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杂纪卷三

译漾春坡、桃花闸、雁池、迷真洞，其余的胜景古迹多得无法尽数记载，工程已经完工，皇上将其命名为华阳宫。其中宫室亭台卓然闻名于世的，有琼津殿、绛霄楼、萼绿华堂。筑台高达九仞，环视都城，近处仿佛伸手可及；营造碧虚洞天，万山环绕，三门洞开呈品字形，以贯通前后。

开凿水池作为溪涧，堆叠石块作为堤岸，顺应石头的天然形态，不加斧凿修饰；利用剩余的土石堆积成山，山石筋骨裸露，山峰棱角如刀削般陡峭，飘逸灵动，具有云姿鹤态，称为飞来峰。它高过城墙，翻卷如长鲸，腰际直径百尺，种植梅花上万株，称为梅岭。

艮岳连接众山的末端，增高土堆形成大坡，移植东南侧柏，枝干柔韧茂密，揉搓不断，枝叶华茂结聚，形成幢盖状，宛如鸾鹤蛟龙之形，数以万计，称为龙柏坡。

在沙洲上种植芳香树木，以海棠为首，称为海棠川。

艮岳倚靠巨石排空而立，周围环绕曲折，如同蜀道般艰险，攀登至介亭，这是诸山中最高处。前面排列着巨石，大约三丈高，号称排衙石，奇巧怪异，山岩陡峭，藤萝蔓延，似龙似凤，变化无穷。山脚云气缭绕，半山处右侧极目望去萧瑟森严，左侧向北俯瞰景龙江，长波远岸绵延十余里，上游水流注入山间，向西潺潺流淌，形成漱玉轩。

有巢云亭高出山峰之上。

东边有高峰耸立，其下种植梅花数以万计，绿萼承托花蒂，芬芳浓郁，在山根处建造房屋，称为萼绿华堂。

西边有停翠楼，青松遮蔽密布于前后，称为万松岭。

南边寿山巍峨，两峰并立，列嶂如屏风，瀑布飞泻入雁池，池水清澈涟漪荡漾，野鸭大雁在水面浮游，栖息在石间，多得数不清，上面的亭子称为雍雍亭。

北边正对绛霄楼，西边则种植人参、白术、菊花、黄精、川芎、防风等药材，遍布山坞之中，称为药寮。

译当初，隆祐太后驾崩时，朝廷打算修建陵墓。两浙路漕运使曾公养对皇帝说：“如今皇帝和皇后的陵寝都还在伊洛地区，不久收复中原后，太后就可以合葬了，应当暂且以攒宫的名义安葬。”大家都认为应当这样，于是便在防稽选择了吉日安葬。民间如果有坟墓靠近陵区的，往往大多迁移到别处。高宗思陵兴建劳役的时候，孝宗曾经秘密下令不得随意毁坏百姓的坟墓，他爱护百姓、珍惜物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周文王的恩泽惠及枯骨，也不足为奇了。

唐德宗起初商议改换年号时，李泌说：“本朝最兴盛的时候，没有比得上贞观、开元的，各取一个字，于是改年号为贞元。近来的隆兴，取自建隆、绍兴；乾道，取自乾德、至道；淳熙，取自淳化、雍熙；绍熙，取自绍兴、淳熙；庆元，取自庆历、元祐；开禧，取自开宝、天禧；都是拆取两个年号来命名的。”

州县以年号作为名称。兴元府，唐天宝初年叫汉中郡。德宗兴元元年巡幸此地，于是升格为兴元府。兴国军，原本是鄂州永兴县。伪唐时期建立为制置院。本朝太平兴国二年升格为军。太平州，原本是南平军，也是在这一年改名的。后来如越州升为绍兴府，洪州改为隆兴府，明州改为庆元府，都是取年号作为名称。楚州宝应县，光化军干德县【原注：现在叫光化县】，赣州兴国县，建宁府政和县，处州庆元县，也是以年号命名的【原注：兴国县，赣州图经记载，兴国八年，太守王协上奏划分赣县潋江镇设置，以年号命名。九域志相同，而太宗实录却记载在淳化二年十月，这是错误的】

