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四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太祖谓侍臣曰：“淡泊可以养心，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畋猎，皆役心损德之具。是以高台深池，庸主攸亡；卑宫陋室，圣主攸兴。朕观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知所警戒，则可长保国家矣。”太祖以大内宫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谓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靡，必至丧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频年饥馑，艰于衣食，鲜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检制其心，惟恐骄盈不可复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宁。故凡有兴作，必量度再三，不获已而后为之，为之未尝过度。宫壼之间，皇后亦能俭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为矫饰，实恐暴殄天物，剥伤民财，不敢不谨。”侍臣对曰：“奢侈者常情同欲，节俭者富贵所难。陛下安行节俭，无所勉强，诚宜为万世子孙之法。”太祖曰：“节俭二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而日用无穷，一或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剥削，皆原于此。须体朕怀，共崇节俭，庶几无悔。”励忠节吴元年十月辛亥，太祖敕礼官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又若江州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十二月丁卯，太祖谕山东所俘杨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将临大事、当大任者，身贵而愈谦，权盛而愈下，敌胜而愈戒。故能立功于当世，流芳于无穷。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几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足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者，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为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报功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效忠死敌，昭然可数。然有功不报，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中书其议行之。”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庙于鸡笼山。敕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乡曲。继率英贤渡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十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怀。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为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殁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十月甲子，赏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将校。太祖谕之曰：“论功行赏，国之常典。但府库之积，皆民所供，是为天财，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尔等为国效力，摧暴靖乱，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尔劳，非私恩也。尔等攻城略地，战斗于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赏，亦可谓荣矣”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显为永成侯，赐文绮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时显有专杀之罪，太祖召诸将臣谕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当诛，太宗欲宥之，而执法者不可，卒以见诛。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也，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显始自盱眙来归，朕抚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从朕征讨，皆著奇绩。自后破庆阳、追王保保、战贺宗哲，其勇略意气，迥出众中，可谓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为性刚忍，朕屡戒饬，终不能悛，至于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及杀马军，此罪难恕。而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又不可恕也。
译洪武九年五月壬午，太祖对侍臣说：“淡泊可以养护心性，俭朴可以培养德行。放纵欲望会败坏法度，奢侈会改变人的本性，所以奇巧淫靡之物、游览行幸、畋猎，都是劳损心志、损害德行的东西。因此，高台深池，是平庸君主灭亡的原因；低矮宫室、简陋居所，是圣明君主兴盛的原因。朕观察元世祖在位时亲自实行俭朴，于是成就了统一天下的事业；到了庚申帝，骄纵淫逸、奢侈浪费，把精美粮肉吃得如同犬豕一般，因而招致神人怨怒。所以安逸享乐还没有结束，败亡就随即到来。这是近代的事情，可以作为明确的鉴戒。朕常用这些教训告诫诸子，使他们知道警戒，那么就可以长久保全国家。” 太祖因为大内宫殿新近建成，规制不奢侈，非常高兴。于是对侍臣说：“君主的嗜好，关系非常重大。亲自实行节俭，足以修养性情；崇尚奢靡，必然会丧失德行。朕常想起过去居住在淮右时，连年饥荒，衣食艰难，很少能够称心如意。如今富有四海，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还有什么欲望不能得到？然而朕约束自己的心，只怕骄傲自满后再也无法控制，早晚都战战兢兢，不敢有片刻安宁。因此凡有兴建营造，必定反复衡量，非万不得已不做，做了也从不超过限度。宫中之内，皇后也能以节俭率领下面的人，亲自穿洗濯过的衣服，并不是故意做作矫饰，实在是害怕糟蹋上天所生的万物、损伤百姓的财力，所以不敢不谨慎。”侍臣回答说：“奢侈是人们常有的共同欲望，节俭却是富贵者难以做到的。陛下安然实行节俭，不需勉强，确实应当成为万世子孙的法则。”太祖说：“节俭这两个字，不只是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遵守，治理家庭的人也应当遵守。你们的岁禄有限，而日常用度没有穷尽，一旦超过限度，财物从哪里筹办？侵夺搜刮，都是由此产生的。你们必须体察朕的心意，共同崇尚节俭，或许可以免于后悔。” 勉励忠节 吴元年十月辛亥，太祖命礼官说：“自古忠臣义士舍弃生命而取得大义，身死而名存，有的还把教训流传给天下后世。比如元朝右丞余阙守卫安庆，屹然处在南北交通的要冲，援兵断绝、力量穷尽，全家都战死，节义凛然。又如江州总管李黼，亲自守卫孤城，竭力抵抗强敌，临难而死于大义，与余阙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从来忠臣义士都必须在后代受到褒扬尊崇，大概是为了激励风俗教化。应当命有关部门为他们建祠塑像，按时祭祀。” 十二月丁卯，太祖告谕在山东俘获的杨右丞等人说：“古代忠臣良将遇到重大事情、承担重大任务时，地位越尊贵就越谦逊，权势越盛大就越谦下，战胜敌人后就越发戒惧，所以能够在当世建立功业，并把声名流传到无穷后世。王保保本来只是一个小孩子，承继李察罕留下的功业，突然获得重权，收复山东、河南北部各郡，骤然袭封王爵，于是萌生骄纵之心，这哪里有豪杰的见识？假使他能够懂得礼义，想做一代中兴名将，就一定会竭尽忠诚于元朝。朝廷以外的生杀大权，完全交给他掌握也可以；至于选授官员和钱粮，必须归朝廷掌管；手中有重兵，攻战、守御也必须尽心尽力。至于成败利钝，一切听凭上天。这样存心，足以成为忠臣。假使他做不到这一点，就应分兵守卫要地，多任用贤能智慧的人，除去奸险邪恶者，放下个人怨忿，一心公忠，凡事禀报天子，不失君臣之礼；这样即使功成名立，也只是次一等的做法。如今王保保不做这些事情，自己任意授除官职；他部下称为左右丞、参政、院官的人，多得数不清，而各地的钱粮都收入军中，不供国家使用。这和叛乱有什么不同？名义上虽然奉的是元朝，实际上却是跋扈专横的。如果有一天被敌国打败，天下后世将会怎样评价他？像这样遗臭万年，古代的贤哲难道会愿意如此吗？” 酬报功勋 甲辰年四月丙申，命令在鄱阳湖康郎山修建忠臣祠。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崇尚德行、酬报功勋，是国家的大典。自古以来发生战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即使身死仍如同活着。我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交战，将领们效忠而死于敌手，显著可数。然而有功劳却不报答，凭什么安慰死者的心、激励生者的志向呢？中书省应当议定办理。”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令在鸡笼山建立功臣庙。下敕给中书省大臣说：“元朝末年政治混乱，祸害波及百姓。朕在临濠倡导义举，以保全乡里；后来率领英才渡过长江，于是向西攻取武昌，向东平定姑苏，向北攻下中原，向南平定闽、广，经过十六年才终于实现统一。每当想到诸位将领跟随朕，捐躯尽力，开拓疆土，其中有人共同做事却没有看到成功，有人建立功劳却没有享受到报偿。追念他们的功劳，朕心中悲痛万分。人谁能不死？死后而能不朽，才是可贵。像这些将领，生前建立忠勇的节操，死后享有无穷的荣耀，即使身死，名声也永远不会磨灭。命有关部门在鸡笼山建立功臣庙，依次记录他们的封爵，塑造形象来祭祀。” 十月甲子，赏赐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的将校。太祖告谕他们说：“评定功劳、实行赏赐，是国家通常的典制。但府库中的积蓄都是百姓供给的，是上天的财物，君主只是代为掌管，用来等待赏给有功之人，丝毫不敢任意动用。如今你们为国家效力，摧毁暴乱、平定祸乱，使上天的百姓得到安定，所以拿出这些财物酬劳你们的功劳，并不是朕个人的恩惠。你们攻城夺地，在箭石交加之下作战，辛劳苦战确实很多；不过今天功业成功而接受赏赐，也可以说是荣耀了。”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显为永成侯，赐给文绮和帛六十匹，让他居住在海南。当时薛显犯有擅自杀人的罪行，太祖召集诸将大臣告谕说：“自古帝王拥有天下，必定用爵位和赏赐酬报功劳，用刑罚惩治罪恶，所以能够使上下相安，从而达到治理。朕效法古代帝王制定爵命制度，你们要明白听取朕的话：从前汉高祖不是有功不封侯，是因为重视封爵；但功臣也不免遭到诛杀。侯君集对唐朝有功，犯法应当诛杀，唐太宗想宽赦他，但执法的人不答应，最终还是被诛杀。这不是汉高祖、唐太宗忘记功臣的劳苦，而是因为他们倚仗功劳而骄纵恣肆，自己触犯了法律。如今右丞薛显当初从盱眙来归附，朕优厚抚慰、极其礼遇他，推心置腹地任用他。等到他跟随朕征讨时，屡次建立奇功。后来攻破庆阳、追击王保保、与贺宗哲交战，他的勇略意气远远超过众人，可以说是奇男子。朕非常嘉许他。然而他性情刚硬残忍，朕多次告诫训斥，他始终不能改悔，以至于擅杀胥吏、兽医、火者，又杀马军。这些罪行难以赦免；后来又杀害天长卫千户吴富，这更是不可赦免。”
富自幼从朕，有功无过。显因利其所获孳畜，杀而夺之。师还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牵衣哭骂，且诉冤于朕。朕以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欲宥之，则富死何辜？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瞻富之家，一以瞻所杀马军之家，一以养其老母妻子。庶几功过不相掩，而国法不废也。若显所为，卿等宜以为戒。”诸将巨皆顿首。丁丑，太祖谕魏国公徐达等曰：“卿等连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临危决机之际，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则召卿等议之。”达对曰：“臣等荷陛下威灵，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顾臣等愚陋，犬马微劳，何足齿录。伏蒙圣恩特加优礼，揆之于心，实深愧悚，岂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劳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劳耳。”达等复固辞，弗许。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大祖谕兵部臣曰：“曩以云南诸蛮凭恃险阻，弗遵声教，扰我疆场埸，纳我逋逃，边都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将出师，讨其不臣。今西南诸夷悉已平定，凡从征将士已各加封赏，酬其勋劳。独念死者永违乡土，不得收葬，诚可哀悯。尔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将士有死者，悉为收其遗骸，具棺葬之。”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国公徐达既薨，太祖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已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朕不意遽殒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夺吾良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诏凡内外武臣之家，如子孙已袭替而亡、再无应袭者，给全俸以瞻之。及有子孙坐事谪充军者，亦宥之，令自立勋，仍给瞻其家。”兵部请以半俸给之。太祖曰：“内外武臣，昔皆捐躯相从，百战以定天下，念其劳绩，未尝暂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悯之。夫厚禄所以报功，广惠所以惇仁。故给之全俸，使有所瞻。尔心必曰：‘全禄费财，半禄节用。’夫当予而予，则费不过度，当节而节，则用为适中。优以全禄，未为过也。”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赉天下致仕武臣。太祖谕之曰：“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尔诸将臣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尔等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朕思起兵时与尔等皆少壮，今皆老矣。久不相见，心恒思之。故召尔等来，所赐薄物，以资养老。尔等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诸将叩首谢。太祖因叹曰：“同历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诸将臣无不感激，至有堕泪者。警戒甲辰三月戊辰，归德侯陈理同群臣朝，太祖深怜之。理退，因谓群臣曰：“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松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像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存仁讲《尚书 洪范篇》，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阳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箕子以是告武王，以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岂特为人上者当勉，为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其君。