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中

译●卷四之中

行道

臣子以正道侍奉君主，道义相同则君臣关系日益巩固。以推行正道为职责，正道得以施行则各项职责都能胜任。唐尧虞舜时的五位大臣，各自负责一项事务，都是参与辅助天地化育万物的人。因此君臣之间，应当有自然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如同一体的道义，所以称之为大伦常。如果只是用和顺来换取俸禄，用祸福来互相防备，只有顺从而没有匡正补救，只有近虑而没有远谋，那么伦常的道义也就衰微了。圣贤观察时势来预测功业，审察道德来确定行事，权衡难易来决定期限。道义尊贵的人不屑于做小事，形势艰难的人不敢夸大其词。至于回顾自己的学问，观察世间的状况，看到可以图谋，就不是用大话来欺骗世人了。能够尽忠补过，就可以称职。能够执法不屈服，百姓就不会蒙冤。能够弥补朝廷内部的裂痕，就可以平定远方的祸难。能够在仓促间不背离仁义礼，就可以自尊而不依赖他人来求得尊重。能够使天下人都践行圣人的道，自身出仕或隐退就可以不计较。不治理无益的言论，不做自私的行为，只以百姓为心，以教化为要务，就可以重建常伦、匡正皇极而担当大任了。虽然不以才智自居，但能平息大战、停止大役、安定大难，使万人免于死亡，引导迎接天地的善气，也符合天心而承受累世的福佑。总之，侍奉君主的道义在于无私，对待他人的道义在于无偏，教化他人的道义先要端正内心。这三者都是关键之言。身居高位、掌握权势的人不虚心谦下而坚持己见，不喜欢听到过错，所以同僚之间没有人敢承担罪责，虽然地位相当，但恐惧就会丧失勇气，疑惑就会扰乱意志，顾念身家就会多有私心。因而犹豫不决、趋炎附势、软弱顾盼，所以在朝廷之上，事情无论大小，都不能达到极致；智慧无论深浅，都不能取得实际效果。警戒那些刻薄的人、倾轧陷害的党羽，以别人的话不听从、计谋未实现为耻，对人结怨而必定报复，对前事感到惭愧而想用后事来快意。或者势利的人，任用大臣就顺从大臣，任用宠幸就顺从宠幸。下至仆役伶人，如果可以借此求取进身，无不鞠躬俯首，仰仗他们的鼻息。其他按文书推迁的人，都把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作为经世济时的方略，把搏击攻讦、讥讽指责作为言听计从的机遇。像这样的人并不缺乏，都是明主的罪人。而且羁旅之士，一见就合意的，再三必定产生迟疑。所以商鞅不以求一见就合意而设三术来交替进言，这是他善于求合。疏远的人再三请求见面，那么上位者的意指窥探逐渐熟悉，情意融洽，然后说出自己能做的和想做的，所以没有抵触，像凿和契一样相互需要。大概不切实际的话用在尚未同心之时，想要进言的说法推迟到情意融洽之际，这正是游说大人的快捷之术、苏秦张仪的秘诀，君子以此为耻而不屑为之。然而作为君主的人各有一时的喜怒，不能用常理来要求必然。所以守正的人往往被曲朝所抛弃，也可能被盛世所排斥，又或许彼此之间诚信未协，虽然有仁义之心，不能相互信任，于是有智计被怀疑、朴拙被信任的。这种际遇，又不能用常理来论断。更有以前小人进身之术，后起小人继承并使用，即使得到祸败，这也不能用常理来论断。像董仲舒那样，是纯正开阔的儒者，当汉朝兴起八十年之时，贾谊不可复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也不足以大畅其道，朝廷之上，怎么能缺少这个人？还因为宰相的排挤，贬官到王国，际遇之难如此。在他人或许自贬求售说，我为了行道，而董仲舒两事骄主，都以持正自免。身处危疑之邦而持正不屈，就是道行了，不必多有宠荣而后为行道。如果多有宠荣，也应当多有矫拂。道有兴废，应当与时偕行，不是说直己忤人，就是道。董生之外，以儒名者，经术颇熟，私心未克。谨慎柔软则有之，担当果决则未也。这种持正不屈，不也很优秀吗？大概君子的心，与人原本不相远。顺礼而求之，则易得而日亲；逆礼而求之，则难合而弥疏。所以圣王为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则天下之心，不怨而自离了。所以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虽有千钧之兽炭，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则不尽其燔炽之用；虽有千载之事业，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则不尽其记载之用。顺礼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也是士君子的葭苇舆毛颖。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其，可乎？所以贤士也必行道而后能致主。然而作为君主的人应当知道直道难容、佞人易入，矫情以自克，开诚以广受，则直士盈朝、佞人屏迹了。

尽职

臣子的道义，接受命令而不接受辞令。出使境外有可以安社稷、定国家的，就专断行事。这是春秋的法度。公子结处理他事出使境外，听说齐宋将要伐鲁，假借君命与两国结盟，解除国家的祸难，保全百姓的生命，公羊

译选取它作为法则，是因为大夫是国君的副手，政事与他共同商议，忧喜与他共同承担。国君不信任他的臣子，是国君的昏惑；臣子不敢向国君求得肯定的答复，是臣子的私心，这都是没有尽到应有的道义。然而，出使边境之外才可以独自决断，在国君身边则不可以。华元、子反，国君在军队行列之中，可以探知国君旨意然后行动。郄克听到邾国人的话，也应当按兵不动，请示命令后再返回。于是平国不等待命令，旋师不等待回报，这都是违背道义的行为。叔孙豹违背命令，并非真正违背命令，而《春秋》却以违背命令来责备他，大概是因为那是国君软弱、臣子强盛的时代，国君的命令一旦发出，就应当尊崇奉行，让国内的人知道我国国君的命令不可违背，那么强大的宗族就会恐惧，忠义之士就会产生效忠之心，这是匡正时弊、矫正风俗的权宜之变。如果像对待邾国、滕国那样，不关乎国家的安危，却说降低身份去迎合卑下，随意更改命令，辨别小的正确而蒙蔽大的顺从。所以因违背命令获罪而不可推辞。《春秋》之后，郭子仪与回纥结盟，符合公子结的道义。汲黯开仓放粮，地点就在边境以内，可以探知旨意，应当与华元承担同样的责任。富弼（富郑公）往来于辽国朝廷，直言不屈辱，这就没有蹈入叔孙豹的过错。至于陈汤的事情，如果用责备郄克的标准来责备他，必定会阻碍事情无法进行。公子遂有出使晋国的过失，也有与戎人结盟的正确，一个人身上兼备了两种道义。这两件事，又应当另外讨论。大凡《春秋》之中，实际上赞同而文字上不赞同的，都是行为符合道义但臣子擅自做主的情况。因为行为符合道义，所以实际上赞同；因为擅自做主，所以文字上不赞同。大凡像这样的情况，委婉曲折地阐明大义应当遵从、细微之处应当辨别，如果有一点没有通达，就不能在面临大事时不犹豫不决。所以说，作为臣子不可以不了解《春秋》。魏公子救赵这一件事，起初不能从魏王那里得到同意，于是打算以死奔赴秦军。世间哪有食客三千，却独自以身赴邻国之难像普通百姓那样毫无计策的呢？大概那时已经潜伏着矫诏夺军的谋略，但兵符得不到、壮士得不到，所以与老侠客商酌。并不是因为侠客的话才开始萌生这个谋略，这也是可以知道的。事情平定之后，门下的各位食客又想洗清痕迹，以保全公子的名声，所以把夺军的谋略归于侯生，其实并不是这样。至于侯生的死，也不足以作为依托。溧阳女子、江上渔父，那些疑似的痕迹，尚且捐躯以示诚信，侯生亲身参与逆谋，在众人耳目之前，国法的讨伐即将波及，事先而死，可以说知道机微，但不能说殉义。总之信陵君这件事，原本不是正理，只是因为体恤邻邦的急难，抵御暴戾的秦国，还符合齐桓公的道义，所以节取它。而司马迁（子长）喜好奇事，想要纳入贤者的范畴，然而杀害大将以致削弱宗国，在道理上是悖逆的。吕后想要封吕氏为王，陈平、周勃顺从，议论的人非议他们。然而天下的事情应当论及全局，不应当处处用礼义来约束，使得才智之士难以着手。大臣的道义，固然应当坚守正道不屈服，然而大臣坚守正道而与女主相抵触，必定有小人生事乘机而入，那么权力就在小人手中而不在大臣手中。陈平、周勃不把克制祸乱的权力，交给其他人，虽然时势变迁，必定有太阿剑回归正位的日子。不像张华，几乎无事可图以谋求一切安定。《公羊传》认为祭仲是行权变，谈论《春秋》的人有的采纳这个观点。陈平、周勃不顺从吕后，吕后必定会灭绝汉室宗族而取而代之。后来的人有实行这种行为的，武则天就是。正好使得汉室的各位诸侯王不能以生换死，汉室的宗庙不能以存换亡，陈平、周勃暂时听从吕后，那么各位诸侯王可以以生换死，宗庙可以以存换亡，稍微延缓一下，那么吕氏可以图谋，汉室可以安定，陈平、周勃的权变与祭仲相等。祭仲不能匡复正统，《春秋》还采纳他，何况陈平、周勃实际能够匡复正统的人呢？后来袁安、任隗、乐恢、何敞在窦宪的时代能够制约他的凶恶，保护幼主，又何必采取那种引颈受诛、危及君国的方式呢？大概这件事的局势，在吕后的时代决难翻覆，只有善于隐藏其作用，等到吕后死后，然后起来图谋，这才是定理。议论的人怎么能鲁莽地谈论呢？晁错削夺诸侯，于是导致吴楚之乱，那时调兵遣将、筹划粮饷制造器械、搜捕间谍、逮捕反叛者，纷乱嘈杂，劳苦怨叹的人遍布天下，都归咎于始祸的一人，晁错怎么能安然自处呢？在朝的臣子，向景帝微言群情的必定不止一人，既然袁盎一言而入。如果景帝不被群言所动，也未必会发令太急。师丹议论钱币，起初听从民间所苦，后来听从有司所复。民间所苦的，是钱币代替龟贝，轻便容易耗尽；有司所持的，是行钱已久，变法多怨。这是大臣虚心广谋、舍己从人的美德，当时认为他忘记了前面的话，因此被弹劾，难怪后世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变前面的说法，以致被斥免的悔恨。如果奏事不应当泄露，而所上的密封奏章官吏私自抄写其草稿，事情不机密，不可说没有过错。陈汤的事情，刘向虽然引古证今，终究也是论理的话，不敌开边生事的说法切合利害，但凭借明白显著的功效，不加赏赐，过分援引未到的祸患来施加督责，而埋没前面的美德，懈怠边将的心，掣肘任事者的手，张开遮蔽贤人的网，郁结举世的气，虽然仅仅不在边境生事，而国家的事情恐怕从此更加败坏，所以有陈汤这一件事，就不可没有刘向这一篇奏疏，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

