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洪武四年六月庚戌日，太祖在奉天门对吏部尚书詹同说：“只根据眼前来议论办事，不如以往古作为鉴戒。你是儒者，应当知道古代先帝王治理国家的道理，试着替朕说一说。”詹同回答：“古代先帝王的治理，没有超过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可以作为法则。”太祖说：“三代以前，治理以人心为根本；三代以后，治理依靠法令。以人心为根本，道德仁义的作用是无穷的；依靠法令，权谋术数的作用大概会有穷尽的时候。然而，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违背道德仁义，就必然会陷入权谋术数。选择治国方法，实在不能不谨慎啊。”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日，太祖对礼部大臣说：“《周书》说过：人不能只把水当作镜子，应当把百姓当作镜子。君主深居独处，却能明察万里之外，实在是因为兼听各方意见、广泛阅览，从而通达民情。胡元时期，政事专掌于中书省，凡事都必须先相互关报，然后才能奏闻。元朝君主又多昏聩蒙蔽，因此民情无法上达，不久就导致大乱，实在值得深切警戒。大体说来，民情隐藏幽深，突然之间很难全部传达。假如忽视而不去查究，天下安危离合的关键就系于此，实在可怕。所以古人把耳目通向外部，从百姓那里察看政治得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你们礼部应当制定奏报格式，向天下重申明白。”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日，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谈论治理百姓的道理。太祖说：“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心对于全身各部位。心受到适当调养，不被邪欲侵扰，全身各部位就都会顺从而正常。假如没有得到调养，受到各种邪气攻伐，就会产生百病。做君主的如果能够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早晚接受规劝，以辅助自己的德行，那么政事教化就会修明，恩泽就会施加于人，自然会有不必说话就能使人信服、不必下令就能使人遵从的效果。如果被奸邪小人迷惑，荒废于酒色，必然怠慢政务，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违背正道，民心就会离散，天下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呢？”朱梦炎回答：“陛下的教谕非常切实，确实是帝王治理国家的要旨。” 十一月己亥日，太祖在奉天门临朝听政结束后，回头对翰林待制吴沉说：“君主治理天下，进用贤能、采纳谏言，这两件事都是非常紧要的。”吴沉回答：“确实如圣上所谕。但考察古代，能够实行这两件事的也很少。因此乱世总是多，治世总是少。”太祖说：“假使他们真正知道贤能之人能够兴盛国家，哪里会有不喜欢贤能的？真正知道进谏是在为自己担忧，哪里会有不采纳的？只是他们认识得不真切，所以贤能和谏言难以进入自己的内心。如果真能喜爱贤能，就不必招引，贤者自然会来；真能采纳谏言，就不必表彰奖赏，进谏的人必然会来。”吴沉回答：“陛下这番话，确实是国家兴盛、政治清明的要旨。”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日，太祖对侍臣说：“君主能够清净内心、减少欲望，常常不忘广泛施恩、救济众人的意愿，百姓或许就能受到他的恩泽。”侍臣回答：“陛下这样的心，就是天地之心。只有君主内心没有私欲，才能明察决断万事。万事得到治理，天下百姓就会受到福泽。”太祖说：“人之所以不能明察决断，确实是因为欲望损害了他。然而，明察决断也不能以急躁仓促、苛刻细察为能事。假如所见有所不到，反而会损害君主的明察；求察得过分，就会损害君主的器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日，苏州府有百姓上奏治理安定的六条策略。太祖看过后，拿给近臣看，说：“这个人有忠于君主、爱护国家的心，只是对治理的道理还不明白。君主的心，应当以爱护万物为主；治国之道，应当把任用贤能放在首位。达到治理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不能专门依靠法令。如今这个人把使用法令放在首位，是不知道真正应当致力于什么。”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日，太祖告谕侍臣说：“天下没有难以治理的，只有君臣同心同德，各项事务才会得到治理，万民才会安定。唐尧、虞舜和三代时期，君臣同心同德，所以能够达到雍熙太和的盛况。后世平庸的君主，治理国家不以古人为师，君臣之间动辄互相猜疑，以致上下隔绝，情意不能相互信任。君主有所作为，臣下却违背；臣下有所论说，君主却违拗。像这样还想达到大治，怎么可能呢？朕如今选用贤能之人，来承担天下政务，希望同你们同心同德，协力治理政事，以安济这些百姓。你们要努力，以实现朕的心愿。”群臣都叩头谢恩。七月戊戌日，太祖在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人在旁侍奉。太祖说：“君主能够把天下人的好恶当作自己的好恶，就是公正；把天下人的见识当作自己的见识，就是明察。”又说：“人的常情，大多自夸才能，多说别人的过错。君子却不是这样：宣扬别人的优点，不夸耀自己的优点；宽待别人的过错，不宽待自己的过错。”又说：“不能仅凭耳目来察验万事，只有虚心应对才行；不能仅凭智力和力量使天下各方服从，只有以真诚之心对待他们才行。”朱善等叩头称善。八月丙寅朔日，太祖对朝廷大臣说：“治理天下的人，不要耗尽百姓的财力，要让百姓有余财；不要耗尽百姓的力量，要让百姓有余力。这两点，人人都知道。至于不要耗尽百姓的情感，要让百姓能够舒展自己的心情，有些人也许还不知道。所谓让百姓能够舒展自己的心情，就是不能拿自己的欲望妨碍百姓的欲望。因为如果要求把自己的欲望全部实现，所要求的必然要得到，所禁止的必然要实行，这样百姓就会无法忍受。于是，要求的事情有得不到的，禁止的事情有制止不了的，那么下级奉承上级的真情就会耗尽，而上级对待下级的真情也会疏薄。上下的情意违背，而国家还想得到治理，是从来没有过的。” 十一月乙丑日，太祖在东阁，平和地对侍臣说：“责备困难、指出过失的话，人们都难以接受；明君接受这种话，对他来说没有困难。谄媚奉承的话，人们都容易听从；昏庸的君主相信这种话，谄谀就容易进入他的内心。朕看唐尧、虞舜时代君臣反复唱和、互相指出难处时，气象雍容；后世却以谄媚奉承互相劝进，像陈后主、江总这类人，使这些污秽之事写入史册，遗讥千古，这实在可以作为警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回答：“确实如陛下所谕，只有明主才能谨慎选择。”太祖说：“责难之言进不了昏君的耳朵，谄谀之言也难以动摇明主。臣下应当以正道侍奉君主，关键在于始终守持正道。如果患得患失，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了。”