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吴元年二月丙午，太祖谓侍臣曰：“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监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祸。”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几，未免有劳圣虑。”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译吴富从小就跟随朕，有功而没有过错。薛显因为贪图吴富所缴获的牲畜，杀死他并夺取牲畜。军队返回那天，吴富的妻子儿女穿着丧服在路旁等候，拉着衣服哭骂，并且向朕诉说冤情。朕想对薛显处以极刑，又担心别人说天下刚刚安定就杀害将帅；想宽赦他，那么吴富又有什么罪而死呢？如今仍然评定他的功劳，封为侯爵，却贬居海南。把他的俸禄分成三份：一份供养吴富的家人，一份供养被他杀害的马军的家人，一份供养吴富年老的母亲和妻子。这样或许可以使功劳和过错互不掩盖，同时又不废弃国家法律。薛显这样的行为，你们应当引以为戒。”诸将都叩头。丁丑，太祖告谕魏国公徐达等人说：“你们连年征战，冒犯霜露，顶着箭石，在面临危急、决断军机的时候，把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天下已经平定，你们应当稍微休息。从今以后可以三日或五日上朝一次；有大事，就召你们来商议。”徐达回答说：“臣等承蒙陛下的威灵，遵奉陛下的谋划，于是剪除群雄。只是臣等愚昧鄙陋，所出犬马般的微薄劳力，哪里值得记录。如今承蒙圣恩，特意给予优厚礼遇，臣心中实在深感惭愧恐惧，哪里敢自行安逸？”太祖说：“朕当然知道你不忘恭敬之意，只是想到你们长期劳苦在外，想用这种办法慰劳你们罢了。”徐达等人再次坚决推辞，太祖没有答应。”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太祖告谕兵部大臣说：“先前云南各部蛮夷凭借险要，不服从声教，侵扰我国边境，接纳我方逃亡者，使边地百姓屡次遭受祸害。于是命令将领出兵，讨伐他们的不臣行为。如今西南各部夷人都已经平定，凡是随军征讨的将士也都分别加以封赏，以酬报他们的功勋。只是想到死去的人永远离开乡土，不能收殓安葬，实在令人哀怜。你们兵部立即移文有关部门，凡征南将士中有死亡的，全部收取遗骸，准备棺木安葬。”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国公徐达去世后，太祖停止临朝，悲痛不快，对群臣说：“朕从平民起兵，大将军是朕的股肱心腹，竭力奋战，东征西讨，削平群丑，成就了大功。如今边地胡人还没有消灭，朕正要倚重他，寄托守卫万里边疆的重任，没想到太阴星屡次侵犯上将，竟使他突然丧命。一下子遭遇这样的重大变故，上天为什么这么快夺走我的良将！朕昨夜整晚不能入睡，抽泣流泪，想到要为国家尽心、承担社稷的重任，哪里还能再有这样的人！本想有所报答，却没有可以寄托这份感情的办法。只能记载他的功勋功烈，铭刻在金石上，使之永垂不朽，让后世知道这个人是国家的元勋。”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下诏规定：凡内外武臣之家，如果子孙已经承袭爵位后又死亡，再没有可以承袭的人，便发给全额俸禄以供养他们；如果有子孙因犯罪被贬谪充军，也予以宽赦，命其自行建立功勋，同时仍然发给俸禄供养其家属。兵部请求按半额俸禄发给。太祖说：“内外武臣从前都曾捐躯跟随朕，经过百战才平定天下，朕念及他们的劳绩，从未有片刻忘记。他们的家属有不得其所的，朕深感怜悯。优厚俸禄是用来报答功劳，广施恩惠是用来敦厚仁德。所以发给全额俸禄，使他们有所供养。你们心里一定会说：‘全禄耗费财物，半禄可以节省用度。’应当给的就给，花费并不过度；应当节省的才节省，用度才合适。优厚地给全禄，并不过分。”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规模赏赐天下已经退休的武臣。太祖告谕他们说：“元朝末年战乱纷争，中原像沸水一样动荡，百姓不能自保。你们诸位将领奋起跟随朕，献计出力，共同平定祸乱，辛劳到了极点。天下平定后，便评定功劳、实行赏赐，使你们担任官职、办理政事，子孙世代承袭，永远享有富贵。朕想起起兵时和你们都还年轻，如今全都老了。长久不能相见，朕心中一直挂念，所以召你们前来，赐给一些薄礼，帮助你们养老。你们回到家中，抚养教导子孙，以终享天年。”诸将叩头致谢。太祖因而叹息说：“我们共同经历艰难，才有今天。只要朕的子孙能够保有无穷的天下，你们的子孙也就能享有无穷的爵禄。”诸将大臣没有不感动的，甚至有人流下眼泪。警戒 甲辰年三月戊辰，归德侯陈理和群臣入朝，太祖非常怜悯他。陈理退下后，太祖便对群臣说：“陈氏的失败，并不是没有勇将精兵，而是由于上下骄傲自大，法令松弛，不能坚定忍耐，倚仗人多却缺少谋略，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假使他们持重而有谋略，上下一心，凭借荆楚的富庶，守住江汉的险要，跨像章，连接闽越，保全百姓来等待时机，那么向前足以窥伺中原，向后足以与一方势力抗衡，我哪里能够夺取它呢？一次举措失误，最终导致土崩瓦解，这实在是可以作为鉴戒的。” 丙午年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许存仁讲到《尚书·洪范篇》中休征、咎征所对应的内容时，太祖说：“天道微妙难以知晓，人事相互感应却容易看见。天人本是一理，必定会以同类相应。考察过去，君主能够修养德行，七政就运行合乎常度，雨水和阳光也按时而来，灾害不会发生；不能修养德行，三辰就运行失常，旱灾水灾不合时令，灾异接连出现，其应验如同回声。箕子正是用这些告诫武王，作为君主的警戒。如今应当体察这个道理，在下修治人事，在上符合天道。但这岂只是居于臣民之上的君主应当努力，做臣子的也应当修身反省，以辅佐君主。上下共同修治，这才是感通上天的根本。” 吴元年二月丙午，太祖对侍臣说：“朕自从起兵以来，凡是有所作为，刚刚产生意向，上天必定降下征象来显示，预兆先行出现，所以朕常常加强警戒反省，不敢安逸享乐。”侍臣说：“上天高高在上，却把监察放在下面的人身上。所以能够修身反省的人得到福佑，不能这样做的人遭受祸患。”太祖说：“上天降下征象，是为了警戒下面的人。君主能够体察天道，谨慎行事而不犯过失，也有使灾祸转变为祥瑞的可能。所以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荧惑星就移动了位置；齐桓公暴露在外，甘雨就按时降下。灾祸和祥瑞的到来，虽然说是出于上天，实际上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太祖对侍臣说：“朕想到创业的艰难，白天没有空闲吃饭，夜里不能安睡。”侍臣回答说：“陛下每天阅览处理万机政务，难免劳累圣心。”太祖说：“你们不知道，创业之初，功业确实难以建立；守成之后，事情尤其困难。朕怎么敢贪图安逸享乐而忘记艰难呢！”
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宴罢，因召群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代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戒哉！”丁亥，太祖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太祖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四月戊申，太祖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诗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贺平沙漠，太祖谕之曰：“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进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堕坏，民困于贪残，乌得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何无敌，安得不兴？”太祖曰：“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不，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录》成，太祖览之，谓诸儒臣曰：“朕观历代贤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肃，故百灵效祉，休徵类应。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违天慢神，非惟感召灾谴，而国之祸乱亦由是而致。朕为此惧，每临祭。必诚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编此书，欲示鉴戒。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所以彰善恶，岂惟行之于今，将俾子孙永为法守。”壬子，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伪瑞应以恣骄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臣谨奉诏者。”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吴祯自辽东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秫密高大方、同佥高希古、张海马、辽阳路总管高斌等至京。太祖谓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于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已而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果以其地来降，尚存一二桀骜徘徊顾望，朕亦不问。今高家奴等又相继而至，不劳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运已革，故来纳款。然自古兴亡之道，与治乱相寻。《书》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纪纲废坠，造乱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辈遂为朕臣仆。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业业，夙夜罔懈，何至沦丧？卿等宜鉴前轨，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于所警也。”群臣皆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圣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诚宗社万世之福。”
译丁丑，太祖驾临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的官员都登殿，其余人全部在丹墀设宴。宴会结束后，太祖召集群臣告谕说：“朕本是平民，能够拥有天下，实在是由于天命。当初群雄刚刚起兵时，到处劫掠，百姓惶恐不安，连早晚都无法保全。朕看到他们的作为不合正道，心中常常不能赞同。后来朕和诸将渡过长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护百姓、安定天下的方法。从此十多年间，招揽英雄，征伐四方，屡次取胜，依靠诸将辅佐的功劳，才尊居天子之位。想到天下广大、百姓众多，万机政务正繁重，朕半夜睡觉都不能安稳，忧虑悬在心头。”御史中丞刘基回答说：“过去四方没有平定，劳累了圣心；如今四海成为一家，应当稍微舒缓您的忧虑。”太祖说：“尧、舜这样的圣人，处在无为而治的时代，尚且还为天下忧虑，何况朕的德行不如唐尧、虞舜，治理也没有达到雍熙太平，天下百姓刚刚脱离创伤残破，难道能不忧虑吗？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作为忧虑，治理一国的人应当把一国作为忧虑，治理一家的人应当把一家作为忧虑。况且以自身同天下、国家相比，一身是小的，行为稍有不谨慎，就可能生病；何况天下、国家的重任，哪里可以片刻忘记警戒呢！” 丁亥，太祖驾临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人在旁侍奉。因而谈论前代兴亡之事，太祖说：“丧乱的根源，在于骄傲放纵。大致说来，身居高位的人容易骄傲，处在安逸享乐中的人容易奢侈。骄傲就听不进正确的话，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奢侈就不能树立正确的道理，行为也不顾后果。这样的人没有不灭亡的。今天听到你们谈论这些，我内心深受警戒。古代的事情是今天的鉴戒，难道不是这样吗？” 四月戊申，太祖命人把古代孝行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艰难、起家征战的事情绘成图画，给子孙观看。他对文学侍臣说：“朕家本来以务农为业，祖父和祖母世代承继忠厚，积累善行而留下余庆，才延及朕身。如今绘制这些图，是要让后代观看，知道王业的艰难。”詹同等人叩头说：“陛下彰明德行、垂示训诫，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太祖说：“富贵容易使人骄傲，艰难容易被人忽视，时间久远又容易遗忘。后世子孙生长在深宫，只看见富贵，习惯于奢侈，不知道祖宗积累事业的艰难。所以把这些展示给他们，使他们早晚观看，或许能够有所警戒。”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庆贺平定沙漠，太祖告谕他们说：“你们试着说说元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朕兴起的原因。”刘基进言说：“自古以来，夷狄没有能够制服中原的，而元朝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的腥膻风俗，上天实在厌弃。况且末代君主荒淫无度，政令败坏，百姓困于贪婪残暴，怎么能不灭亡？陛下顺应天命和民心，以神武用兵而不滥杀，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所以无所不能战胜，怎么能不兴起？”太祖说：“元朝末年，君主在上面贪图安逸，大臣在下面跋扈专横，国家财政失于经常，征敛日益急迫，水旱灾荒连年不断，天怒人怨，盗贼纷纷兴起，群雄互相争逐，擅自占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是想求得自保。后来兵力日益强盛，才向东征讨、向西讨伐，削除首领，开拓疆土。到那时，天下已经不是元氏所有了。假使元朝君主能够敬畏天命，不放纵安逸，他的大臣各自尽到职责，不敢骄横，天下豪杰怎么能乘虚而起？朕是从群雄手中取得天下，并不是从元氏手中取得天下。如今朕擒获元朝遗留的后裔，北方沙漠清平安宁，如果不是上天降下福佑，怎么会达到这样？” 《诗经》说：‘商朝的子孙，数量多得不止十万。上帝既然已经降下天命，他们最终归服于周。’天命如此，难道不可敬畏吗！”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录》编成。太祖观看后对诸位儒臣说：“朕观察历代贤明君主侍奉神明的道理，没有不恭敬严肃的，所以众神降下福佑，吉祥征兆也相应出现。到了衰乱时代的君主，不知道应当敬畏什么，违背天意、轻慢神明，不但会招来灾祸谴责，国家的祸乱也由此造成。朕因此感到畏惧，每次临祭都必定诚心、恭敬，只怕还做得不够。所以命你们编纂这部书，是想用来显示鉴戒。水可以用来照见形貌，古代可以用来鉴察今天。这部书是为了彰明善恶，难道只是要在当今实行吗？还要让子孙永远把它作为法则遵守。” 壬子，太祖对丞相汪广洋说：“朕观察前代君主，大多喜欢听佞臣谄媚来装饰虚假的名声，甚至臣下伪造祥瑞来肆意骄矜欺罔；至于上天降下灾异加以警戒，却厌恶听到。宋真宗也号称贤君，起初任用李沆为宰相，每天听到灾异，心中还存有警惕；后来澶渊之盟后，大臣首先拿出天书来夸大他的心志，群臣曲意迎合，苟且谋求取悦，导致宣称祥瑞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进献芝草的有三万多株。朕认为凡事只在于真诚，何况为了天下国家，怎么可以虚伪呢？你们中书省从今以后，凡是祥瑞不必上奏；如有灾异以及蝗灾、旱灾等事，要立即报告。”汪广洋叩头说：“陛下敬畏上天、勤劳爱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这不只是四海百姓的福分，实在也是圣明子孙万世遵守的训诫。