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庵语録卷一
之故人须是理会得这个道理
或曰：「汉髙祖言陈平智有余而难独任。五常中惟智不可有余，智有余则流于小人，所以难独任。」先生曰：「岂独智不可有余？仁有余则流而为姑息，义有余则流而为忍人，礼有余则巽在床下，信有余则如尾生矣。大凡作事只是适中便了，若有余于此，则不足于彼。」
译他的老朋友必须明白这个道理。
有人说：“汉高祖说陈平智谋有余，难以单独任用。五常之中只有‘智’不可有余，智有余就会流于小人，所以难以单独任用。”先生回答说：“难道只有‘智’不可有余吗？仁有余就会流于姑息养奸，义有余就会流于残忍待人，礼有余就会流于过分谦卑退让，信有余就会像尾生那样拘泥固执。大凡做事只要适中就可以了，如果在这一方面有余，那么在另一方面就会不足。”
人读书，须是识字。固有读书而不识字者，如汉之孔光、张禹，唐之许敬宗、栁宗元，非不读书，但不识字。或问其说，先生曰：「孔光不识进退字，张禹不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识忠孝字，栁宗元不识节义字。」
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纣之作威杀戮，岂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后世惟有徳，然后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
学者当以心明经，不当以经明经。
西都无三杰，则四皓不得高卧；东都无寇、邓，则子陵不得终隐。
或问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先生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临，星辰之辉粲，风雷之鼔舞，雨露之渗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乱。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净无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亦只是这个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农工商各就其职分，如此则尊卑贵贱不相混殽，好恶取舎不相贸乱，天下自然而治。
天地之性，人为贵。当作两句读。宇宙之间，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蝼蚁有君臣之义，雎鸠有夫妇之别，鸿鴈有兄弟之序，仓庚有朋友之情。若此者，岂非天地之性？而人独为贵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或问孟子「尽心」之说，先生曰：「一念不动，便是尽心处。」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无一物，一或翳之，懵不之觉。若不为物所动，则妄念情欲，廓然自除非尽心而何？」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何物？闻何所闻？《易》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只这个便是道。有生必有死，犹有昼必有夜。能通死生于一理，则可以死矣。人所以贪生恶死者，无他，只为不闻这个道理。
孔子对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必继之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尧舜非不克己，而不能诏其子；禹非不克己，而不能诤其父；周公非不克己，而不能化其兄。须是他自肯，始得。
中体也，庸用也。体以居之，用以行之。中庸之义尽矣。
读一部书，须是识他宗旨。如《孟子》一书，宗旨在仁义上。
人之贫富贵贱吉凶夭寿，莫不有命。召公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歴年，此数事固定于有生之初，必曰自贻哲命。岂所谓命者，虽系于天，而亦自我为之邪？」
周之礼乐，备于庶事之间。如汉上之游女，无思犯礼；伐条之妇人，能勉以正。衰世之公子，信厚；中林之武夫，好徳。无非礼乐中和之发见者。至秦并吞六国，尽有三代礼乐之器。扬子云乃谓其庶事之不备者，以其皆文具也。
