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下

译卷四之下

甲兵

用兵作战的道理，虽然以善于变化为奇招，但必须以坚守常理为正道。总之，借鉴古人的经验，沿袭他们原有的智慧，也可以当作《司马法》一类的著作了。用兵作战的道理，适宜在庙堂之上预先谋划以判定得失，军队出动临近边境，敌人以正义大义相抗拒，然后才知道不可轻举妄动，虽然没有冒进过错的责难，也有轻率行动的失误。却克接纳邾子未能成功，《公羊传》认为这件事意义重大，《谷梁传》批评他行动太晚，各自都有道理，不可偏废。两军对峙，各自占据营垒，其中偏将副将也各有自己的部队，估量那些平时失去人心的人，与他们挑战，因为对方上下不亲密，必定不会拼死战斗来保卫主帅，可以侥幸取胜。吴国和楚国在柏举交战，夫概王知道楚国人向来厌恶子常，先攻击他的军队，吴国获得全胜，就是用的这个方法。重兵聚集在一个角落，胶结牢固而不可分离的，是自我防守的志向，不是谋求进取的，不把天下的全部力量用在同一个方向，才是制胜的方法。高祖亲自抵挡强敌，另外派遣一支军队，开辟土地扩大疆域，而大军好像没有听说一样，所以兵力屡次受挫，形势日益扩张，天下最终平定在汉朝。项羽想以一人的力量与天下搏斗，又不明白形势，越过梁宋争夺成皋，虽然有战胜敌人的时候，常怀有内顾之忧，被河南牵制而坐失河北，都是最大的失策。吴王刘濞起初起兵，他的将领田禄伯说，军队屯聚向西进军，没有其他奇异的道路，难以成功，想要另外率领一支军队，沿着长江而上，收取淮南、长沙进入武关。吴太子说，以反叛为名，不可以把军队借给别人，恐怕所借的人也将反过来背叛自己，可以说是深谋远虑了，然而这样的深谋远虑不用在反叛之前而用在反叛之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原本就不是万全之策，又何必深谋远虑到这种地步？只看见他的愚蠢，没有看见他的谨慎。李陵向武帝请求，愿意自己率领一支军队，到兰干山南以分散单于的兵力，不让单于专门攻击贰师将军的军队，正与田禄伯的意思相同。武帝长期用兵，知道胜算，因此听从他不怀疑。然而田禄伯的计谋胜过坐等被围困罢了，未必能得逞。为什么呢？叛乱的人不是成功的局面。还有桓将军的计策，认为步兵利于险阻。吴楚的军队，适宜抛弃所经过的城邑，快速行进占据险要来遏制汉人车骑的势头，这个计策也不是必胜之道，然而在反叛的寇贼使用，就是剧贼了。假使当时果然出此计策，迅速到达洛阳、成皋，那么周亚夫在昌邑坚守营垒的计策就不能用了。快速占据敖仓以食用那里的粮食，那么亚夫切断粮道的计策就不能用了。吴王不听从两人的计策，因此必定失败。所以光武帝另外派遣邓禹入关而自己抵挡铜马、青犊，另外派遣耿弇攻下齐地而自己抵挡刘永、邓奉，是符合用兵方法的。群贼屯聚气势锐利，不适宜速战，等到他们粮食吃完士气沮丧，有将要逃跑的势头然后乘势攻击，光武帝攻击铜马用的就是这个方法。本营偶然有叛将，这是一时愤激，不是早有预谋的，打开招降的道路引诱他，他的部下必定捆绑他来献以求自新，光武帝预料黄防必定擒获冯愔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大城没有攻破，不适宜贪图小城的利益；大敌没有攻破，不适宜贪图小敌的利益。小城小敌，成功比较容易，而兵力的消耗必不可免，而且他们的残兵必定逃入大队，帮助他们防守，帮助他们来进攻，因此已经消耗的兵力面对他们的全盘，不是完整的计策。先攻破大的，那么小的必定没有坚守的志向，可以不劳而服，光武帝得到渔阳突骑，不攻打邯郸而向东包围巨鹿，几乎失策，听到耿纯的话而醒悟，是得法了。盗贼群居，不能长久而没有变化，不适宜轻率与他们交战，就在他们不争的地方依托驻扎。以观察他们的疲弊，有间隙然后乘势攻击。邓禹知道赤眉必定混乱，休兵在郇邑，就地取粮养士是得法了。敌人有必败的势头，自己知道不能长久，在这个时候，交战则恐怕他们拼死抵抗，投降则听到命令必定服从。赤眉向东，邓禹挑战而失败，冯异想用恩信使他们投降是得法了。行军没有确定的谋略，不适宜分屯，分屯则彼此不能相救，一营被攻破，两营都失败，吴国的三军之所以被黥布擒获，后来朱浮、邓隆败于彭宠，吴汉、刘尚败于广都，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分屯的，是犄角之势，主人用来应对敌人，所以曹操围攻吕布，他的将领陈宫想要另外在营外驻扎而吕布不听从，因此失败。评论的人认为陈宫的计谋是得法了。敌人占据坚固的城池，不可仰攻，用力虽然加倍而功效难以成就。引诱他们出来野战，他们失去所依仗的，我得以施展力量，尽锐气一决胜负，可以成功。耿弇引诱费邑救援巨里，在半路拦截，于是获得全胜，是得法了。天下一家而群贼屯聚，接受投降无法劝善，讨伐足以惩恶，所以广明的叛乱，失误在于接受投降，使得为寇的人有利则进战，失败则屈服，稍微放纵迟缓，又复跳梁如故。朱隽不接受宛城贼人的投降，决策扑讨是得法了。入蜀有两条道路，从巴郡到广汉是一条，从都江到武阳是一条，所说的内水外水就是。涪江近而都江远，近的防备严密远的防备疏漏，所以岑彭已经到达垫江，又返回江州而从武阳以上，公孙述惊以为神。后来刘裕伐蜀，也从外水是得法了。两军对峙，必定用诈谋取胜，这是儒者的书所不取的，而

译前代的儒者对此更有采纳之处。所以子鱼论述作战，左丘明在《左传》中记载下来，其用意是让后世的人了解它，用来参考决断军事事务。郑玄在《箴膏肓》中，也责备鲁襄公不采用子鱼的计策，导致军队战败、自身覆灭，不足以使邻国信服、安定遥远的边疆。孔安国在《诗经》注疏中也记载了姜太公的兵书，其中有“审察权谋，出兵没有固定常规”这样的话，认为这是合乎法则的。

译庙算

天下既然已经安定太平，百姓脱离了水深火热，却听从将帅的言论，不停止用兵去讨伐不服从的人，君主不亲自巡视战阵考察功赏的真实情况，将帅凭借强大的威势，习惯于高显的爵位，也不能深思远虑，奋力效死来使君主称心并消除百姓的祸害。此时用兵，只足以耗费钱财和士兵罢了，那些受伤残破败亡的不必说，即使有时取得胜利但元气大伤，也不是朝廷的福气。所以严安上书说，用兵是臣子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久之策。大概战争在外连绵不断，那么将帅的权力就重，高爵厚赏可以必然从朝廷获取，所以说这是臣子的利益。然而百姓困苦财力枯竭，生死不得善终，盗贼成群兴起，宗庙社稷不安定，所以说这不是天下的长久之策。此时的计策，只应当运用显明比附、三面围猎的道理，用文告晓谕他们，他们必定争先恐后地来投降，不费余力。最不可采用新进文儒的学说，他们趋向危险、冒犯艰难，不顾百姓性命，比将帅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概将帅接受命令，还应当亲自冒着箭石，那些文儒只是坐着空谈罢了，抵御敌人、应对危难的责任推给别人，因此尤其不可采用。汉武帝听从严助而战争连绵、祸患结聚三十多年，光武帝拒绝臧宫、马武而天下安宁以至于马驾鼓车、剑赐骑士，这是前代的先例。自古以来穷途末路的敌寇接受投降，壮志已经屈服，一定没有非分的奢望，都因为君主大义不明，喜欢他们来降而隆重地礼遇他们，虽然暂时压伏了他们骄横傲慢的心，事情平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事事曲折防备，反而产生了怨恨的间隙，因此这些人忘记了免死的恩情，怀着恐惧的怨恨，重蹈以前的过错，招致后来的祸患，而不自我顾惜，李密、李全就是这样。赤眉军率领大众来投降，先派人探听皇帝的意旨说，盆子率领百万人来投降陛下，用什么对待他？皇帝说，对待他们只让他们不死罢了。先前王郎投降，请求封为万户侯，光武帝说，只得以保全全身就足够了。由此可知当时对待投降敌寇的方法，大抵都采用这种方法。大概在他们投降之前就挫败他们的气焰，然后给予他们生路，因此雄心完全耗尽而不再萌发，像盆子这件事，又申明三种善行来显示施恩是有原因的，不仅仅是喜欢他们来投降，因此百万大军在朝夕之间就解散了。筹措军饷的方法，萧何最擅长。计算户口转运漕粮，不按照旧有的户籍来索取。大概乱世的户籍大多不可依据，如果按照这个来索取，逃亡的人已经很多，强行摊派就产生了，复查或许疏漏，侵吞盗窃就猖獗了。虐待百姓、损害财用，贻误军机、失去战机，同时遭受这些弊端，所以说应当以萧何为法则。行军打仗的道理，不取必定前进，所以《易经》有“左次”的记载，《傅说》有“知难”的意义，大概保全军队回来还胜过载着尸体归来。行军之际也有应当使用小人的时候，事情平定之后只以爵位赏赐回报，不让他们担任政事。让他们担任政事就会扰乱国家。元末用兵的弊端，宰相出兵在外而夺取他们地位的人在暗中发动，应当后世对关外重任专门以弥合谗言离间为务，运筹选将，都用余力经营，没有闲暇深思，所以范祖禹解说《诗经》依据“张仲孝友”一语认为大将成功于外，必定因为君主身旁有贤人在，不只是左右辅助，实际上讲论道义，作为任用人的根本。这是对后世关外情况有感而特意提出的议论。总之在君主面前进言，不应当说用兵。汉武帝越中战事由庄助发起，胡中战事由王恢发起，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好死，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独自杀戮，确实如此！

