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之三

译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之三。上文缺。先前会同推举时，各衙门不得干预，关键在于平时发出名单，征询了解各人的才干品行；有缺额时照名单推举任用，一切请托都置之不理，躁进争逐的风气自然会止息。按旧例升转科臣为选郎，要同吏科商议推升；台臣要同都察院商议，各有旧规，怎么能越权？至于一切推升，才望、品德、资历和俸次都要一并考量，那么实行久任制就不可不行。只有边道、提学难以拘守固定次序，这些都是 祖宗的成法，应当赶快严格申饬，令内外臣工一律遵守，以澄清吏治。天启五年二月壬寅日，吏部文选司郎中范景文上疏说：如今天下仕途混浊，嗜好升进如同嗜食甜味，也无非是考察人才的标准之地先已不清。我虽不才，不愿使奔竞钻营的风气从我这里开始。我私下想到，官职除授有按年资的规则，任职久近不能任意徇私；特别擢升看重功绩声望，高低不能任意徇私；升迁有资历劳绩，深浅不能任意徇私。这三项已经足以概括大体了；如果不论这三项，还要根据什么来论定原因呢？另寻门径的事情不问也可知道。何况近年来舞弄文书、玩弄法律，吏治败坏的事情丛生，而自己先已有牵连拖累、没有清白交代，面对这些人又有什么脸面呢？臣如今与等待次序任用的诸臣约定：凡有人前来请托，臣不能替他隐讳；臣又与同僚诸臣约定：如果有人接受请托，也希望诸臣不要替臣等隐讳。皇帝说：“今后的升迁、除授和推举任用，都要一律遵循资历声望，务必注重实际表现。如有故意违背、接受请托的，指名上奏弹劾。” 严格考核官员。天启元年八月癸巳日，吏科都给事中薛凤翔因考绩期限将到，分条上奏数项意见：一，官员的政绩应当核查真实情况；一，惩治贪污应当加重法令；一，对监司的责任考成应当严格；一，对处于冲要道路、劳苦任职的官员应当体恤；一，入京朝觐应酌情免除；一，对馈赠应当预先杜绝。同时，掌河南道御史刘兰也上疏列举吏治的四种弊病，称为贪墨、蛮横、庸碌、浮夸。最重要的是由抚按考核司道，由司道监察郡邑，内外严格禁饬，共同谋求革新。大计五花册确定以后，这六项仍应在考语之后散列评写数十句话，不许只用四六骈偶文辞敷衍塞责。奉旨说：所奏考察官吏的各项意见，有益于实际政务，有关部门通行各省直衙门，一体申饬。天启二年十一月丙辰日，刑科左给事中尹同皋说：“国家考察官吏，本来是按照职掌分别功过，自从议论改变以后下文缺。” 准许投进，把这道命令告知有关部门。辛酉日，御史刘廷宣上疏说：“如今全国已经困穷到了极点，应当把凝聚民心作为第一要务。可是主管官吏无端盘剥百姓，一天比一天严重，请求责成抚按官，法令一定要实行。凡是贪污的官吏，要随时弹劾提拿，务必追缴赃物、依法处置，不要只以量罪处分草草了事。至于巡抚大臣，关系尤其重大，但他们起初被推举时往往多不正当。像近来王绍徽疏中所说的那种，假托通达权要，凭公文请人保举，支支吾吾地说些套话，主动呈身自荐的人，自己先已不正，怎么能够使别人端正？请求 下敕铨选大臣主持公道，为国家选择人才，不要沿门探问请托，以致私人关系得以公开活动，使奔竞钻营之人因此得志。皇帝说：“天下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多半是因为主管官吏盘剥。今后抚按官所论劾、赃私狼藉的官员，都要提拿审问、追缴赃物，不得只以罢官了事。这份奏本中所说的贪官，还要指名具奏。巡抚官应当从公推用，不得滥行牵连。” 天启四年三月己卯日，吏科都给事中阮大铖说：“如今百姓贫穷、财力枯竭，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不肖之徒还在肆意攫取，来盘剥百姓的□。