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上
●卷四之上
君德
人主所当学者四，帝王精一之传，一也；治天下大经大法，二也；古今治乱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际，四也。精一之传，道所在也；大经大法，法所在也。治乱之迹，事也；天人之际，理也。道与理治内，事与法治外，内外交修，学问之道备矣。性之所具虽美，加存养之功则益莹。故匡衡曰，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今侍从日讲，古所云常伯之职也。昔四辅既备，成王鲜有过事。汉成帝时为经师者，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又诏亲侍之臣，皆受经于硕师，既无作辍之期，又非随牒而迁，故在君侧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塞、一傅众咻之喻，适可正明代经筵之失，但其语太直，廷臣不敢显陈，人君取而书诸讲幄闲，亦圣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天地之气以正而和，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既正，和气盈于两闲，人则相亲相爱，物则并茂并育。君德不正，乖气盈于两闲，人则相戕相害，物则弱肉强食。故为君之道，必使正气充于人心，则太和洽于天地。置辅建亲，所以佐助居正之业；听言纳谏，所以匡扶不正之失。执大本，长庶物，与元同体，故称元年。秉直心，杖大义，常行正道，故称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纯健之体无所亏损，故称体天行健而自强不息也。王者无外，其命既出即无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轻出，当以义为质而又协诸舆情，所用器物皆无虚设，必象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体也。清庙尽饰，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俭。事天则钦翼祗栗，承亲则温恭敬顺。临朝则端正俨恪，享下则嘉惠和悦。物有其则，礼有其文，所谓威仪也。时当丰美则交于万物者亦当称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兴礼乐，使苟且粗疏，鄙僿伧儜，举世觕然无温文之度。否则奢侈僭拟，恣情极欲，举世荡然，无法制之守也。修省变异，自有经义。不可斋醮祈禳，开淫祀之端；纵囚肆赦，决侥幸之窦。时巡省方，顺天而动，不可因嬖幸之请，轻法驾之尊。使若辈张威郡邑，揽权道路，纲目书巡行二十九皆讥也。虽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劳居逸则无为而治，以逸居逸则丛脞而乱。桓公有忧中国之心，江人黄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不可如齐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终，因致祸乱也。勿受嬖幸默进，勿为嬖幸征发。凡节俭约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诸圣学，毅然为之，不可与臣下商略。谋及臣下，则从道不坚，不胜怂恿之言矣。慎己所独向，察众所共疑，为民害者忍而除之。贤之既得者，稽天以用之，百姓无知犯法者，罪己以训敕之，敬慎所未见，竦惧所未闻，或刻盘杅，或铭户牖，不可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使贤智窃叹，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东之怨也。广择贤才，使尽其谋虑；关白宰相，使审其当否。古人有云，谋从众则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与吉会，不可综●众事，备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并进。驯致政令烦多，前后相承，省览不给，羣下因以生弊，缓急重轻，皆能为害。章虽下而有司不复，以待贿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杀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离散，即嗜杀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严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杀也。土木之役，玩好之众，转死满山谷，流宂盈道路，亦嗜杀也。圣明之君不但无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效之心无日忘之，至于若朽索驭六马，战兢临渊谷。以心所感发之理，通于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矫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敌国之民以益吾民之数，亦不必杀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后为不嗜杀也。喜怒哀乐不失其节，是以调和万民，燮理天地。若于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气有结为世运者。君身喜怒哀乐为害气所冯，是以当喜者怒，当哀者乐，不自知而发悲悯于小物，亦不自知而贻
译卷四之上
君德
君主应当学习的有四个方面：帝王精诚专一的传承，这是第一；治理天下的根本常道与重大法度，这是第二；古今治乱的历史轨迹，这是第三；天人感应契合的精微境界，这是第四。精诚专一的传承，是“道”所在的地方；根本常道与重大法度，是“法”所在的地方。治乱的轨迹，属于“事”的范畴；天人的关系，属于“理”的范畴。道与理治理内在心性，事与法治理外在事务，内外兼修，学问的大道就完备了。人性中具备的品质虽然美好，但加上存养功夫就会更加晶莹纯粹。所以匡衡说，陛下虽然天性圣明，仍然需要加上圣心的修养。如今侍从每日讲学，就是古人所说的常伯的职责。过去四辅大臣齐备，成王很少有过失。汉成帝时期担任经师的儒生，早晚入宫讲解《尚书》《论语》，金华殿中又诏令亲近侍奉的大臣，都向大儒学习经书，既没有停止的期限，又不是随着官职调动而改变，所以在君主身边的人没有不是正直之士，传入君主耳中的没有不是善言。孟子“一曝十寒”、“一傅众咻”的比喻，恰好可以纠正明代经筵讲学的弊端，只是他的话语太直率，朝廷大臣不敢公开陈述，君主将其取来书写在讲席之间，这也是对圣德的辅助。朱穆说，君主不可不学习，应当用天地顺应的道理来逐渐浸润自己的内心。天地之气因为正而和谐，因为邪而乖戾，君主的德行也是如此。君主德行端正，和气充满于天地之间，人们就相亲相爱，万物就共同茂盛生长。君主德行不端正，乖戾之气充满于天地之间，人们就互相残害，万物就弱肉强食。所以为君之道，一定要使正气充满人心，那么太和之气就会融洽于天地。设置辅佐、建立亲信，是为了辅助坚守正道的大业；听取言论、采纳谏言，是为了匡正扶植不正的过失。执持根本大道，养育众多万物，与元气同为一体，所以称为“元年”。秉持正直之心，依靠大义，常行正道，所以称为“正月”。不因为人的情欲损害其天赋的德行，使纯阳刚健的体质没有亏损，所以称为“体天行健而自强不息”。王者没有内外之分，他的命令一旦发出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王者的命令不可轻易发出，应当以道义为根本并且符合众人的意愿，所使用的器物都没有虚设，必定象征天地四方，有的用颜色象征，有的用形象象征，要使颜色都是正色，形象都是正体。清庙极尽装饰，却用茅屋保留古制。大路极尽华美，却用蒲席显示节俭。侍奉上天则恭敬谨慎，侍奉亲人则温和恭敬顺从。临朝则端正严肃，赏赐下属则嘉惠和悦。事物有其准则，礼仪有其文饰，这就是所谓的威仪。时代应当丰美，那么与万物交往也应当称量其富厚，所以天下已经大治，不可不兴办礼乐，如果苟且粗疏，鄙陋粗野，举世粗率没有温文尔雅的仪度。否则就会奢侈僭越，放纵情欲，举世放荡，没有法制的约束。修省变异，自有经义依据。不可斋醮祈禳，开启淫祀的端绪；纵囚肆赦，决开侥幸的漏洞。按时巡视四方，顺应天意而动，不可因为宠幸之人的请求，轻视法驾的尊严。让这些人张威郡邑，揽权道路，《纲目》记载巡行二十九次都加以讥讽。虽然说君主不可以自我拖累万物，所以以劳居逸就能无为而治，以逸居逸就会琐碎混乱。桓公有忧虑中原的心，江人黄人不召自来，等到他震动并自夸时，叛乱的有九个国家，不可像齐国的桓公、唐国的玄宗那样，慎始而渝终，因而导致祸乱。不要接受宠幸之人暗中进献，不要为宠幸之人征发劳役。凡是节俭约省的事情出自君心，考察圣学，毅然去做，不可与臣下商量。如果与臣下商量，那么遵循道义就不坚定，经受不住怂恿之言了。谨慎自己独自向往的，察明众人共同疑惑的，为民害的人忍痛除去。贤才既然得到，就顺应天意任用他，百姓无知犯法，就责备自己来训诫他们，敬慎未曾见到的，恐惧未曾听闻的，或者刻在盘杅上，或者铭刻在门牖上，不可因为宠爱幸臣而用于所惑乱的人，曲意留用非正之人，使贤智之人暗中叹息，百姓愁苦，朝廷有小明的悔恨，民间有大东的怨恨。广泛选择贤才，使他们竭尽谋虑；告知宰相，使他们审察是否得当。古人说，谋划听从众人就符合天心。唐太宗说，循正道而行，自然与吉祥相遇，不可综理众多事务，防备畏惧臣下，使君臣互相猜忌，奸邪之人并进。逐渐导致政令烦多，前后相承，省览不及，群臣因此产生弊端，缓急重轻，都能造成危害。奏章虽然下达但有关部门不回复，等待贿赂的到来。君主并非亲身嗜杀，因为攻城得地而快意，不体恤百姓的死生离散，这就是嗜杀。或者害怕别人不服，而驻扎军队以威慑，严刑峻法以防备，这也是嗜杀。土木工程，玩好众多，转死的人充满山谷，流亡的人盈满道路，这也是嗜杀。圣明的君主不但无罪的人不让他们死于荒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赋之心没有一天忘记，至于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战战兢兢面临深渊山谷。用内心感发的道理，通达于感应尚未显现之处；用理所必然的心，矫正情欲想要放肆之处。不仅不忍心夺取敌国的百姓来增加我国百姓的数量，也不必杀一地的百姓来拯救天下的百姓，然后才是不嗜杀。喜怒哀乐不失节制，因此调和万民，协调天地。如果在这方面颠倒，必然天下害气凝结成为世运。君主身上的喜怒哀乐被害气所凭借，所以应当喜的时候发怒，应当哀的时候快乐，不知不觉对微小事物发出悲悯，也不自知
大害于万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于耳目，使精爽或驰而百度失贞也。国语载厉二事，一监谤也，一专利也。以专利之心张监谤之网，即以监谤之威盈专利之欲。然非曰吾敢于为此也，专利则真见匮乏而后专之，监谤则真见不道而后监之，果匮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餍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惧难。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与人，因天地所生之物，养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余予人也。惧难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驾驭，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聪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为大不敬，是为大不道而为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窥其意，奸民探其绪，假卫巫以大权，擅荣夷以厚利也。
译这对万物是极大的祸害。心中不可不恭敬，被耳目所役使，致使精神魂魄有时放逸，而各种法度失去纯正。《国语》记载了周厉王的两件事，一是监视诽谤，二是垄断利益。用垄断利益的心思来张开监视诽谤的罗网，就用监视诽谤的威势来满足垄断利益的欲望。然而并不是说我们敢于这样做，垄断利益是因为真正看到匮乏之后才去垄断，监视诽谤是因为真正看到不道之后才去监视，果真匮乏吗？果真不道吗？还是怀着这种心思而不可餍足、不可容忍呢？必定是广施利益而畏惧祸难。广施利益，不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推让给别人，而是凭借天地所生的万物，来养育天地所生的人，不说这是我国土地所生的，只供我使用，而把剩余的部分给予别人。畏惧祸难，不必过多怀疑百姓不可驾驭，只凭借天下的耳目来辅助自己的聪明，不说这本来就不应该言说，这是极大的不敬，是极大的不道，因而被法律所必取。不可让奸邪的大臣窥探他的意图，奸诈的百姓探求他的头绪，借给卫巫以极大的权力，给予荣夷以丰厚的利益。
内庭
汉高祖即位踰年而太公名号未定，家令之言以讽谏也。高祖善其言而赐之金，赏其缘彼而礼备于所尊，且以示天下后世之法则也。文王之德所以至于极盛者，上有圣母，其成之者远；内有赞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闺门之内极其和，宗庙之中极其敬。屋漏隐微之际莫非道义，一饭之顷未尝违仁。仓卒之际，非礼不动也。礼称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女未可行则待年于母家，所以绝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后虽缺不补，所以省约燕私、长保期颐也。杜钦举此以进成帝，盖举前代之约以正后世之奢，防闲之意寓于不言，使人情安于所习而不觉其难也。王凤循故事而不能用，后世途无称引此说者矣。宫闱之内求贤审官于臣下，勤劳分别大小而赏劳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趋走承业，小勤小劳也；奉职守官，大勤大劳也。所谓求贵审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则识度过人，必克赞成帝业。至于黜陟荐引，则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险诐私谒干预外廷之权也。总之西汉之时犹有窈窕、德象、女师诸篇为后宫所诵习。班捷妤赋云，陈女图以镜监，顾女史而问诗是也。后世女训无闻。椒房无所取则，成帝虽减其用度，而身为侈靡，宫中之宠，后来居上，是必匹妇之说不可胜听，汉庭之乱不可胜救也。礼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犹得而子之，不夺人亲之义也。不使后族与政，盖有深意。见于经者，宋三世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亲者出奔。国家廓若无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举以为戒，而天戒有螽死堕地之象见于史者。元后宠任诸弟，遂至家国俱丧，东京之事一梁氏壤之有余，故范史云，商恨善柔，冀遂贫乱。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赵昭仪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即位赦书之前，故引齐桓诛哀姜、元帝不赦发长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关大逆，虽有诏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为邪说甚明，史家胡以不删？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无礼之言为奸人解网，上荧主听，下乱国法。所云言伪而辩，王法所必诛也。哀帝于此能如叔孙昭子不以竖牛为功，蔽罪赵氏，固云甚善。或姑贷赵氏以全私恩，但将耿育伏罔上之诛，则汉家之事犹可振起。惟沾沾欲报赵氏之德，而忘刘氏之仇，纵邪臣妄说诳乱后世，天下已窥其无能，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班氏详载育疏以着其案，使万世共罪之也。
东朝
三王位三公于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于三公之上。虽礼之威仪各有宜适，总不若秦汉而后有常尊者，与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书子同生喜有正也，虽未正位，必举以礼，明示竟内，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义。天子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学，业大道焉，履大节焉。必就学于外者，尊人伦之师，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东宫，特置太傅一官，职辅道之事，礼敬如师而不领官属，官属则少傅领之，示不臣也。所以张敞才轻，谓非师傅之器；阴侯戚里，终同视陋之嫌。只选文学之士，必端其心术，程其器识，望其威仪，熏其德性。坐则诵诗书，行则习礼容。不习惨刻之学，不取浮华之誉，不参比周之党。所谓承华之闼，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直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后车，俱通大学。盖言前后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为之事，必先考诸师傅之训，训所素具而后导其为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诸肄习之业，业所不悖而后为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齿有长幼之节，以贵德尚贤，为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为他日慎名器裁恩幸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训迪，而无疾怒之心；行孝弟仁义恭敬恺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黄离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卫之臣不可往来东宫，恐有宫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罢，恐有储位不以时定之嫌。