先朝修内司准备方团木，计算要用三千三百条，再次派遣职方员外郎陈昭素计算，只需要三百条，京城侵吞盗窃的弊端就是这样。昭素主管三司条造案，半年减少开支十五万。议论的人说可以停止在陕西购买木材。一年雷大简判设案，御厨每天支用面粉一万斤，后来检查每天剩余支用六千斤。先前宰杀羊二百八十只，后来只宰杀四十头【原注：见于孔平仲《谈苑》】。这两件事在国家一年的用度中，只是琐碎不足挂齿的小事，弊端就已经如此，那么其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如今东南地区的赋税征收已经到了极限，而每年常有经费不足的担忧。慢慢追究原因，不仅仅是供养军队、馈赠敌人而已，像方团木这类弊端，大概说不完。哪里能再得到像昭素、大简这样的人呢？太平时期，宰相进入中书省必须先拿秤称量印匣，然后才打开。蔡京执政时，有一天称印匣比较轻，怀疑有异，摇晃没有声音，官吏把情况报告给蔡京。蔡京说：“不必开封，今天不用印。”又带着印匣回到私宅。过几天进入中书省称量像平常一样，打开印匣印章还在。有人询问蔡京，蔡京说：“这一定是中书省官吏有私自使用的，仓促间不能放入，倘若失措紧急搜查，那就再也找不到了，只是徒然张皇罢了。”这件事见于王明清《挥麈后录》。然而蔡京一时的见识，也可以说是超过常人了，殊不知蔡京实际上是用了裴度的方法。

人的见识本来在士大夫和平庸卑贱的奴仆之间没有区别，而士大夫贪图荣耀、热衷晋升，倒行逆施，反而有不如人的时候。在绍圣、崇宁年间，奸邪之人一同进用，排挤攻击元祐年间的各位大臣，不遗余力。朝廷内外望风附和，有以推倒司马光墓碑为辞令的，有请焚毁苏轼、黄庭坚笔迹的，争先恐后地进言。邵氏《闻见录》说：“起初，蔡京、蔡卞编造元祐奸党名录，徽宗亲自书写刻石在文德殿门，又树立在天下各州治所。长安应当树立石碑，召来刻字的人安民刊刻，安民推辞说：‘我是愚笨的人，不知道朝廷立碑的意思。但是元祐大臣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天下称颂他的正直，现在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刻。’府官发怒，想要治他的罪。安民说：‘我被役使不敢推辞，请求不要刻。’安民在碑上刻字。又李仲宁刻字非常工整，黄庭坚题写他的居所叫‘琢玉坊’。崇宁初年，诏令各州郡刊刻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叫仲宁来刻。仲宁说：‘我家原本贫穷，因为刊刻苏东坡、黄学士的词翰，才得以温饱。今天以奸人的名字来刻，实在不忍心下手。’郡守认为他义气，说：‘贤德啊，士大夫都比不上。’送给他酒并听从了他的请求。过去仁宗喜爱蔡襄的书法，曾经命他书写温成皇后碑，蔡襄推辞说：‘这是待诏的职责。’欧阳修曾经因此称赞他。我认为以蔡襄的贤德，本来应当这样，那两个人竟然能这样，实在不容易得到。比较当时那些迎合进言以希求宠荣的人，难道只是天壤之别吗？”

靖康元年冬天，高宗离开京城，将要到斡离不军前议事【案：斡离不原本作斡喇布，现在依据金国语解改正】，到了磁州，州里有崔府君祠。府君有人说他是唐人，名字没有流传；有人说他是后汉崔子玉，封嘉应侯，号应王。皇上到州里，人们拥着神马，说应王出来迎接。守臣宗泽启奏皇上拜谒他的庙宇，皇上拜谒庙宇，出来磁州百姓极力请求皇上不要向北去，于是返回停泊在相州。第二年于是即皇帝位，高宗顺应天意的征兆就在这里。

