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五

译《明太祖宝训》卷五 求贤 甲辰年十二月丁巳，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元朝本是胡人建立的政权，起于沙漠，却一旦占有中原，统一了天下。建国初期，辅佐大臣大多贤能通达，所提拔任用的也都是君子，因此政治局面协调，颇有可观之处。到了后来，小人专擅权力，奸邪之徒竞相进用，任用亲旧，结成朋党，朝廷内外各部门都贪婪无耻。由此法度日益松弛，纲纪不能振作，最终土崩瓦解，终于无法挽救。如今创业之初，如果不严格建立法度来革除奸弊，恐怕各部门会沿袭旧习，不能振作有为。所以必须选用贤能之人，以使治理教化兴盛。你们如果有所荐举引进，应当慎重选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对侍臣说：“我昨天观看舆地图，所取得的州县，天下三分，我们已经拥有其中的二分。如果能够得到有才干、有见识的贤俊之士，分布在朝廷内外，辅佐我实现良好治理，我以一心统摄国家纲纪，群臣共同辅佐各项政务，使弊端革除、法度彰明，百姓安定、物产丰富，统一天下的事业就可以坐等成功。古语说：‘国家没有仁德贤能的人，国家就会空虚。’你们要各自举荐贤才，以备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别巡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告他们说：“上天生育人才，必定是为了让他们为世所用。然而人的才干器识各不相同：聪明敏锐的人，资质或许轻浮；敦厚的人，性情或许迂缓；能言善辩的人，行为或许赶不上言语；沉默寡言的人，德行或许很有余。你们应当加以精细鉴别。”詹同回答说：“陛下的德名昭著于四海，正是贤能俊杰大量响应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岂敢不尽心！”太祖说：“人才在世上不会断绝。我不担心天下没有贤人，只担心识别人太困难。如果所举荐的人不适合任用，危害非常大。你们要慎重！”于是分别赏赐白金，遣送他们出行。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对朝廷大臣说：“识别人本来就困难。如今我屡次敕令各部门访求贤才，但来的人往往名声与实际不相称，难道不是荐举者太滥了吗？”朝廷大臣回答说：“请从今以后各部门荐举人才时，必须详细说明这个人已经实行过的善行，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冒滥之失。”太祖说：“观察人的方法，从他所做的小事可以知道他的大节，从他细微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显著的品行，观察他不做什么，也可以知道他会做什么。但只要严格荐举和任用的制度，冒滥的情况自然会革除。”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在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说：“世间有贤才，是国家的宝物。古代圣王总是急切地寻求贤才，就像商高宗寻找傅说、周文王寻找吕尚一样。这两位君主难道是智慧不足吗？却还不辞劳苦地去寻找筑墙的工匠和宰牛的屠夫。因为贤才不齐备，就不足以治理国家。鸿鹄能够高飞远行，是因为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有鳞鬣；君主能够实现良好治理，是因为有贤人辅佐。如今山林中的士人，难道没有德行和文才值得称道的吗？应当命有关官府访察荐举，备办礼仪遣送他们到京城，我将任用他们，以谋求达到至善的治理。”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在右顺门，对侍臣说：“举起重大器物不能一个人独自搬运，成就大事业也不能一个人独自完成。因此要选择贤能、任用人才，把他们分布在各个职位上，使国家安危同心协力、盛衰同德共济。从前殷、周兴起时，任用伊尹、周公等贤人，所以世代长久，国祚绵延。秦、隋末年，秦隋君主抛弃群臣的谋略，不能像汉高祖、唐太宗那样任用英雄，只依靠自己的智力，不久便灭亡。根基疏松的容易拔起，源头浅的容易干涸。君主想要扩大自己的德业，只有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全面通达群臣百姓的情势，这样治理才会更加兴盛，正道才会更加光大。” 二月丙辰，太祖在奉天门，与侍臣谈到任用人才的道理。太祖说：“金石能够发出声音，是敲击后才鸣响；船只能够运行，是操控后才前进；贤人的才干，任用以后才能显现。然而人的才能和智慧，有的在某方面长处突出，在另一方面却有短处；如果因为他的短处就连他的长处也一并舍弃，那么天下的人才就难以选用了。如今命令天下访求人才，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列入选拔名单，等他们到来后再观察。看他廉洁谦让，可以知道他的仁德；看他善于谋划，可以知道他的智慧；看他果断决绝，可以知道他的勇气。身边的人只看见他的细小节操，没有看见他的大体，便贸然弃置，于是就发出天下没有贤人的叹息。即使有稷、契那样的才干，也难以显现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这个月，征召天下博学而老成的士人，他们都应诏来到京师。在此之前，太祖对礼部大臣说：“治理天下，就好比建造高楼大厦，不是一根木材能够建成的，必须聚集各种材料才能建成。天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治理的，必须选用贤才才能治理好。所以，为国家得到宝物，不如推荐贤才。朕自即位以来，已经十二年了，一直想得到贤士来兴盛各项政务。然而山林幽僻偏远，博学老成的士人隐藏德行、收敛才华，甘愿困居穷处；如果不加以招致，他们是不肯轻易出仕的。应当命令有关官司尽心推求访察，以礼送他们入朝，朕将显拔任用他们。”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自推荐自己所知晓的贤才。太祖谕告他们说：“天下从来不缺少贤能之才。若说皋陶、夔、后稷、契不再出生，方叔、召虎不再出现，那就是轻视天下的士人。只是世道有兴衰，所以人才也有高下差等。居于上位的人如果能够量才授职，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好。士人的进退，关系着国家治理得好坏。凭我一个人的智慧，哪里足以完全治理天下？必须依靠天下的贤才，然后才足以有所作为。你们应当体会这个意思，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上报。” 十月戊辰，太祖对吏部大臣说：“天下的事务，没有贤才就治理不好；求取贤才的方法，不以礼相待也不能实行。所以商汤得到伊尹，是因为三次聘请；汉朝征召申公，备有安车和束帛。近来朝臣替朕推荐贤才，朕都征召任用了。可是所推荐的人大多名不副实，只是应付旧例罢了。披沙是为了寻找金子，掘井在于取得泉水，推荐士人期望的是得到贤才。如今所推荐的都不合适，难道是你们不善于识人吗？还是贤才果真难以得到？你们吏部应当把朕的意思再次传谕天下有关官司，尽心询问访察，一定要寻求真正的人才，以礼厚重地遣送他们入朝。”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自己所知晓的人才。太祖谕告他们说：“古代推荐人才重实际而不重名声，后世推荐人才只顾名声而遗漏实际，所以往往治理得不如古代。朕效法古代制度，举用贤才，各自依据他们的才器能力来任用，希望能够求得实际成效。如今你们来朝觐，应当各自推荐所知的人才。凡是有一项善行值得称道、或有一种才能值得录用的人，都要据实上报，朕将根据他的才干提拔任用，不得有所隐瞒。”

译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呈治理太平的策略，太祖看后，回头对侍臣说：“这个人不懂道理，哪里有纵论数千年来的治乱太平，却不提任用贤才的？天下这样广大，难道想让朕一个人独自治理吗？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仍然把任用人才看得最重要，什么时候说过人没有可以任用的呢！只凭个人的智慧自行处理，见识就狭窄；借助贤才并任用他们，所能涉及的范围就广。”学士宋讷回答说：“确实如圣上的谕示。但天下的贤才，居于上位的人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必须依靠群臣推荐。可是能不能得到贤才，取决于推荐他们的人怎么样。”太祖说：“小人推荐的人，未必是君子；君子推荐的人，未必是小人。所以考察他所推荐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否贤能了。” 九月戊申，吏部把征召到的天下儒士中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的人选出来，列出他们的等级上报。太祖说：“贤能的人本来就不少。如今贤人君子出来为时代所用，器量有大小，任用也应当随着他们的才能，不要让他们有才却不能充分发挥。”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对侍臣说：“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信实的人。’朕屡次敕令有关官司推荐贤才，可所推荐的大多不是合适的人，难道山林岩穴之中真的没有贤才吗？只是任职者没有体会朕的意思，滥行推荐来敷衍塞责罢了。从前常何推荐马周，唐太宗因他有识人的明察而高兴。如今推荐人才的人如果能够招致一个马周，朕难道吝惜爵位和赏赐吗？只是可惜没有人能够符合朕的期望。因此，朕延颈等待的心情，早晚都没有忘记。”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下诏征召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好而通晓时务、年龄在七十岁以下的士人，由郡县以礼送往京师。太祖谕告礼部郎中郑居贞说：“古代的老人虽然不再任用他们处理政事，但到了咨询谋划的时候，老人阅历多而见闻广，通达人情，周知事理，其中有可以资助政务的地方。”郑居贞回答说：“人到六十岁，精力衰退，就不能胜任事务了。请将六十岁以上的人不再遣送。”太祖说：“正是因为近来有关官司没有体会朕的意思，士人年纪大了，便置之不问。哪里知道老成是古人所看重的？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盛，秦穆公不听蹇叔而失败；伏生虽然年老，仍然足以传授经书，怎么可以一概因为年老而抛弃他们呢！年龄六十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应当安置在翰林，以备顾问；四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则在六部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任用他们。”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说：“臣见到有些士人因为小过失被罢免斥退，但他们的才能仍然可以任用，只是按照惯例不能推荐。应当施行宽宥，允许有关官司推荐并重新起用他们。”吏部上奏说：“犯过罪的人重新任用，就无法显示惩罚。周昌的话不能听从。”太祖说：“优秀的工匠雕琢玉石，不会因为有小瑕疵就抛弃它。