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谷杂纪卷二

译这其中的实情，大概是当时医生说必须得到龙须灰才能治愈，而龙须不容易获得，唐太宗因为君主被比作龙，所以剪下自己的胡须来赏赐。如果医生只说用人须，那么顷刻之间就能办到，何必等到太宗赏赐之后才开始配药？这个道理非常清楚。然而有人说，龙须医生既然很少使用，那么世间难道真有这种东西吗？这大概是因为见闻不够广博罢了。《杜阳编》记载：“元载有一把龙髯拂尘，是从洞庭道士张知和那里得到的，颜色紫红像腐烂的桑葚，如果遇到风雨雷电昏暗潮湿的时候，它的光彩就会动摇，奋起的样子如同发怒。”这能说它不存在吗？这件事应当以白居易的话为准，如果听从史官的记载，那么意义就完全丧失了。

译《旧唐书》记载房乔字玄龄，《新唐书》记载玄龄字乔。欧阳修《集古录》中有《玄龄墓碑》，也说字乔。查考隋代人大多以字为名，玄龄原本的名字就是乔，后来就用字行世，反而把名当作字了。窦苹《唐书音训》说：“唐十八学士图赞都是当时的墨迹，上面写着‘房玄龄字乔年’。窦苹既然见过图赞，必定不会胡说。难道是因为单称‘乔’不像表德（字），于是添了一个‘年’字？”《宰相世系表》又记载玄龄字乔松，不知依据什么。玄龄是一代显赫人物，名字却纷乱错杂如此，实在奇怪；而唐史表传自相矛盾，尤其奇怪。

《唐书》记载于志宁与李勣修定《本草》，高宗问：“《本草别录》为什么分为两本？”回答说：“班固只记载了云云，至于魏晋以来，是吴普、李当之所记载的。”我查考：汉哀帝元始五年，征召天下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的人，派他们到京师。又《楼护传》说：“年少时诵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这说明《本草》在汉代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秘府偶然没有收藏，所以《七略》没有记载。班固作《艺文志》，只依据《七略》，所以也没有《本草》。于志宁只看到《艺文志》没有记载，便认为《本草》出自后世，这是错误的。《神农本经》文字也不很多，现在《本草》中另外用白字标注的就是，其余都是后人所增补的。

慈恩寺在晋昌坊，本名净景寺，是高宗为母亲文德皇太后长孙氏建造的。长孙皇后怀高宗将产数日，分娩不得，于是下诏让医博士李洞玄候脉，奏称因为胎儿用手抓着母亲的心，所以生不下来。太宗问怎么办，李洞玄说：“留子则母命不保，保母则子死。”太宗沉吟良久，皇后奏称：“留子，帝业永昌。”太宗依从奏请，李洞玄于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隔着腹部施针，穿透心脏直到手。皇后崩逝，太子随即诞生。皇后去世后，每当天气阴沉，她手中就有瘢痕，常常疼痛，问各位嫔妃，她们不回答。问各位大臣，才奏明此事。太宗听说后，闷绝良久，才苏醒说：“我不孝，致使慈母早逝。将要报答深恩，于是敕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建造罔极宫，度道士五十人。”查考高宗是在贞观二年生长在长孙皇后之后，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崩逝，那时高宗已经九岁。况且皇后实际上是从太宗幸临九成宫时得病，起初并非分娩。《旧唐书》玄奘传说：“贞观初年跟随商人前往西域，贞观十九年回到京师。高宗在东宫时为文德太后追福，建造慈恩寺，送玄奘入住此寺，确实是高宗为长孙皇后建造，但在东宫时，并非即位后。”而分娩用针之事，在史传中都没有依据。如果皇后真有“留子帝业永昌”的话，那么此事在皇后传中也不容不写。况且那时承干已经立为皇太子，皇后不应突然有“留子帝业永昌”的话。难道后人看到皇后崩逝与高宗诞生的月份恰好相符，于是附会编造这种说法吗？《资治通鉴考异》说皇后崩逝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六岁。本传则在六月己卯，享年三十六岁。这一年六月丙子朔，己卯是初四日，距离五月二十六日确实相差九日。享年也不同。难道当时宫廷之事隐秘，外朝不完全知晓，所以所说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与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并为三令节。到这一天必定大宴。中和设置节令的原因，新史记载在李泌传中，与旧史略有不同。用旧史校对新史，则新史颇为简略。只有《续通典》与旧史相符，而且更加详细。我后来又得到德宗观乐诗序，既得知命名的由来，又知道中和有乐，因此记录在这里。《续通典》贞元五年正月敕令：“四季美好的时辰，历代增置。本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又奏请令文武百官在这一天进献农书，司农献穜稑之种，王公戚里上献春服，士庶以刀尺互相馈赠，村社中酿造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聚会宴乐，名为享勾芒、祈年谷。仍希望各下州令所在地方颁行。”制曰：“可。”

