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者，其舜也欤。”然则舜果一无所为者乎？曰非也。舜之工夫全在未受尧禅时。父顽母嚣，却要在父母上做工夫。象傲，却要在兄弟上做工夫。家人睽起于妇人，却要在二女上做工夫。以至耕稼陶渔，迅雷风雨，无非是做工夫处。做得如此有为法，才好到无为而治的境界。诗不云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之一字，正列子御风之御，着不得一毫人力。此极可状无为之旨也。不然藉口无为，深居高拱，如秦二世以天下托之赵高李斯，唐玄宗以天下托之杨国忠李林甫，治乎乱乎！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余曰：“人有有为也，而后可以无为。”
译这说的，大概就是舜吧。”然而舜果真是什么都不做的人吗？回答说：不是的。舜的功夫全在未接受尧禅让之前。父亲愚顽，母亲嚣悍，却要在父母身上用功。弟弟象傲慢，却要在兄弟身上用功。家人间的乖离起于妇人，却要在两个女儿身上用功。以至于耕种、制陶、捕鱼，以及迅雷风雨，无不是用功的地方。做到如此有为的境地，才能到达无为而治的境界。《诗经》不也说吗：“给妻子做出榜样，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好家邦。”这个“御”字，正是《列子》中御风而行的“御”，容不得丝毫人为造作。这最能形容无为的宗旨。否则，借口无为，深居高拱，像秦二世把天下托付给赵高、李斯，唐玄宗把天下托付给杨国忠、李林甫，这是治世还是乱世呢！孟子说：“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我说：“人有所为，然后才能无为。”
今人作铭状表传，皆是花脸文字。戏子上场，凡花脸净丑说话，多是虚而不实。今铭状表传得无类此耶！吾人通于鬼神之间者，但有言行两端，若信笔胡乱道去，如何服得鬼神？《易》曰：“修词立其诚。”此语甚有味。韩柳作志传，皆不轻与人。即欧阳永叔撰《尹师鲁墓志铭》，及叙辨所以作墓志之意，其书载集中，凿凿不少假借，盖皆有古人之风。至于今以多为贵，甚则文字短简。子孙有祈请增益者，尤为可笑。汉司徒霸，遣西曹属侯子道，奉书严子陵。子陵曰：“我手不能书。”乃口授之。以林牍杖与子道削书之。子陵曰：“喻数语乎。”子道曰：“书何太少？可更足。”子陵曰：“买菜乎，求益也。”
易之睽卦曰：“睽，小事吉。”夫既睽矣，何吉之有？盖别嫌明微，皆主于睽，微者从小事始也，故吉。卦上巽下坎曰涣坎，险也。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所谓外其身而身存也，二氏之放身失命，儒者之见危授命，易之所谓涣其躬乎？
范文正父子，以麦舟助丧，乃石曼卿耳。公父子盛德，此非其所难。石曼卿天下士也，状貌岸伟，慕古人奇节，以文采气谊豪一世。所交如欧文忠公，张文节公，皆奇之。特落落当其意者无几人，故常为大理丞，而贫不能葬母。文正父子见之，自然倾舟相助。此何足以为范公重？如曼卿之贫，乃可重也。郭元振家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缞服叩门者，自言五世未葬，尽数与之，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为公东吴故旧耶！欧阳为文正作《墓志铭》，为石曼卿作《墓表》，皆不载麦舟一事。盖公之盛德不专在此，正如云长公秉烛达旦，未尝见正史。即使有之，乃举为一生大节。此非知云长者。
《孝经》闺门一章，由周秦而下，传汉至唐，列为二十二章。开元间，博士司马贞为国家讳。始黜之，而唐遂有马嵬之祸，则《孝经·闺门》之教废也。王荆公谓《春秋》烂朝报，不列学官，使先圣笔削之书，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而宋遂有夷狄北辕之祸，则《春秋》内外之防，与复仇之教废也。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书抹去，祸及家国，宣尼之书可谓灵矣。故曰：“畏圣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书生习举业，先要做得出为主。汉高帝为义帝发丧，袒发而哭者三日。时势该哭，便做出许多哭的模样。此高帝文章也。光武之兄演，为更始所杀，恐其见疑，饮食言笑，无异平时。时势该不哭，便做出许多不哭的模样，此光武文章也。今人喜怒哀乐不特不中节，且皆草草放过去，成得恁的英雄？
汉高不杀秦子婴，史称其宽仁大度。然毕竟有败露处，项氏已没，项伯以下赐姓刘。又令诸故项藉臣名藉。郑君尝为项藉将，属汉不奉诏。诏尽拜名藉者为大夫，而逐郑君，却是露出本色也。我太祖方元主殂闻至，群臣皆贺。谓侍御史刘炳曰：“尔本元臣，今日之捷，尔不当贺。”因命礼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
太祖常躬祭历代帝王庙，至汉高像前曰：“我与公皆以布衣起得天下。公是好汉子。”命再加一爵。议者谓汉高与太祖略相类。余谓无论他事，即以前二事并观之，汉高岂能及得我太祖来？
孔明取刘璋，子瞻非之，不知璋之父子，盖汉贼也。璋父为刘焉，刘焉内求交阯牧，欲避世难，议未即行。董扶私谓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黄巾杀绵竹令，徙治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张鲁每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刘焉家。故刘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刘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及天下诸侯共诛董卓，保州自守，略不出兵。刘焉意渐盛，造作乘舆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表上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时刘焉刘璋，以车献帝，为奉车都尉。在京师，刘焉托疾召刘