礼信

兴兵誓师的事情，也有性情正当与否、天理人欲的区别，由此可以看到天理无处不在，而性情正当的人，可以大有作为。所以《春秋》记载征伐，有认为正义的，有认为伟大的，有认为美好的，有认为进步的。顺应天意人心，慰问百姓讨伐罪人，就一定认为正义。正义，是常理所看重的。尊崇上级、排除邪恶，救灾济困，信义显扬于天下，就一定认为伟大。伟大，是因为事情而看重的。约定日期而战，不采取偷袭的计谋，声讨罪行进行征讨，得到对方顺从道义就停止，不占据他们的土地，不掠夺他们的人口，军队已经胜利了，城池已经攻克了。垂下兵器进入，清点军资出来，市场不惊扰，不成为百姓的祸患，与人共同做事，谦让而自我退下，不夺取他们的功劳，不贪图他们的实利，知道前进知道后退，不忍心杀害他们的百姓，虽然受到侵犯，不穷追远讨，虽然不能平息战事，但怜悯战争时间长久，叙述他们家庭的情状来表达关切之意，像这样的，都认为是美好的，赞美他们不得已而用兵。因为一件善事就急切地给予肯定，不计较以前的过错，不责求以后的功效，这叫做进步。进步，是说他们可以与人行义。约定言辞而退兵，不设立盟誓，这叫做大信。邻国有难，丧失土地，人民迁徙艰难，物资器具，都准备齐全而保护他们，军队没有私心，这叫做有礼。边境之上，亭障设置严密，瞭望一定严格，敌人来就有防备，敌人进就有收获，使人民不丧失，疆域不缩小，这叫做善于抵御敌寇。战胜之后，擅长谋划，已经取得的功绩不自我毁坏，敌人畏惧，还可以抵挡一支军队的胜利，这叫做善于用兵的人不列阵。凭借险要而用道，胜过金属和汤水，凭借道义而克敌，优于坚固和锋利，这叫做善于布阵的人不交战。如果对人无礼却责备对方不服从，报复怨恨而超过限度，赴人之急却延缓行动，军队老迈耗费钱财，拖延虚设营垒，刚愎自用，不采纳忠直的建议，凭借别人的力量而自我

译功，怀着谋取国家利益的心思却假托平定动乱的名义，都是君子所不赞许的。不赞许，是说他们失去了正道。轻视弱小的敌人而不做防备，致使在大败中输给弱小，尊贵者败于卑贱者，谋划不审慎，祸患已经形成，兵器已经交锋，却施行微小的仁德，推崇小信，回避小嫌，以此自取伤害和失败，身为贤明的君主，天下所瞻望，邻国发生动乱，不教导告诫、更换君主却贪图兼并吞并，朝廷有欢乐的歌声，野外有哭泣的声音，即使描绘宫殿来哀悼，寻找为国牺牲者的孤儿并重重赏赐，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像这样，君子避讳提及。避讳，是避讳其伤痛。没有缘故而搜求军需物资，这是兵气的发动。以娱乐耳目、取悦受宠爱的人为特别之事。天子不亲自征伐下土，诸侯不亲自征伐叛乱的城邑，这是为了把握纲领、抓住要害，先儒认为启征甘扈，不是至德的行为。内部空虚国家根本，去搏杀外部寇敌，逞一时之忿，结累世之怨，长驱直入邻国境域而不借道，视地主如同无人，长期驻守不解散，致使官吏士兵放纵，内地疲敝困苦，盗贼不禁止而日益繁多，举动轻率急躁，尊卑无礼，思虑不周密，对待敌人没有预备，像这样君子认为危险。认为危险，是说所行不义，虽然无害但有危险之道。结怨深重祸患，报复无休无止，追求胜利不停止，利心多次发动，以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国家几乎危亡，离间人父子兄弟君臣使他们互相贼杀，背弃道德信用，趁贤者困顿而欺凌他，如同人有创伤却再次伤害，越过国境背弃殡礼，在险要道路上拦截而全部杀死，像这样君子厌恶。厌恶，是说他们大为人害，如同虎豹豺狼不可接近。违背王命而帮助党羽，辅佐篡弑以讨伐有道者，贪图贿赂而造成祸乱，与人相约，不崇尚礼让而互相引为不仁，开辟道路给异族，使他们危害骨肉，强横的臣子贪图出兵以作威，揽夺兵权以对抗孱弱的君主，家中藏甲而公室分裂，百姓享受其恩惠而将恶名归于君主，像这样君子诛讨。诛讨，是说奉天子之命前往讨伐其罪。以行义出兵却接受贿赂而中途停止，设置陷阱埋伏，纵火决水，以邀取一切，取胜而无辜百姓无处可逃，欺诈诡谲，彼此相报而不知停止。有土地的君主却逃避正义、抛弃正道做匹夫的行为，罪过显于上，讨伐显于下，多行不义，被时世抛弃，恰逢被擒获，结盟而齿列在下，内部治理不修，兵将不力，听闻邻国警报而震动，虽然说能警戒，也可耻。像这样君子轻视，是说其辱及宗祖，耻及臣民。守护国家，不死而逃遁，安逸获免，严刑峻法，致使大臣背叛，百姓成为寇盗，如同鱼烂一般。从内部发生，虽然不被讨伐但有必亡之道，贪图贿赂出卖邻国，自取被缚，借助不义之人以弑杀其故君、杀戮其宗臣，像这样君子断绝。断绝，是说虽有国家如同丧亡，虽侥幸生存如同死亡，即使王者兴起，敦行兴灭继绝之义，也不及他。像这类，不只是警示前人，所以开示后人。行军的法则，出征时少壮在前，重视勇力。返回时卑幼在后，恢复尊卑。军队战败则有力者居后，抵御患难。因此晋侯观师，少长有礼，知道其可用，不是说搏战。率领子弟攻打父母，荀子认为是胜敌之术，孟子认为是行仁之劝，言语相同而旨意不同。阳处父伐楚救江，如同孙膑伐魏救赵，而公羊恶其不信，由此可见后世用兵之将，所谓神妙不测者，都是圣人所谓行诈而已。所以说军旅之事，未曾学过。