译内庭
汉高祖即位超过一年，太公的名号尚未确定，家令的话是用讽谏的方式说的。高祖认为他的话好，赏赐他金子，奖励他顺着那个意思使得对尊长的礼节完备，并且以此向天下后世展示法则。文王的德行之所以达到极盛，是因为上有圣母，成就他的因素深远；内有贤妻，辅助他的力量深厚。所以祭祀祖先和使家庭和睦，各自得其道。内室之中极其和谐，宗庙之中极其恭敬。在隐秘细微之处无不是道义，在吃饭的片刻未曾违背仁德。在仓促之际，不合礼的事不做。礼制说一娶九女是为了极尽阳数，数目参差骨肉至亲是为了平息阴气。诉讼中的女子若不可出嫁，就在母家等待成年，这是为了断绝期望、堵塞非分之想，从此之后即使空缺也不补充，这是为了节省私欲、长久保持长寿。杜钦举出这些来进谏成帝，大概是举出前代的简约来纠正后世的奢侈，防范之意寓于不言之中，使人心安于习惯而不觉得困难。王凤遵循旧例而不能采用，后世也就没有称引这种说法的了。在宫闱之内向臣下求贤审官，勤劳分别大小而赏赐劳绩，这是女主辅助治理的事。奔走服役，是小勤小劳；奉职守官，是大勤大劳。所谓求贵审官，仅此而已。皇后能辨别这些，那么识度超过常人，必定能成功辅助帝业。至于罢黜升迁、推荐引荐，就不是女主的事，不能以险恶偏私的请托干预外廷的权力。总之西汉之时还有《窈窕》、《德象》、《女师》等篇章供后宫诵读学习。班婕妤赋中说，陈列女图作为镜鉴，看着女史询问诗义，就是这种情况。后世女训无人知晓。椒房无所取法，成帝虽然减少了用度，但自身奢侈靡费，宫中的宠爱，后来居上，这一定是匹妇的言论不可胜听，汉朝的混乱不可胜救。礼制以自己推己及人，所以天子的皇后父母还能像儿子一样对待她，不剥夺人亲之义。不让皇后家族参与政事，大概有深意。在经书中看到的，宋国三代在内部娶妻，所以公族因此衰弱，妃嫔家族更加强大，威权下移，亲近的人出逃。国家空旷如同无人，朝廷长久空虚，痛恨其末流的人纠正其根本，所以《春秋》举出作为警戒，而天戒有螽斯死堕地的现象见于史书。元后宠信任用诸弟，以至于家国俱丧，东京的事一个梁氏就足以毁坏，所以范晔说，商朝怨恨善柔之人，冀州于是贫乱。都是这种事。解光所奏赵昭仪害嗣的事，都在哀帝即位赦书之前，所以引用齐桓公诛杀哀姜、元帝不赦发长陵傅夫人冢两件事来表明事关大逆，虽然有诏恩也不能宽恕。耿育的奏疏其邪说非常明显，史家为什么不删去？大概朝廷每有一件事，必定有人倡导无礼之言为奸人解网，上迷惑君主听信，下扰乱国法。所谓言语虚伪而巧辩，是王法必须诛杀的。哀帝在这里能像叔孙昭子不以竖牛为功，掩盖赵氏的罪行，固然很好。或者姑且宽贷赵氏以保全私恩，只将耿育处以欺君之罪，那么汉朝的事还可以振兴。只是沾沾自喜想要报答赵氏的恩德，而忘记刘氏的仇恨，放纵邪臣妄说诳乱后世，天下已经窥见其无能，祖宗也不享其祭祀了。班固详细记载耿育的奏疏以著录其案，使万世共同谴责他。
东朝
三王把三公的地位置于世子之上，《春秋》把世子的地位置于三公之上。虽然礼制的威仪各有适宜，总不如秦汉以后有常尊，与前星的天象相符。《春秋》记载子同出生，喜悦有正统，虽然未正位，必定以礼举用，明示境内，以安定民心，这也是重本尊祖之义。天子的儿子，八岁受教于少傅，教以小学，学习小道，践行小节。十五岁受教于太傅，教以大学，学习大道，践行大节。必定到外面就学，是尊重人伦之师，重视先王之道。等到正位东宫，特设太傅一官，职掌辅导之事，礼敬如师而不领官属，官属则由少傅统领，表示不臣属。所以张敞才轻，被认为不是师傅之才；阴侯戚里，终究有视陋之嫌。只选文学之士，必定端正其心术，衡量其器识，期望其威仪，熏陶其德性。坐着就诵读诗书，行走就习练礼容。不习刻薄之学，不取浮华之誉，不参结党之流。所谓承华之门，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简直像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后车，都通晓大学。大概说前后左右无不是正人。有所想做的事，必须先考察师傅的训导，训导素来具备然后引导他去做；有所想得到的东西，必须先查考习练的学业，学业不违背然后为他求得。恩惠有相及的顺序，年龄有长幼的节度，以贵德尚贤，作为日后用人的根本；以上德尊爵，作为日后慎名器裁恩幸的根本。要使接受正人君子训导，而无疾怒之心；行孝弟仁义恭敬恺悌之事，而都出于天性之自然。所以《易经》说黄离元吉，比喻儿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因此大吉。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怕有君老之嫌；宿卫之臣不可往来东宫，恐怕有宫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罢免，恐怕有储位不以时定之嫌。
其或军国重事，命太子总领者，臣下奏章仍于御前启封，太子先阅大纲，从旁参决。予夺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谓全不达御，太子自决也。至于尤不可者，将兵与受方面之任也。盖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内为国人所窥，皆有二心夺适之事。宫内造端、宫外响应者，不谋而至，此最危之举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余子，则择其勇猛者为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书名，外之也。惟罃稻得书名，录其资也。汉元帝之生在宣帝潜邸中，宣帝即位即当正东朝之礼，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迟至光死之后，然后行之？光之不学无术不其然乎？晋襄公卒，国无定储，为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议，各右所私，终于不可行而生邻国之难。虽诸臣谋事之过，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卫襄世子有恶疾，迨公将薨，乃命其臣废之。自下废上，鲜不为乱。敬嬴私事襄仲而属其子，是以嫡子见杀，皆危道也。宋太宗贤君，而立储一事极其犹豫。大渐之时，几有齐桓之祸，赖吕端持正，仅得无事。脱遇史弥远，将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当自观省者也。
译如果有军国大事，命令太子总管，臣下的奏章仍然要在皇帝面前启封，太子先阅读大纲，在旁边参与决断。决定取舍可否，仍然依照皇帝的旨意执行，并不是说完全不让皇帝知晓，由太子自行决断。至于尤其不可行的，是将领带兵和担任地方长官的职务。因为太子在外必定宠幸亲信，在内被国人窥伺，都可能出现二心篡夺嫡位的事情。宫内发起事端、宫外响应的情况，不谋而合就会发生，这是最危险的举动。秦国人嫡长子刚出生，不让别人知道名字，日后如果有其他儿子，就选择勇猛的人作为继承人。所以《春秋》中秦国国君去世大多不写名字，是排斥他们。只有罃和稻得以写名字，是记录他们的资质。汉元帝出生在宣帝还是诸侯王的时候，宣帝即位就应当确立东宫之礼，为什么霍光执政时，不实行这件事，直到霍光死后，才实行呢？霍光不学无术难道不是这样吗？晋襄公去世，国家没有确定的储君，大臣们于是想舍弃儿子另立他人，每个人持一种意见，各自偏袒私亲，最终无法实行而招致邻国的灾难。虽然这是大臣谋划的过错，也是襄公不早立储君的过失。卫襄公的世子有严重的疾病，等到襄公将要去世，才命令臣下废黜他。以下废上，很少不引发叛乱的。敬嬴私下结交襄仲并托付自己的儿子，因此嫡子被杀，都是危险的做法。宋太宗是贤明的君主，但在立储一事上极其犹豫。病危之时，几乎发生齐桓公那样的祸乱，依靠吕端坚持正道，才得以无事。如果遇到史弥远这样的人，将会怎样？这是臣下不敢说的，君主应当自我观察反省。
藩邸
朝廷之上，亲有常恩，贤有常任。亲者自亲，不必侵贤之职；贤自为贤，不必赖亲之宠。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耼季同登三事，五叔无官，是其义也。春秋之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事展亲。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权，是以童昏并进，骄奢累积，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极其所至，而家国俱害，适足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贯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录之，亲亲之义也。亲亲则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后，不以小忿废懿亲。亲亲也，不以私恩贻民患；仁民也，不以爱亲残其民，不以爱民妨其亲。诚信之中自生经制，享崇高之奉，无治民之责。立法善后，无过于此。汉初藩国之制，天子独为置丞相，其王国之官自内史以下，皆得自除。诸王又于许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属，所云内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税者也。御史诸官，皆其自置，则法令刑辟选举之权悉不领于天子，是以谓之外重。吴楚之后，一切夺之，山海之利亦不使专，而后合于古，非过刻也。甸师之制，所不可废。惟景王杀佞夫，诚为不友，又在父服之内，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遗体，故君子深恶之，以为失子行也。郑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颖达持论甚平。汉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笞服其臣，使证其君。故中山有闻乐之泣，君子伤之。六朝则假以重权，权重而禽狝。秦隋则御以严威，威积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祸遂得末减，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隐衷惟以防胡为亟。又即位未几，即有奸臣之诛，故其心又以防奸为亟。晚年所以重诸王之权者，盖以外扞元孽，内御奸邪也。此其为心，原与众建诸侯以固盘石之义不同，故一览叶伯臣疏，即以离间致罪，盖大拂其指而疑为宰辅游说，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后，为宗社计长久亦当上体高皇之意，徐参贾生等谋国之说。要以权归朝廷，统一大宗，虽以渐图之，不为失时。夫贾生取譬髋髀斧斤，何尝不欲以汉法整齐诸王？但以贾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礼让之风。鼌错则卤莽急遽，无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两宫间矣。当建文君即位，未及踰年改元，数月之间即杀一王、废二王，能勿亟乎？不知当时谋国诸臣操斧斤以割髋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贾生之意，视鼌错为更遽，谓之何哉？谓诸君子为失计固不可，谓得处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国家，免生民于汤火，弭忠贞之诛夷，亦未可许也。大抵后人学问彷佛古人，未审义理之实，不谙缓急之际居多，往往以此误国而身名殉之。故精义之学，尤处事榘矱也。贾生为文帝谋，所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以后事观之，无不符合。盖生之计，欲文帝王其两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为一国，自淮以北至河为一国，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辅翼太子。此二国者，横经中土，三吴、三齐皆在其外，长安之势益固，此胜算也。文帝但从淮北之计，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徙淮阳王武居之，谓之梁王。未尝从其淮以南为一国之计，亦未徒代王参于淮土，是从谊计者半，未从者半也。盖文帝处心积虑，不忍绝淮南厉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从谊计。数年之后卒王之，谊复极陈其祸，当时亦不省也。观后日吴楚反时，止一梁王抗其锋，而江北之王未闻与梁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亲，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国手足相救，其抗御吴楚更易为力，且形势既壮，未必不先折其谋，不敢合从西向矣。然后知贾生计果善也。至于藩王自处，亦良有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史家称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遂为古今贤王之首称。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何词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
译藩邸
在朝廷之上，对亲属有固定的恩惠，对贤能有固定的任用。亲属依靠亲情而亲近，不必侵夺贤能的职权；贤能凭借贤德而任职，不必依赖亲属的宠幸。周武王的同母弟弟有八人，周公、康叔、冉季一同担任三公，其他五位叔父没有官职，这就是其中的道理。春秋时期，天子诸侯不致力于求取贤才，而专门从事拉拢亲属。在位的子弟都过早地被赋予权力，因此年幼昏庸的人一同进用，骄横奢侈逐渐积累，沉溺放纵的欲望，安逸享乐如同饮鸩止渴的弊病，往往发展到极致，导致国家和家庭都受害，正好足以作为世人的警戒。春秋的体例，公子贯穿在已故君主之下，只有世子和同母弟弟由现任君主记录，这是亲爱亲属的道义。亲爱亲属就直接任用，如果涉及百姓，必须立法并妥善安排后续，不因为小的忿怒而废弃尊贵的亲属。亲爱亲属，不因为私恩给百姓带来祸患；仁爱百姓，不因为爱护亲属而残害百姓，不因为爱护百姓而妨害亲属。在诚信之中自然产生法度制度，享受崇高的奉养，没有治理百姓的责任。立法并妥善安排后续，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汉朝初年藩国的制度，天子只单独为他们设置丞相，王国中的官员从内史以下，都可以自行任命。各位诸侯王又在允许任命之外私自设置御史、廷尉、博士等属官，所说的内史以下是守护疆土的官员，征收租税的官员。御史等官员，都是他们自己设置的，那么法令、刑罚、选举的权力都不隶属于天子，所以称为外重。吴楚七国之乱后，全部剥夺了这些权力，山海的利益也不让他们独占，这才符合古制，并不是过于苛刻。甸师的制度，是不可以废除的。只有周景王杀死佞夫，确实是不友爱，而且还在为父亲服丧的期间，在恩慕之中，却伤害先君留下的遗体，所以君子深深地厌恶他，认为他失去了做儿子的品行。郑伯教育失当，叔段叛逆，两人各有是非曲直，孔颖达的评论非常公正。汉朝的诸侯王擅自封爵、赦免死罪而天子不禁止，后来竟然断绝骨肉亲属而抗拒诛杀，鞭打臣下使其屈服，让他们作证指控君主。所以中山王有听到音乐而哭泣的事，君子为此感到悲伤。六朝则假借重权，权重而像禽兽一样被猎杀。秦隋则用严酷威势驾驭，威势积累而像除草一样被铲除。都失去了先王的用意，而实行自己的私意。褚遂良一句话而藩属的祸患于是得以稍微减轻，所以君子对此有所采纳。
明太祖从元人手中夺取天下，所以他内心的隐衷只有防备胡人最为急切。又即位不久，就有诛杀奸臣的事，所以他的心又以防备奸邪最为急切。晚年之所以加重各位藩王的权力，大概是为了对外抵御元朝残余势力，对内防范奸邪。这种用心，原本与广泛建立诸侯以巩固磐石基业的道理不同，所以一看叶伯臣的奏疏，就以离间罪名治罪，大概是大大的违背他的旨意而怀疑是宰相游说，不只是不应该说的话。改朝换代之后，为了宗庙社稷的长远考虑，也应当上体察高皇的意旨，慢慢参考贾谊等人谋国的说法。关键是要权力归于朝廷，统一大宗，虽然逐渐图谋，也不算失时。贾谊用髋髀斧斤作比喻，何尝不想用汉朝的法律整顿各位藩王？只是贾谊实行，一定有次第，不失去礼让的风气。晁错则粗鲁急躁，没有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加倍背叛，而景帝也在两宫之间感到寒心。当建文帝即位，还没来得及改元，几个月之间就杀了一个王、废了两个王，能不急躁吗？不知道当时谋国的各位大臣拿着斧斤来割髋髀，为什么如此峻烈？不仅没有得到贾谊的意思，比起晁错来更加急躁，这怎么说呢？说各位君子失策固然不可以，说他们处理得当，以此来安定社稷、稳定国家，使百姓免于水深火热，消除忠贞之士被诛杀夷灭的祸患，也不可以允许。大抵后人学问模仿古人，不审察义理的真实，不熟悉缓急的时机居多，往往因此误国而身名俱殉。所以精研义理的学问，尤其是处事的准则。