曰：「心」，曰：「性」，曰：「天」，曰：「命」，此四物难为分别。挥而散之，一者为四；敛而归之，四者为一。
王氏之学离伊川之学合
昔有学无心者，前辈谓之曰：「将学无心，即有心矣。」求之六经，曰：「存心也，养心也，治心也，正心也。」知此，然后可以无心。
圣人著书立言，皆所以开导后学。但一堕言诠，未免一偏之蔽。要当言语断絶处，黙识而意会。
直方大，固可与天地参。然能直而不能屈，能方而不能圎，能大而不能细。第可语显诸仁，而不可语藏诸用。
文章事业本无二理，学者不可溺其偏。一以贯之，则无入而不自得。《论语》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则文在所先；又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文在所后。或先或后，错综之义也。是之谓一贯之学。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使民战栗，上又加一「曰」字，即知非宰我对哀公之辞，乃哀公自言也。夫子闻之，是以云云。若是宰我
译人读书，必须认识字。固然有读书却不识字的人，比如汉代的孔光、张禹，唐代的许敬宗、柳宗元，他们并非不读书，只是不识字。有人问其中的道理，先生说：“孔光不认识‘进退’二字，张禹不认识‘刚正’二字，许敬宗不认识‘忠孝’二字，柳宗元不认识‘节义’二字。”
只有君主才能行使威权，本来就是这样。商纣王行使威权进行杀戮，难道不是行使威权吗？但他因此得罪了天下人，后世只有有德行的人，然后才可以行使威权。所以说：有德行的威权才令人敬畏。
求学的人应当用心来阐明经典，不应当用经典来阐明经典。
如果西京没有萧何、张良、韩信这三位豪杰，那么商山四皓就不能高卧隐居；如果东京没有寇恂、邓禹，那么严子陵就不能最终隐居。
有人问什么是“天得一以清”？先生说：“事物虽然不统一，但各自都有其‘一’。比如日月的照耀，星辰的光辉，风雷的激荡，雨露的滋润，各自有其‘一’而不相混乱。天正是得到了这个不统一的‘一’，所以能够清净无为而化育万物。推而广之，地得一以安宁，神得一以灵验，谷得一以充盈，万物得一以生长，侯王得一以作为天下的准则，也都是这个道理。况且像君主治理天下，又哪里需要刻意用心呢？公卿大夫各自依照等级，士农工商各自履行职分，这样尊卑贵贱就不相混杂，好恶取舍就不相混乱，天下自然就能治理好。”
天地之性，人为最贵。这句话应当分成两句来读。宇宙之间，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具备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间的仁爱，蝼蚁有君臣之间的道义，雎鸠有夫妇之间的区别，鸿雁有兄弟之间的次序，仓庚有朋友之间的情谊。像这些，难道不是天地之性吗？而人唯独最为尊贵，为什么呢？因为万物只得到了偏颇的一面，而人得到了完整的一面。
有人问孟子关于“尽心”的说法，先生说：“念头一动也不动，就是尽心的地方。”有人没有领悟，先生说：“人生来安静，这是天的本性；感触外物而心动，这是本性发出的情感。人的真性，本来空无一物，一旦有所遮蔽，就茫然不觉。如果不被外物所动摇，那么妄念情欲，就会豁然自行消除，这难道不是尽心吗？”
孔子说：“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道是什么东西？闻是听闻什么？《易经》说：“通晓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又说：“推究事物的本源，返归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这也就是道。有生必然有死，就像有昼必然有夜。能够通晓死生在于同一个道理，就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了。人之所以贪生怕死，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没听闻这个道理。
孔子回答颜渊问仁时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回归礼，就是仁。一旦克制自己使言行回归礼，天下人都会归向于仁。”必定接着说：“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尧舜并非不克制自己，却不能教导他们的儿子；禹并非不克制自己，却不能劝谏他的父亲；周公并非不克制自己，却不能感化他的兄长。必须是他自己愿意，才行。
