不是钻墙洞偷看、翻墙跟随的那种人相比。李孝德又有什么借口来兴讼呢？小人不能守本分，不务正业，专门喜好诉讼，以在乡里称雄，将来破家荡产，丧命伤生，都因为于此。如果不审问判决，怎么平息争端？李孝德杖打一百，其余人都释放。

女已受定而复雇当责还其夫

翁浩堂

这件事当职原本判决未免疏略，因为不曾引用姜一娘的供词责问。现在根据姜一娘所供，康宅曾经将此女转嫁到吴亚二家，得到了钱。现在看见阿吴论取，却假借徐贡元的名义庇护。姜百三卖已经受定之女，固然有罪，他的计谋出于贫困无聊，现在形状累然若此，哪里有钱可监？拖延日久，使人父子、夫妻散离而不能团聚，也是仁人君子所应当动心的。过去荆国王文公捐钱九十万买妾，听说其夫因为运米失舟，卖妻以偿还，急忙呼唤回来，让他们成为夫妇，这难道不是我们同党所应当共同仰慕的。徐贡元正有志于科举，听到这个应当为之动心。引示干人取状，仍然先责成姜一娘还其夫成婚，依法。

妻以夫家贫而仳离

刘后村

丈夫有休妻的道理，妻子没有弃夫的条款。丘教授未中第之前，将妹妹嫁给黄桂，已经生了五个女儿了。一旦丘教授偶然高中高科，门户改变，黄桂不善经营，家道凋零，丘教授竟然夺走妹妹，令写离书。唉！

丘教授寿禄不长久，万里之外客死，难道不是这些事有以累及他的阴德吗？可惜当时有司观望颜情，没有人以义理劝谕丘教授，前任知县不得不任其责了。虽然如此，匹夫不可夺志，黄桂如果真有伉俪之谊，手臂可以断，而离书不可写，现在观看手写离书，却在七年之后翻悔，也已经疏远了。黄桂不曾犯义絶，既然夺其妻，又并其所生女子夺归丘家，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呢？丘贡士宜鉴乃兄覆辙，做一些好事，以助前程。如果黄桂者夫妇可以复合，宜以丘氏还给他。昔人教诏其女说：不要因为贫穷的缘故，侍奉人不谨慎。丘教授读书虽多，这两句话所未讲也。如果夫妇不可复合，也既悯念黄桂贫乏，资助钱物，使他别娶。所生长女元纳刘县尉聘财未审是何人交受元承监两

译交由下属评议裁定。两日。

〔一〕“以”字，明本作“因”。

女方家已经送回定亲的帖子却又反悔

译刘后村

谢迪不肯招认定亲帖子，只引着全行书铺去辨验，看见那帖子是谢迪儿子谢必洪亲笔写的，谢迪起初的供词也说勉强写了回帖。如今却连同回帖一起隐瞒不认，心中为何如此纷乱，前后说法不相照应到这般地步。按法律：女子已许嫁，已投送婚书或有私下约定而擅自悔婚的，杖责六十；又许给别人的，杖责一百；已成婚的，徒刑一年，女子追回归前夫。定亲帖子虽然不是正式婚书，难道不是私下约定吗？律文又说：即使没有许婚的书信，只要受了聘财也算。注解说：聘财没有多少的限制。那么接受一匹绢，难道不是聘财吗？况且定帖里面，开列了嫁妆箱匣的数目，明确写着谢氏女子与刘教授家的宣教议亲，详细清楚，又不是其他草率帖子可比。官府不想用条文法律来约束你们，希望谢迪父子自己再推究详察法律的本意，从长计议，不可等到官府用刑具来处置，后悔就来不及了。双方争执的人都押下评议，明天呈报。

再判：字迹无法掩盖，还说是假帖子，可以吗？娶妻嫁女，不是小事，为何在议亲之初不详细审察？既然回了定帖，却又翻悔，合不合婚，由法律决定不由知县决定，自己再推究详察原判决，从长计议原承状，并劝刘颖母子，既然已经兴讼，即使成婚，有什么面目相见，只宜双方对定而已。今晚没有定论，不免追人寄收。

再判：和解之事，难道没有乡里亲戚可以调护，知县不是和解公事的人，照已判监索缣帖，一天呈报。

再判：定帖分明，条法分明，不再从长评议，又不拿出缣帖，一定要讯问用刑下狱才肯罢休，为什么呢？再今晚。

再判：公事到官府，有理与法，权势有什么关系呢？谢迪广求书札，又托人来恳求，说是倚恃权势也可以。既然回了定帖给人，又自己翻悔，如果依据条法，只得以还亲，再今晚另有施行。

再判：按法律：凡违背先约，与他人为婚，追回归前夫。已嫁尚且追回，何况未嫁呢？刘颖如果没有绝意，谢迪只得践约，不然，争讼没有完结的时候。希望再详察法制，双方从长对定，申报。

再判：照放，各给事由。

〔一〕更自推详元判“推”，原作为“消”，据明本改。

〔二〕明本无“再今晚”三字。

定夺争婚

刘后村

吴重五家贫，妻子死的时候，他偶然不在家，同姓人吴千乙兄弟与他折合，并带着他的小女儿走了。吴重五归来，也庆幸女儿有所归宿，置之不问。不久，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给翁七七做媳妇，吴重五也自己知道了，事情实在发生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吴重五接回女儿到家，到十一月，又嫁给李三九做妻子，导致翁七七经过府县有词。追到吴千二等人供对，却称先来是谋娶得阿吴为妻，自知同姓不便，改为嫁给翁七七的儿子。同姓为亲，抵冒法禁，离婚是可以的，难道应该改嫁，接受财礼。吴千二将阿吴嫁给翁七七的儿子，固然是违法，但后来已经自己知情，又曾受过翁七七官会二贯文钱，难道应该复夺而嫁之？合将阿吴责还给翁七七的儿子。但阿吴既嫁给李三九，已经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的时候或有不测，那么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仅翁七七的家不得安迹，官府也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以此意喻之，也欣然退归，听不愿理取，只乞监还财礼，别行婚娶。阿吴责任还李卅九交领。吴千一、吴干二、吴重五犯在赦前，暂且免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还翁七七。

〔一〕欣然退归“归”，据明本补充。

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者听离

赵惟斋〔一〕

照得陈鉴诉刘有光不肯将义女魏蓉姐还亲事。窃详上件事先经过县断，再经过丞厅看定，都进行劝谕择日还亲，也可以说是曲尽人情。无奈两词未已，各持一说。然而始初议亲之际，陈、刘两家以三世交契论婚，是为既亲且契，至善至美。只缘男家逗留五年，不曾成亲，导致女家有中輙之意，争讼之端，从此开始了。观各人前后所供，甚为明白。宝元年议婚，到绍定二年，男家方有词经县，催促成婚，那么许亲之时至陈诉之日，首尾已经历五载，已违诸定婚无故三年不成婚听离之条。本县与丞厅劝谏还亲，已是舍法意而用人情。然而上件法意正谓无故不成婚者，假如有故者，则不然也。且据陈鉴父亲陈坦绍定二年经县初状，当时状词已称自安吉州庄所回归。继观陈鉴的词，也说其父坦出安吉州避寇身故。以此两事观之，彼则自谓是有故而然矣。殊不知初陈状之时，已出三年之外

译如果退还聘礼而听从离异，起初并非违法。只是背弃盟约的过错首先在于女方家，既然听说女婿陈凯不成器、家道败落，不学无术，母亲疼爱女儿，内心情感迫切，不得不转而另择他人，这实际上与“三年之限”的规定并无妨碍。可惜其母不能通过官府自行陈述改嫁之事，各自归还聘礼，于是招致了陈鉴的诉讼。等到查看刘有光之妻赵氏在绍定三年三月经由赵权县判官出具的执照状上写道：昨日派王褒做媒，商议娶后夫刘贡元所生的女儿刘一姐，陈鉴却凭空捏造诉讼，随意妄称商议娶的女儿，是先嫁魏景宣所生的女儿魏荣姐。看他的意思，是想用刘一姐换魏荣姐，来嫁给陈凯。却不想他先前在县里供称，说是丈夫刘贡士前妻有一个女儿，又在湖北招亲。这样看来，陈凯所商议娶的妻子，果然是魏荣姐，而不是刘一姐，这是很明显的。况且刘有光既然说：陈凯所定亲的，是他前妻的女儿刘一姐。那么后妻的女儿魏荣姐还在家中，未曾嫁人，未曾许配，假使有人持媒妁之言求婚，由亲自主持婚事，名正言顺，有什么阻碍？反而自己生出枝节，竟然经由赵权县判官出具执照，将魏荣姐嫁给崇安县的詹应发，可以说是弄虚作假，费尽心机却日益拙劣。现在陈鉴的诉状又说嫁给了浦城县的毛六秀。嫁给詹应发，嫁给毛六秀，不知哪个是真的？这确实可疑。再详细查看刘有光后来在丞厅所供画押的内容，其中说刘一姐因病去世，这又是想用魏荣姐这个活着的人来交付聘礼，却赖着刘一姐这个已死之人的聘财不还，于是引用已经形成的法律而不归还。前后的言辞，互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凭借世交的情谊而缔结婚姻，本是为了夫妇百年长久之计，现在却争讼纷乱，彼此交恶，世交的情谊既已扫地，姻亲的好意从何得以成就？从法律情理来论，已经超过了三年的期限，从人情事理来说，事情办妥之后，也难以保证以后的情况。现在

译既然双方都已心怀怨恨，破坏了之前的婚约，当初的意图何在呢？男女婚姻与其他诉讼不同，两家争讼，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倘若强行让他们合卺成婚，祸端才刚刚开始。如今幸好亲迎之礼尚未完成，去留尚且容易，如果不以法律情理来决断，参酌人情来处理，那么日后必然导致仇怨更深，纠纷不断。况且陈鉴现在的诉词说魏荣姐已经与浦城的毛元六秀结为夫妻，如果这不是虚言，那么她就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一女不能侍奉两夫，陈鉴既然是读书人，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怎么能迫使魏荣姐成为失节的妇人呢？只是当时那口甑（比喻婚姻）已经掉在地上，不再过问也就罢了，何必对魏荣姐念念不忘呢？然而当初议婚最终落空，责任实在女方。所有的聘礼应当退还给男方，这样才能两全人情，没有话说。请求台端判决照此点明事理施行，听候台端旨意。奉判府黄监簿台端判决，所拟意见已经允当，案卷备帖本县照此执行。