臣谨遵诏令。”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吴祯从辽东派人把原元朝平章高家奴、知枢密高大方、同佥高希古、张海马、辽阳路总管高斌等送到京城。太祖对群臣说：“从前元朝都城平定后，有人劝朕立即攻取辽阳，朕说力量不应施用于暂缓之处，威势不应施加于并不畏惧之处；辽东虽然遥远，不必动用兵力。天下平定后，他们自然会归附。不久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果然带着当地归降，仍有一两名桀骜之人徘徊观望，朕也没有追问。如今高家奴等又相继到来，不劳一兵一卒，辽东坐而平定。朕想到他们都是原元朝的臣子，天运已经改变，所以前来归顺。然而自古兴亡的道理，总是随着治乱相互循环。《尚书》说：‘与治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同事，没有不灭亡的。’元朝末年君臣荒怠，纲纪废弛，制造混乱的人互相煽动而起。一旦天命不能保佑，这些人便成了朕的臣仆。假使他们的君主知道天命可畏，兢兢业业，早晚不懈怠，怎么会沦丧到这种地步？你们应当以往日的轨迹为鉴，小心谨慎地修养德行，以弥补朕的不足。凡是朕有所作为，不要因为事情小就不进言，使朕忽视应当警戒的地方。” 群臣都叩头说：“陛下敬畏上天、勤劳爱民，圣德日益更新，而且拳拳不忘警戒，实在是宗庙社稷万世的福分。”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先是，祯督饷定辽，因完城练卒，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太祖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固有可喜，亦有可惧。”祯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夫复何忧？”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可不惧乎！”祯对曰：“圣虑深远，臣愚不及此。”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制中都城隍神主成。太祖自为文，遣兵部尚书乐韶凤奉安之。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顿首曰：“愿陛下终始此心，则天下幸甚。”是日《昭鉴录》成，以颁赐诸王。太祖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太祖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前导，命翰林儒臣选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外戚、宦官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于此。然所以启之者有渐也。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蒙蔽。至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覆辙可鉴矣。”太祖曰：“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其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侍臣顿首曰：“陛下此言，诚有国之大训，万世之明法也。愿著之常典，以垂示将来。”洪武十年九月戊寅，太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借寸阴，文王何以日膳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皆顿首受命。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与侍臣论治身之道，太祖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饰而已，凡求私便于已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十一月丁酉，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论持身保业之道，太祖曰：“人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谨小行而无已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至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太祖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无不向化，舆地之广，诚古所未有。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译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回到京师。此前吴祯督运军粮平定辽东，趁机修完城池、训练士卒，把辽东尚未归附的地区全部收服，到这时才回来。太祖说：“海外的土地全部归入版图，固然值得高兴，也有值得畏惧的地方。”吴祯说：“陛下的威德施加于四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祖说：“自古君主取得天下，不在于土地大小，而在于德行是否修养。元朝的天下，土地并非不广阔；到了末代君主荒淫，国运也随之灭亡。由此看来，难道不可畏惧吗？”吴祯回答说：“陛下的思虑深远，臣愚昧，不能想到这一层。”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日，中都城隍神的神主制成。太祖亲自撰写文章，派兵部尚书乐韶凤奉命安置神主。太祖对宋濂说：“朕设立城隍神，是让人知道敬畏。人有所畏惧，就不敢胡作非为。朕对上敬畏天，对下敬畏地，对中间敬畏人，从早到晚，总是战战兢兢地自我约束。人君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又是百姓的父母；如果所作所为不能合乎天地之道，就是违背父母的心意，不能使天下百姓安居，就是失去了天下人的拥戴。这样的人，能不害怕吗！”宋濂叩头说：“希望陛下始终保持这样的心，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这一天，《昭鉴录》编成，用来颁赐给诸王。太祖对秦王傅文原吉等人说：“朕对于诸子，常常恳切地告诫他们：每一个举动，都戒备他们轻率；每一句话、每一个笑容，都斥责他们妄为；每次饮食，都教他们节制；每件服饰器用，都教他们节俭。朕担心他们不知道百姓的饥寒，所以曾让他们稍微忍受饥寒；担心他们不知道百姓的辛劳，所以曾让他们稍微从事劳作。只是人的性情很容易放纵恣意，所以命令你们编纂这部书，必须时时进言劝说，使他们知道警戒。但赵伯鲁的失于简慢、汉代淮南王招纳宾客，都是过犹不及，也都不是朕所希望的。”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日，翰林院进呈《回銮乐歌》。此前，太祖认为祭祀回宫时应当用乐舞在前面引导，便命翰林院儒臣选定乐章，以表达敬慎和自我警戒的意思，并告诫他们说：“古人的诗歌辞曲，都寄托着讽谏之意；后世的乐章，只听得到歌功颂美，再没有古人的意义了。经常听到讽谏的话，就会使人警觉而有所戒备；如果是歌颂赞美的话，人听了就会心生懈怠，产生自恃之心。自恃的人会日益骄傲，自我警戒的人会日益强盛。朕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应当撰写，不要有所避讳。”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日，太祖与侍臣谈到古代女宠外戚、宦官权臣、藩镇夷狄造成的祸患。侍臣说：“自古以来，末世的君主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常常就是因为这些祸患。不过，它们的发生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女宠造成的祸患，往往始于干预政事；外戚的权势，往往始于蒙蔽君主。至于国势衰弱，汉、唐以来的覆辙都可以作为鉴戒。”太祖说：“树木一定先被蛀空，之后才会被风吹折；身体一定先虚弱，之后疾病才会乘虚而入；国家的事情也是这样。汉代如果没有外戚、宦官专权，唐代如果没有藩镇、夷狄的祸患，国家怎么会灭亡？朕考察往古，深深引以为戒。但防制这些祸患也有相应的方法。如果不被声色所迷惑，严格宫闱禁令，使贵贱各有体制，恩宠不掩盖公义，女宠的祸患从哪里产生？如果不受私爱牵累，只任用贤能，一旦干犯政令法典，就按照至公之道裁处，外戚的祸患由什么而起？宦官不过熟悉宫禁事务，职责在于洒扫、供给和听使唤，不把兵权交给他们，就不会有宦官的祸患。上下相互维系，大小彼此制约，防止耳目被堵塞蒙蔽，谨慎对待威权和福赏下移，就不会有权臣的忧患。设置藩镇，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如果财物归主管官司掌管，调兵必定合验符信，哪里会有跋扈的忧虑？” 至于抵御夷狄，就应当修治武备、谨慎防守边境；敌人来就抵御，退去也不穷追，哪里会有被侵扰暴害的忧患？以上这些事情，朕常想著成书，使后世子孙按时阅览，这也是社稷无穷的利益。”侍臣叩头说：“陛下这些话，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训诫，是万世都应遵守的明确法则。希望把它写入常典，传示后世。”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日，太祖对侍臣说：“前代平庸昏暗的君主，没有不以垂衣拱手、无所作为为借口，放纵恣意、荒废安逸，不亲自处理政事的。哪里知道，治理天下必须先不贪图安逸，然后才可以安逸。如果把荒废政务、贪图安逸说成垂拱无为，那么帝舜为什么说自己年老疲倦于勤劳？大禹为什么要珍惜一寸光阴？周文王为什么每天忙到连饭都顾不上吃？况且人君每天处理万端政务，一旦产生懈怠之心，各项事务就会壅塞拖延，留下的祸患更不可胜说。朕即位已经多年，常常用勤勉自我激励，天还没亮就临朝，直到下午才回宫。夜里睡觉不能安稳，披上衣服就起身，有时仰观天象，看见一颗星星运行失常，就忧虑警惕；有时思量民间事务，遇到应当赶快办理的，就按次序记在笔下，等到天亮便发出处理。朕不是不想暂时安逸，只是敬畏天命，不敢这样做。朕说这些，只是担心群臣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便想贪图安乐；大臣既然懒惰，君主又处理琐碎而不得要领，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尚书》说：‘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劳。’你们要记住。”群臣都叩头接受命令。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日，太祖在华盖殿，与侍臣谈论修养自身的道理。太祖说：“人的祸害没有比欲望更大的。欲望不只是男女、宫室、饮食、服饰，还包括一切为自己谋求私利和便利的事情。不过，只有礼才能约束欲望。先王制定礼，是为了防止欲望；礼废弃了，欲望就会放纵。做君主的废弃礼制、放纵欲望，毒害就会流布到百姓；做臣子的废弃礼制、放纵欲望，祸患就会延及家庭。所以遵循礼可以少犯过错，放纵欲望必然导致自身毁灭。” 十一月丁酉日，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谈论持守自身、保全事业的道理。太祖说：“人无论做什么都必须谨慎。事情虽小也一定要思虑，行为虽微也一定要防范。小事不加思虑，最终会留下大患；小处不加防范，最终会损害大德。谨慎于细小行为而始终不停止，就可以成就大善；忽视细微事情而不加戒备，就必然会酿成大恶。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人君呢！”吴沉回答说：“圣上思虑到这一点，确实是社稷永远安定的道路。”太祖说：“安定产生于危险之中，危险也产生于安定之中。处于安定时不加思虑，就能招致危险；处于危险时能够思虑，就能转危为安。安危、治乱，取决于能不能谨慎罢了。”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日，太祖查看舆地图，侍臣有人说如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没有不归向教化的，土地如此广阔，确实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太祖说：“土地广大，教化就难以周遍；人口众多，抚慰治理就难以遍及。这正应当戒慎。天命和人心，只看重德行。商纣王拥有天下却灭亡，商汤只有七十里土地却兴起，关键在于德，难道在土地大小吗！”
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太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惠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冀求苟免于患害，何益？”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尝听命于天。”太祖曰：“心无所愧，可听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太祖谓太子少保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乱亡之故，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卿与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资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有所警。苟谓已安，不以为意，治乱系焉。”铎顿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虽老悖，敢不尽心！”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进讲《尚书 无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弭灾异吴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太祖因久旱，日减膳素食，宫中皆然，俟天雨复膳。既而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雨，然苗稼焦损必多，纵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对曰：“昔武王克商，屡获丰年，诗人颂之曰：‘绥万邦，屡丰年。’主上平海内，拯生灵，上顺天心，下慰民望，而忧勤惕厉，感兹甘雨，丰年之祥，其有兆矣。”太祖曰：“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弭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洪武元年八月壬申，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阴阳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太祖谕四辅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屏异端
