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三
甲辰十一月辛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轻重，各适其直。若委重于轻，是以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麒麟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丙午正月，是月，命中书省臣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吴元年十二月，是月，太祖以山东郡县既下，命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妞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于暴横。又皆以胡人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反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太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浚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四月癸亥，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因谓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世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安对曰：“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太祖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安乃顿首受命。闰七月辛酉，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交者矣。”真叩头谢曰：“昔者武王代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以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八月丙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洪武二年二月庚寅，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乂，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蒙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译甲辰年十一月辛酉，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建国之初，最急迫的是招致贤才。中书省统领百司、总领群属，必须选择贤能的人与之共同治理。但任用人的道理，无论职位大小、事务轻重，都应各自适合他的才能。如果把重任交给只能担轻任的人，就像把椽子、方木当作栋梁；把大事交给只能办小事的人，就像用大钟大鼎去盛放斗筲之物。”省臣回答说：“人只要有才能，施用于任用和差遣，应该没有什么不可。”太祖说：“莫邪剑锋利，能够砍断犀牛和大象，用它去砍石头，剑刃必然崩缺；麒麟跑得快，能够奔驰千里，用它来驾驭耕犁，必然跌倒。关键在于安排得当，使人充分发挥才能。” 丙午年正月，在这个月，太祖命令中书省大臣登记起用各司弹劾罢退的官员。省臣傅瓛等说：“如今天下正在更新变化，各项事务正繁重，各司官吏如果不是精勤、明敏之人，就不足以办成事情。这些人都因为迂缓、不能称职而被法司弹劾罢退，哪里适合重新任用？”太祖说：“人的才能各有长处短处，所以治理成效也有快有慢。质朴的人多半迂缓，狡猾的人多半机敏善辩。机敏善辩的人虽然善于办事，有时却失于急促，不能不对百姓造成损害；迂缓的人虽然办事有时有所不及，但对百姓却没有损害。” 吴元年十二月，在这个月，太祖因山东郡县已经攻下，命令官员前往安抚整治。告谕他们说：“百姓安定还是不安定，取决于守令；守令是否贤能，在于才能和德行。有才能，便可以应对变化、办成事务；有德行，便足以把地方治理好。治理之道也有难易：天下无事时，百姓习惯于奢侈放纵，治理教化很困难；等到经历丧乱，百姓凋敝，安抚抚恤尤其困难。元朝之所以造成动乱，虽然是上层失去了掌握权柄的能力，也因为州郡官吏没有选对人。懦弱者不能立足，流于放纵松弛；强横者急躁仓促，表现为暴虐横行。而且他们都任用胡人担任长官，不仅尸位素餐，反而被奸吏愚弄；奸吏借其威势、窃取权力，因而造成祸乱的根源。如今山东郡县新近归附的百姓盼望得到治理，就像背负疾病的人盼望遇到良医。医生治病，有攻治和保养两种方法：攻治是消除外邪，保养是扶助元气。如今百姓走出丧乱，外邪已经除去，所盼望的只是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就是扶助元气。你们如今肩负守令之任，应当体察我的意思，把安抚养育百姓放在心上，不要使他们更加困苦。”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各府、州、县来朝的官员入朝辞行。太祖告谕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都很困乏，好比刚开始飞翔的鸟，不能拔掉它的羽毛；好比刚栽下的树，不能摇动它的根。关键在于使百姓安定休养、生息恢复。然而只有廉洁的人能够约束自己而使别人获利，贪婪的人必定搜刮别人来充实自己。况且有些人虽有才智敏捷，却可能拘泥于私心；有些人虽善良柔顺，却可能被欲望蒙蔽，这些都是不廉洁造成的祸害。你们应当深切戒惧。” 四月癸亥日，设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任山东参政。任命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于是对陶安说：“朕渡江之初，卿首先率领父老到军门拜见朕，为朕陈述建立王业的方略，议论当时的政务，深合朕意。从此以后，我们朝夕相处，卿在幕府和军旅事务上给朕的帮助很多。后来卿进入翰林，更使朕听到许多正直的议论。如今调汪广洋任山东参政，江西是上游的重要都会，适合代替他的人大概没有谁比得上卿了，卿要替朕安抚治理那里。”陶安回答说：“臣资质浅陋，承蒙陛下甄别录用，使臣得以侍奉左右，已经是过分的荣幸了。如今又把重任交给臣，臣恐怕不能胜任，辜负皇上的恩德。”太祖说：“亲自披甲戴胄，在两军阵前决胜负，这是武夫的事情，不是儒生所能做到的。至于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安抚整治一方百姓，这是儒者的事情，不是武夫所能做到的。朕任用人，是用他的所长，不强求他做不能做的事。卿的才能适合担任这个职务，所以授给卿；难道朕会偏爱卿一人，而不顾惜一方百姓吗？”陶安于是叩头接受了任命。闰七月辛酉日，广东的何真率领属官入朝，诏令授何真为江西行省参政。太祖告诫他说：“天下纷争之时，所谓豪杰有两种：能够把乱世变为治世的，是上等；能够保全百姓、通晓时势并知道归顺何方的，是次等。至于凭险固守、苟且偷安，给百姓留下祸害，直到身死也不悔改，这种人就不值得谈论了。近来大军进临闽越，卿立即献出诚意前来归顺，不劳一旅之师便使军队不战而胜，百姓安居，可以说是识时务、通达事理的人了。”何真叩头谢恩说：“从前周武王讨伐暴君、拯救百姓，诸侯没有约定便会集了八百人。如今皇上平除祸乱以安定天下，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四海都来归顺。臣本是蛮夷之地的人，起初遭逢乱世，不过聚集乡民，作为保全性命的计策，实在没有别的志向。如今有幸遇到大明如日当空，幽暗之处无不照见，臣虽愚昧，哪里敢违背天命呢？”太祖说：“能够不把祸患加给百姓的人，必定世世享有他们的恩泽。朕嘉奖你的忠诚，想到江西靠近广东，因此特意授你为江西行省参政，以表彰你前来归顺的诚意。古人说：‘美好的名声，是德行的载体。’卿的美名已经显著，还要更加努力修养德行，来辅佐我的国家。” 八月丙子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任用人的方法，是根据才干授予职务。譬如优秀的工匠对待木材，无论大小、曲直，都使它各得其用，这样就不会废弃材料。人也是如此。有大器量的人，可能缺少处理小事的才能；有处理小事才能的人，又不足以担当大事。任用人的关键，在于审察他适合做什么。骅骝这样的良马，能够历经险阻、奔驰远方；如果让它追捕兔子，就不如韩卢。铅制的刀割东西，能够剖开朽腐之物；如果让它解剖整头牛，就一定要借助锋利的刀刃。所以国家任用人才，应当各按其才，不能一概而论。否则人才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朝廷就会有缺少可用之人的忧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日，太祖对朝廷大臣说：“把黍粒积累起来可以成为一寸，把善行积累起来可以成为德行。所以小善可以积成大善，小恶也必然会发展成大恶。”又说：“积累善行如同积土，长久不停，就可以堆成山。积累恶行如同河堤出现缺口，缺口虽小而不堵塞，必然会发展成洪水滔天。你们都是当时的杰出人才，与朕共同安定救济天下，即使有小的善行，朕也一定记取；如果有不善之处，不要吝惜，赶快改正。人能够改过向善，就像镜子除去污垢，光彩会日益增加。否则就会终身受到蒙蔽，罪恶日积月累，灾祸过错也会随之到来。难道可以不警戒吗？”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为参政。太祖谕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有义。君子则惟义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訹，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哲对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太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亡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位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为公矣，卿宜勉之。”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乃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出。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四月辛卯，大祖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近调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门，连夜不寝。身虽不往，而心则往矣。惟恐委任非当，或规画未善，不能了事。卿等为朕股肱，于铨材授任，亦当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轻选任。”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七年正月度午，吏部奏主事员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户部。太祖不许，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老者，就本部升用。”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县官。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称任官惟贤材，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如颖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入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恺悌之政也。为令而无恺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译五月癸丑日，设置福建行省，将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属其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任参政。太祖告诫他说：“君子立身处世，没有什么比辨明义与利更重要。义，是保全自身的根本；利，是败坏名声的源头。普通人只知道追逐利益，却不知道还有义；君子只知道守住义，有时竟忘记了利益，这就是君子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福建靠近大海，百姓和物产都很富足，外国商船往来，私下交往的人很多。从前官吏大多被利益诱惑，陷入罪过。如今命卿前往，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操守，不要重蹈他们的罪过。”蔡哲回答说：“臣资质浅薄，承蒙接受皇上的恩命，怎敢不尽心奉公来报答。”太祖说：“公，就是没有私心的义；私，就是丧失公义而追逐私利。只是‘公’这个字，也不是容易说清的。内心要像止水和明镜一样，没有丝毫私意牵累，然后才能衡量事情、判断事物，胸怀开阔而没有阻滞。如果心中稍有芥蒂，就不能算公正了，卿应当努力做到。” 八月己巳日，太祖命吏部确定内侍诸司的官制。告诫说：“朕考察《周礼》所记载的内侍人数，还不到一百人。后世竟增加到几千人，终于成为大患。如今虽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当采取防微杜渐的办法。古代这些人所掌管的事情，只限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几项事务。如今朕也不过用他们来听候差遣，并没有另外委以重任，可以斟酌适当安排，不要让人数过多。”又回头对侍臣说：“这些人自古以来，要找其中善良的，千百人中也见不到一两个。如果把他们当作耳目，耳目就会被蒙蔽；把他们当作心腹，心腹就会生病。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应当告诫约束，使他们畏惧法律，不可以让他们建立功劳。立了功就会骄横放纵，畏惧法律就会有所收敛；有所收敛，自然就不会作恶。”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日，御史台呈上拟定的《宪纲》四十条，太祖阅览后亲自删改修订，下诏刊行。于是对御史台大臣说：“元代任官，只看重本族人，轻视中原士人，南人甚至不能进入掌管监察法纪的机构，这哪里是公道？朕任用人，只看才干，不分南北。监察法纪的机构是朕的耳目，任用得人，自然就没有被蒙蔽闭塞的忧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回答说：“臣听说元代派遣使者宣抚百姓，刚出发时，四方都受到震动；等到了以后，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便离开了。百姓因此说：‘奉命出使宣抚，询问百姓疾苦；来时如雷霆，离去如破鼓。’直到今天还流传下来作为笑话。如今陛下对人一视同仁，任官只取贤能，尤其重视监察法纪，明确建立法度。