绍兴年间，洞庭湖的渔人获得一枚印章，方圆仅二寸，它的形制非常古老，印纽有连环四两两相贯，上面有一个大环，总括起来，大概是用来佩戴的。渔人以为是金印，于是到官府诉讼，辨别它的文字

译（印上）刻着“汉寿亭侯”四个字，关云长被封为汉寿亭侯，人们怀疑这一定是他的遗物，于是将其留在长沙官库中。看守仓库的官吏看见印上时常有光焰出现，便向官府报告，官府于是派人将它送到荆门军关帝庙中，光怪现象就此消失。淳熙四年，玉泉寺僧人真慈打算将它献给东宫，印已装入函匣却尚未发出，忽然光焰四处升起，众人全都惊愕，于是便不再进献。

译皇甫履，在绍兴年间被赐隐居在江州庐山。宋高宗将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清虚庵。光宗在东宫时，曾问皇甫履：“山中缺少什么？”皇甫履说：“山中什么都不缺，只是离水稍远，取水颇为劳累。”光宗于是亲笔写下“神泉”二字送给他，说：“拿回去，随意凿一眼泉。”皇甫履回来后，便在庵旁挖了一口小井，刚拿起土筐铁锹，泉水已经涌出，于是完工。至今井深才二三尺，水味甘冽，特别适合煮茶。我前次游庐山，皇甫履的门人与我一同观看，因而讲述了详细经过。光宗的亲笔题字如今刻在泉上。

袁州仰山有两王神祠，其灵验非常显著，士大夫往来者多在祠下祈梦。淳熙十一年，长沙人汤璹经过，也打算祈求神灵。刚到，便宿在山下。这夜梦见一位姓萧的贵人召他与之交谈。贵人自叹年老，似乎羡慕汤璹的样子。汤璹说：“我卑微不足挂齿。您从平民而位至如此，尚不满意吗？”贵人低头说：“不。”过了一会儿，有随从拥着汤璹登车，说：“召您赴宴。”到了之后，主客共六人。第二天汤璹伏拜谒见祠庭，看见廊屋间有碑记，读了之后，才知道王姓萧。汤璹于是再次祈祷，便梦见自己被任命为出使高丽的使者。汤璹带着箭背着弩跃马而行，刚走十余步，忽然听见后面有叹息声，回头看去，看见两位士人，一位姓王，一位姓欧阳。汤璹又前行，道路险峻，偶然一支箭掉在地上，汤璹急忙下马去取，箭已随流水流到前面去了。不一会儿看见原仰山寺的主僧本然向汤璹作揖请他稍作休息，僧人拥着炉子坐着，旁边一个侍者想撞钟却又停下。汤璹问：“为什么不出声？”钟回答说：“没有遇到顺风吹送的声音，只能听到一方。等到遇到顺风的声音，可以传遍四方。”汤璹于是对僧人说：“这钟还没用吗？”僧人说：“炉子也没用。”汤璹说：“洪钟的作用，在于您脚下啊。”僧人笑着停下。第二天又得梦，阅读省试前列的文卷，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淳熙十三年，汤璹被推荐的名字排在第三，他上面则是王和欧阳。次年参加礼部考试，知贡举的是洪迈景卢，汤璹于是成为首选。

沅州道间有古驿站叫幽兰铺。有个叫徐珌的人，两次经过，在墙壁上写了两首词。一首说：秋天将尽，路进入乱山深处。扑面西风吹来雾雨，驿站亭子欣喜地暂时停留。可惜国香风度，空谷寂寥谁顾？已化作竹枝传给楚女，客愁推不去。另一首说：春天将过半，再次来到寂寥的山馆。修竹连山青翠不断，谁家的门可以叩问？红晕花梢未满，绿蘸柳芽犹短。金缕香消春不管，素蟾光又满。乾道年间，先父曾寄居在这馆舍，喜爱其语意凄惋，每每举似于人。徐珌字公饰，不知是何地人。

