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谿漫志卷四

译你一定会贫困。如果去见优孟，就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过了几年，他的儿子穷困潦倒，背着柴草，遇见优孟，对他说：‘我是孙叔敖的儿子，父亲临终时嘱咐我，因为贫困，去见优孟。’优孟说：‘你不要去别的地方，我就穿戴孙叔敖的衣冠，拍着手交谈。过了一年多，模仿得像孙叔敖，楚王和左右的人都不能分辨出来。’楚庄王设宴，优孟上前祝寿，庄王大吃一惊，以为孙叔敖复活了，想任命他为相。优孟说：‘请让我回去和妻子商量。’三天后担任相职，庄王答应了。三天后，优孟又来了，王问：‘妻子怎么说？’优孟说：‘妻子说：’千万不要做楚国的相，不值得做。像孙叔敖做楚相，竭尽忠诚廉洁，治理楚国，楚王得以称霸。如今他死了，他的儿子没有立锥之地，贫困地背着柴草，靠此维持饮食。如果一定要像孙叔敖那样，不如自杀。’于是唱道：‘住在山里耕田辛苦，难以得到食物。起来做官吏，贪婪卑鄙的人，不顾余财，遭受耻辱而死，家室富裕，又恐怕接受贿赂枉法，做奸邪触犯大罪，自身死亡而家灭。贪婪的官吏怎么能做呢！想到做廉洁的官吏，奉法守职，直到死不敢做坏事，廉洁的官吏怎么能做呢！’楚相孙叔敖坚持廉洁直到死，如今妻子儿女穷困，背着柴草吃饭，不值得做。’于是庄王向优孟道歉，于是召见孙叔敖的儿子，封给他寝丘。《史记》记载如此。我曾经游历浮光，孙叔敖就是该郡期思县人。期思现在废为镇，我得到了汉延熹年间所立的碑文记载此事，细节有所不同说：病重临死时，将没有棺椁，对他的儿子说：‘优孟曾许诺借给我千金。’优孟是楚国的乐长，与相君交好，虽然说了千金，实际上没有辜负。死后几年，庄王设宴以为娱乐，优孟于是陈述孙君做楚相的功劳，随即慷慨高歌，涕泪数行【缺一字】投首于王，王心感动觉悟，问优孟，优孟详细列举回答，于是寻找他的儿子而加以封赏。儿子推辞说：‘父亲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缺一字】而想要有赏，一定在潘国下湿贫瘠，人们不贪的地方，于是封给潘乡。潘就是固始。’而所载歌曲极其奇特说：‘贪婪的官吏可以做而不可以做，廉洁的官吏可以做而不可以做。贪婪的官吏不可以做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以做者，子孙因此家业成。廉洁的官吏可以做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以做者，子孙困穷披着粗布衣。’卖柴的贪婪官吏，常苦于富；廉洁官吏，常苦于贫。难道没看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接受钱财？品味他的词语，愤世嫉邪，含思哀怨，超过恸哭，比起《史记》所书，远甚！听的人怎能不感动呢？欧阳公《集古录》说防斯碑后世于是不再知道孙叔敖的名，饶又谓碑也罕见流传。我凭借《集古录》二十年间，寻求它广博且勤奋，才得到它说。

译史书记载祸福报应之事，应当体现劝善惩恶的用意。班固在《汉书》中记载田蚡杀害魏其侯、灌夫的事，结尾说：“田蚡生病，全身疼痛，好像有人打他。他呼喊服罪谢过，皇上派看鬼的人去观察，那人说：‘魏其侯和灌夫一起守着他鞭打，想要杀死他，最终死了。’这意思大概是说田蚡虽然侥幸逃脱了人间的杀戮，但鬼神却能够诛杀他。所以史书用来警示后人。”《唐书》记载崔器议论达奚珣的罪行，判处死刑后，崔器生病，叩头说：“达奚珣向我申诉，三天后就死了。”达奚珣背叛君主依附叛贼，死有余辜。崔器坚守正道依据法律，还有什么可申诉的？又怎么能成为正直之人的厉鬼呢？只是让叛逆之徒借此作为借口，这类事情删去不写就可以了。

古代居住的房屋，无论贵贱都通称为宫，起初并没有分别。从秦汉以来，才开始把天子居住的地方称为宫。《礼记》说：“父子不住在同一宫室”，又说：“儒者有一亩见方的宫室，四周墙壁环绕的房间。”林子中在京口作诗寄给东坡说：“想要呼唤没有家室的房客，五云楼殿锁住了鼇宫。”而东坡和诗说：“不要呼唤没有家室的客人，回去打扫峨眉山一亩见方的宫室。”大概都是源自于此。