译如今人们撰写铭文、状文、表文、传记，都是些花哨虚浮的文字。戏子登台，凡是花脸、净角、丑角所说的话，大多虚而不实。如今的铭文、状文、表文、传记，难道不与此类似吗！我们人与鬼神相通之处，只有言行两个方面，如果信笔胡乱写去，怎么能说服鬼神呢？《易经》说：“修饰言辞以确立诚信。”这句话意味深长。韩愈、柳宗元撰写墓志铭和传记，都不轻易给人写。即使像欧阳修撰写《尹师鲁墓志铭》，以及叙述辨析撰写墓志铭的缘由，其文章收录在文集中，确凿无疑，毫不假借，大概都具有古人的风范。至于如今以写得多为贵，甚至文字短小简略。子孙中有请求增加字数的，尤其可笑。汉代司徒霸，派遣西曹属侯子道，带着书信去拜访严子陵。严子陵说：“我的手不能写字。”于是口授内容。把林牍杖交给侯子道削刻书写。严子陵说：“明白这几句话吗？”侯子道说：“写得太少了，可以再充实一些。”严子陵说：“买菜吗，还想要更多。”
《易经》睽卦说：“睽，小事吉。”既然已经乖离，怎么会有吉利呢？大概辨别嫌疑、明察细微，都主要在于乖离，细微之处从小事开始，所以吉利。卦象上巽下坎称为涣卦，坎代表险。六三爻辞说“涣其躬，无悔”。象传说：“涣散自身，志向在于外部。”这就是所说的“置自身于度外而自身得以保全”。道家、佛家舍弃身体、丧失性命，儒家见到危难献出生命，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涣散自身”吗？
范文正公父子，用麦船资助丧葬，那是石曼卿的事。范文正公父子品德高尚，这并非他们难以做到的。石曼卿是天下名士，相貌高大雄伟，仰慕古人的奇节，以文采和气节豪放一世。他所交往的人如欧阳修、张咏，都对他感到惊奇。只是符合他心意的人没有几个，所以他常任大理丞，却贫穷得无法安葬母亲。范文正公父子见到这种情况，自然倾尽船中之物相助。这哪里足以增加范文正公的声望呢？像石曼卿这样的贫穷，才值得称道。郭元振家送给他四十万资钱，恰逢有穿丧服的人敲门，自称五代祖先未曾安葬，郭元振全部给他，何况是范文正公父子呢！何况石曼卿又是范文正公在东吴的老朋友呢！欧阳修为范文正公撰写《墓志铭》，为石曼卿撰写《墓表》，都不记载麦船资助一事。大概范文正公的盛德不仅仅在于此，正如关羽秉烛达旦，正史中未曾记载。即使有记载，把它作为一生的大节来举荐，这不是了解关羽的人。
《孝经》闺门一章，从周秦以来，传到汉代至唐代，列为二十二章。开元年间，博士司马贞为国家避讳，开始废除这一章，于是唐代发生了马嵬坡之祸，这就是《孝经·闺门》的教化被废除的结果。王安石认为《春秋》是烂朝报，不列入学官教材，使得先圣笔削之书，君主听不到讲解，学士不能相传习。于是宋代发生了夷狄北上的祸患，这就是《春秋》内外之防，与复仇的教化被废除的结果。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这两本书被抹去，祸患波及家国，孔子的书可谓灵验了。所以说：“敬畏圣人之言。”
帝王做事，如同书生练习科举文章，首先要做得出来为主。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袒露头发哭泣了三天。时势该哭，便做出许多哭的样子。这是汉高祖的文章。光武帝的哥哥刘演，被更始帝杀害，光武帝恐怕被怀疑，饮食言笑，与平时无异。时势不该哭，便做出许多不哭的样子，这是光武帝的文章。如今人喜怒哀乐不仅不合节度，而且都草草放过，怎么能成为英雄呢？
汉高祖不杀秦王子婴，史书称他宽仁大度。然而毕竟有败露之处，项羽已灭，项伯以下赐姓刘。又令所有原来项羽部下名叫“藉”的人改姓。郑君曾做过项羽的将领，归属汉朝却不奉诏。诏书任命所有名叫“藉”的人为大夫，而驱逐郑君，却是露出了本色。我太祖皇帝刚听到元主去世的消息，群臣都来祝贺。对侍御史刘炳说：“你本是元朝臣子，今天的捷报，你不该祝贺。”于是命令礼部张贴告示，凡是北方捷报传来，曾经仕元的人，不许称贺。
太祖皇帝常亲自祭祀历代帝王庙，到了汉高祖像前说：“我与您都以布衣起家得到天下。您是个好汉。”命令再加一爵位。议论的人认为汉高祖与太祖皇帝大致相似。我认为无论其他事，仅以前两件事并观，汉高祖怎么能比得上我太祖皇帝呢？
诸葛亮夺取刘璋，苏轼非议他，不知道刘璋父子，其实是汉贼。刘璋的父亲是刘焉，刘焉向内请求交阯牧，想避世难，议论未立即实行。董扶私下对刘焉说：“京师将要动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刘焉听到董扶的话，心意更在益州。黄巾军杀死绵竹令，迁治绵竹，安抚接纳离叛之人，务行宽惠，暗中图谋异计。张鲁起初以鬼道行事，又有少容，常往来刘焉家。所以刘焉派遣张鲁为督义司马，驻守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刘焉上书，说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其他事杀害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等到天下诸侯共同诛杀董卓，刘焉保州自守，几乎不出兵。刘焉心意渐盛，制造乘舆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上表说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当时刘焉、刘璋，以车献帝，为奉车都尉。在京师，刘焉托疾召刘
璋，刘璋自表省刘焉，焉遂留璋不还。未几刘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则天之厌刘焉久矣！刘焉死，刘璋立。收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东州兵，闻曹操征荆州，已定汉中。遣阴溥致敬于曹操，操加刘璋振威将军，又遣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及杂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尝有一毫乃心于汉室也。宗室之中，自怀异图，先主欲伸大义于天下，舍刘焉父子将谁往哉？况先主不取，则益州必为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尽归其财物于刘璋也。孔明在草庐时，看得刘焉原是汉室罪人，而刘璋方归诚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刘璋，亦是断曹操狡兔一窟。若使关中与巴蜀相连，老瞒骁雄，如何可制？富贵不处，贫贱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许由陈仲子相似，许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蚓讥之。故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抽去名根，则富贵贫贱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则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恶也夫。”
