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语卷二
或问乎子陵曰：「髙士也，而亦一节之士，何以故？」曰：「光武中兴之君，非不徳也，防同笔砚为天子，而访之数年于故旧，良厚也。乃一旦相见，而张目以视，咄唶其声，则何为者？」夫不受爵禄，亦不受而已矣，岂必张目以视咄唶其声而后可不受乎？葢其心实知有富贵，以为富贵易屈人，吾必不为所屈，故持之太过而有此态。是亦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贵，则亦处之泰然而已矣，而何为是拂人情之状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贵？」曰：「使光武不为天子而访之数年而相遇也，则亦张目以视咄唶其声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贵而何？」昔我圣祖微时，与宜兴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访之久不得。一日其人担鸡酒来谒，圣祖喜甚，命光禄寺治具，与之饮食谈笑，因问曰：「欲官乎？」其人曰：「诺。」遂取金银角三帯，任其取，乃取银。是时文轻武重，乃授以正千户。又盘桓数日，其人乃去，出则挂其帯于朝门，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笃实，气度中和，而髙节自在，其亦优于子陵也已。
问赵清献之蜀，琴鹤自随，其事何如？曰：此亦务为形迹。夫鹤也，驱之则不行，舁之则以无益之物劳人，既不舁行李，乃又舁鹤，何为？果好鹤甚，则行路不暇玩鹤也。旣至蜀，亦自有鹤，何随为？故曰务为形迹者也。
问伊川与韩持国善，因韩八十往见之，久留颍昌。韩早晩伴食，体貌加敬。一日，韩有金药楪一，欲为伊川寿，未敢遽言，托子彬叔从容道意。先生曰：“某与乃翁道义交，故不逺而来，奚以是为？”诘朝遂归。韩谓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为此耳。”再三谢过而别。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馈，虽车马不拜。韩意诚恳，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即不受，逊以谢之，却之固由己也。何为诘朝遂去？岂以为不洁汚人欤？又岂以为去不速，则必为所汚而不得脱欤？葢非所以待持国者矣，令其何以为情？”
问伊川先生：「云目畏尖物，必须克治，室中亦多置尖物，令熟视之，知其必不能伤人也，则何畏之有？此説何如？」曰：「目本畏尖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岂欲视于尖物乎？且室多尖物，一身不便。譬之鼻本恶臭，乃室中多置臭物，令其闻之熟而不畏也，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问伊川云：「孤竹君事，还是招叔齐而立之为当，何如？」曰：「叔齐之逃也，将何为者？而招之，肯来耶？其必不来也，则将何如处？」
问伊川云：「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当时哀公能从其请，孔子必有处置，须使顔囘使周，子路使晋，天下大计可立而遂。其説何如？」曰：「且莫説天子方伯不足与言，请之无益。是时孔子已老，顔囘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谈也。」
问伊川云：「同姓相见，当致亲亲之意，而不可叙齿以拜。盖昭穆髙下未可知也，如何？」曰：「人之相见，必有揖譲；坐立必有左右先后。若不叙齿，又未知昭穆髙下，则将孰左孰右，孰先孰后乎？将遂无揖让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问鲁两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徳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其言如何？」曰：「两生不知礼乐。礼乐无一事可无，无一时可无。古之圣人躬蹈礼乐之实，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礼之用行，而乐之效达，名分定，风俗淳，百姓泰和，暨鸟兽鱼鼈咸若是之谓兴，非谓百年之后乃始制礼作乐也。如必待百年而后制作，则汉已越髙、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时方言礼乐乎？则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为上下？何以朝防？何以祭享？可漫无仪式而茍以为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后仁。」夫所谓「必世而后仁也者」，岂三十年后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积至一世乃始沦浃尔。两生不达，而为此迂谈，君子固无取也。」