译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日，太祖在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解《周易》。讲到《家人》卦时，太祖说：“整治家庭与治理国家，道理没有不同。使一家之内长幼、内外各自尽到自己的本分，事事遵循道理，一家就治理好了。一家治理好以后，把这个道理推广到一国，直到天下，也不过是把它推广实行罢了。朕看其中的关键，只在于诚实而有威严：真诚，就能深厚地施行亲爱之恩；严正，就不会有闺门之内的过失。”朱善回答：“确实如圣上所谕。”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日，太祖与侍臣谈论治理国家的道理。太祖说：“治理百姓如同治水：治水的人顺应水的本性，治理百姓的人顺应百姓的情性。人情没有不好生而厌恶死亡的，因此应当减少刑罚、停止战争来保全他们；没有不厌贫而喜欢富裕的，因此应当重视农时、减轻赋税来使他们富足；没有不好逸乐而厌恶劳苦的，因此应当减少兴建工程、节制徭役来使他们安定。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役使他们，不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他们，只用威势压制、用力量逼迫，强迫他们做不愿做的事，却要求他们服从，这就如同把水激得超过额头，违背了水的本性。”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日，太祖在谨身殿阅览《大学》，对侍臣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首先立足于教化；民俗的善恶，就是教化成败的体现。《大学》这部书，关键在于修养自身。自身，是教化的根本。君主修养自身，百姓就会受到感化；喜爱仁德的人以做不仁之事为羞耻，崇尚义的人以做不义之事为羞耻。这样一来，风俗哪有不美好的？国家哪有不兴盛的？假如不明白教化的根本，以致风气败坏、习俗衰落，百姓不知道趋向善良，流转而成为恶行，国家想要长久安定，就不可能了。”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日，太祖在右顺门与侍臣谈论治理之道，因而谈到治乱。太祖说：“治理的道理有缓有急。治理混乱的百姓不能急躁，越急就越混乱；抚慰治理百姓不能扰乱，越扰乱就越治理不好。所以，烹煮鲜鱼的说法虽然浅近，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治理乱绳的说法虽然浅显，也可以用来说明深刻的道理。”侍臣回答：“确实如圣上所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日，太祖退朝后，回头对翰林学士刘三吾说：“朕在位年久却越来越感到畏惧，是怕治理国家的心志有所松懈。松懈之心一产生，百事都会荒废，百姓的安乐疾苦就系于此。因此朕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还来不及做到这样。然而治理的成效仍然没有达到。治理国家实在太难了。自古先王治理天下，必定以爱护百姓为根本。但如果爱护百姓却没有真心实意，百姓就一定得不到恩泽；百姓得不到恩泽，下面众人的心就会离散，上面长期积聚的怨恨就会增加，国家想不危险也难了。朕每想到这些，就警惕不安。” 三月辛丑日，太祖对侍臣说：“君主的聪明明察，不能让它受到堵塞蒙蔽。一旦受到堵塞蒙蔽，耳朵和眼睛就会聋瞎，天下的事情全都无法传达到君主那里。”翰林学士刘三否回答：“君主只有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任用贤能，视听才会广阔，聪明才不会受到蒙蔽。如果信任奸邪小人，隔绝贤能进用的道路，视听就会偏狭，聪明也会受到蒙蔽。”太祖说：“君主把天下人的耳目当作自己的视听，是非就没有什么能够隐藏，贤能与否自然会显现出来。从前唐玄宗在内被声色迷惑，在外被掌权的奸臣蒙蔽，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等到京师失守、仓皇出逃时，即使农夫和乡野老人也都能说出他必然会有今天。唐玄宗虽然恍然悔悟，也已经晚了。农夫和老人都知道的事情，唐玄宗却不知道，可见他的聪明受到的蒙蔽太深了。假如他能够扩大视听，任用贤能，不被邪佞之人迷惑，祸乱又从哪里产生呢？”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日，太祖将要在南郊举行告祀，告诫百官执事说：“人要以一颗心面对上帝，只要有丝毫不诚，怠慢之心就会乘隙而入；片刻之间不敬，私欲就会乘虚而入。能够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只有诚与敬罢了。人们无不因为上天高远、鬼神幽隐而产生忽视之心。然而天虽然高远，所鉴察的却非常近；鬼神虽然幽深隐微，所降临之处却很明显。能够知道天人之理并没有二致，那么我们内心的诚敬自然不容稍有忽视。如今将举行大祀，百官中执事之人各自都应当谨慎。”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日，翰林学士朱升等奉诏撰写斋戒文。太祖说：“凡是祭祀，必须先斋戒，然后才可以感动神明。戒，是禁止外在的事情；斋，是整齐内在的心意。沐浴更衣，住到外舍，不饮酒，不吃荤，不问候病人，不吊丧，不听音乐，不处理刑名案件，这就是戒。使心志专一，严肃、敬畏、谨慎，不思考其他事情；如果有所思考，就只思考所祭祀的神明，好像神明就在头顶，好像神明就在身边，精纯洁白、专一真诚，片刻也不间断，这就是斋。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斋戒文进呈后，太祖说：“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明，是为天下众生祈求福佑，应当下令百官一同斋戒。如果只是自己向天地百神祷告，而与百姓无关，恐怕百官斋戒不能专心精诚，就不要下令。”又对省部大臣说：“朕每次祭享天地、百神，只是表达感戴之意，祈求福祉来保佑百姓，从来不敢为自己求取恩惠。况且斋戒是用来达到真诚的，真诚是否达到极致，神明是否降临，都取决于此。” 所以朕每次行致斋礼，都不敢有一丝懈怠。如今规定斋戒期限，大祀七日，中祀五日，未免太久。大体说来，人心持久就容易懈怠，怠慢之心一萌发，反而会变成不敬。可以只在临近祭祀时斋戒三日，务必做到精诚专一，也许就可以感通神明了。”太祖命太常把这写入法令。五月癸卯日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礼仪完成后，太祖在便殿对侍臣说：“上天的命令，朕不敢说自己能够完全知道。古人说过，天命并不容易改变；又说天命没有常态。无常的天命难以保有，交给骄纵、荒淫、放逸的平庸君主，哪有不败亡的？朕曾经阅读史籍，看到前代帝王在祭祀时，诚敬有时没有达到极致，就一定会招来异常灾变和妖异，天命也随之改变。每想到这里，朕心中就警惕不安。”

译十一月己巳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奉仁祖淳皇帝配享。礼仪完成后，太祖在奉天殿接受百官行庆成礼。礼毕，太祖出御奉天门，对群臣说：“祭祀祖先在于诚敬，不在于祭品丰厚还是微薄。祭品虽然丰厚而诚意没有达到，神明不会享用；祭品虽然微薄而诚意达到，神明就会享用。所谓东邻杀牛举行盛祭，不如西邻举行薄祭，我曾听说凭德行而得到福报，从未听说凭祭物向上天求取福报。过去陈友谅穿衮冕、乘玉辂，准备丰厚的牲畜和帛匹，举行郊祀之礼。他肆意行事不合道义，残害百姓，把罪恶积累在自己身上，却想向上天求福，这可以吗？朕每次举行祭祀，实际上是为了国家和百姓，并不是为自己私下求福。假如诚意没有达到，只注重礼仪文饰，却想为自己求福，难道不是获罪于上天吗？”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日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礼仪完成后，太祖对群臣说：“帝王奉承上天、君临万民，应当尽到侍奉上天的道理。前代有的三年举行一次祭祀，有的多年不举行。如今朕每年冬至祭祀圜丘，夏至祭祀方丘，遵循古代典礼，是要报答上天覆盖、承载万物的巨大恩德。朕只愿早晚敬畏戒惧，希望精诚能够昭然感通，使阴阳调和、风雨应时，以此使百姓得到福佑。”群臣都叩头说：“陛下敬畏上天、勤劳爱民，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日，观心亭落成，太祖亲自前往。太祖召见致仕的翰林学士承旨宋濂，对他说：“人的心容易放纵，要持守心志很难。