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庵语录卷四
卿，曽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逺亲，以为人役。斯人也，真百世之师，故其象曰：志可则也。
译卿，曾子说：“我的父母年迈，不忍心远离双亲，去做别人的仆役。”这个人，确实是百代人的老师，所以他的画像上写道：他的志向值得效法。
易》曰：健而说，决而和。以言君子之于小人，可去则去之，可杀则杀之，未尝有心以胜之也。方其去之杀之之时，人见其为健且决，而不知君子之心本未尝动。健固无损于吾之说，决亦无损于吾之和也。昔韩魏公镇北门，有一兵骂朝城令，事上公府。公问信否？曰：“当时乘忿，实有言。”公即于解状判处斩，从容平和，略不变色。众见其投笔，方知有异。若魏公者，可谓能合大易之旨矣。
作文须要炼意，炼意而后炼句，炼句而后炼字，不可轻易拈出。顷见东坡《梅花辞藁》，涂抹殆尽，天才尚如此，况强勉学为文章者哉？
事之究竟处，只一个是字。道理既是，看如何也扑不破。杨子曰：「学者审其是而已，若不是，便不可做。」
舜察于人伦者，谓举动之间，须是子细推寻这道理。若差了一丝毫，便壊了天来大事。
礼记》三十卷，首言“毋不敬”，佛氏五百大戒，只此三字尽之。“毋不”云者，十二时中，行住坐卧，皆能敬其事，如《乡党》一篇便。
是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传注之学，有利有害，须是自做主张，方可。
小人无知，但要胜人。君子则不然，使之不能胜己，便是胜人。
圣即是狂，狂即是圣，念否之间耳。
道理之学，口头说得不济事，故孟子曰：「必有事焉。」
前辈谓胷中无藻鉴不可读书
鬼神之心，便是我之心。我做处若善，必阴隲黙相；做处若不善，神必悔怒。故曰：聪明正直，依人而行。
庄子理学既好文章又好
人须是规模广
唐史谓宪宗任裴度为难，吾以为不然。宪宗与裴度心志契合，一旦用之以责成功，其事甚易。史臣视之以为难耳。
释氏称无量寿佛，佛在甚处？自家一念不动，在太极之下，不为深；先天地生，不为久；长于上玄，不为老。此外更有甚无量寿佛？
空之说须当子细体解，若世间所有之事皆离而不亲，世间所有之物皆弃而不欲，以此为空，则谓之顽空。当事物纷扰之中，能一念不动，即便空了，岂待勉强与物哉？
吕吉甫读《庄子》至「叅万歳而一成纯」，遂顿悟。
中庸曰：「茍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周礼曰：「至德，以道为本，不以德言。」道非儒家说也。
禹大圣人也，方治水之时尚不能究河之所从来，但曰导河积石，而不言其自。张骞乃欲穷河源，何哉？
书言上帝降衷于民，若有常性。荀卿乃以为恶。礼运言礼本于天，荀卿乃以为伪。
前辈读书甚刻苦，范文正公就学南都时，昼夜观书不絶，以粥一器画而四之，饥则取食，日以为常。钱明逸妙年中制科，始学于山房，遇天寒，取其所为藁爇之，俟其气稍温，即就寑。今之学者，岂能如此？
前辈谓作文如家书，但责平易，何尝作急造语？昔王岐公作元宵应制诗，章子厚问使甚事，公曰：“使鳌山鳯辇事。”章意以为陈腐，且疑为所绐，诗成果用此二语，所谓“双鳯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是也。章叹服，以为不可改，事虽平易，只是安排得好，此作文之法也。
王刚中尝言：「士之为学，当如商贾治财，入者多，出者少。」此语最妙。若不务读书，而専意作文字，有甚意味？
文章以意为主，亦以诚为主。茍不出于诚意，便是乱道。且如做诗，老便说老，贫便说贫。若未老说老，不贫说贫，便不是诚意。
张子韶、樊茂实论作时文云：「每得一题，先于一篇中求之；一篇中求之不得，又于上下文求之；上下文求之又不得，乃就一句上生意。」
作文须要悟入处，无悟入处，一辞不能措，虽能措辞，亦无意义。