《唐书·狄仁杰传》：“武后想立武三思为太子，以此询问宰相，众人不敢回答。狄仁杰说：‘非庐陵王不可。’武后发怒，停止议论。过了很久，召狄仁杰说：‘我多次梦见双陆不胜，为什么呢？’狄仁杰与王方庆都在，两人同辞回答说：‘双陆不胜，是无子之意。上天之意，以此警戒陛下吗？’我查考《狄仁杰家传》说：‘双陆输者，是宫中无子之意。’又《唐国史补》说：‘天后梦见双陆不胜，召狄梁公解说，回答说：宫中无子之象。’《新唐书》删去‘宫中’二字，是错误的。《双陆谱》说：‘双陆局通常以六为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号曰梁、白、黑，各十五马，用骰子二，各以其采行。白马自右归左，黑马自左归右，以前一梁为门，后六梁为宫。马归梁谓之入宫。大概宫中有子则胜，无子则不胜。若去掉‘宫中’二字，则失去其意义了。’”

评论者大多指责《新唐书》不记载诏令，殊不知前辈自有意见。宋景文公《摘碎》说：“

译文章讲究对仗、平仄、用典的，供给官府一时宣读施行，似乎快捷便利，然而不能用于史传。我编修唐史，未曾得到唐人一道诏书、一令可以载入史传的，只有舍弃对偶的文辞，接近高古风格的，才可以写进篇章。大体上史书接近古雅，对偶是不适宜的。如今将对偶的文辞写入史册，就像用脂粉修饰壮士，用笙箫辅助鼓声，是不合时宜的。

译王充在《论衡》中说：“尧帝时代，有五十个百姓在路上击壤游戏，旁观的人说：‘尧的德行真是伟大啊！’击壤的人说：‘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喝水，耕田吃饭，尧有什么功劳呢？’”然而不知道“壤”是什么东西。后来看到李善注释《文选》引用《风土记》说：“壤是用木头做的，前面宽后面尖，长四尺三寸，形状像鞋子。游戏时先侧放一个壤在地上，在三四十步远的地方，用手中的壤去击打它，击中者为胜。”《太平御览》也记载了这件事，但《御览》说：“长尺三四寸”，与《文选》注略有不同。恐怕是抄写者误将“四”字放在了“尺”字上面。因为它的形状像鞋子，如果长四尺三寸，就不再是鞋子的形状了。应当以《御览》所载为正确。

赤松子有两位，一位是神农时代的雨师，服用水玉，能进入火中而不被烧死，就是张良愿意跟随他修道的那位，事迹见于刘向的《列仙传》。另一位则是晋代的黄初平，曾经放羊，忽然被一位道士带到金华山石室中，后来服用松脂和茯苓成仙，改姓为赤，叫赤松子，就是叱石成羊的那位，事迹见于葛洪的《神仙传》。如今婺州金华山的赤松观，是他飞升的地方，而往来题诗赋咏的人多引用张良的事，这是错误的。

郭子横《洞冥记》说：元鼎五年，郅支国进贡马肝石，一半白一半青，像现在的马肝一样。捣碎用来调和九转金丹，用它擦拭头发，白色的都会变黑。汉武帝在甘泉宫召集群臣，有头发变白的，赐给他们擦拭，应手变黑。韩子苍说这是《汉武内传》，我反复阅读，发现它是模仿汉武帝的事迹而加以增补的，是唐代道家流派所作。因为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喜好长生，崇尚道术，他的门徒担心玄宗认为汉武帝求仙没有成效，所以写了这本书，来证实此事。子苍所说的不对。《隋经籍志》记载《汉武帝故事》二卷，另外另有《内传》三卷。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阴记载说：事迹记载在太史公的《史记》、《汉书》、《风俗通》中，《武帝内传》则《内传》由来已久，难道是玄宗时模仿故事而作的吗？子苍只是看到后面有淮南王、孙卿、稷丘君的事迹，就认为这本书出自后人，却不知道淮南等人的事迹，自然是唐代道士王游岩所附会的。

