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二

译《明太祖宝训》卷二 尊崇儒术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日，太祖下诏，命用太牢在国学祭祀先师孔子，又派使者前往曲阜致祭。使者出发时，太祖对他说：“仲尼之道广大而久远，与天地并立，所以后世凡拥有天下的君主，无不恭敬而尽礼，修治祭祀之事。朕如今作为天下之主，希望彰明教化，推行先圣之道。现在既已在国学举行释奠礼，仍派你到孔子阙里修治祭祀之事，你要恭敬对待。” 四月戊申日，元朝国子监祭酒孔克坚入朝。此前，大将军徐达到达济宁，孔克坚声称有病，派他的儿子孔希学到军门拜见徐达。徐达把孔希学送往京城，孔希学上奏说：“臣父亲久病不能前来，所以命臣先入朝拜见。”太祖于是派人持敕谕告孔克坚说：“朕听说你的祖先孔子向世人传播教化，扶植纲常。孔子不是普通人，所以历经几十代，常常作为宾客受到历代王朝礼遇，难道只有今天才如此吗？胡元进入中原做君主，轻视抛弃礼义，败坏人伦纲常，上天确实厌弃了它，使它丧失了师保。朕率领中原士人，奉行天意驱逐胡人，以安定中夏，恢复先王旧制。朕虽然起身于平民，实际上承继的是古代先帝王的统绪。况且古人出身布衣而称帝的，有汉高祖。天命所在，谁能违抗？听说你患有风疾，果真如此吗？如果没有病却称病，那是不可以的。谕旨到达后，你好好想一想。”适逢孔克坚也亲自前来朝见，走到淮安时遇到持敕使者，拜受诏命，惶恐不安，加快行程前进。到达后，太祖在谨身殿召见并询问他。太祖从容地慰问说：“你多大年纪？”孔克坚回答：“臣五十三岁。”太祖说：“你的年纪虽然还没有老迈，却被疾病缠身，现在不劳烦你担任官职。” 只是你家是先圣孔子的后代，作为子孙不可不努力学习。朕看你的儿子资质温厚，一定能够继承家学，你要更加教诲训导他，使他知道进学，以振兴发扬你祖先的道统，这样便能使儒教增光。”孔克坚叩头谢恩。当日赐给他住宅一所、马一匹，每月供给米二十石。第二天又召他来谕告说：“你的祖先孔子阐明先王之道，创立教化以治理世事，使万世以后仍能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实在有赖于他。因此你们孔氏高出于常人。普通人尚且知道求学于圣贤，何况孔氏子孙呢？你应当勉励族人，各自努力求学。”于是回头对群臣说：“朕不授予孔克坚官职，是因为他是先圣之后，特意以优厚礼遇对待他，所以供养他以俸禄，而不让他任事。”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日，命博士孔克仁等为诸皇子讲授经书，功臣的子弟也命令入学。太祖谕告他们说：“人有了积蓄的黄金，一定要寻找良匠来铸造；有了美玉，一定要寻找巧工来雕琢。至于子弟，拥有美好资质，却不寻找明师来教导，难道爱护子弟还不如爱护金玉吗？老师就是用来规范、陶冶学生，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的，并根据他们的才力，使各自有所成就。朕的诸子将来会承担治理天下国家的责任，功臣子弟将来会承担官职任务，教育他们的方法，应当以端正内心为根本；内心端正，各种事情就都能治理得当。如果引导他们不走正道，被众多欲望侵扰，其危害将无法尽述。你们应当用实际学问辅导他们，不要只是效法文士死记诵读和写作辞章罢了。”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日，下诏禁止四六文辞。此前，太祖命翰林儒臣选取唐宋名儒的表笺作为范式，翰林诸臣进呈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和韩愈《贺雨表》，太祖命中书省臣抄录这两篇表文，颁行天下作为格式。于是太祖谕告群臣说：“唐虞三代的典、谟、训、诰，文辞质朴真实而不浮华，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汉魏之间的文章，还接近古风。晋宋以来，文体日益衰落，讲究骈偶华丽，古代文法荡然无存。唐宋时期名儒不断出现，虽然想改变这种风气，最终却没有完全改变。近代制诰、表章一类文章，仍然沿袭旧习。朕曾经厌恶它们过分雕琢，与古体大不相同，而且使事实被浮华文辞遮蔽。从今以后，凡是告谕臣下的文辞，都务必采用简明古朴的形式，以革除弊习。你们中书省应当把这道命令传告朝廷内外臣民，凡表、笺、奏、疏，不得使用四六对偶，一律采用典雅文体。”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日，把《五经》《四书》颁发给北方学校。太祖对朝廷大臣说：“道理不能彰明，是由于教化不能施行。那《五经》记载着圣人的道理，就好比豆类、粮食、布帛，家家都不可缺少。人没有豆粮布帛，就无法解决衣食；没有《五经》《四书》，就没有途径懂得道理。北方自从丧乱以来，经书典籍残缺，学者即使有美好资质，也没有可以讲习阐明的东西，怎么能够明白道理？现在把《五经》《四书》颁赐给他们，使他们讲习。君子懂得学习，道义就会兴盛；平民懂得学习，风俗就会改善。将来收到成效，也一定以此为根本。”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日，太祖到国子监拜谒先师孔子，释菜礼完成后，谕告学官说：“中正之道，没有超过儒道的。上古圣人虽不以儒者为名，但其德行实际上就是儒者的德行。后世儒者之名确立，虽然有儒者之名，有的人却没有儒者的实际。孔子出生在周朝末年，亲身实行儒道，践履并树立德行，教导天下后世的人，都希望他们归于中正。可惜鲁国君臣没有能够任用他的人。当时只有公父文伯的母亲知道孔子的贤能，责备她的儿子不能听从孔子，这足以使一国君臣惭愧了。你们作为师表，正应当以孔子之道进行教导，使学生都趋向正道，这样朝廷就能得到人才。”又命人取来《尚书》中的《大禹》《皋陶谟》《洪范》，亲自登座讲解，反复开导，群臣听到的人无不敬畏而喜悦。十一月壬戌日，太祖命礼部大臣修理国子监旧藏的书板，谕告说：“古代先圣先贤著述立言来教导后世，保存下来的不过是书罢了。朕每次读书，都觉得有所受益。朕曾把这件事告诉徐达，徐达也喜欢学习，亲近儒生，随身携带书籍。读书并在日常事物中穷究道理，自然能够看清道理，所做的事也不至于差错谬误。书籍对人的益处就是这样。如今国子监旧藏书板大多残缺，应命诸儒考订补正，再命工部督促工匠修治，希望能给求学者提供资助。”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日，太祖对工部大臣说：“孟子传承道统，对彰明名教有功，年代久远以后，子孙已经很少。近来有人因犯罪被发配服役，朕听说后立即命令释放他。假如朕不知道这件事，导致他死亡，那么贤人之后逐渐衰微灭绝，这难道是礼遇先贤的本意吗？你们应当更加仔细查问，凡是有圣贤后代被发配服役的，都依照惯例释放。”

译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日，下诏修缮曲阜孔子庙宇。太祖说：“春秋时期，人伦纲纪废弛败坏。孔子凭借至圣的资质删定、编述六经，使先王之道由隐晦重新彰明，万世都永远依赖于此，他的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吃粮食便应想到最初种植它的人，穿丝帛便应想到最初养蚕缫丝的人，都是重视事物的来源。孔子的功劳与天地并立，所以朕命天下共同祭祀，以表达崇敬报答之意；而阙里又是孔子降生、神灵启示之地，庙宇废坏而不修，将凭什么安妥神灵、昭示后世？你们工部立即修理，以符合朕的心意。” 圣人之学 丙申年五月庚寅日，太祖曾命有关官署访求古今书籍，收藏在宫廷秘府，以供阅读。于是对侍臣詹同等说：“三皇五帝的书籍没有全部流传于世，所以后世很少知道他们的事迹。汉武帝收购寻求散佚的书籍，六经才开始重新出现，唐虞三代的治理才得以被后人看见。汉武帝才略雄伟、谋略远大，后世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至于表彰六经、开启圣贤之学，又对后世有功。朕每当在宫中无事时，总是取孔子的话来阅读，如‘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使人民按农时劳作’等语，真是治理国家的良好准则。