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谿漫志卷一

译正大夫【政和六年增设】、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设】、协忠大夫【政和六年增设】、景福殿使改为中侍大夫；客省使改为中亮大夫；引进使改为中卫大夫；翊卫大夫【政和六年增设】、亲卫大夫【政和六年增设】、四方馆使改为拱卫大夫；东上閤门使改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设】、宣正郎【政和六年增设】、履正郎【政和六年增设】、协忠郎【政和六年增设】、中侍郎【政和六年增设】、客省副使改为中亮郎；引进副使改为中卫郎；翊卫郎【政和六年增设】、亲卫郎【政和六年增设】、拱卫郎【政和六年增设】、东上閤门副使改为左武郎；西上閤门副使改为右武郎；皇城使改为武功大夫；宫苑使、左右骐骥使、内藏库使改为武德大夫；左藏库使、东作坊使、西作坊使改为武定大夫【不久改为武显】；庄宅使、六宅使、文思使改为武节大夫；内团使、洛苑使、如京使、崇仪使改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库使改为武经大夫；西京作坊使、东西染院使、礼宾使改为武义大夫；供备库使改为武翼大夫。从皇城副使到供备库副使，分别改为武功郎到武翼郎【现在称武功大夫以下为正使，武功郎以下为副使】；内殿承制改为敦武郎【淳熙年间改为训武】；内殿崇班改为修武郎；东头供奉官改为从义郎；西头供奉官改为秉义郎；左侍禁改为忠训郎；右侍禁改为忠翊郎；左班殿直改为成忠郎；右班殿直改为成义郎【不久改为保义】；三班奉职改为承节郎；三班借职改为承信郎；三班差使改为进武校尉；三班借差改为进义校尉；下至军大将等改为副尉；殿侍改为下班祗应；以及更改医官名称，各有差别。

译翰林院降诏

按照旧例，亲近的臣子有所请求或推辞免职，朝廷是否批准，都应当命令学士院颁布诏书。建炎年间掌管旧例的人省察记忆，凡是请求或推辞免职，只有不批准的才颁布诏书。绍兴初年，吕忠穆公请求让两个儿子担任在外地的宫观职务，赵忠简公推辞担任伯乞朝见，都顺从了他们的请求，却没有诏书。綦叔厚（崈礼）当时担任学士，引用旧例议论此事，选取王安石内制答复富郑公请求判汝州、韩魏公请求判相州，苏轼内制答复文潞公，吕正献推辞拜官，安厚卿推辞升官等批准诏书作为依据，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他又进言，近年急于任命官员，对人才并没有颁布诏书的礼节，有时甚至像敢拖延重新置于典宪指挥那样，这不是对待贤才的方法，希望实行旧例。凡是六部尚书及翰林、端明殿学士以上的职任，以及曾经担任宰相、执政官，如果从外地任命或被召应赴行在的，都命令尚书省当天报告学士院，颁布诏书，以显示待遇的礼节，并且让外任的近臣有所取信，以便离开官守，这样就可以了。于是礼仪文书渐渐恢复旧制。

学士不草诏

唐代制度，只有给事中能够封驳。本朝富郑公在西掖，封还遂国夫人的词头。从此舍人于是都能够封缴。元祐年间，苏轼在翰林院，应当起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不允批答。等到安厚卿推辞升官，宗晟推辞起复，诏书都认为不恰当，不立即撰写进呈。详细陈述自己的见解上奏，朝廷大多听从。大概学士实际上代替君王发言，比外制更为重要。命令有所不恰当，舍人还能够缴还。难道亲自作为内相的人反而不可以吗，本来应当执奏以显示守官的道义，就是这样。

知制诰不试而任命

《欧阳公归田録》记载知制诰不经过考试而任命的，有杨文公、陈文惠及欧阳公共三人，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始于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及梁周翰一向负有文辞名声，命令加以奖赏提拔，于是他不经过考试就进入西阁。自从建国以来，不经过考试而任命的，梁周翰确实是第一人，而杨公继其后。叶少蕴左丞（梦得）《避暑録话》却说梁周翰与薛映、梁鼎也都未经考试而任用，这也是错误的。薛映、梁鼎大概与梁大年同时任命，只有梁大年是不经过考试而后任命的。

