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六

译《明太祖宝训》卷六 告谕群臣 甲辰年二月甲寅日，太祖召见各位将领，告谕说：“诸位长久跟随我，劳苦已经到了极点。但根据你们的劳苦，应当谋求你们的安逸，就像农夫耕种一样，春夏辛勤劳苦，到秋天才有收获，这是因为先前用力，后来才能获得收成。今天的事情正是如此。所以必须克制闲暇安逸。因此，劳苦是安逸的根本，困顿是否转为安泰的契机。我要和诸位先谋求劳苦，之后再享受安逸，就像农夫盼望丰收一样，这样安逸就可以期待了。至于有旱灾、水灾、虫害等导致收成不足的情况，那是取决于天时，并不是勤惰所造成的。” 三月丁丑日，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先王在世时，不施加赏赐，百姓也会勉励行善；不施加刑罚，百姓也不做坏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仁义作为根本。圣人统治四海、主宰万物，以仁德居于内心，以义理施行于外，所以贤能的人乐于实行仁义，不肖之人也有所观察、仿效。因此，商代取代夏代，周代取代商代，但仁义从来没有改变。上天生育百姓，天下治乱相继，纵贯万世而不改变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所以商汤、周武王凭借它而兴盛，夏桀、商纣忽视它而灭亡。如今天下纷乱，没有完全安定；那些倚仗一己智力、残害百姓的人，哪里还知道有仁义呢？你们身居枢要职位，辅佐我治理天下，舍弃仁义就没有治理国家的根本。你们要努力。” 乙巳年六月乙卯日，任命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太祖告谕滕毅说：“我看见元朝末年的大臣及其门下士人，多数不以正道立身处事，只是一味谄媚奉承，谋求苟且迎合。看见那个人所做的事情不对，也不与他相互匡正、救助；等到他失败时，自己最终也陷入罪责。你长久在徐相国幕下任职，没有过失，所以授予你这个职务。你应当尽心办事，不要为了苟且容身而随从。假如事情有差错，都足以成为自己的牵累。这就像一块美玉，只要有一点瑕疵，就会成为弃物，不能制成器物。”又告谕杨训文说：“起居注的职责，不只是专门负责记录而已。关键在于进献忠言、纳受教诲，使君主达到没有过失的境地，这样才算尽到职责。我平时对于百官所说的话，有好的意见就反复思考不止。如今你在我的左右，难道可以不把一切意见都说出来吗？况且你一向被称为谨慎厚重，应当始终如一；如果改变自己所坚守的原则，祸患一定会产生。这就像骑马，能够在险阻处戒慎，就不会坠落；在平坦开阔处放纵心意，就会跌倒。我常常用这个道理警戒自己，所以拿来勉励你们。”后来有一天，又命杨训文、滕毅搜集古代无道君主，如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做的事情，编集进呈，并说：“古代君主所做的善事和恶事，都可以作为借鉴。” 之所以要观察这些，正是想知道他们导致国家丧乱的原因，把它作为戒鉴罢了。” 七月丁巳日，命令投降的元朝佥院张德山回襄阳招抚招纳尚未归附的山寨。太祖告谕说：“自古豪杰能够在事情尚未显露之前观察出征兆，所以夏朝将要灭亡时，终古就先奔往商地；殷朝将要灭亡时，向义也先归附周，不等到迹象明显才行动。等到迹象已经明显才后来归附的，只是普通人，不是豪杰。你能够察知存亡的关键，推诚归附于我，实在值得嘉奖。你的才能如同美箭利镞，必定要寻求善于射箭的人来使用它，这样才不会埋没你的才能；如果把它交给不善射箭的人使用，难道不是更加可惜吗？现在命你回襄阳招纳未归附者，应当向他们说明大义，告诉他们成败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能察知存亡的关键，只凭险要之地作为固守屏障，终究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你去告谕他们，使他们知道保全自身的方法。若能保全众人一起归来，功劳也不小。”于是厚赐张德山，遣他出发。辛酉日，任命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告谕他说：“你前往襄阳，辅佐邓平章筹划施行政务，应当斟酌事情的宜与不宜，修缮城池，训练甲兵，节省财用，安抚百姓。处理事务贵在果断，统御众人必须镇定。要秘密防范奸细，谨慎对待敌人。敌人到来时，就坚守营垒、清理野外，以等待并利用敌人的弊病，切不可轻易触犯敌人的锋芒。镇守一方的职责，固然在于将帅；筹划辅佐的帮助，实际上依靠幕僚。你要恭敬地尽心尽力，不要辜负我委任你的心意。” 丙午年正月，这个月，命令接察司佥事周浈等人议定按察司的事务，并把宪纲中应当办理的事项逐条列出进呈。太祖告谕说：“掌管风纪宪纲的部门，关键在于任用得人；这样法律才能清明，弊病才能革除。人们说神明能够施行威福，鬼魅能够制造妖祸。你们如果能够兴利除害，辅佐国家、使百姓富足，这就是神明；如果暗中营私、奸诈诡秘，蛀蚀国家、伤害百姓，这就是鬼魅。凡事应当顾全大体，有可以说的，不要缄默不言；有不可以说的，也不要为了沽名而卖弄正直。如果事事苛察，便以为这是明察；处处苛刻，便以为这是才能，那么下属一定会有难以忍受的祸患，这不是我对掌管风纪宪纲者的期望。” 三月丁未日，太祖告谕群臣说：“我曾听说，古代圣人不出门户，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大概是因为政令已经成就、教化已经普遍融洽。治理天下能够使政令成就、教化融洽，所以即使不下令百姓也服从，不施加恩惠百姓也喜悦。我非常仰慕这种境界。如今战事还没有停止，百姓还没有得到休养生息，政令教化怎么能够达到那样呢？”起居注王祎回答说：“政令教化能否修明，取决于居上位的人。主上对此心情恳切，哪里还用担心政令教化不能成功呢！” 六月癸亥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国家的安危祸福，我和各位卿共同承担。过去群雄一同起兵，东西对峙，谁不想成就大业？然而没有几年，徐氏因柔弱怯懦而灭亡，陈氏因刚愎暴虐而灭亡，如今只有张氏还存在。后来归附的人都说，张氏政事松弛，亲近奸邪回佞，上下相互蒙蔽；民心离散怨恨，费用没有常规；士卒困顿败亡，征发调遣却没有停止。这正是将要灭亡的时候。能够察知灭亡的原因，才可以谋求生存；能够审察危险的处境，才可以谋求安定。对存亡安危的关键昏昧不明，却能够取得成功的人，是很少的。如果我君臣骄傲懈怠，不加警戒，也最终重蹈他们的覆辙，难道不可怕吗？各位应当竭尽忠诚、出尽力量，来匡正我的不足。要敬慎，不可忽视。”

译吴元年七月丙子日，任命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新任命的郡县官大多出身平民，刚到任时，有的向人借贷，有的侵吞盘剥百姓；如果不给他们足以养成廉洁的资助，却希望他们奉公办事，是很困难的。”于是赐给他们路费。第二天，各郡县官接受赏赐后，入朝谢恩。太祖告谕说：“自古以来，百姓众多，必定要设立君长来统治他们。否则强者会越来越强，弱者会越来越弱，彼此纷争吞并，天下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但天下如此广大，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必须设置百官有司，分别管理各项事务。铲除强暴、扶助弱小，奖赏善人、除去奸邪，使百姓能够安居。百姓得到安定，然后才能尽力耕作田地，使衣食充足，缴纳租赋来供给国家使用。我如今命令你们担任治理百姓的官员，以百姓缴纳的租赋作为你们的俸禄；你们应当勤于政事，尽心为民。百姓有诉讼，应当替他们辨明是非曲直，不要尸位素餐、贪图非法利益而败坏法令，自取触犯宪纲之罪。你们去任职吧，务必慎重。” 八月戊申日，有官吏接受贿赂，别人揭发了这件事，官吏投井而死。皇上听说后，告谕群臣说：“那个人只知道获利的好处，却不知道获利的祸害；只知道贪爱财利，却不知道爱惜自身。人的愚蠢，哪里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君子听到义就趋善，见到财利就感到羞耻；小人却舍弃生命来谋求财利，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但这个人既然已经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这件事可以作为世间贪污者的戒训。” 九月己丑日，张士诚已经死去，太祖对群臣说：“我本来想让张士诚活下来并保全他。但他为人刚愎无知，在天命决定谁取谁予的时候，难道可以凭力量争夺吗？我最初平定建康时，彼此各自守护疆土，从未有意攻伐；他却诱使我的将士，自行挑起兵衅，连年交战，最终被我擒获。假使他早能醒悟，对外与邻国和睦相处，对内安抚百姓，哪里容易被攻破呢？可是他骄奢放纵、自我享乐，不顾百姓的艰难；他的部下又没有忠良之人，最终因诡诈而失败。他死去时，我非常怜惜他。” 壬寅日，太祖在视朝戟门召见从浙西归附的各位将领，告谕说：“你们过去侍奉张氏，担任将领、统率军队，到了计穷势蹙的时候，才投降归附我。