司马温公元丰末年来到京师，都人奔走趋附争相观看，当即以相公看待他，左右拥塞，马甚至不能行走。等到在私宅拜见当时的宰相，市人登树骑屋窥视，隶卒有时制止他们说：“我不是望您，愿一见司马公罢了。”至于呵斥不退，而屋瓦为之碎裂，树枝为之折断。等到他去世，京师的百姓罢市前往吊唁，卖衣以置祭品，巷哭以过车的，大概以千万计。皇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归葬。赵瞻等人回报说：“百姓哭公非常悲哀，如同哭自己的私亲。四方来送葬的，大概数万人。”而岭南封州的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荐公，其词尤哀，在首顶炷香以送公葬的九百余人。京师百姓画他的像，刻印售卖，家置一本，饮食必祀焉。四方都派人购买，京师当时画工有致富者。蔡京南迁，道中买饮食之类，等到知道是蔡京，都不肯卖，至于诟骂无所不道。州县护送吏卒驱逐他们，稍息。人之贤不肖于人心得失，一至如此。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如温公者，大概千载一人而已。

前辈读书所嗜各不同，司马温公酷好扬雄《太玄》，而作书疑诋孟子，谓扬雄是大儒，孟与荀几乎不足以相比。自云少好其书，研精竭虑，历年已多，始敢为注。每阅《太玄》，必屏绝人事，读必数十遍，其嗜之也如是。而老苏独不喜欢扬雄，认为扬雄的《法言》，辩乎其不足问也，问乎其不足疑也，求闻于后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无取焉耳。又说：扬雄于《太玄》，好奇而务深，故辞多夸大，而可观者鲜。又说：使雄有孟轲之书，而肯为《太玄》耶？二公所见不侔如此。二疏之去，非因韩杨之死。陈君举史评其论疏广、疏受云：二疏出关于赵葢，杨、韩骈死之际，天下至今髙之，是以二疏见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广受去位，而葢寛饶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韩延寿死在五凤元年甲子，杨恽死在五凤四年丁卯，独赵广汉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时，余皆去后始诛，相去几十年，乌可谓之出关于骈死之际哉？缘温公《通鉴

译论及宣帝有“赵葢、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的说法，陈氏未能仔细审察，便贸然引用，于是导致了错误。然而东坡在《二疏图》赞中，也有“杀葢、韩、杨，先生怜之，振袂脱屣”的话，这种错误并非陈氏独有。岐阳石鼓最初散落在野外，郑余庆才将其移置到孔子庙中。韦应物、韩愈都有诗作。韦应物说：“宣王之臣史籀所作。”韩愈说：“周朝纲纪衰败，四海动荡，宣王愤然兴起挥舞天戈，大开明堂接受朝贺，诸侯剑佩叮当互相摩擦，在岐阳狩猎驰骋雄骏，万里禽兽都被围捕，刻石记功告慰万世，凿石作鼓摧毁高峻山岩。”欧阳文忠公说：韦应物认为是文王的石鼓，到宣王时才刻上诗文；韩愈则直接认为是宣王的石鼓，并且说“自汉代以来，博古好奇之士，都略而不提”。隋朝藏书最多，其目录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都有，却唯独没有石鼓文，舍弃近世而记录远事不应该这样。况且传记中没有记载，不知道这两位诗人凭什么知道是文王、宣王的石鼓呢？然而韩愈喜好古物且不妄加臆断，暂且采信他的说法。至于字体，也不是史籀不能写出的。我认为石鼓历经秦代、汉代，时间已经很久了。这期间难道没有好事者称道它吗？经历时间久远，书籍传说失传，后人不知道罢了。苏朂《载记》说：石鼓是周宣王狩猎的碑碣，共有十个石鼓。其文字是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释《后汉书》说：现在岐州石鼓铭文，凡是重复的字都写成两个字。根据这两本书来看，怎么知道秦汉之间没有称道它的人呢？苏朂在贞观年间曾任吏部侍郎，在韩愈之前。韩愈认为石鼓是宣王之物，难道是以苏朂的记载为依据吗？欧阳公又说：石鼓上可见的文字有四百六十五个，磨灭不可辨认的超过一半。我得到唐人抄录的本子，共四百九十七字，其文字都可以阅读，比其他本子最为详备。所说的大致都是渔猎之事。其文字中有“天子永宁日，维丙申”的话，既然有“天子”的称呼，那就决不是文王的诗了。近来韩公元吉依据《左传》说“成王有岐阳之搜”，又认为石鼓是成王时的物品。然而《左传》虽然提到成王狩猎刻石记事，起初并没有明确的文字，恐怕不能贸然就认为是成王时的物品。又任汝弼说：籀文与古文书写用刀，刀所以尖锐；秦篆书写用漆，漆所以圆钝。石鼓文字笔画末端都是圆钝的，由此知道石鼓是秦代的。千年的刻石，在磨灭剥落之后，幸好有一两个可读的，也仅仅保存了字体的大概轮廓罢了。汝弼却想在笔画之间辨别圆钝与尖锐，从而断定为秦人所作，我不敢苟同。