学士带知制诰

翰林学士兼带知制诰本源于唐代制度。唐代从开元末年改翰林供奉为学士院，专门掌管内命，号称内相。凡是充任这个职务的没有定员，从诸曹尚书下到校书郎都能够入选入院。一年就升任知制诰。不知道制诰的人不作文书，只是备顾问，防备侍从行幸而已。唐代自有知制诰，由中书舍人或前行正郎担任。本朝也自有知制诰，如钱若水、苏易简都从知制诰入任翰林学士。然而唐代的学士必定兼带知制诰这三个字，是用来区别他们是作文书的学士。如果本朝翰林学士从未有不作文书的，那么兼带知制诰就只是多余罢了。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失误在于没有删去。况且知制诰自己掌管外制，天禧末年想要罢免寇忠愍的政事，召见知制诰晏元宪给他看除目，晏元宪推辞说臣掌管外制，这不是臣的职责，就是这样。建炎元年谢任伯防政（克家）除任翰林学士，以知制诰触犯祖名为由进言，有旨意权且不系知制诰三个字，任伯极力推辞说：翰林学士祖宗时如果兼领其他官职，只与职名相同。元丰官制实行后，专门掌管内制，就必定要兼带知制诰三个字，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怎么可以随便因为防臣而轻易改革？最终推辞不接受任命。然而元丰以前，省台寺监都领受空名，那么确实与职名相同。官制实行后，赐予阶官，而省台寺监各自归还所职，那么翰林学士自然应当专门掌管内制了。何必再兼带知制诰三个字呢？任伯只是不详细考证罢了。

北门西掖不以科第进

北门西掖的除授，是儒者的荣耀之事。其中有不由科举第，只凭文章进身的，世人尤其指认为荣耀。熙宁年间是韩持国，崇宁年间是林彦振，都曾直北门。绍兴初年，徐师川（俯）赐出身，任翰林学士。任世初（申先）、苏仲虎（符）都赐出身，任中书舍人。而吕居仁（本中）赐出身，兼掌内外制。乾道、淳熙以来，韩无咎（元吉）、王嘉叟（秬）、刘正夫（孝韪）都因门荫特命摄西掖。而刘正夫有召试的命令，于是极力推辞说：“本朝的制度，词命之臣都先考试而后任命。自从渡江以来，废弃而不举行。现在正修习旧例，恐怕不能称职。”虽然批准了他的奏章，然而摄词命将近三年才罢免。

二史扈从

二史立螭旧多服绿者谓之一防青，其职曰记言，记动则人主起居之际皆所当侍，而遇乘舆行幸未尝扈从，此亦阙文。近嵗始命起居郎、起居舎人从驾，乃合建官本意。

三馆馆职

唐代三馆，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五代卑陋，仅在右长庆门筑屋数十间作为三馆。建国初年太平兴国二年，度地在升龙门东北一新之，以三馆新修书院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于左右掖门外建院。天

译禧初，下诏规定崇文外院以三馆为编制限额。天圣九年，于是将三馆迁至崇文院前方，排列在三馆之后，建立了秘阁。修撰史书、收藏图书、校勘典籍都是它的职责。南宋中兴以来，又重建了秘书省，而三馆的职权都归并给了它。唐开元时期的旧例，校书官允许称为学士。本朝三馆的职事也都称为学士。绍兴初年，仍然沿袭这个称呼，这是遵循旧有的典制。

译秘书省官员撰写文字

按照旧例，朝廷若有需要撰写的乐章、赞颂、敕令、祭文，以及夏国使者到达驿站时的宴饮教坊白话删润经词，还有回复高丽的书信，都送交秘书省官员撰写。因为学士是代替君王发言，掌管重大典册，这些琐碎的文字交给馆职官员，既足以维护北门的体统，又是用来考察三馆文辞人才的手段。后来内外制诰缺少人选时，大多从这些人中选拔，所谓馆职储备人才，意思大概原本就在此。