译任用贤才，起初就没有弊端，难道能说只是称道古人并赞美他们吗？商汤虽然在当时给予的赏赐微薄，但在其去世后，仍有援引此事来施加恩惠的人，这虽然出于私心，也是天道不可欺瞒的体现。所有那些阻挠贤才、遮蔽善行的人，不过是被人唾骂罢了。

译忠爱

臣子的心意，不使君王的命令在下层被阻塞，因此有直言进谏的气节，又有隐讳恶行的道义。大概而言，直言极谏的人，事情还未成功，过错尚可改正，所以冒犯君颜、逆耳忠言，尽力匡正补救，以成就盛大的德行，并非为了在进谏的对象那里得志，以必定实行自己的言论。至于事情已经做成，追悔莫及，就顺从既成事实而不忍心公开直言，所以有隐讳的道义，道义在于抹去事情的痕迹而不保留其迹象，使我们的君主所做的事都合乎道义，从而足以使人信服、足以掌控命运。虽然说这是隐讳，但先王的法度反而更加彰明，所以这两种道义，仁爱并非只有一条途径，事情有两种通达的方式，以此来广泛传播美好的训诫，广泛观察大道。隐讳过错，是礼；纠正违背，是直。两者都通达，以此作为世间的教化。除了隐讳过错之外还有一条道理，王嘉劝谏封董贤一事，请求下达廷议，认为考察古今，必定有说应当封赏的人。天下人虽然不悦，但罪责有所分担。又引用淳于长的事例，众人归咎于谷永，先帝不独自承受非议。分担罪责的说法，《公羊传》中也有，比如归还卫国的宝物而称是齐国人，隐讳鲁国夺取而言齐国归还，这就是把罪责分担给齐国。王嘉知道言论不会被听从，于是用曲折的说法诱导他，使天下人把曲意归咎于自己，而侥幸君主能醒悟，事情最终停止，这就是所谓的过错归己，善行归君，既是隐讳恶行的道义，又掩盖了痕迹。受羁绊的臣子，跟随君主处于艰难之中，君主端正其位，臣子享受其荣，这是正理。然而人事的变化，多出于意外。事情已成而请求离去，也是保全自身、光耀宗族的良策，常情自然不能舍弃，并非道义上不可。可以辞官就辞官离去，不可辞官就留下，舅犯就是这样。以诚恳辞官而得到允许，李泌就是这样。不可留下又不可辞官，就改变姓名逃跑，范蠡就是这样。如果在艰难时尽心，而在安泰时要求回报，君主或许难以承受，满朝不免忌恨嫉妒，那么去留两难，只有宁武子忠敬，固然不会有意外之财，然而宛濮之盟，没有显赫的赏赐，像介子推就宁愿隐居而死。

君子想要推行其道，如果遇到不道的人、不道的事，不能不劝谏君主诛杀。这其中如果明理不清，轻动君主的斧钺固然不可；言论不被听从，与小人为仇，对国家大事无益也不可。鉴于这两端，缄默不言，也不可。这就是以前的君子置身事外、不受爵禄牵累的原因，固然也可以避免卷入人世的祸患，但这难道是置身正理的做法吗？比如刘基对于张昶、齐翼言论、李彬等事，不得不争，如果不是太祖英明果断为刘基考虑，未必会在众人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当时所说的那样，即使斥责其恶为张昶等人，即使不想说刘基杀了他们也做不到。又因为占卜宰相的事而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不能做宰相，这三个人即使不想恨刘基也做不到。唉，这样的情势不知有多少，缄默的人在旁观望，奸诈的人在暗中操纵，贤者处于此境，也只是洁身自好以保全自己罢了。想要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就必定在天下树敌，而身处祸福死生之间了。元世祖对卢世荣说，你不要防备我，饮食起居之间应当自己防备。又说，跑得快的大狗狐狸不喜欢，主人难道不喜欢吗？你所做的事，我自爱你，那些奸伪的人就不爱你。又说，你不要只带一两个人随从，也应当谨慎守卫门户。这样用心，才是爱护臣子的至情，但用在言利之官身上就失人了。然而端方正直的士人立于朝廷，又未必能像这样获得君主的眷顾。

广益

大臣，是主持众议的人。义理明透，心志端正，小臣中挟私者自然不敢扰乱国是，执偏见者也必定服从公理，而乐于接受折衷，然后小臣得以尽展所长，大臣也兼收天下之长了。大概一人所长有限，众人所善无穷。治理天下的人，必定喜好他人的长处，然后才能从取之不尽的府库中获取资源。然而大臣喜好贤才，也应当有区别，如果所喜好的是阿谀顺旨之人，而方正通达之士如方枘圆凿般不相容，又何必开设东阁来招揽贤才呢？既不能使门庭若市，又不能一概闭门谢客，这不是计谋所能精妙的，在于学问的力量与自修的功夫罢了。然而贤才不可遮蔽，而推荐引荐作为私家之计，也有悖于大荐之义。魏其侯、武安侯，交结宾客，天子常切齿痛恨。卫青、霍去病不推荐士人，世人因此称赞他们，大概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心迹之间自然有别，众耳众目不可欺瞒。所以有的亲近贤才而招致罪责，有的疏远贤才而蒙受福佑。

人难以了解为什么呢？见识少则好恶扰乱判断，私心多则利害争夺判断，只有大贤和大不肖显然可见的，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有跟随即为贤，未必就是大贤；那人即不肖，未必就是大不肖。只是凭借世道的治乱与君主的明暗，遂做大贤大不肖的事以遗祸福于天下，也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就是大不肖，他们所做的事，遂遗天下数世之害，是由于君主不明。梁冀的恶、韩侂胄的妄，天下大不肖。如果某位君主不被他们所迷惑，也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像这两个人那样呢？并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并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

译如果能够听从大儒的教诲，就能两全其美；如果不听从大儒的教诲，就会两头落空。王衍口中不谈世事，高雅地吟咏玄虚之理；谢安头脸污垢不洗，脚上污垢不刷，以及吃饭时吞食鱼饵不知饥饱等事，未必就是奸恶，总是因为内心没有约束修养才导致这样。学习先王的道用来约束自身，看、听、说、做都应有规矩，有威严令人敬畏，有仪表可供效法，而内心却如此没有约束，难道能免除君子的指责吗？不责备他们修身没有法度，反而给予他们崇高的名声，这不只是这两个人的过错，而是掌握评判标准的人的过错。根据他们茫然无束的状态，似乎清高狂放而不明智，然而到了名利相争时却机警迅速，偏偏能胜过别人，王衍放弃言论的场合，谢安赴召唯恐落后，这难道不是想要掩盖却反而更加显露吗？所以评论者深深地斥责他们。

译居宠

周亚夫不救援梁王的危急，而是坚守昌邑的壁垒，派遣奇兵切断敌军的粮道，这是操持必胜的计策，不轻易出动军队，必定是为了避免无益的诽谤。然而在事情发生之前看来，不救援梁王的危急，似乎内心怯懦而在事务上懈怠；在东北面坚守昌邑，又似乎退居次要位置而选择便利的营地。虽然周亚夫用兵得法，坚守权宜之计也很坚定，都符合大将的法则和军令自主的道义，但朝廷的议论有服从的也有不服从的，恐怕他在此处制胜，却在那处埋下祸患。甘茂与秦武王在息壤立盟，事情几乎失败又得以纠正，这是君主的明智，臣子的幸运。汉景帝没有秦武王的英明，周亚夫坚持推毂荐举的信任，于是得以在三个月内取得成功。功业已经成就，却因为失去了亲王的欢心，产生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嫌隙，所以后世领兵的臣子常常把周旋于权贵之间作为首要任务，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自决断，必定要等待宫中近臣的援助。权贵也借此牵制办事之人的肘腋，堵塞他们的缝隙而踩中他们的瑕疵，不顾军事的成败、兵机的疏密。更有君主听信不明，权奸在侧。像王守仁的事情，宁王宸濠已经被擒，那些奸佞之人想以皇帝南巡为名趁机夺取他的功劳，又向来与宸濠有金钱往来的人多在皇帝身边，想要宽恕宸濠来贬低王守仁的赏赐。王守仁深谋远虑，日夜如同面对强敌，拖延了很久，然后宸濠才被诛杀而自身无事。唉！君主每天责备将帅要求成功，大将每天尽心竭力以战胜敌人，哪里知道战胜之后，调停布置又仿佛隐藏着一个敌国，祸福的关键仅在毫发之间，幸运则像王守仁，不幸则像周亚夫，这就是古今身处朝廷内外的臣子之所以抚心长叹的原因。汉武帝末年，事事悔过，所以最终得以善终，汉朝的基业也因此长久。霍光侍奉汉武帝时极其恭敬谨慎，自从废立皇帝之后，行事错谬，志气昏沉懈怠，自身虽然得以善终，但后代灭绝，有学识的人都不取法他。霍光以大臣身份接受遗诏，政令由自己发出，前后二十多年，如果担心秉权日久不能没有怨恨，只有在新君确立之后迅速归还政权，像伊尹复辟那样，难道还担心不能如愿？却以永远占据权势，作为不可动摇的根基，储君已经长大，不行册立之礼，难道不是想等待霍皇后生下儿子吗？英俊人才如云，却选取身材矮小佝偻的蔡义担任汉相，难道不是只要能够专权控制，就不进用贤德之人吗？这是大错特错了。那些凭借权势借势的家族，物力有余，志向奢靡安泰，事权太重，卑贱之人侧目而视，奢靡安泰日益放肆，子孙必定不懂礼法，侧目之人多，仇怨之人必定疏漏他们的过错行为。他们的怨恨毒害日益积累，我们的防范日益疏漏，所以过错过多而无法消除，嫌隙过大而无法泯灭，时刻处在燕巢幕下的危险中，事事处在积薪之上的危机中，一旦倾覆，前功尽弃，即使像尔朱荣、高颎那样的人也遭受灾祸，何况是愚昧跋扈的人居于此位，必定会灭族。而且在朝廷中安置众多亲党，在家中掌管各项政务，把天下的公器据为私物，把握得很紧，权术已经熟练，坐在炉火之上，走在险阻之途，即使想引身求退也不可能，因此是用子孙日后的祸患换取亲党今日的欢愉。这样的权势、这样的祸根，又何必让皇后之父成为蛇足呢？懂得盈虚消长道理的人不肯这样做，即使喜好宠幸利益的人也不必这样做，何况君主母亲的灾难发自床侧，废后立后如同更换斧柄一样容易，他的身体已经处于死刑之中而精神已被剥夺了。班固评论说，贪恋禄位宠幸，逐渐变化导致不祥。阴妻的逆乱，到儿子时灭亡。因为他不学无术，没听说过君子的道义，所以败坏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有大功的臣子有诛杀但没有灭绝，这是春秋大义，司马光同时责备汉宣帝，不能像楚庄王保全孙叔敖的后代，又不早点削弱霍氏的权势，这两点大义凛然，千古不可磨灭。至于崔浩长于谋略，挥霍有余，诚恳不足，骤然得到君主的欢心，最终也不免抵触，祸及自身，不等到子孙，这是臣子之道所不取的。