这是安定百姓、兴起太平之治的根本，天下真是幸运。臣等怎敢不专心一意，敬奉并贯彻圣意。” 四月辛卯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有人说，刑名、钱谷一类的职务，应当让擅长吏治的人掌管。然而官吏大多狡猾奸诈，喜欢舞弄文书、玩弄法律，所以朕全都任用儒者。而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就太平盛世的美好局面，都以儒者为根本。儒者通晓古今，明白道理，不是那些只会文书法令的普通官吏可比的。然而如今所任用的儒者，大多不能符合朕委任他们的本意，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在选任之时没有得到真正的人才吗？朕每逢遇到事情，没有不尽心研究的。近来调兵北征沙漠，向西攻取川蜀，大军尚未出门，朕就连夜不能入睡。身体虽然没有亲自前往，心却已经前往了。朕只是担心委任不当，或者筹划不完善，不能把事情办成。你们是朕的股肱，在考察人才、授予职务方面，也应当早晚尽心研究；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才，不要轻率选用。” 五月丁巳日，任命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太祖谕示他们说：“吏部，是负责衡量、鉴别官员的机构。镜子明亮，事物的美丑就无从隐藏；秤尺公平，事物的轻重就能得到恰当衡量。政事的成败，在于各级官员；任用官员是否得当，由吏部决定。任用得人，政事就能治理，百姓就能安宁；任用不得人，就会出现官员失职、职位空缺的情况。你们担任执掌权衡、鉴别人才的职务，应当以公平为准则，辨别贤能与不肖。不要只是庸庸碌碌地占着职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戊午日，吏部上奏说主事人员太多，想把主事王性改调任职于户部。太祖不准许，说：“自古以来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是为了治理各种事务。政务有繁简之别，所以官员也有多少之分，应当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怎么能完全拘泥于一律呢？何况初入仕途的人，对政务还不熟悉，事情由什么来治理，职务又如何能称职呢？从今以后，六部官员不得轻易调动；如果有年老的官员，就在本部升任使用。” 六月戊午日，裁减北方府、州、县的官员。太祖命令吏部大臣说：“古人说任用官员只在于选择贤能的人。一个郡得到一名贤能的太守，一个县得到一名贤能的县令，就足以使地方得到治理。比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哪里还用担忧不能治理好呢？如今北方郡县中有些地方百姓稀少、事务简略，设置的官员却与政务繁重的地方相同，官员俸禄和供给难免使百姓疲敝，可以酌情减少。”于是吏部提议裁减北方府、州、县官员三百零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日，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任期考核期满，入朝觐见。州里呈上他的考核评语说：“没有课督农桑、兴办学校的成绩，但擅长督运。”吏部将此事上报。太祖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学校，是教化的根源。这些都是太守、县令首先应当办理的事务。不知道致力于这些事务，却说他擅长督运，这是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难道是他的职分吗？如果只把督责事务当作能干，不是和乐仁厚的治理。做县令却没有和乐仁厚之心，百姓所受的祸害就多了。应当将他黜退或降职，使他受到惩罚。” 庚戌日，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任期考满，入朝觐见。本州呈上他的考核评语说：“能够扩充办理商税。”吏部将此事上报。太祖说：“土地所生产的物品有一定的数量，官府征取也有固定的制度。商税本来就有规定的数额，何必等待扩充办理？如果在定额之外扩征，岂不是从百姓身上剥削吗？主簿的职务，本来是辅佐治理县政、抚恤安定百姓，难道能以办理税课作为才能吗？如果只以办理税课为能，其他方面又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失职了。州里的考核评语不对。你们吏部应当发文询问查实此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时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颇难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陕西参政，未行，太祖遂命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问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适，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秉正等顿首谢曰：“臣等驽钝，幸蒙圣眷，膺兹重任，敢不尽心，图报万一。”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来朝。太祖谓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广聪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似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瘝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材。天下何忧不治。”廷臣对曰：“皇上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三月丁丑，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太祖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太祖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烈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材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为政，社稷永安。筑岩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继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业。是贤者虽处同出异，其忠君济民之道则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访近臣而求士，故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谕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尔其审之。”于是授职各有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著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译洪武十年七月甲申日，设置通政使司，掌管各司文书的出纳、敷奏以及封还驳正等事务。当时官制刚刚建立，太祖看重这一职务，很难选得合适的人。刑部主事曾秉正刚被升任陕西参政，尚未出发，太祖于是命曾秉正担任通政使。任命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太祖谕示他们说：“言路被堵塞，是祸乱的萌芽；办事专断恣意，是权奸逐渐形成的征兆。因此必须设置掌管言路的机构，以沟通上下的情意，使天下政务得以通达。过去虞舜时代的纳言，以及唐代负责询问下情的官职，都是承担这种职责的。如今以此职任命你们，官职以‘通政’为名；政事如同水一样，希望它经常顺畅流通，不要有壅塞阻遏的祸患。你们应当审慎处理诏令，使百司得到整顿；通达幽隐的情实，使各种政务得以沟通。应当执掌奏报的，不要有所忌惮回避；应当驳正的，不要阿谀顺从；应当敷陈的，不要隐瞒遮蔽；应当引见的，不要拖延阻难。不要用巧言来求得容悦，不要用苛细察访来邀取功劳，不要用进谗离间来欺骗蒙蔽。应当把公正、清廉、正直、明察放在心中，这样才差不多不会辜负委任你们的用意。”曾秉正等叩头致谢说：“臣等资质驽钝，幸蒙圣上眷顾，承受这一重大任命，怎敢不尽心竭力，以报答圣恩于万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本月，征召天下布政使司的官员以及各府知府入朝。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必定广泛开通耳目，以防止下情壅蔽。如今布政使司的官员，就是古代方伯所担任的职务；各府知府，就是古代刺史所担任的职务。他们是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抚恤安定我朝百姓的人。然而任用得人，地方才能得到治理；否则就会官员失职、职位空缺，使我的百姓遭受祸害。朕如今命令他们入朝，使他们了解朝廷治理天下的体制，以警戒他们玩忽职守、苟且拖延的心思；并且借此询问考察他们的言行，考核他们的治理成绩，来观察他们的才能和是否称职。如果治理成效已经取得，就是贤能的人才，天下还有什么值得忧虑而不能治理好呢？”朝廷大臣回答说：“皇上忧虑百姓如此迫切，任用官员如此慎重，这正是尧舜询问政事、考察言论的治道。” 三月丁丑日，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人因考核政绩入朝。太祖命令吏部说：“考核政绩的制度，是用来表彰、区别贤能与不肖，以显示劝勉和惩戒。如今官员入朝，应当考察他们的言行，考核他们的才能功效，评定他们政绩的优劣，分为三等。称职而没有过错的列为上等，赐座并设宴；有过错但称职的列为中等，设宴但不赐座；有过错且不称职的列为下等，不得参加宴会，在门边按次序站立，等参加宴会的人出来后再退下。这样或许能使主管官员知道应当激励什么、劝戒什么。”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日，太祖与侍臣讨论任用人才的道理。太祖说：“君主应当凭借明察来治理天下，但不能只运用自己的明察，而应当采纳众人的见解来形成明察。微小火炬的光亮，哪里能胜过熊熊火炬？众人的见解，必定比一个人的见解广泛。因此，应当任用天下的贤能人才来治理天下，使天下各种幽隐的情实都能得到通达，那么明察就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治道也就成功了。如果自以为聪明而不采纳众人的长处，却想使治道成功，是不可能做到的。”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日，开始设置四辅官，并将此事告祭太庙，任命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令说：“从前耕莘的伊尹出来执政，使社稷长久安定；筑岩的傅说入朝为官，使君主仁德、百姓安康。这两位大臣相继出自殷商，使君主成就了六百年的大业。可见贤能之人虽然出处相同或不同，但忠于君主、救济百姓的道路却是一致的。朕的政务还有不周全之处，教化还有未能普遍施行之处，因此访求近臣并寻求贤士，召你们入朝，任命为四辅官，兼任太子宾客。职位排列在公、侯、都督之后。朕希望你们的德行能够符合天道人心，协调四时，从而达到最高的治理，你们一定要恭敬谨慎地办理。” 十二月，本月，吏部上奏说，各地郡县推举的聪明正直、孝悌力田、贤良方正、具有文学才干的人士，来到京城的有八百六十多人。太祖命令分别授予他们官职，并对他们谕示说：“人的才能，很少有能够全部具备的。对于宽厚慈祥的人，应当让他治理百姓；对于勤勉敏捷、通达事理的人，应当让他综理事务。衡量才能授予官职，这样才大概能够取得政绩。如果让才能与职务不相称，职位又不能充分发挥才能，那么国家虽然有褒奖德行、录用贤才的名声，却没有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实际，这不是谋求治理的办法。你们一定要审慎对待。”于是分别授予他们不同的职务。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日，太祖召见吏部、兵部大臣，谕示他们说：“三代时期的学者没有什么不学习、不研习的，所以他们成材后，文才武略兼备。后世九流分别确立，士人的学习风气才开始分化。身穿宽袖儒服的人，有的对武略不熟悉；身穿铠甲头戴胄盔的人，有的又不通晓经术。能够兼通文武的，大概才是通达之才吧！三代以后，如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这些人，文武才能兼备，难以一概而论。木材直的可以合乎墨线，弯曲的可以合乎矩尺。人只要有学问，又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如今武臣的子弟，朕曾经命令他们讲习学问，其中难道没有聪明贤智、有志于学习的人吗？如果一概把他们看作武人而不予任用，就错失人才了。你们应当审慎选择并加以任用。”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日，任命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示他说：“国学，是天下贤能人才汇聚的地方，也是四方取法的地方；必须师道严明，然后榜样和规范才能端正。师道不能确立，教化就不能施行，天下四方又到哪里去取法呢？你应当尊崇重视道义，以身作则，率领下属，使各位生员都有可以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把文章辞藻作为要务，把记诵作为才能，那就不是施教的方法。譬如钟鼓声传播得远，就能被远处听见；德行道义显著，人们就乐于跟从。你一定要谨慎行事，努力符合朕的心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日，吏部上奏说，有两名考核期满的官员政绩最为突出，应当升迁。太祖说：“任用官员的制度，以考核课绩为重。唐虞、成周时期之所以田野之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各项政绩都能兴盛，就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如果各部门的职务中，贤能与不肖混杂不分，又没有任何惩罚和劝勉，那么凭什么治理政事呢？所以鉴别事物必须依靠明镜，考核人物应当用铨衡来确定。你们考察复核时，务必保持至公之心，分别评定好坏，一定要按照名义考核实际。凡政绩有特殊表现的，应当立即破格提升，这样或许能使贤能者居于职位，也使人们有所劝勉。”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断斲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守法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跂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求言