问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诚，故为忠；忠弊，故救之以质；质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于靡，以质救之可也；文何以救质？质涉于伪，以忠救之可也；质何以救忠？三代异尚，理旣不然，而相救之説，又从而为之辞者也。」
译有人问子陵说：“他是高士，却也是只守一节的士人，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光武帝是中兴的君主，并非没有德行。他身为天子，却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去访求他，情谊确实深厚。然而一旦相见，却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这又是为什么呢？”不接受爵位俸禄，只要不接受就行了，难道一定要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之后，才可以不接受吗？大概他内心其实知道有富贵，认为富贵容易使人屈服，自己一定不被它所屈服，所以坚持得过分而有了这种态度。这就像喝醉了酒却更加矜持一样。如果不知道有富贵，那么也就安然处之罢了，何必做出这种违背人情的事呢？问：“怎么知道他的心里有富贵？”回答说：“假使光武帝不是天子，访求他几年后相遇，他也会睁大眼睛看着他、发出咄咄的声音吗？一定不会这样。如果不是心里知道有富贵，又是什么呢？”从前我们圣祖在未显达时，与宜兴一个人交好，登上帝位后，访求他很久没有找到。有一天那个人担着鸡和酒来拜见，圣祖非常高兴，命令光禄寺准备酒食，与他吃喝谈笑，于是问他说：“想要做官吗？”那个人说：“愿意。”于是取出金银角带三条，任他选取，他选了银带。当时文官地位轻而武官地位重，于是授予他正千户的官职。又盘桓了几天，那个人才离开，出门就把他的带子挂在朝门上，不知去了哪里。唉！这个人，情意笃实，气度中和，而高洁的节操自在其中，这也比子陵强了。
问赵清献去蜀地，带着琴和鹤随行，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这也是刻意做作。鹤这种东西，驱赶它就不走，抬着它则用无益的东西劳累人，既然不抬行李，却抬鹤，这是为什么呢？如果真的非常喜欢鹤，那么赶路时也没空闲玩鹤。既然到了蜀地，那里自然也有鹤，何必带着呢？所以说这是刻意做作。
问伊川与韩持国交好，因为韩持国八十岁了前往拜见他，在颍昌停留很久。韩持国早晚陪他吃饭，对他格外恭敬。有一天，韩持国有一个金药碟，想给伊川祝寿，不敢直接说，托付儿子韩彬叔委婉地表达心意。先生说：“我与令尊是道义之交，所以不远而来，何必用这个呢？”第二天早上就回去了。韩持国对韩彬叔说：“我不敢当面说，正是担心这个。”再三道歉告别。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也不拜谢。韩持国心意诚恳，委曲到这种地步，接受有什么害处？即使不接受，谦逊地谢绝，拒绝本来是由自己决定的。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就离开？难道认为不洁净会玷污人吗？又难道认为离开不迅速，就一定会被玷污而无法脱身吗？大概这不是对待韩持国的态度，让他怎么自处呢？”
问伊川先生：“有人说眼睛害怕尖锐的东西，必须克制治理，房间里也放置很多尖锐的东西，让它熟视，知道一定不能伤人，那么还有什么可害怕的？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眼睛本来害怕尖锐的东西，却让它不害怕，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看尖锐的东西吗？况且房间里有很多尖锐的东西，身体行动不便。比如鼻子本来厌恶臭味，却在房间里放置很多臭东西，让它闻惯了就不害怕，这样可以吗？这与上述情况有什么不同？”
问伊川说：“孤竹君的事，还是召叔齐而立他为君才恰当，怎么样？”回答说：“叔齐逃跑，将做什么呢？去召他，肯来吗？他一定不来，那么将怎么处理呢？”