我用厚恩对待你们，把你们列入将校之中。我所任用的各位将领，都是濠、泗、汝颍、寿春、定远等州的人，他们勤劳俭朴，不知道奢侈，不像浙江富庶地区的人那样沉溺于安逸享乐。你们也不是一向出身富贵之家，一旦做了将领、掌握兵权，就大量掠取子女、玉帛，非礼而放纵横行。如今既然归附于我，就应当革除旧日习气，像我的濠、泗诸将一样，这样或许可以保住爵位。人没有不羡慕富贵的，但取得富贵容易，保住富贵困难。你们如果确实能够尽心履职，跟随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日平定，不仅自己享有富贵，子孙也可以世代享受这种福泽。如果一时任性放纵，不顾后果，即使暂时得到快乐，很快又会失败丧亡，这哪里算真正的富贵呢？这些都是你们亲眼见过的事情，不可不引以为戒。” 十月壬子日，任命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人为监察御史，刘基仍兼任太史院使。太祖告谕他们说：“国家刚刚建立，只有三大府总管天下政务。中书省是政务的根本，都督府掌管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官，朝廷的纪纲，全都系于这三大府。你们应当想到端正自己来率领下属，以忠诚勤勉侍奉君上。自己不正，就不能使别人端正；所以治理别人的人，必须先自治。能够自治，别人才有所仰望。不要只是占着空缺职位，含糊地对什么都不置可否；不要萎靡因循，放纵奸邪、助长恶行；不要假借公事谋取私利，伤害他人、损害事物。《诗经》说：‘刚强者也不吐弃，柔弱者也不吞食。’这就是大臣应有的操守。你们要努力。” 又告谕御史大夫汤和说：“姑且以武臣身份担任文职，更应当请儒者讲论自古以来人臣立身行事、侍奉君主、治理百姓的道理，尽心办理职事，成就功业，将来把姓名写入史册，光耀流传千年，岂不是美事吗！”汤和叩头致谢。十一月乙未日，冬至，文武官员按平常礼仪入朝庆贺。这一天，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属官高翼进呈《戊申大统历》。太祖阅览后，对刘基说：“这是众人共同编制的吗？”刘基说：“是臣一人详细审定的。”太祖说：“历法计算，是国家的大事，是帝王敬奉上天、勤恤百姓的根本。天象运行有迟有速，古今历法有疏有密；一旦没有掌握其中的要领，就不可能没有差错。春秋时期，郑国起草一篇外交辞令，一定先由裨谌草拟，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才使用，所以很少有缺失。外交辞令尚且如此，何况制定历法呢？你们推算历法，必须各自尽心，务必求得最为恰当，这样或许才能符合我敬授民时的心意。”刘基等叩头退下。于是又把所记录的内容重新加以详细校核，然后刊印。十二月癸卯日，太祖在白虎设告谕群臣说：“自古忠贤之士，大体有三类：一类能够辅佐国家、安定邦家，勤勉不懈地谋求治理，从容委婉地劝君行善，即使君主没有听从，也一定反复进言。君主受到感悟而听从任用他们，朝廷就尊严安定，各项事务都得到治理。至于举荐任用贤能，使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贬黜退斥奸邪佞臣，处理事情合乎法度，而使人不敢怨恨，这属于上等的贤臣。另一类广泛学习古人的言论，深知已经发生的事情，内心虽然忠于辅佐国家，但胸中没有随机应变的才能，只知以古非今，拘泥固执，强迫君主去做难以实行的事情。然而看他的本心忠诚正直，也可以称为端正之人、正直之士。即使屡次遭受斥责侮辱，志向也不懈怠，这也是忠于国家，属于中等的贤臣。还有一类，经史学问虽然没有不通晓的，却拘泥于古人的旧事，不懂得经世济民的权衡，胸中混乱，不能辨别是非轻重，常常发表高谈阔论，以为是在进谏，最终却不知道什么应当先做、什么应当后做，什么可以实行、什么不可以实行。他们谋划事情，都自以为正确，实际上不切合实际、不能施用。君主听从他们，就会使他们自以为高明；君主不听从，他们就说君主不能实行自己的意见，既不能有益于国家，反而使君主徒然背上拒绝进谏的名声。但他们的内心也没有别的，只是不懂得审察时势、通达变化罢了。这是下等的贤臣。我如今评论这三类人，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够看明白。”

译戊辰日，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自古圣贤的君主，不用俸禄偏私亲近之人，不用官职偏私所爱之人，只求选用贤能之才来治理百姓，用这种方式向天下表明极其公正。元朝出自沙漠，只任凭一己私心，不明白先王之道，凡是各地官府，往往都让蒙古人、色目人担任长官，只想偏私本族，使百姓受到羁縻控制罢了，并没有公正治理天下、爱护百姓、谋求治理的心。何况奸吏又乘机蒙蔽上下，舞弄文书、玩弄法律；朝廷之上，贿赂公然流行；苟且的政事因循拖延，年复一年；上下形成同样的风气，却不认为奇怪。元朝末年以来，这些弊病尤其严重，以至于社稷倾危，最终没有人能够挽救。你们应当以此为戒。选用官员时，要谨慎选择合适的人任用，不要沿袭他们的弊病。”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日，太祖告谕省、府大臣说：“你们各位大臣既已受封爵位、升任官职，可以说尊贵显达了。应当同心辅佐国家，以享受这些俸禄职位。我曾经思考古代的君臣，处于安定时不忘警戒，富贵盈满时常常害怕骄纵，战战兢兢、勤勉谨慎，每天都保持戒慎，所以能够始终相互保全，不失去富贵。大体说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对功臣不是不想始终善待；但像韩信、彭越这样的人，自己不能保全功劳，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到了太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追究原因，大概是他们侍奉君主的心一天比一天骄傲，追求富贵的欲望一天比一天放纵，以至于失败。古人把欹器放在座位旁边，正是用来警戒骄傲盈满。你们应当对此戒慎。”又对都督府大臣康茂才等人说：“你们如今建立大功，难道是凭你们一个人的力量吗？如果没有军士同心协力，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千万不可倚仗功劳而骄纵放肆，轻视忽略下属。这样做的人，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我诚恳地反复对你们说这些话。古代君主对待臣下，往往使用权术驾驭，而不是用至诚相感，因此容易产生猜疑。如今我用直率的话告诉你们，常常相互警戒；这不仅关系到你们自身，你们还应当用我的心意教训你们的子孙，这样就可以与国家一同长久存在。” 当时皇太子在旁侍立，太祖指着他对众人说：“太子年幼，没有经历世事，我曾经用这个道理教诲他。假如将来你们的子弟成长成人，能够和我的儿子共同享受太平，常常像今天这样，那么子子孙孙就会享有无穷的福泽。”群臣都拜谢后退下。八月戊寅日，太祖将要再次巡幸北京，告谕六部官员说：“自古帝王开创基业之初，所任用的人才大多取自前代；如汉、唐、宋、元，都任用了隋、五代、宋、金的旧臣。我刚刚平定中原，你们多是前代的良才，全都归附了我。设置六部以后，我选用你们，各自担任相应职务。铨选官员、钱粮财谷、典章礼仪、军政事务、刑名狱讼、徭役工程等事情，都必须用心办理，不要使它们被搁置。任用人不恰当，就不能没有过失。我将向北巡行，你们留守京师，应当体察我的心意，尽到你们的职责，不可有所废弛懈怠。” 十二月辛卯日，任命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告谕他说：“元朝用六件事情考核责成守令，只是徒具空文。如今丧乱之后，中原荒芜，人民稀少。所谓开辟田野、增加户口，正是今天中原最急迫的事务。至于江南，就没有这样荒废的土地和流离的百姓了。你前往治理开封府，务必要安抚聚集百姓，劝导督促农桑，以求取得实际成效。不要学那些迂腐的儒生，只会空谈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初一丙寅日，太祖下诏修撰《元史》。太祖告诉朝廷群臣说：“近来攻克元都，获得了元朝十三代的实录。元朝虽然已经亡国，但其事迹应当记录下来。何况史书记录成败，用来显示什么应当劝勉、什么应当惩戒，是不能废弃的。”于是下诏命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负责监修，任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召隐居山林而有才德的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谢徽十六人共同纂修，在天界寺设立修史机构。又取来元代《经世大典》等书，作为参考。诸位儒者到来后，太祖告诫他们说：“自古凡是拥有天下、建立国家的人，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都会在后世得到公正评判。