译刘璋，刘璋自表省刘焉，焉遂留璋不还。未几刘焉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则天之厌刘焉久矣！刘焉死，刘璋立。收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东州兵，闻曹操征荆州，已定汉中。遣阴溥致敬于曹操，操加刘璋振威将军，又遣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及杂御物于曹操，其父子未尝有一毫乃心于汉室也。宗室之中，自怀异图，先主欲伸大义于天下，舍刘焉父子将谁往哉？况先主不取，则益州必为曹操所得，曹得之必不能如先主尽归其财物于刘璋也。孔明在草庐时，看得刘焉原是汉室罪人，而刘璋方归诚于操，如虎加翼。剪除刘璋，亦是断曹操狡兔一窟。若使关中与巴蜀相连，老瞒骁雄，如何可制？富贵不处，贫贱不去。此是君子路上人。然只恐胸中着一好名之心，如许由陈仲子相似，许由洗耳，巢父引牛去之；仲子咽李，孟氏以蚓讥之。故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抽去名根，则富贵贫贱境界上，方才得力，成名则去。仁矣！是君子之所恶也夫。”
《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其惟圣人乎！此不见一法之圣人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此识法者惧之圣人也。前圣人是李广饮羽石虎之箭也，后圣人是养由基百步穿杨之箭也。其实有两个圣人也。
夜间与客饮茶。客问曰：“事君事亲同乎？”余曰：不同。陆绩怀橘奉母，便谓之孝子；丁晋公献大龙团茶，蔡君谟献小龙团茶。欧阳公惊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钱惟演献洛下牡丹，东坡诗云：“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推此，则事君事亲必有分矣！客曰：“此论殆为近来献纳，与矿税发也。”余不答。
谢铎云：我太祖皇帝远过于宋者有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二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三威加胜国，而锋刃不交；四躬自创业，而临御最久；五申明祖训，而家法最严。陆文量又云：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其大者数事：如前公主寡，再为择婿，今无之；前代中官被宠于朝臣并任有以功封公者，今中官有宠者赐袍带，有军功者增其禄食而已；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杀之权，今虽王公不敢擅杀人；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寮，今大臣有专权选官之律；前代文庙圣贤，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国学，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镇海渎，皆有崇名美号。今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及历代忠臣烈士，后世溢美之称，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予思之更有十事：前朝太学生皆上书，吾朝独生员不许陈民间利弊一也；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天子自为居守二也；阁臣部寺之长，与边腹大帅，外廷会推内廷，不得专擅三也；母后不称制四也；勋戚不干政五也；皇子讲官，即宫坊寮采，不立博望苑，不开天策府六也；无殉葬七也；不用黥刺荆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八也；京师有热审，省直有减刑，非大吉典不轻赦九也；宋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孙，孙又任其子，任侄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荫子入监，纨绔子弟不滥朝籍十也。然则定鼎卜历，尚可量哉！
古礼有不可行者，如父母死，登屋极挑鼠穴而求其人。此后世所谓招魂也。哀痛仓卒，何暇升屋而号？又如三日殓，六月腐尸，何忍坐视？又如不祔葬，为不忍先死者之复见也，夫妇同穴，子孙昭穆，地气若吉，何得更求别壤？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橙；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今坟无贵贱皆松柏矣！何能独栽杨柳？又如妇三月而后庙见，先儒云：未三月尚在可出之条，则三月后，虽有大过不可出乎！又如妇未庙见而死，则以妾礼葬之。夫生为妇，死为妾。礼乎？又如年一巡狩，后宫六军扈跸而从，供应骚然，狡逆窃发，即以舜之德，不能返苍梧之驾；秦之威，不能还沙丘之尸，则后世又可知也。又如夏月不暴布，恐暑气入布，人吸其气以致疾。然今民间多有暴布者，何尝中暑？又如周礼，季春之月会男女，奔者不禁，是教民淫也。冬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取之无禁，是教民盗也。又如寡妇不夜哭，哀至则哭。何昼夜之有？大抵古礼有难行者皆此类，变而通之，则在有识之儒而已。
唐文皇以《兰亭》赐欧虞褚薛摹之，四公无一笔似《兰亭》者。而结法自合，盖纵肖亦是右军以后第二人耳！李于鳞摹古乐府，至更其句法，以为不被古人所困。然读其易水垓下二歌，其果与荆卿项王情境合否？余尝谓刻画古人，是后生第一病。武陵桃花，惟许渔郎问津一次，再迹之便成村巷矣！禅家公案亦然，不独诗文也。
古之得道者，火焚其躯。目睛牙齿，炽然不坏。烟气所肃，都成舍利。余今蛀齿蒜发，衰相已现。张天觉云，皆于本分事上。十二时中，不曾照顾微细流注。生大我慢，此是业主鬼来借宅。东坡云：无罪而得谤，未
译《易经》说：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守，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这是指那些看不见任何法则的圣人。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人，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这是指那些畏惧法则的圣人。前面的圣人是李广射穿石虎的箭，后面的圣人是养由基百步穿杨的箭。其实这里有两个圣人。