偶尔有被提拿审问的，往往只是虚应故事、敷衍了事。请求从今以后严格定为法令：凡抚按所论劾各官的赃私，在任者追缴，离任后也在任所追缴，原籍记入考成，转送户部。如果担心上报超过实际，不妨酌情减免其中一部分，以表示宽政。到了年终，仍令户科、户部考成并起解。赃银完欠若有拖延，玩忽职守、不解送或不按数解送的，一并将地方官从重参处，作为党护包庇的警戒。” 皇帝说：“审问贪官、追缴赃物的法令已经十分严厉，着令通行申饬。抚按各官论列的处分，应立即拟定。追赃银两按照期限查核，有不遵行的，就是不称职，着有关部门弹劾处理。” 四月丁酉日，礼科给事中刘懋说：“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官吏一天比一天贪黩，应当令道、府、厅官每月把所属州县官员清廉或贪污、昏庸或贤明的情况，报告给抚按，每月一册。巡行考察时，就按照册籍当面逐一诘问。如果另外访察到的情况与所上报的不同，或者发现所报官员有罪，那么上报者的贪污昏庸也就可以知道，应当一体罢斥。抚按的意见不妨各有不同，不必会同起稿。荐举人数只按旧有定额，弹劾人数不妨增加一倍。” 皇帝说：“这份奏本把吏治弊病和民间隐情说得最为详尽。抚按官荐举、弹劾不当，贪廉之人凭什么受到惩罚或劝勉？道府官上报不实而连坐，先前已有旨意；这次所奏一并申饬，必须切实实行。” 慎重评定官员。天启元年五月癸丑日，吏部尚书周嘉谟说：“近来官员考语沿袭使用四六骈文，徒然追求形式工巧，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拼凑得虽然巧妙，隐瞒忌讳反而增加疑虑。臣不自量力，冒昧拟定一个格式。凡考语册，分守、才、心、政、年、貌六项列写，以五等为标准。守项下注明：或清洁，或谨慎，或平常，或有玷缺，或污浊。才项下注明：或精练，或通达，或平常，或疏拙，或昏悖。心项下注明：或公正，或坦直，或平常，或隐秘，或奸险。政项下注明：或勤敏，或整饬能办，或平常，或宽缓，或废弛。年项下注明：或正当壮年，或而某见以为否者，若有人加以弹劾，就揭帖注明所管各官某某，共同上报为不肖。或者有人上报认为不肖，另有人却认为贤能；这样一来，考察者和被考察者的优劣、公私，就都逃不过全国人的指视了。倘有不肖之人混在其中、大恶之徒漏网，就连臣也一并夺职，并查究原先填写上报的官员，权衡轻重，分别处治，以此警戒那些任臣职而不称职的人。” 皇帝说：“吏治完全取决于官员评定。如果上报贤能与否失实，凭什么举荐、弹劾、惩罚和劝勉？这份奏议中所说责成司、道、府、厅各官揭注、查核、参奏等事，着令立为规条，严加申饬，务必实行。” 杜绝侥幸钻营的门路。

译天启元年正月甲申日，刑科都给事中魏应嘉说：“近来有一种习气，深入人的膏肓而无法医治，叫作从中说情。凡是所说的事情公正，就应当公开说。今后吏部、兵部用人，无论廷推还是铨选，只要有人单独接受请托、在私宅互通书信，有关部门就应当把此人及其书信明白列出上奏。如果有关部门不顾惜名器、不顾地方利益，任用非其人，或者让他从其他途径进入，允许臣等用弹劾文书跟在后面追究。”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告诫各部堂上官，彻底杜绝私下拜访，不得徇情顾念；如果确有偏私，科道官据实纠察驳正。天启二年三月己酉日，吏科右给事中赵时用说：“近来升迁过于迅速，赠官、恤典过于滥用。国家设置一项官职，就有一项官职的升转次序，经历这一级，才有那一级的转升。如今为什么偏偏在京堂官中越级呢？