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杂纪卷一

译《列子》中的话语，于是导致了错误【原注：胥吏为名声而死，贪婪的人为钱财而死，说这是《列子》中的话，这是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说的，如今《列子》中没有这句话，李善不应出错，大概是近世的版本有脱落错误罢了】

译韩子说，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它献给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定，玉匠说：“这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左脚。等到厉王去世，武王即位，卞和又捧着那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定，玉匠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卞和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右脚。武王去世，文王即位，卞和就抱着那块玉璞在荆山下哭泣，三天三夜，眼泪流干了接着流出血来。文王听说后，派玉匠剖开那玉璞，得到了宝玉，于是命名为“和氏之璧”。查考《楚世家》，熊通自立为武王，楚国的王号是从熊通开始的，他之前本来没有所谓厉王的，难道就是他的哥哥蚡冒吗？现在暂且搁置不论。况且以武王刚即位的那年来看，这一年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岁在辛丑，到文王刚即位的那年壬辰，已经五十二年了。如果加上厉王，时间应当不止于此。卞和虽然三次献玉，不应该历时这么久，怀疑这里有错乱之处。然而这件事在其他书中记载的，也有很多不同。《新序》中没有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以及前汉邹阳，还有后汉孔融和陈元《三传注》，都没有厉王而有成王。又《赵壹传》注引用《琴操》，还有怀王及子平王。它们的差异如此之大，既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不敢凭主观臆断来确定其是非。只是武王到共王已经六代，将近百年，平王在怀王之前，相隔很远，起初并非父子关系，这显然是谬误荒诞的。樱桃也叫婴桃，见于《吕不韦春秋》“含桃”注，“婴桃”二字颇为典雅，但前辈很少引用。

太史公《管仲赞》说：“我读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论述得多么详尽啊。”司马贞《索隐》说：“都是管氏著作的篇名。《九府》大概是钱币的府库，那本书论述铸钱的轻重，所以说《轻重》《九府》。”我查考：“轻重”与“九府”自然是两个篇名，司马贞只看到李奇把圜法当作钱币，所以把《九府》指为钱币的府库，认为《轻重》是论述钱币的轻重，于是把《轻重》合并到《九府》中，这是不对的。《九府》篇在刘向时已经失传，而《轻重》篇现在确实还存在。司马贞粗略而不加审察，怎么如此疏忽呢！

《史记》记载宰予字子我，担任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因此被灭族。孔子以此为耻。司马贞《索隐》说：“查考《左传》没有宰我与田常作乱的记载，但有阚止字子我，因为争宠，被陈恒所杀。恐怕‘子我’与宰我相混淆，因而错误地这样说。”东坡《志林》说：“李斯上书劝谏秦二世，大意说：‘田常作为简公的臣子，布施恩惠德行，下得百姓之心，上得群臣之助，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上杀了宰予。’这是宰予不服从田常，被田常所杀。《弟子传》却说宰予与田常作乱【原注：李斯师从荀卿，距离孔子不远，应当知道实情，《弟子传》是妄言】。如果让我先师门下有个叛臣，而天下普遍祭祀的人中，容许叛臣在其中，岂不是千年来无法消除的困惑吗？近来让儿子迈考阅旧书，探究其缘由，那么宰予不叛乱，证据非常明显。太史公因循陋见承袭疑误，使宰予蒙冤千载，而我先师蒙受的污名，从此洗刷，这也是古今的快事。”苏子由《古史》说：“田恒的叛乱，本来是与阚止争夺政权，阚止也叫子我。田恒既然杀了阚止，弑杀简公，那么还有谁会灭宰予的族呢？事情大概必定不是这样。”子由又说：“李斯说田恒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上杀了宰予，然后弑杀简公。又刘向《别録》说：‘田成子与宰我争权，宰我夜里埋伏士兵准备攻打田成子，命令士兵说：‘不见旌节，不要起来。’鸱夷子皮听说后，告诉田成子。田成子于是制作旌节来调动宰我的士兵去攻打他，于是残杀了宰我。’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宰予乃是田恒的仇敌，是齐国攻打田恒的人，并非与田恒作乱。总之，因为阚止也叫子我，所以战国诸子误以为是宰予，都不足信。”考察各家所说，司马贞认为因为字同阚止，所以导致错误；东坡援引李斯的话，认为宰予不服从田常，所以被田常所杀；子由固然认为是阚止，却难免被李斯、刘向的话所迷惑。然而刘向所说的“鸱夷子皮”，是范蠡。田常之乱在周敬王三十九年，这时范蠡正在越国，与勾践谋划伐吴，八年后吴国灭亡，范蠡才浮游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成为鸱夷子皮。《国语》及范蠡传可查考，其荒谬不用多说。李斯的话，正是由于一时承袭错误所致。司马贞、《古史》认为是阚止，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终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惑而破除人们的迷惑。我查考《左传》哀公十四年，齐简公在鲁国时，阚止受宠。等到简公即位，让他执政。成子害怕他【原注：成子，是陈恒的字。陈敬仲到齐国，以陈为田氏，所以叫田恒。汉文帝名恒，避讳，所以《史记》把恒改为常】，诸御鞅对简公说：“陈恒和阚止不能并存，请从中选择一个。”简公不听。夏五月壬申，成