夜间与客人喝茶。客人问：“侍奉君主和侍奉父母是一样的吗？”我说：不一样。陆绩怀里藏着橘子献给母亲，就被称为孝子；丁晋公进献大龙团茶，蔡君谟进献小龙团茶。欧阳公惊讶地说：“君谟是读书人，怎么至于做这种事？”钱惟演进献洛阳牡丹，苏东坡诗中说：“洛阳相君是忠孝之家，可怜也进献姚黄牡丹。”由此推论，那么侍奉君主和侍奉父母必然有区别了！客人说：“这个议论大概是因为近来进献贡品，以及矿税的兴起吧。”我不回答。
谢铎说：我们太祖皇帝远远超过宋朝的地方有五点：一是击退异族，收复中原；二是在南方奠定基业，统一天下；三是威势加于前朝，却兵刃不交；四是亲自创业，在位时间最长；五是申明祖训，家法最严。陆文量又说：本朝的政体，超越前朝的主要有几件事：如前朝公主寡居后，再为她选择丈夫，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前朝宦官被朝臣宠信，并且有凭借军功封公的，现在宦官受宠的只赐袍带，有军功的只增加俸禄而已；前朝府刺史都有生杀大权，现在即使是王公也不敢擅自杀人；前朝重臣可以自行征召下属官吏，现在大臣有专权选官的律令；前朝文庙圣贤，都用塑像。本朝初建国学，革除塑像，都用木牌位；前朝岳镇海渎，都有尊贵的名号。现在只用山水本名称呼其神，郡县城隍，以及历代忠臣烈士，后世过分美化的称呼，都命令革除；前朝文武官员都可以使用官妓，现在挟带宿娼有禁令，甚至罢免职务不予叙用。我思考还有十件事：前朝太学生都可以上书，我们朝唯独生员不允许陈述民间利弊，这是一；九边重镇以制府文臣为将领，天子亲自坐镇京师，这是二；内阁大臣、六部寺卿之长，与边疆腹地的统帅，由外廷会推，内廷不得专断，这是三；母后不临朝称制，这是四；功臣外戚不干预朝政，这是五；皇子的讲官，就是宫坊的僚属，不设立博望苑，不开设天策府，这是六；没有殉葬，这是七；不使用黥刑、刺字、荆杖、割鼻、阉割等刑罚，臣下敢有奏请使用这些刑罚的，文武群臣，立即弹劾，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这是八；京师有热审，各省有减刑，不是大吉典不轻易赦免，这是九；宋朝制度，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次郊祀任命一人，两制以上，一年任命一人。儿子又任命孙子，孙子又任命儿子，任命侄子、外甥的也有。现在三品以上才能荫庇儿子入国子监，纨绔子弟不滥入朝籍，这是十。既然这样，那么定鼎卜历，还可以衡量吗！
古礼有不可实行的，如父母去世，登上屋顶挑开鼠穴寻找亡人。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招魂。哀痛仓促，哪有空闲登上屋顶哭号？又如三天后入殓，六个月尸体腐烂，哪忍心坐视？又如不附葬，是因为不忍心让先死的人再次见到，夫妇同穴，子孙昭穆有序，地气如果吉利，哪能再寻求别的地方？天子坟高三仞，种松树；诸侯一半，种柏树；大夫八尺，种橙树；士四尺，种槐树；庶人无坟，种杨柳。现在坟墓无论贵贱都种松柏了！怎么能单独种杨柳？又如妇女三个月后才到宗庙拜见祖先，前代儒者说：未满三个月还在可以休妻的条款内，那么三个月后，即使有大过错也不能休妻了！又如妇女未拜见宗庙而死，就用妾的礼仪安葬。活着是妻，死了是妾。合乎礼吗？又如一年一次巡狩，后宫六军护卫跟随，供应骚动，狡诈叛逆趁机发动，即使是舜的德行，也不能返回苍梧；秦的威势，也不能运回沙丘的尸体，那么后世就更不用说了。又如夏天不暴晒布匹，恐怕暑气进入布中，人吸入其气导致疾病。然而现在民间多有暴晒布匹的，何曾中暑？又如《周礼》，季春之月聚会男女，私奔不禁，这是教民淫乱。冬天农民有不收藏积聚的，取之无禁，这是教民盗窃。又如寡妇不夜间哭，悲哀到了就哭。哪有昼夜之分？大概古礼难以实行的都是这类，变通它，就在有见识的儒者而已。
唐太宗把《兰亭序》赐给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临摹，四位公没有一笔像《兰亭序》的。但结构法则自然符合，大概即使肖似也是右军之后的第二人罢了！李于鳞临摹古乐府，甚至更改其句法，以为不被古人所困。然而读他的易水、垓下二歌，其果与荆轲、项王的情境相合吗？我曾说刻画古人，是后生第一大病。武陵桃花，只允许渔郎问津一次，再追寻便成村巷了！禅家公案也是如此，不独诗文也。
古代得道的人，火焚其躯。眼睛牙齿，炽热不坏。烟气所过，都成舍利。我现在蛀齿蒜发，衰相已现。张天觉说，都在本分事上。十二时辰中，不曾照顾微细流注。生大我慢，这是业主鬼来借宅。苏东坡说：无罪而得谤，未
凡声何以近则闻？远则不闻乎！盖声尘远近于闻性中，闻性无远近也。譬之像影，远近于镜光中，镜光无远近也。吾身聚散于吾性中，吾性无聚散也。此之谓定，非求定也，本不动故。
鲁昭二十五年甲申夏，有《瞿谷来巢注》，谓此鸟穴居，以来巢为异，而此鸟本不穴居也。瞿谷即今牛豕鹊，以夏月孕子，夺其鸦巢，乃群小凌高大。此季孙不臣，昭公去国之兆，故自夏月书来，即于当年九月书公逊于齐，明年公居于郓，又明年公至自齐。复归于郓，又明年公次于乾侯，自是不归。逾三十有二年，竟死其地，此为昭公之兆明矣！鲁地旧无此鸟，故以来巢为异，非谓其去穴也。列子云：瞿谷不逾济，狐逾汶则死，地气然也。如洛阳本无杜鹃，宋时始至。河水本无鼋，石勒时始有。佛图澄以为桓温入河之兆，即此类也。余闻之于蜀僧湛然云：诗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绵密周致，密则神为拘迫，疏则天真烂漫。《史记》之佳处在疏。《汉书》之不如《史记》在密。元画疏，宋画密。气韵生死，皆判于此。
唐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凑乱河朔，加裴度镇州行营招讨使。时元桢结宦官魏弘简求执政，恐裴度复当国。因经置军事，数持梗，不使有功。裴度上书暴元桢过恶，以为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河朔患小，禁闱患大。臣自兵兴以来，所陈章疏，事皆切要。所本书诏多有参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轻，遭奸臣抑损之事不少，进退皆受羁牵，意见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无成。则天下理乱，山东胜负，悉不顾矣！表三上，上虽不悦，以裴度大臣，不得已罢魏弘简元桢近职。俄擢元桢与裴度俱宰相，尔时白乐天交元裴间，相与倡和诗皆载集中。若使过高之论，乐天宜亲晋公而疏微之。然乐天与微之始终无间言，生则觞咏不绝，死则为微之作《墓志》，赞叹不绝，略不露与晋公交恶之状。亲者无失其为亲，故者无失其为故，道固尔也。若在今日，不以为趋炎附热于生前，则以为匿瑕含垢于死后。将乐天猜作何等人矣？古今人不相及如此夫！春日读元白长庆二集，因感而记之。