译刑罚与法律

万物在秋天成熟，秋天是生机收敛储藏的季节，如果到了秋天却不收敛储藏，那就是灾异现象。人依靠刑罚来肃清，刑罚能使作恶的动机断绝。如果刑罚不能断绝恶行，那是扰乱法纪的人造成的。然而秋天没有不肃杀的时候，如果秋天不肃杀，那是天时不正。刑罚没有不惩戒的，如果刑罚不能惩戒，那是纲纪不正。上天养育万物，包容并覆盖一切。圣人治理百姓，普遍爱护且没有私心。然而上天会有灾异降临，圣人会有严酷的法律威慑。上天的灾异，是因为背离正道而显现征兆；圣人的刑罚，是因为背离正道而公平施行。上天心怀仁爱，即使在肃杀之时，孕育生长的萌芽也在其中；君主德行仁爱，即使在施行刑罚之际，抚养教育的念头也在其中。上天与人心相通，圣人又与上天相通，所以审判案件的方法，推究本心来定罪，探查意识来体察实情，死去的人不抱恨入土，活着的人不衔怨受责。治理外部动乱应当宽恕，治理内部动乱应当严厉。不宽恕则远方的人无法自明清白，不严厉则近臣每日窃取权柄，这都是为了爱护百姓，而不是为了残害百姓。禽兽在野外，难道不知道躲避网罗，等到惊慌奔逃时，误入网罗的很多。君子处于这种境地，常常感到寒心，所以说，纷乱惊慌遭遇罗网，不禁流下眼泪。百姓因为惊慌恐惧而获罪的不少，并非全都是故意犯罪。况且刑罚的不当，未必都是错判重罪，也有错判轻罪的。然而在下的百姓，不仅错判重罪让他们不安，即使错判轻罪也让他们不安。春秋时期，法律尚未确定，那时的君主，极端地凭喜怒行事，抓住人的脚，用头撞击堤防，敲击人的鼻子，用血涂抹社坛，其恶毒到了这种地步。子产铸造刑书，荀寅制定鼓铁律令，大概是痛恨末世官吏卖官鬻爵、玩弄文字，所以选取上古所称颂的善法刻在金石上，让人奉行，不能说不这是仁人的用心。然而法律不能有两个标准，民情不能没有三等差别。善良的人遵循条文而守法，顽劣的人违背条文而歪曲法律，奸诈虚伪的人玩弄文字而操纵法律，这是法律所治理的只有一类，所不能治理的有两类。制定法律来规范他们，刻在器物上以征召执行，狡猾的百姓知道上面的人不能超越法律来治自己的罪，也不能委屈法律来施恩，于是议事的制度反而被法令所剥夺而百姓不畏惧，又事先的禁令必然不能全部涵盖所犯的罪行，百姓又借此逃避，上面也无法抓住他们。所以叔向和孔子都认为不可行。汉魏以来，制定比例类推之法，既然法律本身不平，那么比例类推就用来藏奸，元朝的条格可以作为鉴戒。古人说汉代的法律最简，汉代的刑罚最清，难道不是因为废除三族连坐，文帝禁止肉刑，所谓一人有喜庆，亿万百姓都依赖他吗？子产执政，有大略的人不问他的短处，有厚德的人不禁他的小毛病，所以他去世时，郑国人捶胸痛哭，三个月听不到琴瑟的声音。鲁国大夫臧孙执政，主张严猛，他生病时人们都祝贺他死，他痊愈时人们都惧怕他活，所以著述之士都崇尚宽仁，只有商鞅、韩非的书引导严酷。由此看来，宏大温和，上下都享受福泽；阴险刻薄，彼此都遭受祸患，又何必取法于此呢？所以掌管刑罚的官员，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古代的天子，必定选择贤良之士担任。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就会卖弄司法，畏惧权势，又必须耳目不被蒙蔽。一旦蒙蔽，就会偏听产生奸邪，喜怒用事。又必须执行法律果断坚决，不果断就会受到迷惑阻碍，失误于辗转迁徙，弊病于烦扰。其中最要紧的，不仅为国家遵守法律，也应当自我约束于法律，凛然如同走在独木桥上，不因无人而不慎，不炫耀自己的容貌，然后才可以。所做的事情想要施加给别人，不可以向别人索取。应当得到可以施行的道理，就在自己身上，然后施行，有所禁止，也在于自身没有过错，然后才可以禁止别人的过错。以此作为名分，以此作为言论，应当分内的名分和言论都可以施行于自己，然后以此名分此言论要求别人，不可以名分和言论在这里，就不可要求别人以名分和言论来约束。可以名分可以言论的事情，出于自身则善果在自身，而别人的从善也可以在此身督促。如果物品有权衡规矩，而众器都受到裁制。如果以不正之身而果断用法，那么暴戾恣睢，与罪人没有区别，又可以用他们来治理吗？况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没有公正的是非，奸邪临下则举世没有完整的品行，虽然有银山金穴的赃物，不闻于上面就无法治罪；虽然有瓜果蔬菜的馈赠，既被弹劾就无法辩白。而奏报与不奏报，又不取决于事情的轻重而取决于愤怒的深浅，愤怒与不愤怒又不看人的贤奸而看贿赂的多寡，所以盗跖吃人的肉，有取悦上面的就能在仕途得志，廉士兢兢业业自我约束，没有取悦上面的往往不免困顿。大吏犯法很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很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说，货贿通行于言语，罪责形成于手中。左雄上疏所说，髡钳的刑罚，生于微小的怨恨；覆尸的祸患，成于喜怒。古今都是如此。何况在京城之下做官而退休的人，重车充满道路，货财溢满里巷，市尘充满都门，钱币流入郡县园林，吏议无法触及他们。远方下邑，闻风而争相效仿，还算是有什么法度吗？元世祖苦于官吏受贿，等到将盗窃仓库定为重罪，并连坐言官不举发的罪，可谓严厉了。然而不知道这两案都不是刑罚所能禁止的，犯这两案的人都有货财来打开解脱免除的门，禁止得越严，卖弄得越奢侈，索取得越多，案件越不可

译胜，不过是像救火扬沸一样，只求一时应急，而没有长久之计，怎么能有所感化呢？因此胁迫平民百姓，使他们不敢申诉冤屈，与上级官员勾结，互相压迫，其根源起初在于诉讼双方，逐渐发展到盗贼公然横行，压迫更加严重，并且先向被盗人家索取财物以堵住他们的嘴，这忧患岂不重大吗？善于治理的人，应当激励廉耻之心来维护法度。廉耻之心产生，贪欲之心自然平息；廉耻之风盛行，贪腐之风自然收敛。即使法网疏漏到能容下吞舟的大鱼，但所培植的良善也很多，所禁止的邪恶也很多了。先王用来禁止民众争竞之心的，不只是使用刑罚，五常之道都加以运用。所以叔向说，用义来防范，用政来纠正；用礼来推行，用信来坚守，用仁来奉行。用仁义礼信来革除民众的不良之心，这是后世所不讲究的。元朝人不重视廉耻而用刑罚威慑，法律虽然在外表上严格，但内心的贪欲却更加炽盛，难怪他们把法律悬挂在象魏之上，违法的人却越来越多，即使稍微有些自爱之人，也担心一旦遭遇意外的祸患无法解脱，于是趁无祸患之时先捞取足量，导致世间没有不贪婪的人，那么刑罚就成了驱赶人们犯罪的工具了。

译征义

刑法并非一代一朝之事，参酌多代来观察，有的不同，有的相同，都可以用来验证其中的义理。学者如果能明白其中的义理，就能妥善处理后世的政事了。诛杀国君的弟弟和仆从，这种事是不可行的，然而虽然不能实行，也不能说没有其道理，所以穷究事理的人应当知道这一点。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超越常人的行为，姑且加以激赏和称道，看待古人反而比自己浅薄，也没有大的益处，如果效仿实行，恐怕会有失误。张释之弹劾太子和梁王不下司马门，大概是得到了魏绛的道理并把它付诸实行了。然而如果不是晋悼公明察、汉文帝仁厚，这两位臣子也不敢为了坚持道理而做出这样违背权势的事。汉文帝已经废除了肉刑，到了汉武帝时，为什么又有腐刑的法律？如果司马迁、张贺都是贤人却遭受这种刑罚，不也很可疑吗？查考许广汉的传记，他年轻时担任郎官，趁着扈从的机会盗取其他郎官的马鞍，官吏弹劾他随从出行时盗窃，应当处死，皇帝下诏，招募他进入蚕室（受宫刑）。“募”的意思是，或许因为文帝所废除的刑罚，子孙不敢擅自恢复，而情理上值得怜悯的人又不可不保全其性命，所以用“招募”的名义，好像是他自愿应募而来，这也是曲折地保全人命的用意，并非乐于割裂肌肤。然而另外设立条款，曲折地制定义例来断人肢体，哪里比得上直接禁止它更好呢？所以从汉朝以后不再保留这条法律了。田叔焚烧梁国狱讼文书的事，班固没有记载，褚先生记载在《史记》的别简中，大概是在中途焚烧了狱讼文书，事情就无法审讯了。班固怀疑而删去它，是对的。褚先生喜欢它的奇异，惊诧而写下来，这正是正史与野史的区别。《资治通鉴》又保留它，是说田叔归还狱讼文书给胜诡，符合《公羊传》中许季子的义理，因此详尽地叙述其原委并涉及此事，作为议论亲属关系的准则，并不是说焚烧文书值得效法，精通经术的人应当谨慎取舍。有权势宠幸的臣子，心中不快，想让人君借机诛杀某人，甚至有假借阴阳鬼神之说来动摇君主听闻的，梁丘据请求诛杀祝史，卫裔款请求清除西南隅的大臣就是如此。君主最不可亲近搞方术技艺的人，恐怕他们挟持无稽之谈，扰乱刑罚赏赐的大政。事前无从诘问他们的谬误，事后来不及后悔他们的过失。君主把大夫当作股肱，把士民当作肌肤，所以《春秋》的义理，大夫无论有罪无罪都不得擅自杀害，认为捣毁鸟巢毁坏鸟卵，凤凰就不会飞翔，剖开母体焚烧胎儿，麒麟就不会到来。所以有流放的法典来处置罪人，这是为了尊重贤者之类的人。被放逐的臣子，在边境上等待三年，大概古代疑难的案件三年后才判决，自己怀疑有罪应当被诛杀，所以三年不敢离开，以等待君主的诛杀，而不是等待君主的赦免。这也是在律令之外，应当保存其道理的地方。