所以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必定要有一个朝代的史书来记载。元朝统治中国，几乎有一百年。最初君臣朴实厚道，政事简约，使百姓休养生息，当时号称小康。然而他们不明白先王之道，沉溺于胡虏的习俗，制度疏漏，礼乐也没有得到施行。到了末世，继位的君主荒淫，权臣跋扈，战乱四起，百姓的生命陷于危急。这期间虽然有贤能而有智慧的大臣，但他们的言论得不到采用，即使被任用也得不到信任，天下于是发展到土崩瓦解的地步。不过，在这期间君臣的作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贤人君子有的隐居，有的显达，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现在命令你们修撰，以备成为记载一代历史的史书。务必直实记述事实，不要过分赞美，也不要隐瞒罪恶，希望符合公正的舆论，为后世留下鉴戒。” 甲午日，太祖告谕群臣说：“过去元朝不重视名位爵禄，有时因为个人偏爱，随意授予官职；名位虽然容易得到，实际上对事情没有益处，只是徒有虚名罢了。朕现在任命官员，必定根据他的才干授予相应官职，任内所治理的事务也必须完全尽到职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上天所赐的俸禄不能白白耗费。朕又曾想到过去在民间时，看到州县官吏大多不体恤百姓，常常贪财好色，饮酒而荒废政事，对于百姓的一切疾苦都冷漠视之，心中实在愤怒，所以制定严厉的法律禁令。只要遇到官吏贪污、侵害百姓的，定罪处罚，绝不宽恕。你们应当体会朕的话。如果守住自身廉洁，公正奉行法令，就像人在平坦大道上行走，能够从容自得；如果贪污受贿而触犯法令，就像走在荆棘丛中，一步也无法移动。即使侥幸脱身，身体也会体无完肤。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日，任命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告谕王恭说：“国家任用人才，只看才干。假如贤能，即使关系疏远也没有区别；假如不贤，难道还顾惜亲近的人吗？福建过去一向富庶，元朝末年由于弊政，剥削尤其严重，百姓的困苦还没有得到恢复。现在命你前往安抚治理那里，你不要倚仗亲属故旧关系而产生骄纵之心，给百姓留下祸患。国家的政令，一概以至公为根本。你如果不能守法，便失去了人臣之道；朕难道也敢放纵违法、违背天下公议吗？你要恭敬地遵行！”

译甲午日，各道按察司官员入朝，太祖于是召见御史台臣并告诫他们说：“设置风宪官的职责，本来是挫败奸邪，处理冤屈，纠正各种事务，整肃纲纪，以端正朝廷。但元朝末年，台宪官员常常假借公法，挟带私人怨愤，互相倾轧排斥。今天这个人倾害那个人的亲戚，明天那个人陷害这个人的故旧，就像蛇蝎一样彼此毒害，最终导致败亡才停止。这样又怎么能充任台谏官呢？现在你们掌管风纪，应当以最大公无私、最正直的态度为根本，褒扬善行，遏制恶行，辨明邪正，不可沿袭旧习，借公事来满足私欲。如果竟然这样做，不仅辜负朕的委任，也失去了你们的职守。”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日，改任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告谕他说：“台宪官员不只是负责纠察，朝廷政事如果有遗漏和缺失，也都可以进言。君主每天处理万机，在听取意见、裁决事务时，怎么能每一件都做到尽善尽美？如果臣下迎合君主心意、顺从君主旨意，不肯匡正，就会留下无穷的祸患。现在提升你为侍御史，身处朝廷之上，应当秉持直言敢谏的风范，作为各部门官员的表率。至于抑制污浊、褒扬清正，使奸邪销声匿迹，使善人汇聚进用，这样御史的职责也就全部尽到了。” 四月壬辰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凡事勤奋就能成功，懈怠就会荒废；思考就能通达，昏昧就会闭塞。所以善于守持志向的人，不会被昏昧和懈怠乘隙侵入，因此事业日益扩大，德行日益增进。圣人起初与普通人并没有不同，普通人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不勤奋、不思考罢了。每天勤勉不懈地思考，是大禹成就大功的原因；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周文王开创王业的原因。后世的人不勤于治理各种政务，先追求安逸享乐，就像元朝末世，上下都安于宴安，骄奢淫逸，放纵无度，不理政事，百姓穷困也不加体恤，最终因此失去了天下，难道可以不戒惧吗！”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凡是任官的人，职任大小虽然不同，总之都只是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而已。过去范文正公任职时，每天所做的事情一定要求与所得俸禄相称；如果当天有所未做到，第二天一定补上，这样心里才安定。贤人君子对于国家尽心尽力就是这样，朝廷怎么会有荒废的事情？天下怎么会治理不好？元朝将要灭亡时，内外官员都安于苟且敷衍，不修治职务，只是每天吃着肥美甘甜的食物，因循度日。对于百姓的疾苦、政事的得失，一概不放在心上。因此纲纪废弛，民心日益离散，最终发展到土崩瓦解。这些都是近来的事情，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朕每夜都不能安睡，天还没亮就临朝视事，常常担心天下的事务有的被荒废懈怠而不能办理，百姓因此受到弊害。你们应当体察朕的心意，早晚尽心尽力，能够修治好自己的职务，就没有辜负国家。将来姓名完整地载入青史，难道不是美事吗！” 壬午日，太祖告谕群臣说：“朝廷设置官职，各有确定的职分。上级不欺凌下级，下级不谄媚上级，谨慎恪守自己的职责，这就是正直的人。过去寇准处在宰相职位，丁谓任参政，曾经一起吃饭，饭沾在寇准的胡须上，丁谓起身为他拂去。寇准严肃地说：‘哪里有身为执政大臣，却亲自替宰相拂胡须的道理呢？’丁谓惭愧地退下。这说明丁谓用谄媚来侍奉寇准，而寇准以正道对待他。君子和小人由此可以看出。又听说元朝初年，风宪制度非常严格。曾有一位宪臣卧病在床，属吏前往问候，宪臣勉强起身，扶着杖行走，并把手杖交给属吏，拱手退立，不肯接受搀扶。这样反复了几次，宪臣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停止。第二天见到那名属吏，宪臣谦逊地向他道谢。属吏说：‘我只是属吏，不是公家的童仆，不敢躲避劳作，只是担心损伤礼制罢了。’由此看来，那名宪吏也是正直的人。你们应当以此为鉴，邪曲的要戒除，正直的要效法。” 八月戊子日，太祖召见各位功臣并告诫他们说：“难以成就的是功业，难以得到的是爵位。你们舍弃生命跟随朕，经历百战而建立功勋，难道不是功业难成吗？然而根据功勋确定爵位，爵位高出一般人，难道不是爵位难得吗？知道功业难成，就应当思考怎样保全它；知道爵位难得，就应当思考怎样守住它。保全和守护的方法，只有恭敬谨慎罢了。不要因为功劳大就产生骄傲之心，不要因为爵位高就产生懈怠之心，这样才能享有荣华盛大，并延续到后世。大体说来，恭敬谨慎是获得福泽的根本，骄傲懈怠是招致灾祸的根源。只有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这些。”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日，太祖告谕入朝的各地守令说：“朕设置百官，让他们各自主管职务，以分工处理各种事务。只有府、州、县的长官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凡是赋税征收、徭役、诉讼，都先由县里办理，然后才到府里。如果县令贤明，赋税就公平，徭役就均衡，诉讼就少。一个县的事务治理好了，府里就可以无忧了。如果县官贪婪暴虐而毒害百姓，或者懈怠松弛而荒废政事，民间的利弊都置之不闻，不仅百姓遭受祸害，府里也会受到牵累。做府官的知道这种弊端，能够纠察惩办奸邪贪官，除去无能之人，请求改换贤能者任职，那么上下都会安定。如果知道却不上报，任由上下互相蒙蔽，虽然可以苟且安稳一时，最终一定会被他们拖累。明智的君子一定能够看清这一点。你们不要以为身处边远之地，朕就不能知道。将来政绩有声誉，一定会有奖赏，关键只在于你们治理得怎么样。命令赐给他们酒食。第二天他们入宫辞行，太祖又告谕说：‘慈爱祥和、和乐平易，是人的德行；刻薄残酷，是德行的贼害。君子成就自己的德行而去除这种贼害，所以恩惠能够施及他人；小人滋养这种贼害而违背自己的德行，所以祸患流及众人。而且人人都有这种德行，君子守护它而不失去，所以天理常存；小人舍弃它而不去实行，所以私欲总是遮蔽本性。朕任用官员，只任用贤能的人；荐举廉洁、提倡孝行，只是希望敦厚风俗；尊崇德行、劝人为善，只是希望成就教化。如果假装慈爱祥和，必定没有仁爱的实质；假装和乐平易，必定没有平和宽厚的真诚。你们应当努力修治自己的职责，广泛施行惠民的政令，以符合朕的心意。’ 丙辰日，太祖告谕御史台臣说：“做人不能过于刚硬，也不能过于柔弱。刚硬会伤害他人，柔弱会荒废事情，二者相互调和，才能有所成就。过去见到贪婪的人，常常故意谦卑退让，不违逆他人的心意，这是因为自己的操守不正，害怕别人揭发弹劾他的奸恶，所以采取这种讨好人的姿态。人们喜欢他讨好自己，便以为他贤能，就会落入他的诡计。那些不贪污的人，自以为操守宽厚清白，没有人敢对自己怎么样，所以和别人谈论事情稍有不合，便立刻发生争端。这虽然是刚强，却被人厌恶，因为别人认为他排斥自己，于是失去了人心。以中正处于刚强，就一定没有偏激的感情；以正道处于柔和，就一定没有畏惧谄佞的姿态。只要修养自身，别人又怎么能对你妄加是非呢？”