伯父叔父称为诸父，兄弟的儿子称为犹子，所以都可以称为父子。二疏（疏广、疏受）受封，疏受是疏广兄长的儿子，而班固记载说：“当天父子都称病辞职。”又如今人称父亲为大人，而这本书中疏受叩头说：“听从大人的意见。”那么诸父也通称为大人，就像孟子所说的“大人”一样，大概都是对尊者的称呼罢了。

“子”是男子的通称。如果在文字中称呼老师，就说子某。在“子”字上面再加“子”字，表示与平常称呼不同。说我所尊师的人，就是某子罢了。《列子》是其门人所编纂，所以称为子列子。《公羊传》中，其弟子称他为子公羊子。到了隐公十一年称子沈子。何休注说：“子沈子，后来的老师沈子，称子冠在姓氏之上，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仅说“子曰”的，是为了区别于孔子。那些不在姓氏前加“子”的，是其他老师。陈后山因为曾巩（南丰）瓣香（敬重），称为子曾子，大概是用这种方法。刘梦得（刘禹锡）自己写传记，却在上面加“子”字，这是不对的。而现代人承袭他的错误，也多用来自称或称呼朋友，都是错误的。

士大夫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日的行为，难道只是凭借谈资作为观赏之美吗？大概是想付诸实用。建国初年派遣卢多逊出使南唐国主，回来时船停在宣化口，派人告诉国主说：“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唯独缺少江东各州，希望各自求取一本带回。”国主急忙命令抄写送给他，于是卢多逊得到了十九州的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少等情报带回朝廷，才开始有用兵的意图。熙宁年间，高丽入贡，所经过的州县都索要地图，所到之处都制造送交，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详细记载。到了扬州，牒文要求州府提供地图，这时陈秀公（陈尧佐）镇守扬州，欺骗使者想要尽览两浙所供的地图，仿照其规模制造。等到地图送到，都聚集起来烧掉，把这件事详细上报。陈秀公的举动，大概是因为前事有所感触激发。

曹孟德曾说：“年老还能学习，只有我和袁伯业。”东坡说：“这件事不仅今人不能做到，古人也很少。”东坡把《论语解》寄给文潞公的信中说：“即使没有可取之处，也足以见他穷困不忘道义，年老还能学习。”我私下认为年纪渐长而能留意于学习，这固然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其中自有滋味。大概老年人经历世事既多，明晓事理既深，打开书本时，迎刃而解，如同走旧路而见故人，所谓“温故知新”，人在少年读书与中年、晚年所见各不相同，作文也是如此。所以年老能学习，大概自有其乐。

温公评论魏惠王有一个商鞅却不能任用，让他回国成为祸害，丧失土地七百里，逃身大梁。我私下认为商鞅刻薄的手段，起初能使秦国称帝，最终能使秦国灭亡。如果用在魏国，他的手段还是一样的。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惠王还不能听从他的话，他的昏庸可知。温公不责备惠王不听从孟子仁义之言，却责备他不任用商鞅功利之说，为什么呢？公在这里必有深意，只是我不明白罢了。

《史记》西汉所记载的，高祖在卧室内夺取韩信军权的事，非常可疑。况且韩信是汉的名将，凡是用兵的方法，敌人的动静尚且应当知道，难道有他的君主夜宿驿站，而军中不知道斥候不明，可以想见了。周亚夫屯兵细柳，天子先驱到达，不能进入，现在却派人早晨进入他的卧室，称“汉使者到”，指挥召集诸将，更换他的军队，而还不知道。韩信刚起床，才知道，只有汉王来，大惊，那么他的军门壁垒毫无禁令，所谓的纪律究竟在哪里呢？假使敌人仿效这样做，他的败亡可以立刻等待。项羽死后，高祖又袭夺他的军队，作为将领而他的军队经常被袭夺，那就真成了儿戏。韩信号称能申明军法，恐怕不应该到这种地步。

唐宪宗在永贞元年八月即位，这个月，剑南西川刘

译刘辟自称留后。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叛。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日，杨惠琳被处死。十月戊子日，刘辟被处死。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元和元年，但韩愈的《平淮西碑》却说：“第二年平定夏州，又过了一年平定蜀地。”这大概是错误的。《新唐书》收录这篇碑文时，删去了“第二年平定夏州”这一句。

译晋史记载的事情，粗俗浅陋可笑的地方不止一处。比如评论阮孚喜爱木屐，祖约喜爱钱财，两人同样有所执着，却未判断出谁优谁劣。穿蜡屐固然不是高雅的事，但不过是嗜好偏狭罢了，怎么能与贪婪钱财、格调低俗的人同日而语呢？而写史的人一定要等到客人看见祖约清点财物，身体倾斜挡住竹箱，心里还不平静，才以此分出胜负。这连市井屠夫酒贩都不如，怎么配得上玷污史笔？还谈什么胜负呢？许敬宗之流，卑污低下没有见识，苏东坡认为把他们当作奴仆也不为过。