中外

治理天下的人虽然说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但一定要取宫殿居于中心，所以京畿地区没有安宁，就不要问九服的情况；中原地区虽然安定，也不要攻打四方夷狄。唐尧虞舜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里，岐山、邠地、江淮之间仍然保持旧俗，北方荒野、辽海之外戎狄的服饰没有改变，君臣泰然自若，不担忧疆域狭小。后世的君主，致力于扩大土地开辟疆界，然而土地越广阔而威势不能控制的地方开始增多，疆域越遥远而风化教化失当的地方也很多，宫廷之外君主的大门比蒿里（墓地）还远，万里之外君主的视听被遮蔽，正好足以酿成祸乱，对声威灵验没有益处。况且从内外大势来说，从秦朝以前，中原多建诸侯，戎狄也各有君长，互不统属，秦始皇把天下统一为一个姓氏，而冒顿也统一了诸胡，天地气运到这里发生一变，此后就成为敌国而相互吞并的形势形成，南方防御北方不是全力不能抵挡，北方对南方也是如此。如果还像三代时那样分散分离，怎么能抗衡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天心仁爱，内外如一，不让他们相互侵暴。萧望之是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所以他议论匈奴一事，引用士匄不攻打丧国的道理，想要派遣使者吊唁慰问，辅助其微弱，拯救其灾患，后来扬雄谏阻接受朝拜，都是不想用兵的意思。孙樵所说的边事，他论将帅就是汉人州郡可以胜任的说法，他论士卒就是汉人边县制敌的说法，大体上边事的议论居多，其要领不外乎这两说。田锡说，率领义兵，追求无益的要求，输送常赋的财物，奉行不急的事务，这是舍近谋远。沙漠穷荒，得到它没有用处，夷狄遗种，杀了他们还会再生，这是劳而无功。大体上边事失策居多，其要点无不概括在这几句话中。至于进奉金帛，这是说脚反而在上，头反而在下，不是种族显赫而成塞内，这是说没有出入的防备，萌生扰乱华夏的阶梯，结为兄弟而允许通婚，而配偶不是同类，借兵力来平定叛乱，而华夏遭受其毒害，相信甜言蜜语而劫持盟约，而君臣蒙受其耻辱，都是中原的羞耻。抵御的方法，经常使内部治安安定，那么外部的侮辱混乱就会消除，所以来犯就抵御，离去就释放，不是我原有的东西就抛弃，符合推亡固存的义理，没有远戍劳人的劳役，这是中原的长久之计。如果追求让远方的夷狄穿戴冠带，不致力于固本安民，滥用武力而穷尽征讨的威势，衰败混乱而导致开启疆界的渐端，强弱虽然不同，其失策是一样的。然而士大夫儒者则坚守和亲，武将则主张征伐，这本来就是人情所然，也是理势所必然。宋朝的事最可笑，武将都有不得已而用兵的意思，其他指画多端，人人有

译那些在犁庭（指深入敌境）方略上的人，都是穿官服、戴儒巾的文人。因此，朝廷的谋划虽然繁杂，最终都归于不可实行；即使有可以实行的，也不能要求别人一定去执行，所以这一代的军事准备没有一件事值得记载。明代的边防，没有臣服外敌的事，没有和亲的事，也没有每年缴纳贡币的事，然而最令人痛心的是，边境战端一开，奸相和奸宦就总想把它当作奇功来占据，当作奇货来贩卖，通过贿赂获得利益，凭借私授进行督责，上报战功、施行赏赐，智慧不依据实情，而且宋代空谈的旧弊根深蒂固无法破除，唐代监军的覆辙沿袭下来没有改正，威宁的胜利是依附他人而记录功勋，麓川的战功是攀附权贵而接受策命，这一代除去这两件事，还有什么事值得刻石铭功呢？虽然中枢大臣的职责在于镇守边疆，反而被他们牵制，方略任凭派遣，总不是自己的本意，如果坚守正道不屈服，那么开边生事的罪责很快就会落到自己身上，或死或贬，都难以预料，直到大奸臣败露之后，过去那些受贬受诛的人有的恢复了官职，有的抚恤了后代，而边防事务的衰败却来不及挽救，这已经不是一两年的忧患了。这又是这一代难以治愈的重病。

译要荒篇上

对于要荒地区的策略，正北方的势力不可强行争夺，应当以和平友好为上策。其余三方造成的祸害，有时不要听从边境官吏为了邀功而挑起事端，这样就能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谁能离间我们呢？冒顿统一了各胡族因而强大，呼韩邪分裂为五个单于因而衰弱，这是强弱变化的往事，古今共同目睹的。然而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光武帝采用耿国的计策，立日逐王为南部单于，而北部单于请求和亲。皇帝起初不接受，大概是因为接受一个而不接受两个，以此来显示诚信。如果都接受，那么两个单于的心意都不会稳固。等到他们再次请求，才接受下来，认为这样既不断绝与北部的关系，又可以安抚南部单于的心，接受和亲从而平息两家的怨恨，比不接受而只敦厚一家的诚信更好。光武帝处理此事，极为得当，所以边境获得了数十年的安宁。他的子孙沿袭这一做法，不偏离这个宗旨。南部不能兼并北部，就像北部不能战胜南部一样，本来两部的情况都倚重中原王朝。明太祖将元人驱逐到境外之后，他们那里一代人之后就与瓦剌分为两种，互相仇杀，这也是南北并立的态势。然而凭借成祖的雄才武略，徒然耗费兵力，即使到了宣宗时期，内政修明，也不能抓住关键，致使阿鲁台的部众被脱欢兼并，两个庭帐合而为一，形成了也先极其强大的势力，与两汉相比，万不及一，这是谁的责任呢？大概因为光武帝心存仁爱，看待异域的人都像自己的子民，看他抑制臧宫、马武的请求，众将不再谈论用兵，拒绝西域质子归附的书信，东西南北自在相处，因此仁爱的名声远播，遍布远方，近处的人既获得安居，远处的人也兴起向往之心，匍匐在边塞表示归顺而没有二心。明朝的两位皇帝想要灭绝他们的种类而加以杀戮，因此他们那里的君臣上下无不畏惧，怒目切齿地谋划南下侵扰，虽然偶尔显示仁恩，不时给予赏赐，但都知道这不是出于至诚，而仇视的计谋和毒箭无日不在暗中针对境外，难怪不能抓住关键了。如果在两家开始进贡马匹时，采用招徕的方法，显示大度，推行兼爱，不贪图人畜的利益，不逞快击打的威风，未必不能以德礼相互怀服，像光武帝那样。加上明朝的弊病，任用将领出兵，牵制多而法网严密，将领没有专断军中的威权，士兵没有誓死作战的道义，这边呼叫那边不应，前面攻击后面瓦解，即使有卫青、霍去病的才能，也不能充分发挥所长，即使有狼瞫的勇猛，也不能一人深入敌阵。只有结交宦官，弥缝言官的路径，才能免于祸患而侥幸立功，否则就要用车载的金玉丝帛去奉承权贵，迅速谋求内迁而离开危险之地，任劳任患又推给别人，放弃险要之地而不守，舍弃肥沃的土地来资助敌寇，对外被异域窥探，对内被奸邪玩弄，勾结向导，相辅为害，敌军来时得志，敌军去后虚张声势，借朝贡之名，肆意侮辱轻慢，烦费无底，中饱私囊不禁，赏赐亏损，寇盗依然，军队溃败多端，边关虚设而不可挽救了。在这个时候谈论和好的利益，岂不是不合时务，不应该说的吗？

要荒篇下

西夷有两种，有西域各国，有西羌各族。羌人靠近陇西，颇为有害，然而他们偷袭发动都是由边境将领失于安抚防御造成的，皇甫规所说的违背常规坚守安宁就会增加侵暴，如果争夺小利就会招致大害，正是这个道理。如果严厉告诫边境将领，就可以没有祸患，那么驾驭的方法，只有赵充国掌握了。段颎虽然有大威，不值得效法。大概羌人种族自有豪强，多次互相攻击，他们的势力不统一，有时入侵，必须先解除仇怨订立合约，因此中原王朝能够控制他们，取胜的计策只有设计来分散他们的党羽，招徕小部落，使大部落的势力稍显孤立，铲除大部落，使小部落的心更加畏惧，除此之外更没有长策了。大概种族小的，他们的心常胆怯，畏惧天子之威与畏惧大国之威相同。至于他们的私心，则认为远附天子，不过是责成他们进贡，有时调发军队，而且得以空闲时邀取赏赐，不如近附大族，有时贪图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妻子儿女。天子赦免他们的罪过而安抚他们，没有不服从命令的。如果大部落的豪强，跋扈自傲，久已成习，看待天子尚且不甚畏惧，何况小族？只要想要背叛天子，就不能不结纳小部落来壮大自己的势力，然而不免用威势胁迫他们，还恐怕临危时互相背叛。常想以恩德结纳而不可得。如果朝廷先攻击小部落，他们必定匍匐救援，正中施恩计策。小部落既受了大恩而又归怨天子，依附更加坚固而不可招徕了。辛武贤作为守土之官，与进剿之将议论不合，也不足为怪，但武贤的意思，认为小部落孱弱，易于取胜，一战而胜，既要在朝廷求取爵赏，又要在外面私吞战利品，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所以极力说罕开应当攻击，其实损害威严失去刑罚而驱使小部落投入大部落，使羌势更加强盛、羌党更加坚固，则遮蔽而不说。幸好赵充国力争，宣帝转变态度，魏相折衷调和，不然几乎被他们误导而羌事必然败坏，而且贻留陇右的忧患了。大概用兵之道，不可怕劳苦畏惧坚敌，积蓄力量来攻击难以攻克者，那么兵力不消耗，一战既胜，其余都瓦解，奏功反而容易。如果消耗兵力用于脆弱者，而坚强的敌人反而不能攻克，一旦差跌，前功尽弃。所贵在决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无私好恶，有所偏颇，庶几不误国事也。