趁着疏通关系的机会，作为快速升迁的媒介；尚未任满一职，便突然调升，仿佛家园可以变成仕途，攫取官位真像走捷径。至于请求赠官、请求恤典，只是谋图 恩荫；如果不是借国家根本作为题目，就是捏造边功作为劳绩，以致生前的奸污，一次恤典便可以全部洗清；尚未确定的评价，又替他到处宣扬。请求 敕令有关部门：今后每逢京堂官升转，必须以到任先后为次序。故去官员的赠官、恤典，必须详细核查其一生的表现，不得一概徇情，以免开启侥幸钻营的门路。” 皇帝说：“这份奏议所说升转、恩典等事，深合朝廷重视考核实际功劳、鼓励风尚的意思，就着令申明遵守，不得一概徇情。至于才品、功劳本来就特别优异显著的，不妨酌情议定后上奏裁夺。” 天启三年十月丙寅日，河南道御史翟学程上疏陈述铨政的弊病，说：吏部统辖百官、均衡天下官员任用。如今竟不惜把私人情分作为旗帜，于是司道各属彼此气味相投；机巧的人受到亲近，拙笨的人被疏远。贤能之人没有得到选拔，被选拔的又未必贤能，几乎使巡行考察、激扬清浊的职能黯然失色。而一些下级官吏便像鹰击鸟群一样肆意攻击、像拔取鸟毛一样搜求过失，希望早晚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竭尽当地的出产，耗尽百姓家中的收入，也不够供他们像吃鱼肉一样大肆享用□。所以源头混浊，却想求得水流清澈，按道理是必然办不到的。至于掣签这种办法，更是可笑：先确定缺额，后进行掣签；上下其手，掩耳盗铃，和儿戏没有两样。臣还记得任职时见过戎政侍郎朱光祚关于铨政的一篇奏疏，条理确凿、可以实行。为什么竟搁置在阁中而不上报？应当遵照并举实行，几乎一天也不能耽误。” 皇帝说：“近来吏治不修，民生憔悴，应当赶快振作整饬。这份奏议所说徇情请托等弊病，着令严格禁止晓谕。有违犯的，科道官指名参奏处理。选官之法应当衡量才能授予官职，掣签本为最公正，但也多有窒碍；何况还借此行私，应否改动或停止，着令从长计议后上奏。朱光祚先前条陈铨政，奉旨已久，着令查取原疏，覆核施行。” 慎重办理荐举。天启元年二月壬戌日，河南道御史张捷上疏荐举多人：董应举、吴撝谦、于仕廉、胡琳、萧近高等。皇帝说：“铨叙人才，是吏部的职掌。奏本中列举了许多官员，而且多数是现任官，不免有侵犯职权之嫌。今后申明旧制，除非奉旨进行公荐，不得任意私自荐举。” 闰二月甲午日，兵部尚书崔景荣复核科道诸臣的奏疏，认为辽左正在用兵，将领人才尤其急需，请实行保举法，发下名单征询科道诸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无论现任还是闲废，都开列送交兵部，由兵部酌情选择后上请；选定后即送往辽东，领兵时还要注明是某人所举，以检验保举是否得当。在外的督、抚、按官，也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不拘人数多少，并将意见发给所属。武官从总兵以下，只要怀有忠义勇敢之气、愿意援助辽东的，就一面具奏，一面起送入辽。皇帝说：“辽左用人正急，应依照议定办法从公保举；卿部仍要查核、酌情选用，不得把责任全推给推荐者。” 天启二年十一月辛酉日，户科给事中郭巩请求严格实行保举法。他说：如今天下，文官不像文官，却把金钱当作文才；武官不像武官，却把债权人、债主所扶植的将帅当作武职。推荐文官的满纸都是称颂龚遂、黄霸，推荐武官的满纸都是称颂孟贲、夏育。忠臣和奸臣没有区分，赏罚终究混乱。臣想用互相连带负责来使他们恐惧，没有比保举法更好的了。所谓保举，就是有功共同受赏，有罪共同受罚。这个法令早些严格实行，奸邪之人就会早早收敛。当初保举孙承宗、孙传庭等廷弼者，哪里还敢用大话欺骗？” 请圣上明察。