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道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太祖皆许之。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因召君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伐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且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道，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戊寅，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当振举大纲，以率百寮，赞朕为治。”四月丙辰，太祖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臣、刑部勘问，皆不实。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编戍远方。”刑部言：“当抵罪。”太祖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凡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有司著为令。”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译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国之道 戊戌年十二月癸巳日，征召儒士范祖干、叶仪。二人到来后，范祖干拿着《大学》进见。太祖问：“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应从哪里入手？”范祖干回答：“不出于这部书。”太祖命范祖干剖析其中的义理。范祖干认为，帝王治国之道，从修养自身、整治家庭，一直到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必须使上下四方都均衡齐正，让万物各得其所，然后才可以谈论治理。太祖说：“圣人的道理，是用来作为万世法则的。我自从起兵以来，号令、赏罚只要有一项不公平，凭什么使众人服从？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达到太平，全都在于这个道理。”太祖对他们非常礼遇，任命二人为咨议。叶仪以有病为由辞谢，范祖干也以父母年老为由辞谢，太祖都答应了。丙午年三月甲辰日，太祖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说：“天下兵争不断，百姓和万物都遭受创伤残破。如今土地逐渐扩大，战守已有准备，但治理国家的道理还没有彻底研究明白，这件事深深切在我的心上。”刘基回答：“既然战守已有准备，治理之道也一定应当有所改革。”太祖说：“丧乱之后，法度松弛，应当加以变革，使纲纪端正，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然而，必须以彰明礼义、端正人心、淳厚风俗为根本。”王祎回答：“从前商汤平定夏桀造成的乱局而修明人伦，周武王平定商纣造成的乱局而整治常伦。皇上的话，确实与上古先王相合。” 吴元年十月癸丑日，右御史大夫邓愈等人分别陈说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太祖看过后，对邓愈等人说：“治理天下，应当先处理重要而紧急的事情，然后再处理次要而缓慢的事情。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最紧急的是衣食，最重要的是教化。衣食充足，百姓的生活就能安定；教化施行，社会风俗就会变好。使衣食充足，在于劝勉农桑；彰明教化，在于兴办学校。学校兴盛，君子就会致力于修养德行；农桑得到发展，百姓就会致力于根本。这样治理国家，就不用过于劳苦而政务自然能够整顿起来。如今你们所说的，都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事情，只是还不是当前最紧急的。你们身为国家大臣，对于经营国家的道理、庇护百姓的方法，还应当替我尽心思考。”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日，太祖在奉天殿设宴大宴群臣。宴会结束后，召集君臣告谕说：“朕本是平民而拥有天下，实在是由于天命。当初群雄刚刚兴起，到处劫掠，百姓惶恐不安，朝不保夕。朕看到他们所作所为不合正道，心中常常不能认同。后来朕与诸将渡过长江，驻兵太平，深深思考爱护百姓、安定天下的方法。此后十多年间，招揽英雄，征伐四方，屡次取胜，依靠诸将辅佐的功劳，才尊居天子之位。想到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而政务又正繁重，朕常常半夜睡不安稳，忧虑一直悬在心中。”御史中丞刘基回答：“过去四方尚未平定，劳烦圣上忧虑。如今四海已成为一家，应该稍微解除一些忧虑了。”太祖说：“尧、舜是圣人，处在无为而治的时代，尚且还为天下忧虑，何况朕的德行比不上唐尧、虞舜，治理也没有达到雍熙太平，天下百姓又刚刚脱离创伤残破，难道能够不忧虑吗？处在天下之位的人，应当把天下当作忧患；处在一国之位的人，应当把一国当作忧患；处在一家之中的人，应当把一家当作忧患。再拿自身同天下、国家来说，身体是小的，行为稍有不谨慎，可能导致跌倒；调养身体不合正道，可能产生疾病。何况天下国家责任重大，怎么可以片刻忘记警戒敬畏呢？” 戊寅日，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成周时期，治理掌管于冢宰，教化掌管于司徒，礼制掌管于宗伯，政务掌管于司马，刑法掌管于司寇，工程掌管于司空。因此天子总领六官，六官总领百官，大小官职相互维系，各有所属，所以事务简要而政令不紊乱，这就是治理得当。秦国采用商鞅之法，改变古代制度，法令多如牛毛，对百姓施暴过甚，百姓也不服从，因此造成了混乱。你们身居宰辅之任，应当振举纲领，率领百官，辅佐朕治理国家。” 四月丙辰日，太祖对侍臣说：“朕看到史书所记载的汉、唐末世，都因宦官败坏侵蚀而无法挽救，未尝不为此惋惜叹息。这些人在君主身边，每天受到亲近信任，又小心谨慎、勤劳办事，像吕强、张承业这类人，难道会没有吗？但是，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可任用小人，这是圣人深切的告诫。他们身处宫禁之中，只可以让他们负责洒扫、供给使令、传达命令罢了，怎么适宜让他们参与政务、掌握军队？汉、唐的祸患，虽然说是宦官的罪过，也同样是君主宠爱他们造成的。假如宦官不能掌兵、不能参与政务，即使想要作乱，难道能够做到吗？” 七月辛巳日，太祖与侍臣谈论创业的艰难。太祖说：“朕依靠将帅的力量，扫除祸乱，成就了大业。如今四海逐渐平定，朕难道不想休养生息、让自己享受安逸吗？然而朕所敬畏的是上天，所惧怕的是百姓。假如所作所为有一件不恰当，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逐渐发展到极点，最终天厌弃、百姓怨恨，没有不走向危亡的。朕每想到这些，内心就警惕不安。” 十月己卯日，有百姓告发富人谋反。太祖命御史台大臣、刑部审查讯问，结果都不属实。御史台大臣说：“告发之事发生在赦免之前，应当编入军籍，戍守远方。”刑部说：“应当依法定罪。”太祖拿这件事询问秦裕伯。秦裕伯回答：“元朝时，凡是告发谋反而查明不实的，罪责只处杖刑一百，以此来开通今后告发的道路。”太祖说：“不对。奸诈之徒如果不依法定罪，天下善良的人就会有很多被他们诬陷。从今以后，凡告发谋反而查明不实的，一律抵罪。有关官府把这条规定写入法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日，太祖在奉天门召见元朝旧臣，询问元朝政事的得失。马翼回答：“元朝拥有天下，是凭宽纵取得的，也是凭宽纵失去的。”太祖说：“凭宽取得天下，这话我听说过；凭宽失去天下，却没有听说过。脚步迈得太急就会跌倒，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断裂，百姓受到逼迫就会作乱。处在上位者的治国之道，正应当采用宽缓。但只能说宽缓能够得到众人，不能说宽缓会导致失去天下。元朝末年君臣沉溺于安逸享乐，终于走向灭亡，其过失在于放纵，元朝实际上并不是宽缓。大体说来，圣王之道是宽缓而有节制，不把废弃政令当作宽缓；简约而有节度，不把任意轻率当作简约。施行得恰到中正，就没有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