检校官

检校官大概是唐代的制度，原本作为武臣升迁的阶梯。到了宋初祖宗时期，特别尊崇重视它。凡是文臣担任枢密使副使，必定以检校官兼正官来担任。大中祥符五年，王钦若以吏部尚书，陈尧咨以户部尚书担任使职，晁迥起草制诰，误删去了检校太傅，皇帝下诏要求两者并存。此后王嗣宗、曹利用担任副枢密使，又沿用赵普的例子，不带正官，直接以检校太保担任。只有太平兴国年间，石熙载仅以户部尚书充任使职，乾兴年间，钱惟演也以兵部尚书担任使职，当时认为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检校官的等级共有十九级，其中三少，上面有六等。后来虽然枢密院不再兼任，但从节度使升迁的人，必定授予检校官。因为节度使之上，只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直到少保，所以必定授予检校官，这是祖宗珍惜名位、深意在于设置等级，不肯轻易授予三公之职的缘故。从检校尚书以下，有时也作为散官。熙宁年间，祖无择被责授检校工部尚书，后来苏轼被贬黄州，也是检校水部员外郎，这类情况很多。

百官赐谥是否命词

按照旧例，百官赐谥不命词。政和以来，有不经过太常寺考功司议定而特别赐谥的，才开始命词。绍兴三年，陈与义在西掖，引用旧例请求，于是下诏今后特别恩赐谥号的命词给告，其余给敕。此后凡是太常寺考功司定谥的，也直接请求赐谥，大多命词。朝中议论认为不妥，只让议状给告，即使是特别恩赐谥号的也是如此。然而现在从臣磨勘转官尚且应该命词，特别恩赐谥号是君主非同寻常的恩泽，应当命词以示褒奖宠爱。如果依法应定谥号的，那么让议状给告就可以了。到了淳熙丁未年，陈康伯赐谥正献，梁克家赐谥文靖，于是特别下诏命词给告。

文正谥号

谥号中最好的，莫过于文正。司马光曾经说过，而且他自己得到了这个谥号。本朝以来，得到这个谥号的，只有司马光、王曾、范仲淹而已。至于李昉、王旦都谥文贞，后来因为触犯仁宗的嫌名，世人便称为文正，其实并非原本的谥号。如张咏、夏竦，起初都想用文正来改名，但朝中议论始终不同意，这个谥号难以得到到了这种地步。它作为激励世人的工具，意义深远。

臣下姓谥多同

臣下的谥号多相同，大概是因为节操品行恰好相当，本来难以互相避讳。然而其中有的姓和谥都相同，往往导致称谓混乱。曾经考察过，本朝有两个王文康（王溥、王曙），两个张文定（张齐贤、张方平），两个张忠定（张咏、张焘），两个陈忠肃（陈瓘、陈过庭），两个刘忠肃（刘挚、刘珙），两个李忠愍（李中、李舜举、李若水），两个朱忠靖（朱谔、朱胜非），两个王恭简（王岩叟、王刚中）。而韩琦谥忠献，韩宗魏谥忠宪，赵抃谥清献，赵挺之谥清宪，字虽然不同，声音也互相混淆。

外夷使者入朝

外夷使者入朝，所经过的郡县长官按例送迎。张方平镇守南京，高丽使者经过，他说：“我的班列相当于二府，不能为陪臣屈身。”皇帝下诏只派少尹去。后来韩玉汝镇守颍昌，也说：“交趾是小国，它的使者将经过我的辖区，我曾担任近臣，难以抗礼。”查考元丰年间，迎接用武官，饯行用通判，使副府衙的犒劳设置，让武官主持。请求按旧例办理，皇帝批准了。又下诏所经过的郡，凡是前任宰相、知州判官也都如此。蒋之奇统帅熙河，西夏使者死在中国，灵柩经过他的辖区，官员商议祭奠拜跪。蒋之奇独自说：“活着见面尚且不拜，怎么能向死者屈膝。”于是祭奠而不拜，有见识的人认为他做得对。按照旧例，外夷国王来朝见，宰相出笏相见，使者则不。绍兴初年，高丽使者入贡，宰相竟然出笏相见，不符合旧例。当时翟公防担任参政，曾经认为不可。第二年再次入贡，才查考张方平的例子，下达给沿途州郡。

知军州事

太守称为知某州军州事，是说一州的军事州事，无所不统辖。但有时遇到朝廷一时推行申严的事情，往往都列入官衔，如堤岸、递角之类。既然他统领这个郡，那么一郡的事情都应当做，似乎不需要一一列入官衔。