译四月甲戌日，任命工部尚书黄肃、刑部尚书高万杰为广西行省参政，刑部郎中高晖、磨勘司令吕宗艺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告谕他们说：“担任一方长官，贵在廉洁明察，但要戒除苛刻烦琐；贵在刚强果断，但要戒除急躁暴烈；贵在有利于百姓，但要戒除谄媚奉承；贵在有仁爱之心，但要戒除姑息迁就。凡是行动都要合乎道理，办事都要取得成功，对上足以分担朝廷的忧患，对下足以慰藉郡县百姓的期望，成为一道百姓的福星，像古代君子那样，使德行声誉流传不朽，难道不是伟大的吗？你们要努力。” 戊子日，太祖在谨身殿临朝，告谕省臣说：“朕看到唐太宗说过，商人剖开身体来藏珍珠，只知道谋求财利，连性命也不顾。譬如贪官污吏，只知道贪图贿赂、触犯法律，却不爱惜自身性命，他们同商人剖腹藏珠有什么不同？如果官吏爱惜自身、守住廉洁，怎么会有丧失性命的祸患呢？只是因为任性放纵欲望，看重利益而轻视自身，才导致祸患和失败罢了。” 七月丁卯日，任命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入宫辞行时，太祖告谕他说：“大同处在边塞之间，过去主管官员不能自立，大多被守将逼迫胁制，因而败坏法令、荒废政事，受到刑罚治罪的屡见不鲜。你前往那里，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应当守法奉公，不徇私情。如果边将无理提出要求，你应当用朝廷法度告知他，阻止他的非分之心。这样你可以远离罪责，边将也可以保全自己的功劳。”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日，任命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为广东行省参政。入宫辞行时，太祖告谕他们说：“岭海距离京师数千里，任命一方长官，必须授予重臣，才有希望使当地百姓安定。现在特意命令你们前往，凡是施行政务，都应当恩威并用。如果治理只施恩而没有威严，就会宽纵而没有约束，事情无法建立；如果只凭威严而没有仁爱，就会严厉而没有恩惠，百姓无法承受。只有施恩而不流于姑息，施威而不伤于刻薄暴虐，政事自然能够推行，百姓生活自然能够安定。使下面担任郡县官吏的人相互观察效法，即使相隔海岭遥远，朝廷也可以无忧了。” 五月壬辰日，任命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答禄与权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吕本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太祖告谕他们说：“设置风宪官，本来在于整肃纲纪、澄清吏治，并不只是办理刑名案件。你们前去任职，要务必明白大体，不要只学庸俗官吏，拘泥于细枝末节的规矩。至于处理事务时，细微之处也必须谨慎。善事即使很小，只要不断去做，最终会成为完整的德行；过错即使很小，不断积累，也会成为大恶。难道没有见过直入云霄的高台是由一寸寸泥土积累而成，燎原大火本来只是微小火星吗？怎么能不谨慎呢！”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日，太祖告谕群臣说：“水往低处流，人效法上位者就会变得明智。所以希望成为贤人的人坚持不懈，就可以达到贤人的境界；希望成为圣人的人持之以恒，就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知道成就自身很难，总是战战兢兢地自我勉励，只怕不能树立善名，所以最终能够在天下和后世显扬名声。现在任官的人大多只求苟且安稳，不顾清正舆论，甘愿做庸庸碌碌的人，死后身体消失，名声也随之泯灭。你们应当努力，不要自暴自弃。” 十月甲寅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尚书》说：‘只有君主可以施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下不可以施福、施威、享用美食。’君臣之间的区别，如同天尊贵、地卑下，不可以逾越。因此《春秋》有谨慎对待开端的意义，《诗经》有讥刺逾越名分的言辞。圣人把这些写入经典，用来垂训天下后世，已经十分周全。你们在朝廷中的群臣，应当用道义侍奉朕，对此有所鉴戒，不要擅自施行威福，逾越礼法名分，希望上下能够相互保全，使自身和名声流传不朽。” 洪武十年七月，这个月，诏令派遣监察御史巡按各州县。他们入宫辞行时，太祖告谕说：“近来山东王基上书论事，不致力于正当的议论，反而使用财利之类的手段来迷惑朕的听闻，十分违背朕的心意。现在你们出巡天下，凡是有应当上报的事情，必须依据事实陈述，不要专事虚文。凡是治理国家，以使百姓安定为根本；百姓安定，国家就安定。你们应当询问百姓疾苦，考察清理风俗，申明教化。处理事情时必须依据法律、恪守正道，务必了解民情。只应专心建立功绩，不要追求名声以求升迁。朕深居九重宫禁之中，所依赖的、用来宣布法令条章、上达民情的，全在你们。你们一定要谨慎。” 十一月，这个月，新近任命的各有司官员入朝，太祖告谕说：“近来天下各有司上奏缺少官员，朝廷按时选补。官员任命不久，各有司又重新上奏缺员，这说明因犯罪被罢免的官员为什么这样多呢？如果把他们行奸作恶的心思转移来行善，又有什么不可以？国家的俸禄就像井水，汲取而不会枯竭，但他们都不想守法来保全俸禄，欺骗人也欺骗上天，争相谋取赃利。即使积攒的钱财堆满房屋，一旦事情败露，也都不再属于自己。大丈夫立志行善，建立功业并不困难；如果一念之差，陷入不善，迷惑而不醒悟，最终就不可救药。不知道行善，是愚人；能够行善，是贤人；至于行恶，则是最下等、毫无顾忌的人。然而行善行恶，关键只在于一个人存心如何。圣贤的教导，不过是顺应本性、修养道德罢了。人能够推行这种道理，一生都用不完。人小时候不懂事，长大后就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这就是上天赋予的善性。如果每天按照这个道理去实行，就是顺应本性的道理。我做善事，其他有志向的人也来效法我，这就是修养道德的教化。推广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善事不能树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现在你们任官，应当以他们过去的错误为鉴，努力行善，这样就可以长久安稳地享有俸禄和官位了。”

译十二月，这个月，各道按察司官员入朝，太祖告谕说：“朕因为天下广大，百姓中奸邪犯法的人很多，而治理百姓的官员不能全部知道他们是否贤能，所以设置风宪官作为朕的耳目，察看官员的善恶，抑制污浊、褒扬清正，纠正过失、查究错误，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凡是担任风宪官的，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意思，以最公正的心为根本，廉洁自守。国家的法律，必须务求精密详尽；使用法律如果有失误，鬼神都会鉴察。至于奸民犯法，是朕最憎恶的，必须务求除掉，不可以宽贷。各有司以抚恤治理百姓为职责，却享受百姓供奉而不想体恤百姓，只把贪婪搜刮作为职责，这是百姓的蛀虫，应当纠察并治罪，不要姑息放纵他们继续为害。你们安坐在高堂之上，同百姓相距太远了。如果不想办法询问百姓疾苦，公正地听取和裁断案件，还要你们做什么？现在官员以任职九年作为考核期限，政绩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你们应当谨慎遵守法度，思考怎样称职。如果竟然不这样做，就会败坏自己的官职。” 洪武十三年十月，这个月，吏部引见选取二十四名国子学生，任命他们为府、州、县官。太祖召他们到面前，告谕说：“你们都是学习古道后进入仕途的学生。做人臣的职责，不过是侍奉君主、安抚百姓两件事罢了。然而能够尽到安抚百姓的心意，也就是尽到了侍奉君主的道理。所以贤臣侍奉君主，把君主看得像亲人，把国家看得像自己的家，把百姓看得像自己的孩子。只要能够使国家安定、使百姓获利，凡是自己知道的就没有不去做的。如果逃避困难而害怕劳苦，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百姓就会失望，国家还依靠什么呢？你们应当接受朕的话，一定要想着尽到自己的职责。”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日，任命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人为布政使。