孔子的话，确实是万世的老师。” 吴元年四月庚戌日，太祖来到白虎殿，看见诸皇子中有人正在读《孟子》，便回头问许存仁：“《孟子》中什么主张最重要？”许存仁回答：“劝导国君实行王道，施行仁政，减省刑罚，减轻赋税，这是其中的要旨。”太祖说：“孟子专门讲仁义，假如当时有一位贤明君主能够采用他的话，天下难道不会因此归于统一吗？”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日，太祖与儒臣讨论《易经》，讲到“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才并推及万民”时，太祖说：“君主的职责在于养育百姓，只要能够养育贤才，与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百姓就都能得到养育。然而识别人最困难。如果所养育的果真是贤才，让他治理百姓，国家就不会白白支付俸禄，百姓也能得到实际利益。假如所养育的不是贤才，反而使百姓受害，对国家有什么帮助呢？所以君主养贤并不难，难的是识别贤才。” 辛丑日，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讨论学术。太祖说：“求学的方法，志向不可自满，器量不可狭小，意气不可自矜。志满就会自得自满，器量狭小就会骄傲，意气自矜就会心胸狭小。自满就会受损，骄傲就会懈怠，心胸狭小就会卑微浅陋。所以圣人的学问以天道为准则，贤人的学问以圣人为榜样。假如局限于狭小范围，拘泥于凡俗浅近之见，又怎么能够使学问充实广大呢？”秦裕伯回答：“确实如圣上的教诲。”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日，太祖在东阁临朝，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第十章，讲到“有土地又有人口”时，宋濂等反复阐述。太祖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德行是自身的根本。德行厚重，人民就归附；人民安定，国家就牢固。所以君主有仁厚的德行，人民就会归附他，如同归向父母。人心既然归附，拥有土地和财富就是自然的道理了。如果德行不足以怀柔众人，即使有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日，太祖对礼部侍郎曾鲁说：“朕寻求古代帝王的治理，没有比尧舜最盛的了。但看他们传授和承继帝位，关键在于诚实地坚持中正之道。后世儒者讲解这一点并非不精，但一落实到实际办事，往往就背离了。”曾鲁说：“尧舜用此道来处理和掌握一切事务，就像手执秤砣和秤杆，事物的轻重长短自然不能偏离，而都能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达到太平兴盛之治的原因。后世很少能实行此道，在处理事情时，想要每一件都达到最恰当的程度，实在困难。”太祖说：“君主的内心，是治理教化的根本。内心没有尧舜那样的心，却想施行尧舜那样的政治，绝不可能。”曾鲁又说：“尧舜之道，记载在典、谟等篇章中，已经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了。至于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以及先后本末的次序，都完整地记载在《大学》一书中。”太祖说：“《大学》是平治天下的根本，难道可以舍弃它而到别处寻求吗？”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日，《御注道德经》完成。太祖向儒臣举出《老子》所说的“五色使人眼花，五音使人耳聋”，以及圣人所谓“去除过度、奢侈、骄泰”之类的话，说：“《老子》的这些话，难道只是空谈吗？对于养生和治理国家的道理，也有帮助。只是各家注解都有不同见解，朕因此作注，用来阐发其中的意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日，太祖对侍臣说：“朕看《大学衍义》一书，对治理之道有很多益处。每次翻阅，便有所警戒和省察，所以命儒臣每天给太子和诸王讲说，使他们以古鉴今，彻底弄清成败得失。大体说来，这部书先讲经书，后讲史事，纲领要点分明，使人读起来容易领会，真是治国者的龟鉴。”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日，太祖在华盖殿临朝，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读《心箴》完毕，太祖说：“人心与道心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彼此消长的关键。仁爱之心产生，嫉恨伤害之心就会止息；正直之心存在，邪曲不正之心就会消失；羞耻和憎恶之心显现，贪婪鄙陋之心就会断绝；忠诚笃实之心萌发，巧诈虚伪之心就会潜伏。因此人常常守持这种正心，不被情欲遮蔽，就会达到至公无私，自然不会有把人与物、自己与外物对立起来的牵累。”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日，太祖坐在东阁，因而与侍臣讨论仁和智。太祖说：“圣人深厚地实行仁德，贤人不卖弄智巧。假若只是姑息的仁，那并不是爱护万物；奸诈欺骗则足以祸害自身。”又讨论天与人相互关系的道理，太祖说：“天人之理没有两样，人应当把自己的内心作为天道。”谈到节俭，太祖说：“祭祀不可节省，但祭祀不可亵渎；赏赐不可节省，但赏赐不可滥施。” 洪武二年五月丁卯日，太祖在华盖殿临朝，侍臣进讲，因而讨论人的善恶与天道感应，有时也会出现不合常理的情况。太祖说：“作恶有时可能免于灾祸，但按道理没有一种恶行是可以违背的；行善有时还没有得到福报，但按道理没有一种善行是不可以做的。人只管修养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灾祸福气到来时，就听凭上天安排。那些行善却没有福报、作恶却没有灾祸的人，只是时机尚未到罢了。”

译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日，太祖与侍臣读史，因而谈到田子方关于贫贱者可以傲视他人的说法。太祖说：“富贵者固然不能傲视别人，贫贱者难道又可以傲视别人吗？骄傲是一种凶恶的品德。富贵而傲视别人，就不足以得到天下士人的拥护；贫贱而傲视别人，只会自取羞辱。总之，君子应以恭敬为根本。田子方的话，抑扬得过分，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侍臣回答：“确实如圣上的教诲。” 辛巳日，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到武英门坐下赐食，谕告他们说：“今天读到《列子》中邻人偷斧的故事，因而想到人产生信任或怀疑都出于内心。信任之心一定出于忠厚，怀疑之心一定起于偏私。相信自己所喜欢的人，怀疑自己所厌恶的人，是人的常情，所以不可不加以察辨。君主对臣下，喜欢他就信任他，即使谗言来到也不能进入自己的耳中；厌恶他就怀疑他，即使没有人诋毁，诽谤也会自行出现。假如能够以大公至正之心对待自己和别人，就自然没有偏信偏疑的私心；如果反而违背公道，不能正确对待好恶，就没有不流于偏颇的。只有能够喜欢应当喜欢的，厌恶应当厌恶的，相信应当相信的，怀疑可以怀疑的，人才不会受到逐渐浸润的谗言和貌似有理的责难。”又讨论五性之德，太祖说：“小小的忠诚不叫仁，小小的节操不叫义，过分卑恭不叫礼，苛刻明察不叫智，只讲信用而不守正，不可以称为信。”于是发给纸笔，命诸儒撰写《疑信论》。褒奖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日，大将军徐达派人从军中来请示事务，太祖下敕慰劳他说：“古代帝王兴起，必定有闻名当世的人才作为辅佐。周成王讨伐罪人，鹰扬般奋发而起；汉高祖讨伐不义，群臣的谋略全部施展，所以能够成就大功、开创基业、使国运昌隆。将军从早年起就跟随朕，忠义出于天性，而且沉着坚毅、有谋略，端庄稳重而勇武，所以能够遏制绝灭叛乱谋略，消除各种邪恶，建立前所未有的功勋，即使古代豪杰，也不能超过你。