译至于屯田的计策，是难以决断的。当初罢兵时，羌人暗中发动侵扰而不可禁止，充国认为羌人归附汉朝并非有积怨深怒，不过是受奸人挑唆，侥幸想逞强，一战不胜，其气势已衰，只是因为重兵在附近，不得不做应敌之计。此时如果罢去骑兵，让羌人知道朝廷原本没有穷追讨伐的心思，怎会不悔悟呢？况且先零的兵力日渐削弱，又派遣间谍受命而去，都能用言语攻击其倔强之心，并使其产生恐惧之念，由此可知先零不敢轻举妄动。先零既然不敢动而骑兵却不撤，军队混杂聚集，间隙容易滋生，将士不协调，士兵互相较量，坐着吃闲饭没事干，私自外出掠夺，都足以败坏已成之谋，必定要罢兵才能让彼此心安，事情才能长久。不招抚各羌族就无法招致先零，不罢兵就无法安抚各羌族，这两件事缺一不可。推毂荐举的大臣多因避嫌畏罪，错失事机，又因计划不周，有疏漏之过，虽然他们的行为未曾导致个人事业的失败，但局势确实给国家带来大忧，然后才知道充国的计策得当而羌祸于是平息。东汉时期，羌人情况依旧，其祸患几乎与一代相始终，失在于军门外没有成熟的谋略，朝廷没有长远的策略，而宰相也营求私利图便，这三者会合，所以边境不宁静，小贼日益猖獗。

译要荒三

吐蕃也是羌族的分支，他们的军队没有固定的粮饷供给，靠掠夺战利品来维持生计。然而自从秦汉以来，吐蕃并未成为边境的祸害，直到唐朝失去控制，发生了大非川之战的惨败，吐蕃的势力才逐渐强盛起来。这也因为唐高宗沉溺于安逸享乐，臣下无人能胜任抵御祸患的重任；又因为在唐玄宗与吐蕃议和之后，在赤岭树立了界碑，边境将领却假传圣旨袭击夺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最终导致陇右地区全部丧失，平凉盟会被劫持，青海以西被吐蕃侵入，皇帝被迫向东奔逃。这难道不是局势沉重到极点，必然无法挽回，直到彻底败坏之后才停止吗！自从长庆年间以后，唐朝和吐蕃都走向中衰，五代及宋朝时期，各部落各自拥立首领，常常倚仗中原王朝作为靠山，秦地和蜀地的边境往往有吐蕃族人聚居，归附朝廷的称为“熟户”，其余的称为“生户”，朝廷大体上都用对待属国的方法来治理他们，只求彼此相安无事，不拘泥于法律条文，至今仍然如此。宋太宗时期，吐蕃已经衰弱，皇帝还下诏说，考虑到他们人口繁衍，安土重迁，如果强行铲除，必然导致杀戮，所以将他们置之度外，存在而不予追究。大概对于异域的小族，用甜言蜜语安抚，很少有不愿慕义归化的。令人叹息的是，汉代的汉武帝、唐代的唐太宗，一定要贪图他们的土地疆域，据为己有，所以汉代有西羌的忧患，一直延续到唐代，最终有了吐蕃的祸患。至于西域各国，形势分散而兵力薄弱，不是中原王朝的对手。汉代因为浑邪王投降而得到了敦煌以内的地区，所以郡县可以直接管辖玉门关；因为日逐王投降而得到了敦煌以外的地区，所以都护府可以治理乌垒城。然而郭舜请求辞去康居的职务，杜钦论述断绝与罽宾的关系，都认为这是没有益处的事情。《汉书》也说，天地界限隔绝，各自成为一个区域，种类众多，不能统一，虽然归属匈奴，不能成为中原的祸害，虽然归属中原，也不能克制匈奴，所谓“断其右臂，幕南无王庭”的话，都不是真实的记录。建武年间，西域十八国派遣子弟入朝侍奉，希望得到都护府的庇护，天子因为中原刚刚平定，北边尚未臣服，一律遣返他们的侍子，回信说，大军不能特别出动，各方的力量不从心，东西南北各自随意。后代传诵这句话，认为是盛德的体现。后来班超凭借此立功，虽然说不耗费中原的物力，但袁宏的议论也认为班超不是当务之急。明代哈密之举，是明成祖好大喜功，留下了这个祸端。弘治年间耗费巨大精力经营，正德、嘉靖两朝边境的争端还小，朝廷内部的争端更大。最可笑的是，边境事务卷入议礼的臣子之中，他们捋袖插手其间，国家大政的混乱到了极点。折衷的议论，尽在于秦中老人的话中。他说，我们的道义如果不直，军队有什么威严？他们求和的势头正盛，我们有什么恩德？况且西域的商人，依靠玉石来谋取利益，凭借黄麞来维持生计，如果驾驭他们有防备，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大概是说放弃他们无损于中原。那时各位大臣就近舍弃朔方残敌，远争哈密，不也是欺骗上级而蒙蔽下级吗？

要荒四

箕子施行八条禁令来教化东夷，所以柔顺谨慎的风气不同于其他三方。自从卫满带领中原人混杂其间，时常有叛逆之事，但最终不能造成大害。汉代的玄菟郡、唐代的熊津都护府，就是前例。日本距离高丽已经很远，没有受到箕子的教化，又是海外最大的国家，他们喜欢盗窃、轻视生命、喜好杀戮，是天性如此。然而他们也没有意图侵犯中原，有时造成祸害，是中原人引诱导致的。洪武初年，方国珍、张士诚两个伪政权刚刚平定，残余党羽未被诛杀的都逃亡入海，勾结日本人入侵，所以那时倭患最多，虽然信国公徐达防备海疆，修筑沿海五十九座城池，也不能消除。太祖招募蜒户、岛民、渔夫、商贾全部登记为士兵，海上的恶少都能从官府获得衣食，而方国珍、张士诚的残余党羽也年老死去，沿海各郡稍微得到休息。然而华人习惯知道海外夷人金宝丰富，番人也熟悉海口道路远近曲折，勾结奸邪之事，由此产生。宣宗允许他们朝贡贸易，限定朝贡期限，约定人数，凡是朝贡不按期，人船超过规定数量，就拒绝接受，或者私带兵器的，就按寇盗论处。然而夷人得到我们的符节、地方特产和兵器满载而来，欺骗官兵说是入贡，即使不按期，守臣也不敢查问，如果侥幸无事，就请求顺从夷人意愿，主客司也画押同意上奏，只说以后不再为例，其实彼此再次到来，也是这样，不敢拒绝、不敢查问。虽然朝廷认为无事，但夷人所到之处，肆意杀掠，已经不可禁止。加上世宗时期，有市舶太监，颠倒夷使位次，让他所偏袒的人坐在正使之上，在席间，授予兵器，纵容他们互相残杀，杀害我们的备倭将领，大肆掠夺沿海，言官上奏，祸起于市舶，礼部于是请求罢免市舶，不知道应当罢免的，是市舶太监，而不是市舶。市舶的利益，在中原延续数代，也像东方的马市、西方的茶市一样，用来沟通华夷之情，交换有无货物，收取关税利益，使归于朝廷，减少戍守费用以宽缓民力。又用来禁止海商、抑制奸商，使没有向导的担忧，自从市舶罢免，各种弊端都出现，各种法令都败坏。外交内奸，几乎没有安宁的日子。海船一到，奸商混入其中，不肯给足货价，夷人无可奈何，不得已投奔权贵之家，久而久之，权贵也不偿还货价，夷人缺乏食物，不得已成为盗贼。权贵贪图他们赶快离开，就常说危言耸听的话来动摇官府，催促出兵讨伐盗贼，实际上是驱赶他们。等到军队将要出发，又泄露消息给番人，并且为他们说好话