太祖告谕说：“现在的布政司，相当于古代的州牧，职责十分重大。它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承接上级的德政、宣扬教化，并使民情上下通达。如果上面的恩德不能下达到百姓，就会郁结而不能彰明；下面的民情不能上达，就会郁塞而不能通畅。政事郁塞，远近就会彼此隔绝，上下不亲近，政事的得失无人听闻，善恶也无人看见。这样一来，弊政就会层出不穷，百姓也无法治理。你们所学的知识，应当常怀辅佐君主、惠泽百姓的志向；朕任用你们，希望儒学之士能够不同于普通人。你们还应当努力。”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日，吏部上奏引见并任用五十多名县官。太祖把他们全部召到面前，告谕说：“县官的职责，同百姓最为亲近。古代所称的循吏，大多从这个职位上产生。如果有善政惠及百姓，百姓称颂他，美好的名声立即就会传到远近；如果弊政害了百姓，百姓怨恨他，坏名声也无法遮掩。行善还是作恶，朝廷的公论自有定论。你们要谨慎。如果治理百姓有成绩，将来不必担心不能升任重要显要的职位。” 三月乙亥日，太祖告谕六部、察院诸臣说：“朕看到《尚书》把君主比作头，把大臣比作大腿和胳膊。自古君臣本来同为一体，如果君主独自使用力量，大臣的职责就会废弃；如果大臣不能任事，君主就会劳苦。君臣之间贵在同心同德，共同治理天下。朕之所以恳切地同你们说这些，是因为六部替朕总理各种事务，察院是朕的耳目，每天同内外各司的事务相关，你们应当想到尽心辅佐，共同成就治国之道，使百姓安定。” 洪武十八年六月，这个月，吏部引见并奏报将落第举人任命为教官。太祖告谕说：“教学的方法，不能追求迅速成功。譬如建造层层高台，必定要以一筐筐土作为基础；行走千里，必定要从半步开始。只应勉励学生勤奋用力，循序渐进，自然会收到成效。如果急躁草率，尚未学好这里就立即追求那里，不但对学生没有益处，你们也只是徒劳罢了。而且你们正值壮年，虽然职责是教导别人，更应当自我修养。自我修养的方法，还必须常存谦逊收敛之心，不可自满。就像工匠学习技艺，常常看见自己不如别人，那么所学的技艺就会越来越高；常常看见别人不如自己，那么所学的技艺就会越来越低。你们要努力。” 洪武十九年四月，这个月，吏部上奏任用国子监十四人，全部担任六品以下官职。太祖告谕说：“侍奉君主的道理，只在于竭尽忠诚而不欺骗；治理百姓的道理，只在于极其公正而不受蒙蔽。一个郡、一个县的百姓中，必定有挨饿受冻、不能安居的人，有遭受冤屈的诉讼案件，有贤能人才没有被举荐的，有豪强狡猾之徒侵害百姓的。你们到任以后，如果能够不被私欲蒙蔽、不被人言迷惑，那么内心自然明白，各种弊病就可以止息；一旦被私欲牵引，又被人言迷惑，就会昏暗得像坐在黑屋里，挨饿受冻的人无法得到救济，受冤屈的人无法得到申理，贤能人才被埋没而豪强狡猾者横行，这就算荒废职务了。古人说过，人刚开始做官，就像进入黑屋，时间久了才逐渐明白，明白之后才能治理。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被别人蒙蔽、迷惑。”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日，太祖亲自为《尚书·洪范》作注完成。太祖曾命儒臣书写《洪范》，悬挂在御座右边，早晚观看，于是亲自作注。到这时注成，召见赞善刘三吾说：“朕阅读《洪范》这一篇，认为它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关键原则。它用来叙述常伦，建立皇极，保全万民，安排四时，使百谷成熟，根本在于天道，而应验于人事。箕子把这些向周武王陈述，武王还谦逊地说：五帝的道，我还不能做到。朕每每想到这些就感到警惕，于是疏通阐释它的旨意，作成注解，早晚反省阅览。”刘三吾回答说：“陛下留心这部书，对上阐明圣人之道，对下造福百姓，为万世开创太平，这正是您的功德。” 四月丙申日，有一名国子学生初次任职为陕西知县，有人告发他曾经收受百姓财物，刑部将他逮捕审问，并把情况上报。太祖对他说：“爵禄是难以得到的，财货贿赂却是容易得到的。难得的东西守住它就能获得福泽，容易得到的东西沉溺其中就会遭受祸患。你凭读书人的身份承担治理一方百姓的职责，古人称这种官员为郎官，出任百里之地的长官，在上对应天上的列宿，实在是难得的职位。如果能够想到职位的难得并保全它，哪里只是自身得到福泽，还会施及父母、妻子儿女，那福泽是最大的。你却不能谦逊清廉地约束自己，背上受污辱的名声，使父母蒙羞。朕想到你年纪尚轻，经历的事情不多，特意宽宥你，恢复原职。你要改正过错、重新做人，努力行善，希望将来有所建树。”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日，太祖在华盖殿对六部大臣说：“天下的事务都有最恰当的道理，只是人的见识各不相同，在决断的时候各自坚持一端，所以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只有用道理来衡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从今以后，凡有政令，必须召集有关官员详细讨论，所议之事众人都认为可以，然后再施行。希望事情都办得好，必须这样做。你们各自都要尽到自己的心力，不要因为阿附朋比而故意表示赞同，不要因为矫饰攻击而故意标新立异，真正把持中正之道，以符合朕的托付。”

译十月甲寅日，太祖对群臣说：“做君主、做大臣，明察事理贵在清楚，处理事务贵在果断。过去唐太宗同群臣讨论教化，封德彝认为三代以后，人心渐渐浇薄诡诈，想要教化也不能成功；只有魏征劝唐太宗实行教化，最终成就贞观之治，这可以说是明察事理。唐宪宗想要讨伐吴元济，满朝都认为不可以，只有裴度劝他出兵，最终成就大功，这可以说是果断。自古国家的兴衰，都取决于这一点。如果做臣子的优游度日，没有什么建言和作为，上面又没有刚明果断的君主，那么政事会日益败坏，国家会日益衰弱，汉元帝就是这样。《尚书》说：功业崇高在于有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能够果断行事，才不会留下后来的艰难。你们在朕身边任事，应当建立功劳、成就事业，向古人看齐。”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日，太祖告谕侍臣说：“人的常情是对自己宽厚，对别人苛薄。自己所做的事有不善，即使很大也会隐瞒忍受，不让它暴露；别人所做的事即使只有小过失，也一定不能容忍。还有人自己的过错，却归罪怨恨别人。如果这样，都是由于不明智所造成的。只有明智的人，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宽。对自己要求严，所以能够成就德行；对别人要求宽，所以能够少受怨恨。昏昧的人对自己要求宽，对别人要求严。对自己要求宽，所以不能修养德行；对别人要求严，所以别人多有怨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凡是人的行为，不可能没有过失，但只要平静自己的内心，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过错。他的内心本来是公正的，所做的事情却有错误，这是见识没有达到，因而产生过失。如果是因为私意而所做的事情错误乖谬，那就是故意如此。君子和小人的过错，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然而君子的过错，即使很小也一定会显露；小人的过错，即使很大也不会显形。这是因为君子按照正道行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回避遮掩的；小人善于修饰掩盖，本来就有很多隐蔽之处。君主如果不能察觉细微之处，君子和小人就无法辨别。”又说：“朕观察过去朝廷上的议论，凡是违逆君主心意的，一定是君子；顺从君主心意的，一定是小人。君主因为别人违逆自己就恼怒，因为别人顺从自己就高兴，所以小人得到宠幸，君子反而被斥退。君主选取人才，权衡取舍掌握在自己手中，应当兼听众人的议论，不能凭一时的喜怒来决定人的进退。” 武备 戊戌年十一月辛丑日，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太祖告谕行中书省官员说：“古代把军队寄寓于农民之中，有事就作战，无事就耕种，有空闲就讲习武事。现在正处于兵争之时，应当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所平定的郡县中，民间难道没有勇武的人才吗？应当精心选拔，编成队伍，设立民兵万户府统领他们，使他们农忙时耕种，闲暇时训练，有事时就使用他们。战事平定后，有功的人一体升迁，无功的人命令回归平民。这样，百姓没有坐吃空耗的弊病，国家没有未经训练的士兵。用来作战就能取胜，用来防守就能稳固，大概可以实现寓兵于农的意旨。” 甲辰年正月庚午日，太祖坐在白虎殿，同孔克仁谈论天下形势，于是说：“自从元朝国运败坏以来，连年争战，又加上饥荒、疾病和瘟疫，十户中有九户空虚。