朝廷任用人才，必须赦免小过。所以改正过错、趋向善行，圣人是赞许的；记录长处、舍弃短处，是君主应当致力的事。如果只因一次过失便抛弃一个人，那么天下就没有完人了。周昌的话确实正确。命令有关官司，凡士人因小过失被罢黜以及被贬谪到远方的，知道其才德确实优秀，都允许推荐任用。” 体恤刑罚 戊戌年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赴各郡县审录囚犯。凡犯笞刑的释放，犯杖刑的刑杖减半，重囚杖责七十下；其中有赃物的，免予征收。有关官司有拖延的，情节重的从轻定罪，情节轻的原宥。武将出征讨伐有过失的，也都宽宥。左右有人说：去年释放罪囚，今年又从轻减免，用法太宽，就会使人不畏惧法律，法令松弛，无法治理。太祖说：“使用法律如同使用药物，药物本来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损害人。服用药物如果错误，必然会伤害生命。法律本来是为了保护人，不是为了杀人。使用得过分，就一定会伤害事物。百姓自从兵乱以来，刚刚脱离创伤残破，如今归附于我，正应当加以抚慰安定。何况其中有些人是一时误犯，难道可以一概依法严惩吗？大体说来，审理狱讼应以宽厚为根本，稍微失去宽厚，就会流于苛刻。所谓治理新建立的国家要使用轻刑，刑罚适当，百姓就没有冤屈压抑。如果拘泥执行而不知变通，就不合时宜了。”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对执掌宪法刑狱的大臣说：“任用官员不恰当，各项事务就治理不好；使用刑罚不恰当，无辜的人就会受到伤害。这好比除掉杂草，如果使用锄头不谨慎，一定会伤害好苗；追究奸邪，如果论定法律不恰当，一定会伤害善良的人。因此，刑罚不可不慎重。把人置于鞭笞杖责之下，使他屈服压抑、困顿挫折，还有什么事不会服从？还有什么要求得不到？古人使用刑罚，大概是不得已。把法律悬示在象魏，使人知道法律而不敢触犯。水和火能够焚烧、淹死人，轻视接近它们就一定受伤，远离它们就没有危害；水火能够养活人，也能够杀死人。刑罚本来是为了使人得以生存，不是为了求得杀人。如果不追求查明实情而轻率使用刑罚，遭受冤枉的人就多了。所以‘钦恤’二字，是使用刑罚的根本。” 九月戊寅，太祖对中书省大臣李善长、傅瓛、杨宪等说：“法律有连坐的条文，针对的是侵害、损害他人的行为。朕认为审理狱讼应当公平宽恕，不是犯大逆不道之罪，就只惩罚本人。先王的政治，罪责不牵连妻子儿女，刑罚不涉及后代，这是宽厚到了极点。从今以后百姓有犯法的，不得实行连坐。”参政杨宪回答说：“先王使用刑罚，有时宽有时严。自元朝政治姑息以来，百姓轻视犯法，如果不重重治理，犯法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太祖说：“百姓作恶，好比衣服积了污垢，加以洗濯，就可以恢复洁净；受污染的百姓，用善道引导他们，就可以重新变好。用刑杀的威势使百姓不敢犯法，这种方法太浅薄了。况且想从重刑中求得生存，就如同在锅中寻找鱼，希望它活着，实在困难。”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制定律令。当初，太祖认为唐、宋都有现成的法律用来断狱，只有元朝不仿效古代制度，而是把一时实行的事务作为条格，胥吏容易借此营私舞弊。自从平定武昌以来，就开始商议制定法律。到这时，台谏已经建立，各道按察司将要巡历郡县，想颁布成法，使内外都遵守，于是命丞相李善长等详细审定，并谕告他们说：“立法贵在简明恰当，使言语直白、道理明白，人人容易理解。如果条文头绪繁多，或者同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以从轻也可以从重，使奸贪的官吏得以借机作奸，那么本来用来禁止残暴的法律反而会伤害善良，这就不是良法。务必要去除繁琐，取其中道，以消除烦扰弊病。网太密，水中就没有大鱼；法律太密，国家就没有完整无罪的百姓。你们应当尽心共同考察研究，凡刑名条目每天呈上来，朕和你们当面议论斟酌，希望可以成为长久施行的法律。”

译十月乙卯，太祖对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说：“纪纲法度，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用来振肃纪纲、彰明法度的，在于台宪官。凡是揭示纪纲法度给各官司看，就如同射箭的人有正中的靶子；各官司的各项职务，拿着弓箭学习射箭的人，都以台宪官作为取法的对象。所以审察自己不能不谨慎。如果不知道根本，只留心细小事物而不明白大体，终究不是最正当的道理。你们执掌法律，上应天象，稍有偏曲，纪纲法度就会废坏，百姓也不能得到安宁。何况有人把深文周纳当作能干，把苛刻察访当作聪明，像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这类人，巧言诋毁、罗织深文，任意施行酷虐，最终也不能免祸。如果能够秉公办事、暗中积德于子孙，便会使子孙得到富贵显达；天道昭然，实在令人深为畏惧。” 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瓛说，应天府有积压的案件应当判决。太祖问：“拖延多久了？”傅瓛回答：“超过半年了。”太祖警惕地说：“京师竟然还有积压的案件，那么郡县中受冤枉的人一定更多了。有关官司如果用人得当，按时判决发遣，怎么会有这种事！”傅瓛叩头说：“臣等不能统率众官，这是臣的罪过。”太祖说：“朕并不是不爱护百姓，可百姓还在这样被幽禁压抑。近处的情况尚且如此，远处的又怎么能够知道？从今以后，狱囚审问查验清楚后，必须按时判决发遣，不要使案件长期积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对宰臣说：“朕每当闲居时，就思考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天能够安心。治理天下如同整理乱丝，一根丝理不好，许多线头就会纷乱。因此凡是遇到事情，一定要精心思考后才实行，只怕处理不当，导致奸弊滋生，祸害我的百姓，因此不敢片刻安逸。至于刑法，更是朕特别关心的事。但这不是一个人能够独自处理好的，你们都必须用心研究，希望百姓没有冤屈，刑狱清明简省。汉宣帝说：‘狱讼，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奸邪、养育众生的。’这非常深得使用法律的要旨。你们应当体会这一点，不要忽视。”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说：“《周官》有把法律悬示在象魏的记载，《礼经》记载乡饮酒礼中宣读法律的说法，都是引导百姓知晓礼法而远离刑罚。如今新律已经颁布天下，乡里的普通百姓仍有不通晓其内容的，应当仿照古人每月初一宣读法律的典礼，命府、州、县长官每逢月朔，召集乡里的老少，让儒生宣读法律，解释其意义，使他们通晓；这样人人都知道畏惧法律，犯法的人就会少了。”太祖说：“用法律威慑人，不如用内心感化人；使人敦厚信义、勉励廉耻，这是教化百姓的根本。所以羞耻厌恶之心产生，邪僻的私欲就会被遏止；只靠外在防范的法律严密，苟且求免的行为反而会兴起。你说宣读法律，固然可以禁止百姓作恶；但如果说这样就能使百姓不犯法，就应当深入探求根本。” 十二月己酉，重新任命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告他说：“刑罚用来辅助治理，是唐尧、虞舜时也不能免除的。看舜任命皋陶时所说的话，开始虽然说要彰明刑罚，最终期望的却是达到无刑。皋陶告诫舜也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按常法定罪。’当时君臣无不把体恤刑罚看得重要，百姓也自然不犯法，所以能够达到太平和乐的治理。朕曾经考察这些道理，深有契合之处，应当身体力行。”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任命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告他说：“精美的食物用来充饥，药物矿石用来治病；如果没有病的人舍弃精美食物而服用药石，正好会损害身体。仁义，是养育百姓的精美食物；刑罚，是惩治恶人的药石。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如果舍弃仁义而专门致力于刑罚，就是用药石毒害百姓，不是善于治理的办法。如今提拔你为刑官之长，你在使用法律时，常常体会古人敬慎刑罚、体恤生命的意思，那么张释之、于定国也都可以作为你的榜样。你要努力。”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的商人和百姓因阻挠、破坏盐法，刑官拟定为扰乱法律，罪当处死。太祖说：“愚昧的百姓无知而犯法，就像幼儿无知而掉进井里，看到的人无不惊恐忧惧，怎么适宜立即按死罪论处呢？”法司坚持上奏不止，太祖说：“有罪而杀，是国家通常的法典；但有些罪可以杀，也可以不杀。这些愚民破坏盐法，推究其真实情由，不过是为了贪图利益，起初并没有别的心思。”于是全部免除死罪，发往临壕服劳役。”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令刑官：“从今以后，凡犯杂犯死罪的，免除死刑，发去服终身劳役；徒罪、流罪，限定年限服役；官吏收受赃物以及犯杂犯私罪、按理应当罢免职役的，贬谪到凤阳屯种；百姓犯流罪的，先到凤阳服役一年，然后屯种纳粮。”太祖又谕告刑官说：“天道爱惜生命，人情厌恶死亡。朕统治天下，早晚不得安宁，常常担心刑罚失当而违背天道，所以特意颁下宽宥的法典。凡杂犯死罪，都令其服役屯种，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并且希望他们悔罪改过，重新成为善人。你们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意思，务必求得公平，使刑罚适中，下民没有冤屈压抑，这样才不辜负朕对你们的委任。”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阅看《大明律》，对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说：“古代风俗淳厚，禁令和法网稀疏；后世人心浇薄，刑法严密。因此圣明的君王重视宽缓而不重视急迫，致力于简明而不致力于繁琐。国家制定法律，贵在合乎中正之道，然后才可以使人心服，并传给后世。从前萧何制定《汉律》九章，非常简明便利，后来张汤尚且能够凭私意扰乱它。何况它还没有完全完善，怎么能够长久没有弊病？如今看这些律条，仍有议定、拟定不恰当的地方，你们可以详细议论后重新制定，务必符合中正。还要把保存和更改的条文一并列明上报。”于是胡惟庸、汪广洋等又详细考订、厘正了十三条。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上奏判决重刑案件。太祖谕告他们说：“朕曾经命令你们，凡有重大狱案，必须三次复奏。因为人命最为重要，担心不能查明实情，使刑罚滥及无辜，而死者不能复生，所以一定要详细审慎。如今你们把重刑案件一概上奏，其中固然有败坏伦理、扰乱法律、罪不可赦的，也有一时过失、情由值得怜悯的，必须加以区别。如果一概称为重刑，就会轻重不分。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以及不在大赦范围内、依法应当处死的，才称为重刑；其余杂犯死罪中准许收赎的，不要一概称为重刑。”