都钤辖签判

州郡签判旧称都钤辖，欧阳修、尹洙在钱惟演幕中，有《都钤辖闲话》就是证明。宣和辛丑年，尚书省公相改为都钤辖，内外都钤辖并行禁止。怀安军奏请，本军都钤辖请求以签判为名，皇帝批准了。下诏各路依照此例，签判的名称由此开始。

谒刺

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谒见

译与现在大致相同，但在年月之前加上一行，写道“牒件状如前，谨牒”。后来见到政和、宣和年间的文书，就去掉了这一行。其中涉及僧官、武官、防团指挥使、监司等，也只书写实际官职，如提刑、宣德郎之类。文末称“裁防”，这种风尚显得淳朴古雅。

译座主与门生

唐代极其重视座主与门生之间的礼仪，即便到了五代衰乱、典章制度崩坏之后，但沿袭旧例，这种礼仪仍然不敢废除。在唐代，主持科举考试并录取进士的主考官，以自己所中进士时的名次为重要参考。和凝考中进士时名列第五，后来他主持科举，便选拔范质为第五名。范质后来拜相，封鲁国公，官至宫傅，都与和凝相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之事。裴〇长期在朝廷任职，宰相马裔孙、桑维翰都是裴〇在礼部时所录取的进士。后来马裔孙主持科举，放榜后，带领新科进士去拜见裴〇，裴〇很高兴，作诗说：“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亦荣之。”桑维翰已经做了宰相，曾经拜访裴〇，裴〇不迎接也不送行，有人问其原因，裴〇说：“我在中书省见到桑公，他是下属官员；桑公在我私宅见到我，我是他的座主，有什么可送迎的呢？”人们也认为他做得恰当。

梁谿漫志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梁谿漫志卷三 宋 费衮 撰

入閤

唐代有入閤的制度，本朝沿袭了它。查考唐代的旧例，天子每天登殿接见群臣，称为常朝。初一、十五到各陵寝进献食物，因有思念仰慕之心，不能登前殿，便登便殿接见群臣，称为入閤。宣政殿是前殿，称为衙。衙有仪仗，紫宸殿是便殿，称为閤。那些不登前殿而登紫宸殿的情况，是从正衙传唤仪仗，经由閤门进入，在衙等候朝见的百官，因此跟随进入朝见，所以称为入閤。然而衙朝礼仪尊贵；閤朝是宴见，礼仪简略。自从乾符年间以后，因战乱礼仪缺失，天子不能每天接见群臣，只在初一、十五接见，所以正衙平时废除仪仗，而初一、十五入閤有仪仗。习惯久了，于是把入閤看得更重，甚至出御前殿，仍然称为入閤。后来这也废除了。到了唐明宗刚即位时，御史中丞李琪请求恢复初一、十五入閤的制度，但有关部门不能纠正这件事，凡是群臣每五天入朝一次，中兴殿是便殿，这是入閤的遗留制度，却称为起居。初一、十五出御文明殿（前殿），反而称为入閤。李琪都不能纠正，所以欧阳修讥讽他。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戍初一，皇帝登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此后屡次沿袭实行。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在八月一日入閤，因下雨而停止。又因为入閤旧图承袭五代草创时期礼仪不完备，于是命令史馆修撰杨徽之等人讨论旧例，另外制定新图。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初一，于是在文德殿施行这个礼仪。右谏议大夫张洎既然与杨徽之等人共同撰定新仪，又独自上奏疏，大意说：“我认为现在的乾元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在周代是外朝，在唐代是大朝，冬至、元旦设立全副仪仗朝见万国，就在这个殿。现在的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在周代是中朝，在汉代是前殿，在唐代是正衙，凡是初一、十五起居以及册封妃后、皇子、王公大臣，面对四夷君长，考试制策、举人，都在这殿。现在的崇德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在周代是内朝，在汉代是宣室，在唐代是上閤，就是平日日常朝会的殿。东晋太极殿有东西閤，唐代设置紫宸上閤，效法这个制度。况且人君恭己南面，面向光明，紫宸黄屋至尊至重，所以巡幸就有大驾法从的盛况，登殿就有钩陈羽卫的威严，所以即使是平日日常朝会，也必须设立仪仗。前代称为入閤仪的，大概就是在平日登紫宸上閤的时候。”先在宣政殿前设立黄麾金吾仪仗，等待查验符契完毕，传唤仪仗，就从东西閤门进入，所以称为入閤。现在朝廷暂且把文德正衙权宜作为上閤，非常不符合法度。我私下看到长春殿正好与文德殿南北相对，恳请改建这个殿作为上閤，作为平日设立仪仗视朝的地方。那崇德殿、崇政殿，就是唐代的延英殿，作为双日日常听断政事的地方，大概临御的体式，才符合常规。现在舆论竟然把入閤仪注当作朝廷非常之礼，非常没有道理。我又听说唐代初年五天一朝，景云初年才开始修定贞观旧例。自从天宝年间战乱兴起之后，四方多事，肃宗以下都是平日临朝，双日不坐。平日如果遇到大寒、盛暑、阴雨连绵、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宰相应当奏事，当时特别开启延英殿召对，或者蛮夷入贡、功臣归朝，也特别开启紫宸殿引见。臣希望依照前代旧例，平日视朝，双日不坐。平日遇到大寒、盛暑、阴雨连绵、泥泞，也免除百官起居。双日在崇德、崇政两殿召对宰臣、常参官以下，以及非时蛮夷入贡、功臣归朝，也特别开启上閤引见，并请依照前代旧例处理。奏疏呈入没有回复。淳化三年五月甲午初一，皇帝登文德殿，百官入閤。旧制入閤只有殿中省细仗跟随两省供奉官先入，陈列在庭院。太宗认为仪仗太简略，命令有关部门另外设置黄麾仗，殿中省细仗仍然保留，遵循新制。大中祥符七年四月，命令有关部门依照新定仪制重画入閤图，唐朝职官全部更改，听从东上閤门使魏昭亮的请求。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诰李淑上时政十议，其中第十议请求修定入閤之仪。宝元二年，仁宗对辅臣说：“唐代有入閤礼