问伊川说：“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孔子沐浴上朝，请求讨伐他。当时哀公如果能听从他的请求，孔子一定有处置，必须让颜回出使周朝，子路出使晋国，天下的大计可以立刻实现。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暂且不说天子方伯不值得与之商议，请求没有益处。那时孔子已经老了，颜回子路死已经很久了，又派谁呢？这是空谈。”
问伊川说：“同姓相见，应当表达亲近之意，而不可以按年龄长幼行礼拜。因为昭穆辈分高低不可知，怎么样？”回答说：“人相见，一定有揖让；坐立一定有左右先后。如果不按年龄长幼，又不知道昭穆辈分高低，那么谁左谁右，谁先谁后呢？难道就没有揖让坐立了吗？自己就不能通达了。”
问鲁两生说：“现在天下刚平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想兴起礼乐。礼乐所由兴起，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可以兴盛。我不忍心做公所做之事，他的话怎么样？”回答说：“两生不懂礼乐。礼乐没有一件事可以没有，没有一时可以没有。古代的圣人亲身践行礼乐的实质，来教化天下。等到时间久了，礼的作用施行，乐的效验达到，名分确定，风俗淳厚，百姓安泰和乐，乃至鸟兽鱼鳖都如此，这就叫兴盛，不是说百年之后才开始制礼作乐。如果一定要等百年之后才制作，那么汉朝已经越过高、惠、文、景、武而到了昭帝了。到这个时候才谈礼乐吗？那么在此之前，怎么作为君臣？怎么作为上下？怎么朝会？怎么祭祀？可以漫无仪式而苟且为之吗？孔子说：‘王者必须经过一世而后仁。’所谓‘必须经过一世而后仁’，难道是三十年后才修仁政吗？实行仁政久了，积累到一世才开始深入渗透。两生不通达，而说这种迂腐的话，君子本来就不取。”
问伊川说：“夏朝接近古人，人多忠诚，所以崇尚忠；忠的弊端，所以用质来补救；质的弊端，所以用文来补救，是这样吗？”回答说：“文陷入靡丽，用质来补救可以；文怎么补救质？质涉及虚伪，用忠来补救可以；质怎么补救忠？三代崇尚不同，道理既然不是这样，而相互补救的说法，又从而为之辩解。”
问孔子以前多圣人，而后乃无之，何也？曰：有孔子为之断案，故古多圣人。扬雄有云：「伯夷、栁下惠，若无仲尼，则西山之饿夫与东国之黜臣，恶乎闻？」岂惟夷、惠？若无仲尼，则汤、武之心迹难明，恶乎圣？啓箕之异同难定，恶乎仁？不知天下谓之何矣。后世既无孔子，则虽有其人，其孰能识？又孰敢为之断案？夫是以未见有圣人也。且后人未得圣人之道，而好立言，其言一定，更不许人别有商量，乃却不免执着迷圣人广大圎通之旨。有志之士，才説希圣，已即囿于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鲜圣学也。
汤武、夷齐，其趋不一。然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旣不妨称汤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不妨称夷齐，上下四方，各见其是，此圣人之道所以大而通也。若非圣人断之于前，而使后人言之，称汤武必贬夷齐，称夷齐必非汤武，亦见其一隅而已。
伯夷不念旧恶，非徒清也。栁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非徒和也。
人皆以国削为贤者之罪，而孟子以国之得止于削者为贤者之功。非圣贤剂量十分分晓，安能看到这等田地？后人虽当极敝，必要万全，少有不然，便加苛责。故时值其易，庸人髙枕以为功；时值其难，豪杰驰骛而获罪。
扬雄不生新莽之时，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伟乎其儒也已。故金必火而后知其精与不精，刀必割而后知其利与不利。
宋儒穷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所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居之不疑之病，惟明道先生无之。
濂洛闗闽发明圣学，以训后世，厥功伟矣。然洙泗之渊源有在，学者必求溯洙泗之渊源，而参伍以濂洛闗闽之説，则可。若遂以濂洛闗闽为洙泗，而不复知所求焉，则亦不能入圣人之域也。曰：「濂洛闗闽之于洙泗也，不同乎？」曰：「堂序已窥，而广大虚明尚未得；途径不忒，而四通八达则未能。」
道者，天下公共，惟其是而已。茍求诸心而果得，则安敢防吾之心而随人以为疑？茍求诸心而果不得，则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随人以为信？考亭极尊崇伊川，然亦多所不合，必为之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之也。尊崇以理，其为尊崇大矣。故君子于先儒之言，其不可易者，不可妄议；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也。