译九月辛丑，太祖敕令刑部尚书胡祯等说：“帝王抚临百姓，都希望百姓接受教化；至于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因此唐虞的法律规定，对罪疑从轻，四凶的罪也只是流放驱逐。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也已经确定，有关官司既不能宣扬教化，使百姓不犯法，等到百姓有小过失时，又有的加以苛刻处置，朕对此非常怜悯。上面有爱惜生命的德行，下面就有向善之心。改过的人多了，轻视生命的人就少了。从今以后，只有真正犯十恶之罪的，才依法处决；其余杂犯死罪，都减免死刑论处。”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因为把人错误判处徒罪而获罪。太祖责备他说：“朝廷用来使顽恶之人畏惧服从、使善良的人得到安置的，凭的是法律。稍有偏重，百姓就无所遵守。你身为御史，执法却不公平，凭什么激浊扬清、伸理冤枉？况且徒罪还可以改正，如果按死罪判决，还能重新活过来吗？”命令法司论定雷励的罪，以此警戒苛刻深文的人。”}],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的断事等官审查记录囚徒案件。太祖说：“审录囚徒，务必查得实情，使刑罚与罪行相当。大体说来，人的隐情曲折难以查明，案件的是非疑似难以辨别，所以往往已经审录过，后来又反复出现不同情况，这大概都是审理刑狱的人的过失造成的。因此，善于审理狱讼的人，在于推行极其公正的心意，扩大极其明察的见识，这样巧诈虚伪就无处隐藏，疑似难辨的情形也不会造成迷惑，自然会使诉讼公平、道理正直，受冤枉的人得以伸张，被拘禁的人得以释放。如果心存不公，听取和裁断不明，就如同舍弃秤而寻求公平、遮住镜子而寻求照见，案件怎么能够得到治理，事情怎么能够得到公正？如今命令你们审录囚徒，务必以公心破除私意，明辨疑惑，不要使巧诈虚伪滋长，使疑难案件不能判决。活着的人被幽禁在监狱中，死去的人在地下承受冤屈，这不只是辜负朕慎重用刑的心意，实际上也违背上天爱惜生命的意旨。凡审录囚徒时，必须预先查阅以前的案卷，反复详细审察；有人提出申诉，就应当为他辨明处理，把实情完整上报。”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有百姓的儿子犯法应当处死，他的父亲用财物求免。事情败露后，监察御史上奏想把父亲也一并依法处置。太祖说：“生死是人的大事，父子是人的至亲。他的爱出自内心，只知道求他的儿子活命，没有顾及道理上不允许这样做。你要依法把他的父亲也定罪，但从情理上可以宽恕，赦免他。” 正月壬子，太祖谕告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说：“凡论定囚犯的罪，必须推究他的真实情由，不可深文罗织，过分加重人的罪责。人命最为重要，常存公平宽恕之心，尚且担心有所错失，何况还要深文罗织呢！昨天有百姓的儿子犯法应当处死，他的父亲行贿求免，御史拘捕了他，并且想给他定罪。朕认为父子是至亲，儿子将死而父亲设法救他，是人的常情，所以只论处他的儿子而赦免他的父亲。从今以后凡有判决处置，都必须再三详细审理、复奏，然后施行，不要过度伤害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定的法律巧密苛细，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设置刑罚，本来是为了禁止百姓作恶，使他们远离罪行，不是为了陷害百姓。你制定这样繁密的法律，用来罗织加罪于无知的百姓，岂不是用心太刻薄了吗？把湖水抽干来捕鱼，会连鲲鲕小鱼也一同伤害；烧掉树林来打猎，会使幼兽和雏鸟也遭到灾祸。巧密苛细的法律，百姓哪里能够免除？这不是朕对你的期望。”开济非常惭愧。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日、六日、旬日审查以及三审五复的法律。太祖说：“天下的事情，不可只追求名义而丢失实际，应当依据名义来责求实际。近来听说审查复核的法律，只是应付‘旬’‘时’的名目，〔原文疑有脱误〕；只说大同小异，审查复核的人未必尽心，申诉的人也未必尽情。朕深知其中的弊病。你们应当以此为戒。”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定的法律巧密苛细，太祖看了很不高兴，说：“设置刑罚，本来是为了禁止百姓作恶，使他们远离罪行，不是为了陷害百姓。你制定这样繁密的法律，用来罗织加罪于无知的百姓，岂不是用心太刻薄了吗？把湖水抽干来捕鱼，会连鲲鲕小鱼也一同伤害；烧掉树林来打猎，会使幼兽和雏鸟也遭到灾祸。巧密苛细的法律，百姓哪里能够免除？这不是朕对你的期望。”开济非常惭愧。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日、六日、旬日审查以及三审五复的法律。太祖说：“天下的事情，不可只追求名义而丢失实际，应当依据名义来责求实际。近来听说审查复核的法律，只是应付旬日时限的名目，没有真正辨明今天的是非与昨天的错误；只说大同小异，审查复核的人未必尽心，申诉的人也未必尽情。朕深知其中的弊病。你们应当以此为戒。” 七月辛亥，派遣监察御史前往浙江等地审录囚徒。临行辞别时，太祖谕告他们说：“古人有言：审议狱讼，放缓刑罚。又说：不敢轻率断狱。人命最为重要，必须详细审察，不敢轻率。刑罚即使与罪行相当，尚且应当尽力加以怜悯；如果滥及无辜，哪里还能够挽回？草木这样的微小事物，有仁爱之心的人尚且让它生长，不去折断，何况对人，怎么可以忽视？你们此去要谨慎。”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各司的刑狱案件都先交刑部、都察院详细议论，务求公平允当，又送大理寺审查复核，然后才能判决。直隶各府州的刑狱案件，从今以后也依照此令办理，希望百姓没有冤屈压抑。太祖于是对刑官说：“刑罚，是君主用来防止百姓犯法的。君主对于百姓，就如同上天对于万物；上天的规律是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使万物收敛，论说上天的德行，就称为‘生’。君主的原则是以仁爱养育百姓、以义理加以制约，论说君主的德行，就称为‘仁’。王良善于驾车，难道在于鞭子吗？周公善于治理，难道在于刑罚吗？所谓刑罚，只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因此使用它不可不详慎。所以每次命令三审五复，无非都是为了求得使人活命。”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奏说：“陛下对于刑狱，每每存有敬慎体恤的心意，大概原本期望达到无刑；但顽劣的百姓轻视法律、任意触犯，犯法的人没有停止。臣愚昧地认为，不如使用严刑来制约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而更加慎重犯法。”太祖看后说：“刑罚不能放纵松弛，也不能过于严酷。放纵松弛，作恶的人就无所畏惧；过于严酷，善良的人也可能被滥加刑罚。使用刑罚的原则，只贵在合乎中道；合乎中道，刑罚就清明，失去中道，刑罚就混乱，刑罚混乱而政治就衰败了。像你所说的，恐怕会流于滥刑。这样可以吗！”

译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奏：“有军人犯罪应当受杖刑。这个人曾经两次获罪，幸而获得宽免。如今又不悔改，确实不是善良之人，应当把前罪一并论处而杀掉，以惩戒其他人。”太祖说：“前罪既已宽免，如今又追论它，就失信了。使用刑罚却不讲信用，使人将如何行止？况且他的罪如果达到死刑却放纵不杀，就是放纵恶行；如果没有达到死刑却杀掉，就是滥用刑罚。如今罪还没有达到死刑便贸然想杀他，对你来说是故意加重罪名的罪过，对朕来说则没有体恤刑罚的仁德，都是不可以的。仍然杖责后遣送。”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告刑部尚书杨靖等说：“从今以后，只有犯十恶以及杀人的，判处死刑；其余死罪，都令其输送粮食到北方边疆来赎罪。力量不足的人，可以两人或三人合力输送运输，仍然让他们回家，准备资财后再出发。”翰林学士刘三吾等说：“圣上的心意仁慈宽恕，垂念到了这种地步，罪人得到重新生存的恩惠了。”太祖说：“愚昧的百姓犯法，就像贪吃饮食一样，沉溺其中而不知道停止。设置法律来防止他们犯法，但犯法的人反而更多；推行宽恕来施行我的仁德，仁德或许能够收到成效。”刘三吾说：“三代以前，刑罚常常简约，根本在于仁慈宽恕；三代以后，刑罚常常滥用，是由于严酷刻薄。”太祖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以使人得以生存的道路树立德行，不以刑杀树立威势。”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任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大理寺卿。太祖谕告他说：“大理寺的职掌，就是古代廷尉的职掌。历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汉代称道张释之、于定国，唐代称道戴胄。这是有原因的：他们存心公正，议定法律公平宽恕，使狱讼没有冤屈，所以流芳后世。如今命你担任大理卿，应当推究实情、裁定法律，不要罗织深文，务必求得明察公允，使刑罚一定与罪行相当。这样或许可以比肩古人，不辜负朕的命令。”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上奏：四川百姓因为输送粮食逾期以及转移改易粮食，按罪应当处死。太祖说：“四川水陆道路险峻，输送运输实在艰难，所以才会误期。那些转移改易粮食的人，有的只是想两方面取得便利，只求不出现拖欠就可以了，怎么能立即按死罪论处？这很不是爱护百姓的心意。把他们全部宽赦，仍然发给路费，遣送回家。因病不能到达的人，派内官到路上给予赏赐。税粮没有交足的，命令他们就在原处缴纳。” 赏罚 甲辰年三月辛未，太祖驾临西楼，有十多个军士自己陈述战功，想求得升迁赏赐。太祖谕告他们说：“你们跟随我已有多年，你们的才能是勇敢还是怯弱，即使我不知道，统领你们的人也一定知道。你们有功，朕难道会遗漏你们吗？你们没有功劳，怎么可以妄自陈述？有功劳而不赏，叫作吝啬；没有功劳而求赏，叫作贪求。吝啬就会失去众人的拥戴，贪求就会超越本分。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必定有超出常人的爵位赏赐。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徐相国吗？如今他贵为开国元勋，而当时同时跟随他的那些人还在军伍中，朕难道也忘记他们了吗？只是因为他们的才智止于此处，不能超过常人罢了。如今你们竟然自己陈述战功，来求升迁赏赐，国家的名位爵禄哪里可以侥幸取得？你们如果能够勤勉努力建立功劳，将来爵位赏赐朕难道会吝惜吗？只担心你们不努力罢了！”于是众人都惭愧服气地退下。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这样说了。乙巳年三月辛巳，常遇春平定赣州，军队回师，太祖驾临戟门颁发赏赐，并慰劳他说：“将军在外辛勤劳苦，平定南方各郡，军队没有失去纪律，百姓没有受到骚扰；岭南以南的地方听到声威便归降依附。这是能够奉行并发扬威武，成功安定国家。酬报功劳的典礼，朕哪里敢落后？如今赏赐布帛、文绮，用以彰显你的功劳，来酬答三军听命效力。赏赐是用来酬劳功劳的，爵位是用来表彰德行的。等到四海天下安宁，恩赏还会增加。将军应当奖掖率领三军，再谋划后续行动，盛大建立伟大功业，更加彰显光明声誉，以符合朕对你的托付。将军要努力啊！”常遇春说：“臣奉行主上的谋划，所到之处就能攻克，并不是臣个人能够做到的。”太祖认为他的回答很好。吴元年九月辛丑，平定吴地的军队回师，评定功劳，实行赏赐。太祖谕告诸将说：“自从战乱兴起以来，天下豪杰纷纷起兵。