译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日，太祖驾临华盖殿，与群臣谈论治理天下的道理。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言说：“古代君主要使天下达到大治，关键在于任用人才。选择众多贤能之人充当耳目，听察就能遍及四海；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谋划思虑，利益恩泽就能施及万民。如今天下太平，只是选拔任用贤能人才这一点，应当留在圣上的思虑之中。”太祖说：“对。任用人才的道理，应当严格进行选择。选择严格，庸碌鄙陋的人就不能得到进用；应当专一地任用人才。任用专一，苟且敷衍的心思就不会发生。然而必须是贤能之人，才可以专任；不是贤能之人却专任他，必定会产生奸邪。因此任用人才很难。但有的人开始时谨慎，后来却懈怠；也有的人先前犯错，后来能够改正，所以本来就不能保证一个人始终如一。只有从开始到最后都如一的人，他怀有忠诚报国之心，坚定得像金石一样，怎么能不任用他呢？至于臣下以欺诈伪装成诚信、心怀奸邪却装作忠诚的人，绝对不能任用。”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日，在云南召回原任诸城县知县陈允恭。太祖告诫吏部大臣说：“治理国家以任用人才为根本；作奸犯科的人，不能因为有一点小才便宽免他；真正贤能的人，也不能因为有一点小过失便抛弃他。奸邪之人一定要惩罚，这样才不至于废弃法令；宽宥过错而继续任用，才不会遗弃人才。陈允恭以前任诸城知县时，因为文书方面的过错被贬谪到云南戍守，近来有人说他任县令时能够爱护百姓。管理百姓的人如果能够爱护百姓，即使有过错，也可以任用。”于是召陈允恭回来，恢复他的官职。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日，太祖驾临奉天门。朝廷大臣有人说，近来儒士出身田野，却被突然破格提拔，似乎不符合朝廷爱惜看重名位爵禄的本意。太祖说：“朝廷的爵位俸禄，是用来对待士人的；他们有卓越的才干，难道可以用资历限制吗？朕只希望得到贤才，名位爵禄并不是朕所挂怀的。如果说出身田野的人不应当突然重用，那么伊尹在莘野，诸葛孔明在陇中，一旦被举荐，职位便在朝臣之上，后来终于建功立业，他们何曾拘泥于原有官职？朕所忧虑的只是得不到贤才；如果确实得到贤才而任用他，品级秩次并不是限制。”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日，给事中有人推荐一名士人。太祖问适合授予什么官职，回答说：“适合管理百姓。”又问他的长处，回答说：“这个人才干很高、年纪很轻，勇于任事、敢于作为。”太祖说：“才干高的人往往过于自信，勇敢的人往往少能循守义理。仓促让他管理百姓，还看不出有什么合适之处。平素操刀的人才可以让他割削，善于织锦的人才可以让他裁剪。平时没有学习过，却想让他参与政事，可以吗？年轻人没有经过历练，凭恃才能而轻率疏忽，使用血气之勇，很少有不惹事扰民的。暂且让他入学，以培养德性、改变气质，等学成之后再任用。”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日，太祖与群臣讨论治道，告诫说：“建造大厦一定要依靠众多工匠，治理天下一定要依靠各种人才。然而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就像工匠的技艺有高有低一样。善于砍削木材的人不能凿刻石头，善于砍削车轮的人不能制造船只。如果任用人的时候衡量他的能力而授予官职，就不会有不能使用的人才了。卿等都是朕的股肱耳目，应当替朕广泛寻求贤才，用来充实任用，不必要求一个人样样齐备。” 太祖告诫吏部大臣说：“任用人的方法，在于根据才能安排使用，这样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了。”又说：“考察人的方法有几个等级：才干和德行都优秀，是上等；才干和德行有所不足，是次等；才干有余而德行不足，又次一等。如果才干和德行两方面都没有，就不值得谈论了。至于追逐权势、随势改变，喜欢把坏事说成福事，嘴上说得正确而行动却相反，这种是小人，不能任用。” 守法 甲辰年三月丁卯日，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剽悍、骄横、暴戾并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后天习染形成的。如果有礼法来统一约束，剽悍的人可以使他变得善良柔和，骄暴的人可以使他循规守礼。就像一匹踢跳不驯的马，驾驭调教有方法，时间久了自然会驯服熟练。如今正处于草创时期，如果没有礼法，人们就没有遵守的准则，所以一定要用礼法洗涤逐渐染上的习气。然而制定礼制、建立法律并不难，遵行礼制、守护法律才难。人知道遵守礼制，自然不会暴悍；能够守法，也就不至于暴悍。一个三尺高的童子，极其弱小，遇到强暴之人而不敢欺负他，正是因为有礼法的缘故。现在最应当急办的事情，应以此为首要事务，不能拖后。”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日，太祖对省、台官员说：“近代法令极其繁琐，弊端越来越严重。如今制定法令，正是要取得适中，不能沿袭旧有弊端。比如元代条格繁杂冗长，官吏借机在条文之间进出作弊，所以造成的祸害无法胜数。再以所谓‘七杀’来说，谋杀、故杀、斗殴杀人既然都属于死罪，何必还要这样分别？只有误杀尚有可以议论之处；总的说来，它同戏杀、过失杀也没有太大区别。如今制定法律，正是要纠正旧有弊病，大体不过是简明而严厉。简明，就没有任意出入条文的弊端；严厉，百姓就知道畏惧而不敢轻易犯法。你们要体会这个意思。” 十二月甲辰日，太祖告诫群臣说：“读书是为了穷究事理，守法是为了立身。所以官吏被称为奉公守法、清廉有治绩的人，不在于威严，而只在于奉行法律、遵循事理。卿等既然读书，对于律法也不可不通晓。大体说来，人之所以犯法，是因为违背了道理；君子遵守道理，所以不犯法；小人轻视法律，所以触犯重刑。如今卿等各自有主管的官职，应当知道遵守什么。”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日，刑部大臣上奏说，律文与条例有不同之处，应当重新修订，使主管部门遵守。太祖说：“法令，是防备百姓违法的工具，也是辅助治理的手段，有经常之法，也有权宜之法。律是常经，条例是一时的权宜之制。朕治理天下将近三十年，命令有关部门制定律法已经很久了，哪里还用重新修订？”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六月戊戌，太祖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戊午，太祖谓谕朝臣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不言，相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毋隐。”洪武元年正月壬午，太祖谕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巳。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二月己未，太祖谕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来台臣又无谏诤，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奏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有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之不究，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言，宛平驿当要道，而驿马之数与非要道之驿同，宜减他驿马，以增宛平驿。太祖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甚为民弊。松以为言，民获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尔等宜体此，竭心为朕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朕当行之，毋为容默，但保禄而已。”侍臣对曰：“陛下乐从直言，天下之福也。”洪武九年六月壬寅，太祖谕侍臣曰：“舍己从人，改过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我以道者，击鼓。教我以义者，击钟。以事者，振择。以忧者，击磬。以狱者，挥鞀。禹，圣人也，虚己求言，如此之切，故闻善言则拜。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对曰：“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太祖曰：“朕日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尽忠补过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顿首谢。
译戊戌年十二月庚辰日，太祖从宣州到徽州，召见当地年高有德的老人和老儒，询问民间事务。有〔原文作“偷士”，字义不明〕唐仲实、姚琏前来拜见。太祖问他们说：“自从丧乱以来，百姓大多失去职业和生计，他们渴望得到治理，比饥渴还要迫切，这一点朕深深知道。”唐仲实回答说：“自从大军收复这里以后，百姓已经有了归宿。”太祖又问：“邓愈修筑城池，百姓怨恨吗？”唐仲实回答说：“很是怨恨。”太祖说：“修筑城池是为了保卫百姓，有什么可怨恨的？一定是邓愈做事过于急迫，以致失去了人心。”当即命令停止修筑。太祖又问：“卿能够广泛通晓古今，一定熟悉历代成败的事迹。像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这几位君主，平定统一天下，他们所用的道路怎样？”唐仲实回答说：“这几位君主，都是因为不喜欢杀人，所以能够统一安定天下。主公英明神武，兼有几位君主的长处，驱除祸乱，从未滥杀无辜，使百姓免受膏血之苦，安置他们于安逸之地。开创的功业超过前代。然而从今天来看，百姓虽然已经有了归宿，却还没有实现休养生息。”太祖说：“这话说得对。朕积累的少而支出的多，取用百姓来供给，实在是不得已。” “然而曾经有军需事务需要使用这些物资，朕从未拿一丝一毫来供奉自己。百姓的劳苦，朕常常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休息安定，什么时候忘记过呢？”唐仲实回答说：“确实像这样，百姓的休养生息就可以期待了。”太祖说：“有什么不便之处，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说出来？”唐仲实等都拜谢，于是太祖赏赐各位父老布帛，安抚他们后让他们离去。” 甲辰年四月庚子日，太祖对徐达等人说：“人做事情，本来都希望做到尽善尽美。然而一时的智慧思虑不周全，等事情已经实行以后，才想到还有不够完善之处，急忙想要改变，却已经来不及了。与其对过去追悔，不如在开始时就谨慎。大体说来，经历的世事越多，智慧越明达；长期经历患难，思虑就越周全。近来纲纪法度大体已经有了头绪，其中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诸位应当坚持正确的意见，赶快加以更改。这样上下之间或许都能得到便利。如果有不完善之处，难道只是朕的过错，也是你们的责任。” 六月戊戌日，太祖对朝廷大臣说：“治理国家的道路，必须先打通言路。言论就像水一样，应当使它长久流通。水道堵塞，各条水流就会受阻；言路堵塞，上下之间就会闭塞隔绝。如今朕凭一人之身应付上下各种事务，如果不能兼听广泛询问，凭什么知道政事的得失？《诗经》说：‘古代的贤人有话说，要向砍柴割草的人询问。’砍柴割草的人是地位极低的人，古人尚且采纳他们的话。何况在左右前后与我们共事的人，难道没有一点长处和可取之见吗？诸位有什么建议，应当全部陈述出来。” 戊午日，太祖告谕朝臣说：“国家政事的得失，关系着百姓的安乐和忧患。君臣之间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所做的事情不恰当，就要迅速改正，不应当有所隐瞒回避。如果隐瞒回避而不说，彼此包容、沉默不言，既不是侍奉君主的道理，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从今以后，你们应当各自竭尽心意，直率进言，不要隐瞒。”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日，太祖告谕群臣说：“忠臣爱护君主，就应当以正直的言论为国家办事。爱护君主的人，君主有过错一定要劝谏；劝谏却不恳切，就不是忠臣。为国家办事的人，遇到事情一定要进言；进言却不直率，也不是忠臣。近来朕每次发言，百官只是唯唯诺诺。其中难道没有是非得失吗？只是没有人直言，即使有不善之处，也无从让朕知道。从今以后，你们应当竭尽忠诚，直言进谏，以纠正朕的不足。如果只是唯唯应答，就不是臣下侍奉君主的道义。” 二月己未日，太祖告谕侍御史文原吉等说：“近来御史台大臣又没有进谏，难道朝廷各项事务都已经尽善尽美，还是因为朕不能听取接受，所以你们才默默不言？你们以进言为职责，最可贵的就是忠言。忠言每天都能听到，对天下国家有益。如果君主有错误的举动，而臣下不进言，这是臣下辜负君主；臣下能够直言，而君主不采纳，这是君主辜负臣下。朕常常想到，一个普通士人同拥有万辆车的君主相比，双方的地位悬殊。平时能够说话，到奏对之时，有的因为畏惧回避而不能把话说尽，有的因为仓促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朕曾经和颜悦色地接受他们的进言，只怕他们不能把话说尽。至于言论没有事实根据的，也不过略过而不追究。这是因为看到秦汉以来末世的君主，护短厌恶劝谏，诛杀忠直之臣，人人只想自保，没有人愿意进言。过错越积越深，终于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太阳月亮的运行尚且会有日食月食，人的作为怎么能没有过错？只要能够改过，就可以成就德行。”文原吉回答说：“陛下这种心意，就是大禹喜爱听取善言、成汤不吝惜改正过错的心意。对于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略过而不追究，更显出陛下如天地般宽广的度量。”太祖说：“有事实根据，而有人进言指出来，就应当更加努力行善。” “没有事实根据，而有人这样说，就应当更加警戒自己不要行不善之事。只要致力于接纳他们的忠诚，何必追究其中的差错谬误。”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日，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进言说，宛平驿处在交通要道，但驿马的数量却同不在要道上的驿站相同，应当减少其他驿站的马匹，增加宛平驿的马匹。太祖批准了他的奏议，回头对侍臣说：“驿站传递事务的劳逸不均，是百姓的一大弊害。刘松把这件事说出来，百姓就得到好处了。朕以一人之身承担天下事务，所听见、所看见和所思虑的事情，哪里能够周遍？你们应当体会这一点，尽心替朕访察民间的利弊，什么事情应当兴办，什么事情应当革除，都详细告诉朕。朕一定实行，不要为了保全俸禄而沉默不言。”侍臣回答说：“陛下乐于听从直言，是天下的福气。”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日，太祖告谕侍臣说：“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是帝王的美德。因此大禹用五种声音听取政事，并在《笋簴》上刻铭说：用道理教导我的，击鼓；用义理教导我的，击钟；告诉我事务的，敲木铎；告诉我忧患的，击磬；为诉讼案件进言的，摇鞀。大禹是圣人，尚且这样虚心迫切地求取言论，所以听到善言就拜谢。朕乐于听取好的谋议，多次下令朝廷大臣直言无所避讳，可到现在很少有人能够启发滋养朕的心智。”侍臣回答说：“陛下天生聪明，孜孜不倦地治理天下，事情没有缺失。群臣不是不想进言，只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太祖说：“朕每天总理万机，怎么能事事都做到尽善尽美？朕所希望的，是左右大臣尽忠来弥补过错。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并不是朕所希望听到的。”侍臣叩头谢罪。