战国之时，杨、墨塞路；唐之时，佛、老害道。民生斯时，如坠涂炭，莫有举而出之者。孟、韩二公，不忍天下之人坐困如此，是以卓然揭仁义之道，举而出之涂炭之中。其有功于名教，多矣。故曰：举天下于仁义，莫若儒。
有诸巳之谓信，此一句孟子说得分晓。须是自家能省得，我所固有者如此，然后信得及。若无知之人，谓圣人别是个人，孰肯自信？我与圣人同此，下士闻
译《易经》说：刚健而和悦，果决而温和。这是说君子对待小人，可以去除的就去除，可以诛杀的就诛杀，从未存心去战胜他们。当君子去除或诛杀他们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他的刚健和果决，却不知道君子的心本来未曾动摇。刚健固然无损于我的和悦，果决也无损于我的温和。从前韩魏公镇守北门，有一个士兵辱骂朝城县令，案件上报到公府。魏公问是否属实？回答说：“当时一时气愤，确实说了这话。”魏公就在解状上判处斩首，态度从容平和，脸色丝毫未变。众人看到他放下笔，才知道事情非同寻常。像魏公这样的人，可以说符合《易经》的宗旨了。
写文章必须提炼立意，提炼立意之后才提炼句子，提炼句子之后才锤炼字词，不可轻易落笔。近来看到东坡的《梅花辞稿》，涂改得几乎殆尽，天才尚且如此，何况那些勉强学习写文章的人呢？
事情的究竟之处，只有一个“是”字。道理如果是正确的，看怎么说也驳不倒。杨时说：“学者审察什么是正确的罢了，如果不是正确的，便不可去做。”
舜考察人伦关系，是说在举动之间，必须仔细推寻这道理。如果差了一丝毫，便坏了天大的事。
《礼记》三十卷，开篇就说“毋不敬”，佛教五百大戒，只这三个字就概括尽了。“毋不”的意思是，十二时辰中，行住坐卧，都能恭敬地对待所做的事，就像《乡党》一篇那样。
道没有事就不显现，事没有道就不能施行。
传注之学，有利也有害，必须自己拿定主意，才可以。
小人无知，只想胜过别人。君子则不然，使别人不能胜过自己，就是胜过别人。
圣即是狂，狂即是圣，只在念头之间罢了。
道理之学，口头说得不济事，所以孟子说：“必有事焉。”
前辈说胸中没有藻鉴不可读书。
鬼神的心，就是我的心。我做的地方如果是善的，必定暗中默默相助；做的地方如果不善，神必定悔恨发怒。所以说：聪明正直，依人而行。
庄子理学既好，文章又好。
人必须规模广大。
唐史说宪宗任用裴度很难，我认为不是这样。宪宗与裴度心志契合，一旦任用他并要求成功，事情很容易。史臣看这件事认为很难罢了。
佛教称无量寿佛，佛在什么地方？自家一念不动，在太极之下，不算深；先天地而生，不算久；长于上玄，不算老。这之外还有什么无量寿佛？
空的学说必须仔细体会理解，如果世间所有的事都离开而不亲近，世间所有的物都抛弃而不想要，以此为空，那就叫作顽空。当事物纷扰之中，能一念不动，即便空了，哪里需要勉强与物隔绝呢？
吕吉甫读《庄子》读到“参万岁而一成纯”，于是顿悟。
《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周礼》说：“至德，以道为本，不以德言。”道不是儒家所说的。
禹是大圣人，正当治水的时候尚且不能穷究黄河的源头，只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而不说它的源头。张骞却想要穷尽黄河的源头，为什么呢？
《尚书》说上帝降下中正之性给百姓，好像有常性。荀卿却认为是恶的。《礼运》说礼本于天，荀卿却认为是人为的。
前辈读书非常刻苦，范文正公在南都求学时，昼夜看书不停，用一碗粥画成四份，饿了就取食，每天如此。钱明逸妙年考中制科，起初在山房学习，遇到天寒，取自己所写的草稿烧火，等热气稍温，就睡觉。现在的学者，岂能如此？
前辈说写文章像家书，只要求平易，何曾急于造语？从前王岐公作元宵应制诗，章子厚问用什么典故，公说：“用鳌山凤辇的典故。”章子厚心里认为陈腐，且怀疑被他欺骗，诗成后果然用了这两句话，所谓“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是也。章子厚叹服，认为不可更改，事情虽然平易，只是安排得好，这是写文章的方法。