井田者，古今老师宿儒习称之。而少年迂而讳言之，讳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遗意。其傅会之而习称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盖其事与田猎相表里，徒论井田而不兼论田猎，则井田之精神不备，而公经纬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累累乎垂东迁而后绝者，则井田之兵农合也。其兵农合者，则田猎之法联络乎其中，以黜夫富强之名，而阴收夫富强之实也。圣人之治天下，其虑长，其谋远，其法度似疏阔而实精严，其事出乎此，而意实寓乎彼。盖不特近可以笼匹夫匹妇一时之耳目，即后之老于周官者，曰以井田为聚讼，而终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即儒者猥云寓兵云尔，然亦终不能舍子舆氏之故闻，而畅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镇国家，抚百姓，欲以长子孙而杜奸诡，则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气好胜之民，则劲悍难使，势必至于毒民而后已。圣人以为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里田猎，乃圣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穷。所谓合之则双美，而离之则两伤者也。夫有兵则有营，有阵，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阅有时，其春秋夏冬，昼战夜战有法，其兴师振旅有礼，凡此者皆兵之大纪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后世莫得而详。然其井田之神巧变化，则散见于《车攻》、《七月》诸篇，而微隐于周官田猎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亩，自箕子之九畴始也，八家皆私百亩，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为大将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为正兵以居四正，为奇兵以居四隅。对敌则正兵迭出，掎角则奇兵互张。止则大营包小营，行则大阵包小阵，断之而为三，则吴磷之三叠；出之而为六，则李卫公之六花；全演之而为八，则武侯之天地风云龙虎鸟蛇。而法止矣！虽然，此犹兵家之
译大凡声音为什么近处能听见，远处就听不见呢？这是因为声音的远近存在于听觉本性之中，而听觉本性本身是没有远近之分的。这就好比影像的远近存在于镜光之中，而镜光本身是没有远近之分的。我的身体在自性中聚合或消散，而自性本身是没有聚散之分的。这就叫做“定”，并不是去追求定，而是本来就不动的缘故。
鲁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年夏天，有《瞿谷来巢》的注解，说这种鸟穴居，所以“来巢”被视为怪异，但实际上这种鸟本来就不穴居。瞿谷就是现在的牛背鹭，它在夏季孕育幼鸟，抢夺乌鸦的巢穴，这是弱小欺凌高大的表现。这是季孙氏不臣服的征兆，也是昭公离开国家的预兆，所以从夏天开始记载这件事，当年九月就记载昭公退位到齐国，第二年记载昭公居住在郓地，又第二年记载昭公从齐国回来。再次回到郓地，又第二年昭公驻扎在乾侯，从此不再回国。过了三十二年，最终死在那里，这作为昭公的预兆是很明显的了！鲁地以前没有这种鸟，所以把“来巢”视为怪异，并不是说它离开了洞穴。《列子》说：瞿谷不越过济水，狐狸越过汶水就会死，这是地气使然。就像洛阳本来没有杜鹃，宋朝时才开始有。黄河本来没有鼋，石勒时才开始有。佛图澄认为这是桓温进入黄河的预兆，就是这类情况。我从蜀地僧人湛然那里听说：写诗文只要单刀直入，最忌讳绵密周致，太密则精神被拘束，太疏则天真烂漫。《史记》的好处在于疏朗，《汉书》不如《史记》在于太密。元代绘画疏朗，宋代绘画绵密。气韵的生死，都判断在这里。
唐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凑在河朔作乱，加封裴度为镇州行营招讨使。当时元桢勾结宦官魏弘简谋求执政，担心裴度再次掌权。于是借布置军事为名，多次阻挠，不让裴度立功。裴度上书揭露元桢的罪过，认为陛下想要扫荡幽州、镇州，首先应该肃清朝廷，河朔的祸患小，宫禁的祸患大。臣自从战事兴起以来，所呈上的奏章，事情都很切中要害。所依据的诏书多有参差，蒙受陛下托付的意思不轻，遭受奸臣压制损害的事情不少，进退都受到牵制，意见都被遮蔽，只想要让臣失去立足之地，使臣没有成就。那么天下的治乱，山东的胜负，就全都不顾了！奏表上了三次，皇上虽然不高兴，但考虑到裴度是大臣，不得已罢免了魏弘简、元桢的近臣职务。不久提拔元桢与裴度同为宰相，那时白居易在元稹和裴度之间交往，互相唱和的诗都收录在文集中。如果按照过高的议论，白居易应该亲近裴度而疏远元稹。然而白居易与元稹始终没有隔阂，活着时饮酒赋诗不断，死后为元稹作《墓志铭》，赞叹不绝，完全没有显露与裴度交恶的样子。亲近的人不失为亲近，旧交不失为旧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如果在今天，不认为这是在生前趋炎附势，就认为这是在死后包庇丑恶。那会把白居易猜疑成什么样的人呢？古今人的境界相差如此之大啊！春日读元稹、白居易的《长庆集》，因此有感而记下这些。