译如今这一礼仪并不常行，既然长久废弃而不加讲求，难道就不能在现今施行吗？”于是知政事宋庠上奏说：“近来陛下询问唐代入阁的礼仪，如今并不常行，臣退朝后查考了旧时的典章制度。入阁乃是唐代单数日在紫宸殿接受常朝时的礼仪。”

谨按：唐代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大明宫位于大内的东北方，世人称之为东内，而称大内为西内。自高宗以后，天子大多居住在大明宫，那里的制度尤为华丽完备。宫殿的正南方是丹凤门，门内第一座殿叫含元殿，举行大朝会时天子在此临朝；对着北方第二座殿叫宣政殿，称为正衙，初一、十五举行重大册封拜官仪式时天子在此临朝；再对着北方第三座殿叫紫宸殿，称为上阁，也叫内衙，单数日日常朝时天子在此临朝。

根据唐代的制度，凡是天子坐朝，必须在正衙殿前排列仪仗；或者天子只临幸紫宸殿，一旦传唤仪仗，仪仗便从宣政殿的两扇门进入，这就是所谓的东、西上阁门。如果拿本朝的宫制来对照，那么现在的宣德门就是唐代的丹凤门；大庆殿就是唐代的含元殿；文德殿就是唐代的宣政殿；紫宸殿就是唐代的紫宸殿。如今如果想要探求入阁的本意，并将其施用于仪典之中，就必须先在文德殿的庭院排列仪仗。如果天子只临幸紫宸殿，就传唤仪仗从东、西阁门进入，这样便大致与旧时的礼仪相合。只是现在的各座宫殿与唐代制度相比，南北并不相对正，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后来的议论因此有所不明。

又查考唐代自中期以后，双数日以及非固定时间大臣奏事，另外开设延英殿，就像如今假日天子临幸崇政殿、延和殿一样。由此可知唐代的制度，每逢坐朝的日子，就是入阁。而到了衰微之世，战乱频仍，五代草创，清晨朝会的制度更加趋向简易，正衙排列仪仗的制度因而就被废除了。其后偶尔有实行的时候，也是常人很少见到的，于是有人称之为盛大的礼仪，这实在是不对的。现在流传的入阁图，是官府记录常朝制度的图谱，就像阁门有仪制、敕杂坐图一样，这哪里算得上是罕见稀有的事情呢？况且唐代开元旧礼本来就没有这种制度，直到开宝年间，众儒生增补附会新礼，才开始记载初一、十五入阁的礼仪，又把文德殿当作上阁，错谬尤其严重。大概当时编撰的人查考不够深入，太宗朝时的儒臣张洎也有论奏，颇为精当洽切。我私下担心朝廷日后修复正衙排列仪仗的制度，想要让两制官员预先商议，以纠正旧的礼仪，而议论的人认为现在的殿阁与唐代不同，于是就没有实行。