朕每天处理各种政务，丝毫不敢自己闲暇、自己享乐，何况遇到祭祀天地、庙社的事情，更加敬畏警惕。因此建造这座亭子，命名为观心亭，在致斋的日子端坐其中。我的身体在这里，我的心也在这里；还要收敛精神，专一不二，希望能够没有遗憾。你替朕记下这件事，传示给后世子孙。”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日，在南郊举行大祀天地。礼仪完成后，天气清朗，太祖心情愉悦。侍臣进言说：“这是陛下敬天的诚意所感召的。”太祖说：“所谓敬天，不只是庄严而合乎礼，还必须有实际行动。上天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君主，做君主的想要侍奉上天，首先必须体恤百姓。体恤百姓，就是侍奉上天的实际行动。比如国家任命官员担任守令，如果不能给百姓带来福祉，就是违背君主的任命，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敬呢？”又说：“做君主的人，应当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把百姓当作子女，这是职分上应当尽到的责任。祭祀天地，不是为自己祈求福报，实际上是为了天下苍生。” 孝思 甲辰年四月乙未日，中书省大臣进呈宗庙祭享以及每月初一荐新的礼仪。太祖在白虎殿阅览完毕后退下，从殿西步行到戟门东面，忽然悲伤流泪。他对宋濂、孔克仁说：“我从前遭逢世道艰难，饥荒接连不断。当时父母双亲都还在，我想奉养他们，却没有力量做到。如今依靠祖宗的保佑，由一个家庭发展成国家，而父母却没有等到我奉养他们。追想到这里，痛苦怎么能说尽？”于是命令一并记录皇考、皇妣的忌日，每年按时享祀，作为常规。” 吴元年四月辛亥日，是仁祖的忌日。太祖到宗庙祭祀完毕，退到便殿，眼泪不停地流。起居注詹同侍奉在旁，再三安慰他。太祖说：“过去我的父亲在这个月初六去世，兄长在初九去世，母亲在二十二日去世，一个月之内三场丧事接连发生，人生遭遇这种情况，怎么承受得了？这种终身无尽的悲痛，想起来没有止境。”太祖更加呜咽，悲痛难忍，身边的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九日〕 丁卯日，是仁祖后的忌日。太祖到宗庙祭祀完毕，退到便殿，对侍臣朱升说：“当年我母亲去世时，我刚满十七岁，侍奉母亲治病，日夜不离身旁。我的二哥操持家事，母亲派人叫他和我一同来，嘱咐说：‘我如今得病，料想不能痊愈，你们兄弟要好好互相扶持，以成就家业。’话说完便去世了。如今大业将要成功，母亲却没有能够看见，这些话还在耳边，悲痛实在不能承受。”于是悲伤哽咽、流下眼泪，群臣无不感到悲恻。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日，追尊四代祖先为皇帝、皇后。祭祀完毕，太祖回头对李善长说：“朕承受先世积累功德的辛劳，福庆延及自身，得以抚临、治理万民。如今遵行法定典礼，尊崇先代，斋戒肃敬、一心专注，面对神灵，正所谓闻到祭品香气而心生凄怆，好像神灵就在眼前。”李善长回答：“陛下的至诚孝心感通神灵，幽明两界都能感受到。”太祖说：“奉祀先祖就要想到孝道，祭祀神灵要如同神灵真实存在。诚敬没有间断，神灵就会来临依凭；假如有所间断，就不是奉祀先祖、思念孝道的方法。” 二月壬子日，规定宗庙按时祭享的礼仪。不久，太常又进呈宗庙每月初一荐新的礼仪。太祖阅览完毕，对群臣说：“祭祀宗庙，是为了尊崇孝思。然而在父母去世后祭祀，不如在父母生前奉养，朕如今已经来不及了。曾听说，做儿子的愿意做兄长，意思是做兄长能够在父母膝下侍奉的日子，比做儿子能够奉养父母的日子更早。朕作为儿子是家中弟弟，父母健在时年幼，不能奉养；等到长大而富有天下时，父母却已经去世，即使想用天下来奉养他们，又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悲叹了很久，命令把每月初一荐新的仪物写入常典，使子孙世代承行。洪武二年四月乙亥日，太祖因侍臣谈到医生吮吸疮疡的事情，说：“朕曾想到，子女与父母本是一体而分为不同身体的人。思念深厚、精诚达到极点，就一定能够相互感通。朕想到当年遭逢兵乱，母后的坟墓被士兵挖掘，朕收集遗骸时，在坟墓附近遗失了一块指骨，四处寻找也找不到。忽然找到一块骨头，但还不敢确定就是那块。听说世上有用指血检验的方法，于是咬破手指，把血滴在骨头上，果然渗入骨中；后来用其他骨头检验，血却不能渗入。由此才知道，亲人的气血能够这样相互感应，与其他人确实不同。所以古人说母亲掐伤手臂、儿子咬破手指，孩子立即心痛，这个道理是存在的。如今有人父子兄弟一遇到利害关系，就违逆乖戾、互不顾惜，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 九月己酉日，是太祖圣诞日。退朝后，太祖退居便殿，对侍臣说：“朕过去失去双亲，正好处在艰难时期；如今富有天下，却不能让他们享受一天的奉养，这是终身的痛苦。昨天朕梦见【亲属相聚之处的欢乐】，一切如同平生；更加想到父母、子孙本来同出一气，精神所感通之处，有感就必有回应，谁说幽明之间有明确的分别、不能相通呢？”侍臣说：“这是陛下的孝心诚意感通所致，显现在梦中，并非偶然。”

译洪武四年正月己巳日，命令修建奉先殿。太祖对礼部尚书陶凯说：“朕听说侍奉死者要如同侍奉生者。朕的祖先父母去世已经很久，不能表现出侍奉他们在世时那样的诚意；然而对于追思奉养的道理，怎么敢怠慢忽视呢？”又感叹说：“奉养亲人生前的欢乐，生前没有得到满足；思念亲人身后的痛苦，只能切身感受。如今按时祭享，在太庙举行；至于早晚谒见、节令告祭，古代一定有相应的处所。你们应当考察论定后报告。”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日，命皇太子和诸王前往凤阳祭祀皇陵。太祖悲伤地说：“我的祖宗去世已经很久，我的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当想到他们辛勤劳苦、养育我的恩德，只有感伤悲痛罢了。如今即使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要表达敬意、尽到孝心，奉养他们一天，也不可能了。哀痛思慕之情，像上天一样无穷无尽。如今凤阳是陵寝所在，特意命令你们亲自前往祭祀，代替朕前去。孔子说：‘侍奉死者要如同侍奉生者，侍奉亡者要如同侍奉还在世者。’你们要敬慎行事。”说到这里悲叹不已，太子和诸王都感动流泪。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日，太祖祭享太庙完毕，步行走出庙门，徘徊回顾而站立，指着桐树、梓树对太常大臣说：“前些年种下这些树，如今不知不觉已经长成树林。凤阳陵墓的树木，大概也像这样了。”于是感伤悲怆而流泪。又说：“从前太庙刚建成，把神主迁入寝室。礼仪结束后，朕退下休息，梦见我的皇考呼唤说：‘西南有警报。’醒来后立即临朝听政，果然得到边境的战报。祖先父母的神明昭然临在上方，无时无刻不存在。你们掌管祭祀，应当更加敬慎；早晚派中使供洒扫、奉侍神主。恐怕有不虔敬的地方，应当按时巡视察看，务必保持斋洁，以使神灵安宁。” 谨慎自己的嗜好 洪武元年闰七月丁卯日，太祖对侍臣宋濂等说：“自古圣明睿智的君主知道天下难以长久保有，所以远离声色，去除奢侈靡费，以谋求天下安定，因此得到天命眷顾，长久而不厌弃。后世才智中等的君主，天下没有事情时，就奢侈纵欲，很少能够善始善终。至于秦始皇、汉武帝，喜好神仙之术，求取长生，耗尽精神、劳累心神，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假如把这种心思转用于谋求治理，天下哪有不能治理好的？依朕看来，君主清净内心、减少欲望，勤于政务，不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使百姓安居田里，衣食充足，和乐安宁而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神仙。功业名声留在史册，声誉流传后世，这就是长生不死。恍惚无凭的事情难以依靠，幽深怪异的说法容易使人迷惑，关键只在于谨慎自己的嗜好。朕常常早晚勤勉戒惧，谋求天下安定，怎么敢把心思放在这些事情上呢！”