译十一月甲子日，太祖告谕侍臣说：“保全国家的办法，是把财富留在百姓之中。百姓富裕就亲近国家，百姓贫困就离心离德。百姓的贫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祸福。从前昏庸的君主任意放纵奢侈欲望，使百姓困苦贫乏，最终导致动乱和灭亡。朕想到自己身份微贱时正逢兵荒饥馑，每天吃藜藿之类的粗食。如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没有一天忘记这些经历。因此宫室、器物、日用一概采用朴素的标准，饮食和衣服都有固定供给，只怕过于奢侈，损耗财物、伤害百姓。”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日，太祖退朝后，与侍臣谈到守成的道理。太祖说：“人常常忧虑危险，才不会踏入危险；常常忧虑祸患，才不会遭遇祸患。车行驶在陡峭的山坡上反而没有翻倒，却在平地上仆倒，是因为在困难处谨慎，却在容易处忽视了。保守天下也像驾车一样，即使天下太平，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日，太祖在武英殿阅读《尚书》，读到“顺从善道就吉祥，跟从逆道就凶险”时，回头对学士刘三吾说：“凡是人遭遇凶祸灾患，都是自己有原因招来的。等到事情无可挽回、形势危急时，才想出各种侥幸办法，希望苟且免除祸害，有什么用呢？”刘三吾回答说：“这样的人，也曾经听凭天命。”太祖说：“内心没有愧疚的人，才可以听凭上天裁断；如果祸患是自己招来的，上天又有什么关系？”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日，太祖对太子少保唐铎说：“帝王治理天下，体察天道、顺应人心，国家的基业自然能够长久安定。朕常常思考前代动乱灭亡的原因，没有不是由于违背天道、逆反人心造成的。上天爱护百姓，所以为他们立君主来治理；君主能够使百姓安居，就可以保住上天的眷顾。你和朕共事已经很久，早晚在左右辅佐，帮助很多。凡是朕在侍奉上天、治理百姓方面有做不到的地方，你就立即直言，使朕知道有所警戒。如果以为已经安定，便不放在心上，国家的治乱就取决于此了。”唐铎叩头说：“陛下敬天爱民的心如此真切，臣虽然年老昏愦，怎么敢不尽心竭力！”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日，侍臣进讲《尚书·无逸篇》。太祖说：“从古以来，凡是拥有国家的，没有不是靠勤勉兴盛、因安逸而衰败的。勤勉和安逸，关系到国家的治乱、盛衰。人君应当经常保持警惕奋勉，不可以稍有懈怠，以谋求事业善终。周成王时天下安宁，周公辅政，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反复开导劝诫。他从天命的精微之处说起，下至百姓生活和耕作的艰难，以及乡里小民的怨恨诅咒，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周公爱护君主，事先就替君主思虑，意义深远。朕每次读这篇文章，必定反复仔细体会，探求古人的用心。曾经命儒臣把它写在殿壁上，早晚省察阅览，作为鉴戒。今天讲到这里，朕心里非常满足，听了更加警惕。” 消除灾异 吴元年六月戊辰日，下了大雨。此前，太祖因为长期干旱，每天减少膳食，改吃素食，宫中也都这样，等天下雨后再恢复正常膳食。后来果然下雨，群臣请求恢复膳食，太祖说：“严重干旱造成灾害，实在是由于我的德行不足所致。如今虽然下了雨，但庄稼被焦枯损坏的必定很多，即使吃肉，怎么能觉得有滋味呢？”朝廷大臣回答说：“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屡次获得丰年，诗人歌颂他说：‘使万邦安定，屡获丰年。’主上平定海内，拯救百姓，对上顺应天心，对下安慰民望，却仍忧劳警惕，感动上天降下甘雨，这是丰年的祥兆，大概已经显现了。”太祖说：“人事近在自身，天道却在高远之处；得到民心，就等于得到天心。现在想要消除灾害，只应当谨慎修养自身，以诚心爱护百姓，也许可以报答上天的眷顾。”于是下诏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洪武元年八月壬申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近来京师发生火灾，四方水灾旱灾接连不断，朕早晚都不得安宁。难道是刑罚失当，战事没有停止，徭役屡次兴发，赋税征收不合时宜，以致阴阳失调而造成的吗？你们与国家同甘共苦，应当辅佐朕修养德行、反省过失，以消除上天的谴责。”参政傅瓛回答说：“古人说过：上天仁爱君主，就一定降下灾异加以谴责告诫，使君主知道变故而自我反省。君主遭遇灾异而能够警觉畏惧，天变就可以消除。如今陛下修养德行、反省过失，忧虑显露在脸上，身居高位却听取下情，上天确实在鉴察这些。只是臣等身为宰辅而尸位，妨害了阴阳调和，使圣上忧虑，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太祖说：“君臣本是一体，只要都能警觉畏惧，就可以挽回天心。你们要竭尽心力，弥补我的不足。”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祥瑞和灾异，都是上天显示的征象。然而人的常情是，听到祥瑞就会产生骄傲之心，听到灾异就会产生恐惧之心。朕曾经命令天下不要上奏祥瑞，如果有灾异就立即报告。朕还担心臣民不能体察朕的心意，遇到灾异，有的隐瞒不报，有的上报却不如实，使朕失去谨慎接受上天警戒的机会。中书省应当把这道命令传行天下，遇到灾变，就要与国家同甘共苦，辅佐朕修养德行、反省过失，以消除上天的谴责。”参政傅瓛回答说：“古人说过：上天仁爱君主，就一定降下灾异加以谴责告诫，使君主知道变故而自我反省。君主遭遇灾异而能够警觉畏惧，天变就可以消除。如今陛下修养德行、反省过失，忧虑显露在脸上，身居高位却听取下情，上天确实在鉴察这些。只是臣等身为宰辅而尸位，妨害了阴阳调和，使圣上忧虑，过错在我们这些臣子。”太祖说：“君臣本是一体，只要都能警觉畏惧，就可以挽回天心。你们要竭尽心力，弥补我的不足。”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祥瑞和灾异，都是上天显示的征象。然而人的常情是，听到祥瑞就会产生骄傲之心，听到灾异就会产生恐惧之心。朕曾经命令天下不要上奏祥瑞，如果有灾异就立即报告。朕还担心臣民不能体察朕的心意，遇到灾异，有的隐瞒不报，有的上报却不如实，使朕失去谨慎接受上天警戒的机会。中书省应当把这道命令传行天下，遇到灾变，就要据实上报。”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日，太祖告谕四辅臣王本等人说：“天道使善人得到福报、使淫邪者遭受祸患，不用言语也能显现。君主有德，上天就降下祥瑞作为回应；君主没有德，上天就降下灾害加以警告。所以天对于君主，就像父亲对于儿子；儿子做得不好，父亲便警告他，怎么敢不畏惧？即使谨慎畏惧而没有违背上天，尚且还担心有意外灾害；如果放纵恣意而不加戒备，哪里能够逃脱本来应有的祸患！朕和你们都应当对此谨慎。” 屏除异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卞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太祖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洪武五年五月己卯，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来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岧嶢，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已忽不见。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感，守正者非谶讳纬可干。汉之文成五利，足以为戒。事涉妖妄，岂可信耶！”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太祖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评古甲辰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与孔克仁等论前代成败，因曰：“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汉高起自布衣，能以宽大驾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壬戌，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论三国时事，因言孙权题诸葛子瑜于驴面，与其子恪谐謔。太祖曰：“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故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孙权盖不知此，轻与臣下戏狎，狎其臣而亵其父，失君臣之礼。恪虽机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谐謔，而君臣父子之道亏。举动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动之际，不可不谨。”五月丙子，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太祖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太祖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问侍臣：“石勒、苻坚孰优？”詹同对曰：“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太祖曰：“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译洪武元年正月癸巳日，太祖与诸位儒臣谈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回答说：“正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邪说加以危害。”太祖说：“邪说危害正道，就像美味使口舌愉悦、美色使眼睛迷乱一样，很少有人不被它迷惑。若不是有杰出人物的见识，就不能立即把它排除。战国时期，纵横捭阖之徒放肆宣扬邪说，游说诸侯。当时急于追求功利的诸侯很多听从他们，往往事情还没有成功，国家就随之覆亡，这究竟有什么好处？邪说不除，正道就不能兴起；正道不兴，天下怎么能够治理？”陶安说：“陛下所说，深深探究到了根本。”太祖说：“仁义，是治理天下的根本。贾谊论说秦朝灭亡，是因为不实行仁义的过错。秦朝承袭了战国遗留下来的弊病，又怎么会懂得这个道理呢？” 太祖听说公侯中有喜好神仙的人，便把他们全部召来，告诫说：“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荒谬地制造所谓不死之药来欺骗人。所以前代帝王和大臣很多都喜欢它，但最终没有验证，而且还有人因服药而丧命。大概是因为富贵到了极点，只怕有一天身体死亡，不能长久享受这种快乐，所以一心迷恋它。假使这种术法确实有效，可以使人长生，为什么四海之内、千百年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得到这种术法而长久留在人世？如果说神仙混迹于世间，不是凡人能够辨认的，这只是欺骗世人的话，千万不能相信。人如果能够克制愤怒、抑制欲望，以中和之气调养自身，自然可以延年益寿；有善行值得称颂，声名流传不朽，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何必枯坐服药，寻求不死！何况这完全没有道理。应当坚决断绝这种念头。” 洪武五年五月己卯日，中书右丞建昌王溥派人来报告说，近来督促工匠在建昌蛇舌岩采伐木材，众人看见岩上有一个穿黄衣的人唱道：“龙盘虎踞，形势高峻；赤帝重新兴起，胜过六朝。八百年终结后王气复兴，重华从此继承唐尧。”声音像钟一样洪亮，唱完忽然不见。太祖说：“通晓事理的人不会被神怪所感动，守持正道的人不会被谶言、禁忌和纬书所干扰。汉代的文成将军、五利将军之事，足以作为鉴戒。事情涉及妖异虚妄，难道可以相信吗！”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日，有道士献上道书，太祖拒绝接受。侍臣请求留下来看看，说其中或许有可取之处。太祖说：“他献的书，不是讲存神固气之道，就是讲炼丹烧药之说，朕要它做什么？朕所采用的是圣贤之道，所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方法，是要使天下百姓都进入长寿安乐的境地，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长生久视吗！如果一旦接受他的献书，那些迂腐荒诞、怪异妄诞的人必定争相而来，所以朕才斥退他，不要被这些东西迷惑。” 评论古代 甲辰年四月甲午朔日，太祖退朝后与孔克仁等人谈论前代成败，于是说：“秦朝因为暴虐，又宠信任用奸邪谄佞之臣，所以天下背叛它。汉高祖出身平民，能够用宽厚的气度驾驭群雄，于是成为天下的君主。如今的天下形势却不是这样，元朝的号令、纲纪已经废弛，所以豪杰纷纷起兵；但他们都不知道修明法度、整饬军政，这就是他们不能成事的原因。”太祖因此感叹了很久。又说：“天下正在用兵时，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但有军队而没有纪律的是河北，稍有纪律却势力不振的是河南，道路不通、军饷接济不上的是关中。江南则只有我和张士诚。张士诚多用奸诈谋略，又崇尚间谍，他统御部众尤其没有纪律。我率领数十万军队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等待时机行动，这样的势力难道还有不能平定的吗？”孔克仁叩头说：“主上神明英武，应当统一天下，如今正是时候了。” 壬戌日，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人谈论三国时期的事情，于是说到孙权曾把诸葛子瑜的画像题写在驴脸上，并和他的儿子诸葛恪开玩笑。太祖说：“君臣之间，应以敬重为主。敬，是礼的根本。所以礼制建立，上下的名分就确定；名分确定，名分和称谓就端正；名分端正，天下就能治理。孙权大概不懂这个道理，轻率地与臣下嬉戏亲狎，亲狎他的臣子，又亵慢臣子的父亲，丧失了君臣之礼。诸葛恪虽然机敏而有口才，却不能以正直的言辞自处，给父亲招来羞辱，失去了孝敬之心。一场戏谑，就使君臣、父子之间的道义受到损害。举动如此，怎么用来示范于众？总之，人君在言语行动之间，不可以不谨慎。” 五月丙子日，太祖退朝后，回到白虎殿阅读《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人在身边。太祖回头对宋濂等人说：“汉代的治国之道不能完全达到三代的水平，原因是什么？”孔克仁回答说：“是王道和霸道混杂的缘故。”太祖说：“汉高祖是开创帝业的君主，正逢秦朝焚毁、禁绝学术之后，又经历战乱，百姓憔悴不堪，刚刚得到休养，礼乐之事本来就还没有来得及讲求。只是孝文帝是汉代贤明的君主，正应当制定礼乐，恢复三代的旧制，却迟疑不决、无暇实行，最终使汉家的事业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像汉文帝这样贤明的人尚且不做，还有谁来做呢？帝王之道，贵在不违背时势。有时机却不去做，和没有时机却勉强去做，都是错误的。三代的君王，是有了时机而能够实行；汉文帝是有了时机却没有实行；后周世宗则是没有时机却勉强实行的人。” 九月戊寅日，太祖坐在便殿，问侍臣：“石勒和苻坚谁更优秀？”詹同回答说：“石勒虽然没有学问，但豪爽豁达，能够判断敌情、制定取胜策略，每次行动都没有遗漏。苻坚穷兵黩武，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在淝水战败后，自己成了俘虏。这样说来，石勒更优秀。”太祖说：“不是这样。石勒处在晋室刚刚混乱的时候，没有遇到强劲的敌人，所以容易成功；苻坚处在天下长期争战、智谋和勇力相互较量的时候，所以很难施展力量。亲自上阵作战、战胜敌人、攻取城池方面，苻坚不如石勒；衡量才能、容纳众人、不杀降附之人方面，石勒又不如苻坚。然而苻坚聪明洞察有余，果断不足，所以逐渐招致石季龙之祸；石勒聪敏不足，宽厚有余，所以酿成了慕容氏父子的叛乱。两人都没能活过第二代，族类便被消灭，这就是所谓匹夫的勇力、妇人的仁慈。”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问起居住詹同曰：“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与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同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入郢之师，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八月辛卯，太祖御左阁，观《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丙午三月戊戌，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太祖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高之兴，首资三杰；光武之兴，寇、邓、耿、贾以为之佐。历代以来，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之。汉、唐以下，君臣可以当之否？”起居注詹同对曰：“三代以下，称汉、唐、宋，其间名世之臣，亦可以当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纯乎道德；三代而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敛太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顿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何从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见，毋隐也。”