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譬如牧人的儿子忽然成为王公，这难道不是梦吗？波涛之中忽然生出城阙，这难道不是幻象吗？圣贤不会因此误导他人。圣贤对于人，指出其性情的偏差，希望他们自我勉励、追求进步，并不是挑剔其短处而毁谤他。所以有顺应其契机的人，若不见其契机便不可顺应；有通达其萌芽的人，若未遇到其萌芽便无法通达。有人获得了一个端绪，进而以其他端绪加以补充，这是因为这个端绪尚不完全清楚，其他端绪无从依附增益。在道德浅薄的时候，有时不敢自任，这是知道道体的无穷无尽。道体无穷却不自见其有余，这也是体悟道的方式。不仅在自身反省克制，即使所教导的人应当反省克制，也时刻在我的心意之中。而相互提醒警示，对于非分的念头和放纵的行为，不必斥责拒绝，只要教导他必须合乎礼制，那么非分的念头自然收敛，放纵的行为自然谨慎。所以有熏陶浸染，有严厉敬畏，有兴起仰慕效仿，随着其所遇到的情况而都有所收获。因此王道政治的时代没有穷困之人，教化的门庭没有被抛弃的人才。

译友道

《伐木》这首诗，用鸟儿嘤嘤鸣叫来象征声音，用飞上高树来勉励行为，大概是想要让婉转清和的声音在高尚明达、广阔博大的境界中相互扶持。所以古人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辅助仁德的人，就多一个能指出过错的人，因此朋友少不如朋友多有益。现在人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个人表现出升沉起伏的态度，就多一种不同的见解，就多一份相互援引的私心，因此朋友多不如朋友少好。这是古今不同，不是我力量所能挽回的。也只能说是尽自己交友的道罢了。我曾经感慨朋友之间的事，像向戍对孟献子的居室提出意见，季札讥讽孙文子的钟，都发生在偶然相遇、初次交谈的时候。现在那些号称长期交往的朋友，能像这样互相规劝过错吗？然而，有因为习以为常而逐渐沾染坏习气的，有因为轻慢随意而产生抵触违逆的，有因为牵制拉扯而变得卑劣怯懦的，彼此都感到遗憾，不要只是责怪别人。从前郑子产告诫交友，认为选择朋友要简约而不烦琐，广泛交友而不滥交，繁琐的礼节不是交友之道，杂乱兼收也不是交友之道。君子以追求益处为心，所以先选择而后交往，交往那些能相互资助的人。小人相互倚靠以获取名誉，所以先交往而后选择，利用对方的名誉，不计较对方的品行类别，所以有开始时隆重后来衰败、表面亲热背后憎恨的情况。君子说，朋友关系可以断绝但不可诋毁。断绝是为了远离不正派的人，诋毁是为了满足私心，这不是圣贤门徒的做法。看《国语》所载，当时所重视的，不过是圣人的次要事务；看《家语》所载，子孙所传承的，也是圣人的次要事务。圣人的心意，只有门弟子能领会，所以亲身受教的益处、见识知识的统绪是不可缺少的。

行藏

出仕与隐居的抉择，人们难以说清，只有领会圣贤的意旨才能没有过错。圣贤是体悟大道的人，大道的兴衰自有其征兆，天下有天下的征兆，个人有个人的征兆。个人的征兆已经发动，天下的征兆尚未发动，这是自身将要通达而大道却受阻。圣贤不出仕，天下的征兆已经发动，个人的征兆尚未发动，这是大道虽然通达而自身应当受阻，圣贤也不出仕。出与不出之间，最忌讳其中存有私欲。即使没有富贵利达的欲望，而有自傲自高、轻视他人的心态，这也算是私欲。一旦有了这种心态，就会勃然易动，虽然持论以矫正世人好进的风气，但“别人不如自己”的念头常常在暗中驱使，走上必定进取的道路，而看不见所谓征兆仍然受阻的情况，意在求取通达而惟恐败坏自己的追求。而且自处地位太高，看待别人太卑下，其心一定不能乐天知命，久而久之就会转变为愤世嫉俗。到了愤世嫉俗的地步，这种念头已经发动，先前所鄙弃的东西，反而想要徘徊靠近，自己不知道这是错误的。阳气有消长，圣人就有隐现，虽然有君子的德行，但前后左右都是小人，行动就会受到阻碍，不能自我奋发，这就是震卦九四爻的情形。所以小人之道兴盛，君子应当迅速退隐，勉强迁就，终究没有益处。况且尧舜拥有天下而不以此为乐，孔孟处于贫贱而能乐天，交换位置都能安然处之，何必得到职位就欣喜，失去职位就忧戚？所以历数在身的君主，不忘洪水泛滥的警戒；麒麟出现被捕获，孔子不下车而沾湿衣袍哭泣。古代的圣贤可贵，实在是有操守以应对世事，就像农夫有农具，冬天就悬挂在门户上，到了春天耕作，即使想不从事农事而去田间也不能。不是因为兔子哀鸣、野鸡受害的艰难才退隐，不是因为听到歌颂扬言的可慕才乐于从事，总之必定以道为凭借，就像田夫凭借庄稼，商贾凭借钱财，一天没有凭借就穷困了。怀藏重宝的人必定藏匿保护，选择居所而后托付，选择去处而后前往。安车召请而不就任，拱璧迎接而不进入，大概他们从天那里接受的，没有不是清明之气，所以世俗所嗜好的，像油脂一样黏腻，好像要玷污自己，没有什么能动摇其心，身之所往，必定以道相随，道不离开自身。道既已竭尽，必定以自身相随，身不离开道。所以伯夷、叔齐树立节操而百世闻风，商山四皓躲避秦朝而太子之位必定。严君平不屈从王凤，严君平长期隐居在占卜店铺，当时的王公大人、后生小子无不奉为法则，有的感慕而改变旧质，有的看见容貌而消除惑志，有的苦节足以矫正世风，有的善言可以启发世俗，贤者的有用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所持守的是道，道不是无用的东西，所以抱道的人自然不是无用的人。我曾经骑马渡乱流，眼睛被水流眩惑，坐在马上不安稳，身体几乎坠落，后来紧紧抓住缰绳，闭着眼睛扶着马鞍，听任马自己渡河而成功渡过。守道的力量，应当像这样。

避名

凡是出仕与隐居的关头，其情越真实，其气就越平和；其气越平和，其志就越坚定，不仅不接受俸禄，不以宠荣为荣，就连高士的名号也不敢居有，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大概不求闻达的人，居心也不一致，有躲避权势的，有躲避患难的，有衡量才能的，有顺应天性的。一旦有隐遁的迹象，人们就会去物色他，只有因任自然，天天在耳目之前而蕴藉终究不可测度，才是真隐。齐国的两位客人，鲁国的两位先生，史书失载他们的名字。失载名字，是为了保全他们的高洁。礼制失传而向民间寻求，看见背柴的人几乎如此；《易》散失于九师而植根于道路，看见挑担的人几乎如此。刘因承受学士的任命，志向虽然不去赴任，起初也拜受，认为恩命来自上天，不是下等人所能抗拒的，所以拜受。并不是说拜受之后，就不可再推辞，必定像龚胜推

译辞去官印绶带之后，才可以这样做。谢枋得本意在于推辞征聘，却以守丧为名，因此略去了他不肯出仕的贞节，极力论述起复任职不合礼制，其心意坚贞，言辞也有依托。因此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朝廷也没有强迫他们。大概这种态度平和，算不上极高的德行，却能超脱世俗、独立不倚，所以逃避名声的念头胜过逃避疾病，躲避赞誉的心情剧烈于躲避诋毁，世人都不察觉，只是与之相忘罢了。那些矫揉造作、愤激冲动而因私心行动的人，没有不最终屈从于私心的。虽然志向刚强锐利，但没过多久念头就改变了；念头一旦改变，就低头前往就职。先前那感愤叹息的样子，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即使念头没有改变，也有被迫出仕的情况，身体已经委顿，志向又在哪里呢？君子不这样做。况且《易经》这部书，在明夷卦的时候，只有远离尘世才是最优的选择。既然已经进入世俗的局中，那么稍微受点伤害就迅速离去，算是幸运。至于身处乱世而拥有太和之气，遭遇世道不用而具备幽闲贞静的德行，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做到。大概上天造就圣贤，是为了天下，与世人同生，就有共同忧患的道理。可以挽救的就挽救，不可挽救的也委婉顺从，都不忘记世人，而不是为自己谋划。一旦决然离去，颓然放任，淡泊自足，与草木一同腐朽，与夭折疾病一同废弃，然后世人都共同抛弃，而我得以保全自身，何必洗耳投渊，皎然出现在世人耳目之前、惊叹之列？或者穿着羊裘在沼泽垂钓，或者像鸾凤在山中啸叫，让世人寻访到才算是得道之人吗？马融起初不应召，后来后悔了。贤人不仅不后悔，也不必不应召。孔子身体已经衰老，即使是周公的梦兆也不会有了，并不是决意超脱世俗。年少时不学无益的学问，所以志向在于周公；年老时不希求无妄的福分，所以梦境也淡泊遗忘。君子以礼安身立命，然后才能推行其道，并不是为了荣耀君主尊崇自己。君主如果真的贤明，君子推行所学而对天下有益，所以出仕必然取得功名，即使委身做臣子也不认为是委屈自己。前人所说，顺应规矩的美好资质，交给班倕去裁制。如果不推行其道，即使给予师傅的尊位，难道可以长久居住而不辞别吗？内心犹豫徘徊而行为傲慢，把自己需要的，向当权者询问；把自己想要的，向知交索取；把自己擅长的，轻视同类；把自己鄙薄的，看待同辈，这是妄自尊大。君子尊重的人看重他，就有不敢当的情况；轻视他的人，就有不可接受的情况。俗人的话说，士人本来在不知己者面前受屈，在知己者面前伸展。君子有什么屈伸呢？只有不敢和不可罢了。如果只凭爵禄驱使天下怀抱道义的人，用隆重的礼节苛责当世有权力的人，双方都失去了本意。至于遇合的时机，大概有天命。臧仓的事情，旨在足以阻止一时的行动，也不必君主最终信任。三鼎五鼎，并非不能辩白诬陷，仅足以洗去薄父的污名，而遇合的事情，已经违背了邪正易位的常理，事情不可能长久。在不可能长久的情况中恰好遭遇祸患，难道不是天命吗！光武帝是圣明的君主，班彪出入禁门三十年而不被重用，第五伦沉滞于商贩贱职、啬夫微职而不得召见，都在京城之下，有才智的名声，还如此困顿，谁说这不是天命呢？公孙弘、儿宽虽然凭借儒术显达，但醇雅渊阔，远不及贾谊、董仲舒，而名位却超过他们。起初，他们都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又能做什么呢？当他们远离尘迹、与羊猪为伍的时候，想要得到贾谊、董仲舒那样的遇合，尚且不可得，如果以东汉东阁的招揽、升中的酒宴自期于心，告诉别人，更加虚幻妄想了。这几位公卿，有的起初困顿最终通达，有的暂时遇合永远乖离，难道能说不是天命吗？知道这里有天命，那么那些不求也得不到的人，被天命所限，又有什么奇怪呢？卫国的君子，虽然为了俸禄做官，尚且让人看到他的才艺，大概那时还知道尊重贤人，所以看到他的才艺而赞叹。如果像周朝的君子由敖、由房，不异于常人，人们也无从寻访。世道既然无人知晓，抛弃也不可惜。他们深藏不露，棱角完全泯灭。这是周朝的事势，比卫国更加衰败。贡禹六十九岁才生子，八十一岁还在仕途，上书请求退休，元帝用温和的旨意挽留他。八十岁的老翁，远离家乡在京城做官，即使得到温和的旨意有什么用呢？古人称贡公放弃荣华，未必乐于长久做官。由此可知进退之间，大概有不自由的情况，更加看出仕途不可尝试。更有学术不明，也是士大夫应当隐居的时候。轻慢士人、辱骂之日，不必再谈论出处的适宜，只有深藏而已，这又不属于避言避色、不入不居的范畴了。