后儒信道之笃者，无如伊川先生然。每事好硬説硬做，故于圣人融洽处未之能得。康节病革，先生问之，康节云：「你道生姜树上长，我也只须依你。」则其平日硬説硬做可知。学者须学先生庄敬自持，方能有立。然尤须虚心平气体玩圣人融洽处，乃能成学，不可只恁硬説硬做也。
问张子厚：“二十年学个恭而安不成？何如？”曰：“恭而安不生于恭而安，必有所以为恭而安者。只造道成徳到个中和纯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学恭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问伊川之于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义执。晦翁之于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体力行，晦翁语言文字较多。
问朱陆之于圣人之道也，孰为得？曰：圣人之道，如良玉然，既精莹，又温厚。晦翁犹帯石，意着而未融；象山如水晶，虚而不厚。
晦翁求圣人于魄不能得其神
鲁斋之学，圣人也，可与进？何以故？曰：其心虚，其气平，其志逊。
鲁斋之于程朱也，奚若？曰：鲁斋极尊程朱而宗之，然温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説硬做，亦不似晦翁好胜骂人，气味胜焉。
问鲁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为辨之者，究竟何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义也。学者只看个君臣之义，若乖于君臣之义也，则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有。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时金有中原九十有余年矣。以河内则金之南懐州也，以新郑则金之颍川郡属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编氓也。既变为元朝代，又改身不生于宋，君臣之义无属焉。仕元不仕元，非所论也。
敬轩一字一句一步一趋皆确守程朱之辙，固是笃信好学；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复求入孔顔之室，故不能得圣人之大鲜超脱处。曰：“其学之所至何如？”曰：“可与立。”
晦翁真是强学猛进，然自得之味却少，鲜微言。
译问：孔子之前有很多圣人，之后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呢？答：因为有孔子为他们做出评判，所以古代圣人众多。扬雄曾说：“伯夷、柳下惠，如果没有仲尼，那么西山的饿夫和东国被贬的臣子，怎么能被听闻呢？”难道只是伯夷、柳下惠吗？如果没有仲尼，商汤、周武王的心迹难以明了，怎么称得上是圣人？启、箕子的异同难以确定，怎么称得上是仁人？不知道天下人会把他们称作什么了。后世既然没有孔子，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人，谁能识别他们？又有谁敢为他们做出评判？因此就没有见到圣人了。况且后人没有得到圣人的道，却喜欢著书立说，他们的言论一旦确定，就不允许别人再有商量，这反而不免执着于迷误，背离了圣人广大圆通的宗旨。有志之士，才说希望成为圣人，就已经局限于其中而不能超脱。因此天下很少有关于圣人的学问。
商汤、周武王与伯夷、商纣王，他们的趋向并不一致。然而商汤、周武王发动革命，顺应天命而顺从人心，既然不妨称商汤、周武王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呢？也不妨称伯夷、商纣王，上下四方，各自看到自己的正确，这就是圣人之道之所以广大而通达的原因。如果不是圣人在前做出评判，而让后人来说，称赞商汤、周武王必定贬低伯夷、商纣王，称赞伯夷、商纣王必定非议商汤、周武王，这也只是看到了一面罢了。
伯夷不记旧恶，不仅仅是清高。柳下惠不因三公之位改变他的节操，不仅仅是温和。
人们都认为国家削弱是贤者的罪过，而孟子认为国家得以停止削弱的，是贤者的功劳。如果不是圣贤衡量得十分清楚，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后人虽然处于极度衰败之时，却一定要万全，稍有不然，就加以苛责。所以时势容易时，庸人高枕无忧以为有功；时势艰难时，豪杰奔波而获罪。
扬雄不生于新莽之时，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他们的儒者风范真是伟大啊。所以金子必须经过火炼才能知道其精纯与否，刀必须经过切割才能知道其锋利与否。