离婚〔一〕

婚嫁皆违背条法

翁浩堂

谨按律法说：凡是和娶人妻以及嫁人的，各判徒刑二年，即使是丈夫自己卖妻的也一样，仍然将两人离婚。又说：凡是妻子擅自离去的，判徒刑二年。叶四有妻子阿邵，不能供养，自己写立休书、钱领及画手模，把阿邵嫁给了吕元五，父子共交去官会三百贯，还有未交完的二百贯寄留在叶万六家。既然已经亲手书写交钱，又经过官府陈说理由，如果这样就能娶妻，那就是妻子可以戏弄买卖了。吕元五贪图阿邵为妻，让裴千七夫妻与杨万乙引诱叶四，虽然已经写立契约，但叶四尚未心服，却急忙占留阿邵在家。如果这样就能得到妻子，那就是妻子可以强力夺取了。律法有两人离婚的规定，正是为了这类情况。阿邵身为叶四的妻子，虽然丈夫不好，也应当依附母亲，却急忙委身于吕元五，只怕改嫁得不快。如果这样就能免罪，那就是妻子可以擅自离去了。三人按法各得徒刑，就在本县各杖一百，照条令两人离婚。叶四、吕元五都得不到妻子，阿邵判决后，责成牙家另行招嫁。杨万乙、裴千七、叶万六不安心本业，擅自制造事端，和离人妻，也应当判徒刑。杨万乙、裴千七知情押契，两人都杖一百。叶万六不知本谋，只是接受寄放的官会，杖六十。叶千七、阿郑各自是所由违法离嫁，也应当收罪，念其年老，各自暂且免科。追到的赃钱没收归官，裴千七在案后追断。

已成婚而丈夫离乡编管的听任离婚

在法律上：已成婚而移乡编管，妻子愿意离婚的听任。丈夫出外三年不归，也听任改嫁。现在卓一之的女儿五姐，原本嫁给林莘仲。后来林莘仲因事被编管，六年并不通问，衡量法律，自然应当离婚。而卓一之还以半子为念，商议和离，立定文约，领去聘财四十五条官会，有林莘仲批领，詹用见证，签名分明，又有卓氏经官自陈的状子可据。林莘仲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呢？既然接受了官会，又允许改嫁，如果卓氏已经嫁给别人，现在还能娶吗？林莘仲可以说是妄词，应当收罪免断。

接脚夫

已嫁妻想占据前夫的屋业

刘后村

刘有光举首赵氏的儿子宗姬，两相倾慕，于是结成姻对，才貌固然不是错配，然而初七日过聘，初八日成亲，似乎太匆匆了。况且纳采在已经呈身之后，交爵在未合卺之前，这与自献有什么不同呢？既成的事姑且不论，只是赵氏先嫁给魏景宣，魏景宣死后，赵氏如果能坚守柏舟共姜的志向，那么长久拥有魏氏的房屋，是应当的。现在已改嫁刘有光，于是以接脚为名，鹊巢鸠居，怎能免除魏景谟等人的诉讼呢？根据刘有光带来的杨奎简，就执称先前有招夫入舍的约定。魏景谟带来的刘预简，就有权借本家成亲。一是一非，彼此各执一词。但衡量理法，赵氏前夫有儿子魏汝楫，而且生了孙子，那房屋同居的魏景谟、魏景烈各有份，支书中明确说未分。刘有光不是同族，却想占据那房屋，实在不安。况且嫌隙已经打开，如果还出入那家，饮食男女于其间，不仅面目有愧，旁观者也感到羞耻，稍有气节的人将望望而去。赵氏把那房屋当作嫁后自得钱添造。详看魏景谟的诉词，庆元四年兄弟三人同起造，赵氏在庆元六年才嫁归，无缘在嫁归之前为魏氏造屋。所论遗嘱，在官司尤为难信。自从有诉讼以来，只称姑母黄氏遗嘱，让景谟等量支钱物，给她招夫及充女儿荣姐的嫁资，就没有一句话说是文约。忽然在第五状中说：去年冬天招夫时，魏景谟让儿子汝楫立文约，与儿子分

译赵氏归还遗嘱中的钱物，说是魏景烈收下了这份文书契约，并有侄子魏唐佐知情见证。等到传唤各人，多次审问对质，他们都说不存在此事。如果真的存在这份文书契约，赵氏此前在一份供状中就已经详细陈述并极力辩白，应当把它作为首要证据提出，为何直到第五状才提及？又假如当时确实立了契约，魏景谟、魏景烈为何不亲自签字画押，反而让他们的儿子代写，这难道值得采信吗？况且涉及一千五百缗钱的文书契约，得到它应当像获得至宝一样，紧紧握持作为索取赔偿的依据，为何反而让魏景烈自行收藏？既然确实由他收藏，在此之前却只字未提，这是为什么呢？而且如果说当时突然患病，当面接受遗嘱，随后又说卧病四年，遗嘱中有忌讳之言。死者无法复生，而赵氏的说法前后矛盾如此，官府凭什么依据去追究他人？详细考察赵氏最初的

译诉状中，只称劝谕两位伯父稍加周全，如今却纷纷强词夺理，一定要争个输赢，弄虚作假日益拙劣，自己却不知道漏洞百出。至于论及景谟用钱生与儿子汝楫辗转交易田产、车、碓等物，随即又称地基是姑母黄氏未分割的产业，不得典卖。起初自称赵将领市舶是丈夫魏景宣前妻所立，随即又论及魏景谟诡立赵宗姬等户口，买到郭神与等人的田产，屡次称是姑母黄氏买到的，归还黄氏收管其丈夫，随即又告论魏景谟买到，冒立宗姬等户口。像这样的矛盾还有很多，大体上是越辩解越窒碍，每次追问就理屈词穷。近来官府不想立刻定夺，谕令双方对质确定，也是想姑且保全两家的情分罢了。然而诉状言辞日渐支离蔓生，只是更加烦乱。如今依据案卷下笔判决，只知道有理法而已。归咎于魏景谟的人，难道不说他不能教诲侄子汝楫，让他游荡，而纵容赵氏改嫁吗？人家子弟不肖之心产生，即使是亲生父亲尚且不能约束教诲好儿子，何况是侄子呢？赵氏的亲哥哥忠翊，去年六月曾告论仆役曹八鼓引诱他妹妹赵氏，带着首饰财物二千多贯，以游玩为名，外出肆意无忌，动辄经过数月。县里的案卷都在，可以复查。那么赵氏先前就不能安守妇道，魏氏能不允她改嫁吗？魏景宣并非没有子孙，况且他的房屋是同居亲人共同分割的，按法律不应召接脚夫。刘贡士应当以远大者自期，如果小小的取舍不能果断决定，反而转为互相告发，徒然败坏心术，岂不是非常可惜吗？赵氏改嫁，在道义上已经断绝，不能再占有前夫的屋业，应归刘贡士家，侍奉姑母和丈夫，这才合乎情理和法律。魏景宣房下的一份田产，大多被魏汝楫典卖，荣姐是在室的亲生女儿，已拨给的田产应给她作为嫁资。那些赵开名下市舶将领、宗姬、族姬等户口的田，魏景谟供称是弟弟景宣前妻赵氏置立的，虽然有所违背，但年代久远，景宣与其前妻都已去世，立户之时，汝楫尚且年幼，现在固然难以以此罪责他，关乡司应全部割归本户。赵氏不应占有魏景宣前妻的产业，应归还其亲生儿子魏汝楫管业耕种，仍责令尊长魏景烈等纠察发觉，不得再容许典卖。魏汝楫违法娶娼妇，从轻减刑杖打八十，将其休弃。索取到的婚书，是魏汝楫自主婚，尊长并没有干预。责打汝楫的状纸入案，即日还家承继宗祧，如果再留在县城，与娼妇复合，一并追究汤赛赛的责任。赵氏所论黄氏遗嘱及已拨回的田产，并无凭证，确实难以施行。但魏荣姐是魏氏的血亲，应早日嫁遣，责令魏景谟以兄弟情谊为念，应当体恤其女，或在堂前财物内商议支拨，酌情准备嫁资，以慰九泉之望。案卷具备所断依据，照期限具文申报使、府之外，刘有光经县告论魏景谟诡立户口，自是两件事。另呈。

〔一〕纳采于已呈身之后“呈”字，明本作“成”

〔二〕既果为收执“既”字，原作“及”，“执”字，原作“倒”，据明本改。

〔三〕景谟以钱生与儿子汝楪展转田业车碓等“转”字，原作“缚”，据明本改。

〔四〕买到郭神与等田业“业”字，据明本补。

〔五〕收淑其子“收”字，据明本补。

〔六〕与娼妇复合“妇”字，据明本补。

雇赁

时官贩生口碍法

蔡久轩

现任官员买贩人口，更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黄友押下的供女使三名，责成官牙寻找买家。根据黄友供称，呈奉台判：身为时官而买贩人口，固然触犯法律，作为本县市民的女儿，按法律可以吗？黄友勘杖一百，押送出本路境界。那三名女子押下县，请知县唤上亲属吩咐，逐一取领状申报。县尉不遵守条令，雇买部民的女儿，应行按奏，先具析文，限一日申报。仍请本县追上潘牙人、程牙婆两人，各杖八十完毕，申报。

〔一〕责付官牙寻买“买”字，原作“责”，据明本改。

卖过身子钱

蔡久轩

阿陈的女儿前年十一月雇给郑万七，为期七年，只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给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给铅山陈廿九，身子钱已增至七百贯了。才到六月，陈廿九又雇给漆公镇客人周千二，曾几何时，价格已不止三倍了。（以下缺页）送通判厅，监限十日足额，违限则收卖女之罪，勘断禁锢身取足，使知倚法欺骗没有利益。其余人释放，锁索椎毁。

〔一〕便雇与信州牙人徐百二便字，明本作“更”。

〔二〕陈廿九明本作“陈北九”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之十

人伦门

父子

子未尽孝当教化之

蔡久轩

儿子偷父亲的牛，罪当笞打。至于不孝这一节，本州应当有办法教化他，岂可便行编管。送州佥厅暂且将彭明乙枷项日程，仍令他每日拜见其父，等到父慈子孝，即予释放。

父子非亲

蔡久轩

夏达不是徐明的亲子，所以对待他如

译秦人看待越人的胖瘦，对于他们的疾病，只是托付给他人之家。现在如果强行让他回到徐明的家中，未必不会加速他的死亡。况且他目前在何婆家中，等到病愈之日，告知徐明负责领回，所有的月粮，应当归还。

译夏达在何家做佣工，以获取日常饮食的费用。

母子双方互相诉说关于确立继承人及家庭财产的事宜。

蔡久轩

姜子朝作为别人的女婿，肆意搬弄是非，想要断绝妻子娘家的祭祀。徐岩甫作为别人的儿子，在财产利益上不能公正，从而激起了他母亲的诉讼。李氏作为别人的母亲，私心泛滥，只知有女婿，不知有儿子；只知有女儿，却不知有丈夫的家族。这三个人，都没有无罪的理由。暂且按照签厅所拟定的意见执行，各自责令他们写出悔过自新的保证书。如果仍然纷争不止，就逮捕姜子朝，惩处他离间他人母子的罪行；逮捕徐岩甫，惩处他不能顺从母亲的罪行。如果这样之后还不罢休，那就是李氏有意要断绝她丈夫家族的香火，官府也不能宽恕她。各自尽到作为儿子、作为母亲的本分，不要留下后悔。