译人道

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在于威仪足以使人相互交接，恩爱足以使人相互亲近，品节足以使人相互成就，文辞足以使人相互晓喻，物力足以使人相互供养，因此人比万物尊贵，而万物无法企及。如果任性而为而没有威仪，就会失去相互交接的基础；如果凶狠乖戾而不和谐，就会失去相互亲近的基础；如果放荡不羁而没有检点，就会失去相互成就的基础；如果固陋浅薄而不华美，就会失去相互晓喻的基础；如果放纵私利而多生怨恨，就会失去相互供养的基础。这五种情况都丧失了，那么生民的道理也就衰微了。所以君子重视并勉励这些，以此来成就其作为人的资格；小人轻视并丧失这些，从而失去其作为人的资格。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那就与万物相去不远了。道是用来治理自己的，法是用来治理他人的。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就能进入道，用道来治理自己就能施行法。不能战胜私欲而任凭法度来裁断万物，是做不到的。圣人的性情与万物相通，所以喜怒哀乐，万物都没有隔阂。喜不是独自喜悦，怒不是独自愤怒，哀不是独自悲哀，乐不是独自快乐，这是没有隔阂在公平上的体现。喜怒不互换位置而发作，哀乐不同时而至，这是没有隔阂在真诚专一上的体现。长幼是天所规定的次序，尊卑是人所确立的等级。天所规定的次序叫做常道，人所确立的等级叫做礼，名分等级差别，都不是我凭空创造的，圣人顺应万物情态的固有规律而让它们相互顺从。因为万物的本性原本相同，圣人因而将它们合为一体，但又说万物不能随意合并。所以设立等级差别来区分不同，以此来消除隔阂，制约伤残，沟通情志，笃厚恩爱，调节有余和不足，这些都是万物情态所共有的。仁，是施予的公平；义，是施予的恰当。公平则万物都能合为一体，恰当则万类都能安守本分，所以古人相互交接，用仁来辅助，用义来勉励，不能直白陈述，就引用诗歌来晓喻。说话的人似乎无意，而听的人足以自我警醒，所以多有改过的美德、进德的益处。否则就用礼来相互示敬，宾主相见，通过宴饮来观察威仪，通过奏乐来平和心气，所以酗酒诉讼的祸患不兴起，嬉笑怒骂的习气不产生，不必跟随禁止它们。晋国人长久不谋划王室的危难，子大叔赋诗说“瓶空了，是罍的耻辱”，范宣子感到恐惧，急忙谋划迎回周王。马超进入蜀地后骄傲，先主向他展示君臣的礼仪，马超自己震慑屈服，不必引证道理来责备他。引用诗歌、执守礼仪，也是用道来契合相同的本性罢了。自从引用诗歌的风气不再盛行，执守礼仪的宗旨不再明白，君臣朋友之间直接相互抵触的情况就多了，不能在规劝谏诤之外再有相通的路径，即使怀着诚恳的心，也没有施展的地方，于是过错错误就多了，警戒反省不再兴起，这都是衰败时代的弊病。更严重的，完全用机巧来互相防备，用胜气来互相施加，人道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易经》卦象中二五爻都以阴阳相应为吉利，只有困卦和小畜卦以同德相求为吉利。阴阳相合，是夫妇之道；同德相求，是君臣朋友之义。阴阳相合，只足以使家庭和睦；同德相求，则可以弥补天地的遗憾、扶持世运的衰败。所以君子看重这件事。知罃回答楚灵王的话，左丘明大概是举此来确立教化的，大概楚国虽然不杀晋国大臣，作为晋国大臣难道可以戴着这份恩惠吗？这份恩惠，仍然应该归于晋国君主。就像苏武回到汉朝、郝经返回北方，难道可以感激他人不杀的恩惠吗？这也是不取相合而取相求的意义。

人事

人事不可断绝，也不可轻慢。庄重地持守自己，多会导致抵触他人，至于抵触他人，也是持守自己的拖累。和顺地与众人相处，多会导致依附他人。至于依附他人，也是身处群体中的羞耻。恭敬地对待来者，诚信地践行往者，来者不可拒绝，去者不必追赶。得到正大的道理，得到长久的道理，又得到可以统领众人的道理，然后就不会陷入邪僻。没有矜持激切苛酷残忍的行为，没有鄙夷轻慢之心，在我管辖下的人视之如受伤般怜惜，众人共同喜好的人惟恐赶不上。用卑微的态度对待他人，用谦逊来克制自己，不是厌恶他人的伎俩有以困住我而故意谦下，不是揣度我的道义不能超越他人而故意谦逊。无所避讳而不可凌辱，那么就不必有所避讳而后谦下；有所凭恃而不可傲慢，那么就不必有所凭恃而后谦让。用人所具备的本性来尊重他人，就不会对他人有愧疚；用我所具备的心意来竭尽对他人，就不会对自己有遗憾。爱护自己的棱角，也爱护他人的棱角。尊重自己的道德，也尊重他人的道德。均平恳切至诚，是仁的极致、义的穷尽。凡是人道的相互交接，不过是德与礼罢了。亲近而有二心的人，只有礼可以招致他们，自己以礼自处，没有人不尊敬，尊敬就没有二心，不等待用德来示人而后信服。遥远而闻风而来的人，没有德无法使他们怀念。德是礼在自身积累而发出的光华，积累之后才盛大，波及之后才更远，不是一两件合乎礼的事就拥有这个名声。凡是行礼的人，叙说亲疏的情分，通达万事的道理，一定要从实处，一定要从厚处。没有那件事，不可以占据那个名声。恩情应当厚，道义不可薄。礼用来节制情分，情分疏远则礼略，不必强作浓厚。内心向善，外表去恶，不是有私心，而是轻重亲疏的区别。喜好不废弃过错，厌恶不除去善行，不掩盖他人的功劳，不遮蔽他人的奸邪，不看重他人力量所不能胜与礼数所不备的地方。职位有大小，势力有强弱，地域有远近，时机有快慢，这些都是所不责备的。同辈互相构陷而尊长

译平定之后，若有互相侵犯的人，就用违背道义来责备他，不希望他们互相伤害，这叫做败坏前事而助长后祸。如果力量不能抵抗，盟约不能坚守，就应当在开始时推辞，不可在半路上抛弃它。有共同忧患的人，一定要以道义来录用他；有在同盟友好中任职的人，一定要以恩德来录用他。先代有厚施恩德，子孙和国人传颂以为美谈，遇到有事集会，就加倍报答他，这是教导人重视道义、乐于感恩。庆贺和吊唁的事情，如果费用不够用，施予的人应当自责自己的怠慢，接受的人应当深深欢喜他的到来。当事时责备他的施予，事情过后就忘记了，有良心的人绝不会这样。不信任的怀疑不可加于所尊敬的人，不可施于所敬爱的人。以卑贱的身份去见尊贵的人，不适宜在道路旅馆之间，不适宜在轻慢宴饮的地方、不穿戴衣冠的时候，臣子的心意，如果有尊荣，一定要与君父共享。事情难以处理，宁愿自己承担过错，而尊者亲者的过失不可公开说。国家军队的失败一定要忌讳，内部祸乱的发生一定要回避，亲人的过错虽小也不可怨恨，这都是臣子的道义。虽然说制定法律不可隔绝小民天性的情谊，在礼制上虽然不允许，但人情可以通达的，也就允许了。所以受雇于公家的人，不剥夺他的丧礼，不剥夺他的奉养，不剥夺他的志向，不剥夺他的忌讳，穿着丧服从事军事行动，事情结束后才去致哀，不算犯罪。不可背弃恩惠，不可幸灾乐祸，不可贪婪喜爱，不可怒视邻人。忧伤悲痛的情感不可不思念，道义理则的要领不可不遵从。不思念忧伤悲痛，就是没有人心。不遵从道义理则，就是没有天心。小的怨恨可以不计算，因为尊贵不是报复怨恨的资本。小的善行可以不习以为常，因为小的善行未尽大任的度量。虽然对亲人有怨恨，不可与他人谋划亲人；虽然对别人的亲人有怨恨，不可教人背叛他的亲人以自快。这些都是礼制所在，不是计算利害而做的。吉凶的礼仪不可并行，即使在邻居亲戚之间，也不可苟且。何况尊卑大小的区别呢？诸侯大夫既吊唁晋国的丧事，又想求见新君，叔孙昭子认为不合礼制而不听从。晋国人推辞他们，都没有言辞来应对，最终没能实行而留下固陋的耻辱。郑子皮因此发出欲败度、纵败礼的告诫，可以说读书没有隔碍了。

译鉴别

事物必定有类别，类别与类别之间形成类属，然后才能分辨其中的事物。如果类别混杂，事物与事物之间没有不可混淆的，也没有不可相互侵凌的。所以君子的道理，迫切想要辨别事物；辨别事物的道理，迫切想要辨别类别。使得尊卑贵贱，井然有序，然后贤愚是非足以相互考察，否则劝善惩恶混淆，轻重倒置，天下的事情几天之内不就会大坏呢？德行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有隐显而没有浅深，即使是自信自乐，都可以做在田在天那样的事。从此以下，类别不可不辨别，鉴别不可不精当。乐令冰镜那样的名声，许生流品那样的条目，怎么可以忽视呢！士人中值得重视的，地位高于三公辅臣，寿命长于彭咸。他为人，有利于万物却不以此使自己丰裕，地位高于天下却不以此使自己荣耀。行为有辱没，即使活着也不快乐，内心不满足，不符合道义，就像芒刺在背那样无法安身。喜好学习的人必定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喜好礼仪的人不忽视细微之处，懂得时势的人必定慎重对待出仕与退隐。记住善行忘记过错的人是宏大的，贫贱不畏惧的人是勇敢的。为国家谋划很少失误，教导别人不知疲倦。问他居家之事没有不可作为法则的，这是家人的事；问他公务之事没有不可告知的，这是国人的事；祭祀鬼神没有不可通达的，这是幽明的事。这样才可以称为贤人了。人有才能，成为有用之器是困难的。既然成为有用之器，贵重华美又是困难的。大概成为有用之器就不是无用的东西，贵重华美就在清庙明堂之上，不是斗筲之量而是彝鼎那样的光辉。孔门的高贵，与春秋大夫不必较量长短而自然占据胜地，如果一一较量而有轻重之分，反而失去了孔子夸大其功而看轻其器的旨意。拿食物来比喻，驼峰羊尾、山珍海错，不是不美，用来代替豆麦粟米就自然处于下位了。至于有贵哲之名却难免困穷的人，不是有所偏颇就是有所遮蔽。穆子喜好贤人，叔好喜好直率，各有偏胜的弊病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良友以此作为警戒，不一定都有日后的祸患。苏威问当权显贵说，了解人是善，然后喜好他，为什么说不能选择人？显贵说，喜好善是仁，选择人是鉴，虽然有仁心，鉴察不能周遍事物，所以喜好而不能选择。浅薄而容易泄露的人不可以与他深谋，急躁而容易改变的人不可以与他长久相处。度量不宽广不能审察事实，所以狭隘的人，一切卤莽；学问不深，不能察知情伪。所以昏愚的人一切疑猜，通达心意而懦弱，他的情态多畏惧。只列举大纲，不肯尽言，常在危疑之际误人，一天之内，想要的必须具备，用物宏大众多，不能自我克制，常在取与的节度上失身，喜怒哀乐失去常度的人，最终必定给家国带来忧患，年长而有童心的人，最终必定成为自身的祸患。矫情拂逆本性，悖戾必定多；快捷获取侥幸得到，怨恨必定众；专权踞势，群情所嫉；高显亢厉，鬼神所忌。像这样的人，如同靶子所在，妇人小孩，还想着弯弓射他，何况当道的士人呢？圣人严重警戒这类人，是为了保护人生。观察人的方法，李克几句话说尽了，不必用京房的易，翼奉的诗了。