宋濂回答：“陛下这番话，足以消除千古以来的迷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日，太祖对儒臣詹同说：“朕曾想到，声色是砍伐人性命的斧头，容易使人沉溺；一旦沉溺其中，灾祸和败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它的危害超过鸩毒。朕观察前代君主，因声色而败亡的并不少。君主身处天下最尊贵的地位，享有四海的财富，艳丽的女子、优美的音乐，想要什么得不到？假如不知道远离它们，人们就会乘机把淫邪之物送入宫中，不被声色迷惑的人能有几个？何况开创基业、为后世建立传统的君主，是子孙效法的榜样，尤其不能不谨慎。”詹同回答：“不亲近声色，是从前成汤为后世子孙留下宽裕福泽的原因。陛下这番话，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道理，是万世子孙应当遵守的法则。”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日，太祖对侍臣说：“君主不可能没有喜好，应当谨慎对待。喜好功名，贪图名声的人就会进用；喜好钱财，专门谈论财利的人就会进用；喜好权术，游谈之士就会进用；喜好议论，巧言谄媚的人就会进用。偏爱某种嗜好的人，很少有不因此劳累心志的。所以喜好功名不如喜好德行，喜好财富不如喜好廉洁，喜好权术不如喜好诚信，喜好谄媚不如喜好直言。喜好得当而合乎正道，没有不治理好的；喜好失当而背离正道，没有不发生混乱的。这就是不可不谨慎的原因。”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日，太祖对侍臣说：“君主的一颗心，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不被外物诱惑，就像明镜和静水一样，可以照见万物；一旦被外物诱惑，就像镜子蒙上污垢、水中有了泥滓，昏暗、遮蔽、混浊，哪里还能照见万物呢？”侍臣回答：“陛下谨慎嗜好，是端正心性的道理，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太祖说：“人怎么能没有喜好？只在于喜好应当喜好的事。比如君主喜爱贤能，在位者中就不会有不肖之人；喜爱正直，身边就不会有谄媚之士。这样，国家没有治理不好的。假如喜好不该喜好的事，正直之人就会被疏远，邪佞之人就会进用，想使国家不乱就难了。因此，嗜好的取舍之间，正是治乱产生的原因。”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日，太祖对侍臣说：“朕看古人对于声色之好，也不能完全没有，如公刘对于财货、太王对于美色，都喜爱但没有超过限度。至于太康沉溺游乐，夏桀、商纣宠爱内嬖，以及秦、汉以来沉溺于宫室苑囿、田猎祷祠、奇技淫巧之类，这就是嗜好失去了限度。嗜好失去限度，就会导致败亡。总而言之，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财利，只有成汤做得合乎正道。” 十一月乙卯朔日，太祖在武英殿，对侍臣说：“喜爱和憎恶，是人情不能没有的。然而喜爱合乎正道，憎恶又有真实依据，这样就不会陷入偏颇。至于喜怒，也都是这样。一旦有所偏颇，别人就会找到机会从中利用。大体说来，人如果不偏于喜爱、憎恶、喜悦、愤怒，那么这颗心就会广大而公正，不被外物牵累，因此耳目聪明就如同神明一样。” 谦逊的德行 甲辰年正月丙寅朔日，群臣因为太祖的功业日益隆盛，展开奏表劝进。太祖说：“战争还没有停止，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天命难以确定，人心还没有安定。如果仓促称帝，实在还顾不上。过去周武王攻克商朝后，收起兵器，收藏弓箭，把马放归华山南面，把牛放到桃林之野，大力宣告武功告成，然后才与百姓重新开始，哪里曾经急忙自称尊号？今天的议论暂且停止，等天下完全安定后再实行，也不算晚。”君臣一再请求不止，太祖于是登上吴王之位。

译吴元年七月甲申日，相国李善长劝太祖登上帝位，太祖没有答应。李善长等竭力请求说：“殿下从濠梁起兵，没有凭借一尺土地的基础，却终于成就大业。四方群雄几乎都已被削平，远近之人无不归心，实在可以看出天命所在。愿殿下早日正定帝王名位，以慰藉臣民的期望。”太祖说：“我想到功劳还没有覆盖天下，德行还没有使人心诚服，统一天下的形势还没有形成，四万【原文如此】道路仍然阻塞。如果现在称大号，还不能使众人的心情满意。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明知天命已经归附、察知人心没有二心，尚且谦让不急于登位，以等待有德之人。常常感叹陈友谅刚刚得到一方土地，就狂妄自称尊号，志意骄矜、气势傲慢，最终导致灭亡，给后世留下讥笑，我怎么能再亲自重蹈他的覆辙呢？如果天命在我，自然会有合适的时候，不必急急忙忙。” 十二月丙寅日，宣国公李善长预先进呈仪仗和卫队的安排。太祖看见仪仗中的旗帜写着“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回头对李善长说：“这是夸大的词语。古代大旗的制度，各有各的归属，如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是用来显示仪物、辨别等级威仪的。至于‘太平’、‘万岁’这样的名称，只是夸张罢了。不如改成‘天佑邦家，海宇康宁’，也许更合乎道理。”随后又告谕说：“这也近于夸大，应当一并去掉。”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各府以及泽州，共进献瑞麦二十株，群臣都来祝贺。太祖说：“朕作为百姓之主，只想着修养德行、招致和气，以符合天地的心意，使日月星辰运行平稳，寒暑按时交替，五谷成熟，人民得到养育，这才是国家的祥瑞。国家的祥瑞，并不在于某种物品被视为祥瑞。过去尧舜时代没有出现祥瑞，这难道有损于圣德吗？汉武帝得到一只独角兽、发现九茎灵芝，当时都认为是祥瑞，他却不能谦抑自持、抚恤安辑百姓以安定天下，反而喜好功名、制造事端，最终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来即使追悔，也已经来不及了。此后神爵、甘露等祥瑞的铺张炫耀，导致山崩地震，汉朝的德政也因此衰败。由此看来，吉祥之物未必有征验，而灾异却常常应验，能不引以为戒吗！” 十月甲戌，甘露降在钟山，群臣都来祝贺。太祖说：“吉凶祸福的征兆，虽然各自会以相应的类别出现，但朕德行浅薄，哪里足以招致这种祥瑞呢？”翰林应奉睢稼回答说：“圣人的德行，上达太清之境，下及太宁之地，中及万物神灵，所以甘露降临。陛下恭敬天地，和辑人民，因此祥瑞显著。”起居注魏观说：“帝王的恩德施及万物，顺应人心，甘露就会降下。陛下减轻租赋、减少徭役，百姓欢欣愉悦，这是神灵应验降祥的结果。”翰林侍读学士危素说：“君王敬重并奉养老人，甘露就会降下，松柏承受它。如今甘露降在松柏上，正是陛下尊重贤者、奉养老人的结果。应当告祭宗庙，颁示史馆，使这无边的美好福泽永远流传于亿万年。”太祖说：“你们援引典籍，这些话并非没有依据。然而朕心中存有警惕，只恐自己还做得不够，哪里敢承受这样的赞誉？如果稍有忘记鉴戒而生出骄傲放纵之心，又怎知祥瑞不会成为灾祸的征兆呢？把它告知宗庙、颁给史馆，并不是用来向天下和后世垂示的。”群臣都叩头谢罪。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献瑞麦：一株一茎五穗，一株三穗，另有二穗的十多株。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先前凤翔发生饥荒，朕怜悯那里的百姓，所以特意派人赈济抚恤。还不到几个月，他们竟然拿瑞麦来进献。假如凤翔百姓连粮食都吃不上，即使有瑞麦又有什么用？如果百姓都能得到养活，即使没有瑞麦又有什么妨害？朕曾考察自古以来，天下没有战争，时令和顺、年成丰收，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守义、妻子有德，兄长友爱、弟弟敬重，风俗淳厚美好，这些才足以称为祥瑞。