宋儒探究道理，务求强行探索、用力索求，所以不免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居之不疑的毛病，只有明道先生没有这种毛病。
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阐发圣学，以训诫后世，他们的功绩伟大啊。然而洙泗（孔子讲学之地）的渊源所在，学者必须寻求追溯洙泗的渊源，并参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学说，这样是可以的。如果就把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当作洙泗，而不再知道所求为何，那么也就不能进入圣人的境界了。问：“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与洙泗不同吗？”答：“殿堂的次序已经窥见，但广大虚明尚未得到；途径没有差错，但四通八达则未能做到。”
道，是天下公共的，只求其是而已。如果求之于心而果然得到，那么怎么敢防备自己的心而随人产生怀疑？如果求之于心而果然没有得到，那么又怎么敢欺骗自己的心而随人产生相信？朱熹极其尊崇程颐，然而也有很多不合之处，必定为他阐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他。以理尊崇，这种尊崇就大了。所以君子对于先儒的言论，那些不可更改的，不可妄加议论；那些不能得到的，也不可强从。
后世儒者信道最笃实的，没有超过程颐先生的。他每件事都喜欢硬说硬做，所以在圣人融洽之处未能得到。邵雍病重时，程颐去问他，邵雍说：“你说生姜长在树上，我也只好依你。”那么他平日硬说硬做就可以知道了。学者必须学习程颐庄重恭敬自我持守，才能有所成就。然而尤其需要虚心平和地体会圣人融洽之处，才能成学，不可只是硬说硬做。
问张载：“二十年来学个‘恭而安’却学不成，怎么样？”答：“‘恭而安’不是从‘恭而安’中产生的，必定有所以成为‘恭而安’的原因。只须修道成德达到中和纯粹的境界，自然就能‘恭而安’。如果特地只去学‘恭而安’，再二十年也学不成。”
问：程颐对于程颢，怎么样？答：程颢纯粹温和，程颐义理执着。朱熹对于程颐，怎么样？答：程颐身体力行，朱熹语言文字较多。
问：朱熹、陆九渊对于圣人之道，谁更得法？答：圣人之道，如同良玉一样，既精莹，又温厚。朱熹还带有石气，意念执着而未融化；陆九渊如同水晶，虚空而不厚重。
朱熹求圣人于魄而不能得其神。
许衡的学问，是圣人之道，可以进步吗？为什么？答：他的心虚，他的气平，他的志谦逊。
许衡对于程颐、朱熹，怎么样？答：许衡极其尊崇程颐、朱熹并宗奉他们，然而温厚和平，既不像程颐硬说硬做，也不像朱熹好胜骂人，气味胜过他们。
问：许衡出仕元朝，有非议他的，也有为他辩白的，究竟怎么样？答：出仕是为了践行君臣之义。学者只看君臣之义，如果违背君臣之义，那么就不可以。然而宋朝自从南渡，中原已经不属于它了。先生生于金章宗大安乙巳年，那时金朝拥有中原九十多年了。以河内而言，是金朝的南怀州；以新郑而言，是金朝的颍川郡属。他的父亲祖父本来就是金朝累世的编户百姓。既然变为元朝取代，又改身不生于宋朝，君臣之义无所归属。出仕元朝还是不出仕元朝，不是所论的。
吴澄一字一句一步一趋都确切遵守程颐、朱熹的轨辙，固然是笃信好学；然而登上程颐、朱熹的殿堂而不再寻求进入孔子、颜回的室中，所以不能得到圣人大而超脱之处。问：“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怎么样？”答：“可以立身。”
朱熹真是强学猛进，然而自得的味道却少，鲜有微言。
朱陆相攻，谓何曰：“其所纪録，皆门人鬭胜之过。二公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胜心动气处。”夫学求为己，只当忘人、忘己，虚心以求其是。人茍是，便当从；如其不是，不从而已。吾茍是，便当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见其然，不妨再告，反复而不听，则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争辩为？明道先生谓吴师礼云：“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説，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何等心平气和，不惟受益无尽，亦自能感动人，释其胜心。