毁誉

《易经》说，乖离就有灾难。刘向说，和气招致吉祥，乖气招致怪异。凡是在人道中的人，适宜和合不适宜乖离。人物凋零殆尽的时候，贤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都应当彼此互相成就，像辅车那样相依，不应当互相诋毁，像冰炭那样不相容。圣人担心狂简的士人与事物多相违背，所以想要裁制他，不要使他被人所弃。在陈的感叹，就是文王作人的心意。严厉忌惮切磋，是依靠别人的；诱导扶持奖劝，是别人所依靠的。诱导扶持奖劝而人拒绝，严厉忌惮切磋而人怨恨，是由于快意自己的私心，不是共同有所成就。不能有所成就，那么对人道就没有益处。厌恶恶行不是毁谤，损害他的真实就是毁谤；宣扬善行不是赞誉，超过他的实情就是赞誉。毁谤赞誉是个人的私事，好恶是天下公论。毁谤赞誉在身上，容易达到沮丧骄矜；毁谤赞誉在世上，大多排挤依附。尽人称诵，不值得说，恐怕他修饰情态求媚，凭借逢迎世俗而得到；尽人指责，不可以抛弃，恐怕他不能枉道从俗，矫思抗迹而得到。观察称道的言论，是依从哪一方；谣诼的议论，出自谁氏之口。熏莸不同，都是受益的老师。而且人的正直，即使不自正，别人必定正他。所以说隐公十年没有正，隐公不自正。元年有正，是用来正隐公的。所以人的相处，应当共同培养廉耻之心。不善的名声不可以轻易加于人，何况直己而非人的？即使亲戚故旧也只有一半认为是，其余认为非的，还有一半。既然没有全是，也没有全非，不如相忘于是非之外呢？凡是君子责备人，希望他改悔而纠正他的事，所以罪从外来的，君子不因此弃人。不得已而承担过错的，君子也不因此弃人。所做的事既然正，那么不善的痕迹泯然不存，还有什么责备的呢？最终不改正，那么资质的薄弱必定不能克服，又怎么能强迫呢？像这样不停止，只有诋毁的怨恨，没有改悔的益处，君子不这样做。而且道在人的身上，与自己没有不同。在自己与人没有不同，不仅责备人不可以过分，即使

译责备自己也不应当过分。自己与他人都在大道之中，因此有互相促进的益处，没有互相违背的损害。如果别人不称赞我，就产生怨恨责备之心，遇到别人必定要求对方称赞自己，并且事先流露出希望被称赞的神色，这些都是被人所鄙视的。太平时代的君子，喜好善行、厌恶恶行；乱世中的君子，嘉奖善行、包容恶行。这种所谓的“道”，难道会有衰败时代的忧虑吗？这并非性情纯正的表现。别人有不足之处，可以出于情理予以宽恕；并非故意相扰，可以依据事理加以排遣。这也算是自我珍重的行为，但并非万物一体的胸怀。圣人对待他人，一定用礼仪来教导，用真诚来诱导，要使天下的人都尊敬学问、亲近师长，勉力进取以提升德行。之所以这样，是想挽救即将断绝的义理。义理虽然微弱，只要得到人的挽救就不会在人世间断绝，因此抑制无道者的强势，伸张有道者的弱势，并非出于嫉妒或固执。众人同心，被称为不善。圣人因此厌恶它，这是以万物为心而不滥用私意。不因一次过失就抛弃一个人，所以一次谷灾不记载在经书中。善恶并举，才算是极致的公正。用善掩盖恶，用恶掩盖善，如果不是在道义上有侧重，都是私心。认为诚是事物的始终，始终两个阶段，都是善端显现的时候。只有小人起初念头不善，事情穷尽也不能回归到善，然后以恶告终。其余的人未曾自我断绝，圣人也未曾断绝他们。有的不久就回头，有的事情做成后才醒悟。即使是小善也必定表彰，以此来拓宽行善的途径。又认为胜负交替之际，最痛苦的是争气难以平息。凡是争夺财物、争夺礼节、争夺名位、争夺是非，都是争端。先王制定大射的礼仪来教导乡人，在尚未分出胜负之前互相作揖谦让，在已经分出胜负之后互相劝酒酬答，事前用来平息怒气，事后用来平复心态，这是先王的深意。大概商朝末年，小民兴起，互相成为仇敌，因此贤哲担忧。太平盛世在成周时期，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

译怨恨与愤懑

怨恨愤懑的事情，是人情所不能没有的，像因酒肉、诉讼之类产生的就是如此。又或者是道义上不容已的，像君父的仇敌就是如此。人情不能没有的，用正直的道理来折中处理；道义不容已的，也用正直的道理来勉励。所谓正直，不是说对我有怨恨，就搜求他的过错行为，咬噬他的灾祸不幸，以此来快慰我的心意。两心相冲突的时候，只有明察和宽恕可以平息。明察则彼此德行相同，宽恕则彼此心意相通。明察和宽恕在内，礼仪规范在外，应当爱的也爱他，应当敬的也敬他。明察和宽恕不肯自我尽善，争胜之气不能自我抑制，放纵欲望失礼，趋向祸患效法恶劣，内外大小方面的责难就一起到来了。从前王氏两位侯爵有嫌隙，谷永离间他们，杜邺和解他们。后世的议论，无不推崇杜邺而轻视谷永，由此可知共同归于宽厚，共同远离乖戾，人性都是这样的。所谓用正直来折中，齐襄公报复九代以前的仇敌，恰好与鲁庄公同时。鲁庄公的道义，不能见到齐侯而不报复；鲁人的道义，也不能与庄公一起见到齐侯。然而一起驱逐野兽，这是什么心思呢？因此《春秋》赞美齐襄公，深责鲁庄公，不是有虚誉的言辞、苛求的法则，所谓用正直来勉励。拥有国家而延续友好、安抚百姓叫做有礼，有怨恨而平息憾恨、消除争执、衡量力量回归道义，也是礼所看重的。虽然有深仇，不波及已死的骨头，所以齐侯安葬纪伯姬，君子认为这是合乎道义的，认为即使遇到先纪侯的灵柩，也将安葬他。先代不正当的事情结怨于人，作为子孙的不能因为不忘仇而彰显祖辈的罪过，礼制上应当忘记。郑国的子展让游氏没有仇夺妻子的人，君子也认为这是合乎道义的。接受命令而诛杀活人，既已死去则愤怒无处施加，如果又报复到子孙，起初还是怨恨，后来就变成仇敌，明智的人不这样做。所以士匄接受命令讨伐齐国，听到齐侯去世的消息就返回，君子也认为这是合乎道义的。现在人们习闻吴越的事情，一胜一败好像在早晚之间，然而越王勾践栖居会稽与吴王夫差殪于甬东前后十三年，仔细考察岁月，然后知道这不容易。他们所争夺的重大，所以难。久不解决，必有一方灭亡。如果是小的投掷，那么十三年后也应当忘记了。况且怨仇的事情，变化很多。挟持豪门大族的势力，凭借执政的权力，而不考虑小人物伤心之痛，因此祸及自身，郑国的子驷就是这样，子阈子耳就是受累的人。祸乱既已发生，必有受其累的人，所以君子不仅自己不结怨，又恳切地阻止别人互相怨恨，实在担心一旦祸乱发生，而让没有怨恨的家庭被有怨恨的人所连累。私人仇怨不波及公事，是古道的做法。子产被驱逐后，丰卷不立即收回他的田产和居所，三年后才恢复。起初驱逐他，是执行国法；最终恢复他，是念及旧日的功勋。认为远离怨恨还太浅薄。栾氏的祸患不在儿子而在孙子，儿子承受恩德的回报，孙子承受奢侈的报应。如果孙子再修德行，就可以掩盖罪过，不但免除祸患了。师曹挑拨君臣之间的祸难，以报复鞭打侮辱的耻辱，小人怨恨刺骨，发端狠毒，流祸泛滥，一至于此。华元不计较役使者的诽谤，可以说是不吝惜自己的过错，宽厚而能包容，实在值得效法。

家庭

子女对于父母所说的先意承志，志是平日所怀有的，意是一时所产生的。父母平日的志向，子女向来知道，此时虽然未发出意图，作为子女的预先发出而承顺，这是以志向揣度意图而知道其当然。父母已发出的意图，或许有是非，作为子女的因以平日的志向决断。如果是的，是志向所崇尚的，从而成就它。如果不是的，与平日的志向不合，恐怕是一时偶然错误，就委婉劝谏阻止。这是以意图逆推志向而知道其必然。杜邺说，孔子善于闵子骞守礼不随便，顺从父母所行，没有不坚强的，所以无可离间。叔孙昭子见到高疆而发出子孙弃德荒废宗庙的告诫，这是教导人作为子女的道理。臣子的心，没有不想尊荣其君父的，所以嘉谋嘉策归于其君，善言善行归于父母，《春秋》因此而赞美作为子女的，必本于其父；赞美作为臣子的，必本于其君。用来培养孝子的志向，申述忠臣的恩德。所以父亲有善行，应当记录其子；儿子有善行，应当褒扬其父。一本之义，这是待人父子之道。古代有世袭爵位的人，虽然嗣子能继承其先业。然而初丧之日，不忍立即居父位，先试一年，然后命于宗庙，像天子诸侯逾年即位的礼制，大概是哀悼死者的亡故，怜悯生者的不幸，人心所同然的。人子的心一有不幸，一言一动无不触动其悲悯。他初丧之时，难道没有哀死悯生的意思吗？怎么以得位为乐呢？以此为教，还有居忧起复而不知非的。古律，职官父母在三百里外的，三年一定给省亲假二十日。无父母的，五年一定给拜墓假十日。元朝没有给假省亲的制度，而有擅自离开官署的禁令，所以一官在朝有十年不觐省的，当时议臣认为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外的应当计道里远近定假期，应觐省而不觐省的坐诈冒假期，与诈奔丧同科。当时未能实行。顺帝诏令，内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无侍丁的，附近铨注以便侍养。其法甚善，勿以为亡国之