中是本体，庸是作用。本体用来安守，作用用来施行。中庸的意义就在这里了。
读一部书，必须认识它的宗旨。比如《孟子》一书，宗旨在于仁义。
人的贫富贵贱、吉凶夭寿，没有不取决于命运的。召公告诫成王说：“如果生了儿子，没有不在他刚出生时，自己就决定了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赋予他明智，赋予他吉凶，赋予他寿命，这几件事本来就在出生之初就固定了，必定说是自己决定了明智的命运。难道所谓的命运，虽然系于上天，但也由自己造成的吗？”
周朝的礼乐，完备于各种日常事务之中。比如汉水上的游女，没有心思去违背礼法；砍伐树枝的妇人，能够努力保持端正。衰世中的公子，诚信宽厚；山林中的武夫，喜好德行。没有不是礼乐中和之气的显现。到了秦朝吞并六国，占有了三代所有的礼乐器物。扬雄却说那些日常事务不完备，是因为它们都只是形式上的完备。
说“心”，说“性”，说“天”，说“命”，这四样东西很难区分。把它们挥散开来，一个变成四个；把它们收敛归拢，四个变成一个。
王氏之学与伊川之学分离，王氏之学与伊川之学结合
从前有学习无心的人，前辈对他说：“想要学习无心，这就是有心了。”在六经中寻求，说：“存心、养心、治心、正心。”知道了这些，然后才可以无心。
圣人著书立言，都是为了开导后学。但是一旦落入言语的范畴，难免有偏颇的弊病。应当在言语断绝的地方，默默体认而心领神会。
正直、方正、宏大，固然可以与天地并立。但是能正直而不能弯曲，能方正而不能圆融，能宏大而不能细微。只可以说它显扬仁德，而不可以说它隐藏作用。
文章和事业本来没有两个道理，求学的人不可沉溺于偏颇。用一个道理贯穿它们，就没有什么不自得的。《论语》说：“孔子以四件事教育学生：文献、品行、忠诚、守信”，那么文献排在前面；又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博爱众人，亲近仁德，践行这些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那么文献排在后面。有时在前有时在后，这是错综变化的义理。这就叫做一贯之学。
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神的事。宰我回答说：“夏朝用松树，殷朝用柏树，周朝用栗子树。说：‘使百姓战栗。’”孔子听到后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解说，已经发生的事不必再劝谏，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使百姓战栗，上面又加了一个“曰”字，就知道这不是宰我对哀公说的话，而是哀公自己说的话。孔子听到后，才说了这些话。如果是宰我
错说了，夫子必直攻之。
大事固当理会，须是更去小事上用心。子思言致广大而尽精微，大者既无所不通，于小事亦不放过。如孔子自是天縦圣人，乡党一篇，举足动步皆不敢忽，故能纎悉尽善。山谷尝有诗戒少游云：「才难不易得，志大略细谨。」细谨诚不可略。
译如果我说错了，老师必定会直接批评我。
大事固然应当去处理，但必须在小事上也用心。子思说“达到广博宏大而又穷尽精微细致”，大的方面既然无所不通，对于小事也不放过。
比如孔子自然是天赋的圣人，在《乡党》篇中，举手投足都不敢忽视，所以能够细微之处都尽善尽美。
黄庭坚曾写诗告诫秦观说：“人才难得，志向宏大却忽略了细微谨慎。”细微谨慎确实不可忽略。
子贡尝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非特不闻性与天道，夫子之文章亦未之闻。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威仪文辞，人之文也。天地一元之气，亭毒于覆载之间，故着为日月星辰，散为山川草木。圣人之盛徳，充实而有光辉，故见面盎背，施于四体，发而为威仪文辞。文章之与性天道，岂二物哉？
既曰思道，又曰无思；既曰得道，又曰无得。方求悟时，固当思，固当得；及其既悟，则了无所思，了无所得。此入道浅深之候也。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曽子曰：唯。至于论孝，乃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夫道在我，一唯便悟，无容声焉。若论孝，曽子非不晓，必求夫子详言之者，岂欲因以诏天下后世邪？
以中庸、大学杂置礼记中，汉儒明经，惟此一事可人意。
散文自有声律，如《盘谷序》《醉翁亭记》皆可歌。韩退之《送权秀才序》云：“其文辞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即此可知矣。