十二月丙辰，太祖谕群臣曰：“朕每事必详审而后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虑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难当。事机丛脞，左右之人能竭尽诚意相与可否，岂不事皆尽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谓得计，殊不知百世之下，难逃清议，如张禹、孔光之徒，岂不惜哉？”群臣皆顿首。洪武十年六月丁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玮等皆顿首谢。纳谏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思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颜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颜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思颜又曰：“近句容有虎为害，公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甲辰三月戊辰，太祖御戟门，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太祖览毕，因论及选谏议之官，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忠尔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洪武元年正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饬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益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憸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太宗英杰之主，有见乎此，纳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贞观之治。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忘尽言。”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太祖谕侍臣曰：“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译十二月丙辰日，太祖告谕群臣说：“朕每件事情都一定详细审慎后才实行，实行以后又发现有相互妨碍之处，可见想凭一个人的智慧思虑周全天下各种事务，本来就知道很难。事务纷繁琐碎，左右大臣如果能够竭尽诚意，共同讨论可行与不可行之处，难道事情不能都做到尽善尽美，百姓不能得到好处吗？如果固守职位、苟且偷安，沉默而不进言，自以为得计，却不知道百世以后也难逃公正的议论，像张禹、孔光这类人，难道不可惜吗？”群臣都叩头。洪武十年六月丁巳日，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政治清明的朝代，耳目能够向外通达；昏暗的时代，聪明才智被内在地蒙蔽。向外通达，臣下就没有堵塞阻遏；内在蒙蔽，君上就像聋子和瞎子一样。国家治理得好坏，确实同此有关。朕常常忧虑下情不能上达，政事的得失无从知晓，所以广开言路来求取直言。凡是进言的人，朕都虚心接纳。朕还担心地位低微的人虽然敢于进言却不能进言，关系疏远的士人想进言又害怕不被相信；这样一来，所知道的就有限，所听到的也不广。应命令天下臣民，凡是进言论事的人，都用实封方式直接送到朕面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日，太祖告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人说：“朕虚心对待众人，你们应当想着把话说尽，不应当容忍沉默。天下的事情，一个人思考不够，众人谋划就有余。如果只是一味依附、阿谀、顺从，没有任何建议和建言，对天下并没有好处。”茹玮等都叩头谢恩。纳谏 辛丑年七月甲子日，太祖在东阁处理政事。当时天气炎热，坐得久了，汗水湿透了衣服，左右侍从换衣服进呈的，都是洗涤过的旧衣。参军宋思颜说：“臣看见主公亲身实行节俭，旧衣都洗涤后再穿，这同大禹厌恶华美衣服相比，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了，真正可以拿来给子孙作榜样。臣想到主公今天能够如此，后来或许会不这样，希望始终如此。”太祖高兴地说：“思颜的话很好。别人能够进言，有的只想到眼前，不能想到长远；有的只能想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想到将要发生的事。如今思颜看见我过去能够这样做，却担心我以后不能这样做，确实是能够对我竭尽忠诚的人。”于是赏赐他财帛，以表彰他的直言。又对思颜说：“你在前朝很有好的声誉，做君主的人却不能了解你。等你归附我以后，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这确实值得嘉奖。”思颜又说：“近来句容有老虎为害，主公已经派人捕获了它们，如今却把它们豢养在民间，用狗喂养它们，没有益处。”太祖欣然同意，立即命令把两只老虎和一只熊都杀掉，将它们的肉分赐给百官。甲辰年三月戊辰日，太祖驾临戟门，中书省大臣把所确定的官制班次图进呈。太祖阅览完毕，于是谈到选任谏议官员，说：“讲论治道、治理国家，是辅弼大臣的职责；抵御敌军、御防侮辱，是将帅的职责；参与谋议、进献意见，是侍从官的职责；抑制浊恶、表扬清正，是台察官的职责。这几项都是朝廷的重要职务。至于纠正过失错误、拾取遗漏、补救过错的谏诤之臣，尤其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刚直敢言的人有时过于激烈，柔顺怯懦的人又没有什么建言。必须是忧国忘家、忠君忘身的人，才可以担任这种职务。否则，那些患得患失的人，又能指望什么呢？”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日，太祖告谕群臣说：“朕考察史书传记所记载的历代君臣，有的君主聪明而乐于听取忠诚正直的言论，但臣下却因循沉默、奸诈不尽诚意；也有的臣下不欺骗君主，能够抗言直谏，但君主昏庸愚昧、骄横暴虐，掩饰自己的错误而拒绝劝谏。臣下不劝谏君主，是不能尽到臣下的职责；君主不接受劝谏，是不能尽到君主的道义。臣下有时不幸进言不被听从，反而受到责罚，这虽然得罪于昏君，却对社稷和百姓有益。如果君主乐于听取劝谏，臣下又善于进谏，那么政事哪里会有不善，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的？由此才知道，明君与贤臣相逢，是古今都难得的事情。”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日，太祖对群臣说：“从前唐太宗说，君主自以为贤能，臣下却不匡正，想不危亡败坏，怎么可能呢？朕考察商汤因听从劝谏、不违拒劝谏而兴盛，纣王因掩饰错误、拒绝劝谏而灭亡；国家兴亡的道路，就在于听从劝谏还是违拒劝谏。大体说来，自以为贤能的人必定自作主张；自作主张，上不敬畏天命，下不体恤民意，放纵邪僻、淫逸奢侈，不灭亡还等什么？听从劝谏的人就乐于行善；乐于行善，正直之人日益亲近，奸邪之人日益疏远，号令政事必定归于善治，所以没有不兴盛的。唐太宗是英明杰出的君主，看到了这一点，接受言论如流水，小事大事都采纳，所以能够达到贞观之治。朕对卿等深有期望，不要心怀顾忌而忘记把话说尽。”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日，太祖对侍臣说：“君主身居高位，深居宫中，担心会阻隔耳目和聪明，犯了过错却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有所缺失却不知道自己的缺失。因此必须有进献意见、劝善改过的大臣和忠诚进谏的士人每天处在左右，来拾补遗漏、弥补缺失。进言正确，就有褒奖嘉许的美意；进言不正确，也没有责罚的忧患。这样人们就会想着尽到职责，竭尽忠诚，没有什么隐瞒忌讳。如此，好的言论天天听到，君主的德行天天更新，美好的声誉长久流传，才确实称得上贤明。至于昏庸的君主，吝惜承认自己的过错，拒绝天下的善言；保全身体、守住俸禄的臣子，有的闭口不言，有的畏惧威势而不敢劝谏。这样堵塞自己的耳目，昏昧于治理，必定要到覆亡之后才停止。由此看来，能够接受劝谏与不能接受劝谏，其差别就在这里。” 洪武九年六月初一甲申日，太祖对侍臣说：“我考察古代，凡是任凭自己的智谋、专断自用的君主，掩饰错误、拒绝劝谏，大多导致灭亡。成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所以成为三代的盛世君王。唐太宗能够委屈自己听从劝谏，也因此成就了贞观之治。这些都是后世很少能够赶上的。君主如果能够虚心接受意见，臣下能够竭尽忠诚进谏，那么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就呢！”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言：“报国莫知如荐贤，献忠莫如进谏。臣既不能荐贤以报国，敢不进言以献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并周为正统，合四十余年而汉兴。汉有天下四百余年。隋平陈，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兴。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国，混一天下，八十余年，而圣朝隆兴。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为迭兴之闰位，乃知秦为汉闰，隋为唐闰，元为国朝之闰，亦已明矣。伏愿陛下慎刑罚，昭劝惩，缓差徭，容直谏，致中和，以丕显文明之治，则皇祚传之万世，圣子神孙承继于无穷矣，岂特八百年而已哉！”太祖曰：“治乱相因，盛衰有时，虽出于气运一定之数，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间保民致治，国祚灵长，未有不由创业垂统，为子孙继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乱亡者，必反是。鉴之往古，事有可征。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罚，亦一端耳。好问所言，颇合朕意。”去谗佞吴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邪？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九月乙未，太祖谕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盖正直相亲，则善日闻。谗邪相近，则恶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颖阳者，专为苛察细事，甚张威福，一增僧略不相礼，阴谮杀之。信谗如此，岂持久之道乎？为人上者最忌偏听。所谓偏听生奸，诚有是也。信任奸邪，假声势以济其爱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离心离德，功业岂能成立？”洪武元年二月癸卯，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彼谗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道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杜矣。”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太祖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省臣进曰：“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螓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太祖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资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时佞臣所作，以馅媚朝廷，今礼欲修之。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今礼欲毁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朕访求人才，欲得识时务俊杰而用之，今观礼所奏，诚未达时务者也。”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遂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群臣顿首称善。