译命令他却又忽视他。对那个人有深厚恩德的人，必定谨慎地观察他奉养父母的节度；对那个人有深切关爱的人，必定详细地责成他行善的事情。老子有“慈爱就能勇敢”的说法，苏黄门为此阐发其义理，认为爱得深则考虑事情精详，为他避害迅速而趋利果断，因此能够勇敢。如今的人教导子弟完全不得法：年少时就期望他们获得富贵功名而学习那些书籍，至于收敛放纵心性的学问却搁置不讲，嬉戏游玩苟且偷安，机巧变诈，父兄竟然不责问。不思考古人洒扫应对进退的节度、礼乐射御书数的技艺，不仅仅是练习那些事务，想要必定专一身心，使纯熟笃实，自然不走向纷华浮薄之路而端正严密，德性也就凝聚了。这是教导子弟的大关键。人道以聚合顺从为正，不得已而有变化，在变化之中审慎地确定自处的道理，不可不效法古人，不可不折中于圣人的言论，细微驳杂陵暴之气都不可使用，纯粹温和细密而后才得其宜。为什么呢？一体之亲，呼吸相通，却在中间产生间隔，这不是家庭的福气。因此他喜悦时是乐于子弟进于道，他怨恨时是希望子弟能改过。喜悦用来弥补他的缺失，怨恨用来痛惜他的过失，所以保全赤子之心则伦理没有不尽的。圣人体会仁德，因此成为人伦的极致。如果小小的嫌隙不能隐忍隐瞒，而使至亲有难以洗刷的耻辱，这不是圣人的本意。六经的宗旨，都是圣人的行事，其变其常，无不恰当的道理。《凯风》中的母子，《膰肉》中的君臣，不可明显斥责他们的过失，不可独自洁净自己的名声，委曲筹度，多少苦心，而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不再深求其中的缘故。即使有成法，对后人也没有益处。有好学的，一一深思其中的缘故，磨砻砥砺，较量哜啜，哪有不能增进其德行的呢！

译友于

侍奉兄长的道理，不谋求伸展自己，看待兄弟的儿子不可与看待自己的儿子有差别。同姓之人有互相体恤的道义，如果有患难，虽然不能救助，也应当在心中存有忧虑。郜子失去国家，郕伯前来投奔，同为失去封地的君主而给予厚待，彰显同姓的情谊。秦景公拥有千乘的大国，却使亲弟弟出奔；佞夫没有反叛的谋略，却被天王杀害；郑庄公处心积虑一定要杀死他的弟弟，弟弟也确实凶恶悖逆，图谋篡夺兄长的位置。从后事来看，淮南百姓歌颂文帝，将他比作秦景公，这是不能相容的。宋文帝对待义真，比作周景王，是无罪而杀害。赵廷美没有像叔段那样的恶行，而太宗忌恨他，比作郑庄公，是不爱而怀藏愤怒和旧怨。这是关于兄弟变故的定论，礼制之所以用来辨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亲近亲人却失去正道叫做嫌疑，掩盖罪恶而不是正当的礼制叫做疑惑。只有君主能够申张至亲的恩惠，臣子则不可以。所以杀害世子，不斥责君主，直言君主的恶行。如果在臣子身上，即使对兄弟施加诛杀，也不算是恶行。周公以直道行事，公子季友以委曲的方式通达，这是处理兄弟变故时，或仁或义不同的定法。兄长行为不义，弟弟有非议责备的礼节，但国君的弟弟没有仇恨君主兄长而离开国家的礼节。不接受俸禄供养，是可以的；不离开，是出于情分；不接受，是出于道义。论情分可以阐明事物的准则，言道义足以激励不轨之人。叔肹和子鱄，同样是不义于兄长，子鱄离开国家，叔肹不离开。他离开国家，不仅仅是保全自身，使君主没有杀害臣子的名声，兄长没有伤害弟弟的过错。他不离开，是因为在大逆不道的朝廷不食其余，在孔怀（兄弟）之侧不忍分离，使君臣的节操两全，兄弟的情分都通畅，两位弟弟的行为，都值得效法。卫侯轻易地抛弃他的弟弟，所以子鱄不可居留。宣公不忍心伤害弟弟，所以叔肹尚可留下。这是宣公比卫侯贤明的地方。子鱄有同谋弑君的过错，叔肹始终对宣公不义，这是叔肹比子鱄贤明的地方。叔肹始终值得效法，子鱄仅仅能免除祸患，这是处理兄弟不义时，或去或留，各行其道的定义。子文想要杀死越椒，这是伯父想要杀死他的侄孙。世家大族，不肖子孙为害，与平民不同，所以子文不认为残忍，而他人不可引以为例。然而子文只限于大戚，最终没有动刀杀人，与他人谋害兄弟不同。应当以崔成告发庆封为戒，不要自取灭宗。汉代恩荫的典制，能够惠及同产兄弟及同产兄弟的儿子，也是教导人们友爱的道义。

《仪礼》说，兄弟不分家产而有分家产的，是为了避开子女的私心。所以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

伉俪

夫妇是假合而成的，然而既然有合卺的道义，就确立了倡随之名分。既然确立了名分，就有敬恭的礼节。所以君主没有二适，贞女不再嫁。夫妇不狎昵，而钦翼之道存在。夫妇不欺骗，而诚信的节操彰显。所谓事近理存，造端攸始，并非别有君子之道，不在日用间。昏媾之事应当内断于心，动必由礼，不可即谋于人，恐滋其妄。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其不亲求也，为有廉耻之心，不欲自言娶妇，故昏礼不称主人，其不亲许也。三月庙见父母，使大夫操币而致之，所谓致女也。鲁桓公不由媒介，与齐侯成昏于嬴，君子恶其失礼。季姬使鄫子来朝，左氏不取公谷使自择配之义，君子立法从正，顺者征之，所以教贞信也。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健顺之宜。由乎理之常者，即人道之正。若以悦而动，未有不失正者。男牵于欲而失其健，女狃于悦而忘其顺，极情流放，伤身败德，无所不至，道亦苦矣。君子观象知义，谓夫始之不正，终必有敝。莫如归妹之象，刚柔皆失正者。是以发永终知敝之戒也。朝廷侈于妬上，妇人侈于妬下，虽天子之女，必备妾媵而行，所以广嗣继祖。一人有子，三人缓带，闺闱之美谈也。妇人百善皆从逮下生，诸恶皆从妬下生。赵衰之妻以盾为贤，而使其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此厚福人所为。赵氏之后日昌，由此故也。伯姬之贤，诸侯皆来致媵。哀姜至鲁，不肯入国，约公远妾媵而后入，一则守礼正终，一则纵淫生乱，可先事知之矣。姑舅两姨之子若女，今既许为婚，其不为婚者，亦当崇内外之嫌，平居少长，不得同坐同食也。女子岁一归宁，载茌礼说。数往数来，仆仆道路，非礼也。又国君有政事，士大夫有正业，或夫妇同行，接轸联镳，若公羊所云双双而至，亦教戒之不明也。春秋书曰，齐高固及子叔姬来，盖深讥之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馈。盖妇人之义，以不与外事为得阴阳之正，故说易者以无攸遂解正位之义，言所重在此也。若中馈之语，则以坎离互体，有烹饪之

译取象，所以用这件事来对应它，以表明前面所阐述的道理是重要的。

译庸行

古人日常行为中的事无不是至理，成为圣人或贤人，都是由此做起的。世人不能成为圣贤，都是因为日常行为不追求符合礼制，不能顾名思义，这就使得近在咫尺却如相隔千里，直到白发苍苍、穷尽一生，也没有丝毫益处。容貌和言辞气度，就是所谓事物的准则、事理的含义。留心于此，叫做穷究事理；践行到此，叫做实行道义。说话必定听到显赫职位者的言论，视线不超过衣襟袖口之内，这是为了约束内心，使其有所安放，不向外驰逐。朝祭礼服上有旒和纩，并不是真的蒙蔽耳目使人不听不见，而是为了去除人心中的杂念。鞋上有絇，酒器上有禁，并不是说看到这两样东西就不行走不饮酒，而是为了教导人知道节制，不至于放纵淫佚。上衣有冠有笏，下幅必定端正如同帷幕，意义在于整齐严肃。深思这些制度，以防范邪僻之心，不可以用闲居的服装来假借使用。祭器也是如此，不用于日常器具，尊敬其事的人，必定在每天的早晨进行。以月计算的则在初一，以年计算的则在春天。供养自身的器具，不必比人微薄，也不必比人丰厚，以随才分等级相称为得当。厚薄适宜，得其适宜就是义。古代的君子以四教治理家庭：勤、俭、恭、恕。以四礼端正家庭：冠、婚、丧、祭。饮食中俎豆的数量，衣服上采章的区别，器物角度的精粗等级，尊贵者取盈余，卑贱者取简约。所行之事就有供事之物。既使用了这些物品，就有象征物品的仪容。墙壁房屋和日常器具，必定坚固朴实，不要苟且浪费。门巷中的果树，必定排列整齐，不要苟且杂乱。宴请饮食没有额外的食物，符合礼制就可以了。太史公说，平民百姓，不危害政治，不妨害百姓，取予有时而财富休息，智者有所取法。使用物品过于奢侈，必定有穷尽的时候。到了穷尽之时，就像人沉入水中，无法挽救。奢侈浪费产生淫邪僻乱，就像饥寒驱使走向奸邪。所以小人不能克制情欲，必定陷入罪过。即使身居高位，行快意之事，也不能算是福分。古代执持礼物相见，有叙情配志两层含义。所以说观察他所执持的礼物就知道他所担任的职务，不是因为借此求取财货。凡是向人致礼的，两件事同时施行，各派遣一个使者去传达辞令，这是为了表达诚意专一。一个使者兼任两件事不符合礼，一个人兼任两个使者也不符合礼。在尊长面前，礼仪恭敬而言语正直。以道义相对，不因为尊崇年长而委屈正道，这更加是为了尊重长辈。不恭敬就会失去长幼的节度，不正直就会损害义礼的正道，都是浮浅薄劣的行为。主人接待客人，必定恭敬并以礼相待。不问地位高低长幼，都应当恭敬。客人拜访主人，也必定以礼自处，不问仓促困顿，都不可废弃礼制。朝见聘问必定在宗庙接受，言辞必定称颂先君，以相接至边境必定借道。昔日尊贵如今卑贱的人，对待他不减损我日后的地位，这都是行礼的事。《易经》说，美好的聚会足以合乎礼，礼不能单独施行，应当与会聚的人共同遵循施行。所以君子有会聚之事，必定以讲习礼制为先。会聚如果不以礼，必定有酗酒狱讼之争，有捋臂骂詈之隙，有忌刻诡诈之心，这难道是美好的聚会吗？凡是长久逐渐浸染，与之一起变化的，众人的心常常放逸。兢兢业业自我检点，不知其然而然的，圣人的心常常存留。不洁净的事，名声尚且远离它，何况其实质呢？不正的踪迹，形迹尚且厌恶它，何况其真实呢？常以行礼为心，自然不犯非义之事了。至于富贵贫贱之间的交往，最难把握，所以圣贤常常在此致力。我们这些人年岁既久，观察世事颇多，现在所遭遇的，以后所遗忘的，为什么不可以释然？这里所欣喜的，那里所厌恶的，什么叫做确实？不仅苟且求得不可为，即使无心任运也不是正途，应当用力贞正取胜，然后才能见到学问有权衡。自我战胜为强，就像龙不见石头；遇物而靡，就像鱼触鱼饵。被势利牵制于人，道义穷尽于我，愈求脱身则愈束缚，桑树下的饿人，耻于行乞而羞于自取，所以能成就他的刚强。世道混乱无家可归，不得不依靠故交中有地位的人，应当以蔡茂依靠窦融为法，任命官职则坚决推辞，每次供给，计算口数取足而已。所以一并记下。