朕统兵渡过长江，依靠上天的神灵和将士的力量，开拓土地、扩张疆域，削平敌国。像陈友谅那样兵多地广的，已经先被摧毁消灭；张士诚兵力强盛、积蓄富足，如今也已经被擒获。若不是你们将士效命，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如今评定功劳、实行赏赐，以报答你们的劳苦。像王国宝等为国事战死而不能参与受赏，我非常惋惜。自古帝王多凭征战取得天下，都有名扬当世的将领辅佐。你们今天的功劳，与古代名将相比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只是从军在外的人，与在内经营部署的人职任虽不同，劳苦却是一样的。冯宗异留守京城，军府的事务独自承担劳苦，也应当受赏。然而江南既已平定，还应当向北平定中原，统一天下；不要满足于暂时安定而忘记长久安宁，不要满足于眼前功劳而看不清长远谋划。大业将要完成，更须努力。”徐达等叩头说：“臣等承蒙主上谋划，幸而取得成功，怎敢不更加竭尽心力，以求建立些许功劳。”第二天，徐达等入朝致谢。太祖对他们说：“诸公回到府第后，置办酒席饮酒取乐了吗？” 回答说：“承蒙主上的恩德，我们都置办酒席互相庆贺了。”太祖说：“朕难道不想置办酒席与诸将享受一天的欢乐吗？只是中原尚未平定，还不是宴饮享乐的时候。诸公难道没有看见张氏的所作所为吗？整天相互纵酒高歌、安逸享乐，如今结果怎么样了？应当深深以此为戒。”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因为欺瞒隐匿官租，逮捕一百九十多人押送到京师，其中很多人声称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把这件事上报。太祖命令召来几个人亲自询问，说：“已经全部查明实情了。”于是责备谢恕说：“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应当帮助百姓辨明是非、分清曲直，不使他们受到冤屈压抑，这才称职。如今你身为御史，不能替百姓伸冤理枉，反而使无辜百姓陷入罪责，朝廷的耳目还能依靠什么呢？”于是将那些人全部释放，降谢恕到下级任职。文原吉等能够不敢蒙蔽朕的聪明，分别赏赐彩色币帛。”

译洪武五年正月乙丑，太祖召见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各赐给交阯弓五十张、彤弓一百张，并对他们说：“古代诸侯有征服四夷的功劳，就把弓箭归赐给他们。你们为四方效力，显著建立功劳，所以有这样的赏赐。”徐达等谢恩说：“臣等依赖陛下的威灵，得以效些微薄之劳，哪里值得记载？而且恩宠屡次降临，怎么承受得起？”太祖说：“古人有言：善行有显著表现，即使地位卑贱，也应当赏赐；恶行有罪衅，即使地位尊贵，也应当惩罚。何况你们是开国之臣，你们的功绩非常显著，所以赐给这些，并不过分。” 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捌里麻的百姓郭买的叛乱，诱使番兵入寇，诏令设立赏格悬赏捉拿他。兰州卫派他的哥哥着沙和弟弟火石歹前往招抚他，郭买的不听从，着沙、火石歹夜间砍下他的首级回来，兰州卫把这件事上报，请求赏赐他们。太祖说：“郭买的罪固然应当处死，但作为兄弟，劝告他不听从，逮捕他就是了。亲手杀死他，有违天伦；如果赏赐他们，不是用来教令天下人的办法。只把所缴获的牛马给他们罢了。”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日，太祖对侍臣说：“赏罚，是国家的大权。君主掌握赏罚的权力来治理天下，一切都应以极端公正为根本。因此有功的人，即使是自己憎恨的人，也一定要赏；有罪的人，即使是自己所爱的人，也一定要罚。赏赐恰当对应功劳，上面不算施恩；惩罚恰当对应罪行，下面的人就不敢怨恨。不因为小的嫌隙而妨碍大的政事，不因为私意而损害至公，希望这样能够使天下人心服。”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太祖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处在至尊的地位，掌握可以任意施行的权力，赏罚、任用和罢黜都可以自行专断。朕却不是这样。凡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只怕上违背天命，下违拂人情。何况赏罚、任用和罢黜，是国家的大权，其中一旦掺杂爱憎和愤怒乖戾，就不是大公至正之道。因此这种心意片刻也不敢忽视。”侍臣回答说：“陛下持守心意如此，这是太平长久的道路。”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太祖谕告礼部大臣说：“人如果掌握赏罚的权柄来治理天下，必须以极端公正为根本。没有善行却赏赐，这叫私爱；没有过错却惩罚，这是凭私意惩罚恶人。这都不足以用来劝善惩恶。朕看汉高帝斩杀丁公、封赏雍齿，唐太宗贬黜权万纪、李仁发而奖赏魏征的正直，都极其恰当，足以使人心服；所谓赏一个君子，众人都高兴；罚一个小人，众人都畏惧。朕对于赏罚从来不敢轻率，如果一时的处置有不恰当之处，你们应当明白地坚持意见、据理争辩，宁可使赏赐厚于惩罚，但不可滥及无辜，使小人得到侥幸。”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日，有人上书说应当申明善恶，以劝善惩恶天下。太祖看后，把它拿给朝廷大臣看，说：“喜欢善、厌恶恶，是人的常情。这个上书的人说这些，也知道治理政事的道理。表彰善人，善人就会受到鼓励；惩罚恶人，恶人就会收敛。朕过去命令天下设立申明旌善亭，正是为了这个。几年来，有关官司奉行不谨慎，以致逐渐废弛，严重失去了劝善惩恶的本意。如今上书者的话深合朕心，应当再次申明，让天下遵守。” 宽免赋税 吴元年正月戊戌，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朕曾亲自走过田野，看见百姓凋敝，土地荒芜，失去职业的人很多。这大概是因为长期困于战争，生息还没有恢复。好比受暑热的人想着得到清凉，冒着严寒的人想着靠近温暖，作为百姓上面的君主，本来就应当想到这些。况且太平、应天、宣城等郡，是我渡江开创基业的地方；供给军国所需、最先辛劳的百姓，他们承担的租赋，应当酌情免除一些，稍微使民力得到恢复。”中书省大臣傅瓛回答说：“体恤百姓，是王者的善政。主上想到这里，真是施行政令、推行仁德的根本。百姓得到赏赐，就像大旱时得到及时雨，他们该是多么欢喜啊！”太祖于是叹息说：“朕从前在军中，曾经缺少粮食，空着肚子出战，回来得到一顿饭，即使非常粗糙，吃起来也十分香甜。如今尊居百姓之上，饮食丰美，心里却从未忘记过去。何况我的百姓居住在田野，所经营的产业有限，却又有许多供给和需求，难道不会更加困苦吗？”于是免除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地租赋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令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浙西核实田亩。太祖对中书省臣说：“战乱之后，各郡县的户籍、田籍大多散失，田赋制度不可能没有增减变化。征收赋税失于适中，百姓就会怨声载道。现在想要整顿治理，彻底清查源头，不要使赋役超过制度，以致危害我的百姓。好的政事在于养育百姓，养育百姓在于减轻赋税。现在派周铸等到各府县核实田亩，确定赋税。除此之外，不得让他们有任何妄自扰民的行为。”又告诫周铸等说：“你们办理此事，只须据实上报，不要沿袭过去的弊端，妄自增减，曲意徇私，以致危害我的百姓。否则，国家自有常法。”于是各自赐给衣帽，遣送他们出发。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太祖对中书省臣说：“君主看待天下，就像看待一家人。一家之内，有一个人不得安宁，事情就会因此废弛。天下这样广大，只要一尺土地不得安宁，君主就会为之忧虑。近来雷州府海康、遂溪两县的田地被潮水浸泡，成为盐碱地，不能收获，租税从哪里产生？应命有关官府核实后免除这些赋税。”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减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四府过重的租粮额。太祖对户部官员说：“天地生育万物，是用来养活百姓的；君上向百姓征取，不能把它的利益全部取尽。百姓就像树木，树木依靠土地的利益生长，百姓依靠粮食的利益养活。养育百姓却把他们赖以生存的利益全部取尽，就像种树却把土挖走一样。近些年苏州、松江各郡的百姓衣食不足，都是被沉重的租税困扰。百姓困于重租，而官府却不知道体恤，这是看重赋税而轻视人民，也像虞人反穿皮衣、背着柴薪，只知道爱惜皮毛，却不知道皮都磨尽了，毛还附着在哪里，这难道是养育百姓的办法吗！赋税过重的，应当全部减免。” 六月戊寅，太祖谕告户部臣说：“从前奸臣聚敛财物，给百姓造成深重祸害，连天下各种细小物品都征税，朕对此深以为耻。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葬、祭祀所用的物品，以及舟船、车辆、丝绸、布匹之类，一律不得征税。你们户部应把这道命令张榜告示天下，使人人都知道。” 恩泽

译己亥年三月丁巳，方国珍派郎中张本仁带着温州、台州、庆元三郡前来归献，并把他的儿子方关送来做人质。太祖说：“古人担心对方不肯服从，就订立盟誓；盟誓后来变成交换子弟为人质。这是衰乱时代的事情，怎么可以沿袭呢！凡是订盟发誓、交换人质，都是因为彼此不能信任。如今既然是诚心来归，就应当以诚心相待，应当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坦荡，哪里至于怀疑他而把他的儿子作为人质呢？”于是厚加赏赐方关，遣送他回去。方关后来改名为明完。丙午年四月戊辰，太祖巡幸濠州，父老经济等前来拜见。太祖设宴款待他们，对经济等说：“我和各位父老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如今回到故乡，想到父老乡亲自从遭逢兵灾以来，还没有能够安定下来休养生息，朕非常怜悯。”经济等回答说：“长期困于战乱，无法获得安居。如今依赖皇上的威德，大家才得以安息，反而劳烦皇上挂念。”太祖说：“濠州是我的故乡，父母坟墓也在那里，难道能够忘记吗？”各位父老欢宴畅饮，极为高兴。太祖又对他们说：“各位父老都是我的旧相识，我难道不想早晚和你们相见吗？只是我不能在这里久留。父老回去后，应当教导子弟行善，立身要孝顺兄长、友爱弟弟，勤劳节俭以维持生活。乡里有善人，是因为家中有贤能的父兄。”经济等叩头致谢。太祖又说：“乡人耕作、交易，暂且不要远行。淮河沿岸各郡还有寇兵，恐怕会被他们劫掠。各位父老也应当好好保重自己，以安享高寿。”于是经济等都欢喜醉饮后离去。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国珍来到京师，太祖谕告他说：“你很早就已经表示归顺，为什么又反复不定，再次劳烦军队征讨？”方国珍叩头说：“臣遭逢时局多艰，逃到海上求生，最终希望归附圣明，以保全性命。不料又劳烦王师，但这不是出于臣的本心，实在是被群小之人误导，才到了这个地步。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昧，赦免臣的死罪。”太祖说：“天下初创、局势混乱时，英雄彼此争逐，谁不想有所作为？又有谁能知道哪一个人真正具有帝王之命呢？因此选择离去或归附，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和反复。你所做的事，也没有什么值得责怪的！朕以赤诚之心待人，你只管安心，不要心存疑虑。”方国珍叩头谢恩，太祖又赐给他宅第，让他居住在京师。