权幸

没有德行的人，是宠幸国家的祸端。君主有受宠幸的祸端，仇敌的国家就想开拓疆土了。忠直的人，是进用国家的根基。君主有忠直的臣子，不轨之人都丧胆了。所以少师先死，楚国人称之为去疾；汲黯在汉朝做官，淮南王因此停止阴谋。观察敌国的情势，可以知道胜败的关键；即使扰乱国家的人有智谋，也可以彰显正直之士的好处。邪佞之人被任用就损害国家体制，忠直之人被进用就壮大国家威势。这是必然的道理。王氏的权势，没有授意给张禹而张禹为他说话，没有授意给谷永而谷永为他说话。而且谷永在这件事上，不仅开脱王氏，还开脱中尚书宦官，又建议天子广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侍御，都不相抵触，正直之士被疏远，群小并进，贤愚颠倒，不合人心，暴动乖张，不适宜事宜，累世相承，世代迭出。不幸贼臣突起，施展威诈，穷凶极恶，图谋天命，而国运中途断绝了。流及后世，变态更多。刚授予永安的首级，又有甘露之痛，都是泰阿剑倒持，神龙失势所致。即使侥幸免于此而以小人攻击小人，像虫豸互相吞食，猛禽互相攻击，不是国家的福气。而且小人事奉君主，趁着他们依仗宠幸的时候即包藏祸心，阴险狠毒成为本性，仓促之间都是怨恨的根源，反复无常是他们的行为，转眼之间就是动乱的阶梯。卢蒲癸赋诗断章取义，记载在经传中。哀帝命令董贤制定的制度，有见识的人

译令人寒心。所以王嘉上疏说，父子之间本是至亲，一旦失礼就会生出祸患，何况是异姓的大臣，这并非过分的计较。王莽任用孔光，王莽胜过拥有无数爪牙，不必整天驱逐好人，好人自然会离去；不必整天引进不肖之徒，不肖之徒却源源不断。给予或剥夺权力，都由孔光决断，而王莽仿佛没有参与其中。窦宪任用邓彪掌管尚书，任用桓郁在宫中侍奉讲经，这两个人也没有大的过错，被窦宪任用也并非出于私人的亲昵，只是把那些仁厚、随和、以柔顺自守的人安置在要害职位上，那么凡事都显得畏惧，不像是窦宪专权，却也像是窦宪专权了。总之，只要有王莽、窦宪这样的人在位，那么孔光、邓彪这类人就会不期而至，这是君主所无法禁止的。然而，权臣传至第二代必然危亡，这也不是他们身家的福分。必然危亡的原因，说法有三：一是自己知道权势所在，不能没有怨恨，于是多结交党羽，大力树立藩篱援助，使得要害之地没有不是私人亲信的，子孙继承基业，凭借固有的势力，既不能防备下属，反而欺凌上级，因此被朝廷诛杀，这是第一种情况。二是前人已经去世，后人不知道引退，地位尊贵却不符合其功劳，权势重大却缺乏智慧，家奴和宗族子弟在外豪奢奢侈，奸佞的姬妾和艳丽的妻子在内蛊惑人心，即使有恭敬谨慎之心，也多于触犯官吏的法纪，弹劾之声日日听闻，诽谤怨恨众多，无法自我保全，必然遭受祸患，这是第二种情况。三是自身行为没有过错，但所处的地位必然成为争夺的目标，后来者谋划夺取其位置，添油加醋掩饰错误，以重大罪恶陷害他，作为君主的人，担心他们导致动乱，宁可过度防范，于是以大义割舍恩情，忍心将其除掉，或者事后给予公正的评价，按照礼仪宠赠，但在当时为了计议，必然不能免于决绝的处置，这是第三种情况。况且不论是否传到第二代，即使就权臣本人而言，形势所激，人情郁结愤懑，必然有一天，会兴起晋阳的军队来清除君主身边的奸佞，外面有讨伐贼寇的军队，内部必然有仗义的行动，在帷幄之前，宴饮欢乐之际，突然奋发，成为戟刺向北掖门内，或者死在玉津园旁，多年的祸患，一朝就消除了。周勃、陈平诛杀诸吕，外面有荥阳的军队。王舆反叛赵伦，外面有阳翟的战事。大概权势重大在外，必然想要在内清洗，自我安定的方法，在于别人的死亡，谁不认为死容易生难，而说人能停止这种危险吗？这又是掌握权宠的人应当自我警惕的。

译忧患

圣贤论述义理，不达到纯粹精微的地步绝不罢休。至于已经成就的功业，也随着当时的时势酌情选取，以此来诱导天下那些通达事理的人才。《春秋》的大义，实际上认可但文字上不认可的情况，在经文中往往可见。文字上不认可，是为了彰显防止混乱的意义、从事前进行防范的道理。说实际上认可，是为了必然地叙述安定混乱的功绩、从事后进行劝勉的道理。观察孔子记录管仲的功劳，就是遵循这种义例。孟子鄙视管仲和晏婴，这是论述义理时的言辞；但在劝诱齐宣王时，却符合孔子选取管仲大义的精神。大概论述大道如果不看大体宗旨，拘泥于章节句读，对世道也是没有益处的。仅仅就管仲一个人而言，孔子和孟子各有褒贬，似乎没有定论。然而天下大乱，不能没有长矛大戟，斩除割除以成就焕然一新的世道，然后儒者的学说才能在其中施行，作为善后的计策。如果天下没有平定，最终仍然倾斜动荡、土崩瓦解，那些儒者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另外寻求一个时空来独自施行他们的道和言论呢？既然享用了他们的功劳，又进而责备他们，拘守简册上的言论，阻塞立功的道路，使天下不再有安定太平，这也是学问的耻辱。一部《周易》，只有“过涉灭顶”这一爻是杀身成仁的意义，其余都是冒险犯难，忍受耻辱和责备以渡过困顿艰难、达到治平，所以在生死关头，持论不可以太苛刻。后世儒者评论管仲，舍弃明显可以依据的《论语》而称引《春秋》。查考《春秋》的说法不止一种，有的说小白入齐是篡位，有的说把国号系于小白是因为他应当即位。儒者们唯独选取篡位的说法；有的说纠正书写“子”是符合正道的，有的说去掉“子”称纠是罪责齐国大夫，儒者们唯独选取罪责齐国的说法，为什么责备别人时偏要选取，宽恕别人时偏不选取？那么儒者所理解的《春秋》，未必就是子游、子夏不能赞美的《春秋》了。既然如此，不如《论语》可以依据。鲁国人讨伐公子遂而记录归父的善行，即使是罪人的后代，小善也不可不予以记录，必须广泛开辟行善的途径，使人不要自暴自弃。忠臣义士心中一念不安，不曾有一刻忘记，必定改正过错，直到没有遗憾才罢休。先轸之所以君主虽然没有追究，自己必定自我追究，也是这个道理。仇牧呵斥宋万，先儒讥讽产乳的狗不怕猛虎，伏鸡爱护小鸡投命搏斗狸猫，精诚到了极点，知道不敌，却有必定讨伐的决心。荀氏父子，一个生一个死，先儒称之为不同的事但同样的仁，大概是因为贤者无论生死都没有益处，没有益处而死还不如没有益处而生，只有荀息的事君子不取。献公废长立少，决断于他的一句话，虽然死在位子上，却是因不正而遭遇祸患，这是义例所不取的。他与齐襄公、齐庄公宠幸嬖臣的区别，仅仅是一层隔阂罢了。所以记载在经书中的，是取他不食言的意义，并不是说符合臣子的道义。萧望之的死，古今共同愤慨。然而从义理上讲，作为大臣，君子与小人的辨别怎么可以不明确？郑朋议论许、史子弟，这件事原本就值得怀疑，大概真有气节的人，凡事衡量后才介入，必定不肯轻易使用自身，触犯当权者的愤怒。以草野之士的身份，无故指责权贵戚属，这是轻易使用自身以期待一掷千金的行为。轻易使用自身的人，是奸邪之人，他的情状容易看清。况且真有学识的人，也不肯上书自我推荐。凡是上书自我推荐的，都是侥幸之徒。何况郑朋的书信，倾邪的本性明显可见，萧望之不察觉，被他击中，急忙想引他为助，倾邪已经显露，然后才与他断绝，这正是《易经》所说的“同人于宗，吝道也”。怎么能免除罪责呢？况且作为大臣，进退知几的道理也不可不明。萧望之既然被石显忌恨，罢免了他的政事，应当知道元帝不可有所作为，引身退隐，难道不是伊尹告归的意义吗？看他罢免前将军的诏书写道：“辅佐朕八年，没有其他罪过。现在事情久远，记忆模糊难以辨明。”“记忆模糊难以辨明”这句话，想必也是石显等人裁定，留下这个疑案以钳制将来，萧望之曾经深入观察吗？仅仅想要辩白往日的事情，派遣儿子去上书，是为什么呢？当封为关内侯时，只适宜接受他的食邑，不适宜再接受给事中的任命，与石显一同在宫中侍奉，还想要有所作为吗？这两件事，不能为萧望之辩解。虽然如此，天下的事情，有众人的是非，有一人的是非。众人的是非，是事情的常态；一人的是非，是事情的非常态。如上两种说法，我知道萧望之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之所以不能做到的，无奈是因为受遗的缘故，知道元帝不可有所作为而辞让宣帝，怎么符合麒麟阁列名、临终深托的意思呢？既然接受了遗命，就不得不与戚党宦官相持，持正必定相忤，相忤必定有一方被斥退。既然被斥退了，在他人尽可以超然远去，而受遗的事情尚未完成，那么受遗的心必定不能安宁，所以再次自我辩白，因自我辩白而获罪。对于萧望之来说，前进没有可图谋的功劳，后退没有藏身之地，势必以死来终结受遗的局面，这是萧望之的死，不在石显矫诏围宅的那一天，而在宣帝弥留托孤的那一天了。想要保全自身，必定会遗留给后世讥评，有愧于经术；想要实现志向，又苦于人主决断不力，不能完成他的施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位素餐也不可，这是他绝命的时候。所以催促和药，不想久留，难道是害怕对簿公堂的耻辱吗？那些众人的是非，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所以作为君主，必定有不言之听