姚崇按次序提拔郎官，唐玄宗仰头看着殿屋，姚崇再三陈述，玄宗始终不回应，姚崇害怕地快步退出。高力士在旁边侍候说：“大臣奏事，陛下应当当面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怎么一点不省察呢？”皇帝说：“我任用姚崇处理天下大事，应当由他举荐贤能、罢黜不肖，郎官是低微的职位，难道要一一烦劳我吗？”高力士把这话传进内廷，皇帝对姚崇说的话才高兴，听到的人都信服。皇帝懂得君主的体统，后来的史论者也赞美他。我认为唐玄宗怠慢的心意已经在此显露。官吏虽然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但一个官吏不贤能，就会败坏一件事，君臣共同商议，也是常理，不应该因为职位低微就忽视它。即使想要表示信任的意思，也应当借此当面开导晓谕，让姚崇心里明白，怎么可以傲慢轻视、严厉拒绝，愤怒地不回答呢？这就是厌倦万机事务的繁杂，厌恶的意思已经显露在外，不再顾及省察了。后来竟然把政事委托给李林甫，专擅国家大权，把边防事务交给安禄山，最终导致大乱，大概祸根就在拒绝姚崇的时候种下了。

〇“错”这个字，古今都读作“措”字的音。潘岳《西征赋》说：“越过安陵而没有讥讽，相信惠声的寂寞；哀悼爰丝的正论，依靠梁剑在东郭；询问景皇在阳丘。”爰丝听信谗言而自夸戏谑，在棋局下丧命吴嗣。大概因一次赌博发怒，成就了七国称乱；反而帮助逆贼诛杀晁错，怨恨听信谗言而没有讨伐。这是阻止善行而鼓励恶行。根据这个，那么应该按本字读音，而前辈们起初却不是这样。不知道潘岳依据的是什么？

西汉有很多好语句，弊病在于读者弄乱了句读【去声】。比如《卫青传》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人奴”作为一句，“生得无笞骂足矣”作为一句，“生”读作“生”，是“与哙等为伍”的“生”，意思是人正把我当作奴仆，“平生得到鞭打辱骂已经足够了，怎么敢奢望封侯的事”？那么语句有意味，而且句法雄健。现在有人把“人奴之生”作为一句，只是把“生”字移到上句，就变得平庸浅陋了。

《西汉沟洫志》记载贾让治理河防说：“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修筑石堤激荡水流，使它向东抵达东郡平冈；又修筑石堤，使它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又修筑石堤，使它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又修筑石堤，使它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修筑石堤，激荡水流使它向东北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读者大多赞赏五次使用“石堤”二字而不显得冗长重复。我认为它的源头大概出自《禹贡》，从导河积石而下，到九州攸同，一段才二百多字，而使用“东至”“北至”的共有三十多处，都是连续重复。读起来起初不觉得烦琐，正像崇山峭壁，先后耸立，越险越奇。班固大概是效法这个。

质朴胜过文采就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虚浮。写史的人应当追求文采与实质相配，必须能够描摹当时的情状，如同就在眼前，才算尽善。如果只追求语言简略，那么下笔的时候，必然会有埋没本意的地方。比如秦始皇见茅焦的时候，记事的人写道：“王仗剑而坐，口正沫出。”看“口正沫出”四个字，那么秦始皇鸷忍虎视的样子，赫然可见了。写史的方法，应当如此。

季布当面折辱、在朝廷争辩，想在殿上斩樊哙，众人都害怕。吕后罢朝，就不再商议攻打匈奴，他的刚直可知了。曹丘生多次招揽权贵、顾惜金钱，侍奉贵人赵谈等人，与窦长君交好，季布写信劝谏窦长君，让他不要与曹丘生交往。他起初本来也是好的。等到曹丘生来见，起初没有别的话，只是进献谄媚之辞来取悦他，说他在梁楚之间有声望，想要游说宣扬他的名声于天下。他的奸佞取媚，也就像对待赵谈、窦长君一样。作为季布，应当骂他而不与他交往，像袁盎断绝与富人的交往那样是可以的。反而非常高兴，引为上客。季布到了这一步，多么荒谬啊？

《通鉴》记载唐太宗曾经亲自臂架猎鹰，望见魏征来，把它藏在怀里。魏征奏事，故意很久不停止，猎鹰最终死在怀里。查白居易《元和十五年献续虞人箴》说：“降及宋璟，也劝谏〇宗，温和的脸色听从采纳，进谏退让从容。等到宋璟快步退出，猎鹰死在手中。”所以开元年间的事流传无穷。那么这是宋璟劝谏唐明皇，不是魏征劝谏唐太宗。白居易在当时，耳目相接，一定有依据。大概是史书的错误，或者两件事都这样，恰好相似呢？