到了熙宁三年五月壬子日，采纳宋敏求、王岐公等人的建议，才下诏初一、十五在天子临幸文德殿排列仪仗，而废除入阁的礼仪。入阁礼仪的始末就是这样。

译元祐党人

我们州的苍梧先生胡德辉（珵）曾对刘元城感叹张天觉的去世，元城没有说话。苍梧怀疑并询问他，元城说：“元祐党人只有七十八人，后来依附增添的人不算。”又说：“如今七十七人都已不在，只有我在罢了。”元城说这话时，确实是宣和六年十月六日。大概绍圣初年，章子厚、蔡京、蔡卞得势，凡是元祐年间的人都登记为党人，这些人无非都是一时的忠臣贤士，七十八人可以一一列举。此后凡是得罪了这几个人的人，逐渐被添加入籍。到了崇宁年间，蔡京把所有不依附自己的人全部登记为元祐奸党，多达三百九十九人。于是邪正混杂，那些并非正人君子却被列入元祐党籍的，大概有十分之六七。建炎、绍兴年间，按惯例给予褒奖追赠和推恩，后来议论的人说其中多有奸邪之人，如今他们的子孙又因此侥幸获得恩典，于是下诏加以甄别。

行卷

前辈递送行卷的礼节，都是连同名帖一起送入，大概是让主人先阅读文章，然后才见面。宣和年间，苍梧胡德辉拜见刘元城，还沿袭这个礼节。近年以来，大抵都等到相见的时候，当面递上书信启事。大多都是谋求差遣，乞求私人书信、干求请托、乞怜的话语。主人通常避嫌推辞，放入袖中退下后阅读，一两次看到多有这类话语，往往不再读完。他们正厌烦这种干求请托，怎么能替他们宣扬名誉呢？士人自处既然轻贱，而前辈对待士人的风气，至此也扫地以尽了。

氏族

氏族的讹误已经很久了。凡是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封国。这三个实际上同出一姓。自从分为三个，后代渐渐遗忘，就变成三个姓氏了。韩愈所说的徐与秦都出自韩，与何同姓之类就是这种情况。扬雄在蜀地没有其他扬姓，如今这个扬姓不再出现，也都混杂在杨姓中了。钱镠拥有吴越，吴越的人避他的讳，把刘字去掉偏旁成为金。王审知占据闽地，闽人避他的讳，把沈字去掉水旁成为尤。这两个姓氏实际上是一个姓氏。如今称复姓的人，都是从简写，比如司马就说马，诸葛就说葛，欧阳就说欧，夏侯就说侯，鲜于就说于，像这样的很多。沿袭不止，复姓又将混杂在单姓中了。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为于，因为读音与宪宗的名字相同。至今两个于姓已无法分辨。比如豆卢，大概是唐代大族，豆卢钦、豆卢望、豆卢瑑、豆卢革都曾担任宰相，而这个姓氏如今不再出现，大概是混杂在卢姓中了吧。

王文贞女婿入蜀

王文贞公担任宰相时，长女婿韩忠宪按例应当守任边远郡县。他得到了洋州，公私场合都对他的女儿说：“韩郎入川，你只管回我家，不要忧虑。我如果向皇上有所请求，将来让人指出韩郎因为岳父的关系奏请免除远行，那么造成的损害就不小了。”忠宪听了很高兴地说：“公待我恩厚啊。”我私下认为王公这一举动，对于治理国家来说非常公正，对于处理家事来说似乎未尽善。况且妻子是跟随丈夫的，生死祸福通常都应当共同承担。如今她的丈夫只是去边远郡县，就立刻让女儿回家享受安逸快乐，而让她的丈夫独自承受远行的劳苦，这难道是教导为妇之道的方法吗？唐代李晟在正岁，崔氏女回娘家省亲，李晟责备说：“你有家而婆婆在堂，妇人应当准备酒食，并且用来接待宾客。”立即拒绝她不得进门。李晟是武人尚且知道这是为公家考虑，即使他的女儿不肯远行，尤其应当用道义责备让她一同前往，让人们知道公虽然对父子有爱护，也不肯容许私情，更加彰显至公之道，那么在治理国家和处理家事方面，就都能尽善尽美了。