像这种麦子的奇异，不过是一种物品的祥瑞，并不是天下的祥瑞。”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人请求进膳时奏乐。太祖说：“古代帝王功业隆盛，政治和谐，百姓安生，上下之间一派太平和乐，即使每天奏乐，也不算过分。如今天下虽然已经安定，但人民还没有恢复元气，北征将士仍然暴露在野外。朕连日夜忧劳都来不及，怎么可以忘记将士的辛劳，自己享受安逸快乐呢？等大军凯旋，将士不再承受征战之劳，人民不再受转运粮饷之苦，然后再用音乐佐助进膳，也还不晚。”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看翰林院所撰《武臣诰》，其中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的话，便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于是下诏告诉负责撰写诏令的词臣：“你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尧舜尚且以不能广泛施恩为忧，大禹也不自满自大，朕哪里敢说这样夸大的话？从今以后措辞务必平实，不要从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百姓进献两只同蒂而生的嘉瓜。太祖驾临武楼，中书省大臣率百官进献。礼部尚书陶凯奏道：“陛下登临御座，句容便产出同蒂的瓜。句容是陛下的祖籍之乡，实在是祥瑞。大概是因为圣德和谐同一、国家共同庆贺，所以双瓜连蒂的祥瑞唯独在这里出现，用来彰显陛下保爱百姓、爱护万物的仁德，并非偶然。”太祖说：“草木方面的祥瑞，如嘉禾并生、莲花并蒂、枝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都是这一类。你们把这件事归功于朕，朕德行不足，不敢承当。即使朕有德，天也一定不会只用一件物品的祥瑞来显示。假如朕有过错，上天一定会降下征象加以谴责告诫，使我能够谨慎修身，以保全百姓，不至于招来祸殃。况且草木的祥瑞生长在当地，也只是当地百姓的感应，与朕有什么关系？如果天地之间时令和顺、年成丰收，那才是君王的祥瑞。”于是太祖作了赞辞，又赏赐钱财给献瓜百姓，遣送他们回去。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在南郊，群臣都来祝贺，并献上歌诗颂扬皇帝的德行。太祖说：“人之常情，喜欢祥瑞而厌恶妖异。然而天道幽深微妙、难以测知，如果依仗祥瑞而不加警戒，祥瑞未必就是吉祥；看见妖异而能够自我惩戒，妖异也未必全是凶兆。听到灾祸便恐惧，也许反而能得到福佑；看见祥瑞便欢喜，却可能招来祸患。为什么呢？凡人恐惧时常会生出戒惧之心，欢喜时却容易放纵奢侈之心。朕的德行有所不及，只顾修身反省都来不及，哪里敢认为这是自己招致的呢？”

译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次出现，礼部请求率百官上表祝贺。太祖谕示说：“天下安康宁静，人民没有灾害，祥瑞的出现固然是和气招致的。过去舜时有《卿云》歌，当时有元恺、岳牧等贤臣共同治理，才有雍熙之治。朕的德行有所不及，治理教化还没有达到那种境地，怎么可以立即接受祝贺呢？前代帝王喜欢谈论祥瑞，臣下也跟着附和，往往不知道反省畏惧，以至灾异到来时，再也不能消除。夸耀奢侈之心一产生，戒惧之志就会懈怠，所以很少能够善始善终，这可以作为警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出现，翰林学士刘三吾进言：“云气呈现祥瑞，是太平之世的征兆。舜时把它写入诗歌，宋代又把它当作贤人的符瑞。这实在是圣德所招致，是国家美好的庆贺。”太祖说：“古人说过，上天降下灾异或祥瑞，取决于人的德行。假使我的德行没有可悔恨之处，即使有灾异也可以消除；如果违背德行，即使有祥瑞也没有福佑。总之，国家的庆贺并不专在这种祥瑞上。”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的野蚕结成了蚕茧，群臣上表祝贺。太祖说：“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使野蚕结茧，足以给天下人提供衣被，朕才应当接受祝贺。一个县境之内偶然出现这种情形，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退朝后，从容询问左右关于民间的事情。礼部尚书阎克新回答说：“圣上的恩泽深厚广博，天下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幸而蒙受圣明治理。”太祖说：“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保证天下没有贫困的百姓。若说百姓全都安居乐业，朕恐怕并非如此，怎么能立即说已经达到太平之治呢？”阎克新回答说：“这是因为圣德谦虚，不自满自大，所以天下百姓将得到无穷的福祉。” 治理国家 壬寅年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派使者前来送信。太祖对左右说：“朕看察罕的书信，言辞委婉而讨好，这是想要诱骗我。我难道能被甜言蜜语所诱惑吗？况且他只是派书信来，却不归还我的使者，他的真情假意已经很明显了。朕观察天下的形势，如果上天还没有厌弃元朝，而元朝的作为又有足以使人心归服的地方，那么事情还很难说。如今他们的作为违背天意、悖逆事理，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况且人的谋划不如顺从天意。上天给予人机会，人不能违背；人若贪求上天所不予的东西，上天一定不会给予。我所做的一切，只听从天意罢了。天下就像一件器物，众人争夺它必然使它破裂，一个人拿住它反而能保持完整。如今张士诚占据浙西，陈友谅占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在东南阻挡，天下纷纷扰扰，还没有安定的日子。朕正处在有事之秋，没有空闲同他们较量，暂且放置不予答复。” 甲辰年正月戊辰，太祖回到朝廷，对左相国徐达等人说：“你们为了百姓的生计，推举拥戴朕。然而建国之初，应当先端正纲纪。元朝昏乱，纲纪没有建立，君主荒怠、臣下专权，威势和赏罚下移，因此法度不能施行，人心离散，最终导致天下骚乱。如今将领、宰辅和大臣辅佐朕，应当以元朝的过失为鉴。应当同心协力治理国家，以成就功业。不要苟且因循，只求充任职位罢了。”又说：“礼法是国家的纲纪。礼法确立，人的志向就安定，上下也就安宁。建国之初，这是首先要办的事务。朕过去在濠梁起兵，看见当时的主将都没有礼法，任凭情绪、放纵私欲，肆意施暴作乱，不懂得驾驭下属的方法，所以最终走向灭亡。如今朕所任用的将帅，都是过去共同立功、关系一体的人；自从他们归心于朕，朕便同他们确定名分、明确号令，所以各位将领都听命，不敢有异心。你们辅佐朕，应当遵守这条道路，不要开始时谨慎，到了最后却忽视。” 乙巳年四月庚子，太祖对孔克仁说：“汉高祖从平民起兵，最终成为拥有万乘之国的帝王，这是为什么呢？”孔克仁回答：“因为他能识别人，善于任用和驱使人才。”太祖说：“你认为汉高祖的长处只有这些吗？”孔克仁回答：“是。”太祖说：“周王室衰微，天下分裂，秦能够统一天下，却不能守住它。陈涉起兵作乱，豪杰纷纷起事；项羽用诈术，面向南方称王，却不施仁义，只夸耀自己的功劳。汉高祖知道项羽强大，便忍耐退让，以柔顺应对；知道项羽暴虐，便用宽厚仁慈来补救，最终战胜了他。等项羽死在东城，天下通过传檄便平定了，所以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成就了帝业。这就好比一群狗追逐兔子，汉高祖却张开网坐在那里把兔子捕获。如今天下正在用兵，豪杰不止一个，都是强劲的敌手。朕守住江左，任用贤能、安抚百姓，等待时机再行动。如果只是同他们直接较量力气，局势就很难迅速安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取安陆，攻克了它。此前，太祖命常遇春前去攻取安陆和襄阳，谕告他说：“安陆、襄阳横据上游，连接巴蜀，控制南北，自古以来就是必争之地。如今若置之不取，将给后世留下忧患，你去把它们攻取。坚城之下，难以突然攻破；行动迟缓，就会挫伤全军锐气；行动过急，又恐怕迫使人冒着箭石强攻。应当根据时机招抚招徕，以使当地百姓安定。”太祖又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率兵跟在常遇春后面。太祖派人对邓愈说：“如今派常遇春攻取安陆、襄阳，你应当率兵接应。凡是攻取州郡，你都应驻兵安抚投降归附者。近来听说王保保在汝宁聚集军队，他的做法就像筑堤蓄水，只怕有一点渗漏。你此行如果能爱护士卒、体恤百姓，那么仁爱之声和正义的声誉就会传遍远近。人心归附，如同水向低处流，正像在堤上挖洞使蓄积的水泄出，用力少而成效大。如果襄阳还没有攻下，就让常遇春分兵，一半集中在沔阳，一半集中在景陵。你驻守湖广，使各方声援相互呼应，以遏制敌军逃奔。”邓愈奉命出发。到这时，常遇春正在攻打安陆，于是攻克了它。