井田制，是古今老成持重的儒生习惯称道的。而年轻人迂腐并忌讳谈论它，忌讳的人固然不知道周公用来达到太平的遗意。那些附会并习惯称道它的人，也不是真正深知井田制的人。井田制是兵法的源头，大概它与田猎互为表里，只谈论井田而不兼论田猎，那么井田的精神就不完备，而周公规划周朝八百年的苦心也不明了。周朝的鼎器接连不断地垂悬，直到东迁后才断绝，这是因为井田制实现了兵农合一。兵农合一，是因为田猎之法联络在其中，用来贬斥富强的名声，而暗中收取富强的实际效果。圣人治理天下，考虑长远，谋划深远，法度看似疏阔而实际上精严，事情出于此，而意图实际上寄托在彼。大概不仅近处可以笼络平民百姓一时的耳目，即使后世熟悉周官的人，说以井田为聚讼，而终究不能指明周公意图寄托的地方。即使儒者轻率地说寄托了兵制罢了，然而也终究不能舍弃孟子的旧闻，而阐明周公寄托兵制的旨意。君王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想要长久子孙后代而杜绝奸诈诡计，就不能不用兵。兵是不祥的器物，而交给血气方刚、好胜的百姓，那么刚劲强悍难以驱使，势必导致毒害百姓而后已。圣人认为用兵毒害天下，不如用兵教化天下。用兵教化天下，又不如把兵隐藏于天下。所以井田与田猎互为表里，是圣人善于把兵法隐藏于无穷之中。所谓合起来则双美，分离则两伤。有兵就有营垒，有阵型，有粮食，其屯聚有地方。其校阅有时间，其春夏秋冬，昼战夜战有法度，其兴师振旅有礼制，凡此都是兵的大纲。周公让百姓遵循它，而不想让百姓知道它，所以后世没有人能详细知晓。然而井田的神巧变化，则散见于《车攻》、《七月》等篇，而微妙地隐藏在周官田猎的制度中，方里为井，井九百亩，从箕子的九畴开始；八家各自私有一百亩，从伏羲的八卦开始；公田在中间，作为大将握奇居于中央，私田在外。作为正兵居于四正，作为奇兵居于四隅。对敌则正兵交替出击，掎角则奇兵互相张开。停止时大营包小营，行进时大阵包小阵，断开则为三，就是吴起的三叠阵；展开则为六，就是李靖的六花阵；全部演变为八，就是诸葛亮的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而法度就止于此了！虽然如此，这还只是兵家的
营阵图耳！有如授之以图，而不教之以法。与无兵同，其民日引月长，于争斗杀戮之事，而不潜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与教盗贼同。圣人于是因祭以用兽，因兽以代敌，悉匿其坐作进退之名。而更创其说曰田猎。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于截沟涂，而剖封植，则其制诚迂。惟其以田猎辅之而行，则所为导民于富且强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传之秘法悉藏焉！公何迂阔之有哉？故春搜夏苗，秋狝冬猎，以明四时不失职也。质明仆旗后止者诛，以严信誓也。假兰艾之草以为席，置通帛之旃以为门，以惧伤马也。车之入门碍以车轴，以试其能御也。车轨尘，马候啼，以试其能驰也。旌旗金鼓以昼战也。选车徒，读书契，辨名号，以夜战也。过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伤践毛不献，以示不杀迎降也。不成不献，以示不戮幼稚也。出则少者在前，以示趋敌也。入则少者在后，以示殿师也。有闻无声，以示师克而和也。酌醴献宾，以示告庙饮至也。夫公之神巧变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测如此。当是时，车舆行，三司马缺而不补。虽蛮夷猾夏盗贼奸诡，则竟付之士师。若曰兵者，此不过刑法之属，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谓曰：“公以稼穑饱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兽之革以儇我。”甚则感叹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纵，献豜于公。至于公田则思君，献豜则思君，而百姓之愿为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唇于室，而不容不披发于斗邻。或构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拯水火之际。何者？其所居之习然耳！今一井之内，婚娶丧葬，老死不出于其乡。岁时则相藉，子孙则更抱，人谙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缓急，以此思战，战宁有不胜者乎？况沟洫川浍，相错如织，则不必设地网以制戎马。比屋皆土著，则不必立保甲以稽奸伪。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归田，则不必汰老弱以核军籍。田中有庐，疆场有宫，则不必裂地以处师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仓我庾，则不必飞千里之刍，挽万钟之粟，以给廪饩转馈饷。夫今日之国家，其渐趋于贫弱者。为其以东南之民，驱而养西北之兵也。卒之首与尾两穷，而富与强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无召募拣选而技良，无营堡斥堠而备设，无更番屯戍而居处宁，无牵制观望而肝胆壹。规疆理为营阵，揭锄挺为干戈，转用其所以毙兽者以为毙敌之法。上不言，下不觉。百姓日驯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国家坐享夫数百年全劲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易》曰：寓天下至险于至顺，呜呼！公之意岂亦本诸此欤？盖尝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猎之阖辟纵横、屈伸进退，其变迄于不可胜记。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为势也。后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勋之本政，其井田纯用局者也。狩于郎，兵于崇丘，讲武于平乐，观阵兵于骊山之下，其田猎纯用势者也。时异世殊，必举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执死势而覆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残势败者也。新莽以井田饰乱，汉诸帝长扬上林以田猎饰治。局非局，势非势，其不知奕均也。呜呼！宁独汉唐以后诸君子哉！子舆氏之论井田辨矣！公犹得以农事之说笼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独子舆氏，即当时但称师尚父为善将，而不称姬公为善兵。呜呼！圣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后知兵之所以莫测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译这不过是军营阵地的图样罢了！如果只给人图样，却不教给人布阵的方法，那就和没有军队一样。百姓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沉溺于争斗杀戮之中，如果不暗中消磨他们的雄心，转移他们的视听，那就和教唆盗贼没有区别。