朕兆

神在人身上，原本是一身的主宰。所以祸心的苗头先接触神而神为之动，只有贤者能察觉神的动向。如果有凶兆，先以敬慎自我持守，不交给形气去成就其事。所以贤者的作为，常与福相遇，因为他们能自我消弭致祸的苗头。人们只看到他们顺从吉祥，好像命运常吉一样。所以说神先于心而定命。其他德行不足的人，往往神之所动不能自知，因此气授于形而不可控制，形授于事而不可挽回。书簿所载，凡是争竞的念头，多次发动而不收敛的，是斗讼的征兆。庆幸他人有难的，自己将有难，而志气相互牵引。骄傲矜持而不能自我收敛的，将一反常态而至于卑屈。不及而忧，魂魄先战栗。可忧而乐，心已亡矣。语言苟且，哀乐失时，嘉事不体，凶事不类，当事而忘其所事，或授师而心荡，或受脤而不敬，都是精神驰骋，将死的征兆。宫室足以居处，无故而广大之、更新之，是不久居的征兆。不恃道义而邀福于冥冥之神，

译魂魄亏损，邪道就会乘虚而入。与人争辩，如果不能日益增进自己的德行，必定会有杀戮侮辱的祸患，随即降临到自己身上。所做的事既然违背了正道，那么那些同样违背正道的事情，也会浩荡无边、没有归宿，这种状态如果不招致凶险灾祸是不会停止的。君子处世行善，并不是为了自己，各自践行善道，而不必非要为了自己。做了事情却不能成功的，就不必去做。可以实行一次但不能重复的，就不宜去尝试。用浅薄的内心对待别人，用世俗的情理概括别人，对自己来说就是骄傲自夸，对别人来说就会产生愤怒，对邻里来说就会产生戒备之心，这些都是潜伏祸端的根源。君子根据肚子的大小吃饭，根据身材的长短穿衣，根据能力的大小接受官职，与人说话也是如此。衡量之后再进入，不要进入之后再衡量。对于令人心悦的地方，如果用冒险的方式去对待，就不敢过于放纵心意。在嗜欲所在的地方，用中正之道加以节制，就不敢向别人索取过多。在行礼的时候，用谦逊退让的态度来引导，不固执己见以违逆时势。佩服别人的善行，而不以倨傲为心，不先把自己置于上位而把别人的善行放在俯视的位置，这些都是避免祸端的方法。就像一年之中分为四季，生长收藏各自按照顺序进行，不至于匮乏，也不担忧紧迫。一天的路程，限定住宿的地点，脚力不会枯竭，远路也能到达。一天的事务，以白天考察、晚上反省为期限，那么形体和精神就不会疲劳，功效就会日益积累。圣人制定节制、谨慎法度，凡事都是如此。所需要的不多，物品也容易供给。所求的不超过限度，别人也不会厌恶。所期望的不拖延，愿望也容易满足。所以没有事情不可做，没有地方不可安身，看似近而实际上远，看似狭而实际上宏大，以此来养护精神，不让它昏乱，使之能够在祸福的细微征兆中察觉并事先消除，不让祸患形成。

译姓名

姓氏是宗族的区别。天子起初分封诸侯时，依据他们出生的地方赐予姓，依据他们就封的国家赐予氏。之所以必须同时赐予姓和氏，是因为姓用来统一根本，维系而不加区分，表明婚姻不可通婚；氏用来区分亲疏，各自成为独立的家族，以应对子孙众多的情况。所以姓百代不改变，氏则是旁支别属，各自独立。有的用祖父的字，有的用祖先的谥号，有的用所担任的官职，有的用所居住的城邑，并不都取自国土名称。春秋以来，大致天子所赐称为姓，诸侯所赐称为氏。诸侯以姓行世，大夫以氏行世。以姓行世的称为宗，以氏行世的称为族。起初有定制，然而从此以后，人类繁多，编入户籍的平民百姓，都有姓氏，不一定都出自君主的赐予。也有自己给自己命名的，士会的后代称为刘氏，伍员的后代称为王孙氏，知果自己改姓为辅氏。王莽时代的人姓黄，死后在永州显灵，因此以所居住的溪名作为氏。东汉折像的祖先张江被封为折侯，后来迁徙到广汉，因此以侯国名作为氏。这样的情况多得说不完。而且僭越模仿成为习惯，仰慕古人赐姓的荣耀，冒昧地称姓，而不称氏了。现在人们互相询问就说“贵姓”，自我陈述就说“寒族”。询问者表示尊敬，自我陈述表示谦卑，还保留着古制。命名之中，确实有征兆。穆侯虽然宠爱小儿子，未必在命名时就打算让他夺取宗位，但国中的人一定有因为成师这个名字而认为他弟弟与众不同的。楚国有当璧的祥瑞，而干溪弑君成功；汉高祖有尧母的称号，而宫廷蛊毒发作，事情都类似这样。孔颖达说，师服的谏言，如果没有头绪，凭什么说话，来申述自己的意见。意思是晋侯应当因为命名的失误，早做争夺宗位的打算，并不是说人的命名一定会有应验。卫侯朝见周天子，周天子的使者询问他的名字，回答说叫辟疆。使者说，启疆、辟疆，是天子的名号，诸侯不能使用。于是改名为毁，这又是不论征兆而论义理。征兆虽然好，但义理有抵触，也不可以随便使用。

取与

天地所生的万物，不是某一家独有的，所以有无轻重都可以互通。春秋的道义，财物车马草料粮食互相馈赠的都叫“归”。归，是取所有权的意义。说“分”、说“赠”、说“共”，还是私己的说法。天有消长，人有取与，哪有藏在一处不流通的道理？所以凡是财物聚集的地方，并不是福气，聚集财物的家庭一定有意外的祸患，聚集财物的地方一定有不测的忧患。息夫候门，盗贼夜里窥伺他睡觉。敖仓积存粮食，群雄起事必定争夺。不仅家庭不可以聚集，就是地方也不可以聚集。况且财物的数量，进入的途径有限，支出的道路无穷，亲戚乡里馈赠赡养，朝廷官府赏赐俸禄，部民佃客供应输送，商贾贩夫囤积居奇，这些是进入的途径，这些事可以指出来数清。大都市大县城酒肉诉讼的争夺，风雨晦明偷窃的盗贼，这些人不能预先计算，这些事不能周全知晓，都是支出的途径。所以通达的人，不要对支出愤恨，不要对收入高兴，不可以认为在我这里的就算是收入，在别人那里的就算是支出。古代诸侯四夷朝见天子，献出国家所有的东西，也向公卿的府寺发放陈旧的币帛，但是以礼节相接，彼此都没有贪婪的过失和索取的过错，也不因为资助少而报答少产生责望，那么人道的常理也有不可废弃的。戎人朝见京师，向凡伯赠送币帛，凡伯不接待，这一定是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所以不礼貌地对待他的使者。后来被俘获的耻辱，就是贪利导致的。春秋亡国之君也有差别，虞公贪婪，晋人抓了他作为陪嫁，想做个普通百姓都做不到。齐人接受鲁国的贿赂田地而参与弑君的事，鲁国趁着战胜齐国的功劳而收回所贿赂的田地。晋人把玉璧从内府取出藏在外府，把马从内厩取出藏在外厩，没过多久，那些人抱着玉璧牵着马来到他的庭院。事情的反复，哪有比这更明显的？贪得好利，转眼之间就变了。君子在困顿中，不能有其他作为，面对财物不要苟且获取，这就是守道的心，就是行道的事。所以作为士大夫，最不可接受别人的恩惠。施恩而不报答不可以，报答而有厌苦之心也不可以。那个人虽然不求报答，而我常常怀着未报答的惭愧和担心被要求报答的疑虑，也不可以。只有在开始时推辞，那么双方都满意。一旦接受了他的施舍，默默相对，终身好像有所亏欠。晋国的烈士，以行乞为羞，憎恶自我招致，所以宁愿饿死在翳桑。人道散而不占有，谦让而不索取，重视请求而厌恶强夺，鄙夷施恩者的傲慢神色而善于忘记施恩，所比拟的区别于戴角生翼、弱肉强食。尤其不可习惯使用别人的器物钱币，习惯使用既熟，辞受界限渐渐不能清楚，就像久处在卖鲍鱼的店铺，完全闻不到臭味了。楚襄王问阳陵君说，君子的富有怎么样？回答说，借给别人不施恩德不要求回报，吃别人的饭不役使别人。亲戚喜爱他，众人称赞他，这话虽然小，也可以施行于政治。凡是取非其有，以造意为首，蒙受欲望而动次之，不论得到与否。不义之财不可陈列在宗庙，神一定吐出来不接受，这是蒙受欲望而动的名声。