译子路兄弟如同公子我那样，白白地攻打宫门和大门，都不能取胜，于是退了出来。陈氏的人追赶他们，在郭关杀死了他们。庚辰日，陈恒在舒州拘捕了齐简公。简公说：“我如果早点听从诸御鞅的话，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说苑·正谏篇》记载：“齐简公有一位臣子叫诸御鞅，他劝谏简公说：‘田常和宰予，这两个人非常互相憎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击，即使他们背叛国家并危害社稷，也是不可取的。希望君主能罢免其中一人。’简公说：‘这不是小人敢议论的事。’过了不久，田常果然在庭院中攻打宰予，在朝廷上杀害了简公。简公感慨地长叹说：‘我没有采纳鞅的话，才招致这样的祸患。’”《说苑》所说的与《左传》完全相同，只是把阚止说成宰予，这是因为后人错误地把阚氏的儿子我当成了宰氏的儿子我，这一点非常明确。仅仅因为一个名字的混淆，竟然导致贤者与逆贼都无法分辨。曾参杀人的谣言，真是令人畏惧啊！太史公撰写传记，实际上是依据《孔子家语·弟子解》一篇来写的，却不知道这本书并非完全出自孔子弟子之手，大多是好事者凭主观臆断增删修改的。孔安国曾经对此表示不满。关于宰予的事情，正是应当考证的地方，太史公却不加审慎，信笔记录，致使孔子门下的高足弟子再次遭受诬蔑诽谤，这能称得上是良史吗？苏东坡的辨析，固然足以洗雪宰予的耻辱，但他仍然认为宰予是被田常所杀，这样宰予还是死于非命。根据现在的考证，田常所杀的其实是阚子我，那么宰予的冤屈就可以彻底洗清，毫无遗恨了。

译秦始皇三十七年，到达云梦，也曾遥祭舜帝于九疑山。汉武帝是遵循秦朝的旧例。

观看泰山刻石，更加知道金石刻辞的可贵。而史书传记传抄错谬，误导的人太多了。然而这篇文章大多以四字为一句，现在的史书有的以五六个字为一句。比如“廿有六年”，史书写作“二十有六年”；“亲〇逺黎”，史书写作“亲巡逺方黎民”。怀疑是太史公增衍的，未必全是传抄的错误。总之，这是秦朝的原文，哪里能凭主观臆断增删呢！

萧何营造未央宫，依托龙首山建造前殿，建立北阙。那宫殿周围二十多里，街道周围七十里，台殿四十三座。想要让后世无法超越，所以极其壮丽如此。不到百年，汉武帝又增添了金铺玉户，华美的椽子壁珰，雕刻的楹柱玉磶，重叠的轩廊镂刻的栏杆，青琐窗丹墀地，左阶右平，黄金为壁，带间镶嵌和氏璧珍宝。又在其中建造高门、武殿。仅仅未央一宫所增加的已经如此，所谓千门万户的宫殿，还不包括在内。萧何所说的无法超越，岂不是开启了后世所超越的吗？