译丙申年四月癸亥，太祖对侍臣孔克仁等说：“壬辰年的战乱，使百姓饱受战争涂炭。中原诸将，如孛罗帖木儿，拥重兵侵犯宫阙，败坏伦常、触犯纲纪，已经被消灭。扩廓帖木儿挟持太子发动战争，这是以儿子抗拒父亲；而且急于报私仇，没有抗敌御侮的志向，使他的百姓陷于战乱，最终一事无成。李思齐、张思道之流固然庸碌，不值得一提，但他们各自窃据一方，百姓深受其害。至于张士诚，表面借用元朝名义，实际上怀有盗寇之心，反复两面，其情形十分明显。明王珍父子占据巴蜀，僭越称帝，喜欢自作主张而没有长远谋略，观察他们的作为，也都不可能成事。中原如此纷乱，谁来拯救它？朕推测天时、审察人事，已经有可以平定天下的时机。现在让军队向西出襄樊，向东越过淮水、泗水，首尾相应，进攻必定取胜，天下大事就可以平定。讨伐敌人、取得胜利，贵在先有谋略；谋略确定，事情开始行动，敌人没有不能攻克的。然而中原本身并不难平定，只是百姓和物资凋敝残破，千里之内尽成废墟；平定之后，要使百姓休养生息仍然困难，这正是需要费心思虑的地方。” 庚午日，太祖拜谒陵墓回到住所，对博士许存仁等说：“朕过去地位卑微时，认为自己不过是生长在田野之间的农民。后来遭逢兵乱，置身军队，也不过是为了保全自身。没想到今天竟成就了这样的大业。自从朕离开乡里，已经十多年了。今天才得以清扫省视陵墓，又同各位父老兄弟子侄相见。追想从前，实在令人感慨。然而朕过去在军中，看见当时各路豪雄都放任部下抢夺别人的妻女、掠取别人的财物，心中常常认为他们的做法不对。等到朕亲自率兵渡过长江，攻取各郡，便严禁约束士卒，不许他们抢掠，专心以安抚百姓为务。上天鉴察了这些，幸而使事情得以成功。”许存仁等说：“君王一念仁心，所以天人都归心于您。如今回到故乡，又顾念桑梓，抚慰晓谕亲戚故旧，依依不舍。即使汉高祖对待沛地父老的恩义，也没有超过您。”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因为战争还没有平息、百姓还没有完全恢复休息，回头对侍臣叹息说：“军队尚未停止，供应粮饷也没有止息，百姓的劳苦太深了。”起居注王祎回答：“主上的威望和德行十分显著，远近的人都伸长脖子等待您的军队到来，百姓虽然劳苦却没有怨言，正应当乘势长驱，扫清中原，才能使他们得到休息。”太祖说：“成就大事业的人，必须勤于谋划长远，不急于求取眼前功劳。所以高山的高大，不是一筐土就能筑成；江河的广大，是一勺一勺的水积累起来的。天下如此广大，不可能一天就平定。自古帝王兴起，都要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等待成功，怎么能急躁仓促？朕用兵征讨十多年，在江左开创基业，命令将领四方征战。如今虽然向西平定了陈友谅，但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等人各自苟存于州郡；如果突然想要长驱直进，只是张士诚还没有攻下，东吴还没有平定。静观元朝臣属，犹豫观望的有十分之八九。以恢复元朝为名的，只有扩廓帖木儿罢了。他又受到各路将领的牵制，势力不能展开，长久不进兵，必然会产生猜疑离间。况且他的部下都是从四面聚集来的百姓，军队长期在外，正处在人心离合之际，稍有不利，众人必然瓦解，他本人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而他还扣留朕的使者，骚扰朕的边境，哪里是懂得时务的人呢？中原那几个人朕还没有空闲同他们较量，暂且把他们置之度外。只是朕所挂念的，是那片土地上的百姓还被战争阻隔，未能得到休息。” 正月甲寅，诸将说：“陈友定窃据闽中，擅自施行威势和恩惠，应当乘势攻取他。如果因循拖延日久，使他能够巩固自己的势力，就难以对付了。”太祖说：“朕当然知道这一点，但如今正集中力量对付姑苏，而张氏的降兵刚刚归附，还不能轻率出兵。况且陈友定占据福建已经很久，积存粮食、凭借险要，以逸待劳。如果我军深入敌境，主客双方形势悬殊，万一失利，进退都会陷入困难。兵法贵在知彼知己，不在这里耗费兵力，是最稳妥的策略；朕先前已经把这件事考虑得很清楚了。慢慢攻取，也不算晚。” 九月壬寅，太祖对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说：“张氏已经灭亡，南方已经平定，应当把力量转向中原，统一天下。”刘基回答：“土地日益扩大，人民日益增多，天下已经可以席卷而取了。”太祖说：“土地不能只凭广大，人口不能只凭众多。朕自起兵以来，同各路豪杰相互争逐，每次面对小敌，也都像面对大敌一样，所以才能取得胜利。如今帝王大业将要完成，中原虽然动荡不安，难道可以轻视吗？假如稍有不加戒备，成败就在此一举。”刘基说：“最近消灭张氏，他们听说后已经胆寒。乘势长驱中原，谁还能抵挡我们？这正所谓迅雷使人来不及掩耳。”太祖说：“深入考察事情，才能知道如何通权达变。敌方正互相牵制、彼此作为声援，怎么能立即说长驱直入？必须先凭一战的功劳，然后才能乘着破竹之势前进。如果说天下可以直接取得，别人早就先取得了。况且应当观察形势：他们有可以灭亡的时机，而我们掌握了可以取胜的办法，必须更加持重，采取万全之举，怎么可以骄傲疏忽，以招致意料之外的祸患呢？” 十月乙巳，太祖驾临戟门，同给事中吴去疾等人讨论政务，便对他们说：“朕以平民身份起兵，同如今的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都是乡里人，居住的地方彼此相近，远的也不过百里。君臣相遇，终于成就大功，这实在不是偶然。如今扫除群雄，占有江南，使百姓免受离乱之苦。朕每到深夜思考这些事情，常常不能安睡；人心难以安定却容易动摇，事情难以成功却容易败坏。假如安抚失当、施政不合宜，祸乱就会由此产生。如今中原还没有平定，正是焦虑劳苦的时候，怎么能坐守一方而忘记长远忧虑呢？现在正应当训练军队、选拔将领，平定中原。各位将领中谨慎忠诚的，只有徐达能够听从接受朕的意见，可以担当这项重任；常遇春果敢勇猛、能够有所作为，可以辅佐他。其余的人有的可任偏将副将，有的适合守城，也都是可以任用的人才。上天如果辅助朕，这些将领就足以完成大事。”吴去疾回答：“最了解臣下的莫过于君主。皇上知人善任，平定天下的功业就不难实现了。”