远害

俗话说，看到颜色就飞起，飞翔然后聚集。说君子应当见微知著，审慎选择所处的地方。孟子说，无罪

译如果杀害士人，大夫就可以离去；如果无罪而杀戮百姓，士人就可以迁徙。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对察觉细微征兆缺乏认知，等到灾祸已经降临，就无法离开了。总之，赵简子杀了鸣犊，孔子在黄河边返回；楚国杀了管修，叶公破关而入。没有官职的人听到风声就逃避，像孔子就是这样；有权势的人观察裂痕而行动，像叶公就是这样。人不可以轻易被杀，也不可以单独被杀，所以远离祸害的人应当察觉细微征兆，掌握政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用刑。传记中所记载的，那些本来有安定国家、便利事务的方法，但追求得不精纯、实行得不有力，都是危机。圣贤对于人，想要挽救他们的过失并去除祸害，开启他们的迷惘并杜绝邪恶，所以选取古人的事迹，衡量训诫，多方面展示必定符合道心的道理。恭敬，是承载德行的车舆；宽恕，是德行的准则。恭敬和宽恕不离开内心，所以能够审慎判断是非得失的细微征兆，获得死生存亡的正道，不与恶人结怨，受到侮辱而不计较，在衰败的时代从容度日直到终老，谨慎对待小事，尊敬细微之处，选择忠诚正直的士人作为师友，因此常常听到自己的过错，即使在忧患之中也必定慎重托付，不歪曲正道苟且免祸，不向奸邪之人求救，否则即使本质清廉而文饰浑浊，也足以称道了。又认为人类互相杀害，都是因为畏惧厌恶那个人而杀他，没有因为鄙夷那个人而杀他的。有的人生在乱世，或者站在暴君身边，隐藏自己的美德，不让它暴露，以此来迎合对方鄙夷的心理。既然对方鄙夷他，就不会杀他了。知伯轻视韩、魏的君主，所以两位君主得以免于灭亡。魏惠王轻慢公孙鞅，所以公孙鞅安然不离开那个国家。枚皋、东方朔不坚持根本的议论，皇上把他们当作俳优畜养，所以都得以善终。而严助、吾丘寿王才智汇聚有余，最终没能免于祸患，因此知道巧诈之士不惜被人鄙夷，以保全自己想要的东西。有道的君子，也不妨被人鄙夷以很好地隐藏自己的才能，不然的话，人的才智有限，世间的忧患无穷，用有限的才智去抵御无穷的忧患，我没有见过自鸣得意的人能够在天下驰骋的。又考虑到古今以来，也有因文字获罪的，都是诡辩偏邪不正的言论，欺骗世人、迷惑世俗的事情，或者是盛气凌人，苛刻议论断绝事物，以深刻为心，以阴险为术，贪图进取排挤险恶，诬陷善良隐藏邪恶，所以看见的人厌恶他们，起来互相询问，国法因此制定，用来惩罚邪恶。哪有宣扬圣贤的微妙旨意，阐明先王的正道法度，敦厚笃实和蔼可亲，平和纯粹切实可行，以至仁为内里，以太和为外表，却触犯君主的愤怒，招来权势者的仇视，这必定是没有的事。又考虑到亲近怨恨自己的人会突然遭遇祸患，接受扰乱自己的人必定与其同受灾殃，亲近刑罚执行者的人常被其毒害，能为我谋害他人的人就能为他人谋害我，能诋毁别人来取悦我的人就能诋毁我来取悦别人。那些在夜间低声细语上堂的宾客，捋起袖子入座的心腹，都能借彼倾此，提此授彼，不要亲近这类人，也是远离祸害的方法。像这样，都是道心。道心一旦丧失，人就像鸟兽一样，罗网陷阱，处处都有却眼睛看不见。用什么来验证呢？五行的道理，违背阳气的人其极致是虚弱，违背阴气的人其极致是凶险短命夭折，所以冒犯人的有刑罚的祸患，冒犯神的有疾病夭折的灾祸。权势属于阳，然而君子不畏惧权势。刑罚执行者属于阴，而君子不亲近刑罚执行者。有刚强明达之气的人还可以违背，没有刚强明达之气的人不可以违背。齐景公患疟疾而请求诛杀祝史的话，到了汉哀帝卧病不愈，东平王祝诅伍宏案脉的狱案兴起，君主容易生病，也能产生大狱的端绪。卫出公宠幸的小人与小人勾结而驱逐大叔僖子，汉成帝信任郎贲丽善于星象而让翟方进承担天变的罪责，君主喜好术数也不利于大臣。像这类事情都不可不知道警戒。楚国想要图谋周朝，周人展示重器的利益而计谋于是停止；秦国想要图谋楚国，张仪用商于的利益诱惑而祸患立刻到来。楚国公子比贪图一朝的权位，庆封沉溺朱方的快乐，都杀了自身而不及后悔。生在乱世，死于饥寒的人少，死于怀藏宝物的人多。陈平之所以封还项王的金子、解衣刺船，就是这个原因。甄寻手纹有天子字，这是杀身的征兆，不是吉祥。凡是无德而有奇特的仪表，无德而有美好的声誉，无德而有丰厚的福分，都可以说是妖异，不可以说是喜庆。在国家就会灭亡，在自身就会死亡，这是不会差错的天数。凶德的人，同时出生，聚集在一处，那么杀身的阴谋迅速来不及防备，结成的死局不可解脱。春秋时期的辕涛涂、申侯，汉代的田蚡、窦婴，晋代的杨骏、贾谧，都是这类人。阳处父刚愎自用华而不实，又揽取君主的权力来进退朝士，谢灵运有他的刚强而没有他的权力，何晏有他的华而不闻他的刚强，颜竣则兼有这些，都是最不祥的。臧武仲知道美疢药石的不同，不能趋利避害，做事不顺而施恩不恕，于是不能被他的国家容纳。宁喜乐于掌握权柄而借口顺从命令，内史谷不说内君不可弑，却担忧外君不奖赏他的功劳。子西过分倚仗卵翼之恩而轻慢扰乱的人狂逞的怨恨，都是凶德相聚，正好足以杀身。小人敢于作恶，必定没有恻隐羞恶之心，从而指责他的过错，是最危险的事情。盖宽饶以深刻的性格担任刺举的职务，怀着愤懑之心过于激切攻讦，多有不堪，所以怨怒并发。东平国草起覆道，石头自己转动站立，何与人事？而王后祷

译祭祀他。天下已经平定，皇子、通侯交游宾客，虽然说是盛事，然而其中夹杂着奸邪之人，颠摇鼓动，一旦一人事败，同辈都受到连累。所以建武末年狱案兴起，被废弃家庭的子弟即使有美好的才能，也应当韬光养晦、隐藏才华。如果又招致名誉，好胜尚利，那就是招致灾祸的途径。王盘就是这样的人。袁盎喜欢在君主面前持论长短，虽然多有正直的言论，但也颇含私心，因此最终被有权势的人所厌恶，导致杀身的灾祸。大体上，廉耻断绝就不能出仕，三纲断绝就不能安居，都必然有无妄之祸降临到人身上。君子不以保全生命为贵，而以明智哲思来保全自己为贵。明哲之道有二：身处患难之中，适宜于守常处顺，选择平易的事情去做；选择坦荡的心境去安处，处于中道而不处于极端，一切深险的心机、诡僻的行为都不可做。圣人担心人们沉迷于忧患而不能解脱，所以列举九卦来告知他们，就是这个意思。身处无事之时，韬光养晦、保持沉默，乐天知命、安守道义，防范闲邪、心存敬畏，劝善隐恶，知道命运的自然规律，无论穷通隐显都不改变行义之心，必定实现为善的志向，无论吉祥的征兆、怪异的萌芽，都默默消解，那么福气就不会习以为常，灾祸也不会波及。圣人担心人们沉溺于安逸享乐而不知警惕，所以用《小旻》诗的卒章阐明亲戚相互告诫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也有观察别人则明察、自我处身则昏暗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祸福之形已经表现在事情上，我主张学问深厚而析理明晰，居心公正而待人宽恕，很少有不中肯的。至于反过来自我观察，虽然一时所照颇为明察，不久日久懈怠，变化多端，因此终究应当变易，与所见相违背。如果用观察别人的智慧来内省自身，岁月虽久，仓促之间也不改变，其在祸福之际依然保持观察别人的明察、初念的洞察，哪有不通晓的物理呢？凡是行为有污秽的人，别人虽然偶尔不厌恶我，但我行为污秽，动作有危险，也应当时刻自我厌恶。俗话说，千人所指，无疾而死。现在有千人愤怨而不死的，不是侥幸免祸，应当有党恶之人相随俱死。如果侥幸免祸的日子多了，那么相随而死的人就更多，知几者应当迅速离去。

译形神

心容易放逸，能够凝聚就能形成神。气容易壅塞，能够流通就能产生精。精神充沛旺盛，形体才能长生。人的神，清醒时栖息在心，睡眠时栖息在肾，将要入睡时栖息在脾，将要醒来时栖息在肝。神所到的地方，气也跟随到达。人的气，从脚后跟升起，向上直达头顶，中间经过督脉，像雾一样散布在皮肤和头发中。忧愁时气就结聚，喜悦时气就畅达。气所去的地方，精也跟随而去。《易经》说，雷用来震动它，风用来消散它，雨用来滋润它，太阳用来照耀它，艮卦用来制止它，兑卦用来愉悦它，乾卦用来统领它，坤卦用来藏纳它。这是万物生生不息的道理，是养生的人应当深深体会的。所谓“动”，是指身体适宜轻微劳作，不可以懒惰安逸。所谓“散”，是指气适宜流行通畅，不可以郁结停滞。所谓“润”，是指津液不枯竭。所谓“晅”，是指居住的地方不靠近幽暗，而要接近明亮。所谓“止”，是指嗜欲有节制，思虑不过分。所谓“悦”，是指内心常常安泰，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自得。所谓“君”，是指用神驾驭形体，让欲望顺从道义，就像人要有君主一样。所谓“藏”，是指精神的作用深藏而不外泄。养生的人常常遵循《月令》中关于二至的告诫，举止不急躁，不沉溺于声色，饮食滋味宜清淡，嗜欲宜节制，以此来安定精神、爱惜元气。秦地医生的话说，昏暗过度会使人迷惑生病，明亮过度会使人内心生病。这两种病都源于心，分别属于两种气的感应，为什么呢？明，就是白天。白天处理事务、思虑过多，君火太旺盛，精神就不安定。晦，就是夜晚。夜晚应当安身休息，如果亲近女色过度，相火太旺盛，精神也不安定。放纵这两种行为，虽然感应的情况不同，但致病的原因都归结于心。晋平公被迷惑而丧失志向，认为有鬼祟作怪，大概就是因为心神不定才得了这种病。如果精神安定了，怎么会被蛊惑呢？又如气逆乱动于外，阴血就会遍布全身躁动。血既已乱动，脉必然扩张。脉在外扩张，体内必然干燥。血既已干燥，气必然不运行。气既已阻塞，血也会中断。如果爱惜元气，怎么会让气逆乱呢？再说，动物以一呼一吸作为性命，植物以一开一合作为呼吸。呼吸，是调节宣发的妙理。水流日夜不息，然而也有收缩和扩张。收缩时稍微停聚，扩张时再次流逝。一收一扩，相继不断，最后归于大海。金属放在匣子里，有时重量有轻重变化，其余时候如常，子午时加重，这也是说的收缩和扩张。人的气有呼吸，就像门窗洞开，风气自然进入，烟囱的烟气自然散去，所以病患由此可以消除。凡是早晨听政，白天访问，晚上修定法令，夜晚安身休息，用后面的事更替前面的事，使之调节宣发，这也是呼吸的道理。老子希望人以吝啬为宝，又希望在未受损时就懂得吝啬。《易经》的卦象，聚集之后接着是涣散，涣散之后接着是节制。元朝人两斧头砍伐孤树的告诫，都是安定精神、爱惜元气的意义。至于冲和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会合阴阳的和气，极尽发育的美好，万物的形体，都承受于阴阳，而阴阳的精英则由这气担当。获得这气最多的人，灵秀清爽独自不同于常人。所以成为君主、宰相，有办法治理人，而人接受他们的治理。养护这气最深厚的人，他的年龄也超过常人，达到颐养的天年，有赤松子、王乔那样的长寿。生死的界限，人们难以说清，然而也有定数。谨慎防病是必须养生的原因，考终正寝是正确对待死亡的方式。用药饵来去除疾病，用滋味来运行元气，这是人道的常理。至于病重之时，气不竭则神不散，病不改变则气不竭。气未竭就不能立即死亡，就像气既竭就不能复生。作为君子，不可以因为谨慎防病的缘故，就萌生贪生的念头，尤其不可以为了必然有限的生命，去谋求延缓片刻的死亡。只有安于时运、顺从自然，就不会被疾病扰乱了。至于维持生命的器具，如果符合其本分、符合其限度，就是养生；超过其限度、超过其本分，伤害就会随之而来。女宠太盛，神气昏乱，必然行事多错误。用物奢侈，必然取予多不廉洁。好色有这两种弊病，不但伤害生命。山川之神主管水旱瘟疫的灾害，日月星辰之神主管霜雪风雨的不按时令。孔子说，饮食不按时、劳役过度的人，疾病会杀死他们。子产说，如果说是君主的身体，那也是出入、饮食、哀乐的事情。山川星辰之神，又与此有什么关系呢？由此看来，现在人的疾病与佛道二教有什么关系？而祈祷祭祀涉及它们，可以纠正这种迷惑了。