韩子苍在崔豹《古今注》后题字说：“崔豹，是汉魏之间的人。在战乱纷扰的时候，能在笔墨文章上显露自己，虽然是小道，也值得观看。士人生在太平无事的时候，戴着圆帽穿着方履，吃饱了嬉戏，也足以感到羞愧了。”我查考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说：“晋《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国人，惠帝时官至太傅。”这样看来就不是汉末魏初之间的人，大概是子苍起初没有查清详情，凭猜测认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以难免出错。

干和于都是姓氏。干，古寒切。《干姓编》说：郡望出自荥阳、颍川。宋代有干犨，晋代干宝著《搜神记》。于本姓邘，是周武王邘叔的后代，子孙去掉邑旁成为于姓。汉代有于定国，魏国将军于禁，郡望出自东海、河南。这样干和于是两个姓氏，非常清楚。如今《晋书·干宝传》把干写成于，《文选·晋武革命论》则说于令升。各种书引用《搜神记》就说于宝，《搜神记》《周礼注》则说于宝。因为字画的差异，沿袭已久，以至于无法分辨，实在可叹。程氏《外书》：苏成之姓流传于天下的不兴盛。至于像张、王、李、赵，虽然来源不一，总之他们的姓氏繁衍兴盛。这也是受姓的祖先，其流派的兴盛，本来就有定数。

袁客师，是天罡的儿子，也传承了他父亲的法术。曾经渡江，敲船返回，左右询问缘故，他说：“船上的人鼻下的气息都是黑色的，不能渡江。”不久有一个男子跛着脚背着直物来到船上，客师说：“贵人在船上，可以渡江。”江中忽然刮起风，防止翻船而得以免祸。跛脚男子就是娄师德。李文靖公范沆，在平民时，先正端公范炳任舒州知州，因为事情涉江，范沆随行侍奉。不久风浪大作，船几乎翻覆。有个大校姓王，善于识人，立刻说：“这里有真命宰相，谁敢作害？怕什么！”当天果然顺利渡江没有危险，众人都认为这件事神奇。等到范公显贵，王校还在世。世人说将要当宰相的人，左右自然有神物护持，忧患不可妄自干扰，本来不用多说。然而余波所及，又可以使别人转祸为福。

韩朝宗，是韩思复的儿子。喜欢提拔赏识后辈，其他没有显著可见的事迹。任荆州长史时，因为李白投书，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话。因此，韩荆州的名声，至今流传，难道是他平生喜好士人的力量吗？

元结《唐中兴颂》每三句为一韵，人们都说元结创立了这种体裁，不对，大概是效仿秦代《泰山》《会稽》等颂罢了，都是以三句为一韵。《会稽颂》说：“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等等。自秦以后，文士很少用这种体裁，所以江左人甚至读成两句而得不到韵脚，齐

译范云起初能够创作三句读的作品。近世碑碣的文章，也有以三句为韵的，这却是从范云开创的。

译杜甫诗说：“醉后手持青荷叶，狂放地遗落了白接䍦。”王洙注引《世说新语》中“山简倒戴着白接䍦”的事，并且说接䍦是衫。我查考郭璞《尔雅》注说：“白鹭头、翅、背上都有长翰毛，现在江东人取来做成〇攡。”又《广韵》说：“接䍦，白帽。”而《集韵》又写作“䍦”及“〇”，也说白帽。李白《答人赠乌纱帽》说：“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䍦。”那么接䍦是帽子，非常明显，起初就不是衫。王洙错了。有人怀疑白色不是冠巾的装饰，殊不知当时并不以此为忌。比如管宁不应州县征辟，曾戴着白帽；孟达与诸葛亮“白纶帽”，一晋哀帝时以立秋改缃帻为素，谢万戴着白纶巾，鹤〇裘；王敬则手取白纱帽加在齐高帝头上，令其即位。魏武帝造白幍，《隋书·礼仪志》说：“用纱制成，婚冠送饯时穿着。”又说：“巾用白纱制成，国子生服帽。”从天子下到士人普遍戴它，用白纱的名为高顶帽，叫巾帻，叫帽帢，大抵多用白色。唐代及五代尚或间或可见，《唐书·车服志》：“白纱帽是视朝听讼、宴见宾客的服饰。”章怀太子《后汉书》注：“幍，现在国子学生穿着，用白纱制成。”杜甫诗：“白帻岸江臯。”《能改斋漫录》：“清泰年间，甲库驱使官聂长史善相，笏系铁带，〇褐裘，素纱幞头。”那么以白色为忌，大概起于近世吧？