译用许诺将战没者的财物作为回报、以换取日后恩惠的话来引诱他们，因此夷人更加痛恨官员，并想着掠夺他们的资财，互相勾结盘踞在海岸，徘徊观望。国内凶恶的歹徒、逃犯、狡猾的官吏、奸诈的僧人以及失去职位不得志的人，这些一群不得志的人，都成为他们的羽翼，攻城略地，抢劫仓库释放囚犯，没有不称心如意的。再加上朝廷之上出兵任命将领，用人不当，赏罚不公，竭尽全力效命的人往往获罪，奸贪失败的人大多漏网，所以出兵没有功效，祸患长久不能解除，几个郡县萧条，海边土地荒芜，夷人长久也饱食后扬帆离去，叫嚣聚集的人，十有八九是中原的奸人，虽然时常剿灭安抚，却无法彻底消灭。晚年海边稍微安定，而中原地区却动荡不安了。

译要荒五

南方的夷人，接连涉足荆州和交州的区域，遍布巴地和庸地之外，没有教化法令和等级尊卑的制度，没有宫室、服饰、用具和产业的资财，生计既不足以牵系他们的心，地势险要又可以容纳他们的恶行，因此他们乐于放纵恣意而安于悖逆混乱。然而他们性情大多荒废懒惰，对事理机变昏暗不明，虽然容易聚合，也容易离散，这种凶悍勇猛和算计，比羌人和狄人薄弱，所以陵辱暴害不能深入。秦朝时也有在那里设置郡县的情况，到了汉朝兴起，道路便封闭了。高祖和太宗不把它放在心上，武帝以后常常用兵，虽然时有胜败，但最终夺取并占有了它，不仅隶属于翻译官的管理，而且归于职方官的管辖，是因为他们势力弱小的缘故，得到他们不足以彰显威严，消灭他们正好显示残忍。古人说得好：“蛮夷之类虽然是人，应该像对待鸟兽那样畜养他们。”他们小的吵闹抵触，驱赶他们远离罢了。如果一定要扰乱制服他们，使他们违背天性，喧哗咆哮，惊起奔跑冲撞，于是想要追捕穷尽讨伐，那么他们散漫在山林之中，我方疲敝而对方安逸，这不是取胜的计策。驾驭他们的道理，在于德行、威严、廉洁、诚信，当他们无事的时候，应该闲适简略，宽恕小过错，把握大原则，划定他们的疆域，不让邻境互相争夺；陈述他们的宗族庶民，不让继承替代互相诉讼；区别他们的区域，不让强弱互相兼并。又免除他们粮食的输送，放宽他们方物的进献，如果有祸乱，就趁它没有滋长，像雷霆冲击闪电激射，指准目标而击中，不让它像毒疮一样浸淫扩散，这是攻心伐谋的大略。汉武帝开拓三方，都不是吊民伐罪的军队，总想贪图那里的土地、私藏那里的奇珍异玩，而南越的开端尤其无罪，况且因为淫夫去蛊惑他国的母亲，更是中华的羞耻。唐宋的君主，必定以此为耻而不这样做。考察那时间，是在卫青、霍去病深入沙漠、马匹死掉大半之后，势必不能在北方得志，姑且夺取弱小来代替辛劳和毒害，用怀柔远方的道理来衡量，难道不违背吗？又东越的王起初保卫泉山，后来迁徙居住在大泽中，离开险阻而家在平地，对汉朝有什么罪？而朱买臣袭取作为功劳，这又不与凭借坚固地势而对抗上国的人相比。所以先儒的议论，汉朝设置安边都护而西域惊恐，元朝设置征东行省而高丽畏惧，都留下讥笑给后世，不是盛德的事情。善于安抚四方夷狄的人，也只是让他们安静罢了。魏征说，中原安定，四方夷狄自然服从，是不变的道理。

通好

安边的计策，没有比修好更好的，汉朝的和亲，有五世的利益，这是历来共同看到的。但是讲和既久，不能没有反复，要其归宿，终究以这个策略为便利。文帝为赵佗设置守冢人，高官厚禄，宠信他的兄弟，然后派遣一个使者，用温和的语言安慰，于是得以去掉他的帝号，归顺称臣，确实怀柔远方的道理、驾驭的术数都没有像这样的。后来祖逖与石勒通好，没有上报朝廷，自己以己意专行于外，对国家体制很尊重，边民也安定，朝廷之上拱手接受他的成果，只要边疆无事，君王心中安宁。以边事论，是方叔的壮美谋略；以臣道论，则是春秋时公子结的道义。然而范仲淹曾经实行一次，满朝认为是大罪，不能像韩昌、张猛，还能得到君主的赏识而不毁坏盟约，不导致祸患。所以境外的事，日渐困难，做边臣不敢专断，一定把责任归于君主，君主也不能独断，一定征求公卿侍从的意见，众论不同，聚讼多端，而成为南宋的局面。如果祖逖在边疆，使和议不从南方发出而从北方发出，那就是尽善的举动了。然而边臣借款求功，往往在外面受欺骗，在里面劳费，一定要像明朝宣宗，每次听到请款的奏章，就告诫边臣，防备他们的欺诈虚伪，戒备比平时加倍，所以君臣上下都没有懈怠之心，翻译官和夷狄使者，也寝息侥幸的谋算，是得法的。呼韩邪入朝，这是从古没有的事，礼以义起，难道可以过于减损，使他在臣僚之中吗？丞相御史引用先京师而接待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的道理，这是事理之常。萧望之独自认为不是正朔所加，应该以不臣待之，遵从羁糜的道理，这一定要斟酌理势所宜，彼此所安，然后施行，不可在事后含糊地下驳议。荀悦起来非议他，也是论理的话，所以荀悦也说，汉朝所行为得权时之宜，不曾完全认为不对。宋人感于当时的事，所以有尊大中国的说法。现在姑且平心观察，假使元昊入觐，谅祚诣阙，主持庙算的人果然用荀悦的议论，还是姑且以萧望之为成法？那时夏竦之类，固然不足计较，即使韩琦、范仲淹处此，也恐怕高论无益，一定归于实际罢了。我认为春秋的道义，尊贵者没有后代，以初次相待。匈奴为敌国久，原本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使以亡国之礼待之，也应当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孙，何况慕义尚化而来，难道可以没有加隆的典礼？春秋时邾仪父来盟，因为他接我而褒奖他；荆人来聘，去掉州举之名以奖慰他。为什么要违背经义、违背事宜，把慕义的君主置于班次之下而说我要伸张中国的尊严？学问不精，袭取嘉名，争小节而误大事的人，有的，可惜他们不讲于笃论。所可议论的，呼韩入朝汉朝的礼，赐黄龙已浮甘露，竟宁又加倍

译黄龙年间，到河平年间又加厚了，元寿年间又加厚了，几乎像这样多次加厚却还能经常延续，这也是不能不忧虑的。至于和亲之事，司马光极力指出其谬误。我考察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楚王刘戊都是汉朝的罪人。江都王的女儿细君、楚王的女儿解忧，大抵都是被宽恕死罪而养在掖庭的人，所以派遣她们嫁给异域，就是用这类人来充数。虽然有着和亲的名义，并未丧失中原王朝的体统，不像唐朝那样直接将皇帝心爱的女儿送去赠送。这也是不能不辨明的。