如今你按期来请示，所请事务都想禀报朕后再行，这是贤臣侍奉君主的道理，朕非常嘉许。但所请事务中有许多可以便宜行事的，而你思虑周详，不肯仓促行事、违背法度，这实在是国家的庆幸、邦家的福分。然而将领在外，君主不直接干预军务，这是古代的道理。从今以后，军中遇到缓急事务，将军可以根据情况自行处理。” 十月丁巳日，太祖在西楼宴请功臣。宴会结束后，谕告诸将说：“自古豪杰开创基业，如果不任用贤能，凭什么成就事业？朕出身布衣，依靠诸位将相，把一家之业变成国家。但多年来征战，跋涉于军旅之间，你们的劳苦太多了。近来讨伐张氏，朕才不再亲自上阵。大将军徐达、平章常遇春等，能够拼死用力擒王缚将，成就功勋，成为一代元勋，使功名显著于史册，名声流传而不朽。朕推诚相待，把心腹之任交给他们；他们竭尽心力辅佐朕。君臣上下一心，所以能够达到今天。往年陈友谅覆灭后，朕只诛杀首恶，其余有才能的人全部任用，并不只是姑且让他们活着；朕甚至剖心相谈，但他们始终心怀疑惧。偶尔有英雄人物，一见面交谈，便重新推诚相待，出入朕的左右，待遇与旧臣一样，不分新旧，使他们不再疑惧而安心。又如张氏的臣下，不想为国家尽力，只贪图金帛子女来肥厚自己的家产；一旦失败，所有事情便瓦解了，这是近来的明显鉴戒。张氏灭亡以后，只有大将军对财货宝物毫无所取，对妇女毫不接近。他的深谋远虑，大概是认为中原尚未平定，百姓还没有得到休养生息，怎么可以立即自以为安定呢？” 你们应当像大将军所持守的那样，共同谋求建立大功，安定救济天下。”于是诸将都叩头谢恩。教导太子和诸王 吴元年八月丙寅日，太祖祭祀山川华，走出斋宫，向群臣颁赐祭肉。将要回宫时，回头对诸皇子说：“人的常情是地位尊贵就一定骄傲，生活安逸就忘记劳苦；能够身居尊贵而不骄傲，生活安逸而知道劳苦，才是智识周遍万物、心中体察众人情性的居上位之道。所以天道向下施济，年成便能成功；人道能够勤勉敏捷，德业便能兴盛。纵观古代，能取法上天而使下民得到治理教化的，都由于这个道理。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才开始得到休息，你们知道他们的劳苦吗？能够了解人情，就不至于骄傲懒惰。现在甲士们半夜起身，随从护卫来到这里，都还没有吃饭。你们可以步行回去，希望借此体会劳苦和安逸，将来不至于骄惰。”诸皇子快步走到目的地，卫士听到这些话，无不感动喜悦。十月乙丑日，太祖派世子标、次子樉前往临濠拜谒陵墓，并谕告他们说：“世人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你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吗？高宗早年长期在外劳作，知道百姓疾苦；成王很早就听过《无逸》的训诫，知道农事的艰难。所以他们在位时不敢贪图闲逸，能够实行勤劳节俭的政治，成为商、周的贤明君主。你们诸子生长在富贵之中，没有经历艰难，人的常情又容易习惯于安逸享乐，必然产生骄傲懒惰。何况你们将来都各自拥有国家，更不可不加以警戒。现在让你们到附近郡县游览山川，经过田野，借道路的险易来了解鞍马奔走的劳苦，观察平民的生业来了解衣食的艰难，察看民情的好恶来了解风俗的美丑；到了祖宗陵墓所在之地，还要访问父老，询问朕起兵渡江时的事情，把这些记在心中，来知道朕创业的艰难。”于是命中书省选择官员辅导他们同行。十一月甲午日，太祖沐浴后出来巡视圜丘，回头对起居注熊鼎等说：“这里与古代制度相合吗？”熊鼎等回答：“略有不同。”太祖说：“古人在郊外祭祀，只扫地设祭，器物使用匏瓜和陶器，以表示俭朴；周代有明堂，礼制才开始完备。如今朕创建这个祭坛，虽不必完全符合古制，但对于事奉上天的一片诚心，片刻也不敢懈怠。”熊鼎回答：“主上创业之初，首先严格举行郊丘祭祀，既斟酌当时情势来建立一代制度，又始终竭尽诚敬，这确实是前代所不能及的。”太祖说：“郊祀之礼不是崇尚空虚文饰，正是为了替天下生灵祈福，朕怎么敢不竭尽诚心。”当时世子随行。太祖于是命左右侍从引导世子，遍访农家，观察他们的居处、饮食和器用。回来后对他说：“你知道农家的劳苦吗？农民辛勤劳作四肢，专心从事五谷生产，身体不离田间，双手不放下耒耜，一年到头辛劳劳作，不能休息。他们居住的不过是茅屋草榻，穿的不过是粗麻衣和布衣，吃的不过是菜羹粗粮；而国家的经费，都出自他们。所以朕让你知道这些。凡是一切居处和服用方面，都必须想到农民的劳苦，征取要有制度，使用要有节制，使他们不至于饥寒，这才尽到了君主的道理。”

译如果再对他们横征暴敛，百姓就无法承受这种痛苦了。所以作为百姓之上的人，不可不体察下民的情状。”太祖又指着道路旁的荆楚对世子说：“古代用这种东西作为扑刑的刑具，大概因为它能够祛除风邪，即使打伤人也不会过于严重。假如使用其他东西，恐怕会导致人死亡。这是古人用心仁厚的地方，也应当知道。” 于是任命李善长等人兼任东宫官职，又谕告李善长等说：“朕对于东宫官属，不另外设置府僚，而让你们兼任，是因为军务还没有平息。朕如果在外有事，必定留下太子监国；如果另设府僚，而你们在朝廷之内，事情应当向太子禀报，太子有时裁断不明，又同你们意见不同，你们一定会认为是府僚引导太子，嫌隙就会由此产生。朕特意设置宾客、谕德等官，是为了辅导成就太子的德性，并且选择名儒担任他的宾友。从前周公教导成王，告诫他要研习军事；召公教导康王，告诫他要整饬六军。这是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不忘武备。继承世业的君主，生长于富贵之中，容易沉溺安逸，往往忽视而不学习军旅之事，一旦有紧急情况，便不知如何应对。周公、召公所说的话，不可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正月〕 丙戌日，太祖在文楼临朝，太子侍立身旁，太祖因而问他最近同儒臣讲说了哪些经史内容。太子回答：“昨天讲了《汉书》中七国叛乱的事情。”太祖于是问其中的是非曲直在谁一方。太子回答：“过错在七国。”太祖说：“这是讲官偏颇的说法。应当说，景帝做太子时，曾设博局杀死吴王的世子，以激怒吴王；等到他做皇帝，又听从晁错的主张，轻率地削减诸侯的封地，七国之变实在由此而起。若给诸王讲这件事，就应当说藩王对上必须尊奉天子，对下必须抚恤百姓，作为国家的藩屏辅弼，以免扰乱天下公法。这样，做太子的就知道应当敦厚亲睦九族，隆重施行亲亲之恩；做诸王的就知道应当夹辅王室，尽到君臣之义。” 十月己未日，任命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告他们说：“铸炼金属、磨治玉石，是为了制成器物；尊敬老师、重视师傅，是为了成就德性。朕命你们辅导太子，必须首先培养他的德性，使他进于高明之境。对于帝王之道、礼义教化、往古成败的事迹以及民间耕种收获的事情，你们要早晚同他讲论，使他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不接近邪僻的行为，时间久了自然受到感化，将来处理政务，自然合乎正道。你们要努力。” 十月己未日，任命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告诫他们说：“铸造金属、琢磨玉石，是为了制成器物；尊重老师、敬重师傅，是为了成就德行。朕命令你们辅佐教导太子，一定要先培养他的德性，使他进于高明之境。对于帝王之道、礼义教化，以及往古成败的事迹、民间耕种收获的事务，你们要早晚同他讲论，使他每天都能听到正直的言论，不受邪僻之事的干扰，长久积累之后便能受到感化；将来处理政务，自然会合乎正道。你们要努力。”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日，太祖召孔克仁等赐坐，因而说：“昨天到了钟山，我命侍御、仆从先行，其中有一个小童也向前奔走。我记下了他的姓名，今天把他召来，指给诸皇子看：这个小童和你们年纪相仿，已经能够奔走服役，你们不可倚仗年幼而懒惰、不学习，应当早晚勤奋自励。朕的意思，只是担心你们身居富贵而沉溺逸乐罢了。”孔克仁回答：“陛下这番话，就是《无逸》中的警戒。” 九月己亥日，太祖谕告皇太子说：“自古帝王中，把天下当作忧患的，只有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和守成的贤君能够做到。一般的君主不把天下当作忧患，反而把天下当作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呢？