《史记·司马相如传》“蕙圃衡兰”，司马贞《索隐》说：“《本草》说：薫草一名蕙。陆农师《埤雅》：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邵氏《闻见后録》：“鲁直《兰説》说：一茎一花而香气有余的是兰，一茎五七花而香气不足的是蕙，不对。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又名薫，所谓一薫一莸。”又《墨客挥犀》及潘子真《诗话》也都说：“蕙就是现在的零陵香。”我认为古人将兰蕙对举，正是因为这两种植物花叶既相似，香气也相近，确实是同类，所以提到兰必定涉及蕙，如“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光风转蕙，泛崇兰”就是这样。现在既然把零陵香当作蕙，不知道把什么当作兰呢？鲁直以一茎一花为兰，一茎五七花为蕙，可以说是真正认识兰蕙的人。而邵公济反而认为不对，也是由于司马贞在前倡导了错误。推究他们导致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不熟读《本草》。《本草》零陵香一名蕙，草根名薫，所以又称为薫草。各位看到零陵香有蕙草的名称，所以断然把蕙当作零陵香，却不知道《本草》中又自有蕙实一种，说是兰蕙的蕙，这正是指一茎六七花的。因为它的果实可用，所以说蕙实。这样则蕙与零陵香各自是一种东西，很分明，为什么各位没有审察呢？大抵事物名称偶然相同的很多，关键在于广泛考证而详细探究，最不可在疑似未辨之间迁就其说，大概相承稍久，则两物合并为一，最终至于不可分辨。

又山谷兰説说：“兰像君子，蕙像士大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离骚》说：“予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由此知道不仅今人，即使楚人也轻视蕙而看重兰。邵氏《闻见后録》说：“鲁直说：‘楚人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兰因为少所以贵，蕙因为多所以贱。’我认为不对。大概十二亩为畹，百亩也相等了。”又吴虎臣《漫録》说：“《离骚经注》三十亩为畹，即是兰二百七十亩，难道是十一之比吗？不应该以多少分贵贱。”淏按：《説文》三十亩为畹，王逸《楚辞注》却以十二亩为畹，不知什么依据。而五臣注《文选》《离骚经》也以三十亩为言，难道王逸所注错了吗？两注虽然不同，用来验证山谷的话都不符合。吴、邵二公虽然知道山谷错了，却不知道山谷导致错误的原因。大概现在通行的《玉篇》有很多讹误，最难得到善本。比如“畹”字注云三十步为畹，“步”字乃是“亩”字误写作“步”【原注：现在浙东宪司与闽中钱塘所刊《玉篇》，其错误依旧，可考证】山谷不明白，于是以三十步为畹，则九畹乃是二百七十步，以现在的制度来说，才一亩多。所以山谷以多少分贵贱，正是《玉篇》谬本有误。古时候百步为亩，秦孝公时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当时大概还是百步为亩。兰几乎三倍而蕙才一倍，则以多为贵了。总之楚人对兰蕙起初没有贵贱之分。司马相如说：“蕙圃衡兰。”张揖在史注中说：“兰，秋兰。”顔师古在《汉书》注中说：“兰就是现在的泽兰。”《文选》郭璞《江赋》防以兰红，李善注：“兰，泽兰。”我按：兰不是一种，马兰、泽兰、山兰、兰草都见于《本草》中。但相如既然与蕙并提，则不是泽兰了。泽兰七月间开花，像薄荷，其香气很微弱，初无芳馨可取，只堪入药。李善、顔师古指以为兰，大概二公未曾亲眼认识所谓的兰。刘仲冯《汉书刋误》说：“泽兰自别一种草，不是兰。”兰现在管城多有，苗如麦门冬，长大，花黄紫两色。又防宗奭《本草衍义》说：“兰草诸家之说异同，是未曾确切认识，所以没有定论。”叶不香，惟花香。现在江陵、澧州、山谷间颇有多生于阴。地幽