译欧阳修《集古录目》中杨震碑阴题名的跋文说：“此碑所书写的，像河间贾伯锜、博陵刘显祖这类人，总共一百九十人。我怀疑所写的都是他们的字。因为后汉时期见于史传的人，不曾有名字只有两个字的。”我查考《前汉书·匈奴传》：“王莽执政时，下令中原不得有双字名，于是派使者去暗示单于，应当上书表示仰慕教化而改为单名。汉朝必定会给予丰厚的赏赐。单于听从了，上书写道：‘有幸得以担任藩臣，私下里喜爱太平圣明的制度，我原来的名字是曩知牙斯，现在恭敬地改名为知。’王莽非常高兴，禀告太后派遣使者答复晓谕，给予丰厚的赏赐。”在王莽时期，本来就有明确的禁令。等到光武帝即位以来，士大夫们沿袭旧习，恢复双字名的极少，但不能说完全没有。苏不韦，字公先，有传记附在苏章传之后。孔僖的两个儿子叫长彦、季彦，还有刘騊駼，曾经与刘珍校定《东观书》。谢承的《汉书》中有记载：“中丘季智，名灵举。”《郭泰传》中有“张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许伟康、司马子威”，这几个人，出自牧童、邮递员、屠夫、酒保、士兵，决不是以字行世的，他们是名字无疑。像这类情况，在书籍传记中可见，现在可以考证。

秦汉以前，文字多见于钟鼎彝器之间。到了东汉时，石刻才兴盛起来。本朝欧阳修开始酷爱收藏，所藏多达千卷，既自己撰写跋尾，又命令他的儿子欧阳棐撮取要点而为之解说，称为《集古录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集录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门生南丰曾公也收集古篆刻为《金石录》五百卷。后来的赵明诚所收藏尤其丰富，共两千卷，数量正好是欧阳修的两倍，著《金石录》三十卷。石林叶梦得又选取碑文所载与史书记载相违背错误的内容编为《金石类考》五十卷。近时洪适收集汉魏间的碑刻为《隶释》，续编共四十八卷。李丙分类整理他所拥有的藏品，从夏后氏直到五代，著录于书的也有一千卷，号称《博古图》，纠正讹误，广博异闻，都对后学有功。《隶释》又复刻其文字，前代遗篇坠款，因此得以在方寸之间概见，尤其可贵。韩琦名望德行被远近所敬重。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聘问辽国国主，知道他是韩琦的儿子，问曾经出使南朝的人说韩忠彦相貌像韩相公吗，都说像，于是画了韩忠彦的像。靖康年间，金人到了河南，所过之处萧条凄凉，进入相州传孝寺，见到韩琦的画像，下马罗列跪拜，秋毫不犯地离去，又寻找韩琦的墓拜谒后撤退。死后名望德行还被敌国如此敬重，过去未曾听说过【原注：画韩忠彦像见乐咸挽魏公诗注，拜画像及谒墓见韩子苍魏公画赞及周紫芝长短歌】