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命令申明整饬保举法。审慎任用人才。天启二年九月甲辰日，四川道御史练国事上奏：京堂官员积滞壅塞、冒滥太多，应当防止，并谨慎陈述内外并重的办法。一，荐举应当确实；一，越级升转应当核查；一，个人意见应当顾及；一，会同推举应当慎重。又说：重视内官而轻视外官，尤其是增补京堂官的根本弊病。臣子办理职务，内外有什么区别？例如吕坤以吏部参政出任藩司，薛三才以都察院科道出任藩司，后来都建立了功业、留下显著名声；这是近在眼前、众人都看得到的，什么时候曾轻视藩司、臬司呢？如果确实特别优异之后才升为京堂官，那么人人都会成为特别优异的人；如果不任京堂官也可以授予节钺，那么人们自然不再追求京堂官，官员制度或许就有依靠了。” 皇帝说：“设置官职本来有确定的制度；时局艰难，需要人才。所奏内外并重的事项，自当斟酌疏通，务必使人才不致壅滞，使国家事务能够得到办理。” 天启三年十一月丁丑日，吏科给事中郝土膏说：京堂官增注太多，升迁没有位置，应合计实际任职和俸次，以一年为期限；期限届满就令其请假回籍，遇到巡抚及卿贰官缺出，选拔有才望者推用。至于南京也有京堂官，而人情常常轻视他们，认为能参加会推的机会少，应当同北方官员一样推任巡抚；推任卿贰官时则南北可以互相调转。南京也有铨部、台省官，而人情常常轻视他们，认为升任京堂官的机会少，应当同北方官员一样转任；按年例转任京堂官时，南北就可以同样受到重视。这样不但可以疏通京堂官的积滞，也可以疏通考选之途。又如监司缺额太少，往往被按例转任的官员虚占，轻慢君命，贻误地方，这是不可作为法则的。命令从任命下达之日起计算，超过一年不到任的，吏部径自将其职位作为缺额另行补授，同时仍请旨处分原官，这样或许可以压制怨望之人的胆量。内察期限长远，每每在部寺席位上空耗简牍，弹劾文书可以绳治，或许难以顾全堂官、卿官的体面，这也是不可作为法则的。应当命令各部堂上官考察所属官员，遇有不肖者可以随时纠察参奏；对于敢于反过来攻击堂官的，也要加以禁止，这样或许可以申明堂官与属官之间的体制。”

译皇帝说：“近来京堂官积滞壅塞，都是因为推升太多。今后都要查照旧例，升转不得徇情滥推。按旧例，推任方面官而不到任的，立即作为缺额另行补授，不必等满一年。” 天启四年正月丁卯日，大学士叶向高等上奏说：“增注一事，只是因为 皇祖时期迁谪官员过多。皇考与 皇上把他们全部召回，一时官员缺额很多，形势上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近来科道官屡次说京堂官太多，于是突然停止增注。增注一停止，京堂官的壅滞就更加严重。上言者想让他们请假、告病离去，这在政体上实在不公平。为什么呢？京堂诸臣虽然年龄、精力、才干、品行各不相同，但任职较久的都沉沦受压二三十年，任职较近的也都是积累资历而得到任用的。如今这些臣子被起用不过二三年，升到九卿八座的只有几个人；邹元标、钟羽正、冯从吾一类人，又都没有得到充分任用便离去，留下的已经不多。为什么还要产生厌薄之意，想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清空？又如巡抚这一官职，过去多任用老成历练之人，如今却一概推用资历浅而有才望者。那些资历深的诸臣，难道没有年力尚强、早有才略抱负、足以担任建牙出镇之选的吗？难道不能兼用一两个，以表示公允吗？外官升到布政使便到顶，过去推巡抚时内官、外官各一人，所以布政使多是巡抚的候选，此外才是京堂官。如今巡抚中一个布政使也没有。如果始终限制如此，布政使的仕途就会穷尽，藩司、臬司也将无处施展，这是内外升转的不公平。