问：王通续经，后儒贬之，至比之于僣窃，其然乎？曰：孟子云：“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亦尧而已矣。”续经纵未如经，亦是尊慕圣人，窃比之意。人不学圣人，将奚学也？而安得遂讥为僣？使服桀服，诵桀言，行桀行，谓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纲目以续春秋，将亦谓僣乎？曰：伊川云：“续诗备六代，如晋、宋、魏、齐、周、隋之诗，又何足采？”然欤？曰：变风、变雅，言岂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见时事也。夫茍用以见时事也，则虽晋、宋、魏、齐、周、隋之诗，采之有何不可？
问伊川：“谓王通心迹之判久矣，为乱道是否？”曰：“何为乱道？夫尧之让，哙之让，可谓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可谓异乎？禹、稷、顔子，异地皆然。伯夷、伊尹、栁下惠，道不同而趋一，心迹何尝不判？”
考亭谓王通之学，只识得仁义礼乐有用处，可惜不曽向上透一着，于太极处有欠阙。何如曰：「孔子只説『易有太极』一句，尧舜相传，何曽説太极？孟子亦不曽说太极，岂皆不是学耶？」
程门过贬，王通考亭，还説他好处多。程门过贬，温公考亭，甚敬他。还是考亭是。
邵子超脱，程子不与他言学，他亦不与程言学。
雷从起处起，亦是随口漫应，无甚深奥义理，学者勿致惑焉。
温公甚为二程所不满。此程氏门人抑扬太过之辞，使温公生孔子之世，当亦取之。纵使学有不同，乃何至为二程不满之甚乎？子厚撤去虎皮，亦似门人标榜夫説易，不如二程服之而已。何为乃撤虎皮？学之髙下，固不在虎皮设不设也。恐亦非二先生所乐闻也。由是观之，则记言之误，当亦多矣。
宋儒议论：古今人固皆好善恶恶之心，然却有作好作恶处。爱而知恶，恶而知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荡荡平平，无偏无党，无作好作恶，乃是至公。
本语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本语》>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三
明 髙拱 撰
问伊川云：「学者要不为文字所梏，故文义虽解错，而道理可通行者无害也，然否？」曰：「为文字所梏，固不可强解，亦不可。夫学者将以学圣人也，圣人之书，必须潜心体防，务得精微之旨，然又须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若以解错而道理可通者为无害，则亦只是自家的説话，于圣言何有？」
问考亭云：“理防文字，当如酷吏之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如何？”曰：“酷吏鞫狱，务在苛求，无中生有，深文罗织，安能得人之情？学者穷理，正须虚心平气，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执着，强为贯通，必至牵合，过为分析，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鲜矣。正不可如此也。”
敬轩，真是壁立万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后已。
问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何如？」曰：「但得彷佛，以时展对，亦可，少输人子无穷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只一髭髪不似，已是别人大不便。」何如？」曰：「即无一髭髪不似，岂真吾亲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尔。」古人不以尸祭乎？「尸」明是别人，然乃以当吾亲也，而况亲之影有得其彷佛者耶？
考亭因人求墓铭，曰：“人既死后，又要这个物事作甚？其人为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须要恁地写出？此亦难説。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虚说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写。”《▯曰：“显▯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后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动容歴履，笔之书而时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亲之意。”