苏东坡记载：韩定辞不知是何地人，担任镇州王镕的书记。聘问燕帅刘仁恭，住在宾馆，命令幕客马郁接待。马郁有诗赠给韩定辞说：“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还复见王乔。”马郁的诗虽然清秀，但意在试探他的学问。韩定辞当即在席上酬答说：“崇霞防上神僊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徳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在座各位宾客无不钦佩惊讶，称赞为妙句。但也怀疑“银笔”一词的冷僻。后来马郁从容地问韩定辞关于雪儿和银笔的事。韩定辞说：“从前梁元帝做湘东王时，喜欢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以及文章优美的人。笔有三种，用金银雕饰，或用斑竹做笔管。忠孝全备的用金管书写，德行精粹的用银管书写，文章赡丽的用斑竹管书写。所以湘东王的声誉震动江南。”雪儿，是李密的爱妾，能歌善舞，每当看到宾僚的文章有奇丽中意的，就交给雪儿配合音律来歌唱。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回答说：“洛下有洞穴，曾经有人误坠其中，前行几里逐渐明亮开阔，见到有宫殿人物共九处，还有大羊，羊须上有珠，人取来吃，不知出自何处，去问张华。张华说：‘这里是仙九馆，大羊名叫痴龙。’”韩定辞又问马郁巏嵍山应当在何处？马郁说：“这是赵郡的旧事，为何谦逊而向下询问？”于是两人互相悦服，结交后离去。我查考：韩定辞是深州人，担任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判官，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是韩琦四世祖韩昌辞的哥哥，好学能文，无所不览。巏嵍山见于《颜氏家训》，柏人城东北有一座孤山，古书没有记载的，只有阚骃《十三州志》认为舜纳于大麓，就是这座山，山上现在还有尧祠，世人称为宣务山，或称为虚无山，不知出处。我曾担任赵州佐，与太原王劭读柏人城西门内的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铭文说：“土有巏嵍山，王乔所僊。”才知道这个巏嵍字。巏字于是无处可寻，嵍字依据诸字书，就是旄丘的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现在依附俗名，应当音权务。进入邺城对魏收说这件事，魏收大为嘉叹。正值他撰写赵州庄严寺碑

译说：巏嵍。其精义即由此坡所引，见于《北梦琐言》。如今用《北梦琐言》校勘《苏轼文集》，发现《苏轼文集》误将“幕客”写成“慕容”，“银笔之僻”写成“银笔之譬”，“从容”写成“从客”，“江表”写成“士表”，“李密”写成“孝密”，各种版本都是如此，以至于无法阅读。《苏轼文集》难以得到善本，情况就是这样。东坡《雪后书北堂壁》诗云：“试扫北防防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查考北防在密州之北，依托城墙作为防御工事。马耳山与常山在其南面，东坡任太守时修缮并翻新了它们。子由因此请求将其命名为“超然防”。偶然翻阅《东坡诗》的注本，见注者未能详述其情，因此记录下来。

译邵氏《闻见后录》记载：韩熙载蓄养妓乐数百人，俸禄收入被妓女们争夺殆尽，以至于贫困匮乏，无法供给日常所需。晚上他便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子，装作盲人，背着独弦琴，跟随房中的歌舞乞讨食物。苏东坡在谢元长老衲裙的诗中说：“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就是用了这个典故。然而我不理解苏东坡的意思，便将上述邵氏的话告诉了他。查考《北梦琐言》记载：裴休在歌姬院中披着毛织的僧衣，拿着钵盂乞食，说：“不被世俗情感所沾染，才可以说法度人。”苏东坡是用了这件事。邵公济大概未曾见过《北梦琐言》，所以他未能理解苏东坡的意思也是理所当然的。

苏东坡说：“近来世人轻易凭主观臆断改动书籍，浅薄鄙陋的人喜好厌恶大多相同，所以附和的人很多，致使古书日益出现错误和混乱，实在令人愤恨疾恶。”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保留空缺的文字。”自从我年轻时见到前辈，都不敢轻易改动书籍，所以蜀地刻印的大字书都是善本。蜀本《庄子》说：“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这与《易经》中“阴疑于阳”、《礼记》中“使人疑汝于夫子”的用法相同。现在各地的版本都写作“凝”。以上都是苏东坡的话。我查考：“用志不分，乃疑于神”这句话，原本出自《列子》，现在《列子》都写作“疑”，那么《庄子》在这里的错误，是可以证明的了。何必等到引用《易经》《礼记》才知道它是错误的呢？