贾谊为文帝谋划，用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从后事来看，没有不符合的。大概贾谊的计策，想让文帝在淮水南北封两个儿子为王，从淮水以南到长江为一国，从淮水以北到黄河为一国，而让皇帝的两个儿子居住在那里以辅佐太子。这两个国家，横跨中原，三吴、三齐都在其外，长安的形势更加稳固，这是胜算。文帝只听从了淮北的计策，而把土地增加给梁王，北到泰山，西到高阳，迁徙淮阳王武居住在那里，称为梁王。不曾听从他淮水以南为一国的计策，也没有迁徙代王参到淮水土地，是听从贾谊计策的一半，没有听从的一半。大概文帝处心积虑，不忍心断绝淮南厉王的封地，想用旧地封他的三个儿子，所以不听从贾谊的计策。几年之后终究封了王，贾谊又极力陈述其祸患，当时也不省悟。看后来吴楚反叛时，只有一个梁王抵抗其锋芒，而江北的王没有听说与梁王形成犄角之势，因为淮南三个儿子，不是梁王的至亲，所以不救助。如果文帝迁徙代王居住在这里，梁、代两国手足相救，抵抗吴楚更容易得力，而且形势既然壮大，未必不先挫败其阴谋，不敢合纵西向。然后才知道贾谊的计策果然好。至于藩王自处，也有很好的方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问，史家称他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离嫌隙以保全忠诚，解除束缚以成就孝道，于是成为古今贤王的首称。北海王睦，因为永平年间法度严厉，于是谢绝宾客，放纵心志于音乐，常派遣中大夫入朝，召来对他说，朝廷如果问寡人，大夫用什么话来回答？使者说，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
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祸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说而美明帝节诸子岁租，亦救败保终之笃论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与畔逆相距悬绝，而为宾客所误，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乐浮华远笃实也。夫浮华则志奢，奢则不孙，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禄之法，苦无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内受禄天子，五世以外亲尽则禄亦尽，听其自为生计，但存厥属，籍以免婚嫁之渎、族类之夷，加以复除身家稍别黎庶尔，此外亦无可如何也。若贾谊之书亦曰，地尽而止，未闻更益以地以待生齿之繁。且汉刘辅、唐李石，未闻养以宗禄也。可类推矣。
译我虽然像蝼蚁一样卑微，怎敢不据实回答？睦说：“唉，你这是在置我于危地啊！这不过是孤王年幼时追求享乐的行为罢了。大夫应当回答说：‘（那些君王）意志衰退懈怠，沉溺于声色娱乐，迷恋犬马之好。’他们隐藏行迹竟到了这种地步。这三位君王，灾祸是如何降临的呢？范氏引用晏子关于‘幅利’（适度利益）的学说，并赞美明帝限制诸子每年租税的做法，这也是挽救败亡、保全终局的深刻论断。至于淮南王刘安，本是文章之士，与谋反叛逆相去甚远，却被门客所误导，被牵引着走向叛逆，就像迈出半步那样容易，这是因为他们喜好浮华而远离笃实。浮华就会使心志奢靡，奢靡就会不守本分，所以他们一旦有人牵引，就立刻走上叛逆之路，这是理所当然的。宗室俸禄的制度，苦于没有完善的体制，明朝末年最受其弊害。最好的办法是：五世以内的宗室受天子俸禄，五世以外的亲属关系疏远则俸禄也停止，让他们自谋生计，只保留他们的宗族属籍，以免除他们因婚嫁而受辱、因族类而被诛灭的祸患，再加上免除赋役，使他们的身份稍区别于平民百姓罢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况且贾谊的著作中也说，俸禄随爵位终结而停止，没听说过还要增加俸禄来供养人口繁衍。而且汉朝的刘辅、唐朝的李石，也没听说用宗室俸禄来供养他们。由此可以类推了。
戚里
后父重于帝舅，妻党昵于母党，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汉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执国柄，杜钦虑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说王凤推让许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衅，岂非良策？然使举朝共美凤让，人主信之愈坚，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奢许氏之权，又非必非其隐情也。成帝独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为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辙耳。晏安既久，祸发有日，焉可救哉？王凤饰美名而大权归，成帝矫常情而大宝替，虽事机之变，亦运命之奇也。西汉之乱始于吕而终于王，中间武安博陆许史丁傅相续不绝，履危者数矣，故卒以此陨丧，可不鉴欤？明代垂典，勋戚不问政事，故无两汉之祸，则初服贻谋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谨其交游，盖以贵戚好客，诚为懿行，然游其门者必非安静守约之士，多属瑕衅禁锢之人，又且更相牵引，转相贩卖，其徒日多，其势日炽。至于如此，必有黩货倚势之行，见诸民间，达于朝廷，而灾祸立至，延蔓生焉。汉文帝选长者有行与二窦游处，二人皆为退让君子。阴兴好施接宾，而门无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所厚善者，知其华而少实，但私以财，终不为言，谨慎如此。然宾客犹有废徙者，故明帝曰，倾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也。若冯奉世父子兹居朝廷，论者谓器能皆当其位，非用女宠所得。郭况之家虽有金穴之号，要皆出自赏赐，非求取请谒所致。阴兴对贵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妇盼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此古今美谈，后代准则也。其余帝室之亲，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贪名。修成子仲横于京师。许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贤相、定陵罪，至大逆。窦宪立功荒外，而以末衅损其实。梁商愿谨自终而以凶嗣陨。其世风斯下矣，此刻辟待之无法，宠至而生骄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无言致人感化，当先尽其区画之心。区画不善，使群下同具之心反为上人设施乖方，俾喜怒哀乐一切抑郁不遂，下情所以愤叹，上指所以格阻也。区画之方，当以我与人相较量，随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处乎当然之位，遂其当得之愿。又以人与人相较量，虽千万人之纷杂，而亲疏厚薄，隆杀先后，皆予以不爽，不使渗漉倒置，而在此有余、在彼不足也。后世治绩，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乱之事。此由学之不讲，不能知治乱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尽，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积学以明理，不贻害于兴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为自利之门，俾所行之事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而与于不仁之甚也。故措诸政事，惟当顺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恶杀，所以顺命也；正纪纲、重伦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无偏颇；政法乎古，故无谬戾。以此施行，然后风俗齐、学术端，上可以持一统，下可以守一法。纪之以文物，宣之以声教，发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则无贪人；不取小恩，施泽久则无邪人。其为号令也，劝诱多而督责少，是以九经之事，曰劝者六。所谓事业，皆在制礼作乐之中。礼不以玉帛，治臻皇极则礼作矣；乐不以声器，仁及飞走则乐作矣。又在仁义礼智中，仁无为而治，智与礼防于未乱之前，义制于已然之后。易曰，利物足以和义。思其所行必合于义，则自然之利必及于物。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非计利而为之也，不反天地之性与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与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共为君子，此顺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无法，使纲纪文章荡然泯然，群臣百姓无所遵守，人自为政，各行其私，则无以救一世于汤火。或内极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掊克
译戚里
外戚的地位重于皇帝的舅父，妻家的亲属亲近于母家的亲属，这是末世衰败的习俗，并非先王的典章制度。汉成帝初即位时，外戚和舅父共同执掌国家大权，杜钦担心这种轻慢细微的苗头必然会产生违逆，于是劝说王凤推让许嘉，这样可以避免霍光、上官桀那样的嫌隙，并且消弭曹爽、司马懿那样的祸患，这难道不是良策吗？然而如果让满朝大臣都赞美王凤的谦让，君主相信得更加坚定，从而把大权委任给他，这也可能是为了巧妙地削弱许氏的权力，这未必不是他的隐衷。汉成帝独自违背世俗常情，不任用后妃家族而任用母亲家族，自以为这是盛德之举。他没想到盛德之举如果没有勤勉谨慎、警惕敏锐是无法实行的，自身沉溺于安逸，把政事委托给外朝，后妃家族和母亲家族其实是一条路。安逸久了，祸患爆发指日可待，哪里还能挽救呢？王凤修饰美好的名声而大权归于己手，汉成帝矫饰常情而皇权衰替，虽然这是事机变化的结果，也是命运奇特的安排。西汉的混乱始于吕后而终于王氏，中间武安侯、博陆侯、许氏、史氏、丁氏、傅氏相继不断，身处危险境地的人屡次出现，所以最终因此灭亡，难道不值得借鉴吗？明代确立典章，功臣和外戚不过问政事，所以没有两汉那样的祸患，那么开国时留下的谋略是好的。成就外戚的美德，不能不谨慎他们的交往，因为贵戚喜好宾客，确实是美好的品行，然而交往于他们门下的必定不是安静守约之士，大多是有瑕疵、被禁锢的人，而且互相牵引，辗转贩卖私情，他们的党徒日益增多，势力日益炽盛。到了这种地步，必定有贪污财物、倚仗权势的行为，在民间显现，上达朝廷，灾祸立刻到来，蔓延滋生。汉文帝选择有德行的人与窦氏兄弟交往，两人都成为谦让的君子。阴兴喜好施舍接待宾客，但门下没有侠客。对于不喜欢的人，知道他有才能，就称赞他的长处并推荐他；对于关系深厚的人，知道他浮华而缺乏实质，只是私下给他钱财，最终也不替他说话，谨慎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宾客中还是有被废黜流放的人，所以明帝说，倾尽身心对待士人，不如为国家着想。头顶盆子仰望天空，事情不能两全。像冯奉世父子在朝廷任职，评论者认为他们的器量才能都符合职位，不是靠女宠得到的。郭况的家虽然号称“金穴”，但都出自赏赐，不是靠请求钻营得到的。阴兴对贵人说，外戚家苦于不知道谦退，嫁女儿想匹配王侯，娶媳妇盼望着公主，我内心实在不安。这是古今的美谈，后代的准则。其余皇室宗亲，王信喜好饮酒。田氏兄弟以贪婪闻名。修成侯刘仲在京城横行霸道。许、史子弟勾结宦官陷害贤相，定陵侯的罪行，甚至达到大逆不道。窦宪在边疆立功，却因小的过失损害了实际功劳。梁商谨慎自终，却因凶恶的后代而败亡。世风至此衰败，这是因为刻薄对待他们无法无度，宠爱至极而产生骄横。
治化
君子治理天下，即使不靠言语使人感化，也应当先竭尽筹划的心思。筹划不善，使得群臣百姓共同具备的心思反而被上位者错误的设施所违背，使得喜怒哀乐一切压抑而不能顺遂，下情因此愤慨叹息，上意因此受阻隔。筹划的方法，应当拿自己与他人相比量，随着我自身所处的位置，上下四方各自处于应当的位置，实现他们应当得到的愿望。又拿人与人相比量，虽然千万人纷繁复杂，但亲疏厚薄、隆杀先后，都给予不差分毫，不使渗漏倒置，造成这里有余、那里不足。后世的治绩，之所以不如古人，他们所声称的利民之事，未必就是古人用来达到大治的事情；他们所声称的不害民之事，未必就是古人用来防止动乱的事情。这是由于学问不讲究，不能知道治乱的根本。况且他们所声称的利民而想要施行的，未必真正出于利民之心；他们所声称的害民而想要去除的，未必真正出于不忍害民之心。这是由于私心未尽，不能得到性情的正道。所以其道必须首先积累学问以明晓事理，不在兴利中遗留祸害，又在于修身以去除私心，不把利民作为自利的门路，使得所做的事情有名无实、有始无终，从而陷入极度的不仁。所以施行于政事，只应当顺从天命，成就人性。好生恶杀，是为了顺从天命；端正纪纲、重视伦常、根本教化，是为了成就人性。心存乎天，所以没有偏颇；政事效法古制，所以没有谬误乖戾。以此施行，然后风俗整齐、学术端正，上可以维持统一，下可以遵守一法。用文物来记载，用声教来宣扬，用光明来发扬。不取小恩小惠，教化长久就没有贪婪的人；不取小恩小惠，施恩长久就没有邪僻的人。他们的号令，劝诱多而督责少，所以九经之事，称为“劝”的有六项。所谓的事业，都在制礼作乐之中。礼不依赖玉帛，治理达到皇极则礼就产生了；乐不依赖乐器，仁爱遍及飞禽走兽则乐就产生了。又在仁义礼智之中，仁无为而治，智与礼防范于未乱之前，义制约于已然之后。《易经》说，利于万物足以和合义理。思考所行必定合乎义，那么自然的利益必定惠及万物。筑高必依托丘陵，挖低必依托川泽，不是计算利益而做的，不违背天地的本性与自然的位置。治理天下而施行善政，也是自然的位置与天地的本性。因此深入人心而共同成为君子，这是顺命成性的功效。如果措置无法，使得纲纪文章荡然无存，群臣百姓无所遵守，人各自为政，各行其私，就无法从汤火中拯救一世。或者内部极度放纵嗜欲，外部假借宠幸，下面肆意搜刮
，缓急不得宜，始终不一致，群臣百姓皆以文法相应、智巧相欺、货赂相狥，则无以垂法制于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礼义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扑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饬为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弃于小人。先德后刑，百姓悦其尚德，又谅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弃德，百姓不惟恶其好杀，虽有仁义之言、仁义之事，亦疑其不诚而无感恩之意。夫郡守县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执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统辖守令，执法者居上，抚字教化者居下，轻重倒持，孰过于是？所以后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悬者违法之令，所任者执法之臣，不数年间执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从而侮法，恒天下诛名而不诛实，名实既乱，彰瘅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摄，愿治之心尽为怙乱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于天下已平而思患预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即阴雨绸缪之旨，非虑人之为患而我防之，正虑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纵情极欲，为人所患而不自知也。易曰，损益盛衰之始，盖谓损中有益，则盛之始；益中有损，则衰之始。盛衰互藏于损益也。为人君者，宜先自治，虽其时可以无所不为，而不克自遂之怀常若轮之见曳、尾之见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乱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乱而防人之思乱，严其刑辟，众其兵卫，下苦于参夷，上困于资给，皆防人之为患而适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阴雨绸缪之旨也。