《孝经》

蔡久轩

送交县衙，按照已经执行的戒律约束。但是儿子对于母亲，自然应当孝顺，对于母亲所尊敬的人也要尊敬，更何况是所谓的外公呢！田产固然不能逼迫出售，至于一些家庭琐事之类，又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命令下属代替彭宣教诵读《孝经》一个月。发帖子给县衙，传唤徐立之来问话，限定三天内完成。

母子兄弟之间的诉讼应当平心静气地处理

吴雨岩

审理诉讼的方法，公正就能公平，偏私就会偏向。所谓的偏私，不一定只是贪图财物和贿赂，只是因为愤怒嫉妒多而怜悯少，那么这颗心就偏私了，所以不能做出平等的判断。韩应之、韩闳，都是许氏的儿子。韩应之对妻子儿女的感情深，那么对母亲的爱就衰落了。至于韩闳，就是所谓常年在母亲眼前的小儿子。母亲偏爱小儿子，恨不得减少长子的份额来增加小儿子的份额，韩应之竟然不能忍受，竟然挟持小儿子自刎的事情来操控局面，想要胜过弟弟，这就是想要胜过母亲。韩应之自有罪过，但是挟持母亲去控告兄长，究竟是谁先开始的。执政者只看到诬告言论可恶，严刑拷打使其服罪，却不知道这三个人，是母子，是兄弟，是天伦至亲，怎么能不平心静气呢？在这个时候，兄长被官府囚禁，即使想哀求母亲，抚慰弟弟，他的话也无法传达；母亲和弟弟又有闹事的人主持，即使想稍微宽恕儿子，保全兄长，事情也无法自由决定。外部的证据越来越紧迫，狱中的供词越来越苛刻深刻，于是“不孝诬告”的罪名，上报到了省部。如果相信并凭此判决，韩应之死了也就死了，许氏杀子，韩闳杀兄，用刀和诉讼，有什么不同呢？许氏怎么安心，韩闳又怎么在天地间自保。幸好被驳回，我于是得以选择好的同僚，让他们把三人带上来，在一起审问，然后母子得以互相告知，兄弟得以互相劝勉，闹事的人无法在中间阻隔，和睦融洽，翻然悔悟如初，执政者首先在于教化，难道只是刑杀吗！财产是他们争斗祸患的根源，现在已经核对清楚。如果论韩应之、韩闳的罪过，那么韩应之难以完全坐实不孝的罪名，但也有不友爱兄弟的罪过；至于韩闳，也难免有不敬爱兄长的罪过，但都不是本意。最关键是之前上报说韩应之不该说母亲不是他娘，想判处极刑，但还没审清。

《小弁》的怨恨，孟子反而认为是亲近亲人，这一桩公案又该如何判决。现在因为韩应之、韩闳都能悔过，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韩应之以小儿子自刎为资本进行诬告这一节，终究难以完全宽恕。既然保全了天伦亲情，应当去除他们虚伪的一面，申报省部等待指令，所有的两份证据先照给。

〔一〕又合如阿断：“阿”，疑作“何”。

因争夺财产而违背母亲和兄长，姑且从宽恕，如果不悔改就逮捕判决

胡石壁

人生在天地之间，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知道有礼义。所谓的礼义，没有别的，只是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罢了。如果对父母不孝，对兄弟不友爱，那也就是禽兽罢了。李三作为别人的弟弟却违背兄长，作为别人的儿子却违背母亲，按照法律衡量，他的罪过怎么能够尽数诛杀。但是应当以职务为先，教化优先，刑罚在后，并且推究李三的心意，也只是因为财利的末节，起了纷争的端由。小人见利而不见义，这也是他的常态罢了。宽恕他过去的过错，给他开辟自新的道路，将来心平气和，那么天理未必不会回归，母子兄弟，未必不会恢复如初。特别免除一次判决。本厢押送李三回家，拜谢外婆、母亲以及李三十二夫妇，仍然要求邻里互相劝和。如果将来仍然不悔改，就应当按照条例执行。

母亲控告儿子但最终有爱子之心，不想立刻判决他的罪

胡石壁

我在此任职，起初没有善政可以惠及百姓，这点心意，只以敦厚人伦，美化教化为第一要义。每次遇到审理诉讼，在父子之间，就劝勉孝顺慈爱；在兄弟之间，就劝勉友爱；在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就劝勉和睦互助。委婉开导，再三再四，不敢有一毫对顽固者的愤怒之意。听说路上的议论，都说士人百姓颇知感悟，隐隐有迁善远罪的风气，即使是向来狠傲无知、不孝不友的人，也为此改心易虑。我正暗自庆幸，忽然阿周以不孝控告他的儿子，让我惊愕羞愧，引咎思过，说我作为这里的邑长，近处的乡里竟然有这样的悖逆之子，难道不辜负了师帅的责任吗！因此想到从前仇香担任蒲亭长，百姓中有个叫陈元的，因为不孝被母亲控告，仇香惊讶地说：最近经过仇家，房屋整齐，耕作按时，

译这并非恶人，应当是教化尚未普及罢了！于是亲自到他家中，与他母子一同饮酒，为他陈述人伦道理，晓谕祸福利害，陈元深受感悟，最终成为孝子。乡人为此编了谚语说：父母何在？就在我的庭院里，感化了那鸣叫的鸱鸟去哺育亲生父母。至今记载在史书中，成为万世传颂的美谈。如今马圭被其母告到官府，与这件事恰好相似，恐怕也是教化不明所导致的。急忙召其母到面前，询问情况，母亲便详细陈述马圭不肖的行径：父母给他田地，他就卖掉；勉励他谋生，他就违背；告诫他不要赌博，他就违抗。十年前，他曾被父亲告发，因而遭受鞭打以作惩戒，如今不仅毫无悔改之心，反而怀恨在心。其中更有本官不忍听闻的事情。看他如此作为，这便是真正的恶人，不再像陈元那样可以教化了。本官心中实在愤怒，顺从其母的请求，在街市上对他施以刑罚，让众人唾弃他。早上他的母亲又

译拿着他父亲的遗嘱，其中哀痛怜惜、悲悯深切的情感，完全体现在词句意思之间，读起来几乎让人流泪，更加确信天下没有不慈爱的父母，只有不孝顺的儿子。那无穷无尽的养育之恩，马圭即使粉身碎骨，又拿什么来报答呢！但他父亲既然有请求免除官法处置的话，而他母亲也动了恻隐之心，无法抑制舐犊之情，我在此秉持“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的原则，又多么庆幸他们母子能像当初一样和好如初啊！现在不再追究马圭的罪责，押送他回本家，恳请他告知邻居、亲戚，带领他们去拜谢他的母亲，友爱他的弟弟，如果再有丝毫冒犯，他母亲若有言辞控诉，一定以不孝之罪论处。所有马早的遗嘱，抄录一份存入案卷，再抄一份交给马圭，让他回家后时时诵读，使他知道父亲对他的爱如此深厚，那么天理或许会自然产生。另外特意支取官会二十贯，酒肉四瓶交给马圭，让他带回家，用于宴请亲戚、邻居之用。

母亲控告儿子不供养

胡石壁

寡妇阿蒋，孤苦无依，赖以活命的，只有她的儿子锺千乙罢了。她的儿子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既不能谋求一点食物，来赡养他的母亲，阿蒋贫困得无法生活，甚至卖掉床榻，来勉强维持早晚的温饱，处境艰难到了极点！锺千乙又把这些钱胡乱花掉，很久不回家，导致母亲割舍不下对他的爱，向官府申诉，这难道是她的本意吗！锺千乙应当依法惩处，现在看他的母亲在瘦弱病重之后，呼吸都难以保证，如果有紧急情况，谁依靠呢，不想把他置于法办，暂且责成告诫勉励，释放他。从此以后，责令他改心悔过，来赡养他的母亲。本州仍支取五斗米，责成交给阿蒋，暂且作为眼下接济的需要。

儿子与继母争夺家产

天水

自从《柏舟》这首诗不再被传唱，寡妇才开始不能坚守道义来安定她的家庭；自从《凯风》这首诗篇被废弃，人子才开始不能尽孝道来侍奉他的母亲。翻阅遗留的典籍，为此深深叹息。吴和是中和年间的贡士，距今已经很久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查阅案卷，看到他家藏书数千卷，一定是位优秀的读书人。前妻去世后，有个七岁的儿子，再娶王氏，所期望的是百年相守。王氏如果贤惠，应当知道恭敬地侍奉她的丈夫，慈爱地抚养她的儿子，这是妇道。既然出嫁从夫，她的心怎么容得有异心，后来置办的田产，所立的契约，全都作为王氏的嫁妆，他这样立法的用意，大概是因为兄弟同居，妻子置办产业，以防日后诉讼分家的祸患罢了。王氏侍奉吴贡士，上面没有看到对公婆的奉养，下面也没有伯叔之间的分家析产，一门之内，秋毫以上的财物都是王氏夫妇的，何必自己划清界限，私自置办物业，这她的用意究竟在哪里呢？吴贡士溺爱，听任她所为，本来在当时就已经失算了，王氏大概已经没有永远不改嫁的志向。吴贡士在嘉定九年九月去世，家道还算温饱，王氏如果能守志自誓，扶持门户，并且教育她的儿子使他成才，不仅王氏可以成为节妇，吴贡士也有后人了。一念之差，只知道自己，不再念及她的丈夫和儿子。吴汝求行为不端，狂荡不拘检点。王氏在上面席卷财物，汝求在下面败坏家业，母子之间的恩爱断绝了，吴贡士的家道败坏了。不久，王氏带着财物改嫁，汝求挥霍财产胡乱花费，贫穷得无法自立，于是导致互相诉讼，哪里还知道有孝道，能诵读《无令人》的篇章。事情既然到了官府，应当彻底查究。吴贡士在世时，有一处房屋，有一百三十亩田，器具、杂物都还在，死后才三年，他的妻子、他的儿子把家产挥霍一空，这哪里是为人妇、为人子的道理呢？