译此后，臣民的情况才开始通达于皇帝。明孝宗对刘大夏说：“李梦阳指责外戚，言语狂妄轻慢，我不得已将他下诏狱，等到奏章呈上，我试着问左右大臣该怎么办。他们回答说，交给锦衣卫鞭打后释放。我知道这些人一旦得到旨意，就会重责致死，以平息中宫（皇后）的愤怒，让我背上杀害直谏大臣的恶名。所以我因此释放李梦阳并恢复他的官职。像孝宗这样的人，就是所说的‘不言之听’（不通过言语而能洞察实情）。石显稍微违背了牢狱中的审讯话语，与锦衣卫鞭打后释放的做法同出一辙。孝宗察觉到了这一点，而汉元帝没有察觉，士人生在世，本来就有幸运与不幸的区别。宋万的祸患，产生于赌博游戏。赌博接近于轻狎，所以轻慢随意的心理产生，一句话相激惹而弑主之事就成了，这是长期轻慢随意所导致的。景帝因为赌博局而提杀吴王太子，虽然是上级对下级行事，然而其酿成的祸患，也不小。所以知道上下之间，不可以互相戏弄，因此君臣之间开玩笑，礼经对此有告诫。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帝守卫边境，没有及时投降光武帝，后来鲍永屡次立功而冯衍没有什么建树，于是被排斥贬黜，一废二十多年。为冯衍谋划的人，应当让他清静自守，反省过错思考过失，阅读圣贤之书以提升道德，摒弃纵横捭阖的权谋以远离战乱纷争，那么有关部门会推崇他的品行，公卿会仰慕他的才器，可以不出仕就要求出仕，也不担心没有成就。他却上书为自己辩白，指责朝廷大臣有遮蔽贤才的过错，指责君主有听信谗言的过失，这怎么能算是有道之士呢？人不懂得道理，即使有才能又有什么用？这就是光武帝最终抛弃他而不吝惜的原因。至于桓谭、班彪，同样没有被大用。桓谭因为上疏议论政事多违背皇上心意，因而被排斥抛弃，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班彪，他为窦融谋划归附汉朝，不能说没有军阵上的功劳，章奏符合皇帝心意，不能说没有左右近臣的推荐，而且关于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的言论，皇上都采纳使用了，然而三公府屡次征召，最终只做到县令，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才知道际遇相合的时机，也很难说清楚。然而班彪处之泰然，桓谭则颇觉委屈，这也是二人优劣的区别。

译吏道

吏治，是亲近百姓的职务。《诗经》中有颂诗，是用来赞美盛德，将成功告知神明的。天的盛德在于任命圣贤为君主，君主的盛德在于得到贤人做臣子，贤人的盛德在于能使百姓安定而财富丰足。众人和谐而事业成功，兵器长久收藏不用，四方远人前来归附。众生顺遂其本性，万物得到其适宜的位置，所以用这些功绩告知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无不把民事作为重中之重，百姓安定则神明有恩德力量而赞美其祭祀，百姓不安定则神明无恩德力量，难道还会赞美其祭祀吗？大概上天所任命的是治理百姓的人，祖先所根本的是成就功业。神明不缺乏祭祀，是因为民事有功。百姓安居乐业功业成就，都是因为治理百姓得人的缘故。吏治美好的，上级以谦逊的方式施予，下级以喜悦的心情承受，如同万物相生，都符合中孚卦的道理。一旦接受治理百姓的职责，就针对本性中的偏颇，从而加以矫正。本性豪奢的人难以做到恭敬节俭，就极力做到恭敬节俭来矫正豪奢；本性贪婪的人难以做到清廉公正，就极力做到清廉公正来矫正贪婪；本性喜欢修饰的人容易追求名声，就极力摒弃名誉来矫正模仿浮华。没有私欲那么所积累的精力就精纯，保持恭敬那么所操持的行为就简约，极度的精纯可以消除懈怠，极度的简约可以洗涤烦杂，所以始终如一。不偏离正道那么奔赴大义必然决断，没有私心那么任用官员必然审慎。大义决断不使志向感到惭愧，任用官员审慎不使所学感到羞愧，所以表里如一。体现在事务上只有仁爱，存留于心只有宽厚，根本于德行只有中和。有礼义的法度准则，使世代通行，因此天下风俗统一，九州贯通而形成美好的风俗。如果专门设立刑罚，辅以权谋诡诈，只会使欺诈虚伪日益滋生，人情险恶浅薄，上下互相猜忌，恩爱变成仇敌，不过几年，变故百出，先前作为奸民的人转眼成为乱民，先前作为恶俗的人转眼成为乱世了。汉朝初年法网疏阔而天下安宁，文帝景帝时期官吏都谨慎自身清廉公正，百姓全都顺从教化。武帝纵欲，法度衰败，吏治驳杂，民俗败坏，所以那时唯独没有好官吏。宣帝接见亲近百姓的官员而考察他们的名实，所以汉朝的好官吏那时最多。然而当时有才能的人依靠法律治理的，都不免获罪，只有宽厚平和的长者才成就功名。所以史家认为威严已尽而奸邪不胜，仁爱施行而百姓自然敬畏，归结于仁厚为美，以此来杜绝残酷刻薄的风气。马援镇守陇西，让官吏各司其职，只总揽大体，颇能体恤老子，让他们得以遨游，至今传颂以为美谈。每当看到镇守一方的长官不持大体，喜好揽取细事，细事虽然正确，大体完全丧失，足以蛊惑人心，败坏风俗，所谓衡量人事则悦耳，论述阴阳则伤害教化，正是这类人。几年之后，弊端大量出现，富有的奸人向下行贿，贪婪的官吏向上枉法，议论者都归咎于后事的失误，不思考前事已经伤了根本，岂止令人叹息！汉朝的鲍宣，可称为名臣，还因为举措繁苛，代替二千石长官署理官吏听讼，被丞相司直弹劾。现在以镇守一方的尊贵，听取双方诉讼，而私吞罚金，束矢以自润，又不比下级官吏廉洁，收纳他们岁时伏腊的馈赠，能够免于弹劾的，不过是弥缝固结的力量罢了。像黄霸、侯封，直到王莽时才断绝。好官吏的恩泽，长久如此，哪里需要微小的利益呢！朱邑任大司农而歆羡啬夫的祭祀，为官行道，本来不在于地位高。

吏事

天下没有所谓的俗吏，所谓刑名钱谷之类，都是天下赖以治理的。汉朝的儒者，没有不通晓世务的。熟悉法律条文，用经术修饰吏事，所以议论政事鲜明可观。吴质说，奉行遵守教令，颁布明确法令，下面没有专断威福的官吏，邑中没有豪侠杰出之人。赋税刑罚，咨询旧例。还有汉朝人的遗风。古代做官吏的人，根本在于先王严肃恭敬敬畏的学问，所以约束自身非常谨慎，居心非常清廉，做事非常勤勉，颁布法令非常简约，总是敬畏之心早晚不忘，思考既精微，谋划也深远。凡所以率领下属的，无不人人可行，至于人人都奉行，而在上位的人反而像没事一样。后来的贤者，有的鸣琴而治，有的卧疾而治，都是自律不马虎，所以能悬挂蒲鞭而不用，视官署若无人。像这样的人，不是没事，虽然日在刑名钱谷中而无事自若。为什么呢？与民休息，不惹事端。《诗经》说，岂不早晚，谓行多露。说不是才能不可妄自任用，犹如不是礼不可妄自行事。又说，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说不亲自处理政事，势必假手他人，那么恩泽不被众民信任。大概众庶无知，跟随官吏所施行的成为风俗，所以善人处于职位，凡恶念动于心中，恶事见于眼前，恶人立于身旁，都像农夫种田，斩除恶草，芟除堆积的杂草，断绝其根本，不是过于刻薄。不让法度废弛而侥幸的人多，移害善良的人。逐雀的严厉与行苇的恩惠并施而不违背，所以成就美好的风俗。大概天地之间无非义理流行，所以有自然的往来就有自然的感应。义理相通所以如此。一出于私心，那么与物情不相往来了。失去感应的缘由，又哪里有应和的人呢？感应的道理，彼此相从，内外相资。彼此相从，那么不可靠虚名得到；内外相资，那么不可靠浮浅的仰慕达到。现在做官吏的人，都是私心，都是虚名。

译如果与百姓的实情原本就不相通，倡导他们却不回应，命令他们却更加疏远，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官吏事务中看重的，没有超过采纳善言、明察奸邪的。一个乡、一个县，难道没有正直的士人吗？修身的人不因细微而忘记正道，不因取悦他人而忘记操守；用人的人不因正直而认为迂腐，不因熟稔而视为亲近。这样贤能的士人就会接踵而至，吏治就会日渐提升。汉代有三老、啬夫协助长官明察是非，虽然君民之间存在上下尊卑，却保有朋友般的道义，所以用威严仪态来约束，用规劝过失来引导。交州长官翁选选拔通晓经义、品行端正的学官弟子，让他们在便坐接受学业，这都是采纳善言的方法。至于奸诈虚伪的言论，对于他人不可轻易相信；喜怒的情绪，对于自己不可轻易表露，这样谗言害人的话语就难以听进，矫饰虚伪的情状就容易败露，这是明察奸邪的方法。子产执政，一定让都城和边邑都有法度，上下都有服从。民间不合礼法的服饰，一律收起来，不敢显露。所以奸邪之人惶恐畏惧，不再产生扰乱纲纪的念头，这也是防范奸邪的一种方法。又认为治理小国而使用刚猛的手段，也不是推行道义的策略。所以不违背人们的欲望，主要靠成就自己的功业，烧毁载书来安定众人的意志，贿赂伯石来安抚大家族，谨防河川来消除众人的怨恨。宽厚平和，不给人触犯法令的借口，这也是防范奸邪的一种方法。凡是子产的话和事，都是吏治的表率。推广开来，也不用担心没有方法吧！