栁子厚言：儒者韩退之，犹赵岐言儒家，唯有孟子。
曽子启手足之际，告孟敬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欲使孟敬子切于信已之说耳。」曽子之言，何尝一日不善？岂特见于将死之时！
乐庵语録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乐庵语録卷二
（宋）龚昱 编
人之行已在夫妇上不能尽道，他无足观矣。《诗》三百篇可以厚人伦，美教化，等而上之，又能动天地，感鬼神。推其原，亦不过始于夫妇。
世有言西方凈土者，先生曰：「东方、南方、北方无凈土邪？」
夫子言：「非礼勿视，非礼勿聴，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也，毋也，皆禁止之辞，未造乎时中之妙也。时中之妙，圣人罕言，小人窃此，则为无忌惮矣。
仁者觉也。声色之来，我能觉，则不为声色所移；货利之来，我能觉，则不为货利所溺。若能随念而觉，随事而觉，去圣人不逺矣。《论语》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此之谓也。」
讼六五曰：讼，元吉。六五得位，居尊，人岂得而讼之？故诸儒皆以为聴讼之主。聴讼者，臣下之职，非人君所当知也。孔子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得位居尊，有过而能自讼，斯无愧于为君之道。禹、汤罪已，正合此义。
蒙初六曰：发蒙，利用刑人，用脱桎梏，以往吝。童蒙之时，知识未明，欲发其覆，当如用刑而加之桎梏，俾不得放逸可也。若脱之以往，则吝。戾，象曰：以正法也。正法者，严以正其师法云耳。
欲知天心，但看人心。如何？记得唐时，一岁会稽大旱，迁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不雨，觞土龙，舞巫觋，愈益不雨。或言有能捕退龙而噪之者，召之至，尽其术，而旱复如故。太守怒，将擒治之，术人遁去，得其遗箧，大书一纸曰：“人旱，此语亦自有理。”
治天下国家与一郡一邑，不必屑屑求人之小过，但择其罪之尤者，治一二辈足矣。舜典言四罪，而天下咸服，所罪者止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尽服。罚当其罪，则惩一可以劝百矣，何必多杀？
前辈自警之际，止是思量做人。邵康节尝言：学为人之仁，学为人之事。吕舜从训其子弟曰：「吾从贤士大夫游，毎毎过相推重，吾自省，纔免禽兽之行而巳未能便合人之理也。」此语，后生当先学做人，却学做文章。
但患我不知人，不患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知四凶。少正夘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夘
艺祖一日居殿中，有小黄门涂糊其壁，即欲斩之，且曰：“此天之物也，汝焉得损之？”正合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之意。又尝露坐，或谏以星月在上帝，曰：“尔以为蔀屋之下，星月所不及耶？”正合不欺闇室之意。
韩退之作《方桥》诗，其言虽若鄙近，考其意则大不凡。曰：“非阁复非船”，盖以此自命；曰“可居兼可过”，喻其道之可以安天下而济斯民也。终言：“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则又断然以有为自任。此一篇诗意，人多不察。
译子贡曾经说：“老师的文献典籍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却听不到。”子贡不仅没有听到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就连老师的文献典籍也没有真正听闻。日月星辰，是天地的文采；山川草木，是大地的文采；威仪文辞，是人类的文采。天地一元之气，在覆载之间化育万物，所以显现为日月星辰，散布为山川草木。圣人的盛大德行，充实而有光辉，所以面容温和、背部端正，施行于四肢，表现为威仪文辞。文章与人性天道，难道是两样东西吗？
既然说思考道，又说无思；既然说获得道，又说无得。正在寻求领悟的时候，固然应当思考，固然应当获得；等到已经领悟之后，就完全无所思，完全无所得。这是进入道境深浅的征兆。