韩愈读《墨子》说：儒家和墨家都尊崇尧舜，反对桀纣，都修身正心以治理天下国家。孔子必定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会任用孔子，如果不互相任用，就不配称为孔墨。他与墨子的关系到了极点。等到写《原道》，却说：孔子死后，圣人之道不明，大概有杨朱、墨翟开始侵扰而扰乱它。又给孟简书信说：杨朱、墨翟交相侵扰，而圣贤之道不明。圣贤之道不明，那么三纲沦丧而九法败坏，礼乐崩坏而夷狄横行，差不多就要变成禽兽了？他所言自相矛盾如此。

韩愈、段成式都有送穷文。韩愈的作品固然不低于段成式，姚铉编《文粹》，收录段成式而不取韩愈。平淮西碑也只载段成式父亲段文昌所作。姚铉自谓所编掇菁撷华，得唐人文章之精粹。举此一端，那么说得到唐文的精粹可以吗？

李汉编韩愈文，自谓收遗文无所坠。柳宗元《天说》说：“韩愈对柳宗元说：‘你知道天的说法吗？我为你说天的说法。’”等等。刘禹锡《集序》说：“韩愈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蔡崔不足多也。’”二说集中俱无之。韩愈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诰，至十一年春迁中书舍人。他居掖垣掌词命，大概超过一年了。现在李汉所编，制诰之辞绝无，惟外集有崔群除户部侍郎一制而已。又《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员外郎韩愈得“寻”字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现在诸本韩集皆不载，这难道可以说无所失坠吗？韩昶，韩愈之子，儿时即以诗动孟东野。现在东野集有《喜符郎》诗，有《天纵》之篇，符盖昶小字。后登长庆四年进士第，昶亦可谓能世其家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李绰尚书故实》皆云：昶为集贤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误欤？必金银车也。”悉改“根”字为“银”字，此说恐未必然。李绰之说，盖本于韦绚，绚乃执谊之子。又《嘉话录》所载，大抵诋韩愈之处甚多，如云“韩十八直是太轻薄”及“忿席舍人草贬词”之类，皆不足信。

吴安中说：“石鼎联句皆韩愈所作，如《毛颖传》以文滑稽耳。所谓弥明，即愈也。侯喜、刘师服皆其弟子。”又朱熹《韩文考异》说：“此诗句法全类韩公，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近于韩字，弥明之义又与愈字相类，故窃意或者之意近是。”朱熹所指“或者”，盖吴安中也。我说此序要不可以《毛颖传》为比，《颖传》盖明为寓言，今《石鼎》诗序详着年月，及言刘师服尝识之于衡湘间，见衡湘间人云：“年九十余，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这都指实而云，难道可以《毛颖传》例言之哉？吴安中所说近于好异，朱熹反切之语尤为不经。假如韩愈果以弥明自况，那么捕逐鬼物等事，韩愈难道肯以此自许乎？又其间讥诋刘师服、

译侯喜太过高兴，韩愈决不会这样。禁制法术，如今道士中有很多精通的人，那么弥明是一位道士，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小说中有一篇关于弥明的传记，称他为神仙，固然不可轻信。看他的诗句，似乎不是那些在尘世中平庸碌碌的人所能说出的。