译朱熹与陆九渊互相攻讦，何氏说：“他们所记载的，都是门人争强好胜的过错。两位先生并非如此，但也难免各自有争胜动气之处。”做学问是为了修养自身，只应当忘掉他人、忘掉自己，虚心以求真理。别人如果是对的，就应当遵从；如果不对，不遵从罢了。我如果是对的，就应当坚守；如果不对，改正罢了。如果我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确实看清了是这样，不妨再次告知，反复劝告而不听，就暂且放下，等待他自我醒悟就可以了。何必争辩呢？明道先生对吴师礼说：“替我全部转达给王安石，我也未敢自以为是。如果有说法，愿意反复讨论。”这是天下的公理，没有你我之分。果真能够明辨，如果对王安石没有益处，就一定对我有益处。何等心平气和，不仅受益无穷，也能感动人，消除他的争胜之心。
问：王通续写经典，后世儒者贬低他，甚至把他比作僭越窃取，是这样吗？回答说：孟子说：“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做尧的事，这就是尧罢了。”续写经典即使不如原经，也是尊崇仰慕圣人，自比于圣人的意思。人不学习圣人，将学习什么呢？怎么就能讥讽为僭越呢？如果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做桀的事，能说不是桀吗？而朱熹作《通鉴纲目》来续写《春秋》，难道也会说是僭越吗？回答说：伊川先生说：“续《诗》要完备六代的诗，像晋、宋、魏、齐、周、隋的诗，又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呢？”是这样吗？回答说：变风、变雅，言辞难道都是好的，但孔子收录它们，是用来反映时事的。如果用来反映时事，那么即使是晋、宋、魏、齐、周、隋的诗，采录它们有什么不可以呢？
问伊川：“说王通心迹分裂已久，是扰乱正道吗？”回答说：“什么是扰乱正道？尧的禅让，哙的禅让，可以说相同吗？微子的离开，箕子的为奴，比干的死，可以说不同吗？禹、稷、颜回，身处不同地方却表现一致。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趋向一致，心迹何尝没有分裂？”
考亭说王通的学问，只认识到仁义礼乐有用，可惜没有向上再透进一步，在太极处有欠缺。何氏说：“孔子只说‘易有太极’一句，尧舜相传，何曾说过太极？孟子也没有说过太极，难道都不是学问吗？”
程门过分贬低，王通考亭，还是说他好处多。程门过分贬低，温公考亭，非常尊敬他。还是考亭对。
邵雍超脱，程子不与他谈论学问，他也不与程子谈论学问。
雷从起处起，也是随口漫应，没有什么深奥的义理，学者不要因此迷惑。
司马光非常不被二程满意。这是程氏门人抑扬过分的言辞，如果司马光生在孔子时代，应当也会被孔子取用。即使学问有不同，怎么至于被二程如此不满意呢？子厚撤去虎皮，也像是门人标榜《说易》，不如二程信服它罢了。为什么要撤去虎皮？学问的高低，本来就不在于设不设虎皮。恐怕也不是二先生所乐意听到的。由此看来，那么记载言语的错误，应当也很多了。
宋儒议论：古今人固然都有好善恶恶的心，但却有作好作恶的地方。爱而知道恶，恶而知道美，不因为言语而举荐人，不因为人而废弃言语，荡荡平平，无偏无党，无作好作恶，这才是至公。
本语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学之属,本语》>
钦定四库全书
本语卷三
明 高拱 撰
问伊川说：“学者要不被文字所束缚，所以文义即使解释错了，而道理可以通行的无害，是这样吗？”回答说：“被文字所束缚，固然不可强解，也不可。学者是为了学习圣人，圣人的书，必须潜心体会，务必得到精微的旨意，但又须得其言外之意，才可以遵循它进入大道。如果以解释错了而道理可以通为无害，那就只是自家的说话，对圣人的言语有什么益处呢？”
问考亭说：“理解文字，应当像酷吏治狱一样，直是推勘到底，如何？”回答说：“酷吏审案，务在苛求，无中生有，深文罗织，怎么能得到人的实情？学者穷究道理，正须虚心平气，以得到精微的旨意。如果有意深求，定然执着，强为贯通，必至牵强附会，过分分析，不免破碎，得到其理的很少了。正不可如此。”
敬轩，真是壁立万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后已。
问伊川说：“人不可用影祭，如何？”回答说：“只要得到仿佛，按时展对，也可以，稍微输给子女无穷的思念，有什么不可以？”回答说：“伊川说：‘只一胡须头发不像，已经是别人大不便。’如何？”回答说：“即使无一胡须头发不像，难道真是我的亲人吗？也是用来寄托子女的心罢了。”古人不用尸体祭祀吗？“尸”明明是别人，然而却当作我的亲人，何况亲人的影子有得到仿佛的呢？
考亭因人求墓铭，说：“人既死后，又要这个物事作甚？其人为善，也是本分事，又何必须要这样写出？这也难说。孝子的心，固然有不容已的，只不虚说就可以了。如果本有善，也不可不说。”《传》说：“显扬先祖，所以崇尚孝道；明示后世，是教化。况且以生平情性、动容履历，笔之书而时接目焉，也自然是孝子不死其亲的意思。”