南京科道官与北方相抗衡，北方每年多有人转任京堂官，南京却一个也没有，这又是南北升转的不公平。” 皇帝说：“阅览卿等奏章，足见其中体现了公平的政体和爱惜人才之意，对铨选事务也十分切实。京堂增注一事，已有旨令到今年冬天停止。因为科道官屡次说人数太多，所以没有准许推用。既然卿等说这样不便，就仍照原旨办理；但必须酌量推补，逐渐减少，不得徇情滥及，以致仍像以前那样壅滞。其余事项都着有关部门查照施行。” 责求实际成效。天启五年九月丁巳日，大学士丁绍轼上奏重申任用人才的意见，大意说：如今任用人才，平时没有储备，事务没有责任落实，以致遇到缓急完全无所依靠。请命兵部与各边抚臣确定适合充任经略的官员，请命六部、九卿、科道各自举荐所向往的人才，今后通行称便。近来私自铸造低劣钱币的很多，真伪难以辨别，因而人心惶惑、不敢流通。着令出示晓谕地方军民，真正的大制钱照旧使用，不得一概阻滞；故意违犯不遵的，依法治罪。仍令巡缉厂卫衙门严拿私铸假钱；户部、工部的官局务必用真铜、精工、依式铸造，如有掺杂低铜、铸造恶劣粗滥等弊病，从重追究处分，一并申饬施行。” 天启五年四月己亥日，命督理屯田副都御史董应举把屯务归并天津督饷抚臣管理，升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专门管理铸钱。在荆州设立铸钱局，统率荆西道催办铜料和工程；鼓铸司官也着工部选派廉洁能干的人前往。又在产铜之处再设一两个铸钱局，委任贤能的府佐官员铸造，务必使钱币质地坚厚，有利于百姓、充裕国用。广东道试御史陈世埈上疏说：铸钱一事既已经过会议。皇上特意派遣部臣主持此事，侍郎的职位并非不尊贵，但如果不兼任宪职，就没有控制统辖的权力。因此应当照工部右侍郎总督天下铸钱法事务、兼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衔名办理。荆西道既然负责催办铜料，也必须加授管理全省钱法的职衔，以提高此事的权力。一个地方铸钱，又不如各省直分别铸造、而由部院总管其成效。凡各省直各选一名监司，再分别加授管理钱法的敕衔；各府清军官也加“钱法”二字，一律听从钱法部院管辖。凡是流通钱币的地方，道、府、州、县都听其节制，与负责饷、漕、屯、盐的诸臣一体办理。凡铸钱、行钱、疏通阻滞，钱法官都听从部院年终举劾。必须这样，职掌才会明确，体制才会端正，事权才会统一，政令脉络才会贯通。至于私钱的禁令应当严格，唐宋旧钱应当禁用，损耗蛀蚀的弊病应当清理，这又在于部臣尽力稽核。” 皇帝说：主持铸钱的大臣必须兼任宪职。祖宗朝铸钱，必定坚厚完整，所以容易流通。如今应当按照嘉靖年间的钱式铸造，铜料不许低劣作假。商人贩卖钱币，只许在官炉所属的地方进行；如有私下买卖的，按照私盐律治罪。凡征收钱粮，其中留存的杂项以及零星不足一两的款项，允许用钱币缴纳。唐宋旧钱，偶尔流通的可以不禁。天启六年四月甲申日。皇帝传谕给都察院：如今大制钱不能流通，都是因为五城兵马司的总甲等人拒收大钱，以致钱币壅滞。着令五城御史严格查核，限令当天回奏。考核军饷。天启元年正月己卯日。谕告户部：朕认为，辽饷一事，户部屡次奉有明确旨意，自应谋求良策，不得耽误军需，为什么竟至于外地解送中断，动辄以请求拨发内帑为事？况且内帑本有固定经费，近年需要拨发的事情很多；即使内帑也匮乏，户部又能指望从哪里借取？而且户部前后所请求的数目彼此不一，凭什么作为依据？但如今辽东告急，饷库空虚，军士饿着肚子，朕对此深感忧痛，姑且准许拨发内帑五十万两，赶快解送发出，以救燃眉之急。还要命令经略以及各有关衙门，依照法令发给官军，不得挪作其他项目使用。