译杜牧之《九日登齐山》诗说：“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开口笑”这几个字看似俗语，却有所依据。《庄子》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去疾病、夭折、死亡，以及忧患在其中，开口而笑的，一个月之中不过四五日罢了。”由此更可见杜牧之在作诗时不草率如此。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这是杜荀鹤《春宫怨》中的一联。欧阳文忠公《诗话》却说这是周朴所作，错了。杜荀鹤有诗三百首，顾云称之为《唐风集》，《春宫怨》一篇列在集首，卷首正是这一联。顾云为该集作序说：“壮语大言，则决起逸发，可以左揽工部（杜甫）的衣袖，右拍翰林（李白）的肩膀。”因此杜荀鹤可与李杜并列。杜荀鹤的诗沉溺于晚唐的习气，大概是韩偓、吴融一流，若与李杜相比则相差甚远。然而他善于表达寒苦羁旅穷困的情态，往往有孟郊、贾岛的风格。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客路如天远，侯门似海深。宦情随日薄，诗思入秋多。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等诗句，大概不亚于那两位诗人的作品。其他如《感春》说：“无限青云有限身【案杜荀鹤诗刊本一作无况青春有恨身】，眼前花似梦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间半世人。”《旅中遇雨》说：“半夜灯前十年事，一时和雨到心头。”《宿临江驿》说：“举世尽从愁里老，谁人肯向死前闲。”《感遇》说：“大海波涛浅，小人方寸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都很有情致。《送人游吴越》说：“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维〇春日》说：“络岸柳丝悬细雨，绣田花朵弄残春。”《闽中》说：“雨匀紫菊丛丛色，风弄红蕉叶叶声。北畔是山南是海，只堪图画不堪行。”可谓善于描绘三处景物，像这样的诗句，大概是三百首诗中的警句。其他往往伤于俚俗，前辈因此编为《太公家教》，正是因其语言多鄙俗浅近。

“万岁”的称呼，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再可考。《吕氏春秋》：宋康王饮酒，室内有呼万岁者，堂上全都应和。《战国策》冯谖烧债券，百姓称万岁。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都呼万岁。《韩非子》说：“巫祝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万岁之声聒耳。《新序》：梁君出猎，归来进入庙门，呼万岁说：“今日真幸运啊。”纪信乘黄屋左纛说：“粮尽汉王降楚，呼万岁。”陆贾奏《新语》，左右称善，呼万岁。汉武帝登嵩高，呼万岁者三。元帝送许后入太子家，对左右说酌酒贺我，左右呼万岁。《溤异传》：赵匡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马援封侯，乃击牛酾酒，劳飨军士，皆伏称万岁。王望说：“今日岁首，请上雅寿。”掾史皆称万岁。吴甘宁入魏营，斩首数十级，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由此可见，在庆贺之际，上下通称，起初并无禁制。不知自何时开始，专为君上的祝颂了。

门下省掌管诏令，如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大概自唐代已然。傅亮修张子房庙教，首曰“纪纲”。唐吕延济注说：“纪纲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也如同如今出制首言“门下”一样。

古时称臣，大概是表示谦卑而已，上下通行，不只在君上面前称臣。如齐太子对医者文挚说：“臣以死争之。”虢君见扁鹊说：“寡臣幸甚。”吕公对汉高祖说：“臣少好相人。”高祖谢项羽说：“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之类是也。晋宋间，彼此相呼为卿；自唐以来，只有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再敢以相称谓了。

隋及唐初人以字为名，高士廉名俭，房〇龄名乔，封德彝名伦，颜师古名籕。自己自称则用名，他人相称则用字，这是自古相同的。各位公卿却以字行，不知所谓。颜师古《匡缪正俗》说：“有人问：‘人有复名，单称于理云何？’回答说：‘复名单称，乃是流俗之事。隋大业中出敕禁断单称复名，深得物理。委巷之徒不晓其意，便谓朝廷禁止单名，幼小以来不为复名，辄加增以为顺防，曾莫之悟。’”难道各位公卿也拘泥于一时的习尚？其名既单，故以字行吗？《匡缪正俗》又说：“有人问：‘今人称字而不称名，其故何也？’回答说：‘考诸典故，称名为是。’”师古的论述如此而已，却以字行，大概不可理解。

如今说人衰老，则曰钟鸣漏尽。隋柳彧传：“伏睹诏书

译（有人）认为让年近八十、精力衰竭的上柱国和千子担任杞州刺史，如果让他负责监察弹劾，所造成的损失非常大。」人们都以为这种说法始于杨彧，其实并非如此。田豫担任并州刺史，后升任卫尉，因年老请求退位。司马宣王认为田豫尚且健壮，写信劝谕没有同意。田豫回信说：「年纪超过七十还占据官位，就像钟已敲响、漏壶已尽却还在夜间行走不停止，这是有罪的人。」应当认为这种说法始于田豫。田豫的回信见于《魏书》本传。