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太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因历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曰：“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至后唐庄宗，笑曰；“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鉴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译乙巳年正月壬申日，太祖问起居注詹同：“孙武杀死吴王的两个宠姬来训练军队，这件事究竟怎么样？”詹同回答说：“这件事记载在太史公的书中，或许确有其事。”太祖说：“吴国的军队中，难道没有几十、几百个人可以跟孙武学习兵法，却偏偏让宫女出来和他操练，这是吴王阖闾的错误。当时孙武想试验自己的才能，何必一定要用妇人呢？而且他教给吴王的兵法，取胜的道理究竟在哪里？”詹同回答说：“《春秋》记载柏举之战，楚军一败之后，便有吴军攻入郢都的战事，这就是孙武训练军队的效果。”太祖说：“不是这样。太宰嚭、伍员都是楚国人，早已在吴国，他们想向楚国报仇并非一天两天了。所以后来有攻入郢都的战事，哪里是孙武训练军队的效果呢？如果说攻入郢都的战事是孙武的功劳，为什么吴军没有立即乘胜前进，秦国却能救援楚国，并且吴军还有稷地战败之事？总之，杀死宠姬这件事，也是司马迁喜欢猎奇的说法。至于《孙子》十三篇，恐怕并非全是孙武亲自撰写，也可能有承受传授的内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八月辛卯日，太祖在左阁阅读《宋史》，读到赵普劝宋太祖收回诸将兵权时，对起居注詹同说：“赵普确实是贤相。如果不是他及时使诸将解除兵权，宋朝的天下未必不会像五代那样。史书说赵普多猜忌刻薄，但仅凭这一件事，他的功劳施于社稷、恩泽遍及百姓，怎么可以因为猜忌刻薄而贬低他呢！” 丙午年三月戊戌日，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人谈论任用人才。太祖说：“一个时代的兴起，必定有一个时代的臣子。我曾考察汉高祖兴起时，首先依靠萧何、张良、韩信三杰；光武帝兴起时，依靠寇恂、邓禹、耿弇、贾复辅佐。历代以来，没有不是这样。上天造就人才，是为了让他们为时代所用，实在不是偶然的。孟子说：‘五百年必定有圣王兴起，其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才。’古代帝王君主圣明、臣子贤能，可以符合这句话。汉、唐以来，君臣还可以符合吗？”起居注詹同回答说：“三代以后，称得上汉、唐、宋；这些时代中闻名于世的臣子，也可以符合这句话。”太祖说：“三代以上，纯粹依据道德；三代以下，道德中夹杂霸术。其间虽然有闻名于世的臣子，但像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太公这样的人却很少。我如今正有事于海内，依靠英才贤能来辅佐、成就功业；天下纷纷扰扰，尚未统一，是什么原因呢？”许存仁回答说：“主上圣明睿智、神武英勇，是上天降生的旷世之才，用来平定祸乱。如今群贤全部出仕，辅佐大业兴隆；按照历史考察，从宋太祖到现在，正好是五百年之数，统一天下，正是这个时候。” 九月乙巳日，太祖问侍臣：“汉高祖和唐太宗谁更优秀？”侍臣回答说：“唐太宗虽然文才武略兼备，但在行善方面不免少了几分诚意。汉高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谋划规模宏远。前代儒者曾评论说，汉朝纲领端正，唐朝各项制度都得到实施。由此看来，汉高祖更优秀。”太祖说：“汉高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世人都知道。然而他记恨嫂子的怨恨，把她的儿子封为羹颉侯；内心又多猜忌，诛杀功臣，这样看来，他的气量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宏远。唐太宗的谋划规模虽然不如汉高祖，但能够驾驭群臣，等到大业已经安定，最终把他们都保全了。这一点上，唐太宗又更优秀。”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日，太祖阅读《汉书》，对侍臣说：“汉高祖把追逐狡兔比作武臣，把发现兔踪、指出兔子所在比作文臣，比喻十分贴切，但言语的分量却偏重了一方。朕认为，建立基业就像建造高楼大厦：砍伐木材、加工削凿，必须依靠武臣；绘饰粉刷，必须依靠文臣。任用文臣而不用武臣，就像斧头还没有使用，先涂上白垩；任用武臣而不用文臣，就像房屋已经建成，却不加涂饰。这两种做法都失之偏颇。治理天下，文臣武臣相互资助，才可以不偏不倚。” 丙申日，太祖在戟门，与侍臣谈到郊祀，于是说：“慕容超举行郊祀时，曾出现一只大如马的红鼠异象。太史成公绥占断认为，这是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税征收过重造成的。由此看来，妖异灾祸的招致，实际上是由人的作为引起的。朕曾以此自我警戒。像公孙五楼这类人，朕怎么肯任用他们呢？”起居注熊鼎等人叩头说：“慕容超信用奸佞，所以贤良退避，奸佞依附。如今主上圣明，所任用的都是贤良，公孙五楼之流从哪里能够到来呢？”太祖说：“你们应当努力，如果有所见闻，不要隐瞒。” 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日，太祖与侍臣观看古代帝王画像，并依次评论他们的贤能与否、得失。看到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时，便反复展开把玩，仔细端详了很久；看到隋炀帝、宋徽宗时，则匆匆阅过。太祖说：“乱国亡国的君主，不值得观看。”看到后唐庄宗时，太祖笑着说：“所谓‘李天下’，就是这个人吗？君臣上下的名分竟混乱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灭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日，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说：“用仁义平定天下，虽然缓慢却能长久；用欺诈和武力夺取天下，虽然容易却会迅速灭亡。从周、秦两代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所以周朝的仁厚可以作为法则，秦朝的暴虐可以作为戒鉴。至于汉、唐、宋三代的政治，也各有得失。只应当取用它们的长处，舍弃它们的短处。如果笼统地说汉、唐、宋，而不仔细辨别其中的是非取舍，得失就会混杂不清。”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日，太祖与侍臣谈论《孙子》。有人说：“孙武的书从容易讲到困难，方法先粗略后精密，言语简约而切中要害，所以越追问越没有穷尽，越探求反而越隐微。”有人说：“孙武的战术，高明之处在于运用常法而知道变通：敌人兵力实际在那边，就变成虚势；虚势在这里，就变成实情，变化机妙难以测度。这是用兵的权衡，千古不能改变。”又有人说：“孙武的战术以诡诈之道取胜，直到篇末讲到使用间谍；计谋因了解敌情而产生，敌情又要通过间谍才能得到。如果遇到一个无法使用间谍的君主，没有可以乘隙利用的机会，将凭什么获得他的真实情况呢？”众人各自坚持自己的说法。太祖说：“以朕看来，《孙子》一书杂取古代权谋之书，只是还不纯粹。其中说‘不仁之至，不是取胜的君主’，这个说法非常正确。至于虚实、变化、欺诈的说法，就浅薄了。如果君主像商汤、周武王那样仁厚，用兵出师，不需要虚实欺诈，自然无往不胜。然而虚实欺诈之所以能够取胜，只是一时侥幸遇合的诡诈手段，不是王者的军队所应采用的。而且这种手段最终也会走到尽头。大概采用仁德的人没有敌手，依仗权术的人必然灭亡。考察孙武的话，他的言论与他的战术也有相互矛盾之处。大概《孙子》一书必定有所传授，而孙武本人的战术却不能完全按照书中所说去做。”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繇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与侍臣论汉之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聪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细故，则未免苛察。上苛察则下急迫，反有累于聪明也。”六月庚戌，太祖阅《汉书》，谓诗臣曰：“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着。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八月己酉，以赐进士出身方升、同进士出身梁德远凡六十七人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谕之曰：“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之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之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译九月丙辰日，太祖阅读《大学衍义》，读到晁错所说“人没有不想长寿的，三王使人民得以生存而不受伤害”，真德秀解释说：“人君不穷兵黩武，就能够使百姓生存而不受伤害。”太祖回头对侍臣说：“晁错的话，涵盖的范围很广；真德秀的话，见解则切合实际。古人说：‘兵器是不祥之物，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朕每次亲临战阵，看到两军交战，在刀锋箭矢之间进退，转瞬之间就有人受伤残废、死亡，心里非常不忍。朕曾想到，作为君主体恤百姓，最应重视的就是军队和刑罚。滥用刑罚，会使无辜之人陷入罪责；滥用兵力，会把人赶入死地。拥有国家的人，实在应当对此深深警戒。”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日，太祖阅读唐太宗的《帝范》，对侍臣说：“这十二篇虽然不是帝王精微深奥的道理，但其中的言语和意义十分完备，曲折详尽地说明了世间事物的情状。假如唐朝的子孙能够遵守其中的言论，也足以作为训诫。后来却有女主窃取权柄，违背了君主的体制；骨肉亲属缺少恩爱，违背了亲亲之道；谄媚阿谀的人一同进用，违背了求取贤能之道。忠诚进谏的人受到忌恨，谗佞小人却得到喜爱；骄傲奢侈、放纵安逸，不知道戒惧。赏罚和政令不能施行于天下，宦官小人结党营私于国内，最终招致藩镇之祸，于是唐朝国运衰败。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遵守祖宗的法度吗！” 三月庚戌日，太祖与侍臣谈论历代开国和国运长短。侍臣都说：“前代国运长久的，没有超过成周的；其次没有比得上汉朝的。”谏议大夫唐铎进言说：“三代以后，出身平民而拥有天下的，只有汉高帝和陛下。陛下的祖宗积累德行、累积善事，到陛下这一代，终于承受天命。以臣看来，这不是汉高帝所能相比的。汉高帝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却夹杂霸道，不能纯粹实行仁政；陛下革除胡元的弊政，完全恢复中国先王的旧制，正是所谓拨乱反正。汉高帝不重视诗书，陛下留心圣贤之学，告谕天下，亲自制定诏令，卓然与古代典谟、训诰相互辉映。汉高帝起初想把都城建在洛阳，听了娄敬的话，才开始定都关中；陛下一渡长江，就把金陵确定为建都立国之地，万世的根基从这里开始奠定。所以汉高帝不能与陛下相比。”太祖说：“周家从公刘、后稷开始，世代积累忠厚德行，到文王时已有天下三分之二，武王才拥有天下。假如后来继位的君主不是成王、康王，辅佐的大臣不是周公、召公，能够进一步修养他们的德行，那么文王、武王的事业怎么能延续八百年之久呢？《尚书》说：‘皇天并不偏爱谁，只辅助有德之人。’ 假使我的后世子孙都像周成王、周康王，辅佐大臣都像周公、召公，就可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使国运因而昌盛。”侍臣叩头说：“陛下的话，是宗庙社稷万年之福。”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日，太祖与侍臣谈论汉代各位皇帝。侍臣有人说汉明帝也是聪明的君主。太祖说：“人主不以只有自己的见解为明，而以能够兼听各方意见为聪；通晓人情，明辨是非，聪明才算用得正。如果琐碎地拘泥于细小事情，就不免流于苛刻明察。上面过于苛察，下面就会急迫紧张，反而会损害聪明。” 六月庚戌日，太祖阅读《汉书》，对侍臣说：“汉文帝恭敬节俭、清静无为，这些方面确实做到了；至于任用人才，大概还没有完全合乎正道。当初将相大臣迎接汉文帝拥立他，他从代王府进入京城即位后，首先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却没有先任用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这并不是向天下显示最公正的做法。他有一个贾谊这样的贤才却不能任用，以至于使贾谊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能有品行，汉文帝想任用他为宰相，却因为他是皇后的弟弟而不任用，说担心天下人认为自己偏爱窦广国。以窦广国的贤能，他的才干足以任宰相，为什么要回避私人嫌疑呢？这些地方都没有完全做到。人君治理天下，应当向众人显示至公之心，不可以存有一丝一毫的私意。” 把赐进士出身的方升、同进士出身的梁德远等共六十七人任命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告谕他们说：“忠良是国家的珍宝，奸邪是国家的蛀虫。所以忠良得到任用，国家就日益安定；奸邪得到任用，国家就日益混乱。考察唐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便有斗米三钱、外门不用关闭的成效；唐玄宗任用杨国忠、李林甫，便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皇帝蒙尘、四处播迁的祸患。这些都可以作为鉴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月〕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日，太祖阅读《宋史》，看到宋太宗把封桩库改为内藏库，回头对侍臣说：“人君以四海为家，应当用天下的财物供天下使用，哪里有什么公私之分？宋太宗是宋朝的贤君，却也这样做；至于汉灵帝的西园、唐德宗的琼林库和大盈库，也不必过分责备。宋朝自乾德、开宝年间以来，主管官司计算经费有所不足时，必定把所缺的数目向内藏库借贷，等到赋税收入有余时再偿还。主管官司的各种用度，本来就是国家经费，为什么还要借贷？经费不足就允许借贷，借贷之后又要偿还，这就像做商人，自己还要和家里计算收支。等到内藏库充盈后，又用牙签分别标记物品名称，互相核验账籍。晚年拿出牙签给宋真宗看，说：‘好好保管这些就足够了。’留下这样的治国谋划，有什么值得作为训诫的？《尚书》说：‘谨慎对待结局，关键在于开始。’宋太宗最初开创了私藏财物的端绪，到了后世，国家困于战争，三司的财帛耗尽，而内藏库积存的钱财却不发放；偶尔发出几十万缗钱来补助军费，便自以为能够做成困难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因为宋太宗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日，太祖阅读《汉书》中赐民爵位的诏令，对侍臣说：“汉高帝建立社稷，施行恩惠，给百姓赐爵，子孙相继把它作为制度。有时遇到事情，动辄给百姓赐爵，甚至达到二级，还允许百姓把爵位转给儿子，实在没有道理。爵位是用来授予有德之人的。《礼记》说：‘按照贤能来制定爵位。’爵位怎么可以滥授呢？况且天下人有贤能的，也有不肖的，如果一概赐给爵位，那么贤人君子凭什么受到劝勉？汉高帝留下这样的谋划，确实还不够完善。” 八月乙卯日，太祖与侍臣谈论汉高帝听从张良的建议、随即销毁六国印信的事情。太祖说：“汉高祖听到一句有益的话，就能受到启发而醒悟到这种程度，怎么会不兴盛呢？后世做君主的，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他。”侍臣说：“汉高帝以后，像唐太宗也能听从善言，所以他的治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太祖说：“凡人有善行，不可以自我夸耀；自我夸耀，善行就会日益减少。有了过错，不可以自我宽恕；自我宽恕，恶行就会日益滋长。唐太宗常有自我夸耀、自我宽恕之心，这一点就不如汉高帝。”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玩忽无所惮，谓诗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仁政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令平章彭时中以兵会遇春等共击之。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往参谋遇春军事，谕广洋曰：“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一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广，禁军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广洋至赣，见遇春等，传太祖命。时天瑞拒守益坚，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正月己巳，太祖闻遇春克赣不杀，喜甚，遣使褒之曰：“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行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丙午五月壬午，太祖还自濠州，谕中书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伤和气。尔中书其命有司遍加体访，俾各还乡土，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庶几斯民不致失所。”洪武元年正月乙酉，太祖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于今日。天下之幸也。”三月甲申，征虏大将军徐达等奏所下山东州县。时近臣因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四月丁未，博兴等县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来谢恩。先是，诏免山东郡县租税，至是翼等来谢。太祖召至前，谕之曰：“朕以尔民劳困，且逢饥馑，艰于衣食，故免租税三年，欲尔民安也。今若等远来，跋涉良苦，是以所安尔者反劳尔也，岂朕之本心？尔归见乡里长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来谢。”命礼部各给道里费而遣之，仍止其未来者。