译如果处理急缓不得当，始终不能保持一致，群臣百姓都只以条文法令互相应对、以智巧互相欺骗、以贿赂互相勾结，那么就无法将法律制度垂范于永久。治理君子要治理其内心，治理小人要治理其外在行为。治理内心，是用礼义来引导；治理外在，是用鞭打扑击来威慑。用君子之道来治理，人们都会自我约束成为君子；用小人之道来治理，人们都会自甘堕落成为小人。先重德教后施刑罚，百姓会喜悦于崇尚德教，又能体谅不得已而使用刑罚的用心；如果专任刑罚而抛弃德教，百姓不仅厌恶其喜好杀戮，即使有仁义的话、仁义的事，也会怀疑其不真诚而没有感恩之心。郡守县令，是治理百姓的官员；州牧刺史，是执行法律的官吏。让州牧刺史统辖郡守县令，执行法律的人居于上位，安抚教化的人居于下位，轻重颠倒，还有比这更大的过错吗？所以后世君主治理天下的用心并非不迫切，然而所颁布的是违背法度的政令，所任用的是执行法律的臣子，不出几年，执法的人就趁机玩弄法律，守法的人从而轻侮法律，常常天下只诛杀名义而不诛杀实质，名实既然混乱，褒贬颠倒，君子和小人不再互相制约，原本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心全都变成了依仗混乱的心，这是违背正道、逆反人性的祸害。至于天下已经太平而想要防患于未然，也有其道理。周公坐着等待天亮，这正是阴雨天气也要修补房屋、防患未然的宗旨，不是担心别人制造祸患而我加以防备，正是担心自己的分量已经满溢，道德尚未充实，放纵情欲、穷极欲望，成为别人的祸患而自己却不知晓。《易经》说，损益是盛衰的开始，大概是说损中有益，就是兴盛的开始；益中有损，就是衰败的开始。盛衰互相蕴藏在损益之中。作为君主，应当先自我治理，虽然当时可以无所不为，但克制自己不能随心所欲的念头，常像车轮被拖曳、尾巴被沾湿那样谨慎，这就是自我治理的道理。天下因为防备祸患而导致混乱的很多，不防备自己导致混乱而防备别人想作乱，严酷刑法，众多兵卫，下层百姓苦于连坐之刑，上层君主困于供给之费，这都是防备别人制造祸患而恰好生出祸患的做法，不符合周公阴雨绸缪的宗旨。
致和
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备，自明备而趋华竞，不过数年之间。老成简拔多士，多士复为老成，亦不过数十年之简。惟人主之心，始终如一，则百年无弊之征也。盖主心不移则气运亦不移，主心不易则人才亦不易。风俗无陵替之患，人才无卑薄之忧，所以百年无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务宜明，取三代以下之书为本，自然不能为三代以上之事业，故非五经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文章粲然有万载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经之指，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济，不欲其相伤。太平之事，相通相济者也；衰乱之事，相戾相伤者也。欲其相通，故为典礼以养其和平，为伦常以笃其恩爱；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狱讼，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气常在天下，充满洋溢，上达乎天德，下达乎物类，而礼乐可兴也。礼乐者，三纲之规矩绳墨，九畴之门户涂径也。三网不紊，九畴不刓，则人心皆正，嗜欲不炽，庄正齐肃，从容简静，而和气盈于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气而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则伪者出矣。一售其伪，则作者怠矣。伪之一字，通于上下，则天下之乱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伪，故不以君上之命责信从之虚名。发言盈廷，莫执其咎，末季之风也；询谋佥同，龟筮协从，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谓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会之谓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对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赏善罚恶，有不可质鬼神者，非信也。洗涤利欲之私，一动一静皆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所劝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贞，则可谓信矣。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上亦有求
译致和
治理国家的方法，从蒙昧混沌走向清明完备，从清明完备趋向繁华竞争，不过数年之间。老成持重之人选拔众多士人，众多士人又成为老成持重之人，也不过数十年的更迭。只有君主的心意始终如一，才是百年没有弊端的征兆。因为君主的心意不转移，那么国家的运势也不转移；君主的心意不改变，那么人才也不改变。风俗没有衰败的祸患，人才没有卑劣浅薄的忧虑，所以百年没有弊端。总之，效法的准则应当端正，紧急的事务应当明晰，如果取法三代以下的书籍作为根本，自然不能成就三代以上的功业，所以不取法五经的宗旨是不行的。司马光说，大人物治理天下，必定用礼乐来匡正天下，使纲常文章灿烂辉煌，拥有万代的安宁，难道仅仅是追求一时的功名吗？这不是三代以下的人所说的话。五经的宗旨，都是依据接近圣人的事迹来确立先王教化百姓的主旨，希望它们相互贯通，不希望它们相互违背；希望它们相互补益，不希望它们相互伤害。太平盛世的事，是相互贯通、相互补益的；衰乱时代的事，是相互违背、相互伤害的。希望它们相互贯通，所以制定典礼来涵养和平，确立伦理常道来加深恩爱；不希望它们相互伤害，所以用刑法治理诉讼，用军队铲除叛逆，希望使太和的道理常存于人心，太和的气象常存于天下，充满洋溢，向上通达天德，向下通达万物，这样礼乐就可以兴起了。礼乐，是三纲的规矩准绳，是九畴的门径道路。三纲不紊乱，九畴不磨损，那么人心都端正，嗜欲不炽盛，庄重严肃，从容简静，而和气充盈于内心。又能宣发人心的和气使其不郁结，涵养人心的和气使其不损伤，所以它的功效是，馨香的德行感通祖先，雨露般的恩泽施及远方，这都是太和所导致的。周朝占卜世数和年数，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在一个朝代的初期应当事事让百姓休养生息，不可以用禁止暴行、铲除奸邪来开启苛细察究的门路，只以仁义为心，那么风俗可以淳厚，国运可以长久。晋国元帅以职位互相谦让，而一国的百姓都和睦，四邻的诸侯于是亲善。晋国因此安定，几代人都依赖它。商朝的末年，小民互相成为仇敌，卿士师法不合度，大臣出逃，宗庙无法守护，动乱灭亡随之而来。拥有国家的人，难道可以让乖戾的风气在上下之间流通，认为这与治乱的规律无关而好像没有听见吗？因为上面有喜好善行的庆贺，下面就蒙受福泽；上面萌生不和的心意，下面就参与祸患。这是理之必然，无法逃避的。至于紧急的事务，应当就世人所偏重的方面，随事考察，观察掣肘所在，确定是在何处。如果事事都到此掣肘，不可舍弃这个而另外寻求紧急事务。比如汉成帝时事事被王氏所阻碍，唐朝中期以后事事被强藩宦官所阻碍，鲁国自宣公以后事事被三桓所阻碍。权贵执政，应当观察时势所阻碍的地方，如果所阻碍的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就应当脱鞋离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成就三代以上的功业。所以说，治理国家的方法在于休养生息。如果担心豪强抗拒教化，只应当重视礼让而尊崇贤哲，使教化大行，那么豪强自然收敛。所以董仲舒对策也说，教化用来端正人心，人心如果端正，刑罚就可以节省。后世上下之间用来相互驾驭的，只有法律罢了。法律刑名，正是礼乐的对立敌人，这个重则那个轻，这个进则那个退。先王用礼来涵养人，希望他们免于使用法律。然而法律用来约束人，礼必定自我约束，所以有位的人敢于持法，畏惧遵循礼。贤人在上位，不过是用风纪裁度万物，不曾谋划大体。贤人在下位，不过是惶恐服从命令，不曾奋起他们的学识。不幸遇到不贤的人，就用法律恐吓人来索取财物，用财物侍奉人来免除法律，不以为无礼为耻，不以为权谋诡诈为愧，废弃典型，嘲笑正士。那些稍微能够清白的人，也都不能自己执政，不免胥吏窃取权力、幕客贩卖货物而促成隔阂。因此戕害人生，败坏人伦，愁苦相继，怨恨愤怒并起，小的则告发揭短日益纷乱，大的则寇盗抢劫并作。其余窃据职位固宠、徇私忘公的人，都满足于旦夕之间，不再指责，后生小子安然不知怪异，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这四者同时出现，可以比作尧时的四凶。如果用礼义相互推崇，那么亲近德行而辅助诚信，哪里有戾气呢！
敦信
天下的事情如果强求一致，那么虚伪就出现了。一旦虚伪得逞，那么做事的人就懈怠了。虚伪这一个字，在上下之间通行，那么天下的动乱就可以立刻等待到来。君子知道强求一致必然导致虚伪，所以不用君上的命令来责求顺从的虚名。在朝廷上发言充满，没有人承担过错，这是末世的风气；咨询谋划全都同意，龟卜筮占都顺从，这是盛世的典章。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没有比敦诚信更好的了。所谓诚信，不只是不违背盟誓、不爽约期会的含义。居心行政，有不能对平民百姓说的，不是诚信；承流宣化，有不能告诉君上的，不是诚信；赏善罚恶，有不能对鬼神质证的，不是诚信。洗涤利欲的私心，一举一动都符合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奖赏私人的功劳，不惩罚私人的怨恨。所劝勉别人的，自己先实行；所禁止别人的，自己先戒除。上面对于下面有驺虞般的仁爱，下面对于上面有死麕般的贞正，就可以称为诚信了。《易经》说，临卦和观卦的意义，有时给予有时索取。说的是上面也有索取
，下亦有与，故君民自有相关之义。不必供吾财赋，助吾御侮，然后爱之也；不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险，然后畏之也。矫天下不善而归于善，齐天下不一而归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后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业之勤。人皆憬然从吾政令而无刑辟之惨也，总是相关之义，自然至此尔。虽以圣人立法，不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但取便国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圣贤论治，不轻变法，以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虽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时弊而理未尝弊，理有时湮而心未尝湮。但仅守其法，弊自可除。虽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则犹可反正，盖深人人心者不能湮灭而遂熸也。若一朝从而革除，更赋新规，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得无数世之利，失则数世之害也。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所谓变者，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怨心。违义则罹法，行礼则蒙赏，罚顺乎义，赏顺乎义，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风，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变法之名，因民所欲，与以休息，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夫岂强人从己，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就其功名也哉？后之变法者，行法是也，而宽猛不出于公正，则远义矣；爱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称，则远礼矣。且学术浅陋，心志颇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变秦、管仲变齐，舍繁重而从简捷，厌远图而趋近功也。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扰乱人心，使倥偬危惙、惊骇顾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长、指其瑕罅，虽有大祸，不卬自恤，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大凡以变法进者，不待观其成败，但举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论，安石树举朝之帜，使寮采不和，上下不亲，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伤元气矣。若会昌翻开成之案，元佑埽丰熙之迹，一时矫偏则有之，终不可经久，故君子无取焉。春秋之义，名从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从中国者，以义礼裁制之也。虽有圣主，不能夺人所自始；虽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发此二义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为一名一物也。法可轻变哉？
译下位者也有与上位者相应的部分，所以君主与百姓自有相互关联的道理。不必等到百姓供给我的财赋，帮助我抵御外侮，然后才去爱护他们；也不必等到百姓对我好就视我为君主，虐待我就视我为仇敌，拿起武器铤而走险，然后才去畏惧他们。纠正天下的不善而归于善，统一天下的不一而归于一，并不是说在已经善且一之后，我就可以安然享受成功的果实，而免除兢兢业业的勤勉。人们都清醒地顺从我的政令，而没有刑罚的残酷，这总是相互关联的道理，自然达到这种地步罢了。即使是圣人制定法律，也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邪，完全符合众人的欲望，只要采取对国家有利的事，考察过失并设立防范，这就是善政了。所以圣贤谈论治国，不轻易变法，认为法律实行久了，上下互相信任，容易取得成功。虽然偶尔有流弊，但自然的道理，常存在于人心。所以法律有时有弊病而道理不曾有弊病，道理有时被埋没而人心不曾被埋没。只要仅仅遵守法律，弊病自然可以消除。即使奸邪之人轻慢玩弄法律，而在朝廷上有坚决争辩的大臣，还是可以纠正偏差，因为深深进入人心的东西不能被埋没而熄灭。如果一朝跟从而革除旧法，更改赋税建立新规，人心风俗又变成另一种局面，得到的是几代人的利益，失去的则是几代人的祸害。孔子并非不想变法，所谓变法，是反对功利夸诈而转向礼教信学，使天下的人各自得到职业就没有争心，各自申明道理就没有怨恨。违背道义就遭受法律制裁，践行礼仪就获得奖赏，惩罚顺乎道义，奖赏顺乎道义，哪有不服从的人呢？像高祖反秦人的风气，霍光改变武帝的行为，不树立变法的名声，顺应百姓的愿望，给予他们休养生息，使天下大势在不言不动中默默转移，这难道是强迫别人顺从自己，震动天下来实行自己的意见、成就自己的功名吗？后来的变法者，实行法律是对的，但宽猛不出于公正，就远离道义了；爱护百姓是对的，但厚薄不得当，就远离礼仪了。而且学术浅陋，心志偏颇，并非真有良法来革除弊政，也不像商鞅变革秦国、管仲变革齐国那样，舍弃繁重而趋向简捷，厌恶长远规划而追求眼前功效。不过是奸吏想要破坏已成的法律以遂行私欲，先提出猖狂的说法惊动人情、扰乱人心，使人惊慌失措、惊骇顾盼。人们踮起脚跟走路，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来不及诘问长短、指出瑕疵，即使有大祸，也不暇自我顾惜，这不是在两观诛杀不能禁止的。大凡以变法进言的人，不必等看他的成败，只要举事之初，像商鞅折服满朝议论，王安石树立满朝旗帜，使僚属不和，上下不亲，本来可以预料他最终必然有害而急忙消除其端绪，这样就不伤元气了。如果像会昌年间翻开成案，元佑年间扫除丰熙的痕迹，一时纠正偏差是有的，终究不能经久，所以君子不取。春秋之义，名称跟随主人，是本着它所开始的；物品跟随中国，是用义礼来裁制的。即使有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夺取人所开始的；即使说是天性，也不能不接受法律的裁制。所以发出这两个义理来阐明治理人和治理物的道理，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名称一个物品。法律可以轻易改变吗？
名器