译谷草，叶子像麦门冬，但更宽且坚韧，长达一二尺，四季常绿。花是黄色的，中间有细紫色的花蕊。春季开花的，称为春兰，颜色较深；秋季开花的，称为秋兰，颜色较淡。秋兰稍微难以得到。将这两种兰移植到小花盆中，放在座位旁边，花开的时候，满室都是香气，与其他香气不同。仲冯和宗奭两人的说法，可以说详尽准确。张揖的注解，大概也是正确的。那些以秋兰来说明的，大概是因为秋花香气浓烈，胜过春花，而且极其难得，所以珍贵。古人多称赞它。

译《汉书·食货志》记载：姜太公为周朝确立了九府圜法。李竒说：圜就是钱。颜师古说：这种说法不对。《周礼》中的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都是掌管财货的官员，所以称为九府。圜的意思是均衡流通。如今用《周礼》来考证，天府掌管宝器，属于春官的下属，起初并不参与货财事务。而职内、职歳、职币、职金这四者，在《周礼》中都是掌管财货的官员。现在颜师古却略去职歳，将另外三者附会在太府等名下凑成九府，牵强附会得太过分了。况且姜太公制定法律的时候，《周礼》尚未建立。颜师古的疏漏，也太严重了。又，姜太公为周朝立法之后，退隐并在齐国推行，到了管仲时期，这种制度依然存在，所以管仲著书中有《九府》一篇。而且齐国还在使用，那么九府不是《周礼》中的制度就决定了【原注：《敏求机要》：九府圜法，本是姜太公《周官》的制度，旨在均衡流通。太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币属于天官；泉府属于地官；天府属于春官；职金独自属于秋官】。《尔雅》中有九府的说法：东方美好的事物，有医无闾山的珣玕琪【郭璞注：医无闾，山名，现在位于辽东。珣玕琪，属于玉石类】；东南方美好的事物，有防稽山的竹箭【郭璞注：防稽，山名，现在位于山阴县南。竹箭，即篠竹】；南方美好的事物，有梁山的犀角象牙【郭璞注：犀牛皮角，象牙骨】；西方美好的事物，有华山产的金石【郭璞注：黄金、礝石之类】；西方美好的事物，有霍山产的大量珠玉【郭璞注：霍山现在位于平阳永安县东北，珠玉如今杂珠但更加精好】；西北方美好的事物，有昆仑虚产出的璆琳琅玕【郭璞注：璆琳，美玉的名称。琅玕，形状像珠子。《山海经》说：昆仑山有琅玕树】；北方美好的事物，有幽都产出的筋角【郭璞注：幽都，山名，指那里多野牛的筋角】；东北方美好的事物，有斥山产出的文皮【郭璞注：虎豹之类的皮，有花纹细密的】；中央，有岱岳以及五谷鱼盐生长在那里【郭璞注：说泰山有五谷鱼盐的富饶。邢昺疏说：这是解释八方及中国名山所产之物。按《地理志》：辽东郡无虑县，应劭说：虑音闾。颜师古说：即指医巫闾这个县，因山得名，所以说山名现在在辽东。《周礼》中幽州的镇山。说珣玕琪属于玉类者，《说文》说：珣，是《周书》所说的夷玉，玕是像玉的石头，琪是玉，都是玉的一类，所以说属于玉类。《周礼》九州说：“其山镇曰防稽。”郑玄注说：“在山阴。”《地理志》防稽郡山阴县说：“防稽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所以说山名，现在在山阴县南。”说竹箭是篠者，《禹贡》九州说：“篠簜既敷。”《释草》说：“篠，就是竹箭。”郭璞说：“篠是细小的竹子，可以做箭杆的。”南方美好的事物，有梁山的犀角象牙者，郭璞没有注梁山在哪里，犀、象两种兽的皮角牙骨是美好的材料。黄金、礝石之类者，经文只说金，知道是黄金，是因为三品之中黄金为上，这里说美好的事物，所以知道是黄金、礝石，石中次于玉的。《玉藻》说：“士佩瓀珉而緼组绶。”就是这样，这类东西不止一种，所以说之类。霍山者，《周礼》冀州，其山镇叫霍山，郑玄说：“在彘。”按《地理志》河东郡彘县说：“霍大山在东。”冀州的镇山，是周厉王奔逃的地方。应劭说：“顺帝改名为永安。”那么东晋时属于平阳郡，而县名永安，所以说现在在平阳永安县。说珠玉如今杂珠但精好者，郭璞当时验证确实如此。璆与球同，《说文》说：“璆，玉磬也。”琳，美玉的名称。《尚书》说：“戛击鸣球，美玉可以做磬。”所以都说美玉。说《山海经》曰者，按《海内西经》说：“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其上有三头人，琅玕树。”注说：“琅玕，子像珠子就是这样。”幽都者，《山海经》说：“北海之内有山名叫幽都之山。”就是这样。斥山，山名。文皮，虎豹之类，其皮毛有花纹细密，所以叫文皮。岱岳，泰山，这里指中国。五谷，黍稷、麻、麦、豆。泰山东边靠近海，《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海物惟错，说其富饶多不是一种，所以注说：“说泰山有鱼盐的富饶。”府，聚集的意思。说这八方及中央都是美好事物的聚集储藏地，所以标题叫九府。案原本所载郭璞注、邢昺疏有重复句子、错字，谨据《尔雅注疏》校正。只有“夷玉”今注疏刊本作“美玉”，应仍作“夷玉】。我推测姜太公所说的九府，恐怕就是指这些，大概是九府所产之物不同，所以制定圜法，用金钱货帛来均衡流通，这种说法在道理上颇为接近，不然的话九府不过是自己作为掌管财货的一个部门罢了，也不