王刚中曾说：“士人做学问，应当像商人理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这话最妙。如果不致力于读书，而专意写文章，有什么意味？
文章以意为主，也以诚为主。如果不出于诚意，就是乱说。比如做诗，老就说老，贫就说贫。如果未老说老，不贫说贫，就不是诚意。
张子韶、樊茂实论作时文说：“每得到一个题目，先在一篇中寻求；一篇中寻求不得，又在上下文中寻求；上下文中寻求又不得，就在一句上生发意思。”
写文章必须有悟入处，没有悟入处，一词不能放置，即使能放置词语，也没有意义。
战国之时，杨朱、墨翟塞路；唐之时，佛、老害道。百姓生在这个时代，如同坠入泥沼炭火，没有人举起他们使之脱离困境。孟、韩二公，不忍天下的人坐困如此，所以卓然揭举仁义之道，举起他们使之脱离泥沼炭火。他们对名教的功劳，多了。所以说：举天下于仁义，没有比儒家更好的了。
有诸己之谓信，这一句孟子说得分明。必须自家能省察，我所固有的如此，然后信得及。如果无知的人，认为圣人是另一个人，谁肯自信？我与圣人同此，下士闻
之所以大笑也。
父子因縁不偶然，须是前生曾结得来。其间有好者，是结得好因縁；有不好者，乃是一时相爱，更不曾子细契勘。如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岂是尧舜不积德？当时结了这因縁，便来作父子。且如人家养婢仆，有得心力底主人，必爱之下至猫犬，主人亦有爱者。彼此若一念动，便来作眷属无疑。好人亦如此。马忠肃公居维扬时，近居有一禅刹，公尝于诸僧中择其年老而能自修者一二辈，与之交逰甚宻。公初无子，俄自喜曰：“今得之矣。”未久有二僧死，遂与公为父子。这个道理甚显然。
译之所以大笑的原因。
父子之间的缘分并非偶然，必定是前世结下的。其中关系好的，是因为结下了良好的缘分；关系不好的，则是因为一时相爱，并没有仔细考察。比如尧有丹朱，舜有商均，难道是尧舜不积德行善吗？当时结下了这样的缘分，便来成为父子。况且就像人家收养婢仆，那些尽心尽力的主人，必定爱护他们，甚至下至猫狗，主人也有喜爱的。彼此只要一动念头，便来成为眷属无疑。好人也是如此。
马忠肃公居住在维扬时，附近有一座禅寺，公曾在众僧中挑选那一两位年长且能自我修持的，与他们交往非常密切。公起初没有儿子，不久便高兴地说：“现在得到儿子了。”没过多久，有两个僧人去世，于是与公成为了父子。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人之为善，不可出于有心。有心于为善，则与为不善同。昔人有嫁女者，曰：“尔行矣，谨毋为善。”曰：“将为不善耶？”曰：“善且不为，况不善乎？”处心到这里，方可。
乐庵语録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乐庵语录卷五
宋龚昱编。或人问地狱之说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谓有，亦不可谓无，皆由心之所生。一念善处便是天堂，一念恶处便是地狱。且如人问：‘昆山县有狱否？’告之曰：‘无。’你若杀了人，便有狱矣。地狱之说，只是这个道理。”
人以生老病死为苦，何其愚哉！既寓形于宇宙间，岂能免此？且以瞿昙言之，亦免生老病死不得，只是不为他纒缚。定着，生亦恁么，死亦恁么。所易者形骸耳，一点真性元不曽动，又何苦之有！
大凡作事，须是见事而不见人。若但见人而不见事，则轻重予夺皆不在我矣。
尧舜之世，野无遗贤。先朝说书谓贤者皆在朝，若只恁地说，则田野间不复有贤。唐虞之盛，风俗醇厚，虽樵夫莫不谈王道，虽执耒耜者亦知歌颂圣人之盛徳。以是知田野间往往皆贤者，尧舜岂能尽用之？今曰“野无遗贤”，乃是不遗其大者，如皋、夔、稷、契诸公是也。若其余如何収拾得尽？