圣人于是借着祭祀来使用野兽，借着野兽来代替敌人，完全隐藏了坐起、进退等军事术语，而另外创造了一套说法，称之为田猎。唉！周公的用心真是良苦啊！如果周公的井田制仅仅停留在划分沟渠道路、剖分封植界限上，那么这种制度确实显得迂腐。但因为他用田猎来辅助推行，那么他引导百姓走向富裕和强大的做法，就非常巧妙而不露痕迹，千古兵家不传的秘法全都隐藏其中！周公哪里有什么迂阔呢？所以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田猎，是为了表明四季不废弃职事。天亮时举旗，落后停止的人被诛杀，是为了严明信誓。用兰草和艾草做席子，用通帛做的旗帜做门，是为了害怕伤到马匹。车辆进入门时用车轴阻碍，是为了测试驾车的能力。车轨扬起尘土，马匹嘶鸣，是为了测试奔驰的能力。旌旗金鼓用于白天作战。选拔车兵和步兵，诵读兵书契约，辨别名号，用于夜间作战。放过猎物不追赶，是为了显示不追逐奔逃之敌。面部受伤、践踏皮毛的不献祭，是为了显示不杀害投降之人。未成年的猎物不献祭，是为了显示不杀戮幼小之人。出发时年轻人在前，是为了显示趋向敌人。返回时年轻人在后，是为了显示殿后护师。有声音而没有喧哗，是为了显示军队战胜且和睦。斟甜酒献给宾客，是为了显示告庙和饮至的礼仪。周公神妙变化的手段，善于将兵法隐藏于不可测度之中，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在这个时候，车舆行驶，三司马的职位空缺而不补。即使蛮夷扰乱华夏、盗贼奸诈诡谲，也全都交给士师处理。似乎说军事不过是刑法的一类，不教给百姓。而周朝的百姓也安闲自得！只是互相说：“周公用庄稼让我们吃饱，又放我们在原野上角力。用禽鸟的血、野兽的皮来取悦我们。”甚至感叹而歌咏道：“雨水滋润我的公田，也惠及我的私田。”又说：“私下顺着垄沟收获，将大兽献给周公。”至于公田时思念君主，献祭大兽时思念君主，那么百姓愿意为周公效死可知了。常人的情感，有时在家里反唇相讥，却不得不披头散发地与邻居搏斗。有时在酒杯间结仇，却不得不突然匍匐在拯救水火危难之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习惯如此啊！现在一个井田之内，婚丧嫁娶，老死不出乡里。岁时互相借助，子孙互相怀抱，人们熟悉彼此的名姓住址，世代共同承担生死缓急，以此思考作战，战争哪有不胜的呢？况且沟渠河流交错如织，就不必设置地网来制约战马。邻居都是土著居民，就不必设立保甲来稽查奸伪。百姓二十岁受田，六十岁还田，就不必淘汰老弱来核查军籍。田中有庐舍，边界有宫室，就不必分割土地来安置军队。我耕耘我培土，我种黍我种稷，我有仓我有廪，就不必运送千里的草料，搬运万钟的粮食，来供给粮饷转运。当今的国家，逐渐趋向贫弱。是因为用东南的百姓，驱赶去供养西北的军队。士兵的首尾两穷，富裕和强大都陷入困境。周公只是借百姓来充足粮食，随即借百姓的粮食来充足兵力。没有招募拣选而技艺精良，没有营堡斥堠而防备设置，没有更番屯戍而居处安宁，没有牵制观望而肝胆一致。规划疆界治理为军营阵地，举起锄头棍棒为干戈，转化用来杀死野兽的方法作为杀死敌人的方法。上面不说，下面不觉。百姓每天驯服狠戾不肖之心，而国家坐享数百年全盛强劲的利益。老子说：“不是用来使百姓聪明，而是用来使他们愚昧。”《易经》说：将天下至险寓于至顺之中，唉！周公的意思难道也是基于此吗？曾经打个比方，井田如同棋局，田猎的开合纵横、屈伸进退，其变化终究不可胜记。都是为了按照棋局来布置态势。后世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林勋的本政论，他们的井田纯用棋局。在郎地狩猎，在崇丘练兵，在平乐讲武，在骊山下观阵兵，他们的田猎纯用态势。时异世殊，必定举三代的法度来困住君主，这又是执着于死势而颠覆旧局。改变阡陌，放纵游猎，这是局残势败。新莽用井田装饰混乱，汉诸帝在长扬上林用田猎装饰治理。局不是局，势不是势，他们不知道下棋的道理。唉！难道只是汉唐以后的诸君子吗！孟子论述井田辨析得很清楚了！周公尚且能用农事的说法笼而掩之，何况那些不如他的人呢！不仅仅是孟子，即使当时只称师尚父为善于将帅，而不称周公为善于用兵。唉！圣人深藏法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善于下棋的人不言棋，善于用兵的人不言兵。而后才知道兵法之所以不可测度。所以说：井田是古今兵法的祖宗。
冯瀛王诗云：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邵康节训子则云：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虽善亦不当为也。冯言是显者事，邵言是隐者事。
庾开府诗云：对君俗人眼，真兴理当无。吕文靖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予山中闭门时，尝以庾之诗谢客，客来时尝以吕之诗自慰。
卷四
贾谊负王佐之才而汉文不用，论者惜之。但贾生不知易耳！当汉文帝时，黎民新出汤火，只宜一味清净，清净惟老成人知之，少年不悦也。易革卦后受之以鼎，鼎卦后受之以震，震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故震卦后又受之以艮。秦汉之交，革故鼎新，而天下大震矣！文帝要休息，艮卦也。贾生要制作，震卦也。曹参师事盖公，但云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守之。治齐齐治，代萧何入相，治汉汉治。即景武时，窦太后一妇人耳，喜老子言，不悦儒术。病免申公，又怒辕固，使之入圈击豕。彼其君臣母子之间，灼见天下已定。儒者之多事，不如黄老之清净。贾生少年上书，如建明堂、如改服色、如削诸侯、如伐匈奴等类，却当艮止之时，而欲纷纷为鼎新震动之举，此岂文帝所乐闻者？文帝怜其才名，但更端与之谈说鬼神，以书生畜谊而已。其后严安徐乐主父偃皆祖其余说以取富贵，此又艮卦之后而遇渐卦，盖至此方渐渐可行矣！然武帝行之，汉之元气几耗大半，况贾生时哉！贾生之言非不切中国事，但下手太早。神仙家专重火候，早则过嫩为文，迟则过老为武，文武得宜，乃鼎铉调元手也。贾生虽俊杰而实不识时务，谓之大秀才则可，谓之王佐才则未也。朱晦翁云：贾谊固有才，文章亦雄伟。只是言语急迫，失进言之序，都一齐说了。且如一问破屋，教自家修，须有先后缓急。若一齐拆下，杂然并修，岂有此理？看他会做事底人，如韩信邓禹诸葛孔明辈，先有一定规模，渐渐做将去，皆卓然有成。贾谊胸次终是闹著有些子在心中，尽要迸出来，只管跳踯爆趠不已，如乘生驹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语无序，而不能有所为也。《易》曰：“艮其辅，言有序，悔亡。圣人之意可见矣！”此极中贾谊之病。余笑曰：“如贾生者非特劝人拆屋，且又劝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如何听他？文帝之不用贾生，正与萧何用曹参相反。贾生治安策，正与文帝答尉陀书相反。