译足以为不同的说法提供依据。我又曾见到颜师古所作的《贤良防问》，其中有这样的话：“九府的名称，想要知道其中蕴含的九层意思。”颜师古自己也怀疑这种说法不够妥当，因此借询问贤良的机会，以此请教他们，希望有所听闻。可惜没有见到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汉书·盐铁论》中说：“文学说：‘用心计来防备国家用度，构建诸侯体制，参杂以酒税。’咸阳的孔仅又增加了盐铁专营，江充等人各自凭借尖锐的手段打通牟取末利的事务，剖析秋毫，可以说没有间隙了。这不仅仅是管仲设立九府来征取山海之利。”详细考察这些，那么九府并非出自《周官》，这又是一个证据。

译《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汉武帝住在甘泉宫时，召来画工绘制周公背负成王的图画，于是左右群臣知道武帝想要立小儿子为后嗣。几天后，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将她送入掖庭狱，夫人死在云阳宫。后来武帝闲居时问左右侍从说：“人们怎么说？”左右回答说：“人们说将要立她的儿子，为什么去掉他的母亲呢？”武帝说：“对，这不是你们这些愚人所知道的。往昔国家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君主年幼而母亲年长，女性独自居位，骄横放纵、淫乱无度，肆意妄为无人能禁止。你们没听说过吕后吗？”因此，所有为武帝生下孩子的，无论男女，母亲没有不被遣送致死的。《汉书·钩弋传》记载：钩弋的儿子五六岁时，健壮多智，武帝非常喜爱他，心里想立他为太子。因为儿子年幼，母亲年轻，担心女主专权扰乱国家，犹豫了很久。钩弋跟随武帝到甘泉宫，因有过失被谴责，因忧惧而死。武帝病重时，才立钩弋的儿子为皇太子。这段记载完全删去了武帝询问左右的那一节，只说担心女主专权，寥寥数语而已，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意思。不如《史记》所载是实录，可以看出武帝见识深远的地方，所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全部采用《史记》的话。

《汉书》记载武帝元鼎五年，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沿浈水而下；归义越侯严担任戈船将军，从零陵出发，沿离水而下。张晏说：“越人在水中背负人船，又有蛟龙的祸害，所以在船下放置戈，因此得名。”臣瓒说：“伍子胥有戈船用来装载干戈，因此称为戈船。”颜师古说：“按照楼船的例子来说，并不是为了装载干戈，这大概是在船下安置戈，用来防备抵御蛟鼍水虫之害，张晏的说法比较接近。”刘攽刊误说：“船下安置戈，既难以布置，又无法航行，况且现在造船很多，未曾有放置戈的。”颜师古是北方人，不懂行船，所以相信张晏的说法。我认为臣瓒的说法是对的。王观国《学林》说：“离水在汉代属于零陵郡，向南经过桂林，流入苍梧，石滩绵延不断，曲折湍急，龙舟难以通行，需要迂回躲避石头，阻碍极多。”那么船不能安置戈，确实如此。戈船，是将军的称号，意思是能乘船使用干戈作战，所以称为戈船将军，并不是装载干戈的船。众说纷纭如此。我考察戈船由来已久。《吴越春秋》说：“楼船的士兵三千人”，又说：“戈船三百艘。”《西京杂记》说：“昆明池中有戈船、楼船各数百艘，楼船上建有楼橹，戈船上建有戈矛，四角都垂下旛旄、旍葆、麾盖，照耀岸边。”我年轻时还记得见过【原注：我刘歆】看《西京杂记》所载，那么戈船的意思很明白，何必借助其他说法？这件事又见于《三辅故事》及《三辅黄图》。