六经之作，皆可以书名。惟易，不可以书名。诗寓美刺，书纪政事，春秋正名分之常，礼乐究中和之本，皆可目之以书。至于易，则窈无定名，随寓随在。故有一身之易，有万物之易，有天地之易。道在一身，即一身之易；道在万物，即万物之易；道在天地，即天地之易。虽书，而实非书。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架，不同巾栉，不亲授。男女不杂，是一句。若如此读，则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架不同，男女之椸架不同也。巾栉不亲授，男女之巾栉不亲授也。
老氏言：「圣人处无为之事，事须是处置得下方可无为。如舜命九官，咨四岳，天下事皆一一处置了，然后能恭已南面。」
孟子曰：「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如孔子视富贵如浮云，孟子谓「万锺之禄于我何加？」使其富贵过人尚如此，况不及于人，必无忧愁愤郁之叹。
四科，非夫子自立。夫子平日称门弟子，皆以名，如回也、赐也、商也、师也、由也、求也之类。惟四科尽以字称，而曽子独不与诸弟子中。自颜渊之外，惟曽子能心传夫子之道。况夫子平日未尝与羣弟子终日说一段话。《孝经》十八章，终始皆为曽子说。四科之目，恐是曽子品题耳。
或问：“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次第果何如？”先生曰：“有志于学者，可与共学；见善眀者，可与适道；用心刚者，可与立。至于权，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非造乎时中之地者，则不可。”
荘子言：「人相忘于道术，道喻大事，术喻小事。事之大小虽不同，皆当相忘于无心。相忘者，不去计较，触着便做。」
老氏言「慈故能勇」，如舜孳孳为善，想其气象，必是个温良恭顺底人，乃能诛四凶。夫子《乡党》一篇，分眀在春风和气中，忽然便去诛少正卯。慈而不能勇，只是姑息，不知姑息害事。
前辈言：「莅官处有三莫之说，事来莫放，事去莫寻，事多莫怕。」
尧舜自信于为善，桀纣自信于为恶。以名论之，相去甚逺。若一念纯正，反为恶之心为善，桀纣便是尧舜。
大凡做事疑则勿为为则勿疑
司马温公清修寡欲，家无曳绮之妾，而婢仆之禁甚严。一日有客自轮盘隙中窥见一婢，蓬首垢面，形状疙瘦如鬼，不觉惊叹。乃知前辈持家严内外之分如此。
有门人侍坐，因论熈丰间事，极口诋毁王介甫，至不以人类待之。先生徐谓之曰：「荆公长处甚多，亦不易得。方其执政时，岂有意壊乱天下？第所见有不到处，故温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抝耳。』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谓公论。诸公尚论前辈，止可辨是非，不当斥骂，如此宜戒之。」
先生一日读《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游戏生死之道，因自
译人做善事，不可以存着刻意的心。如果刻意去做善事，那就和做不善的事没有区别了。从前有个嫁女儿的人，对女儿说：“你去了，切记不要做善事。”女儿问：“难道要做不善的事吗？”父亲说：“连善事都不做，何况不善的事呢？”心思达到这种境界，才可以。
有人问地狱的说法究竟有没有？先生说：“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都是由心所生发的。一念向善就是天堂，一念向恶就是地狱。比如有人问：‘昆山县有监狱吗？’回答说：‘没有。’如果你杀了人，就有监狱了。地狱的说法，只是这个道理。”
人把生老病死当作痛苦，多么愚蠢啊！既然寄身于宇宙之间，怎么能免除这些呢？就拿佛陀来说，也免不了生老病死，只是不被它们束缚。定下心境，生也这样，死也这样。改变的只是形体罢了，那一点真性原本未曾动摇，又有什么痛苦呢！
大凡做事，必须看到事情本身而看不到人。如果只看到人而看不到事情，那么轻重的判断和取舍的决定就不在我手中了。