译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日，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说：“报效国家，没有比推荐贤才更好的；奉献忠诚，没有比进谏更好的。臣既然不能推荐贤才来报国，岂敢不进言来献忠？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秦朝兼并周朝而成为正统，合计四十多年后汉朝兴起。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多年。隋朝平定陈朝、统一天下，刚过二十九年唐朝就兴起。唐朝拥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朝起于沙漠，进入中原成为统治者，统一天下八十多年后，圣朝兴盛起来。先儒说，凡是能够统一天下却不到百年就灭亡的，都是相继兴起王朝的偏位，由此可知秦是汉的偏位，隋是唐的偏位，元是本朝的偏位，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臣恭愿陛下慎重施行刑罚，明确赏善罚恶，减缓差役赋税，容纳正直的进谏，达到中和，成就光明盛大的文治，那么皇位国祚就能传至万世，圣子神孙也能无穷无尽地承继下去，哪里只是八百年而已呢！”太祖说：“治乱相互承接，盛衰各有时运，虽然出于气运注定的规律，但也由人为造成。其中能够保全民众、实现治理，使国祚长久的，没有不是由于创业并为后世建立传统，成为子孙继承发展的基础。那些迅速导致动乱灭亡的，必定与此相反。” 考察过去的历史，事情都有可以验证的先例。总的说来，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固然有一定的方法，修养德行、慎用刑罚，也是其中的一端。许好问所说的，很符合我的心意。” 去除进谗言、善逢迎的人。吴元年正月乙未日，有一名省局工匠告诉省臣说：“我遇见一位老人，他对我说：‘吴王即位三年，就会平定天下。’我问老人是谁，他说：‘我是太白神。’话说完便不见了。”省臣把这件事报告给太祖。太祖说：“这是荒诞妄言，不可信。如果太白神真的出现，应当告诉君子，怎么会同小人说话呢？今后凡是涉及怪诞之事，不要拿来报告。” 九月乙未日，太祖告诫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建立功业，必须亲近贤人来扩大自己的德行。亲近正直之人，就会日益听到善言；接近谗邪之人，就会日益受到恶的浸染。像王保保所信任的人，大多不是正直之士。有个叫傅颖阳的人，专门苛细地察究小事，大肆施展威权和恩宠；一增僧略对他不加礼敬，他便暗中诬陷，杀害了他。像这样听信谗言，难道是长久之道吗？作为居上位的人，最忌讳偏听偏信。所谓偏听会滋生奸邪，确实如此。信任奸邪之人，借助声势来满足自己的爱憎私情，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使人离心离德，功业怎么能够建立呢？”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日，太祖驾临奉天门，对侍臣说：“人的言论，有忠诚劝谏的，也有谗毁奸佞的。忠谏的话，开始听来似乎难以接受，但它有益，就像药石能够治病一样。谗佞的话，开始听来似乎容易接受，但它带来的祸患，无法尽述。小人进谗逢迎时，心机巧诈，逐渐渗入。起初一定拿细小而确实的事情向君主进言，以试探君主的深浅。君主如果相信了他，他以后再说什么，君主必然认为他过去说过的话可信，便不再审察。这样谗佞之人就得以放肆行事，妨害贤才、危害国家，无所不至。自古以来这样的人很多，而昏庸的君主最终没有一个能够觉察，因为他们的话甜美动听。只有刚明的君主能够审慎辨别是非，信从公论，不偏信个人言语，谗佞之人的嘴就会被堵住。” 八月甲午日，有御史上奏陶安隐秘而细微的过错。太祖说：“我一向了解陶安，陶安哪里有这些事？况且你从哪里知道的？”御史回答：“从道路上的传闻听来的。”太祖说：“御史只凭道路上的传闻来毁誉别人，就凭这个算是尽职吗？”命中书省大臣将他贬黜。省臣进言说：“御史掌管言路，虽然言语有失误，请求容忍他。”太祖说：“不是这样。种植桂树，一定要除去蛀虫；培育好苗，一定要铲除稂莠；任用正直之士，一定要断绝邪恶之人。凡是邪人侍奉君主，必定先用小的信用结交，然后施展大的欺诈。这个人曾经说过一些话，我没有怀疑而听信了他，所以今天才有这种妄言。除去小人应当像扑灭火灾一样，趁火势还没有旺盛时扑灭，容易用力；否则危害会越来越大。”最终将他贬黜。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日，儒士严礼等人上书。太祖退朝后，来到西阁，趁机阅览严礼所上的书，对侍臣说：“你们通晓古今，明白事势变化。姑且说说元氏取得天下以及后来失去天下的原因。”有人说，世祖君主贤明、臣下忠诚，所以取得天下；后世君主昏暗、臣下谄媚，所以失去天下。有人说，世祖能够任用人才，所以取得天下；后世不能任用贤才，所以失去天下。有人说，世祖崇尚节俭，所以取得天下；后世崇尚奢侈，所以失去天下。太祖说：“你们说的都没有抓住要点。元氏拥有天下，固然有赖于世祖的雄才武略；它灭亡，则是由于把权力委任给权臣，导致上下相互蒙蔽。如今严礼所说不得越过中书省直接奏事，这正是元朝的大弊病。君主不能亲自阅览各项政务，所以大臣得以专权放纵。如今正是创业之初，理应使下面的实情能够通达上面，却还想仿效元朝，可以吗？杭州白塔，是元朝奸佞之臣所建，用来谄媚朝廷，如今严礼却想修缮它。伯颜有祠堂，是因为他当初进入临安时，市场上的店铺都没有更换，给百姓带来恩德，所以百姓立庙祭祀他；如今严礼却想毁掉它。宋朝把都城建在杭州，是偏处一隅、不得已而为之。我定都建康，安抚平定四方，经营才刚刚开始，如今严礼又想让我把都城建在杭州，这是失去居重驭轻的适宜原则，全都是妄言。我访求人才，是想得到了解时务的俊杰来任用；如今看严礼的奏言，他实在是没有通达时务的人。” 洪武十年五月，当月，有一名内侍因为长期侍奉内廷，从容谈话时谈到了政事。太祖当天就斥退他，遣送回乡，并命令终身不得与士人交往。于是告诫群臣说：“自古贤明的君主，凡有谋划作为，必定同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共同谋议，然后由自己作出决断。从未听说亲近、受宠之人能够参与谋议。何况宦官常在君主左右，君主出入起居之时，他们的声音笑貌天天接触君主的耳目；他们一点小善、一点小信用，都足以牢固结交君心，而乖巧逢迎、专横残忍又是他们的本性。君主如果一旦被他们迷惑而不加省察，他们必定假借威权恩宠，窃取权势，干预政事。时间一久，最终会发展到无法抑制。由此导致祸乱的，很多。朕曾经把这些作为鉴戒，所以立法规定，宦官只许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这个宦官虽然侍奉朕已久，也不能姑息，必须果断赶走他，这是为了惩戒将来。”群臣叩头称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却贡献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译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日，侍臣有人说：“近来御史周某上奏兴利之事，这个人心术不正，应当明确定罪。”太祖说：“对。朕已经命令将他贬黜。应当想到，君子得到职位，是想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小人得到职位，是想满足自己的私欲。想推行正道的人，心里装着天下国家；想满足私欲的人，心里装着伤害他人、损害事物。了解人很难，辨识言论也不容易。因此在听取和采纳意见时，不能不审慎。”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日，太祖告诫朝廷大臣：“谗人能够危害国家，就像稂莠能够危害禾苗。因此善于治理田地的人一定除去稂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除去谗邪。稂莠刚生长时像真的禾苗，等它茂盛起来，禾苗就不能胜过它了。谗邪之人开始说话时像忠臣，等到相处久了，正直之人就不能胜过他了。谗邪压倒正人，不是国家的好事。君主知道这一点，就应当竭力除掉他们；否则根基一天天加深，危害就不小了。” 戊戌日，太祖驾临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进讲《周书》中的“国家就不能任用奸邪小人来治理政事”。太祖说：“严重啊！国家不能有小人，有了小人必定会使君子失败。所以唐尧、虞舜任用禹、稷，就一定除去四凶；鲁国任用仲尼，就一定除去少正卯。”吴沉进言说：“《尚书》说除去邪恶不要迟疑，这是为了深切表达警戒。”太祖说：“国家不幸有了小人，就像人收藏毒药，不赶紧除去，必定成为身体的祸患。小人善于取悦上司，却狠心伤害下属。君主如果只喜欢他能顺从自己的心意，任凭他去做而不追问，认为怨恨会落在他身上，岂不是像犬马伤人，人们难道不怨恨养犬马的人吗？”吴沉说：“小人内心包藏奸邪，但他说的话很像忠诚诚信，不能不察辨。”太祖说：“是的。小人善于逢迎，他知道君主喜欢做什么，便不顾是否合乎义理，牵强附会地说这是不可不做的；知道君主不喜欢做什么，即使有益于天下国家，也不顾一切牵强附会地说这是不必做的。这确实是国家的贼害。自古以来，了解人很难，辨识言论也不容易。”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日，太祖对谏议大夫唐铎说：“人各有公私，也各有不同的好恶，所以言论有邪有正。正直的话致力于规劝进谏，邪恶的话致力于诽谤和谄媚。诽谤的话接近于忠言，谄媚的话接近于爱护。只要不被诽谤的话迷惑，听取意见就会日益聪明，谗人自然离去；不被谄媚的话蒙蔽，智慧就会更加明达，佞人自然断绝。”唐铎回答：“听取言论的困难，自古以来凡是成就善治的都如此。只要不被它们迷惑、感动，谗佞之人自然会远离。陛下的圣谕，深深说中了其中的情形。”太祖说：“朕每天总理万机，所作所为有得有失，如果不借助别人的言论，怎么能够知道？所以广开言路，来听取众人的意见。意见有正确的，就奖励并施行；意见不合事实，也不因此治罪。只有进谗献媚、当面阿谀的人，绝不能容忍。”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日，太祖对侍臣说：“朕昨天读史书，看见前代帝王喜欢听信谗言的，必定导致失败和动乱。国家有谗佞之人，就是忠臣贤才的祸害。贤人侍奉君主，必定以正道进言，起初似乎疏阔难以合意，最终实际上有益。谗佞之人奸巧，善于迎合君主的心意，君主不察觉，大多会被他们迷惑，开始似乎没有危害，最终实在可怕。他们妨害贤才、危害国家，哪里说得尽呢！因此君主谋求治理，必须保全贤哲而除去谗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日，太祖告诫侍臣：“对于毁誉之言，不能不辨别。有人确实卓然自立，不同流俗，却得到诋毁；也有人谄媚亲昵，混同于污浊习俗，却得到赞誉。被诋毁的人未必真的不贤，被赞誉的人也未必真的贤能，只是所遇有幸与不幸罢了。君主如果能够知道被诋毁的人果真贤能，就能止息诬谤之言，人也不至于受到压抑；知道被赞誉的人果真不肖，就能断绝偏私不公，人也不至于因侥幸而获得进用。向小人询问君子，小人未必了解，君子却很少有不遭诋毁的；向小人询问小人，因为他们结党营私，所赞誉的人必定很多。只有君子内心公正，才能正确判断毁誉。所以选取人才很难，辨识言论尤其困难。” 拒绝进献。辛丑年三月戊寅日，方国珍派检校燕敬带着用金玉装饰的马鞍和辔头前来进献。太祖说：“我正忙于平定四方，需要的是文武才干，需要使用的是谷粟、布帛。其他珍宝玩物，都不是我所喜欢的。”退还了他的进献。洪武元年四月初一辛丑日，蕲州进献竹席。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古代进献地方物产，只限于服用、饮食和器物，所以没有声色娱乐和玩物丧志的弊病。如今蕲州进献竹席，固然是实用之物，而且是在朝廷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主动进献；如果接受它，恐怕天下听到风声，都会争相进献奇巧之物，那么劳民伤财就要从这里开始了。”下令退还，并且命令四方，凡不是朝廷所需要的，不得任意进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日，海商回回进献番香阿剌吉。阿剌吉，用汉语说就是蔷薇露。有人说这种香可以治疗人的心病，也可以调制香粉作为妇女美容装饰之用。太祖说：“中国能够治病的药物很多，这种东西不过是美容装饰的材料，只会启发奢靡之风罢了。”退还他的进献，不予接受。十一月甲寅日，山西汾州官员上奏说：“今年本地发生旱灾，朝廷已经免除百姓的租税。秋季播种尚且足以收获，百姓有愿意缴纳赋税的，请征收。”太祖对侍臣说：“这个人恐怕是想剥削下民来增加上供，以求得到恩宠。这就是所谓的聚敛之臣。百姓既然遭遇旱灾，后来即使有所收获，也仅仅够供给吃食。况且朝廷既已免除他们的租税，怎么可以再征收呢？过去孔子谈论治理国家，说宁可去掉粮食，也不能没有信用。如果再征收，难道不是失信吗？违背道理来取得钱财，是有道义的人所耻；苛虐百姓来满足欲望，是仁人不会做的。”于是没有听从。己未日，潞州派官员进献人参。太祖告谕他说：“我听说人参很难取得，难道不会劳累百姓吗？今后不必进献。如果需要，应当派人自行采取。”又对省臣说：“往年金华进献香米，朕命令停止，于是在苑中种了几十亩田。每逢耕作、锄耘、收割时，朕亲自前去观看，足以自得其乐；等到计算收入，也足够供给使用。朕不多饮酒，太原每年进献葡萄酒，从今以后也命令他们不要再进献。国家以养育百姓为要务，难道能因为口腹之欲而使人受累吗？我曾听说宋太祖的家法，子孙不得从远方取得珍贵食物，这在为后代留下谋略方面很有见地。”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勤民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唯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礼毕，驾还乾清官。皇后妃嫔见。太祖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于是宫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译洪武七年七月己卯日，起初，西番兆日地方原有三百五十家酿造葡萄酒的户籍。到这时，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带着所酿的酒前来进献。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饮食、衣服，贵在保持常规。不是日常所有，却为了满足一己欲望而索取，必定会带来无穷的危害。过去元朝酿造葡萄酒，使者接连不断地在道路上往来，劳累百姓很重，难道应当仿效吗？况且朕素来不喜欢饮酒，中原自有秫米可以酿酒，何必因为这种东西劳累百姓？”于是退还葡萄酒，不许他们再进献。赐给酋长文绮和整套衣服，遣送他们回去。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日，广西布政使司上奏，安南国派使者入朝进贡。太祖对礼部尚书李原吉说：“安南远在海滨，却率先表示归顺，地方物产的进贡年年成为常例。朕考虑他们仰慕中原、接受我国声教，难道在于多次进贡吗？所以曾经规定，海外诸国每年进贡一次会造成转运烦劳，实在耗费民力，已经命令改为三年朝贡一次。如今安南不听从谕令，又再次入贡，你们礼部应立即命广西将他们遣返，必须满三年才能再来。” 勤劳爱护百姓。戊戌年二月乙亥日，调任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任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告谕康茂才说：“近来因为兵乱，堤防坍塌，百姓荒废耕种，所以设置营田司，负责修筑堤防，专门掌管水利。如今军务十分繁重，财用迫切，治理财用的办法没有比农业更优先的。春耕正开始，我担心旱涝不合时宜，会妨害农民。因此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巡行各处，使地势高的地方不受旱灾，地势低的地方不受水涝，务必做到蓄水、泄水适宜。总之，设置官职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使百姓受害。如果只是让有关官员增修装饰馆舍，忙于迎送奔走，所到之处造成纷扰，对百姓没有好处，反而伤害百姓，这不是委任你的本意。” 甲辰年三月己卯日，朝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深沉静默，以调养精神。太祖说：“你们所说的，只知道常理而不能通达变化。天下无事时，端坐垂拱、深沉静默、遵守正道而无为，这固然可以保养精神。但如今丧乱还没有平定，军务正繁重，每天供应军需都来不及，这难道是深沉静默、调养精神的时候吗？诸位的言语固然是爱护我，只是没有通达时势罢了。” 丙午年正月辛卯日，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治理国家的道理，以粮食充足为根本。大乱还没有平定，百姓大多流转迁徙，失去了本来的职业；军国费用所需不少，也都出自百姓。如果使他们不能竭力耕种田地，国家的财用又能依靠什么呢？如今春季气候和暖，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劝勉百姓从事农业，不要耽误农时。一年之中，根据收获的多少，制定奖励和惩罚。如果年成丰收，衣食充足，国家就富裕，百姓就安定。这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是建立国家的根本。你们应当执行。” 吴元年四月，当月，应天府句容县的老人施仁等人进献瑞麦。太祖下令告谕百姓：“自从渡过长江以来，已经十三年，境内常有人把瑞麦进献上来。