十一月丙寅，太祖对中书省臣说：“朕想到那些因征战而死的将士，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尤其值得怜念。死去的人既然再也见不到，能够看见的只有他们留下的生者，应当立即优厚地加以抚恤。每逢时节，都预先发给柴薪、粮食、钱物，使死者能够得到祭祀，生者能够得到供养，那么我们君臣在岁时宴饮欢乐时，内心也可以稍稍安宁。”中书省臣回答说：“陛下推广仁爱，遍及下民，使生者和死者都蒙受恩惠。”太祖说：“当初将士们都来跟从朕，都是希望建功立业、取得富贵。如今天下已经平定，活着的人已经承受爵位赏赐，而死者不能复生，朕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所以优厚抚恤他们的家属，以表示朕没有忘记我们共同经历艰难的情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太祖对中书省臣说：“今天的天气寒冷，甚至超过冬天。京师尚且如此，何况北方边境荒漠之地？那里冰厚雪深，守边将士十分艰苦。你们中书省应当用府库储藏的布帛制成棉衣，运送到蔚州、朔州、宁夏等地，发给将士。”中书省臣回答说：“守边将士的衣袄，每年都有固定供应，不必再次运送。”太祖说：“将士有固定供应，朕当然知道；只是今天的寒冷异常，所以命令额外供给。古人遇到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收获，便把责任归到自己身上，何况守边将士，更是朕深切了解和牵挂的人，必须发给他们，不得迟缓。”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卫俘获元朝旧官和前来投降的人，押送到京师，其中有人在途中逃跑。太祖下敕谕告边将说：“元朝的国运已经终结，天命归于我中华。凡是元朝遗民，都是我的亲生子民。如今既然前来归顺，却又屡屡逃走，大概是他们在那里生长的时间长，而这里安抚他们的心意还不够深，所以才离去。从今以后，凡有前来归顺的人，你们要好好安抚他们。有人想留在那里居住的，就选择好地方安置他们，使他们便于放牧；有人想来京师的，就选择可靠的人护送他们，不要让他们无所安置。”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当时有州县父老到宫阙上书，称县官施行政绩良好，本应任期届满离任，却请求举荐留任。太祖亲自赐下敕书予以奖励，让其恢复职务，并加赐衣服、财帛。侍臣说：“县令抚养百姓，是职责本来就应当如此，陛下又加以厚恩，对他们已经十分优厚了。”太祖说：“郡县的治理从守令开始。朕从前在民间时，常见县官中出身儒者的多半迂腐，耽误政事；出身吏员的多半奸诈，玩弄法律，败坏政务、残害百姓，没有什么坏事做不到。于是君主的德意无法宣达，政事日益败坏。再加上灾荒，弱者不能勉强活命，强者离去成为盗贼，这都是守令没有选用得人的缘故。如今县官能够替朕抚慰百姓，传达朕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得到百姓的欢心，难道不十分值得嘉奖吗？况且治理政事以得到民心为根本；得到了民心，他离任时，百姓难道会不爱戴他、挽留他吗？没有才能的人，百姓恨他如同仇敌，只怕他离去得不够快，哪里肯挽留呢？由此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贤能与否了。假如守令都能抚慰百姓，天下还担心治理不好吗？通过赏赐来劝勉他们，并不是滥施恩惠。” 赈济借贷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太祖对中书省臣说：“中原经历兵乱之后，年老者、幼小者以及孤儿贫民，大多有所失散和损失，应当派人赈济抚恤他们。”中书省臣以国库用度不足回答。太祖说：“取得天下，靠的是得到民心。老人是百姓的父母，幼儿是百姓的子弟。抚恤老人，天下做子弟的都会高兴；抚恤幼儿，天下做父母的都会高兴。天下的老者和幼者都高兴了，还有不归附之心的人就少了。假如看见他们困苦贫穷却不加以救济，百姓将茫然地说：‘他作为我们的君上，仁爱究竟在哪里？’所以救济穷困，不必担心没有多余财物，只怕没有这样的心意。能够推行这样的心意，还有什么优先事项不能做到？今天的事务中，这件事最为优先，应当赶快实行。”

译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凤翔二府发生饥荒，老人宋升等前来报告，太祖立即命户部前往赈济。户部上奏说，那里的百姓饥饿，需要运送粮食来救济。太祖悲悯地说：“百姓从早到晚都在等着喂食，就像干涸的鱼渴望得到水。如果等到运粮救济，死去的人就多了。何况现在正值春耕开始，百姓没有粮食而停止耕作，必将看到灾患更加严重。”于是立即命户部主事李亨乘驿马疾驰前往赈济。每户发给粮食一石，共计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九石。太祖对户部侍郎杨靖说：“代替上天治理百姓的是君主，代替君主养育百姓的是守令。现在使者回来报告说，青州百姓饥荒，有关官府却不上报，这难道是有爱民之心吗？赶快派人乘驿马前往赈济，并就此违背职责之事治罪有关官吏。”于是，接受赈济的人户共二十一万四千六百户，发放钞票五百三十六万锭有余。保全功臣 甲辰年四月乙巳，太祖听说各位功臣家的僮仆多有倚仗权势、横行放肆的，于是召徐达、常遇春等告诫说：“你们跟随我起事，经历艰难，建立这样的功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近来听说你们所养的家僮中，有人倚仗势力而骄横放纵，逾越礼法，这不能不加以治理。小人肆无忌惮，如果不及早惩治，将来或许会产生事端，难道不会连累你们吗？我依靠将臣共同成就大业，君臣同心同德，保全始终，怎么可以出现这种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人中有横行放肆的，应当赶快遣去。治病应当迅速去除病根；如果隐忍姑息，最终会成为自身的祸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太祖退朝后，从容地与诸将谈论自从起兵以来的征伐之事，对中山侯汤和等说：“朕依靠诸位将领，成就了大业。如今四方都已平定，征伐可以停止休息。你们都封为公侯，安享富贵。保住这些俸禄爵位，传给子孙，与国家一同长久享有。然而必须安守本分、遵守法律，心存谨慎畏惧，自然不会有过错。朝廷的赏罚完全以至公之心行事，朕不能从中徇私。过去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处于危急之中，单骑冲入王世充军阵，与单雄信奋力作战，护卫唐太宗突围而出，他的功劳很大。后来唐太宗宴请群臣，尉迟敬德与任城王李道宗争论座次高下，打伤了李道宗的眼睛，几乎使他失明。唐太宗大怒，想依法治罪。如果不是群臣竭力劝谏，唐太宗难道会因为爱惜他的功劳而宽免他的罪吗？又如长孙无忌，是文德皇后的亲弟弟。他曾佩刀进入宫禁之门，守门人失于察觉，请求依法治罪，唐太宗仍特意命令释放他。皇帝的亲属姻亲犯了罪，尚且不能免罪，何况其他人呢？你们如果能明白并遵守这个道理，就可以终身没有过失了。”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太祖在武楼下，指挥使郭英等侍立在旁。太祖回头对郭英等说：“朕曾经思考如何保全天下，你们能够思考如何保全自身和家族吗？”郭英说：“臣性情极其愚钝，但曾经想到过这件事。”太祖说：“朕命军士前往临漾修造宫殿，你们却又役使他们为自己建造房屋，这难道是保全自身和家族的办法吗？”郭英等惊惧愕然，叩头请罪。太祖说：“朕不忍加罪于你，你应当在内心自我反省。朕和你们名分上虽是君臣，恩情却如同父子。一个儿子受到责罚，其他儿子知道害怕，那么这个家就可以保全了。像杨廉等人，他们的罪应当处死，朕虽然宽赦了他们，却也把他们流放到远地，使众人知道畏惧，不至于废弃法令、损伤恩义。朕在思考保全你们这些人的办法，你却不思考保全自身，实在是愚蠢。”随后又说：“从前朕的皇考曾说，凡人守本分、积累财产，就像置办田地，耕种收获，每年都有固定的收益，用之不尽。若违背道理取得财物，就像贪官污吏那样，虽然获利很多，却有丧身亡命的忧患。如今你们的俸禄，就像辛勤耕田所得，每年享用其利益，没有终止的时候。与贪婪暴食所得相比，贪得的钱财终究会用尽，就像污浊的积水，早晨满盈，晚上就干涸了。” 你们对国家有功，朕已经用爵位和俸禄酬报你们；如果能够守住这些而不失去，子孙就永远有所依赖。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郭英等叩头谢恩说：“陛下对臣等的训诫深切周到，臣等铭刻在心，不敢忘记。” 十二月甲申，当时各位功臣所获赐的公田庄户、佃户，大多倚仗势力、冒犯法令，欺凌乡里，而各位功臣又不能禁止和约束他们。太祖于是召集各位勋臣告诫说：“古人不亏损小节，所以能够保全大功；不遗漏细小的品行，所以能够成就大德。因此才能终身富贵，声名流传后世。如今你们功业已成、名声已立，正应当留意保守晚年的名节。可是你们的庄户、佃户常常倚仗你们的势力，仗着威势欺凌乡里，你们怎么可以不严加告诫约束他们？他们不过是小人，告诫不严，就一定会逐渐放纵自己；放纵不止，就一定会连累你们的德行。” 礼待前代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左副将军李文忠派人把元朝旧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刺等送到京师，并把元朝的宝册献上。中书省臣杨宪等请求把买的里八刺作为俘虏献于太庙，宝册则命百官穿朝服进献。太祖说：“宝册收藏在库中即可，不必进献。古代虽然有献俘之礼，周武王讨伐殷朝时，曾经采用过这种礼吗？”杨宪说：“周武王当时的事情已经难以考知，但唐太宗曾经实行过。”太祖说：“唐太宗这样做，是针对王世充；如果遇到隋朝的子孙，恐怕也不会行此礼。元朝虽然是夷狄入主中原，但在一百年间，人口繁盛，家家生活富足，朕的祖父也曾享受过它的太平。即使古代有献俘之礼，朕也不忍心施加在他们身上，只命令他们穿本民族的服装入朝。朝见结束后，再赐给他们中原的衣冠，让他们当面谢恩。”又对杨宪说：“前代国家的妃嫔入朝拜见新君，元朝也有这种礼仪，不必仿效，也让她穿本民族服装到中宫朝见。朝见完毕，赐给她中原服装，也让她当面谢恩。” 己巳日，买的里八刺入朝拜见。太祖对中书省臣说：“朕看前代帝王改朝换代之时，俘获前朝的后妃，往往不按礼节相待，欺凌孤儿寡妇，这不是盛德之人所应做的，朕很不赞同。如今元朝的脱忽思后在这里，北方民族只知道吃肉饮奶酪，而且不能忍受暑热；她的饮食和居住安排，务必要适合她的习惯。假如她想回去，就应当遣送她回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太祖对侍臣说：“以诚心待人，陌生人也可以使他亲如骨肉；以猜疑防范他人，骨肉最终也会变成仇敌。朕对待前元皇室亲族，如高昌岐王等人，都授予显要职务，仍让他们佩刀担任侍卫，从没有丝毫疑忌。朕这样对待他们，他们难道肯背叛朕吗？”侍臣回答说：“陛下这样的心胸，实在是古代帝王一视同仁的心胸。”