〇扬雄《甘泉赋》说：“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防。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颜师古说：“玉树，是武帝制作的，聚集众宝制成，用来供奉神灵。”《三辅黄图》：“甘泉谷北岸有槐树，现在称为玉树，是根干盘峙二三百年树木。”杨震《关辅古记》说：“老人相传，都认为这棵树就是扬雄《甘泉赋》所说的玉树青葱。”刘禹锡《嘉话录》说：“云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像槐而叶细的树，当地人称为玉树。”〇扬雄《甘泉赋》说：“玉树青葱。”后来左思认为扬雄是假称珍怪，大概是不详细考察。两种说法与颜师古的注完全不同。我认为《黄图》《嘉话》所说的，是甘泉所产的树木；扬雄所称的，是汉朝装饰用来象征这种树木的。为什么这么说？《汉武故事》说：“皇上起造神屋，前庭种植玉树，珊瑚为枝，碧玉为叶。”用碧玉做叶子，是想模仿树色的青葱。李善注《文选》正好引用这个作为依据。现在道教佛教宫宇多装饰金宝为花木，作为供奉神灵的器具，正是这类。如果真的是种植的树木，那么扬雄决不会与璧饰钟虡等并列而言。

《吴书》记载陈化出使魏国，魏文帝趁酒酣嘲笑问说：“吴、魏对峙，谁将平定海内？”陈化回答说：“《易经》说帝出乎震，我听说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气运在东南。”文帝心里惊奇他的话。又《江表传》记载：起初，丹阳刁攸出使蜀国，得到司马徽与刘廙论运命历数的事，刁攸诈增其文来欺骗国人说：“黄旗紫盖见于东南，最终拥有天下的是荆州的君主吗？”六朝以来都城在东南，所以“黄旗紫盖”的语文士多引用，虽然都知道是符瑞之事，但很少探究其意义。李善最号称博洽，他注《文选》“紫轪黄旂”之句，也不过引用司马徽的书而已。我曾见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颂》说：“谈黄旂紫盖之气，恃龙蟠虎踞之险。”虽知“黄旗紫盖”为气，终以未得其所自为恨。一天读《宋书·符瑞志》说：“汉代术士说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胸中于是释然，因此知道读书不厌多。

《晋书·王羲

译《羲之传》记载：“王羲之生性喜爱鹅，山阴有一位道士养着许多好鹅，王羲之坚决请求购买。道士说：‘你为我抄写《道德经》，我就把整群鹅都送给你。’王羲之欣然抄写完毕，笼着鹅回家。他就是这样任性率真。”蔡绦在《西清诗话》中说：“李白的诗写道：‘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其实换鹅的是《道德经》，而不是《黄庭经》。”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黄庭经》真迹是王羲之所书，我曾考证过，并非如此。”

查考陶弘景《真诰·翼真检论·上清真经始末》记载：“晋哀帝兴宁二年，南岳魏夫人受授，等等。只有《黄庭经》一篇得以保存，大概指的就是这部经。”我考证王羲之死于晋穆帝升平五年，该年岁在辛酉，两年后才是哀帝兴宁二年，那时《黄庭经》才开始降世，世间怎么会有王羲之预先书写它的说法呢？又查考梁代虞龢《论书表》记载：“山阴昙酿村养鹅的道士对王羲之说：‘我长久以来想抄写河上公注的《老子》，绢帛早已准备好，却无人能书写，您若能屈尊书写《道德经》两章，我就把整群鹅奉献给您。’于是王羲之停留了半日，抄写完毕，带着鹅离去。”而《晋书》本传也记载道士说：“为你抄写《道德经》完毕，当把整群鹅相赠。”起初从未提及抄写《黄庭经》。根据这两部书考证，即使《黄庭经》不是王羲之所书。然而陶弘景给梁武帝的启奏中说：“王羲之有名的墨迹，不过几幅，《黄庭》、《劝进》、《告誓》等，不知是否还有存世。”大概这封启奏写于《真诰》之前，所以没有考证罢了。