译庚申日，太祖将要命令诸将商议北伐，请信国公徐达等人说：“自从元朝失去政权，君主昏庸、臣下悖逆，战争四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朕同诸位以义举兵，起初只是谋求自保，希望有人出来安定百姓。哪里想到大难没有解除，反而得到众人归附，于是率众渡江，同群雄相互争逐，终于平定陈友谅、消灭张士诚，闽广之地也将依次平定。想到中原纷乱，人民离散：山东有王宣父子，像狗偷鼠窃一般，反复无常；河南有王保保，名义上尊奉元朝，实际上骄横跋扈，擅自封爵、专断赋税，上面猜疑，下面叛乱；关陇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而且同王保保也互相嫌隙。元朝将要灭亡，契机正在这里。如今要诸位北伐，计划应当怎样制定？”鄂国公常遇春回答：“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兵力有余，应当直捣元都。凭我们久经百战的军队去对付长期安逸的士卒，竖起一根竹竿也可以取胜。都城攻克后，就会形成破竹之势，乘胜长驱，其余地方都可以像从高处倒水一样顺势攻下。”太祖说：“元朝建都已有一百年，城池防守必然坚固。假如像你说的那样，军队深入敌境，不能立即攻破城池，停留在坚城之下，粮饷接济不上，援兵从四面赶来，进不能交战，退又无所凭据，这对我们不利。” “朕想先攻取山东，撤掉元朝的屏障；随后回师河南，截断它的羽翼；攻下潼关并守住它，占据这个门户。这样天下的形势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进攻元都，那么敌方势孤援绝，不交战也可以攻克。攻克元都后，击鼓向西进军，云中、九原以及关陇都可以席卷而下。”诸将都说：“好。”太祖回头对信国公徐达说：“兵法说，能够通过庙算取胜，是因为谋划周密、胜算多。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日，大将军徐达从河南来到行在。太祖慰劳他说：“将军率军征讨，在外辛劳，古人所说的忠于自己的志向、为国家忘记家庭，说的正是将军。朕听说河朔百姓日夜盼望我们的军队到来，将军应当同诸将乘时进取并安抚他们。朕观察天道和人事，元都可以不经交战而攻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自己的时机；能审度时机、不错过事机，就在于将军等人努力了。”徐达叩头致谢。徐达退下后，太祖又召他来询问：“如今攻取元都，应当采取什么计策？” 徐达回答：“臣平定齐鲁、攻下河洛后，王保保在太原徘徊观望，徒然拖延。如今潼关又归我们所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去势力向西逃窜，元朝的声援已经断绝。臣等乘此形势攻打它的孤城，必然能够攻克。”太祖按着地图指示说：“你说的固然对，但北平土地空旷，有利于骑兵作战，不能没有防备。应当选派偏将副将，率精兵作为先锋；将军统率水陆军队跟在后面；征取山东的粮食来供应军饷，从邺地前往赵地，转经临清向北，直捣元都。敌方外援来不及赶到，内部自然惊慌溃败，可以不经交战而攻下。”徐达又说：“臣担心进军之日，敌人恐怕会向北逃奔，留下后患，必须派军追击。”太祖说：“元朝起于朔方，世祖才拥有中原，乘着气运强盛，按理本来应当兴盛。如今它的气运已经失去，按理本来应当衰亡；它的成败，都系于天命。即使放任它向北逃归，天命若已使它灭绝，它自然会逐渐消亡，不必穷尽兵力追击。只是他们出塞之后，我们要立即巩固边疆，防备他们侵扰罢了。”徐达于是接受命令返回。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功臣。宴会结束后，太祖说：“创业之时，朕同你们劳心费力，经历的艰难太多了。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朕每天处理万机，不敢片刻自我放纵。确实应当想到，天下大业既然是靠艰难取得的，也一定要靠艰难来守护。你们如今都安享爵位，悠闲地处在富贵之中，不可以忘记艰难的时期。人的常情，往往在忧患中谨慎，却在安逸中疏忽；却不知道忧患的到来，常常就开始于安逸享乐。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现时看清它，昏昧的人却被已经显露的事物蒙蔽。事情尚未形成时，还可以谋划；祸患已经显现，就来不及了。大体说来，人身处富贵，欲望不可放纵，欲望放纵就会奢侈；情欲不可放逸，情欲放逸就会淫乱。奢侈淫乱发展到极点，忧患和危险就会乘机而来。今天朕同你们宴饮极为欢乐，恐怕日子久了会忘记当年的艰难，所以特意相互告诫勉励。”第二天，魏国公徐达率诸将到宫门谢恩。太祖退朝后驾临华盖殿，赐徐达等人陪坐，从容地设宴交谈。太祖说：“如今统一天下的大业能够完成，都是你们诸位将领的功劳。”徐达等叩头说：“臣等出身田间，恰逢风云际会，每次奉行陛下的谋划，出兵征伐，用兵的先后次序，都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 “等到事情成功时，丝毫没有差错。这是上天赐予陛下圣明智慧，并不是臣等所能比得上的。”太祖说：“从前四方纷乱，群雄争相起兵，朕同你们最初在乡里起兵，本来只是谋求自保，并没有夺取天下的打算。自从渡江以来，观察各路豪雄的作为，强大的放纵而暴横，弱小的不能自立，荒淫的迷恋子女，贪婪残暴的沉溺财货，奢侈的沉溺富贵，剽悍盗掠的喜好争战。这几类人都没有救济百姓、解除祸患的心思，只是成为百姓的祸患。像张士诚，尤其是大害虫。张士诚倚仗财富，奢侈而没有节制；陈友谅倚仗兵力强大，暴虐而没有恩德。朕没有什么可以倚仗的，只是不嗜好杀戮，施行信义，保持勤俭；所倚仗的是你们同心协力，共同渡过艰难危急，所以归附我的人如同回到家中。过去同这两个寇敌相持时，有人劝朕先攻打张士诚，认为张士诚距离近，陈友谅距离稍远；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就会先从后方袭击我们。这也是一个计策，但他们不知道陈友谅剽悍轻率，张士诚狡猾怯懦；陈友谅志意骄矜，张士诚器量狭小。志意骄矜就喜欢制造事端，器量狭小就没有长远谋略。所以陈友谅才有鄱阳之战，对他作战应当迅速。朕知道张士诚一定不能越过姑苏一步来援助他。”

译“假如当初先攻打张士诚，那么姑苏城必定会合力坚守，陈友谅也一定会倾尽全国兵力前来，我们将不得不撤回攻打姑苏的军队去抵御他；这样我们会疲于应付敌人，事情就难以办成。朕之所以能够攻取这两个寇敌，本来就有先后次序。两个寇敌除掉以后，兵力有余，再击鼓进军中原，应当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人劝朕荡平各路寇敌后再攻取元都，你们又想直奔元都，同时攻取陇蜀，这些都不合朕的意思。朕之所以命令你们先攻取山东，接着攻取河洛，是因为先声威震动之后，幽州、蓟州自然会倾覆。而且朕亲自驻守大梁，按兵不动潼关的军队，是知道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都是百战余生之人，不肯立即投降。若逼迫过急，他们不是向北逃往元都，就是向西逃往陇蜀，合力据守一隅，就不容易平定。所以朕出其不意，调转军旗向北进发，元军众人胆落，不战便逃。然后向西征讨，李思齐、张思道二人希望断绝、势力穷尽，所以不费力就攻克了他们。只有王保保还奋力作战，抵抗朕的军队。假如你们还没有平定元都就先同他交战，他的希望尚未断绝，困兽仍会拼斗；双方声势彼此相闻，胜负还很难预料。这种形势同陈友谅、张士诚的情形又正好相反。至于闽广，传递檄文便可平定；小小的巴蜀，只是凭借地势险远，这不过是剩下的事情罢了，你们可以稍稍解除披甲戴胄的劳苦了。” 于是徐达等人都叩头谢恩。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太祖命令吏部确定内官监等官署的官品和秩级。太祖对侍臣说：“古代宦官在宫禁之中，不过负责报知早晚、供给差役罢了。自从汉代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临朝称制，不接见公卿，便让宦官担任常侍、小黄门传达诏命，从此以后，他们的权力便倾轧君主。等到成为祸患，就像藏在城中的狐狸、藏在社坛旁的老鼠，难以除掉。朕认为这些人只应当服侍宫禁，怎么可以把权势借给他们，放纵他们狂妄作乱？朕之所以防范得极其严格，是因为凡是犯法的，必定斥退驱逐，不让他们留在身边，这正是谨慎防微、避免祸患的意思。” 八月庚子，太祖因同侍臣讨论任用将领，说：“秦裕伯曾说：‘古代帝王任用武臣，有时让愚笨的人去做事，有时让贪婪的人去做事。’这种说法虽然本于孙武，但他说得不对。武臣能够根据敌情制定取胜之策，智谋和勇力都充分具备，怎么能说是愚笨？攻城野战、舍弃生命为国殉难，怎么能说是贪婪？如果真是贪婪愚笨的人，根本就不能任用。”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日，太祖对群臣说：“智谋和力量虽然足以取得天下，却不足以得到人心。朕常常想起这句话，整夜不能入睡；静静考察过去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这样。