译防御

边境有必须争夺的地方，不可失去。周朝的朔方，汉朝的新秦中，赫连勃勃的统万城，都在西河以南，是关右的屏障。朵颜三卫与渔阳只隔一座山，早晨从帐篷出发，傍晚就能到达城郭，也是渔阳的屏障。这两个屏障，是中国必须争夺的地方，所以唐朝的边臣在黄河外修筑三座城，设置一千八百个烽火台，占据三面的险要，抵挡千里的防备，即使遭遇回纥、吐蕃的叛乱，朔方也常为中国所有。明朝自英宗以来，放弃受降城而保卫东胜，又撤去东胜以迁就延绥，用一面的险要来遮挡千里的要冲，于是因此失去了朔方。深山大泽，反而在敌人那边，而宁夏外部的险要，反而防备南河，这是第一个失误。大宁这个地方，明太祖让宁王镇守，其重要性可想而知。靖难之役初期，首先劫持宁王以取得成功，成祖把这块土地给了兀良哈，于是使得辽东和宣府的声援断绝，而迤北的敌人常常南下放牧，并在此地埋伏窥探中国的空隙，这是第二个失误。汉武帝得到朔方而放弃造阳以北，评论者尚且认为这是失策。王安石提倡想要取回原来给予的土地的说法，用笔画地图，放弃雁门以外的五百里，太原的陷落无不归咎于此。明朝时两地都失去了，所以一代的边防事务比过去都更难处理。防御的策略，敌人未到而广泛征召兵马则白白耗费草料粮食，敌人已到而调兵应援则援军赶不上事态。大军既已集结，务求远击则敌人可能不来，持久作战则我军先疲敝。或者王师刚到，敌人已经饱掠而归，假使不归，则耗费役使更广。况且众议不齐，议论错乱，平时事先的防备，虽然有智者善谋，而奉行的人一定不尽力，有的用虚文误了实事，有的用小防备代替大防御，如赵充国请求购买边粮，所需已有定数，司农只允许一半，至于有司奉行，只供给十二分之一。用十二分之一的防备支撑全部事务的使用，必然误国了。夷狄之人不可让他们居于中原，汉武帝得到浑邪王的部众，分处五郡，所以塞外都在河南，因其旧俗设为属国，所夺取的匈奴土地则迁徙关东贫民以赏赐他们，大概安置降胡于今河套而迁徙贫民于今甘肃，安置降胡于塞下，是为了抵御外侮。迁徙贫民到新郡，是为了让他们得到肥沃土地，从未让远方人居住在内地，也未曾把我的百姓安置在偏远荒凉之地。赵充国、马援违背远方人的天性而让他们居于内地，想要以朝夕拘束，控制他们的狼子野心，然而盘结既久，萌芽辄生，辛有在伊川的感叹，又见于后世，范晔在《后汉书》中所以责怪二贤的始事。太宗初降突厥，想迁徙他们居于内地，既有五胡的覆辙，想井牧其人，则天地没有冠冕百蛮的道理，即使安置在近塞，如汉朝的南庭，也不是无事的局面。所以魏征直言请求驱赶他们到漠北，颜师古、李百药都想让他们居于远方，分其部落。太宗不听从而听从温彦博进熟之说，最终导致突厥宿卫，致使结社率之变，知道事情不可为而后听从魏征的话，乃知处事自有定理，纷纭异说，都不足用，徒乱人意罢了。至于沿边要害，让土人结寨自保，如有寇盗，诈以攻击其后队，掠夺其归路，也可充当前代的属国，还胜过弛刑减死、募戍远荒。边关的禁令不可不严，然而以我有余交换彼有用，如以茶易马之类，可不禁止。其它物货，如果纵容他们来而没有定数，则权与利都在彼而不在此，法宜在开始时谨慎，约束明而号令肃，便在互市之中，折冲之计已寓，则是制胜之道。

杂事

以夷攻夷，虽然说是中国之利，然而兵事变化多端，也不知利害归于何处。为中国计，不可见利辄动，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终。也不宜有所偏袒而派遣诘责的使者，万一拒命，岂不损害？即使饰词应命而我无术以制之，也被他们所侮。闭关谢绝，用好言慰之，是长策。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钞掠所得归功中国以邀赏赐，这是夷人的巧计，分怨仇于中国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当，两国皆怨，边境无宁日矣。离间君臣，非礼义之事，不可以示远人。宋人欲离间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势，仁宗不实行。观王莽分北边为十五单于，遂速其叛，分弱之说焉足用乎？通好之后受其朝贡，即不宜纳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议，谋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论江南修守备，在经则显比之义，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边境之上，虽云空地，不可轻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见利取之。汉时河西一镇半入夷中，所以隔绝羌人之路。义渠安国为羌人请田湟水，朝廷虽未许，羌人竟缘此言抵冒渡湟，郡县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谨而生衅也。王根向单于求温偶駼王之地，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义于邻国，至于见拒，乃罢使臣以谢过，朝廷之耻孰大焉？此不讲王者无求之义而取辱也。

译东晋时期，武昌北岸有邾城，有人劝陶侃分兵驻守。陶侃说：“邾城孤立在长江以北，内部没有依托，外部连接各族夷人，夷人贪图利益深重，晋人若也贪利，百姓将不堪其苦，必定招致敌人入侵，这是导致祸患的根源。”后来庾亮驻守邾城，果然失败。这是贪图境外之地却最终无法拥有的前车之鉴。所以冒顿单于不放弃瓯脱之地，汉武帝不占有轮台，都是边疆事务中可以借鉴的。夷人入贡，路途远近，祖宗都有深意，不可改变迂回路线而取直捷之道，恐怕熟悉之后会激起夷人的野心。至于已经封闭的道路不可轻易开启，未曾开辟的险阻不宜铲平。一旦开启，不知利害将集中于何处。夷人的本性在于趋利，利益所在之处，有的会贴耳潜伏，有的会张嘴吞噬。当他们贴耳潜伏时，不能指望他们遵守道义；当他们张嘴吞噬时，也可以用劫持胁迫来控制他们的怒意。最不可取的是受其欺骗蒙蔽，用朝贡来牵制他们，而对道路上的剽掠不敢查问，对边境的寇盗不敢抵御，这都是谋国的大失误。

译附录 年谱

查考先生名承诺，字君信，号东柯。在村中居住时号固斋，又号隐矶渔人。晚年辞官归乡，改号石庄，常自称石庄老人，世代是景陵人。

曾祖父名岫，字伯崖，曾任乡饮大宾。祖父名贺，字廷庆，多次被朝廷诰封赠予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父亲名早，字迟乡，万历己卯年乡试落第，被任命为归州训导，后升任广西太平府养利州学正，被诰封赠予的官职与廷庆公相同。嗣父名永定，字安卿，补录为生员，县令以乡饮大宾的礼节聘请他，他没有就任。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十月二十八日戌时，先生出生于石门。

太夫人是张氏。迟卿公最初娶万夫人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承诏，字君麻，由万历甲辰年会试第一名，多次升迁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次子名承诰，字君鸾，崇祯庚午年考中举人。后来续娶张太夫人，生了君访公，名承谘，为生员。又生了先生，迟卿公给他取名叫承诺。回答客人的诗说：“我出生那天，兄长正治理峡川。先父说这孩子，晚年有幸得到。大儿子远离父母，安置这个侍奉林泉。取名承诺，不再顾念车马显贵。”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八岁，作《爆竹赋》。这一年迟卿公去世。

自述七十歌说：“十岁时，刚满童年遭遇丧父，慈母辛苦最怜爱我。私下作赋玩物厌恶浮华虚妄，长兄惊喜地把我看作家中的骏马。素色衣袍头发乌黑，早晚出入教授塾书，年少遭遇不幸遗憾未能报答养育之恩。”

泰昌元年庚申，先生十四岁，补录为生员。

天启元年辛酉，先生十五岁，迟卿公被崇祀于归州名宦祠。

天启三年壬戌，先生十六岁。

天启三年癸亥，先生十七岁，吴氏女子嫁入。

天启四年甲子，先生十八岁，安卿公去世，过继。

君麻公在四川，给太夫人张氏写信说：“我年少迟钝，难以强记却喜欢深沉的思考以自异，然而识见能力尚且犹豫不能决断。先父庭训之外，每当得到我叔父的一句话就能决断，于是引申触类旁通，机窍渐渐开启。后来我考中进士，名列第五，吏治蒸蒸日上，屡次被评为卓越奇异，都是我叔父的功劳。如今我叔父因无子嗣而终，上天必定不会让他的高才盛德断绝而无回报，四弟聪慧可使继承我叔父之后云云。”太夫人答应了。

天启五年乙丑，先生十九岁。

天启六年丙寅，先生二十岁。享受廪膳，在西塔寺读史。

自述七十歌说：“二十岁时，青衿佩玉享受廪膳，良师益友称颂品类。明经的学业强人意，廿一史书供我游艺。隐囊棋褥不屑一顾，黄钟瓦甒不知是何器物，来日苦多害怕堕落抛弃。”

天启七年丁卯，先生二十一岁，感染劳疾。

崇祯元年戊辰，先生二十二岁。

崇祯三年己巳，先生二十三岁。迟卿公被崇祀于乡贤祠。

崇祯三年庚午，先生二十四岁。

崇祯四年辛未，先生二十五岁。君麻公去世。在病中。

崇祯五年壬申，先生二十六岁，太夫人张氏去世。在病中。

崇祯六年癸酉，先生二十七岁，君访公去世。在病中。

崇祯七年甲戌，先生二十八岁，与吴公骥选编《古文春汲》成书，《三宣录》成书，撰写《西塔僧新置塔院记》。

崇祯八年乙亥，先生二十九岁。

崇祯九年丙子，先生三十岁。乡试中举。儿子褎出生。君麻公被崇祀于乡贤祠。

自述七十歌说：“三十岁时，十年之内事情纷杂，一病五年时光如白驹过隙，慈母两兄逝去如何是好。病中山间旋闻鸣鹿之歌，上策不被采纳返回旧居。回顾初服美丽婆娑，游梁虽好奈何蹉跎。”