尧舜禹汤垂拱而视天民之阜，桀纣幽厉安坐而视天之民死，此无他，礼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让下，小人事上，是谓有礼，有礼则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谓无礼，无礼则乱。夫名器者，礼之所托以长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舆台、阜隶、牧圉各有胜人之心，各致争胜之力，圣人使之安其职业，当其名实，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贤愚清浊，各当其所。会见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乡曲之间不争隆薄，而干戈骤动，狱讼繁兴，盗贼窃发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则政令纷而易于藏奸；乱人利无等级，等级去则人类混而易于俯陷。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让而坐下，防其乱也。人事尊卑不乱则天道阴阳不逆，人主与万民皆蒙福佑。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贱，谁敢贱之？或以私佞幸则贱矣，以私宫闱则贱矣，以易货贿则贱矣。出于己者甚贱，人亦从而贱之，得之不以为荣。用其器者甚轻，则主其器考人亦从而轻之，谓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见，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独此也，文德为君子而设，武备为小人而设也。爵赏旌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则谋乱，安则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诛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绳其陵犯，此专为小人设也。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则有无限公正仁义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无限暴恶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秦隋之末俗。圣贤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酿天下之乱也。至于廪禄所以养廉，尤不宜爱惜。盖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当得之禀饩则亦足以养矣，膺其所当受之典章则亦足以劝矣。故禄以养廉，章服以劝善，人君待天下贤士止于如此，此外虽欲隆厚贤者，亦将辞让而不敢受。若贱名器而惜廪禄，简俊造而宽恩幸，于所当得刓而弗与，所不当授滥而不戢，俾贤者卷怀而去，而贪叨掊克厌其溪壑，帑藏山积，金穴万仞，顾视锱铢之饩，给半通之银黄，不啻鸿毛之轻、升斗之微，不能系属人心矣。汉之顺帝减官吏奉、借王侯租、贷户口钱以供军国之费，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书之、后世诮之，谓忘艰难而效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则和惠可亲，宫府一体。无论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体中皆有检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离，日用之间皆有所惩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则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内，则志气昏惰，嗜欲流行矣；义理不明于世，则阴阳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则奸邪得志，疆圉不静矣；礼义不重于朝，则谗说殄行，忠信蒙难矣；制度不谨于俗，则物力穷屈，盗贼公行矣。时已至此，居官以墨败而人不耻，上下为奸利而诛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业之心与明断之才最不可少。凡端扆之学、辅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书，皆以助其兢业与明断，其在春秋之义，讳大恶不讳小恶，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己无大恶，然后可正人之大恶。故臣子之义当讳其不可告人者而劝以侧身修行，所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为治世之君，与尧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举动无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犹在过误之列，可以速改。故亟书之，欲其知所惩戒而不必讳，以为大节未亏犹可起而正人之大恶，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邻之国，于义已疏，姑正其大体大纲，以存达道于天下，不苛责细微，伤吾忠厚，是以大恶书小恶不书也，此洽己治人详略宽严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与民争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数者：有司通问遗，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为商贾，三也；地方物产赋于下以贩卖，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罚锾，七也；迫胁下僚，八也；破坏富家，九也；恃通显而请求无厌，十也。此十
译名器
尧、舜、禹、汤垂衣拱手，便能看见天下百姓富足安康；桀、纣、幽、厉安坐不动，却看见天下百姓死亡涂炭。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礼制的存亡罢了。君子谦让下属，小人侍奉上级，这就叫有礼，有礼则天下大治；上级凌驾下级，下级攻击上级，这就叫无礼，无礼则天下大乱。名位和器物，是礼制赖以长久存在的依托。公卿、大夫、士人、平民、舆台、阜隶、牧圉，各自都有胜过他人的心思，各自都使出争胜的力量，圣人让他们安守各自的职业，使名分与实际相符，用名分来称呼他们，用器物来表彰他们，尊卑上下，贤愚清浊，各得其所。难道会有朝廷之上不争夺升降，乡里之间不争夺厚薄，而兵器突然动用，诉讼大量兴起，盗贼暗中发作的情况吗？所以奸人利于改变制度，制度改变则政令纷乱，容易隐藏奸邪；乱人利于没有等级，等级去除则人群混杂，容易陷入混乱。喧闹的市场，一定要设立公平的标准，是为了防止奸邪；床席之上，谦让而坐，是为了防止混乱。人事的尊卑不乱，则天道的阴阳不逆，君主与万民都能蒙受福佑。所以名位和器物，是天下共同尊崇的东西，如果自己不轻视它，谁敢轻视它呢？如果因私情而宠幸佞人，名器就轻贱了；如果因私情而偏袒宫闱，名器就轻贱了；如果用来交换财物，名器就轻贱了。从自己这里发出的名器非常轻贱，别人也就跟着轻视它，得到它也不以为荣。使用器物的人非常轻率，那么掌管器物的人也就跟着轻视它，认为可以抢夺占有，这就是周夷王走下殿堂接见诸侯，成周王朝因此衰微的原因。不仅如此，文德是为君子设立的，武备是为小人设立的。爵位赏赐在朝廷表彰，住宅里弄在家中表彰，名位器物在身上表彰，这些都是用来对待君子的。小人危急时就图谋作乱，安定时就贪求欲望，所以有弓矢甲兵来诛杀叛乱，有丘甸井里来防范奸邪，有刑罚牢狱来约束侵犯，这些是专门为小人设立的。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用君子的道来治理，就会有无限的公正仁义之事相继出现，积累而成夏商周三代的正道。如果一概用对待小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就一定会有无限的暴恶奸邪之事相继出现，积累而成秦隋末年的陋俗。圣贤之所以停止武备、修明文德，不愿意颠倒使用，就是为了避免酿成天下的动乱。至于俸禄是用来培养廉洁的，尤其不应该吝惜。因为有德行的人对世间并没有奢望，得到他应当得到的供给就足以养活他了，承受他应当接受的典章就足以鼓励他了。所以俸禄用来培养廉洁，礼服用来鼓励善行，君主对待天下的贤士只做到这样，此外即使想要厚待贤者，他们也会推辞不敢接受。如果轻视名器而吝惜俸禄，简略选拔俊才而宽纵恩幸，对于应当给予的削减而不给，对于不应当授予的滥发而不止，使得贤者卷起衣袖离去，而贪婪的人填满他们的欲望，国库堆积如山，金穴深达万仞，回头看那微薄的供给，给予半通银印，简直像鸿毛一样轻、升斗一样微，不能维系人心了。汉顺帝削减官吏俸禄、借取王侯租税、借贷户口钱来供给军国费用，而内廷宠幸耗掉了大半，只是让史官记录下来、后世讥讽他，说他忘记艰难而效仿昏惑。至于治理的根本，尤其在于君心。君心精纯洁白，则温和恩惠可亲，宫内宫外一体。无论在上在下，心中都有敬畏而不敢放肆，身体都有约束而不敢放纵，耳目之前都有持守遵循而不可背离，日常用度之间都有惩戒而不可触犯。用这些来辅助推行政教，就是至治之道。如果道德不充实内心，则志气昏沉懒惰，嗜欲流行；义理不明于世，则阴阳易位，天地倒置；法令不行于下，则奸邪得志，边疆不宁；礼义不重在朝廷，则谗言盛行，忠信蒙难；制度不谨于风俗，则物力穷尽，盗贼公开横行。时局到了这种地步，做官因贪污败坏而人不以为耻，上下谋取私利而刑罚不行，天下的祸患哪有比这更大的？所以君主兢业的心与明断的才能最不可少。凡是端正的学问、辅弼的谋略、谏诤的力量、左右史官的记录，都是为了辅助他的兢业与明断，这在春秋大义中，隐瞒大恶不隐瞒小恶，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有王者兴起，想要治理他人，必须先治理自己。自己没有大恶，然后才能纠正他人的大恶。所以臣子的道义应当隐瞒那些不可告人的事，而劝勉君主端正身心修行，所做的都可以用来治理他人，使他的君主成为治世的君主，与尧舜比德。至于贪利之心不止，举动无常，喜怒失中，升降乖方，还在过误之列，可以迅速改正。所以急切地记载，希望他知道惩戒而不必隐瞒，认为大节未亏还可以起来纠正他人的大恶，王道本来就在。如果在四邻的国家，道义已经疏远，姑且纠正其大体大纲，以保存达道于天下，不苛责细微，伤害我的忠厚，所以大恶记载小恶不记载，这是治理自己与治理他人详略宽严的区别。
去害
凡是危害治理最严重的，没有比与百姓争利更甚的了。放逐利益的事情也有很多种，大致可以列举的有：官吏通同馈赠，这是第一；倚仗公权索取，这是第二；官吏经商，这是第三；将地方物产向百姓征收用来贩卖，这是第四；卖官鬻爵，这是第五；暗中收受钱财，这是第六；多罚款，这是第七；胁迫下属，这是第八；破坏富家，这是第九；倚仗显贵而请求无厌，这是第十。这十
端者皆乘富贵资力与民争利者也。董子对法天稽古，其说甚大，而要指则曰，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大学一书论治平事极备，乃举孟献子不察鸡豚、不畜牛羊以终篇，诚见治道之壤，无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兴，无若屏除好利之风以安民生也。故王者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汉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帝立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盖贵廉恶贪如是其严。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爱民，萧何不治垣屋，曹参贵清静而民自定。自高祖至交景数十年间，民间逸乐，风俗淳厚，驯致刑措不用，称隆盛焉。当此之时，王侯将相之家，岂有僮仆被文绣，犬马余粟肉，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者？从宦归家，岂有资装徧路车轝驼马负重什袭，络绎数百里间，填塞旅舍，顿勤间左者？大府胥吏，岂有浆酒藿肉，蹈藉金珠，阿缟衣婢妾，锦绣裹倡优，资装华筛，赀算巨万，计彼此相尚，曾无检举者哉？元世祖既平天下即立规措，所置征理司行钩考钱谷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风，是以阿合马、卢世荣之流接踵于朝，昔贤以为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未及百年大运遂讫。其将讫也，女宠、宦官、权臣、强藩、剧盗无不兼备，昔人谓朝多苟且之政，士无謇谔之风，官有贪婪之实，吏多欺诳之文。盖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汉以俭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乱纪纲，治乱之分，岂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胜，当明教化以正其本。计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财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齐，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坏，贫富相耀，竞心遂生，馈遗既奢，贪吏必众，用物无度，营谋必工而廉耻丧，奉养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进。始则强取于下，终必篡取于上。民间盗贼，不谋俱起，其势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几幸，几幸成心，虽暂时绳束，终必发泄；几幸成俗，虽绳束无所用矣。以吏议绳束君子，而吏议先不清；以刑辟绳束细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为政，而假手胥吏，子弟宾客相与比周，贿赂公行，廉耻道丧，是疗饥而用乌喙也。更有君德末纯，不能旷然大变天下之俗，一时任事之臣莫不因时就势，进权宜之谋，济片时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纲维潜倾，风俗暗坏。欲贤之速用，必开奔竞之门；欲奸之速去，必长攻讦之俗。数年之事，责效旦夕，急遽无序，渗漏多端，为世道忧尤剧也。是以论治者别等级以定众志，明法度以一群心，亲贤哲以励廉耻，尊大道以裕远图，庶能防患于微。然当事以为可缓可急，不听其言，即或听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抿于无形，赏事又以为固然不计其功。或不听而事偾，用天下之力维持倾覆，不患不能反正，当事因归功维持之人，丰其赏赍，其人亦受成功之赏而无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无复省录其人，亦无自为表章之理，所以忠直远虑，常苦不能显庸，伏藏隐微之患，必至章着决裂而后已。徼功乐祸之人侧目抚臆，幸国家危乱，猎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无他，无事之时莫适远虑，事后之赏不及先事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说，班氏详之，为万世戒，不独美徐生也。
译那些品行端正的人，都是凭借富贵资财与百姓争夺利益的人。董仲舒回答皇帝时主张效法天道、考察古制，他的学说非常宏大，但核心要旨是说，领取俸禄的官员不应与百姓争夺利益。《大学》一书论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极其完备，却以孟献子不检查鸡猪、不饲养牛羊作为结尾，确实是因为看到治理国家的败坏，没有比在位的人无不喜好利益更严重的；而太平盛世的兴起，没有比屏除喜好利益的风气以安定民生更好的。所以君王治理国家，必须首先去除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思。
汉朝初年，天子不能凑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有时乘坐牛车，大的侯国不过万户，小的只有五六百户。高祖制定法律，商人不得穿丝绸、乘车，市井之人的子孙不得做官，崇尚廉洁、厌恶贪婪到了如此严格的程度。因此人们都努力劳作谋生，官吏都奉行法律爱护百姓，萧何不修缮房屋，曹参崇尚清静无为而百姓自然安定。从高祖到文帝、景帝几十年的时间里，民间安乐，风俗淳厚，逐渐发展到刑法搁置不用，被称为盛世。在这个时候，王侯将相的家，难道会有仆人被锦绣覆盖、犬马剩余粮食肉类、一顿饭花费万钱还说没有可下筷子的菜肴吗？从宦游回家，难道会有行李铺满道路、车辆骆驼负重层层包裹、络绎不绝数百里之间、堵塞旅店、惊扰乡邻的吗？大府的胥吏，难道会有把酒当水喝、把肉当菜吃、践踏金银珠宝、用细绢给婢妾做衣服、用锦绣包裹歌女舞伎、行装华丽、财产数以万计、彼此攀比、毫无检举的吗？
元世祖平定天下后立刻制定规章，所设置的征理司实行核查钱粮的法令，向天下明示喜好利益的风气，因此阿合马、卢世荣之流在朝廷中接踵而至，昔日的贤人认为至元统一天下的年代都是小人聚敛财富的日子，不到百年，国运就终结了。在它将要终结的时候，女宠、宦官、权臣、强藩、大盗无不具备，前人曾说朝廷多有苟且的政治，士人没有正直敢言的风气，官员有贪婪的事实，吏员多欺诈的文辞。这都是因为上下互相争夺利益才导致这样的局面。汉朝因为节俭朴素而达到刑法搁置不用的境界，元朝因为喜好利益而扰乱纲纪，治乱的区别，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然而追求利益的心思，不是刑法所能克服的，应当通过明确的教化来端正其根本。计然的策略可以治理越国，但不是先王创造财富的道理；管仲的法令可以治理齐国，但不是三代教化的方法。教化一旦败坏，贫富互相炫耀，竞争之心就会产生，馈赠既已奢侈，贪婪的官吏必然众多，使用物品没有节制，营谋必然精巧而廉耻丧失，奉养过于安逸，精神必然懈怠而奸猾之人进用。起初则强行从下级夺取，最终必然篡夺上级的权力。民间的盗贼，不约而同地兴起，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担心让奸人存有侥幸心理，侥幸心理成为定势，虽然暂时约束，最终必然爆发；侥幸心理成为习俗，即使约束也无济于事。用官吏的议论来约束君子，而官吏的议论首先不清正；用刑罚来约束平民，而刑罚首先不恰当。这都是藏奸的方法。又担心不亲自执政，而假手于胥吏，子弟宾客相互勾结，贿赂公然盛行，廉耻之道丧失，这就像治疗饥饿却使用乌头一样。更有君主德行不够纯粹，不能豁达地改变天下的风俗，一时任职的大臣无不顺应时势，提出权宜之计，解决暂时的急难，求得一时的安定，于是使纲纪暗中倾覆，风俗暗中败坏。想要贤才迅速被任用，必然打开奔走竞争的大门；想要奸人迅速离去，必然助长攻讦的风俗。几年的事情，要求早晚见效，急迫无序，漏洞很多，为世道担忧尤其严重。