译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日，太祖在闲暇时与侍臣谈论古代。太祖说：“从前楚庄王谋划事情总能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上朝时却面带忧色；魏武侯谋划事情总能恰当，群臣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上朝时却面带喜色。一忧一喜，得失就在这里分明了。由此可见魏武侯不如楚庄王。面露喜色的人，是夸耀自己的长处；面露忧色的人，是忧虑自己的不足。夸耀长处，就会志得意满；志得意满，就会骄傲；骄傲，就会放纵安逸，失败很快就会到来。忧虑自身不足的人，志意谦下；志意谦下，就一定能够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那么谁不乐意把好的道理告诉他呢？所以楚庄王最终使诸侯称霸，振兴了楚国；魏武侯侵扰暴虐邻国，魏国的事业却日益衰败。由此看来，人君应当谦抑心志，以便采纳善言；人臣应当遵循正道来侍奉君主。君臣之间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能办成的。”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对侍臣说：“谈论礼乐，必须以德为根本，这是最正确的论断。德行深厚，礼乐就会完备彰明；德行不足，礼乐就不能兴盛。夏、商、周三代德行深厚，所以礼乐能够通行天下；后世德行不如古代，礼乐徒有其名而没有实际。王通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三十年以后，礼乐才可以称美。’这本于孔子所说‘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德才能形成’的话。我即位已经三十年了，礼乐的制度文饰大体完备，但政治还不能像古代那样好，衡量起来，实在是我的德行浅薄。”侍臣回答说：“陛下用武力平定祸乱，用文治成就太平，天下欣然接受同样的教化，都蒙受了深厚的圣化。所谓十年使天下平定，十年使天下安定，十年使天下和谐，如今确实都已经见到成效了。可是圣德谦逊，不把这些功业据为己有，这正是陛下超过前代的地方。”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读《唐书》，读到宦官鱼朝恩依仗功劳而放纵怠慢、无所畏惧时，对侍臣说：“当时之所以坐视不当让这些人掌握军政，是因为他们于是放肆暴横。然而当时李辅国、程元振和鱼朝恩等几人的势力都极其强盛，唐代宗一旦决意除掉他们，他们就像孤雏和腐鼠一样不堪一击。大体说来，小人窃取权柄，君主如果能够果断决意除掉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只是看能不能下定决心罢了。”又说：“汉朝末年，宦官虽然号称骄横放纵，但还没有兵权，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君主的名义扰乱天下。到了唐代把兵权授给宦官，逐渐使他们权势极盛，甚至劫持胁迫天子，皇帝的废立兴亡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些人只应充任使令之职，怎么可以让他们身居要职、参与执政掌权，擅自施加威福？我深深鉴戒前代的覆辙，除在左右服役之外，宦官职任最重的不过让他们向四方传达命令而已。他们既没有可以用来使人屈服的威权，怎么能成为祸患？但凡遇到有罪，必定严惩不赦，他们自然不敢骄纵。” 仁政 甲辰年八月，这个月，平章常遇春的军队抵达赣州，熊天瑞坚守城池不肯投降。太祖命平章彭时中率军与常遇春等会合，共同进攻赣州。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前往参与谋划常遇春的军务，谕告汪广洋说：“你到了赣州，如果城还没有攻下，可以对常遇春等人说：熊天瑞困守孤城，就像被关在笼中的鸟、陷阱中的野兽，哪里还能逃走？只是恐怕破城之日杀伤过多，应当把保全百姓作为根本。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日后为国家所用，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劝导尚未归附者的榜样。比如汉代邓禹不任意杀戮，因此获得高爵，子孙也兴盛，这可以作为法则。从前鄱阳湖之战，陈友谅失败后，我收容了他的降兵，如今仍为我所用。即使有逃回去的人，也仍然是我的百姓。我先前攻克湖广时，禁止军士进入城中，所以能够保全一郡百姓。假如得到了郡县却没有百姓，那有什么益处？”汪广洋到了赣州，见到常遇春等人，传达了太祖的命令。当时熊天瑞抵抗坚守更加牢固，常遇春于是开挖壕沟、设置栅栏来困住他。正月己巳，太祖听说常遇春攻克赣州而没有杀戮，大为高兴，派使者褒奖他说：“我听说仁者的军队没有敌手，非有仁德的将领不能做到这一点。如今将军攻破敌军却不杀人，这是上天赐给将军的机会，使我国家的仁德更加隆盛；千载难逢，并非偶然。捷报送到，我非常替将军高兴。即使是曹彬攻下江南，又怎么能超过这件事呢？将军能够广泛宣扬威信和恩德，保全百姓，我实在深深依赖于你。” 丙午年五月壬午，太祖从濠州回来，谕告中书省大臣说：“我昨天前往濠州，沿途经过的州县，看到百姓稀少，田野荒芜。自从战乱兴起以来，百姓有的死亡，有的流徙到别的郡县，不能回到故乡，骨肉离散，生计产业荡然无存，这些人难道不会怨恨叹息吗？怨恨叹息一旦产生，都足以伤害和气。你们中书省应命令有关官府到各地普遍访察，使百姓各自回到故土，恢复原有产业，以便安居生息，希望这些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太祖对刘基说：“从前群雄相互争逐，百姓遭受战乱之苦，死亡已经很多，休养生息也难以恢复。如今国家形势已经安定，天下也逐步平定，想来想去，恢复生息的办法应当怎样呢？”刘基回答说：“恢复生息的办法，在于宽厚仁爱。”太祖说：“不施行实际的恩惠，只笼统地说宽仁，也没有益处。在我看来，宽仁必须聚积百姓的财富，减轻百姓的劳力；不节省用度，百姓的财力就会耗尽；不减少徭役，百姓的劳力就会困乏；不明白教化，百姓就不知道礼义；不禁止贪婪暴虐，百姓就无法顺利维持生计。像这样却说是宽仁，只是徒有名声，百姓并没有受到它的恩泽。所以养育百姓的人必须致力于根本，就像种树必须培护树根一样。”刘基叩头说：“陛下这样尽心，百姓哪里会有不受恩惠的呢？《传》说：‘以仁爱之心施行仁政。’这正体现在今天，是天下的幸运。” 三月甲申，征虏大将军徐达等上奏攻下的山东州县。当时近臣趁机进言，说山东原有银矿，可以重新开采。太祖说：“银矿开采的弊端，我非常清楚：对官府有利的少，对百姓造成的损害却多。何况如今正处于民生凋敝之后，怎么可以用这件事加重百姓的劳力？从前有人拔除茶树、种植桑树，百姓反而获得了利益，这件事你难道不知道吗？”进言的人惭愧地退下了。四月丁未，博兴等县百姓高翼等五十二人前来谢恩。此前，太祖下诏免除山东郡县的租税，到这时高翼等人来谢恩。太祖把他们召到面前，谕告说：“我因为你们百姓劳苦困顿，又遇到饥荒，衣食艰难，所以免除租税三年，是想让你们安定。如今你们从远方赶来，长途跋涉十分辛苦，这样一来，我原本使你们安定的举措反而使你们劳苦了，难道是我的本意吗？你们回去见乡里的长老，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只要心中记念朝廷就够了，不必前来谢恩。”太祖命礼部给他们各发路费，遣送他们回去，并且阻止其他尚未来的人再来。
七月辛卯，太祖将发汴梁，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太祖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怠。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艰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人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雠，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亲戚，皆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罚无赦。”诸将皆感激拜辞而退，相谓曰：“主上爱民若此，吾属敢不敬承。”八月壬午，大将军徐达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称贺。礼毕，侍臣进曰：“自昔革命之际，以臣取君者多。惟汉高祖取秦，起自民间。今陛下不阶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归沙漠，兵不黩武，跨越千古。”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汉、唐、宋历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结于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但其子孙无承籍之德，不能以仁爱守之，故至于此。他日吾子孙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洪武二年三月丙午，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祸极矣。天道厌乱，人心思治，故作难者皆底灭亡。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弊，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时可以休息也？”同对曰：“陛下抚念创残，忧劳于心，诚天下苍生之福也。”太祖曰：“苦寒者思温，执热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于寒之思温，热之思凉，正当有以济之。”五月己巳，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同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从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尝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洪武三年二月壬戌，太祖行后苑，见巢鹊卵翼之劳，喟然叹曰：“禽鸟劬劳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亲老者许归养。时故元镇抚陈兴被俘来京，恩待甚厚，兴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余，欲求归养。即赐白金、衣帽遣之。兴辞，太祖顾谓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违远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恻人情，无微不烛，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茕独鳏寡皆蒙其惠矣。”太祖曰：“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王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八月乙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遣骸遍野，朕闻之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中书省臣曰：“陛下仁及朽骨，圣王之善政也。”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养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无夭阏。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饥饥馑相寻，故死亡者众。朕荷天命为亿兆主，顾兹失所者，岂忍使之暴露哉！”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赣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问，坐之罪。太祖曰：“刑者，圣人设防于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为。故凡断狱，贵得其情，缘情而论罪，则刑当而民服。彼不知其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为罪之？如汝议，行路之人将无止宿矣。”遂命释之，给道里费遣归。五月辛巳，太祖与廷臣论刑法，御史中丞陈宁对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鑯之溪，水非不清，而鱼鳖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也。”宁惭而退。