王氏原来有自带的田二十三种，以嫁妆置办的田四十七种，以及在吴家收拾的箱笼，全都带着改嫁他人。吴汝求既然把亡父的遗产全部败坏，怎么应该再与继母计较诉讼。现在根据所陈述的，王氏置办的四十七种田，是她亡夫自己的钱财置办的，以及有质库的钱物，全都归王氏所有。然而官府依据文书，索要出契约凭证，既然已经写成王氏名字的契约，还有什么可说的。吴汝求父亲去世时，不是年幼愚钝，如果有质库的钱物，为什么不自行照管，在他卖产胡乱花费的时候，为什么不先取用质库的钱物？继母已经改嫁，这才提出控诉，难道不是辩驳得太晚了吗？以前也有领走银器财物的情况，批文凭证都在，以上两件事，都难以施行。但是王氏，是吴贡士的妻子；吴汝求，是吴贡士的儿子，倘若不忘记夫妇之义，难道唯独没有母子之情？王氏改嫁已经有所依托，吴汝求一身无处归宿，也值得怜悯。请求王氏念及前夫，将置办的刘县尉屋子的产业给吴汝求居住，仍责令吴汝求不得典卖。或许夫妇、母子之间不至于断绝，活着的人得以相安，死去的人也能在九泉之下自我安慰了。各自责成具状入案，按照契约文书归还。

兄弟

兄弟之争

蔡久轩

所拟定的意见已经明确，但从情理来说，黄居易奸诈狡猾而两个弟弟笨拙迟钝，黄居易稍富裕而两个弟弟贫寒。想父母在世时，居易霸占管理家业，驱逐疏远众弟，未必不是用父母的钱财私自置办产业。然而他的智谋足以掩饰奸诈，既在分家文书内明确说明私房续置的产业，与众人各无干预，又在和解状中，声称别无未尽积蓄，真是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殊不知国家条令，岂能被这等人

译难道说理讲清楚就不执行了吗？兄弟的身体，起初只是父母身体的延伸。世间有一等无知的人，为了争夺小利便视对方如仇敌，如同陌生人一般，实在可悲。黄居易应当思考同气连枝的道义，断绝那种划清界限、彼此隔绝的心思，周全地体恤两位弟弟，使兄弟间的和睦之气重新恢复。如果不这样，那么父母在世时，家中没有私人的财产，索取契约送交监狱，自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在，不要留下后悔。出示给三名当事人，要求他们写下不再争执的状子。随即传唤众人宣读告示，他们都不肯顺从。责令他们立下争执的状子，又根据黄居易的状子，他情愿拿出自己的一百贯十七界官会，资助两位弟弟等事，并根据黄居易的陈述，再次送交佥厅。呈报佥厅官员，拟议因依，奉上级判决，田产之事不属于本司管辖，但鉴于兄弟之间的争执，想要使他们停止诉讼，以保全天伦亲情。如今这三个人贪利无耻，顽固不可教化。押解回本州，请求直接依照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处置。

译让他们不再有事端。

蔡久轩

如果能消除争执、化解嫌隙，转变为和睦融洽，这正是我作为长官的本心。特意听从你们的请求，希望你们迅速准备“无争状”并上报。如果仍然辗转唆使他人，一定按照已经判决的法令执行。后来根据程若沔的诉状，兄长程若泾、弟弟程若庸共同立下了合同连等文书，请求官府盖印发给，所追缴的侄子程其毅等人，请求免除追缴。至于外仆金先、詹安的罪行，听任自行处理。不久责令各人审供事状呈报，奉上级判决：兄弟叔侄互相争斗兴讼，这是风俗中非常不好的现象。徽州是江东的名郡，却出现这种不好的风气，这是负责观察风俗的官员的罪过。我委婉地劝谕，用天理引导他们，现在程若沔、程若泾、程若庸带着兄弟连押的办理丧葬合同文书及无争状来到官府，这说明他们兄弟之间，反省静思，良心善性本来没有泯灭。人谁没有过错，犯了错能改正，就是好人。本案盖印发给合同文书，交给各人收执，程其大、程其毅特别下令免除追缴。仍然请程若泾、程若庸、程若沔兄弟念及同胞亲情，思考鹡鸰鸟相救的道义，不要相信唆使教唆的话，轻易兴起伤风败俗的诉讼。如果再来扰乱烦扰，必将把无理的人重加刑罚，各请改过，不要留下后悔，再次责令以后若再诉讼的罪罚状录入案卷完毕，一并释放。

兄弟能够互相谦让特别加以褒奖

胡石壁

我担任郡守半年了，常常惭愧教化没有到位，不能使百姓兴起行为道义，在家孝顺、在外友爱，以追回淳朴古时的风气，而同室相斗、墙内相争，几乎每天都有。正当我闭门思过，早晚不得闲暇，而近几天来，忽然看到奉蛙兄弟在溪洞中互相谦让，刘陶兄弟在乡饮酒礼时互相谦让，不禁为之感叹咏歌，接着又手舞足蹈。财物，是人所拥有的，在这里失去了，可以在那里得到；现在失去了，可以在以后得到；兄弟，是天所生的，一旦失去，就不能再得到。古人之所以把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让给兄弟，不把它当作破鞋一样看待，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像奉蛙、刘陶所做的事，难道不应当在古人中寻找吗！从前王祥、王览，在东汉时期，兄弟隐居三十多年，以孝顺友爱闻名，后来子孙极其繁衍壮大，历经六朝，直到隋唐数百年，谱牒不能传承才停止。奉蛙、刘陶兄弟如果能以王祥、王览的心为心，那么后人看今天，就像今天看过去一样了。唉！人都有兄弟，我唯独没有，

我怎能胜过司马牛的欢喜呢。本案发给凭证交给刘更收掌，仍然命令客将司选择日子准备礼仪，请刘同人兄弟和奉蛙兄弟到府衙，我将亲自与他们饮酒，以表示赞赏善行的意思。王武剔股救父，也足以教导孝顺，那天一并叫他的父子坐在堂下，赐给他们酒，表示褒奖。仍然在市集、两县张贴榜文。

兄弟侵夺之争教导他们和睦

胡石壁

大凡宗族之间，最重要的是和睦，从古至今，没有宗族和睦而不兴盛的，没有乖离争斗而不败落的。因为叔伯兄弟，都是祖先的子孙，血气骨脉，自然来自同一源头。如果伯叔兄弟互相欺凌，互相争斗，那就是一身的血气骨脉互相攻击克制。一身的血气骨脉既然互相攻击克制，那么疾病痛苦，内外交作，死亡就可以立即等待了。所以圣贤教导人，都把和睦宗族作为第一件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奉璇、奉琮都是一家的兄弟，以今天来说，虽然说各自父亲母亲不同，似乎觉得稍疏远，但从祖先的角度看，都是子孙。祖先爱奉琮，没有不同于爱奉璇的；祖先爱奉璇，没有不同于爱奉琮的。奉璇、奉琮如果能体会祖先爱子孙的心，那么兄长看到弟弟，一定会说这是祖孙啊，我怎么能不恭敬他。这样就一定没有争斗，一定没有诉讼了。只是他们不知道以祖先为念，于是你们我开始时互相视为路人，后来互相憎恨为仇敌。唉！祖先养育子孙，只希望代代孝顺，人人友爱，以共同保全家业，以共同建立门户，而一旦成为路人，成为仇敌，死者如果有知，能在九泉之下闭眼吗？我看奉琮兄弟，供词吐露之间尽有条理，看来也曾读书，不是其他懵然无知的人相比，而他们之所以兴起同室相斗，估计只是一时被利欲所遮蔽，没有人用天理人伦开导他们罢了。我承蒙上级恩宠，暂守此地，布宣德化，训导人心，正是太守的责任。现在奉琮兄弟本没有大可争斗的事，而又粗有可教导的资质，怎么能不用诚心实意教导他们人伦，以感发他们的天理呢！你们兄弟现在应当各自思考我的身体是祖先所生，兄长的身体，弟弟的身体，也是祖先所生，不知道爱我的身体，就是不知道爱祖先。只知道爱我的身体，而不知道爱兄弟的身体，也是不爱祖先。一定要爱兄弟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然后才算尽到奉先的孝道。所谓爱是怎样的？出入互相友爱，有无互相资助，缓急互相依靠，患难互相救助，疾病互相扶持，锥刀小利，务必互相谦让，唇吻细故，务必包容，这就叫做爱。倘若因为一时的愤怒，墙内相争，兄长想要害弟弟，弟弟想要害兄长，以贼害的心，内施于手足之间，这与禽兽有什么区别

译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奉琮兄弟难道能对此甘心情愿吗？况且看奉璇的言辞，用来攻击他哥哥的地方，无所不至，只怕不能胜过他哥哥。奉琮的言辞，用来攻击他弟弟的地方，也无所不至，只怕不能胜过他弟弟。我作为官员认为奉璇何不反过来想：假如官府认为我理直，认为哥哥理亏，从而给他定罪，或许杖打他，或许刺面他，我固然不担忧。然而我的祖先如果看见哥哥遭受杖打、遭受刺面，他们的心将会怎样呢？奉琮也何不反过来想：假如官府认为我理直，认为弟弟理亏，从而给他定罪，或许杖打他，或许剌面他，我固然不担忧。然而我的祖先如果看见奉璇遭受杖打、遭受刺面，他们的心又会怎样呢？我作为别人的弟弟，却到了杖打哥哥、刺面哥哥的地步；我作为别人的哥哥，却到了杖打弟弟、刺面弟弟的地步，不知道所谓的兄弟，究竟是谁的子孙，是谁的血肉筋骨呢？伤害祖先的子孙，损伤祖先的血肉筋骨，将有什么颜面去供奉祭祀，去拜谒祖先的坟墓呢？将来死后，在九泉之下见到祖先，或许有人问奉璇说：

译你哥哥为何遭受杖刑、刺面之刑，你打算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呢？有人问奉琮说：你弟弟为何遭受杖刑、刺面之刑，你打算用什么话来回答呢？你们兄弟若能一念想到这些，就必定会幡然醒悟，不用等到一天结束就能改过向善、远离罪过了。昔日清河百姓中，有兄弟争夺财产的，郡守苏琼告诉他们：难得的是兄弟情谊，容易得到的是田宅，于是他们感悟而停止争执，像当初一样共同居住。我反复恳切的教诲，比起苏琼来更加详尽，你们兄弟难道能不如清河的百姓吗？请推官再进一步开导劝解并折中处理，如果在先前有侵夺行为，私下各自偿还，从今以后，和睦如初，不应该再发生纷争，以伤害风化教化。如果仍不悔改，一定重重治罪，无处逃避罪责了！