因此论述治国的人分别等级以安定众人的心志，明确法度以统一众人的心，亲近贤哲以激励廉耻，尊崇大道以谋划长远，或许能够防患于未然。然而当事者认为可以缓办或急办，不听他们的言论，即使听了，也用来防范，这种祸患于是消弭于无形，当事者又认为理所当然，不计算他们的功劳。或者不听而导致事情失败，用天下的力量维持倾覆，不担心不能纠正，当事者于是归功于维持的人，丰厚地赏赐他们，这些人也接受成功的赏赐而无愧色，对于之前防患于未然的人。又因为自身在事外，不再省察记录这些人，也没有自我表彰的道理，所以忠直远虑的人，常常苦恼不能显扬功业，潜伏隐藏微小的祸患，一定等到显著决裂后才停止。觊觎功劳、乐于祸乱的人侧目旁观，庆幸国家危乱，猎取功名，君主不能禁止。这没有别的原因，无事的时候没有人考虑长远，事后的赏赐不及事前的言论。所以曲突徙薪的说法，班固详细记载，作为万世的警戒，不只是赞美徐生。
任相
人君得一贤相则黜陟皆当，其实羣臣各修其职，招权幸进者不售，奉法循谨者自奋，礼让之风被于海内，刑辟之用日就减省，所谓萧曹为冠，丙魏有声，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远业而后小数，伏湛急乡社之礼，侯霸奏宽大之令，故东京一代之业由此而隆。盖圣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吕也；圣人之耦，渊骞也。故大臣之道当佐人主镇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尽忠蹇之职。凡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当引为己责，不可但责人也。然权不可不重，而又恶其擅权也；任不可不专，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恶其擅权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则任使之道不专，事君之道亦难尽，上下皆失，此之谓矣。人臣之才，宽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谋，密者可与图几。刚者好断，可与守义；介者绝俗，可与励节。然而欲当大任，非德与仁不可。仁者以天地为心，视民犹子之谓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宠利之谓也。阳处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其论仁太浅，只如孟子能者在职之能。论贤亦杂，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论相，犹界纯疵，果德与仁，则纯乎纯矣，何有恃权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迁，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泄意旨于●御，贤者折而不挠，毁言日至，则谢事恐迟；不贤者比周同欲，设变诈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尝，兼官据势，无不如意。王凤所以辞之愈坚，蔡京所以不招自来也。更有可虞者，汉之三公分职任事，朱博为御史大夫，欲夺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权，先请以身为率，尽举御史之权归诸丞相，然后起而夺相位，而权亦兼有之，是杀权之时少，揽权之时多也，其诡谲加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则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贤否当前，自有气类相向。于此神志不惬于彼者，一切诡谲之谋不戒而消阻矣。若诚信未至相协，仁义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恳见疑，权术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后出愈可怪，晚发愈可惧，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犹为国有人乎？此亦人君之过也。夫天下有乱，宰相上疏任过，求去求贬，自是正理。其眷留与否，听人主自为之。若凡事隐匿，多方弥缝，上固主恩，下箝众议，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受其斥逐，则声名俱丧矣。悲夫，据大位执重权者，全未虑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无论爵有崇卑，职有内外，皆与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内者也。人君欲闻古训则亲博识之士，欲防过失则亲伉直之士，欲谨容貌则亲严毅之士，欲安百姓则亲廉能之士，欲诘戎兵则亲将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则亲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长绩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也。故宫人之事在乎宫中府中，而天下人情从此分焉。贵人聚于朝则患难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则奸宄生于内。圣王论才，欲其皆可为宰辅，岂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则不尽其才、不称其德两者习虚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马光曰，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人则昵之；德者才之帅也，人则远之。由此观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贼，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乱天下，人特习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静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闲曹以处天下之端士，剧曹以牧天下之轶才，随所长用之，皆称职之人也。今试吏者，一切出剧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进，惟跅弛放轶、陵厉恣睢乃克称职，而显庸于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汇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为三公，赵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储养天下品望之士而励其余，使知贵行谊、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轻才能，先表率而后职业，有劳者报之以禄，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师表之地，所以优贤，不复课以吏事。妻子夜食之费、车舆臣仆之劳，所以养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
译任用宰相
君主得到一位贤能的宰相，那么升降官员都恰当，实际上群臣各自修持自己的职责，招揽权势、侥幸进身的人无法得逞，奉行法度、谨慎小心的人自然振奋，礼让的风气遍布天下，刑罚的使用日益减少，所谓萧何、曹参最为杰出，丙吉、魏相声名显赫，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光武帝任用宰相，先着眼于长远的大业而后顾及细微的小事，伏湛急于推行乡社的礼仪，侯霸奏请宽大的政令，所以东汉一代的基业由此兴盛。大概圣人出现必定有伴侣，王者出现也必定有伴侣。王者的伴侣，是伊尹、吕尚；圣人的伴侣，是颜渊、子骞。所以大臣的职责应当辅佐君主镇抚国家，使人们遵循臣子的道理，尽忠直的职责。凡是诸侯背叛，官吏治理奸邪，都应当引为自己的责任，不可以只责备别人。然而权位不可不重，却又厌恶他们专权；任用不可不专一，却又担忧他们欺瞒君主。如果因为厌恶他们专权而预先压制他们，因为担忧他们欺瞒君主而故意猜疑他们，那么任用的方法就不专一，侍奉君主的道理也难以尽善，上下都失去正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子的才能，宽厚的人可以容纳事物，谨慎的人可以确定谋略，周密的人可以谋划细微之事。刚强的人喜好决断，可以坚守道义；耿介的人超脱世俗，可以激励节操。然而想要担当大任，没有德行和仁爱是不行的。仁爱的人以天地为心，看待百姓如同子女；有德行的人践行道义有所成就，能够无愧于暗室独处，不昏昧于宠幸利益。阳处父说，古代君主使用臣子，让仁爱的人辅佐贤能的人，不让贤能的人辅佐仁爱的人。他对仁的论述太浅薄，就像孟子所说的“能者在职”的才能。对贤的论述也杂乱，不及仲虺所说的“德行盛大则授予高官”的德行。用这种观点来论宰相，犹如区分纯粹与瑕疵，如果确实具备德行与仁爱，那就纯粹到极致了，哪里会有倚仗权势欺瞒君主的事情？不寻求这种人才而只是按资历升迁，猜忌防范必定使用。将耳目寄托给小臣，泄露意旨给宦官，贤能的人受挫而不屈服，诋毁之言每日到来，那么辞官恐怕嫌迟；不贤的人结党营私、欲望相同，设立变诈来取得信任，探求细微的意旨来抢先尝试，兼任官职、占据权势，没有不如意的。王凤之所以推辞得越坚决，蔡京之所以不召自来，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更有令人担忧的是，汉代的三公分工任职，朱博担任御史大夫，想要夺取丞相的位置，又恐怕失去御史的权力，先请求以身作则，将御史的权力全部交给丞相，然后起身夺取丞相之位，而权力也同时兼有，这是削弱权力的时候少，揽取权力的时候多，其诡诈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君主的道理，不可不修养自身，修养自身则居心恭敬，嗜欲不留存，贤与不贤的人当前，自然有同类相互趋向。在这里神志不惬意于那里的人，一切诡诈的谋略不防备就消解阻断了。如果诚信没有达到相互协调，仁义不能相互依靠，于是有忠诚恳切被猜疑，权术取得信任。天下的事情往往昭示于日月，震动于雷霆，后出现的更加奇怪，晚发生的更加可怕，而朝廷的云雾看不见，公议听不到，还说国家有人吗？这也是君主的过错。天下有动乱，宰相上疏承担过错，请求离职或贬官，这是正当的道理。是否挽留，听任君主自己决定。如果凡事隐匿，多方弥补，对上固守君主的恩宠，对下钳制众人的议论，直到无可奈何才接受斥逐，那么名声都丧失了。可悲啊，占据高位、执掌重权的人，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才德
获得官籍的人，无论爵位高低，职务内外，都与君主共同承受天地，共同安定天下。君主想要听闻古代训诫就亲近博学之士，想要防止过失就亲近刚直之士，想要谨慎容貌就亲近严肃坚毅之士，想要安定百姓就亲近廉洁能干之士，想要整顿军事就亲近有将略之士，想要端正自身以确立根本就亲近有道德之士。这样能够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用别人的厚道弥补自己的薄弱。所以宫廷中的事务在宫中府中，而天下的人情从此区分开来。贤贵的人聚集在朝廷，那么祸患就在外部消除；大臣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奸邪就在内部产生。圣王论才，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宰辅，难道只是能效劳一个官职而已吗？才德的辨别，一旦不合宜，就既不能尽其才，也不能称其德，两者习惯于虚名存在于世间，白吃饭在朝廷。司马光说，聪明强毅叫做才，正直中和叫做德。才是德的凭借，人们就亲近它；德是才的统帅，人们就疏远它。由此看来，现在的良臣，古代的民贼，都是取才的祸害。取才的弊端足以扰乱天下，人们只是习惯而不察觉罢了。况且才器不同，有的因为廉洁沉静而少用，有的因为敏捷而缺乏品格，所以用人者用闲散部门安置天下的端正之士，用繁忙部门驾驭天下的超逸之才，随其所长使用，都是称职的人。现在试用官吏，全部出自繁忙部门，所以端正之士无不困顿于初进，只有放纵不羁、凌驾恣意的人才能称职，而在世上显达，居官既久，大位于是达到，汲引征召，没有不是他们的同族，全天下都功利化了。廷尉的才能不做三公，赵魏的老臣不能治理滕薛。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应当思考如何安置廉洁沉静的一类人，蓄养天下的品望之士，而激励其余的人，使他们知道重视品行道义、轻视才略可以居大位的人很多。重视品望而轻视才能，先树立表率而后考虑职业，有功劳的用俸禄报答，有德行的用官职勉励，不因一次过失掩盖善行，不因二心产生猜疑。师表的地位，用来优待贤人，不再考核以吏事。妻子儿女夜间饮食的费用、车马仆人的劳役，用来培养廉洁，不可使他们有不足。明堂的
上，所以策勋论道，不义之人不得而升。爵禄章服，上系于天，出纳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择。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艺，不习人以吏，皆古今通义也。凡下位之上与上位之下，皆易所谓危地。郡县之官为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专，是下位之上也；监司之官持纲纪于外，而天子临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使为郡县，专抚字之职；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使为监司，持风宪之权。监司不识治体，苛刻绞绕，俾寮属不得尽其才；贪利好势，陵下罔上，俾寮属得容其奸。郡县不取爱民，专以簿书期会第其殿最，不问人品，惟以趋走媚悦，居强项吏之前，计货以取官，随牒以居上，滥及匪类，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欢，临下惟恐不尽其威，如此之人必不为义所动也，此世道之忧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职勤事，欲论难衎衎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职事用之亦为弃才，即罢政之后，犹欲长奉朝请以备顾间。
译君主，是用来考核功勋、讨论大道的，不义之人不能升迁。爵位、俸禄、官服，向上系于天命，发放与收回不可不慎重；土地和人民，是上天所生养的，授予与接受不可不选择。不凭私情授予官职，不凭虚名衡量人才，不凭技艺任用官员，不凭资历提拔吏员，这些都是古今通行的道理。凡是下位中的上位者和上位中的下位者，都是《易经》所说的危险之地。郡县官员为天子治理百姓，而政令可以独自专断，这是下位中的上位者；监司官员在外维持纲纪，而天子在其上监督，这是上位中的下位者。公正廉洁、有才干、心存仁爱万物的人，让他们担任郡县官，专司安抚教化之职；刚正方正、见识深远、通晓治国大体的人，让他们担任监司官，掌握监察风纪的权力。监司如果不通晓治国大体，苛刻纠缠，使得下属官员不能充分发挥才能；贪图利益、喜好权势，欺压下级、蒙蔽上级，使得下属官员得以容纳奸邪。郡县官员不选取爱护百姓的人，只凭文书簿册和定期考核来评定优劣，不询问人品，只凭奔走逢迎、谄媚取悦，排在刚直不阿的官员之前，计算贿赂来获取官职，随带文书而位居上位，滥用到不正派的人身上，广泛牵连罪过，侍奉上级唯恐不能讨得其欢心，对待下级唯恐不能尽显威严，像这样的人必定不会被道义所感动，这是世道的忧患。君主在朝廷任用名儒，不仅是因为他们勤勉尽职，还希望与他们从容讨论、共同寻求政治教化。如果只凭职事任用他们，也是浪费人才，即使他们罢免政事之后，仍然希望他们长期参加朝会，以备咨询。