新兴的帝王起初，上天一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但他们经历多次忧患以后才得到天下，得到它很艰难，所以忧虑天下也深。至于继承先辈基业的君主，如果常存敬畏之心，把祖宗忧虑天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能够长久承受天命。假如产生怠慢，败亡一定会到来，难道不可畏惧吗？”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日，太祖召东宫官属和王府官属，谕告他们说：“辅导之臣，就像法度器具一样，必须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端正别人。德义，是端正人的法度；善恶，是修身的衡量和鉴戒。你们辅导诸子，必须匡正他们的德义，明辨善恶，使他们知道趋向正道而不流于邪僻。这样，才能尽到辅导的职责。看木匠制作器物，即使有木材，也必须加以绳墨和削治，才能成为器物。太子和诸王，必须得到贤能辅臣的开导、赞助，才能成就德性。朕选择你们担任宫僚，各自都应尽心尽力。还要从经史中采集古人已经实行、可以作为鉴戒的事例，编排成集，早晚阅读，以扩大见识和智识，这对辅导也有帮助。”群臣叩头接受命令后退下。太祖又谕告秦王右相郑九成等说：“朕分封诸子为王，选用傅相，托付的责任并不轻。凡是同王说话，应当扩大他的学问以充实他的行义，陈说忠孝之道以启发他的良心。事情有做得不好的，一定要寻求改进；政事有不完善的，一定要寻求完善，使他的聪明不受蒙蔽，上下相亲，希望他的道德能够成就，以弘扬和延续长久的事业，同时辅相也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太祖又回头对刘基等说：“朕看古代圣贤君主，即使在天下太平之时，也不忘记修养和反省，实在是因为富贵容易使人骄傲奢侈，进而必然荒淫放纵；从来没有荒纵而不导致倾覆的。所以朕曾告诫太子、诸王，认为士人尚且不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就会祸及自身和家族；做士人尚且如此，何况做君主、做藩王的人呢？”刘基叩头回答：“陛下这番话，是万世的福分。”

译七月戊子日，太祖对皇太子说：“天子的儿子，同公卿、士人和平民的儿子不同。公卿、士人和平民的儿子关系到一家盛衰，天子的儿子关系到天下安危。你承继君主宗器的重任，将承担拥有天下的责任。公卿、士人和平民不能修身齐家，失败不过涉及自身和一家；天子如果不能端正自身、修养德行，他的失败难道只是自身一家的事情吗？将会使宗庙社稷无法保全，天下百姓都遭受灾祸，难道不可恐惧吗？难道不可警戒吗？” 十二月辛巳日，礼部尚书陶凯请求选派专职人员担任东宫官属，停止兼任，以便对辅导之事有所责成。太祖说：“古代设置官职并不完备，只任用贤能之人。朕让朝廷中有才望、功勋和德行的人兼任东宫官职，并不是没有理由。朕曾担心朝臣同东宫官属不能相容，最终形成嫌隙；有的人或许还会主谋奸计，离间父子骨肉，那祸患就不小了。江充的事情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朕如今立法，命省、台、都督府官员兼任东宫赞辅之职，使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希望没有彼此构陷的祸患。”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日，太祖谕告省、台大臣说：“朕的诸子每天知道致力于学习，必须选择端正谨慎、通晓文学的臣子兼任宫僚职务，每天同他们相处，讲说经史，涵养德性，博通古今，希望他们能够承受天下国家的重任。但人与人相处，气质习性容易相互改变；同正直的人相处，就每天学习正道，如同走在宽阔大道上，自然不会被偏僻小路迷惑；同邪恶的人相处，就每天沾染邪气，如同沿着曲折小径行走，走上去便不回头，不知不觉进入荆棘之中。”省臣回答：“识别人最困难，邪正不容易辨别。”太祖说：“尊崇德行、喜爱义理，这就是正；巧言谄媚、轻佻怠慢，这就是邪。所以骄傲、奢侈、淫乱、放纵，很少不是由于轻佻怠慢；端庄中正，必定都根源于喜好德行。”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日，《祖训录》完成。太祖于是对侍臣说：“朕撰写《祖训录》，是为了把训诫传示给子孙。朕经历世事，知道创业艰难，常常担心子孙不知道应当守持什么，所以撰写这部书，日夜思考，内容详尽周密，反复推究了六年，才完成编纂。后世子孙守持它，就能永远保有上天赐予的福禄。假如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就是违背《祖训》了。”侍臣回答：“自古创业的君主，考虑事情周详，立法垂训，必定有典章法则。后世子孙如果不明白而轻率更改，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诗经》说：‘不犯过错，不忘本，完全遵循旧有章法。’”太祖说：“日月能够长久照耀，是因为万世不改变它们的光明；尧舜之道能够长存，是因为万世不改变它的实行方式。三代因时制宜而有所增损，只是有些小的过与不及罢了。至于一代确定的法令，有些不可轻易更改；如果荒废祖业，几乎就会像夏朝那样灭亡；颠覆典章刑法，几乎就会像商朝那样灭亡。后世子孙应当想到恭敬地守护祖法。” 九月己酉日，任命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太祖谕告说：“秦王如今已经长大，应当早晚在左右辅养他的德性，二三年后再遣送秦王前往封国。你们应当尽心任事，以古人为鉴，哪些是善行，哪些是不善；还要搜集古人担任王府官员的事例，谁能用正道辅导，谁不能，把它们编排成集，早晚阅读观看。遇到需要施行的事情，就选择其中好的，去掉不好的，务必引导秦王走上正道。你们同秦王说话要谦逊和蔼，对待臣下要谦和，对待百姓要仁慈宽恕，劝导耕种以减少粮饷运输，抵御外侮以藩卫帝室。这样才能尽到职责。”又说：“你们的职事清简，不同于朝廷繁重的职务。如果文武全才，更可以练习武事，以舒展精神；如果本来是儒生，只需谨守礼法，陈说善道，闭塞邪行罢了。假如巧诈而没有实际，欺骗蒙蔽、谄媚奉承，这是招致灾祸的道路，应当警戒。你们要慎重！” 乙卯日，命令各司以后平常事务向皇太子报告，重大事务才允许上奏。太祖对皇太子说：“君主统理天下，对于人情和事理，必须周遍知晓，然后遇到事情才不会迷惑。朕从田野平民起身，一直到今天，凡是治理军队、处理民事，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常常担心处理事情不恰当，所以曾思考古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必须广泛听取意见。凡是言论有善处的，朕就立即实行；不善的，朕虽然不实行，也要反复思考推究，确实不可行后才搁置。考虑事情贵在明察，处理事情贵在果断，这样才可以不受迷惑。何况你生长在宫禁之中，没有经历世事，如果局限于所见所闻，视听就不会广泛。眼睛虽然能看，所见不超出门槛；耳朵虽然能听，所闻不越过庭院，却想凭一点见识来决定天下事务，能够件件合乎道理，是很困难的。你应当亲近贤人、喜爱善行，以扩大聪明才智；对于违背自己意愿的话，必须寻求其中的善处；对于顺从自己意愿的话，必须审察其中的错误。这样，是非就不会混淆，天理和私欲就会分明，天下事务便可以得到治理。你要敬慎，不要忘记朕的训诫。” 壬戌日，太祖对秦府右相文原吉等说：“储备药物是为了防病，积聚财物是为了防贫，任用贤才是为了辅佐德行。朕为诸子选择贤才作为辅佐，你们居于他们左右，应当早晚规劝教诲，以成就他们的德性。人情在大事上有时还能明白，却常常忽略细微之处。小节行为不谨慎，大德必然亏损；姑息小过，大的过错必然到来。所以堵塞水流，必须在源头；源头堵住，水流就断绝。砍伐树木，必须从根部；根断了，树就会倒下。假如王有所违失，你们如果每天认为过错小而不加以劝告，就是大过错将要到来了。等到大过错将要发生才规劝，就来不及挽救了。善行即使很小，也可以成就名声；恶行即使很小，也足以使人丧身。历代著名的贤王都被记载在史册上，他们的成就也都是由于贤能，所以能够共同成就美德。你们担任辅导之职，应当尽心任事。”