兄弟诉讼

胡石壁

邹应龙两个月前曾在公堂上递交诉状，控告他的哥哥，我看了他的诉词，观察他的神态，就知道他是个无理之人，在书写判决时已显示出惩戒之意。不久，他的哥哥邹应祥果然控告他不恭敬，他的弟弟邹应麟又控告他不友爱，竟然没有逃脱我的预料。扭着哥哥的手臂并抢夺他的食物，尚且不可以，何况挥动手臂折断他的牙齿，拿着木棍敲击他的小腿呢？况且邹应祥曾经收养邹应龙的孩子作为儿子，不幸早逝，又收养他的女儿作为女儿，等到成年便嫁了出去。做哥哥的如此，也不能说是不友爱了。邹应龙为何不念上天显赫的恩德，而不恭敬到如此地步呢？岂止是不恭敬而已，堂上有慈爱的母亲，年纪超过六十岁，

情义既违背了同胞手足之情，孝心怎能安慰母亲的心，贪图钱财、偏爱妻儿的念头在心中炽热，于是导致对母亲不孝，对兄长不恭，对弟弟不友爱，天下所有的恶行，一时之间都冒犯做了而不顾，像这样的人，真是连禽兽都不如，还有什么脸面顶着天踏着地呢！现在邹应祥、邹应麟恐怕伤害慈母的心，不想继续诉讼，这足以显示出不藏怒、不宿怨的心，但邹应龙的罪恶不可胜数，难以完全宽恕。用恩情掩盖道义，是兄弟间至深的情感；严明刑罚以辅助教化，是官府公正的法律，这两者不可偏废。邹应龙从轻判处杖一百。至于分产这一节，虽然法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孙不允许分家另立户籍和财产，但绍熙三年三月九日户部审查认为，凡是祖父母、父母愿意分配并有凭证的，应当允许执行，不要出入于这种说法，以引起争端。邹应祥兄弟一家的财产，既然是母亲愿意分配，在这项申明指挥下也自然没有妨碍，现在再合并为一，固然不失为美事，但邹应龙顽固嚣逆的心，终究不可改变，今日的美意，未必不会成为日后的祸端，所以不如依据已分配的情况，各自管理产业，以平息纷争更好。这不是官府所能决定的，母子、兄弟自行选择有利的方式图谋。

弟弟用恶名斥责哥哥

胡石壁

丁细七盗掘安葬祖墓，既然已经迁改，他的罪过可以原谅。但他与丁居约、丁五十二是堂兄弟，完全没有友爱的情义，却突然兴起诬陷的言辞，诉状中所称，一次说丁花晚，再次说丁花晚，作为弟弟，却用这些恶名斥责他的哥哥，确实有伤风化教化。杖一百，枷项示众半月，其余人都释放。

兄弟争论赖占物业

刘后村

法律规定，已分财产满三年而控告不平，以及满五年而控告未分财产违法的，各不得受理。翁晔、翁显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翁宗珏在世时，有田五十八种，在淳熙十二年分配给两个儿子，各得田二十九种。翁宗珏在庆元六年去世，翁晔将所得田二十九种全部典卖，并且曾将共同部分的田陪嫁给了弟弟翁显，原契尚存。翁显又曾执亲邻，在丁政远那里赎回了翁晔原典的田，以及用翁团的名义，典得了魏齐箕的田。乡民辛勤劳作，增加一些小小的田产，难道是容易的吗。翁晔已死，他的儿子翁填觊觎叔父的物业，擅自妄入诉状，声称是翁显用众人的钱物置办的田产，想要进行均分。从淳熙十二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六、七年，翁显执赎并置办的田产，都是在嘉泰以后，甚至有嘉泰十一年的，怎么能说是众人的钱物呢？确实是被人教唆，妄生诉讼，暂且免予判决，契券归还翁显，其余人都释放。

哥哥欺凌他的弟弟

刘后村

人不幸遭遇兄弟变故，有的倚仗年长欺凌，有的逞强对抗，产业分割的不均，财物侵夺的不义，固然

是得不到公平。然而人伦之爱，不可磨灭，如果一一像常人那样究根问底，以至于极尽，那就几乎伤害恩情了。丁瑠、丁增是亲兄弟，父亲去世时，他们家有产钱六、七贯文。丁瑠无法自立，沉溺于村妇，纵情饮酒赌博，家道逐渐败落，等到兄弟分家，不免有偏重之患。分家之后，丁瑠将承分的田产典卖殆尽。又垂涎他的弟弟，侵夺不止。丁增有两头牛，寄养在丘州八家，丁瑠就牵去出卖。丁增有三百多贴禾，暂留在东田仓内，丁瑠就搬回自己家。丁增对哥哥无可奈何，于是经过府、县，连同牵牛搬禾的人一起陈诉。追到丁瑠，无以为

译丁瑠辞辩说，牛是用众人的钱买来的，稻谷是祖母在世时留下的。随即进行查访核实，丁增购买牛只自有凭证，祖母去世已久，怎会有稻谷留存至今。原来丁增本住在东田，因为出赘到县坊，所以将少量租来的稻谷安顿在东田的仓库里。丁瑠倚仗年长欺凌弟弟，逞强夺走他的财物，到了官府还巧言辩解掩饰过错，以掩盖自己的罪行。官府不应当为了执法而废弃恩义，不想彻底追究，于是拘押丁瑠，让他准备两头牛，并酌情准备两贴稻谷，交还给丁增。如果再不体谅官府宽厚体恤的心意，顽固不化拒不归还，一并勒令丘州八，仍然追查搬运稻谷的人，一起拘押归还。丘州八、阿张被押下狱，衍知寨、杨九、刘二先行释放。

译〔一〕“拖”字，原作“施”，依据上图校勘本改为“拖”。

兄弟争夺财产

刘后村

《诗经·棠棣》中说：“棠棣之花，花萼相连。当今之人，没有比得上兄弟情深的。”这难道不是天伦之间最深厚的爱吗？普天之下，没有比这更超越的了！徐端有一弟、一兄，都凭借儒学学问出仕，可以说是出身寒微家庭的兴盛之事，新安教授是他的弟弟。兄弟如鸿雁飞行，一日千里，家道日渐兴盛，徐端自身何愁不温饱，而弟弟又怎忍心坐视兄长而不供养呢？埙吹起，箎应和，这是自然天机的感应。如今却肆意作乱，视兄弟如仇敌，趁着兄长前来迎候或随从之时，欺凌虐待，情形令人震惊骇异。况且他家起于寒微，生计微薄，乡里人都知道。徐端声称兄长游学从师期间，花费了一千缗钱，当时双亲健在，即使公家有教导的费用，也是父亲主持，如今却要求偿还，以此看来，恩爱何在？何况徐教授拿出伯兄前后的家书，详细叙述家中窘迫的状况，历历在目，徐端虽然投身吏役，贪婪逐利，难道不知同气连枝的大义，竟至于颠倒是非，灭绝天理，到了这种地步！此前在两府判官的详细议论中，已经说得极尽详尽了，州府恐怕成为风俗教化的耻辱，暂且听从佥厅的申请，修定和议。如果此后徐端更加放纵无厌的欲望，喧嚣诉讼不止，那么明正典刑，官府是不会姑息宽容的。

与义兄争夺产业

包宰

丘如，是阿黄前夫的儿子，随阿黄嫁给了丘闰。阿黄与丘闰共同生活，又生了丘寅、丘宁。丘闰必定不会偏私妻子前夫的儿子，如果置办了田产，应当写丘闰的名字。查得丘如户下的契书，都写丘如的名字进行交易，这无疑是丘如用故父的财物经营置办的。丘闰的辩词，也说自置的田产写丘闰的名字，丘如自营置办的写丘如的名字，这却是丘闰本心的实话。所谓状纸上的言语，都是丘寅等人捏造拼凑的。丘寅等人只应分割丘闰置办的产业，却无缘无故要分割义兄的财产。如果说父母在世，不得另立户籍、分割财产，但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触犯上述条款。只是丘如既然已有财产，就不能再分割丘闰的田产，那么丘寅、丘宁也就无话可说。至于供养继父、安葬母亲，丘如应当与其他诸子平分一份，不能前后心意不一。本案引用上述各人供词示众，并上报台府。兄弟争夺安葬父亲，责备亲友调护，共同办理丧事，曾知府处置子弟，轻重失当，酿成今日之祸。知府已经去世，此事已成过去。大夫安葬已有日期，二子正当平心静气，恪守礼制，了结这件大事，反而各自重修旧怨，各执一词，彼此求胜，不知在奉养亲人、送终尽孝的大义上已经亏损了！私欲既炽，天理益昏，作为亲戚故旧的人，应当阐明义理，反复陈述，良心一旦回归，则百念皆正，难道天理会终于晦暗无光吗！反而迎合他们的喜好，不仅不能匡正挽救，又从而谄媚阿谀，如同抱薪救火，不但无益而已。官府为国家执行法律，公正定断，自当听从，顾念这是名门之后，父亲去世不葬，必定要等到向官府求直，这将遂成终身污点。君子爱人以德，义当存大体罢了。两兄弟所执着的六人，或是士子，或是宦家，何苦各自偏私亲近之人，自犯不义。今请这六人，以曾氏名门、安葬亲人这件大事为念，各持公论，极力调护，使兄弟各自实现天伦之爱，急办安葬亲人。不惟免被官府督责，而且永为乡里美谈。官府当以五日为期限，坐待回报。彬当共同致力办理，如果再不体谅官府告诫之意，三尺法度具在，自当施行。

夫妇

妻子已改嫁，图谋占据前夫财物

胡石壁

昔日汉时有陈孝妇，十六岁出嫁，没有儿子。她的丈夫应当戍边，临行，嘱咐孝妇说：“我生死未卜，幸好有老母亲，没有其他兄弟侍养，我不回来，你肯养我的母亲吗？”妇人说：“好。”丈夫果然死而不归，妇人供养婆婆不懈怠，始终没有改嫁之意。三年丧期完毕，父母哀怜她无子早寡，打算让她改嫁。妇人说：“丈夫去时嘱咐我养母，既然许诺了，供养别人的老母而不能终老，许诺于人而不能守信，将何以立于世？”想要自杀，父母于是不敢违背她的意志。供养婆婆二十八年而婆婆去世，尽卖田宅以安葬她，于是终奉祭祀，世称为孝妇。阿常是巡检的妻子，不幸丈夫去世，还有婆婆在，年老无子，孤苦可怜。阿常若稍有人心，只当终身不嫁与婆婆相养以生，相守以死，如陈孝之义可也。丈夫去世未及哭丧完毕，就遽然委弃而去，弃婆婆如弃路人，换丈夫如换旅店，其心为何如此残忍！阿侯一身无所倚赖，于是依靠其婢阿刘夫妇以苟活，则其不得已的情形可想见矣。阿常改嫁之后，两年之间，不能再派一介使者，以访问其起居，及闻其死也，反而兴讼以取其遗资。纵阿侯所蓄之财果如阿常所陈，则养生送死，皆是阿刘夫妇之力，既承担了大事，则以此酬