译传书说：古代人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谥法的含义，正如周公所说，谥号是行为事迹的体现。根据平生所行善恶的累积来评定其名号。因此必定是死后才有谥号。如今考察起来，也有并非如此的情况。比如楚国的熊通自立为楚武王，赵佗自称南粤武帝，蜀地的杜宇自号望帝，这显然是自己给自己定的称号。又如周公对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伍子胥对楚国使者说：“回报你们平王，若想国家不灭，就释放我的父兄。”【原注：《吴越春秋》记载】当时周朝的成王、楚国的平王在生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称呼，这些都无法理解。刘向在《说苑》中将成王改为“今王”，杨倞依据这种说法进行解释。《荀子》认为成王是后人所加，正是因为在生前不应该有谥号而感到疑惑。

有些字因为避讳改成了其他读音，后来又恢复使用原来的称呼，也有些始终未能更改。汉明帝名庄，所以称庄子为严子，现在又恢复称为庄子了。秦始皇名正，所以“正月”读作“征月”。晋文帝名昭，所以“昭穆”读作“韶穆”，而“征月”“韶穆”至今没有改变。鲍照本名鲍照，为了避武则天名讳，唐人书写时去掉火字旁，只用“昭”字，后来竟然把鲍昭和鲍照当作两个人。王羲之祖父尚书郎名正，所以王羲之每次写“正月”有时写成“一月”，有时写成“初月”，其他的“正”字都用“政”字代替，比如“与足下意政同”之类。这是后人不懂，反而引用这个作为依据，于是认为“正”和“政”可以通用，这是不对的。《南史》为了避唐讳，将“虎”字全部改为“武”，有的地方说猛兽，而在黄回的传记中却说“畏之如虎狼”。又萧统和侯景的传记中有“宁逢五虎”及“虎视”的话。将“渊”字全部改为“泉”，而在陶潜的传记中却说陶潜字渊明，这是修史的人缺乏精细详实，所以错杂成这样。《管子》是古书，既说“虎豹居于幽暗之处而威严可以承载”，又说“诸侯之子委身侍奉的献上两张武豹的皮”，又说“在市场上买武豹的皮”，这些都是唐人所改，后来没有完全恢复原字，所以“虎”和“武”并行使用。

我在龙舒任职时，得到太湖县白云山海防寺建造经藏的记录，说是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县事李錞撰写。观看的人都惊讶于同直郎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官制。我说：“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天圣、明道年间的人。”读到末尾，果然看到天圣十年的年月。大家都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同直本应是通直，为了避庄献太后父亲的讳，所以称为庄献。”同昭陵听政，那是天圣、明道年间，因此知道那是那个时候的事。明道以后不再避讳了。大概庄献太后升天后，臣僚就上奏说：“自从大行皇后一同听政的日子，天下的章奏，臣僚禀报事情，都回避‘通’字，遵循她先前的讳忌。现在灵车升天，陵墓即将完工，不能滥用九庙之礼而保留讳忌，应当全部恢复三朝遗留的法度。请求如果有像通进司改为承进司，通奉大夫改为中奉大夫，通事舍人改为宣事舍人，通州改为崇州，通判改为同判，通直郎改为同直郎，通引官改为承引官，普通门改为普和门之类，以及将来举人考试，一切都恢复旧制，不再有所避讳。”这件事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仅仅实行了十年，如果不是因为石刻，后世就无法得知。欧阳修、赵明诚、洪迈多将碑刻作为书籍传世的证据，正是由于这类情况。

近世官府随从所持的仪仗，用木头制作，叫做木剑。隋朝《礼仪志》记载汉朝从天子到百官，无不佩刀。蔡谟议论说：“大臣享有优厚礼遇，都佩剑穿鞋上殿。”不是侍臣解下剑，大概是防止刀刃伤人。近代以来，不清楚起源于何时。东齐颁布法令，称之为象剑，意思是模拟剑。又《南史·陈始兴王叔陵传》记载左右侍从取朝服所佩的木剑进献。这些都是假剑的开始，然而只是用于佩戴而已，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成为车驾仪仗的装饰。