举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与共励，而后贤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争夺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师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砺者少矣。出于道义，则相师法矣、相砥砺矣；出于势利，则忮懻矣、争夺矣、鄙夷矣。故圣主造士必以道义，然后贤才不可胜用。中主课士以功利，是以庶官虽多，日见其不足用也。盖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风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贤者在天下，异地而相符，未见而相亲。其立朝也，长短可以相资，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让，廉隅可以相饬，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劳，因有得多士之庆；有用一贤之实，因有用群贤之功。不肎败多士之名，即不肎败一贤之名；有弃多士之忧，即不肎有弃一贤之忧。此以风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毁誉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绩殿最，其患在伪。去私去伪，非法度所能齐也，在乎国是之明与人心之正，所谓不以言举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后尽人之能，则不道之人不得进矣。不必人废言者，不啻爱人已成之善，尤必爱人未成之善，故人虽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遗也。其不举也，非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其不废也，非难于谢绝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总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圣君在上，皆可使为君子；闇君在上，当自弃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进之心则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论。若朝廷之上，称誉则疑其有私，诋毁则以为至公，小人窥见此意，共为丑言以击去异己，异己者去，则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类，不烦称誉而群然并进矣。是以朋党之弊习废推让之盛典，惩羹吹虀，既见嗤于昔贤，且终于不胜而使小人愈张，则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时决去，己乃偶尔违旨，然后以不合众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谓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违旨之名而去，论者以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况谗佞之人，子弟亲知，羽仪附托者，实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饰疑似之迹，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求其败露斥逐不亦难乎？汉元帝每案群下奸恶之迹辄略施责让，得其叩头而止。是以石显窥见此指，知其易欺而难悟，敢于极力以害正人，以人主为玩弄。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爚乱天下，而身不与其祸，乃知孔子所谓远佞人，非但不用也，乃决去远屏，隔绝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传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遥见其方来而即畏之，知其必有伤败也。教人知戒，当如是耳。
阶级
官以代工为义，故不义之事不可设官。周礼一书，所为以天地四时为之程限也。晋之新军无帅，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从下军，先儒谓得惯举之礼。盖为官择人，无人则宁阙其官，犹得先王遗意。后世不稽古义，凡主意所欲为，时势所偏重，即设一署领之，如汉平准期门，宋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稽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谨乎奉天之义也。书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思及于此，可滥设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虚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虽有方伯连帅不相承事，虽大国之卿大夫不与小国之君抗礼。后世设官太多，相辖甚严，亲民之官处于最卑之品，临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必刑法。否即垂头塞耳，采取货赂，悉如马严所云。为之下者仰面而请，折腰而见，若牛圉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义节之风损；法令烦多，苟免之行兴。至于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今日之事适如此言。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壮气委顿，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顿至之辱，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赖焉？若使
译举劾
君主希望天下人才众多，必须让士大夫们互相共同勉励，这样贤才才会日益增多。一旦进入仕途，有人互相嫉妒争胜，有人互相争夺利益，有人互相轻视鄙夷。寻求他们互相效法学习的人很少，寻求他们互相磨砺切磋的人也很少。如果出于道义，就会互相效法学习、互相磨砺切磋；如果出于权势利禄，就会互相嫉妒争胜、互相争夺、互相轻视鄙夷。所以圣明的君主培养人才必定依靠道义，这样贤才就不可胜用。平庸的君主用功利来考核人才，因此虽然官员众多，却日益显得不够用。大概用法令制度来培养人才，得到的人才尤其少；用风俗人心来培养人才，得到的人才必定多。贤能的人处在天下，即使身处异地也能心意相通，未曾见面也能彼此亲近。他们在朝廷任职时，长短之处可以互相补充，道路阻塞时可以共同承担，去留进退可以互相谦让，廉洁方正可以互相劝勉，规范表率可以互相沿袭，使得君主有得到一位贤士的辛劳，因而有得到众多贤士的庆幸；有任用一位贤人的实绩，因而有任用群贤的功效。不肯败坏众多贤士的名声，也就是不肯败坏一位贤人的名声；有抛弃众多贤士的忧虑，也就是不肯有抛弃一位贤人的忧虑。这就是用风俗人心来培养人才。至于用法令制度来根据毁誉取舍人才，其弊端在于私心；根据功绩评定优劣，其弊端在于虚伪。去除私心和虚伪，不是法度所能统一规范的，而在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明确和人心的端正。所谓不因为言论而举荐人，是先以道义自居，然后充分发挥人的才能，这样不守道义的人就无法进用。不必因为人而废弃言论，不仅爱护人已成的善行，尤其要爱护人未成的善行，所以人虽然不合道义但言论合乎道义的，也不可遗漏。不举荐他，不是暗中采用他的言论而公开抛弃他这个人；不废弃他，不是因为难于谢绝那个人而姑且慰藉他的言论。总之，道义取其端正，事理取其相同。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上位，都可以使人们成为君子；昏暗的君主在上位，人们就会自甘堕落成为小人。并不是有忠诚和不忠诚的区别，追求进用的心思是一样的，只有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不在此列。如果朝廷之上，称誉某人就怀疑他有私心，诋毁某人就认为这是至公，小人窥探到这种意图，共同用丑恶的言论来攻击排斥异己，异己的人被排挤走后，那么留在朝廷上的自然都是他们那一类人，不需要称誉而群体一同进用。因此朋党的弊端废弃了推让的盛典，像喝热汤烫了嘴就吹冷菜那样因噎废食，既被前代贤人嗤笑，而且最终无法取胜反而使小人更加嚣张，这是因为立法不善导致这样的结果。更有小人身居高位，不能及时决断将其罢免，自己偶然违背旨意，然后以不合众望为由斥责他。君主本意是认为他不贤而驱逐他，结果这个人竟然带着违背旨意的名声离去，评论者认为这是小人的幸运而君主的倒霉。况且谗媚奸佞之人，他们的子弟亲友、依附投靠者，实在众多，用众人的言论来粉饰疑似的迹象，没有翅膀却飞得高，没有腿却跑得快，想要让他们败露被斥逐，难道不是很难吗？汉元帝每次查究群臣奸恶的行迹，总是略微施加责备，得到他们磕头谢罪就作罢。因此石显窥探到这种意图，知道皇帝容易欺骗而难以醒悟，敢于极力陷害正直的人，把君主当作玩弄的对象。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扰乱天下，而自身不遭受祸患，由此可知孔子所说的远离奸佞之人，不仅仅是不用他们，而是坚决去除并远远屏退，隔绝其源头，不让他们来到君主面前。《公羊传》说，奸佞之人来了，奸佞之人来了。远远看见他们正来就立即畏惧，知道他们必定会造成伤害败坏。教导人们知道警戒，应当像这样啊。
阶级
官职以代理天工为意义，所以不义的事情不可以设置官职。《周礼》一书，之所以以天地四时作为规范限制。晋国新军没有统帅，悼公让什吏率领士兵，乘坐官方的房屋跟随下军，先代儒者认为这符合权宜举荐的礼制。大概是为官职选择人，没有人就宁可空缺官职，还符合先王的遗意。后世不考察古义，凡是君主心中想要做的，时势所偏重的，就设置一个机构来统领，如汉代的平准、期门，宋代的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考察这些是否代理天工都不符合，而安然不知停止的，是不谨慎奉行天的义理啊。《尚书》说，只有适时地辅助天的功业。又说，圣明的君王奉行天道，建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继承。想到这一点，可以滥设一个机构吗？君主不可以私自授予，臣子不可以虚受，不这样做的，是窃取天的官职而得罪于天啊。成周的制度，爵位只有五等，凡是受命于天子的，都接受五等爵位。拥有百里土地的人，都让他们自己治理百姓，虽然有方伯连帅也不互相承事，虽然大国的卿大夫也不与小国的君主抗衡礼仪。后世设置官职太多，互相管辖非常严厉，亲近百姓的官处于最低的品级，治理他们土地的人大多伺察偏袒，取予由自己决定，相同的就举荐为特别优异，不同的就必定用刑法中伤。否则就垂头塞耳，搜刮贿赂，完全像马严所说的那样。处于下位的人仰面请求，弯腰拜见，像牛马牧人受制于主人，这是做什么的呢？杜林说，人情受挫受辱，义节的风气就受损；法令烦多，苟且免罪的行为就兴起。以至于国家没有廉洁的士人，家庭没有完整的德行，使得法律不能禁止，政令不能制止，上下互相逃避，弊端更加深重。今天的事情正好符合这些话。担任守令的人，凡事疑惧畏缩，所以精神消沉，壮志委顿，才智不被使用而自我耗尽。那些接近君主的人受到突然的侮辱，那么作为君主的人就有潜在的威损，这也是君主威势的衰替。君主依靠什么呢？如果让
泽宫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养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养之，养之数年而后可用。不能素养而遽用之，所得当皆奔竞浮华，而称职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国家虽有纪纲，莫能维持。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不可苟且求售也。义理精通者，天下贤士也；学问优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开广器识为务，使贤士居前，名士居后，而后人才可劝。盖为圣为贤，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徒使俗师授以末学，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数年一试，邈不相关人性几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是王道往往而绝，其积渐固由此也。夫科举之业，亦不能妨为学之功，不善用之，适足害为学之志。夫经义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因文字知心术，因心术观事业，经义益精，道德亦富，事业亦伟，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试官为仪的，卷牍为弓矢，一发相值，志满意得，顾视旧学，不啻虚器，自此以后，一生所务，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此何故哉？向来急于射策之念，结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贤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国家，当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选举之法务求尽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应举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笃生自期，不侥幸名利；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若谓一代之初，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姑以选举为縻，使天下踊跃奔走，求吾录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故所行之法，一切卤莽，人之应之，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各务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如樊鯈所云，率取少年能报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选举虽少，贤才遗佚亦少；不得法者，所举虽多，贤才遗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尝敬慎其事也。汉高帝曰，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万世而下，犹恨此语未纯，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
征聘
尊礼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虽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任延任会稽，聘请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至于龙坵苌则曰，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焉。修书致药，吏使相望于道。盖立国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规模乃能长久。贤者不必速仕，好贤者不必骤谐，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谓聚精会神，契合弥章。若伯牙操●钟，逢门子弯乌号，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尽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为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辈计其功阀，亦皆布列上位，处表率之任，为后来典型，而功效绵延矣。最善者，停科举十余年，专以延访为务。故山砠水涯，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进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则，要皆有益于世。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不惟鸿飞冥冥，莫可羁致，展转数年，其人已老，虽安车驷马，征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无可驱策矣。若夫功名之士，无时无之，养育既久，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岂开国急务乎？且科举既设，即当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诸事。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非圣明求贤盛事也。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迨十余年后，在野耆耇求之已尽，人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习，子弟之职不谋而同，
译泽宫
士人不可不任用，尤其不可不加以培养。天下既定之后，君主应当制定法令来供养他们，供养数年之后才可以任用。如果不事先培养就急于任用，所得到的都将是奔走钻营、浮华不实之人，而称职者很少，能担当大任者尤其稀少。况且如果立法不善，风气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就会大大败坏，国家虽然有纲纪法度，也无法维持。所以议论贡举制度的人不可草率地制定法令，执行贡举的人不可草率地选拔士人，关键在于士子所学习的学业，不可草率地追求迎合取巧。精通义理的人，是天下的贤士；学问优裕的人，是天下的名士。造就人才，必须从一乡一邑中挑选学识雅正、心术端正的士人来教育乡里的子弟，这些人设立教化也以修饬人品、开阔器识为要务，让贤士居先，名士居后，这样人才才能受到鼓励。大概成为圣人贤人，原本不是世俗儒生所能传授的，又怎么是应试文章所能兼收并蓄的呢？如果不以人品器识为先，只是让俗师传授末流学问，师儒官员应付文书、提举学校的职事，数年一次考试，与人性修养毫无关联，他们怎么能经得起这样轮番更替、凿削根本呢？董仲舒所说，一郡一国的民众中没有应对文书的人，王道往往因此断绝，这种积渐的弊端正是由此而来。科举的学业，也不能妨碍做学问的功效，如果不善加利用，正好足以妨害做学问的志向。经义，是端正之士用来表达自己志向的，也是端正之人用来观察士人心术的。通过文章了解心术，通过心术观察事业，经义越精，道德越丰富，事业也越伟大，所以说它与做学问的功效不相妨碍。之所以会相互妨碍，是因为把试官当作靶子，把试卷当作弓矢，一箭射中，志满意得，回头看旧日的学问，简直如同虚器，从此以后，一生所追求的，都在利禄显荣上，而不及事业。这是什么缘故呢？向来急于射策的念头，结在胎骨之中，不可洗刷，所以对做学问的志向大有妨害。君主的心，如果真知道贤才的产生，是上天用来安定国家的，应当在我这一代加以任用。宗庙社稷和百姓，有所托付性命，那么求贤的志向出于至诚，选举的法令务必追求尽善，所得到的都是有用的士人，而浮华钻营者不在此列。应举的人自重其身，以天所厚生的标准自我期许，不侥幸追求名利；考试的官员也尽心选拔士人，不以施恩图报、聚敛财货两种念头夺去衡鉴的明察。如果说一个朝代的初期，不可没有法令来维系天下，暂且以选举作为束缚，使天下人踊跃奔走，谋求我的录用。不要让他们南走越地、北走胡地，那么这种求贤的心就不出于至诚，所以所实行的法令，一切卤莽，人们应承它，也不以安定天下国家为志向，各自追求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掌握权柄的人也不一定得到贤才，妄自认为所举荐的士人就是功名富贵所属，希望自己和子孙都得到报答，如樊鯈所说，大多选取少年中能报恩的人，年高德劭的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不是法令所能禁止的。所以得到正确方法的人，选举虽然少，贤才遗漏的也少；不得法的人，所举荐的虽然多，贤才遗漏的更多。这都是因为君臣上下，不曾敬慎地对待这件事。汉高帝说，贤士大夫有能跟随我游历的，我能尊显他们。万世之后，还遗憾这话不纯粹，何况是草率笼络的意思呢？