上天厌弃元朝于上，百姓困苦于下。中原的豪杰智力相当、力量相等，互相仇敌，必将发生变故；想要把他们兼并统一，形势却突然还不能做到。朕想让两淮、江南各郡归附的百姓，都在近城的地方耕种；训练时就是士兵，耕种时就是农民，兵农两方面都得到资助，进可以攻取，退可以防守。仍然在两淮之间选择粮运能够通行的地方，积储粮食等待时机。军队和粮食都充足后，观察时机而行动，以图谋中原。你认为怎么样？”孔克仁回答说：“积储粮食、训练军队，等待时机而行动，这是长远的策略。” 吴元年二月乙卯日，太祖听说傅友德在陵子村击败元军，对大都督府大臣说：“近来陵子村的胜利，大概是扩廓帖木儿派出的游动部队；他故意把这当作诱饵来引诱我军，使我的将领骄傲、士兵松懈，乘机掩袭我军没有防备的地方。古人所告诫的，正是这种情况，不能不知道。善于作战的人知晓敌我，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察觉，所以不用走出朝廷，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军。可以告诉安丰、六安、临濠、徐、邳的守将，严密做好防备，常常像敌人已经到来一样，那么就不会有忧患了。”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日，太祖对将领大臣说：“用兵的道理，必须先巩固根本。根本巩固而后作战，就会多胜少败。什么叫根本？就是内部。内部要充实，充实了就难以攻破。什么叫充实？就是有防备。后世不知道致力于此，以至于有的人在战胜之后便废弃武备，往往因此遭到失败。谁不会说：天下平定的时候，可以停止用兵、放下武事？却不知道先整治军队，然后才能说停止用兵；先讲习武事，然后才能说放下武事。如果晋朝撤除州郡的防备，最终招来五胡的骚扰；唐朝撤除中原的防备，最终导致安史之乱。这就是没有防备的验证。正当天下没有忧患的时候，尤其应当始终保持对忧患的戒备。既然如此，武备难道可以一天忘记吗！”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日，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领各位将领和军校前往山西、北平等地防备边疆。太祖在奉天殿临朝，告谕徐达等说：“创业之初，君臣共同经历艰难。事情平定以后，难道不想稍微休息吗？然而居安思危，是古人所慎重的，所以常常命令你们在西北防守边境。你们已经出发后，朕又想到边防既已安定，远地防备使士兵劳苦，于是召你们回来。现在听说胡人窥伺边境，已经有入侵的意图，事情不能停止，所以再次命令你们总率将士前往镇守边疆。不过夷狄像豺狼一样，出没没有常态，你们只应巩固保障、清空野外，使他们来时无所得。等他们懈怠退回时，再率领精锐攻击，必定可以乘其不备而擒获其群体。你们是老将，对临机取胜的方法已经很熟悉了，并不是朕能够在远处推测的。到达边境后，应当先把作战方略画图上报，使朕能够阅览。” 洪武九年正月，这个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率军前往延安防守边疆。太祖告谕汤和等说：“自古以来都重视边防，边境安定，中国就没有事情，四方夷族也可以坐而控制。现在延安地势控制西北，同胡虏接壤，胡人聚散没有常态，如果边防不严密，他们就会入侵作寇。等他们入侵之后再驱逐，那么边塞百姓一定会受害。朕常常命令边将严密防备，又担心时间久了有所懈怠，被敌人乘隙，所以现在特意命令你们率领军队前往。军队到达边境后，要常存戒心。即使看不见敌人，也要常常像面对敌人一样，那么就不会有过失。”

译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日，太祖同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谈论军务。李翀说：“用兵最重要的是任用将领。”太祖说：“任用将领的原则固然重要，但必须专一地任用他，充分地信任他，然后才能成功。过去齐国任用司马穰苴、魏国任用乐羊，可以说是任用专一、信任深厚，所以能够建立功劳。像唐肃宗任用鱼朝恩、唐宪宗任用吐突承璀担任监军，使各位将领受到牵制，以至于败坏事情，这就是任用将领不专一、信任不深厚的缘故。”李翀说：“只有陛下圣明，深知这种过失。”太祖说：“将领必须选择有见识、有谋略、有仁爱、有勇气的人。有见识，能够在事变尚未显露时察觉；有谋略，能够在行动尚未开始时制胜；有仁爱，能够获得士卒之心；有勇气，能够摧毁坚固、击破锐利。兼具这四点，才有希望成功。不过最终也在于君主任用他们的方法如何。” 驾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日，中书省大臣说广西各洞虽然已经平定，但应当把那里的人迁到内地，这样可以没有边患。太祖说：“溪洞中猺、獠杂居，他们不懂得道理和礼义，顺从他们就服从，违逆他们就变乱，不能轻易行动。现在只应派兵分守要害，用来镇服他们，使他们日渐接受教化，就自然不会作恶。几年之后，他们都成为良民，何必迁徙呢。”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日，太祖在奉天门临朝，告谕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国家中，有危害中国的，不可不讨伐；没有危害中国的，不可擅自兴兵。古人说过，土地广阔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百姓劳苦才是容易发生动乱的根源。比如隋炀帝妄自兴兵，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烧他们的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供给；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足以役使，只是贪慕虚名，反而使中原自受损害。史书把这些记载下来，成为后世的讥刺。朕认为海外各个蛮夷小国，阻隔山岭、越过海洋，偏僻地处一隅。他们不危害中国，朕决不讨伐他们。只有西北的胡戎，世代成为中国的祸患，不能不谨慎防备罢了。你们应当记住朕所说的话，明白朕的这个意思。” 洪武五年三月，这个月，高丽国王王颛派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庆贺平定夏，进贡地方物产，并请求派遣子弟入太学。表文说：“人所共有的常性都喜爱德行，无论古今、愚人和智者都没有不同；用中夏的文化改变夷俗，在于学习礼乐、诗书。所以我们东方夷人自古以来，都派遣子弟入太学。不仅能够懂得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也可以仰慕声名文物的盛美。恭敬地希望皇上的仁德察知臣向往教化的诚心，使互乡的儿童能够列入虞庠学生的行列，臣不胜庆幸。”太祖回头对中书省大臣说：“高丽想派子弟入学，这也是好事。但他们渡海远来，离开父母，免不了彼此思念。你们中书省应当命令高丽国王同臣下仔细商议：做父兄的确实愿意派子弟入学，做子弟的确实听从父兄命令，不能有任何勉强，然后再派使者护送他们到京；也可以让他们居住一年半载，听凭他们回去省视父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年〕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日，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说：“纳哈出名义上虽是元朝旧臣，实际上却很跋扈。不过他部下的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等将领彼此猜忌，而且势力孤单、援军断绝。如果发兵攻击他，可以一举擒获。”太祖说：“趁他势弱而夺取，不是武德；利用他的嫌隙而乘机攻击，不是仁德。纳哈出是什么样的人，朕一向知道，他不过借元朝旧臣的名义来威服部众罢了。然而人心表面联合、内部离散，又怎么能够长久？现在姑且等待他。如果他有一天醒悟，想到过去释放他归去的恩德，突然前来归附，难道不比用兵更好吗？否则，他作恶而不改，就会自取覆灭。你的话虽然有道理，但还不能立即行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日，广西都司说：连年猺人盗寇不断发生，都是因为居住在溪洞附近的百姓同他们互相勾连，诱导他们作乱为害。请求先逮捕杀掉这些人，断绝他们同猺人的关系。太祖说：“溪洞百姓诱使猺獠作寇，这种事确实存在。但其中难道没有善良的人吗？如果一概逮捕杀戮，恐怕会牵连无辜。大体说来，驾驭蛮夷的方法，只应当先安抚近处的人来招致远方的人，不可因为恶人而连累善人。没有确实的证据，不应逮捕杀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说：浔州府境内连接柳州、象州、梧州、藤州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无常，实在是百姓的祸患。