译辛劳，也是理所应当的。阿常背弃丈夫、断绝大义，哪里还能再有染指其财的念头，况且未必真有此事呢！按照律法规定：凡是丈夫丧期过了百日，因贫困无法维持生计的，可自行陈述请求改嫁。阿常在淳佑元年二月丧夫，到今年四月才刚满除服之期，而她已经改嫁前后已有三年。如果她想引用百日外自行陈述改嫁的律令，根据阿常的陈述，她丈夫的积蓄如此丰厚，显然不是贫困无法自存的人。既然如此，那么以居丧期间改嫁的罪名，判她离婚，谁会说不对呢。张巡检身为朝廷命官，难道不懂法律，明知如此却与她结婚，应按五等律论罪。况且这种不守道义的女人，哪里还用得着。改嫁一次，已经不可原谅，如今从钱家到徐家，再从徐家到张家，竟然改嫁了三次。朝三暮四，与娼妓优伶的卑贱有何区别？当她背弃钱家回到徐家时，徐家不把钱家当作鉴戒而娶了她，所以导致她的母亲得不到孝女的奉养。如今她又背弃徐家回到张家，张家又不把徐家当作鉴戒，那么怎么知道后人看今天，不像今天看过去一样呢！张巡检既然不属于本府管辖，难以立刻将阿常提审判决，发公文给所属官府直接照章办理，是否可行，听凭他们酌情处理。但是她的儿子张良贵，既然是张巡检的儿子，与徐巡检家有什么牵连，却擅自无理提起诉讼，意图欺骗胁迫，情理令人厌恶，应给予轻微惩罚，杖责竹篦二十下，押出本府辖区。至于阿侯的财物有无，不再追究，责令阿刘夫妇按礼埋葬。又根据阿常的供词，称徐巡检去世时，留下现钱三百贯，金银器具十几件，官会三千贯，小小的巡警职务，俸禄收入能有多少，除了全家衣食之外，积蓄又如此丰厚，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唐代卢坦曾说：凡是做官廉洁的，即使是高官也没有丰厚的积蓄，那些能积累财富的，一定是剥削下属得来的。如果子孙善于守财，这是上天让不道德之家富有，不如放纵其不道德让财富归于他人。徐巡检如果真有这些财物，一定是剥削下属得来的，如今终于落入他人之手，大概是上天不肯让不道德之家富有吧！担任此职的人，应当知道有所

译戒止了。

妻子背叛丈夫，诬陷公公，断罪准许离婚。

胡石壁

阿张是朱四的妻子，已经八年了。女子出嫁的道理，一旦举行过婚礼，就终身不改嫁，何况像这样经历了这么多年呢！即使她的丈夫有像蔡人那样的恶疾，阿张也应当像宋国女子那样说：丈夫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怎么能离开他呢。现在朱四眼睛能看，耳朵能听，嘴巴能说话，手能活动，脚能行走，起初并没有蔡人那样的疾病，阿张却无缘无故地称他痴傻愚笨，想要抛弃背离他，已经丧失了夫妇的道义；而且又用新台那样的丑事，向上诬陷她的公公，多么悖逆啊。按照礼制，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父母不喜欢，就休弃她。阿张既然控告她的丈夫，就是不适合丈夫了；又控告她的公公，就是公公不喜欢她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哪里还能勉强让他们在一起。杖责六十下，准许离婚，其余的人都释放。

女子出嫁很久却想要与亲人断绝关系

胡石壁

王显宗败坏放纵不检点，屡次遭受刑罚，聂懿德认为他玷辱了家门，于是想要断绝亲属关系。他的说法固然不算错，但婚姻是重大的事情，可贵的是谨慎开始，刚才是纳采订婚，就已经不可反悔，何况成婚已经过了十九年之久呢！聂懿德是被表彰门第的后人，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吏人的儿子，他的无知无识也太严重了。事情到了今天，后悔莫及。况且根据他女儿的供词，自称夫妇和睦，这样看来就是想要断绝关系的是聂懿德，他的女儿本来不愿意。虽然如此，推究事情的根源，却还有可疑的地方。王显宗是受过刑的人，罪恶如此，父母和国人都轻视他，将不需要等到朱买臣的妻子那样才请求离去，而阿聂却偏偏依恋不舍不忍离去，难道真有烈女不侍奉两个丈夫的节操吗？聂懿德所说的王伯庆驱逐儿子留下媳妇，或许原因就在这里。事情属于暧昧不明，不想凭着疑似的迹象，就匆忙加罪于人。命令王伯庆遣送阿聂回到她父亲家，却不允许她擅自改嫁。等待王显宗将来改过自新，让他们像当初一样成为夫妇，这样，王伯庆就可以免除嫌疑了。

丈夫想要休弃妻子，用暧昧的事情诬陷她

胡石壁

按照礼制，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父母不喜欢，便休弃她。按照法律，妻子有七种被休弃的情形，而罪过没有比淫乱更大的。虞氏得罪了她的婆婆，以至于兴起诉讼，而所控告的事情又是与人私通，兼有这两件事，他们不可再复合也就明白了。现在江滨臾抱着母亲龚氏告状，却隐瞒前事，只让押解他的妻子虞氏自行回家侍奉。不知道虞氏有什么脸面再回到她家？官府应当彻底查究，而虞氏这才明白。发公文给邵武军追拿江滨臾申报解送，等到到达官府时，再传唤虞士海当面对质。江滨臾被追到再次判决：按照法律，奸夫由丈夫捕捉，是说奸情形状显著，有可以捕捉的人。江滨臾却用暧昧的事情，诬陷拘捕他的妻子，让官府凭什么作为依据。江滨臾是个奸猾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固然不值得责备，但事情在官府，必须要有个结果。江滨臾自知理亏，对于前事不敢坚持，却又声称虞氏曾经让妾室搬走房奁器皿，是虞氏盗窃和奸淫都有。大概是无中生有编造没有根据的话，拖延岁月，使虞氏坐困愁城，不愿意复合，而休妻离婚不是出于自己，这是小人中最恶劣的。所谓的器皿，必定有具体的名称，押解到签厅如实供认。供认呈报再次判决：夫妇是人伦之首，礼经所重视，所以说：妻的意思是齐，一旦与她齐等，终身不改。江滨臾处心积虑，想要休弃他的妻子，事情没有名义，于是用闺门暧昧的私情诬陷她，加上天下最大的恶名，理屈词穷，又说妻子盗窃搬走房奁器皿，等到勒令对质辩白，却都是虞氏自己随嫁的物品。古人断绝关系不发出恶毒的声音，说是确实有这件事，还应当为之遮掩，现在江滨臾编造事端，用鸟兽的行为诬陷他的妻子，虞氏也是人，还有什么脸面再回到她家。虞士海既然称情义有亏，不愿意复合，官府难以强迫，应当准许离婚。虞士海先释放，江滨臾勘杖八十下，押解到州学引试，另行呈报。

因为嫉妒引起争执

王实斋

余文子既然已经为女儿选择了女婿，何必驱逐女婿；余氏既然已经委身侍奉丈夫，何必背叛丈夫。黄定既然是余文子的女婿，也没有不礼貌对待岳父的道理。余文子控告黄定殴打一节，根据知情的店主人说余文子故意进入店内寻衅争吵，这不必再问。但引起诉讼的缘由，只是因为妾桂童生了儿子，黄定偏爱，余氏专横嫉妒。妇人不好，世上多有，怎么责备这类人。监定当堂拜告他的岳父，以谢过去的过失，命令余文子当堂遣送女儿亥姐还给黄定责领，并监督立下限期改嫁桂童，另外寻找乳母，希望平息两家的纷纷诉讼。其余的人释放。仍然申报。

官宦家族雇妻

天水

士大夫的后代，他们的子孙有贤良的也有不肖的，固然不能保证长久拥有富贵兴盛，不坠毁他们的家世。然而不幸到了流落失所的地步，执行法律的人，能不为之恻然动心吗！丞相秀国陈公，先朝实在与郑国公富公共同执政，传了五代到他的孙子思永，距离先世大概不算太远。思永的女儿嫁给吴子晦为妻，也是官宦人家的

译后来，他无法自立，家道败落，与妻子寄居在陈季渊家中，靠妻子做针线活来维持生计，贫困到了这种地步，该怎么办呢？士大夫谁没有怜悯之心，如果知道这件事，同情他是可以的，救济他是可以的，却因为他贫穷而图谋他的妻子，引诱她来做婢女，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雷司户出身名门，本应以功名自期，却贪图一个妇人，而自做不义之事，招致舆论的讥讽。陈氏的母亲刘氏提出控诉，官府因为她是陈秀公的孙子，不忍心坐视她失身，永远成为祖先的污点，不得不依法处理。追捕到吴子晦，他极力隐瞒这件事，索要雷司户雇佣的契约，再三审问，才据实剖白。详细考察他最初想要雇佣的时候，先是邀请吴子晦喝酒，引诱陈氏先留在他家过夜，第二天才让她立契，如果对陈氏稍加审问，一定有不义之处，司正不想彻底追究罢了。前朝有士大夫因罪败落，打算卖妻女来偿还官债的，名贤看到后，倾尽家财帮助他们，随即为他们置办嫁妆遣送回家，使他们有所归宿。载入传记，至今成为美谈。雷司户听到这件事，却

译难道心中不感到惭愧吗？按照法律，雇佣妻子给他人的，等同于和离的法令。吴子晦应当依照上述条款定罪判决，官府尚不想完全执行，暂且责令刘氏在官府责打后领回女儿回家，如果她的丈夫吴子晦有可供赡养的财物，不至于使妻子流离失所，就让她回去。万一吴子晦不能自给自足，无法赡养妻子，就应当听从刘氏改嫁，官府应当准备条款给予凭证。陈季渊是名相陈俊卿的曾孙，受人恩惠，却与亲侄女签订雇佣契约，这哪里还有人心。传唤到案后，请求门长自行遣返。同时发文通知门长知晓，按照所陈述的情况，停止发放义庄的米粮。雷司户的干人程八乙另行处理吴子晦免收坐罪，并将刘如圭释放。雇佣契约予以销毁涂抹。

孝

孝顺父母的人应当劝勉，不孝顺父母的人应当惩罚

真德秀

我昨天用三件事晓谕百姓，首先提到孝悌。几个月以来，屡次根据东厢申报上来的情况，比如承信郎周宗强，他的母亲安人陈氏患病几乎危重，周宗强割下自己的肉来救治，于是母亲痊愈。虽然这不是经典所推崇的，但他的孝心确实恳切，实在值得嘉奖。如今忽然接到百姓吴拾同的妻子阿林控告她的儿子吴良不孝，再三审问，详细陈述了情况。我愧为郡守，不能用礼义训导百姓，致使民间出现这种悖逆行为，日夜惭愧恐惧，无地自容。周承强除了按照条例给予赏赐外，特别邀请他到州衙，摆设酒席三行，以示宾客之礼，用旗帜、鼓乐、鞍马、伞扇护送他回家。吴良的罪行本该处以极刑，暂且从轻发落，杖打脊背二十下，剃去头发，拘役一年，仍然在市集公开执行。让百姓知道，孝顺父母的人，官府深深敬重；不孝顺父母的人，