孔子说：“我的道有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其中。”曾子说：“是的。”等到谈论孝道时，曾子却离开坐席说：“我不聪敏，哪里足以知道呢？”道在我心中，一个“唯”字便领悟了，不容许再有言语。如果谈论孝道，曾子并非不明白，必定要求孔子详细阐述，难道是想借此来告诫天下后世吗？
将《中庸》《大学》混杂放置在《礼记》中，汉代儒生阐明经义，只有这一件事让人满意。
散文自有声律，如《盘谷序》《醉翁亭记》都可以歌唱。韩愈《送权秀才序》中说：“那文辞宫商相互协调，金石和谐共鸣。”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柳宗元说：儒者韩愈，就像赵岐说儒家只有孟子一样。
曾子在手脚舒展（临终）之际，告诉孟敬子说：“人将要死时，他的话是善意的。”只是想让孟敬子切实相信自己的说法罢了。曾子的言论，何曾有一天不善？难道仅仅表现在临终之时吗！
乐庵语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乐庵语录卷二
（宋）龚昱 编
人的行为如果在夫妇之间都不能尽到道义，其他就没有值得观看的了。《诗经》三百篇可以敦厚人伦，美化教化，再往上推，又能感动天地，感召鬼神。推究其本源，也不过始于夫妇。
世上有人谈论西方净土，先生说：“东方、南方、北方没有净土吗？”
孔子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又说：“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勿”和“毋”，都是禁止的词语，还没有达到时中（合乎时宜且中正）的妙处。时中的妙处，圣人很少谈论，小人窃取这种说法，就会肆无忌惮了。
仁者就是觉悟。声色到来，我能觉悟，就不被声色所动摇；货利到来，我能觉悟，就不被货利所沉溺。如果能够随着念头而觉悟，随着事情而觉悟，离圣人就不远了。《论语》说：“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违背仁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讼卦六五爻辞说：讼，大吉。六五爻得位，居于尊位，人们怎么能与之争讼呢？所以众儒都认为它是听讼的主持者。听讼是臣下的职责，不是君主所应当知道的。孔子说：“我没见过能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我争讼的人。”得位居尊，有过错而能自我争讼，这才无愧于为君之道。禹、汤归罪于己，正符合这个义理。
蒙卦初六爻辞说：启发蒙昧，利于用刑罚约束人，使用脱去桎梏，前往会有吝惜。童蒙的时候，知识不明，想要启发其蒙昧，应当像用刑罚加上桎梏一样，使他不得放纵逸乐才可以。如果脱去桎梏前往，就会有吝惜。《象传》说：用正法。正法，是指严格以正其师法罢了。
想要知道天心，只看人心。如何？记得唐代时，一年会稽大旱，迁移市场不下雨，祈求山川众神，也不下雨，用酒祭土龙，巫师跳舞，更加不下雨。有人说有能捕捉退龙并喧哗的人，召他到来，用尽他的法术，而旱情依旧如故。太守愤怒，将要捉拿治罪，术士逃走了，得到他遗留的箱子，里面有一张大纸写着：“人旱，这话也自有道理。”
治理天下国家与一个郡县，不必琐碎地追究人的小过错，只要选择罪行最重的人，惩治一两个就够了。《舜典》说惩处四凶，而天下都信服，所惩处的只有四个人，而天下的人没有不全部信服的。惩罚符合罪行，那么惩处一个就可以劝诫百人了，何必多杀？
前辈自我警戒的时候，只是思量做人。邵雍曾经说：学习做人的仁德，学习做人的事务。吕舜从训诫他的子弟说：“我跟从贤士大夫交往，常常互相推重，我自我反省，才勉强免于禽兽的行为罢了，还不能完全符合做人的道理。”这话，后生应当先学习做人，然后学习做文章。
只担心我不了解别人，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四凶不了解舜，舜了解四凶。少正卯不了解孔子，孔子了解少正卯。
宋太祖有一天在殿中，有小黄门涂抹墙壁，立即要斩他，并且说：“这是天子的东西，你怎么能损坏它？”正符合舜禹拥有天下而不占有的意思。又曾经露天而坐，有人劝谏说星月在上帝那里，说：“你以为遮蔽的房屋之下，星月照不到吗？”正符合不欺骗暗室的意思。
韩愈写《方桥》诗，他的话虽然看似鄙俗浅近，考察他的意图则非常不凡。说：“不是阁也不是船”，大概以此自命；说“可居兼可过”，比喻他的道可以安定天下而救济百姓。最后说：“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则又断然以有所作为自任。这一篇诗的意旨，人多不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