隋高祖仁寿三年下诏：六月十三日是我的生日，应当命令全国为武元皇帝、明皇后断绝屠宰。那么这种制度隋朝已经有了，不是始于唐朝。

现在人们互相赠送物品，称为人事。韩愈奏《韩〇人事物状》说：奉敕撰写平淮西碑文，承蒙圣恩将碑文原本赐给韩〇等人。现在韩〇寄来五百匹绢给我，作为人事礼物，我不敢接受，谨此记录奏闻。又杜牧《谢许受江西送撰韦丹碑防绢等状》说：中使奉宣圣旨，让我接受江西观察使纥干众所寄撰写韦丹遗爱碑文的人事防绢，共三百匹。后汉《黄琬传》说：当时富有权势的子弟多通过人事得以举荐，可知人事这个词，由来已久。

现在人说壮年而头发变白的，称之为蒜发，犹如说宣发一样。宣发见于陆德明《易说卦》释文中，这本来就是人们所知道的。而蒜发在书传中偶尔未见，唯独《本草》芜菁条下说：“蔓菁子压油涂头，能变蒜发。”这也可以作为依据。

饮茶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欧阳修《集古录跋》说：“茶在前史中出现，大概从魏晋以来就有。”我查考《晏子春秋》，晏婴做齐景公的相时，吃脱粟的饭，烤三只野鸭五个鸡蛋，只有茗菜而已【原注：读《晏子春秋》的人多怀疑此文缺漏错误，我后来在《太平御览》茗事中

译其文字完全相同，起初并非缺失或错误】另外，汉代王褒的《童约》中有“武阳【原注：一作武都】买茶”的话，那么魏晋之前就已经有茶了。只是当时虽然知道饮茶，却没有后世那样兴盛。郭璞注释《尔雅》说：“这种树像栀子，冬天生长叶子，可以烤干做成羹汤饮用。”然而茶到了冬天味道苦涩，难道还能做成羹汤饮用吗？喝茶让人减少睡眠，张华得知后认为这是奇闻，于是把它记载在《博物志》中。不仅是喝茶的人很少了解，产茶的地方也很少。到了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三篇，关于茶的论述非常完备，天下人也都知道饮茶了。此后崇尚饮茶成为风气，回纥入朝开始驱赶马匹来交换茶叶。唐天宝年间，孙愐依据隋代陆法言的《切韵》编写了《唐韵》五卷，后来又有《广唐韵》五卷，不知道作者的名字。《崇文总目》只说是后人广泛采集附见，所以多有杂乱冗赘。本朝太平兴国年间，曾诏令句中正等人详细审定，书成后称为《雍熙广韵》。景德年间，又诏令陈彭年以《广唐韵》等重新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为《大宋重修广韵》。大概现在保存下来的版本，淳熙年间道山诸公编写《馆阁书目》时说：“《广韵》五卷，不知作者。”《崇文总目》说：“大概是后人广泛采集附见，所以多有杂乱冗赘。”《崇文总目》所说的杂乱冗赘，大概是指《广唐韵》而言。当时既然不知道是陈彭年所审定，而且误把《广唐韵》当作现在的《广韵》，这疏漏太严重了。《馆阁书目》大体上多错误荒谬，大概不只有这一处。

译古代汉字没有反切注音，所以训诂解释的人只说读得像某个字罢了。到了魏国孙炎才开始制作反切，其实它原本出自西域的佛教学问。从此以后声韵之学日益兴盛，宋代周颙开始制作四声切韵，在当时流行。梁代沈约又撰写四声谱，认为过去的词人历经千载而没有领悟，而他独自于心胸中领会，穷尽了其中的奥妙，自认为是入神之作。继他之后，像夏侯该的《四声韵略》之类的著作，纷纷各自成家。到了唐代孙愐开始汇集为《唐韵》，其他书籍于是就被废弃了。本朝真宗时期，陈彭年与晁迥、戚纶条陈贡举事务，选取《字林》、《韵集略》、《字统》以及《三苍》、《尔雅》作为礼部韵书，凡是科场的规范都著录为格式。又景祐四年，诏令国子监由翰林学士丁度修订《礼部韵略》颁行。起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说旧的韵略大多没有训解，又怀疑浑声与重叠字不显明义理，导致举人写诗赋时有时误用，于是诏令丁度等人以唐代各家韵本刊定，其中韵部狭窄的共十三处允许附近通用，疑浑声及叠出字都在字下加以注解。这大概就是现在所施行的《礼部韵略》。吴曾《漫录》曾经议论景祐修订韵略的事，既然不知道它的起始，只是琐碎地辨析张希文、郑天休修书的先后罢了。我因此感叹近来小学几乎到了废绝的地步，于是采集声韵的始末，完备地论述在这里，希望阅览的人能够考证。