丙申年，太平府当涂县的麦子一根长出两穗；丁酉年，应天府上元县的麦子一茎长出三穗，宁国府宁国县的麦子一茎长出两穗。如今句容县又进献一茎两穗的麦子。这大概是由于百姓勤于农事，感应上天的和气，才达到这样的结果。你们百姓还应当尽力耕种田地，以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永远做太平的百姓，共同享受丰收之年的欢乐。” 起居注詹同进言说：“过去成周时期，嘉禾一茎同穗；汉朝张堪镇守渔阳时，麦子一茎长出两穗。如今皇上平定乱世，使天下恢复正道，功德太大了。即使在战事之中，也仍然修治农业，所以百姓能够脱离丧乱，竭力耕种田地，上天降下瑞麦，并不是偶然的。”太祖说：“上天的事情不能预先保证，但人为之事却应当尽力。治理国家的人，难道可以等待这种祥瑞而自己懈怠吗？” 七月，当月，太祖告谕群臣：“古代贤明的君主，常常忧虑如何治理天下；古代贤能的臣子，也忧虑君主能否得到治理。然而贤臣忧虑君主治理得好，君主常常安宁；明主忧虑天下治理得好，天下常常太平。如今土地疆域一天天扩大，百姓一天天增多，而我的心却没有一天忘记忧虑，这是为什么呢？长期困苦的百姓还没有完全得到休养，安抚他们的方法也还没有完全适宜。你们能和我共同忧虑吗？如果能和我共同忧虑，也许就可以感动上天，使和气得以到来。如果只是窃居职位、苟且享受俸禄，对百姓的利益和疾苦完全不加省察，最终祸败随即到来，就无法挽救了。难道能不害怕吗！”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日，太祖考虑到建国之初，经营建设必定要依靠民力，又担心徭役落到贫民身上，于是命令中书省核验田地，按田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每一顷田出丁夫一人；不足一顷的，由其他田地补足，称为“均工夫”。遇到兴建工程，在农闲时使用民夫。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应当考虑节省民力，不要使他们更加困苦。百姓劳累困顿，国家怎么能独自安宁？从今以后，凡不得已而兴建的工程，只暂时借用民力；至于不急迫的事务和浮泛的劳役，应当停止。” 洪武三年六月初一戊午日，在此以前很久没有下雨，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统治天下的君主，一天也不能没有百姓；养育百姓，一天也不能没有粮食。粮食所依靠的是农业，农业所盼望的是年成。如今仲夏不下雨，实在是农事的忧患。祈祷祭祀之事，礼制不能废弃。朕已经选定明天前往山川坛，亲自为此祈祷。你们中书省各位官员，应当分别代朕向各处祠庙祷告；还要命皇后和诸妃亲自烧火做饭，做过去农家吃的食物；命太子和诸王在斋所供送饭食。”到了这一天四更，太祖穿着素服、脚穿草鞋，徒步出行，前往山川坛，铺设草席露天而坐，白天任日光曝晒，片刻不移动；夜里睡在地上，衣带也不解。皇太子捧着食盒进献蔬食，只有麻、麦、豆、粟，共三天。随后下起大雨，四郊都得到充分滋润。洪武五年五月戊午日，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礼毕，车驾返回乾清宫，皇后、妃嫔前来拜见。太祖说：“正值农忙时节，天已经很久没有下雨，秧苗还没有栽入田土。我担心百姓失望，十分忧虑。你们都应当吃蔬食，从今天开始；等到雨水降下，再恢复平常的膳食。”于是宫中从皇后、妃嫔以下都吃蔬食。当夜下起大雨。第二天早晨，积水深达一尺多。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赍敕谕宋国公冯胜。时胜督工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太祖以其时民当种麦，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今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太祖谕群臣曰：“朕统一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宁，诚以天下之大，生齿之众，庶事之繁，日决万几。苟有怠忽，或一言不当，贻四海之忧；或一事有失，为天下之患，岂可不尽心乎？朕与卿等共理，当各勤乃事，体朕至怀。”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思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忧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余，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八月甲戌，太祖谕佥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而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近来人情习于故常，政事安于苟且，上下相蒙，彼此无惮。乃至诸郡连岁不闻有所激劝，或者乃云吏称民安，岂知善恶贵于旌别，举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岂皆举职，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历郡县，凡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矫直沽名，妄兴大狱，苛察琐细，遗奸不擒，见善不举，皆为失职。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陕西秦州卫奏修理城隍，请兼军民为之。太祖谕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权时宜，役之于旷闲之月耳。今民将治田之时，而欲兼用民力，失权宜之道。止用军士修理，毋得役民。”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优，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太祖谕兵部尚书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难，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宜令每车加给一牛，以备倒死，毋重伤吾民也。”五月戊寅，太祖谓诗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侍臣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祸乱。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亦岂不可？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七月戊寅，太祖问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盗贼屏息，岁比丰登，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臾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译洪武十年五月乙未日，登州卫上奏要扩建新城，请求命令百姓修筑。太祖告谕工部大臣说：“凡是兴建工程不违背农时，百姓就能尽力耕种田地。如今耕种刚刚结束，正是锄耘培土的时候，却突然命令他们从事版筑劳役，难道不会妨害农业吗？况且修筑城池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如果反而使百姓受害，就不是施政的道理。命令等到农闲时再做。”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日，派使者携带敕令告谕宋国公冯胜。当时冯胜督促工匠在开封府修建周王宫殿，准备在九月开工。太祖认为那时百姓正要播种小麦，于是下敕告谕说：“中原百姓的食物，所依靠的就是大麦、小麦。近来听说你和有关官员集合民夫，想在九月赴工，正值播种时节却役使他们，这是夺去农时。过了这个时候，天气寒冷、土地冻结，种子不能下土，来年靠什么接续粮食？自古治理天下的人，必定重视农时。朕分封诸王，是为了给百姓带来福祉。如今福泽还没有施行，却先夺去农时，我恐怕小民会怨恨叹息。敕令到达后，你立即放还民夫，等农闲时再赴工也不晚。” 洪武十五年正月乙亥日，太祖告谕群臣：“朕统一天下，到今天已经十五年，早晚不得安宁，实在是因为天下广大、人口众多、事务繁杂，每天都要处理万般机务。如果稍有怠慢疏忽，或者一句话不恰当，就会给四海带来忧患；或者一件事处理失误，就会成为天下的祸患，怎么能够不尽心呢？朕和你们共同治理国家，你们都应当勤勉办理自己的事务，体察朕的至诚之心。” 七月庚戌日，太祖对翰林学士宋讷说：“朕每次读《尚书》读到‘敬授人时’，常常感叹敬畏上天的事情，后世中等才智的君主尚且能够知道；至于敬重百姓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大概他们自认为地位崇高，认为百姓侍奉自己是名分上理所当然的，所以威严一天天加重，而思考礼义却越来越少。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轻视百姓。轻视百姓，就认为百姓与自己无关，百姓离心离散也就不难了。只有懂得百姓与自己相互依赖，才一定没有轻视百姓的弊病。所以说：‘值得忧虑的不是君主，值得畏惧的不是百姓；百姓没有君主，依靠什么来拥戴？君主没有百姓，也无法守住国家。’古代帝王哪里敢轻视百姓，所以能够使天下长久，原因就在这里。”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日，北平按察司说高阳等县曾遭水灾，三皇庙和分司官署都坍塌损坏，请求修治。太祖说：“灾害之后，居官者应当体恤百姓，不能劳累百姓。如今北平的水患刚刚平息，百姓还没有安定居住，掌管风纪的机构正应当询问民间疾苦，加以抚恤；如果有修建工程，等到年成丰足以后再做，这才大体合乎先后缓急的次序。如今不体恤百姓，却把官署祠庙放在首位，是失去了事情的次序。”于是命令停止修建。八月甲戌日，太祖告谕佥都御史詹徽等人：“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取决于治理百姓的官员是否贤能；而询问政事得失、抑制邪恶、褒扬清正，则取决于掌管风纪的职责。近来人情习惯于因循旧例，政事安于苟且，上下互相蒙蔽，彼此都无所顾忌。以至于各郡连年听不到有什么激励和劝惩，有人竟说官吏称说百姓安定，哪里知道善恶贵在分别表彰，举措贵在适宜。如今各有司接受治理百姓的委托，难道都能履行职责吗？应当加以考察。命令御史和按察司官员巡行各郡县，凡官吏的贤能与否、政事的得失、风俗的好坏、军民的利弊疾苦，都应当用心查究。如果徇私背公、假装正直以沽名钓誉、妄自制造大案、苛细察究琐事、放过奸人不予擒捕、见到善行却不举荐，都是失职。你们要公布朕的意思，让他们知道。”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日，陕西秦州卫上奏修理城墙和城壕，请求军民兼用。太祖告谕都督府大臣说：“修治城墙和城壕，借用民力，是权宜之计，只应在农闲月份役使百姓。如今百姓将要整治田地，正是农忙时节，却想同时使用民力，失去了权宜之道。只使用军士修理，不得役使百姓。” 九月己未日，给事中张文辅说：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各司上奏的奏札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件，合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务。太祖告谕朝廷大臣：“朕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每天总理万机，怎么敢害怕劳累？只是朕一人处在这么多事务之中，哪里能够一一周全？如果导致事情处理不合适，岂只是一个百姓受害，而将成为天下的祸害；岂只是自身的忧劳，而将成为四海的忧患。你们如果都勤勉履行职责，那么各项事务大概没有不能治理的。”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日，太祖告谕兵部尚书温祥卿：“天下之所以不能治理，都是因为上下之间的情况不能沟通。如果使君主的德意下达，使百姓的情况上达，有不利便之处就随即改变制度，天下难道还有不能治理的吗？近来听说北方的递运车，每辆驾用三头牛；寒冬雨雪时，行路十分艰难。一头牛有所损伤，一辆车就会废弃，有司便责令百姓赔偿牛，还把价格加倍，使百姓受到更重的伤害。应当命令每辆车增加配给一头牛，用来防备牛倒毙，不要加重伤害我的百姓。” 五月戊寅日，太祖对侍臣说：“朕早早起床临朝，太阳升高才退朝，到中午又出来，直到傍晚才停止。白天所决定的事务，常常默坐审慎思考，有不恰当的地方，即使半夜也睡不着。谋划思虑直到妥当，然后才就寝。”侍臣说：“陛下励精图治，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只是圣体过于劳累。”太祖说：“我难道喜欢劳累而厌恶安逸吗？从前天下没有安定，我饿了也来不及吃饭，疲倦了也来不及睡觉，激励奖赏将帅，平定祸乱。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四方没有事情，处在高位享受宴乐，难道不可以吗？只是自古以来，国家没有不是因为勤勉而兴盛、因为懈怠而衰败的。天命的去留、人心的向背，都取决于此，实在可怕，怎么敢有闲暇安逸！” 七月戊寅日，太祖问近臣天下百姓是否安定。左春坊赞善刘三吾回答：“依靠陛下的威德，四方没有忧患，盗贼销声匿迹，年年大体丰收，百姓都安乐。”太祖说：“天下百姓如此众多，怎么能够保证他们全都安定？朕作为天下的君主，心里常在百姓身上，只怕他们失去安身之处。所以每每加以询问，从未有一天忘记他们。”刘三吾回答：“圣心如此殷切，恩德及于百姓实在深厚。”太祖说：“恩德也不是空泛的。医生如同扁鹊，如果不施用药石，疾病不会自行痊愈；工匠如同公输，如果不施用绳墨，木材不会自行变直。君主即使像尧舜一样，却不施行纲纪法度，只说是恩德，这就是所谓单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