士礼

先王制定礼仪，都是顺应性命的宗旨而加以节制。恩情的深浅，道义的远近，礼和刑由此产生。所以汉代人的礼服之学自成一家。萧望之从夏侯胜那里受学，萧望之又传授给元帝做太子时，大概是重视这件事。然而丧服一卷，曾不满一握，而争论纷纭。所以挚虞说世间的实用，特别容易失去主旨。现在丧礼并非没有定规，而人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时代没有圣贤，很少有人能以诚心面对事情。所以曾子说，人没有自我尽力做到极致的，必定是在父母丧事上吧。想要人在每件事上都尽心，就像居丧时的心一样。居心以诚，就没有不能遵循礼的事。古礼有《国恤》篇，唐显庆年间许、李用事，就焚烧了《国恤》，而山陵之礼于是就没有依据。国家有大变故，都搜集残缺的文献，比附同类，推演士丧礼来实行。事情结束后就斥弃不用，不保存其典籍。有不合礼的地方，群臣不敢坚持正道。因为臣子的道义不参与凶事，而又没有依据。况且尊君卑臣太过分，每次举行大礼多抑制删减典文，以便君主私欲。

译君主有听信错误言论的，有内心不安的，往往被有关部门所阻挠。现在简要列举这些情况，以辨别哪些应当遵从，哪些应当远离。

居丧期间遇到令节，可以慰问，不可以庆贺。脱去丧服而穿上吉服，可以使用音乐，不可以设宴款待。晋朝群臣改换丧服，而武帝宫中仍然遵循三年的丧制。宋朝各位皇帝都同晋武帝一样，而宋孝宗在三年丧期内穿粗布丧服，朝服朝冠，全部使用大布。自称“子”或称名，以表达哀痛的心情。新君即位改换年号，以维系臣民的期望。正始年间的义理穷尽，上下之情通达，所谓应当遵从的，就是这类情况。

冢宰代君听政的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伊尹之后，周康王时已经没有明文规定。王莽实行这一制度，是欺骗上天。继位的君主即位，卿大夫出使各国，似乎是为了延续友好关系并通告哀悼，又娶元妃以供奉祭祀，未曾举行卒哭之礼，就立刻行吉礼。杜预引用这些事例作为“谅闇期间行吉礼”的证据，是欺骗圣人。

举全国之力来安葬一个人，其礼仪不可简略。后世的君主有的不到十天就安葬，这是背弃死者、遗忘生者。新君即位，在殡宫之前完成礼仪，反穿丧服记载于经义之中。后世有即位与遗奠同日并举的情况，这一天，如果陪伴新君列班，就违背了跟随龙輴的礼仪；如果赶赴山陵行礼，就损害了朝仪的盛大。吉凶两件事，突然聚集在同一时间，哪个重哪个轻，谁详细谁简略，这是史官不敢记载的。

以日代月，外朝官员除服，系墨带穿公服，权且用来处理政务是可以的。后世穿着朝服进入殡宫，这是把国君大行之丧当作私家之丧，群臣似乎与此无关，这是有儿子而没有臣子，所谓绝对不可遵从的，就是这类情况。

发布丧事通告哀悼，是礼仪所重视的，《春秋》也有超过两个月才发布丧事的记载，周襄王就是这样。处于危险疑惑之时，需要大国的帮助，局势难以预测，礼仪应当随之变通。《春秋》虽然没有确立义理，也没有贬斥的言辞。后世是否遵从，各自根据适宜的情况，不可预先确定的，就是这类情况。

缩短通丧的过错，世人都归咎于汉文帝。考察各种书籍，并非从文帝开始。《棘人》之诗已经在前了，先儒认为“谅闇”是居丧的名称，不是终服的名称，因此把免丧、终丧分为两件事，把宅忧、除服分为两个时间。大体上，自春秋以来，天子诸侯安葬后，除服通常成为惯例。晏平仲穿斩衰服居丧，他的老臣认为这不是大夫的礼仪。滕国世子听从孟子的话，见到的人都很高兴。然而缩短丧期的习俗，浸淫日久，遵从礼制的人虽然像晨星一样稀少，但还没有完全泯灭。不如以日代月的制度，一定在二十七天之外，吃稻米穿锦缎，认为理所当然。

然而关于文帝缩短丧期的事，先儒另有说法，认为古代臣子为君主服丧，穿三年衰绖，京畿内的百姓也服丧，京畿外不服丧，未曾天下都服丧。秦人尊崇君主贬低臣子，使天下都服丧，如同丧父母。文帝是反对秦制而实行古制。古代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出门，已经练祭后从事军事，贤者还认为不合人心，退而辞职。汉朝为官的人，即使遭遇父母之丧，也不能轻易奔赴。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相，不敢超越制度，三十六天除服视事。荀爽对策，极力言说其非。光武帝断绝告宁的制度，陈忠也说新近承受大乱，礼仪趋向简易，不可作为法则。和熹皇后临朝称制，诏令长吏中不行亲服的人不得主持地方选举，陈忠因此请求从军之士，以及供职于县官的小吏，祖父母丧不满三个月的都不服徭役，令其得以安葬送终，史家认为这是对的。

明典稽勋司纠察剥夺丧期，禁止缩短丧期，贬谪隐匿丧期，只有钦天监奔丧三个月后恢复。《诗经》说：“瓶空尽了，是垒的耻辱。”说自己不能最终尽到子道，也是君上的耻辱。然而超期复职的命令，臣子不可接受，君主也不应当强迫。风俗浅薄的人，官情太重，在刚入仕途时就假托出嗣为人后，以此作为日后免丧的借口，这又令人长叹息。

作为儿子，亲人丧事未葬，应当遵循孤子当室的原则，免丧后还不穿纯吉色的衣服，孙子除去祖辈的丧服而父亲的丧服未除，也不完全使用吉服，所以吉服中有吉凶相半的服饰。《玉藻》说：“镐冠京武，是子姓的冠。”因为祖父去世，所以戴缟冠表示凶；因为父亲还在，所以戴京武表示吉。现在的人小祥之后，诸孙穿锦缎，三年之丧未葬，诸子也穿锦缎，都不符合礼制。

礼仪规定，灵柩在堂上，孤子没有外事。《春秋》中的君主，背弃殡宫去会见诸侯，背弃殡宫去从事战争，史官都讥讽其不哀。国家的大事尚且说不可，何况他人呢？所以说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吊唁，鲁人不吊唁。周人的吊唁，是派遣使者，所以周使可以到达鲁国；鲁人的吊唁，君主应当亲自前往，因为处在丧期中，所以不可以去周国，这就是所谓“丧不贰事”。

晋文公作为霸主不教导人尽孝，陈国有大丧，强迫其孤子会盟，《春秋》不责备陈孤，而是深深耻笑晋文公。后来郑伯朝见晋国，晋侯宴请他，郑伯推辞宴请，请求免丧后再听命，晋侯允许他推辞宴请，但不免除他前来朝见，也不算懂礼。

现在乡里的庆吊，也是列国的惯例。权势之家轻易剥夺他人的丧期，人子也轻易剥夺自己的丧期。改变丧服从事公务，主人接受而不推辞，都是不懂礼的缘故。

安葬之地必须选择吉壤，不是为了给子孙祈福，而是为了让祖考安厝。土地温暖则安，湿寒则不安，没有什么风水家的言论。只要使棺木周围贴合身体，泥土周围贴合棺木，不让墓穴中空旷，就可以长久。现在因为占卜兆穴的缘故，长久悬