崇祯十年丁丑，先生三十一岁。公车会试落第，从南京归来，撰写《余君志铭》。

崇祯十一年戊寅，先生三十二岁。

崇祯十二年己卯，先生三十三岁。有掩埋流尸棺木之事。

崇祯十三年庚辰，先生三十四岁。公车会试落第，从襄阳归来。嗣母刘氏去世。

楚地风俗，死在他处者家中不迎入棺木，认为不祥。所以住宅稍窄，殡敛完毕，迎棺到新居，成服受吊，全都遵循士礼。

崇祯十四年辛巳，先生三十五岁。安葬嗣母刘氏。

崇祯十五年壬午，先生三十六岁。守孝期满入京。

贼寇扰乱中原，公车由南京北上，贼寇阻隔燕齐，于是留在南京。

崇祯十六年癸未，先生三十七岁。从南京归来，避乱于三台湖，开始作诗。

公车会试的日期已经误过，其间李寇蹂躏襄郢，从南京觅船回楚，到安庆，抚军张公亮有旧交，写信论述贼势非常详细。张公很赞赏他，正值荆襄陷落，大帅溃逃九江，江宁戒严，大江不可通行，改道前往新安，到江西，又从袁州翻越岭至萍乡，再由湘潭到长沙，过湖至岳阳，渡江归来。遇

译吴孺人带着子女到蒿台避难，于是迁徙，在三台湖开辟居所。

清朝顺治元年甲申，先生三十八岁。又避居到澄湖西湾。

译当时叛贼仍盘踞县城，左良玉率领重兵驻扎在武昌，以荆西观察使章旷为先锋，率领东乡兵和土兵一万多人，从竟陵出发进取，企图攻取郡城，结果战败。

崇祯二年（乙酉），先生三十九岁。居住在澄湖。

崇祯三年（丙戌），先生四十岁。叛贼溃散，将家迁往蒿台。

自述《七十歌》说：四十岁时，叛贼骑兵充斥城郭，掠夺四方郊野，三年间带着家人躲避在湖边的山矶上，时局变迁，玉石俱焚，尤其令人叹息，城郭依旧而家园已非。举目望去，新亭的风景遥远，自己如同还乡的丁令威，妻儿平安却共同遭受晨饥。

崇祯四年（丁亥），先生四十一岁。居住在蒿台，长女嫁给了谢家。

崇祯五年（戊子），先生四十二岁，迁居西山。

崇祯六年（己丑），先生四十三岁。在七里沔选择居所。观察使周荃因《荒城吟》征召和诗，想招入幕府，先生没有前往。

崇祯七年（庚寅），先生四十四岁。游历沔阳，遇见黄文旦，得到《青玉轩诗叙》，撰写《元辟传》。

崇祯八年（辛卯），先生四十五岁。儿子章褎补为诸生。

崇祯九年（壬辰），先生四十六岁。《青玉轩诗》刻印完成，《南牕日知录》写成，君鸾公去世。

崇祯十年（癸巳），先生四十七岁。儿子章褎娶妻。

崇祯十一年（甲午），先生四十八岁。

崇祯十二年（乙未），先生四十九岁。吏部铨选县职，染上微疾。

答客诗说：早年遭遇偏房孤苦，先母勉励我研读遗留下的书籍。中年参加乡试，慈母却先我而去。画荻教子的恩情留下苦楚，背负薪柴失去了依靠。弯曲的木材谁来矫正，粪土般的资质谁来陶冶。至今二十年，所到之处竟然茫然若失。

崇祯十三年（丙辰），先生五十岁。撰写《张太夫人行述》，在《严先生嗣堂记》后题字。

自述《七十歌》说：五十岁时，年纪刚过五十头发先白，蘧伯玉知道非而悔悟太晚，黑皮衣再次破旧走在青门道上，归向东皋借伴鱼鸟，野径尘土飞扬风自清扫，急忙画地为牢睡在烟草中，年过半百山中生活真好。

崇祯十四年（丁酉），先生五十一岁。小女儿嫁给了刘家。

起初还涉猎佛道两家的书籍，从此都摒弃，不再过目。自题《草堂歌》说：近来读《易经》没有思虑，更加相信卧病在床多有闲暇，放下帘子不读老子的书，焚香也不诵读佛陀的话语。

崇祯十五年（戊戌），先生五十二岁。洪水冲毁村居，回到家中，治理城南端。

除夕诗说：四壁充满风霜之气，百岁留下冰雪般的文章。在寒冷的城池中一同守岁，更鼓声正多闻。

崇祯十六年（己亥），先生五十三岁。营造城中的居所，建造菊佳轩，撰写《竟陵水患论》，与陈广文通信，在《家乘》后作记。

始营城居诗说：南端高耸排列着城墙，阴街蕴藏着百户人家。虽然不是罗含的宅第，吟咏之言从此日开始。教导儿子在下里门，不仅仅是崖栖吉祥。

崇祯十七年（庚子），先生五十四岁。撰写《万子颐庄序》。

顺治十八年（辛丑），先生五十五岁。撰写《黉宫颂》。

康熙元年（壬寅），先生五十六岁。

康熙二年（癸卯），先生五十七岁。《菊佳轩诗》刻印完成，撰写《峡寇论》、《熊婺源逸事》。

康熙三年（甲辰），先生五十八岁。与黄慈云通信。

康熙四年（乙巳），先生五十九岁。撰写《赋役平图颂》，与吴氏兄弟通信。

康熙五年（丙午），先生六十岁。官府征召入京。

十一月开始整理行装，稍作停留于安陆。十二月从襄樊经过南阳鸦路，从茅津渡河，历经虞畈浍，年底抵达平阳。

自述《七十歌》说：六十岁时，选曹征召前往台门，自陈蒙受恩泽时日将晚，眼前飞蚊心绪混沌。蒙恩允许回归田园，冥冥中飞翔磷火聚集于邱樊，老人高卧起身昏暗，玄牝寻求天地根本。

康熙六年（丁未），先生六十一岁。告老还乡，刻印《檄游草》。

正月在平阳，二月从平阳到赵城，三月抵达京师。从初次告假到获得批准，亲自往返审查共五次。呈给严侍郎正矩的诗说：垂老只思回归旧业，暮年所急并非轻车肥马。恐怕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康熙七年（戊申），先生六十二岁，在西村建造石庄子；

最初的志向已经实现，旧病稍闲，建造这里作为闲游之处。

康熙八年（己酉），先生六十三岁。潜山县知县王又旦，派遣使者慰问，与吴司成通信。

康熙九年（庚戌），先生六十四岁。前往潜山县，报答王知县的币帛之交。

康熙十年（辛亥），先生六十五岁。

康熙十一年（壬子），先生六十六岁。儿子章褎选为贡生进入国子监。

康熙十二年（癸丑），先生六十七岁。撰写《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

康熙十三年（甲寅），先生六十八岁。撰写《王沱潜奏绩叙》。

康熙十四年（乙卯），先生六十九岁。失足伤及面部。

康熙十五年（丙辰），先生七十岁。《菊佳轩诗》第二次刻印完成。

自述《七十歌》说：七十岁时，十年抱膝兼伏腕，著书言论满三十万，甘愿覆瓿祈求无扰，放下书卷依然关心两楗，观物

译于是摒弃了那些晦涩的言论，心中既无贪欲也无烦闷，不羡慕青精饭与白米饭。

十六年丁巳，先生七十一岁。《颐志堂诗》刻印成书。

译从甲寅年到这一年，诗歌不区分体裁，按年份排列，查阅文集可以考证。

十七年戊午，胡公七十二岁。撰写《戴小宋诗序》。

十八年己未，胡公七十三岁。《绎志》完成，《读书说》完成。从丁未年到这一年，共十二年，五次脱稿，才定为定本。《述情诗》说：“开始于协洽年，几次春王日。摄提星绕天一周，墙壁上写满笔墨。交成三十万字，分开两集排列。”

十九年庚申，胡公七十四岁。

二十年辛酉，胡公七十五岁。六月十三日去世。

三月，旧病偶然发作，精神稍微有些异常，但起居饮食如常。有客人到中堂，时常与他相对而坐，未曾卧床。五月病情逐渐加重，呼吸稍急，亲手写信给儿子胡褎说：“一、缓期安葬；二、安葬不要奢侈；三、不与他合葬；四、讣告去掉世俗称呼。”自己题写铭旌说：“清辞官归隐著书明道石庄胡承诺柩。”留给孙子胡导的都是笔砚等文事用品，没有玩赏器物，没有多余之物。六月，摒弃医药，有人劝他，回答说：“我的五脏要与医生比试技巧吗？”十三日黎明，让儿子胡褎在木主上写“石庄别墅”，在烛光下看着说：“我的魂魄将栖息在这里。”随即指着自己的身体说：“不依附这肉体了。”神情闲适安定，言语安详雅致，毫无愤懑之色。傍晚，让人准备热水洗澡，擦拭身体都很周到，自己端正坐好，整理衣冠。然后让人移到地上，命令家人穿白衣，哭泣，还召唤每个人点头示意。夜过半，庄严地去世，脸色如同活着。十二月十三日，安葬在石庄。

二十一年壬戌。夫人吴氏去世。

三十四年乙丑。儿子胡褎续刻《颐志堂诗》完成。

三十年辛未。胡公被尊崇祭祀于乡贤祠。

二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全国呈报请求。到这时督臣丁恩孔、抚臣吴琠上疏，皇帝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