尧舜的时代，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前朝讲书的人说贤者都在朝廷，如果只这样说，那么田野间就没有贤人了。唐尧虞舜的盛世，风俗醇厚，即使是砍柴的人无不谈论王道，即使是拿着农具的人也知道歌颂圣人的盛德。由此可知田野间往往都是贤人，尧舜怎么能全部任用他们呢？现在说“野无遗贤”，是指不遗漏那些大贤，比如皋陶、夔、稷、契这些人。至于其余的人，怎么收拾得尽呢？
六经的著作，都可以称为书。只有《易经》，不可以称为书。《诗经》寄托美刺，《尚书》记载政事，《春秋》端正名分的常理，《礼》《乐》探究中和的根本，都可以目之为书。至于《易经》，则深远而没有固定的名称，随处寄托随处存在。所以有一身的易，有万物的易，有天地的易。道在一身，就是一身的易；道在万物，就是万物的易；道在天地，就是天地的易。虽然称为书，但实际上不是书。
男女不混杂坐，不共用衣架，不共用巾栉，不亲手递送。男女不混杂，是一句话。如果这样读，那么下文都通顺。坐不同，男女的座位不同。衣架不同，男女的衣架不同。巾栉不亲手递送，男女的巾栉不亲手递送。
老子说：“圣人处理无为的事。”事情必须处置妥当之后才可以无为。比如舜任命九官，咨询四岳，天下的事情都一一处置好了，然后才能恭己南面。
孟子说：“人能不把饥渴的危害当作心里的危害，那么比不上别人就不会忧愁了。”比如孔子看待富贵像浮云，孟子说“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增加？”假使富贵超过别人尚且如此，何况比不上别人，必定没有忧愁愤郁的叹息。
四科，不是孔子自己设立的。孔子平时称赞门弟子，都用名，比如回也、赐也、商也、师也、由也、求也之类。只有四科全都用字称呼，而曾子独自不在诸弟子中。除了颜渊之外，只有曾子能心传孔子的道。况且孔子平时不曾和众弟子整天说一段话。《孝经》十八章，始终都是对曾子说的。四科的条目，恐怕是曾子品评的。
有人问：“可以一起求学，未必可以一起追求道；可以一起追求道，未必可以一起坚守；可以一起坚守，未必可以一起通权达变。次序究竟如何？”先生说：“有志于求学的人，可以一起求学；明辨善恶的人，可以一起追求道；用心刚强的人，可以一起坚守。至于通权达变，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是达到时中境界的人，就不可以。”
庄子说：“人相忘于道术。”道比喻大事，术比喻小事。事情的大小虽然不同，都应当相忘于无心。相忘，是不去计较，碰到就做。
老子说“慈故能勇”，比如舜孜孜不倦地行善，想象他的气象，必定是个温良恭顺的人，才能诛杀四凶。孔子《乡党》一篇，分明在春风和气中，忽然就去诛杀少正卯。慈而不能勇，只是姑息，不知道姑息会害事。
前辈说：“任职处理事务有三莫之说，事情来了不要放过，事情去了不要追寻，事情多了不要害怕。”
尧舜自信于行善，桀纣自信于作恶。从名声来说，相差很远。如果一念纯正，把作恶的心转为行善，桀纣就是尧舜。
大凡做事，怀疑就不要做，做了就不要怀疑。
司马温公清修寡欲，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室，而对婢仆的禁令很严格。一天有个客人从轮盘的缝隙中窥见一个婢女，蓬头垢面，形状瘦弱如鬼，不觉惊叹。由此可知前辈持家严格内外之分如此。
有门人陪坐，因而谈论熙宁、丰年间的往事，极力诋毁王介甫，甚至不把他当人看待。先生慢慢对他说：“荆公长处很多，也不容易得到。当他执政时，哪里有意败坏天下？只是所见有不到的地方，所以温公说：‘介甫没有其他毛病，只是固执罢了。’这话正中荆公的毛病，可谓公论。各位议论前辈，只可以辨明是非，不应当斥骂，这样应当戒除。”
先生一天读《老子》到“出生入死”章，大悟游戏生死的道理，因而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