你部仍应遵照历次旨意，召集九卿、科道各官，赶快会议筹足军饷、统一清查饷项的办法，具奏上来。哪里拖欠，哪里虚报冒领、侵耗破坏，就立即查明参奏治罪。户部不得仍像从前那样因循姑息，以致耽误军需。特此谕告。天启二年四月丙戌日，户部尚书汪应蛟上疏说：如今百姓越来越穷，而赋税越来越重；贼寇越来越逼近，而运输军饷越来越紧急。川、贵两地军队相继兴起，东西两路饷运交相逼迫，即使像管仲、刘伯温那样筹划，也没有办法取得足额。反复思考，只有切实简选训练，求得真正可用的士兵；核查虚报冒领，清理滥用的军饷罢了。过去广宁积存的米，浸烂在河岸的竟达到一百二十万石；从冬天到春天，内帑银和太仓库银又发出一百四十万两。原来的议定是本色、折色兼支，但将官不愿领取本色，只想折成银两收入私囊，其中用假名冒领的，常常占十分之三。所谓额定军兵十四万人、战马六万匹，如今在哪里？昨天经略臣的奏疏也说，关内有七万人，请

译敕令经略、总督严格命令各道详细查明现有官兵的实际数目，整顿营伍，分队训练，那么现有的六七万人就可以抵得上十几万人的作用。那些虚报冒领的，究竟应如何处理，务必全部追缴冒领的军饷，并且命令本色、折色兼支，这样似乎可以补足两三个月的军饷，不使臣部独自抱有军饷完全枯竭的忧虑。皇上说：“近来营伍空虚、粮饷断绝，坐视边疆大事败坏。看了这份奏疏，所说简选士兵、核查军饷、本色折色兼支，确实看出了富国守边的长远谋略。立即命令经略、总督、巡抚、按察等官切实举行。近来冒领多支军饷的，据实开列奏报，以便议定处分，不得含糊塞责。” 天启三年六月己巳日，兵部答复御史吴甡的奏疏说：“请求兵员、请求军饷，在外任官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清查军饷、清查兵员，是我们应当谋求长久实行的事。近来山海关的兵员，经枢辅一番严格核查，料想没有虚报冒领，但应斟酌确定统一办法，将清查后的数目移送给臣，以便通知户部尚书筹措军饷。至于蓟州、密云、永昌、通州，有旧额的，有新增的，都应由督抚分项报给臣。请容臣再命各边督抚以及登莱、天津两位巡抚，详细查核每年实际支用的军饷数目，编成清册报给臣。还应严格规定期限；如果过期清册仍未送到，从督抚以下，臣将列名上报，听候 明旨处分。至于京城新招募的振武营士兵，不能没有逃亡和虚报冒领的情况，请容臣确实查明后具文答复。” 皇上说：“各边都不查兵员，只知道索取军饷，虚报冒领就越来越多，难以核定发放。依照议定办法通行清查，限期确实报告，不得违抗玩忽。振武营士兵仍要赶快核查奏报。” 天启六年五月庚戌日。皇上谕告户部：有兵员才有军饷，军饷的多少应以兵员数为准。柳河战败，觉华被劫，损失了多少兵员，就应减少多少粮饷，为什么不见清查，反而一概混淆？本兵的职掌在哪里？命令赶快督促巡抚官确实查明，报送兵部，以便议定补充。班军出关所需粮饷，就从预备应支的银两中发给，由山海饷司发放。六月壬申日，御史宋祯汉上疏说：用兵必须请求军饷，军饷必须从百姓那里取得。百姓不得安宁，军饷又不能落实，那么百姓和军队都会受到困苦，天下的事情就大可忧虑了。自从逆贼肆意逞凶以来，祸患蔓延到蜀、黔，征兵征饷，加派加催，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却仍不得休息，士兵依旧空着肚子。屡次下令查核，到现在仍没有实际数目。索要兵员时才说不足六万人，索要军饷时又说有十几万人，彼此推诿蒙骗，却安然不觉得奇怪。臣私下估计，督抚诸臣以为询问兵员多少、军饷是否真实，不应只问眼前在场的人。自从守卫山海关以来，换过多少巡抚、道员，多少大帅，多少饷司□。追溯壬戌年直到今天，哪一年花费几百万，哪一年增加几百万，主张增加的人是谁？