朕当初要取得天下时，论智谋不如张士诚的狡猾，论兵力不如陈友谅的众多。但朕始终以诚心对待他们，从未用欺诈和武力施加于人，然而两人最终都被朕擒获。总的说来，智谋和力量都有穷尽，只有至诚之心使人自然不能违背。”群臣叩头称善。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日，下敕禁止内官干预外廷事务，凡各司不得同内官监往来文书。太祖对侍臣说：“治理政事必须先谨慎防范内外，断绝结党勾连的私情，这样才可以使朝廷清明、纲纪振肃。前代君主没有以此为鉴，放纵宦官同外臣交往，窥探朝廷动静，凭借关系作奸犯科，假借窃取威权来扰乱国家。他们造成的危害不是小事。偶尔有奋发而想除掉他们的人，却因势力不足不能成功，反而遭受祸患，并牵连善良之人。汉、唐的事情，实在令人深为叹息。仁德的人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就治理它，明智的人在祸患尚未显现时就看见它。朕制定这项禁令，正是为了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 丁未日，河南的吏员上书谈论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但所说内容浅陋，而且多是拾取陈旧的言论。太祖对群臣说：“谋划国家的方法，熟悉旧有事例的人应当使它适合时势，拘泥于眼前习俗的人应当考虑长远祸患。如果拘泥古法而不通晓今日，沉溺于眼前而忘记长远，都是不对的。因此凡是施行政务，必须有利于天下，能够留给后世，不能苟且从事、只顾眼前。国家的事情，关系实在重大。一项政令制定得好，是四海百姓的福祉；一项政令制定不好，就会造成无穷祸患。不能不慎重。” 分封诸王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因为分封诸王的事情告祭太庙。礼仪完成后，在奉天门和文华殿设宴招待群臣。太祖谕告朝廷大臣说：“从前元朝失去驾驭天下的能力，各路豪雄一同起兵，四方像鼎中的沸水一样动荡，百姓遭受战争涂炭。朕亲自率领军队平定大难，承蒙皇天眷顾保佑，天下安宁。然而天下如此广大，必须建立藩屏，上面保卫国家，下面安定百姓。如今诸皇子已经长大，应当分别授予爵位、分封各国，镇守诸地。朕这样做并不是偏爱亲属，而是遵循古代圣哲君王的制度，为长久安治作打算。”群臣叩首回答：“陛下分封诸王来保卫宗庙社稷，是天下万世共同的公论。”太祖说：“先王分封诸侯，是为了庇护百姓；周朝推行这种制度而长久，秦朝废除它而迅速灭亡。汉、晋以来，没有不是这样做的。其间治乱各不相同，只在于实行得怎么样罢了。总的说来，要作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兴办学校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下诏扩建国子学的校舍。起初，是把应天府学改作国子学。到这时，太祖认为规制还不够宽广，谕告中书省大臣说：“太学是培育贤才的地方，是兴起礼乐、彰明教化之所，也是贤人君子由此产生的地方。古代帝王建立国家、治理百姓，都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朕承接困顿衰败之后，首先建立太学，招揽师儒来教育学生。如今求学的人一天天增多，斋舍低矮狭窄，不足以容纳他们。命令工部扩建增修学舍，务必做到高大明亮、宽敞开阔，使师生有讲习的地方、有游息的场所，这样才有希望培养成才成德的人。” 十月辛巳，太祖谕告中书省大臣说：“学校教育到了元代，弊病已经极其严重。使先王衣冠礼乐的教化被诋毁为夷狄之教，上下之间风气衰败、习俗流行，所以学校教育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何况自兵乱以来，人们习惯了战斗，只知道兵器战争，不懂得礼器祭祀。朕一向认为，治理国家的关键，以教化为先；教化的途径，以学校为根本。如今京师虽有太学，但天下的学校还没有兴起，应当命令各郡县都建立学校，以礼聘师儒，教授学生，讲论圣人之道，使人们日积月累受到教化，恢复先王的旧制，革除受到污染的习俗。这是最急迫的事务，应当赶快实行。”

译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请增广国子学生员。太祖说：“必须先选好国子学的学官。教师选得合适，教育培养才会有效；如果选人不当，徒然增加学生人数又有什么用？盲人不能辨别颜色，聋人不能分辨声音，求学的人如果没有老师教导，也就像聋子和盲人面对声色一样。朕观察前代学者出仕为世所用，虽然有赖于他们资质优良，也确实是因为得到老师培养造就。后来老师不知道怎样教，弟子不知道怎样学，只把背诵记忆当作才能，所以最终没有实际成就。如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入选的虽然很多，假如没有正直端方之士作为他们的榜样，要想使他们成材就困难了。所以说：‘致力于学习，不如致力于求得好老师。’如今祭酒缺少合适人选，你们应当替朕访求天下名士，要求他们通晓古今、博学多闻、才德兼备、适合做人的老师，并把姓名上报。”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拔国子学生员，分赴北方各地授课。太祖谕告他们说：“实现太平在于贤才，风俗的根本在于教化。教化施行，即使普通街巷的百姓也可以成为君子；教化废弛，即使中等资质的人也可能堕落为小人。近来北方经历丧乱，人们很少懂得学习，想求得博闻之士十分不容易。如今太学学生中，年长而学业优秀的，你们应当选取，让他们前往北方各郡分别教授，希望使人们懂得致力于学习，人才也能够兴起。”于是选取国子学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供给廪食、赏赐衣服，送他们上路。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下诏天下共同祭祀孔子，赐给学校粮食，增加教师和学生的廪膳。太祖谕告礼部尚书刘仲质说：“孔子阐明帝王之道来教导后世，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纲常得以端正，人伦秩序得以安定，他的功劳几乎可与天地相比。如今天下郡县都建立了庙学，但报答祭祀的礼仪只在京师施行，难道不是礼典上的缺失吗？你同儒臣制定释奠礼仪，颁布给天下学校，命令各地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共同祭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部给国子学生员赏赐钞币。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籍贯的人，在国子监学习三年以上的，每人五锭；学习两年的，每人二锭。让他们用来制作冬衣。又命工部在国子监前建造一所别室，共一百多间，备有灶、锅、床、榻，用来安置生病的学生，命膳夫二十人供其差役。侍臣进言：“陛下兴办学校，推己及人、怜悯下民，关怀无微不至，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太祖说：“这些学生离开乡土，离开亲属，远道而来专心求学，日子久了衣服必然破旧；有人生病，也没有人替他们准备汤药。朝廷培养他们，必须使他们得到适当的生活条件，然后才可以期望他们成材。上天生育人才，都是为了供世间使用；君主培育人才，应当有实际行动。只要能够真正加以培养，就没有不能成材的人。”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向北方学校颁发书籍。太祖谕告说：“农夫放下耒耜，就无法耕作；工匠放下斧斤，就无法从事本业；士子离开经籍，就无法学习。朕曾想到北方学校缺少书籍，有志于学习的士子往往苦于没有书可读。过去曾经颁给他们《四书》《五经》，其他诸子百家和史书还没有赐予，应当由国子监刊印颁发。书籍中有尚未齐备的，就派人前往福建购买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