译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对朝廷群臣说：“草木没有心志，遇到春天就生长茂盛，到了秋天就凋零，受到节气感应，尚且有荣盛和衰败，何况人呢？崇礼侯买的里人刺来到这里已经五年，如今既已长大成人，难道会没有思念父母和故乡的心情吗？应当遣送他回去。”于是以厚礼送他回去，并选派老成的宦官咸礼、袁不花枯木儿二人护送他。又赠给他的父亲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和锦衣各一套。买的里八刺辞行时，太祖谕告他说：“你本是元朝君主的子孙，国家灭亡后成为俘虏。从前就想遣送你回去，但因为你年幼，路途遥远，担心你不能到达。如今你已经长大，朕不忍心让你长期客居这里，所以特意遣你回去，去见你的父母亲属，以成全骨肉亲情。”又对两名宦官说：“他是前元的继承人，不幸到了今天这个地步，长途跋涉，你们要好好照料他。”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派使者到沙漠祭奠前元幼主。太祖命礼部臣说：“从前元朝国运已经终结，它的末代皇帝能够知晓天命，逃回沙漠。如今听说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在那里去世，可以派使者前往吊祭。”礼部臣回答说：“路途遥远，使者难以到达。况且他长期离开中原，已经改变了风俗，不属于礼典所应施行的对象。”太祖说：“帝王把天下看作一家，他并没有超出天地覆载之外，哪里算遥远？他虽然风俗不同，但爱憎之情从来没有不同。尊敬他的君主，他的臣下就会高兴；何况施行礼典，谁能违背德义而舍弃礼制呢！”于是太祖亲自撰写祭文祭奠他。礼待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太祖下敕谕告新近授任的北方守令说：“治理百姓的职责，应当爱护百姓。何况是新近归附的地区，百姓生活凋敝困苦，如果不设法使他们安定、休养，就会再次流离失所，那就辜负了他们的希望。你们应当体察朕的心意，好好安抚治理他们，不要加以扰害。精简徭役、节省费用，使他们能够尽力维持生活；劝导孝行、勉励忠义，使当地风俗敦厚。能够像朕所说的这样做，不仅百姓会受到你的恩惠，你也会获得清廉善治的名声。”于是命中书省发给赏赐，以勉励他们保持廉耻之心。谕告将士 己亥年春正月乙巳，太祖已经安抚平定宁越，准备继续攻取浙东尚未平定的各郡，召集诸将告诫说：“仁义足以取得天下，威武却不足以使人心服。攻克城池虽然依靠武力，但安定百姓一定要依靠仁德。我们的军队近来进入建康，连秋毫都没有侵犯，所以一次行动就平定了那里。如今刚刚攻克婺城，百姓才得到苏息，正应当抚恤安慰，使百姓乐于归附。这样，尚未平定的郡县也一定会听到消息而归顺。因此，取得天下以不杀人为根本；朕每次听到诸将攻下一座城、得到一个郡，却没有妄杀一人，总是高兴得不能自胜。大军出行，势头像烈火一样；火势猛烈，人就一定会躲避，所以鸟不会聚集在鹰鸇出没的树林，野兽不会进入设有罗网的原野，百姓也一定会归附宽厚的政治。做将领的能够以不杀人为心，只要有利于国家，自己也会得到福泽，子孙也一定会昌盛。你们听从我的话，事情就不难成功，大功就可以成就了。” 癸卯年九月壬申，太祖平定陈友谅后回来，到太庙告祭并举行饮至礼，评定功劳、施行赏赐，赐给常遇春、廖永忠田地，其他将士则按等级赏赐金帛。于是太祖与诸将谈论鄱阳湖之战。诸将请求说：“自古以来水战，必须得到天时、地利，才有可能取胜。比如周瑜击破曹操，是借助风向和水势的便利，才能战胜他。陈友谅的军队占据鄱阳湖，先处在上游等待我们，这是取得了地利。何况我们疲劳而他们安逸，如今却能战胜他们，实在令人不能理解。”太祖说：“你们没有听过古人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吗？陈友谅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力量强盛，但人人各怀一心，上下互相猜疑。何况连年用兵，屡次失败而没有功绩，不能培养威势、等待时机。今天刚在东边疲于奔命，明天又奔驰到西边，已经失去了众人的心。用兵贵在把握时机行动，一行动就能建立威势，有威势就能取胜。我凭借把握时机出动的军队，震慑了没有威势的敌虏；将士同心，人人勇气增加百倍，就像猛禽奋力搏击，连巢和鸟卵都一并覆灭。这就是我们能够击破他的原因。”诸将都叹服。十二月戊午，太祖在鸡笼山检阅武备，回来后坐在西苑，召见指挥华云龙等告诫说：“今天检阅的骑兵，你们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吗？”华云龙等回答说：“不知道。”太祖说：“军阵的形势有时圆、有时方，有时纵列、有时横列；时而收拢集合，时而分散布开，时而缓缓前进，时而突然往来，使人无法测度。善于用兵的人，能够以少数装成多数，以弱势造成强势，使自己安逸而使敌人疲劳，攻破敌人的谋略而取得胜利。运用阴阳变化，行动如鬼神莫测，即使有勇力的人也无法施展力量，有智谋的人也无法运用计策，这才是用兵的奥妙。大体上两军相对，关键在于审察敌我强弱、辨识双方人数，以正兵应敌、以奇兵变化，奇正配合适宜，应付变化不失误，这就是百战百胜的道理。你们一定要记住。” 甲辰年二月己巳，句容儒士戎简拜见太祖，与太祖谈到陈氏的事情。戎简说：“皇上从前在九江击败陈氏，他的军队已经溃败，为什么不乘胜直抵武昌，却反而撤军回来？如今虽然把他攻克了，所费力气也太多了。”太祖说：“你是儒者，难道没有听说过‘倾覆的鸟巢下面不会有完整的鸟蛋’吗？何况事情有缓急之分，用兵贵在随机应变。当陈氏军队失败时，我难道不知道乘胜追击、逼迫他吗？《兵法》说：‘穷寇勿追。’如果乘胜急追，他一定会拼死作战，杀伤必然很多，所以我故意放纵他，派偏师跟在后面牵制，防止他逃逸。我料想他们在受创残败之后，人人只想苟且求生，连喘息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再战？我用大军逼近，所以整座城都投降了。这样一来，我军没有受到损伤；二来，百姓得以保全；三来，智勇之士得以保全，所得难道不是很多吗？”戎简非常高兴而心悦诚服。后来有一天，太祖与诸将谈论用兵方略，于是对诸将说：“你们并不是不善于作战，只是临事决定战机时，才智有时不足，应当亲近儒者，取读古人的兵书，听取他们的议论，以增长智慧和见识。先前戎简所说的话，我虽然认为不对，但当时将校中也有人劝我在下游截击陈氏，并趁全军逼近武昌。” 军中都认为这是奇谋，却不知道戎简也能说出这种见解。然而这些都不是我的主意。你们应当好好思考，不要因为我没有采用戎简的话，就因此轻视儒者。”

译甲辰年五月丙寅，太祖谕告诸将说：“你们所统领的军士，虽然人数各有不同，但一定都要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才能、勇敢和怯弱各是怎样。遇到缓急情况时使用他们，应当像手足互相护卫、鸟翼互相遮蔽一样，这样一定不会有损失。如果只知道他们的姓名和人数，却不知道他们的能力，突然面对战阵时，凭什么应敌？即使普通人家有僮仆，也必须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何况身为将领却不知道士卒的情况，怎么可以呢？能够了解人，勇者就会效力，智者就会献谋，很少有人不尽心尽力。假如把所有人一概而论，勇者就会退缩，智者也会隐藏计策。你们一定要记住。” 乙巳年春正月乙酉，太祖将要整治淮甸，亲自检阅考核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操练作战，获胜者赏银十两；受伤却不退却的人也算勇敢之士，按等级赏银。又给所有人酒食慰劳，并赐给伤者医药。太祖于是告谕他们说：“刀刃平时不练习使用，必然会割伤手指；船平时不练习操纵，必然会翻覆淹溺；弓箭、骑马平时不练习，却想用于攻战，没有不失败的。所以朕特意选取你们加以训练。如今你们这样勇健，面对敌人还担心不能取胜吗？爵位、赏赐和富贵，只有有功劳的人才能得到。”太祖回头对起居注詹同等说：“军队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精锐；人数多而不精锐，只是徒然拖累行军布阵。近来听说军中招募士兵有许多冗杂滥充之人，朕特意以此告诫，希望得到精锐之士，或许才能派上用场。” 辛丑日，命千户夏以松守临江，张信守吉安，单安仁守瑞州，全部归江西行省节制。临行时，太祖召见夏以松等告诫说：“你们都是我的亲近故旧和有功之人，所以命你们承担专守一城的重任。守护一个郡，必须思考怎样使这一郡的百姓安定；百姓安定了，你们也就安定了。从前天下丧乱，不免要进行征战；如今既已平安，只在于安抚整治百姓而已。凡是守城的人，就好比守护器物，必须谨慎防止损坏。如果防守不牢固，导致器物残缺毁坏，那么器物就成了废器，守护它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朕不会因为富贵而忘记亲故，你们也不要因为是亲故而损害公法。这样上下之间才可以恩义兼尽，百姓享受安全的福泽，你们也获得无穷的美名。” 九月丙辰，太祖谕告诸将校说：“近来平章常遇春攻克襄阳，军队返回那天，极力称赞先锋张焕勇敢而有才智，且谨慎畏法，朕听了非常高兴。如果他始终如一，不改变自己所坚守的操守，将来让他统领一军，也未尝不可。大体上，有才能的人不是失于粗鄙，就是失于骄傲傲慢。张焕既有这样的才能，又谨慎畏法，这正是值得高兴的地方。你们正值壮盛之年，正应当奋发努力以取得功名，怎么可以庸庸碌碌，随着众人一起进退？朕任用人才，对每一项优点都记录在案，不会埋没他的才能。不要以为混杂在众人之中，朕就不知道你们。譬如良金藏在沙中，淘金的人能够识别它；美玉包在璞石中，琢玉的人能够取出它。如果果真能够建立奇功，就会得到超越常人的爵位赏赐。假如既畏怯又无能，却希望得到赏功，就像不耕种却希望秋天有收成，怎么可能呢？” 丙午年四月癸亥，淮安的降将梅思祖等来到建康。太祖谕告他们说：“你们大多原是故赵均用的部属，后来往往被授予显赫名位；继而归附张氏，又接受他的俸禄。如今来归附我，难道不会有思念旧主的心情吗？”诸将回答说：“天下初创、局势混乱之时，确实想选择豪杰来依附自己。如今有幸离开他而跟从皇上，就像走出昏暗而看见天日，哪里敢有反复之心呢？”太祖说：“你们难道真的知道我是可以依附的人吗？” 诸将说：“臣等观察皇上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英明果断，以赤诚之心任用人才，宁可减少自己的衣食来赏赐士卒；命令一经发布就坚决执行，禁令一经下达就立即停止，实在是应时而生的君主。臣等确实找到了归宿。”太祖说：“你们既然没有二心，就应当竭尽力量建立功勋，以保全富贵。”诸将都叩头谢恩。七月丁未，太祖认为淮安各郡已经平定，于是商议讨伐张士诚，召中书省和大都督府的臣僚，对他们说：“张士诚占据姑苏，多次侵扰我方，近来已经成为我国境内的寇贼，不能不讨伐。诸位公卿要认真谋划这件事。”右相国李善长回答说：“张氏早就应该讨伐了。但以臣愚见，他的势力虽然屡遭挫败，兵力却没有衰弱；土地肥沃，百姓富足，又有很多储积，恐怕难以立即攻下，应当等待时机再行动。”太祖说：“他昏乱淫逸越来越严重，挑衅不停；如今不除掉他，终究会成为后患。况且他的疆域日益缩小，长淮以东、以北的土地都已归我所有，我凭借取胜的军队逼近他，还担心不能攻下吗？何况他的败势已经显露，还要等什么时机？”徐达进言说：“张氏骄横暴虐，奢侈挥霍，这是天要亡他的时机。他所任用的骁将如李伯升、吕珍之流，都拘谨平庸，不足称道，不过是拥兵享受富贵罢了。他在中枢掌权的黄、蔡、叶三位参军之流，都是迂腐空疏的书生，不懂得长远大计。臣承奉主上的威德，率领精锐军队，宣布他的罪状而前往讨伐，三吴之地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平定。”太祖高兴地看着徐达说：“众人都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只有你与我的想法相合，事情一定能够成功。” 八月辛亥，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万军队讨伐张士诚。太祖驾临戟门，召集将领和辅佐官员告诫说：“古代在天地之间建立大功的人，一定是因应时势来树立自己的志向，如伊尹辅佐商汤讨伐夏桀，吕望辅佐周武王剪除商朝，他们都遇到了合适的时机，而志向在于天下苍生。自从天下大乱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各地割据、擅自称号的多得数不清。江南的乱雄中，西边有陈友谅，东边有张士诚，都连接土地千里，拥兵数十万。朕处在两人之间，和他们相抗十多年。看他们两人的所作所为，难道志向在于百姓吗？不过是贪图富贵、聚集党羽、劫掠抢夺罢了。陈友谅已经败亡，只有张士诚占据浙西，向北连接两淮，依仗强大的力量，多次侵扰我的疆界。幸赖诸将连年征讨，攻取了两淮之地，如今只有浙西姑苏各郡尚未平定，所以命令你们讨伐他。你们应当告诫约束士卒，不得放纵掳掠，不得妄加杀戮，不得毁坏坟墓，不得焚毁房舍。听说张士诚的母亲葬在姑苏城外，务必谨慎，不要侵犯毁坏她的坟墓。你们不要忘记我的话。各位将帅务必和睦，不要放纵身边人欺凌军士。” 凡是将领建立功劳，都必须依靠士卒，所以要好好抚恤他们。大体说来，攻克敌人必须以取得成功为成效，树立德行必须以广施恩惠为要务。你们要努力去做。”诸将都拜了两拜，接受命令。