武王迁顽民于洛邑封箕子于朝鲜，朝鲜辽海外徼，去关洛东西数千余里。名虽不臣，实有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之意。武王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皆为诸侯。独箕子却忍置之海外，其堤防疑虑可知也。武王虚己问殷所以亡，曰吾杀纣是欤非欤。箕子不忍言纣恶，而王亦丑之，乃问以天道作洪范。夫君父子头，悬之太白。箕子又为宗室懿亲，问则泣谢而已。洪范之陈，是亦不可以已乎？或曰：夫子称殷有三仁何也？余曰：“箕子既已徉狂受辱，则洪范岂徉狂之人所能撰乎？盖此仁字，非朱紫阳至诚恻怛之解。《论语》如此仁字凡三见，井有仁焉，又观过斯知仁矣，又其为仁之本欤。仁当作人看。夫子日殷有三仁，盖言殷有三人。如此其是是非非具眼者自能辨之。嗟乎！余于此盖有三恨：箕子尝欲立微子，帝乙不从而立纣。此一恨也；武王既杀纣，何不立微子以存商？此二恨也；微子不可，则武庚未闻失德也，不立武庚而自为之。三恨也。微子武庚且然，其肯封箕子于中国以为顽民倡耶？先辈云：洪范疑从河洛翻弄出来，即五行五事之类，启后世卜筮支离穿凿之门户，且洪范与丹书并称。今箕子洪范独著，而太公之丹书不列于《尚书》，是皆可疑也。宋陆务观云：傅子骏为学者言，洪范自无偏无党，至归其有极三十二字，皆古所传。三十二字外吾不知其他矣！此言大骇人，适与门人讲三仁章，姑志于此。又思奴者臣仆之谓也，箕子忘商而臣周，夫子盖不满焉。朝鲜之封，武周思患甚远。本朝洪武五
译冯瀛王诗说：只管去做好事，不要问前程如何。邵康节教导儿子却说：你固然应当行善，也必须量力而行。如果不量力，即使是善事也不应当去做。冯瀛王说的是显达之人的道理，邵康节说的是隐逸之人的道理。
庾开府诗说：对着你这种俗人的眼睛，真正的兴致按理说是不存在的。吕文靖诗说：贺家湖上的天花寺，每一扇窗都向着水面敞开。不必闭门防备俗客，喜爱清闲的人能有几个来呢？我在山中闭门时，曾经用庾开府的诗来谢绝客人；客人来时，则用吕文靖的诗来自我宽慰。
卷四
贾谊怀有辅佐帝王的才能，而汉文帝却不任用他，评论者对此感到惋惜。但是贾谊不懂得《易经》啊！在汉文帝时，百姓刚从战乱水火中解脱出来，只适宜一味地清静无为，清静只有老成之人懂得，年轻人是不喜欢的。《易经》中革卦之后接着是鼎卦，鼎卦之后接着是震卦，震代表动荡。事物不能永远动荡，所以震卦之后接着是艮卦，艮代表静止。秦汉交替之际，革除旧制建立新朝，天下大动！文帝想要休养生息，这是艮卦的道理。贾谊想要建立制度，这是震卦的道理。曹参师从盖公，只说治国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曹参坚守这一原则。治理齐国，齐国就治理好了；代替萧何入朝为相，治理汉朝，汉朝就治理好了。即使是景帝、武帝时期，窦太后不过是一个妇人，喜欢老子的言论，不喜欢儒术。她使申公因病免职，又恼怒辕固，让他进入猪圈去杀猪。他们君臣母子之间，清楚地看到天下已经安定。儒者多事，不如黄老之学的清静。贾谊年轻时上书，诸如建立明堂、更改服色、削弱诸侯、讨伐匈奴之类，正值应当静止的时候，却想要纷纷做出鼎新震动之举，这难道是文帝乐意听见的吗？文帝怜惜他的才名，只是换个话题和他谈论鬼神，把他当作书生来豢养罢了。后来严安、徐乐、主父偃都继承他的余说来获取富贵，这又是艮卦之后遇到渐卦，大概到了这时才渐渐可以实行了！然而武帝实行这些，汉朝的元气几乎消耗了一半，何况在贾谊的时代呢！贾谊的话并非不切合国家大事，只是下手太早。神仙家专门重视火候，早了则过嫩成为文火，迟了则过老成为武火，文武适宜，才是调和元气的能手。贾谊虽然杰出，但实际上不识时务，称他为大秀才可以，称他为王佐之才则还谈不上。朱晦翁说：贾谊确实有才华，文章也很雄伟。只是言语急迫，失去了进言的次序，全都一起说了。比如一间破屋，教自己修理，必须有先后缓急。如果一下子拆下，杂乱地一起修理，哪有这种道理？看那些会做事的人，如韩信、邓禹、诸葛孔明之辈，先有一定的规模，渐渐去做，都卓然有成。贾谊胸中终究是喧闹，有些东西在心里，都要迸发出来，只管跳跃不停，如同骑着一匹未经驯服的烈马，控制不住它。所以言语没有次序，而不能有所作为。《易经》说：“约束口舌，言语有次序，悔恨消亡。圣人的意思由此可见！”这极其切中贾谊的毛病。我笑着说：“像贾谊这样的人，不仅劝人拆旧屋，而且又劝人拆了新屋另行改造一番。主人怎么会听他的呢？文帝不任用贾谊，正与萧何任用曹参相反。贾谊的《治安策》，正与文帝回答尉佗的书信相反。”
武王将顽民迁到洛邑，将箕子封在朝鲜，朝鲜在辽海之外的边远之地，距离关中和洛阳东西数千余里。名义上虽然不称臣，实际上有将他们隔绝于四夷之外、不让他们与中国同列的意思。武王分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王的子孙中没有疯狂迷惑的都做了诸侯。唯独箕子却忍心将他安置在海外，其防备和疑虑之心可见一斑。武王虚心询问殷朝灭亡的原因，说：“我杀纣王，是对还是错？”箕子不忍心说纣王的恶行，而武王也对此感到羞耻，于是询问天道，作了《洪范》。君父的头颅，悬挂在太白旗上。箕子又是宗室的至亲，询问时只是哭泣谢罪罢了。《洪范》的陈述，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有人说：孔子称殷朝有三个仁人，为什么呢？我说：“箕子既然已经假装疯狂受辱，那么《洪范》难道是假装疯狂的人所能撰写的吗？大概这个‘仁’字，不是朱熹至诚恻隐的解释。《论语》中这样的‘仁’字出现了三次，‘井有仁焉’，‘观过斯知仁矣’，‘其为仁之本欤’。‘仁’应当看作‘人’。孔子说殷朝有三个仁人，大概是说殷朝有三个人。如此的是非分明，有眼力的人自然能辨别。唉！我对此有三恨：箕子曾经想立微子，帝乙不听从而立了纣。这是第一恨；武王已经杀了纣，为什么不立微子以保存商朝？这是第二恨；微子不可以，那么武庚也没听说失德，不立武庚而自立为王。这是第三恨。微子、武庚尚且如此，他们肯封箕子在中国作为顽民的榜样吗？先辈说：《洪范》疑似从河图洛书中翻弄出来，即五行五事之类，开启了后世卜筮支离穿凿的门径，况且《洪范》与《丹书》并称。现在箕子的《洪范》单独著录，而太公的《丹书》不列入《尚书》，这些都是可疑的。宋陆务观说：傅子骏对学者说，《洪范》从‘无偏无党’到‘归其有极’三十二个字，都是古所传下来的。三十二个字之外，我不知道其他的了！这话大大骇人，恰好与门人讲解三仁章，姑且记在这里。又想到‘奴’是臣仆的意思，箕子忘记商朝而臣服周朝，孔子大概对此不满。朝鲜的封地，武王和周公考虑祸患非常深远。本朝洪武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