译洪武七年正月乙亥日，太祖召见太子宫臣，谕告他们说：“你们知道所谓重器是什么吗？”他们回答：“难道不是商代的彝器、周代的鼎吗？”太祖说：“你们所说的商彝、周鼎，难道不是重器吗？太子才是天下的重器。人有彝器和鼎，尚且知道珍爱；太子承受君主宗器的重任，难道可以不加珍爱吗？珍爱太子，就必须选择端正的人和正直的士作为辅翼，早晚同他相处，使他熟知善言，不接近邪僻行为，自然会逐渐受到熏陶，从而成就德性。如果只是把他托付给受宠幸的近臣和身边熟习之人，就是把重器丢在道路上，不能算珍爱了。你们每天辅导太子，在讲论、诵读、说明的时候，必须用正道引导他，使他明白道理、树立德行，才器充实而广大，希望他将来能够胜任重大责任，这样才可以符合朕的期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和诸王侍奉在侧。太祖回头对他们说：“你们听说过修养德行、进用贤才的道理吗？”太子回答说：“常听儒臣讲解，知道个大概了，但还没有领会其中的要旨。”太祖说：“藻率杂佩，是身体外在的装饰；恭敬谦逊、温和善良，是德行外在的表现。外在所显现的，可以看出内在的情况。古代君子行走进退都有节度，登降俯仰都有规矩，周旋举步不违背法度，是因为他的德行充实于内而显露于外。因此，他的器量见识高明，行善的境界日益提高，看不见恶行，邪僻也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德行修养好了，自然足以使人服从；贤才会相继进用，而不肖之人自然离去。能够修德进贤，天下国家就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不懂得致力于此的人，很少有不招致失败的。货财、声色，是伤害德行的斧头；谗言、奸佞、谄媚、奉承，是阻塞贤才的荆棘，应当像拒绝虎狼一样拒绝它们，像躲避蛇虺一样躲避它们。如果沉溺于自己所喜好的事物，就一定会被它们陷害。你们一定要慎重对待。”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太祖命令群臣：从今以后，无论大小政事，都先禀告皇太子，由皇太子裁处，然后再奏报皇帝。太祖对皇太子说：“君主治理天下，每天都有万般事务；一件事办得对，天下就得到好处；一件事办错，天下就受到祸害。自古以来，只有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过勤劳艰苦，通达人事，周知事理，所以处理事务时很少有过当之处。守成的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如果平日没有经过历练通达，临政时很少有不出错的。所以我特意命令你每天面对群臣，听取并裁断各司的禀奏，以此熟习国政。只有仁慈，才不会失之于急躁暴烈；只有明察，才不会被奸邪迷惑；只有勤勉，才不会沉溺于安逸；只有果断，才不会被繁琐的法令条文牵制。凡是这些，都要用一颗心作为衡量裁断的标准，才没有不恰当的。现在有人指着石头说是玉，应当辨别说：‘果真是玉吗？果真是石头吗？’知道它不是玉而是石头，这样就确定无疑，没有人敢欺骗我。如果相信他的话，把石头当成玉，就是辨别是非的心不明白，失去了衡量裁断的标准。何况人即使有聪明敏捷的资质，如果没有亲身历练，遇到事情凭主观意愿行事，也难免有失误；等知道后悔再改正，也已经晚了。我自从拥有天下以来，从未在各种事务上偷闲安逸，只怕有丝毫处理不当，辜负上天托付的意旨；戴着星光上朝，到了半夜才睡，白天有一件事做得不好，睡觉也不安心，这些都是你亲眼见到的。” 你也能够体会并照此实行，天下就是福气，我就没有忧虑了。” 洪武十一年三月，在这个月，太祖教诫诸子说：“过去有道的君主，都亲自勤于政事，心里挂念百姓，所以能够保有天下。到了他们的子孙，抛弃了祖先的德行，在内沉溺女色，在外纵情打猎，政教不修，礼乐败坏，于是上天在上面抛弃他们，百姓在下面离弃他们，最终丧失了天下国家。做我子孙的人，应当以古代圣帝明王为榜样，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以那些荒淫之人为鉴，不要走他们的老路，这样就可以长久享有富贵了。”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太祖驾临华盖殿，皇太子侍奉在侧。太祖问：“近来讲习什么书？”皇太子回答：“昨天读书读到商周之际。”太祖说：“读书也知道古人做君主的道理吗？”于是告诫他说：“君主之道以侍奉上天、爱护百姓为重，根本在于敬慎自身。君主的一言一行，都上通于天，下关系到百姓，必须以敬慎来实行，这样所做的事才没有不善的。善行，上天一定会察看；不善，上天也一样会察看。一句话说得善，四海都蒙受福泽；一件事做得不谨慎，四海都遭受灾祸。言行如此，怎么能不敬慎呢？你一定要记住。”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太祖告谕皇太子和诸王说：“凡审理诉讼，贵在明察；不明察，刑罚就不能恰当，反而会把罪加给善良无辜的人，使人心怨恨叹息，损伤天地的和气。遇到重大案件，一定要详细审查，或许可以避免构陷的过错和罗织锻炼的弊端。”又说：“凡功劳和赏赐都处理得恰当，人心就会经常信服。赏赐和惩罚，是治理天下的两项大权。” 十一月甲午，太祖对皇太子、诸王说：“纯正善良的臣子，是国家的宝贝；残暴的臣子，是国家的蛀虫。自古以来，纯良之臣为君主造福，残暴之臣给国家带来灾祸。什么叫纯良？存心公正忠诚，面对百姓宽厚和善，即使才能有所不足，也不至于伤害百姓。这就是所谓每天看似所得不多，日积月累却收获很多。什么叫残暴？任性暴戾，动辄攻击争斗，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罗织刑狱，刻薄盘剥、搜刮聚敛；虽然似乎一时称心快意，但伤害的东西很多。所以汉武帝任用张汤，政事便衰败；光武帝褒奖卓茂，王业便兴盛。这件事十分明显，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对皇太子和诸王说：“君主拥有天下，应当效法上天的德性。上天的德性刚健中正，所以运行不息。君主能够体察并实行上天的德性，勤勉不倦，各项事务就会日益修治。如果懒惰放纵、奢侈恣肆，政事就会衰败，教化就会松弛，损害上天的德性，却想长久保有帝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过去元世祖向东征讨、向西讨伐，统一华夏，是因为他勤于政事。到了元顺帝，苟且偷安、荒淫无度，上天厌弃他，百姓离散，终于灭亡。诗说：‘殷商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你们应当努力勤勉、谨慎，今后或许可以永远保住基业。” 端正家道

译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立皇后马氏。太祖对侍臣说：“过去汉光武帝慰劳冯异说：‘仓促之际在芜蒌亭喝豆粥、在滹沱河吃麦饭，我深厚的情意一直没有报答；君臣之间，却始终得以保全。’我想到皇后出身布衣，和我同甘共苦，曾经跟随我在军中仓促奔波，自己忍受饥饿，还把干粮藏在怀中给我吃；我把这比作豆粥、麦饭，她所受的困苦更加严重。过去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在隐太子与太宗发生嫌隙时，对内竭尽孝道和勤劳，承受并化解各位妃子的猜嫌。我多次被郭氏怀疑，任性行事而不顾，她便让将士们都把服用之物拿来进献，自己先献给郭氏，以安慰取悦她。等到郭氏想要危害我时，皇后总是替我周旋弥合，最终免除了祸患，这大概又比长孙皇后所处的情势更难。我的妻子有时因为服饰器用的小事责问发怒，她就对我说：‘主上忘了从前贫贱的时候吗？’我又因此警醒。家中的贤妻，就像国家的贤相一样，怎么忍心忘掉她呢！” 三月辛未朔，太祖命翰林儒臣编修《女戒》。太祖对学士朱升等人说：“治理天下，以修身为根本，以端正家庭为先。端正家庭的道理，始于谨慎处理夫妻关系。皇后和妃嫔虽有母仪天下的身份，却不能让她们干预政事。至于嫔妱一类，不过是办理职事、侍奉衣巾梳栉而已。如果宠爱过度，她们就会骄纵放肆、僭越本分，上下失去秩序。所以历代宫廷之中，政事从内宫传出，很少有不造成祸乱的。