九月，是月，太祖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诏遣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往河南检覆被水人民，有赈济不及者补给之。太祖谕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赈济。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赈济不及者不得粒食，濒于死亡，深用闵念。特命尔往彼覆实，有未赈济者，即补给之。”又曰：“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农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尔等其体朕至怀。”洪武二十年二月己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太祖曰：“耕藉田，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劝农务本也。朕即位以来恒举行之，惟欲使民知劝，尽力于田亩，以遂其生养，非事虚文也。今礼成，与尔群臣享胙于此，岂徒为宴饮之乐，正欲群臣知重农之意。”群臣皆顿首谢。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太祖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四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靖对曰：“去年陛下念泽、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岁丰足，民受其利。”太祖曰：“国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给，不过因其利而利之。然在处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扰之。”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太祖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太祖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太祖罢朝，因与群臣论民间事。太祖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理财丙午四月己未，太祖谓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军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纾其力，奈何？”基对曰：“今用师之日，必资财用，出民所供，未可纾也。”太祖曰：“我谓纾民之力，在均节财用，必也制其常赋。今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敛以朘其膏脂，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基对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书省奏：“国初改铸洪武通宝小钱，皆用废钱及旧铜器铸之。然废钱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五文，旧器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三文。有令宝源局及各行省仿此为例。”太祖曰：“铸钱当以轻重为准，岂得以多寡为则？盖钱轻则多，钱重则少，理势必然。若违轻重而较其多寡，则工匠不堪，难为定例。”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牧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当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后世掌以太仆，今仍其旧，又设群监以分其责任，庶名实相副，民不劳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为究心，民又怠惰，马政不修，则督责之令行，岂不因马而疲民？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毋怠所事。”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译九月，当月，太祖告谕户部大臣：“人人都说农业和蚕桑是衣食的根本，然而抛弃根本、追逐末业，却很少有人能够挽救这种弊病。先王的时代，田野里没有不耕种的男子，家室中没有不养蚕的女子，水旱灾害无须忧虑，饥寒也不会到来。自从什一税的途径开始、奇巧的技艺兴起以后，农业和蚕桑的事业就荒废了。一个农夫拿着农具耕作，百家等着他供给粮食；一个女子从事织布，百名男子等着她供给衣服。想使人没有贫困，能做到吗？朕考虑，粮食充足在于禁止末业，衣服充足在于禁止华丽奢靡。你们应当向天下重申，士农工商四民各守本业，不许游荡求食。平民百姓之家，不许穿着锦绣。这样也许可以断绝这种弊病。”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日，下诏派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前往河南，查验遭受水灾的百姓；凡赈济没有及时到达的，补发给他们。太祖告谕他们说：“遭受水旱灾害的百姓，早晚都在等待救济，朕已经派人赈济。我担心有关官员执行不到位，有些没有得到赈济的百姓连一粒粮食也没有，濒临死亡，朕对此深切怜悯。特意命你们前去复查核实，凡尚未得到赈济的，立即补给。”又说：“君主养育百姓，应当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常常想到他们的饥寒，为他们谋求农业和食物，所以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你们要体察朕最深切的心意。” 洪武二十年二月己未日，亲自耕种藉田，派官员祭祀先农。礼仪完成后，在祭坛处宴请群臣。太祖说：“亲耕藉田，是古代的礼制：一是用来供奉祭祀所需的谷物，二是用来劝勉百姓以农业为根本。朕即位以来常常举行，只是想使百姓受到劝勉，竭力耕种田地，以实现他们的生养，并不是徒然举行形式。如今礼仪完成，和你们群臣在这里共同享用祭肉，难道只是为了宴饮的快乐吗？正是想让群臣懂得重视农业的意思。”群臣都叩头谢恩。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日，命令湖州、杭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各郡没有田地的百姓，可以前往淮河以南的滁州、和州等地就地耕种；官府给钱钞，每户三十锭，用来置办农具，并免除赋税徭役三年。太祖告谕户部尚书杨靖说：“朕考虑两浙人口众多而土地狭窄，所以从事农业根本的人少、从事末业的人多。如果遇到歉收，马上就会无法供给生活。应当把没有田地的人迁到有田的地方耕种，也许可以使田地不荒芜，百姓不游荡求食。”杨靖回答：“去年陛下想到泽州、潞州百姓衣食不足，命令他们前往彰德、真定就地耕种，今年年成丰足，百姓受到了其中的好处。”太祖说：“国家想使百姓衣食充足，不过是顺着他们的利益来使他们获利。但关键在于处置适宜，不要让有关官员侵扰他们。”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日，武定侯郭英上奏鲁王坟墓已经完工，只有享堂四周的墙垣还没有修好，请求修筑。太祖对工部尚书秦逵说：“事情有不急迫的，就不要劳累百姓。如今正是耕种时节，郭英却请求修筑享堂和墙垣，这难道是按时令役使百姓的道理吗？郭英是武人，没有学问，只知道修墙是急事，却不知道夺去农时更为重要。”于是停止修筑。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日，命令天下种植桑树、枣树。太祖对工部大臣说：“人的常情，是安于忽略的事情。吃饱就忘了饥饿，暖和就忘了寒冷，不考虑预先防备。一旦突然遇到灾荒，就茫然无措。朕深知百姓的艰难，想尽办法劝导督促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温饱。近年来年成颇为丰收，百姓大体充足，田里都安定，似乎可以不必忧虑了。然而预防灾荒的办法一天也不能忘记。你们工部应当告谕民间，只要有空地，都命令种植桑树，遇到灾荒歉收时，可以作为衣食的补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日，太祖退朝后，和群臣谈论民间的事情。太祖说：“士农工商四民的行业，没有比农业更劳苦的。看他们终年勤劳，很少得到休息。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时，几口人的家庭还可以勉强吃饱；不幸遇到水旱灾害，粮食歉收，全家就会饥饿困苦。朕每吃一顿饭、穿一件衣服，就想到耕种和织布的辛劳。你们居住有宽大的屋舍，乘坐有肥壮的马匹，穿着有华美的刺绣，吃的是精美丰盛的食物，应当想到百姓的劳苦。总的说来，百姓富足以后国家才会富裕，百姓安逸以后国家才会安定，从来没有百姓困穷而国家独自富裕安定的道理。你们应当思考辅佐政事、使百姓宽裕的办法，这样也许对得起所享受的俸禄。” 治理财用。丙午年四月己未日，太祖对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禕说：“战事还没有平定，四方凋敝困顿，军队所需的一切都出自百姓。我想减轻他们的负担，该怎么办呢？”刘基回答：“如今用兵之时，必定需要财物，而财物出自百姓供给，还不能减轻。”太祖说：“我所说的减轻民力，在于均衡、节省财用，首先必须制定固定的赋税制度。如今国家爱护养育百姓，正如保护怀抱中的婴儿，只怕伤害他们。如果没有固定制度，只是一味搜刮，削减百姓的财物，即使有慈爱的父亲，也不能取得爱子的心。今天的办法，应当确定赋税以节省财用，这样民力可以不困顿；崇尚农业根本、杜绝末业，这样国家的财计可以长久宽裕。”刘基回答：“臣的愚见没有想到这一层，这是上下都能充足的办法，是仁政的根本。”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日，中书省上奏：“建国初年改铸洪武通宝小钱，都是用废钱和旧铜器铸造的。然而废钱铜一斤，比旧例多铸钱十五文；旧器铜一斤，比旧例多铸钱十三文。现已命令宝源局和各行省仿照此例办理。”太祖说：“铸钱应当以轻重作为标准，怎么能以铸造数量多少作为准则？钱轻就能铸得多，钱重就只能铸得少，这是道理和形势所必然。如果不按轻重而比较数量多少，工匠就无法承受，也难以制定固定的条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日，增设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个牧监。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自古凡拥有天下和国家的，没有不把马政看得重要的。所以询问国君所重视的政务，常常以马政来回答。《周礼》所说的六卿，夏官以司马掌职，正是特别重视马政。后世由太仆掌管，如今仍沿用旧制，又设置许多牧监来分担责任，希望名义和实际相称，既不劳累百姓，又能使马匹繁殖增多。只是恐怕主管官员不肯用心，百姓又懒惰，马政没有修治，于是督责的命令推行下去，难道不会因为马政而使百姓疲困吗？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如果因为马政使百姓疲困，就不是良好的政事。应当下令太仆和各牧监，都认真履行职务，不得怠慢所掌事务。”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初一甲午日，太祖阅读《汉武帝纪》，回头对翰林待制吴沉说：“君主治理财用的道理，可以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家。一家之内，父子不分财产，父亲经营积蓄，没有不替儿子打算的；如果父子分开财产，家庭必定败落。君主和百姓就像父子一样，如果只损害百姓来使君主获益，百姓衣食不足而君主独自富裕，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饵，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此句话疑有误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政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节俭丙午四月乙卯，太祖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得中，故取焉。”太祖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太祖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顿首谢。十二月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来进。太祖见其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之时，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为极陋矣。然千古之上称盛德者，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命皆以铜代之，有司言费小不足靳。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节，大费必至。开奢泰之原，启华靡之渐，未必不由于小而至大也。”十月庚辰，太祖朝罢，召宿卫武臣，谕之曰：“朕与尔等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为天子，卿等亦任显荣，居富贵，非偶然也。当四方豪杰并起，互相攻夺，朕提孤军应敌，危亦甚矣。然每出师，必戒将士毋妄杀，毋焚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时在民间，视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淫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今历数在朕，朕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劳外使，未尝设宴为乐。尔等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淫快之事，则身常荣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十二月己巳，太祖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太祖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国灭。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持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七月丙辰，太祖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译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人说国家应当治理财赋，以宽解国用，他说得相当详尽。太祖说：“天地生财，本来是用来养育百姓的，所以做君主的应当把养民作为职责。节省浮费、减轻赋税，还唯恐损害百姓，何况加重征敛，那谁能不怨恨叹息呢！”近臣又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储蓄财物而能治理国家的。”太祖说：“君主支配财物，与平民不同。平民为一家筹划，便把财物积聚在一家；君主作为天下的主人，应当把财物储藏于天下，怎么可以堵塞百姓的生计，暗中夺取他们的利益呢？从前汉武帝任用东郭咸阳、孔仅一类人做聚敛之臣，剥削百姓谋取利益，天下都以此为苦。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治理财赋，小人竟然得以进用，天下骚动不安。这些都可以作为警戒。”于是进言的人惭愧而恐惧，从此再没有人敢以财利之事进言。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用山东的盐招募商人承销，听任百姓购买食用。尚书郭桓说：“青州、莱州等府的盐场，每年收取盐课钞，动辄以万计。如今如果听任百姓购买食用，盐课数额一定会减少。”太祖说：“上天生财，本来就是为了养育百姓。国家实行禁令，只是为了节制他们的欲望、平息他们的争夺罢了。如果方便百姓，何必拘泥于细小的利益？只求有利于官府，必然会损害百姓。