译禁止贪婪

做官的恶行没有比贪婪更严重的，因此凡是接近贪婪的事情，都是为官常道所应当谨慎的；凡是迹象上表现为货财往来的，也是为官评价所应当禁止的。自身既已为官，却让随从人员追逐商贾之利，招引世间的资财，堆积的财物充满仓库，这不是接近贪婪的事情吗？离任之时，行李轻重遮蔽道路，钱币流通于各郡国，这不是迹象上表现为货财往来的吗？然而上下知情却不过问，哪里还有禁止贪婪的说法呢？汉朝的郎官，旧有出钱休假沐浴的惯例，用来资助官署的开支，称为“山郎”。实行久了，贿赂流行，互相效仿。杨恽革除了“山郎”制度，每年转移财用文书的费用，从大司农那里获取供给。郎官受此感化，没有不自勉的，断绝了请托贿赂的源头。王莽时期，官吏最终得不到俸禄，各自凭借官职做奸邪之事，接受贿赂以自给，所以天下多贪婪的官吏而无法禁止。天下的祸患也因贪婪的官吏激化而成而无法遏制。否则贪婪的官吏在前搜刮，继任者在后承受祸患。拥有天下的人，将祖宗积累德行、历经风雨的基业，谋臣猛将运筹帷幄、斩首陷胸所得的疆土，当作贪官污吏财货的府库，用一个官员的贪婪教导一郡一邑的贪婪，用一个官员的不义收入教导一郡一邑的不义收入，所以贪婪的官吏所在之处，民间不仅积蓄败坏，风俗也败坏。积蓄败坏，忧患在下层；风俗败坏，忧患必然波及上层，拥有天下的人为何爱护守成之器还不如爱护尺璧呢？赵衰跟随晋文公十九年，功劳也很大了。带着干粮随行，饥饿却不食用，这是小善罢了。任命他镇守原地的命令，不因大功而轻视小善，大概是因为镇守土地的官员廉洁且仁爱，然后才方便百姓。不廉洁不仁爱，即使有大功，也不能让他治理百姓。古代爱护百姓的人，连魑魅罔两的危害都制定法令来消除，何况搜刮聚敛的臣子呢？第五伦说，以身作则教导的人，人们会跟随；用言语教导的人，人们会争讼。后世的官吏，一旦进入仕籍，那些良善之士未曾教导百姓行善，只是禁止他们不做恶；那些残暴贼害的人，自身做恶又放纵胥吏做恶，又放纵狡诈凶狠的百姓做恶，又用狡诈凶狠的人诱骗良善朴实的人，使他们不得已而必然走向做恶。设置罗网，断绝生路让人陷入死地，不仅仅是欺骗他们看不见。官吏残暴贼害，与此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身居高位的人，追求利益的心是不可训练的，为什么呢？君主对于百姓，用正道治理邪道，用贤人治理不肖之人，那么有等级威严、有节制，没有人敢把物与我并列看待。至于追求利益的心，上下都具备，以此作为心，就忽略了上下之分，比较物与我，各自用智计相争，毒害相加。他所有的我将夺取，他夺取的我再夺取，他的意思认为都像普通人一样，就没有不可相加的了。所以掌管财务的人窃取藏匿，险恶强悍的人揭发上级，冶铸的人扰乱钱币，攻剽的人侵犯官府，往来被揭发，渐渐增多，谁制造了祸端而倒授权柄呢？宋朝张锡担任东明县令，告诉那里的人说，我治理的有三件事，强者倚仗力气，富者倚仗钱财，受刑者倚仗赎罪罢了。子产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假使天下的官吏都以此言为治理准则，那么贪婪残暴的风气或许可以平息了。董宣强项的名声被光武帝所知，至于他作为廉洁的官吏，死后才知道。大概他做官的时候，没有货财可以自达公卿，侍从没有人肯为他延誉，死后仅听说他廉洁，幸好在京城附近所以如此。那些不在京城附近的，即使说是圣明的君主，也无能为力了。

训导行为

先王时代，用道德的正道来教导人，督促人必须实行。有不相信所教导的而走旁门左道的人，就有严禁大防来防备，教化没有尽头，防备又很严格，要使即使经过千年，阐明道义的话没有不同的说法，坚守道义的话没有不同的行为。偶尔有邪说怪行，不走正道，不修实行实的人，人们都望而斥责绝交，甚至有放逐到远方、终身不齿，不得列入人数，何况混杂在冠裳之间，参与治理的行列呢？有王者兴起，应当让天下的人各自教导自己的家庭，百姓家道正而王治就隆盛了。教导家庭的方法，没有超过敬老慈幼的。礼制，年龄到七十岁，即使是庶人的卑贱，君主也尊敬并礼遇他。《孝经》说，明王用孝治理天下，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这是说敬老。孟子说，中正的人养育不正中的人，有才的人养育无才的人，这是说育幼。此外则出仕为世所用，经书所说十三岁舞勺的人，那人尚幼，教导他事奉君主之道，还未到治理人。成童舞象的人，教导他治理人的功业，自小到大，自近到远。成年舞武的人，教导他治理人的事务，通达于天下。大概教导人的方法，浮华的文辞不如经世济用，经世济用不如常理伦常。经世济用，是一时的用处；常理伦常，是数代的用处。总不如虚文的无用。君主的心，不希望天下有无用的人，所以设立教化的方法，不让人学习无益的事情。至于教化已成而施用于用，又必须重视乡里的评价，因为乡评可以约束不肖之心使其归于正，不同于长吏的法令仅足以治理外貌。大概想要人从少到老无日不在教化之中，从贱到贵无人不逐渐受到教化的恩泽，从微到显无地不借助教化的益处，所以贤才众多，像榛楛一样济济一堂。又认为人的出生，没有不含阴阳之气的，阴则近于柔邪，而见利必好，

译见识到形势必然趋向；表面上虽不背离刚正，但如果不仁便不做，如果不义便不行。这两种本性，人人都有，圣人重视教化来裁断成全，去除柔弱邪僻而归于刚正，所以能够成就多代的利益，没有早晚的悔恨，不因为残害杀害万人的性命来放纵一时的欲望。

译爱养

人之所以比万物尊贵的原因，在于困穷时彼此互相救济，富足时勇于践行道义。仁义之心，无论贫富都有。在上位者不必用刑罚政令扰乱百姓，在下位者不因衣食而沉溺心智，哪里还有不行仁义的人呢！民间衣食的来源，在于农业。《天保》以上诗篇，治理内政；《采薇》以下诗篇，治理外务。始于忧虑勤政，终于安逸享乐。因此财物用度丰裕，君主可以供给祭祀、供养贤才，百姓可以供给日常用度、美化风俗。君主能供给祭祀，则阴阳调和，灾害不生，人口繁衍众多；能供养贤才，则可以奠定太平的基础，使万物遵循其规律，恩泽遍及四海。人生百事供给充足，则亲戚不相怨恨，强弱不相侵扰，百姓和睦；举世财物用度不匮乏，则奸诈欺骗不作，刑罚可减免，风俗敦厚安乐。因此劝农的诗篇列入雅颂，藉田的法度记载于外传，乡遂的言论详于《周礼》，农事的期限重于《尚书》。古人能重视农事，所以民生安乐，王道极盛。然而百姓致力农耕，又在于君主有善政。汉朝初年，萧何、曹参凭借日月余晖，谨慎守持权柄，顺应百姓厌恶秦法的疾苦，顺从他们的愿望，与他们重新开始。二人同心，一个规划一个跟随，因此政令简省刑罚清明，天下安定。班壹居住在楼烦，以财富称霸边疆，出入弋射打猎，旌旗鼓吹，活了一百多岁才寿终。北方多以“壹”为字的人，就是一个班壹，而四海之内，百姓的安乐，物资的充盈，不知道会达到什么程度了。古代养民的法度具备于井田制，井田制的义理，其利益有五点。一是不要泄露地气，指冬前互相协助犁田；二是不要耗费一家之力，指农具互相通用；三是统一风俗，指共同耕作互相习染；四是结合巧拙，指共同制作农具；五是流通财物，指相邻农户交往，于是产生恩义，有无相通。大概那些田地属于公家，按上中下三等赋税给予百姓，三年更换一次主人，肥沃之地不能独自享乐，贫瘠之地不能独自受苦，因此最为公平。等到暴君征取，不止公田，逐渐蔓延到私田。污吏征取，不止十分之一，而有加倍的赋税。这都是暴君发起而污吏借此剥削，更加残酷。所以田界混乱而百姓不能向官府申诉，都不肯在公田上尽力。久而久之，公家不能自己耕种，不得不授予百姓，公田因此全部变为民田。自此以后，百姓失去生计的有七件事，百姓走向死亡的有七件事。鲍宣的封事，说得最详细，都是因为井田制废除的缘故。古代仓廪府库都是为百姓设立的，丰收时收敛，灾荒时散发。臧孙辰请求借粮，左氏认为合乎礼，公羊、谷梁讥讽其没有准备。讥讽其没有准备，是因为追溯来源讥讽，是事先的防范。既已饥荒之后，则以借粮为礼，是事后的救济。两种义理都不可废弃。也有不是水灾旱灾而百姓缺乏粮食的，服虔说，阴阳不和，土气不养，虽有麦禾而果实不成熟。这又在于君主自身减损，打开仓廪，赈济困乏，不建造城邑，不修缮旧物，而不能完全指望邻国。樊准说，赈济往往多虚名，不如招募饥民迁徙到丰收的郡县。此说似乎好，但迁徙之地，用什么食物来救济，用什么土地来安置？必定不夺取土著的土地，不侵犯土著的利益，使到来的人更加归附，居住的人不受打扰，那么樊准没有考虑到这些。又献帝之时，临轩施粥，米豆五升，得粥三盂，这是最好的。而郡县施行，必定不如法度。饥民受赐，必定不核实，只是上下互相欺骗作为惯例，在公文往来中留存虚名，而不另生事端以扰乱不饥的百姓，就算是幸运了。又柳宗元书信认为，地方官喜欢烦扰百姓的政令，好像很怜爱，最终却造成祸患。催促耕种督责收获的使者喧哗于村落，鸣鼓聚集众人，击柝宣布政令。小民之家停止饮食以款待慰劳，常常苦于无暇。唉，这还是小的方面。汉明帝时禁止百姓从事二业，而有田者甚至不得渔捕，督促百姓区种而官吏丈量田地，想要让租税增多，以至于不种之处，也通算为租。朝廷每下一道命令，其用意并非不善，有司施行却往往成为百姓祸害，大概有利于百姓的，有司辄自专断而百姓不敢过问，不利于官府的，有司辄摊派给民间而私吞盈余以自润，甚至惩罚官吏的贪婪而有所谴责，贿赂上达，因而获免。获免之后，辄将所费摊派给民间，而百姓也不敢申诉，无往而不成为百姓祸害。所以明君必定谨慎发布命令，至于有司所陈述兴利之法，遗漏利益的诛求，尤其不可听从，惧怕与奸民奸吏成为开端。