译吴元年七月戊寅，太祖谕告诸将说：“战争是因为土地局势混乱而发生，并不是为了制造混乱。假借兵力来满足自己的志愿，是仁者所不做的。从前元朝末年战乱兴起，群雄争逐，依仗威势横行凌辱他人的不止一人。其中有因贪图财货而贪婪暴戾的，有因沉溺声色而淫乱残暴的，有因仇怨而报复的，有因愤怒而加以诛杀的。他们带兵出征，只求一时快意，却不知道伤害人、损毁物，造成的荼毒无法胜数。朕往往在出兵之时，必定反复严明号令，以制止贪婪暴虐。你们从事征讨，应当体会这个意思。曹彬、曹翰的事情，可以作为劝勉和警戒。朕曾经以此告谕徐达为将的道理：虽然要讲求威严，但归根到底应以仁爱为根本。徐达能够听从朕的话，攻城克邑而不放纵杀戮，可以说是善于用兵的将领了。你们要努力效法他。” 九月甲戌，命参政朱亮祖率领浙江衢州、金华等卫的马军、步军和水军讨伐方国珍。太祖说：“方国珍原是贩运鱼盐的小商贩，懒惰苟且求生，观望形势，时而服从、时而违抗，心怀两端。如今出兵讨伐他，按形势必定能够取胜。他没有长远计策，只有漂海逃走一条路。三州的百姓已经疲惫困苦到了极点，攻下城池那天，不得杀死一个人。”于是朱亮祖叩头接受命令出发。戊子日，太祖驾临戟门检阅考核将士，于是谕告千户赵宗等说：“军队的行列不能不整齐，进退不能没有节制。即使营房住所，也必须部伍严整；遇到调动征发时，容易按名呼唤，不会造成次序混乱。从今以后，住在营中的人必须以总旗为首，小旗在后，军人再次在后，按行列排列房屋居住。凡是出征时，即使妇女留在家中，也可以彼此保护照料。面对敌人时，也照这个办法执行。居住时部伍不乱，行进时进退有节；再加上将领有智谋，不交战则已，一交战就一定取胜。”又检阅骑兵、弓弩手，分别编成队伍，谕告他们说：“你们知道弓的力量吗？它的力量只能射到一百步；超过一百步，再多五步，箭就不能射入了。所以善于射箭的人，寻求在一百步以内命中，弓就不会有折损的忧患。驾驭马匹也是这样。马力能够跑一百里，超过一百里，再多跑十里，马力就疲惫了。所以善于驾驭马匹的人，总是让它的力量有所余而不耗尽，马就不会有跌倒受伤的过失。何况在攻战之中，马力所起的作用很多；在平原旷野奔驰，上下行动都能随心所欲，克敌追击败军，所向无前，都依靠马力。如果不善于调养，使马力疲乏，那么临阵时必然导致战事失败，无法取得成功。” 于是下令将士不得私自乘用战马，也不得用战马装载其他物品；违反命令的治罪。十月甲子，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管军国重事的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披甲军队，由长淮进入黄河，向北攻取中原；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领吉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滁州、和州、无为等卫的军队，由江西攻取福建；命湖广参政戴德随军征讨湖广；命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率领武昌、荆州、益阳、常德、潭州、岳州、衡州、沙州等卫的军队攻取广西。太祖召集诸将告诫说：“征伐是为了奉行天命、平定祸乱、安定百姓，所以命将出师，关键一定在于用人得当。如今诸将并不是不勇健善战，但能够持重稳健，使军队有纪律，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最具将领风范的，没有谁比得上大将军徐达；面对百万之众，勇敢地率先登城，摧毁敌阵、攻陷阵地，所向披靡的，没有谁比得上副将军常遇春。然而朕不担心常遇春不能作战，只担心他轻视敌人。朕以前在武昌，亲眼见到常遇春才遇到几名骑兵挑战，就轻身前去迎战。” 像陈氏那样的人，以及张定边之流，哪里值得一提？尚且只是据城指挥，常遇春身为大将，却反而同小校争强逞能，实在不是我对他的期望，务必严加告诫他。如果面对强大的敌军，常遇春应当率领前锋；或者敌军势力强盛时，就由常遇春和参将冯宗异分任左右翼，各自率领精锐部队攻击敌军。左丞薛显、参政傅友德，勇敢和谋略都冠绝诸军，可以各自率领一军，使他们分别承担一面。若只是孤城中的小股敌军，只派一名有胆略的将领，把总制之权交给他，都可以取得成功。徐达则专门统领中军，谋划激励各位将帅，运筹帷幄以决胜，不可轻易调动。古人说：将领在军中作战，君主不加干预，就能取胜。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又对徐达说：“京城门外的军政事务，确实由你负责。这次出征一定要从山东开始，逐步进取。山东，古人说是‘十二山河’之地。军队行进时，必须严格整顿部伍，明确等级和编制，统一众人的心志，审慎把握进退的时机，适应通权达变的需要，使每战必胜、每攻必取。我军兵力空虚而敌军充实，就避开敌军；我军充实而敌军空虚，就攻击敌军。将领是三军的司命；能树立威严的就能取胜，能掌握并运用形势的就会强大。威严树立，士卒就会听命效死；形势厚重，敌人就不敢侵犯。我曾经同各位豪杰并肩作战，观察他们所以失败的情形，没有不是由于威严没有树立、声势轻弱的。”}], 太祖又告诫友德说：“这次出征，你应当努力。过去汉高祖与项羽争夺天下，彭越在山东出力；如今用兵也从山东开始，你要勉力而为。”又告诫廷瑞说：“你以陈氏丞相的身份归附，侍奉我已有数年，忠诚老实，没有过失，所以命你统领军队前往攻取福建。何文辉做你的副将，湖广参政戴德听从你的调遣发兵。这两人都是我的亲近之人，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废弃军政。凡是号令和作战，都一律依军法办事。我过去地位卑微时身在军伍，看见将帅统率军队没有法度，心里暗自鄙视。后来掌握兵权，所统领的一军都是亲近归附之士，有一天带他们到野外作战，其中有两人违犯军令，立即斩首示众，众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没有人敢违背我的节制。人只要能够立定志向，还有什么事不能做成？听说你往年曾攻打闽中，一定深知那里的地势险易。如今统领大军进发，凡是攻围城邑，必须根据是否有利、能否取胜来决定进退，不要错失时机。平定福建的功劳，全都要依靠你。”于是徐达等辞别退出。

译这一天，大将军徐达等人与各位将领分别率领军队出发。太祖又召集诸将士，郑重告谕说：“现在命令你们各位将领率领所属部队平定中原。你们出兵，并不只是为了夺取土地、攻下城池，关键在于削平祸乱，使百姓安定。凡是遇到敌人就作战；但在经过的地方以及到达城下时，不得任意杀人，不得掠夺百姓财物，不得毁坏民居，不得废弃农具，不得杀害耕牛，不得抢掠百姓子女。民间如果有被遗弃、留在军营中的孤儿幼儿，若其父母亲属前来求取，就应立即归还。这是暗中积德的美事，大家应当共同做好。”又告谕杨田等人说：“南方土地都已列入版图，只有北方山东一带还没有完全平定，两广、八闽也还没有归附。我已经命令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等向北平定中原，命平章胡廷瑞等分路向南征讨，以攻取八闽。等八闽平定后，就率领这支军队渡海直趋广东。所以命令你们率领荆湘的军队，进攻并夺取广西。两军合力，什么地方不能攻克？什么坚固之处不能摧毁？你们务必要平息祸乱、制止暴行，安抚归顺者，使远方之人畏惧而服从，努力建立你们的功勋，不要违背我的命令。”诸将都叩头接受命令，各自带兵出发。十二月辛亥，太祖派人告谕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说：“听说将军已经攻下齐、鲁各郡，朝廷内外都在庆贺；我却认为，取得胜利还能自我警戒的人，才可以常胜；处于安定还能保持警惕的人，才可以长久安定。所谓警戒，就是虽然取胜，也要像刚开始作战那样谨慎；所谓警惕，就是虽然安定，也要像行走在危险之地那样戒备。屡次取胜的军队容易骄傲，长期劳苦的军队容易溃败。能够预先考虑一千次失败，才可以做到不失败；能够在成功时仍然谨慎，才可以真正取得成功。必须周密防备，谨慎严密，常常如同面对敌人一样，不要产生懈怠，以免被人乘隙攻击。慎重！慎重！”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将军汤和调动军队进攻延平。太祖派使者赐给汤和敕书并告谕说：“军中的事情，难以拘泥于一条固定办法；只应当先用德行使人服从，只有对那些凭险固守、不肯顺服的人，才用威势震慑他们。凡是施行德政，必须先从邻近之处开始，因为近处是远方所观望的；要显示威势，也必须先对强大的对象施行，因为强大者是弱小者所凭借的。近处归服，远方就会前来；大的势力受到震慑，小的势力就会畏惧。”又说：“如果想使别人不违背自己，就应当用诚信来对待他们；想使别人建成功业，就应当放手让他们专断处理。不讲信用，命令就不能统一；不授予专权，权力就会有所分散。这些都是你的短处，所以特意告诫你。” 三月甲戌，太祖告谕武臣说：“你们跟随我起兵，攻城夺地，出了很多力，立下了许多功劳。但近来新近投降归附的人，也有被提升任用、地位在你们之上的，而你们反而位居其下，并不是我抛弃旧人、偏取新人。如今天下成为一家，用人的原则是极其公正、没有私心。他们有智谋才略，能够建立功勋，所以位居你们之上。有超过常人的才能、出众的智慧，才会得到超越常人的爵位和赏赐。你们如果能够每天亲近贤士大夫，以扩大自己的见识和智慧，努力建立功业，就不必担心爵位不显贵。”于是众人都叩头表示感激。太祖分别赐给他们绣衣，以示慰劳勉励。乙酉，太祖在奉天门召见刘基，和他谈论军事。太祖说：“战胜敌人依靠军队，而驾驭军队依靠将领。军队没有节制，将领就无法任用；将领用非其人，军队必然失败。因此在两军之间决定生死成败的关键时刻，有精锐的军队不如有优秀的将领。”刘基回答说：“臣承蒙圣上深厚的恩遇，能够侍奉在左右。每次看到陛下在庙堂上筹划军事，起初我以为未必全都正确；等到陛下摧毁敌军锋芒、击破敌人，行动往往如同神明一般，我因此知道陛下善于任用将领；将领取胜，不如君主取胜。但臣观察陛下常常不拘泥于古法而取胜，这尤其是难以做到的。”太祖说：“用兵就是谋略。根据敌情来制胜，难道一定要拘泥于古法吗？我曾亲自冒着箭石作战，观察战阵中的事情，军阵的开合、奇正的变化，在片刻之间就会改变，如同风云没有固定的形势，关键在于通晓并适应这种变化罢了，哪里还有空闲讨论古法呢？”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太祖在奉天殿接受朝贺，大宴群臣。宴会结束后，太祖看到各位功臣进退有礼，便召他们到面前告谕说：“朝廷之中，以礼仪为主。人有礼，就像衣服有纹饰一样。我听说元世祖命伯颜、阿术二人平定江南，班师那天，世祖派儒臣许衡带着酒到郊外迎接他们。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先饮。伯颜说：‘阿术的功劳，应当先饮。’阿术说：‘伯颜的功劳，应当先饮。’这样互相谦让了很久。许衡感叹说：‘贤德啊！古代有拔剑击柱争功的人，与这两人相比怎么样？’如今我看到各位虽然出身行伍，但进退周旋都不失礼仪法度，我因此设宴款待你们。你们如果始终都能这样，哪里还用担心后世没有称赞你们的人呢？” 三月丙申，命令京卫将士练习武艺。当时各位将领率领军队平定中原，进入关陕；留在京师的将士大多安逸懒散。太祖告谕他们说：“凡事都必须预先准备，然后才能取得成效。先前疏浚水流，到了旱季就不必忧虑；等到水已经干涸才去汲水，即使浇灌焦土也来不及了。你们应当在闲暇时练习武艺，不可因为没有战事，就认为可以安逸享乐。沉溺于安逸享乐的人，必然走向危亡；处于安定而能考虑危险，才可以长久安定。”又说：“取得成功并不容易，保住俸禄功名尤其困难。如今国家任用人，就像使用车辆一样；如果车辆有所龃龉、不能前行，就会把货物转装到另一辆车上。你们要以此为戒！”诸将都叩头致谢。戊戌，太祖告谕指挥同知袁义说：“你所统领的军士，多是山东健儿，勇敢而且好斗；如果加以训练，全都可以成为精锐之兵。但应当推行恩惠之意来笼络他们，用严明的号令使他们统一，这样或许在面对敌人时能够得到他们拼死效力。如今新近升任武职的人很多，却不知道训练军队的方法，也不思考今日的富贵都是从战功中得来的。而且，智慧超过百人，就做百人之长；智慧超过千人，就做千人之长；智慧超过万人，就做万人之长。从前平章俞通海与陈氏在鄱阳湖交战，陈氏用巨舰压迫俞通海的船只，形势十分危急；他所统领的军士都奋勇用力，以首船抵挡敌舰，铁帽全都损坏后才得以脱身。如果不是俞通海训练有素，并且恩威兼施，怎么能得到军士这样拼死效力？你们应当以他为榜样，千万不要更加懒惰而荒废事务。”