司马温公读书法

司马温公独乐园的读书堂，文史书籍万余卷，而公早晚常阅读的，虽然历经数十年，都像新的一样，仿佛手未曾触碰过。他曾经对儿子公休说：“商人收藏货贝，儒家只有这些罢了，然而应当知道珍视爱惜。我每年在上伏及重阳节期间，看天气晴朗的日子，就把几案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把群书放在上面，用来曝晒书脊，所以年月虽然深远，终究不损坏。至于打开书卷，必定先看几案洁净，借来茵褥垫着，然后端坐阅读。如果想要边走边看，就用方板托着，未曾敢空手捧着，不仅是因为手汗浸渍，也担心触动书脊。每次看完一版，就用右手大拇指侧面衬着书沿，而用食指侧面捻着夹过，所以不至于揉熟纸张。每次看到你们大多用手指甲撮起，很不符合我的心意。如今佛家和道家尚且知道尊敬他们的书，难道我们儒家反而不如他们吗？应当记住这一点。”

高密辞起复

《文选》记载李令伯《乞养亲表》说：“臣密今年四十四岁，祖母刘今年九十六岁，这是臣尽节于陛下的日子长，报答刘氏的日子短啊。”读者为之恻然动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复担任大宗正事，接连上章极力推辞，他的话也说：“念臣执丧报亲的日子短，致命徇国的日子长。”苏轼当时在禁林任职，应当起草答复诏书，看到他的奏章而哀怜他，于是入宫上札子请求听从他的坚守，诏书批准了。

范淳父字

范淳父内翰的母亲梦见邓禹来而生下淳父，所以名祖禹，字梦得。司马光给他写信说：“查《邓仲华传》，仲华内文明，笃行淳备，我想更改表德为淳备。既符合吉梦，又可以止住讹误，而且与令德相应，不知可否。”第二天又

译有一封信说：“昨晚我再次思考，‘淳备’这个名字显得太明显且直白，不如只用单字‘淳’，到时候配上‘甫’或‘子’来称呼。到了五十岁则称‘伯’或‘仲’，这就像子路有时被称为季路一样。您觉得如何？”我因此推论，刘仲原父、贡父、钱穆父都只取单字。有人说仲原父是用了程伯休父三字连用的方法，这是不对的。伯休父其实也只取单字罢了。大概伯、仲以及甫之类的字，本属于语助词，只是后世为了称呼方便而使用，并非用来彰显其德行。凡是如今用伯、仲、甫、子之类作为助词的，都取单字，这大概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意旨吧。

译射雁堂

闲乐先生陈公伯修【师锡】在太学读书时，与了翁交好。一天，两人一同聚集在宗室淄王的园圃中，有雁阵飞过，两人开玩笑说：“明年科举考试中取得天下第一的人，应当射中领头的大雁。”伯修拉弓射雁，一箭射中三只。了翁没有射中。不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射雁，也射中三只。伯修笑着说：“您大概是后来的榜眼或探花吧？”了翁说：“果真如此，应当代替您。”第二年徐铎主持的科举考试，伯修果然以第三名的成绩登第。三年后，了翁登第，也是第三名，两人都担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然互相代替，因此将便防命名为射雁堂。在此之前，了翁即将参加殿试时，问投子山的道士说：“我能做状元吗？”道士回答说：“没有第一，有第三。”了翁茫然不解。这一年时彦考中状元，了翁排在第三，这才明白道士之前的话。