臣愚昧地认为，桂平、平南二县原来归附的猺民，都熟悉弓弩，惯于行走险阻之地。如果选取其中一千多名青壮年，免除他们的差役和徭役，发给军器、衣袋，使各个团、村、寨设置烽火，与巡检司的民兵互相声援，协同捕捉驱逐，就可以把他们消灭。太祖说：“蛮夷违抗教化，是他们一向的习性。假如守土官能够招抚招徕他们，哪里用得着杀戮？如果平时没有事情，只应当谨慎防御，使他们不成为祸患罢了。假如他们作乱的意图始终不停止，百姓无法忍受，那就发兵讨伐他们，何必设立团寨呢？”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从广西回来。入朝拜见时，太祖询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的边防事务，杨璟说：“蛮夷之人，性情习惯顽劣粗野，分散时就是百姓，聚集起来就成为盗贼，难以用文治，应当用军队威临他们，他们才开始畏惧服从。”太祖说：“蛮夷之人的性情习惯虽然不同，然而他们喜欢生存、厌恶死亡的心情从来没有不同。若用安静的政策抚慰他们，以诚意对待他们，用道理晓谕他们，他们难道会有不接受教化的吗？这就是所谓用不强行治理的方式治理他们，哪里需要动用军队呢！”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大臣说：“归附的西北各部胡虏，不宜安置在边境。因为夷狄的心意没有常性，正当他们势穷力竭时，是不得已才来归附；等到他们安定休养、获得闲暇之后，其间难免会有所观望。恐怕一旦反复，边镇就不能制服他们了。应当把他们迁到内地，这样或许可以没有后患。”太祖说：“凡是治理胡虏，应当顺应他们的性情。胡人居住的地方，习惯于苦寒。现在把他们迁到内地，必然是驱赶他们向南，离开寒凉之地而接近炎热之地，失去他们的本性，反而容易作乱。如果不顺应他们而加以安抚，使他们回到边地，选择有水草的地方繁殖放牧，他们能够顺遂地生活，自然就会安定了。”

译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上奏：播州宣慰司的土地既已纳入版图，就同于王朝的百姓，应当征收它的贡赋。请下令从洪武四年开始，每年缴纳粮食二百七十三石，并著为定令。连同其所有实在田地的赋税，也请一并征收。太祖说：“播州是西南夷人的地方，自古以来都已纳入版图，供应贡赋。只应当用安静的政策治理它，假如扰乱他们，就不合他们的性情了。朕君临天下，他们率先前来归附，所有田赋，按照他们实际收入的多少缴纳，不必再规定定额来征收。” 七月，这个月，有御史从广西回来，进呈《平蛮六策》，其中有一项是“立威”。太祖看完后，对他说：“你的策略很好，但关于立威的说法也有偏颇。中原对待蛮夷，关键在于怎样控制驾驭他们。蛮夷没有威势就不会畏惧，没有恩惠就不会归附。然而只用威势，就不能感动他们的内心；只用恩惠，又不能震慑他们的暴行。只有威势和恩惠并用，才是驾驭蛮夷的方法。古人有话说：以使人感怀恩德、畏惧威势来形成强大，施政也正是这个道理。”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领属下张坤、赵简入朝进贡马匹，太祖赏赐给他们的财物非常丰厚。临行辞别时，太祖告诫他说：“你的祖先世代笃守忠贞，所以使子孙世代都拥有爵位和土地。然而继承世业并不难，保住业基才难。知道保住业基困难，志向就不可骄傲，欲望就不可放纵；志向骄傲就会失去众人，欲望放纵就会招致自身灭亡。你如果能更加激励自己忠诚勤勉，永远坚定臣子的节操，就可以永久保住世代的俸禄了。”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朝觐见，进贡马匹和地方物产。太祖告诫他说：“你处在西南，远道前来朝贡，心意十分勤谨。朕认为天下所有守土之臣都是朝廷任命的官吏，所有百姓都是朝廷的赤子。你回去后好好安抚他们，使他们各自安定地生活，那么你也可以长久享有富贵了。礼仪没有比敬奉君上更大的，德行没有比爱护百姓更盛的。能够敬上并且爱下，就是做人臣的道理。”田仁智辞别回去，到了九江龙城驿，因病去世，有关官员把这件事报告给太祖。太祖命礼部派官员前去祭奠，并敕令有关官员把他的灵柩送回思南。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官覃仁用说：他的父亲景安，在元朝时曾任本州巡检，有二百名兵獞，如今都已成为百姓，请求收集他们重新编为军队。太祖不准许，并因此告诫他说：“兵獞既然已经成为百姓，国家的军队难道少这二百人吗？朕曾经下令，凡是在元朝时的士卒、后来隶属于民籍的，不许互相告发。怎么可以凭你一个人的话而违背朝廷的命令呢？”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上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地区的租税，屡屡拖欠，蛮人倚仗其顽强险阻，不服从缴纳，请求派遣使者督促他们。太祖说：“蛮夷居住偏僻遥远，他们知道畏惧朝廷，缴纳赋税，这就是能够遵奉朝廷声教了。他们拖欠租税，难道是敢于故意这样做吗？一定是每年征收时遇到水旱灾害，所以不能及时缴纳罢了。所拖欠的租税全部予以免除。现在应当确定他们通常缴纳的数额，务必从宽减免。” 辨明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两名风宪官在朝廷上各自揭发对方的短处，其中一人说话非常快捷流利，另一人说话简短而迟缓。太祖说：“道理源自内心，言语从口中发出。内心没有亏欠，言辞说出来就简约；内心有所蒙蔽，言辞就会胜过道理。那两个人中，说话少的是真实的，说话多的是虚假的。”于是召来朝廷大臣审问他们，说话少的果然是正直的。太祖对群臣说：“那两个人都任风宪官，应当秉持公正来纠察统率各部门的官员，怎么会因为个人怨恨而互相攻击呢？贤人之所以可贵，在于懂得辨识言语；能够辨识言语，邪正就会清楚地自行分辨出来。那些只会用花言巧语谋取私利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呢？”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太祖命御史台下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考察天下各有司官员有没有罪过，奏报其贬黜或升迁。太祖告诫御史台大臣说：“古人说，对君子以礼义相待，对小人施加刑罚。君子有过犯，有时是出于过失，可以按照情理宽恕；小人的心思奸诈诡谲，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一旦犯罪，就应当依法查办罢免，否则就会给百姓留下祸患。君子有过失，用礼义责备他，他自己就知道惭愧恐惧，一定会想着改正。那些小人不懂廉耻，始终没有顾忌，所以不得不罢免他们。因此朕对于守廉知耻的官员，即使偶尔有过错，也常常加以宽赦免罪。至于贪婪暴虐之徒，即使只是小罪，也不赦免。” 十一月壬寅，太祖告诫皇太子和诸王说：“任用人的方法，应当辨明奸邪与贤良。人的奸邪和贤良本来就难以辨识，只有授予他职务，用事情来考验他，真实情况和虚伪面目才会自行显现。如果知道他贤良却不能任用，知道他奸邪却不能罢黜，那么误国就从这里开始了。历代多因姑息迁就，以致奸人迷惑、欺侮君上。起初还不知道时，可以一概委任使用；既然识破他的奸邪，罢退他又有什么难的？《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怀疑，斥退邪人不要迟疑。’你们要谨慎对待这件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大臣讨论任用官员。太祖说：“树木和庄稼种在不适合它的土地上就不会繁茂，授予官职的人不是相应的才干就不能胜任。任用官员应当选取方正之士，斥退邪曲谄佞之人。”吏部大臣回答说：“人的邪正，确实也很难辨别。”太祖说：“众人都厌恶他，只有一人喜欢他，他未必就是正直的；众人都喜欢他，只有一人厌恶他，他未必就是邪恶的。因为出自众人的看法，是公论；出自一个人的看法，可能是私意。然而正直之人的作为是：办理官府事务时不偏私自己的家族，在公门任职时不谋求私利，面对公法时不偏袒自己的亲属。邪恶之人正好相反。这也足以用来辨别。”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对侍臣说：“振兴治理的关键，在于提拔君子、斥退小人。”兵部尚书沈溍回答说：“君子和小人，仓促之间不容易辨认。”太祖说：“独自行事的人不随从世俗，正直的节操必然不同于平庸常人。譬如美玉埋在污泥里，它的颜色也不会改变；君子混杂在众人中间，他的德行操守自然不同，有什么难以辨认的呢？”沈溍又说：“自古以来君子常少，小人常多，难道也能把他们全都斥退吗？”太祖说：“善良的人提拔他，足以劝勉善行；邪恶的人斥退他，足以惩戒恶行。所以太阳出来，群阴就消散；贤人被举用，不仁之人就会远离，这有什么难以斥退的呢？”