译庚子，太祖告谕各位将校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处于安定时考虑危险，处于太平时思考祸乱。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怎么可以仓促地认为已经安定，而忘记警戒？我看你们的智虑大多达不到这一点，只知道享受富贵、寻欢作乐，对于所统领的军士懵然无知，不加以考察训练。倘若一旦发生警报，将拿什么使用他们？我过去攻下金华时，住在廉访司，有几个负责洒扫的老兵，能够谈说元朝时点验军队的事情。使者问他们的主将：‘你的军队有吗？’主将说：‘有。’使者问：‘在哪里？’主将举起所佩带的繁囊，拿出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全都在这里了。’他们懈怠松弛到了这种地步。等到天下大乱，没有军队可以使用，才集合农夫、驱使市民充当士兵，甚至连弓都拉不开、不能射出一箭，只能并着头被杀，妻子儿女也被俘虏。国家的灭亡，实在就是被这类人葬送的。你们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任命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张温兼任陕西行都督府前事。张温先前跟随大将军攻打兰州立功；到这时入朝谢恩，太祖告谕他说：“兰州的胜利，可以说是奇功。作为将帅，立了功却不夸耀自己，功劳反而更加显著；倚仗功劳而骄纵放肆，名声反而更加败坏。因此，只有仁德的人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有智慧的人能够成就自己的声名。仁德和智慧都具备，所向就无敌。如果缺乏仁德、少有智慧，即使有百万勇敢之士，也不足以依靠。古代仁德而有智慧的将领，能够安抚整治百姓，了解情况、通达变化，不费力便能制胜，在当时建立功勋、成就名声，国家无不倚重他们；他们的功名自始至终都能保持，万古不朽。其他那些凶悍、骄傲、放纵、蛮横的人，等到成功之后，就更加任意放肆，以至于失败灭亡。这大概是因为只有勇力而缺乏仁德和智慧。《左传》说：‘地位高却不危险，富足满盈却不外溢。’又说：‘功劳盖过天下，要用谦逊来守住它。’你如果能守住这些道理作为戒训，就可以长久保有富贵了。” 十一月辛丑，太祖退朝后，退坐东阁，召见各位武臣问道：“你们退朝以后有空闲时，所从事的是什么事情？所接触的是什么人？也曾经亲近儒生吗？从前在战阵之间，带兵抵御敌人，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如今处于闲暇、没有战事，勇力无处施展，应当同儒生讲求古代名将成功立业之后，怎样有道地侍奉君主，有礼地修养自身，谦恭而不夸耀，能够保全功名的人有哪些；又有哪些人骄奢淫逸、暴虐蛮横、违法乱纪，不能保全始终。常常把这些作为借鉴和戒训，选择其中好的去遵从，就可以与古代贤能的将领并列了。” 十二月戊午，太祖听说有指挥官鞭打虐待军士，便召见羽林卫指挥使叶升等人告谕说：“你们担任指挥官，是五千人的长官。考察阅检士卒队伍时，应当向他们表示恩惠和信用，加以安抚、教育，不可倚仗威势就随意欺凌虐待他们。况且在京师治理军队，与在边关之外行军作战的办法不同。那里号令不严，就会错失战机、耽误军务；在京师只应当勤加操练、善于安抚而已。近来听说许多指挥官因为细小事情鞭打军士，你们难道没有想到，所得的名位和爵禄都是军士出力换来的吗？如今天下无事，你们已经各自享有富贵，军士没有参与享受，却不加以抚恤，反而虐待他们，实在大失人心。你们要以此为戒。若再这样做，定罪之后一定不予宽宥！” 己未，太祖对各位武臣说：“国家安定、功业成就之后，便颁爵位、授俸禄。你们享有富贵，正应当同贤人君子讲学，以明白道理、扩大见闻，通晓古今的事务，从而成就远大的器识。怎么可以苟且自满，只停留在武夫的境界呢？地位高贵却不知道学习，只会增长骄傲之心；生在今天却不知道古代，哪里能认识成败的迹象？古代的良将都是文才武略相互辅助，你们不可把二者看成两条道路。有见识的人一定会认同我的话；次一等的人会在听从或违背之间选择；最下等的人则如同耳朵没有听见。我的话语恳切周详，你们要努力记住。”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令赏赐征讨甘肃的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当时，公侯、都督、指挥、千户、百户因为隐匿所缴获的马、骡、牛、羊而不得赏赐。太祖因此告谕他们说：“作为将领，尚且不应把自身利益放在心上，何况对于财物呢？从前祭遵做将领，忧虑国事、奉公守法；曹彬平定南唐，所装载的只有图书。你们如果能够效法古人，就会留下无穷的美名。如今不赏赐你们，你们应当反省自身，思考如何补救过错。”诸将都叩头认罪，退下了。洪武六年三月戊申，太祖亲自到教场检阅武艺。检阅结束后，告谕各位将臣说：“蓄养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劳作百姓是为了供养军队。军队和百姓相互资助，彼此都能受益。如今你们没有耕种的劳苦，却享用他们供给的食物；没有纺织缝衣的辛苦，却穿着他们供给的衣服，这些都出自百姓。与百姓的辛勤劳苦相比，他们的衣食还常常不足。然而有些无知之徒不懂得守卫防御的道理，任意生出凌虐之心，来伤害百姓。百姓受害而陷于困苦贫乏，这就是自己损害衣食的根本。不仁到了极点！你们勤劳建功，都已经获得荣耀显达，应当戒除放纵恣意之心，体会我体恤下民的心意。况且身居富贵而能想到卑贱、生活富足而能想到贫困，才是善于处在富贵之中；能够与众人共同忧患、共同欢乐，才是善于体察众人的感情。不违背下层百姓的愿望，才能符合上天的心意；符合上天的心意，才可以享有富贵。”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阳各州的蛮族盗寇突然起事，命令金吾右卫指挥同知陆龄率兵讨伐。太祖告谕他说：“蛮夷违背教化，自作不靖，如今命令你们讨伐他们。军旅之事，以仁为根本，以威严为作用。要申明号令，不可姑息迁就。号令明确，上面的人就会有奋发之心；实行姑息，人们就会产生懈怠之志。士气振奋，即使兵少也能成功；人心懈怠，即使兵多也不能取胜。所谓仁，并不是姑息；所谓威，也不是一味杀伐。用仁德安抚众人，用威严振作军队，就很少有不能取胜的。”陆龄接受命令出发，最终把他们全部平定。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太祖在奉天门对左都督丁玉说：“你近来征讨威州、茂州等地，幸而已经成功。但听说你在军中谋士很少，偶尔有几个，你又不能以适当方式对待他们，使他们不得其心。作为将领，首先必须有智谋；智谋又在于善于任用士人。因此，以诚心待人，人才就会为我所用；如果待人没有诚意，又有谁肯尽心为你效力呢？得到人才就能取胜，失去人才就会削弱。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只崇尚使用蛮力，怎么足以制服敌人？本来就有竭尽万人之力去抵御敌人却仍然不足的，也有只用一人的智慧制服敌人却绰绰有余的，这就是使用智力和蛮力的差别。过去的功劳幸而已经成功，今后如果再有任命，你应当在这一点上审慎。”

译洪武二十年十月己酉，太祖与各位将领谈论兵政。太祖说：“国家用兵，就像医生用药。储备药物是为了治病，不是因为没有病也服药。国家没有安定时，用兵来平定祸乱；等到四方太平，只应修治铠甲兵器、训练士卒，使国家常有防备。兵力能够消除祸患，也能够招来祸乱。如果倚仗国家富强，喜欢争功而制造事端，结下怨仇、挑起衅端，恰恰足以招来祸乱。这正像医生妄自用令人昏眩的药物，强行给没有疾病的人服用；即使不至于损伤身体、丧失性命，也会伤害元气。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只应当经常讲习武事，不可穷兵黩武。你们都负有军旅方面的职责，应当深刻体察我的心意，希望不要有所失误。”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这个月，太祖听说世袭武臣中有苛刻对待军士、不加抚恤的人，特意下敕告谕说：“你如今居于官位、享受俸禄，难道是靠你自己的才能吗？都是因为你的祖父能够抚恤军士，把福泽流传给你。我观察国家建立初期的那些老成将官，刚起兵时，收养安抚士卒，有的只有一二十人，有的一百、二百人，后来达到四五百人，都一定用恩惠抚慰他们，亲近得如同兄弟，爱护得如同骨肉。所以在攻战之际，士卒们争先恐后地效力，奋不顾身，凭借这样便所向克捷。人人都称赞他们善于作战，却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善于抚恤士卒，才能做到这样。甚至士卒患病时扶持照料，服侍劳作、奔走办事，也如同子弟对待父兄一样，无不尽心。到论功定赏时，大的封为公侯，小的任为千户、百户。如果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没有士卒帮助，他能抵挡多少人呢？如今你们承袭祖父的官职，应当自己思考富贵是由士卒而来；有的人却反过来虐待他们，使强壮者以诉讼相争，使弱小者心怀怨恨，众人的心不肯辅佐，遇到攻战就首先退却，遇到患难就弃军逃走。对上会败坏国事，对下会丧失自身和家业，这与农夫种田却拔掉自己的好禾苗，最终因饥饿而死有什么不同呢！作为众人的长官却虐待属下，是不仁；败坏国家的事情，是不忠；毁掉先人的事业，是不孝。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呢？你们那些贤德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以及乡里亲党和知晓此事的朋友，也都应当把我的话相互劝诫，遵守法度，抚恤军士，这样就可以永远享受太平安乐的福泽了。”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赐给天下武臣《大诰》，命令他们的子弟学习研习。太祖对兵部左侍郎沈溍等人说：“先前因为武臣中有人违法并严酷对待军队，我曾经撰写《大诰》公开颁示，告诫他们，遏止错误的念头，开导他们走向善道。现在想到他们的子孙世代承袭官职，如果不知道接受教诲，将来承袭之后，安抚驾驭军士，或许会重蹈覆辙，必然会造成祸害。不惩治，法律就不能施行；惩治他们，又不是保全功臣的本意。引导人行善，就像给他指示大路；用善言训诫人，就像用船和桨帮助他渡水。你们兵部应当再次把这些话告谕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