财用

财物用度，是国家的大务，圣贤的书屡次谈到。财物生于土地而增殖于百姓，亿万百姓用来养活口体，天地用来流布膏泽。夺取亿万百姓的养料，壅塞天地的恩泽，使人心怨愤，阴阳失调，这不是彰显美德、示子孙的方法。王者富有四海，供给天地百神的祭祀，备办百官兆民的用度，应对不庭不虞的祸患，都取自土壤所生。然而服饰采章，装饰朝仪而修饰国恤的，必定有等级威严以明轻重，自身减损，与天下共同遵守此节制而不敢私占，这才算是圣明。

译明君之主。因此常常以敦厚廉洁、崇尚节俭来为天下表率，不应当依赖他人。礼制规定诸侯不贡献车马服饰，这是不打开进献的端绪；天子不私自求取财物，这是不打开义助的端绪。一旦有求利之心，境内的人没有不心动于货利的，所以诸侯贪婪、大夫鄙陋，士人和百姓盗窃，不谋而合地随之而来。《春秋》深刻探究其根本，认为天下贪污的风气，没有不是由君王引导的，必须在上位者先回归正道，然后才能在下位者整齐有序，所以国家的赋税事务，贤能的人所持的论点，只是遵循旧有的制度，不敢轻易议论变法。只有不贤的人常常想要变法以谋取私利，更加张开网罗而错乱产生，错乱产生而侵夺盗窃变得便利，小人的利益，是亿万百姓的忧患。所谓的旧制，丈量田地确定赋税应当遵循蔿掩的方法，然后三种土壤不混淆，征收的比例不虚假。山林沼泽，适宜采用里革的方法，在生育繁殖的时候不取用，在成熟可用的时候取用，没有废弃的物品也没有受害的百姓，没有禁止利益也没有贪婪的百姓。古代以户口征收赋税，一个男子一百亩地，取其中十分之一，简单明了，不产生弊端。汉代征收百姓的钱以田地作为标准，田地无法稽查，户口无法信赖，于是隐匿田地逃避赋税的弊端兴起，有赋税却没有田地的危害出现了。填淤的土地，取来纳入征税范围，按亩坐定税收，不计算沧海桑田的变化。商税取足定额，不问时运的丰歉。土地的盛衰，既对出产的土地征税，又对经过的渡口征税，甚至有请求桥梁道路来辅助军费，出卖坊场来雇佣役夫的情况。山川园池的税收，汉代所说的，列侯封君，自己供养，不领取天子的经费已经很久了。一切搜刮取用，国家有时有所需要，名义上说是发钱购买，实际上是取给于强制摊派，借生财的名义，掩盖加赋的痕迹，强取的多而上供的少，像这类事情，不可一一列举。贾谊所论述的积贮，是民间的储藏。晁错所论述的贵粟，是公家的粮仓。储藏于民间则是王道，粮仓积存在公家则是恶政。如果按照晁错的说法，边塞的粮食确实充实了，但是吏治的杂乱，风俗的偷薄，难道不是所得的少，所丧失的多吗？元朝人有话说，牧羊的人每年剪两次羊毛，让牧人每天剪来进献，得到的毛虽然多，但是羊在严寒酷暑中没有东西覆盖自己，往往大多死亡，这是改变旧制而害民的验证。所以赋税的事情，只应当与君子谋划，听从采用君子的言论，不要让小人夹杂其间变乱是非以留下无穷的祸害。君主使用财物也有固定的格式，供养劳赐，取给于少府的钱、大司农所汇总的，是度支天子公用与军器武备等物品，不是用来资助嗜欲作为私藏。史称汉元帝时，外戚资产千万的很少，所以少府水衡看到的钱很多，冯昭仪挡熊，所赐不过五万，掖庭的亲属，虽然有赐予，嘱咐不要众人谢恩以显示公平，厌恶偏重失去人心，所以奢侈浪费不产生，加赋的事情也少。如果不得已而加赋，那么国事更加繁多，所加的赋税常常不够用。鲁庄公在位二十八年，而没有一年的积蓄。一年收成不好，卿大夫出去借粮，《春秋》认为是危险的做法。这就像编户齐民的家庭，年度计算不足，仰仗借贷，到了借贷的地步，每日计算也不够了。臣子为国家节省费用，也有失当的地方，比如减省边境戍卒以及祭祀典礼牺牲之类，都是顾念小利而害大体，取暂时喜悦而留下长远忧虑，只有召信臣所请求的，宫观修缮供应布置，乐府倡优各种戏以及大官冬天生菜之类，大大可以减除，而计臣偏偏不说。

译礼乐

礼必定要配合乐。行礼而没有乐来引导，就会流于直率粗疏。在家庭内部，冬温夏凉、早晚请安的礼节，不必使用音乐，然而那种和顺融洽的情意就是乐。乐必定要依托于礼，在不行礼的时候作乐，必定会导致沉溺放纵。在深宫之中，房中乐、盲人乐工的诵唱，未必是在行礼，然而那种庄重恭敬、忧勤警惕的心意就是礼。这是说礼和乐总是相互依存。君王刚兴起时，制作礼乐还来不及，就选取与己相似的先王之乐，借以教化天下，等到天下安定、功业完成，就必定要作乐来象征德行，制舞来象征功业。已经制成了乐，还一定要在宗庙中演奏六乐。演奏先王的乐，表明有法度；演奏自己的乐，表明有准则；演奏四夷的乐，表明大德广被。《礼记》说，用雅乐来纠正急促，是说用迟缓庄重的声音，来纠正舞者动作的急促，这是太公的志向，不想用武力治理天下，所以用雅乐来纠正急促。春秋时期，乐制僭越混乱的很多，叔孙、宁武都有力于匡正的意思但未能来得及。孔子正乐，也是继承先贤的志向，想用乐理感动人心，雅颂端正了人心才开始和平。师旷听律的方法，常常苦于不能理解。大概八风的声音，都在乐府中，轻重长短，就与天地之气相通，这是古代圣人学问中通达人天奥妙的地方，不是想象所能推测的。后来的人也不完全知道其中的原因，只是依据尺度学习，也能与天地相通。或者天地之气有时盛衰，也就会体现在乐工所用的乐器上，而有可以测知的蕤宾之音，偶尔与律吕不合而有死声，因此知道南风不盛，至于岁在豕韦，月又建亥，知道天道在西北，这是阴阳家所共知的，不需要吹律而后知道。雅颂所载，都是祖述功业、尊崇德行、修身致治的事情，汉代儒生删削而不用，只举出神灵感应、幽深诡幻的话而用于郊庙祭祀，孔子所说的雅颂失所，正是指这个。所以乐理已经消亡，到汉武帝时完全消亡了，因为让文士制词，优伶按节，不是周公、正考父那样的人。隋炀帝大量制作艳曲，歌词极其淫靡绮丽，新声变响，压抑摧折，哀音断绝，万宝常知道将要动乱。大概天子所居，其气应该旺盛，而得到衰飒之音，也像南风不盛一样。然而师旷的话也出于术数之学，不能作为准则，所以叔向用君德来折衷。至于季札观乐，或者根据歌词的正邪，或者根据音节的盛衰，未必都是同一方法。总之是以君德为主，而以音节来配合，不止是师旷的方法。

祀典

先儒说，天下的大经，不过是亲亲、长长、贵贵、尊贤罢了。君王的至恩，不过是施于下下罢了。一次祭祀之间，大经得以端正，大恩得以宣扬，天下的事情就都尽了。又说，只有圣人能享祭上帝，因为他尽到了人道而与帝同德。孝子能享祭亲人，因为他尽到了子道而与亲心相通。祭祀的疏密节度，没有折中的标准，君子合于天道，感时而致思。祭祀有祈求，不是先王的本意。先王事奉上天，是上报生成之德，不是求未来的福。祭祀祖先，是顺着生事死而已，不是希望曾孙的福庆。但神以多福佑善人，以宜申嘏令胄，是理所自然，不因谄媚而得。末世人情好利，事以利动，礼以利举，由此窥探绅祗之心，也出于利，而亵渎礼制、诬蔑神灵由此产生，有什么福呢！宋仁宗南郊，配以三圣，当时称为失礼。胡宿说应当用迭配，也是以前没有听说过的。总之太祖配郊，由来已久，不必更张。凡有名氏而死的，都是人鬼。天地之神，都是气。纬书以五帝为五行之神，是以有形的人鬼当无朕的天神，确实是谬妄。明太祖制礼之初，削去五行之神，最为得礼意。万物之生，是天地之功。云雨之润，是山川之泽。功之所施，必报以礼。泽之所濡，必荐其物。所以天地山川有殷祀之仪，汉武帝带祀天于甘泉，知道那不是天的正位，特因为在长安西北。西北者，干位也。《易》说，干为天。所以以为天位。其祀后土于汾阴，也知道不是地的正位，特因为土形脽起，有泽中方丘之象，所以以为地位。都是汉武帝文以己意，不是天地之意。所以易世之后，卒据经义以改易之。五岳者，因山川以达天地者也。坛壝之来既久，大指皆因于天，不因于人。好事者辄为据都改岳之说，是以王居所托，易天地定位，脱殷人五迁，将岳号五易，非经义矣。金有范拱之说，明有倪岳之驳，此说即当永绝矣。倪岳祧庙之议所以行于当时者，以其为礼官也。杨守陈主有功德之说，其义较长而谐于当时者，以其与礼官相违戾也。未几，世宗议礼，卒祧德祖，是用杨说也。以此见礼宫之论，有时违正，久而后见其戾，未必皆可法也。元世祖崩，群臣请谥南郊，此称天以诔之义，虽前此

译未曾听闻，却可以道义推演而成立的，这类情况便是如此。其他提出新议的，有依据就是对的，没有依据就是错的。章帝废黜皇后，英宗时皇后才获得谥号，这是符合礼制的。礼官请求收敛大臣的金钱，为太后生辰祈福，这是亵渎礼制、侮辱尊长，极不恭敬，从而在史册中留下讥讽的行为。大体上，败坏风俗、伤害教化之事，都是那些不学无术、无知之人，借口尊崇亲长来推行他们的狂妄之举，以谋求宠幸和利益，于是大势不可遏制，正当的议论无法治理，所败坏的不止一件事。《左传》和《国语》都没有记载程婴、公孙杵臼的事迹。孔颖达说，当时晋国国君英明，各位卿大夫势力强大，不容许屠岸贾专横恣意，得以混迹其间，司马迁的说法是妄言，不可采信。然而扬雄、冯衍都称述过这些人，不能说他们完全不存在。想必也是晋国贤士，应当在乡里受到祭祀的。宋神宗时奉皇帝旨意在绛州建立庙宇，建庙的原因，是因为屡次失去皇子，郓王患病，听从了吴处厚的请求，才准许了。国君的子嗣，是上天厚赐所生，一两个地下的神灵就能降下疾病导致夭折，这种说法是多么浅陋啊！人不学习，荒诞不经，给国家带来讥讽，被后世取笑。范晔《后汉书》中所说，祭祀典章不修明而像爰居这类事情很多，除非孔孟再生，否则无法纠正。