五代承接唐朝之后，虽然战乱不断，但距离唐朝不远，制度典章，人们还能够遵循。比如萧希甫议论内宴，枢密使不应当就座；李琪担任仆射，太常礼院说没有送上的文书；马缟、赵咸议论嫂叔之

译服；崔税以宰相身份修改他所起草的诏书，并引用经义坚决争辩。如果当时人人都能恪守唐代的制度，像这样，难道不能使国家长久立足吗？

译老泉称赞吴道子画的《五星云妆》，并非像今人嘴唇涂黑膏那样。我常疑惑天上星辰如此尊贵，妆饰却如此妖艳，为什么呢？等到看了《唐五行志》：元和末年，妇女梳圆髻、椎髻，不戴首饰，不施朱粉，只用黑膏涂唇，样子像悲伤哭泣。这才明白唐代的俗工，制作当时流行的妆饰，假托吴道子的名字，来欺骗世俗之人，星辰并不是这样的。

从前有人说：“痛饮读《离骚》，可称名士。”世人往往传颂这句话。我常嘲笑这种说法。正当痛饮时，天地一同沉醉，万物同归一体，却还要对着幽忧悲愤的作品皱眉，反而自称名士吗？张季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真是通达者的言论啊。

邵博著书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对属官范纯父说：“各史中的诗赋等，如果只是文章，就可以删去。”大概司马光的意思，士人想要立足于天下后世，不在于空谈。如屈原因忠被废，直到沉汨罗而死，所写的《离骚》，淮南王、太史公都说可以与日月争光，难道是空谈吗？《资治通鉴》连屈原的事都全部删去。《春秋》褒扬细微的善行，《资治通鉴》掩盖日月的光辉，为什么呢？司马光应当有深刻的见识，在《考异》中却找不到。我认为三闾大夫因忠被放逐，然而行走吟咏怨恨，表现在神色言辞中，张扬自己显露才华，班固讥讽他怨刺，所写的《离骚》，都是幽忧愤叹之作，不是一饭不忘君主的道义，大概不可以作为训诫。所谓与日月争光的，只是褒扬他文词之美罢了。司马光选取人物，必考察其始终大节，屈原沉渊，大概不符合圣人的中庸之道，区区修饰辞藻的工巧，又哪里值得计算呢。

古今人作诗话很多。近代谢伋作《四六谈麈》，王铚作《四六话》，非常新奇，以前不曾有这些。然而《谈麈》记载陈去非起草《义阳朱丞相起复制》说：“眷予次辅，方宅大忧，有以宅忧为言者，令贴麻。”陈去非改为：“方服私艰。”说话的人又认为语忌。又说：“叔祖逍遥公【谢显道】初不入党籍。”朱震任内相时，因起初被废锢，请求依党籍例，任命一子为官。谢伋作谢启说：“刻石刊章，偶逃部党。”按谢伋记载这两件事都错了。“宅忧”二字乃有防令，綦处厚贴麻。陈去非曾待罪，不是让他自己贴改。谢显道崇宁元年入党籍，到四年立奸党碑时，早已出籍。一子得致仕恩，仅监竹木务而死，所以朱震向朝廷请求，又得一子为官。他的奏牍说：“名在党籍。”是对的。谢伋记载当时所见，偶尔差错，恐怕误让作史者采录，所以为此纠正。

孟子论齐语，说：“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注：庄岳，齐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乱，伐内宫，弗克，又陈于岳。”注：岳，里名也。曹刿为齐相，嘱咐后相说：“以齐狱市为寄，勿扰也。”狱字合从岳音，大概说岳市是齐国街市之地，奸人所容，所以应当不要扰乱它罢了。

梁谿漫志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梁谿漫志卷六宋费衮撰成都大成殿

成都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年间，气象雄浑。汉人用大隶书记录其修筑岁月，刻在东楹上。至今千余年，岿然独存，大概还像鲁灵光殿一样。绍兴丙辰年，高宗因府学教授范仲殳的请求，亲自挥毫，书“大成之殿”四字赐给他。后来胡世将宣抚川陕，治理成都，到殿四周查看，栋梁只更换太腐朽的，增加几千片瓦，而不敢改变旧貌。

蜀中石刻，东坡文字稿，其改窜处很多，玩味它可以启发学者的文思。现在详细注释两篇于此，请求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学问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在“臣”字上涂去“而”字。私下认为人臣之献忠，改作纳忠，方多传于古人，改作古贤。又涂去“贤”字，复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学则过，改“学”字。作文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察为明，改作“以苛刻为能，以猜忌为术”。而贽劝之以推诚。好用兵，而贽以消兵为先；好聚财，而贽以散财为急。后于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驭将之方，先写“驭兵”二字，涂去注作“治民”。改过以应天变，改作“天道远，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圣明，若得贽在左右，则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并涂去，改云“必喜贽议论，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