太宗天资超绝，见识迥异，不是秦汉以后的帝王所能比及的。至于知人，不但能明察其贤与不贤，其荣辱寿夭，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曾经看着钱若水，对左右说：“若水风骨秀逸超迈，有神仙的姿格，如果任用他，那么才力有余，我只怀疑他寿命短促，如果到了大用的地步，恐怕更加紧迫。”至道初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后来任并州知州，去世，年仅四十四岁。贾黄中罢免参知政事，任防州知州，上书说母亲年老，请求留在京师。太宗对侍臣说：“我想到黄中忧虑畏惧，一定是因为母亲年老。”于是说：“苏易简的母亲也是这样。”等到黄中去世，母亲果然平安无事。易简在禁林八年，恩宠待遇之深，远远超出同辈。李沆进入玉堂，在易简之后，一旦先被任命为参政，而让易简任承防，赏赐与李沆相等。易简不太高兴，皇上对他说：“想要纠正旧典，首先应该任用你。然而想要让你延长深厚的寿基，培育声望，所以先任用李沆，你应该没有遗憾。大概是因为知道你的寿命短促。”易简因为母亲年老急于进用，于是趁着明圣节，进献内道场醮步虚词十首，其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犹在丹防望太阳”的诗句。皇上明白他的心意，让他参与大政。不久就去世了，年仅三十九岁。这三个人，都如所预料。又熙宁元年，吕溱任京尹，上殿时，府推官周约跟随在后面。神宗忽然问吕溱说：“你身体好吗？”回答说：“臣没事。”一会儿又问：“你果然觉得安好吗？”吕溱又回答说：“臣不敢勉强。”当时吕公神采气焰，没有丝毫亏损。将要退下时，又问周约：“你看吕溱怎么样？”周约回答说：“以我看吕溱，似乎也没有事。”吕溱出殿门，深深怀疑，整理头巾擦拭脸，要镜子自己照，问周约说：“你果然看吕溱怎么样？”周约说：“龙图容采安静，不要自己怀疑。”几天后果然生病，渐渐不起。难道识鉴之妙得于家传，所以如此相符。孝宗本生母张夫人，一天晚上梦见穿红衣服的人自己说：“崔府君牵着一只羊对她说：‘以此作为标记。’”不久就怀孕。等到孝宗出生时，赤光照天，室内像白天一样。当时秀王正任秀州嘉兴县丞，郡中人都以为县丞官署遭火，很久才知道是张夫人分娩。这一年是丁未年，其属相为羊，又有前梦的应验，所以孝宗小字叫“羊”。

祖宗时期，宗室子弟不参与科举。神宗开始下诏，有官职的允许锁院应试，没有任命官职的跟随应举。从此宗室子弟才开始得以参与进士科。从元祐三年戊辰到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间，已有一千三百四十四人。而嘉王赵汝愚都廷对第一。赵彦中以博学宏词中选，也可以说是兴盛了。起初，赵汝愚唱名时，洪文惠公正好任右相，侍立在皇上旁边，上奏说：“近年宗室子弟很好学，前次考试赵伯摅擢升甲科，儒林认为是创见。现在赵汝愚于是魁首天下，可以说瞻前无邻。”本朝旧例，科举先取寒门子弟，有官职的人退居第二。请求只依照传唱次序，不要让后来者居上，以显示麟趾之盛。皇上脸上露出喜色，很久说：“姑且遵循旧例。”这件事我从文惠所作的《赵氏家录》跋语中得到，因此一并记下。太祖拜祭安陵，祭奠哭泣告别，说：“这一生不能再朝拜这里了。”就更换衣服，拉弓登阙，眺望西北，鸣响发出箭，指着箭落下的地方，对左右说：“这里就是我的皇堂。”把以前得到的石马埋在其中。又说：“我自己为陵，名叫永昌。”这一年果然驾崩。

徽宗艮岳是胜游之地，六七曰跃龙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