译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对群臣说：“朕曾经命寺人从库藏中取出十多面中古的铜镜，用来照看容貌，很多都不能真实照出人像。朕召来几名冶炼工匠询问，没人能够回答。最后一人说：‘锻炼不够，铸造模具不端正，所以镜体偏斜不正，照人就失真。’朕听后，警惕地受到启发。镜子只是一件器物，稍微有些偏斜不正，就不能照出真实形貌。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明察是非，全都根源于内心。内心不正，各项政事就会违背常理。端正内心的功夫，怎么可以忽视呢！”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上奏说，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闭口不谈时政，王惟名等四人庸碌无能、不称职，应当治罪。太祖说：“开口说话并不难，难的是所说合乎道理。胡昌龄这些人怎么知道他们最终不会进言呢？至于庸碌无能、不称职的人，罢免他们就是了。”袁泰又坚持上奏说：“胡昌龄等人不是不能进言，而是心怀诡诈，不肯进言罢了。”太祖说：“臣下向君主进言，必定是关系到国家的利弊、百姓的安危，怎么能够轻率行事？如果立即因为心怀诡诈而治他们的罪，这和张汤所实行的腹诽之法有什么不同？”于是袁泰不敢再说了。”},{ 培育人才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告谕国子学的官员说：“治理天下以人才为根本，培养人才又以教导为先。如今太学的教育，以德行作为根本，以六艺加以文饰，这是遵循古代制度。人才兴起之后，将会产生相应的成效。山，是水的发源处；川，是水汇聚的地方；太学，是人才产生的地方。想要树木常年茂盛，就必须培护它的根；想要水流常年不断，就必须疏浚它的源头；想要人才取得成效，就必须培养他们的德性。如果没有培育养成的功夫，却想使他们成为人才，就好比堵塞百川却想让水流动，折断正在生长的树木却想求得大树，怎么可能做到呢？” 庚午，太祖召见国子生，问道：“你们读书之余，练习骑射吗？”国子生回答：“都在练习。”太祖问：“练习得熟练吗？”回答：“还不熟练。”于是太祖告谕他们说：“古代的学者，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平定祸乱，所以能够出任将相，使国家安定。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虽然专心从事文学，难道也可以不知道军事吗？《诗经》说：‘文武兼备的吉甫，是万邦的法则。’正因为具备文武才干，万邦才把他作为准则。”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马即使非常劣弱，经过鞭策激励也可以走到远方；木材即使非常粗朴，经过墨绳校正和刀斧削治也可以成为有用之材；人即使非常愚钝，只要勤勉教导，也可以使他成为人才。所以圣人的教化不抛弃任何人，君子的教化不鄙弃任何风俗。朕观察如今做官吏的人，学术修养少，只知道玩弄文法，因此犯罪的人很多。如果能得到贤能的官长，以身作则率领他们，又每天召集他们加以教导，并且把古人做官而达到通显地位的事迹，以及守持自身、保全家族的道理告诉他们，难道会有不受感化而向善的吗？从今以后，省、台、六部的官员，遇到有空闲的时候，就召集属吏，有的教他们经史，有的向他们讲解当前事务，以改变他们的气质。年终进行考核，察看他们是否率领部属施教，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贤能还是不肖了。”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令大都督府的官员选取武臣的子弟，送入国子学读书。太祖告谕他们说：“武臣跟随朕平定天下，凭借功劳世代享有禄位。他们的子弟生长于富贵之中，又因为父兄早亡，很少懂得询问学习。应当命令他们读书，了解古今，懂得道理。等到他们有所成就以后，再授予官职，这样或许能够得到真正有用的人才。过去霍光的功劳不可谓不高，但他死后不久，子孙便横行放纵，最终招致灭族，原因就在于不学习。郭子仪使唐室中兴，功劳超过天下，地位达到人臣之极，却始终心存谦退，保全了美好的名声，并使福泽延及后代，这是因为他懂得道理。如今武臣子弟只知道学习武事，特别令人忧虑的，就是不知道学习罢了。”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令国子生兼读刘向的《说苑》和《律令》。太祖告谕祭酒李敬说：“士人求学，贵在了解古今，穷究事物的道理。圣人的经书和贤人的传记，是求学者必须学习的。至于《说苑》这部书，是刘向编次论述的，其中记载了许多前人的言论和行为，分别彰明善恶，清楚地呈现在书册之中。朕曾在闲暇时阅读它，深受劝勉和警戒。至于《律令》，记载国家的法制，参酌古今的适宜之处，读它的人也可以因此远离刑罚。卿奉朕的命令，在诸生读经史之余，兼读《说苑》，讲解《律令》，一定会有所裨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下诏重新制定岁贡生员的规定：府学每年贡送一人，州学每两年贡送一人，县学每三年贡送一人。太祖对礼部尚书李原名说：“古人有句话说，不平时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比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纹采。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才，只在于培养人才的方法怎么样罢了。朕曾命令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意送入学校的，都听凭其入学，并免除其家的差役。如今制定岁贡的规定，必须是资质性情淳厚、学问已经有所成就、年满二十岁以上的人，才允许充任贡生。你们礼部应当重申明确这一规定。” 通政使茹璫引入奏报：潮州府学生陈质说，他的父亲在大宁戍守，已经去世，如今有关官府却要征取他补充军伍。他想到自己从幼年直到今天，承蒙国家恩典接受教育，希望得到恩准完成学业，以图报答皇恩。太祖对兵部尚书沈溍说：“国家得到一个士卒容易，得到一个人才困难。这个学生有志于学习，可以削除他的兵籍，遣送回去继续求学。”沈溍回答说：“这个学生的学业还没有显著成效，如果立即削除他的兵籍，军伍就会缺少一人。”太祖说：“国家对于人才，必须在尚未任用之前培养他，在已经成才之后任用他。这就好比庄稼，必须预先耕种，才会有收获；如果庄稼还没成熟就收割，便没有用处。而且事情有轻有重，难以拘泥于一律。如果军士缺少一人，不过是失去一个有力的士卒罢了；如果奖励并成就一个贤才，使他能够供国家任用，这件事的关系难道不是更加重大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年、三月〕 务实

译丙午年九月己亥，夏主明升派遣使者前来聘问。太祖于是同他交谈，使者总是自行夸说他们国家东面有瞿塘三峡的险阻，北面有剑阁栈道的艰险，古人说一个人把守那里，一百个人也无法通过；而且西面控制成都，沃土绵延千里，财物利益丰饶，实在是天府之国。太祖笑着说：“蜀地的人不把修养德行、保全百姓作为根本，却倚仗山川险要，夸耀土地富饶，这难道是使国家长久的道理吗？然而自从用兵以来，商旅道路断绝，百姓疲惫，财物匮乏，却只说富饶，难道这些财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使者退下后，太祖于是对侍臣说：“我平日办事，只要求务实，不崇尚浮华虚伪。这个人不能称述他的君主的善政，却只夸说他的国家险要坚固，已经失去了出使的职责。我曾经派遣使者到各地，告诫他们说话必须谨慎，不要夸大其词，恐怕被别人嘲笑。总之，要以诚意示人，不做虚妄荒诞之事。像蜀地使者这样荒谬妄诞的言论，应当引以为戒。”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古人祝颂君主，都把警戒的意思寓于其中。刚才看到群臣进献的笺文，颂扬赞美的言辞太多，规劝警戒的话却没有，这完全不是古代君臣以诚相告的道理。今后进献的笺文，只要使文意平实，不要把使用浮泛辞藻当作美好。” 四月壬子，太祖告谕起居注詹同等人说：“国史贵在秉笔直书，是非、善恶都应当记载。过去唐太宗阅读国史，虽然有违史官记史的大体原则，但仍然命令如实记载李建成的事情，这是想要把事实公之于天下。朕平日的言行中，凡是值得记载的事情，无论是非善恶，你们都应当明白直书，不要加以隐讳，使后世阅读时，不失事情的真实。”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古人写文章，有的用来阐明道德，有的用来通晓当世的事务。像《典》《谟》中的言论，都明白易懂，没有深奥怪异、险僻难解的语句。至于诸葛孔明的《出师表》，又何曾刻意雕琢文辞呢？但其中真诚的心意充分流露出来，直到今天仍使人诵读后自然受到忠义之情的感动激励。近世的文人，不探究道德的根本，不通晓当世的事务，文章辞藻即使艰深，意思实际上却浅近，即使超过司马相如、扬雄，又对实际应用有什么帮助？今后翰林院作文，只取通晓道理、明白世务的，不必追求浮华藻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