译历象

天有固定的宫舍，星有固定的次序，关键在于以鸟星位于午位正中、火星位于卯位正中、虚星位于子位正中、昴星位于酉位正中作为标准。这些次序与宫舍，自古沿袭至今，不可更改。《汉书·律历志》所载与《尚书》相符，因此作为标准。《周礼》也是如此。通过星宿对应的地域来辨别九州的地域，在地面上的封疆域界，必定对应天上的星宿分野。秦汉以来，划分地域对应天次，往往依据这一原则。只是太阳运行有岁差，不能完全符合星次宫舍的数目，所以尧帝时代冬至时太阳在虚宿，此时冬至时太阳在箕宿。这是太阳自行运行的轨迹，不可将地上的子丑方位等同于天上的鸟火星宿。如果一定要根据太阳所在的星次来移动天上的星次以顺从它，那就与《尚书》《周礼》的法度都不相符合，恐怕不能成为定论。历来置闰的方法，说是十二个朔月已经用尽而周天之气未尽，因此设置闰月。天文历法学者用来符合天象的方法，是根据日月交会的时间来确定朔望，又以此验证交食，也没有差错。只是恐怕太阳运行的度数既然有了偏差，那么黄道的长短也会有偏差；黄道有了偏差，那么所谓的气盈朔虚就不完全存在于旧法之中，而节气的前后也会有偏差了。置闰与交食不同，交食可以通过观测形状来验证，置闰完全在于观察节气。现在观察节气的方法已经失传，没听说过有截竹验灰之类的事情。能因为交食有验证，就保证节气没有偏差吗？太阳运行既然有了偏差，那么北斗所指的月份也会有偏差。摄提孟陬，必定不能伸缩进退，与日月相协调，那么现在历法所说的某月建某辰，都是错乱的。一月交气的时候，太阳所指的建除，又应当与天道不合，那么所举示给百姓使用的，都不可依据了。汉章帝的诏书说，先立春一日，就是四分历的立春日，用来折狱断大刑，在节气上已经违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难道对政治教化没有很大的妨碍吗？张载的书说，一定要使交食法合乎闰法，然后历法才开始没有差错。这是今天应当急切讲求的。现在严寒多在立春之后，酷暑多在立秋之后，有人说寒暑的余气，本来一定比正气更甚，难道真的如此吗？我私下恐怕是置闰的错误。

所谓敬授人时，是说天时到了就用人事来顺应它，比如农祥正而东作兴，霜始降而百工休，这是确定的规律。至于阴阳的变化，也想预先看到它的端倪而用政事来调节宣导，所以又设置灵台来观察天象，分至启闭，必定记录云物，用来衡量星宿度数的验证，征验六气的端倪，以顺应神明的变化。如将有水旱，就修习预备的方法，施行罪己的命令；将有兵戎，就谨慎嗜欲的开端，整顿边防，选拔将帅的人才，积蓄草粮的器具之类。大概神明自有变化，凡像这样的，用政事来迎接它，使灾害未至而预备先修，那么万物确实受到它的福泽了。曾经看到纬书说，灵台的建立，是为了招致太极的清泉，以兴起稼穑的根本。大概说天地之交，其理至为精微，六气之中，都有灵液，所谓太极的清泉。草木之所以暗中滋生，除了雨露之外，另有此泉来嘘煦其根，万物都依赖它。君主行善，那么此泉都为百姓所用。正谷果蔬，无不繁茂。山泽之利，无不孕育，而稂莠螟螣不能与之相争。君主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那么有生命的东西，那些粗恶狼毒的得到气有余，嘉禾仁鸟反而受到最薄的，这是政事造成的，这是极不可不观察天象以知道吉凶的。

灾异

《春秋》所说的灾，是有害于人畜，随着事情而到来的。所说的异，是非常可怪，在事情之前到来的。灾，是对往事的谴责；异，是来事的征兆。因灾而改正往事的过失，因异而警戒来事的悖逆，这是消除异象灾害的方法。灾，是已经形成的害；异，是尚未到来的灾。非常可怪的事物形象，在事情之前到来。因为它在事情之前，那么害未形成，如果能修德改行，径直可以不害人物，有似父母教戒子孙的意义。灾则随着事情而到来，害及人物，虽然想改悔，无处挽救，有似刑罚已施，不容苟免的意义。论害及人物，那么灾轻于异；论天爱人，那么异重于灾。大概灾所伤害的是人物，异则关系到宗社，败坏纲常。灾只在一方，异及天下。灾是可见的害，异有不测的害。《春秋》多为天下记录异，少为天下记录灾。所以《公羊传》说，异大于灾，这是灾轻于异。然而人至卑，天至尊，而人的怨恨必感动天，人的修德也必感动天。圣人能见天人的契合，所以天所佑助的就是圣人所佑助的，天所愤怒的就是圣人所愤怒的，天所警戒的就是圣人所警戒的，天所抛弃的就是圣人所抛弃的。圣人不敢自明其喜怒，只恭敬地执行天地的喜怒，知道天心欲人为善的急切，所以作经以示人，说六沴作见，若不共同抵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以此警动愚暗，希望他们能改，既然已经能改，那么六罚六极，厉万世而不一降，所以说天爱人，异重于灾。高宗饬己正事，成王反风岁熟，宋景不移股肱，都能当天心，转溺为福。汉文帝之时，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惧修省，海

译内部治理安定。自此以后，君主本想敬畏上天，但臣下阿谀奉承的习气牢不可破，于是难以言说的祸害反而被其他言论所掩盖，致使危害更加深重。例如日食和地震在同一天发生，杜钦、谷永都说灾异应验在后宫。从后来的事情看，灾异确实应验在后宫。但并非当时的许皇后，而是后来的赵飞燕、赵合德姐妹。然而赵氏姐妹的祸害，仅局限于皇帝本人及其子嗣，而断绝汉朝宗庙祭祀的却是王太后家族。精通经术的士人，能知道灾异产生的真正原因吗？后宫灾异应验在何人身上、何时验证，当时都无法知晓，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误导了世人。

又如在汉成帝时期，黑龙出现在东莱。用五行理论来说，汉朝得土德，水为土之妃（配偶）。黑色是皇后家族的颜色。龙是君主的象征，黑龙则是皇后家族的人想要做君主所做的事。东莱，意味着作乱的人从东方而来。谷永远远引用夏朝的正统，将灾异归咎于同姓诸侯以掩盖真相。又用赵氏的罪恶来掩盖王氏的过错，直言指责君主而不敢轻微讽刺权贵戚属，欺骗上天、蒙蔽君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皇帝愤怒想要诛杀谷永，但王氏家族在左右庇护，敕令在交道厩不要追赶，这种包藏奸邪的行为误导了世人。

张放骄横痴愚，年幼时未曾以奸恶闻名，怎么能感动阴阳，招致灾异？《春秋》二百多年间，大的如日食星变，小的如昆虫草木异常，记载在简策上的很多，从未听说这些灾异是为了宠幸的佞臣或宠爱的宰相而发生的。当时的丞相、御史都是王氏的私人僚属，同类相互勾结，所以舍弃五侯专权擅政的事实，而派遣张放来承担责任，移花接木，攻击君主所不喜欢的人以庇护君主所喜欢的人，起初用许皇后的事来开脱王凤，后来用张放的事来开脱王音等人，这种嫁祸于人的行为误导了世人。

博士举行礼仪的那天，有野鸡飞过的异象，野鸡经过的地方是三公的府邸以及掌管宗庙、皇室亲属的官署，然后进入内廷的宫殿。野鸡善于听察，先听到雷声，现在这只野鸡出现怪异，也是感应到气息的先兆。当时左右近臣进言，说这只野鸡羽毛摧残颓败，像是被拘禁捕捉的，怀疑有人故意放出来恐吓朝廷。王音辅佐朝政，严厉斥责进言的人并极力陈述其祸患，似乎很忠直，然而他从未引退以避让贤能，这种空谈误国的行为误导了世人。

况且奇兽异鸟、怪草殊木，生长在近处，聚集在屋檐下，有见识的人尚且知道厌恶它们，何况那些熟悉天官之书、通晓五行学说的人呢？不久，上天降下谴责警告，才知道那些解释灾异的人用借题发挥的言辞，全都掩盖了真相，左右近臣阿谀取宠，妄言这是吉兆。公卿大臣害怕获罪、保住职位，没有人敢报告凶险，只有一两个谏臣喋喋不休地争执，君主理应玩忽厌烦而不加理会。用人心去揣测天心，用古事来类比今事，灾异的说法很少不灵验的。君主不仅要在遇事时征求言论，更应在平日观察古事；即使平日不及观察，也应在征求言论时，命令群臣诵读陈述古事，选取相近的事例，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这样或许能听到无忌讳的言论，并能从言外之意去倾听，这胜过泛泛地征求言论，让邪佞之党错误地引用经传而无人敢指责揭发。

阴阳五行的道理，和谐则相生，乖违则相克。和谐的，即使相克实际上也是相生；乖违的，即使相生实际上也是相克。和谐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奸邪之人可化为良善，仇敌可安抚为臣子；乖违则一家之内、一人之身都有此重彼轻、此乐彼忧的不同，何况物类繁多，人情诡诈，鬼神变幻，其产生的戾气与灾祸怎能避免呢？所以达到和谐是有途径的。水火金木土谷，使用它们必须合乎时节；人的筋力货财，役使它们必须合乎节制。饮食男女之事，必须顾及道德的相称、道义的适宜以及选举的先后；职位的大小，必须根据其才德来安排。民间没有冤屈压抑的诉讼，没有孤弱狡猾之人，没有强横暴虐之家，没有辱骂斗殴的习气。这样，大顺之气周流充沛于天地之间，这都是消弭灾异的至理。

又樊准说，调和阴阳，实在在于节俭。如果能恪守这句话，上下通达，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