王法必定惩罚。况且这里的人，本来容易教化，只是因为官府不知道训导勉励，所以有无知而轻率犯法的人，现在为你们百姓略陈大义。

取肝救父

真德秀

各种品行没有比孝更大的了。郡邑宣扬孝道治理，尤其是当今的首要任务。詹师尹因为父亲患病不愈，割下肝脏来给父亲食用，暗中有所相助，随即父亲恢复健康。他是乡吏的儿子，为亲人的疾病焦急，亲自割肉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人子的孝道到这里就尽到了。然而以平民小吏的身份，能舍生救活亲人，全境的士民，闻风感动，互相告诫要赡养父母，陶冶形成纯孝的风俗，难道不美好吗！詹师尹除了按照条例给予旌表赏赐外，再特别支取钱二十千下发，仍然委托知县与他补充优轻的职位，使他得以作为孝养的资金，这也是为了广布风教勉励的意思。

割股救母

厢官申报，江广忠的妻子庄娘五十四岁，患病日久，有亲生儿子江应，在四月十八日割股救母治病，如今已经痊愈。佥厅拟呈，江应割股来治疗母亲，可以说是小人有孝心的表现，理应旌表特异，想要按照规格将绢、面折钱、会子五贯，米五斗，酒一瓶，张贴在厢房传唤上堂请领。奉判：割股虽然不是孝道的正统，但捐躯救母，一念孝心，确实足以激励薄俗。犒赏之外，本州凡是军人死亡，当堂陈请，随即相视填刺，此外断难增加名额收补。有江应对亲人的孝心，官府应当思考如何延续他的生计并终其赡养，如果愿意入军籍，让他具状前来，应当破例特别给予收刺。近来阅览诉讼文书，母亲控告儿子，儿子伤害母亲的，常常深切叹息，如今旌表这一个，来表彰其余的人，听到的人应当知道受到劝勉。

不孝

不孝

蔡幼学

知县五日一次呈报，正是为了用柔和之道教化他们，很好很好。送到县里，在一天呈报的时候再讯问五十下，以警示他善心的产生。更改为两天一次呈报，仍然收禁起来。满一个月不改正，解送来。

母亲控告儿子酌情加重责罚如果再不改正按照条例判决

胡石壁

胡大作为儿子，不能顺从他的母亲，于是导致母亲控告他。母亲对于儿子，是天下至情所在的地方，然而竟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必定有非常不能忍受的事情。本来应该重作施行，以正不孝的罪过，又担心从此母子兄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暂且押下到厢房，在本人家杖打十五下，让他拜谢阿李，仍然让四邻和劝。如果再不改正以前的过错，定当按照条例断罪。

祖母生前不供养死后不埋葬反而诬告族人

方秋崖

阿王活着时孤苦年老，应当供养她的是她的子孙，死后埋葬，应当料理的是她的子孙。子孙零落，只

有一个胡师琇还在，却飘然出家不顾。祖母活着时族人供养她，死后族人埋葬她，作为胡师琇，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呢！族人凑钱埋葬，因为不利而迁移，与其他发掘坟墓的行为，不可相提并论。如果让我处于这个位置，迁移埋葬的人本来没有罪过可科。如今主管官员既然已经

译两人被审查定罪，将囚犯迁回原处，对于师琇来说，这样处理也就足够了。至于他上诉到上级官府，吵闹诉讼不停，那么赡养他祖母、安葬他祖母的人，难道是师琇的仇人吗？这不能说是懂得感恩报恩的人了！这大概是因为贩卖坟墓中的尸骨还没满足他的贪欲，亲人死了又当作货物来牟利，是不孝之人。按照法律，供养有缺失的，判徒刑二年。这是师琇祖母在世时他应受的刑罚。骨肉亲情相互抛弃，亲人死亡不亲自办理丧葬的，在徒刑二年的基础上加重处罚并流放，这是师琇祖母去世时他应受的刑罚。罪行属于十恶之列，从轻判处杖刑一百，编管到邻近州府，申报照会。

译乱伦

妇人为了逃避罪责，给公公加上恶名

胡石壁

阿张作为儿媳，不能侍奉尊长，前后不到一年，她的公公两次以不孝的罪名控告她。根据她的供词，丑恶得不可言说，事情涉及暧昧不明。真假虽然难以知晓，然而儿媳对待公婆，就像儿子对待父母一样，孝子宣扬父母的美德，不宣扬父母的恶行。假如蒋八确实有在河边的胁迫行为，阿张拒绝他就可以了，却公然张扬告诉众人，这就违背了为尊长隐瞒丑事的道义了。况且蒋八坟墓上的树木已经合抱，血气已经衰退，哪里还会有不肖的念头？阿张只是一个有过错的妇人，如果确实被公公胁迫，也决不会是能以礼自守而不受侵犯的人，这不过是想要侥幸免除罪责，所以给公公加上恶名罢了。礼制说：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父母不喜悦，就休弃她。现在蒋九因为阿张的缘故，竟然到了抛弃奉养父亲，外出另住的地步。不顾奉养父母，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孝了，儿子应当判罪，儿媳应当驱逐，然后审理阿张判处十五杖，押送充军为妻。本厢追回蒋九，杖打六十，押送回家侍奉供养，不允许再有违犯。如果蒋八再有诉讼，一定以不孝的罪名治罪。

儿子妄以奸淫妻子的罪名诬告父亲

胡石壁

父亲有不慈爱，儿子不可以不孝。黄十是黄乙的儿子，即使确实有新台那样的丑事，黄十也只应当为父亲隐瞒恶行，遣送驱逐他的妻子就够了，哪里可以传播到外面，何况事情属于暧昧不明呢！附和妻子的话，兴起对岳父的诉讼，只怕不能胜过父亲，于是就把天下最大的恶名加在父亲身上，天理人伦，灭绝殆尽，这种风气怎么可以助长呢？判处脊杖黥刑配流，都不为过分，且以愚蠢无知，从轻杖打一百，编管到邻州，勒令回归本宗。阿李悖逆轻慢公婆，也不可宽恕，杖打六十。其余的人一并释放。

既然有暧昧不明的诉讼，应当勒令听任离异

胡石壁

新台那样的丑事，确实属于暧昧不明，阿黄在外面陈述，就说有，在狱中供对，就说没有。如果只根据他前后的言辞，就作为有无的决断，是非很少有不失实的。我如今亲自到官署，逐一传唤询问，耳听他的言辞，目察他的神色。阿黄应对之间，颇多羞涩，似乎心中有事而不敢说；李起宗争辩之际，颇觉吞吞吐吐，似乎心中有愧而不能说。我如今固然不敢决然认为没有此事。如果一定要究查虚实，那么在拷打之下，一个懦弱妇人怎么能像强壮男子那样足以应对狱吏呢，最终不过是诬服罢了！况且这种丑恶的事情，只应当委曲掩盖，也不宜宣扬传播，以遗留给乡邻的羞耻。又何况尊卑之间反而如此，即使没有此事，也难以复合。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父母不喜悦，休弃她，这是礼经用来垂训万世的道理。阿黄不被公婆喜悦是必然的，他们夫妇虽然想白头偕老，怎么可能呢？应当勒令听任离异，黄九二将女儿另行改嫁，李起宗免予追究。

弟媳与伯父通奸，并且抛弃驱逐他的子女，盗卖他的田产

翁浩堂

谨按律法说：凡是奸淫缌麻以上亲属之妻的，判处徒刑三年。杨自智与杨自成是亲堂兄弟，自成娶妻邵氏，生下男女三人，而自成去世。假如阿邵卓有妇德，痛惜死者怜爱生者，耕种故夫的田地，祭祀死者以抚养孤儿，难道不是义声昭著，即使有强暴的男子，谁能够侵犯凌辱她呢！现在却不是这样，在丈夫刚去世还在哭丧守制期间，就已经与伯父杨自智调笑戏弄。自智行为如禽兽，淫乱没有止境，于是连同阿邵一起，迎娶回家作为妻子，灭绝理义败坏伦理，听闻的人悲愤，这还只是他罪行的次要部分。最严重的是自智、阿邵通奸之后，将自成的子女全部抛弃驱逐，将自成的田产全部盗卖，破坏别人的家庭，灭绝别人的子女，断绝别人的祭祀，即使是路人也不忍心做，而自智、阿邵忍心做吗！罪恶到了这种地步，上通于天了！近亲杨自达从淳佑元年提起诉讼，至今四年，不曾剖决。死者如果有知，难道不在九泉之下含痛忍愤吗。我因为阿邵的母亲陆氏有诉讼，才得以究查本末。陆氏不是为自成申冤的人，大概是自智挥霍殆尽，阿邵无处安身，所以母子相谋，想要当官正名休离而去。有利可图就抛弃同宗即视为异类，利尽就舍弃故旧谋求新欢，阿邵的计谋，也太狡猾了！如今官府只得尽情为她安排处置，先正定自智、阿邵的罪，引到王丙乙位下，取回自成的儿子牙儿归宗，奉祀自成的香火。所有自智盗卖过的自成田地六段，内除一项给与儿子邵僧的不问外，五项都称为违法交易，引到典卖主客人名下，索回原契约毁抹，立案置立产簿扇，详细记载，当官印押，给付牙儿执照，并通知乡司起户招税。但牙儿年幼，未能自立，等取回时，暂且托付房长杨自达抚养，田地托付杨自达交收。等牙儿年长，让他自主掌管。杨自智免予监赃，牒文押送出处州边界，阿邵断案后，责付陆氏看管。卢自成等人释放。

叔侄

叔母控告她的侄子打破庄屋等事

胡石壁

阿刘，是奉千十一的叔母，奉千十一应当以侍奉母亲的礼节侍奉她。现在让她不远数百里到讼庭之下申诉，必定有非常不得已的原因。作为子侄，却让她

译叔母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可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和厌恶呢！我昨天在书判中看到了这件事，接着又当面告诫你，以此来保全你叔侄兄弟之间的情谊，可以说已经做到了极致，凡是有人性的人，应当在这里有所醒悟了。