征聘
尊崇礼遇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件大事，虽然朝廷旨意未能遍及，有关部门凭心意去实行，也可以宣扬朝廷政治的仁声。任延担任会稽太守，聘请严子陵等人，以师友之礼相待。至于龙丘苌则说，都尉洒扫他的门庭，还怕侮辱了他。修书送药，官吏使者在路上相望。大概立国之初，必须得到宿儒耆德、长厚君子加以任用，规模才能长久。贤者不必急于出仕，好贤者不必骤然和谐，物色寻求，久了才能相合，所谓聚精会神，契合更加显著。就像伯牙弹琴，逢门子弯弓，有自然之感。明太祖初建基业，不必全部任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担任守令。所以治理百姓的官员，没有不是端正之士。天下既定，这些人计算他们的功绩，也都布列在上位，处于表率的位置，成为后来的典型，而功效绵延不绝。最好的做法，是停止科举十余年，专门以延揽访求为务。所以山崖水边，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然进退不同，但他们的才能足以任用，他们的志向可以效法，都对世道有益。如果那时骤然以科举奔走天下，不仅鸿飞冥冥，不可羁留招致，辗转数年，那人已经老了，即使安车驷马，征召商山的四皓，但精力已经衰竭，无可驱策了。至于功名之士，无时没有，养育久了，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这难道是开国的急务吗？况且科举既已设立，就应当立法防奸，所以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等事。主持贡举的人都先以末世不肖之心来对待，从而制定法令督察，这不是圣明求贤的盛事。明太祖开一科就立即停止，认为得贤之道不全在科举。等到十余年后，在野的耆老求之已尽，君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的旨意已经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的教化不令而习，子弟的职责不谋而同，
莫不出于笃宾深厚，光明俊伟，内融外洽，识定气充，竞心忒志，销释殆尽，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若榛楛之济济也。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征聘贡举，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征聘之法，私则有害，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识有守、知进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贡举者，私之为害不待言，即矢公矢慎，要皆较量文字之业，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以此权之，征聘为优。明太祖迟迟贡举，最为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闲出，士风不甚大坏，其所由来者善也。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所举皆贤，必非赏罚所能致。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赏，则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恶有甚于罚，则不同乎世俗之恶。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此必有不赏而劝、不罚而毖者矣。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来，清华之选何尝无人？核实求之足矣，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
译没有不是出于对宾客的深厚情谊，光明正大、俊伟不凡，内心融合、外表和谐，见识坚定、气度充盈，竞争之心和邪僻之志，都消解殆尽，然后选取那些被养育的人才而让他们担任各种职位，就像榛楛等树木整齐茂盛一样。这难道是悬挂一个制科的名目作为靶子，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祈求考中吗？征聘和贡举，大都有公心和私心，然而征聘的方法，如果有私心就会有害，如果有公心，那么所收录的没有不是资深儒者、年高德劭、有见识有操守、懂得进退的人，所获得的益处非常大。不像贡举，有私心的危害不必说，即使发誓公正、发誓谨慎，终究都是衡量文章的学业，与三德六行相差甚远，以此权衡，征聘更为优越。明太祖迟迟不实行贡举，最为得法，将近三百年了，人才往往闲散地出现，士人的风气没有大大败坏，这是有善好的渊源啊。想要得到贤士而委托给列侯郡守，这是三代的法则。想要有司所举荐的都是贤人，必定不是赏罚所能达到的。应当先用教化端正他们的心志，使他们所渴望的超过赏赐，就不不同于世俗的欲望；所厌恶的超过惩罚，就不不同于世俗的厌恶。鲍宣说龚胜担任司直时，郡国都谨慎选举，这必定有不赏赐而能勉励、不惩罚而能警惕的人了。如果王鏊请求设立博学宏词科来补救见识浅陋的弊端，也是空话。自从有制科以来，清贵显要的选拔何尝没有人？核实寻求就足够了，何必再开一个缺口来助长奔竞之风呢？
纳谏
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后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君侧者少，则知之达于幽隐者稀。故人君之道，当推诚以示物，举善以为类。知其为谠人，虽词涉激讦，亦当容之；知其为佞人，虽其术以渐而至，当蚤杜之。色霁于谠直，罚先于佞谀，则推诚举类在其中矣。谏者举先王之制以陈戒后王，人君受所谏之言以省察愆谬，天下之人所赖以遂其生也，否则必有兵革之乱、权奸之祸。故取泰于否，易昏以明，必于听言得之。盖臣民之言未有无所见而妄发者，必其虑诸心而以为诚然者也。史鱼既没，余忠末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汲黯居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以儆君侧之慝；刘向依兴古事，悼己及类，着疾谗擿要救危及世之书，尝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其言痛切，发于至诚；谷永为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所谓忠臣事上，志在过厚，远不违君，死不忘国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听之熟则不怒，习之久则不拒，然后深者不隐，远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然人君之道，不惟当听有言之言，又当听无言之言。盖无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远之臣斥旁侧之奸与君身之失，非无言之言孰敢直陈，非无言之听孰能详察乎？右尹子革诵祈招之诗以止灵王之猎，公仲进三贤士而歌者之田自罢，皆无言之言也。王章奏王凰之罪，举三事为征，以为皆帝所见，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欲其有无言之听、不闻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养也。人主有不言之听，则奸佞绝迹矣。不然者，一人得罪，举世杜口，匹夫传谤，率土离心。正直之气一馁，不肖之舌必张。向之用以击奸者，后乃因以翼奸，天下事可胜言哉？若夫亲狎之人，尤不可居谏职，恐臣言虽挚，主听常藐。宫之奇少长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进谏
人臣进说，当知轻重缓急。朝廷之上事类甚多，小大先后当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后事闲前事。凡必小掩大、以后闲前者，皆欲避敌而徇私也。杜钦云，万事之是非何足尽言？谷永曰，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谈，废敬天之至意，角无用之虚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结谏争之局，而天?下大害匿而不奏，人主无由周知。后世谏章往往可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谏疏讲说典制居多，后人谏疏筹度利害居多，盖后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后一身之私欲可潜，制其微渺，为利更大。而后世莫及，奈之何哉？至于进退之义，所以行道三谏不从，道之不行可知，从而去之，申贤者之志，免素餐之耻，亦辟内难不辟外难之义也。
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孙通谏易太子，称引晋之乱、秦之亡，此正理也。高祖虽不听，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自尔删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闻正论，专用奇策，恐戚夫人之党从旁攻讦，谓其招来诡异、欺君要君，属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慝，不惟坚高帝不从之心，且缘此而兴大狱者有矣。所以孔道辅邹志完皆不可谓无益于事而独诵留侯奇策为可尚也。凡好权略、废正论者，吾恐不足定大事也。
光武称郅恽恕己量主之语，先儒极论其失，大启人臣不肎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此论理之言也，愚谓人主盛怒之下，不稍有以杀其怒，恐激而为祸，株连蔓延，害及万家。则抗直之士，虽徇以微躯而无及。故曰赵高之乱，正先趣之，亦君子所当戒也。郅恽之言，良有合于讽谏之旨，厥后光武恩礼郭氏，不见隆薄衰替之迹，且保全东海，无庞凉冬杀金寒玦离之祸，不必不由此时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画屏之对，有体有术，可为人臣应对之准。仓卒得之，尤为不易，平日学问真纯，故言词温文，又非郅恽比也。
泄冶之谏，固人臣之职，孔子以为不得同于比干，此何义乎？盖人臣所当谏者，事
译接纳谏言
君主必须依靠臣民的言论，才能知晓天下的事务。如果传到君主身边的言论很少，那么君主对幽深隐微之事的了解就很少。所以君主的方法，应当推展诚心以显示给万物，举荐善人作为同类。知道他是正直的人，即使言辞涉及激烈攻击，也应当包容他；知道他是奸佞的人，即使他的手段是逐渐形成的，也应当及早杜绝他。对正直的人脸色和悦，对谄媚的人先予惩罚，那么推展诚心、举荐同类就在其中了。进谏的人列举先王的制度来告诫后王，君主接受所进谏的言论来省察过错谬误，天下的人赖以生存，否则必然有战争的混乱、权奸的祸患。所以从否塞中取得通达，用光明改变昏暗，一定在听取言论中获得。大概臣民的言论没有没有见解而妄发的，一定是他们在心中考虑后认为确实如此的。史鱼死后，未尽的忠诚没有完结，将尸体放在后寝，用尸体表达诚意；汲黯身处外朝而思虑内朝，抒发愤懑排解忧愁，留下遗言给李息以警戒君主身边的邪恶；刘向依据古代兴亡之事，哀悼自己及同类，撰写揭露谗言、挽救危局世道的书籍，曾经公开诉讼宗室，讥刺王氏，他的言论痛切，发自至诚；谷永担任北地太守，超越郡吏的职责，陈述多年的忧虑，所谓忠臣侍奉君主，志向在于过于厚道，远离不违背君主，至死不忘国家。所以君主左右不能不常亲近忠直之士，听得熟悉就不发怒，习以为常就不拒绝，然后深远的就不隐藏，遥远的就不阻塞，天下由此得以治理。然而君主的方法，不仅应当听取有言语的进谏，还应当听取无言语的进谏。大概无言语的进谏，是天下的大利害，君主的大得失。以疏远的臣子斥责旁侧的奸邪与君主自身的过失，如果不是无言语的进谏谁敢直陈，如果不是无言语的听取谁能详察呢？右尹子革朗诵《祈招》之诗以制止灵王的狩猎，公仲推荐三位贤士而歌者耕田之事自然停止，都是无言语的进谏。王章上奏王凰的罪过，列举三件事作为证据，认为都是皇帝所看到的，足以知道其余的。以及他所看不见的，希望他有对无言语的听取、对未听闻的明察。所以说，臣子的忠诚，是君主所引导的；言论的直率，是君主所培养的。君主有对无言语的听取，那么奸佞就绝迹了。不然的话，一人获罪，举世闭口，平民传播诽谤，全国离心。正直之气一旦衰微，不肖之人的舌头必然张开。先前用来打击奸邪的，后来反而用来庇护奸邪，天下之事岂能说得尽呢？至于亲近狎昵的人，尤其不能担任进谏的职务，恐怕臣子言论虽然恳切，君主听取却常轻视。宫之奇从小与君主一起长大，君主常轻慢他，也是擦肩而过错失良机了。
进谏
臣子进言说理，应当知道轻重缓急。朝廷之上事务类别很多，大小先后应当有明确的辨别。不可以小事掩盖大事，不可以后事干扰前事。凡是必然用小掩大、以后扰前的，都是想要躲避敌人而徇私情。杜钦说，万事的是非哪里值得说完？谷永说，背离可惧的大异象，询问不急的常谈，废弃敬天的至意，角力无用的虚文。两人的言论，最切中末世言路的弊病。草草结束进谏争辩的局面，而天下大害隐藏不奏报，君主没有途径周知。后世进谏的奏章往往可以焚烧的，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古人进谏的疏文讲说典章制度居多，后人进谏的疏文筹算利害居多，大概是后人重视利害不重视典章制度。然而利害只涉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如果申明典章制度，使君主知道先王的法则，然后一身私欲可以潜消，遏制其微渺之处，利益更大。而后世赶不上，怎么办啊？至于进退的道义，用来行道，三次进谏不从，道不能实行可以知道，于是离开，申述贤者的志向，免除白吃饭的耻辱，也是避开内难不避开外难的道义。
凡是每一件事自有一件事的正理。叔孙通进谏改立太子，称引晋国的混乱、秦朝的灭亡，这是正理。高祖虽然不听，然而有这段正理进入耳朵而存留心中，自然删除不去，所以留侯等人的奇策可以进入。如果不听正论，专用奇策，恐怕戚夫人的党羽从旁攻击，说他们招来诡异、欺骗君主要挟君主，假设有鬼神相助，以滋长其凶恶，不仅坚定高帝不听从的心，而且因此兴起大狱的也有。所以孔道辅、邹志完都不能说对事情没有益处而唯独称颂留侯奇策为可崇尚。凡是喜好权略、废弃正论的，我恐怕不足以安定大事。
光武帝称赞郅恽宽恕自己、衡量君主的言论，先代儒者极力论述其过失，大启人臣不肯责难陈善、以贼害其君主的罪过。这是论理的话，我认为君主盛怒之下，不稍有缓和其怒气，恐怕激化为祸，株连蔓延，害及万家。那么抗直之士，即使牺牲微小身躯也来不及。所以说赵高的混乱，正是先促成的，也是君子应当警戒的。郅恽的言论，确实符合讽谏的宗旨，后来光武帝恩礼郭氏，不见隆盛衰替的迹象，而且保全东海，没有庞凉冬杀金寒玦离的祸患，不一定不是此时一言的感悟。如果班伯画屏的回答，有体统有术数，可以做人臣应对的标准。仓促间得到，尤为不易，平日学问真纯，所以言辞温文，又不是郅恽可比。
泄冶的进谏，固然是人臣的职责，孔子认为不能与比干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人臣所应当进谏的，是事
关宗社。国有存亡之分，君德偶乖，当有悔悟之萌。存亡则身不可去，悔悟则几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贽之义，虽以谏而死，犹冀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陈灵公情色所惑，锢蔽已深，非忠言可救。且秽乱之迹见于朝端，非一朝可居。为之臣者，因当辞宠于乱朝，洁身于秽廷，乃欲以区区直言尝试斧钺，进非致主之节，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贵，谓之死而无益也。
译关乎宗庙社稷。国家有存亡的区别，君主的德行偶尔背离正道，应当有悔悟的萌芽。国家面临存亡关头，自身不可离去；君主有悔悟之机，不可错失。在此时缄默不语，不符合臣子进献忠心的道义；即使因进谏而死，仍希望君主能醒悟、政事能迅速改正。陈灵公被情欲迷惑，蒙蔽已深，非忠言所能挽救。况且淫乱丑行的痕迹已显露于朝廷之上，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安身。身为臣子，理应在乱世辞谢宠幸，在污浊的朝廷中洁身自好，却想用微不足道的直言去试探斧钺之刑，进不能成就君主的节操，退又失去保全自身的智慧，所以君子不看重这种行为，称之为死而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