内宫受宠者迷惑人，比鸩毒还厉害；只有贤明的君主能够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察觉，其他人没有不被迷惑的。你们替我编纂《女戒》和古代贤妃中可以作为法则的事迹，使后世子孙知道应当守持什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太祖告谕皇太子和诸王说：“我谨慎持身、谨慎行事，你们都是亲眼见到的。我平日不让优伶亲近，也没有纵情高歌、连夜饮酒的娱乐。正宫没有自行放纵的权力，妃嫔也没有因受宠而亲昵的待遇；如果有妇人说浮夸之词，察知她的话不对，便立即责问斥责，所以她们各自修养整饬，没有发生嫉妒。至于朝廷政事，都参考众人的意见，共同决定可否，只听从正确的意见。有时在燕居闲暇之际，哪怕只是一个人的话，也尤其加以审察，所以不偏听，政事也没有徇私。每天早晨星光尚在便出门，太阳落山才休息，考虑祸患、防备危险，如同走在薄冰上。若不是生病，不敢懒惰。这样自我约束，仍担心做得不够。所以把这些告诉你们，使你们知道持守的准则。” 敦厚风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后驾临东阁，从容地和群臣谈到礼乐之事。对朝廷大臣说：“世间的治乱，根本在于人情和风俗。所以忠诚信实盛行，民俗就淳朴；轻佻机巧兴起，风气就流于欺诈虚伪。京师是天下的中心，是万民瞻仰的地方，也是四方取法的榜样。然而积久形成的弊病，终于发展成以奢侈互相夸耀、以浮华互相诱导，人情日益放纵，风俗日益苟且，这不是达到治理的办法。”礼部尚书陶凯回答说：“仲尼说过：‘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他们。’如今想整顿风俗，使轻佻机巧不能兴起，必须先实行政令刑罚，然后教化才可以施行。”太祖说：“教化必须以礼义为根本，政令刑罚怎么可以放在前面？如果只急于求取眼前效果而严厉禁止，那就像想使水澄清，反而搅浑了水。”陶凯叩头称善。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有百姓的父亲犯罪应当受杖刑，他请求用自己代替父亲。太祖对刑部大臣说：“父子之间的亲情是天性。然而也有不亲爱、不谦逊的人，亲人遭遇患难时竟坐视不救。如今这个人用自身代父受刑，出于极其真挚的亲情，我为孝子屈法，以此劝勉天下，释放他吧。”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寅，太祖对礼部尚书李原吉说：“尊重年长者，是用来教人恭敬；侍奉长者，是用来教人顺从。虞、夏、商、周时代，无不尊重年长者，奉养老人的礼制也从未废弃。因此人们由孝悌而兴起，风俗淳厚，政治清明太平。过去朕曾诏令天下实行养老政策：凡年满八十岁、乡里都称赞其善良、又贫穷没有产业的老人，每月供给米三斗、肉五斤；九十岁以上的，再加赐帛一匹、绵一斤。如果有田产能够自行供养，只供给酒、肉、绵絮和帛。应天府、凤阳府的富民，九十岁以上赐爵社士，八十岁以上赐爵里士，都允许戴冠着带，并免除其家的徭役。只是担心有关官司奉行得不到位，你们礼部应当把朕的命令告谕他们。”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有百姓兄弟互相告讦。刑部上奏请求治罪，太祖说：“兄弟是骨肉至亲，哪有互相告发攻讦的道理？这只是一时的愚昧，或许是因为财货利益，或许是因为偏爱妻子儿女，争强好胜、计较长短，彼此以怒气相加，于是到了这种地步。然而人心中的天理并没有泯灭，暂且把他们拘系在狱中，等他们怒气平息、善心重新萌发，一定会自己悔悟。”第二天，刑部奏报两人果然哀求改过。太祖说：“这是他们真实感情显露出来了，把两人都释放。”兄弟和好如初。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己巳，龙江卫有一名军吏因过失被罚抄写文书，正值母亲去世，便请求守制服丧。吏部尚书詹徽不答应，军吏击打登闻鼓申诉。太祖召来詹徽，严厉责备他说：“这名军吏虽然是在服罚役，但天伦亲情不能废弃。如果让他母亲去世而不能服丧，作为儿子的内心终身都会有所遗憾。帮助别人行善，尚且担心他不能行善；如果他有善行却加以阻止，又凭什么劝人为善？《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难道偏偏不应这样吗？”詹徽非常惭愧，军吏于是得以服满丧期。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卫士卒吴英的父亲犯罪被关押在狱中，吴英到宫阙前陈述实情，愿意没入官府充当官奴，以赎父亲的罪。太祖告谕吴英说：“你的情意固然值得怜悯，但你平时为什么不劝谏父亲，使他不犯法？如今罪行不能宽赦，但念在你爱父亲至深，特意曲法宽宥他。你从今以后，凡遇到父亲有不善之处，应当立即劝谏制止；如果他不听，就一定要再三劝说，使他不陷入不义，这才是孝。”又回头对侍臣说：“这个士卒不是读书人，能够做到这样，也可以说很难得了。所以特意曲法宽宥他的父亲，是要以此激励天下做儿女的人。”

译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太祖告谕户部大臣说：“古代风俗淳厚，百姓彼此亲近和睦；贫穷患难时，亲戚相互救助；婚嫁、死亡和丧事时，邻里相互帮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衰败，乡邻亲戚不能周济体恤，严重的甚至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富人吞并穷人，大大失去了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一直申明教化，至今还没有达到效果，难道是习俗根深蒂固，不容易改变吗？朕把百姓每一百户编为一里。一里之中有贫有富，凡遇到婚嫁、丧事，富人出钱相助，穷人出力相助，百姓哪里还会有穷困急迫的忧虑？又如春季耕种、秋季收获时，一家没有力量，百家就替它完成。由此推行下去，百姓难道还有不亲近和睦的吗？你们户部应把这个意思告谕百姓，使他们知道。” 议定礼制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书省和礼部议定并上奏：天子亲自祭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至于京师的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祭祀，则派遣官员前往致祭。郡县应当设置社稷，有司祭祀里社、土谷之神，以及祖父母、父母；并且可以祭灶，这些都载入祭祀典章。其余不应祭祀的，一律禁止。太祖于是告谕群臣说：“凡祭祀的礼仪，进献牲畜、丝帛，与神明交接，费用出自自己的财帑，神明会享用它。就像平民用陌钱置办香火，都可以感通神明，并不是因为东西微薄神明就不享用，为什么呢？因为所得之物都是自己劳力所获得的。如果国家仓廪、府库中积存的财物，实际上是百姓的脂膏，却用它来置办尊贵的酒器和祭品，充实神明的祭庭，祈求福禄来满足自身私欲，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只有为国家祈祷，如水旱、疾病、瘟疫、军旅之类的事情，才是适当的。” 癸亥，太祖准备举行亲耕籍田礼，告谕朝廷大臣说：“古代天子亲耕籍田千亩，用来供给祭祀的黍稷和蒸煮的祭品。自从经历丧乱以来，这项礼制已经废弃，上面无法用它教导，下面无法用它受到劝勉。朕即位以来，全面修复先王的典章，而籍田礼是首要的，所以首先想举行它，以此劝勉天下。”当时监察御史有历班发言说：“举行耕籍田礼，重视农业根本的人就知道应该尊重什么了。”太祖说：“想使财用不枯竭、国家常常富足、鬼神常常享受祭祀，必定要致力于农业！所以后稷种植庄稼，《生民》这首诗便作成了；周成王播种各种谷物，《噫嘻》的颂歌便兴起了。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抛弃这件事而不讲求吗？”于是命令在来年春天举行籍田礼。洪武二年六月庚午，太祖读《叔孙通传》，读到鲁地两位儒生不肯实行礼仪时，便对侍臣说：“叔孙通虽然可以说只是拾取了礼制的糟粕，但能在战乱余烬之中创制礼仪，成就一代制度，也可以说是很难的。