译只是阿刘所控告奉千十乙打砸庄屋等事，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如今既然想要消解叔母的愤恨，恢复兄弟间的和睦，怎么能不伏罪谢过，舍弃过去的错误而谋求新的开始呢？如果不这样，那么女德的缺失将没有止境，妇人的怨恨将没有终结，他们的争讼尤其不会停止。至于刘四十五、彭鬼师等人既然不是善良之辈，怎么能和他们交往呢？整天混在一起，所谈论的必定不是正言，必定不是好事，今后这些人都应当全部摒弃，这样同室之内，从此就永远没有闲话了。告知奉千十乙，仍须张贴告示让县衙查究刘四十五、彭鬼师前后是否有过犯，如果确实是乡里的祸害，就按照已追解来的方式处理。

叔侄争夺产业，命令禀报听从学职的教诲

胡石壁

“审理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做到使诉讼不再发生啊！”我德行浅薄、声望不高，不足以宣扬道德教化，为士人风气树立榜样，却使得乖张争讼、欺凌冒犯的习气出现在我们这里，比起古人我真是惭愧多了！否则，用威严威慑他们，用鞭打让他们记住，正是担心有所宽容而放任不管，而各位朋友却能举出劝善的责任，来启发他们的良心，使得叔侄之情不远而复，这难道不是我对于学校士人所期望的吗？告知周德成叔侄，仰即当日禀报听从明友朋友的教诲，于是叔侄关系恢复如初。如果不悔改，那么那些本想成全你们的人，将不得不施加刑罚了！

宗族

倚仗富有欺凌族长

蔡久轩

本司以劝农、河渠为职责，水利固然应当裁定；本职以明刑辅教为先，名分尤其应当急迫。范宽凭借富有而欺凌虐待他贫穷困顿的族叔，动不动就以服制已绝为借口，如果这样，那么族中的尊长都可以因为服制已绝而被毁辱了！后生小子，不知道有宗族骨肉的情义，本来应当科断，因为他稍微能读书，不想玷污他的士人节操。押下到佥厅，请吴兼佥杖打二十下，作为倚仗富有欺凌族长的警戒。仍须张贴告示让县衙严格执行，不许富豪霸占水利，以困迫小民。那范启特给予免追，词讼之人释放。

诉讼曾叔祖占用房屋导致延烧

胡石壁

太可恶了！银元赓的不仁啊！银仲贵是他的曾叔祖，年老而没有房屋，正所谓天下穷困无助的人。路过的行人尚且会怜悯他，银元赓如果稍有怵惕恻隐之心，就一定会解衣给他穿，推食给他吃，借给他房屋居住。一间茅舍，值多少钱，银仲贵占用借住，哪里是不得已，而银元赓却立刻兴讼，一定要驱逐他而后已。偶然发生火灾，不知道起因，就怀疑是银仲贵所为。父子二人，更迭论诉，违背了绥靖宗族之道，败坏了笃亲之谊，施加刑罚，不容放任不管。银元赓杖打十下。但是银仲贵作为尊长，也应当自知羞耻，自识去留，怎么能倚仗自己年老位尊，无所顾忌，多行不义，招致别人的憎恶。发短心长，怎么能没有罪过，且责戒励一次，今后如果再次惹出词讼，一定追断。

诉讼族人行盗

方秋崖

骆伯友诉说丢失的东西，不过是锡瓶、布袋罢了，而在族中搜查，那是功缌之亲。从前有人遭遇盗贼，说：幸好深夜无人知晓，我如果抓住你，就使你终身承受盗贼的名声，我不忍心啊。他对普通人尚且能这样，何况是同曾祖父的叔侄呢！于是使得牵连者数人，捆绑者数月，学者不应当这样。学司除名学籍，其余人释放。

乡里

乡邻之争，劝以和睦

胡石壁

大凡乡曲邻里，务必要和睦。一旦和睦，那么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互相扶持，彼此都受到利益。一旦不和睦，那么有无不再相通，缓急不再相助，疾病不再互相扶持，彼此都受到损害。当今世人，懂得这个道理的很少，只争眼前的强弱，不计长远的利害。一旦有些小言语，便要去打官司，不把乡曲放在心上。且说打官司有什么便宜处，花费了盘缠，荒废了本业，在公人面前赔了下情，花了钱物，在官人厅下受了惊吓，吃了打捆，或者输或者赢，又在官员笔下，怎么可以必定呢。即便赢了一番，冤冤相报，何时是了。人生在世，怎么保得一生没有横逆之事，如果是平日有人情在乡里，他们自然众共相与遮盖，大事也成小事；既然与乡邻结仇，他便来寻针觅线，掀风作浪，大事也成小事了。这样，那么今日的胜，乃是日后的大不胜。当职在乡里，常常以此语教人，都认为是至当之论。如今暂代守在此地，每日受理词讼，多是因闲唇舌，遂至兴讼。初入词时，说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对，原来却没有一些事。这些都不守本分，不知义理，专要争强好胜之人，当职所深恶，正要惩一戒百。今看唐六一诉颜细八、颜十一的原因，只是因杨四唆使的缘故。杨四处乡邻之间，不能劝谏以平息争执，反而喋喋不休以激化争执，遂使两家在农务正急之时，抛家失业，妄兴词讼，扰乱烦扰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杨四杖打六十，唐六一、颜细八、颜十一当庭责罪赏状，不许归乡生事，一并释放。

译仍然给每个人发放一份判词，让他们带回家去，在乡里间广泛传阅，这也是推行教化的一种方式。

译〔一〕当职在乡里《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无“里”字。

〔二〕归乡生事“生”字，原作“里”，根据《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改正。

勉请寓公举行乡饮酒礼以倡导乡里

胡石壁

当职才疏学浅，承蒙差遣守此郡县，常自忖度朝廷推举选拔的本意，难道仅仅是责成我处理文书簿册、按期汇报等琐碎事务，以及刀笔吏的案头工作而已吗？固然是希望我能宣扬阐明教化，以敦厚人伦关系、美化社会风俗。因此，自就任以来，凡是在榜文告示中颁布的，在文书判决中体现的，在政事施行中落实的，无不恳切地以侍奉父兄、敬事长上作为训诫百姓的内容。如今已过去数月，近处的人亲眼见到而明白，远处的人听闻而知晓，那些邻里宗族之间，自然应当详细体察此意，年长者勉励年少者，聪明人教诲愚钝者，贤德者诱导不肖者，相互引导归于礼义，从而使旧俗得以改变。然而每当审阅诉讼文书，争讼凌犯的习气，竟然没有丝毫减退。其中利益冲突哪怕微小如稊米，便立即欺诈以互相倾轧，凭借财力以互相压胜，结党营私以互相攻讦，不仅亲戚邻里反目如同不相识，即使是父子、伯叔、兄弟也互相视如仇敌。唉！上天赋予我百姓常理，难道是这样吗？大概改变风俗，使人们回心转意趋向正道，这类事情并非一般俗吏所能做到的。当职怎敢不自我责备，只是愤恨疾恶于顽固之人，而不思考引导他们走向吉祥安康的方法呢！私下认为三代教民的方法，没有比乡饮酒礼更切要的了。观察它推崇尊卑谦逊以教导不争，推崇洁净恭敬以教导不怠慢，父亲坐而儿子站立以教导孝，老人坐而年轻人站立以教导悌，按贤能贵德来排列宾客，按年龄贵长来排列座位，按爵位贵贵来排列陪客，饮食必定祭祀以示不忘本源，工歌必定献唱以示不忘功德，宴饮及沃盥洗涤以示不忘卑贱，凡是登堂降阶、辞让接受、献酒酬答的意义，笾豆鼎俎等器具，升降合乐的节奏，无不是教化。在那时，父亲与父亲谈论慈爱，儿子与儿子谈论孝顺，兄长与兄长谈论友爱，弟弟与弟弟谈论顺从，年少时习以为常，年长时安之若素，父兄的教导，不严厉就能成功，子弟的学习，不劳苦就能掌握。所以风俗形成之后，即使是衰世公子，都笃实信厚，而不止于麟趾那样的盛世；即使是江汉间的平民，都知道不敢冒犯礼法，而不止于京城附近；即使是抱着被褥的卑贱妾室，都知道以义自克，而不止于关雎中的后妃；即使是管理牛羊的低级官吏，都知道有所不忍伤害，而不独是公卿大夫的贤德。因此孔子说：我观察乡饮酒礼而知道王道。又说：乡饮酒礼废弛，那么长幼的次序就丧失，争讼打斗的案件就繁多了。那么这种礼制的废兴存亡，它所关联的难道不重大吗！万世之后，有志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人，舍弃这个将先做什么呢。唐代李正一任常州刺史，大力兴办学校，堂上画着孝友图，传示给诸生，举行乡饮酒礼，而人人知道劝善。裴焕之任宣州刺史，也举行此礼，歌至《白华》、《华黍》、《南陔》等篇章，讲述孝子奉养双亲、及物遂性的道理，听闻者甚至流泪。天理存在于人心中，其不可泯灭竟是这样。当职不自量力，贸然有效仿之心，将与众位君子讲明研习并推行它，使郡中的父老子弟〔四〕在其中相互周旋揖让，日积月累，耳濡目染，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狱讼止息，刑罚搁置不用，那么期望百姓不愧于齐、鲁之民，而太守也差不多不至于成为龚遂、黄霸的罪人了。独自怀抱此志，未知能否实现，而刘司户却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先作为乡里的倡导者。恳切的一纸文书，充满仁义之言，当职抚卷三叹，真没想到为乐竟达到如此境界。鲁国若无君子，我从哪里取得这些呢？我从此更加相信郡人仍然足以用来行善。从前王豹居住在淇水，而河西善于歌唱；绵驹居住在高唐，而齐右善于歌唱，做了其事而没有其功效的，从未有过。希望司户与志同道合之士努力实行。将来有争讼曲直的人，望见王烈的庐舍而返回，想要做不善之事的人，恐怕司马光、邵雍知道而停止。如果州郡如此，难道只是郡人有羞耻心且归服，即使由此兼善天下也不难了，难道不盛大吗！请现在遇到行礼时，将名录示我，或许可以依据他们的从违，察知他们的趋向，并且想微薄资助钱酒，以表示我一点劝勉之意。并在市集及两县张贴告示，如果各乡士民有能效仿此行的，仰请各县核实上报，当给予褒奖，以作为风俗的劝勉。

〔一〕登降辞让接受献酬的意义“受”、“义”，《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作“逊”、“仪”

〔二〕画孝友“画”字，原作“尽”，根据《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改正。

〔三〕研习并推行它“习”字，原作“业”，根据《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改正。

〔四〕郡中的父老子弟“郡”字《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作“邵”。下文“郡人仍然足以用来行善”的“郡”字同。

〔五〕如果州郡如此难道只是郡人有羞耻心且归服“州”字，原作“此”，根据《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改正。

〔六〕即使由此“由”字《永乐大典》第六六四卷作

译以”。〔七〕薄助钱酒：“钱酒”，《永乐大典》卷六六四一记载为“酒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