译七月辛卯，太祖将要从汴梁出发，大将军徐达等从陈桥入朝辞行。太祖谕告他们说：“我和你们率领军队渡过长江，发誓消除祸乱，使天下安定。如今士卒舍弃父母妻子，在弓箭、礌石之间作战，九死一生，长期不能休息。我每当想到这些，心中就警惕不安；然而这是不得已的事。中原百姓长久受到群雄的苦害，死亡流离，遍布道路，上天正在监察这一切，我不敢懈怠。因此命令你们率军北征，扫清中原，拯救百姓的艰苦。从前元朝兴起于沙漠，其祖宗有德，上天命其君主统治中原，将近百年。如今其子孙懈怠荒废，不体恤百姓的艰难，上天已经厌弃他们。君主有罪，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前代改朝换代之时，彼此兵戈相加，把人看作仇敌，肆意屠杀，违背天意、虐害百姓，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各位将帅应当引以为戒，攻克城池之日，不得抢掠，不得焚毁荡平，不得任意杀人。务必做到市场照常营业，百姓安居乐业。凡是元朝的亲属，都要善待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上报答天意，下慰藉人心，以成就我讨伐有罪者、拯救百姓的志愿。有不遵守命令的，必定严惩不赦。”诸将都感动奋发，拜谢辞行而退，相互说道：“主上如此爱护百姓，我们这些人岂敢不敬慎奉行！” 八月壬午，大将军徐达攻克元朝都城的奏表送到，群臣上表庆贺。礼仪完毕，侍臣进言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多有臣下攻取君主的事。只有汉高祖攻取秦朝，是从民间起兵。如今陛下没有凭借一尺土地、一个百姓，就平定了天下；元主逃回沙漠，战争也没有造成过度杀伤，功业超过千古。”太祖说：“我想，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宋历年长久，都是因为它们的祖宗仁厚，赢得人心，根基深固，人民不能忘记。元朝自世祖统一天下以来，宽厚体恤、爱护百姓，也可以说有仁爱之心。只是他的子孙没有继承祖宗的德行，不能用仁爱守住天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将来我的子孙如果能够保持仁厚之心，守护基业而不改变，那就是国家社稷的福分。”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太祖对翰林侍读学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说：“过去四方沸腾动乱，百姓的灾祸达到极点。上天厌恶乱世，人心希望得到治理，所以制造祸乱的人都走向灭亡。如今疆域虽然安定，但中原的凋敝困苦还难以承受；东南虽然已经得到休养，而钱粮和劳役又都要依靠东南，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休养生息呢？”詹同回答说：“陛下抚念受创残破的百姓，内心忧劳，这确实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太祖说：“受苦寒的人盼望温暖，处于酷热中的人盼望洗浴降温。如今百姓盼望太平，比寒冷时盼望温暖、炎热时盼望凉爽更加迫切，正应当设法救助他们。” 五月己巳，太祖游幸钟山回来，从独龙冈步行到淳化门，才骑马进城。他对侍臣说：“我很久没有到农田里去，刚才看见农夫顶着暑热锄草耕作，十分辛苦，因而怜悯他们的劳苦，步行着不知不觉到了这里。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各种生活所需都由农业生产出来；他们如此辛勤，做百姓父母官的人也曾经怜悯体念他们吗？况且大家同样都是人，身处富贵却不知道贫贱的艰难，古人曾把这作为警戒。穿丝绸衣服，应当想到织女的辛劳；吃粮食，应当想到农夫的艰苦。我正因为想到这些，心中不觉感到悲悯。”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太祖在后苑行走，看见喜鹊筑巢、孵卵、哺育的辛劳，长叹说：“禽鸟尚且如此劳苦，何况人类母子的恩情呢？”于是下令，群臣中父母年老的，允许回家奉养。当时原元朝镇抚陈兴被俘来到京城，太祖对他恩遇优厚。陈兴说母亲在嵩州，已经八十多岁，希望请求回去奉养。太祖立即赏赐白金、衣服和帽子，遣送他回去。陈兴辞谢，太祖回头对侍臣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本性，天下人都是相同的。陈兴虽然是武夫，听到我的话，立即悲伤地想回去。我起初不知道他有母亲，如果知道，难道肯让他违背远离母亲吗？人的寿命不过百岁，如今他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万一不能相见，陈兴将有无穷的痛苦。陈兴回去，母子相见，那快乐应当怎样啊！”侍臣说：“陛下用孝道治理天下，推及并体察人的感情，对细微之处都能照察，不只是这一家的老人得到安置，天下孤独无依、鳏寡之人也都蒙受了您的恩惠。”太祖说：“人的感情没有不爱自己的亲人的，必须使他们能够尽到孝道。一个人尽孝，众人都趋向尽孝，这就是风俗教化的根本。所以圣王治理天下，必定以人情为根本来施政。” 八月乙酉，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从前四方争战，百姓不能善终的很多。中原荒草丛生，尸骨遍野，我听说后心中悲悯。应当派人沿水陆道路巡行，把尸骨全部收集起来埋葬。”中书省大臣说：“陛下的仁爱施及枯骨，是圣王的善政。”太祖说：“先王在世时，百姓能够奉养生者、安葬死者，是因为上者得到正确的治道，下面没有夭折和横死。元朝末年政治荒废，百姓困于战争，又接连遭遇饥荒，所以死亡的人很多。我承受上天的命令做亿万百姓的君主，看到这些失所的死者，难道忍心让他们暴尸野外吗！”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赣州有百姓收留住宿逃犯，起初并不知道那人是逃犯。刑部拘捕审问，判他们有罪。太祖说：“刑罚，是圣人用来防范天下的工具。深文周纳、滥用重法，是仁者不做的事。所以凡审断案件，贵在查明实情；根据实际情形论罪，刑罚才恰当，百姓才会服从。那人不知道对方是囚犯，收留他住宿，是人情常态，为什么要治罪？如果按你们的意见办，过路的人将没有地方可以住宿了。”于是命令释放他们，发给路费遣送回乡。五月辛巳，太祖与朝廷大臣讨论刑法，御史中丞陈宁回答说：“法律严厉，人民就不敢轻易犯法；官吏审察严密，下面就没有能够隐藏的实情。”太祖说：“不是这样。法律过重，刑罚就会滥用；官吏审察过严，政事就会苛刻。这样钳制百姓，犯法的人反而一定会增多；这样穷究下情，巧诈虚伪也一定会滋长。堆积石块的山冈，形势不能说不险峻，但草木却不茂盛；金属器物般清冽的溪水，水不能说不清澈，但鱼鳖却不能生存。古人制定法律、设置刑罚，是为了防止罪恶、保护善行。所以唐尧、虞舜时代只是画出衣冠、区别服饰来作为羞辱性的刑罚，百姓就不犯法；秦朝有凿额、抽肋、夷三族等刑罚，监狱却多得像集市，天下人怨恨反叛。所谓法律公正，百姓就朴实；罪罚相当，百姓就服从。如今施行重刑，又把侦察百姓的责任交给官吏，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我只听说帝王使刑罚公平、放宽狱讼，天下便服从；从未听说采用商鞅、韩非的法术能够达到尧舜之治。”陈宁惭愧地退下。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太祖以征西将军冯胜等师征甘肃，命中书省臣预送战袄三万、鞋六万八千辆以给之，因谕之曰：“甘肃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师，每当隆冬时，衣重裘尚觉体寒，况军士暴露边庭，冲冒风雪，有裂肤堕指之患，岂能堪也？衣鞋宜预给之。”十月丁酉，太祖念驿传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马夫而至破家者，乃谕兵部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征敛铢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也？岂可蹈其覆辙耶？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庶几其力有余无损，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十二月甲申，时修浚京师城濠，太祖幸三山门观之，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太祖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水中，求之未得。太祖命别取偿之，且复问之曰：“此类汝锄乎？”对曰：“类。但比所掷者差短耳。”因命壮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太祖曰：“农夫供役月余，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汪广洋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命罢其役。仍命临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烧石灰匠，其余匠悉遣还家。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广西卫卒王升因差遣还沂州，受亲旧私遗，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旧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故？慰劳馈赠，人情之常。”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如大河卫百户姚旺，因运粮偶见旧日僮仆，收之，至济宁，民有言是其甥，不见已十年，百户即以仆还之，因受绢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论罪。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九月丙辰，赐临濠造作军士七千五百人衣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观军旅，备知其疾苦。凡有兴造，未免资军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难集。朕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安。今临濠营造之宜，各给米五石、衣一袭，庶不至饥寒也。”十月癸巳，太祖谓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因思边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为天下主，每闻一夫之饥，食尝为之不美，一民之寒，衣尝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军装以给之，勿缓也。”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所依者，给以屋宇。仍谕之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尔等为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也。”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给物故工匠槥椟。太祖谕之曰：“今所作宫殿，但欲朴素坚固，不事华饰，不筑苑囿，不建台榭。如此经营，费已钜万，乘危负重，工匠甚劳。有不幸而死者，忧悬朕心。尔工部可各给槥椟，令国子生送致其家，赐钞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复为文遣官即龙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务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劳民者，营造之类是也。比者营建宫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伤而死者，有冒危险而死者，已敕官为槥椟，送至于家。今复坛遣官以牲醴赐祭。尔等有知，咸谕朕意。”仍赐见役工匠钞，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洪武十年二月辛酉，太祖敕兵部臣曰：“天下卫所军士皆四方之人，乡里既远，贫乏者多，月给廪米，仅足自给。其有死亡，棺敛之费不能举者必多。使其死无所归，或至暴露，甚非悯下之道。朕闻文王埋朽骨，天下归仁。况吾之壮士尝宣力效劳，岂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军士死亡，家贫不能举者，为给棺葬之。所司著为令。”五月丙午，人有诬山西之民从故元四大王为寇者，捕获至京，法司以闻。太祖曰：“刑罚所以威恶，施之必当其罪，则刑不滥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古人云：‘得其情则哀矜勿喜。’此之类也。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其释之，各给道里费遣还乡里。”
译洪武五年六月壬寅，太祖因为征西将军冯胜等率军征讨甘肃，命中书省大臣预先运送战袄三万件、鞋六万八千双供给军队，并谕告说：“甘肃天气严寒，不到冬天就下雪，不是南方可以相比的。我住在京师，每逢严冬，穿着厚重的皮裘还觉得身体寒冷，何况军士暴露在边境，迎着风雪，有皮肤冻裂、手指冻掉的危险，怎么能忍受呢？衣服和鞋子应当预先发给他们。” 十月丁酉，太祖想到驿传负担过重，原元朝百姓中有的因为服役充当马夫而导致家业破败，于是谕告兵部大臣说：“善于治理的人把百姓看作自己，爱护他们而不伤害；不善治理的人征收赋税，连一丝一毫也要搜求，只觉得每天都还不够，却不知道君主和百姓本来是一体。百姓既然不能安稳地生活，君主又怎么能够独自安坐在君位上呢？譬如驾驭马匹的人，缰绳勒得太紧，鞭子抽得太重，只求马不停奔驰，很少有不跌倒的；难道人能不受伤吗？元朝末年的政事，宽松失之于放纵，严猛失之于暴虐。看看它在驿传一事上耗尽百姓的力量、使百姓劳苦，和驾马的人有什么不同？难道可以重蹈它的覆辙吗？从今以后，马夫必须选粮食充足、壮丁众多的人充任，希望他们有余力而不受损害；有关官府务必加以存恤安抚，有非法扰害百姓的，依法治罪。” 十二月甲申，当时正在修缮疏浚京师城壕，太祖到三山门观看，看见有役夫赤身在水中行走，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太祖让人询问，原来是督工的官吏把他的锄头扔进了水里，命他寻找，但没有找到。太祖命令另取一把锄头赔给他，又问：“这把锄头和你的锄头相像吗？”役夫回答：“相像，但比被扔掉的那把稍短。”于是太祖命壮士下水寻找，果然找到了，正如役夫所说。太祖说：“农夫服役一个多月，手脚都皲裂了，已经很劳苦，怎么还忍心加害他们呢？”立即逮捕那名官吏，杖打惩罚。太祖回头对丞相汪广洋说：“今天我穿着厚重的皮裘，身体还觉得寒冷，何况役夫贫困没有衣服，他们的痛苦哪里说得尽呢？”于是下令停止他们的劳役。又命临濠的工部官员，只留下烧窑、冶炼和烧石灰的工匠，其余工匠全部遣送回家。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广西卫士卒王升因差遣返回沂州，接受亲友私下赠送的财物，卫官便以违法为由，将王升和他的亲友共三十四人一并逮捕，送到都督府请求上奏治罪。太祖说：“人回到故乡，谁能没有亲友？慰问、犒劳和馈赠，是人情常态。”命令把他们全部释放。于是对侍臣说：“近来各司执法，特别显得苛刻琐碎。比如大河卫百户姚旺，因运粮偶然遇到过去的童仆，便把他收留下来；到了济宁，有百姓说那人是自己的外甥，已经十年没有见面，百户就把童仆还给他，因而接受了一匹绢。这些都是常情，法司却也据此论罪。像这样执法，使人一举一动就陷入刑法罗网，实在违背宽厚的本意。” 九月丙辰，太祖赏赐临濠从事营造的军士七千五百人衣服和米。太祖谕告中书省大臣说：“忧虑百姓的人，常常设身处地体察他们的心情；爱护百姓的人，总是珍惜他们的力气。我曾经观察军队，完全知道他们的疾苦。凡是兴办营造工程，免不了要借用军民的力量；土木工程，也很难征集人力。我每吃一顿饭，就想到天下军民的饥饿；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军民是否安定。如今临濠营造工程中的人，每人发给米五石、衣服一袭，希望不至于饥寒。” 十月癸巳，太祖对兵部大臣说：“抵御外敌是为了安定内部，训练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中原百姓能够安居田亩、衣食无缺而没有外来侵扰的忧患，是因为有军队保卫他们。想到边地八九月间天已经下雨雪，何况现在是十月，寒冷程度可想而知。我作为天下的君主，每听说一个人饥饿，吃饭时就觉得不香；听说一个百姓受寒，穿衣时就感到不安。塞上的士卒，应当赶快发给军装，不要延误。”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书省下令天下郡县访察贫穷而无人申诉、无人救助的人，每月发给衣食；没有依靠的人，发给房屋居住。又谕告说：“天下是一家，百姓如同一个整体。有人不能得到安置，就应当考虑怎样使他们安定、得到养育。从前我在民间时，亲眼看见他们的痛苦；鳏寡孤独、饥寒交迫、困顿潦倒的人，常常厌弃活着，恨不得立即死去。这样的人辗转倒毙于沟壑，只是坐着等待死亡罢了。我在战乱流离中遇到这些情形，心中常常悲悯。因此亲自统率军队，发誓清平四海，使我们这一家共同享有安定。如今我代天治理天下已经十多年了，如果天下百姓还有流离失所的，不只是违背了我当初的志愿，也没有尽到上天赋予我的职责。你们作为辅佐大臣，应当体察我的心意，不可以让天下还有一个人不能得到安置。”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发给因事故去世的工匠棺材。太祖谕告说：“如今营造宫殿，只求朴素坚固，不追求华丽装饰，不修筑苑囿，不建造台榭。这样经营，费用已经达到巨额；工匠承担危险、背负重物，十分劳苦。有不幸死亡的，我一直忧挂在心。你们工部可以分别发给棺材，命国子生护送到他们家中，赏赐钞币帮助安葬，免除他们家三年的徭役。”太祖又撰写祭文，派官员到龙光山祭祀他们，说：“从前统治天下的人，主要职责在于使百姓安定。然而有时因为不得已而使百姓劳苦，营造工程之类就是这样。近来营建宫殿，工匠有因疾病死亡的，有因受伤死亡的，有因冒险而死亡的，我已经下令官府制作棺材，送到他们家中。现在又设坛派官员，以牲畜和酒礼赐祭。你们如果有知觉，都应知晓我的意思。”又赏赐现役工匠钞币，共六万三百六十余锭。洪武十年二月辛酉，太祖敕令兵部大臣说：“天下卫所的军士都是来自各地的人，乡里遥远，贫困缺乏的很多，每月发给的廪米仅够自己食用。他们一旦死亡，连棺材和殓葬的费用都无法筹措的必定很多。假使死后无处归葬，甚至暴尸在外，实在不是体恤下民的做法。我听说周文王埋葬枯骨，天下归附于仁德。何况我们的壮士曾经尽力效劳，怎么可以让他们死后无所安置呢？从今以后，凡军士死亡而家中贫困、无力办理丧葬的，官府都应供给棺材并负责安葬。主管部门把这条规定写入法令。” 五月丙午，有人诬告山西百姓跟随元朝的四大王作乱，官府将他们捕获押送到京城，司法部门把情况上报。太祖说：“刑罚是用来威慑恶人的，施行时必须与其罪行相当，这样刑罚才不会滥用，人心才会服从。那四大王是元朝遗留下来的势力，逃窜藏匿在山谷中，聚集逃亡者，使百姓遭受祸害；山西百姓靠近他们巢穴的，往往被他们驱赶抢掠，迫于胁迫而成为盗贼，都是不得已，难道真是自愿作盗吗？