像那两位儒生所说的，未免不迂腐吗？如果礼乐一定要等一百年以后才能兴起，那么当时朝廷的礼制就已经废弃了。我听说先王的礼制，是根据时势制定合宜的制度。孔子也说过：‘一个月、一年、三年，最终可以形成一代。’说的也是因时制宜。一定要等一百年，便太迂腐了。”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在此以前，太祖因为天下刚刚平定，想要沟通群臣百官的情况，每天诏令百官都侍奉在左右，询问民情，访察政治得失，有时还考察讨论古今礼典制度，所以即使是小官也可以登殿，甚至有人越过班次。太祖于是对宰辅大臣说：“朝廷之上，礼法应放在首位；殿阶之间，严肃庄重最为重要。朕起初想访察各项事务，所以命百官入内侍奉左右，以致班次失序，这不是使朝仪严肃的办法。从今以后，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员准许登殿外，其余文武五品以下官员，都排班站在丹陛之下；有违犯者，由纠仪官检举纠正。” 八月庚申，太祖告谕朝廷大臣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制定礼制，用来辨别贵贱、彰明等级威仪。因此汉高祖刚兴起时，就有禁止平民穿锦绣绮縠、执兵器、乘马的规定，历代都是如此。近世风俗相沿，流于僭越奢侈。里巷百姓的服饰、饮食、居处，竟和公卿没有区别；奴仆、卑贱的差役往往也在乡里奢纵放肆。贵贱没有等级，僭越礼制、败坏法度，这是元朝失政的原因。中书省应当按照房舍、服色等等级，明确制定禁条，向朝廷内外颁布，使各自有所遵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太祖对礼部官员说：“礼，是用来美化教化、安定民心的。周成王时设置大司徒，用五礼防止百姓虚伪，并教导他们归于中正。制定中正之道没有比礼更好的，整顿政事没有比礼更好的，整齐家庭没有比礼更好的。所以有礼就治理得好，没有礼就会混乱。居家有礼，长幼就有次序，宗族就能和睦；朝廷有礼，尊卑就能确定，等级威仪就能分明。元朝兴起后，以夷狄风俗改变华夏，百姓染上了他们的习俗，先王的礼制几乎熄灭了。然而人情已经习惯于浅近之俗，不能突然改变。现在命令你们考察核定合于古制而又适合今日的礼典，向天下颁布，使百姓习惯而形成教化，或许可以恢复古代的治理。”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日，礼官呈上所制定的礼仪。太祖对尚书牛谅说：“礼，是国家的防范，是人道的纲纪，是朝廷应当首先办理的事务，一天也不能没有。自从元氏废弃礼教，因循苟且达百年之久，中原的礼制几乎丧失殆尽。朕即位以来，早晚都没有忘记，思考着如何振兴礼教，以洗除礼教受到污染的习俗。所以曾命令你们礼部制定礼仪，如今虽然已经完成，仍应再同各位儒者详细参究、考订议定，斟酌先王的典制，以恢复中原原有的礼制。务必合乎人情，永远作为定式，这样或许可以使朕满意。” 九月丙午日，礼部上奏，议定百官平常入朝的班次以及奏事等礼仪。太祖对中书省的大臣说：“朝廷的礼制，是用来辨明上下、端正名分的；不能以卑贱凌驾尊贵，不能以低下超越尊长。百官列于朝班，班次有条理；奏对时仪态从容，不能失去法度。这不仅关系到朝廷的尊严，也是天下四方仰望朝廷的所在。如今文武百官入朝参见、奏事，还有不熟悉礼仪的，这是礼法在殿陛之间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凭什么使朝廷肃然有序呢？从今以后，凡新任官员以及各位武臣中有不熟悉礼仪的，应当由侍仪司官员每天在午门外教习演练。并且命令两名御史监督，有不合礼仪的，就检举纠正。百官入朝失仪的，也依照法令检举纠正。”

译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日，《孝慈录》编成。在此以前，贵妃去世，太祖命令礼官制定丧服制度。礼部尚书牛谅等上奏说：“按照《周礼》《仪礼》，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如果是庶母，则[原文：“无眠”]。”太祖说：“父母的恩情是一样的，可丧服的等差却如此不同，这实在太不近人情了。”于是命翰林学士宋濂说：“奉养活着的人、送葬死去的人，是圣王施政的大事；避讳死亡、忌讳疾病，是衰世的陋习。夏、商、周三代的丧礼，礼节仪文尤其详备，但在衰微的周代散失了，在暴泰中遭到困厄。汉、唐以来，没有人能够议定这件事。人情有无穷的变化，而礼制应当适应变化；能够使人心安定的地方，就是天理所在。你们应当考订确定丧礼。”于是，宋濂等考察得到古人论说为母亲服丧的人共四十二人，其中愿意服丧三年的二十八人，服丧一年的十四人，便上奏此事。太祖说：“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丧礼。如今看来，愿意服丧三年的人数比服丧一年的多一倍，那么服丧三年，难道不是天理人情所安适的吗？”于是将其确立为定制。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在南郊大祀殿合祭天地，礼仪完成后，太祖命令中书省大臣说：“建立纲常、陈明法纪、治理世道、驾驭百姓，是上古君主所建立的，后世至今相承并奉为法则。凡是拥有国家的，必定把祭祀放在首要位置；祭祀礼仪，起源于古代先王。祭祀时上下周旋、进退献奠，无不有一定仪式。然而仪式贵在真诚，人心难以揣测，真正诚敬的少，不诚敬的多，暂时诚敬的也许有一些。如果安排礼仪、设置仪式，文饰过分，使礼仪繁琐而人感疲倦，神明厌烦而不来享用，就不合礼了。所以孔子说：‘禘祭从灌地以降，往后的礼仪，我就不愿观看了。’朕办理祭祀事务已经十一年，看到仪式过于繁琐，于是依据义理更改仪式；合祭社稷之后，神明才感到欢喜。今年洪武十二年春天，开始合祭天地的大祀，上下神人都感到喜悦，仿佛有相互感应之意，正符合朕的心愿。你们中书省应传令翰林，令儒臣记载这次祭祀，以彰显上帝、皇地祇昭然降临受祭，并赐福于百姓。朕与你们还应当早晚不懈，以报答神明的美好保佑。”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按照前代旧例设置武学、实行武举，仍然祭祀太公，修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说：“太公是周朝的臣子，受封为诸侯；如果用王的规格祭祀他，就等于和周天子并列了，给他加上并非本来的尊号，神明一定不会享用。至于设置武学、实行武举，这是把文武分成两条道路，自我轻视天下没有兼备文武才能的人。三代以前，士人求学都兼备文武，所以安排任用时没有不适宜的地方，哪里是说文武分科、各自专门学习呢？比如太公鹰扬奋发而接受丹书，仲山甫辅佐政事而取法古训，召虎经营国事而陈明文德，难道能和后世的武学相比吗？后世武学只讲韬略，不学习经书训诫；只练习武器，不熟悉俎豆礼仪，拘泥于一技偏长，实在鄙陋。如今想沿用旧制实行武举、建立武庙武学，实在没有意义。对太公的祭祀，只应当作为帝王庙的配享。”于是命令去掉王号，废止原来的庙宇。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令让历代名臣配享帝王庙。此前，礼官奏请将风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邓禹、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阿术、安童，共三十六人，都列入帝王庙配享。太祖说：“古代君臣同德，始终一心，史书都有记载，万世不会磨灭。国家的祭祀典制，必须合乎公论，不能只看表面事迹而不追究实际情况。像宋朝的赵普，辜负宋太祖，是不忠之臣，不可配享。元朝四杰中，木华黎居首，不能因为让他的孙子配享，就反而去掉他的祖父；可以祭祀木华黎，而停止祭祀安童。既然祭祀伯颜，阿术也不必再祭祀。至于汉代陈平、冯异，宋代潘美，都有节操义行，且始终如一，可以在庙中祭祀。”于是确定由风后、力牧、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共三十七人配享历代帝王庙。