到了唐代张怀瓘《书断》说：“《乐毅论》、《黄庭经》只要得到几篇，就是国宝，于是误认为是王羲之所书。”李白承袭此说作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只是随声附和罢了，起初并未考证。韩愈只说：“数纸尚可博白鹅”，而不说《黄庭经》，难道不是觉得这种说法荒谬吗？黄伯思的论述似乎详尽，但据我考证，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大概书写《黄庭经》换鹅与书写《道德经》换鹅，本是两件事。黄伯思认为《黄庭经》流传于王羲之死后两年，这是最失于详审的。

道家有《黄庭内景经》，又有《黄庭外景经》，以及《黄庭遁甲缘身经》、《黄庭玉轴经》，世俗统称为《黄庭经》。《内景经》是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〇谷神王传给魏夫人，共三十六章，就是《真诰》中所说的；《外景经》有三篇，是老君所作，就是王羲之所书的那部，与魏夫人所得的那部完全不同。我家旧藏王羲之所书《外景经》石刻一卷，共六十行。末尾写着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阴县书写，用欧阳修《集古录目》校对，与欧阳修所藏版本相同。那么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各位考证不详细，所以难免纷纭如此。黄伯思说与梁武帝的启奏在著《真诰》之前，这又是曲为之辩。

我又曾在道藏中得到务成子注《外景经》一卷，有序言说：晋代有一位道士，喜好《黄庭》之术，专心抄写，曾向人求取。听说王右军精于草隶，而且生性喜爱白鹅，于是用几只鹅赠给他，得到了他的妙笔。王右军兴致奔放，难免有脱漏，但人们只是赞美他的书法罢了。张君房所进献的《云笈七签》，也记载了这篇序言，是最确切的依据。大概《道德经》是偶然喜爱道士的鹅而抄写，而《黄庭经》是道士听说他擅长书法，且喜欢鹅，所以以此作为赠礼而求他书写，这是两件事，颇为分明。因为都是抄写经书得到鹅，于是使后人指为一件事，而妄起异论。

只有李白知道这是两件事，所以他的诗中，王右军一篇写道：“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遇羽客，邀此好鹅宾，扫素写道德，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这是说书写《道德经》得到鹅。送贺宾客归越一篇写道：“镜湖清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说书写《黄庭经》得到鹅。李白在两首诗中分别言之，起初并未弄错，是后人自己弄错了。

译王羲之与众位贤人在山阴的兰亭聚会，各自作诗。王羲之为此作序。从晋代到唐代都称之为《兰亭序》，近世却将其称为《兰亭记》，这是错误的。《遯斋闲览》说：《兰亭记》文辞非常华丽，但文中写“天朗气清”，却是春天的言语却描绘秋天的景色，因此没有被选入。韩子苍说：《兰亭记》萧统不予收录，将序文当作记文，这都是沿袭错误造成的过失。我曾经得到一卷《兰亭》石刻，开头列出王羲之的序文，接着是众人的诗作，最后有孙绰的后序。其中四言诗二十二首，五言诗二十六首。从王羲之往下，共有四十二人，能完成两首诗的有十一人：右将军王羲之，琅邪王，友谢安，司徒左西属谢万，左司马孙绰，行参军徐丰之，前余杭令孙统，前永兴令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陈郡袁峤之。能完成一首诗的有十五人：散骑常侍郄昙，行参军王丰之，前上虞令华茂，颍川庾友，镇军司马虞説，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谢绎，颍川庾蕴，行参军曹茂之，徐州西平曹华，荥阳柏伟，王元之，王蕴之，王涣之，前中军参军孙嗣。有十六人诗没写成，各罚酒三杯。侍郎谢瑰，镇国大将军掾卞迪，行参军事印丘旄，王献之，行参军杨模，参军孔炽，参军刘密，山阴令虞谷，府功曹劳夷，府主簿后绵，前长岑令华耆，府主簿任凝，前余杭令谢藤，任城吕系，任城吕本，彭城曹諲。这些诗以及后序文大多没有记载，姑且记下作者的姓名。这样或许能让阅览者知道当时饮酒赋诗的乐趣。