所增加的军饷作了什么销算？修筑城堡的修葺了多少？领取抚赏的收办了多少？购买硝石、硫黄的交纳了多少？制造火器的积存了多少？领取造船费用的现有船只多少？购买战马的现有马匹多少？应当逐人核查，逐件稽考。对于虚耗而没有实际成效的、侵吞欺骗而有确实踪迹的，核定其情节和罪责轻重，追究到底。即使稽查所得不多，也应借贷补充，如此或许能够核实军饷、落实兵员，百姓的困苦也可以得到缓解吧？” 皇上说：“近年来兵饷繁多，费用巨大，国家用度难以支撑。这个逐事逐人核查军饷的办法，逐一清查，不容许冒领、滥支、侵吞欺骗，确实是可靠的议论。”冢臣王绍徽的奏疏说：“内府的积蓄日渐耗尽，正是指冒领军饷而言。”于是命令巡关御史限期查核计算，务必彻底澄清，具奏上报。天启七年四月己未日，户科都给事中叚国璋上疏说：“如今太仓支出的数目，比收入多出一百六十三万四千余两，以致掌管财政的官员束手无策。听说国初曾以屯田和盐课供应边饷，未必完全依靠每年的定额供应。即使后来依靠年例，也未必像现在这样多。应当命令各边镇查明：某镇原额兵员多少，某年因某事增加兵员多少，增加每月军饷多少；后来兵员有没有撤去，军饷有没有混杂冒领？某镇原额官员多少，某年因某事增加官员几员，增加俸禄薪粮多少；后来官员有没有裁减，俸禄薪粮有没有混杂支取？请 谕令各边镇衙门斟酌裁减：支出方面即使减少一分，收入方面就保留一分；这样逐渐积累下去，收支数目或许不至于相差太大吧？” 皇上说：“边饷日益空虚，百姓日益穷困，如果朝廷内外不加意清理冒领、滥支和拖欠，究竟还要到什么地步？命令通知各边镇督抚道员，将查核的额数造册报送户部，由科道互相核对；对于清理裁汰、核实无误的，准许给予记录奖励；含糊混报的，立即参奏处理。” 《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之三。《大明熹宗悊皇帝宝训》卷之四。兴办学校。天启三年六月壬申日，礼科给事中郭兴上奏：“视学的典礼，蒙 允准旨意，定于明年春天举行；一切应办事项，谨分条陈述如下：一，修缮学宫；一，演习礼乐；一，召回四氏博士；一，命令监生恢复□□□□□□。培育人才，必须首先尊崇和重视师儒。如今□□□□□□□□长期仍滞留在家乡，乞请责令限期□□□□□□，与毅中同心同德，陶冶造就士□。皇上说：□□这一大典，命令查照旧制重新举行；祭酒官，命令催促到任。天启四年十月戊申日，礼部答复太常寺卿胡克俭的奏疏说：“国家的乡学所祭祀的都是孔子，礼乐本应没有不同。然而国家举行的祭祀，演奏六章；天下府学也演奏六章；州学有时也演奏；只有县学完全没有演奏的。考察《会典》时，洪武二十六年曾向天下府学颁发大成乐器，命令州、县依照式样制造。州县明明奉 该部依照议定意见申令告诫施行。” 抚恤忠臣。天启元年闰二月丙申日。赦免建文年间兵部尚书齐泰的亲属及后裔中被发戍所的人，骆应鹏等三十八家，革除他们的戍籍；并继续查明黄子澄的亲属后裔，一并免除戍役。这是采纳御史田生金请求的结果。天启二年五月己亥日。□□先臣方孝孺忠烈，他的后代以及练子宁的后代一□□□录。方孝孺在建文朝任侍读学士，值守文渊□。靖难军队攻入时，他因不肯起草诏书，以致诛灭十族。他年幼时□德宗幸临宁海，被贬为县尉的魏泽把他藏起来，又秘密托付诸生余学夔背着他进入松江岛屿，以织网维生。华亭人俞允把养女嫁给他，使他冒用余姓，于是延续了一线血脉。到这时，他的第十世孙方忠奕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城伏 阙上书，于是有了这次抚恤。六月甲申日，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