译那些棺木已经下葬的人大多得以幸免。郑延祚的母亲去世，三十年不埋葬。颜真卿弹劾他，皇帝下诏，终身不予录用。陆贽任中书舍人时，母亲在东京去世，德宗下诏派宦官护送父亲的灵柩从吴会地区回来，一同安葬在洛阳，这必定不是已经安葬后又发掘迁葬，而是悬挂棺木等待儿子显贵。用颜真卿的奏章来衡量，陆贽就是罪人了。礼制规定占卜葬期先选远日，是为了避免留恋不舍。所谓“不怀”，就是希望事情尽快完结而没有眷恋之情。所以吕才说，提前下葬叫做不怀，推迟不葬叫做怠慢礼制。大概安葬有固定的期限，不选择年月。相传己亥日不可安葬，然而春秋时期在己亥日安葬的有二十多族，可见不选择日子。有的采用当时崇尚的方式，有的在中午时分下葬，不选择时辰。总之吉凶不可相信，五姓之说不可相信，升降荣辱不由墓地决定。后人拘泥于这些法则，以至于接受吊唁时不哭泣，穿着吉服来到墓前，更加悖谬了。鲁定公去世，因下雨不能安葬。解释《谷梁传》的人说丧事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所以用潦车载着斗笠，不因下雨而停止。如果停柩等待另选日子，就叫做丧事不合礼制。杜氏认为因下雨而完成丧事，如果急切想要安葬，所以以雨停后安葬为符合诚信之道。两种说法虽然不同，都以行礼为重，不是忌讳阴阳干支。所以风水家的说法不能用于讨论礼制的事情。安葬，就是藏匿，不能再看见。然而有非常变故，如水侵蚀墓穴，将要丢失尸骨棺木，不得已而改葬，所以礼制有改葬穿缌麻服的条文来安抚孝子的心，这不是可以常行的。周人改葬桓王，春秋谴责其奢华发掘墓穴，使死者再次受扰，所以以此示警。鲁人改葬惠公，经书中没有记载。传文说，因为借用了宋国的军队，所以葬礼有缺失。葬礼有缺失，遗憾很小，棺椁再次暴露，痛苦很大。为了美观而发掘墓穴，不是孝子的心、仁人的举动。后来樊宏留下遗令，认为棺椁再次看见，恐怕会有腐败，光武帝非常赞同他的话，向百官展示，并且说，我死后，想要以此作为范式。东平王刘苍说，用吉凶俗数来说，不应该无故修缮坟墓，有所兴建，所以改葬的事情，不可轻易议论。作为子孙，不要被葬师所误导。送终的礼制，要根据家庭的贫富。贫穷的人收敛手足，富有的人具备棺椁，封土立碑的制度，没有广泛选择不耕种的土地，而没有居住在良田中，奢俭适中。以礼制为界限，这就无可非议了。宋元公想要自我贬损殡敛的器具，他的臣子不听从，不忍心荒废礼制废弃法度，辱没先君。世俗的子孙，不知道礼仪品式，轻视礼制而聚敛财物，以祈求浮屠老子的福报，更不值得与他们计较是非了。郑氏《祭法》注说，只有天子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他们的祭祀没有主。孔悝出奔，派副车返回，从西圃取回庙主。孔颖达疏说当时僭越礼制，最初不是典制。那么解释《公羊传》的人所说的丧主用虞祭，吉主用练祭，埋虞主而后作练主。注释《左传》的人所说的安葬后作主以在寝宫祭祀，三年丧期结束，分别迁入庙堂，都是为天子诸侯说的，不是士大夫的礼制。现在作主，以祭祀通于上下了。朱子《家礼》，不重视这件事，只选择善于书写的子弟书写而已，与现在所行的不同，学习礼制的人应当审慎实行。人子对于父母的丧事，三年未满，凡是祭奠哭泣都使用事生的仪节，早晚上食，馈赠用日常器具，尚且不能陈列俎豆牲牢。丧期结束而进入庙堂，庙祭则是吉礼，在此之前虽然殡宫已经安葬，不忍心等同于追远之义。三年一次禘祭，是鲁国的常制。闵公二年五月，正当禘祭常期，而庄公的丧服未除，如果等待丧服除尽，则不及这一年的禘祭，而应当推迟到三年后了。鲁人急切想要禘祭先君，认为减少月数，未减少年数，或许可以稍微改变。然而未结束生者的事而遽然将亲人当作鬼神，所以国史讥讽其失礼。文公二年，未结束僖公丧事而吉禘如故，大概是沿袭前人的过失而遂举为例。吉禘失礼急切，尚且不可，何况制服不如期、释服不如期、举葬不如期、短丧久殡，难道是合乎人伦次序所为吗？至于忌日，则是终身的忧思，不可处理其他事情。如果像朱子那样戴黑色头巾穿素服，晚上睡在外面是可以的。谢安在朞功之丧，不废音乐。王坦之规劝他不听从，史书说，衣冠之士效仿他，遂以成俗，责备谢安是始作俑者。凡是不合情理的事情，不可以作为训诫，虽然有贤者这样做，也应当改正。郗鉴在永嘉之乱时，向乡人乞食，将饭放在两颊，回家后吐出来，喂一个兄长的儿子和一个外甥。后来外甥担任县令，听说郗鉴去世，辞职回家，坐草席而处，心丧三年以报答他，议论者认为他有义。谢安的失礼昭然若揭了。为人后的礼制，从恩情的角度说，不能没有二心。从道义的角度说，应当统一。恐怕道义不统一，所以断绝恩情而强使统一。不如明确使恩情不统一，而道义所在，自然不容不统一。南丰《为人后议》，不改变父母的名称，而越礼的尊称必不可假借，越礼的大祀必不可实行。虽然跟随欧阳修的说法，也未尝跟随越礼的说法。古人重视赴吊的礼制，宾主都不敢忽视，所以有服者奔丧，无服者会葬，葬期远近，以此为节制，重视这件事。吊丧仪品，主要在于致哀，不是为了充数

译所以多制作明器这类物品，途车、刍灵，并不是把丝织品浪费在无用的地方。又因为以侍奉为敬，吊唁死者不接触尸体，馈赠生者不触及哀痛，这是史书传记所讥讽的，都是为了惩戒不敏捷（不懂礼）的人，不敢在对待死者时不恭敬，因此要惩戒他们。陆贽居丧期间，不接受馈赠的财物，只有韦皋以布衣之交，先禀报天子，然后才称奉诏令赠送给他，这叫做荣耀双亲，不是世俗那种赙赠布帛一类的事。如果是世俗的赙赠布帛，有什么荣耀可言？《谷梁传》说，会葬的礼仪在边境之上。这说明吊丧有会合的礼仪，会葬有登上墓垄的礼仪。客人不登上墓垄而请求退下，主人推辞客人以省去烦扰，这都是简化礼仪，这是为有能力的人说的。如果能力不足，又不可以让地上空虚而让地下充实。谥号必须向天子请求，因为谥号是由尊者确定的。谥号必须通过诔文，诔，就是累积。累积列举生前的事迹，诵读它来制定谥号。传文说，只有天子称天来诔述，诸侯互相诔述，是不合礼的。死后私自定谥号，司马光纠正了这一点。认为按礼不应定谥号，孔门弟子也没有给孔子定谥号。现在的人刚开始丧亲，就向相识的人请求私谥来标志棺木。相识的人也草率地答应，既没有看到他的实际品行，又因为自己应当处于尊位，而且把谥号放入墓穴，也是礼制所没有的。至于妇人，尤其不可以私谥。因为妇人没有外部的行为，没有途径与亲戚邻里交往，死后跟随丈夫的谥号，以表明专一。这在杜预的《释例》中有解释。汉宣帝给母亲定谥号为悼，给祖母定谥号为戾。戾不是美谥，因为她跟随太子，所以不应当更改。鲁僖公让妇人插手，春秋讥讽他，认为这不是正终的道义。晋文公有母亲的丧事却毁坏泉台，以禨祥为忌讳而放松哀痛之心，所以圣人讥讽他失道。刘向说继乱世之后必有废兴，前代的陵墓很少有不被发掘的。齐宜都王不取桓温墓中的物品，说，现在取过去的物品，以后取现在的物品，这样循环，难道可以熟记吗。陈叔陵发掘谢安的墓来安葬他的母亲，先贤的恩泽不庇护他自身，甘棠的思念在哪里呢？所说的慎终追远，不只是亲属，君臣朋友都应当如此，所以能使民情观感归于厚道。古代的君主，没有不对臣子施恩行礼的，赐给锡衰牡绖，亲自致送敛殡，听到丧事废除礼仪，遇到祭祀停止音乐，记载在经传中，往往都是这样。春秋隐公的时候，大夫的去世都记录在史册上，是对臣子的尊崇。桓公、庄公的时候没有记录的，是因为恩惠淡薄了。不等到杜蒉举觞就知道礼制衰替了。后代的恤典，只保留其名目，哪里谈得上哀痛呢？

译方技

《汉书》说，数术这类学问，都是明堂、羲和、史官、卜官的职责。《易经》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就不会凭空施行。大概天人之间的关系，有时虽然不同却无感应，有时虽有感应却不可知晓，只有通达的人才能明白，不是其他人所能认识的。然而心志在内，形体声音在外，成败在后，气机在先，它们互为体用，结合而不分离，因此并非不可知晓。明道的人掌握了整体来衡量一端，没有不符合的，所以至诚的道理可以预先知道；即使是术数家，有的借助卜筮，有的观察象数，得到一端来印证整体，也没有不符合的，所以卜偃、史墨等人说的话大多奇妙而应验。圣人也为卜筮以沟通愚者和智者，遵循繇辞来定夺犹豫、决断疑惑，似乎都是为了教人为善，谨慎人事，以求符合天心。然而圣贤做事，先尽人事而后决断于天命，所以《尚书·洪范》中，卿士谋划得失，蓍龟决断吉凶。大概是用蓍龟来通达卿士的数理，而不是让卿士顺从蓍龟的旨意。即使是龟甲并陈，也必定先筮后卜。大概筮还参酌人事，龟则完全依据征兆，事情有渐进的过程，所以先筮后卜。筮虽然吉利，仍必定问龟，因为人顺从天而不敢自作主张。如果筮不吉利，就不再卜。人事不可行，不必问天了。大概人事的道理与天地相同，所以感应而有回应，询问而有回答，君子记取其中善的、远的方面并借此教人，阐明事情称为善，阐明义理称为远。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说法，大概既审察事情，又明白义理，并非一概倔强不信术士的话。人事的得失，自有常理。上天的奥妙，无声无臭。方术之士，却在事前就宣告，这是扰乱常理，是诬蔑上天。班固论述其仿佛一端，假借经典设立义理，依托象类，固然有屡次应验的收获，但明显这不是圣贤设教的宗旨，是儒者应当警戒、交游应当谨慎的。《春秋》记载沙麓崩塌，是为天下记录异象，哪里有发祥的道理？元城郡建公的话，是王莽假造来欺骗人的。以理论之，沙麓的崩塌，是地陷，其占卜为阴胜阳、子乘母，是不祥的繇辞。天戒好像说，居住此地的人千万不要做不善之事，如果做了不善之事，即使极其隆盛，必定会族灭，就像从高处坠落一样。以后事来看，元后的祥瑞，是祖宗活万人的报应，是人事的得。其作为凶兆，则是地陷的变故，应当族诛，上天告知人已经很久了。分卦直日的方法，用来追踪抓捕盗贼极好，焦延寿做县令，小黄用它也可以。延寿说，得到我的道而亡身的一定是京生，正是说这道不能治理天下，有尝试的人，必定害其身。像京房这样的人，朝廷只应当以术士对待他，元帝倚仗他来治理，京房也承担而不推辞，变更典章制度，引用党羽，强迫君主必须听从，小人制造灭身的阴谋，自己也起草不道的奏章，涌水已经显现，求进不止，哪里在于他知晓祸福呢？眭孟既然学习《春秋》，难道完全不知忌讳？为什么在幼主在位、大臣秉政的时候发出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让帝位的话？即使在王莽、曹操的朝廷，也必定暗中采用他的话而公开杀害他的身了。况且方术技能之士，起初必定有极精妙的人出现，然后才能打动君主的听闻。既开了端，假借依附很快而至的人，不一定都有极精妙的术数，又可以完全相信吗？总之杜钦、谷永并非不精妙，而二赵的恶行移给了许后；西门君惠并非不灵验，而光武帝的名字误用了刘歆赤精的谶语，应当再受命而不能知道受命的人，恰好这一年生于济阳，刘氏应当兴起，李氏为辅佐，而李焉诛及其身，李通的父亲也不及他的儿子富贵。那些术数能做什么呢？班固说，浅薄带来悔恨，深奥造成祸害。怎么可以忽视呢？至于刘向撰写五行志，推究事迹，连接传承经术原委归趋，绝非方技之书，所以可以诵读效法。至于终军的对答，认为野兽并角，明显同本；众枝内附，表示无外。不久，果然有南北率众来降的事，这大概是以意忖度，侥幸而中，并非本占候书。至于东京之初，图谶的谬误，当时也可以概见。用孙咸为大司马而人不服，改用吴汉而人始服，这是人事可见的。以王梁为大司空，引洛水灌巩川，渠成而水不流，这是天意可见的。而光武最终不悟，至其末年，仍颁图谶于天下，使一代学术功名不敢不用此为门径，桓谭终致流亡，郑兴逊词仅免，贾达附会文致最差贵显，岂非作始之悖哉！范晔史论方术，以知变而不诡俗者为正，还算是信道不笃，不如魏孝文焚之为是。

●卷三

虚实

人活在世上，处于天覆地载之中，范围在五典六行之内，这是实际的赞誉，不可逃避而虚游，无论圣贵庸愚。用一日气力，即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学问，即得一卷明达；进一分道德，即得一分高明；减一分嗜欲，即免一分羞辱。有实理者，必有实事；有实功者，必有实效。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