译调燮

水火雷风的变异，是天地用来警示人的方式。对于刑罚无法施加的人，那些隐藏的痛苦无法显现的人，天地鬼神常常借用水火雷风来警戒他们，让通达事理的人领悟其中的道理，让愚昧的人畏惧灾祸，都不敢做坏事，并且告知人们补救的方法。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精通经术的士人坚定地想要辅助自然造化，调节阴阳的变化。刘向的《五行传》总体上旨在达成和谐、消除邪气，并不是夸耀自己知晓天意。京房的说法相比之下就疏远了。因为阴阳二气，相互调和才能形成雨泽，一施一受，这是气的和谐。阴气过于急促，阳气舒缓，不能形成雨。阳气郁结勃发，阴气散漫，也不能形成雨。接受的一方急促而施予的一方舒缓，施予的一方急促而接受的一方舒缓，都叫做不交合。不交合就不和谐，乌云密布却不降雨，就像《诗经》中说的“自我西郊”那样。太阳在西边，虹不在东边，这是阴阳失位，所以天地不合而雨停。太阳在东边，虹在西边，这是阴阳得位，所以天地交合而雨降。太阳的酷热，得到月亮就缓解；雨的淫滥，得到风就疏通。所以说日月风雨，是用来成就天地和谐的。阳气在雨中则温热，阴气迫近并胁迫它，阳气在外不能进入，转而形成冰雹，所以储藏冰块来抵御冰雹。大水也是阴气过盛，所以与救助日食的方法相同，用击鼓来振奋阳气以战胜它，因为这不属于祈祷祭祀一类，所以不用牺牲，不求助于神灵。阴阳相互调剂，确实有这个道理，求助于神灵，就是矫饰欺妄。经书的义理对此论述得很详细。饥荒是百姓叛乱的萌芽。赋税沉重，法网严密，作乱的心思已经决断，再加上饥荒而不体恤，那么叛乱就发生了。在萌芽之初，可以自身减省来消除它，可以减轻徭役和赋税来谢罪。古时候谷物歉收，就减少膳食，灾害屡次到来，就减损服饰。荒年不粉刷墙壁，这些事与调燮阴阳的道理是相同的。董仲舒治理江都，每当阴阳错乱运行，就用《春秋》的法度来推演，求雨就闭塞阳气、放纵阴气，止雨则相反，没有不见效的。至于对火灾的应对，确实有不恰当的地方。刑狱是大事，审察言辞、定罪，还担心失去公正，怎么能凭疑似揣测，兴起大狱的端绪？上天仁爱，一定不会用“忍心诛杀”这样的话来看待下土的人，况且学习是为了明道，遇到灾异就修省，这是天道的常理。舍弃大道而言说，不论有效还是无效，总离不开技艺，不是儒者的本务，又怎么能以诛杀为意？仰承上天以显示给弟子，也不能辨别，因为不致力于修省而与道不合，这不是老师平素持论的本意。董仲舒因此不再谈论灾异，那么体悟大道的功夫就更加精进。

月令

《月令》中行政失时，就有灾异的应验，都是凭借四季孟、仲、季的气相互感召，其中的道理很微妙，何不让大家知晓，难道只说人事吗？春天施行夏天的政令，是太阳陵驾少阳，以下陵上叫做陵。少阳在前，太阳在后，进而夺取它的权柄，这是以下陵上。所以在天上表现为干旱，在地上表现为草木早落、庄稼不收、虫害，在人表现为多疫病，在国家表现为多恐惧。干旱，是云雨蒸腾无力。草木早落、庄稼不收，是地气过早泄露，万物生长不顺利。虫害，是未到夏天先温暖，蛰伏的虫子出洞太急，滋生蔓延，种类众多，孕育在草木之上，感化在泥土之下，到处都是。多疫病，是春天多雾气，在太虚中有实质，如果不是正气就是瘴疠，瘴疠附着在人身上，所以成为疫病。多恐惧，是盛大的气不逐渐到来，人感受这种气，危惧善惊，如同服用行气药过度，心常震动危险，容易受惊，这都是气过早泄露的危害。春天施行秋天的政令，是少阴陵驾少阳。旧的阴气已经耗尽，新的阴气尚未产生，从哪里得到这种杀气？超越次序而掌握权柄，是因为生气微弱，所以杀气盛行，这是以下陵上。所以在天上表现为暴风雨，在地上表现为恶草，在人表现为寇贼戎狄、疫病，都对善良的人有害，这都是杀气夺取生气的危害。春天施行冬天的政令，是太阴陵驾少阳，以阴乘阳，这是以下陵上。少阳当权，太阴应该潜伏，不潜伏而夺取它的权柄，尝发生而闭藏。所以在天上表现为霜雪不合时宜，在地上表现为种植多受伤，在人表现为喜好搏击，在国家表现为有恐惧，这都是闭藏失时的危害。说国家有大恐惧，施行夏、冬两季政令都相同。人的神明不畅遂，就日渐缩减。缩减太过，恐惧就产生了。丧胆夺魄，都是恐惧过度，所以那个因为发泄而恐惧，这个因为收敛而恐惧。夏天施行秋天的政令，是少阴陵驾太阳，太阳正盛，少阴遇到它，应该潜伏反而进而干预其事，这是以下陵上。所以在天上表现为苦雨，在地上表现为损害庄稼、伤害草木，在人表现为多灾疫，在国家表现为有兵革，这都是杀气陵驾养气的危害。夏天施行冬天的政令，是太阴陵驾太阳。阴不避让阳，超越次序而陵驾它，以死气害生气，是大灾。所以在天上表现为冰雹、大风，在地上表现为草木枯死、城郭败坏，在人表现为兵革不宁、鸟兽不仁，这都是死气乘生气的危害。土不能克制水，是大异。土有常尊，是王室的象征，《春秋》中谷水洛水相斗，将要毁坏王宫，王灵不振，土不自固，应当克制反而失败。夏天施行春天的政令，是少阳侵扰太阳。本当代谢，却留连不去，是因为正气过弱，所以废气执权。在天上表现为

译暴风，在地则草木不结果实、蝗虫成灾，在人则多患咳嗽病与迁徙。迁徙是因为火气已经衰弱，不能生土，所以民居不安，这与城郭败坏是一样的。多患咳嗽，是因为肺气属金，既被夏令所克制，又与春木相搏击，肺气不宁，所以咳嗽，这都是阳气应当旺盛反而衰弱的祸害。

秋天施行冬天的政令，是太阴凌驾于少阴之上，以阴乘阴，都称为凌驾。少阴的时候，太阴尚未壮大，却进而有所作为，这是阴气太盛，所以在天表现为霜灾、风雷之灾，在地表现为草木早死、土地寒冷冻裂，在人表现为盗贼、战争，在物表现为介壳类害虫，这都是阴气太胜的祸害。

凡是风雷都是气的发散，为什么收敛过急反而出现风雷呢？大概秋气虽然收敛，但其卦象为观，还有二阳在地上，突然用严酷的阴气禁锢它，勃发为风，奋激为雷。螟虫，是吃心的虫子，气在外，所以贼在内，因此阳气不收就有螟虫之害。介壳类虫子刚硬在外作为躯壳，柔嫩在内作为生气，所以阴气过肃就有祸害。虫子生于贪欲，介壳类虫子，就是外表刚强、内心柔弱的贪婪官吏。

秋天施行春天的政令，是少阳侵扰少阴。同类相侵称为侵，前者逼迫后者也称为侵。阳德虽然尊贵，但出令不是时候，也是不道。金应当克制木，木不接受克制，反而乘其权柄，也可以说是悖逆了。所以在天表现为干旱，在地表现为五谷不结果实、草木再次繁荣，阳气复还，客易主位，外表丰盛而内部歉收。在人表现为谣言、懈怠，在国家表现为战争。战争，是木不接受克制，下人叛上之征兆。谣言，是气所感动的。气不收，所以谣言兴起。夏月暑湿，人都懈怠，现在余暑未尽，又加上暖风，所以懈怠不能自制，这都是应当肃杀反而再生的祸害。

秋天施行夏天的政令，是太阳侵扰少阴。应当退位而不退，趁着少阴的衰弱而长久占据权柄，贪恋权位不舍，不是时候且不合道义，应当收敛却盛大，应当微寒却炎热，比春天的政令更加严重。所以在天表现为干旱，在地表现为火灾。火适宜敛藏，人不谨慎就会蔓延燃烧，不当夏天却像夏天，是人事故纵的结果，火灾是适宜的。又表现为虫子不藏、谷物复生、水败坏宝窖。在人则表现为鼻塞喷嚏、疟疾。疟疾，是寒热相搏击的病症，秋暑不解，人伤于中暑，饮水纳凉没有节制，所以得疟疾。夏土湿暖，到秋天就干燥，秋天施行夏令，土不干燥。所以河流泛滥，不是时候，窦窖之类都败坏，这都是应当肃杀反而盈满的祸害。屈宜咎说，时运不足却举用盈满，能不有灾吗？说的就是这个。

冬天施行春天的政令，是少阳侵扰太阴。太阴谢事后少阳才乘权，现在不等待时候就遽然侵扰太阴的权柄，《易经》说，壮于趾，征凶有孚。少阳在这里，可以说是壮趾，也是不道。所以在地表现为水竭、虫子滋生，在人表现为流亡、疥疮、伤胎、疾病、逆象，《月令》说虫子灾害的，都是气不肃杀，不能杀虫，或者提前遽然滋生，或者过时不藏，都由于温暖。水泉应当流动反而枯竭，微阳早泄，不能形成滋液。流亡，是气不聚，所以民也不聚。疥疮生于郁结，阳令而阴时，其施不畅，所以为郁。以冬为春，反终为始，这是逆象，这都是应当闭藏反而泄露的祸害。

冬天施行夏天的政令，是太阳越序侵扰太阴。水适宜克火，火不接受克制，反而侵扰其事，应当密固却太泄，差异也太大了。所以在天表现为暴风、冬雷、无雪，在地表现为大水、冻解、虫子复出。《诗经》说，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闭藏之时，大地育物。正当固其根荄，为什么有害物之风来自空谷呢？这都是气不寒、不敛藏的祸害。

冬天施行秋天的政令，是少阴凌驾于太阴之上。以阴乘阴都称为凌驾。少阴是肃杀之气，不可常在天地之间，所以急用闭藏来收敛它，战于干，劳于坎就是如此。冬天施行秋令，是有战伐而无休息，杀气妄行，物不得返回其宅。所以在天则雨雪杂下、陨霜不杀，在地则虫子滋生，在人则战争兴起。《月令》说战争兴起的有十处，都是杀气之盛，应当闭藏而杀气不息的祸害。

二分二至，是时之中，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与春，冬与夏，是五行相克的。爽其令者，其沴也大，四气相近，有留连不去的，有缘闲而起的，总要各有界际，不可逾越。如果相争，这是不道，或轻或重，稍有差别，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