闲乐异事

闲乐陈公伯修，在宣和三年，以祠官的身份居住在南徐。一天午睡，梦见来到一处地方，殿宇巍峨，中间有一位冠服像天帝的人正坐着，侍卫环绕排列。赞礼官引导陈公在殿下拜见，命令他登上大殿，安慰他很久，对他说：“您平生议论政事的奏章，可以全部抄录进献。”陈公回答说：“臣在杭州任职时，因为陈正汇的事情，郡守贾伟节派人搜查取走，大多已经焚毁，现在恐怕不能完全记起。”天帝说：“能记起的抄录进献。”随即有仙官引导陈公到廊屋下，帐幕中设有几案和笔砚，有一本青色的册子。陈公正在沉吟思考时，仙官说：“不必追忆，都在这里了。”打开册子给他看，平日所起草的奏章都在其中，即使是经过焚毁的也完整记载没有遗漏。陈公就抄录进献，天帝高兴地说：“已经安排您第六等官职了。”于是醒来，叫他的儿子大理寺丞陈昱到面前，拉着他的手按在他的脖颈上，那里裂开像小孩胎记一样的十字，热得像火一样，对他说：“替我写几十张拜帖，将要告别亲友，我要走了。”他的儿子请求说：“父亲要去哪里？”陈公把梦告诉了他。儿子说：“这是吉梦，大概有召回的诏书吧？”陈公说：“不是这样，丰相临终时，也梦见朝见天帝，大概是永远归去的征兆。”不久再次入睡，一会儿醒来，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三间黑漆屋子，这是棺椁的意象，我必定要去了。”不久南徐太守虞纯臣派人召见他的儿子，告诉他说：“刚才您的父亲有状子请求辞官，身体正健康强壮，为什么这样？”无法推测他的意思，因此询问陈公的话还没说完，听到传呼陈殿院到来，好像已经知道他的缘故，对太守说：“生死是定数，您为什么惊讶？”告诫他的儿子说：“凡是处理我后事的事情，不可以随意更改。”于是回家会见亲戚几十人，饮酒告别。退下后，命令众儿子、儿媳都坐下，摆上酒，谆谆告诫。家人见陈公没有疾病却突然这样，惊愕得不知道回答。等到夜里进入寝室，有个婢女杏香跑着告诉众儿子说：“殿院咳嗽不止，像生病的样子。”众儿子急忙跑去，他已经盘腿坐着而一只脚还没有上去，命令他的儿子为他收脚，刚做完就去世了。去世七天，忽然有个僧人想要入宅吊唁，因为平时不认识他而阻止。僧人说：“我确实不认识您，但前晚在〇洲，忽然梦见一个官员穿着红衣服骑马，随从很多，踏着波浪向北去，人马都不沾湿，旁边的人指着说：‘这是陈殿院。’等到进城，看见众僧人来做法事，才知道，所以想要瞻仰遗像，没有所求。”当时名流多作挽诗记载这件事。黄冕仲【裳】说：“不须再起草玉楼的记录，已经做了仙官第六人。”张子韶【九成】说：凌波应该做水中的仙，大概说的是这个。于是知道世间的伟人，都不是浑浑噩噩流转的人。傅说骑箕星成为列星，是可以相信的。

元城了翁表章

现在的士大夫议论四六文，大多喜欢用典精当，当下用字工巧，认为这是脍炙人口的。这固然是四六文所崇尚的，前辈的表章固然不废弃这一点。然而他们刚正的气概，显现在笔墨之间，读起来使人肃然起敬，君主为之改变脸色，奸邪之人为之胆破。元符末年，刘元城从贬所起用为郓州帅，应当经过京城，他的谢表说：“志向只在于报效国家，像江河万折也必定向东；忠诚用来侍奉君主，即使三次被贬也没有怨恨。”因此最终不能入朝觐见。大观年间，陈了翁在通州，编修政典局，取用《尊尧集》，了翁用表章进献，其中的话说：“愚公老了，更加坚定平险的决心；精卫渺小，不放弃填海的愿望。”后来竟然再次因此被贬。这两篇表章在用典用字上，也都精切，而气节凛凛像严霜烈日，与韩愈所说的“登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似乎不相等了。

王定国记东坡事

王定国甲申杂记说：天下的公论，即使是仇怨也不能夺取。李定审讯苏轼的案件，正紧急的一天，将要上朝，忽然在殿门对同僚说：“苏轼确实是奇才。”众人不敢回答。李定说：“即使是二三十年前所作的文字诗句，引用经传，随问即答，没有一字差错，确实是天下的奇才。”这恐怕未必如此。查考苏轼自从熙宁初年，王安石实行新法，从此诗语多涉及新法的不便。元丰二年，言官议论他作诗讥讽，于是获罪，相距只有十年，不到二三十年。假使能

译记录二三十年前创作诗文的原因，别人都能做到，似乎不值得对苏东坡说。定国记下这件事，只是特别喜爱苏东坡的宽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