古人说：‘查明实情后，应当哀怜宽恕，不要因为抓到人而高兴。’这就是指这种情况。如今百姓互相捕告，将会牵连蔓延不止，这反而是在帮助他们结党，并激使他们作乱。把他们释放，分别发给路费，遣送回乡。”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检王德亨上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四月癸巳，工部尚书赵俊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俊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其采纳，以价值给之，亦不伤民。”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值，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所费此下疑有缺文。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相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彩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万余斤，请如旧置炉冶铁。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敕谕户部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谨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广东都司械送蛮寇余党九十余人至京，法司请治其罪。太祖曰：“蛮夷之人，相煽为非，一时诖误。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恶者，胁从之人不必躬穷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给冬衣而遣之。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者。尔等勉之。”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太祖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请以菽折盐粮，而每斗加五升。太祖谓户部臣曰：“以菽代谷者，为其轻可以便民。然菽亦谷也，而又加之，益损民矣。夫权变者当究其实，拯弊者当探其源，不知权变而昧其源，不几于救跛而成瘘乎！”五月癸酉，太祖谓兵部臣曰：“军士月给米一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劳而不报者匪义。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所依者，并优给之，毋令失所”九月癸未，太祖谕左军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辽东驿卒者，今天气尚寒，恐道途冻馁，此辈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济宁暂住，待春暖遣行。”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退朝，召五军都督府臣谕之曰：“军士有从征亡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无依，虽已优给，然远违乡里，终无所托。其有愿还乡依亲者，悉遣其去，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
译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检王德亨上言：家乡本在阶州，那里与西戎接界，有水银矿坑和青绿紫泥，希望能够率兵夺取那片地方，把它归入朝廷。太祖对户部大臣说：“竭尽力量追求利益，是商人所做的事；开拓边境、挑起战端，是帝王深以为戒的事。如今珍奇物产，中原难道没有吗？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全部禁止断绝。恐怕一旦开了这条路，小人图谋利益，劳民伤财，造成的祸害会很大。何况控制边境，贵在安定宁静；如果用兵争夺利益，骚扰动乱不断，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挽回了。这个人只知道追逐利益，不知道其中的祸害，怎么可以听从他呢！” 四月癸巳，工部尚书赵俊上奏要装饰东宫殿宇和公主府，需要使用青绿颜料，请求命百姓采办。太祖说：“姑且按现有的东西使用，不要劳累百姓。”赵俊说：“库藏中储存的，恐怕不够使用。而且命百姓采集缴纳，再按价值给钱，也不会伤害百姓。” 太祖说：“青绿产在深山幽谷，百姓哪里能够自己采集？一定要等商贩贩卖后才能得到。你只知道按价值给钱，却不知道有关官府急于完成采办，所花费的【此下疑有缺文】。何况经商牟利的人会乘机谋取暴利，以高价出售；百姓受到驱迫，急于完成供办，只好辗转借贷，其中弊端有很多，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难道可以因为彩色装饰的缘故而加重扰害百姓吗！” 五月丙子，广平府官吏王允道说：磁州临水镇出产铁，元朝时曾在这里设置铁冶都提举司，总管沙窝等八处冶铁炉和一万五千户炉丁，每年征收铁一百多万斤，请求像过去一样设置炉冶来炼铁。太祖说：“我听说太平之世天下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却没听说天下没有未被利用的利益。况且利益不在官府就在百姓；百姓得到利益，利益的源头就畅通，对官府也有好处；官府独占利益，利益的源头就会堵塞，必定损害百姓。如今各处冶铁的数量已经很多，军需并不缺乏，而百姓的生计也已经安定。如果重新设置这里，必定再次严重扰害百姓，这又是想把一万五千户人家驱赶到冶铁炉中去。”杖打王允道，将他流放海外。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太祖敕谕户部说：“这几年颇为丰收。我听说民间还有衣食不足的人，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徭役繁重造成的吗？还是官吏借机作奸，使我的百姓受害呢？今年丰收尚且如此，如果遇到荒年，又将怎样？士、农、工、商四类百姓之中，只有农民最为辛苦，有人整年勤劳谨慎，却没有饭吃。命令有关官府务必加以存恤安抚；有非法苛刻扰民的，严加治罪。”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广东都司用刑具押送蛮寇余党九十多人到京城，司法部门请求治他们的罪。太祖说：“蛮夷之人互相煽动而作恶，只是一时受到牵连误入其中。如果把他们全部治罪，情理上有值得怜悯之处。既然已经杀了首恶，受到胁迫的从犯不必亲自逐一穷究治罪。把他们宽赦了。”又说：“南方人不耐寒冷。”命令给他们全部发放冬衣后遣送回去。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告户部大臣说：“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向百姓征税而百姓不困顿，使百姓服役而百姓不劳苦，所以民力宽舒，财用充足。如今天下的有关官府如果能用心办理赋税徭役，使百姓不至于劳苦困顿，那么百姓哪里会有生活不足，田野哪里会不安定，争讼哪里会不停息，官府哪里会不清明？这样一来，百姓哪里会有不受其福泽的呢？百姓既然得到福泽，做地方长官的人也能享受这种福泽。近来有关官府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动不动就给百姓带来灾祸。祸害百姓的人，灾祸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能够忧虑百姓贫穷、考虑百姓困苦，使百姓能够丰厚地维持生计，这才可以称为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你们要努力。”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说：河南陕州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等地，过去出产银矿，前代都曾开采，每年征收矿课。如今封闭已久，如果重新开采，可以供国家使用。太祖对侍臣说：“君子喜好道义，小人喜好利益。喜好道义的人以使百姓得利为心，喜好利益的人却把残害百姓当作职责。凡是谈论逐利的人，都是残害百姓的贼。我曾听说元朝旧时，江西丰城百姓向官府请求开采金矿，最初每年的定额还能够完成，时间一久百姓的力量耗尽，全州百姓最终都受其害。土地所产的东西，总有穷尽的时候；但百姓每年承担的定额一经形成，征收就没有止境，有关官府贪图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而不上报实情，朝廷即使有体恤百姓的心，也无法知道。此事可以作为警戒，怎么适合仿效呢！”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说：宝源局铸造钱币，请求命郡县收取民间废铜，用来供应铸钱。太祖说：“铸钱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如今却想收取百姓的废铜来铸钱，我担心天下的废铜有限，这道命令一发，有关官府急于奉行，小民迫于责罚，必定会毁掉器物来交给官府，那对百姓造成的危害就很大了。暂且停止此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请求用豆类折抵盐粮，并且每斗再增加五升。太祖对户部大臣说：“用豆类代替谷物，是因为豆类较轻，可以便利百姓。但豆类也是粮食，若又增加数量，就更加损害百姓。权宜变通应当探究实际情况，救治弊端应当探究根源；不知道如何变通，又不明白根源，岂不是本想救治跛脚，反而造成瘘病吗！” 五月癸酉，太祖对兵部大臣说：“军士每月发给一石米，仅仅够吃。军士死亡后，供给立即停止；有的父母年老而无人依靠，有的儿女年幼而没有依赖，将靠什么生活？使人困苦却不加以抚恤，不是仁；使人劳苦却不给予报偿，不是义。你们兵部要全部查阅各军卫，凡军士死亡后，其父母年老、儿女年幼而无所依靠的，都要优厚供给，不要使他们无所安置。” 九月癸未，太祖谕告左军都督府大臣说：“先前派遣囚徒前往充任辽东驿卒，如今天气还寒冷，恐怕他们在路上受冻挨饿。这些人本来是因为宽赦才保全性命，如果仍然免不了死亡，那就只是徒有宽赦之名。暂且让他们在济宁停留，等到春暖后再遣送上路。”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太祖在奉天门临朝，退朝后召见五军都督府大臣，谕告说：“军士中有随军征战而死亡的，有因疾病而死亡的，他们的父母妻子以及老弱家属没有依靠，虽然已经给予优厚供给，但远离乡里，最终仍然没有托身之处。凡有愿意回乡依靠亲属的，全部遣送他们回去，每人发给钞五锭作为路费。”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惊服顿首而退。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军都督佥事萧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广茶陵卫城库隘，周围四里，宜循城西排栅旧址开拓之，以壮一方形势。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为者，有不得已而必须为者，要皆合于时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众，军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开拓？倘隳坏必须修理，亦俟秋成。”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太祖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瞻，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七月戊申，禁罪人诬引良善。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必严禁之，使有所劝惩。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尔刑部其榜谕之。”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太祖御右顺门，有近臣奏厩马暴毙，请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气者，必有死也。今厩马自毙，何可罪人？得无轻人而重马乎？其勿问。”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陕西有士人上仁政书，太祖览之，谓侍臣曰：“既言仁政，则必当爱民。何故所言皆劳民伤财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体。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路。”十月己丑，罢建岷王宫殿。太祖谕工部臣曰：“边境土木之工，必度时量力，顺民情而后为之。时可为而财不足，不为也；财有余而民不欲，不为也。必有其时、有其财而民乐于趋事，然后为之，则事易集。今云之土旷民稀，军饷转输，民力甚劳。若复加以兴造之役，非惟时力未可，于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后民富力纾，作之未晚。”
译十一月乙丑，太祖在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从。太祖因而谈到治理百姓的道理，刘三吾说南北风俗不同，有的地方可以用道德教化，有的地方应当用威势控制。太祖说：“土地有南北之分，百姓却没有两种心。帝王一视同仁，哪里有彼此的区别？你认为南方风气柔弱，所以可以用德化；北方风气刚强，所以应当用威势控制。然而君子和小人哪里没有？君子心怀道德，小人畏惧威势，施用的方法各有适宜之处，怎么可以用一句话一概而论呢！”刘三吾惊叹佩服，叩头后退下。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军都督佥事萧用、左都御史詹徽等上奏：湖广茶陵卫的城池和仓库狭窄，周围只有四里，应当沿城西排栅的旧址开拓，以壮大一方的形势。太祖说：“凡事有可以停止而不必做的，有不得已而必须做的，总要合乎时宜。如今茶陵城池足以容纳众人，军民相安，也是可以停止的事，为什么要开拓？如果城池毁坏必须修理，也应等到秋收以后。”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上奏，有逃亡百姓三百多户，多年招抚仍不回来，请求命卫所追捕他们。太祖谕告户部大臣说：“百姓因为衣食困窘，或者受到苛政逼迫，才会逃亡。假使衣食充足、官府不加扰害，即使驱赶他们离开，他们哪里肯轻易远离自己的乡土？如今逃亡迁徙的百姓并没有逃出我的疆域，只要给他们土地耕种，足以养活自己，他们仍然是国家的百姓。立即听任他们就地登记入籍，命有关官府善加抚恤。如果有不从事耕种，专门从事商业手工业等末业的，那就是游民，应当逮捕。” 七月戊申，禁止罪人诬陷牵连善良百姓。太祖对刑部尚书杨靖说：“善与恶走的是不同道路。廉洁的人一定不会与贪婪者相同，公正的人一定不会帮助私欲。然而恶人有时诬陷善人，即使事情最终能够查明，善人也免不了受到侮辱，所以必须严加禁止，使人有所劝善惩恶。从今以后，犯法的人不许诬告牵连善良百姓。违犯者，即使被诬陷的人罪行很轻，也要按重罪治处。你们刑部应当张榜晓谕。”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太祖在右顺门，有近臣上奏说马厩里的马突然死亡，请求治主典官的罪。太祖说：“凡有血气的生命，必然有死亡。如今马匹自己死亡，怎么可以治人的罪？难道是轻视人而重视马吗？不要再追问了。”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陕西有士人上呈《仁政书》，太祖读过后对侍臣说：“既然谈论仁政，就必须爱护百姓。为什么所说的全是劳民伤财的事情，前后自己相互矛盾？那个山林里的儒生，不深入推究事情的实际情况。不过，他说的话也有可取之处。不必专门指摘他的瑕疵，以免堵塞言路。” 十月己丑，停止营建岷王宫殿。太祖谕告工部大臣说：“边境地区的土木工程，必须衡量时机、估量财力，顺应百姓的意愿后才能兴办。时机可以兴办但财力不足，就不办；财力有余但百姓不愿意，也不办。必须时机具备、财力充足，而且百姓乐意赴役，然后才兴办，这样事情才容易完成。如今岷州土地空旷、百姓稀少，军饷运输使百姓十分劳苦。如果再增加营造的劳役，不仅时机和力量都不允许，百姓心里也不愿意。岷王府暂且建一座棕亭居住，等十五年后百姓富裕、民力宽舒，再营建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