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太祖命礼部右侍郎张智整顿并申明朝廷礼仪，对他说：“礼仪是朝廷的表率。虞舜时代，群臣互相推让德行，百官都以身作则。你应当再告谕百官，仰慕并践行古人的美德，不要败坏礼制、失去法度，以致招来罪责。” 兴盛礼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此前，太祖命令选取道童中俊秀的人充任乐舞生，到这时才集合完毕。太祖驾临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带领乐舞生入见，设置雅乐进行考阅试演。太祖亲自敲击石磬，命朱升辨识五音，朱升不能准确辨别，把宫音当作徵音。太祖说：“朱升平常总说自己能够辨音，到了辨别石磬声音时，为什么竟把宫音当成徵音呢？”起居注熊鼎回答说：“八音之中，石声最难调和，只有后夔能够调和磬声，所以《尚书》说：‘轮到我击石、拊石，百兽都跟着起舞。’”太祖说：“石声固然难以调和，但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八音自然都能和谐。”于是命乐舞生登堂歌唱一曲。太祖又叹息说：“古人制作音乐，是用来调和百姓的声音，使神人感通，并与天地同享和谐。近世儒者很少懂得音律之学，想使音乐和谐，难道不困难吗？”熊鼎又回答说：“乐音不必向外寻求，实在取决于君主的一颗心。君心和谐，天地之气也就和谐；天地之气和谐，音乐也没有不和谐的了。”

译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定宴享九奏乐章完成，呈献给太祖。这些曲子依次是：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曰《乐清宁》。此前，太祖厌恶前代乐章大多使用华丽浮艳的词句，用来取悦容色；更严重的还鄙俗浅陋，不合体制，于是命陶凯等重新创作歌词。完成后，太祖命通晓音律的人演唱，对侍臣说：“礼是用来引导敬意的，乐是用来宣扬和谐的；没有敬意、没有和谐，凭什么治理天下？元朝时古乐全都废弃了，只有淫词艳曲反复唱和，还把胡人的声音同正声混杂；更有甚者，竟把古代先帝王祭祀典礼中的神祇装扮成舞队，在殿廷上嬉笑游戏，这完全不是用来引导中和、尊崇治国体制的办法。如今制定的乐章颇为协调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从今以后，一切流俗喧闹、淫秽亵慢的音乐，都一概屏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九日〕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太祖命礼部重新申明乡饮酒礼。太祖对礼官说：“乡饮酒礼，是用来排列尊卑、区别贵贱的。先王举行它来教化百姓，使人尊重爱护他人，懂得廉耻，知道礼让。朕即位以来，虽然也举行过，但乡里、里社之间恐怕还没有普遍学习。如今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民间没有什么事，应当重新举行旧有礼章。府、州、县由长官主持；乡里、里社则由贤能而年长的人主持。年高而有德者坐在上位，年长而淳厚笃实者次之，按年龄排列。那些违犯条令、触犯法律的人，安排在外侧座位，与同类另成一席，不许混杂在善良人中。这样，家家懂得廉耻，人人知道礼让，父亲慈爱、子女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夫妻和睦顺从的道理，不待教导就会兴起。这就是所谓宴饮安乐却不乱，和谐欢乐却不放纵。孔子说：‘我观察乡饮礼，就知道王道很容易实行。’说的正是这个。”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驾临奉天门，告谕群臣说：“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礼、乐两项。如果通晓礼而不通晓乐，就不能使人心善良、形成治道；通晓乐而不通晓礼，就不能振兴纲纪、建立中正之道。必须礼乐并行，然后教化才能醇厚统一。有人说：有了礼乐，也不能没有刑政。朕看刑政二者，不过是辅助礼乐来治理罢了。如果治理国家只致力于刑政而遗漏礼乐，那么在上者虽然有威严的政令，必然没有和平的风气；在下者虽然有苟且求免的心，最终也没有改正过错的真诚。大体说来，礼乐是太平之治的美食精粹，刑政是救治弊病的药石。你们处理政事时，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不要只把礼乐当作空洞的形式。” 甲午，太祖告谕礼部大臣说：“近来命令制作大成乐器，准备颁发给天下学校，使各地学生学习，用来祭祀孔子。朕想到，古人的音乐是用来防止百姓欲望的，后世的音乐却是用来放纵百姓欲望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古代音乐的诗章和谐而端正，后世的歌词淫靡而夸饰；古代的律吕符合天地自然之气，后世的律吕出于人为的机巧私智。不能审察天时与地气，不能使人声与乐声相配，所以即使使用古代诗章、古代乐器和制度，也会乖戾不合、相互冲犯而失去秩序。手里敲击乐器却不能由心体会，口中歌唱却不是志意的流露，人与音乐截然分离，却想借此感动天地鬼神，难道不困难吗？然而这种流弊延续已久，挽救它很困难。你们应当对此用心研究，使乐器制作完成并颁布下去，让各地学生得以学习演练，或许可以恢复古人的本意。” 崇尚教化 六月辛巳，命令民间设置义冢。太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有掩埋暴露尸骨的命令，把恩惠推及枯朽的尸骨。近世习惯于胡俗，死者有的被火焚烧，再把骨灰投入水中，孝子慈孙内心怎么忍得下去？伤害恩情、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禁止。贫穷而没有土地的人，由当地官府选择靠近城池、宽敞空闲的土地作为义冢，让他们安葬。有人在外地做官或游历，不能归葬的，官府供给人力和费用，使其归葬。”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太祖对礼部大臣说：“近来命令辽东设置学校，有人说边境不必建学。圣人的教化，就像天一样；天降风雨霜露，没有不施及的地方，圣人的教化也没有不施行的地方。过去箕子居住在朝鲜，施行八条约法，所以男子遵守礼义，女子崇尚贞信。管宁居住在辽东，讲授《诗》《书》，陈设俎豆，整饰威仪，阐明礼让，百姓便受到他的德行感化。难道能说边境百姓不可以教化吗？越地和鲁地相距很远，假如越人长期居住在鲁地，就一定会变成鲁地的风俗；鲁人长期居住在越地，也一定会变成越地的风俗。这不是人的本性有鲁、越之别，而是风俗迁移造成的。何况武臣的子弟长期居住在边境，很少听闻礼教，也恐怕逐渐改变本性。如今让他们诵读《诗》《书》，学习礼让，不仅可以培养他们的才能，将来也可以任用他们。”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以及所属宣抚司的官员各自派遣儿子来朝，请求进入太学。太祖敕令国子监官员说：“移风易俗，以礼为根本；施加训导、教化百姓，以教育为先。所以朝廷礼教明确，然后风俗教化才能通达四海。如今西南夷地的土官各自派子弟来朝，要求进入太学，朕因他们仰慕礼义，特意答允请求。你们要善加训导教育，使他们有所成就，或许才不辜负远方之人仰慕求学的心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一名儒士初次授任知县，入朝辞行。太祖问他：“试任官员治理百姓的道理，首先应当做什么？”他回答：“以教化为先。”太祖问：“教化应当怎样施行？”他回答：“奖赏和劝勉。”太祖说：“治理百姓固然以教化为根本，而自身又是教化的根本。主管一个县，就寄托着一个县百姓的希望；百姓都以长官自身为准则，自己行为不端正，百姓将拿什么作榜样？即使多方奖赏劝勉，百姓也不会相信你。所以说，用自身行为教导人，人们就会服从；只用言语教导人，人们就会争辩。你要试着实行它。” 《明太祖宝训》卷三 任用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