唐，大概是李广的后代，李广的十六世孙李暠，在晋代占据了秦、凉之地，等到他去世，国人谥号为“武昭王”，这是唐高祖的七世祖。晋史《李暠传》中有“积累功德积累福庆，等到后代昌盛”这样的话，这是史官为唐朝发祥而写的。

《梁书·刘杳传》记载，周舍问刘杳：“尚书官穿着紫色荷橐，相传这‘挈橐’究竟出自何处？”刘杳回答说：“《张安世传》中记载持橐〇笔侍奉，侍奉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的注释都说橐就是囊。近臣〇笔以等待顾问。”《能改斋漫録》记载，刘伟明赠给熊本的诗说：“西清寓直荷为橐，左蜀宣风绣作衣。”这是用了《刘杳传》中穿着紫荷橐的典故。《张安世持橐〇笔的意思，而刘伟明却把荷当作芰荷的荷，为什么呢？欧阳修回复吴舍人的信中说：“红药翻阶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从以雍容。”又给胥偃的信中说：“白蝉素简以香生兹焉辟恶，紫袷荷嚢而备问。”最近亲近清光，才知道错误的不止一人。然而《隋乐志》《尚书録》记载：“令仆射、吏部尚书朝服缀紫荷。”《録令》记载：“左仆射左荷，右仆射吏部尚书右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姑且等待博学的人解答。又《西溪丛语》说：“被紫荷橐。”按荷橐就是持荷的荷，有人认为是紫荷囊，这是不对的。宋祁说：“猥挈荷囊，预从豹乘。”都是沿袭的错误。如果像这两家所说，那么欧阳修和宋祁果然错了。我查考《晋舆服志》：“八坐尚书荷紫，用生紫做成夹囊，缀在衣服上，加在左肩。”从前周公背负成王制定了这种服饰，衣服至今作为朝服。有人说汉代用来盛奏事文书，背着它行走。《宋书·礼志》：“朝服肩上有紫生祫囊，缀在朝服外面，俗称为紫荷。”《南齐书·舆服志》：“紫袷囊名叫契囊，世人称为紫荷。”《隋礼仪志》：“梁制尚书令、仆射尚书铜印墨绶，朝服纳言帻，进贤冠，佩水苍玉，腰劔，紫荷执笏。”详细查看各书所说，就是在朝服外面带上这个囊，所以说“着”，也就像《世説》所说：“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的意思一样。吴曾、姚寛都被挈囊持橐的话迷惑，于是把荷读作去声。姚寛又直接把“着”改为“被”。如果像这两公所说，那就是穿着紫衣而背着囊。因为没有见到紫裌作为囊的制度，又不知道晋宋之间俗称为紫荷，所以不免纷纷如此。欧阳修说：“紫袷荷囊而备问”，可以说是真正认识紫荷的人。吴曾所引缀紫荷的事，是《礼仪志》所说的后魏制度，不是《乐志》。持橐的事见于《赵充国传》，不是《张安世传》，而注释中也没有韦昭，这又是刘杳记载得不审慎。

云谷杂纪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云谷杂纪卷二

宋 张淏 撰

太宗剪胡须赐给李勣。白居易《七徳舞歌》说：“翦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白居易自注说：“李勣病重，医生说得到龙须灰才能治疗，太宗自己剪下胡须烧灰赐给他，服用后痊愈。李勣叩头流泪谢恩。”现在旧史李勣传都记载：“曾经突发重病，医生说用须灰可以治疗，皇帝于是自己剪下胡须来和药，而没有说用龙须的事。”两史只依据吴兢等人的记载，所以不再旁考，于是导致错误。然而白居易的话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