苏东坡经过虔州，作《郁孤台》诗，郡守霍汉英和诗。苏东坡于是再次用韵，有“行看凤尾诏，却下虎头州”的诗句。虎头大概是指虔州。虔与虎都从“虍”部【原注：火呼反】，俗以为虔字之首有同于虎，所以称虔州为虎头州。绍兴三十二年，校书郎董德元说：“虔州俗称为虎头城，不是美好的名字。如今天下安定，唯独这个郡有小的警备，估计它的名字有预兆之意，于是改为赣州。”现在注释这首诗的人却说：“虎头州是说常州虎头，指顾恺之。”顾恺之是常州无锡人，大概那时先生请求居住在常州。假使如注释者所说，那么赵清献公出任虔州知州时有诗说：“乍辞龙尾道，来刺虎头城。”这又该怎么解释呢？他们的谬误荒诞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太可笑吗！

前辈的诗文中多用化鹤的典故，这件事有两处，虽然看似相似，其实不同。《神仙传》说苏仙公是桂阳人【原注：《洞仙传》说苏公名眈】，在汉文帝时得道，有几十只白鹤降落在门前，他跪着告诉母亲说：“我当得仙，被召见有期限，即将拜别，于是升上云汉而去。”后来白鹤来到郡城东北的楼上，有人拿着弹弓弹它，鹤用爪子抓挠楼板，像漆书一样写道：“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归，吾是苏君，弹何为？”这是一件事。《续搜神记》说：“辽东城门华表柱忽然有白鹤来聚集，有人想射它，它在空中歌唱说：‘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犹是人民非【原注：又《洞仙传》说令威是辽东人，年轻时跟随老师学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曾经暂时回来化为白鹤，聚集在郡城门，其余同上，只是“城郭犹是”作“城郭如旧”】”这是另一件事。黄庭坚戏写在秦少游墙壁上说：“化作辽东白鹤归，朱颜未改故人非。”这是用了丁令威的典故。次韵宋茂宗观东城出游诗说：“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牧羊十九年。”这是用了苏眈的典故。化鹤、牧羊都是苏氏的事，他运用得如此工巧。

黄庭坚有赠米元晖的诗说：“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任渊注释他的诗，引用《汉旧仪》说：“银印鼻纽，其文曰章，又曰元晖。”认为是指谢元晖。任渊所引用的不对。虎儿大概是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小字如此。曾慥《百家诗引》说：“友仁年少俊逸，早成。”黄庭坚有元晖古印章，因此以此作为他的字。这是黄庭坚因为古印偶然有元晖二字，所以赠给他，让他字元晖，因为他父亲米芾字元章，所以有“继阿章”的话。任渊既然不知道实情，缺漏不注也可以。却强行解释，只是徒然使他的书出现瑕疵。

凉寝用的竹器，俗称为竹夫人。黄庭坚对赵子充说：“憩臂休膝，似乎不是夫人的职责。冬夏常青，是竹子的长处，请命名为青奴。”所以他的诗说：“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玚花，王安石想为它赋诗，但鄙薄它的名字。玚，大概是玉的意思，并不差，但它的读音是杖梗切，所以王安石认为它鄙陋。黄庭坚又呼它为郑，并且说野人采郑花叶来染黄，不借矾就能成色，于是以山矾为名，诗中有“山矾独自倚春风”以及“山矾是弟，梅是兄”的句子。两个名字都是他所命名的，而作诗又自引用其意，大概是想向世人显扬这两个名字罢了。王立之说：“蜡梅，黄庭坚初见，戏作二绝。”因此盛行于京师。青奴、山矾，现在都借用于人，正是因为黄庭坚的诗。

云谷杂纪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云谷杂纪卷四

宋 张淏 撰

玉蕊花，宋景文《摘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