应当听从百姓的便利。”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告谕户部大臣说：“善于理财的人，不会损害百姓来使官府获利，而一定会发展财源来使百姓富足。从前那些假借理财之名的臣子，都完全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们说要增加财源、充裕国库，只知道从事剥削侵蚀，追逐锱铢小利，制造事端以求邀功。像桑弘羊经营商贩，杨炎推行两税法，都自以为穷尽了理财之术，却不知道所得财物有限，伤害百姓却无穷无尽。我国的赋税已经有确定的制度，节约用度，自然会有余裕。减少徭役，使农民不荒废耕种，女子不荒废纺织；重视农业这个根本，抑制商业末业，使游荡懒惰的人都尽力于田亩，则劳动的人多而消费的人少，自然家家供给充足、人人生活富足，积蓄丰厚。你们户部应当用心研究办理，不能进行聚敛，以损害国家体统。【此处原文“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后有“此句话疑有误”字样，文意或有讹误。】” 节俭 丙午年四月乙卯，太祖查看古代车舆制度，看到《周礼》所载五种车舆时说：“玉辂太奢侈了，为什么不只用木辂呢？”詹同回答说：“从前颜渊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回答说应当乘用殷代的车辂，也就是木辂。孔子认为它朴素、浑厚坚固，质地适中，所以采用它。”太祖说：“用玉装饰车舆，考察古代礼制，也只是祭祀上天时使用。平常乘坐的车，只应当使用孔子所说的殷辂。不过祭天时，如果玉辂还没有准备好，使用木辂也并非不可。”参政张昶回答说：“木辂是戎辂，不能用来祭祀上天。” 太祖说：“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他斟酌四代的礼乐，成为万世的法则，乘用木辂对祭祀有什么损害？况且祭祀的关键在于诚心恭敬，不在于仪式文饰。”张昶叩头谢罪。十二月己巳，掌管营缮的人拿宫室图样来进呈。太祖见到其中雕琢奇巧华丽的部分，立即删去。他对中书省大臣说：“宫室只求完整坚固罢了，何必过分雕刻。过去尧的时候，茅草屋顶、土台阶，椽木未经雕琢，可以说极其简陋了；然而千古以来称颂盛德的君主，必定把尧列在首位。后世竟然走向奢侈，极尽宫室苑囿游乐之享，穷尽车马珠玉玩好之乐，一旦放纵欲望，最终就无法遏制，祸乱也由此产生。君主崇尚节俭，下面的人就不会奢靡。我曾说珠玉不是宝物，节俭才是宝物。凡有营建，都一概采用朴素的方式，何必极尽雕饰技巧，耗尽天下的力量呢？” 洪武元年八月，这个月，有司上奏制造皇帝乘舆、服饰和御用各种物品，凡是应当用金的，太祖命令一律用铜代替。有司说所费很少，不值得吝惜。太祖说：“朕富有四海，难道会吝惜这一点吗？然而所谓俭约，如果不能自身先实行，又凭什么率领下面的人呢？小的用度不节制，大的耗费必然随之而来。开启奢侈的根源，滋长华靡的趋势，未必不是从小处逐渐发展成大的。” 十月庚辰，太祖退朝后召见值宿警卫的武臣，告谕他们说：“朕和你们都是从平民起兵，经历战阵，十五六年才取得成功。如今朕做了天子，你们也担任显贵荣耀的官职，处于富贵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四方豪杰一同起兵，互相攻打争夺，朕率领孤军迎敌，危险也十分严重。然而每次出兵，朕都一定告诫将士不要任意杀人，不要焚烧百姓的房屋。这份心意上天明察，所以才有今天。你们也想想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元朝将帅穿轻暖皮衣、骑肥壮骏马，气势显赫，哪里敢奢望达到那样？然而他们的君臣不思考祖宗创业的艰难，骄纵淫逸、奢侈浪费，只顾一己的安逸享乐，不体恤百姓的疾苦。一旦上天改变气运，他们不但不能保住富贵，反而落得丧身败名。如今天命在朕，朕怎么敢骄傲懈怠？常常担心政事废弛缺失，一天比一天谨慎。除非犒赏将士、宴请百官、设宴慰劳外国使者，从未曾设宴取乐。你们也必须勤勉自持、遵守法令，不要忘记贫贱时，不要做骄奢淫逸、追求快意的事情，这样自身就能长久荣显，家族也能长久富裕。你们要努力，不要忘记朕的话。” 十二月己巳，太祖退朝回宫，皇太子和诸王侍奉在旁。太祖指着宫中的空地对他们说：“这里并不是不能建亭台楼阁，作为游览观赏的地方；如今只命令内使种蔬菜，实在是不忍心耗费百姓的财力、劳累百姓的力量罢了。从前商纣王大肆修饰宫室，不体恤百姓，天下人都怨恨他，最终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却爱惜百金的费用，当时百姓安定、国家富足。奢侈和节俭不同，国家治乱的结果相差悬殊。你们应当记住我的话，常存敬畏和警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拿出一锭黄金给近臣看，说：“这是用来包裹表笺、盘绕龙纹的金子，是命宫人清洗熔炼得到的。”又拿出用杂色紵丝小片缝成的、像毯子一样的东西，说：“这是裁制衣裳时剩下的材料，缝合起来做被子，还胜过丢弃。” 七月丙辰，太祖查看内库，感慨地对臣下说：“这些全都是百姓出力供给的，积蓄起来是为了天下使用，朕哪里敢把它据为私有？如果奢侈而任意浪费，拿来满足一己的享乐，耗尽耳目感官的快乐，就是把天下的积蓄当作一己的私产。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国家没有大事，除了封赏之外，正应当俭约，以节省浮费。”【原文引文未完，句末缺失。】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内使着干靴行雨中。太祖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饲虎肉。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以饲之？”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悉纵之。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进膳礼，奏言：“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以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顾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是古人所定，非过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书省臣：“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中书省臣言：“亲王居室，饰大青绿，亦无过度者。”太祖曰：“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太祖谓侍臣曰：“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侍臣顿首曰：“陛下戒慎如此，使后世守而不替，长久之福也。”八月辛巳，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礼部臣奏，令天下诸司致祭。太祖曰：“此固礼也，但仪物百费皆出于民，道里往来，亦甚劳烦。且皇后在时，尝问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尔问甚善，然事不在尔。’后曰：‘陛下为天下父，妾忝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与否，岂可不知？’今言犹在耳，而欲以小祥费天下民财，甚非后心。其止之。”明太祖宝训 卷四戒奢侈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压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内成。太祖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靡，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之者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鉦鼓。太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碎之。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时将士居京卫，闲暇有以酣饮费赀者。太祖闻，召谕之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乃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靡。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诏改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夷，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译十月丙辰朔，退朝后下雨，两个内使穿着干靴在雨中行走。太祖召来责备他们说：“靴子虽然微小，也是出自百姓的劳力。百姓制作这种东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你们为什么不爱惜，竟这样糟蹋？”命身边的人杖打他们，因而对侍臣说：“曾听说元世祖初年，看见侍臣穿花靴，责备他说：‘你把完好的皮革做成这种东西，难道不是浪费物料、劳累百姓吗？’这种想法确实很好。大概人曾经经历艰难，就自然会节俭；如果习惯了富贵，没有不奢侈浪费的。”于是下令百官：从今以后入朝，遇到雨雪，都允许穿雨衣。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上奏增加喂虎的肉。太祖说：“养牛是为了供耕作，养马是为了供骑乘，养虎究竟有什么用，却要耗费肉来喂它？”命令把虎送到光禄寺，其他禽兽全部放掉。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呈考订确定的进膳礼，奏说道：“古代礼制规定，凡遇大祀斋戒的日子，要宰杀小牛作为膳食，以帮助恢复精神。”太祖说：“太牢不是平常的用度，斋戒三日却要供应三头小牛，所费太奢侈。节俭可以节制欲望，清淡可以保养本性。如果没有节制，只是一味奢侈，徒然增加伤害生物的心意，对侍奉神明的道理有什么益处？”牛谅说：“《周礼》是古人制定的，并不算过分奢侈。”太祖说：“《周官》的制度在后世早已多有不能实行的地方，只有涉及供养自己的事情，才想要效法古制，这可以吗？”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太祖命中书省大臣说：“建造亲王宫殿，可以装饰朱红、大青、大绿；其余居室只准装饰丹色和碧色。”中书省大臣说：“亲王居室使用大青、大绿，也没有超过限度。”太祖说：“只有节俭才能修养心性，只有奢侈才会放纵心志。身居上位而能节俭，就可以引导风俗；身居上位却奢侈，必然会加重百姓负担。难道没见过茅屋低宫使尧、禹崇高了圣德，阿房宫、西苑却使秦、隋失去民心吗？诸王刚到成年的年纪，就要离开朕身边，怎么可以让奢靡华丽扰乱他们的心志？”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太祖对侍臣说：“自古帝王兴起，没有不是由于勤劳节俭；他们败亡，也没有不是由于奢侈。前代的得失，可以作为明白的鉴戒。后世昏庸的君主放纵欲望、败坏法度，不知道警戒，最终濒临危亡。这实在令人深为感叹。大致说来，内心清静就没有欲望，没有欲望就没有奢纵的祸患；一旦欲望产生，骄傲、奢侈、淫逸、放纵无所不至，不久败亡就会随之而来。朕每当想到这里，内心没有不警惕的。所以一定要亲自先实行节俭，以此教导下面。”侍臣叩头说：“陛下如此戒慎，使后世遵守而不废弃，这是长久的福祉。” 八月辛巳，是孝慈皇后的周年祭。此前礼部大臣奏请，命天下各司致祭。太祖说：“这固然合乎礼制，但祭祀仪物的各种费用都出自百姓，往来道路也很劳烦。而且皇后在世时，曾问朕说：‘天下百姓安定吗？’朕说：‘你问得很好，但这件事不在你的职责之内。’皇后说：‘陛下是天下人的父亲，妾忝居天下人的母亲，天下百姓都是子女，他们是否安定，怎么可以不知道？’如今这些话还在耳边，却要因为周年祭耗费天下百姓的财物，实在违背皇后的心意。停止此事吧。” 《明太祖宝训》卷四 戒止奢侈 甲辰年三月庚午，江西行省把陈友谅的镂金床进献上来。太祖观看后对侍臣说：“这和孟昶的七宝溺器有什么不同？一张床都能做得如此精巧华丽，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陈氏父子穷尽奢侈、极端靡费，怎么能不灭亡！”随即命令毁掉它。侍臣说：“尚未富足就骄傲，尚未显贵就奢侈，这就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太祖说：“已经富足了，难道就可以骄傲吗？已经显贵了，难道就可以奢侈吗？人有骄傲奢侈之心，即使富贵，难道能够保全吗？处在富贵地位的人，正应当抑制奢侈，弘扬俭约，戒除嗜欲，以此压制众人的欲望，还唯恐不足以慰藉百姓的期望，何况穷尽天下的技巧来供自己享用呢？他招致灭亡是应该的。不过这件事也足以用来表示警戒，前车倾覆的轨迹，不可再去踏上。” 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宫建成。太祖命博士熊鼎把古人可以作为鉴戒的事迹分类编排，书写在墙壁之间；又命侍臣把《大学衍义》书写在两庑的墙壁上。太祖说：“前代宫室大多施加绘画装饰，我用这些书来准备早晚观看，难道不是胜过丹青吗？”这一天，有人说瑞州出产文石，雕琢后可以用来铺地。太祖说：“我努力崇尚俭朴，还唯恐习惯奢侈、爱好华丽，难道还要过分奢侈吗？你不能用节俭之道侍奉我，反而引导我追求奢侈华丽，这难道是我的心意吗？只是建造宫室，已经觉得使建造的人劳苦，何况从远方运来文石，怎么能不加重百姓负担呢？”进言的人非常惭愧地退下。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监进献元主制作的水晶宫刻漏，机关技巧极其完备，中间设置两个木偶人，能够按时自己敲击铙鼓。太祖观看后对侍臣说：“荒废万机政务，却把心思用在这种东西上，这就是所谓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假使把这种心思转用于治理天下，怎么会走到灭亡！”命身边的人把它砸碎。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当时将士居住在京卫，闲暇时有人沉溺酣饮，耗费资财。太祖听说后召见并告谕他们说：“勤劳节俭是修身治家的根本，奢侈是丧失家业的根源。近来听说你们沉溺于饮酒，一醉所费，不知有多少。用有限的资财供给没有满足的花费，日子长久了，怎么能不匮乏？况且男子不知道耕种，女子不知道纺织，却在饮食衣服上一定要奢侈靡费。习惯奢侈而不停止，后来要转为节俭就很困难，这不是保全家业的道理。从今以后应当量入为出，削减无谓的花费，宁可使财物有余，不要使它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下诏改建大内宫殿。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唐尧、虞舜时代，宫室朴素；后世极尽奢侈华丽，习惯崇尚华美，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朕如今所建造的，只求安稳坚固，不追求华丽。凡是奇巧雕饰一概不用，只采用朴素坚实的做法，使之可以流传久远，让朕的后世子孙遵守，作为法则。至于修建台榭、花园，劳民伤财来满足游观之乐，朕决不做。应当命有关部门按照朕的意旨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